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继敏等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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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北京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研究试读：
前言
近年来，北京的交通拥堵、空气雾霾等“城市病”日趋严重，之所以如此，城市功能过度集聚、布局不合理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为此，优化城市空间格局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社科院将“2020北京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研究”作为重要课题加以立项。从时间尺度上来说，城市空间格局的优化可以有针对近期发展的政策研究，也可以有中长期的发展战略研究（比如，吴良镛先生等著《北京2049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本书标题所指的时间是“2020”，但是，我们必须说明：城市空间格局的优化涉及规划、建设、利益协调等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在短短6年时间内肯定无法全部解决，因而本书题目中的“2020”更多的是响应政府、社会和北京社科院的号召，表达我们对于解决北京城市空间格局问题的急切愿望，书中的内容不局限于此。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某一学科的角度出发，除了地理学视角的著作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外，其他文献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的某一领域。本研究关注了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生态空间和文化空间四个维度，并对其进行综合集成。书中指出，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文化效益优先顺序不同的情况下，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的标准和目标是不同的。本书采用专家打分的方法，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文化效益在当前北京城市空间格局优化中的重要性进行了排序，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叠加分析，使用综合评价方法，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效益值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优化城市空间的方向，并且通过对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验证了叠加分析和综合评价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强调理论研究，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等多维度视角出发，对北京的城市空间格局进行分析，探讨了城市空间的优化目标和路径，采用GIS技术对四个维度的空间发展状况进行叠加分析，由专家打分评判了四个维度在整体城市空间格局优化中的重要性，通过向公众发放问卷调查了居民对北京城市空间格局的满意度，最后综合集成各维度的分析结果，确定了整体城市空间格局的优化目标和方向。
下篇强调应用研究。目前北京城市空间格局的优化受到两大空间规划的影响，其一是城市总体规划。北京的城市空间布局主要是分为新城和中心城，我们将在下篇中分别进行论述。2006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第31条规定，中心城区应该划分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和已建区，并制定空间管制措施。其二是主体功能区划。自2005年起，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区县功能定位，分类指导区域发展。2012年，北京市发布了主体功能区划，分四类区域实行空间管制。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城市规划主要应用在市域范围内，相对微观；主体功能区更多地应用于国家与省级层面，在区县层面应用较少，相对宏观。考虑到本项目的研究主题较大，同时研究时间和精力均有限，因而下篇中我们主要按照四类主体功能区的顺序进行个案分析。在上篇四个维度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城市功能核心区、功能拓展区、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趋势做了相对全面的分析，指出各区县空间格局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发展的重点和优化的路径。最后，根据当前的形势和本书的研究内容对2020年乃至更远的将来北京城市空间格局的优化做出了展望。
本书由赵继敏、袁蕾、杨波、谭日辉四人共同完成。其中各章的分工如下：赵继敏（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袁蕾（第二章、第八章），杨波（第四章、第十章），谭日辉（第三章）。受限于研究团队的学术水平和实践经验，本书难免挂一漏万，存在着不足之处，恳请各位方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2020北京城市空间格局优化”课题组上篇城市空间格局的多维视角第一章 城市空间格局研究进展与城市空间的多维视角
各类文献中常常将“城市空间格局”与“城市空间结构”混用，已经约定俗成地将这两个基础概念视为同义语1。柴彦威2曾经对城市空间结构做出定义，是指：各种人类活动与功能组织在城市地域上面的投影，也即城市地域各种空间的组合状态。城市空间格局（或结构）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至少包括自然、社会、经济等，并且各影响因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随机性，不同的发展阶段演变的规律不尽相同。一、国外研究
西方学者对城市空间格局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即城市形态研究阶段、实证主义分析阶段、以结构主义分析为代表的多元研究范式阶段，基本走向是从简单的形态的分析，转向对深层次制度性因素的关注。
