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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4 10: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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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秉元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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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的理性:用经济学的眼光看世界

优雅的理性:用经济学的眼光看世界试读:

版权信息优雅的理性/熊秉元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7ISBN 978-7-5060-6521-4Ⅰ.①优…Ⅱ.①熊…Ⅲ.①经济学-文集 Ⅳ.①F0-535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4811号优雅的理性(YOUYA DE LIXING)作  者:熊秉元责任编辑:王 端出  版:东方出版社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邮政编码:100007印  刷:北京次渠印刷包装有限公司版  次:2014年1月第1版印  次:2018年3月第11次印刷印  数:36 001—40 000册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印  张:7.25字  数:160千字书  号:ISBN 978-7-5060-6521-4定  价:42.00元发行电话:(010)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版权所有,违者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64023113推荐序 感受经济学的理性之美

秉元“巨侠”的名头很早就听说过。十年前我们同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相识,一见如故,成为好友。此后不断收到他发来的短文和寄来的著作,书房里他的文集就有十来本。他对波斯纳法官推崇备至:“对读者而言,即使阅读的速度追得上他下笔的速度,他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也令人望尘莫及,甘拜下风”。我看这句话也可用来形容他自己,至少对我这个读者是如此。《优雅的理性》是“熊巨侠”的新作。一看书名,就知道是用他一贯优雅的文字向读者介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优雅,顾名思义,优美、精致、高雅,这一点,“熊巨侠”可谓文如其人。这位在台湾地区家喻户晓,在华人经济学界被誉为“四侠”之一的“熊老弟”(张五常语),在经济学领域的造诣,仅当年他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推翻著名的“科斯定理”一项便可以管窥豹,只不过,为大陆读者所熟知,是因为他的另一个身份——法律经济学家。而工作和生活中的“熊巨侠”,其睿智、博学、风趣以及举手投足之间的温文尔雅,更彰显大家风范。“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优雅的理性》中的“理性”,自然是经济学的代名词。但此处的经济学,有别于“经世济民”的“庙堂经济学”,而是如何用经济学思维方式观察真实世界的“百姓经济学”。优雅加上理性,所流淌出来的自然是经济学的理性之美。

巨侠喜欢拿他们家“小犬”说事,本书中就时有提及,而“小犬”正好不会经济学思维方式,于是,在本书中,秉元教授领着小犬大犬、各路神仙、芸芸众生一起遨游大千世界,一路讲述有趣的故事,分析背后的经济学道理。71篇短文,分为人生哲思、理性与感性、社会观察、两岸漫游四个部分。抽象如人生目标、公平正义、道德伦常,具体如面包买卖、汽车擦碰都能施以经济分析,讲出个一二三四。遇到挑战亦毫不退缩。如《正义的刻度》中对质疑者的尖刻批评毫不客气,称其“经不起理论和事实的检验,……也许有益于宣洩自己的荷尔蒙,却于事无补。”

霸气来自于底气。秉元浸淫经济学几十年,两根钓鱼竿既钓大鱼,又钓小鱼。经济学学理研究的“大鱼”能钓着,应用分析的“小鱼”自不在话下。霸气、底气又源于经济学的底蕴。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被视为经济学的圭皋。过去经济学主要研究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通俗地讲是关于“发财”的学问。《国富论》讲一个国家如何发财,“投资组合理论”等教个人如何发财,《资本论》则是让没有希望发财的人变个法子发财——推翻私有制,剥夺剥削者!所以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后来人们发现,不光是经济行为,非经济行为也要耗费资源,也有个成本效益问题。于是各种各样非经济的经济学也出来了,如军事经济学、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生育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犯罪经济学……等等。再后来,发现动物的行为也要讲究成本与效益,由此又有了“动物经济学”。《优雅的理性》就有一篇讲蚂蚁和蜜蜂的经济思维。

我的经济学没秉元学得好,底气也没他足。总觉得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从不同层面解读人的行为,都是“人学”。经济学只是其中一种,不能包打天下。2002年,时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的金庸先生倡导经济与文化的“联姻”,主持召开了“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国际研讨会。我在发言时调侃了一番“爱情经济学”,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经济学界的朋友找我探讨他应该找什么老婆,我主张他不要找太年轻、太漂亮的。他惊讶:为什么?我说,从经济学上分析,年轻漂亮老婆的边际收益急剧递减,不出两年就审美疲劳,但成本持续增加。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都很高,骗到手后保管成本、维修成本、产权界定成本都高;万一不行了,重置成本更高,“曾经沧海难为水”……一番话讲得他连连称是。但没过多久,他就带了个年轻漂亮的老婆来见我。

我的本意是想吹捧一下在场的文学家,说他们雅,我们俗。同时想消减一下“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威胁:即使经济学的道理成立,人们的行为也不一定按经济逻辑做。没想到,有好事者把我这番话刊登在当地《浙江科技报》上,还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姚先国教授说:不能找漂亮女人做老婆!”让我大惊失色,叫苦不迭!作为一个男人,哪怕半点荷尔蒙都没了,也不愿被天下美女咒骂。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更不愿意美女们找不到老公,那可是资源的极大浪费!

学了爱情经济学,不一定找得到好老婆。学了金融经济学,也不一定能发财。有些著名经济学家,投资、炒股都赔得一塌糊涂。学经济学到底有什么用?各位看客,还是跟着“熊巨侠”在观察真实世界、解读社会现象中感悟吧!能否变得更加理性,更加聪明,就要看各自的悟性了。

如果读了此书,自以为掌握了“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真谛,时时处处锱铢必较,寸利必争,请女朋友吃顿饭回来也捶胸顿足:“花那么多钱,手都没拉一下,亏大了!”结果恐怕难免是孤家寡人,光棍一条。到那时候,如果抱怨说不该读《优雅的理性》,那我可得说句公道话:“要怪只能怪自己,怪不得秉元老弟!”姚先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院院长写于2013年6月25日第一部 经济学家的人生哲思:何不潇洒一些

第一部的主轴,是人生哲思;如果对作者的描述有质疑、不解或犹豫的部分,不妨先做个记号;重要的不是自己的判断如何,而是能否为自己的判断提出合于情理的解释。多多琢磨,或许有自己意想不到的发现和收获!为人生目标做经济分析

有目标比没目标好,做错比不做好。设法改善自己的目标,大致上不会错。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ames M.Buchanan,1919—2013)曾在一篇论文里提到:“人和动物的差别,是人能试着改善自己!”

