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教授纪念文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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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教授纪念文集试读：

引言：永久的追思

彭明（1924—2008），河南夏邑人，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生前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

彭明一生与中国人民大学结缘。1945年，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史地系学习，1947年、1948年在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先后师从胡华与范文澜攻读研究生，1949年担任华北大学中国革命史助教。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83年被评聘为中共党史系教授，1986年任博士生导师，2002年起担任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200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称号。彭明先生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史党建学科规划组成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名誉会长，黄埔军校史研究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政协委员等职；曾被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聘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特邀研究员。彭明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点的开创者，是海内外公认的五四运动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大家。

彭明从23岁开始即与胡华合作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日本投降以来中国政局史话》，一直到晚年年逾八旬仍然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委托研究的重大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研究”（其最终成果《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六卷本，在其辞世后的第三年，即2010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彭明一生勤奋治学，硕果累累。在其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的60年间，撰写和主编学术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学术代表作《五四运动史》，1986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成果一等奖，1987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988年获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参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1988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优秀教材一等奖；参与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1992年获孙中山基金会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主编的《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1995年获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合著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96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其部分代表性论文和学术随笔，晚年结集为《彭明文存》和《板凳集》出版。

彭明为学界同仁推崇的两大学术风格和学术精神：一是严谨，二是宽容。

彭明治学，受两位学者——胡华和范文澜影响至深，时时以范老“二冷”精神自勉。他把“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终身奉行。彭明一生，学术著述凡千万言，力戒浮躁和虚妄，字字均为精心考证、反复推敲之辞。一部《五四运动史》，积36年心血而成。在治学路径上，彭明先治通史，再攻专史，然后至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这种自博至约、由约返博的治学经历，造就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底、扎实的研究基础和开阔的思维视野，他的许多学术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彭明治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上，坚持十分明确的学术见解，并利用各种机会反复阐述和论证；另一方面，他又极力倡导学术宽容，赞同“双百”方针，认为学术争论的“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相信时间和实践会证明一切。为学如此，为人亦是宽宏厚道，这在学界是有口皆碑的。彭明性情淡泊、为人谦和、处事低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既坚持原则，又虚怀若谷，善待八面来风，甚至善待批评。这充分表现出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的良好修养和宽阔胸襟。

作为一名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彭明多年来坚守在教学第一线，教书育人成绩显赫，桃李满天下。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60年间，他不仅给学生传授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且结合课程内容，深入浅出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不仅直接指导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助教进修生和访问学者，并且长期坚持为新入学的本科生讲解中国人民大学校史。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彭明是真正无愧于“为人师表”这一至崇名誉的老师。

五四运动史研究，是彭明一生历史学研究的重点，其学术成就最大、学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反映彭明学术思想和学术特色的学术领域。

彭明对于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学术兴趣，在其1945年初入华北联合大学当学生时代即开始萌发，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期间进一步明确了这一重点研究方向，并于1956年开始正式进入专题性研究，在“文革”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都坚持思考和资料收集，直到进入新时期的1984年，在整合各个历史时期丰硕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毕36年学术积累之功力，推出其煌煌50余万言的代表性巨制——《五四运动史》。这是国内学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和阐释五四运动史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从出版之日起，即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赞誉，被公认为五四运动史研究领域之“革命史研究范式”的扛鼎之作。从1985年开始，彭明继续对五四运动史进行深入研究，不断补充新资料，并尝试着导入“现代化史观”的新视阈、新方法进行学术创新，于1998年推出了《五四运动史》（修订本），使其五四运动史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时至今日，美国学者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和彭明的《五四运动史》这两部学术专著，仍然被海内外学者公认为是五四运动史研究领域之不同研究范式的代表性的奠基之作、集大成之作，是真正进入该研究领域绕不过去的学术标杆和学术起点。彭明自己也对穷其一生从事的五四运动史研究工作颇为自诩，将其不同寓所的书房均命名为“五四书屋”。

彭明的五四运动史研究，最为海内外学者所称道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特色，一是史实的严谨和扎实，二是史观的不断创新和与时俱进。

彭明的五四运动史研究，特别强调第一手的基础研究资料支撑是治史的根本，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寓论于史”的治史原则。他认为，要真正做到“文章不写一句空”，就必须在“实”字上下功夫，就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孤独和寂寞，就要对占有的丰富而扎实的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透彻分析和精当概括。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五四运动史的研究中，为了保证史料的翔实可靠，彭明每读到一段文字资料时，总是尽可能地到发生这些事件的地方去走访，《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北京大学当时各科的旧址、杨昌济寓所、三眼井、东交民巷、赵家楼胡同、新世界游艺场、陶然亭慈悲庵等地留下了他数不清的脚印。他还不止一次地按照1919年5月4日当日游行的路线从东交民巷走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在给学生讲解这段历史时也领着他们这样走一趟。在写到关于山东五四运动的问题时，他曾亲自到青岛考察历史沿革和地形外貌，并向研究青岛史的专家请教。为了将几十年前发生的真实情况再现在读者面前，彭明除翻阅、查看大量现有报刊、档案、文献、口述资料等，还走访过当年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或目击者，包括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工友、赵家楼胡同的居民、陈独秀故居的房东，以及高一涵、许德珩、杨晦、罗章龙、张申府、刘清扬等人。他不仅获得了大量文字资料所不具有的新鲜材料，而且纠正了书本或传闻上的一些谬误，所以，彭明的《五四运动史》始终被学界推崇为可以经得起时间和学术实践检验的有长久生命力的信史。

彭明的五四运动史研究，非常注重方法论和学术思想的创新。他一直关注海内外学术发展的总体流变和大趋势，不断地吸收和借鉴海内外学术发展的新理念、新方法、新观点，不断延拓研究视阈，使其五四运动史研究始终保持明晰的问题意识、前沿意识，与时俱进，而不是故步自封。

彭明的学术思想发轫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政治巨变和学术巨变的大背景下，当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学研究领域逐步确立其主流和主导地位的历史发展时期，“革命史观”一时间成为史学研究的唯一范式，而彭明的五四运动史研究，又是集中在“文革”前后这一中国社会非常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完成的，不可能不深受其影响。这就决定了彭明早期的五四运动史研究，必然是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四解读模式”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并代表了五四运动史研究领域之“革命史研究范式”的最新和最高成就。但是，在新时期思想解放和“五四研究”逐步成为世界性话题的大背景下，彭明并不回避海外学者对于“五四研究”单一革命化解读再进行质疑的现实挑战，而是积极而正面地加以回应，不断地吸收和借鉴现代史观之有益的思想营养，努力尝试着突破传统的“五四研究”单一革命化解读的线性思维，努力尝试着把五四运动不仅置于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宏观背景下，而且将五四运动置于中国现代化史的宏观背景下进行综合性、整体性研究，从而将其五四运动史的研究推向以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双向互动导引为主要特色的新境界。彭明这一学术思想创新，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其晚年所修订的《五四运动史》、所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新论文以及其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

今年是彭明先生仙逝五周年，为了缅怀彭明先生学术业绩，寄托我们的无尽哀思，经彭明先生的大弟子吴景平教授的提议以及彭门众弟子的积极响应，我们在彭明先生家人的鼎力支持下，编辑了这部《彭明教授纪念文集》。该文集主要收录了以下内容：其一是彭明先生同辈人（其中也包括自谦为彭明先生的学生，但我们认为大体也应该归并为其同辈人的著名学者）的部分纪念文章；其二是彭明先生的学生（包括他直接指导的研究生和接受过其教诲深受其影响的学生）的部分纪念文章和研究论文；其三是彭明先生家人的部分纪念文章；最后附录了彭明教授论文著作目录和彭明教授优秀科研成果、主要荣誉称号及社会职务名录。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纪念文集的选文非常不完整，一些彭明先生的同辈学者以及学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约到稿，我们也深感遗憾。只能留待以后有机会修订时再充实了。

另外，也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该纪念文集的出版资助经费，利用的是彭明先先生前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研究”之项目经费余款。对于该课题组主要成员的谅解和支持，我们深致敬意和谢意！

谨以此纪念文集作为告慰彭明先生在天之灵的一瓣心香，愿彭明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永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 杨凤城彭明先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在职弟子 齐鹏飞 岳明君癸巳年清明

一 同辈学者的感念

彭明与五四运动史研究

2008年6月27日上午，我接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办公室小吴的电话，说彭明在9点多去世了。我吃了一惊，前几天我给老彭打电话，他还说挺好的，怎么一下就走了。之前，他因吐血发现胃癌，动了手术。手术后的第三天我去北京大学医学部第三医院看他，他住在重症监护室，不让进去。我问了一下，说已经醒了。等他回到普通病房，我又去看他，认得我。看护的人说他有肺炎，正在治。后来，三院让他出院，其实肺炎并没好，又设法去了中日友好医院住院。我又去看他，脸色、情绪、精神都很好，我想这回也许会慢慢好起来。我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院的副院长孙秀民陪我一起去的，带去了鲜花，还送了一点钱，表示慰问。从医院回到家，我几次与老彭通电话，一直说不错。我与老彭约好，等他全好了，我请他一起吃饭。没想到他突然不辞而别。2008年7月3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遗体告别时，我尽量控制情绪，但从屋里出来，我还是大声说：“老彭不够朋友，约好一起吃饭，怎么就走了。”

老彭比我大9岁，我称他为老哥哥。因为是好朋友，我每次约他参加活动，他从未拒绝过，总说：“你让我来我能不来？”他年纪大了，凡是我约他出来开会，都安排学生用车接他。我与他经常交往，向他请教，并互相讨论一些问题，之间也会有不同看法。在接触中，感到他为人厚道，从不以语伤人。他很谦虚，善于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他没有架子，待人随和。他爱护学生，关心青年，扶持他们成长。与他交往，令人感到轻松、愉快，用不着留心眼。他人很胖，肚子大，加上和善的面孔，特像一尊弥勒佛。当然，我不是说老彭十全十美，没有不足之处，世上任何人都会有缺点。比如，我和老彭多年接触中，觉得他遇事过于谨慎小心，这大概和他一生的坎坷经历有关。

彭明博学多才、思想活跃，不保守，能随时代前进，经常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他一生对中国现代史、中共历史研究的贡献相当大，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很多。比如，他积几十年之功写成的《五四运动史》以及不断发表的有关五四时期的系列文章；他有关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他与李新等一起撰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华民国史》；他协助胡华主持《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的编撰工作；等等。对中国现代史、中共历史研究的开拓、充实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只说说他在五四运动历史研究方面的卓越建树。

据彭明说，他之所以选择五四运动作为自己几十年研究的课题，是因为1946年看到于力发表的《北京高师参加五四运动游行示威情况》而产生兴趣，并开始积累有关五四的资料。这一干，就是几十年。我认为老彭的选择是对的。因为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大转折，无论中国现代史还是中共历史，都要把五四运动作为研究的开始。确定课题之后，老彭下的功夫相当大，不仅收集大量史料，而且不止一次地进行实地考察。他给我讲过怎样寻找陈独秀散发传单的新世界旧址的事，我听后觉得他搞研究特别认真，一点事也不放过，直到弄清楚为止，这种精神非常值得后学者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老彭终于成功了，写出几十万字巨著。

彭明的《五四运动史》及其有关五四的系列文章，全景式地描绘了五四运动的历史轨迹，既概括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背景和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叙述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全过程，还说明了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新发展及不同思潮的争论。我认为，彭明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史料翔实。老彭说他收集大量资料，但没有跟我说过到底看过多少，从他使用的材料来估计，应该看过千万字以上。比如，书中他写新潮社，不看该社刊物《新潮》不行，而《新潮》第一卷就有60万字。当然，看史料有的是粗翻，有的是细读，不管怎样，这功夫下得相当大。我数了一下，《五四运动史》这本书的注共有1571条，大量是出处注，少量是说明注或学术注。我并不认为写东西注越多越好，而是要看什么性质的。写历史，属于说理的文章，就不要东引西引，自己把道理讲明白就行了，属于实证性的文章则一定要以事实为根据，必须引用大量史料，并清楚地注明出处。老彭的做法是对的，后学者应该学习这种做法。不仅如此，我发现彭明对一些材料的使用是很慎重的，凡未能证实的材料就不用。比如，他写李大钊送陈独秀去天津的一段历史时，就没有用高一涵的回忆中说李陈二人在路上谈建党问题。

第二，细节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写历史书就要细节清楚，不然大而化之，使读者弄不清楚事情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当然就引不起兴趣。老彭的书在这方面处理得非常好，每一细节都不放过，交代得明明白白。比如，书中说道，各校学生在天安门汇合演说后，随即游行至东交民巷，但被阻，大家决定改道去曹汝霖家。书中对学生游行队伍去赵家楼曹汝霖家的路线写得很详细：“从东交民巷西口，转北走户部街，东行，经富贵街、东户部街、东三座门大街，跨御河桥，沿东长安街经东单牌楼，往北走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穿过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沿宝珠子胡同北行至前赵家楼胡同西口，再由此往东至曹宅。”为了让读者弄明白，书中还画出了学生游行示威路线图。要做到事事都让读者明白，确实不太容易，一部几十万字的书，说的事那么多，基本上找不到漏洞，令人佩服。

第三，分析透彻。由于彭明研究五四是以大量史料为基础的，所以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很透彻，有根有据，说服力非常强。比如，他分析山东学生及各界爱国运动情况时，讲了四个特点：一是发动较早，二是响应的地区和阶层较为广泛，三是直接和侵略者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四是运动延续时间较长。为了分析这几个特点，老彭用了34条材料，比如分析运动的广泛性，书中说到山东的一些议员对北洋政府的做法极为不满，并设法营救被捕学生和要求惩办卖国贼。书中用了两条材料，一个是当时《申报》的报道，一个是运动中时人编写的《上海罢市救亡史》中提供的，很能说明问题。其中一条是1919年5月3日众议院山东议员谢鸿涛、沙明远等提的查办卖国大吏议案，内容为：“本员代表民意，嫉恶如仇。庆父不除，鲁难未已。用是依据约法第十九条第十项，提出兹案，请即咨请大总统速行大令，将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总长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褫职，交法庭严讯办理。”

第四，观点鲜明。在对五四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彭明提出许多明确的观点，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力反封建而非反传统文化，五四运动中救亡与启蒙始终相互促进，五四运动全程贯穿着理性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科学口号具有现实意义，五四运动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等等。这些观点在学术界未必都被认同，但对研究者和后学者却很有启发。老彭很赞同毛泽东提出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论断，毛泽东界定为“五四运动时期”这没有错，问题是这一时期内的“五四爱国运动”一段要把陈独秀说成“总司令”则需要史料的佐证。所以，彭明研究五四提出许多鲜明的观点，对学术研究非常有好处，能够促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上边说的几个特点，看起来很一般，很多写评语也这样说，其实那好多是应付差事，这里却不是，完全是真心真意的。因为老彭做到的功夫，确实与一般为提职称写的文章、著作不同，当然这只有看过他的《五四运动史》及研究五四的系列文章才会明白。1993年，与彭老师在一起

有的学者说，对于五四运动的历史，前辈特别是彭明老师都研究过，我们没什么可研究的了。这话不对，因为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还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比如，研究五四时期的人物，都是有名的（有些有名的人也研究得不够），无名的群体有谁研究过？大学教师群体谁研究过？中小学教师群体谁研究过？可以说，至少有几百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其实，就老彭自己已研究的成果来说，也不是没有可进一步提高、调整、改正的地方。比如，他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叙述和分析，在观点上显得陈旧，不甚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这方面学术界已有许多新的说法，当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再有，在老彭书中用了一条材料证明工人阶级起决定作用，但这条材料实际上是说明商人罢市的作用的。我跟老彭说，你这条材料用的不对，关键是不应该删节，一删节就变成说工人的作用的了。这条材料是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同沪海道尹给北京政府的电文，其内容为：“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初因青岛外交，提倡抵制日货，后即以释放京师被捕学生，并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为要求条件。现在罢市业经三日，并闻内地如南京、宁波等地亦有罢市之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所以永祥等昨日召集南北商会、省县两教育会切实会议开会办法。”这条材料显然讲的是由于商人罢市才可能成为燎原之火，而且后边接着讲到学界“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始条件，商界亦曾有点请求”。但在《五四运动史》中却在“工人同盟罢工”之后做了删节，下接“星星之火”，这一来就使罢市作用变成罢工作用了。老彭听我说之后，也承认这样用有问题。前边我说到老彭很谦虚，知道自己错了就改，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这种风格。1978年，我提出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标准，老彭和几位学界朋友都不同意，认为我的标准太高。1989年，老彭正式提出一个标准，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可是，到了20世纪末，老彭对我说也同意我的标准，收回他自己的观点。我想，以他的这种科学态度，如果他继续活着，一定会有更多的新成果，也一定能够把他写过的成果中不恰当之处改正过来。当然，这话现在说已经来不及了，但我这位老哥哥的一生可敬的精神是永存的。

我的好友彭明的去世，是学界的重大损失。我非常想念他。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2）

令人难忘的一件事

第一次见到彭明老师究为何时，30年过去，已经没有特别的印象了，因为彭老师于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我也没有直接受教于彭老师。不过，彭老师的盛名却是早有耳闻，因为我读硕士研究生的导师李新先生，于公于私均与彭明老师有非常好的关系。1982年，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随李新老师读书，那年全所就招了我一个研究生。所谓上课，就是到李老师的办公室或家中，听李老师用他那浓重而好听的川音聊天，其间便不时听到李老师说起彭老师，他们当年怎么在八角亭编书，他们又怎么共同在做民国史的事业，等等，使得那时不过20多岁的我，对学界同仁的学术往还与人际关系，有了初步的印象。

记忆中与彭明老师的相见，最深刻的印象却来自于他对我的批评。1984年12月，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已经写完，就等答辩结束，便可走上研究工作的岗位了。当年不似现在，研究生的人数不多，硕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也颇为隆重。为了我的论文答辩，李新老师招来好几位知名学者，组成了一个阵容颇盛的答辩委员会，彭明先生便列名其中。

记得是在1984年12月的某个工作日，我来到位于近代史研究所五楼民国史研究室的会议室，心情是激动而忐忑的。答辩循程序进行，照例是由导师介绍情况，学生报告论文写作的经过和要点，答辩委员进行质疑。在我报告完论文后，彭明老师首先提问：“小汪，刚刚你提到在论文中引用了一位美国教授的观点，能否请你告知我们他的具体信息？”我没有明白彭老师问题的真实含义，还觉得彭老师怎么问了这样的问题，这似乎不难回答，于是便自信地又介绍了一番这位美国教授的学术看法。等我说完，彭老师便接着问：“小汪，我问的是这位美国教授的具体信息，在什么单位工作啊？”我还是没有明白彭老师的意思，便翻开论文某页的注释，说这人姓甚名谁，在何年何月的何期刊发表了他的论文，这就是此人的全部信息呀。这时，彭老师又问我：“好的，我问的是这位美国人是在哪个学校当教授？”我一时愣住了，因为杂志上只标明了他的国籍，确实没有标明他的身份，我只能回答说：“不知道。”彭老师此时才揭开了他所提问题的谜底：“小汪，我来告诉你，你引用的这篇文章没有错，是个美国人写的也没有错，但他不是美国的教授，而是在中国留学、学习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学生，最近我还见过他，他向我讨教了若干问题，为什么你把他当成教授呢？什么地方标明他是教授呢？总不能说凡发表文章的美国人都是教授吧？”至此，我方恍然大悟，原来我犯了粗疏大意、强不知以为知的错误，而且回答时毫无退路，无法辩解，只能认栽啦！当时恨不能挖个地洞钻进去，以逃脱此等错误之尴尬难堪！