关于城市形态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假说，包括欧文的“新协和村”，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等。20世纪20—40年代，芝加哥学派提出了有关城市形态研究的三种经典的发展模式，即同心圆模式、扇形模式和多核模式。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市空间格局的研究引入了大量的统计和数理分析，试图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归纳和抽象，通过精确的计量方法再现城市结构。这一方法被称为“实证主义分析”。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手段的成熟，甚至曾引发第二波应用高潮，特别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声名显赫的主流经济学家加入了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队伍，他们延续了阿隆索、克里斯塔勒等学者对城市空间进行演绎分析的传统，抽象和假定一些条件，把城市空间看作自组织的系统，通过计量分析模型论证了城市空间发展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的模式。其代表性理论包括克鲁格曼（Krugman）31996年提出的多中心城市结构空间自组织模型、海基拉（Heikkila）等4提出的多中心都市区中关于人口密度分布的三种理论模型。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比如朱利亚诺（Giuliano）和肯尼思（Ken⁃neth）5于1991年对洛杉矶等后现代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了当前城市空间布局日益向多中心发展的趋势。
与城市经济学不同，其他关于城市研究的学科，大多属于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和城市社会学的范畴。20世纪70年代之后，学术界认为原有的城市经济学体系对经济停滞、贫富不均等当时城市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的内在机理缺乏解释，并对此表示了不满，由此城市空间格局研究的主流开始转向包括行为主义、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等思潮的多元范式，特别是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大师的影响最为深远，在其出版于1973年的《社会公正与城市》6一书中，提出了“社会—空间统一体”的概念，主张城市空间结构应与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社会经济结构紧密相连，并一定程度上由后者起决定性作用。哈维等学者对于城市空间格局所隐藏的社会公正公平问题给予了最多的关注。从此，优化城市空间格局不再以改善城市经济效益为唯一目的，给予城市劳动者和贫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也成为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的核心议题。
21世纪初，城市研究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追求城市发展的研究思路形成了多元化的范式，影响最大的包括所谓“洛杉矶学派”和“纽约学派”。他们以洛杉矶和纽约两个城市为模板，向传统的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同心圆、扇形和多核”三种经典城市发展模式发起了挑战。洛杉矶学派的迪尔（Dear）7在《城市与社区》一书中提出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大背景下，城市空间发展的特点应当是低密度和随机，没有唯一合理的城市空间模式；纽约学派的哈勒（Halle）等人8则认为大城市空间的集中性是长期不变的最佳模式，他们把以紧凑发展为特征的纽约发展模式（与很多城市的集中发展模式不同，纽约城市中心除了商务办公，也有很多公寓和居民楼）看作最理想的城市空间格局。
回顾国外相关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城市空间格局的观点仍处于争鸣的状态，没有一个城市的空间格局能够被视为最理想和不受争议的。这主要缘于现代城市空间格局不仅关注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关注社会公平公正、文化多样性及生态宜居等内容。各种学术流派对于城市空间格局的争鸣更多的是基于所在城市的特征，强调某些领域的重要性，但是对其他内容多少有些忽视。比如，纽约学派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61年雅各布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其中强调了城市的集中发展具有多样性，是城市创新的源泉，推崇高密度、小尺度街坊和开放空间的混合使用。然而，集中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更多的居民居住在公寓中，而非郊区的别墅，从居住舒适度的角度来说，特别是对于洛杉矶这样位于美国西海岸广阔地带的城市来说，未必是最佳方案。二、国内研究
国内对城市空间格局的研究也给予了同样高度的重视，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之中，对于城市空间布局的探讨有着更多的热情。我们在中国知网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查询，结果显示，以“城市空间格局”为篇名可以检索到286条相关内容，以“城市空间结构”为篇名可以检索到1242条相关内容。这些研究从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全球化等角度出发，就城市空间格局这一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1）在经济视角方面，谭遂、杨开忠等9，10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把城市视为自组织系统，用数学方法建构了城市空间结构模型。王铮等11将上海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了有关城市空间结构复杂性的研究，提出大城市中不仅存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的多中心，有的情况下还可能出现产业带动的多重结构，比如相间出现多个伯吉斯环，乃至呈现混沌特征。吴文钰、马西亚1 2也曾用多中心模型研究上海的空间格局，结论是上海人口空间格局已经由1990年的单中心逐渐演变为2000年的多中心。冯健、周一星1 3曾研究1982—2000年北京的人口增长与分布规律，指出1990年北京双中心结构刚刚发育，到2000年多中心结构已经比较明显（虽然还不成熟）。张芸、梁进社等14对北京的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主张在专业化和外来投资的共同推动下，实现北京产业功能郊区化，并且形成一个由多个亚中心组成的网络化的空间结构。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成熟，很多学者将这一手段应用到城市产业的布局研究中。比如，张晓平、孙磊15采用这一方法，发现北京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近年来明显减弱，开始转向郊区集聚。张景秋16对北京写字楼2009年调研数据进行了空间统计分析，总结出北京办公业的空间布局演变模式。（2）社会视角主要关注城市内部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尤其是北京南、北城的发展不同步、不协调的问题。顾朝林和克斯特洛德17分析了北京在人口自由流动后出现的社会极化以及空间分异现象。于涛方、吴泓18指出，在制定和执行全球化战略的过程中，北京的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业、科研等具有全球控制、命令性质的城市功能，受到诸如国际航空枢纽、大事件、战略空间等各种积极要素的推动，不断向北城区集聚，直接导致了南城区与北城区在经济运行上出现巨大的差距。（3）从事生态视角研究的学者主要有汪劲柏等1、俞孔坚等19，他们指出，为了实现精明增长与精明保护的双赢，需要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空间上的调节是其中重要的手段。