就逻辑上来说,布氏的话至少有两点值得细究。首先,动物难道不会试着改善自己,增加自己存活繁衍的机率?其次,人普遍的会设法改善自己吗?游民、尸位素餐、饱食终日等人,似乎是反证。不过,众所周知,布氏是思想家、哲学家,不擅长实证研究;因此,这句话与其说是事实陈述,不如说是他的信念,或是他想宣传的教义。

很多经济学者会表示,基于尊重消费者主权,人有选择的自由,要不要寻求改善自己,该由每个人自己决定。当然,其他的经济学者会指出:改善自己与否,并不是关键所在。由经济分析的角度着眼,更根本的问题是,人最好有生活的目标,而改善自己,只是诸多可能的目标之一而已。

有目标的好处,是思考上有一个明确的参考坐标。对于生活里的大小事物,可以依这个坐标决定取舍。而且,点点滴滴累积之后,会慢慢向目标靠近。没有目标,就像失去方向舵的船,漂浮而无所适从。那么,如果人生有目标,目标又是改善自己,经济分析帮得上忙吗?对于这一点,精确地说,经济学帮不上忙。不过,大千世界处处有智慧,至少有三种明确的做法。

首先,是终极目标法。在《高能人士的七个习惯》(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这本畅销书里,作者柯维(Stephen R.Covey)提醒读者:每个人可以自问,当你过世之后,在自己的墓碑上,希望家人朋友镌刻哪些字眼?如果在墓碑上,希望刻上的是:“这里长眠的,是一个正直、爱家庭、乐于助人的人。”那么就以这个碑文为目标,作为为人处世的最高指导原则。只要念兹在兹,认真奉行,经年累月之后,自己就会成为具有这些特质的人。

其次,是典范认定法。无论哪一个社会,通常都鼓励学童和年轻人阅读伟人传记或文学家、音乐家、科学家的自传,譬如:爱迪生、牛顿、居里夫人、海伦·凯勒、巴顿将军、岳飞等等的传记或自传。透过这些作品,读者往往可以深切体会到,成功不是偶然的,在亮丽炫目的果实背后,往往是辛勤耕耘、历经起伏。在年幼时读这些作品,可以找到自己仰慕心仪的对象;如果作为人生的典范或标杆,也就有雕塑自我和引领人生的作用。成人之后,读的多半不是传记,而是理财或美容养生等书籍。

最后,是阶段性目标法。前面两种做法,是设定一个长远的目标,然后朝目标努力。相形之下,第三种做法,是不设定长远目标,但设定阶段性的目标,逐步完成。当阶段性目标陆续达成后,不知不觉的就累积出可观的成果。

具体而言,考虑自己目前的状况,设定一些阶段性的目标。譬如:自己英文比较弱,就设定目标,每周看一篇《时代周刊》(Time)上的文章;一年之后,希望能一周看两篇文章,而且查字典的次数慢慢减少。

或者,自己喜欢音乐,就加入相关网站,扩充音乐方面的认知能力,希望一年之后,在自己的部落格里,能开始写乐评。无论如何,这三种做法只是技巧,但很有参考价值。重点是,有目标比没目标好,错比不做好。设法改善自己的目标,大致上不会错。

布坎南的论点,有点宗教情操式的呼吁。然而,他年过八十依然孜孜不倦,清晨四时即起,他的行谊,可以说是为自己的立场做了最佳的批注(即使和经济分析没有直接的关联)!生命的比拟

一件事物的意义,是由其他事物所衬托而出,是被充填和被赋予的。

对于生命(主要是指动物和人类)的礼赞歌咏、感叹神伤,史不绝书。“视死如归”,是把生命看得稀松平常,像回家吃晚饭一般;“人命如草芥”,是把乱世时的生命,比拟为随风飘荡的种子。

生命本身的意义到底如何,似乎不容易有定论,但是借着各种极尽巧思的比拟,可以对生命有更深刻的体认。而且,抽象来看,这种比拟和譬喻,还透露出一个重要讯息:一件事物(包括生命)的意义,是由其他事物所衬托而出,是被充填和被赋予的。

不同的学科里,对生命有轻重不同的论述。在法学论述里,生命的意义是重要无比的课题。历来的法学巨作,也一向对生命赋予崇高尊贵的地位。然而,绝大部分的讨论,是以道德理念为基础,再诉诸古今中外哲学家的权威。相形之下,以比拟的方式琢磨生命的内涵,或许能带来一些新意。譬如死刑和器官买卖,就是两个既生动又争议不断的议题。

反对死刑的诸多理由,理直而气壮,掷地有声,毋庸赘述。但是,据我所知,有一个赞成死刑的理由,从来没有在文献上出现过。具体而言,两军在战场上交战时,兵戎相见,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打仗不是请客吃饭,兵者死生之事也。对于敌人,无须也无从怜悯;剥夺敌人的生命,就是保障和捍卫自己的生命。既然如此,对于社会外部的敌人(敌军)可以毫不犹豫地剥夺其生命,那么,对于社会内部的敌人(连续杀人、结伙抢劫、性攻击并杀害幼童等等的罪犯),为什么不能剥夺其生命呢?

战场上的敌军,大多只是平凡的小老百姓,彼此之间未必有深仇大恨,更没有个人恩怨,只因为刚好是敌我,就一律杀无赦!对比之下,社会内部的敌人,对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固然造成惨痛的伤害;对于社会上其他人,也带来沉重的威胁和阴影。这些“敌人”危害和可憎的程度,难道一定小于战场上的敌军吗?那么,为什么可以剥夺社会外在敌人的生命,却不能剥夺社会内在敌人的生命?

另一方面,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毫无例外一律禁止器官买卖。然而,法令明文禁止,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事实上,随着科技的进展,医疗的人力物力愈益充沛,器官移植在技术上已经渐趋成熟。黑市里的器官买卖,早已不是新闻。因此,对于许多器官的移植而言,手术的风险已经不再是主要的障碍,反对的理由,还是历来对生命、身体的认知。

以换肾为例,目前许多国家都接受亲友捐赠的做法;或者,意外死亡者和死刑犯,也可以捐出器官,造福需要换肾的人。然而,和需要的人相比,法令所允许的供给只是杯水车薪。肾功能出问题的人,只好借助于洗肾,然后经历漫长等待岁月的煎熬,除了生理和心理上的折磨之外,也耗费极其可观的医疗资源。

那么,以洗肾延续生命,是一种做法;经过适当程序,允许某种程度的器官买卖,以换肾来充填生命,是另外一种做法。考虑两种做法所涉及的人力物力,考虑患者本身的尊严和生活质量,也考虑器官买卖可能带来的纠纷,目前这个依赖洗肾和禁止器官买卖的组合,一定比较好吗?

