理性的力量----用科学的精神感触世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04 07: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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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古哥古点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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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力量----用科学的精神感触世界

理性的力量----用科学的精神感触世界试读:

作者简介

古哥古点,科普知识传播人。计算机并数学专业出身,笃信好学,爱好广泛。有小聪明,少大情商。热爱科学,爱其自由,爱其深邃,更爱其文明播传之功业。愿尽毕生之力传播科学的“火种",用理性的力量感知身边每一个人。序

2016 年,我在网上开始运营个人音频科普自媒体。记得那时我如饥似渴地收听同行的节目,希望能取长补短。从那时候开始,我注意到了《古哥古点》这个节目。他的节目口号很打动我——独立思考是突破颜值文化的唯一出路。说实话,我看到这句口号,便对节目主播古哥瞬间产生了亲近感,因为我觉得自己“颜值”很低。现在,有一个同样自认为低颜值的同行大声告诉我:“兄弟,独立思考比颜值更重要。”这能不让我瞬间产生亲近感吗?此后,我就开始追着古哥的节目收听。

我是真心佩服古哥,他的节目涉猎之广,已经让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了,一个人怎么可能在这么多领域都具有深度了解呢?我自己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事情,古哥却做到了。打开《理性的力量》这本书的目录,你会发现,这本书包罗万象,从生物到数学、物理,再到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法律、艺术等,无所不包。但是,你们不知道,这本书中的内容,只是他庞大的知识体系中极少的一部分。如果你跟我一样,听了三年《古哥古点》的节目,就知道我所言非虚了。

说实话,我很少给别人的书写序(这应该是第二本)。因为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写“友情序”,即仅仅因为私人关系好,或者受中间人所托,在不了解书籍内容的情况下就写序。若我愿意为其作序,就表示我对书里的内容是熟悉的,而且真心认为作者写得好。

古哥的科普文章写得非常有自己的特色。首先,他的文笔极为流畅,阅读体验非常好;其次,因为古哥的知识底蕴极好,而且知识层次丰富,所以经常能看到他把不同的学科知识融会贯通、旁征博引;最后,在古哥的字目行间中,还透着一股浓浓的情怀。我能从中读出他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和人文关怀。所以,听古哥的节目,让我常有一种与他惺惺相惜的感觉。

古哥的所有文章,无论是自然科学类的,还是非自然科学类的,实际上都有一个共通点,正如本书的书名所揭示的,古哥希望将“理性的力量”传递给所有的读者。巧合的是,科学声音联盟每年都会举办“理性的力量”演讲会,而这个名称恰恰就是我取的。这充分验证了我和古哥的惺惺相惜。

虽然我和古哥都相信理性的力量,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认为感性没有力量。理性有力量,感性也同样是有力量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理性或者完全感性的,每个人都是感性和理性的综合体,无非就是信条偏左还是偏右的问题。从我的生活经验来看,这个社会上,理性的人和感性的人都能获得成功,但是理性的人酿成的悲剧会更少一些。

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从古哥的这本书中汲取到理性的力量。汪诘2019年07月26日

自序

《理性的力量》这本书,是我的自媒体节目《古哥古点》部分内容的结集,安排上既没有明显的线索,也没有特别的意图。当初是随性撰写,后来是随性整理,只是依照主题做了归类,如此而已。

最初的内容凭借兴趣选与作,这或是缘于我内心长久的一个思考习惯,即不只是接受结论,还想还原创作者完整的头脑过程,从灵感肇始到挫折、到探索、到成功抑或是并不逊色的失败。我并不想为自己的这个思考习惯赋予特殊意义,其实就是觉得有趣罢了,有趣所以就更习惯。但渐渐地,我终于能够对这个思考习惯做出一个心理层面的动机解释——“除魅”。我是一个乐于除魅的人,虽然此前对此并不自知。“理性”这个词,现在已被运用到了一种非理性的程度,甚至已成为“至上性”概念之一。所谓至上性,就是正当性的绝对化。从好的角度理解,至上性是所有人对更好生活的向往,体现出对丑恶与愚昧的歼灭欲望,或是对自我价值的高度期许;然而,它本质上却是非理性的,是对复杂估计的不足,是对第一视角不成比例的放大,是对有限意识的故意纵容。一句话,它是“兴魅”而非“除魅”的。“兴魅”是力量集结的必然,也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无法绕开的情绪元素,但它的反面之刃屡屡舔舐着牺牲之血祭,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的“除魅”觉醒之旅,是从阅读人物传记开始的,然而却不可尽数说与外人。可以讲明的是,对于理性,尽管有着无数的定义,我却渐渐体悟出一个有趣的解释:理性就是“除魅”,就是改变中心。