其中，俞孔坚等提出了保障北京生态长远安全的土地利用格局与实施战略，即保护生态环境不一定必须牺牲更多的建设用地，可以通过科学设计空间格局规划，应用景观安全格局方法，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获得生态效益的最大化。（4）有些学者从文化视角方面对城市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比如，包书月、张宝秀20曾经分析了北京城中轴线的发展历程以及对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认为发展多中心、打破单中心的发展空间形态，可以依托这一传统文化轴线，发展网络新格局。周尚意、赵继敏等21对北京西城区的地上不可移动文物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历史价值进行了评价，并且提出了一些优化城市文化空间格局的建议。另外，高宏存22也曾主张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应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同步，赵继敏23对“798”等艺术区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说法。（5）从区域协调发展视角看，近年来的生态问题、城市拥堵问题一再表明北京的发展与周边地区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也有一些学者曾经分析北京城市空间格局和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比如，赵坚24建议北京以轨道交通为主轴，向东向南发展，以利于推动产业集群以及京津冀地区的一体化。（6）从全球化视角看，近年来，北京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有很多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下，世界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比如，庞晶、叶裕民25指出，全球化和产业链垂直分离正在推动城市扩张和多中心城市模式的发展。顾朝林26就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议题，建议对北京各个城市功能区的建设进行优化调整。
除了以上几点，还有大量的研究针对北京等城市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了综合分析，有的基于历史资料，有的运用数学模型、GIS和统计手段预测了北京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龙瀛和毛其智等27基于元胞自动机（CA）理论，开发了北京城市空间发展分析模型，综合分析及预测了北京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柴彦威和塔娜28基于历史资料描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取得的成就以及随之发生的空间格局的演变（包括人口、居住、产业、社会等方面）。王静文等29利用句法分析，在1982年、1993年、2003年北京城市地理数据的基础上建立模型，分析和解释了北京城市空间的历史演变。
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成因非常复杂，学术界对于如何优化调整北京城市空间格局有多种建议。比如：俞孔坚等19从生态安全视角出发，提出了满意城市空间格局的理念；于涛方、吴泓30基于全球化背景以及区域公平发展的视角，建议加强北京南城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重要节事的安排；赵弘31从经济全球化视角出发，提出北京应学习东京等城市的经验，建设三个副中心，以疏解中心城的功能，缓解北京中心城和新城之间发展落差过大的问题。这些建议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大多是基于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某一个或两个角度。在多目标导向下，综合各种视角，明确提出优化方案的研究较少。
与西方城市空间研究的多种研究范式不同，国内的研究大多是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范式出发，很少涉及空间结构的内在机制32，只有少量研究3 3指出政府、企业和居民是推动中国城市空间格局演变的主体，三者的相互博弈是形成现有城市空间格局的内因。据此，优化我国城市（比如北京）的空间格局，应当综合考虑不同主体（政府、企业和居民）的作用。又因为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利益关注点（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有所不同（比如，居民更关注生态环境，企业更关注经济利益），所以有必要综合各种视角，探讨优化城市空间格局的最佳方案。三、城市空间研究的启示：在多维视角下分析
如前文所述，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非常复杂，并且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国际上对城市空间格局的研究仍处于争鸣的状态，目前还没有一种公认的最优的现代城市空间格局。对北京而言，可供参照的世界城市，如纽约、洛杉矶、东京等也形成了不完全相同的空间结构。我国大城市，特别是作为首都的北京，其空间布局的优化不能简单模仿某个城市，或者单独从某一个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而是要基于城市发展的基本原则，根据城市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推导。
城市社会经济和空间结构是辩证统一的整体，社会经济的多样性，决定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多样性和综合性。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国内外，城市空间格局的推动主体是相同的，都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等；目标导向是相似的，都追求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公平、生态安全和文化繁荣。因而，优化城市空间格局必须从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维视角进行综合考虑，总结各利益主体的诉求。在分析总体规划方案的基础上，重点研究解决近年来在北京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雾霾、交通拥堵等新问题。在对市民进行访谈、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借助GIS技术的支撑，发现北京城市空间格局中存在的问题，确立优化的标准和原则。根据统计资料和相关材料，综合分析北京适宜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功能拓展的区域，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优化方案。四、北京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研究的基本思路