答辩当然还是顺利通过了，彭明老师对于论文还是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他只是希望通过这个提问，告诫我学术之路来不得半点虚饰与虚假，而应该老老实实，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答辩结束后，彭明老师很坦诚地对我说：“小汪，你不必在意，我刚才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提问，让你对学术有敬畏之心，方才可以使你今后的学术之路走得更顺利。当年，我的老师范文澜先生也是这样教育我的，‘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让我们共勉！比如，如果你不说这人是美国教授，而说是美国学者，那就没有问题了，这也是做学问的方法之一啊。”

这是彭明老师在我学术之路即将开始之际，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实际反映的正是他们那辈学者对于学术的敬畏与追求。正是因为李新老师、彭明老师以及其他许多老师的教导，才使我从此之后在学术道路上踏实负责、认真努力，再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我在学术之路上一路走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与彭明老师这样坦荡负责的教诲是分不开的。这件事也成为我终身为之感念与怀念的难忘往事！

毕业以后，我和彭明老师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负责民国史研究室的工作，更与彭老师时有往还。每次听到他那洪亮爽朗的声音，每次听到他对我们民国史工作的督促与鞭策，心中总是泛起温暖与敬意。2008年6月，彭明老师因病逝世时，我因为有事在外，不能到彭老师的灵前致敬，于此借回忆彭明老师的文集出版，写下我个人的一段难忘感受，也算是我个人的心香一瓣，奉献于彭明老师！2013年1月初于东厂胡同

记彭明先生

2011年12月2日，京城普降第一场冬雪。记得40年前的1961年12月，也是雪花飘舞的一天下午，我从京西温泉镇坐公交车进城。3个小时的颠簸后，到达东厂胡同一号黎大德堂东山八角亭时，已是灯火通明。

那时，李新、蔡尚思、孙思白、陈旭麓、彭明诸公，带领一批助手和学生，集中于近代史研究所，编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东山是人工堆砌的假山，略高于平房屋脊，东端突出部，在藤萝枝蔓中有一座八角亭。原是民国总统黎元洪议论军国大事之所。亭南行10米向西，在长约50米，宽约30米的山上平坝中，建有一排平房约10间。写书组的蔡、孙、陈、彭各住一间，正在研究蒋介石的何干之也有一间。每间工作室近20平方米，置桌、椅、床、书架、衣架，白天写书，晚间睡眠，周末在京者可返家，京外来者只能在此照旧工作或小憩。八角亭是写书组的办公室兼会议室。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李义彬，这时住在八角亭，兼做写书组的日常辅助事务。当时我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借到东北三省抗日联军史稿编纂委员会，在中央档案馆复制中共满洲省委和抗日联军的档案文件。义彬不时邀我到八角亭小聚，把两张办公桌拼接，就是我的临时床位。住在平房的彭明先生，就是在八角亭与义彬谈事时，由义彬介绍认识的。“哈哈！铁健，铁一样的健康，不过……”一句话没说完，我已深深为他的爽朗、率直、平易、亲切的乐天派性格所打动。我那时身体不好，又黑又瘦。经济困难时期尚未结束，多数人面有菜色。彭明先生的“不过”，显然是感到“铁健”名不副实。彭先生中等身材、头大、脸方、胸宽、目善、眉慈、声音洪亮、体格敦实，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义彬说，彭明每天早起跑步，生活极有规律，治学用功甚勤，深得李新诸公赏识。对青年人，彭明始终热心指导，不遗余力。这些我后来都亲见其真，感同身受。二

1962年元旦过后，在八角亭又见到彭明师。谈话中，他提议我来写书组一边进修，一边做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四卷已杀青，不久便可付梓。李新师计划编一套大型现代史资料，由写书组在京人员分工进行。彭明希望我和义彬都参加这项工作，我虽心向往之，却不能自主，需向当时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所长佟冬、副所长万九河两公请示。得到批准后，我于1962年2月29日到八角亭报到。过几天，李新、彭明、路尔铭、冷超、桑咸之、詹婧韶、李义彬和我，便在八角亭聚会，李新主持会议并宣布资料选编计划。我和冷超负责选编抗日战争时期资料。

此时，彭明已开始他《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准备工作，并拟就撰写提纲。他先后发表《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和陈独秀》、《五国前后的研究系》、《五四前后的交通系》、《五四时期的安福系》等影响甚大的文章。其间，他让我帮他在近代史研究所图书室查找无政府主义的资料和论著，我用几天时间，把查到的书目、论文索引抄写清楚交给他。他连说：“谢谢！谢谢！”其实，那是对我治学的基本训练，应该感谢的是他的指导。我读《秋瑾集》写有一札记，他看了说可以送到刊物发表，这就是后来登在《历史教学》的那篇简陋的小文章。

1962年暑假，我的半年进修期满，手头的资料选编工作尚未完成。李新、彭明都希望我延长进修时间。回到长春，面见万九河副所长，反复说明原委，获得续修半年务必返所的严令。8月中旬回到八角亭当天，彭明即告我速去铁狮子胡同李新家。我问：“什么事？”彭明笑着只说：“是好事，见到李新就知道了。”午饭后，我见到李新。他说：“下半年，近代史研究所所招研究生，刘大年、黎澍和我各招一名。我和彭明商量，他推荐你和李义彬报考。李义彬已有家室，考研后减薪于家庭生活不利。你是单身，但有父母弟妹，减薪考研要征得父母同意……”我说自己可以做主，父母也会同意。师母于川说：“你还是回家当面和父母商量后再决定，免得家里有意见。”我当天坐火车到天津，禀告父母。双亲高兴我有深造机会，哪里会不赞成呢！我兴冲冲地返回八角亭，打电话给李新，事情就定下了。一个月后考试，拿到录取通知书。李新说：“我是需要一个助手，你如果没有考取研究生，户口进京无望。你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毕业后就留在北京吧。”我考上研究生，彭明非常高兴，不时开玩笑说：“我说的是好事吧？”三

1962年春天，李新在写书组向大家透露刚刚开过的七千人大会花絮，逗得大家直乐。他乐观地告诉大家，今后不会再有整人的运动，我们可以专心读书写书了。从1962年到1964年夏，我和李义彬仍旧住在东山八角亭，埋头读书，诸事不问。李新、黎澍制定的学习计划和必读书目，我认真执行。以东山为界，西边山下是考古研究所，东边下山过一道园门是近代史研究所办公区。八角亭居高临下，沿着仅有的一条曲径走下山去，便是一处花地。东行数十米有小桥清溪，北向数十米走出考古研究所挂招牌的东门，便是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北端。马路对面，北有华侨大厦，南有首都剧场，再往南过灯市西口，不远处就是吉祥戏院和东安市场了。

其时，冬天的北京，雪大天寒。夏日，虽不及今时之酷热持续竟月，却也有几天的大热，晚上难以读书。李新说，晚上到吉祥戏院看戏。我和义彬，常在晚饭后到吉祥戏院门口，在如潮的看客中寻觅退票者，很容易买到五六张不同席位的退票。赵燕侠、裘盛荣、盖叫天、李万春、叶盛兰、马连良、梅兰芳、言慧珠、杜近芳等名家名作，都是我们买退票欣赏的。川剧到京演出，李新、彭明领我们每天必看。戏散后，李新夫妇回铁狮子胡同。我和义彬陪彭明回东厂胡同，看门的老倪师傅还在传达室等候开门呢。

没有戏看的时候，为了避暑，彭明往往提议下午去清华园浴池泡澡；入夜，三个人漫步从东厂胡同经沙滩、护城河、景山去北海公园。从南门入，走到北门西侧海边的茶社，临风向海，饮茶纳凉，谈史论旧，或俗或雅。我和义彬，多半是听彭明的健谈漫忆。夜深回所，老倪沉睡，敲门多时，方能进院，还要向老倪道歉。

近代史研究所丰富的藏书、编书组各位师长的谆谆教导，使我如沐春风，日有长进。这种美好的岁月一直延续到1964年秋天，远赴张掖参加“四清”运动之前。其间，虽有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喧嚣，但对在良好的小环境中闭门读书的我来说，可以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只是在戚本禹著文恶意攻击罗尔纲先生的《李秀成自述》研究的论著后，我以打抱不平的心理，向《光明日报》投寄一篇长文，反驳戚氏谬论。如果不是戚本禹被逮而垮台，我是要被“清理”一番的。

彭明的遭遇，当然比我这样的学生更严重。1964年“四清”之际，他离京参加“四清”。随后在“文革”中，又以“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被揪斗不止。这些，彭明在“文革”后对我们从不细说，一笑了之，表明了他的大度宽容，永远乐观。四“文革”中，八角亭被造反派封闭，假山石被砸毁。义彬回吉林大学。不久，考古研究所建锅炉，八角亭亦毁。与彭明再见，已是在西院的平房。1972年后，李新主持编写《中华民国史》，彭明不时来近代史研究所议事。同时，他的《五四运动史》写作已重新启动。

1978年，他多次对我说，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出版社希望他先写一本《五四运动在北京》，他希望我与他合作。我说可以帮他弄资料。最近，无意中从旧稿中拣出1978年6月27日写给他的一封信，照录如下：彭明同志：您好。我于23日由津返京。昨日黎澍同志找谈，要我与蔡美彪协助他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年简史。此事，我兴味索然。因此，谈了一上午，我只以“让我考虑一下”答复。李新同志碍于同黎澍同志的关系，不肯出面力争。看来拖不成，只好违心地做上半年一载。黎澍同志说，该书只据官方公开文书立论，据事直书，述而不作。似乎不需研究分析，略加编缀即可（陈按：黎澍后来有所改变，一度坚信可将国史写成信史）。李新同志说，中国革命史由王淇、义彬两人协助，您主要管一管中华民国史。我意您仍坚持把五四运动史作下去，我如不能摆脱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打算不忘五四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尽可能帮助您做点儿事。义彬说，您已有一个设想，我想听一听。请安排一个时间，我去府上。如何，盼示。此致敬礼铁健六月廿七日写于家中

这封信不知寄出没有，也不记得是不是到西郊拜访彭明。那时彭明的心思主要在五四史上，我也对五四史有兴趣。他曾拉着我、义彬、邵维正，一起到陈独秀活动过的北大红楼、北大三院、箭杆胡同九号、香厂路新世界旧址等考察，并向当事人详细咨询。不过，很快我就被黎澍师拉去作了半年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史组散伙，李新师又调我到革命史组，随即筹建现代史研究室，直接由胡乔木院长调遣，在中央党校借房写书。直到1982年搬到新建的东厂胡同一号史学大楼，并入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在西郊住了三年多。李新常住西郊，图书资料室仍在党校南院借房办公。写书的人，每周到西郊见李新，查资料，彭明有时也来谈民国史的事。

1980年秋，彭明介绍他的学生杨劲桦找我，让我代他指导劲桦的毕业论文：瞿秋白研究。其时，我已从中央纪委瞿秋白专案组返回中央党校，协助李新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第一卷《伟大的开端》。我在门边放置一小桌，借她阅读我准备写瞿秋白传记所收集到的文件资料。半年后，劲桦论文写成并陆续公开发表。彭明始终关注劲桦的写作进展，不时打电话问询。1981年夏，彭明特意邀请义彬、时光、维正和我到北京大学门前的一家饭馆小聚。他和劲桦同来，向大家表示感谢。这算是我帮助彭明办的一件小事，这实际上是我正式指导研究生之前的一次受益良多的实践，衷心地感谢他给我这样的锻炼机会。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彭明培育了一批学有成就的博士生。每年的论文答辩季节，我都会收到他寄来的博士论文，并参加答辩会议。每当学生的论文得到肯定时，彭明都会欣然微笑，慰藉之感溢于言表，我也从中受到鼓舞。如今，吴景平、贺渊、张珊珍、李学通……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独当一面，成为备受关注的专家学者。彭明师虽已长逝，他播下的学术种子已长成枝叶繁茂的大树，可喜可贺。

2004年5月29日，我应邀到西郊参加彭明师八十寿诞暨《彭明文存》出版座谈会，发言后念了一联贺词：八十载从学从教，只为桃李遍华夏；一辈子淡名淡利，尽付史事文品高。陈铁健七十又七2011年12月5日，写于京南亦庄之水东书屋

怀念彭明同志

彭明同志早就是我仰慕的知名学者，记得在大学读书时，就拜读过他写的论文。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更多地接触了他写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著述。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分有幸，20世纪60年代初，我有机会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编写组学习、工作（这个机构位于近代史研究所的东山八角亭），面对面地接受李新、彭明同志的教诲、指导。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与他们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学习他们怎样治史、怎样做人。他们成了我名副其实的恩师，是我走上学习和研究历史道路的引路人。

1961年9月我到八角亭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编写工作已基本完成。前三卷书已经出版，第四卷的书稿已交出版社。当时蔡尚思、陈旭麓、孙思白已离京返回各自学校，该书另两位主编李新、彭明还在。当时人民出版社决定1962年再版这套书，付印前修订书中的错讹和不妥之处的任务，就由他们二位承担。四卷书接近完成时，李新同志又提出一项宏伟计划，编辑一套革命史资料。这项工作由八角亭团队中的年轻人承担。最初参加这项工作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青年教师詹婧韶、王荣、薛源等。他们撤回学校后，后续参加的有李义彬、陈铁健、虞宝棠、鲁振祥等。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项计划后来未能完成。

彭明同志是一位忠厚的长者。他和蔼可亲、待人诚恳、乐于助人，特别是对当时我们这些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更是关爱有加。他住在所里东山上那排平房的最东头的一间，离我们所在的八角亭很近，只有几步之遥。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随时向他去求教和求助，他总是不厌其烦、悉心指点、热情相助。当时的工作、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八角亭坐落在假山上，每到盛夏，炽热的阳光把低矮的八角亭屋顶和周边矗立的巨石烤得烫人，亭内成了大蒸笼，酷热难耐。这时，彭明同志就带着我们去北海公园北岸的茶馆里纳凉。当时那里没有多少茶客，比较清静。高大的席棚遮挡住阳光，宽阔的湖面吹来丝丝凉风，那真是莫大的享受。我们在那里看书，讨论问题，有时也聊聊天。他不仅在学习和工作上关心、帮助我们，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他也总是鼎力相助。20世纪80年代初，我正式调入近代史研究所，我的小女儿随我进京。她是个中学生，转学这个难题就是彭明同志及其夫人李雅同志帮助解决的。1983年，所里分给我一套住房。我终于有了一个家，结束了在北京常年住办公室的“蜗居”生活。我住进新房后不久的一天，彭明同志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来到位于海淀区皂君东里的我家，以示关怀和祝贺，令我非常感动。

彭明同志是我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里的著名学者，是研究五四运动史的权威。他一生勤奋治学，著述甚丰。有人统计，他独自撰写的专著和主编的著作有十余部，发表论文有200余篇，共千万余字。论科研成果，可以说在同时代、同辈学者中，他都是佼佼者。尤为令人敬佩的是，他埋头治学、专心致志、不浮躁、不跟风、不人云亦云。他的著述，都是力求占有丰富确凿的史料，在此基础上，进行潜心研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反复推敲，得出的结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是他的代表作。这部洋洋几十万言的鸿篇巨制，是他几十年夜以继日辛勤耕耘的硕果，凝结了他毕生的辛劳与智慧。这部国内全面系统研究五四运动历史的开山之作，真实地、全景式地再现了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分析了它的来龙去脉，详细叙述了它的曲折过程，充分肯定了它的历史影响和伟大意义。这部书面世后，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好评，获得了多个奖项，也得到了胡乔木、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称赞（这是彭明同志亲口告诉我的）。

彭明同志是在承担并出色完成学校的繁重教学任务的情况下取得上述科研成果的，实属不易。他之所以能取得教学、科研双丰收，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的刻苦与勤奋。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的经济形势虽已好转，但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人们还吃不饱肚子，营养状况不佳。就是在那时，他仍是埋头钻研、孜孜不倦，常常是夜以继日地查找资料、苦心思索、撰写书稿。他本来可以在条件较好的家里工作，但为了节省时间，更有效地利用近代史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坚持常年住在近代史研究所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设施简陋，夏天闷热，冬天生煤火炉取暖。一日三餐，有时就在翠花胡同口的小面馆内解决。他夏天伏案工作，挥汗如雨，冬天生炉子，弄得满脸灰土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就是在这间斗室里，他几度寒暑辛勤耕耘，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编写任务，对五四爱国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历史人物等做了深入研究，撰写和发表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与陈独秀》等有分量的论文，为他不久后撰写《五四运动在北京》、《五四运动论文集》和《五四运动史》做了充分的准备。

彭明同志是一位既会工作又善于休息的人。他十分注意劳逸结合，工作时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休息时兴趣广泛，喜欢看京剧、话剧，对河南豫剧更情有独钟。他坚持每天打太极拳，慢跑。因此，他身体健壮，精力充沛，工作效率很高。

彭明同志之所以能在科研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还得益于许多老一辈学者的帮助和提携。我认为对他的影响最直接、帮助最大的学者，应当是范文澜、胡华、何干之和李新。首先，这四位都是老革命，但进城后他们都不恋官位，不谋特权，而是长年在科教战线上默默耕耘，这种为科教事业献身的精神给了彭明巨大的鼓舞。其次，彭明年轻时投身革命，进入华北大学，即在范老身边学习。进城后虽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但他长期借住在近代史研究所编书，对范老的治学态度和学风方面的感人事迹知之甚多，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获益良多。他对范老极为敬仰，奉为楷模。他请书法家把范老的“坐冷板凳”和反对“放空炮”的名言写成条幅“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挂在书房里，作为自己的治学格言。彭明与何干之、胡华亦师亦友，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共事，相互切磋学术，交流心得，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彭明与李新同志的友谊与合作，对他在科研道路上成长并取得成就关系影响巨大。李新同志进城后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领导，主持学校的教务工作，曾兼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负责人。他对彭明知之甚深，彭明以自己的学识与人品赢得了李新的信任与器重。后来李新同志几次主持编写大部头学术著作，都邀请彭明同志参加，为他参加重大科研项目提供机会，为他施展才华提供平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新受当时高等教育部委托，主持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彭明成了这套书的主编之一。20世纪70年代，李新主持编写《中华民国史》，彭明受邀担任这套书中的一卷的主编。1978年，李新开始主持编写12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因彭明同志正集中精力撰写《五四运动史》，未能参加这部书的编写。李新同志十分欣赏彭明同志的学问与为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向有关学术团体推荐，建议选举他担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和黄埔军校史研究会会长。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转眼彭明同志离开我们已三年多了。十分遗憾，他患病住院和逝世时，我正因右腿骨折住院手术，出院后很久才得知他逝世的消息，一直为没有见他最后一面、送他一程而深感愧疚。现谨以这篇短文表达对他的怀念和哀思！2011年10月作于东厂胡同

送别彭明教授感慨良多

2008年6月27日中午，鹏飞电话，说彭明老师上午9时许过世了，心力衰竭，这使我颇感意外，本不应该走得这么快。第二次抢救无效，生命终止了，他患胃癌，北医三院手术成功，本不应该走得这么快、这么急。万万没想到临终的病症不是癌细胞的恶性扩散，而是致命器官停止工作，让他的人生之路终止在85年的路程上。人生本有很多无奈，而最大的无奈是不知道上天什么时候不允许你前进了，无论是顶天立地的伟人，还是草芥小民，上天一律平等相待。昨天，也就是2008年7月3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竹厅，举行彭明教授遗体告别仪式。他的生前好友、相关领导及各界学者200多人，向彭明教授的遗体默哀、三鞠躬、献上秋菊，送彭先生上路，驾鹤西去。逝者完成了人生辩证法的过程，生者还要续唱生命之歌，这是世上每天都会有的事情。生者感慨一番，过了这个关口，除了牵肠挂肚的至亲而外，也许逝者就永远消失在茫茫的宇宙间了。

