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飞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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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张望试读：
自序：我与香港
香港回归20年，这座城市发生了太多的改变。这些改变有的让人陌生和远离，熟悉的世界总是变得面目全非；但更多的，则是让人对于未来充满期待。
2002年，我第一次来到香港，参加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的暑期实习。彼时自由行尚未开通，去香港需要申请因公通行证，临行之前还需接受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被叮嘱进入“另一制”之后各种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乘坐京九线入港，火车需要在常平站停靠，所有乘客拎着行李通过出入境的边检，然后再换车进入香港。
火车缓慢地驶入香港，铁路线两边都是密密麻麻紧挨在一起的高楼，这是我在内地从未见过的楼宇排列。那些高楼上一扇扇狭小的窗户，构成了我对于香港全部的最初印象，这大概也是我第一次对于香港的拥挤有着直观的体验。
初次来到香港，一切都是新鲜与陌生。我们的任务是负责新来港移民的心理辅导与培训，需要设计一些小组活动，帮助这些新移民更好地融入本土社会。但事实上，与他们相比较，我们才真正是这座城市的外乡人，只不过我们浮光掠影般匆匆而过，他们需要在这里为一段陌生的人生旅程奋斗。
因为是实习，所以工作上并没有太大的压力，因此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接触香港。没有自由行的2002年，香港很少见到来自内地的游客，与人交流的时候讲普通话总感觉很不自在，缺乏自信。去商场购物买东西，也总是莫名地担心售货员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以至于到后来，干脆在所有的公共场合都说英语。2002年，香港还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沼当中，美国“9·11”事件刚过去1年不到，全球网络神话又变成泡沫，这对于十分依赖外部市场的香港来说，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失业和负资产就像阴云一样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我们去参观一些社会工作机构，常常见到很多人在争抢月薪七八千元港币的工作。一声叹息之下，彼时的我们却并不能真正体会到本地人为揾三餐的辛酸。第一次来到香港，留下的，全是对一座另一制度规则运行下的城市的新奇回忆。
2005年，我正式入职香港城市大学，开始了一段为期3年的全职工作，这让我有机会第一次真正生活在这里，了解这座城市的肌理和脉络。也正是这3年，让我开始投入对香港的观察、写作和批判当中，这种投入不仅源于我对一座城市以及居于其间的人们的感动，也根植于我对香港的制度逻辑和公民意识的认可。
不得不承认，初到香港工作的我，是和这座城市刻意保持疏离的。当时的我，自恃是海外名校毕业的精英，拿着优厚的薪水，住在带有会所的私人屋苑里，每逢周末，都会和内地的朋友们聚会，我们或者晃荡在金钟、中环的高级食肆、酒吧里，或者聚在某一位朋友的家里聊天打牌，甚或是租一艘游艇出海玩乐。2003年自由行的开通，让香港的旅游业和地产业开始倾斜依靠于内地游客的购买力，铜锣湾、尖沙咀、旺角的大小商铺里到处都飘荡着普通话。我不再以说普通话而脸红，在所有的公共场合说普通话，在工作场合说英语，独独排斥学习粤语，因为我觉得香港不过是我人生里程的一个跳板，我在这里为自己的履历添金增彩，然后就会前往下一站。反省在港这段最初的岁月，我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那一股所谓的大中华心态在扭曲着我的内心，让我浮于城市之上。我知道，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在今天依旧频繁地上演。很多如我一般的内地人才来到香港，他们享受着城市所带来的一切服务和便利，却从来不和这里产生任何的交集，以“精英主义”的高端身份置身于城市之外。
2006年，在朋友的邀请之下，我加入了一份基于国别政治研究的电子杂志《纵横周刊》，开始每周为刊物撰写香港的文化评论、时政分析。用文字去丈量一座城市，可以很肤浅，也可以很深入。介绍一座城市总是容易的，又有谁不爱那些流光溢彩的表面。但如若想细致地了解城市的逻辑，剖析城市人所面临的困惑和希冀，就必须要更进一步地融入其间，努力汇入，撕破心间的那一道与本土的隔膜，成为与城市共同进退的一分子。
我从私人屋苑里搬出，住进了深水埗一家狭小的唐楼单位里，这里阴暗潮湿，楼梯里散发着破旧的气味，但乐趣是常常可以听见街坊邻居的家长里短。紧挨着我的邻居和我共享一道铁门，她的孩子正在准备中考，未来的目标是学习工程学，因为毕业后会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但在夜里，隔壁会时时传来这位单亲母亲对儿子的训斥和叹息。拐角的一家有两个女儿，爱听Twins的流行歌曲，每日快乐地唧唧喳喳。下楼步行几分钟，是一家依旧还保留着婆婆手推车的茶楼，有一位婆婆因为酷似香港演员马蹄露，而一直成为我们每周饮茶的首选，去看“马蹄露”的兜下巴成为我和同事们不成文的最爱。不远处还有一家极为简陋的牛肉面店，每日总是排着长队，里面的咖央西多士据说还吸引过某位特首的光临。下班后，我会在路边一位拎着小篮子售卖水果、蔬菜的阿伯那里买水果；每几个月我会把看过的报纸杂志用一个手推车送去收废旧报纸的回收站，去换十几元的牛肉面钱。我曾经很自豪地跟那些在投行工作、在中环穿行的朋友说，我了解香港废品回收的所有细节，而引来他们的一阵嘲笑。
深水埗是一个极富香港本土生活气息的地方，嘈杂而又市井，是与我们所熟悉的购物香港、动感香港完全相反的一个截面。我租住的唐楼在我离开之后就被大的地产商购买，原地改建成了一个独栋的高层公寓，那些曾经的街坊邻居不知搬去了何处。本土作家周绮薇曾写过一本书叫作《推土机前种花》，说的就是在深水埗这个地方。政府要对社区老街进行拆迁改造，有一群老人，他们一辈子都住在这儿的唐楼里，一辈子都在自己一套固有的轨道里生活，当他们的房屋被拆毁，赖以生存的温情环境被改变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抗争并发出弱者的声音。
文化研究学者阿巴斯（Ackbar Abbas）曾将香港形容为一个消失的空间，这里消失的，不仅仅是这些老旧的建筑和街坊故事，也有殖民地的荣光回忆。
2006年11月11日午夜12点，我和许多香港人一起，伫立在位于香港中环的天星码头边，看着这座已经运营长达48年历史的码头，熄灭最后一束航道灯光。
一旁的香港本土乐队在不停歇地用英文唱着不知名的歌曲，重复着“is there no other way”（难道没有其他的可能）这句歌词。人们伤感与哀叹之时，无数的镁光灯闪烁不止，将码头的最后一晚照得分外明亮。12月12日，拆卸工作依照计划如期开始。同日，一部分香港团体和市民高举着“保存集体回忆”的标语牌，来到天星码头，呼吁政府重视对承载香港故事之公共空间的保育，以留存香港人共同的记忆。