如前文所述，研究城市空间格局应当从城市自身的问题出发，分析城市空间布局的关键问题，并综合多种视角开展集成研究，才能最终确立优化方案。《2004—2020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并确立了北京城市空间格局的基本框架，即所谓的“两轴两带多中心”。北京规划委以及相关部门和学术界都曾指出这一规划是比较科学的，对北京城市空间格局的发展具有长期的指导作用。然而，近年来，不仅北京的人口规模指标早就超过了规划预期，雾霾等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有必要对一些具体的内容加以完善，一方面综合国内外城市空间格局研究的各种观点，另一方面综合集成各类统计数据和相关资料，面向2020年及今后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北京城市空间格局的优化做一些探索性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思路有以下几个步骤：（1）理论研究。分析国内外城市空间格局研究的进展情况，以及对我国城市空间研究的实用性，针对北京城市空间格局发展的实际，提出相关研究思路。（2）质性研究。采取访谈、调查问卷等方法对北京典型的生态保护区、产业集聚区、大型社区、文化功能区做一些调研，分析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居民等对城市发展空间的诉求。从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等方面提问，汇总各方对城市空间的期待，发现北京城市空间格局的关键问题，确立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等方面在北京城市空间格局优化中的价值。（3）定量分析。运用GIS技术，分析推动北京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公平、生态安全和文化繁荣的关键性空间趋势，进而综合、叠加四个维度的空间格局，构建北京整体的空间格局优化策略。（4）应用研究。综合分析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个维度的空间格局优化方案，针对北京的各功能区以及具体的区县，分析北京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的具体方案（参见图1-1）。图1-1 2020北京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研究框架图第二章 北京市经济空间格局调整研究一、北京经济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一）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制造业空间布局演变
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思路，《北京市1958—1962年工业规划纲要》提出要把北京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基地，此后逐步形成了五大工业区，即位于东郊八里庄的纺织工业区，位于东北郊酒仙桥附近的无线电工业区，位于东南郊双井至大郊亭周边的机械化工工业区，位于西郊石景山的重型工业区和西南郊丰台的桥梁、机车制造工业区，其他的普通中小型工业企业就在城区选择空地兴建。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北京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冶金、化工、机械等产业发展加快，至1979年，重工业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63.7%。这一时期，工业区以市区为中心，呈同心圆状向外扩张。每个工业区内的职工人数多则十多万人，少则两三千人。尽管新建大型企业开始在郊区布局，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工业企业分布在城区和城区边缘地带。与此同时，由于在“大跃进”运动中盲目上项目，乱铺摊子，区县政府和街道在市中心居民区兴办了800多个工厂，造成中心区城市空间混乱。城区里的工厂和居民住宅相互交错，如宣武区20%的工厂、车间分布在居民院里，30%的工厂区内住有居民，10%的工厂占据了居民楼底层。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对北京的建设做出了四项指示，明确提出，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发展要适合首都的特点，今后基本不再发展重工业。之后北京市对城区内的污染严重企业采取各种手段关停并转。部分工业局、公司、工厂将市区铺面房的工业设备搬迁，改为商业用途。新建企业主要集中到中心区以外的工业小区和开发区，将一些制造业转移至河北和京郊。
但截至1989年，北京市制造业布局仍呈现出城区密集、郊区散乱的局面，以工业布局为主导的城市经济空间格局仍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北京城区工业用地面积占城市用地总面积的比重为19%，大约1/3的工业企业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其中将近60%的市属工业企业布局在建成区。而面积广大的远郊区县，工业企业绝对数和相对比重都较低，且分散布局。除燕山石化外，位于远郊的市级及市级以上的工厂有273个，分散布局在79个点上，其中的37个点只有一个工厂。（二）20世纪90年代，产业结构升级与布局演变
1992年，北京市总体规划中明确了首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城市性质，提出建设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实行“两个战略转移”：①市区不再扩大规模，逐步从外延扩展向内涵发展转移；②城市建设重点从市区转移到郊区。因此，20世纪90年代成为北京市产业结构快速调整时期，以金融、保险、房地产、信息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行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不断增强，成为策动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自此北京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1994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到49%。199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超过50%。1991—2000年北京市三次产业结构由7.6:48.7:43.7调整为2.5:32.7:64.8。
20世纪90年代，北京经济发展重心由首都功能核心区逐步向城市功能拓展区转移。研究表明34，1996—2001年北京就业增长和集聚的重点是近郊区，增加了39.2万人就业，占全市就业增量的92%；其年均增速居各圈层之首，比全市年均增速高出1个多百分点。1996—2001年，全市法人单位数由16080家增加到246767家，增长了53%，从业人员由627万增加到670万。
伴随着北京的产业升级，曾经是北京主导产业的制造业逐步从城市的中心区域向外围区域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先后设立了3个国家级开发区、18个市级开发区和若干区县级开发区，开发区取代了原来的工业区，成为全市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新的增长点。截至2001年底，全市市级以上的开发区累计招商入区企业15527家，投产13175家。2001年共实现工业总产值1669.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7%35。
