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强恩
出版社：远方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五四运动.第一卷试读：
和平会议不和平
1918年11月，和平的号角终于吹响，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然而，如果你看到1919年法国凡尔赛宫的情景，就会知道，“战争”并没有结束。
巴黎的1月，一如既往的寒冷。此刻，27个战胜国正在此地召开“和平会议”，然而和平会议并不和平，从一开始似乎就受这天气的影响，在对德问题上异常冷峻和僵持。
2月2日，召开第4次会议，法国的总理克里·孟梭首先步入会场，他是这次会议的主席。克里·孟梭等大家坐定，才说：“诸位，此次希望我们能尽快拿出统一方案解决战败国问题，请大家各抒己见。”他似乎很满意自己的这番开场白，微微笑了一下，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模样。果然不出所料，和前几次会议一样，先是一阵沉默，但马上就开始争论不休了。坐在克里·孟梭左边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此次，他一反前几次的强硬态度，双眉紧锁，一言没发。这时，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说：“德国已经是战败国，德国政府发动战争，但德国人民并没有错，所以我反对过分压制德国。”日本代表说：“不行！德国这次发动战争，给各国都造成损失，如果不给予严重惩罚，谁能保证它下次不再犯？”。日本是帝国主义后起之秀，尽管地小人少，可也跻身在五大强国之列。它想借此机会重罚德国，能多捞一笔。它知道自己毕竟是“后起”，所以极力支持法国的主张。“赃”多才能多分嘛。克里·孟梭马上点头表示赞同，他自然清楚日本的意图。这对他有利，所以也乐意结成联盟。法国要求“严惩德国”，一个是为了报“法德战争”之仇，再一个就是法国早就想称霸欧洲，但资金不够，所以也想在德国身上多揩点油。克里·孟梭和日本代表很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一切都被威尔逊看在眼里。其实，巴黎和会的实权主要就掌握在英美法这三大帝国手中，其他国家都只是随声附和，只有涉及到本国利益时，才能说出些“新见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这次会议就又这样不了了之了。
美驻法公馆。威尔逊站在窗前，想着这两年美国的外交手段。美国现在之所以高高在上，就是由于它财大气粗，而这“财大”还得归功于他威尔逊，在大战前期，美国是没想参战的，后来，威尔逊大展他商人出身的才能，开始下令美国与交战国发展贸易，军火、粮食换成了石油，美国一下捞肥了腰包，这气坏了德国，它给美国发出了无限制潜水艇照会，这时，大战也接近尾声了，威尔逊看到交战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正是夺取世界霸权，捞取战利品的时机，因此就装成被逼从观众席上走下来的样子，暗暗窃喜地撕下伪装，对德宣战。所以，美国这才没受到战争的一点损害，但却成了战胜国。
威尔逊想到这，不禁面露得意之色。刚才法国克里·孟梭还来找他求支持票，可见他在国际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要发展美国，控制世界！”威尔逊深感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的严峻。
现在局面很清楚，英国是老牌帝国，它想保持世界霸权。因此，劳合·乔治不愿世界有什么大变化。坚决要求严惩德国，多分战利品，而这一点与日本一致。一想到日本，威尔逊不禁皱了皱眉头，这个异军突起的力量，决不可忽视，日本与美国一样，也是个“投机商”，一战期间，英法俄德等国忙于欧洲和近东战争，美国在拉美市场又抽不出身来，于是日本乘机加强了对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经济、政治力量显著增长。
威尔逊想到了上几回和日本对中国的交手。
威尔逊早看出中国是块肥肉，在1899年美就曾提出对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美一直想控制中国，但日本已是严重威胁，所以在美对德宣战之际，又对各中立国发出通告，要求与美国保持一致。特别要求中国要和美国一起行动，以避免战后中国被日本控制。但美国又不希望中国直接参战，威尔逊老奸巨猾，他不愿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对美国造成战争损失。
可是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误解了美国国务院的意图，立即鼓动中国参战。中国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便在得到芮恩施的100万美元财政贷款和不损害国家独立、军事指挥、政权行使的保证后，向德国提出了抗议，并准备与之绝交。但是当美国得知这一消息后，即电告中国政府：“即使美国、德国交战，中国也不要参战，应静候美国的决策。”而后，又明确指出：“美国政府不能接受芮恩施援助中国的建议，它会使中国招致一向担忧的大祸，而美国将无力解救。”
美国这样的决策，用意是要让日本无机可乘。
日本原也不希望中国参战，怕中国参战，以后当了战胜国，就会向列强要求收回去一些国家权利。但它看到美国对中国参战的态度以后，却又一反常态，不但不反对中国参战，还分别与英、法、俄、意等国达成秘密协定，即日本支持中国参战，四国应允在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
日本得了这些国家的保证后，就下决心把中国从美国手里再拉回到自己这一边来。它的办法就是向中国的北洋政府贷款送钱。这是它对那些军人政权屡试不爽的妙招。
果然，段祺瑞得了日本方面送去的500万日元的贷款后，就下决心不顾美国的反对，要与德国绝交了。
美国方面得知日本拉拢段祺瑞参战的目的是在于控制中国抵制美国，便又去劝说总统黎元洪抵制参战活动，以同日本支持的段祺瑞进行抗争。
果然，为了要不要与德国交战这桩事，一个总统黎元洪，自称掌握着民众呼声，以国会为后盾；另一个是手里握着兵权，可以在中国土地上呼风唤雨，半点不把民众国会放在眼里的段祺瑞国务总理，就开始争执起来。
争得不解气，就开始动手。还没跟别国宣战呢，倒在自己国内先打起来。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说白了也就是“美日之争”。
1917年5月1日，段祺瑞的国务会议决定对德宣战，8日，众议院审查时不予通过：黎元洪以国会未予通过为借口，拒绝在对德绝交的电稿上签字。
段祺瑞闻讯大怒，一面召集各省督军进京开军事会议，成立督军团，威压国会；另一方面唆使军警雇用流氓包围国会，殴辱议员，胁迫通过参战案。
黎元洪以美国为后盾，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而兵权在握的段祺瑞则通电全国，煽动督军团倒黎。皖、奉、鲁、豫、闽、浙、陕、直隶等8省督军相继宣布脱离中央“独立”。
乱子越闹越大。皖督张勋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兵进京赶走了黎元洪，解散国会，又将清帝溥仪重新扶上皇帝宝座，演出了一场复辟的闹剧。张勋，字绍轩，前清时任奉天巡防营翼长、江南提督会办长江防务、钦差江防大臣等；民国后任江苏都督、长江巡阅使。