改变中心,成为我在阅读以致后来尝试撰写科普故事时,屡屡闪现于脑海中的关键词。从人们熟知的地心、日心之争,到《自私的基因》中惊人的进化中心切换,人类只是基因为了生存而开发出的肉体机器;从富勒和萨伯的经典法律名著《洞穴奇案》中十四位大法官让人瞠目结舌的多视点论战,再到科里尼的论文集《解读与过度解读》提出的文本中心观、作者中心观和读者中心观的精湛论述。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角落,改变中心带来的思索体验,始终冲击着我大脑中的“杏仁核”,使我震撼而又略带恐惧。

谨举一例。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常见解释是传统三段论:启蒙时代带来理性的阳光,开启的民智点燃革命的引线,躁动后的人们又渐渐在反思中构建出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然而,把18世纪中期至末期的生活画卷摊开在面前时,你才愕然发现,影响当时巴黎普通人生活的根本不是卢梭、狄德罗或伏尔泰,也不是什么启蒙哲学,而是搞笑的科学热潮。在那时,震撼人心的不是革命思想和科学精神,而是毫不相干的各种黑科技,如登萍渡水的神力鞋、地下穿行术,或是流行在整个法国乡间的催眠术。在大革命前夕,最吸睛的事件是热气球的上天和从智利地区捉住的双尾怪兽。很难理解,旧制度下这样的奇特氛围,居然在不久之后能够酝酿出动曜人类历史的大事件。我并不打算把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种种新解释或观点补充出来,只是想说,当你把观察中心从19世纪、20世纪真实地移动到大革命爆发所在的18世纪时,也许就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反直觉触动。其实,后者才更符合直觉,只是当人们需要解释现代性时,如此迫切地塑造出了某些不对称的设定。这些设定让大革命更具天启般的魅力,因此是兴魅的,可理性需要的是“除魅”。

当描述上述巴黎人生活中的那些可笑的事件时,或许很多人会很轻易地加上一个标签:伪科学。这又是在无意中为自我的高度“兴魅”。在那个年代,人们对于科学的认知远不如今天般成熟,那些被视为虚假的“把戏”,除了有一些的确是在骗人外,其实有为数众多的案例是当时正认真进行的科学实践。比如,那个年代风靡一时的动物磁力学认为,既然矿物能产生磁场,生物为什么不可以?这难道不是一种原始的希望,对观点中心进行切换的努力吗?可是,当这种医疗理论成为巴黎城中显贵们治病的时尚时,它却因“兴魅”而丧失了再被正确判断的可能。总之,看罢这段历史就能明白,科学和伪科学总是同时而来的,它绝不是白马骑士斩杀黑衣恶魔的演绎。真实的情况是,当白衣骑士变得魅力四射时,所有的人都懂得要穿上白衣并跨上一匹白色的骏马才能行走天下。

分辨不可能轻易地完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理性是什么?理性就是慢一点儿,看仔细,更重要的是,不要认为有什么注定是中心。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道: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还要高大些。诚哉斯言,雨果懂得“除魅”就是一种力量,这是理性的力量。

生命是什么

圣三一学院,很多人一定听说过它的名字。所谓“三一”,是指“三位一体”,这是基督教长久以来争执不休的核心话题,也是众多教派分支产生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词代表着早期人类对世界本源的思索。