彭先生匆忙远去，我却感慨良多。我与彭老师交往，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我到党史系任教第三年的事，以往我虽早闻其名，却从未交往。我到党史系后，与彭老师分属两个教研室。彭老师是学术界的名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元老，全校屈指可数的老教授，经常与他接触的是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的老师们。我的情况与党史系的绝大多数人很不相同：一是外来户，原本与党史系没有关系，是从学校党委武装部转过来的；二是落脚在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似乎与彭老师所在的教研室不搭界；三是我是一个无名小辈，很少有人相信我会担任教学工作。风言风语不少，这使我更加埋头工作，很少与他人交往，更谈不上与彭老师交往了，自我感觉，我们的距离太大，既“够不着”，也“没必要”，所以在党史系工作的最初两年多，我与彭老师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交往。可是不知有一种什么力量，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与彭老师相差14岁的一“老”一“小”牵到了一起。也许这就是我对彭老师西归感慨良多的起因吧！

我们最初的实质性接触是198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我从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政府系返回中国人民大学，来到党史系，开始从自己的老本行“武装斗争”专题做起，在自报选题、系务会议通过后，将讲课与科研的重点转向“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目的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历史背景彻底研究清楚。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我写出了一份35万字的专题讲义，交到系里打印成两册，并取得了讲授这一专题的资格。彭明老师从1978年初，就被李新同志请去，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组织工作。我对此则一无所知，只是埋头做我分内之事。1980年3月，记得是新学期刚开学没几天，系办通知我去胡华同志那里，说找我有事情。当时胡华在红二楼有一间房，平时他在那里办公。到了胡华同志那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李新同志坐在那里，桌子上放着我写的那份蓝色封面的讲义打印稿，而修改稿已作为《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的书稿，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付梓。胡华同志说：“是李新同志找你，给你一项任务。”李新直截了当地说：“张同新，你写的讲义彭明同志给我看了，我给你个任务，从现在起参加我们那里的档案资料整理、编选工作，具体项目是近代史所与南京二档馆合作，整理冯玉样的日记。你作为近代史所的成员，每年要去南京二档馆工作一段时间，系里的课照上，胡华同志已经同意了，时间安排由你们系与所里协调，教书与整理档案两不误。具体怎么做，你到近代史所，找陈民同志，你们俩代表近代史所，你听陈民的。”这就是下命令，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李新同志是老革命、人民大学创办元老、近代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像我这样的小字辈，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没有权力选择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不过，当时我心里很高兴，这是难得的学习与锻炼的机会。可是，彭明老师怎么就想到把我写的讲义稿送到李新同志那里去了呢？这是我第一次与彭明老师有了联系。

同年10月，中国现代史学会在西安西北大学举办第一期讲习班，我与彭明老师一同应邀前去讲课，吃住在一起7天时间。讲习班开讲，彭老师讲第一讲，领先登台授课。我很荣幸，排在第二位。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彭老师开始讲第一讲时，他向来自全国各高校、博物馆、科研机构的教师、研究人员近千人说了很长的一席话，介绍我这个无名小辈及研究成果。他不是简单地夸奖，而是讲如何拓展思路、放宽眼界、解放思想、广泛占有原始材料，提高科研与教学水平。我听了头上直冒汗，心里在打鼓，不是兴奋，而是被吓了一跳。我反复问自己：“彭老师讲的真是我吗？我那东拼西凑的东西真的有那么大的学术价值吗？”“不，他是在讲应该提倡的治学精神，鼓励青年教师既要坚持科学精神，大胆探索，又要自觉地摆脱原有的各种条条框框。”当年我43岁，已过不惑之年，不年轻了，而学术研究的道路才刚刚走上正途。从那时起，我成了“游方和尚”，到各地游走“念经”，几乎走遍了全国各著名高校、党校、军队院校，这与彭明老师在1980年10月，把我向全国“隆重推出”是分不开的。从那时起，我与彭老师的关系，就逐渐非同一般了。可见，在送别彭老师那一刻，我的心情该有多么沉痛了！

彭老师的学问做得好，是全国学术界公认的，《五四运动史》荣获国家奖，就是最好的证明。离休后中国人民大学授予他“荣誉教授”，充分肯定了他对中国人民大学的贡献。他极力倡导做学问要按范文澜老先生提出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去做。对此他言传身教，写了《板凳集》一书，深刻地论述了他一生教书育人的心得体会，这是人们都看到的。彭老师做人，比他做学问也许更值得称赞。在他身上找不到一般文人似乎都有的一些小毛病。他为人忠厚、诚恳、谦虚，善于发现他人的长处，总要找出自己的不足。在我与他20多年的密切交往中，无论谈什么话题，我从来都没听到他说过别人的短处，总是讲一些某某人之所长，赞扬他人的好品德。有人对彭老师作过负面评价，也许有些话还很难听，甚至达到让一般人都无法容忍的程度，可是彭老师却从不介意，只是微微一笑地说：“我心里明白，说就说吧，我不在乎。”如果没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能够坦然处之吗？他外出讲学，我们多次相伴而行。20世纪80年代各地的条件都很差，吃、住、行，甚至连讲课的课堂条件都没有中国人民大学好。听课的人又多，主办单位缺乏经验，有些手忙脚乱，对请来的讲课老师难免照顾不周，可是我从未听到彭老师说过半句对接待表示不满意的话。主办单位知道接待工作没做好，看到彭老师如此善解人意，心里都感到内疚，同时也更加敬重彭老师的为人，所以各单位都愿意请他去讲学，而只要彭老师能安排好时间，他从来都是无条件地欣然前往。也许有人会说，“一定拿了很多讲课费吧”，错了，大错特错。20世纪80年代还不是金钱挂帅，除了免费吃住，包差旅费之外，只是象征性地给几个辛苦钱。那几个钱还不如多发一两篇文章来得多，如果不是出于公心，而只想到私利，彭老师是不会辛辛苦苦，到处奔波的。有一个简单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受到邀请外出讲学的老师可不少。就现代史、政治理论课这个领域，就有十来位先后受到邀请。后来逐渐少了，除了课题内容的原因外，受邀请的老师让主办单位为难，感到无法招待，请了一两次，第三次就不敢劳其大驾了。彭老师的朋友多、学生多，他的平易近人、助人为乐、为人处世十分谦和的品行是很重要的原因。自左至右依次是：张同新、彭明、陈治世（原“台湾政治大学”校长）、李文海（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彭明老师非常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给他们解难题、讲治学经验、指引研究方案，推着青年人前进。他尊重他人的个性，希望青年人在各方面都能超过自己。他与同行讨论问题，无论是同辈还是后生，一律以平等地位讨论。他善于在不同的学术观点中，发现值得深入研究的亮点，鼓励青年人走出一条教学、科研的新路。他从不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而是共同切磋。他担任课题研究的领衔人时，既能真正起到项目主持人的作用，又能充分发挥课题组各成员的作用。课题成果分工由他本人编写的部分，他一丝不苟地编写；由他人负责的部分，他也尽到自己的责任，审阅、修改、指导。因此凡是他所承担的科研项目，学术水平都是上乘的。当今学术界“拉大旗做虎皮”之事并不少见。这不仅败坏了大人物的名声，也使文化市场的垃圾作品堆积如山，既是极大的浪费，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彭老师与其指导的研究生都建立起了亦师亦父的关系，他教导学生要踏踏实实做学问，端端正正地做人。他没有门户之见，无论何人、何种学术观点，只要愿意前来交流，他都热情相待。他鼓励他的学生多向其他老师请教，不赞成自己的学生总是围着自己转。他的学生写出毕业论文初稿，都要请在某一方面学有专长的老师进行审阅、修改。这些本来应该是每位教师应有的作风，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坚持这样做的教师并不多，封建门户思想还在相当多的教师身上存在。在社会浮躁的大环境下，彭老师始终保持人民教师应有的情操，实在难得，所以他的学生对他的感情之深，是不言而喻的。前来吊唁的学生，有的从上海赶来，有的从西安飞来，还有的听到不幸消息后，放下手边急于要完成的任务，连夜从苏州奔来，就是亲生儿女也不过如此吧！

彭老师的学术造诣之高，大家公认，可他从来不以学术权威自居，经常思考自己的不足，不断研究新问题。他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全国还没有人超过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研究的深入，彭老师发现还有多方面没有涉及，严格地说那只是半部五四运动史。他为弥补这一缺陷，在晚年带领学生扩展研究领域，又有了许多新成果。如果不是命运催他过早地跨上鹤背，也许还会有《五四运动史》的下部书问世。

彭老师走了，他的声誉留在了人间。他的人生路是坎坷的，那是历史造成的，他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在努力进取，修身、治学，尽力为社会作贡献，给后来人树立了为人处世的榜样。彭先生是我们做学问的楷模，更是做人的楷模。2008年7月5日至6日，于北京西顶时雨园长弓新斋原载《北京党史》，2008（5）

受人敬重的学术长者

经历十年“文革”的磨难之后，随着拨乱反正和高校恢复高考招生，我又重新走上讲台，教授中国共产党党史。虽然早在1955年至1957年我就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进修班专攻过党史，毕业后又教过多年党史（中国革命史），但经过“文革”十年的荒疏，再次重新走上讲台时，心里总感到有些不安，始终盼望有一个进修的机会，补补课，补救一点“文革”造成的业务上的损失，以便为提高学术和教学水平奠定较好的基础。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中国人民大学适应高校文科教师进修的需要，开始接受高校的访问学者。华东师范大学领导根据我的愿望，决定派我前往中国人民大学访问进修半年。“文革”后有这样一次难得的进修机会，心里格外高兴，尤其是去我20多年前上进修班的母校，又是我久已仰慕的彭明教授担任我访问进修的指导老师，因而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完成报到等手续之后，我就在想，什么时候能与彭明教授见面呢？令我想不到的是，当我刚用过晚餐回到宿舍安顿好，彭明教授便带着两名研究生来看我了。彭明教授的亲自到来，使我颇感窘迫，但看到彭明教授和蔼可亲的面容，窘迫感一下子便消失了。他笑着说：“办完手续了吧，我和两位研究生来欢迎你！”我连忙挪过一把椅子，不好意思地说：“彭老师，快请坐！我还没来得及去拜望您，您倒是先来看我了，实在过意不去。”彭明教授接着我的话说：“我来看你一样呀，这里我熟悉嘛！”接着彭明教授便向我介绍两位研究生的姓名、学习的专业，并夸奖她们两位乐于助人。我说：“虽然20多年前我在这里念过两年书，这次来环境全变了，原来上课、住宿、用餐的地方全都旧貌换新颜，不认识了。”彭明老师一面点头一面应道：“这些年人大发展很快，校园环境变化也很大，有的地方常年不去，我也觉得陌生了。”他接着转向两位研究生说：“庄老师是我们人大的老校友，你们生活上要多多关心庄老师。常来看看，做做向导，有什么困难及时告诉我。”两位研究生很客气，连连说：“我们要向庄老师好好学习，有什么事请庄老师尽管吩咐。”这天晚上我们四个人就像聊家常一样畅叙人大生活、学习和研究的新环境，两位研究生时时流露出对彭老师悉心指导的感激。当送他们离开的时候，我站在宿舍楼门前，久久地望着彭明教授渐渐远去的背影，心中油然显现出一位老师可敬可亲的高大形象。

彭明教授对于我这位访问学者的学术和研究工作的指导十分尽心和细心。为了指导工作在浓郁的学术环境中进行，他总是热情地邀请我到他的书房“访问”。他的书房不算大，但进到书房就会让你感到这是一位大学者“板凳须坐十年冷”的地方。书橱里的图书杂志让我目不暇接，桌椅上也摆放着各种正在研读的书籍和正在撰写的书稿。读书人进到这样的环境，不由得会发出赞叹，并自然产生一种对学术的渴求感。我欣喜地赞叹说：“彭老师，您的书真多！”彭明教授一面向我介绍藏书的分类布局，一面笑呵呵地说：“我的藏书全部向访问学者开放，为访问学者服务。我的研究生也常到这里看书、借书，这让我的藏书能够发挥更大的学术效用。你需要什么书和资料，在这里选中的，就带到你的宿舍慢慢看。”当看到一套费正清的著作时，我说：“这套著作在我们学校放在内部阅览室，去看很不方便。”彭明教授将这套珍藏的图书从书橱中取出，对我说：“这套著作比较多，需要用较多的时间研读，你带回宿舍去看吧。有什么问题我们再研讨。”我拎着这批沉甸甸的书回到宿舍时，心里一直在默默感谢这位学术长者的良苦用心。一位大学问家把自己几十年精心收藏的珍贵图书资料，向访问学者无保留地全部开放，这让我深深懂得了一位大学者的豁达精神和提携后学的真挚情怀。

一次，彭明教授问我：“你在访问期间有什么研究计划？”我说：“只是想来充充电，也没有什么系统的计划。不过，我曾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新中国的诞生》，近期出版社希望我修改再版。我想利用在您这里进修的机会，在这方面做点工作。”彭明教授听了很高兴地说：“好呀，人大研究这方面的相关书籍和资料还是比较多的，你可以参考。”接着便如数家珍一般地给我介绍可以阅览或借阅图书资料的去处。他说：“校图书馆的图书、杂志比较多，党史系的图书资料室分类特别细，各有特点。还有一个内部图书资料阅览室，持访问学者或进修证，也可以进入阅览。”我根据彭明教授的介绍，到这几处一面看书，一面摘抄一些难得见到的资料。后来，彭明教授知道我在费劲地手工抄录资料，还亲自到阅览室来找我，给我送来约500张复印券，笑着对我说：“哪能全都用手抄，重要的材料复印一下。我复印券多，你还需要的话跟我说一声就行了。”我从彭明教授手里接过复印券，感受到的是一位导师对后学的关爱。

又一次到彭明教授的书房“访问”，是向彭明教授请教治学的问题。彭明教授的谦虚精神也让我感到深深敬重。虽然他著述等身，学贯中西，在诸多学术领域受到海内外学者共同赞誉，可他却一句也没有谈到自己。他说：“说到治学，我倒可以给你介绍一本书和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书名是《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作者是王耿雄。”彭明教授从书橱中取出这本书，称赞王耿雄说：“他并不是一位专业学者，而是一位在上海从事印染设计的工程师。因在少年时期读了一本讲述孙中山革命故事的书，对孙中山油然敬慕，便萌生写一本孙中山画传的志向。以后，矢志不移，坚持收集孙中山的图片和各种文字资料，数十年来为各类图书馆、纪念馆等提供了大量孙中山的极其珍贵的文物和考订、解说，撰写了大量专文。这本史事详录，考据严谨，史料翔实，思路清晰，是做学问的一个范例。”彭明教授说到这里，把书递给我，让我研究王耿雄做学问的风格和方法。我回到宿舍仔细阅读，发现整本书眉批旁注，密密麻麻，都是彭明教授的亲笔。我读着这本书，也仔细琢磨彭明教授的亲笔，更领悟到彭明教授“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精髓。

彭明教授是研究五四运动的权威专家，成果累累，享誉海内外。我到中国人民大学不久，他便将新近出版的重要代表作《五四运动史》（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和另外几本专著送给我，微笑着对我说：“这是我研究五四运动的一些不成熟的著作，作为你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参考，还希望你多提宝贵意见。”虽然我早已知道彭明教授是我国研究五四运动的权威，但在学校整天忙忙碌碌应付教学，读他的五四运动的著作还真不多。这次做访问学者，特别得到彭明教授亲自赠予的这些著作，我内心感到十分激动，也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研读彭明教授宏著的机会。尤其是他的《五四运动史》，是积30多年心血潜心研究所成，不仅是我教授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学习文献，也是我严谨治学的一面镜子。结束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生活回到华东师范大学，10年后，我又收到彭明教授从北京寄来的他的新作《“五四”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说实在的，当我翻开彭明教授这本新著时，激动的心情长时间难以平复。我在彭明教授的指导下访问进修不过半年，而彭明教授却把我视作终生的学生，始终在教学、研究等方面不断关心着我，寄给我《彭明文存》（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多种著作。在《“五四”研究》书前的作者简介中，我第一次读到彭明教授赠予河南家乡子弟的诗言：六十未忘桑梓情，中原子弟喜相迎。惶受高誉才学浅，愧负重托人言轻。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临行依依千万语，苦学方能见真功。

诗言志。这些寓意深刻的人生箴言，既出自彭明教授的肺腑，是他一生做人、做学问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位受人敬重的学术长者，对后学、后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2010年5月31日于上海

追思彭明教授

1965年9月，我第一次记住彭明教授的名字，那时，我初学中共党史，他和李新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是我最喜欢的参考书。

1986年11月上旬，我第一次见到彭明教授。当时，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校召开。鉴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年龄结构偏大，为了持续开展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辑工作，胡华教授提议，要在全国选一批三四十岁的优秀中青年教师参加编委会的工作。我有幸与湖北大学的田子渝、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吴殿尧、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的宋霖一起，被吸纳为编委会的新编委，直接在胡华、彭明、陈志凌等教授的指导下，参加《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审工作。11月5日，会议闭幕，彭明教授致闭幕词。他说：“我们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鼓舞下召开的。我们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历年来为《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所作的题词和批示……进一步明确了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的深远意义及其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决心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坚定不移地为完成既定的编写五十卷传稿的目标而继续努力奋斗。”此后20年，经常与彭明教授在编委会上和全国其他学术讨论会上谋面，聆听他的教诲和指导，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1987年，我人生一度陷入低谷，精神很不爽。当年暑假前，学校评职称，专门发了一个破格晋升的文件，提出凡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之一者，可以破格晋升高一级职称：（1）在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发表三篇以上学术论文者；（2）获得省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者；（3）获得学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者。这三个条件我当时都具备，熟知我的人都认为我破格晋升副教授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当时系里主持职称评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说学校没下指标，而学校主持职称评审的主要负责人却说，系里没将我的名字报上来，学校也没有办法。他们相互推诿，就是不解决问题。我很气愤，但也无奈。当年暑假，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7次审稿会在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召开。彭明教授知道我的情况后安慰我说：“职称这玩意不要看得太重，它并不反映一个人的真实学术水平。”他还诙谐地说：“比如粮票，有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地方粮票面额再大，也不能在全国通用。要使自己成为全国粮票，不要当地方粮票。”

彭明教授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是啊，全国粮票，全国通用，大家都承认；地方粮票，只在当地使用，面额再大，也不能在全国其他地方使用，没人承认。所以，不要只看粮票面额，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粮票。这使我认识到，职称的高低，不等于学术水平的高低，一个学人，不做出一流的高水平学术成果，职称再高，也没人承认；反之，做出一流的高水平学术成果，即使职称低，社会也照样承认你。从这以后，我的心胸开阔了，精神大振，学习和科研的劲头也更大了。

1987年12月14日，我们正在广州参加审稿会，突然传来胡华教授不幸去世的噩耗。胡华教授生病的情况，我们全体编委都是知道的。他在手术前，于11月26日致信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杨世兰、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卢权和广州市委党校教授胡提春，并通过他们三位向出席广州审稿会的全体编委通报了他的病情。但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胡华教授走得那么快。胡华教授去世的当天上午10时左右，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秘书长陈志凌教授向全体编委宣读了胡华教授11月26日的这封信，并给每位编委复印了一份。读着胡华教授的信，我们每个编委的心情都十分沉痛，向胡华教授默哀致敬。