那张勋闹进京城原是秉承了段祺瑞的旨意，但段看倒黎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借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一片声讨中，又在日本的支持下，组成了“讨逆军”，去讨伐张勋。
打垮了张勋后，段祺瑞便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蛮横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召集临时参议院，把冯国璋拉为代总统，而段自己则又任了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
经过一番真正的交战之后，亲日的段祺瑞终于如愿以偿地可以向德国宣战，参加世界大战了。但事实上中国所谓的参战，只不过是派出一些劳工去帮着盟国挖挖壕沟而已。
段祺瑞等中国军阀的想法还是为了从列强手里得到一些作为赏识的钱。而用这些钱购买军火，用于跟异己队伍打真正的流血死人的仗。
但他却没想到，日本人的钱也不是好花的。他以为得了便宜时，也就是被别人骗了去的时候。“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这以后日本再要他指西，他也不敢打东了。
美国很清楚段祺瑞政府急切地对德宣战的动机，也知道是日本在背后搞的鬼。但美国这时为了维持远东和在华的利益，害怕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把中国一步步地拉到它那边去。
美国和日本在那几年为了争得中国北洋政府的好感，拼命在贷款上下功夫，美国从1916年开始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在这一年中，一共给了中国政府4笔借款，金额达2600多万美元。
美国的这一举动，使日本惊恐不安，称这一年为“美国贷款年”，并千方百计地从中阻挠和破坏。但此时日本政府手中无钱，也只能干瞪眼。
到了1917年，日本经济开始好转，就想法对中国财政进行控制，自1917年至1918年，共向中国贷款80多笔，金额达4亿多日元。还有许多秘密借款不算在内。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了限制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借四国银行协定即将到期的时机，积极筹划成立以美国为首的新的银行团，把一切贷款取得的权力归银行团所有，来打击日本独占的局面，以美国的雄厚经济实力取代日本在中国的霸权。
在和日本的争夺战中，美国政府总是不敢很硬气，它还是怕跟日本交恶，会引起战争。美国人怕跟日本人打仗这一虚弱心理，被日本摸着了，所以它敢在中国问题上一步步地逼着美国往后退。
而此时的美国历届政府都只能在经济实力上做文章、下功夫，真正硬起来，就又害怕日本了。
所以，当日本在向中国贷款的问题上自作主张地走得很远时，美国政府无法可想，只能主动缓解矛盾，于1917年5月提出要日本派出特使，就保证中国政治上和领土上的完整问题进行协商。
日本也寻找机会同美国就对中国的“特殊利益”取得美国的承认，所以，美国一发出和解的信号，它即表示同意，并于6月13日，任命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为特使，以“感谢参战”为名，前往美国进行谈判。
石井代表团到达美国时，受到美国方面的热烈欢迎。9月6日，美国国务卿蓝辛与日本前外相石井开始正式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日本坚持“只要美国不妨碍日本的特殊利益，日本就无意妨碍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而美国提议两国共同宣告取消在中国一切势力范围，重申“门户开放”。
日本对取消在华的势力坚决反对，对于重申“门户开放”，就要美国以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为条件。美国声称愿意适当满足日本的要求。
美国和日本在谈判桌上的争斗，都是以牺牲中国为前提的，所以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中国政府曾经要求在谈判中直接涉及到中国时，应同中国政府充分协商。但是美国政府没有答应，只是向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保证，美国“不会损害中国以利日本”的。
然而，经过讨价还价的争吵，在日本的威逼下，美国还是把中国利益损害了。美日两国于11月2日交换了照会。其主要内容是：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两国政府同意不侵犯中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信守“门户开放”和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这就是日本和美国争夺中国所达成的《蓝辛——石井协定》。
这个协定完全是背着中国提出来的，起码也是对中国主权的蔑视和破坏。而事后蓝辛还自我感觉良好地对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说，这个协定确实对中国有利。并一再表示在谈判中，他始终是想着中国利益的。
但事实上，蓝辛在谈判中对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东北，认为是日本人口压力和工业发展的需要，表示对此很理解。
对于这个协定的签订，日美双方都欢呼胜利，日本称这个协定是“几代人以来远东外交史上最伟大的建设性成就”。而美国也声明说：“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重申门户开放政策是谈判的主要成果之一。”并认为“在进一步保护中国主权方面，以往条约没有超过它的”。
总的来说，日本和美国是打了个平手，“但是，”威尔逊眯起眼睛，看着夜空，“绝不能让日本发展起来，要想尽办法压制它。”
而此时，夜阑秉烛的还不只是美公馆，大家都各揣心事，但相同的一点就是，中国这战胜国已被各帝国划分到它们要争夺的“赃”里了。
战胜国要找公道
中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虽然有点歪打正着的意味，但这毕竟跨进了胜利者的行列，不管怎么说，战胜国总比战败国要威风得多。当然中国并不知道巴黎和会的阴谋，此时，各大城市正张灯结彩，庆祝胜利。
1918年11月28日，天刚朦朦亮，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就已站满了人。此时的晨风虽不透彻肌骨，却也冷飕袭人。人们缩着脖、袖着手，在一片唏嘘声中期待着。人群中有两个老北京在唠喀：“老哥，听说咱们打赢了！”“可不呗，你没见德国人克林德的牌坊已从东四牌楼迁到中央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碑’了？你说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战乱中死了这么个德国公使，却让清政府给立牌坊，真是耻辱啊！现在我们终于扬眉吐气了，今儿徐大总统要阅兵庆贺，值！”
阅兵？
原来，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以协约国战胜而告终。1917年8月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后，虽未派一兵一卒赴欧洲作战，但曾派出了20多万华工到战争前线及英法俄等国充当军役，所以理所当然是战胜国之一。举国上下为之欢腾，徐世昌更喜之不尽，决定在紫禁城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以示庆贺。