以社会的外部敌人、内部敌人来思索死刑的做法,以洗肾、器官买卖来思索肾脏病患者的际遇,都是借着比拟对照的方式,对生命的意义做某种充填。当然,这种比拟的好坏,值得和其他的比拟作一对照。不同阶段,不同角色

在每一个逗点上,他可以想想,自己的角色扮演得如何。

记得儿子刚考完大学联考时,玩得不见踪影。我要他以千字的篇幅,做阶段性的省察,就像他小学和初中毕业时一样。对我而言,也值得在这个时点上,略为回顾。毕竟,过去的十八年,不是短暂的岁月;而往后的日子,他将是脱缰之马,和我渐行渐远。我最好早为之计,做好心理准备。不过,在儿子眼中,我是父亲,也是经济学者。因此,我一直很好奇,父亲和经济学者这两种身份,对他的意义到底如何?

当父母的人都很清楚,随着子女年龄增长,他们对父母的评价会越来越低;我当然不例外,而且我还清楚记得,他崇拜仰慕我的那段美好旧时光。其中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五六岁左右时,有次我们一起搭公交车,路程长,便玩起猜谜游戏。自己心里先想好一个谜底,然后由对方发问,借着一连串的问题,把谜底猜出来。来回了几次之后,轮到由他想谜底、我提问。我一眼看到他盯着我的眼镜,因此他才刚说想好谜底,我问都没问,直接说出谜底:眼镜!登时,他脸上露出惊喜仰慕的眼神和表情,那种模样前所未有,也只出现过那么一次。

当然,从小他就知道我是经济学者,他从我这儿听到的很多故事,都和经济学的思维有关。其中之一,是面包店的故事。大约在他读小学二三年级时,我问他:如果他开了家面包店,那么他会做十种或是一百种面包?“一百种”,他毫不犹豫地说。我不作臧否,但是娓娓道来相关的考虑:对面包店的师傅而言,做一百种面包要花很多心思时间,做十种则要容易得多。对买面包的人来说,一百种面包当然大有吸引力;可是,要在一百种里选来选去,也得耗费很多时间。如果只有十种,可能反而容易选,虽然种类少了许多!也许,童话世界里满房间玩具、满桌子巧克力、满屋子各式面包的景象,从此由他的脑海里消失。经济思维是否就此萌芽,当然不得而知。

不过,即使不是大喇喇地援用经济学的专有名词,生活里的许多点滴,总是不经意反映了我的思维背景。他每周的零用钱,固定在周末收拾完房间之后才能开口。可是,他个性松散,又衣食无虞,从来没缺过钱,对零用钱也就满不在乎。数不清有多少次,他会哀怨地说,好像有好几周没拿零用钱了,我的回应总是千篇一律:自己的权益自己不照顾,要怪谁?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成本低;别人借箸代筹,成本高。

无论经济思维的浓淡如何,生活毕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子女眼中的父母,自然不会是四平八稳、光鲜亮丽。我在儿子心目中的地位,两桩小事可见其余。

小学六年级时,他班上同学的父母轮流在早自习时介绍自己的专长。有位小朋友的父亲是飞将军,穿着笔挺的制服,介绍各式战机的特性和外形。小朋友们目不转睛,无限神往。妈妈听完儿子的描述,问他为什么不请自己的爸爸到班上露面。“可是,他只是教授啊!”儿子的口气不胜惋惜悲切!这种心理似乎与日俱增,上高中后有次他住院,差遣我四处找漫画店,帮他租漫画。他明白表示,我的功能就剩下帮他租漫画!

还好,在他高二时,学校《公民》课本的经济学部分,是我所撰写,而他的某位女性同学是我的读者,对我的书颇有好评。由老师和朋友口中,他似乎才渐渐知道,自己的爸爸不是那么不堪,言谈举止之间,偶尔出现一点小小的客气。据他说,进了大学之后,大一就会修我的《经济学》。这倒是令我稍有期待,看看借由课堂上的论对,他对我的敬意是不是会慢慢增加,即使回不到他小时候全盛期的状态!

无论如何,对他和我来说,现在都只是逗点。当他有了专业技能、开始工作,当他娶妻生子、有自己的家小,将是陆续而来的逗点。在每一个逗点上,他可以想想,自己的角色扮演得如何;而我当然也可以陆续琢磨,自己一路走来表现又是如何——就一个经济学者、父亲的角色而言。喜怒哀乐的经济逻辑

人不是情感的动物,人是成本效益的动物!

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尝言:“理智是情感之奴。”(Reason is a slave of the passions.)这是文言文,白话文是:“人是情感、情绪的动物!”

无论是文言或白话,对于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等,历来的哲学家和一般社会大众,无不认为是驾驭人的原始力量。人为情感、情绪所使唤,即使是少得可怜的理性、理智,也只是居于被支配和奴役的地位。人的景况,真是可悯和可悲。

然而,刚过世不久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提醒世人:原始部落里看来古怪奇特,甚至是荒诞不经的仪式举措,其实都有迹可寻。而且,种种作为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背后有共同的逻辑。这位大师的见解,相当程度改变了学界和世人对原始部落的认知。

当然,原始部落人们的逻辑,和现代物理、化学、数学、经济学等等学科所架构的逻辑,显然不太一样。那么,对于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等情怀,现代科学是不是也有新的、不同的解读呢?

行远自迩,先从简单的情境开始琢磨。如果人真的是情绪的动物,那么动物一旦受到环境里的刺激,会直接不假修饰地表达喜怒哀乐。可是,非常奇怪,每个人都可以自问:被父母师长责备时,有多少人会回嘴或怒目以对?对于上司或面试的主考官,有多少人会直接宣泄心中不满的情绪?大概不多,除非打定主意“此处不留人”!

可见得,对于情绪的运用,还是有规则可循。一言以蔽之,喜怒哀乐的逻辑,就是简单的成本效益。对上司、主考官、指导教授发怒的成本高而效益低,因此不值得这么做,做了不划算!

不过,扪心自问,很多人把气往父母、手足身上出,对于朋友却客气有礼得不得了;宁愿得罪家人,却不愿意对朋友稍稍失礼。似乎,家人比不上朋友,这又是为什么?