遵照胡华教授的意见，广州审稿会由彭明、陈志凌、杨世兰三位组成领导小组，负责审稿工作。彭明教授在默哀后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他要求编委们继承胡华教授的遗志，团结一致，辛勤努力，在何长工会长的领导下，共同完成《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的编纂任务。各位编委化悲痛为力量，競競业业地投入广州审稿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广州审稿任务。

胡华教授在世时，《中共党史人物传》前30卷还没有出齐，后面的工作还很繁重。编委会商定，仍以胡华名义主编，彭明教授代胡华教授签署终审书稿。特别是前50卷的后10卷，主要是彭明教授主持完成的，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后10卷的主编，但是彭明教授仍坚持以胡华名义主编，不署自己的名字。这种不计个人名利的高尚品德和情操，成为学术界和党史人物研究会的美谈。

彭明教授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他在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著述甚丰，在全国同行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很尊重他，愿意和他交流，因为他平易近人，在学术晚辈面前，从不耍大牌。

他的代表作《五四运动史》（修订本）出版后在全国影响很大。2001年7月在北京开会，我向他谈了读该书的感想。他几十年如一日研究五四运动史，进行了大量的实证考察，足迹遍及北京大街小巷，这部力作，不是关在研究室里写出来的，而是“跑”出来的，史料丰富，堪称信史。他对我说的“《五四运动史》是‘跑’出来的”这句话比较满意。他说，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历史文献固然重要，但调查研究、实地考察的功夫也不能少。他还给我讲了他对卢沟桥考证的故事，是怎样将泸沟桥的“泸”字改为“卢”的。由此可见他对历史真知的执著追求，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彭明教授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我认为他的思想品德堪称楷模。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人正派，尊重外地学者，团结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他疾恶如仇，反对腐败，教育青年学者要甘坐冷板凳，专心做学问，不要受官场、商场的诱惑。他治学严谨，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课题，都是有感而发，读者一看就知道他是有真思想的。

在彭明教授周年祭日来临之际，特作此文以彰其美德，永世其芳。

忆彭明先生二三事

彭明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大家，在五四运动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华民国史诸研究领域均有着极为杰出的贡献。他早年在华北联合大学求学时受教于范文澜、艾思奇、何思敬、尚钺等名师，尤其是他先后师从胡华先生和范文澜先生做研究生，既有名师的指导，他本人又才华横溢并勤奋好学，遂奠定了他一生治学的深厚基础。彭先生在年轻时代即有多种著述文字出版与发表，在国内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文革”结束后，彭先生虽届耳顺之年，但他老当益壮，其学术青春更胜当年，著述更丰，其学更深更大，此为学界所皆知，不再赘述。由于彭先生是河南人，与河南大学历史系的李光一教授河南夏邑同乡，且彭、李两家为世交，彭先生与河南大学就有了更为密切的学术交往。

彭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经常到河南大学定期讲课（那时河南大学办有经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招生的中国现代史助教进修班，来讲课的专家与现在的几个小时的讲学不同，那时一讲就是20多天到一个月。除了彭先生外，讲课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同新教授、李良志教授、孙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桧林教授，复旦大学的黄美真教授，等等）。我大学与研究生阶段均求学于河南大学历史系，而且研究生时的导师是李光一教授和靳德行教授等几位先生，他们和彭先生交往较多，所以记得上大学时就曾经聆听过一次彭先生的学术演讲（是几个小时的讲学），那是第一次见到彭先生，当时他风度翩翩，谈笑风生，尤其记得他讲范老的“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精神，还讲到他第一次坐骡马车接范老、见范老的故事。后来，我读研究生时，正是彭先生来河南大学给助教班和研究生讲课来往次数最勤的时候，彭先生讲的是中华民国史专题和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课程，我听过多次。由于我们与彭先生太熟悉了，所以我们都宁愿当面亲切地叫他彭老师而不愿称为虽敬却略感疏远的彭先生。从接受知识这一层来讲，说彭先生是我们的“老师”以至时下所说“亲老师”也是恰当的。而且，我们那一届研究生的答辩，是请彭先生作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的。在答辩时，我记得有学者说我的硕士论文中是否有“映射”的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是学术上尤其是答辩时的大忌，记得作为答辩主席的彭先生回曰：“1957年、1958年中国正在大修水库，有学者写隋炀帝修大运河的文章发表，有人把这篇文章作为问题反映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说：研究隋炀帝修大运河，与我们修水库没有关系。历史研究就是历史研究。”彭师的引经据典（引的居然是毛泽东的经典，但此典我至今无从核查，但我相信此典必有所闻所据）的回答让我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非学术上的纠缠。彭师对我们是公正、客观的，也是爱护的。后来我多次到北京出差，每次见到彭先生，他都向我了解我们读研究生时的一些同学的情况，也可见他对河南家乡学子的一片深情。2005年河南大学举办已故校长靳德行教授的学术纪念会议，邀请彭先生参加，当时他已是81岁高龄，接电话的是师母，考虑到出行的安全，师母自然不太愿意让彭老师远赴开封参加会议，但彭先生接电话后一口应承下来。我为了保证彭先生的安全问题，又邀请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弟子王续添教授参加会议并随行。彭先生不顾高龄参加这次会议，再次印证了他对河南家乡的感情。

我1995年到《史学月刊》工作后，常常向他约稿，他每次都爽快答应，极为认真地撰写，稿件总是改了又改。他的严谨治学态度我是深有感受的。《史学月刊》组织新的顾问、编委时，聘请他担任了顾问，到2008年他去世前，编辑部在京召开两次顾问编委座谈会，第一次因开会那天他恰有事，他专派王续添教授作为他个人的代表出席，可见他对这次会议的认真和支持；第二次会议是2007年11月，他那时身体实际上应该已经出现了问题，在开会那天，已是83岁高龄的彭先生提前到达会议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会议上他引经据典地讲了许多肺腑之言，对《史学月刊》既给予了充分肯定，又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殷切的希望。没有想到，那竟是与彭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事实上，2008年春我还和彭先生通过一次电话，谈他与郑州大学一位年轻学者（他指导过的博士）合写的一篇文章的事。没有想到，这是与彭先生的最后一次直接通话。大概过了不久，就听到彭先生罹患重症的消息，我自然不便直接向患者问询，便向王续添教授了解情况，得到了彭先生病情的确切消息。以我们当时的预料，由于彭先生一向身体很好，不至于短期内出现大的问题，维持几年是很有可能的。然而，生命却是如此无常，天丧斯文，6月27日，病魔竟夺走了彭先生的生命，一代学术大师泯然仙逝。彭先生虽然走了，但他那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仍在熏润着热爱学术的后辈学人的治学与路向，他那亲切、真诚的音容笑貌仍留在熟悉他事业和精神的人们的心中。深深地怀念彭师！前不久，彭师的得意高足、治学享誉海内外学术同行的吴景平先生嘱我写一篇彭先生的纪念文章，我心中遂涌起往日的波澜，仅选几束怀念的片段撰成此文，以表达我对彭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并愿与怀念彭师与热爱学术人生的人们共同分享久藏于个人心底的历史记忆。

二 晚辈后学的追思

彭明先生的学术成就、思想和风范

当代中国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明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6月27日上午9时30分不幸逝世，享年83岁。

彭明先生1924年12月出生于河南夏邑。1945年12月他21岁时，入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史地系学习，后来在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攻读研究生；1949年担任华北大学中国革命史助教，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一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任教，1983年任教授，1986年任博士生导师，200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称号，曾被国内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聘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荣誉研究员。彭明先生曾担任多个学术职务，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史党建学科规划组成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名誉会长，黄埔军校史研究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政协委员等职。彭明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点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

彭明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起步很早。1947年，冀中新华书店发行了彭明先生与胡华教授合著的《日本投降以来中国政局史话》，这也是彭明先生的第一部著作问世，那年他才23岁。此后，彭明先生便没有在探求学术真谛的道路上止步过，直到年届八旬之际，仍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委托，主持“九五”规划研究的重大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研究”。60年来，彭明先生撰写和主编学术著作十余部，学术论文200余篇，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华民国史等专门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彭明先生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是与五四运动史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946年当他还是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史地系的一名青年学子时，见到了教育学院院长兼史地系主任于力发表在《北方文化》的文章《北京高师参加五四游行示威的情况》，“这篇文章引起了我对五四运动的兴趣，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了积累五四资料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彭明先生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五四时期的报刊和回忆录，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愈来愈感到五四时期这段历史的重要性”，他联系到国内学术界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状况，认识到“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相比之下，则是比较薄弱的”。20世纪60年代初，彭明先生见到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数十万字篇幅的英文版《五四运动史》，更激起了他“也想写一本《五四运动史》的愿望：外国都有了，中国为什么没有？”也就是说，数十年前，彭明先生就从历史事件本身的地位，以及从国内外相关学术状况出发，把五四运动史确定为主要研究领域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除了“文革”期间，彭明先生发表的文章题目中有五四字样的便有50多篇，并且出版有专题论集《五四运动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五四”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相关的专著则有《五四运动在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五四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尤其是他的代表作《五四运动史》一书，从1961年拟提纲开始，除去1964年参加“四清”之外，连续工作了5年，于1966年初已经有了初稿30多万字。“文革”期间，彭明曾去江西干校3年，但这部稿子始终带在身边，并在打石头、锯木头、做馒头等劳动之余，不断翻阅和修改。他在《五四运动史》成稿、修改、定稿方面所下的功夫非常深，使用的基本资料就包括报刊、档案、文献、口述资料等不同类别，并多次实地考察相关遗址，包括5月4日游行的路线、陈独秀故居、北大各科的旧址、毛泽东来北京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为了写好山东问题，他专门去青岛考察历史沿革和地形地貌。列入专门性研究的对象涉及面颇广，除了通常研究会涉及的五四人物、期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共诞生的关系等之外，还包括土地问题、军阀与政治派系、中外关系等。1984年，篇幅达52万字的著作《五四运动史》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反响。该书于1986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成果一等奖，1987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988年获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8年，该著作在人民出版社出了修订版。

在《五四运动史》这部史料翔实、叙事准确、立论有据的著作中，以及在一系列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文章中，彭明先生提出和阐述了涉及五四运动的重要观点，如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民主和科学、五四爱国运动的主题是爱国主义，因此，五四精神的完整表述，应当是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精神；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是互相促进的，救亡引起启蒙、促进启蒙，启蒙推动救亡、促进救亡；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有五四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又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彭明全面论述了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同时，进一步从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进行考察，提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开端，其深刻意义在于，在20世纪中国的三次历史性巨变中，五四运动既是第一次历史性巨变的补课，又是第二次历史性巨变的起点，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针对那种把五四运动说成是感情用事的非理性运动的观点，彭明曾经发表专论，梳理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指出虽然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倾向，但从启蒙运动、爱国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抉择，无一不是昂扬着一种理性精神。五四时期重视理性的精神，仍然值得发扬和借鉴。应当指出，彭明先生是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阐述以上观点的，因而为学术界所接受，并得到诸多读者的认同。

彭明先生扎实的基础和开阔的学术视野，还体现在对中国近现代史、政治思想史、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

从1958年起，彭明与李新、孙思白、陈旭麓、蔡尚思共聚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毕数年之功，一起编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人民出版社1961年至1962年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里唯一完整的多卷本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虽然是以革命史、政治史为主线，但已经在可能的情况下努力增加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科技等领域的篇幅，当时无论作为高校教材还是学术著作，这套著作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文革”结束后不久，这套著作由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至1981重新出版，并在1988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优秀教材一等奖。在一定意义上，这套著作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问世的《中国革命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多卷本《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以及更多的中国现代史教材的滥觞。而彭明先生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五位主要作者中年纪最轻的。他还主编了《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共10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至1992年版），按相关时期基本历史脉络，选编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等领域的基本史料，对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等领域教学和研究的师生、专业人士，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20世纪80年代初，当彭明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课程，并进行系统研究的时候，“没有什么现成的本子作依据，还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要“来做拓荒者”。嗣后，他逐渐提出了一系列学术观点和主张。比如，关于思想史和政治史、经济史的关系，他有形象的表述：“作为研究历史来讲，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讲，我们可以打这么个比方：经济是历史的骨骼，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思想是历史的灵魂。三者构成一个人的有机整体。”“要全面掌握政治、经济、思想史的全貌，掌握它们的全面发展。我们现在历史的研究，一个是经济史的研究，一个是思想史的研究。这两方面的历史我们是空白。有很多问题不从经济上说明，不从经济史上讲，讲不清楚，讲文化思想史也是这样。”他进一步强调，现代政治思想史应当研究“社会各个阶级的政治态度”，包括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办封建阶级的政治思想，“各个阶级的政治思想，全部应该有”；应当结合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结合阶级关系的变化，把握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潮去分析每个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是，他也反对脱离具体人物的思想研究，去抽象地泛论社会政治思潮。“因此，我们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正确方法，是把研究社会思潮和研究代表人物的思想结合起来。”在学术界，彭明先生率先较全面地论述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基本线索和研究方法等问题，为这一新专业的建设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他多年授课的讲稿汇集成《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直受到高校师生的欢迎；他主编的《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则较全面地梳理了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长时程的重大发展，问世后得到学术界的好评，1995年获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合著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2000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二等奖。

在中华民国史研究方面，彭明先生也有较大的成就。他与周天度共同主编过《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该书由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1992年获得孙中山基金会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他在多年研究和开设中华民国史课程的基础上，与张同新合著有《民国史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还发表过多篇专题论文，涉及南京临时政府、研究系、交通系、安福系。尤其是在关乎民国史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彭明先生阐发过自己的见解。早在1981年，他便指出，民国史是一门新兴的历史学科，但又是我国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与中共历史、中国革命史不同，民国史的研究对象和着眼点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怎样创立了中华民国，北洋军阀以及新军阀们怎样篡夺了民国的中央政权，他们由盛而衰以至灭亡的历史。当然，民国史也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活动，但它是作为促使反动的统治者由盛到衰的对立而存在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在于后者，和党史、革命史有所不同。民国史的分期是中华民国的创立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也不同于党史、革命史的分期。他还进一步谈到，与党史、革命史、民国史都不同，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应该是经济史、政治史、文化思想史等各种专史的综合。

彭明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其成长的学术环境密切相关。早在华北联大与华北大学时期，他先后师从著名史学家胡华与范文澜先生，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还多次聆听吴玉章、成仿吾、何干之、尚钺等人的演讲和授课。1951年，他撰写的一篇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文章，曾得到吴玉章的审阅并且面谈，获益良多。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胡华为主任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执教，又多年在范文澜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的编写工作，与李新、孙思白、陈旭麓、蔡尚思以及近代史研究所其他学者共同切磋。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彭明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他受范文澜先生影响至深，时时以范老的名言“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终身奉行。他多次向同仁和学生指出：坐冷板凳，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要去掉浮躁情绪，沉下心来做学问。他兼取诸家之长，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把抽象思维、理论概括与史料搜集整理、史实叙述结合起来。他既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坚持史实与理论的统一，应该先求“实”，后求“是”，即先掌握大量的史料，弄清基本史实，然后才能找出规律与真理，又重视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自觉贯彻和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与方法。他还多次提醒青年学子，做学问与做人的统一，坚持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保持学者的良心；在学术起步的阶段，一定要选准研究方向和课题，并且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要把文章写“实”，首先所选的研究问题要“实”，要是真问题；其次文章的资料要“实”，认真搜集资料、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科学地分析资料，通过比较研究来得出所探寻问题的真相；最后既要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治史方法，又要注意学习借鉴国外史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的方法。他的许多学术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20世纪80年代，与彭老师在一起

彭明先生有着高度的学术自信和学术自觉。他认为科学的学术研究在于探索和揭示人类认识中的那些未知问题，历史研究同样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那些未知问题，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文章千古事，得失存心知”，就是说，研究的结果要有新鲜的独立见解。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该是有独立见解的探索者，而不应是“随人说短长”的“矮人”。一方面，他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上，有着十分明确的学术见解，并利用各种机会反复阐述和论证；另一方面，他又极力倡导学术宽容，赞同“双百”方针，认为在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必然产生不同看法、不同观点，必然会出现争论、争鸣和撞击，必须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学术争论的“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相信时间和实践会证明一切。彭明先生为学如此，为人亦宽宏厚道，这在学术界有口皆碑。他性情淡泊、与世无争、为人谦和、处事低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坚持自己的原则，同时善待八面来风，甚至善待错误。这充分表现出一位历史学家通鉴古今的素养、虚怀若谷的风范，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一起将成为他留给学术界和惠泽世人的宝贵遗产。原载《北京党史》，2009（2）

回忆我的老师

迟迟不能动笔，是因为随着彭老师的离去，我真切地感到秋风的萧瑟，人生就像是一颗果实，总会被无情地吹落。当生命的花朵绽放，她的神情和内涵隐隐发出的灵性光泽，无法复制，难以描述，有的只是一种说不明、道不白的感受。但是，我想再度体会曾经的岁月，以一个学生的角度，来回忆我们的彭老师。

想到彭老师，一股暖意便会袭上心头。第一次见到老师是1985年。当时，我作为一名青年老师，有幸被杭州大学派往南开大学参加一个思想史进修班学习。站在讲台上的彭老师声若洪钟，发自胸腔深处的男高音十分爽朗明快，自此以后，只要一见到他，一想到他，他特有的声音就会响起。拥有这样的声音固然难以轻声细语，也不适合恶声恶气，我不记得老师与人窃窃私语，背后论及他人，也无法想象老师大声地呵斥学生。他总是兴致勃勃地讲课、得意地谈论他的弟子的新作、兴趣盎然地介绍晨练的经验。他自得其乐的声音，向我们传递着这样的信息：我正在享受生活、享受学问、享受做老师的乐趣……

老师不是一个好为人师之人，可他的学习精神，却通过行动，传递给了我们。在认识彭老师之前，因为读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特别是后来看过《五四运动史》，我对这位史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十分崇拜。觉得他的书写得好看，不像当时一般的教科书，只讲历史规律，他呈现的却是历史事实。即使现在再看这本书，我的感觉还是这样。不同的是，现在更明白老师在写作这本书时倾注的心血，从中体会到老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功力。在《五四运动史》的序言中，老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心得若干，归纳而言就在于“求真”，他所有的努力都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是啊，脱离了真相还能被称为历史吗？还能找到历史的经验和发展的规律吗？研究历史还有价值吗？这是老师给予我的关于历史学的真谛。

彭老师具有研究历史的良好素质，拥有强健的记忆力和对过往的好奇心，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学界属于他们这一批专家。当时，许多学校邀请老师去讲课，彭老师每到一个地方必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找来当地的地方志，让这些书籍带他穿越时空，贴近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先辈。他曾带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一次又一次地走在五四运动的故道上，寻觅、感受、追忆、缅怀……盘桓于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处处留心、关注具体，是老师教给我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如今，当我和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同阅一张报纸的时候，他们的一切真是跃然纸上，如此生动，如此鲜活……我也从中体会到了彭老师回眸历史的兴奋之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人们往往将此话理解成学生对待老师的态度，其实不然，这句话的内涵应该是“师者，父母心”，只有以父母之心培养学生，才是师道之尊的基础。

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由彭老师亲自推荐。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校刊向彭老师约一篇关于三民主义的稿子，彭老师说：“我的一个学生研究这方面，可以让她来写。”于是，我一个人署名的文章发表了。用肩膀扛起学生，更是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政治思想史教师的共同特色。在我们一入学时，老师就给我们提供了林茂生老师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教学参考资料选辑》，共有16册之多，每一册集中摘录一个派别的代表作，这份资料选辑，以研究室各位老师对原始资料的收集和提炼为基础，使学生很快就能够从浩瀚的文海中找到方向。成为彭老师的博士生后，每星期到他的书房集中一次，汇报自己本周的学习情况，老师则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学生研究的课题，提供相关的情报，潜移默化地把知识传授给我们。