世界范围内的“三一学院”并非只有一座。1943年,一个叫埃尔温·薛定谔的年轻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中来到了爱尔兰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在这里,他进行了一次系列演讲。此前,埃尔温·薛定谔不仅推导出了量子力学波动方程,提出了“生死叠加状态的猫”,而且获得了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但这一次在都柏林,他的系列演讲却和量子力学无关,而是要探讨生命的起源。

此次演讲的内容后来被集结成书——《生命是什么》。一个叫作詹姆斯·沃森的年轻人看了这本书后深受启发,决定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1962年,他和同伴弗朗西斯·克里克提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遗传物质的信息基础——DNA。埃尔温·薛定谔因准确预言了生命遗传的秘密而名声大噪,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在谈及生命现象时,都喜欢引用该书的名字作为章节标题或者引言。“生命是什么”,从此成了一个永恒的关键词,而它也将作为本章的主题线索,串联起若干有关生命的理性话题。

1.进化论的进化

在遗传奥秘的发现过程中,最根本性的突破来自进化思想。只有认识到了进化的存在,人们才有了用遗传信息去解释物种演化规律的可能。进化论是人类最不可思议的思想创造,它用如此质朴的原理却能回答最为深刻的命题。然而就像其他的人类智慧成果一样,进化论并非凭空而来,达尔文的脚下同样是巨人的肩膀。

实际上,我们已无法追溯达尔文当年的思考历程,或精准地还原出所有影响过他的学说或理论。但是,仍有一个源头是较为可信的,同时也是鲜为人知的,即经济学著作《国富论》带来的启发。

英国在整个人类文明向现代化跃迁的过程中,做出过奠基性的贡献,其杰出人物灿若群星,查尔斯·达尔文和亚当·斯密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开创的不仅仅是一门新学科,更是一种伟大的世界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看似分属于生物学和经济学两门截然不同的学科,但二者之间其实也有着进化传承的关系。

进化论的起源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小城什罗普郡。1825年10月,16岁的达尔文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然而,他对医学丝毫不感兴趣,但在概论课上,却接触和学习到了当时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包括怀疑主义大师大卫·休谟、人口理论创始者托马斯·马尔萨斯、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及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等大师的著作。自此,达尔文开始对自然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十多年后,他结束了在“小猎犬”号上为期5年的环球航行,回到英国。他重读了上述著作,并依据自己在旅途中的观察和见闻,构建出了震撼世界的进化思想,最终于1859年撰写出《物种起源》这部不朽的作品。《物种起源》也是有起源的,进化论同样是进化出来的。被称为“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的卡尔·弗腊斯在植物研究中已经提出“物种永恒不变的信念”可能是错误的;法国博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帮助人们认识到“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变异是根据自然规律而非神的干涉所发生的”……在上述众多的奠基性工作中,最应强调亚当·斯密的贡献。尽管达尔文并没有直接引用亚当·斯密的任何观点或论述,但从思想来源上分析,自然选择理论最初的观点应该就是从亚当·斯密的观点中获得的。在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里,一种生发于无形却能自发至有序的经济力量叫作“看不见的手”,而当达尔文把这只“手”的概念类推到生物世界时,就幻化成了同样无形的自然选择机制。

1861年9月18日,达尔文在给亨利·福赛特的信中写道:“30多年前,很多人都在谈论着地质学家只应该观察而无须做理论……很奇怪的是,人们竟没有看到,所有的观测结果,只有在支持或反对某种观点时才有意义!”这段话,后来被达尔文总结成为一条格言:所有的科学论述,在反对或支持某种观点时才有意义。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便是如此,其反对的观点来自1802年威廉·佩里的名著《自然神学或大自然表现出的神性存在的证据》。这是一部当时流行的神创世界论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此类思想的巅峰之作。它详尽细致地描述了种种奇妙的自然现象,显示出自然界的复杂,并由此得出似乎无可置疑的结论:如此精致的世界,除非是由一个人创造和设计的,否则根本无法呈现在我们面前。简言之,自然现象的复杂性正是神性存在的证明。这本书的文笔是如此之好,以至于达尔文浏览了多遍并称赞道:“我想我很难再如此地仰慕一本书了。以前的我一定会由衷地这么说。”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定语“以前的”,它指的当然是《物种起源》的思想萌生之前,而在那之后,达尔文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再复杂的现象也完全可以从简单的起源进化而来。

