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家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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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几个人渣试读：
序 湾仔酒馆里的人渣回忆
骆以军我记得二〇〇六年香港书展期间，有一个晚上，家辉大哥带我去湾仔的一间酒吧。同桌还有莫言、黎紫书、胡淑雯。如果以“酒馆”──如卡尔维诺的《命运交织的酒馆》，以二十二张“大阿尔卡那”和五十六张“小阿尔卡那”的塔罗牌阵，水平、垂直、不规则轮廓、搓洗、排列组合，形成一套建构故事的机制，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或我们置身的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所有“形成小说”的话语──以“酒馆”作为一座城市“不断累聚向下望的身世”，我们眼前的这个酒馆的景观，似乎正是所谓的“香港”。各种老外（英国的、美国的、印度的、北欧的或南欧的，各种肤色和发色的），大部分穿着优雅的衬衫、衣香鬓影的女人们，他们拿着酒杯，用英文交谈着，像群鸟憩聚在一座森林不同的阴影里，啁啁啾啾。没有台北的pub里你总觉得是老外男人搂着穿着紧身短裙长发台湾正妹那种“性的殖民地不对称张力”。但家辉大哥似乎在眼前这间“湾仔酒吧”之上，用回忆说故事，再复视藻井地叠现出另一个时空的“香港”：他回忆他少年时光鬼混的湾仔，美国水兵、香港妓女们，燠热潮湿的南方、女孩们浮花浪蕊、男孩们偷拐抢骗，在这烧灼着繁华和屈辱的灯泡橱当前穿梭的少年眼中，则是一座“伤害启蒙的游乐园”。
这或许也正是马家辉式的“香港”，面对北京的小说家、台湾的小说家、马华的小说家，所欲描述的“妖怪的自我”：“人渣”们如混杂淌流的记忆数据，早已在我秘密的身世结构中了。
所以我在读日本小说家宫本辉的《道顿崛川》，那个深情回望，暗影错纵的、战后的、败坏的大阪，民间黑市却又如废墟里的蝼蚁们充满生机忙碌的，和美军勾结盗卖军用轮胎、黑道、想成为撞球世界冠军的浮浪少年、毁了好几个女人一生的酒馆老伯伯、华丽的脱衣舞娘、毁掉的毒虫酒鬼赌棍、互砍让对方残废的帮派小混混……像一条脏污、被倒弃了化学毒废物，却浮着一层艳丽七彩油斑的悲伤的河流。我总认为，能写出这样藏污纳垢却如唐卡之繁复回旋的小说，浓缩隐喻了一座城市“海上花”之梦的，是像家辉大哥这样的眼睛。
他知道江湖里那些男女欢情薄、谎言里的虚无和眷恋；知道经济关系、权力交涉、尔虞我诈背后的人情义理；在这绞肉机般无情的资本主义峡谷耸立而起，那死生无常、冷酷异境后面，一些老文人老报人老生意人们的尊严和不为人知的温暖事迹。
后来有一次到香港，其中一个夜晚，家辉大哥又拉我到旺角的小酒馆，我们互相喷烟吐雾，他不像平日那个媒体明星的自觉，脸在黯影中无比向往与虔敬，跟我说他打算写一部自己身世之谜的流浪家族史小说（其实我想那或也是“香港”的某种隐喻）。我听得入迷，后来他又拉我陪他去附近的“麻雀馆”假装赌客“观察场景”。但可惜的是我们走到那一整排店家全是“麻雀馆”的暗影同时迷丽之街时，一间一间店家正拉下铁门打烊，那些穿着背心短裤叼着烟或戴着厚镜片、表情模糊、说不出的惫懒厌弃的牌客们，挨挤、零落地走出。家辉大哥嗒然若失，说他想从这“麻雀馆”充满杂乱声响、人脸杂沓的场景写起。我惊呼那正是我喜欢的捷克小说家赫拉巴尔的故事幻术起点啊！他有一个词：“底层的珍珠”。一座城市的文明、身世、记忆，就是从这样藏污纳垢、压扁挤塌的垃圾场废纸块，妖妖袅袅长出来的啊。