在我看来，保卫天星码头，以及不久之后的保卫皇后码头，是香港过去10年里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通过守护香港人集体回忆的民间叙述，在政治层面直接催生了香港本土意识的觉醒。这之前，香港鲜有街头抗争和社会运动，香港的年轻人也几乎不会投身到任何的社会议题当中。本土运动召集人朱凯迪就曾告诉我，一直到2005年韩农在香港举行反对世贸游行的时候，香港人才恍然明白，原来还可以在街头表达意见，和政府进行直接的抗争。一年之后的天星码头，随即成为抗争的天然试验场。年轻一代的香港人，开始对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和主见。不少香港人觉得自己在社会事务上不单有发言权，还应有决定权，他们积极参与有关集体记忆、文化保育、创意艺术、社区重建等本土公民运动。对此，香港传媒人马家辉在《明报》的一篇专栏文章里写道：“在废墟里看见罗马。”罗马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但是，只要每个人还记得自己的公民身份，那么，一个恺撒并不能改变罗马的共和国地位。
2008年的秋天，我离开香港，远赴美国继续深造。那一年，香港政府在检讨城市竞争力是否正在面临边缘化的困扰，年轻人正在热烈地探寻如何重塑本土化。那一年，两地之间只谈竞争下的融合，文化界的潮流是北上。与此同时，我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计划，对香港新一代的文化人进行一次全面的访谈，领域涵盖艺文创作、本土文学、诗歌漫画、独立出版、公民媒体、社会运动、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我的目标是想探寻在一个面临政治挤压、文化反哺大变动的香港中，这一代香港人有怎样的思想结构和文化关怀，他们的挣扎和困惑，他们的理想和希冀到底根源在哪里，又是如何自我解构，并连带出群体的公共效应。
没有想到这一计划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完成，整整花了6年时间。这6年里，香港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我的不少朋友离开了香港，去往他城寻求更稳定的发展；也有很多朋友留在这里，成为城市肌体的一部分，组织研讨会、社区改造、公民夏令营，投身于一场宏大的改变香港命运的运动之中。
这6年里，我也从一位香港社会的观察者，慢慢转变身份，成为香港政治与历史的研究者与书写者。2012年，我出版了《我要的香港》，初衷只是想表达对于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我不想要的香港的一份冀望。2014年，当我准备将2008年就开始的这一访谈计划付梓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本访谈集的主题，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这一批新一代的香港人，他们对于香港的热爱，始终都包含着很强烈的想要改变香港的愿望，并在行动场域里聚集了极大的能量，重申这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地方，是“我城”、我们的香港。
香港回归多年，历史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关键的节点。从最初的游客，到“他城”，再到“我城”，我与香港这一路的12年，也许并不能算作一个典型。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道路，我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我愿意继续投身其间，一起去践行我们不可忘却的对于价值和理念坚守的诺言。第一辑港城门槛上的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将自己形容为“门槛上的人”，将自己观察城市的视角形容为“门槛上的视角”。所谓门槛上的人，其实是套用了天津作家冯骥才的说法。冯骥才曾说，评说一个地方，虽然可以采用很多种方法，但是最好的位置是站在门槛上，一只脚踏在里边，一只脚踏在外边。倘若两只脚都站在门槛的外边，隔着墙说三道四，难免信口胡说；倘若两只脚都在里边，往往身陷其中，既不能看到全貌，也不能道出个中的要害。只有身在其中又在其外，既是某个事件的亲历者又是观察者，才可以拥有双重的批评特权，在兼容“本土”“外地”的基础上，更好地观人所不察的细节，发人所不觉的忧思。
但门槛上的人也各有不同。我2005年初到香港工作的时候，当时的我和所有其他进入香港的内地朋友都抱有相同的想法，我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的跳板、未来职业发展的中转站，香港不仅为我提供了一份优厚的薪水，更为我提供了未来继续前进的平台。我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内地在港的精英，每个周末流连于那些大型的购物商城和食肆酒楼，再时不时到深圳拿着港币去消费。我甚至拒绝学习粤语，坚持在所有场合里说普通话或者英文，以彰显自己在政治上的一种优越感。用香港文化人陈冠中的话说，这根本就是一副天朝主义的心态和嘴脸，用大中华的中心思想在香港体现自己的存在感。
直到今天，我的很多从英美名校毕业来到香港的朋友，他们保留的，还是这种类似的思维模式。他们大都从事投资金融行业，活动范围局限在中环、金钟；他们有自己的港漂圈，每个周末会组织游艇出海钓鱼，或者内部举办“非诚勿扰”之类的相亲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极少去到深水埗、新界，更不用说天水围这样的地方，至于菜园村的抗争活动等更是与自己的生活圈和消费圈没有任何的交集。作为一种门槛上的人，他们（包括当时的我）虽然身处香港，但其实是抗拒跨进门槛里面，更多的时候是有意识地将那只踏在里边的脚收回来，隔离于城市之外。换句话说，当我们处于这种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仅仅只是这座城市的匆匆过客，贪享着香港身份所赋予的种种便利。
2006年，受朋友的邀请，我加入了《纵横周刊》，开始每周撰写一篇香港文化方面的专题文章。这本电子刊物是一份基于国别政治的研究性学刊，参与者按照国别地区每周完成一篇该地区的时政分析性文章。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写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选举，结果文章出来后被组内的同仁批评得很厉害，批评的要点是一点不接香港的地气。于是我就再写，写到第三遍还是被批评。我不得不开始进行反思，为什么自己认为写得不错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却不行，为什么我对香港的近距离观察却是如此地游离，如此地不接城市的地气，这是什么原因？我后来发现这可能与我的身份有很大关系，我虽然每天都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工作，但思想和情感并没有融入这个社会中去，香港于我而言，只是人生的跳板和驿站。我这个所谓门槛上的人，其实尚在门槛之外。我不仅不是香港人，甚至连香港的人都不算，充其量只是在中环的人，或者在金钟的人。