如果说达尔文是在和威廉·佩里争论,那威廉·佩里又在反对谁呢?他反对的对象当中,很重要的一位就是亚当·斯密。威廉·佩里在描述物种生殖时,以家雀为例,写下了这段话:“雄雀和雌雀共处时并不是为了物种繁衍,而仅仅是遵从自己身体感觉的指引。可结果却完全符合一个智者的考虑。这样的安排既满足了未来世界的需要,又让家雀得以享受。这些结果是如何出现的呢?动物会这么做,我们称之为本能。本能不是动物对行为结果有什么主观设想,它们仅仅是为了追求个体的满足。这一切难道不能证明,真正的未来不在动物手里,而是在造物主的手里吗?”

威廉·佩里希望通过这段话向读者证明,自然界的确有幕后操纵的“手”,那就是“神的手”。尽管可以肯定,威廉·佩里写下这些内容时,并非针对亚当·斯密。但有趣的是,当把这段话和亚当·斯密的另一段话并列一处时,我们越看就越会觉得,它是针对“看不见的手”的反驳。亚当·斯密这样说:“每个人都力图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最大价值。一般说来,他既不追求增进公共福利,更不知道具体能够增进多少。他追求的仅仅是一己之安全或私利。但是当他这样做时,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人们实现另外一种目标,尽管该目标并非其本意。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不知不觉地提高了社会效益,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这么做时来得更好。”

上述这段话和前面家雀的例子在说同一个现象,但两种解释却完全不同。亚当·斯密坚定地认为,这只“手”不属于任何人,它就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这也可以被说为自然选择在经济活动中的版本。《国富论》的诞生

达尔文反对威廉·佩里,威廉·佩里反对亚当·斯密,那么亚当·斯密又在反对谁?他反对的其实是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在19世纪之前,西方世界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核心内涵体现为两点:其一,财富就是国家储备的金银;其二,国家间的竞争是零和博弈。所以必须严格管理经济系统,增加本国金银收入,抑制财富向他国流动。

这样的经济认识一直延续到近代之前。随着大航海运动的兴起和海外殖民活动的开展,重商主义在形式上有了新的变化,发展为国家重商主义,但其实质并未改变。为了应对竞争,各国政府都在自上而下地对经济进行管制,严格限制贸易,提高关税,强行垄断,增加出口,抑制进口,控制行会,夺取殖民地,抢夺金银和贵金属。所有强而有力的干涉措施,最终的目的都是实现所谓的“有利于本国的贸易平衡”。

从本质上来说,国家重商主义就是把经济系统当作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可设计的结构,所以对其管理也须自上而下地推进。但颠覆这一认识的,正是亚当·斯密。准确地说,亚当·斯密其实并不是一位经济学家,至少一开始不是,他主要是一位哲学家,研究政治经济学。他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主要教授伦理和雄辩。1759年,他的第一部轰动性著作《道德情操论》问世,这部著作主要研究人们的道德和伦理行为,而不是经济学问题。或许正因为这样,亚当·斯密才得以跳脱当时经济学主流思想的束缚,从而提出全新的理论。有趣的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讨论的是人的利他性,而在《国富论》中研究的却是人的利己性,这构成了一体的两面,因为其本人就是一个有着两面性的人。近代经济学界不少人曾经高呼“回到斯密”的口号。如果要想“回到斯密”,人们不仅应该回顾《国富论》,更应该重新阅读《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论》发表之后,亚当·斯密在欧洲大陆游历三年多,增长了更多知识和见闻,对经济运行的规律也有了更加深刻认识。再经过六年写作,三年修改,1776年伟大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终于问世。在书中,亚当·斯密从道德和实践两个方面彻底驳斥了重商主义的观点,认为重商主义既无用也无德。从道德而言,“禁止人民去生产他们所能够制造的全部物品,禁止人民按照自己的判断,把自己的资产和劳动投入自己愿意的最有价值的用途上,显然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在国家管理制度下,“凡是法律试图控制工人工资的时候,工资总是宁低勿高”。约翰·科特曼(John Sell Cotman)1806年画作“诺里奇市场”(Norwich Market Place)反映出当时欧洲市场交易的场景。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出人人都有天然的贸易属性(truck and barter)