在中心城区，遍地工厂大院的产业布局态势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与北京历史、文化和现代信息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中心城区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提高。
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基本形成了市区第三产业和郊区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的空间结构，即城市核心区主要发展高端的商业、服务业等；环城近郊地区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商业服务业以及房地产业，形成环绕中心城区的“现代产业带”；在远郊区县发展制造业。（三）21世纪以来的经济空间格局演变
1.总体经济增长与空间演变
2000—2012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由3161亿元增加到17879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1%。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的比重逐年升高。北京市的三次产业结构由2000年的2.5:32.7:64.8变化为2012年的0.8:22.7:76.5。第三产业比重增长了11.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比重分别减少了10个和1.7个百分点。随着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75%，北京已经具备了后工业经济时代的特征（参见图2-1）。图2-1 北京市2000—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及产业结构（亿元，%）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13》。资料来源：《北京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年鉴》《北京市第一次经济普查年鉴》《北京市第二次经济普查年鉴》。
2001—2008年，北京经济总体呈现核心与外缘圈层相对比重降低、中间圈层上升的格局，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成为经济和就业增长最迅速的地区。其中，城市功能拓展区是二、三产业法人单位集聚和增长最多的区域，法人单位年增长5140个，使得其占全市的比重增长了9.7个百分点，2008年达到56.8%。城市发展新区次之，法人单位年增长2139个，占全市的比重增长了4.3个百分点，2008年达到21.1%，取代首都功能核心区成为全市第二大法人单位集聚地。生态涵养发展区和首都功能核心区法人单位绝对数量明显减少，比重不断降低，这与其生态建设和旧城保护的城市功能有很大关系。截至2008年，城市功能拓展区集中了全市56.8%的法人单位，城市发展新区则有21%的法人单位，中间圈层共集聚了77.8%的法人单位（参见表2-1）。资料来源同表2-1。
基于就业增长角度的分析得出了相似结论。2001—2004年，就业增长的主要区域在城市发展新区，从业人员增长24.6万，占全市就业增量的66.7%，从业人员年均增速达6.1%，位列各圈层之首，高于中心城5个百分点。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就业年均增长1%，生态涵养发展区就业负增长。2004—2008年，北京产业和就业集聚的重心重新回到城市功能拓展区，就业人数增长了近90万，占全市就业增量的80%，比全市平均增速高出2个多百分点，城市发展新区在从业人员的增长数量和增长速度方面均居第二位，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就业人员数量以更低的速度增长，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从业人员数量仍然延续了绝对减少的态势（参见表2-2）。
2.制造业向郊区转移扩散
20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相继出台了《工业布局调整规划》和《北京市三四环路内工业企业搬迁实施方案》，在“退二进三”的产业布局战略下，以落实总体规划和迎接奥运为目标，自2000年起北京市大规模搬迁市区内的工业企业，四环以内有超过700家的企业搬迁，包括北京第一机床厂、第一食品厂、铜牛股份公司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企业按照“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功能布局设想搬迁至远郊区县。
图2-2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经济普查时北京市街乡第二产业法人单位密度。由图片可以直观发现，在两次经济普查期间，北京市第二产业向城市发展新区尤其是东南部地区转移的态势非常明显，中心城区的第二产业密度降低，几乎所有新城核心区的第二产业密度均有所提高。第二产业法人密度增加最多的40个街道中，15个位于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其中10个为新城核心区，5个为新城周边乡镇（主要位于大兴或通州区），因此在2008年，第二产业法人单位密度最高的30个街道中，有10个位于远郊区县，其中多数是新城核心区。图2-2 2004和2008年北京市第二产业法人单位密度说明：海淀区由于街乡行政区划调整，2008年街乡层面的数据缺失，导致图中海淀区法人单位密度为0。
3.第三产业不断向中心城集聚
图2-3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经济普查时北京市街乡第三产业法人单位密度。图片显示，在两次经济普查期间，北京市第三产业继续向中心城集聚，中心城核心区第三产业密度快速增加，建成区边缘第三产业密度有所上升，远郊区县仅有部分新城核心区的第三产业密度略有提高，第三产业密度由城市中心向外围急剧下降的格局没有改变。2004—2008年第三产业法人单位密度增加最多的30个街道以及2008年第三产业法人单位密度最高的40个街道全部位于中心城区，其中建外街道的第三产业法人单位密度最高，达到1529家/平方公里。图2-3 2004和2008年北京市第三产业法人单位密度说明：海淀区由于街乡行政区划调整，2008年街乡层面的数据缺失，导致图中海淀区法人单位密度为0。二、北京经济空间结构现状特征与问题
下面我们从整体格局、主要产业和产业功能区三个方面描述北京经济空间结构的现状特征。（一）整体呈现市域范围单中心集聚、中心城内部多核心的格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发展框架。
经济空间结构与空间尺度密切相关，一定空间尺度内的多中心结构在大的地域空间尺度下可能是典型的单中心格局。
从北京市域空间范围来看，北京的经济空间呈现出单中心集聚的格局。北京的经济活动仍然集中在中心城区，且中心大团不断膨胀。2012年，72.5%的城镇单位从业人员集中在中心城，贡献了79%的工资总额。中心城法人单位占全市法人单位的比重由2001年的68.5%增加到2004年的72%和2008年的72.6%，7年间占全市的比重增加了4.1个百分点。
有学者根据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做出了北京市从业人员的密度分布图（参见图2-4），从图中可以发现北京市的经济活动仍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受中心大团主导，并沿主要交通轴线向外扩展，在外围的中关村—上地、石景山、酒仙桥、亦庄、通州、顺义空港形成集聚组团。远郊区县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新城核心区。图2-4 北京市从业人员点密度分布图转引自：刘霄泉，孙铁山，李国平.北京经济空间布局研究J.数据，2010（11）：61-63.图2-5 北京市总就业密度分级图资料来源：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产业布局与功能区划统筹研究OL.http：//www.bjghy.com.cn.