徐世昌也极为乐观。早在担任东三省总督时，他就洞察出：“今之欲吞并我国者，曰日；维持我国者，曰美。”所以他主张联美拒日，“以夷制夷”。如今正赶上欧战胜利和美国倡导巴黎和会，他认为实现“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时机到来了。他想通过巴黎和会，利用美英压制日本，收回日本在中国攫取的一切非法权益，同时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恢复中国的独立自主，使中国站起身来与他国有同等的地位，同等的发言权。
北京大学里，也是一片欢腾景象，北京政府下令放假三天，所以，校园里挤满了喜形于色的学生，笑声、叫声随处可闻，大学门前，围着一群人，里面一个留着平头，穿长衫的学生正在进行演讲。他在称赞着在外国的“华工”。他说：“我们的胜利，华工做出了巨大贡献，别看他们人数少，但世界几十万华工，聚在一起就能形成大力量，比如十五万华工，在我们本土上时，丝毫无足轻重，而且常被官僚派所贱视，但他们赴身于欧洲战场时，竟然帮助协约国获得最后胜利。我认为，华工的功劳实在不在协约国之下呀！……”
围观的人群中，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他略微瘦削的身材，留着两撇胡子，目光炯炯，看上去很有学者风范，他就是李大钊，生于1889年，河北乐亭人，字守常。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和图书馆主任。这时，李大钊听到后面有人说道：“以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李大钊一回头，正好两人的眼神碰个正着，他马上打招呼说：“原来是蔡校长，你好啊！”蔡元培也看到了李大钊，含笑点头后，两人走出人群。“守常，你对这欧战胜利有什么看法？”蔡元培问，李大钊沉默了一会才很郑重地说：“北京政府耀武扬威，只是借他人之光以自炫，我觉得这只是一种虚假的光荣，并不值得庆贺。”蔡元培点着头，很佩服地说：“守常，你可真行啊，看来姜还是老的辣，学生们是太单纯了。我也觉得欧战胜利，中国的前途并不可观，听说这次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是顾维钧、王正廷和陆征祥，前两次与日本签订密约的代表都是他，中国能否以战胜国的平等名义找回失去的权利，还真值得人忧虑呀！”
留法归国不久的蔡元培的忧虑不无道理。蔡元培生于1868年，浙江绍兴人。1907年赴德留学，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等。1913年又赴法考察教育，1916年冬回任北京大学校长，眼界当然宽广，见识自然深刻。从清嘉庆之后，中国国力就每况愈下，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尊严丧尽，而且经济、政治也几乎全被外国列强控制。中国尽管庞然，但在外国人眼中，中国充其量只是块摆在盘子里的肉，有谁会费尽心机追查这肉的始祖是虫还是龙呢？
幸而，李大钊、蔡元培等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把欧战的胜利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了。李、蔡深感势单力薄，因此决定把陈独秀找来一起商量一下。
陈独秀对此很乐观，他说：“你们是杞人忧天了吧，中国是软弱些，但别忘了有美国呢，威尔逊的十四条和平宣言你们都知道，那是正大光明的，我认为他可算得上世界上第一好人呢。”对于陈独秀的话，李大钊不置可否，蔡元培有些忍不住，反驳道：“如果美国真像你说的那样是中国的保护神，那它为什么又与日本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这只能说明在涉及到美国自身利益时，它是不会为咱们说话的。”陈独秀听了这话，有些不高兴，说：“不要把一切想得太黑暗，这是国际会议，公理是能战胜强权的。”李大钊一看两人有些说僵，马上打圆场说：“独秀，别急嘛，我们都是为国家着想。”看陈独秀脸色缓和了一些，才又说道：“美国的话也不可全信，它最是见利忘义的，英、法、美、日，经济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都国力相当，我看美国未必会冒风险来帮中国。”“怎么你也这么想？”陈独秀有些惊讶。“不可不防嘛！”李大钊打着哈哈说。接着三人又说了一些报刊、庆祝等的消息，陈独秀推说有事，就告辞了。
李大钊看蔡元培有些气闷，说：“校长，你不用着急，我最了解陈独秀这个人了。”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友谊是在新文化远动时结下的。有李大钊的呐喊助威，才有了陈独秀编的《新青年》的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出现。二人共同奋斗，发动新文化运动，反对旧礼教，旧文学。由于共创事业，李、陈才有了惺惺相惜之情。“陈独秀是有时很固执、自负，但他很明事理，是一个很好的伙伴。”李大钊与蔡元培商量了一下，决定趁热打铁，以国内声势支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要回属于中国的权益。
第二天，李大钊在天安门门前发表演说，围观的有学生、市民很多人，他说：“我们这几天庆祝胜利，实在热闹得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一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他的这番开场白马上赢得一片喝采声，李大钊接着说：“既然是人民的胜利，政府就应该为人民争回属于人民的权益，在一战中，相对来说，我们出的力是不多的，所以我们只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结束列强在中国的统治，巴黎和会既然摆出了要讲‘公理’，那就应该请它来主持公道！”
李大钊的话引起很大的反响，各报刊、杂志纷纷转载，一时间，各地都向政府传来要求收回权益的声浪。
为了充分准备参加巴黎和会，徐世昌在12月18日召集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周自齐、靳云鹏、王宠惠等政界知名人士，商议成立外交委员会。
外交委员会宣告成立后，由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任事务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该委员会主要任务，就是为总统、政府提供有关巴黎和会政策、方针、措施的建议，并处理一些外交事务。
12月中旬，北洋政府任命陆征祥、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连同广东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五人为全权委员，组织了一个52人的中国代表团。该代表团集中了清末民初以来一批外交人才，他们大多与欧美方面有着程度不同的历史和人际关系。就拿全权代表来说，施肇基博士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顾维钧191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王正延博士则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系的毕业生；魏宸组早年也曾留学法国。单以陆征祥来说，就可看出，徐世昌可谓用心良苦。