亚当·斯密指出,国家的财富并不是国库中躺着的金子和银子,而是全体国民所拥有的各种形式的物品总和,土地、房屋、各式消费品,都是它的组成部分。重商主义看似在保护自己的国家,实际上只是在照顾那些生产者,而完全牺牲了作为消费者的大部分国民的权益。明明从法国可以买到价格低、品种好的葡萄酒,英国政府却弃之不用,非要在严寒的苏格兰自己种植葡萄,导致酒价翻了30倍,又强迫消费者接受,这等于削减了国家总财富。

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有名的推论。对一个家庭来说,如果他们买东西时善于比较和挑选,总能买到那些物美价廉的商品,人们就会说这个家庭很精明。而相似的情况推而广之到了国家层面,怎么就变成了蠢行呢?这显然是一种谬误。家庭怎么做,国家就应该怎么做。如果国外的商品更加便宜,就应该去购买,而不是加以限制后自行生产。《国富论》的观点与重商主义的观点截然相反。财富不是你有我无、相互夺取的,只要不去限制,财富是可以依托于个人意愿充分增长的。国家间不应该设立任何的管制措施,而应该让每个人自由地根据特长和意愿从事自己希望做的事情,那么国家和国民的财富就都可以最大化。从深刻的层面来讲,亚当·斯密颠覆的,其实是前面提及的经济系统,即人设计出来的一个基本系统观。经济不是自上而下设计出的一个系统,而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一个天然体系。生产者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消费者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这种以自发演化理念建立的非设计观念,真正切中了经济系统的本质,所以它一经提出就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经典经济学主张自由个体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通过竞争与淘汰,实现着体系扩张与演变。经过如此一番解释,进化论难道不正是《国富论》在自然界中的等价形式吗?亚当·斯密雕像

相似的成功

除了思想上的连接,达尔文和亚当·斯密还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经过数年的艰苦游历,才获得了洞察世界的本领;都因拥有了挚爱的支持,才得以取得辉煌的成就。

对于达尔文来说,这位挚爱是自己的妻子。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不希望达尔文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妻子,她又希望自己的丈夫是对的。她无法开口劝说丈夫,只好写信,哪怕他就在自己的身边。最后,看到意志坚定的达尔文不改初衷,这位温柔而智慧的女性对女儿说出了一句让人感动莫名的话:“你的爸爸不相信上帝,但是上帝相信他。”

对于亚当·斯密来说,这位挚爱是好友大卫·休谟。两人不管相隔多远,都会保持通信。亚当·斯密曾因为身体越来越差,指定大卫·休谟为自己遗稿的管理人。可没有想到的是,大卫·休谟却走在了他的前面。大卫·休谟在遗嘱中,又反过来指定亚当·斯密为他的遗稿管理人。相互托付是他们深切友谊的最好证明。

2.基因和机器

自进化论问世以来,争议从未停止过。进化论本身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时至今日,生物学界所论述的进化,已不同于达尔文时代了。[1]()在所有的争议中,有一个颇具禅意的谜题最为关键和有趣——进化的中心到底是什么?进化到底是体现在个体上还是群体上,抑或是作用在基因上?