这种现象,所在多有,看起来奇怪,其实一点就明,而且毋庸外而求也,就是成本效益的考虑:得罪家人,家人还是家人,血总是浓于水;可是,得罪了朋友,朋友可能就不再是朋友,甚至变成敌人。因此,无须掰脚趾头加减计算就知道,得罪朋友成本高而效益低,得罪家人则反之。万物之灵的人们,自然会去彼取此。

可是,另一种心境感怀,似乎也屡见不鲜:得罪朋友时,不会有罪恶感;做了对不起父母、让父母失望的事,往往有浓厚的罪恶感。怎么回事?这种对比,其实也不难解释。传统社会里,家庭要发挥生产消费、储蓄保险等功能,家人一起面对大自然的考验,一起度过人祸天灾。伦理关系紧密,才能够同舟共济。要使父母子女之间关系紧密,最好在观念上发展出支持的对应条件;父慈子孝的观念,就是支持伦常结构的重要条件。

然而,这不是有点矛盾吗?可以得罪家人,却不愿意得罪朋友;可是,对不起父母时会觉得歉疚神伤,对不起朋友时却没有类似的感受。为什么?稍稍琢磨就可以体会,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正反映了人在处理情绪时的粗致细微处。朋友是一时的,父母是永久的。因此,小的利害上,可以以朋友为重,牺牲父母家人;在长远的考虑上,当然还是要呵护父母家人的权益。

由此可见,对于爱恨情仇及喜怒哀乐的运用,人们还是自觉不自量、有意无意地受到成本效益的影响。精确具体来说,人不是情感的动物,人是成本效益的动物!理智不是情感的奴隶,情感才是受到理智的驾驭和节制!

事实上,喜怒哀乐的情怀,值得仔细琢磨,而不是哲学家式一厢情愿的认定。追根究底,在大自然的演化过程里,万物之灵的人也经历了漫长的蜕变。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等等,都是这个漫长过程的结晶。

在粗浅的程度上,生物有暖饱情欲的需求,一旦需求得到满足,生物体自然发出讯号,无须再做探寻。因此,胃里塞满食物之后,会有“饱”的感觉;身上有衣物之后,会有“暖”的反应。同样的道理,喜怒哀乐等情怀,也是一种生物上的反应,反映了生物体所面对或经历的情境。在河里捕着了鱼,会觉得欣喜;到口的肥肉丢了,会觉得愤怒,如此等等都是生理上自然而然的反应。

比较重要的,是这些生理上的反应,除了是生物体的宣泄之外,还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具体而言,每一个人生,都可以看成是多回合的赛局(a repeated game)。这一回合所发生的事,对未来会产生影响。因此,喜怒哀乐的情绪,是对已经发生之事的反应;除此之外,也对未来有提醒、警示、刺激、诱发的作用。譬如,学习或工作上达到目标,得到嘉勉,有了“喜悦”的情怀;这种肉体和心理上的状态,会诱发往后的行为,希望能带来更多类似的情怀。

在更抽象的层次上,喜怒哀乐等情绪和理性合纵连横,发挥互补和合作的功能,希望能保障和增进生物体的福祉。譬如,讨价还价不成,“一气之下”掉头而去;左思右想犹豫不决,“血气之勇”直接示爱等等。因此,情绪等于是一种规则(stopping rule),指示生物体放弃眼前的道路,转换到另一条轨迹上!

原始社会里的仪式规矩,有共同的逻辑,值得以理解之。同样的道理,人类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等情绪,也有隐藏其下的逻辑,值得以理解之——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道德情操小论

道德观念一旦建立,有点像是全年无休的发电机,是驱动行为的原动力。“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是大哉问,考验了历代的哲学家们。有些哲学家认为,人和动物的主要差别,是人有道德而动物没有。对于这个问题,当代的哲学家兼名嘴之一认定:“如果是台大学生,如果是吃饱饭等死,就和动物没两样!”

这种观点的是非曲直如何,当然众说纷纭;不过,在智识上更有趣味、更有挑战性的问题,是道德到底由何而来,作用和性质又是如何?

首先,正本清源,先确定道德的意义。根据《简明牛津字典》,道德的意义包括“关于约束和节制行为”,以及“和区分对错有关”。也就是,道德涉及价值判断,如同人们心中的一把尺,会影响人的行为和举止。其次,道德由何而来?这是抽象的问题,但是可以借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诚实,是一种基本的道德,举世皆然,都希望能在下一代身上孕育雕塑出这种德性。可是,为什么会有诚实这种德性呢?

当小朋友放学回家,我问他:“放学后,有没有去玩电动?”他的回答可能是有,也可能是没有。我怎么判断呢?如果他放学后,我跟在他后方二十公尺,就一目了然,问都不用问。我会提出问题,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他手中握有信息,而我没有。当我提问而他回答之后,我就必须解读他提供的信息。诚实,就是帮助我解读信息的参考坐标。如果他一向诚实,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他一向不太诚实,我可能会反向解码。

无论如何,诚实这种德性,表面上看是一种高贵纯真的美德;其实,是万物之灵的人们,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工具,具有功能性的内涵。换句话说,诚实就像铁锤、雨伞一般,是人们趋吉避凶、自求多福的因应之道。诚实是如此,人们的其他德性,包括正直勤劳、节俭坚毅、温顺婉约等等,也是如此,都有功能性的内涵,是大小不一、轻重不同的各式工具!一般来说,农村长大的孩子比较质朴纯真,都市长大的孩子比较机灵文气;这种差别反映了成长环境的差异,也反映了所需工具的不同。

然而,虽然都是工具,道德和铁锤、雨伞之间,还是有微妙的差异。铁锤、雨伞都是外在的器物,操作时,需要动手动脚。相形之下,诚实正直是内在的思维,操作时,就是由当事人自己取舍运用,毋庸外而求也。更细致来看,各种道德观念,是内在的机制,储存在人的脑海里和胸腹中;道德观念所引发的喜怒哀乐,发挥了奖惩的效果,本身成了激发人们励志向上的动力。使用铁锤、雨伞,不会产生荣誉感或羞耻心;是非道德等观念,却能鼓舞或压抑人的心志。道德观念一旦建立,有点像是全年无休的发电机,是驱动行为的原动力。

当然,道德和铁锤雨伞之间的差异,也无须区分扩大。本质上,都是工具,都是人类演化过程中的产物。而且,人类既然是演化而来,也就无须太过强调人和动物的差别。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动物。体会到这一点,可以比较平实一些,也比较能够呼应生态保育的概念。

由此也可见,历代的哲学家所探讨的大哉问,可能根本是个假议题(a non-issue)。“吃饱等死,和动物没两样”的说法,侮辱的不是动物,而是人自己!人比人气死人,是比错了方向

不要钻自己的牛角尖,要和别人比!和别人比了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大小长短。

过去几个月,对我而言最有收获的事之一,是因缘际会参加了一个课程:由两位充满爱心和气质的女士担纲,二十余位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参与者。