中心城内部多核心结构明显。北京市总就业密度的分级图（参见图2-5）显示，北京就业集中在中心城，且中心城的经济空间呈现出多核心的发展态势。北京市就业密度由中心向外围急剧下降，高密度就业状态（大于10000人/平方公里）大致集中在北五环、东西四环和南三环围合的范围内。在高度集聚的中心城内部形成了金融街、北京CBD、公主坟、中关村核心区、海淀山后等几个超过3万人/平方公里的就业中心，形成了中心城多核心的经济空间结构。
综上所述，北京经济空间布局基本符合城市规划确定的空间框架。北京市域范围内延续单中心结构，除中心大团外，在内圈新城核心区形成了几个小的局部经济中心。同时，在中心城范围内呈多中心经济结构，除西城区的金融街和朝阳区的商务中心区两个城市主中心外，也发展了包括中关村、亚运村、公主坟、石景山等在内的多个次中心。（二）主要产业与产业功能区空间布局
1.第三产业空间布局
北京市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在中心城单中心集聚的特征明显，并随中心城规模扩张而向外拓展。第三产业高度集中在城六区，首都功能核心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已超过90%。不同产业在中心城内的不同地区集聚，形成了金融、商务服务、科技服务等几个产业功能区。而远郊区县的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基本持平。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四环路以内的中心城。从业人员规模最大的区县主要是原西城区、海淀区、丰台区以及朝阳区的中北部地区。具体到街道，规模最大的街道包括：原西城区的金融街街道；原东城区的东华门街道；朝阳区的建国门街道；海淀区的羊坊店街道、上地街道、青龙桥街道、花园路街道、北下关街道、万柳地区；丰台区的东铁匠营街道、卢沟桥乡、花乡等。在中心城内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三个密度峰值，分别是朝阳区CBD、西城区金融街和海淀区中关村，在中心城区形成了“三足鼎立、高度集中”的空间格局。
金融业是北京市第三产业中实现增加值最高的门类。北京金融业空间布局的思路是“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金融街作为金融主中心区，聚集了国家级金融机构总部；CBD作为金融副中心区，集聚了国际金融元素；三个新增的金融功能区为中关村西区、东二环商务区、丰台的丽泽商务区；另外四个金融后台服务区为海淀稻香湖、朝阳金盏、通州新城、西城德胜。目前，除四个金融后台服务区尚在建设中之外，金融产业空间布局基本符合规划思路（参见表2-3）。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下简称信息服务业）是我市第三产业中增加值排名第三的行业（仅次于金融业和批发与零售业），同时也是第三产业中增速最高的行业。在空间布局方面，信息服务业呈现出高度集聚的态势。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核心区为依托，海淀区信息服务业的增加值占全市的53.9%。另外，东城区和朝阳区的信息服务业也有一定的规模，增加值均超过100亿元，在全市占比均超过10%。由于信息服务业严重依赖于技术创新，因而目前集中在中心城区，远郊区县基本没有分布。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以下简称科技服务业）的增加值在第三产业中排名第四。科技服务业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载体，发展空间不断拓展，形成“一心多核”型空间结构，中心区的地位不断巩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是我市科技服务业发展的主阵地，中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央院央所集聚，增强了我市的原始创新能力。中关村科学城的建设以及清华科技园、北大科技园、北航科技园等大学科技园和孵化器的创新网络建设，推进了科技型企业的创业与发展，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依托上地信息产业基地、软件园、中关村生命园、未来科技城、TBD、永丰基地、创新园、环保园和航天城等专业园区，科技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不断集聚，海淀山后科技创新中心逐步形成。科技服务业发展区建设加快推进，建成了昌平国家工程技术创新基地、怀柔中科院创新基地、中科院奥运科技园以及通州创新基地等园区。若干特色产业集聚区不断形成，其中包括：依托北京工业设计中心而形成的德胜工业设计产业基地（DRC）；跨国通信研发中心集聚的电子城；生物医药研发外包企业集聚的亦庄CRO基地；高端设计师和设计工作室集聚的CBD国贸时装设计集聚区；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类不断集聚的大兴设计产业园；依托建设部和相关建设类研究机构而形成的甘家口建筑设计集聚区。
商务服务业的空间布局较为集中，主要集聚在朝阳区CBD和电子城、西城区金融街、东城区东二环商务区和海淀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这四个区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占到全市的84.2%。其中朝阳区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发展优势明显，增加值约占全市金融业增加值的42%，另外三个区的占比在10%上下。同时，全市半数以上的总部企业及商务服务企业入驻集聚区，可见，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的产业集中及特色化发展特征都较为明显。
2.制造业空间布局
北京市制造业郊区化态势明显，在四环之外形成了以市级以上开发区及重点产业基地为核心，以镇村产业基地为外围补充的空间承载体系。3个国家级产业园区、16个市级经济开发区以及燕化基地、首钢基地、顺义汽车产业基地等重点产业基地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市比重达到60%以上。形成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顺义临空经济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以燕房合作产业基地、石景山首钢工业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为载体，形成了三个产值500亿元的产业聚集区；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雁栖经济开发区、兴谷经济开发区为载体，形成了一批百亿级的产业基地（见图2-6）。