在商品经济的氛围中，利欲熏心之风难免波及学校。记得我参加过几次论文答辩会，会后都是学生请老师吃饭。可是，1992年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后，请各位答辩老师吃饭的是彭老师。很多人觉得匪夷所思。然而，那时就是这样，不但老师觉得理该如此，我们学生也是一副受之无愧的样子，道理很简单：学生没有钱，老师有钱。我们是老师的学生，他不请谁请？！真是一点都不见外啊！还有一事，记得我的博士论文内容多写得比较艰苦，因此，写完后，常规的打印赶不上论文答辩，彭老师毫无埋怨之意，主动跟我说：“你拿到外面打加急的，钱不够从我的科研经费里出。”这时，我的的确确十分感动，心想：这就是老师啊！作者博士论文答辩会合影，自左至右依次是：杨天石、林茂生、贺渊、彦奇、刘桂生、彭明、桑咸之、程虎啸、阎润渔

彭老师总是看到学生好的一面。当学生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时，彭老师往往选择沉默。他的沉默，让我们更能感受到他的难过、他的失望。即使我们毕业了，老师也还在关注着我们。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兴冲冲地说：“贺渊，你写的文章我看了，写得不错。”为学生一篇小小的文章而特意打电话来祝贺，除了父母之外，只有老师了。

一年前的今天，是彭老师永远离开我们的日子。老师在我们面前，真的是个快乐的人，一个不断追求快乐的老头。这就是老师的生活态度。在我毕业之后，有一次去看他，他跟我说：“我和你师母每天晚上都想一想今天有什么高兴的事。”他的话让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名言：“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不过，我觉得这样改一下可能更为贴切：“人生不乏快乐，只要拥有体会快乐的心灵。”在他随和的外表下，快乐守护着一颗倔强的心，使他事业有成、家庭和睦、桃李满天下。按照老师的风格，我试着回想老师给我们带来笑声的一些事：

老师研究新文化却又喜好古典文学，讲起笑话也是文绉绉的。1988年在去往烟台半月湾的路上，他讲道，传说有一状元，是个独眼，皇上一见，不甚高兴，脱口而出：“独眼岂能登龙榜？”状元紧接一句：“半月依旧照乾坤。”

彭老师较胖，却爱运动，擅长仰泳，某次教研室去海边游泳，独独不见彭老师，有人指向远海处一漂浮之“半圆球”说：“那不是！”

老师也十分在意自己超重。某次假期之后，学生见老师脸上光泽俱失，面呈菜色，十分担心，老师则得意地说已经减肥若干，全是练“蛤蟆功”之功，学生越加担心，“再练下去该不会还要长疙瘩？”

记得林老师也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笑话，他说这一段时间，看到前面楼里一位老师突然焕发了青春，骑着三轮车出出进进，林老师问他：“干吗呢，天天忙成这样？”他说：“准备去西方。”林老师又问：“西方哪国？”他有点不耐烦地答道：“不是那个‘西方’，是那个‘西方’。”说完，他颇为神秘地靠近林老师低声道：“你发现没有，那边的人比这边的人要多多了。”林老师忍俊不禁，说这个人本来特别老实，没想到会说出这么幽默的话。现在，当大部分老师去了“那边”，我明白了这位老师还是老实人说了一句老实话。不知我的这些老师：彭老师、林老师、戴老师……是不是在“那边”也在一起研究历史？彭老师还是那么敦实而有风度吗？

怀念恩师

恩师彭明先生已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作为彭门弟子，每当静夜阅读或写作间隙或课堂讲授之时，先生的音容笑貌总会浮现脑际。“五四书屋”的茶香萦绕，师生同室的亲切交谈，先生的温厚和蔼、循循善诱，或温和中略带严厉的批评，或鼓励中充满期许的话语，让我常忆常新，难以忘怀。

在先生的众多弟子中，我有幸在本科和博士生两个学业生涯中师从先生门下就读。我是1978年人大复校后所招的第一届学生，在中共党史系读本科，当时先生就是人大党史系的著名学者。入学不久我就从图书馆借来先生和李新、孙思白、陈旭麓诸前辈在20世纪60年代初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这部四卷本的著作是胡华主编的《中共党史讲义》的重要补充和辅助教材。当时正值从“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徘徊向拨乱反正转变的时期，这两部著作成为我们学习中共党史的启蒙教材。在后来的学习中，彭先生曾为我们讲授《民国史研究》和《五四运动研究》。记得先生当时主要介绍民国初期中国的政局，在讲授北洋军阀的代表人物时，先生用“龙”、“虎”、“狗”三个形象来描述段祺瑞、吴佩孚和曹锟这几个北洋军阀头子的个性和特征，非常生动形象。在讲北伐战争时，我第一次知道了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也参加了北伐的北方战线。因为我是陕西人，对西北军非常感兴趣，在写课程论文时选题为“二虎守长安”，即在北伐中西北军的杨虎城和李虎臣两位将领坚守西安八个月，后由冯玉祥的国民军解了西安之围。我小时就听老人们说过这个故事，但并不了解其来龙去脉。学习民国史后我对这一事件的意义才有了认识。我写这篇作业时查阅了一些资料，并吸收了当地的一些民间传说，写作行文夹叙夹议，有点文学性描述，属史话类风格，并不是一篇严格意义的论文。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提交了作业，但先生却给我打了一个优秀的高分，这使我受到了很大鼓舞。后来我在大三时写学年论文，又选了“冯玉祥与国民革命”，我的这篇论文的指导教师是张同新老师。顺着这条学术路径，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又选了“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指导教师是李良志老师。这两篇习作都得到指导老师的肯定并取得了好成绩。大学毕业后我回西安，在陕西师大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曾任西安事变研究会秘书，1986年举办西安事变50周年纪念会议时，我们邀请了李良志等老师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本人也有了研究西安事变的一段学术经历，也可以说这是我走上学术道路的一个起步。这个开端的缘起就是当年听彭明老师讲授民国史以及初次习作的那篇“二虎守长安”的作业。1990年我考取了彭先生的博士，再次来到先生门下时曾提起这段往事，先生说记得记得，原来你就是那个张晓峰。因先生知名度高，学术活动多，自己当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学子，本科毕业后也几乎没有和先生联系过，但提起当年我写的那篇作业，先生竟还记得，这也使我很受感动。20世纪80年代的彭先生正值盛年，神采奕奕。记得先生在给我们讲五四运动时，在课堂讲授之余，亲自带我们去五四运动的发源地的北京大学旧址，参观北大红楼，看李大钊当年工作的老北大图书馆，带我们沿着五四运动学生游行的路线进行实地考察，看火烧赵家楼旧址，看陈独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新世界游艺场旧址，看鲁迅故居等。当时北京已是夏天，天气炎热，先生边走边讲，满头大汗，但声音洪亮，手势有力。这次教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对五四运动有了非常形象的感性认识，对课堂教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不正是今天我们正在提倡的情景教学、体验式教学吗？可见彭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创了这一效果很好的教学方法。

本科毕业后在陕西师大从教八年，期间曾师从房成祥教授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在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我有点心绪茫然，又想回到母校人大继续读博士研究生。我想报考彭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又担心我在那场政治风波中的一些事让先生为难，就斗胆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征求先生意见。先生没有直接给我回信，让当时在读的学姐贺渊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明确表示可以报考，并提供了一些复习参考书目和注意事项等，特别是贺渊师姐在信中特意转告了彭先生的叮嘱。这样，我才打消了顾虑，开始准备考博。在1990年的中外政治思想专业的博士生入学考试中，我虽然考出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但我还是担心政审这一关，到7月初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才放下了这颗悬着的心。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先生的宽容温厚和学术大家的胸襟。在当时人人自危的氛围中，先生不怕因此受到非议，坚持自己的标准和原则。

在重回人大师从先生读博士研究生的三年中，我们每两周到先生的林园五楼四号的“五四书屋”一次，聆听先生的教诲，与先生和同学一起讨论学术话题，先生在校内外有讲座也带我们去听课。期间在做学问与做人上老师的一些教导，我也时刻铭记于心，不敢忘怀。

在如何做学问上，先生教给我们一种方法，可以名之为“笔记心得法”。就是要求我们要勤读勤记，不动笔墨不读书。学术研究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心得，然后，把这些心得整理出来，形成一个逻辑结构，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以孙思白先生为例，说孙先生在书房中挂了不少小纸篓，看书时一有心得就立即记下来，然后揉成纸团放在分类不同的纸篓中，这样时间一久，再把纸篓中的心得拿出来，进行整理、论证就形成了一篇论文。这个方法非常形象生动，也很管用。我后来虽然没有完全照搬先生介绍的方法，但逐渐养成了写读书笔记的习惯，而且在我自己带研究生后，把这个方法也传授给了我自己的学生。

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科的著名专家，一生写了大量学术论著。先生的著作文风朴实无华，却又不乏生动的人物形象或场景描述。先生主张史学文章要写得有可读性，不要干巴巴的，写历史人物要有人物形象和个性。在听先生的讲课中，先生以《史记》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为例，说司马迁在写刘邦看到秦始皇的巡游车队时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见到秦始皇的威仪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寥寥数语，人物个性跃然纸上。先生主张史学著作应学习太史公的文笔。

再就是写论文首先要学会作注。有一次我拿了一篇论文请先生指正，先生认真看过之后，把我叫去，和气而不失威严地对我说：“你先把论文后面的注释换成正式出版的文献资料。”我当时写的是一篇题目为《救亡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的论文，所用的资料有一大部分是人大党史系编印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这部资料没有正式出版，也引用了旧版《毛泽东选集》，先生说：“用这些文本作注是不行的，应换成正式出版的和最新版的图书，出处一定要注明版本。”同时先生给我推荐了正式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我费了很大劲把注释全部修改为正式出版的文献和新版《毛泽东选集》，并进行了校对，后来这篇论文在《宁夏大学学报》发表。此后我写论文就很注意注释引文的权威性。

先生性情温厚中和，也表现为学术上的既不保守也不标新立异。学术上，先生对我们既要求严格，又不乏宽厚包容。在这方面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关于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我原先想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着重探讨一下毛泽东放弃自己原先构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原因。先生对学生的学术旨趣一般都很支持，但当我跟先生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学术思考时，先生却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在当时不合时宜。因为当时正值政治风波后不久，学术界比较沉闷，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研究很难有新突破，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研究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标新立异的观点很容易被认为有自由化倾向。后来先生建议我以“国外毛泽东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我当时有些为难，因为这个领域在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可借鉴的成果较少，而且我本人对此领域也不熟悉。研究这一领域需要看大量的外文资料，而我学的外语是日语，难以查阅英文资料。但先生鼓励我说正因为这一领域新，才有学术价值，也容易有自己的突破。为此，先生自己也开始对此领域研究的初步梳理，并有一些思考，同时还以此为题开设了讲座。在一次讲课中先生通知我去听课，在讲座中介绍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一些问题，并对当时在国内发行的几部从国外引进毛泽东传记进行了评析。课后，先生让我按照他的讲课思路进行论文准备。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从选题论证、框架结构、资料收集与使用，都是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经一年多的辛苦耕耘，总算拿出了十多万字的学位论文，但我毕竟是初涉此一领域，总觉功力不逮，与先生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先生鼓励我说，博士论文只是研究的一个起步，你只要汇报好你这一阶段的研究收获就行。在我的答辩会上，由程歗、林茂生、陈铁建、刘桂生先生等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评审，我的论文获得通过，同时各位先生也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批评建议。在我的答辩会上，林茂生老师的一席话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国内学术界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正在兴起毛泽东研究热。我也主编了和参编了一些此类编著或丛书。林先生针对这种情况对我说：古人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毛泽东时代是神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在走出神的时代，但现在还是圣的时代，下一个时期才是人的时代。研究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尤其要以古人说的“君子三畏”为训诫，小心谨慎，不可犯忌。后来我在这些学界先辈意见的基础上，对论文进行了全面修改和增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当时让我选这一研究领域，也是从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的，当时我所读的专业名称是中外政治思想，国外毛泽东研究可补充这一学科领域中外国政治思想研究的不足。2006年国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时，又专设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二级学科方向，而国外毛泽东研究则在这一学科方向占有一席之地。由此亦可见先生的学识之深厚和预见性。可惜的是后来由于我的工作流变，没有一直在此领域深入研究下去，对此我一直对先生抱愧。从当时到现在，国外毛泽东研究已成为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学术领域。可以告慰先生的是，我指导的研究生中又有选择“国外毛泽东研究”方向取得不错成果、并考取了人大此一方向的博士生的，这也算是薪火相传吧。

另一件事是，1992年我曾作为副主编协助先生一起主编《论说毛泽东丛书》，因我当时在丛书的选题、组稿、编辑、联系出版等事务中耗费了大量精力，致使自己承担的一册书稿《毛泽东的革命观》迟迟不能完成，后为了赶出版时限，我又增加了一个作者，匆匆完成。当全部书稿共8册交给先生审阅的时候，我原想先生年事高工作忙，可能不会细看，因我和其他编委已经修改过一遍。当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打印稿，全是手写稿，有的作者字写得不太工整，看起来很费劲，全书稿有近200万字，看稿的工作量很大。没想到先生竟逐册逐页仔细审阅批改，尤其是对我写的那册《毛泽东的革命观》更是详细审阅。先生审看完后，把我叫去对我说：“我看你这本书还是不忙出版了吧，其中的一些观点有些偏颇，而且一些论述也不太严谨。尤其是对晚年毛泽东失误的一些评价和分析，不太合适。”我当时有些难堪，一是这部书稿是和别人合作的，担心对合作者不好交代。二是已与出版社签约，只要先生同意就可出版。我就说我们再好好修改一遍，让先生再看一次。但先生坚持说：“既然让我做主编，我就得严格把关，要不我就不做主编了。”我当时还有些虚荣，觉得自己忙碌了一年，恰恰耽误了自己的书稿出版。后来先生对我说，做学问一定要坐得住冷板凳，人怕出名猪怕壮，越是有名越是要珍惜自己的名望。先生作为一个学术大家，能够辅佐带领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学子担纲，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先生并非只挂名不负责，而是要做名副其实的主编，而在当时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先生这种提携后辈和担当责任的精神。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就觉得非常对不起先生。

在学术思想上，先生的很多见解使我终生受益，仍在指导我今天的教学与研究。此处仅举两例。一是在宣传与学术的关系上，先生明确提出应在学术研究基础上宣传政策和理论，而学术研究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并非只是图解理论和政策，而是要为理论发展和政策的制定提供论证和思想资源。他明确批评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中，不深入研究问题，只是解说中央文件或领导人的讲话。他指出在二者的关系上，应先有学术研究，后有理论和政策及宣传。博士毕业后，在我所从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我一直遵循先生的这一思想，注重以学术研究为教学提供支撑，这样的教学也受到学生的欢迎。

二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问题上，先生较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并得以广泛传播，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反帝救亡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反帝的理论武器。因为旧民主主义理论不反帝，所以解决不了中国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受老师的启发，我在教学与研究中对这一问题不断思考，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在工具理性层面上的选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同时也逐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反帝救亡的工具理性与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性的统一。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但为反帝救亡所需要，而且也是被压迫人民追求公平正义、自由解放、幸福生活的价值需要。正是有了这种理性与信仰的统一，才激励千百万革命志士前仆后继、艰苦奋斗，才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统一，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我们党却逐渐脱离了中国和时代实际，以致发生了“文革”，使信仰与理性发生分裂。改革开放以来，在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必须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选择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重新回归到理性，但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又冲击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性，现实的种种弊端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似乎发生了分离。我们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是因为现代化的需要，实践也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但毋庸讳言的是工具理性冲击价值理性所致的理性与信仰的再次分裂。十七大以来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再一次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性与信仰的统一。我的这些思考和粗浅认识是多么需要和先生一起交谈讨论啊，如先生健在，一定会得到他老人家的悉心指导。我为失去一位难得的良师而深深抱憾。

写到这里，我再次凝视桌前的先生遗像，看着先生那和蔼可亲的目光，我想，先生在天国一定也在注视着我们这些弟子们。2010年6月20日

彭先生的“宠辱不惊”与“去留无意”

2004年，彭先生80寿辰前，在人大的师弟们主持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彭明文存》。该书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彭先生的有关文章，一部分是他的学生写的回忆文章。其中有我写的一篇文章《爱心，平常心》。

1990年，我有幸跟彭明先生攻读博士研究生。三年寒窗后，我到《人民日报》工作。弹指间，10年过去，当年跟彭先生学的学问差不多还给了先生，但始终没有还回的且受益无穷的是先生的爱心和平常心对我的影响。

彭先生对学生充满了爱心。这不是我个人的感受，而是我的师门同仁共同的感受。当年报考彭先生的研究生，我是慕名而来，之前与先生不认识，更没有打过交道。考前两天，冒昧到府上拜访，心中惴惴不安。谁知一见面，先生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只有实在，让你感觉不到紧张，就如同和父亲谈话，关爱之情溢于言表。跟这样的先生读书，是人生的幸事。以后的三年，先生对学生的关爱无处不在。每次到先生家里，总能喝到上好的茶水，总能听到先生循循善诱的教诲。无论说国事、唠家常、谈人生，先生的话语都是那样不紧不慢，厚重的声音似春雨润物，夏凉宜人。那时，学生宿舍没有电话，家里有事，只能通过先生转达。为了不误消息，先生经常爬上我们所住的四楼。后来，我们搬到研究生楼，住七层，赶上没有电梯，先生就自己走上去。每当见到先生气喘吁吁的样子，我们真的从心底发出感激之情。先生的这种爱心，至今还在鼓励着我，鞭策着我把爱心播撒在社会。

彭先生让我感动的还有他的平常心。听说彭先生的大半生坎坎坷坷、风风雨雨，酸甜苦辣五味俱尝。但先生总是荣辱不乱、处变不惊。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自暴自弃、怨天尤人，而是潜心学问、用心治史，终于学有所成，著作颇丰。之所以能“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我想，是因为先生有一颗平常心。我没有探讨过先生的心路历程，或许他把风风雨雨当成滋润，把酸甜苦辣看作营养；或许坚信人生总有高潮和低谷，严冬到了，春天不会太远；或许认为世上没有过不去的事，没有爬不过的坎。正是这样一颗平常心，才使先生与世无争，宽以待人，甚至善待错误；交有德之士，绝无益之友；常怀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干事孜孜以求，不浅尝辄止，不急功近利。

先生那一颗平常心，如同一份宝贵的财富，让我们晚辈受用无尽。所以，十年间，我以先生之心为我心，意诚心正，置矛盾之外，除非分之想，做一个平凡但不平庸的人。

记得那次学校召开会议，庆贺彭先生80寿辰和从教55周年。彭先生的好友、同事、学生从各地赶来，宾朋满座，鸿儒一堂，与会者满怀深情，对彭先生的学品、人品、情操娓娓道来，赞誉有加。我们作为他的学生，坐在会场的后排，聆听前辈们的发言，没有讲话的机会，只有师兄吴景平代表师门做了发言。

中午，在教工食堂聚餐，我给先生和师母敬酒。敬酒时，彭先生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说：“你师母非常喜欢你写的文章，写得很好。不过，你在文章里引用的‘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那句话没有引全，回去查一下。”我很吃惊，师母的表扬是我没想到的。先生说的句子是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的：“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当时因为时间紧，赶稿子，没有来得及查阅，引用的不全。