每周聚会的三个小时里,老师讲解一些和心理、成长有关的概念,放音乐带大家活动筋骨,然后彼此分享心得。在老师的诱导之下,成员往往说出内心深藏的秘密和困扰,因此课程开始时大家都签了同意书,在对外转述时,要注意维护其他人的隐私。

参加这个课程时,我深为失眠所苦。失眠之前,梦中偶尔会出现婀娜多姿的美女;失眠之后,不容易入睡,即使入睡,往往被梦中出现的另类女性所吓醒。失眠带来精神衰弱,精神衰弱意味着惶惶不可终日,满脑子悲苦的念头,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处境最凄惨的人。然而,当老师把房间的灯转暗,大家围坐在和室的地板上,听同修们娓娓道来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胆战心惊。

一位三十余岁的年轻人,傲气逼人,良有以也:很年轻时他就在珠宝设计界扬名立万,出任公会重要职务。和父亲的关系,他用“爱恨交织”来形容,父子还曾打了两次架。后来,几种因素交互作用之下,他同时得了四种病:忧郁症、焦虑症、空间扭曲症、妄想症。还好,珠宝店已经歇业三年,他的妻子还是不弃不离,陪他到处上课修炼。

另一位活泼开朗、年近四十的女士,和先生一起开了一家广告设计公司,拥有一双子女,先生在上海打拼。她已经失眠多年,女儿十一岁时就开始失眠;最麻烦的是双十年华的儿子,一直闹着要自杀。她和先生百般劝阻诱导,都没有效果。最后,他们家三口都有了默契,万一儿子真的自杀,他们都能接受。而且,他们都知道,无论儿子能不能走出自己的阴霾,他们都要好好过日子。她所经历的“丧子之恸”,即使不能完全感同身受,还是令人思之凄哽。

经历最活生生、血淋淋的,是另一位年轻人,他“国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现在三十出头,事业有成,自己开公司。但是,青梅竹马的妻子和他分手,而且离婚的第二天,她就和住在一楼的男人结婚。他现在是单亲爸爸,独自照顾三岁的儿子。即使他早上爬不起床,斗志全无,在儿子面前还是得勉强摆出笑脸,装作若无其事。

听到同修们的故事,我自惭形秽。我的日子当然也不好过,在家里地位不高,排名第三,仅次于太太和儿子——还好家里没养狗!儿子住院时,差遣我四处找漫画店租漫画,说那是我唯一的功能。然而,和同修们相比,我有什么好难过的?

再想一想,同修们的际遇虽然辛苦,还是能衣着光鲜地来上课,还有能力讲出自己的景况。社会的各个角落里,难道没有更崎岖艰难的人生吗?难道没有更难以启齿、面对的际遇吗?因此,我得到的启示是:不要钻自己的牛角尖,要和别人比!和别人比了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大小长短。而且,不只和这一生相比,还可以和前世相比(《前世今生》确实是一本好书);不只和前世今生相比,还可以和来生相比(《前世今生来世缘》为同一位作者的书,同样具启发性)。确实是,不比不知道,比了吓一跳。

很久很久的以后,太阳还是天天从东边升起。因此,与其往上比,不如往下比;与其自寻烦恼,不如自得其乐;比上不足容易,比下有余也同样容易。

人比人气死人,是比错了方向!选择记忆

选择性的记忆,是处理过去;选择记忆,则是处理未来。

选择性的记忆,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字眼;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可以依个人的需要和好恶,选择性地记住其中的某些环节。由演化的观点来看,这应该是很重要的心理机制,有助于人这个生物体的生存和繁衍。选择性的记忆,是针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那么,对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概念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由记忆的功能开始琢磨。

记忆,是一种数据库,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多,这个数据库的内容逐渐积累和丰厚。记忆这个数据库有许多功能,甜美温馨的回忆,可以抚慰人生,诱发斗志;伤感愁苦的回忆,可以提醒警示,避免覆辙重蹈。因此,人生像是一个多回合的赛局,而记忆这个数据库的作用,就是帮助球员面对源源而来的考验。

我教书已有二十余年,成功失败都有一些。然而,在这个漫长的时光里,有个事件的记忆却异常鲜活,简直是思之凄哽,是我心里永远的痛。

我以经济学者的身份,教授“法律经济学”已不下十年,这个课程是利用经济分析,探讨法学的各个领域。修课的研究生们,经济和法律专业都有。对经济背景的学生,早已熟习看家本领,所以问题不大。对法律背景的学生,经济思维是一套全然不同的语言和逻辑,有如天方夜谭一般,因此开学时,我总是可以感觉到,法研所学生凶狠敌视的眼光和表情,讨论时的舌剑唇枪、刀光剑影更是常态,不在话下。

有个天朗气清的日子,我费了一番唇舌,试图说服一位特别坚持意见的法研所学生,他不为所动,我又阐释了一次,他还是不领情。他大概觉察到我有点激动,于是自我解嘲:“请老师原谅,学生的资质驽钝!”我失去控制,自以为幽默,回了非常不好笑的一句:“看得出来!”

话一出口,我立刻后悔。可惜,说出口的话,如覆水难收,再多再快的马也追不回来。事后无论我如何补救,伤害已经造成,那位研究生没有继续修第二学期的课。而只要我想起那一来一往的对话,心里就懊恼悔恨一次!

对那位研究生而言,可能已经忘记这段插曲。即使记得,也未必全是负面的经验。说不定,受到刺激和调侃,他把经济分析弄清楚,或对法学本身钻研得更深入透彻。至少,经过考验,他的EQ往上提升了一两个刻度。可是,对我而言,无论如何自我排遣,我的言行举止失礼失态,完全不像老师(更不用说是高等学府教授)的样子!

痛定思痛,这桩事件对我有两点影响。首先,我再三提醒自己,以后无论学生再难沟通说服,我必须控制自己的言词和表情。如果学生问了个笨问题,我不能诚实以告,而是善意响应:“你问的问题很特别!”其次,在比较抽象的层次上,我领悟到“选择记忆”的重要。

当年龄够大,经验够多,数据库够丰富,行为的因果之间,自己都已经有底:唐突失当的言行,事后一定会悔恨懊恼;光明磊落的举止,事后自己会舒适自在。无论如何的选择性记忆,记忆会跟着自己一辈子,所以,在面对抉择考验时,务必要先想到,自己的取舍会留下什么记忆,千万不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找麻烦,明知故犯,为自己留下一辈子都难过不豫的记忆。选择性的记忆,是处理过去;选择记忆,则是处理未来。虽然两者都是操之在我,也都和人的演化过程有关;然而,两相比较,对于人生显然有不同的启示!牺牲谁比较好