唇枪舌战两交锋
陆征祥起程前，徐世昌又召集府院会议讨论大政方针。徐世昌要求代表首先应取消德奥等战败国在华政治经济利益，尤其要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内的一切权益，而不得由日本继承；其次要废除中日“二十一条”；第三应尽力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各国在华势力范围等一切特殊权益。
而此时，巴黎和会也正在讨论处理“德国以外之德国利益问题”。中国代表团由王正廷、陆征祥、顾维钧组成。中国代表兴致勃勃而去，但到了巴黎，才发现这个和会实际上完全由美、英、法、意、日所控制。中国这个所谓的战胜国地位连比利时、塞尔维亚、巴西都比不上。首席代表陆征祥，这个当时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叹道：“我们全团到时，接待应酬之淡薄，与列强领袖在会见访问接洽之艰难，各界人物对华议论视察之轻慢，种种情况，江河日下。”
因为当时中国南北军政府对立，身为南方代表的王正廷便总要以南方唯一代表的权利求得会议所既定的两个出席代表中的一个位置，另外，因南北两方面本就有那种势不两立的矛盾，所以在和会上就闹起了很多风波，会议还没开中国代表团自己就先争执不下了。
在对外的立场上，王正廷与其他中国方面的外交官，没有太大的分歧，但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是两个严重对立的军政府，所以在外交事务上势必就出现了种种客观和人为的矛盾。
在和会上，首先由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半个多小时中，不用讲稿，顾维钧洋洋洒洒，慷慨激昂地把中国的要求阐述得非常明确，据理力争，他说：“我们既然战胜，那么德国在华的一切侵略权利就应归还中国，如山东的租借地、胶济铁路等。我们对和会有七项希望条件，即：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关税自主。”
由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都在中国拥有多种特权和权益，因此，对于中国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七项希望条件便以“不在和会讨论之列”而拒绝。会议长克里·孟梭在复中国代表的函中说：“联盟共同领袖各国最高会议，充量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本会议权限之内，拟请候万国联合会行政部。能行使职权时，请注意。”
由此，中国唯一的希望就是山东问题能够顺利解决了。
1月27日，“五人会议”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中国代表被指定出席。日本代表首先发言，他们提出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的所有种种权利应该无条件让于日本，日本代表说完，一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中国代表没说话是由于他们根本没有山东问题，因为这是在《二十一条》中的；其他各国没有说话是由于连他们都惊讶日本竟明目张胆地提出这样的要求；英法俄意没有说话是因为他们早就同日本签订了秘密谅解，即承认日本的上述要求。中国怎能想到这许多复杂的阴谋呢，当主席问到中国代表有何异议时，王正廷张口结舌，最后顾维钧说：“对不起，诸位，对于山东问题我国还需要进一步商定，请求和会下一次再讨论。”
这样第一次讨论山东问题的会议由于中国人自己要求而草率地结束了。
1月28日，又开了“五人会议”，这次中方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中日双方展开了唇枪舌战，王正廷从山东的历史、地理、文化各方面说明：“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日本坚持“中日两国已有交换胶州湾”之约，克里·孟梭他们听到这都暗暗摇头，日本这个论据太苍白无力了。果然顾维钧抓住这句话，给予反攻。他说：“众所周知，无论湾约、中约，中国都是被迫而定的，而且那只是一种临时办法。如果你们把强扭的瓜硬说成是甜的，那就是强词夺理了。”日本代表的脸青一阵，白一阵，美国却在心里拍手称快。
日政府听说了会议的情形，大发雷霆，训斥代表团无能。要代表团马上想出办法对付顾维钧和王正廷。
日代表也小尝了王、顾的厉害，因此，对他两个早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这天是元旦，驻京日使馆小幡氏正要洗澡，但发现停水了，一问才知是节日休沐。“机会来了。”小幡氏暗道，他来到段公馆，直找段祺瑞，提出严重抗议。段祺瑞心里揣摩着，这么件小事，小幡氏不可能亲自来我这，看样子来者不善，果然，紧接着小幡氏就说：“贵国最近一直为难我们，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贵国的顾维钧、王正廷在会议上说了许多伤和气的话，我想这有伤我们两国的友谊，请贵国思量一下撤换他们二人。”段祺瑞心里想着：“果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出口就致命啊！”但嘴上却说：“请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是亲密的友邻，我们会考虑撤换顾维钧和王正廷的。”事后段祺瑞下令：顾维钧、王正廷二人有伤中日两国亲谊，撤换。消息发出后，段公馆一天之内收到一千多封抗议书，反对段的这一决定，有的甚至直接骂他为“卖国贼”。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段祺瑞只得收回呈令。2月10日，北京政府发表声明，说：“中日两国现正谋亲善之实现，更不该有任何误解，盼望我两国代表在巴黎议场中，勿再生何等之误会。”
当时中方代表中陆征祥因为回避日本问题，已经称病去了瑞士，所以主要代表就剩下顾维钧和王正廷了，当他们收到政府的这个“命令”时，气愤得流下了眼泪，两人对着喝闷酒，顾维钧年少气盛，大声说：“既然政府都说这是误会，我们还在这拼死拼活的干什么？！把地都给了人家，让他徐世昌成光杆司令，看他还谈什么误会！”说完不禁趴在桌子上，失声痛哭起来，王正廷难过地看着顾维钧说：“现在在这我们势单力薄，政府不支持我们，而且英法美日又同流合污，这路可真是不好走啊！”两人相对无言。这时，敲门声起，卫兵送进来几大捆信，足有上千封，两人打开一看，原来全是中国各界邮来鼓励和支持他们的，有一封信写道：“你们是民族的英雄，中国人民感谢你们，期待你们的好消息。”顾维钧再一次眼睛湿润，说：“并不只我们两个人，还有人民！”他俩对视了一眼，几乎同时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国弱势孤理难伸
那么，此时美国是怎么想的呢？美国参加这次和会，是想在会上试着做做老大，因为在“一战”中唯有美国得益最多，从经济实力上已经可以称雄了。所以美国总统威尔逊这次又在和会上大谈他所倡导的建立和平的“14点”纲领。
美国的这个和平建议在一战未结束时就提出来了，当时不为列强所接受，而此时在巴黎和会上，则成了热门货。其中有关组织一个国际联盟的14点宣言是威尔逊的得意之作。
他是指望通过这次巴黎和会把国际联盟搞起来，可以调配世界上的各种事务和应付各种纠纷。而美国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盟主了。