转年春节，我们师兄弟去先生在世纪城的新家拜年，先生告诉我们，他请了他的亲戚书法家将这两句话写成条幅，挂在他家的客厅。望着那副条幅，我深深地陷入思考之中。我想，师母对我的褒奖，并不是我的文章写得多么流畅、优美，可能是我在文章中对先生那颗平常心的推测，拨动了先生和师母心中那根蛰伏多年的心弦，勾起了他们对往昔的回忆。或许先生认为这两句话是他大半生经历的写照。先生求学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各种势力斗争最复杂、最激烈，也是普通民众最迷茫的时代。一个青年学生在这个时期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是多么的不易，有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偶然。先生逐渐养成了一种淡定的性格、宽广的胸怀、大度的品格。之所以用一个“养”字，是想说明，先生的淡定也许不是与生俱来的，时间、环境和磨难砥砺了他，从而在人生漫长的历程中，逐渐养成了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怵事，没有过不去的事的淡定，思想意识达到了一个境界。在纷乱的环境中躲进内心的世界里，默默耕耘、苦苦求索，追求学术上的成功，追求生命的高度、宽度、厚度和密度。

严谨的导师 宽厚的长辈

彭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五四运动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领域的建树尤为卓越。对先生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学术生涯，严谨的治学之道及学富五车的卓越学术成就，我曾受人大党史系之托，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学人》第一卷《彭明教授传略》中有过介绍，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岳明君在《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5期“社科学人”栏目的《求实、求是、求索——彭明教授治学生涯述评》一文作了更详尽的记述。现在我仅从20年来与先生接触中的一些生活琐事这个侧面，谈谈先生严谨治学的尊师风范和宽宏厚道的长辈形象。一、相知·相识·相随“文革”的特殊岁月和较早参军的特殊经历，导致我实际的中学学龄特短（累计读书时间只14个月），就在这包括寒假、麦收假、暑假和秋收假四个假期在内的420余天里，学校开门办学，这期间还要到农田里摘棉花、拔豆子，为水库砌坝垒堰扛石头，到车间学翻砂、打磨铁锈，还为战备挖过防空洞，根本就没有读过课外书，自然包括彭明先生的书。只是在从部队复员后，赶上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几经考场，上了大学，读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才从老师那知道彭明这个名字，听说他是党史界与何干之、胡华等齐名的学者。

第一次领略彭明先生的大学者风采，还是我本科毕业的前一学期，听他讲“隔着纱窗看晓雾”。1983年冬，我所读的学校——陕西师范大学邀请彭先生来校，在老办公院大会议室作学术报告。听讲者主要是我校及附近高校的中共党史教师。记得那天是阴天，气温很低，我是在从学生宿舍到教学区去的路上，看到先生作报告的海报。出于新鲜和好奇，我也赶到老办公院大会议室。等我赶到会场时已座无虚席，不少人是站着听讲的，报告已开始了一段时间。户外虽然很冷，但室内气氛热烈，先生的讲授不时博得热烈的掌声。

所谓“隔着纱窗看晓雾”，是先生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专题报告中，讲“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这个论点时，引用瞿秋白《俄乡纪程》中的一段话：“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为此。”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方向是定了的。正如刘清扬回忆说：“大家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但多数是向往着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此，先生得出结论：“五四后所掀起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后来社会主义选择的序幕和舆论基础。”虽然“隔着纱窗看晓雾”不是先生报告的中心论点，而是个论据，但由于材料新颖、生动形象，尤其是先生那中等个、微发胖，稠密的银发后背略偏分，语速稍慢但声音浑厚洪亮，以及他那双手掌心向上、不断上托，用姿势助说话的大家气势，给听讲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隔着纱窗看晓雾”，便成了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代名词。

就是在这次偶然的听讲中领略了先生的学者风采，使我对中共党史和中共党史人物的学习兴趣大增，这对我半年后留校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以及我后来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第二次听先生讲课是在我留校一年后。1985年暑假，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在北京的颐和园联合举办的“高等院校暑期中国革命史讲习班”（正是此年中共中央下发18号文件，实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政治理论课改革，将原“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课”）上，我有幸受所在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列教研室派遣前往学习。讲习班由时任人大党史系主任的何沁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主持，作专题报告的有胡华、彭明、王朝美、彦奇等十多位教授及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局长的卢之超等。彭明先生在这个班上讲的题目是《关于民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讲习班是在7月中上旬举行，讲课地点选在昆明湖西侧那座小岛上的一个大平房，天气闷热难耐，那时候没有空调，连个落地电扇都没有，主持人和学员都不停地用扇子驱热找凉，有些不经热的学员进进出出，整个讲习班秩序不尽如人意，但彭明先生讲《关于民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那天下午进出走动的人极少，秩序难得的好，主要是先生讲授论题集中，资料丰富的缘故吧。也许是我民国史方面的知识太少，我顾不上擦汗，更没有扇子扇凉，一口气在那个32开塑料皮笔记本上记了20多页，额头的汗不时滴在本子上，留下了许多看不清的印痕。从那时起，我常在心里想，自己也步入了大学教师的行列，不仅要学彭明先生的渊博知识，还得学他那富有激情的讲授艺术。

如果说前两次领略先生的学者风采，仅仅是认识了先生，先生并不认识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认识”，那么，先生也知道了我，认识了我，亦即我与先生“相识”是在1985年秋冬之交。那时先生从成都参加完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传》审稿会返京途中，受同属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编委、我们学校马列教研室中共党史教研组主任房成祥之邀，顺路到西安讲学，是我随同房成祥老师到火车站接站的，到车站迎接的还有西北大学李振民老师、赵宝真老师。当先生走下软卧车厢，分别同房、李、赵握手致谢后，又主动把手伸向我，房成祥老师也及时向先生介绍：“这是我们教研室的小年轻，陈答才。”其实我这时已届30周岁，先生说：“好呀，年轻好呀！”

先生这次到西安下榻我校招待所，由我负责照料先生的生活琐事，因为他已年过六旬，理应有人照顾。这次来秦，除了在陕西师大作两场学术报告，先生还在西北大学作学术报告一场，在西安交通大学有一个小型学术座谈会。照料先生生活的便利条件使我同他接触多了，不单是听他讲学方便，更重要的是对先生平易近人的大家风度感受深切。

那时的陕西师大招待所是20世纪50年代盖的两层青砖楼，卫生间是楼层公用的，没有洗澡设备，开水要在锅炉房打，条件极差，但先生没有任何抱怨，好多琐碎事他亲自干，只要求我每天给他找来当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地方报纸《陕西日报》或《西安晚报》各一份即可。由此我知道了每天读报已成先生的习惯。再一个习惯就是先生每天起床很早，穿上带来的运动鞋要在大操场慢跑几圈，还要打上一套太极拳。

1988年春，我校政教系党史教研室主任张广信老师组织编写了《国共关系史略》一书，召开书稿讨论会，特邀请彭明教授赴会，指导并提宝贵意见。这次来，先生还是住在两年半前那个招待所，接待先生，我轻车熟路，照样每天给他送那几份报纸。记得会议期间先生把《国共关系史略》油印稿看得很细，有很多旁批意见。会间书稿主编张广信老师请求先生给该书写一序言。先生用了大半个上午时间，写了2000余字的序，是用八开方框大稿纸写的。写完后，先生让我看一遍，提些意见。我想：我能提出什么意见？我何德何能给先生的文章提意见呢！但我毕竟是那篇序言的第一读者，既为先生的思维敏捷、逻辑严密、文字简练而感叹，因为我是眼看着他一气呵成，又为先生这种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大家风范所感奋。

1991年，先生仍受房成祥教授之邀，又一次来秦，为陕西高校举办的一个暑期讲习班讲学。我又得以与先生朝夕相处。那个夏天，南方大涝，北方大旱，先生到西安那天正好是39度高温的“下马威”，且持续了好几天。讲习班所在地友谊东路那个审计培训中心的条件也不比陕西师大招待所条件好，没有空调，只在客厅正中顶上有一部吊扇，热得睡不着，先生只能前半夜睡在客厅沙发上，后半夜才进套间床上睡。那次来，让先生吃尽了苦头，但先生始终以苦为乐，白天讲课仍一丝不苟。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那时太难为先生了。然而，这更增加了我对先生的敬重。跟着他，不仅能学到学问，而且能学到怎样做人。次年，我就放弃了报考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的打算，毅然决然投考先生门下，且有幸被录取。

1992年至1995年是我求学生涯的最后阶段，这三年我没有学术助手这个“名分”，而实际上充任了先生的学术助手这个角色，相随先生自不待言。就是学成回陕，由于学术工作上的需要，每年总有一两次进京的机会，得以拜见先生，报他那辛勤栽培之恩。当然，即便其他时间电话也是经常通的，有时一月数次，所以，我自认为，相随先生不是3年，而是12年，当然，这后半辈子也都与先生相随了。二、严谨·严格·严肃“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先生这一治学原则和态度是学术界、业内人所公认的。他也经常用这两句话要求所有的彭门弟子。

如果是同彭先生往来不多，私交欠密的人，要了解他治学的严谨态度，只要认真读他的《五四运动史》、《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二十题》等专著，单从那浩瀚繁多的脚下注释、注重考证的资料分析，亦可看出他“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和“论据有力，推理严密”的治学态度。

在人大读博的三年，我对先生治学严谨的事例，亲见亲历的多了，但有两件事印象特别深。一件是让我帮其核查一段孙中山的言论引文。大约是1994年上半年，先生审阅南京还是广州一所高校老师的书稿，引用了孙中山一段话，但作者既没有注明出处，在正文叙述中也没有说明哪一年说的，出自哪个篇名。先生让我到图书馆帮他核查一下。这下可“苦”了我。《孙中山全集》共11卷，没有个大概方向，只能抓“瞎”，这本翻翻，那本看看，翻来看去也没有个结果。到头来，还得一卷一卷细心浏览，最后终于查出了那段引文的出处，“苦”得让我在图书馆泡了整两天，但却看出先生对学问不容一点马虎的严谨态度。另一件事是对高我两届的一位师兄的论文把关。彭先生对他的博士生的日常管理比较宽松，只是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各人汇报这半月来读了些什么书，做了哪些事，然后他谈些个人看法或讲些新的学术动态。当然，有时还强调一下“冷板凳”精神。但是他对自己学生的学位论文要求较高，把关很严。1993年5月下旬，我的一位师兄答辩在即，我任答辩委员会秘书，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在答辩的前一天晚上，先生发现论文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完全按他的要求改过来，不够严密，结论也欠科学，又是近现代史上一个较敏感的问题。于是，先生临时决定推迟这位师兄的答辩，要我通知相关人员。这位师兄又用很大精力对论文进行了认真仔细的修改，但正式答辩已是当年年底的事了。

严谨与严格不是同义词，但义近，有关联。彭先生治学严谨，表现在对学生培养方面就是要求严格。记得是1992年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迎接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彭门弟子为主，在京组织编写了一套“毛泽东研究丛书”，责任编辑张军孝同志请求彭明先生“挂名”任主编。由于那时先生主持的“九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刚启动，头绪多，任务重，便婉言拒绝了。但是，出版社可能出于“名人效应”的考虑，军孝同志再三恳请先生“挂名”，并说“就挂个名”，“您忙可以不看书稿。”当然，军孝同志本来同先生较熟，在出版社工作前也是中共党史教师，1983年在人大党史系还进修过一年。碍于情面，先生答应了任主编。但不是“挂名”的主编，先生说：“既然让我当主编，我可不当挂名的主编，我一定要看全部书稿。”后来，在审稿中有好几本书稿先生提出了较大的修改意见，而且把其中的一本还给否掉了。被否的这本书稿作者正是丛书的副主编，先生的三年级博士生，当然，也是我的师兄。否定的原因是“从框架到内容都不行，简直是一个大拼盘，大杂烩”。这位副主编既是我当时的师兄，又是我硕士生时的师兄，且都是陕籍人。一次，在先生的“五四书屋”我竟冒着胆替师兄说情：“让他改改，还是出了的好。”先生明确说：“那不行，这样做不仅对丛书没好处，对他个人也没好处，学问这东西不能乱来。”这件事使我在入校的第一学期就领教了先生对学生在治学态度上要求的严格。

其实，除了治学，在生活琐事、文明举止这些细节问题上，先生对弟子的要求也是较严格的。举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至今清楚地记得，1993年1月2日清晨，延安火车站广场上那一幕。事情是这样的，陕西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1992年12月下旬在西安举行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其实这个活动整整提前了一年），事先邀请先生到会作学术报告，我以入选论文作者名义赴会，乘火车直达西安，先生因稍前在广州有讲学任务，是从白云机场直飞西安的，我们师徒二人在西安会合。会议结束后组织代表，赴延安参观考察。12月31日乘晚间车，坐一夜，1993年元旦早晨到达。当天，在延安参观一整天。1月2日乘白天车返回。由于发车早，不等天亮，大轿车就把我们由延安大学招待所送到火车站等车。延安火车站每天进出就一对客车，偌大的车站广场，人流量却很少，显得特空旷；一月的陕北，气温很低，我有慢性咽喉炎，一遇冷空气就咳嗽，一咳就有痰，但空旷而干净的广场无处吐痰，几次弄得我很尴尬。先生严肃地说：“身上经常装上一包餐巾纸，有痰咳在纸上，这是个文明习惯。”虽然先生的话，语气随和，但含义不浅，实际上是批评了我的不文明行为。当时，我的脸微红了一下，且感到发烧，当然，其他人是不易发觉的。但这件小事实实在在地教育了我。自那以后，我不仅自己注意了诸如此类的文明习惯，而且每每看到那些随地吐痰者，就想起了1993年1月2日清晨延安火车站那一幕。1993年元旦，与彭老师在西安合影

当然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首先是从做人上把关的，而第一道关口便是招生。在招生上，他选学生的标准主要有两条：首先是人品好；其次是业务能力比较强。先生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对人讲：“我之所以招答才，是答才的文章写得好。”还风趣地拿我开玩笑：“答才，答才，有答辩之才。”一次是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叶心瑜研究员讲的，一次是在比我低的博士生招生面试会上同程虎啸、林茂生教授讲的。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自己很笨拙，这些话是先生对自己的鼓励，充其量是认可我写文章相对认真而已。真正文章写得好的还是我的大师兄吴景平及其他师兄弟和师姐妹。凡同先生联系要报考博士研究生者，他在表示欢迎之后，必然要求寄几篇代表作看看，以把握考生的学术功底，再通过学生或熟人关系了解考生的品行表现。记得我联系报考时，给先生寄了三篇文章，分别是发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上的《周恩来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贡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上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的思想文化渊源》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上的《论周恩来政治协商艺术的特点》。我发表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0卷上的《马明方》一稿4万余字，先生作为该传稿的复审人仍有印象。至于人品，先生同我接触较多，认为还不错。所以我能挤进彭门弟子行列，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述几篇当时的代表作。

对少数考生出于别的目的，在报考中搞歪门邪道，先生是极其反感的，是以非常严肃和严厉的态度来对待和处置的。1993年招生时，一位宁夏籍考生报考了先生的博士生，外语成绩较好，两门业务课也不错。但他三天两头往先生家跑，操着较重的宁夏口音，要求一定要把他招了，“因为我找的女朋友在北京中关村一带工作，虽然我们还没有结婚，但女朋友已经怀孕，需要我来照顾”。这下可恼了先生，“这还了得，没结婚已同居怀孕，招进来还不定整出什么事来”。“看来，他考博的主要目的不是做学问，而是为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这个考生当然出局了。

先生在给我讲不招这个考生的理由时又谈起了1989年招生过程中，令他愤慨的另一件事，一位东北考生为了能被录取，从东北给他托运了两麻袋精制大米。当时也气坏了他，遂派一个二年级博士生将两麻袋大米退了回去。这个考生无论成绩怎样，肯定不会被录取的。

仅这两个事例，足以看出先生对歪风邪气、歪门邪道的严肃态度。他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净化着社会风气。三、爱人·爱生·爱好

在史学界，特别是在中共党史学界，彭明先生是以宽宏厚道著称的，这一点没有任何人持异议。

先生之所以能获此公誉、殊荣，是他能容人、容事，能同各种人合作共事，说到底，是一种爱人之心所铸就。

1993年春节之际，时已80高龄的著名学者孙思白教授寄给小他11岁的彭明教授一首诗：君住西郊我住城，毗邻却似里千程。一年才只两三见，梦里空怀八角亭。亭里当年聚五人，至今不见麓公陈。掩书余子皆伤老，犹喜彭郎一树春。

诗中的八角亭，指作者与彭明先生等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地方。亭里所聚五人，则指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五位主编。“犹喜彭郎一树春”，是在那一代大学者中年长者对相对年轻人彭明先生做人、做学问的肯定和赞赏。相随先生在人大的三年，先生多次同我谈起他们在八角亭编书的情景，那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生活条件很艰苦，有时晚上饿得睡不着觉，起来冲些盐水喝，但他们团结合作、努力工作、心境很好，并结下了终生的友谊。孙思白教授能把“八十抒怀”诗寄予先生，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还有我亲历的一件事也能证明先生注重友谊，人情味极浓。1993年，同在八角亭编过书、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李新因病住在北京医院，先生带着师母亲赴看望。李老出院后过些日子，先生又让师母买了不少营养品，派我骑自行车到万寿路的李新家中代他探望。李老深为感动。

先生同胡华教授虽是齐名学者，但1947—1948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还有一层师生关系，是彭先生师从胡华读研究生。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大学他们师徒二人一直是亲密的同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1979年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并发起编撰出版50卷大型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由胡华教授担任主编。先生是编委会的主要成员，每年两次审稿会，他总是与胡华教授相伴而行，协助工作。

很遗憾，胡华教授1987年因病去世，书稿才编到40卷。编委会提议由彭明先生接替胡华任主编。但被先生拒绝了。他说：“50卷是一部整体的丛书，我们绝不能变动主编的名字，如果变动的话，我就退出编委会。”但是他代胡华教授行使终审权。在先生主持下，丛书后10卷的主编，仍署名胡华，只是按习惯给名字套了黑框。值1991年建党70周年纪念前丛书50卷出齐。先生在总结《中共党史人物传》编辑出版工作如期完成的经验时说：“我是以一个学生的心情替代老师从事这项事业的，所以每次签字时总是小心翼翼地在后面写上一个‘代’字。”

这就是先生的坦荡心境和宽广胸怀，简直把时下学界个别患得患失、计较名利的小人之心，比照得太渺小而难存了。

彭先生宽宏厚道的又一表现，就是对学生非常关心爱护，有时到了体贴入微的程度。严师是在做学问做人上，要求非常严格，但在生活上是很体贴很关爱的。这一点，我个人的感受尤为深刻，而且事例不胜枚举，仅择要者而举之。