面对两难和考验时,与其诉诸道德哲学,不如向生活经验求援。“火车驾驶看到前方轨道上有五个人,可是刹车失灵。但是,方向盘没失灵,他可以轻转方向盘,转入另一个轨道,而那个轨道上只有一个人。那么,你的选择如何,转不转方向盘?”这个假设性的情境,是哈佛大学教授麦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1953—)的开场白。他的课程名为“正义”(Justice),是哈佛最受欢迎的课之一,选修的同学,动辄数百人,甚至超过千人。

描述完情境之后,他要同学举手表示选择如何。结果,绝大多数的同学,选择转方向盘,撞一个人。接着,他话锋一转,把情境稍稍调整:“前方轨道上还是有五个人,刹车还是失灵;你站在天桥上,旁边刚好是一个胖子。把胖子推下天桥,可以挡住火车!那么,你的选择如何,推还是不推?”再举一次手,结果迥然不同,刚好相反。这一次,绝大多数的人认为,不该把胖子推下天桥,牺牲一个人救五个人。

桑德尔请教在场的男女老少(还有旁听的白发长者),原因为何。几位听众表示意见之后,他介绍人们思索的两种依据:后果式思维(consequentialist reasoning),以结果(牺牲一或五个人)来取舍;规范式戒律(categorical reasoning),以道德上的理念判断是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桑德尔的专长是政治理论,由道德哲学的角度解读问题,顺理成章。然而,同样的情境、问题,也可以由其他更直接的角度来阐释。

在第一个假设情景里,面对轨道上的一个人和五个人,五个人不该在轨道上,他们是错的;另外的那个人,是在火车不会经过的轨道上,是对的。然而,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牺牲一个人,救五个人,取舍的标准很简单: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根据常情常理,根据轻重大小,多数利益要高于少数利益。而且,深一层的考虑是,每个人可以自问:在一个人和五个人这两个群体里,自己属于哪一种的机率比较高?简单的数学,刚好呼应生活经验的直觉判断;有五倍的机会,会属于多数组。因此,无关道德哲学,由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出发,就可以得到合于情理的解释。

其次,在胖子出现的情境里,虽然还是一个人和五个人之比,意义已经大有不同。天桥上的胖子,是善意的第三者,虽然他也是一个人,身份上却和铁轨上的那个人有着微妙的差别:铁轨上的那个人,性质上和另外那五个人类似;天桥上的胖子,性质是旁观者,和同是旁观者的自己比较接近。因此,设身处地,自己也可能是旁观的胖子(或另一种场景里的瘦子);在轻重取舍上,不再是一与五之比,而比较像是一与一之比。如果是一比一,牺牲胖子就几乎等于牺牲自己,由同理心的角度来看,当然没有理由这么做!

在比较抽象的层次上,后果式思维和规范式思维,都是人们生活经验的产物。依情境不同,人们会援用不同的概念,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考验。而且,规范式思维隐含的价值判断——对错、是非、善恶、高下、美丑等等——并不会凭空出现。在人类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这些概念。灵活运用这些概念,可以让人们竞争存活的能力提升,希望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因此,后果式思维和规范式思维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有相通之处。

大部分人没有学过道德哲学,但是所有的人都有生活经验。因此,面对两难和考验时,与其诉诸道德哲学,不如向生活经验求援。认识世界的过程,形似指鹿为马

一般所认定的“事实”,只是大家有共识、不争议而已。

指鹿为马的成语广为人知,但是典故和出处却未必,值得稍作说明。根据《史记》,秦二世时宦官赵高为相。二世出游时,赵驾鹿相随。帝问:为何乘鹿;赵回:不是鹿,是马!帝不信,赵遍问随侍,多人附和,指鹿为马。

典故如此,释义各取所需。最简单的说法,是指责人黑白不明,颠倒是非。稍微复杂的,是阐明民粹自古已有,于今为烈而已——众口铄金,是另外一种说法。更深沉的解释,是可以透过阳谋和阴谋,设计情境来洗脑以达到目的。希区柯克经典名片《煤气灯下》,就是医师扮神作鬼,把妻子英格丽·褒曼弄得精神错乱。

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少了权谋算计,多的是发挥教育的功能,并且隐含对社会现象的深刻体会。

儿子读小学一年级时,有天我牵着他的手回家,在巷子口附近,刚好有一只猫轻跑而过。我捏了一下他的手,说:“你看,那只狗!”儿子抬头,满眼笑意地说:“是猫啦!”我语调平淡的加了一句:“你怎么知道那是猫?”小鬼不再做声,我们一路无言,静静走回家。

几天之后,我们又一起走进巷子。这次眼前出现一只小狗,儿子出声:“你看,有只猫。”刚好旁边有位中年妇人,她的眼神表情,十多年后还历历如新。她先是以讶异的眼光扫过小孩,再以悲悯同情的神色看了我一眼——长相活泼可爱的小孩,怎么是个有智力障碍[1]的喜憨儿!我不做声,不露哀喜,但是心里稍稍自得:小鬼的心智,已经往上提升了好几个刻度。

对于这“指鹿为马”,当然可以作一连串的阐释和引申。由小到大,在成长的过程里,人们学着认识周遭的世界。借着各式各样的概念,人们认知环境,而后在行为上有所因应,希望能自求多福。因此,“蛇”这个概念一旦在脑海里出现,通常代表危险;但是,如果是“纸蛇”或“玩具蛇”,就以另一种心情和举止来回应。除了草木鸟兽、日月星辰,比较复杂的,是关于美丑善恶、是非对错等等的价值判断。由生活经验中,人们也慢慢学到各种概念,并且不自觉的援用自处。譬如,看到喜憨儿,就是看到世界上某个不幸的角落,会自然而然启动同情怜悯的情怀。

然而,无论是具体的物理世界或抽象的价值体系,都是经过人们的认知和思维,才发挥作用。在认知和思维的这个过程,就未必要墨守成规,而值得琢磨一二。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2)尝言:“没有事实,只有阐释。”(There are no facts, only interpretations.)这句话的内涵,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体会。

一方面,一般所认定的“事实”,只是大家有共识、不争议而已(狗和狗腿,是指不同的动物)。一旦有争议,“事实”本身就需要再检验(兽医是名词还是形容词?)。另一方面,对于现象的“阐释”,涉及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因此,在阐释时,最好能依恃较充沛的数据库。而且,除了表面上的符号之外,一件事物内在的意义,是由其他事物衬托而出。经由对照和比较,通常可以有较周全稳当的阐释。

经过二十年以上的相处,我知道儿子不是喜憨儿。但是,他稚气未脱,童心依旧,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喜憨儿的成分。至于赵高到底是羊还是狼,或是其他,《史记》没有点明,还有赖后世读者自行阐释。海绵、刺猬和傻瓜