我说没关系，你下次可以自己再来啊。但家辉大哥沮丧地说，不行，他走进去，随便就被人认出来。（他的脸透过电视，在香港走到哪都会被人认出。）
这种“湾仔／香港”的嬉弄，“在之外”，像边境或细胞膜、不同城市酒店旋转门穿梭的“业余间谍”、流动的微型摄影机、过客……他形成了一种奇幻的自我戏剧：一座一座城市如镜廊、万花筒、默片……那有一种香港仔特有的“阿飞气氛”，世故的、冷的、嘴角带着讥诮笑意，无法真正入戏进入他人梦境中当真的身世自怜和排外争吵，所以他也讲民国沧桑，也议论北京与香港人的“指人为狗”事件，或是微博、语言的巴别塔，薄熙来事件，讲重庆的吃、北京的出租车……但那一切似乎都是“在旅途中”的转场，都是电影般的浮花浪蕊。剧终了，观众席灯亮起，他抹抹脸上的冷泪，站起身，提着皮箱，钻进的士，或穿过机场海关，便又是“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那样的萧瑟孤寂。
人物品藻时，你发现他爱挑漂亮的人讲（不论木心、汪精卫、梁朝伟、吴彦祖）；笔下人各自命运诡谲、颠沛飘零，身份或身世在历史激流的折湾暂缓处，但他似乎皆从其美丽脸孔启动其感慨。而闲笔城市（或写香港，或写“我”这个香港人在别的不同城市移动），光影转换处，你发现他极爱聊那些市井杂谈“俗气味”的细节作为落点：譬如重庆火锅、揼骨的感叹、香港的菲佣、北京的爷、风水……龙蛇杂处，相濡以“沫”（挨挤、擦撞之各色人种、各阶层人的体热汗臭与唾沫），这种挨挤感，层叠杂沓，张爱玲在《桂花蒸阿小悲秋》里喜欢的街车声，油哈味，袄裤疾行在窄弄的糜蒸空气里的散文性格，书名曰《爱上几个人渣》，其实或必须是一香港湾仔出身的，贪恋繁华骨子里却虚幻之眼，泅泳过城市最底部污脏水沟却打捞浮世绘最艳丽之油彩的“阿飞灵魂”，才得以调度如此灵活跳跃，蒙太奇，闪回，剪接幻觉，穿透……一种既旧又新、亦庄亦谐、知识分子之高蹈姿态浑进市井杂语，将不同时间镜面之城市缝接，观看之窗口。
整本书最动人处，当属Part 3“哀伤的粉丝”这一章：诸如《选择相信，或不信》、《放心，妈，我会给你烧一副纸麻将！》、《选择快乐的女子》、《哀伤的粉丝》……篇篇皆沉静深邃，像中年伤秋在一人生的时点，淘洗记忆河流里那几颗被磨圆刨光，如今剩下怀念或哀矜的小卵石。
但紧接着到了Part 4“爱上几个人渣”，那像是萨克斯风手骤转进乱世浮生的花腔颤音之炫技：从《志明与春娇》，到《盛女爱作战》，到《张国荣为什么叫做“哥哥”？》，到玛丽莲·梦露……我有时觉得，马家辉大哥是田纳西·威廉斯那个年代，或费兹杰罗《大亨小传》那个世界里的人物。看遍灯红酒绿、禽鸟般的漂亮人儿在跑马灯换片的新时代奢华想象中，匆促草率地登场下场。他冷眼旁观，却从不犬儒，他看到那浮华男女一些愚蠢行径时，也会笑骂一声：“人渣！”但你发现他是软心肠的，甚至宝爱着这些虚幻搭景里庸碌趁热闹活得起劲的人们。他本该有香港知识分子的冷和酷，但他有时却近乎浪漫地同情且理解这些“香港／湾仔”风格的“漂亮”（未必是美）。因为他自己也是漂亮的。
代序 张家瑜，对不起。
马家辉在这本书的最后排版阶段里，某夜，张家瑜蹲在睡房床边地上，微皱眉头，嗫嚅道：这样的书名，这样的封面，人家一定以为你就是人渣……
真是一位善良的女子。明明反对这书名这封面，却不强烈坚持，只是婉转担心，还怕伤害我向来脆弱的自尊心，说时，吞吞吐吐，声音似有若无。
我坐在床上，安慰她道，不会的，安啦，我会在自序里严正说明，我不是人渣，书名只是来自彭浩翔电影《春娇与志明》里的逗趣对白：“一世人流流长，总会爱上几个人渣。”“流流长”是广东话，意指悠久漫长；“一世人”，就是一辈子。
张家瑜听了，没表情，没表示意见。
我怕她未能释怀，于是进一步诠释，我也会在序里说明，这其实是个尚未写完的书名，我真正想强调的是，正因曾经爱上几个人渣，始会成熟，始会懂得，始会明白眼前人并非人渣，始会珍惜眼前人。更何况，人渣并不必然是男人啊，女人渣亦是人渣，你怎可以性别歧视？