我相信，不仅是香港，在任何一座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都有很多门槛上的人。他们虽然把头已经伸了进去，但脚还在门槛之外，只把自己居住的城市看成方便自己栖息的一个地方，一个载体而已，可以从中获取各种资源，从不会主动和这里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融入其间，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他们不会对这座城市产生任何的痛或者爱，他们的喜怒哀乐依旧停留在个体的层面，却没有意识到城市里正在发生的诸多公共议题，其实也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广州在守护粤语，南京在保卫梧桐树，北京和昆明都在进行邻避运动，但是这些抗争是“他城”的事情，是“他人”的责任，和自己职位的升迁、薪酬的多寡并不息息相关。就算把这些事情牵扯进日常的都市生活，但只要不伤筋动骨，就能避则避，在一种群体性犬儒主义下寻求自我的组织性庇护。而可悲的是，这样的群体越来越多，这样的思维正在慢慢主导我们城市运行的基本逻辑。也许偶尔，我们可以看见一两位勇敢的人士站出来，从喉咙的深处喊出嘶哑而孤独的音符，但沉默的大多数还依旧选择默不做声。当无数在门槛上的人都选择把自己的脚踏在外面，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集体失语，个体勇气就难以凝聚到一起，而得以提升至城市勇气，每一座城市也因此无法升华为“我城”。
当然，作为门槛上的人，要保持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的平衡并不容易。身份与立场的不同，往往会让人们在内心挣扎，不知该如何做出选择，尤其是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一味地纠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投入其间，迈出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渐渐发现，当我和香港的交集越来越密，我反而逐渐将两只脚都走向门槛里面，并且是毫不犹豫地，开始尝试一种建构本土化的努力，对香港的批评也因此越来越厉害。这是一座正在迅速变化的城市，她的未来到底会怎么走，不仅仅在于本地的力量，也取决于门槛上的每一个人——他们对公共事务的立场，以及投入其间的决心和力度。消失的石硖尾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住在香港的深水埗，每日走路去上班。沿着大埔道，走到石硖尾街，再行到大坑东道，或者南山邨道，这一路会经过一片很大的公共屋邨。有的时候为了省时间，就会选择横穿过这一片密集的楼宇；而有的时候，同事们也会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在屋邨中夹杂的小茶餐厅或者大排档里吃一份快餐午饭。
这里是香港最早的公共屋邨——石硖尾邨，记录了香港50多年公屋发展的历史，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是香港人集体记忆中难以抹去的重要一笔。
香港的住房分为三类：公屋、居屋和私屋。公屋即公共房屋，是政府兴建然后出租给低收入家庭或者领取综援（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的人士，每月只收取极为低廉的租金，有点类似内地的廉租房。虽然租金很低，但狭小的空间里一家常常要挤五六口人居住。居屋也是香港政府的公共房屋计划之一，不同于公屋的是可以廉价售予低收入市民，让买不起私人楼宇的市民也可以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类似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私屋则是由房地产商开发的私人屋苑。
香港寸金尺土、地少人多，住房历来是困扰香港人的大问题。19世纪著名学者王韬在《香港略论》一文中，就曾用“小如蜗舍，密若蜂房”8个字，形容当时香港华人的住房状况。“二战”以后，这一情况又伴随着大量内地移民的涌入而变得更加严峻：全港人口由1945年的60多万，激增至1950年的230万，而可居住房屋却又因为战争的破坏，数量大幅下降。
房租高昂，房屋奇缺，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人只好用铁皮、木板搭建木屋，自力更生解决艰难的居住问题。可是，木屋抵御天灾的能力极差，稍有不慎，便可引来火灾，时人亦谑称火灾为“无牙老虎”，喻其危险。到了1953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危险终于演变为现实，石硖尾木屋区一场突发的大火让6万多香港人无家可归。仅仅从当时香港总督葛量洪在向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就可以看出受损害的程度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石硖尾的大火，涉及三个木屋区，灾场广及41英亩，相当于165921平方米。大火历时6个小时才受控，烧毁万间房屋，6万人一夜之间顿成灾民。
大火之后，当时的港英政府为了在短时间内安置大量无家可归的居民，就在废墟上的石硖尾邨兴建了29栋大厦，以供灾民入住。这些旧型的建筑多采用简单朴实的设计，每一个单位面积均为120平方呎（相当于11.15平方米），如方格一般整齐划一，每层楼在两翼相连的中央走廊处设立公用的厕所和厨房。整栋大厦从高处望去，楼宇像英文字母H，走廊信道看起来也如一个H，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一个又一个单元房。虽然拥挤和逼仄，但对于当时那些居于木屋中的香港人而言，却已是极大的改善，至少这里有家的感觉，并且再也不用担心火灾的威胁。
自1954年石硖尾邨兴建大厦之后，港英政府认识到提高香港本地人居住条件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大面积地兴建公共房屋，以便为低下层市民提供住屋福利，而现时负责兴建公共房屋的香港房屋委员会亦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石硖尾邨就此成为香港第一幢落成的公共屋邨，名副其实地被树立为香港公屋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之后，公屋正式成为香港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至今，几乎每一个香港人都有过一段在公屋中的生活经历。这些简陋却又朴实的居所，铺满了他们的成长印记，我们也常常从香港电影的画面中，看到这些令人熟悉的场景（譬如吴宇森1990年导演的电影《喋血街头》，就通过刻画几个成长于石硖尾的主角，反映了当时香港的生活状况）：全家老小蜗居一室，和一个楼道的住户共享卫生间、厨房，要排队洗澡如厕、轮流烧水做饭。在高密度的居住环境下，公屋里的香港人学会了自得其乐，学会了如何忍让，并视石硖尾邨为他们共同的家——大人们攻打四方城（玩麻将牌），小孩子打波子（玻璃弹珠）、捉迷藏……
2006年10月17日，石硖尾邨被清拆。香港旅游发展局就将这个香港最早的公共房屋列为旅游景点［不知那些在海港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IFC）疯狂购物的游客们可曾有想过来到这里，切身体会一下这另一面的香港呢？］，而房屋署则有意保留其中的一座作为博物馆之用，足见其特殊的地位。
这一大片记录了香港人无数故事的公共屋邨一拆，石硖尾邨长达半个世纪的情与事终告完结，许多香港人的共同记忆也在清拆中被消磨掉了载体。在拆迁的前一天，空置多年的石硖尾邨突然热闹了起来，很多香港人自发地拿起相机，来到这里拍照为香港留下一些历史的图像。图片汇聚在一起，取名叫“我们的五十年”，也即是香港公屋的五十年。更多的则是曾经居于此地的老街坊，故地重游，缅怀岁月。报纸的专题报道里，100名石硖尾官立下午小学的校友，笑谈着当年“穿睡衣返学”“抄功课交差”等童年往事；陈太回忆着当年一家九口住在一起，为了节省空间而夜不闭户的情景；黎叔回忆着当年每次晚间洗澡，均要有人把守，以避免撞到因“屋企（家）太细（小）而睡出走廊”的邻居；蔡氏姊妹则最难忘居民不时为争厨房争洗手间而大打出手的有趣往事……