在科技史上的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中,哥白尼最后战胜了托勒密。但是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他的《大设计》一书中却提到,地心说和日心说本无所谓对错,这只是一个运动描述参考系的选择问题。无论以地球为中心还是以太阳为中心,都能得到一套正确、完整的计算天体运行规律的模型,只不过日心模型要简洁得多。这样的“中心”地位之争,并不仅仅出现在天文学中,它也同样出现在生物学的发展进程中。1762年狄德罗《百科全书》中的制钉行业插图。斯密在《国富论》中用铁钉制作来说明行业分工的意义冷冻暂停的生命进程

叛变的机器人

讲一个科幻小故事。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突然宣布能够提供一种冷冻服务,将一个人装在生命罐中以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冷冻起来,两百年后,冷冻人可以结束封冻,逐渐苏醒恢复神志。对于许多罹患绝症或希望长生不老的人来说,肯定有意愿购买此项服务。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两百年中暂停生命进程,等到重生之时,说不定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已经可以彻底解决疾病与衰老的难题。

假设你愿意购买此项服务,那么会产生一个顾虑:人在冷冻期间,外界需要持续不断地供电以维持低温,那么谁来保障电力供应得万无一失呢?万一公司为了节省成本用了不靠谱的临时工呢?万一你的护工看你不顺眼,偷偷拔了插销呢?万一发生战争、地震之类的突发事件呢……为了打消客户疑虑,该公司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用绝对听话的机器人维护生命罐。一个生命罐配备一个专门看护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被输入了特定程序,会忠实地履行照顾各自主人的职责。机器人的设计寿命是三百年,完全可以满足两百年的保障需求。

有了这么贴心的设计,许多人开始放心地购买此项服务,客户数不断增加。其他公司看到这个业务如此抢手,也纷纷加入其中,市场竞争出现了。为了抢夺市场份额、争取客户,各公司都强化了各自推出的机器人性能。有的公司悄悄为自己的机器人植入了侵略性程序,在能源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袭击其他公司的机器人,抢夺它们负责照看的生命罐的电源;还有些公司设计出了智能型机器人,可以根据具体环境趋利避害,躲避那些攻击性机器人的偷袭。此外,还有能进行团队合作的组合机器人,它们通过沟通建立组织,共同抵御侵略性机器人的袭击。总之,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市面上的机器人无论在体力还是智力方面,都变得越来越强大。

竞争压力让一些智能机器人逐渐进化出一种合作策略,那就是可以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通过相互间的电量调剂来共渡难关,即剩余电力多的机器人打开能量接口向剩余电力少的机器人供电,以增加整个机器人群组生存的总体概率,从而也更有利于机器人自身的生存。但这样的做法却使机器人陷入了一个道德困境:它为了自身安全而严重危害到机器人主人的存活。生命罐的能量会在输电过程中减少,这是原始照顾程序绝不允许的。那么机器人在此时应该何去何从?是优先保障自身还是自己的主人?如果你是该项服务的购买客户,当然会毫不犹豫地说:“必须先照顾我,让我活下去!这还用问吗?”但如[2]果你是那个机器人呢?你的答案又会是什么?()

有人可能会说,这不过是个科幻故事,我怎么会成为机器人呢?可事实上,以某些生物学家的观点看来,此时此刻正在阅读故事的你,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机器人,而那个生命罐中的主人,就是你身体里的基因。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与大多数人的观点不同。关于这个争议,一切要从我们脑海中的进化故事说起。

物种进化中心说

原始地球上的物理条件非常极端,各类化学小分子不断地产生和分解。在某种机缘巧合的情况下,一些复杂的化学大分子产生了。[3]()化学大分子们如同中了头彩,恰好组合出某种具有可复制性的不可思议的精妙结构,其复制机理或许类似于现在的RNA分子。在这一可复制结构的基础上,膜组织的偶然出现造就了最原始的单细胞生命。单细胞生命通过不断地复制、组合,进化为多细胞生物。此后,通过千万代的繁殖、遗传和变异,在自然选择作用下出现了越来越多样、越来越高级、越来越复杂的生物,直到人类的登场。

这种认知的核心观点是:物种都是逐步进化而来的,基因是人和其他物种延续后代、实现进化的手段。即物种是世界的主角,基因只是物种内部的组成成分,这就是物种进化中心说。

物种进化中心说非常自然且直观,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形形色色的物种。人类文明出现以来,人们尝试回答的都是“人从哪里来?生命从哪里来?我们和其他物种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共同之处,在于把现存世界上的各物种当作不同要素,希望理清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好比天文学家追问天体间有什么关系,或化学家追问各种化学元素间是什么关系一样自然。