抱着这样的雄心来出席会议的威尔逊当然也希望中国成为毫无保留地支持美国政府和利益的一个忠心耿耿的小兄弟，他希望中国政府代表团能全力支持他的和平建议，所以在这次会议的一开始也为中国说过话。
日本人知道在这次和会上只要把美国唬住了，中国的山东问题就好办。所以他们一边在日本移民、在美国的权利平等这些问题上对威尔逊施加压力，一边又针对威尔逊的虚荣心，投其所好，对十四点宣言倍加称颂，以博取好感。
威尔逊当然也不是不想对其势咄咄的日本压一压它的霸气，但这位美国总统觉得两相权衡，取利大者为宜。
在巴黎和会正开着时，7千名美国士兵和7万名日本军人结成的反对革命的同盟军，正在入侵苏维埃俄国呢。美国不能不考虑这种亲与疏的关系；另外，意大利因为对它所提的领土问题得不到解决，就赌气退出会议，和会眼看有不欢而散的危险。
于此时，把握形势的日本又乘机放出话来，如果美国等大国不能答应日本对德国在山东权利的无条件继承，日本就将不在国际联盟盟约上签字。
日本是摸着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软弱处了。因为他一心想把他所倡导的国际联盟搞起来，摆一下世界盟主的派头。在几个大国中，英法原来就与日本有秘密协定，在此时断然不会赖帐，只要把美国镇住了，日本就可以顺顺当当地捞到中国山东那一大片土地。
威尔逊果然被吓住了，他对国际联盟的前景感到很担忧，对美国代表团新闻秘书说：“如果意大利不回来，日本又要回去，国联还成什么样子？”
威尔逊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决定不再管这件事了。
这样，在帝国主义各大国的妥协下，中国外交的失败已成定局了。
第三次讨论山东问题的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日本开口就提出了青岛及撤废八种差别两个问题。日本老奸巨猾，它知道美国最忌讳的就是人种本等案，在上次提出已经被否决，但这次日本提出，只不过是想借此助青岛交涉的成功，因为日本知道各国万不能使它提出的两个方案都遭拒绝，而美国也不能不拒绝人种本等方案，日本的算盘打得精，但这次美国也无意与它争了，威尔逊说：“日本大部分领土都是不毛之地，因而日本得为其人口寻找空间。他们在朝鲜和满洲已经找到了一些空间，现在他们又在中国寻找更多的空间。”美国竟开始为日本霸占中国领土寻找理由了。威尔逊又质问中国何以于1918年“欣然同意”和日本订出了山东之约，顾、王悲愤交加，他们始终抓住山东是中国领土这一论点进行反驳、陈述，但列强们不愿再听，他们早已为中国做了主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说：“这件事拖了这么长时间，我看其实很简单。两个办法，一是按照中日合约办法，二是使日本继承德国权益，顾先生、王先生，你们可以任择其一，我想日本代表是不会有意见的吧？”
日本当然不会有意见，他们笑还来不及呢，这两项办法，实际上就是一项办法，牺牲中国。劳合·乔治又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这都是条件所拘束，也实在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克里·孟梭也马上接着说：“英首相所言，亦即完全是我的意思。”顾维钧当即站起身说：“中国人民都在关注着山东问题，怎能就这样草率决定？听到你们的话，我相信中国会对和会大感失望的。你们宣扬的合理在哪里？你们所做的对人类和对自由与正义事业是不可容忍的大错，这对世界和平是无益的！”
英、法、美、日可不管什么公理不公理，在他们来说，他们就是公理，1919年4月30日，英法美拟定了对此事的条款：日本将接收胶州的原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与中德两国条约中规定的一切权利，日本将全部租借地归还中国，但保留一切经济权利。
由于和会上未能对中国提出的要求作出让中国信服的决定，中国代表就面临着是否在对德和约上签字的问题。中国代表心急如焚，而北京政府却只发来了四个字的电文：相机办理。
火焚曹宅惩国贼
政府抛出这四个字，便再无音讯，面对这种情况，王正廷、顾维钧毅然决定，拒绝签字。
和谈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如一声炸雷，震醒了还在期盼着公理的人们，北京的师生首先起来用行动表示了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愤慨，为商议如何抗议巴黎和会，5月1日，在北京大学，一些积极分子聚集在一起，商议制定5月3日学生大会的事，会议上，大家大骂一直和日本进行“交易”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市民们也很愤慨，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威尔逊。“不是他说要帮我们的吗？”“多希望这个消息是不准确的呀！”《每周评论》中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并且说巴黎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人民支持王正廷、顾维钧不要在和约上签字，但段祺瑞、曹汝霖他们却一再施加压力，要求马上签字，免得触怒了列强们，1919年5月，中国，民怨潜涌一触即发。
5月3日，各报公开报导了青岛危急的消息，人们都如同宣告了死刑一般，悲愤欲绝。
李大钊神色凝重地站在窗前，若有所思，直到走进来的陈独秀说：“守常，消息知道了，你是对的。”李大钊这才转过神，马上招呼陈独秀坐下，陈独秀非常激愤，大声说：“真没想到美国会这样，在最后关头出卖中国，我们绝对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争取改变任人宰割的命运。”李大钊说：“对，独秀，今天约你来，就是想请你参加七点多的全体学生大会，凭你的口才，你一定能掀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人多力量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支持。”陈独秀很坚定地说：“你放心吧。”
不到七点，北京大学的会堂已集了千余人。高等师范、法政专科、高等工业学校等全都派来代表。人们互相议论着，人声鼎沸，会议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他说：“各位，请注意，由于政府长期实施卖国政策，使我国错失良机，山东问题一败涂地。但我们不能任别人主宰我们的国家，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就是想听听各位的意见，我们集思广益，找出办法挽回败局。”
会场马上严肃起来，先是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邵君讲述了和会山东问题的经过，又说了一下现在的形势。他讲完后，李大钊便请陈独秀上台演说，他很清晰地阐述了山东最初借给德国的原因，他说：“山东是中国人的地，别国不能有丝毫损害，山东人民3600万，自有史以来，就为中国种族，操中国语言，奉中国宗教，该地租与德国的原因，早已人所尽知，当时因教案问题，德人用武力要挟，中国不得已而为之，从形势来说，胶州为中国北部门户，是自海到京的最捷近的通路，而且胶济铁路与津浦相接，可以直达首都。仅为国防问题，中国全权也不能听任他国在此地有任何争执；从文化方面来说，山东为孔孟降生之地，中国进化，该省力量居多，所以山东是全国人民目光所集的地方。我们绝不能失山东，绝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失山东。”接着，陈独秀又说了外国的阴谋和政府的卖国行径。他滔滔不绝，义愤填膺，台下掌声雷动，上万只眼睛注意着这个个子不高的人。很多人心中重新对陈独秀进行了认证，所以，陈独秀领导五四运动，下面才一呼百应。