石硖尾邨，在拆迁前的这一刻，在依依不舍中被浓缩成了香港人回忆香港的符号。我们住在石硖尾，我们成长在公屋，这是香港人自发的一种纯然的感情耽溺，既是对过去历史的重视，又是对现今本土意识与身份的认同。虽然石硖尾邨在今日的叙述中只能通过影像、文字和博物馆的陈列再现，但记忆不会消失，历史也不会遗忘。随着这些年香港本土运动的酝酿和发酵，很多类似石硖尾邨的香港回忆，还将会继续演绎，继而成为香港人都市文化中最为珍贵的一部分，这是那些再多的高楼大厦、再美轮美奂的购物商场也无法换回的精神内核。香港，一座输水管森林远离绿色的建筑
香港的都市空间是让人迷失的。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住在深水埗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唐楼小屋里，潮湿、拥挤，夹杂着街坊邻居的各种市井声响。在密密麻麻拥挤的香港，这一栋窄小而破旧的唐楼只不过是城市空间特色的一个缩影；而那些居住在局促空间里的香港人，他们一生都在和拥挤打着交道，在一个输水管建构的都市中为生计奔波——诚如本土小说家韩丽珠在《输水管森林》一书中所言，“天色已经黑透，我仍然走不出巷子，如被困在迷宫般没有希望。”
在香港这座输水管森林里，一切都是没有灵魂的，一切都是和绿色绝缘的。地产商为了求快，政府为了求快，大量使用混凝土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疯狂地建造新楼盘。高密度的高层建筑群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城市哥特式风景，而在这风景之下的灵魂和动力，则是无孔不入的商业利益。
是什么使得建筑远离了绿色，远离了其最本质的价值内涵？
曾担任英国朴次茅斯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的英国著名人文学者杰弗瑞·布罗德本特（Geoffrey Broadbent）曾指出，事实上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建筑的形态就一直是“绿色”的，例如那些用石块或者木材堆砌起来的柱洞、棚屋等，都具有改善室内温度条件的最基本功能。
但伴随着18世纪60年代英国产业革命（标志着西方现代化开端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厂房因为防火需要，采用起框架结构的建筑风格，并在四周砌上石墙或者砖墙，以遮护那些笨重的新式机器。另一方面，在生产力大大提高的背景之下，城市急速发展，城市住宅的需求快速膨胀，人们的审美观念也不断更新，并开始要求建筑从中世纪式的手工业操作发展为工业化操作，一种强调“技术英雄主义”的情结肆意高涨，加上在同一要求下新的建筑材料、新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设备不断涌现，促成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建筑革命。
这场现代化标志下的建筑革命，其核心要素就是摆脱建筑物自然、原始的形态，追求一种“理性化、标准化、效率化”的建筑精神，建筑由此被比喻为一台“居住的机器”，“去绿色”主义大行其道。
杰弗瑞认为，具体说来，工业革命时期的六项发明加剧了建筑物的这种“绿色衰退”（de-greening）浪潮。1853年奥蒂斯（Otis）发明的安全电梯；1879年电动机开始被用来驱动第一辆电气机车；同样在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英格兰的马尔文钱斯公司（The Chance Company of Malvern）又先后于1884年、1885年和1886年发明了平板玻璃；1884年，后来被赞誉为“摩天大楼之父”的美国建筑师威廉·勒巴隆·詹尼（William Le Baron Jenney）设计建造了芝加哥家庭保险公司大楼（Home Insurance），标志着世界上第一座钢铁框架结构建筑物的诞生；到了1902年，威利斯·开利（Willis Carrier）在纽约一家印刷厂安装了他开发的第一台商用离心式制冷机，从此开创了制冷和空调的现代纪元。这些发明在随后的50年内相互结合，逐渐促使现代建筑向耗能、强调功效、注重实用性等方向发展，并将“绿色”与生态环保这些古老但有益的概念抛之身后。
但从20世纪中期开始，有着现代化标志的建筑却给城市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城市拥挤而滋生出的城市暴力与犯罪。人们面对着那些千篇一律，缺乏人情味的巨大钢架结构式建筑，感到愈加单调、不满。他们的精神需求急剧高涨，要求重建建筑的精神价值。但人们又找不到精神价值的依托，萨特的存在主义更促成了强调自我、突出个人思潮的膨胀，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出现了所谓相对于工业革命时期“现代化”的“后现代主义”。人们针对现代主义“形式服从功能”，提出“形式引起功能”“形式启发功能”“形式跟从形式”，并开始公开反对“房屋是居住的机器”“少就是多”“装饰即罪恶”等口号，要求传统的复归以及艺术性、人情味、乡土、大众化和装饰。按照美国著名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的说法，就是宁要混杂而不要纯粹，宁要折衷、含混、凌乱而不要洁净、明确和统一。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接踵而来的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在震惊了世界的同时，也动摇了人们对地球肆意恣睢的顽疾，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省，人类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自然环境，怎样对待我们所生活的城市。
1962年，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传世之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在美国出版发行。这本文明社会环保意识觉醒的标志性著作不仅唤醒了无数美国人的环保意识，也同时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环保时代。这之后不到10年，在美国全面保护环境的法律就得以通过。也难怪一位作家曾经说道：“蕾切尔·卡逊写了几千字，这个世界就改变了方向。”
另一件必须提及的事件则是从1973年起爆发的数次石油危机。在这些危机中石油输出国组织选择将原油的价格上涨4倍之多，特别是在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之后，原油的价格在此基础上又上涨了150%。石油危机的结果，就是给石油相关产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而对于建筑行业来说，则直接影响了建筑物内部的照明、供热和空调系统，并促使各国意识到能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纷纷投入到各种节能建筑的研究中，引发建筑界设计时考虑节约能源的热潮。