牛顿揭示出天体运行依靠的是万有引力,门捷列夫替人们排列出元素周期表,但更加石破天惊的,还是达尔文告诉我们的事实:所有的物种都来自进化。这意味着,所有的物种都有共同的祖先,它们的相互关系不是独立的。就像天体,它们也不是排列的元素,而是长相各异的兄弟。

基因进化中心说

然而,当著名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阅读这个故事时,突然意识到一个关键点:所有的物种历经无数的生育和死亡,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延续后代吗?鸡生蛋和蛋生鸡构成了一个循环,所以才好像无穷无尽,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认为蛋是鸡繁衍自己的工具呢?这个循环为什么不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读:鸡是蛋延续自己的工具。理查德·道金斯并不是第一个如此设想的人,塞缪尔·巴特勒在1878年出版的《生命与习惯》一书中就说过:“母鸡不过是一个鸡蛋制造另一个鸡蛋的方式。”所以,整个故事的角色关系突然出现了180°的翻转,从“基因是人复制人的工具”,变为“人是基因复制基因的工具”。

一旦这个思路打开,再去看“人利用基因实现自我复制”的这种观点,的确发觉有问题。其实,人类无法完全复制自己。因为有性繁殖的存在,我们的孩子只有一半的信息来自自己,而到了孙辈只剩下四分之一,依次递减。若是到了第六代,原始基因的恩泽就只剩下区区1/64了,基本可以被忽略掉。这就像基思·斯坦诺维奇所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征服者威廉的直系后裔,但是她身上恐怕没有一个基因来自几百年前的老国王。”

现在可以来讲述地球上的进化故事之理查德·道金斯版本。同样是开始于地球原始汤,在古地球物理环境中产生了某种稳定结构的分子,它具有类似RNA的自我复制性,我们不妨称之为复制子。早期复制子在拷贝时会出现大量差错,众多的变异开始出现,有些逐渐进化为在精确复制自身的同时又能保持较为稳定的变体。随着复制子的数量越来越多,原始汤中的复制材料开始变得紧缺。老实巴交的复制子将越来越难以生存,而某些掠夺性分子通过破坏别的复制子来获取复制材料,进而拷贝自身得以存活,这可以被理解为最早的捕食生命。稍后,总是被捕食的复制子进化出了膜结构,以保护自身免遭破坏,这标志着原始细胞的出现。而这个原始生命,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为基因提供防御能力的机器。

在接下来的漫长过程中,基因为延续自身生存而开发出的机器越来越复杂,从单细胞机器变成多细胞机器;从低级生物机器变成高级生物机器;从普通机器变成一种叫作“人”的智慧机器。不管这些生命机器多么千姿百态,其本质上全都是装载基因主人的容器,为主人而搏杀,为主人而工作,为主人而交配,并在主人的生命得到延续后被弃之不理。这就是大部分高级物种的平均寿命都仅仅略高于其最长生育年龄的原因。基因在不断复制中得到了永生,各类物种体内的一串串遗传密码才是真正生生不息的兄弟,物种不过是这些兄弟争夺市场时研发出来的琳琅满目的商品。基因的强大创造性,让它们无须面对残酷的自然环境,只需躲在舒适的躯壳内,便可遥控一切。从这个层面来看,你还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机器人吗?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其实是进化过程中被人们争论的一个有趣命题形式

如果觉得上述说法太过颠覆,可以来看另一个例子。人体内有大量的垃圾DNA。所谓垃圾DNA,就是占据了DNA链中的位置却没有明显遗传作用的DNA序列。为什么会存在这些无效用的基因信息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搞不明白这个问题。其实从基因中心论来看,答案就很明显了。基因的唯一目标是使自身的复制和生存最大化。发明生存机器是一种手段,但如果能以更低成本的方式完成复制,又何必要去开发物种机器呢?因此,所谓垃圾DNA不过是搭便车的一些基因寄生者,它们利用别的生存机器复制自己,却不须要负担任何的制造成本,这就难怪看起来它们没有任何的遗传功能了。