最好试着当海绵,不要当刺猬。而且,如果不太困难的话,勇于当傻瓜。

大学联考已发榜,学校即将在九月中开学。为了迎接新生,学校安排新生训练。课程之一,是以分组的方式,请校内老师和同学们碰面,谈话一小时。我忝为受邀者之一,答应和两组不同科系的新鲜人碰面。可是,虽然已经任教二十余年,要对新鲜人耳提面命,却让我颇为迟疑。

这群年轻人的年龄和我儿子相仿,我当然可以站在父亲的立场,将心比心的发挥一番。然而,反躬自省,这个角色我并不成功。“沾美西餐厅”的老板陈登寿,经常向他儿子道歉,希望他儿子原谅——因为他没当过爸爸,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陈登寿的雅量,我没有,而且,对我自以为是的诸多意见,儿子的反应经常是两个字:“白痴!”所以,以父之名自矜自是,显然不讨好。那么,换个身份,站在老师的立场,也许还可以略陈固陋。

多年来,我教过许多班别,有很多不同背景和层级的学生,包括不少父子、父女、母子、夫妻档。仔细想想,我发现有一些特别的规律性。首先,学生可以分成三类:大学生、研究生(硕博士)、在职进修以及推广教育的“老”学生。对老师的态度,刚好和年龄成反比:老学生最客气,其次是研究生,最后是大学生。学习的热忱,排序也相同。

其次,无论班别,我一向要求课前预习;而且,针对指定进度的内容,在课前以书面提出问题,作为上课讨论的基础。由问题的文字上,也可以察觉出一种趣味。大学生们,特别是大一、大二的年轻人,提出问题时最义无反顾、理直气壮。似乎,他们认为教材(有些是我[2]笔下作品)荒诞无稽;似乎,他们睥睨山河,手中挥舞着巨剑大纛,决心斩除无知和谬误。

这两种规律性,本身就值得探究。在职班以及推广教育的老学生们,对老师客气,一部分原因当然是世故使然,希望维持好的人际关系。另外的原因,是他们离开学校一段时日,有机会重新学习,就像海绵一样,贪婪的希望尽可能吸取养分。而且,社会上的历练和工作经验,使他们累积了一个丰富的数据库,一旦能在课堂上学到理论,刚好能和经验联结,互相印证。在“老”学生的课堂上,往往看到一双双灼热发亮的眼睛!

相形之下,研究生们已经浸淫知识好些年,稍通学习的步骤和老[3]师的良窳,所以,他们多半循序渐进,表现持平。最特别的,当然是大学生,尤其是大一、大二的年轻人。他们的数据库储藏有限,阅历多半平淡平凡,可是在言辞态度上,不只是初生之犊,还几乎是目空一切。他们对现有制度和周遭的一切,有种挑战权威、打倒权威的架势——有点像刺猬一样,而且随时武装上阵!

也许,这正反映着他们阶段性的变化:高中以前,一切循轨道移动,进了大学之后,自由度大增。他们被期望要独立自主,可是数据库的条件却还不足以让他们拿捏得宜,所以他们对于新的学习环境,有点如生物本能般的,选择的不是欣赏投入,而是批判怀疑,甚至于否定。

因此,对于这些刚踏入校园的年轻朋友,虽然有点夏虫不可以语冰,我还是只能四平八稳、官模官样、窠臼八股般的重复:刚进大学,最好试着当海绵,不要当刺猬。而且,如果不太困难的话,勇于当傻瓜;认定一两个简单明确的目标,傻里傻气的去追求,自得其乐。

我在表格上填的讲题,就是:海绵、刺猬和傻瓜!人生里的两支鱼竿

钓大鱼的放长线,钓小鱼的放短线;长线是投资,短线则是满足荷尔蒙。

结束浙江大学的短期访问和教学工作之后,我来到武汉,在华中科技大学的经济学院,将待上六周。杭州有西湖,武汉有东湖,都是旅游胜景,我觉得运气很好。

前两天周末,上午在招待所写了些东西,下午决定到东湖边走走。招待所旁就有个体户,把私家车当出租车开;不到十分钟,就由校园来到东湖中央附近。东湖面积辽阔,据说是大陆最大的城中湖。湖面最宽的地方,几乎看不到对岸,有点像是面对大海的感觉。我顺着湖边的杨柳,慢慢走,享受湖光山色。

离岸边二、三十公尺,就有鱼群在水面翻搅。由凸出的背鳍来看,可能都是身长几十公分的大鱼。湖中有鱼,湖边自然有人垂钓;供给和需求,总是会巧妙的搭配。在湖中心附近,多年前铺设了一条公路,连接两岸。公路两旁,一边是叶茂花盛的夹竹桃,一边就是绵延几百公尺的垂钓客;每个人缴人民币十块,可以钓一整天。

绝大部分钓客是男性,而且多半中年以上。他们使用不同的饵,有的用甘薯混麦片,捏成小球,有的就用蚯蚓或蛆。比较特别的,是他们的钓竿特别长,大概有十一二公尺。这么长的钓竿,当然不好用手撑,所以在水里还立了两个金属支架,撑起这支长长弧形的钓竿。我走走停停,看看各人鱼篓里的斩获,也希望看到一竿而起,鱼儿跃出水面的景象。鱼篓里最大的鱼,是只红鲤,大约四十公分长。

走着走着,我有一个小小的发现。甩出大鱼竿,在水里架好之后,钓客们多半坐在小板凳上抽烟聊天;有一两位钓客,除了大鱼竿,还用一支小鱼竿,钓着岸边的小鱼。岸边的水浅,用的浮标小,钩子也小;但是,小鱼很多,十来公分长,不停上钩,所以忙得很。两支鱼竿,一大一小;大的放长线钓大鱼,小的放短线钓小鱼。双管齐下,各有所长,互有斩获,我觉得很别致有趣。

傍晚回到校园里,脑袋里一直出现大小鱼竿的画面。晚上在操场跑步时,稍稍一联想,觉得两支鱼竿各别苗头的做法,还颇有一些含意。

我在大学里任教,除了教学,研究也是重要的一环;还好,这是兴趣所在,所以也不以为苦。不过,研究不是自说自话、闭门造车,[4]必须得到业内同行的肯定才算数。我知道,某些自然科学的同侪,每篇论文四到十页不等,主要是说明实验结果;由投稿到发表,短则三个月,长则半年。经济学里,可不是如此。每篇论文平均二三十页,投稿半年之后,能接到评审意见,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如果运气好,一篇论文退稿次数不多;由投稿到刊登,两年到三年已经算是非常顺利。