在这三大背景之下，人们逐步开始重视绿色环保这个崭新的议题。1972年6月5日，世界上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世界上133个国家的130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探讨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在该次会议上，不仅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简称《人类环境宣言》或《斯德哥尔摩宣言》）和《行动计划》，也同时第一次提出了“永续建筑”（Sustainable Buildings）这一议题。
所谓永续建筑，根据联合国全球永续发展宣言的定义，其含义为：“一个永续建筑需思考的操作事项是建材、建筑物、都市区域的尺度大小并考虑其中的机能性、经济性、社会文化和生态因素……为达到永续建筑环境，必须反映出不同区域性的状态和重点以及建构不同的模型去执行（如全球性和区域性等模型）。”这一概念充分反映出人们对“绿建筑”的渴望与需求，一个真正能提供人类生计、万物生存与地球生命的建筑朝向，必然是从过去消极的管末式处理转向积极的源头减废，从而迈入一个“生态都市”的时代。
但是香港，显然不是一个生态的都市。在这里，政府不容许早开晚收的茶档小铺摆放在露天街头，因为这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太没规矩、太过危险；公共空间的功能只能是吸引人流的通道，没有生机和活力，因为野心勃勃的政府早已将其规划为缤纷绚丽的商场以吸引客流，增加投资的回报。这些个短视、功利、投机和肤浅的行为，使得香港演化成一座名副其实的输水管森林。失去灵魂的商业都市发展
20世纪90年代，香港的建筑设计美学开始分支成两大主流：“官僚主义”和“地产主义”，前者由香港政府建筑署主导，后者由大地产商主导。“官僚主义”把所有建筑物看成棋子，以“净化空间”作为城市的规划目标；“地产主义”则把所有建筑物看成平面容器，奉行简单的功能化和实用化。两者的共通点就是都不重视建筑空间的质素，不注重历史文化的蕴意。他们只追求外表、数量、体积、高度，只关心档次、品位、价位和利润，不以“人”为本，而以“商人”为本，以经济利益为本，凸显出香港建筑文化中充斥的商业主义（mercantilism）本质。
在土地资源方面，因为刻意地推动高房价，香港仅有21%的土地被利用开发，其他土地则被政府规划成公园或留为荒岛、山脉；在人口方面，根据香港统计处的统计资料显示，香港近年来人口正以惊人的每10年100万的速度持续增长。然而，这大量的人口在香港区域空间内并不是平均分布的，有超过一半的人口聚居于城市的中心区，从而导致了香港市中心区的人口高度密集化。在一些地区，人口密度甚至达到了惊人的46000人每千平方米（如旺角及深水埗地区相对狭小的居住单位）。
由于香港人口管理与城市规划的这种特殊性，香港居住区的发展形式通常是在一栋大楼内居住多达10000名居民，这个数量相当于欧洲居住标准中一个或两个城镇的人口。大量的人口居住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必然会引发关于私密度、开放空间、日照及通风缺乏等大量问题。住宅大楼没有足够的通风和日照最终归咎于高密度的规划和建筑设计。邻近社区带来的大量人口造成了大楼里的人们彼此视而不见的现状，香港人也因此无法享受到合理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没有风、没有阳光、没有景观，也没有社区邻里的空间，一切都与绿色建筑、生态城市理念中重视环境负荷、居住品质及永续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
一般来说，一座城市建筑设计的风格与形态，是政府建筑工程规划机制与都市规划方法的产物。而香港的情况则比较极端，香港的建筑式样、潮流都不是由建筑学派和政府规划所引导，而是由香港的几个大地产发展商所左右。在这种大地产商一味注重建屋速度与数量的建筑文化下，辅之以政府的高地价政策，最能影响香港建筑的，反倒不再是建筑设计原则，而是政府的《建筑物条例》（Building Ordinance）。
该条例是由香港房屋委员会及房屋署负责制定与执行，规定所有建筑必须遵循该条例。但是在地产商的理解之中，该条例仅仅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于香港的地价十分昂贵，建筑物的兴建速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施工期间每日要付的利息可达百万元，早点完成工程，楼宇就可以早点出售，获利也更多。于是，兴建速度要快，设计就要简单，除了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建造出最大的“可卖面积”之外，楼面的高度、窗户的设计、空间的布局等都仅仅只需要达到政府建筑条例的最低要求即可。因此，简单的代价往往是牺牲掉了建筑物其他方面——诸如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所带来的社会价值，也同时破坏了香港建筑的整体美感以及其所应该具有的绿色环保特性。
例如在布置楼层平面图时，香港的设计师通常首先会将使用面积最大化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而忽略了对于环境和清洁卫生的考虑。香港的典型住宅结构设计通常就是一个总共8层的点式结构，电梯、消防楼梯和垃圾通常设在结构核心之内，居住面积则从结构核心向外辐射出去。卫生间和厨房被挤塞在这一结构核心的周围，附以上下贯通的水管和风管。这样的设计模式之下，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井”字一般的凹道，使得整栋大楼缺乏良好的通风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在2003年非典疾疫爆发时，香港会成为重灾区的一个原因——那些长期得不到维修的狭长凹道，都是传播非典的主要场所。
再以内地建筑普通采用的露台为例，香港建筑设计中的露台变迁历史，就充分折射出香港地产主义模式之下，城市建设中非绿色的建筑特点。
香港处于亚热带，天气炎热而潮湿，过去的建筑设计都会考虑香港的气候特征，所以露台便成为一种非常具有实用性和功能性的设计：一方面可以降低室内的气温，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私人的小型绿化空间和活动空间。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香港开始施行高地价政策之后，再加上冷气机的普及，露台就逐渐从香港的居住建筑中消失，转而成为达官富人的专利品，取而代之的，则是不伦不类的窗台（Bay window）。
窗台可谓是在香港高楼价政策和建筑规范限制下所诞生的最有香港特点的一个“非绿色”经典之作。这种突出于建筑物外墙的小半室内空间，原本是英国维多利亚式建筑的建筑特色（事实上，香港的建筑法令主要是基于原先殖民时期由英国制定的法律，而当时英国建筑物形态主要为多层的建筑群。因此不难想象，把伦敦建筑法令全盘照搬到高密度高层建筑的现代香港，是完全不适合的），被借用到香港之后，即被扭曲成疯狂的，甚至是病态的城市“景观”，并且不可收拾地在香港所有大小住宅立面上蔓延。