1993年3月5日，值周恩来诞辰95周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江苏省委联合举办的纪念周恩来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我单独撰写的《周恩来国情思想初探》，与先生合作的《试论周恩来国际统一战线的实践与理论》均得以入选。因为会议原则是以文赴会，每文邀一位作者到会，我们师徒都被邀请。会前中央文献室周恩来研究组曹应旺通知，会议决定我与先生合写的这篇文章要在大会上发言。我说那就请我的导师讲为好。3月5日的会议开幕式是在梅园纪念馆举行的。下午，参观梅园新村纪念馆。6日上午，主要是原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发言，谈他们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体会和感悟。6日下午，在会议住地中山宾馆（原省委第一招待所）会议厅举行大会学术交流。先生在大会发言的开始先声明：“这篇稿子是我的学生执笔的，如果说有什么新意的话，功劳在他；如果有什么错误，责任在我，因为我既是他的导师，又是文章署名人。”接下来讲了文章内容梗概，谈了1951年、1956年两次听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讲话的传达的感受。下来不少人交口议论，赞扬先生的师德。其实，先生发言后还闹出了一个小小误会。在先生发言之后，隔了两个发言人，有一位南京某大学的青年教师上台发言，再三声明“彭明教授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我在这种会上发言不合适”（那位青年教师确实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大党史系研究生班毕业的）云云，使得不少人误认为先生发言中说的“我的学生”就是他。我在那种场合不善张扬，默默无闻，直到会议的后期甚至到北上淮安参观时，有些人才知道我是随先生而行的“真学生”。后来，我们合写的那篇稿子被《苏州大学学报》相约发表，寄来300多元稿费，我去同先生谈“分配办法”。先生坚决地说：“我过去和胡华教授合写文章，凡是我执笔的，胡华一分钱的稿费都不要，咱还是按老规矩办。”并不容我有丝毫的商量余地。大概又过了半年多，中央文献出版社将南京会议论文经过筛选，结集出版。我们的合作文章又寄来300元左右的稿费。我想这次无论如何应交给导师，但他又一次拒收，并说：“你现在困难大，你爱人刚做完手术，用这钱给她买些营养品。”有一年暑假，我爱人带小孩到北京玩，先生特意给了十张洗澡票，临走时还让师母给我女儿买了衣服、食品等。我曾想，在当今社会，有多少博士生导师对自己的弟子乃至弟子的妻子、家庭关怀得这样无微不至，体贴得如此周到呢？！

1994年下半年，党史系经与先生商议，决定留我在系里工作，而且王顺生主任、罗正楷副主任已共同找我谈话。可是不久北京市出台了“进京征收城市扩容费”的政策。因为我报考时属定向培养，户口、劳资关系还在西安的原单位，要留校必然面临上万元的“城市扩容费”，这对当时每月只有百十来元工资的我来说，上万元是一个天文数字，是非常大的困难。为了把我留下，先生把我找去，说：“我知道你的困难，这个城市扩容费我替你出一半，剩下一半你再想些办法。”尽管“城市扩容费”后来因社会多方面的压力不了了之，可我所在的单位坚决不肯放人，先生又为此做了不少努力，但皆无助于事，我也最终未能留在北京。然而，先生主动提出为我交一半“城市扩容费”的那次谈话，也够我今生今世感动不已了，因为先生主观上是绝对的诚恳。

我在本节标题中用了“爱好”一词，主要是想讲先生“兴趣爱好广泛”。明知道这个词同前两个“爱”并列不当，但是，既为了减少增写“兴趣广泛”一节而拖长篇幅，又为了牵强附会与前两个标题对称，就把这个“爱”与前两个“爱”并列，就请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及其他读者，尤其是请先生和师母原谅不才弟子犯了一次小小的逻辑错误吧！

说起先生的兴趣广泛，就我所闻所见，先生年轻时喜欢篮球、足球。中老年后喜欢登山，有观赏足球、篮球、排球和乒乓球大型赛事的浓厚兴趣。同与先生编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研究员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过：“那时，彭先生爱打篮球，经常担任中锋。”因我不懂足球也就不观看，但我在人大求学的三年，知道先生爱看电视直播的足球大赛。我曾在先生家陪着先生看过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1995年春第43届世乒赛男团决赛也是我在先生家观看的。在戏曲艺术方面，先生对京剧情有独钟。陈铁健老师还告诉我，“在八角亭编书那阵子，经常饿着肚子，在戏院门前‘调票’看戏，你彭老师乐此不疲”。1995年元旦，党史系教职工同全系的博士生、硕士生在东区食堂二层举办新年联欢会，先生曾给大家清唱过一段，原汁原味，很地道。对其他地方剧种先生亦有好感。1988年那次来西安，我曾陪他在西安易俗剧场观看了易俗社新编大型秦腔传统剧《狱卒平冤》，先生不断称赞剧中主人公扮演者张咏华“演得好，唱得也好”。先生的歌不但唱得好，而且很流行，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节拍，用个时髦的说法，就是“与时俱进”。记得1991年夏季那次来西安讲学，在学员联欢会上，先生唱了在当时最流行、最动人、影响力也最大的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赢得了学员长久的喝彩和掌声。

先生不是诗人，但对古体诗不乏兴趣，作品虽不多，但也作了不少律诗绝句，特别讲究工整、对仗。比如1984年河南大学聘他作兼职教授并到该校讲学。临别之际他即兴赋诗一首：六十未忘桑梓情，中原子弟喜相迎。惶受高誉才学浅，愧负重托人言轻。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临行依依千万语，苦学方能见真功。

先生是河南夏邑人，这首诗既是以他谦恭的口吻寄托了对故乡学子的殷切希望，也是先生一生治学心得的真实写照。像这样既讲韵律又朗朗上口的诗篇，光收录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先生随笔录《板凳集》一书中，就有多篇。

先生烟酒不沾，吃饭简单，南北风味皆适应，就喜欢喝点新鲜的绿茶。

以上就是我心目中至尊至敬至亲至爱的导师——彭明教授。原载《社会科学评论》，2006（1）

对彭明老师最后十三年的片段回忆

基于中共党史专业的缘故，我们习惯说“十三年”。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最辉煌的时期是在延安的十三年，党史工作者常常说“延安十三年”；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正好也是十三年，是改革开放从起步向纵深推进的十三年，只是邓小平生前反对对他个人的宣传，认为他的贡献仅仅是把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总结了一下，归纳了一下。然而十六大前夕，有些人，特别是各种新闻媒体也不断地总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十三年”，对此，当时我很不以为然。因为在我看来，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既定路线、方针、政策下继续推进的，再专门搞个“十三年”的阶段划分是不科学的。非常庆幸的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伟大壮举都科学地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验证了十六大前夕我的“不以为然”还是有道理的。

不管是科学的十三年划分，还是牵强附会的十三年强调，十三年似乎成了党史工作者的语言习惯。在这里，我也沿用专业用语的习惯，追忆敬爱的导师彭明教授最后十三年的生活片断。当然，我这里的十三年也不仅仅是借用专业习惯用语，而是实实在在的师生交谊的十三年。我之所以把自己对导师的追忆“限定”在“最后十三年”，是因为在导师生前八十岁寿诞时，我曾以《严谨的导师 宽厚的长辈——我心目中的彭明先生》为题，在文中又分别以“相知·相识·相随”、“严谨·严格·严肃”、“爱人·爱生·爱好”三个目，近万字，记述了我从1982年到1995年对导师相知、相识、相随的经历和导师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正好是十三年。该文已经公开发表在《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第1期和《中国研究生》2006年第4期上（后者因篇幅限制，只刊发了文章的第二、三部分）。准确地说，“最后十三年”，亦即我师从导师博士研究生毕业，从1995年7月11日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到2008年7月3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最后为先生送别，正好是十三年差八天。

博士研究生毕业，虽然我工作的单位地处西部，远离老师，但所幸我几乎每年都有赴京出差任务。只要到京，看望导师是“必修课”，这样，每年至少能见老师一面，少数年份还能见上两面，甚至三面，其中只有1998年老师同师母赴美国和加拿大探亲那一年没能见到，当时颇感遗憾。除了出差看望老师外，平时逢年过节，打个电话拜拜年、问候老师与师母也是经常的。如此，最后十三年，我们师徒虽然各在东西，相距千里之外（实际是1200公里），但联系从未中断。这就是我与导师最后十三年的情结。二、潜心治学不懈怠

老师是1924年12月15日生人。1995年7月我博士研究生毕业，离开中国人民大学时老师已是71岁高龄的年迈老人，但他潜心学问、严谨治学一点没有懈怠，其成果之丰并不比青壮年差。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把老师从1995年下半年到2003年，也就是老师从71岁到80岁期间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文章搜集、整理一下，我这个小他31岁的人简直羞愧难当。

这期间，老师出版的专著有：他与沙健孙教授合著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一卷》），1996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当然，这部著作成稿在1994年下半年，记得还是老师让我在一个晚饭后骑自行车送到沙健孙老师在大有庄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家中。1998年老师修订了198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的代表作《五四运动史》，并于年底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的修订本，成为1999年向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献礼的作品。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老师主持完成的“八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同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老师的学术随笔《板凳集》。2004年在老师八十华诞前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又出版了老师的论文选集《彭明文存》。

同时，老师在《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中共党史研究》、《高校理论战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等学术期刊和报纸发表论文53篇，其中1995年下半年2篇、1996年6篇、1997年10篇、1998年2篇、1999年13篇、2000年7篇、2001年8篇、2002年3篇、2003年2篇。就在老师最后的岁月里，他还以“回到大历史的‘现场’”为题，为张晓京的博士论文《罗家伦评传》作序，发表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的“歧路人”——罗家伦评传》一书上，该书于2008年上半年出版。这篇序3000多字，可以算作老师笔耕一生的收笔篇。

前述列举老师最后十三年这些著作，有的是我看望老师时当面赠予，有的是老师给我寄来的。《板凳集》就是老师给我寄到西安的，邮寄时老师不慎将签名送给他在美国的三儿子彭钢和儿媳夏月的书寄给了我，肯定又把签名送给我的书寄给了儿子、儿媳。《五四运动史》（修订本）则是1999年冬我邀请老师到西安讲学时，老人家亲自带来的，同时，还送给我校校长、历史学教授赵世超先生一本。赵校长非常推崇老师的为人、为学，还专门设宴招待老师。我把这几本书摆放在书柜最显著、最顺手的位置，不仅为了随时拜读和查阅资料方便，更为了随时鞭策自己。而老师最后十三年这些论文，部分是我在刊物发表时及时拜读的，如《中共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史学月刊》、《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老师的文章，部分是从老师辞世前后小师妹岳明君帮助整理的《彭明教授论文著作目录》上看到的。

对老师的治学态度，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治丧委员会在老师辞世当日发布的《彭明教授生平》有一段准确、精当的概括：“彭明教授治学，受文澜先生影响至深，时时以范老‘二冷’精神自勉。他把‘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终身奉行。彭明教授一生，学术著述千万言，力戒浮躁和虚妄，字字均为精心考证，反复推敲之辞。一部《五四运动史》，积36年心血而成。”如果说《彭明教授生平》这番话是对老师一生治学态度的准确写照，那么，对老师最后十三年更加严谨的治学态度，1998年2月在《五四运动史》（修订本）后记中，老师自己作了说明：“该书自出版以来，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给予很多的鼓励，也指出若干谬误。现趁再版之际，将该书作了一次认真修订。所谓‘认真’，也就是细读该书，将明显的谬误一一订正，将多余的空话尽量删去而已。”我认为这既是老师74岁时修订《五四运动史》的内心表白，也是他最后十三年治学态度的生动写照。同样，老师对“认真”二字的解释不只是修订《五四运动史》的治学态度，其实只要细读老师最后十三年的其他著作和文章，处处都体现着“认真”二字。不仅如此，老师在“后记”的最后还写道：“‘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是自己奉行的治学格言。回顾冗往，可以说已为五四的研究坐了半个世纪的‘冷板凳’，但空话仍感不少，何止一句？检讨起来，真是愧对前师。我今年已七十有四，如果余生尚有精力，当再争取一次补过的机会。”像老师这样学界公认的学术大师，还在不断检讨“空话仍感不少，何止一句”，表示“如果余生尚有精力，当再争取一次补过的机会”，这何止是一种治学态度，简直是一种博大宽广的精神情怀和境界！我辈当认真学习，用心体味。

追忆老师的治学态度，提到他的代表作，又不能不提一下老师的基本学术思想。一部《五四运动史》集老师36年心血，出版15年之后又修订再版。通过对五四运动半个世纪多的潜心研究，老师的基本观点是：“运动从一开始就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姿态而出现。”“但是，五四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从文化运动来说，不能一次完成；从政治运动来说，也不能一次完成。要彻底完成这样的任务，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而且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领导。”从《五四运动史》首次出版时提出，到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75周年、80周年，老师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论证这一观点。特别是1999年，老师还以《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为题，在《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上发表文章，很有说服力地对“一种极端化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老师指出：“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年来，东西文化的优劣长短，又被人们热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人更为广泛，中外学者都有。但有一种极端化的论点，却是值得商榷的。这种论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断裂了传统文化，甚至说它和‘文革’一脉相传。”老师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掉文化、使中国陷入灾难深重的政治运动，已被全盘否定，如何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日而语？至于说五四由于彻底反对旧文化而使传统文化断裂，也与事实有所背离。”紧接着，老师分析：“持此论者有两个误区：其一，把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等量齐观；其二，把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和汉儒、宋儒等量齐观，把儒学和儒教混为一谈。”在对两个误区进行了详细的有理有据的剖析后，老师得出结论：“如果以上两点看法可以成立的话，五四是如何对待传统的？就可以说清楚了：第一，它和儒家特别是宋明以来把三纲五常作为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对立的，但它并不反对其他非正统学派，而且对墨学以至明清之际的一些启蒙学派非常推崇。第二，它并不反对孔子个人和否认孔学的历史地位，只是说孔教已不适于现代生活。李大钊说孔子是‘一代伟人’，但不是‘万世师表’。陈独秀说孔学‘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远，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已……’”“因此，把五四视为‘断裂’传统文化，是不恰当的。实际上，五四的一些启蒙思想家们都有着很深厚的国学根底，许多人都有研究传统文化的专著（如鲁迅、胡适、陈独秀等）。”近年来，仍有些学者背离学术研究的路径，对五四精神和意义说三道四，空发议论，恐怕应当从我前面引述老师的这个基本观点和透彻分析中得到些启示，还五四传统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三、栽培桃李到临终

老师不但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在教书育人上的成绩也非常突出，在他执教的60年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本科生、专科生和助教进修生，培养多名硕士研究生、30名博士研究生，还有十几名访问学者，可谓桃李满天下。这里，仍然从最后十三年培养博士研究生这个侧面略作追忆。作者获得博士学位后与彭老师合影

老师是1986年被遴选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的。1987年开始招生，到2008年共培养出30名博士研究生。我是老师招收的第6届学生，1992年9月入学，1995年7月毕业。连我在内1995年前毕业的共10人。在这10人中，大师兄吴景平学问做得最好，成果最丰，也最为老师赏识，毕业后一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曾任系主任，现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民建上海副主委、民建中央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会成员。1993年毕业的吕明军曾任《人民日报》群工部主任，与我同年毕业的沈谦芳现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二君在行政上发展较快。

从1996年到2008年毕业的20人中，1996年毕业的张珊珍和1997年毕业的程杞国，分别同我交叉在校共读两年和一年。1995年入校的王续添、史桂芳，在面试时由我任复试组秘书，做记录，后来亦有交往。1996年以后入校的除温乐群原来与我相识相好，多数不曾谋面。严格来说最后十三年老师是如何教书育人，如何培养这20名博士研究生的，我不可能知晓细里，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老师指导的最后一篇博士论文——张晓京撰写的《穿过历史的迷雾——关于罗家伦生平与思想的学术史梳理和阐释》的最后审读本，从中足以看出老师最后十三年在培养学生上所耗费的心血。

2007年6月29日我因公出差到北京，因宾馆难找，住宿在北京科技大学留学生培训公寓。第二天上午约10点我就赶到世纪城时雨园9号楼老师家中，看望尊师。这天老师情致很高，话题广泛。然而话题更多还是集中在张晓京论文及其答辩上。老师一再夸奖这篇论文的突出优点，一是选题好，为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大陆对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二是史料很丰富，特别是作者尽其所能把目前见到的海内外关于罗家伦研究的中文史料搜集到手，并加以甄别和过滤，从而使论文有了非常坚实的史料基础，有比较强的说服力和历史厚重感；三是所有的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委员都对论文表示满意。老师赞扬的论文，肯定会引起我的兴趣，我当即恳求老师向作者为我索要一本拜读拜读，老师更高兴，遂将他的最后审读本给了我，说他随后再要，我粗略翻阅了这篇论文，老师的三条评价，言简意赅、符合实际，值得我好好学习。

就是这样一篇老师满意、论文评阅人满意、答辩委员会满意的论文，老师仍留下了许多订正、修改的字、词、句乃至标点符号，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核对查证的地方。从中再次印证了老师治学态度之严谨，又反映出老师培养学生一贯的严细精神。为了撰写这篇纪念文章，更为了增强读者对我所述情节的可信，我又对这篇论文打印稿中老师审读批改的笔迹一一作了统计，全稿共修改51处，其中错字修改7处，删除3处，脚注修改2处，标点错误更正11处，别体、异体字更改23处，疑问核查标识5处。正式提交的“三满意”稿本老师尚且作出如此细致的审改，那么老师对一稿、二稿、三稿的审读批改更可想而知了。可以认为，这个稿本也是老师生前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因为它上面浸透着老师对最后一位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心血和老师苍劲、洒脱的笔迹。

张晓京博士论文答辩稿扉页注明的时间是“2007年4月18日”，这些墨迹肯定形成于这以后，6月29日之前。这是老师指导的最后一篇博士论文，我相信最后十三年老师指导的其他19篇论文也是这样，故我将这节的标题定为“栽培桃李到临终”。四、不主张无谓的“争论”

学界公认，老师在重大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上，有着十分明确的学术见解和坚持，并利用多种机会反复阐述和论证。同时，他又极力倡导学术宽容，赞同“双百”方针，认为学术争论的“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相信时间和实践会证明一切。

然而，对一些无谓的“争论”，甚至没有事实根据的学术观点，老师是持反对态度的，而且很坚决。

1999年前后，在党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毛泽东是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争论，这场争论很激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还将争论双方的文章全文复印转载在该刊的同一期上。

这场争论的大致脉络是这样的：

1998年12月26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联合召开的“毛泽东、邓小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讨会上，胡绳做了题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胡绳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用马克思主义还是用民粹主义去认识这一问题，决定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否顺利发展。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与他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是分不开的，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设出现严重曲折，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染上了民粹主义色彩”。这个讲话经过整理后，于1999年5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后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胡绳的《马克思主义与对外开放》一书。

这篇文章发表后，一文激起千层浪。有人很快在《真理的追求》上发表文章，提出如果认为毛泽东有民粹主义色彩，那么毛泽东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坚持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紧接着，《中流》也发表了批判胡绳的系列文章，认为胡绳坚持的是庸俗生产力论。批判民粹主义，实质上是要使中国倒退到资本主义。在对胡绳的批判中，除了随意扣政治大帽子外，还夹杂了许多人身攻击。

1999年11月24日至27日，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二届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丰台空军招待所举行。24日上午的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前胡锦涛同志在北大厅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其余大会和分组会都在空军招待所举行。我以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和学术讨论会入选论文作者的双重身份，参加会议始终。在会议的最后总结中，学会领导、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龚育之、石仲泉也都讲到了“关于毛泽东是否有民粹主义色彩”这场争论的是非问题，肯定了胡绳同志对党的理论工作的卓越贡献，批评了对胡绳同志的发难和人身攻击。27日会议闭幕。

28日上午我去人大看望老师。交谈中我们师徒也谈到当时那场学术争论的问题。当话题扯到争论挑起方的论点毫无根据时，老师愤愤地说：“胡闹，胡闹，简直是胡闹！”“没有这个必要嘛！”表明老师对无谓的争论、没有事实根据的论点是旗帜鲜明地持反对态度的，这同他的学术宽容并不矛盾，因为学术宽容是宽容以事实为根据的学术观点。五、喜欢作诗赋词