后来，各人又发表了意见，会场中出现一种如火如荼、不屈不挠的景象，最后李大钊发言总结，他说：“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当时很多人痛哭淋漓，公理正义竟足以使人的思想和情感超出生死问题以至到达如此地步，陈独秀看着这一切，心想：理想的社会，真正的自由，实在有以血泪换得来的可能。最后，大家决定马上发电给各国和会代表和各国专使，重申民意，并决定在5月4日举行国民大会。
5月4日，天刚朦朦亮，李大钊便起来了。打开窗户，一阵冷风吹进，尽管是5月，可仍有些冬的寒意，想到昨晚和同学们一起制条幅，写传单，李大钊不禁感到欣慰，青年们毕竟是血性的，李大钊相信，今天无论如何也会是个历史性的日子。“好早哇！守常。”陈独秀边揉着眼睛边从里屋走出来，由于昨天大家连夜工作，所以陈独秀睡在了李大钊的家里。“起来了，昨天睡得还好吧！”李大钊笑着问。“嗯，不过心里总是惦记着今天的事。以前也不是没有过学生运动，都是被政府镇压了，我担心这次政府仍不讲情理呀！”“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同政府斗，要尽我们的全力达到目的。”李大钊点点头说，“这次我们的行动很有组织，并且计划也很周密，只要我们能得到更多的支持，我们就能胜利。”两个人也没吃早饭，就又开始商议起来。
中午12点30分，太阳毒辣辣地挂在天上，天安门前，人潮涌动，男女同学都很有秩序地穿着制服，神情激动，李大钊正在此安排举行游行的大会，同时选举代表，到除日本国外的各国公使馆陈述对于青岛之民意及其决心。李大钊、陈独秀布置了一下游行的注意事项和秩序问题。然后让学生们先回校吃饭、休息，午后一点，再到天安门广场集合。
同学们回校后，一些学生领袖准备着与政府的交涉，一些学生接着制标语、条幅，北京大学里一个同学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四字，同学们大受振奋，更加跃跃欲试。
5月4日，下午1点，北京城内空气变得紧张起来，北京各校三千余名学生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走来，他们怒火中烧，高举着“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巴黎和会上的签字”的大旗，高呼着口号，真是震天动地。
北京警厅一听说学生开始游行，主办是北京大学，便马上派人去北大阻止，可是校园里已人去楼空，赶到天安门广场，正好各校学生也刚到，步军统领李长泰擦了把汗，心里暗骂着学生们就能捣乱，但一看这场面，不得不马上装出亲切的样子，从车上下来，学生们对他视若未见，仍集体喊着口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打倒章宗祥、曹汝霖卖国贼！”
李长泰呆站在那，一时间感到很茫然，但马上想到自己是步军统领，怎么看起学生的脸色来了，不禁暗暗提气，他故意清了清嗓子，好引起学生们的注意，然后才大声喊：“你们不要喊了，有什么话尽管对我说，不必这么招摇嘛！”马上有学生接道：“政府要出卖国土，你是政府的官员，我们不信任你。”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呀！李长泰只好软下来说：“同学们，怎么能这样说政府呢？是政府给你们拨款，让你们成才，发展工商业，你们应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要辜负了政府的苦心，请同学们快快回去吧。”马上学生中传来讥笑声，有人喊一句：“别理他，我们走！”呼啦一下，学生们就从李长泰身边拥了过去。李长泰站在那，恨恨地说：“让你们现在神气，哼！看以后怎么治你们！”然后他转身上车，回警厅报告去了。
学生们出了正阳门，又经过闹市区，市民们都驻足在路两旁，给他们鼓掌，学生们喊的口号深得民心。
陈独秀看天也不早了，于是就跟李大钊商量回城去各使馆进行宣传，两人又把队伍带回了城，向使馆区东交民巷走去。将近时，突见前面站着三十多个警察，李长泰走出来，皮笑肉不笑地说：“我劝你们回去你们不听，闹出事来，可不是我所愿意的。”说完，故意摸了一下枪。陈独秀蔑视地瞅着他，说：“你身为中国人，却镇压爱国运动，国将不国了，你的枪却还要对准人民吗？”陈独秀说着走上前三步，直视着他，说：“如果你要开枪，就照这来吧！”他拍着胸膛，对着李长泰。李长泰看着他这样，不禁倒吸了一口气，毕竟自己理亏，陈独秀抓住时机，马上又喊起了口号，学生们万口一声地响应着，又向东交民巷走去，这时候，无论怎样怯懦的人也都变成有勇气的人了。
到了领事馆区，马上又出来很多士兵，挡住去路，李大钊走上前说：“我们并无他意，只是要跟各国公使说一下民意，寻找他们的支持。”领头的一个长官模样的人冷冷地说：“不行，我们事前未得到通知，你们不能进。”双方僵持住了。这时，北大的小陈，一个能说能写的青年，操着东北口音，对陈独秀说：“不如我们先去赵家楼曹汝霖那吧！”这个建议大家都说好，李大钊一看事不宜迟，就对周围几个领头的同学说：“他们不让进，肯定是警厅事先通知的，而且这么多人进，目标太大，不如各校指派两名代表，进英法等公馆，请求主持公道。”大家商议完也只一会儿工夫，便马上分头行动了，大队伍转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当时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1919年任袁世凯的外交次长，是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他和章宗祥、陆宗舆又是段祺瑞对日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之一，因此学生们对他恨之入骨，曹遂成了众矢之的。
一路上，学生们都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章宗祥”等气愤的话，这时候群众的各个分子都没有个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样唱着，同样走着，不到4点半钟的光景，就全体走到曹宅前面了。这时候，大多数的同学都从墙外把所持的旗帜抛入墙内，大喊大骂，有的在大门上乱敲着。曹宅的大门右侧有一个小窗，仅可通过一个人身，且有厚木门关住，这时匡互生就一拳打破这个窗门，独自爬进窗口，有人在下面托他一把，他就很困难的、也极危险的进入宅内，一忽儿把两扇笨重的大门敞开，门外的人一拥而入。
据匡互生说，内有两百来个警察荷枪实弹，但终禁不住他拔开大门。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他们冲入客厅，只见客厅正中悬挂着一张日本天皇的照片，这更激起学生们的怒意：“看！这就是曹汝霖卖国的罪证！”“砸了它！”于是几人一起把像架踩个粉碎。
曹汝霖、章宗祥此时正在内堂下棋，听得外面有动静，让管家去看，不一会，管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说：“不好了，老爷，学生们来闹事，现在已经在客厅了。”曹汝霖、章宗祥一听马上慌了神，这时学生们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已经传了进来，曹汝霖也顾不得形象了，打开后窗就狼狈地往上爬，还边对章宗祥说：“咱们分开走，他们是找我的，你走前门可能没事。”其实曹汝霖这小子存了坏心眼，他知道学生要找的是“卖国贼”，那怎能放过章宗祥呢，他想让章分散学生们的注意力，他好逃跑。
章宗祥这时也蒙了，心里没了主意，你曹汝霖怎么说就怎么是吧。他硬着头皮往外走，正被学生们撞个正着，其中匡互生马上认出他来，大喊：“快抓住他，他是章宗祥！”章宗祥一听不妙，就开跑，跑到一家皮蛋店被抓住了。同学们一拥而上，用手执的小旗杆子对着他当头乱打，手中没有武器的就权借皮蛋作武器，向章宗祥的头上打中几十皮蛋，章宗祥被打得满脸是血，耳目口鼻都塞满了皮蛋汁。