虽然很多窗台都曾作为儿童的“卧室”，伴随着一代香港人的成长，对香港建筑文化有着特殊的意义，但事实上，时至今日，窗台不但失去当初采光和通风的本意，而且因为被滥用，就连纯粹的外墙装饰都不算，无论在功能上还是美学上都对整体建筑构成损害。但是这种既不环保也不实用的设计，却深受地产商的欢迎，几乎成为香港居住楼盘建造时的必选，甚至有的时候连平面草图都尚未落实，便已产生出“窗台夹缝之间可以安装冷气机”的伟大构想。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政府的建筑物条例。在香港，发展商会钻空子把一切有利于减低建筑成本而不减售楼面积的设计加到单位内，尽量以“低呎价”吸引买家。于是乎，窗台的妙处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想象：它不计入起楼时的建筑面积（GFA unaccountable），但可计入售楼宣传时候的实用面积，大幅增加“得房率”，于是演化成一场地产商为了多赚钱的数字游戏。
建筑师贝聿铭就说过：“更重要的是建筑家追求一种特殊的性质（Special Quality），以代表所在地的精神”。可以说，一栋建筑物若没有附加一些人的理想和人的价值在里面，没有方便使用的功能在里面，没有美的成分在里面，将会是既难看又难用的建筑物——一座庞大的输水管森林。从这层意义说来，建筑其实是文化不可磨减的呈现与记录，它不再是人们对物质需求的无止境膨胀，而是对人性关怀这一核心价值的不断诠释。
但遗憾的是，在地产主义功利思维主导下的香港，建筑师的工作变成了单纯技术性的行业，我们只能看到逼仄、狭小、拥挤的石屎（即水泥）森林；普通居民的日常行为逻辑，也被房价和购房相关的事宜所主导。在一个人人坐下来只会谈论房价的社会中，还有多少人会去谈论甚至践行艺术、文化和理想？退步中的香港风格在退步着的城市
因为城市发展和社区保育的议题，让我重新翻看起了陈丹青的《退步集》。
在他一贯率真而有力的文字中，陈丹青通谈了他对中国当代建筑与人文的认识，并且提出了他的三个景观理论：心理景观、建筑景观与行政景观。具体而言，心理景观就是每个人心目中对建筑的审美癖好，代表了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品位、判断与选择，这不仅仅体现在城市建设方面，也体现在对生活观、生活方式的细微方面；建筑景观是每个城市建筑群组合在一起的审美印象，一座城市的完美建筑景观，必然是由它自己的历史所形成的自己的结构、肌理和风格；行政景观是领导审美趣味的权力表现，简单地说就是城市景观的真正设计者，不是建筑家，而是各级行政官员。
在当下的中国，城市的居住条件与质量是一个层面，文化样貌与历史风格又是另一层面，这两者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城市改造的一对棘手难题。二者择其一，雄心勃勃的城市规划者们，往往会牺牲后者成全前者，而历史也只能无奈地将城市改造的命运以一种讽刺性的姿态扔回来：“城市”问题与“文化”问题并不是彼此依存、彼此映照的，而是两相冲突、两相对立，城市在刻不容缓的拆与建中轰鸣前进，历史被篡改、剥夺，进而消失。
以陈丹青在书中谈及的江南古镇和北京都市为例。陈丹青认为，江南古镇中最主要的角色——古镇居民，彻头彻尾地在历史的变迁中缺席了。所有关于文化的、哲学的、伦理的、生活方式的那个古镇，已经消失，留存下来的，只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古镇。今天，中国古镇和欧洲古镇在城市形态上最本质的区别，不单单是景观，而是阶级没有了、族谱中断了，古镇只剩下躯壳，丧失了文化延续中的历史。
再看北京的城市建筑。由于大量拆毁代表北京味道的胡同四合院，起建歌剧院、奥运会场、中央电视台等宏伟景观式建筑，北京居民的“都市想象”已经被政府的“都市想象”所取代，和古城沾边的“文化记忆”也相应地被清空。今天，全北京已经所剩无几的胡同，正在以每年600多条的速度被清拆，同时北京政府又以无限扩增的新建筑群为城市彻底整容，用无数欧美城市、街道、小区的名字，命名北京城无数的角落。那些居住于胡同中的老北京居民，也被“请”出北京，连带着他们在旧北京的故事、记忆一起被移除。北京和北平，似乎已经成为两座迥异的城市。
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将陈丹青笔下的北京旧城、江南古镇换成香港，其实香港在走的道路、所面临的命运，和它们一样。香港的都市批评者
当我还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是流行一本关于香港建筑和城市发展的小书——《香港风格》。从某个角度看，这本书可以说是香港的《退步集》。该书封面采用了一张香港老旧澡堂的龙头式喷水筏，一片暖色调背景将喷水筏烘托出一种故事即将完结、香港行将退步的味道。
这张照片摄于浴德池，那里是香港最古老的澡堂，代表着旧时香港的上海味道和市井气息，是香港风格中蔚为珍贵的历史片段。2006年10月3日，浴德池正式结束长达56年的经营，也为香港的上海澡堂文化画上了句号，这不能不说是香港的遗憾。
该书的作者胡恩威，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长大，并固执地秉持建筑可以改变世界的现代主义精神。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书写关于香港建筑和城市发展的文字，并且通过剧场、影像等跨媒体形式实践着自己的建筑理念。这本《香港风格》，可谓是他多年来对香港建筑理论和文化带有批判性色彩的反省和思考，带着他对香港的独特感情和观点。作者在书中不仅仅刻画香港的建筑风格，也同时透过这些建筑去批判香港人的风格——破坏有价值的古旧建筑，设计出没有人性的高楼和大厦。这本书刚刚出版的时候，没有宣传、没有大量传媒报道，单单依靠口碑相传，就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加印了四次，在缺乏读书氛围的香港销售超过1万本，并且连动带起一股对香港风格的讨论热潮，不可不说是一个奇迹。
胡恩威在《香港风格》取得成功之后，旋即又推出了《香港风格2：消灭香港》《香港风格3：城市应该是这样建成的》，带领读者继续寻找香港风格。在香港风格的续集中，胡的风格一下子狠辣了许多，开章几十页都是接连不断的跨页彩照，并且配上一连串毫不留情如炮连发的反白大字，通通以“消灭”开头，例如“消灭香港的历史”“消灭香港人的集体记忆”“消灭香港人的小区”“消灭香港人的个人意识”等，批评的火力猛得乍一看真叫人觉得受不了。
据说，胡恩威的怒火和他的急躁在香港文化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他那鲜明的“胡恩威风格”通过文字发散开来，渗透进读者的血液，让读者在阅读的激烈快感之下，也生出将香港城市规划和空间管理的诸种弊端痛快淋漓批驳一番的欲望。虽然他的文字给人一种宣言甚至檄文的感觉，然而这种带有挑衅色彩（provocative）的文化批评，对于任何开放社会，不仅应该被容许，甚至是必需的。用胡恩威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对一座城市的理解其实可以很片面、很个人，但这种片面和个人化正好是生活在城市的一种特质。”夹缝中的生存
香港有着“石屎森林”的“美誉”。石屎，即水泥。在香港，地产商为了求快，政府为了求快，大量使用石屎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疯狂地建设新楼盘。高密度的高层建筑群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城市哥特式风景，而在这风景之下的灵魂和动力，则是无孔不入的商业利益。
当然，香港的建筑也并非一无是处，那些夹杂在“石屎森林”缝隙中的，正是香港骨髓中最为地道的本土化建筑设计——只是，它们都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也因此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和遗忘。实际上，香港并不是没有自己风格的建筑，在接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香港累积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屋邨、桑拿、冰室，这些全都代表了香港独有的文化及美学。香港不仅仅只有商业华厦和维港景致，还有小型公园、行人天桥、桑拿浴室、旧式小区，甚至是一个饭盒、一张纸币、一把旧暖水壶，都能够观照出香港变迁的历史，以及香港的民间智慧。