我研究的范围,接近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不用数学和图表,而以概念思维为着力点。论述的内容,多半是看了大量的文献之后,才有一得之愚。由构思到落笔,时间更是漫长。记得有一篇论文,论证在布坎南和科斯(Ronald Coase,1910—2013)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之间,对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看法的异同。这篇论文的中文稿,在1993年刊载;修正成英文稿之后,最后在《理论和制度经济学评论》(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刊出,已经是2003年。整整十年的光阴,才让一篇论文露面。所以,对我而言,每一篇论文的撰述和投稿,就有一点像是用那支大鱼竿在钓大鱼;大鱼不常上,一旦上钩就成为经济学文献的一部分,流传久远。

在等待大鱼上钩的漫漫长日里,怎么办呢?我就写些非学术性的文稿,美其名曰“经济散文”。借着散文的笔调和长短,向一般读者阐释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因缘际会,耕耘几年之后,有点小小的名气,还在报刊上有自己的专栏。文章写成到刊出,不要三个月,最多四五天。看到报刊上的铅字,一样有小小的快乐。

台湾有一句谚语:没有鱼,虾也好。对我来说,不完全是如此。散文和论文,犹如小鱼和大鱼;我用不同的钓竿,编织起学术生涯的架构。目标是钓大鱼,但是钓小鱼可以保持头脑灵活。而且,由小鱼(散文)里,有时候还可以发展成可观的大鱼(论文)。

说来好笑,两支鱼竿的联想,还不只暗合学术生活的脉动;在投资理财上,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几年前在香港客座教书时,周末常和同事朋友去爬山。有一次,一位六十出头的长者同行,听他一直讲广东话,我想大概彼此不会有什么互动。没想到,由太平山顶(The Peak)下山时,两人刚好走在一起,我没话找话讲,问他从事哪一个行业。知道他在金融业之后,我表示自己在《信报》常发表文章。他眼睛一亮,说自己在《苹果日报》也有专栏。后来才知道,李庚(Alex Lee)是金融界很受人敬重的长者,在专栏文章里,他屡屡站在弱势团体的角度论述。不过,这是后话。

既然有共同的兴趣,话匣子一打开就不可收拾。他提起在金融界工作数十年的心得:投资,就是要看长期。一旦找到好的投资标的,就要牢牢抓住不放,日积月累之后,获利将会非常可观。如果经常进出,往往是赚小赔大,没有功劳也没有苦劳。我问:如果都是长期投资,不是太没有参与感了吗?“如果心里痒痒的,就把百分之七十的投资放长期,用百分之三十的资金小炒短炒。”

现在想来,这不也是用两支鱼竿在钓鱼吗?钓大鱼的放长线,钓小鱼的放短线;长线是投资,短线则是满足荷尔蒙。长短并济,各擅胜场。似乎,同时用两支鱼竿钓鱼,在人生里还有很多发挥的空间!伦常关系其实是种工具

伦常关系太重要(成本效益太高),因此归入特殊类别,无须每天盘点损益!

任教多年来,我接触过许多不同科系的学生;程度上,由大学生到硕博士生不等。此外,在校外的演讲,更是面对各种不同年龄性别背景的听众。

虽然对象场合情境不一,我阐释的其实始终一致:经济分析的精髓,以及这种思维方式的应用,包括对政治、法律、社会等问题的解读。学生以及其他听众的反应大同小异:对于经济思维,可以接受;对于这种思维的广泛运用,觉得有趣和讶异。然而,唯一格格不入、无法认同的,是经济分析对伦常关系的剖析。

关于伦常关系,经济分析有点极端的立场是:伦常关系(父母子女、配偶等)是一种工具性的安排(tool-like arrange-ment),具有功能性(functional purposes)的内涵。不知道多少次,学生以及其他听众告诉我:这种描述太血淋淋,残酷而无人性!

那么,什么是人性呢?英文里有个单词senicide,中文勉强翻译为“老捨”。什么意思?在北极地区、日本和印度,历史上都有这种做法:把年迈而没有生产力、行动不便的老者,带到山洞或某地,留下少量食物和水,然后让老者自生自灭!在资源匮乏、大自然条件恶劣的情形下,老者会成为负担,危及其他人的生存。因此,当那个特殊时刻来临,就以人为的方式,协助老者逝去——面对大自然的考验,要设法生存和繁衍;顺势而为,无关道德和价值判断。这就是人性。

比较不极端的例子,是把场景拉近,想想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身边的例子。众所周知,华人社会里,非常讲究伦常关系、人际网络。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以“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捕捉这种人际关系的特质。用图形来反映,差序格局指的不是棋盘式方阵,不是橄榄或葫芦,而是同心圆。

同心圆表示,对每一个人而言,由里到外有亲疏远近:最核心的部分,是配偶子女,稍微向外,是父母——父母和配偶子女孰重,可能因人而异,也可能因事而异。再往外是亲戚妯娌,而后是朋友(死党、好友、朋友、点头之交)。最外围,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同心圆的结构,意味着距离不同,对自己的重要性也不同。然而,换一种描述的方式,不正表示:距离不同,对自己的利害也不同,不是吗?事实上,同心圆的距离,已经隐含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取舍;把不同的人,安排在不同距离的轨道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不同距离的人,以不同的规则交往互动。为死党,可以两肋插刀(应该是形容词);点头之交这个词,已经生动地描绘互动的模式,如此等等。

一旦涉及最核心的部分,无论是配偶、子女或父母,行为规则更清楚明确:不用想,一切以最高规格、最优先方式处理。原因无他,因为是最重要的人,因为利害关系最大,因为已经分类过。抽象来看,“不用想”并不是不假思索,而是已经完成取舍,不需要再思索。认为经济分析不适用,正间接证明经济分析的力道:伦常关系太重要(成本效益太高),因此归入特殊类别,无须斤斤计较,无须每天盘点损益!

西谚云:家,是一个人的堡垒。堡垒,当然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对所有人开放。对于这个堡垒的性质和结构,经济分析不过是提出平实真切的解读;对于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希望以“理”解之。

关于伦常关系的分析,其实是对人类的礼赞——绝大部分的地区,绝大部分的人,已经不再需要以“老捨”的方式,处理伦常关系。为何父不父、子不子

当环境里有适当充沛的条件时,人才可以负荷较多的重量,也才能享有起码的尊严。

华人社会里,“孝道”无疑是核心价值之一。百善以孝为先,可见孝的地位。为人子女者,对于父母要承欢膝下,要晨昏定省,要奉养天年。然而,只要稍加思索,就可以体会到,这个几乎是普世价值的德行,未必是亘久不变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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