章宗祥一看这形势，求饶也不管用了，干脆，用手护着头，躺在地上，赖着不动，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怒骂他的卖国行径。匡互生上前踢了他一脚，说：“你别装死，快起来！”章宗祥依然不动。匡互生说：“干脆，咱们把这曹宅烧了，让曹汝霖这和尚回不了庙！”说着匡互生就往曹宅走。段锡朋一听，有些害怕了，他赶紧拉住匡互生，阻止他说：“你别莽撞，这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
马上，熊熊大火在曹宅燃起。大家站在外面，拍手称快，这时，有人喊了一句：“快跑，军警来了！”学生们马上分散跑开，匡互生站在那说：“大丈夫敢做敢当，我就不走，看他们把我怎么样！”
结果，军警抓走了包括匡互生在内的32名学生。
五四运动响春雷
五四运动迅速传遍全国，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得到了全国各界的支持和关切。军阀政府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纷纷抗议，上海、天津等地，以个人名义和团体名义要求释放学生的函电每日有数十起。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和全国的抗议使北京军阀政府十分震惊，4日晚，国务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付的办法。曹汝霖无家可归，恨得直咬牙，他极力主张对学生进行武力镇压，并且下令电报局禁止学生拍电报。
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由陈独秀组织，成立了以易克、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等为代表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自全体学生罢课以后，直接感受苦痛的就是各校的校长，因为一方面要受什么政府的责备，一方面又要受学生的责备。所以他们连日大忙特忙，开会，写信，打电话，向教育总长说话，向国务院警察厅检察厅疏通，向学生演说，一个个都弄得筋疲力尽。蔡元培等几位大学校长开了一个校长会议，很多校长都怕事情闹大了，对学生不利。最后决定先劝学生们复课。紧接着，蔡元培就开了一个学生大会，会上，蔡元培说：“同学们，别急，我们已请王亮畴先生去保释前日被捕的学生，所以，你们最好先……”蔡元培这“复课”两个字还没说出口呢，门外突然跑进一个学生，喊着：“蔡校长，王亮畴先生取保不成，现在正在步军统领署受作弄，陈独秀先生请你赶快出主意解救。”他话音刚落，全场哗然，很多人大哭起来，喊着：“要死就大家一起死，不能就让他们三十几人替大家受过。”学生们很多就要往外跑。这时，蔡元培说：“同学们，静一静！你们再怎样也是手无寸铁，这样无组织地去，只能给政府找到借口，可能还要逮捕更多人，要哭要闹，我都支持，但看怎样才能达到目的。你们中选出两名学生代表，我们一起去政府那陈说，如果不成功，我蔡元培也无脸再当这个大学校长。只有尽力和同学们共存亡。”
听校长这么说，同学们也就都静了下来，开始选举代表，然后又派同学去各校说明了一下情况，各校一致决定，目的不达，则学生全体束身待罪，以听政府处分，断不能使少数人为众人受过。
不幸的是，校长的请愿也失败了，于是，他们纷纷递交辞呈，愿以本身待罪，徐世昌总统听说校长也来“捣乱”，大怒，对各校师生下令，严禁再进行集会、游行活动，不守约束的人立即开除。由于政府的白色恐怖，业已决定5月7日召开的国民大会被迫取消。陈独秀对此十分愤慨，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的这段檄文，对反动政府极尽讽刺，一时间成了青年的座右铭，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的士气。这篇文章传遍大江南北，全国各地纷纷来电，要求释放学生，废除“二十一条”，严惩章、曹、陆。北京政府迫于人民的压力，终于决定，释放被捕的学生。
5月7日，北京大学张灯结彩，欢迎捕去的学生们归来，李大钊看着学生们笑着闹着的情景，感慨地对校长蔡元培说：“很长时间没看到这种情形了，这是青年们本应该享受到的。”蔡元培沉默了一会，对李说：“政府不会就此罢手，守常，明天我就要离开北京了。这的事务就交给你了。”“校长，你……”蔡元培摆摆手，制止住李大钊要说的话：“政府昨天已给批下辞呈，局势不能挽回，我也累了，想休息休息。我想世人都会明白，我蔡某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国。”李大钊本想再说什么但终又咽了回去。学生们的笑语不断传来，北京城已是万家灯火。“只不知这祥和能持续多久。”李大钊心里叹道。
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钱能训正在政府大楼里进行着紧急商议。钱能训喝了一口水，慢吞吞地说：“这些学生放回去就等于是放虎归山，这以后还不更得闹啊？”徐世昌恨恨地说：“就这些学生，身在福中不知福，对他们软不得，硬不得，不过，这件事我也觉得太便宜他们了，这民乱非得国乱，必须得好好治治他们。”钱能训眼睛一转，说：“最好再把这些学生送交法庭审办，判他们一个打人放火罪，先压压他们的气焰。”徐世昌说：“主意好是好，但学生们肯定还得闹。”钱能训干笑几声说：“这还不容易，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个闹抓一个，两个闹抓一双，我想学生们也不会那么傻，等事过了，再放了他们，又树立了政府的威信。”徐世昌瞅了瞅钱能训，最后，猛一拍案子说：“好，就照你说的办！”
各校还不知政府的阴谋，已经开始复课了，正在上课时，匡互生他们却收到了检察厅预审的传票，他们这才意识到，喜庆过早了。天津、上海、南京等七个城市的学生，组织成立了中国学生联合总会，5月11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也正式成立，和学生们一起参加爱国活动。5月13日，他们共同向北京政府提出警告，要求迅速答复所提出的爱国要求，并严惩卖国贼章、曹、陆。而与此同时，北京政府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在和约上签字的决定。
学生们忍无可忍，18日召开紧急会议，大家又聚在一起。李大钊说：“政府已经下令在和约上签字，对民意充耳不闻，倒行逆施，如果我们再忍耐，国家就真亡了。政府对留日学生被捕而不问，对北京学生的呼号而不顾，反下令逮捕、搜查，使人民如临大敌，这叫什么政府，我们不要这样的政府！”“我们仍要以游行、罢课为手段，做最后的要求和运动，但愿能得到全国的赞助。”会议决定急须实行的事有三件：一件是组织学生护鲁义勇队，做政府后援；二是四出演说；三是组织十人团。
会议后，学生们就马上行动起来，“十人团”到北京市内及附近铁路临线进行演讲，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受到政府镇压，又有两名学生被捕去。
陈独秀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去李大钊那。“看样子，这样进行，吃亏的肯定是我们。”陈独秀说。李大钊愤懑地说：“这些作恶的人，还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的世界啊！”陈独秀想了想，突然眼前一亮，说：“我们可以发起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活动，这样既进行了爱国宣传，也没有针对政府。”“好主意！”李大钊不禁大笑起来，“独秀，还真有你的。”