然而遗憾的是，香港的民间风味与记忆，已经在两大“主义”的夹攻之下，就如浴德池一般不断被侵蚀又侵蚀，硕果难存。香港的风格，已经变了味道。
在香港，政府不容许早开晚收的茶档小铺摆放在露天街头，因为这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太没规矩太过危险，公共空间的功能只能是人流的通道，没有生气；政府也不容许民间团体游行抗议清拆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因为雄心勃勃的政府早已描画出计划中的海滨长廊和商场将如何吸引客流，增加投资的回报。这些个短视、功利、投机和肤浅的行为，使得“消灭香港”一语成为香港城市发展的最真实写照。香港的风格就这样在清拆与重建中慢慢被消灭，只剩下簇新的躯壳，却失去了历史内涵和精神价值。
不得不承认，一个强势政府，其规划所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规划是企图把一切都纳入秩序，把一切都归为发展蓝图中的增长点。于是，那些经过多年文化累积自行生成的旧区街道，一下子被城市规划的巨轮所辗碎，历史建筑也纷纷被包装为旅游景点，居于其间的人们被迫搬迁到屏风屋苑、摩天大楼之中，仿佛被囚禁于鸟笼中的鸟儿，只能透过封闭的几扇窗，哀怨地望向窗外的石屎森林，然后沉重地叹出几口气。
但是，任何一座城市必然由其历史组成。那种小市民大排档的、鸽笼高楼满街招贴的、最家常琐碎的、混乱逼仄却又亲切实在的生活，只能独属于香港；那些锈迹斑驳、砖红瓦绿，夹杂在高楼大厦中的老旧建筑，也同样是香港这座城市由过去走向未来的真实写照。陈冠中曾指出香港的特色乃是“混杂”，李欧梵也说过：“‘混杂性’本来就是香港文化的传统。”可是香港依然走不出经济城市的樊篱，依然忽视城市建筑与历史人文之间的关系，只将文化遗产视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以至于当香港旅游发展局向全世界推介香港的时候，也只是用浅薄的“动感之都”作为宣传口号。大多数香港人其实都不明白，香港到底“动”在哪里？是中环那些行色匆匆、西装笔挺的金融界人士吗？在显眼的财富与璀璨之外，一个城市是否也应该同时去重视和关心那些不显眼的价值标准呢？
对于“消灭”的内涵与无奈，内地诗人于坚曾在他的《便条集》里做过最好的诠释：毁灭一座古老的城市毁灭一种传统可以通过火山和地震也可以通过原子弹也可以革命但最有效的是文件香港街头的这一泡尿
一对内地父母带着孩子在香港游玩，因为洗手间排长队，不得已带小孩在路边小便，结果这一泡尿迅速引发起两地激烈的争论。关于现时两地矛盾，我已经在《大家》连续写过《正在扩大的分歧》《内地香港矛盾的裂缝》两篇文章加以阐析，这里不再累述。香港今天的焦虑和迷茫，光是小朋友的一泡尿就能引发激荡，对于未来真是难以轻言乐观。
这里，我想谈另一个问题。对于这一泡尿的最大指责，就是中国人（特别是内地人）素质低，缺乏公德心。中国人是有劣根性的：随地乱丢垃圾、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翻越护栏插队、闯红灯……凡此种种缺乏文明和基本修养的行为，都是中国人素质低下的表现。
对此，我的基本立场是：第一，我们不能简单地进行二元对立，说中国人素质低，西方人素质高，或者说内地人素质低，香港人素质高；第二，我们不应该过度强调人们自我修养的提升，自我良心的觉醒，寄希望于人们自觉提升个人素质；第三，我们也不应该过度强调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或者加大文明宣传力度，就可以提高民众的素质。相反，影响规范人们公共行为的一个关键变量，是制度建设。
什么是制度建设？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一个长队排下来，我们常常看到排队等候区域的地上一片狼藉，同时整个园区内也时常可以看见人们随手乱扔垃圾，或者是一个垃圾筒四周堆满了很多垃圾。这就说明园区内垃圾桶的数量不够，工作人员清理垃圾筒的速度跟不上游客扔垃圾的需求。当工作人员在排队的地方每隔几步放置一个大垃圾袋后，地上就明显干净了许多。这里，放置垃圾袋前后排队的人群参数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人们原本所拥有的素质指标也没有发生变化，唯一的变量就是制度的引入。
制度建构的重要性要远大于人性的自我约束，大于人性的自发良善。制度存在的目的，在于建立一套实施机制，通过对社会主体的行为施以规范，从而内化人们的行为动因，最终实现增进全社会福利的目的。同时，一个好的制度也会公正地调节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纠纷，化解社会矛盾。这种约束、监督和控制的机制，倡导的是人性中的积极面，并疏导人性中的消极幽暗面。
素质到底从何而来？素质其实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需要好的制度去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再进一步通过人与人互动中的示范效应，将其内化的过程。就好比不随地乱扔垃圾一样，制度并不只是提供一个激励机制以改变人们的行为动因，长期来看还改变了人的素质，这一改变就是内化。当引入一种合理的机制后，就可以做到有效规范人们的公共行为，引导人们做有利于整个社会合理运行的事。
旅美作家林达在《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中，提出“总统是靠不住的”这样的论点。因为人性犹如洪水，作为个体的人，他功利、自私、利己、享乐，在诱惑面前难以把持，常常会侵害旁人的利益以保证自己的私利，特别是当这个人占据了一个国家最有权势的职位的时候，更要徇私枉法了。正如曾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的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所言那般：“我们应该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无赖，他所做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以外，便别无其他目的。”所以总统是靠不住的。
那么如何制约“靠不住的总统”呢？这里，林达巧妙地用了“一个收银机的故事”，揭示出美国宪政制度的奥秘。当店员有小偷小摸的冲动想要打开现金抽屉公饱私囊之时，收银机这样的机器就被设计出来，迫使雇员按照规矩如实地记录下每一笔交易。如果违反监管的规矩，那么现金抽屉即便想打开也打不开。既然人是靠不住的，那就“必须用一种机制去筛选不可靠的人，同时用这种机制去限制和规范人的不可靠的行为”。正是在很多诸如“收银机”这样的制度制约之下，人们内心中的“幽暗面”才受到限制，不再肆虐为害，而人们自私自利的行为也可以互相牵制，互相抵消，社会的公共利益也因此得以保全。