北京市制造业具有明显的“东西对称、两带多心”分散组团布局特征。依托主要的开发区、科技园区、工业园区和大型企业基地，形成了多个集聚组团。同时，在西北和东北方向形成了明显的两个制造业集聚带，一条是在西北方向由中关村经上地向昌平方向延伸，另一条是在东北方向由酒仙桥经机场和顺义向怀柔和密云延伸。此外，在城市东南方向，围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地区）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集聚组团。其他组团包括房山、平谷和石景山等。图2-6 北京制造业空间集聚图示资料来源：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http：//www.bjeit.gov.cn/。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很多区县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远郊区县广泛分布，并形成了产业集群发展态势。其中，顺义区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占了全市总产值的近一半；大兴区、昌平区和怀柔区也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集中分布的区域，占全市比重均超过了10%。整车生产以顺义、亦庄、昌平、怀柔、房山为中心，形成了北京汽车发展带。北京市汽车整车生产企业集中分布在顺义（北京现代、北京汽车）、亦庄（北京奔驰）、昌平（福田汽车）、怀柔（福田戴姆勒）、房山（长安汽车）五大区域，丰台区和房山区则是北京市客车生产企业发展的集中区域。零部件布局围绕六大汽车生产企业铺开。随着北京市汽车产业的发展和汽车保有量的增长，北京市零部件产业快速发展。围绕“三自主（北汽、福田、长安）、三合资（福田戴姆勒、北京奔驰、北京现代）”六大整车生产企业，北京已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顺义区、房山区、大兴区、通州区、昌平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县等地建立了多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汽车产业呈现出集群化发展态势（见图2-7）。图2-7 北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布局情况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下简称电子制造业）呈现出集中布局的特点，集中在亦庄、海淀中关村科技园区和顺义经济开发区等，其中，亦庄该产业增加值约占全市的一半。在移动通信、数字电视、集成电路、计算机等信息制造领域，围绕诺基亚、京东方、中芯国际、联想等龙头企业，形成了星网工业园、数字电视产业园、移动硅谷、集成电路产业园等上下游配套、专业化分工的信息制造产业集群（见表2-4）。
医药制造业形成了南北两翼集中布局协调发展的格局。北部创新中心有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和海淀园，侧重于研发试制等环节；南部制造中心则囊括了亦庄生物医药产业园和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侧重于相关细分产业的生产制造。一南一北两大聚集区的总收入占北京市生物医药产业总收入的比例达78%。
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在远郊区县分散布局，没有形成明显的产业功能区。
4.产业功能区布局《北京市“十二五”时期现代产业建设发展规划》中提出，推进现有高端产业功能区功能提升，积极培育高端产业新区，引导产业对外辐射发展，构建“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四大高端产业新区——专业集聚区”的产业空间格局。（1）做强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将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先行实践区，全面推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提升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质量，强化金融街的辐射带动功能，彰显商务中心区的国际影响力，完善和丰富奥林匹克中心区的功能，增强临空经济区的发展承载力。围绕产业集聚、人才集中、资源集约和功能集成的原则，以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优势产业为目标，积极引导国际高端要素、央企和民企总部集聚，强化自主创新，提升北京的国际辐射力和经济带动力（见图2-8）。图2-8 北京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图示资料来源同图2-6。图2-9 北京高端产业新区图示资料来源同图2-6。（2）培育四大高端产业新区。着眼于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和人口疏散，战略谋划城业一体化的产业发展空间，坚持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分时序推进，积极培育四大高端产业新区，逐步积聚实力、形成规模、完善功能，到2015年，力争打造2～3个千亿级收入的高端产业新区（见图2-9）。（3）建设专业集聚区。服务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和新城建设，加快发展通州高端商务服务区；立足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突出新兴金融业态和要素交易功能，加快发展丽泽金融商务区；创新生态服务经济发展模式，加快发展怀柔文化科技高端产业新区。（三）多中心组成的超大单中心强聚焦经济格局及问题
中国城市化处于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北京成为全国城市化的重要承载空间，人口及就业规模的绝对量均呈现上升趋势，北京的都市区域整体处于规模快速扩张阶段。北京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改变体现在相对比重的变动上。这种整体增长之中的相对集聚或扩散态势有别于国外城市郊区化阶段的内城人口产业向郊区的绝对迁移。
北京中心城在部分传统产业和居住人口迁出之后，新的产业和就业人口快速成长，城市核心功能、主导性的生产服务业以及人口（尤其是高素质人口和户籍人口）仍然高度集聚在中心城。中心城生产要素的扩散仍然发生在原有建成区的“近域”，扩大了的建成区与新城相比仍具有很大的优势，其周边地区成为进一步拓展扩散的空间所在。这样，中心城城市空间由中心向外围滚动式拓展，中心城建成区持续向外蔓延，逐渐形成“超大核心”，并没有向外远距离大规模转移的趋势，单级向心集聚的空间结构趋于强化和固化，新城难以形成“次级中心”。北京市从业人员密度、法人单位密度基本呈现由城市中心向外围依次递减的态势。尽管不同类型产业目前的主要集聚空间不同，但无一例外都经历了由城市功能核心区向城市功能拓展区、发展新区依次转移的历程。生产要素远距离向新城扩散的空间拓展方式尚未成形。
中心城不断外延的发展模式使近距离新城、边缘集团与中心城在空间上已经连绵成片。通州、大兴、亦庄和房山等新城距离中心城较近，随着中心城不断向外蔓延，这些新城与中心城之间的界限模糊，已经成为“摊大饼”的“单中心”的一部分。
尽管中心城内部出现了多个就业中心，但从市域范围来看仍然是强中心结构，即由单中心主导，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多中心均衡发展的空间格局。北京经济空间布局仍主要由城市中心大团所主导，其规模已突破五环路，且集聚趋势并未得到有效抑制。
不断扩张蔓延的超大中心向心集聚带来诸多城市问题，包括职住分离、长距潮汐式通勤、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可以说，北京市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都与单中心的城市经济结构有关。三、北京与世界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的国际比较（一）伦敦大都市地区经济空间结构
伦敦都市区主要指大伦敦（Greater London），位于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分为伦敦城和32个行政区，总面积为1572平方公里。伦敦城位于中心，面积为2.6平方公里；城外13个行政区为内伦敦，面积为319平方公里。其他19个行政区为外伦敦，面积为1253平方公里（见图2-10）。在大伦敦外围，相邻的行政区是东南英格兰和东英格兰，分布有新城和绿带。