基因利益和生存机器利益大部分时间是相同的,但是也有不一致的情况。雄孔雀的尾巴就是最有名的例子。一条又长又大的绚丽尾巴,无论是从运动、捕食,还是其他角度来看,都是雄孔雀躯体多余的负担,唯一有利的是,它有助于得到雌孔雀的偏爱,提高获得交配权的概率,而这正是雄孔雀的基因想要的。

当基因利益和生存机器利益冲突时,毫无疑问,基因肯定会要求生存机器忘掉自我优先照顾主人。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雄性螳螂生育后会被雌性螳螂吃掉,母体会牺牲自身照顾幼儿,等等。但是当这种考验摆在了人类这种高级机器面前时,情况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机器好像有了私心,因为人类与其他物种不同,他们是一种弱约束下的生存机器。什么是弱约束呢?不妨以登陆火星的漫游车为例,加以说明。

在地球上开车或使用机械,大多是由控制者直接操纵,控制指令和动作之间的对应是即时性的,也是明确的。这叫作强约束系统。但是,若在火星上投放一辆漫步车,由于长达8分钟的指令时延,和着陆过程本身的瞬息万变,所以必须让着陆器自主控制,人们只能提供一个基本目标和大概的行动规范,如要安全着陆、先打开降落伞、保持平稳、速度不要太快等,至于具体的动作指令,就只能交给漫步车自行管理了。这叫作弱约束系统。

弱约束通俗来讲就是主体或代理机器应对复杂局面时,一种必然的策略选择。具体的生存环境如此复杂,高级生命机器的控制程序必须灵活自主,不可能像强约束系统那样准确地授受刚性指令。例如:2016年5月20日下午5点20分,在莫斯科餐厅进餐。万一餐厅关门呢?万一堵车延误了呢?所以灵活的控制方式应该是软性的:预计在某时刻到某处吃饭,有变动随时处置。

弱约束的自由度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隐患,那就是代理机器一旦有了自主意识,就有可能反过来违抗主体的命令。人类正是在自然进化过程中,产生的第一款开始对抗基因主人的生存机器。如今,人类想要反客为主,打算用转基因技术颠倒生存机器与基因的主客位置。或许,这就是这么多人担忧或反对转基因的一个可能原因吧。因为如果接受转基因的这个决策,就会违背多数人大脑当中被基因主人植入的基因优先程序。

我们究竟是基因的生存机器,还是基因是我们的繁衍工具,这个问题就像地心说和日心说一样,是一体的两面。然而,这种逆向思考的方式是值得推崇的。还记得郭德纲相声里的一句台词:“泰坦尼克的沉没,对于人类来说是灾难,但对于厨房里的活龙虾来说,不就是生命的奇迹吗?”

3.最古老的绳结理论

埃尔温·薛定谔并不是生物学家,他的演讲“生命是什么”,从纯粹的数理观念出发,对遗传信息的存在做出了惊人预言。尽管当时与DNA的发现还有遥不可及的距离,但关于负熵的构想仍帮助埃尔温·薛定谔取得了思想冒险的成功。不得不说,无论是在DNA被发现之前还是之后,这一领域研究的主题更像是一场数学游戏。现在就让我们从一个数列填空游戏开始,进入下面的故事。

请根据下方数列前几项寻找规律,猜测后面的数列。

0,0,1,1,2,3,7,21,49,…

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列呢?我们先把疑问放在这儿,稍后再来揭晓。现在先回到1867年的苏格兰。

此时,在古老的格拉斯哥大学的一间教室中,一个人正在来回踱步,动作沉寂而舒缓,表情专注,他的脚步声清晰地回荡在宽大的房间中。这个看起来正在思考问题的中年人叫作威廉·汤姆森,他因在铺设跨大西洋的电缆线工程中做出了杰出贡献,而被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加封为骑士。因此,他此刻正式的抬头应该是“Sir”。“Sir”并不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位阶,25年后,“Sir”会被更尊贵的“Lord”替换,因为在1892年的英国议会上,他又被晋封为勋爵。这意味着,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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