类似地，经济学家梁小民也曾在一篇题为《制度比人性和政府更重要》的小文中，用18世纪英国政府如何解决罪奴运输过程中高死亡率的案例，说明了制度的重要性。1770年，英国政府宣布澳洲为它的殖民领地，并开始将被判了刑的罪犯一批批地输送到澳洲。运送罪犯的工作由英国私人船主承包，运费是按上船的人头结算。由于船上拥挤不堪，营养与卫生条件极差，结果导致罪犯在航程途中平均死亡率达到12%，单船的最大死亡率达到37%。当时英国到澳大利亚的罪犯运输之路几乎成了一条“蓝色死亡之路”。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一是进行道德的说教，寄希望于人性之善。二则是政府干预，以法律条文的手段促使私人船主改善船上的卫生条件。但事实上，当时既没有出现乞求船主大发慈悲的一幕，英国政府也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而只是改变了运送罪犯的结算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是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新制度由此显现出了强大的动力，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改变船主的贪婪、利己、趋利，而罪犯死亡率却得以大幅下降，这正是得益于制度的巨大力量。
回到香港街头这一泡尿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问题的出现并不应该仅仅怪责于内地人的素质低，或是检讨政府对于文明礼仪的宣传力度不够深入，而应该去反思香港政府在制度建设上的缺失。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会，香港政府一直在努力提升城市品牌。2013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访港游客超过5400万人次。这么多游客，必然会遇到“三急”问题，并且他们无法如本地人一样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厕所的方位。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从制度建设的细微处入手，在闹市区增加公厕的数量（亦需增加公厕的使用面积），设置移动公厕，增多公厕方位的指示标语牌并放在人流显著的地方做提醒（而非单纯地贴出“此处禁止随地大小便”）。这种制度安排的规则越清楚、越明确，所指向的行为主体越具体，则越容易实现效能，降低监督的成本。
很多评论都在说，我们要从思想教育和文明宣传的角度着手，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加深公民的思想道德学习，从而期望人们出现思想觉悟上的“内在”变化，自觉地提升个人素养。但是单一的说教并不能改变人性，只能用一套良好的制度去引导，抑制人性之恶，保护、激励并发展人性之善。所以若想社会的公共运行更加有序，首先必须改善的，是其所依存的制度。只有建立一套把自私自利的行为转变为有利于社会的制度，通过制度的规范疏导，才可以从根本上提升公民的素质。李欧梵的拱廊研究计划
在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空间莫过于各色各样的大型商场了。
香港的商场，是全世界将吃穿住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典型：走出家门，经过人行道就是商场，商场上层就是写字楼，底层就是地铁站，坐上地铁不到半个小时就可到中环、湾仔、铜锣湾，穿越拱廊通道就可到达另一座商场，或看电影，或听歌剧。
面对这都市中无所不在的各式商场，你避无所避。长期在香港居住和任教，已经成为半个香港人的文化大家李欧梵，就曾在《又一城狂想曲》一书中记录道：“早上穿过商场到火车站，搭火车到中大教书，傍晚再从原路回来。周末或得闲时，则时常和老婆手拉手逛商场。”在这种“逛商场的生活方式”冲击下，李欧梵以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为自己的理论照明导师，从自身居住及生活环境出发，兴致盎然地开始在香港实施起自己的“拱廊研究计划”。
本雅明被公认为对现代世人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他总爱在闲散、晃荡、慵懒中，行走于巴黎的旧街道，带着人文的目光去透达巴黎的底蕴。他在其《拱廊研究计划》（Arcades Project）中，以巴黎的Arcades（即现在的商场）作为出发点，透过与Arcades相关的建筑结构、设计风格、商业运作、社会现象等视角，分析工业革命以后的资本主义在巴黎的发展情况，借此去探讨城市经验、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走向。仿效本雅明的《拱廊研究计划》，李欧梵从自己逛商场的体验中提问到，“又一城”是否就是一种后现代的拱廊，代表着香港独有的城市特质和文化面貌呢？“又一城”是一座位于香港九龙塘的大型购物商场及写字楼大厦，该商场拥有多达7层的购物设施，每日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商家取名“又一城”，是想营造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文化意境。从“村”到“城”，小小一个字的改动，塑造出来的，早已不是山明水秀的田园风景，而是一幅资本主义的理想国图景：上一层楼，转一层角，又是衣服店、珠宝店、家具店、餐厅、电影院，还有一座室内溜冰场。柳暗花明中，就是有意不要你走直路，让你将购物视作散步，将购物变成全家周末消遣娱乐的生活习惯，从而不自觉地落入消费主义的欲望陷阱中。
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与理论家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写过一本《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的小书，书中他以拉斯维加斯为例，认为建筑本身不仅是现代主义眼中一种单纯的设计，也是一种象征性标志，可以影响身处其中的人们的价值判断和生活选择。以香港为例，整个城市建筑的基本格调，就是撇开以传统街道为主的方格系统，走堡垒式的巨型中央系统。而这其中，商场无疑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公众活动空间，在金钟太古广场、九龙塘又一城、尖沙咀海港城、铜锣湾希慎广场及众多超巨型大冷气商场里面，没有历史、没有冷暖、没有四季。一层又一层，上上下下的电梯把你载到商品的云端，目迷五色、耳乱五音，不知身在何处，只好意乱情迷地游走，不知不觉地走进商店，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商品的俘虏。“时至今日，购物成为有史以来最繁盛的时代，我们几乎是要作最大的挣扎才不购物。至于我们为什么要购物，其原因早已不再存在，不购物反而才是不正常。”李欧梵在其香港式的“拱廊研究计划”中，曾做过如此的总结。何止是香港，在我们身边一个个日益膨胀的都市里，那些密密麻麻眼花缭乱的大型商场，对于日益衍化为商品“奴隶”的我们来说，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大型商场通过地铁，与商务楼、住宅区连接在一起，让身处其间的人们每一天都生活在商场中，然后被填塞进焦灼、急切和满满的欲望，在一场早日晋升成为中产阶级的黄金梦中，一不留神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满手“战利品”、满身品牌符号，在商场的流连回转中将积累的财富转换为身份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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