与北京相比，大伦敦地区大致相当于北京的城八区。与北京市市域可比的是大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包括东南英格兰、东英格兰）郡紧密相邻的部分，为便于对比，我们选择了紧密相邻的部分，面积约14379平方公里，2008年居住人口大约757万人（简称伦敦郊区）。
伦敦后工业化特征比较明显，大伦敦都市区的核心区以金融保险、创意设计等产业为主，外围以研发、轻工业、物流、商贸服务等功能为主。2007年，伦敦金融业占了英国金融业40%的份额。伦敦地产、租赁和商业占地区GDP的30%，金融业大约14%，伦敦外围地区则以汽车制造、生物制药等高技术产业和旅游、休闲娱乐业为主。东南英格兰2007年的经济总量中，地产、租赁和商业占了GDP的29%，制造业只占地区GDP的11%。但英国1/3的光纤和电子设备制造业在这一地区。东英格兰地区77%的GDP来自于服务业，是英国第三高的区域。图2-10 伦敦城市规划和布局资料来源：www.rpgwebgame.com。
大伦敦都市区和外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均衡，2007年伦敦市人均GDP为3.3万英镑，而外围的东南英格兰和东英格兰人均GDP分别为2.1万英镑和1.9万英镑，比例为1:0.65。
图2-11为大伦敦多级中心城市网络，除了核心区高端的世界城市功能之外，总体呈现出相对比较均质化的居住和商务用地布局。图2-11 大伦敦多级中心网络资料来源同图2-10。
从人口对比看，2008年伦敦市区753万人，郊区人口757万，比例为1:0.99；市区人口密度为4825人/平方公里，郊区人口密度为526人/平方公里，城郊比例约为9.2:1。
从城镇体系结构看，人口规模在20万～50万的行政单元两个，平均人口规模约24万；人口规模在10万～20万的行政单元38个，平均人口规模14万；人口规模在10～20个的行政单元22个，平均人口8.5万。
伦敦在发展中制定了多次大伦敦地区规划，尤其注重推动和引导外围地区新城建设，以期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解决伦敦及其周围地区经济、人口和城市的合理均衡发展问题。伦敦新城在吸引大城市产业和人口方面并不理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新城规模小，无法形成规模效益；离母城太近，受母城影响太大，无法形成对大城市的“反磁力”；新城规划缺乏灵活性和预见性。第三代新城密尔顿·凯恩斯虽然能发展成为某一次级区域的经济增长点，但对伦敦人口的疏散作用微弱。新城的主要作用是使自身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在伦敦外围集聚产业和人口，带动区域发展。（二）纽约经济空间结构
纽约市总面积为1214.4平方公里，有5个行政区[1]，2008年总人口约836万人。
纽约市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及大公司总部云集于曼哈顿区，其余核心区主要从事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外环地区的制造业和零售业比较发达。在纽约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中，纽约都市区外围也经历了从工业化迅速发展到向商贸物流、休闲娱乐等产业升级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居住郊区化、商业功能和产业功能郊区化、建立边缘城三个阶段。
曼哈顿是纽约经济活动的中心。曼哈顿就业职位占全市的2/3，其中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就业职位占全市的比重高达90%，商业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达85%。曼哈顿岛61街以南的地区是纽约的CBD，面积约23平方公里，其就业职位占全市的60%，地区生产总值则占2/3。CBD中45%的就业人口在全国性公司总部内工作。此外，CBD还集中了纽约大都市区76%的戏院，14%的在册大学生。曼哈顿也是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市的60%，其中服装业的就业人数占全市的70%。制造业高度集中于曼哈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非标准化产品的生产需要尽量接近中心区以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减少交易成本，而工厂的高层化极大地提高了工业用地的密度，减轻了工厂被迫外迁的压力。此外，工厂规模小，可以见缝插针，充分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空间。各种产业部门在向曼哈顿集聚的过程中，功能上的地域分异也越来越明显，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功能区，例如华尔街周围的金融区、中城的办公楼区、钱伯斯和休斯顿之间高楼工业区、西区的女士时装中心等。
在服务业不断向曼哈顿集中的同时，纽约的人口和部分制造业也在不断地向郊区扩散，使城市地域范围迅速膨胀，出现了大面积低密度的城市化郊区，形成与中心区截然相反的景观与功能37。纽约的郊区化始于19世纪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郊区扩散的速度开始加快。从1900年到1954年，大纽约的人口由550万人增加到1500万人，建成区由363平方公扩展到285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人口增加了3倍，建成区增加了8倍，城市扩散的速度远大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当时的郊区发展是以新城建设为主要方式。这些新建城镇多建在通勤铁路沿线和主要道路的交汇处，形成串珠状的城镇分布格局。战后，随着私人小汽车的普及，郊区扩散摆脱了对交通干线的依赖，城市地域成面状向外迅速扩展。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纽约的城市建成区以每年78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外推进，而且密度越来越低。在20世纪40年代，独户住宅的占地面积一般为0.14英亩（约合578平方米），少数大型独户住宅占地约至2英亩。60年代到80年代，大多数独户住宅的占地面积为0.5～l英亩，富裕的独户住宅更达到5英亩或更多。战后造成人口大量向郊区迁移的因素很多，政府的政策是其中之—。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期间，政府授权兴建州际高速公路工程，旨在通过高速公路网向复员军人提供住宅。战后，由于大量复员军人回国，急需大量住宅，考虑到住宅成本及用地空间，郊区成了最理想的选择区位。郊区的税收和区划政策是另一因素。由于人口大量向郊区迁移，政府相应地制定出了优惠的税收和区划政策，因此吸引了更多的工业企业，而将一些有问题的老企业留在了市中心。居民收入的提高也是原因之一。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使个人收入普遍提高，加之政府实行房屋抵押贷款政策，鼓励城市居民追求宽敞、舒适的郊区住宅。小汽车的普及，则使城市居民迁往郊区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因而成为推动城市扩散的重要动力。
纽约都市圈是指“纽约—纽泽西北—长岛（New York-Northern New Jersey-Long Island），纽约州—纽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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