5月22日，北京大学校园内停着两辆货车，里面装的全是日货，学生们边向围观群众发送宣言书，边进行演讲，随即把日货倾倒在地上，点着了火。人们痛快地往里掷日货，有的人甚至当场就回家拿来日货焚烧。火越烧越旺，陈独秀站在人群中，和大家一样地感受着这越烧越旺的爱国之火。
但政府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了。政府对于学生的种种活动无不加以注意和干涉。各校附近无不密布军警，所谓露天演讲、发散传单和发行刊物——如《五七》、《救国》之类——等等运动自然都被严厉地取缔和禁止。学生联合会虽然每日改换会议地点，亦屡次为政府所探知而施行强迫的解散。什么请愿书虽然再三地向政府送去，哪里能够值得他们一顾呢！到了5月30日，向政府自告奋勇的代理教育总长袁希涛竟下了一道限学生于三日以内一律上课的训令。到了5月31日，徐世昌的禁止集会演讲和宣布戒严的命令更堂而皇哉贴到各校的门口。6月1日，北京下了两道命令：一道为表扬被民众所指责的章、曹、陆，一道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活动。这加倍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
6月1日学生联合会就有2日起再行分队出外举行露天讲演的决议，并且决定：如果2日出外演讲的完全被捕，次日就加倍再出，3日又完全被捕，4日就全体齐出。这就是所谓六三运动的酝酿期间。
6月2日上午9时，各校合计有二千人士的演讲员各把一面小旗藏在袖口里，陆续地一个一个地偷出校门口，因为这时各校门口都有军警看守，不能整队齐出。行到各热闹的街口当中就揭出袖中所藏的旗帜，号召听众，并且立地讲演起来。因为这种办法已超出军警的预想以外，并且人数很多，当地的警察虽然照例上前干涉，终究很少效力。但这样地不把政府的戒严令当一回事，在军警方面自然觉得太过不去，直到下午3点钟的时候，无聊的步军统领衙门和警察厅只得下令捕人，于是同时被捕的有46人之多。北京大学法科就变成临时的监狱！不过这次被捕，完全在大家意料之中，当然大家没有特别惊慌的地方。虽然当夜谣传被捕去的学生均遭枪毙，而3日上午加倍出发的讲演员却依旧鼓起精神，分途出发。一时北京市上差不多没有一条胡同没有立地演讲的学生，同时却也没有一条胡同没有干涉演讲和逮捕演讲学生的警察。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押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讲演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学生而大骂那些卖国贼段、徐、曹、章辈的。后来步军统领衙门即分派大批马队步队协同警察，再由各分局分所静悄悄地把所有被捕的学生一律解送到北大法科和理科管押。在被解送的时候，学生依旧沿途大呼：“抵制日货！”“惩办国贼！”甚至于有大呼“大家起来革命”的。遇着从学校出来打听消息的同学即彼此大呼什么“中华民国万岁”，什么“前进”，什么“死呀！”“死呀！”“你们先去呀！”“我们就来呀！”一片激昂慷慨，淋漓悲壮的声音，真个把北京城里闹成了一个鬼哭神号的世界！这时对于被捕的学生特别表同情示敬礼的，就是那些特别出来参观的美国教员，因为他们一遇着被押解的学生即立在道旁举手示敬，而这些狂呼大喊的被押解的学生在脱帽还礼的时候益觉勇气百倍；因此引出了美国教员不少的热泪，同时道旁的行人却也有不少所见流泪的。等到被解送的学生继续进了法科或理科以后，大家虽然饿了10个钟头，但因为在里面看守的军队为大家的沉痛演说所感动，对于被看守者在法科理科范围以内的行动完全不加干涉，各人不但不觉到有什么恐惧与苦痛，而且立刻又在里面组织一个被捕学生联合会。这个组织差不多和原有的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一样，不过评议部和干事部的职员都由各学校学生按照每校几人的规定自行推出，所以到了3日的晚上，在法科被看守的几百人就把所谓评议部和所谓干事部所有的交际股、庶务股、会计股、纠察股、卫生股等都组织得完完全全，一切事情都有专人负责，不但秩序井然，而且食宿的问题也能设法解决了。这时大家所不放心的就是明日各校学生全体出发的事情是否能够实现；大家最希望的就是北京商界能够罢市，京外的各界能够予大家一点声援。
各校留在校内的学生自见3日出外演讲的同学悉数被捕，固然明知军警监视学校愈加严密，不容易全体走出校外，但为免除良心上的痛苦起见，只得各人携带自己被褥，死力冲出。果然全体携带行李冲出以后，军警即蜂也似的上前阻止了。但是全体学生挟破釜沉舟之势向前猛进，并且用着慷慨激昂、恳切沉痛的态度向着军警们演说，军警的良心已经发生一种说不出的悲哀和惭愧，哪里再有力量来阻止学生们不去呢？所以4日军警方面所持的态度，也和3日两样，因为他们3日若见演讲的学生即尽数捕去，4日却只极力苦劝，甚至于有跪地哀求学生们不要再出外演讲，绝对也不再捕人了。所以4日出发的学生反能够很自由地在一切热闹的地方向一切听众把平日所不能说不敢说的话都任意地说出来。但是他们一面演讲，一面却都向着北大法科理科走，因为一则可以就近探听昨日被捕同学的消息，一则可以从声势上表示一点胜利，以安慰安慰他们的沉闷。后来都能达到目的，很平安地各回学校去了。“六·三”以后，北京的学生仍在坚持斗争。但学生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了上海。上海学联一面发出急电为北京学生呼吁，一面发动学生上街演讲，并挨户动员商人罢市。
在学生的积极推动联络下，上海的商人举行罢市。6月5日，全市各业大小商店、影院、饭店、银行等都停止营业。许多商店门前贴着“商学一致”、“挽救学生”、“罢市救国”、“不除国贼不开门”等标语。民族资产阶级由参加抵制日货上升到实行罢市，并在罢市中和反动军警的威胁进行了斗争，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但是在运动中也显示出这个阶级的软弱性。他们是在学生的痛切要求、鼓动和店员的积极支持下，才同意罢市的。罢市以后，他们又摇摆不定，不少人企图违背协议，提前开市。由于店员的斗争，才使罢市坚持下去。在罢市期间，民族资产阶级害怕引起帝国主义的不满，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曾发表宣言，声明罢市“纯系爱国热情，对国内有所要求，秩序井然，并无丝毫暴动行为”。希望帝国主义“主持公道，弗生误会”。上述情况表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上海罢市以后，南京、宁波、厦门、镇江、芜湖、无锡、苏州、杭州、天津、济南、唐山、安庆、九江等地相继罢市。
上海三罢斗争开始后，在学联推动下，6日成立了上海各界联合会，作为各界的联络机构。在三罢斗争中，上海学生同中外反动派的镇压逮捕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不断发生激烈的冲突、格斗。他们坚决拒绝上海反动当局的欺骗和“劝告”，反对开课开市，并向北京、天津、南京、松江、宁波、厦门等地的商会，告知上海坚持罢市的主张，推动各地的罢市斗争。在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学生的努力下，6月初在上海发起筹备全国学生联合会，并在三罢斗争中首先成立了全国学联筹备处事务所。筹备处曾通电各地学联，暑假期间仍要坚持进行爱国宣传活动。另外还致电巴黎和会，申明中国工商学界誓死反对和约签字。上海学生的斗争，推动了全国的罢课进一步发展，“六·三”以后，镇江、南昌、九江、南通、徐州等地学生也陆续罢课。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