学界对老师的为人为学皆知之甚多，赞誉有加，然而对他情趣高雅喜欢作诗赋词却知之甚少，包括我这个学生在内。

1992—1995年，我随老师读博士学位期间，只知道他1984年12月被聘为河南大学名誉教授并在该校讲学时，临别之际他作过一首诗：六十未忘桑梓情，中原子弟喜相迎。惶受高誉才学浅，愧负重托人言轻。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临行依依千万语，苦学方能见真功。

表达了老师对桑梓学子的深情厚意和殷切期望，同时也表现了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谦逊的大家风范。再后来是1999年5月老师给我寄来他刚刚出版的随笔《板凳集》，一共收录有老师的诗作20多首，在“干校杂忆”这个单元有20首绝句，“旅美日记”这个单元有1首“含饴弄孙”的绝句，最后一个单元“附录”有5首诗作。这在当时已令我惊讶：老师还写过这么多诗！

2009年1月17日，我应邀到北京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召开的学术讨论会。16日下午到京，当晚我就去老师家中看望已80高龄的师母。看到师母身体硬朗、精神不错我很高兴。谈话中师母告诉我，她在整理老师日记时竟发现老师有215篇诗作，而且师母已用印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八开大稿纸，工工整整地誊抄了54页，这不能不说是老师留给家人、留给学生、留给学术界、留给社会的又一笔珍贵财富，我能不惊喜、能不惊叹：老师原来还是一位诗人！

除师母之外，我很有可能是拜读这些诗稿的第一人。这些诗作，最早的是1969年赋的《国庆节——二十年大庆》，最晚的是1998年8月在美国华盛顿小儿子家的花园中所作。征得师母同意，我将誊抄稿拿走，第二天托和我一同参会的小师妹岳明君复印1份由我存留。正好她19日要看望师母，再托她将誊抄稿完璧归赵，奉还师母。这又是我的一个意外收获，存留师母誊抄件的复印件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她老人家的钢笔字同样以工整见长，又洋溢着潇洒。当然，最主要的是我将这些诗稿带回来可以细品详读，进一步感受老师的意境和情操。我回西安后还将这一意外收获电话汇报给大师兄吴景平，意在凭借他的影响力联系出版事宜。大师兄慨然应允。

老实说，我对诗不很懂，又言何韵、律、仄、平一类行话。初读这215篇诗作，我只知在形式上既有诗又有词：在诗里既有律诗，又有绝句；在绝句里既有七言的，又有五言的；在词牌里既有沁园春，又有清平乐，还有水调歌头。就内容而言，有写景的、有记事的、有抒情的，还有表露生活态度的。在这里我不可能过多抄录，只按自己的肤浅理解和兴趣，各录一首：

1.写景类初见黄山1972年2月23日下午万山丛中绕溪行，茂林修竹扑面迎。出口乍见黄山面，拍腾警绝连失声。

2.记事类长沙秋日审稿1983年12月8日芙蓉国里金风爽，岳麓山下菊花香。每忆三湘多壮士，橘子洲头唱大江。

3.抒情类挽总理1976年1月噩耗传来，如重石压心。相对无语泪满面，遗志秉承。化悲痛为力量，总理永远活心中。

4.表露自己生活态度类自作长寿歌1996年6月11日晨早睡早起，生活规律；劳逸结合，工作有序；心情开阔，制怒养气；勤植桃李，欢度桑榆。

前引第二首《长沙秋日审稿》是指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传》审稿会。《中共党史人物传》到1991年共出版50卷，前40卷老师协助胡华教授担任整个传稿的复审，胡华教授任主编，终审全部稿件。最后10卷是胡华教授辞世后老师履行终审权，是实际上的主编，但老师坚持仍署胡华名加黑框。第三首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后老师表达他对一代伟人的哀悼和敬仰之情。同月，老师还写了一首《悼总理》诗：“生不为名，死不争位；来自民间，回归大海；眼光深远，品德高洁；彻底唯物，一代伟人。”对邓小平赞颂的诗句，是1997年10月，老师在游周庄用午餐时通过小餐馆母女的对话来表达的：“虾起火焰众欢腾，小店说古亦动容；家事国事天下事，母女齐谢邓小平。”表达生活态度的诗句，“勤植桃李，欢度桑榆”，老师特别在“桑榆”后注：《后汉书·冯异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表达宽广境界的诗句还有“九死一生到古稀，从心所欲不逾规”。

初读老师这些诗作，对我来说，不仅是诗的启蒙，更是思想的启迪。六、老师请我三顿饭

老师栽培过的在外地工作的博士研究生，可能和我见面的次数相对多些。每次看望他老人家，总是要留我吃饭。师母同样年事已高，除了周末和节假日，他的长子彭朴和儿媳妇回来人较多外，平时在家吃饭也就三个人，2003年长孙大宝到南京读大学后，在家吃饭也就老师和师母俩人。早饭主要是师母煮些稀饭，买些半成品，午饭主要是钟点工小秦来做。我怎么好意思给老师家添麻烦呢？！每次我肯定会找种种理由，推辞老师的真情实意。就这，老师至少还请我吃了三顿饭。

第一次大约是1997年或是1998年深秋的一天，我是下午去看望老师的，老师非得留我吃饭不可。理由是“东区新食堂刚落成不久，环境优雅，味道不错，可以点菜”，非要让我“感受一下”不可。在强留我的同时，老师还给低我一级已在中央党校党史部工作的他的另一位博士生张珊珍打电话，要她来陪餐。我们师徒三人和老师的长孙大宝点了六七道菜，还有一个汤，我们吃着、聊着，至今想到那情那景，仍觉香味喷鼻。

第二次是2004年夏的一个上午，我去看望老师。聊完老师又要在外请我吃饭，而且说他发现一个新馆子，很有特色。我借故“有同事在灰楼等我”谢绝，老师坚决地说：“把你的同事也叫上一起去。”我一个年轻同事任晓伟在灰楼等我是真，他此时正在北大读博，但晓伟硬是不去。这样，老师的大儿子彭朴开着车，老师坐在副驾驶位，我同师母、老师的长孙大宝挤在后排，彭师兄把我们拉到魏公村附近向西拐的一条街上，在一家美国人开的烧烤店请我吃牛排。这是我第一次吃西餐，刀呀、叉呀等餐具我都不会用，还得老师示范。洋餐的味道，我现在印象不深，但记得价钱不菲，特别是见了一次世面也算刻骨铭心。

第三次是老师搬到世纪城新家之后，我第一次到新家探望老师，老师和师母留我在家吃水饺，二位老人是实心实意的，我实在不忍心坏他们的心境，也就从“命”了。我饭量大，事后，真担心临时多了我这张口，导致二老未吃饱。

每每念及师尊，许多往事在脑海萦绕，包括老师请我这三顿饭，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想抹都抹不去。七、最揪心的两个月

前面提到，在老师患病前的最近一次见面是2007年6月30日上午，老师虽是八十又三的高龄，但精神矍铄，兴致高，很健谈。师母还玩笑道：“答才，你看你老师是不是有点糊涂。”我说：“老师头脑太清楚了，身体很好，能活九十九。”此后的国庆、元旦、春节都有电话问候，老师身体都很好。可万万没想到，2008年4月11日还是12日，朋友，也是我的师弟温乐群给我发来一条信息：“彭老师病重。”

立时，我不知所然。

怎么会呢，老师那么好的身体，又注重锻炼，怎么突然病重呢？

冷静片刻，我赶紧把电话打过去向小温问个究竟。小温告诉我老师因胃癌，刚做完手术，细节他也不完全清楚。我提出尽快动身，赴京探视。“你暂不要来，来也见不上。”小温坚决地阻止我。理由是“彭老师在危重病人监护室，我们也见不上，连家里人也不能见”。小温还告诉我，有情况他会及时告知。

我心急如焚。几乎每天一个电话，但回答仍不能探视。

4月19日，我到天津参加由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举办的第三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日上午，我刚主持完第三分组会议，收到小温的信息：“可以探视彭老师，但只限于每周三、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当天是星期日，最早也只能等到周三探视。我立即退了22日返回西安的机票。22日上午会议闭幕，午饭后接受了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关于周恩来研究的采访。15点46分就乘动车组列车赴京，因北京市内交通拥阻，到天黑才住到北航培训中心。

23日，按医院的规定时间，我提前一小时即下午3点钟赶到北医三院住院部五楼重症监护室门外。

开放前10分钟，老师的大儿子彭朴、儿媳和孙子大宝赶到。他们见我在监护室门外等候说“果然是你”，因为我在住院部一楼问讯处打听询问重症监护室在何处时，他们看到一个人像我，但没想到是我，不料果然是我。在我向彭朴师兄询问老师病情的当儿，师母的外甥女吴佳也赶来探视。

因重症监护室只能轮换进去，里边只能有一人。鉴于我是从外地赶来的，彭师兄让我先探视。

换上白大褂，套上塑料鞋套，赶到老师的活动病床前，我的心都碎了：老师头发长而凌乱，面部肌肉松弛了许多，鼻孔插着管子，尿路插着管子，还有心脏监控的绳索。老师不断张嘴喊叫，但根本听不清在喊些什么。护士只在一旁忙她的监控记录和别的什么。我流着泪上前握住老师的右手，说“我是答才”，“来看望您”。老师好像努力着睁眼，但眼总是睁不开，但心里似乎清楚，知道了是我，手不断地摇着，嘴里发不出准确的音符，好像在说“噢，答才呀”，“好，好”！我问老师：“喝点水吧”，因为明显看到老师口很干，加之老人家在不断地叫喊，老师好像表示“好，好”。我问护士：“可以给老师喝些水吧？”护士过来用有吸管的水瓶，让老师吸了几口，我当然不敢贸然给老师喂水，因为危重病人的护理必须严格按科学办。护士还算有耐心，对老师说：“别喊了，昨晚喊了一夜，睡一睡。”我想，老师肯定是痛苦，想睡睡不着呀。老师不断痛苦地喊叫，而我却无奈地只能在老师身旁握着他的手。陪伴老师约20分钟，我出来后，彭师兄、大宝、吴佳、彭大嫂先后探视。5点到了，不准人进入了。彭师兄又央求门口值班的中年妇女，说：“他是我爸的学生，从西安赶来探视的，让他再进去看一次吧。”中年妇女还算通情达理。我又在老师床前陪伴了10分钟，只能说些“我是答才”、“您一定会康复的”之类苍白无力的话语。

约5点半从医院出来，我恳请彭师兄带我到他姨家看望师母，因为自老师住院以来，为了到医院方便，师母住在离北医三院较近的北京化工研究院家属院的妹妹家。通过看望师母，我知道了老师发病的全过程和手术情况。

由于我课程较重，单位的事也很多，24号就乘飞机回了西安。但老师的病情仍揪着我的心，每逢周三、周五的晚上直接给彭师兄打电话，询问老师的病情，并在心中默默地为老师祈祷。

终于情况有所好转。

终于老师能下病床，在人搀扶下走到户外活动。5月6日彭朴师兄用电子邮件给我发来了老师身着病号服在病床上看书的3张照片，中旬又发来了有人搀扶老师在户外活动的照片。

终于老师出院了，回到家中。又一组更显精神的照片传到了我的电子邮箱。

我把电话打到老师家中，师母简略向我谈了几句老师的近况后，便把话筒交给老师：“老头，答才的电话。”老师接过电话说：“答才呀！我恢复得很好呢！谢谢你的牵挂呀！”老师的声音是洪亮的，底气是足的。我高兴极了。确信老师避开了这一劫，躲过了这一难，完全康复了。

然而，高兴的时间不长，大约6月10日左右，老师又因肺部感染，高烧不退，再次住进了医院。面临期末，研究生答辩，本科生考试，一时难以抽身再去探视，只能通过电话了解老师的病情。6月24日的电话中，师母告诉我：“你老师这一关恐怕难过了，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了。”松弛了一段的心情再次揪紧，我真担心噩耗传来。

6月25日，我赴长春参加由中央编译局和东北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实学术研讨会”。正式会议是26日至29日，又在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市的北华大学分段进行。期间我除了参会，最担心的还是老师的病情。27日上午8点多，会议代表乘大巴向吉林市北华大学进发。9点35分我收到小温发来的短信：“彭老师走了。”事后得知老师是9点30分辞世，我内心悲痛至极，最担心、最害怕的噩耗还是出现了。这时，汽车还在前行，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好决定前行还是回返，即使返回也有困难。我马上回复小温，“后事怎么安排，望及时告我。”我想如果急办，我就得就地下车，返回长春，退掉一小时前刚买到的长春至西安的30号的机票，直飞北京。迟迟不见回复，大约又过了10分钟，小岳又来短信告我，我回复她：“知道了，请告我后事安排计划。”还是得不到消息。约11点40分到了吉林市，我直接给彭朴师兄打电话，询问后事安排情况，彭师兄告诉我经商量刚刚决定，7月3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因为老二彭勃从加拿大回来也得有个过程，老三是25号才走的，还得等他再回来。知道了这个“时间表”。我坚持参加完了研讨会的全过程，却一直沉浸在老师辞世的悲痛中。

从4月中旬到6月27日，除老师病情好转并得到短暂恢复的一段时间，是我最揪心的两个月。八、三个“响头”九鞠躬

2008年6月30日晚回到西安。

7月1日上班第一件事是订购了第二天中午赴京的机票。接着处理了一些当紧的工作。

2日下午，小温陪我在世纪城一个花店买了花篮，约4点钟到老师家中吊唁。

老师的灵堂布置得简朴、大方。灵桌上摆放着我最熟悉、也是老师本人最喜欢的那幅头发花白、身着白衬衣、系着黑领带、正前方有三个麦克风、正在作报告的照片。只可惜，这幅照片现在成了遗像。师母给老师献的花篮摆放在灵桌前正中，几个儿子敬献的花篮摆放在两侧。我含泪点燃五根香插在香盒，没有按通行的三鞠躬礼来表达对老师的追念之意，而是施我们陕西农村人依然坚守的礼节：双手搭弓、作揖，跪地，三叩首，我三次叩首都把头碰到了地面良久，即给老师叩了三个响头，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老师深切的哀悼之情。

老师走了。只能双手握着师母的双手，望她老人家节哀、保重。当然，说这些话是泣不成声的，泪水已涌满眼眶……

7月3日上午9时，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竹厅隆重举行。老师的巨幅遗像悬挂在厅前上方适当高度，身着灰色西服的老师遗体静卧在遗像下方正中的鲜花翠柏中，依然是那么安详。教育部部长周济敬献了花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党委书记程天权及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和石仲泉、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廖心文及中共党史界的著名学者张静如教授、金春明教授、梁柱教授、陈铁健教授等参加了告别仪式。老师生前的好友、学生和亲属共500余人参加告别活动。

告别仪式一般都是在遗体右侧正中面向遗体行三鞠躬礼。我先后在老师遗体右侧2米处的前部、中部、后部位置各向老师行三鞠躬，即共计9个鞠躬礼。主观上，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同老师的最后告别，我们师徒的感情太深，不忍离开老师；客观上，老师的学生们排在告别队伍的最后，我又在学生队的靠后边，这样行礼也不会过多影响整个告别仪式的速度。

送别了老师，回到西安，好多天，我心里都空荡荡的。

悲痛过后，还得回到理性：对老师的最好纪念，就是学习他老人家的为学为人。明知自己永远也达不到老师的高度和境界，但至少应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才是。（2009年元月27日即农历正月初二下午完成初稿，正月初七修改）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3）

为人师表 风范长存

敬爱的彭明老师离开我们三年多了。彭门弟子对老师的追思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积月累。这次国庆长假，我放下工作、谢绝应酬，整理这些年缤纷的哀思，希望能掬几瓣心香呈献给敬爱的彭老师。“你们可能要多个师妹”

我是安徽安庆人，1990年6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随即，我紧跟曾为研究生同班同学的女朋友，跑到了天高地迥的黑龙江，在呼兰师范专科学校谋了个教职。女朋友很快被我八千里路的追随所感动，毅然收留了我这个无家可归的“情种”，心甘情愿地成了我的妻子。呼兰，是萧红的故乡。《呼兰河传》记载着凄婉动人的故事，美得让人心碎。

经历了一段新鲜、浪漫的时光后，我就萌生了考博士的念头。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不适应北方天寒地冻的天气，二是因为作为“小南蛮”一时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三是觉得书还没有读够。要考博士，考谁？怎么考？当时可没有网络，甚至没有电话，所有的信息都要靠平时留意并积累。于是，懵懂但又无所畏惧的我，朝着我国六所著名大学中的六位大牌专家发出了求考信。这一招还真灵，那时的大牌专家没有架子，很快都给我回了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彭明教授回信最早。记得彭明教授的回信，是委托在读博士研究生贺渊师姐写的。信中表达了彭老师欢迎我报考的意思，并就如何报考以及看哪些参考书做了指点，末了还希望我能够成为她的“师妹”。师妹？！呵呵，原来都是我的名字做的怪。“芳”嘛，哪有几个男人用？何况我在给老师写信时，也不可能像填履历表一样，写上性别。难怪老师和师姐想当然地弄错了。

彭明教授多么有名？他所著的《五四运动史》多么有影响？我是上过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的人，可谓是崇敬已久。但是，我从未有缘得见彭老师一面，更遑论相知相识了。一个刚出学堂门、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能够收到彭明这样权威专家的回信，是多么高兴啊！我把来信当作关乎自己前程的天书看了又看、读了又读，细细地品味着其中的每一个用语和符号。虽然随后其他各位知名大专家也都回了信，也都让我感动不已，但彭老师的来信已经先入为主了，我打定主意就考彭老师的博士。于是，我按照来信的指导，在先伺候孕妇、后伺候产妇的情况下，奋发精神，心无旁骛，挑灯夜读，积极应考。

1992年，在北国桃花始盛开的5月，我进京赶考。刚一考完，我就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工宿舍林园五楼四号去见彭老师。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进得门去，彭老师大为惊讶，发现我居然是一个眉茬男儿，而不是秀气勃生的女青年。真糟糕，贺渊师姐把我当“师妹”后，我竟没有去信表明男儿身，而且当时又没有固定电话更没有手机可打。所以，在见面之前，老师也曾把我当女生，并在师兄、师姐们面前预告“你们可能要多个师妹”。从这一温馨的笑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纯洁和朴素。如今的一些不良风气，我在当时丝毫没有感受到。“多向彦奇老师请教”

1992年秋，我如愿以偿地踏进了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门。从此，我开始了长达3年的师从彭明教授的学习生活。这期间，彭老师的大师风范和对其他导师的尊重，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论邹韬奋思想的转变》。上博士后，彭老师说看过我在邹韬奋研究方面的文章，认为我可以保持研究的持续性。受此启发，我很快就把博士论文的选题还定在邹韬奋研究方面，并得到了彭老师的赞同。恰在这时，同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担任博士生导师的彦奇教授，正在组织编撰大型丛书《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得知我的情况后，彦奇老师诚邀我撰写《邹韬奋传》。我忐忑地将此事报告彭老师，哪知彭老师欣然同意，并要我“多向彦奇老师请教”。于是，我在彦奇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写出了六万余字的《邹韬奋传》，收入《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第五卷，并由华夏出版社1994年11月正式出版。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邹韬奋社会政治思想研究》。毫无疑问，《邹韬奋传》的写作，为我的博士论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古就有文人相轻的说法。在高校，导师相轻的传闻早已比比皆是。而我们的彭老师，由衷地称赞彦老师，支持自己的弟子向彦老师学习，这是何等的胸怀和度量？！记得彦老师主编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出版到第五卷时，彭老师随即命我执笔起草一篇书评，在他改而又改后，我们师生两人联名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上。书评称赞《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的编撰出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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