张家瑜听了，笑了，不再或懒得再说半句。
我对书名的“后设诠释”其实来自我跟于丹的某回对话。二〇一一年初春，我和她和几个朋友到东非肯尼亚旅行，坐在小飞机上，她忽道：“家辉，你可记得四年前我们初见面，我曾说，女人只有爱过混蛋之后，才会成长？我说得很好，对不对？”
我笑道：“是呀，说得好。所以四年前那天，回家后，我立即对老婆张家瑜说，恭喜，你成长了！”
于丹掩嘴笑道：“我是说爱上一个混蛋，可没说嫁了一个混蛋呀！嫁，不一定会成长！”
我不甘示弱，回道：“我可没说让她成长的那人是我啊！她爱过的混蛋是别人啊！”
舌剑唇枪，朋友之间的戏谑从来不谈胜负。
混蛋，人渣。或许等级相同，都是让人不齿的标签，然而不知何故，我却总偏爱于这类词儿，总喜或不避影射或对号入座地把自己的头送到这些帽子之下或附近。我上一本在台湾出版的书叫做《中年废物》，下一本呢，打算叫做《人间垃圾》，而这本，以人渣为名，算是同类作品三部曲。
如果真要强迫我寻找理由，我可能又要搬出令读者打呵欠的湾仔故事了。湾仔，是香港旧区，龙蛇混杂，三教九流，啥人都有，我在这区成长，看尽了毒虫妓女小偷流氓乞丐赌徒的嘴脸，也听尽了他们的故事，不觉可怕，只感可亲，甚至经常为他们辩护扬声。每回听见有人轻易指摘某某某是人渣垃圾废物之类，我便忍不住说他们或许有苦衷有理由他们其实亦是受害者之类，甚或在心底暗暗反问一句：“你自己真的很圣洁很高贵很道德吗？”但为保礼貌和谐，我忍住没把问号抛出。
可是这本书并非旨在替人渣垃圾废物辩护扬声。它只是日常生活的随想随笔，部分曾经在《中国时报》的“三少四壮”专栏发表，其他则散见于香港和大陆的报纸杂志；至于内容，有电影，有旅行，有议论，有杂感，你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它都有。
感谢骆以军被迫替这本书写序。他真的是被迫的！
事缘二〇一一年初他在香港，我请他喝酒，他说过如果我出书，他愿意写文章评论推介，尽管当时他指的书只是我计划中的小说。而我，不管了，出版这本散文却仍透过出版社邀序，但他竟然以赶赴中国大陆演讲没空为由，向出版社推辞。老子心有不甘，深夜亲自电邮狙击道：“你不守诺言，我决定向《苹果日报》投诉，并在微博骂你，揭发你感情诈欺。这像一个男人把女人骗上床，女人脱光了衣服，男人却道我们只是纯聊天。情何以堪？下回你来香港，如果在旺角被人斫手斫脚，你报警时，不必乱猜，大可直接指控是我所为，一定是我做的，不会有错。”
骆以军立即回邮道：“我会写的，别叫人斫我啊，大哥！”
我又回他：“好吧，我已经请福建刀手暂时撤回，让你保住手脚！若不对劲，我立即派他们搭船偷渡经金门马祖到台北找你算账！”
骆以军的最后一个电邮是：“好可怕！我写！我写！”
这样我就依靠“暴力胁迫”抢得了一个大作家的序，真好，真简单，怪不得世上有这么多人想做流氓。
──嘿，对不起，张家瑜，看来我可能真是人渣。你爱了又嫁了，恭喜你，你有了双重成长。
Part1 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A.民国美男子
去吧！去南京总统府开派对！
出发到南京前夕一直提醒自己，不管行程有多紧密多忙碌，一定要抽个时间去中山陵，这是辛亥百年，能够在中山陵前走一趟，感觉特别适时浓烈。
然而计划归计划，去不了就是去不了，在南京，就只去过总统府门前，但在辛亥百年的日子里来到这里，尤其遇上夕阳西照，感觉难免特别复杂。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从清末到民国到如今，无言看尽百年沧桑，或许早已“麻木”，但游人们仍有记忆与想象，否则也不会纷纷站在“总统府”三个字下面，挤起笑脸，举起V字手势，拍照。
在一九一一年现身的中华民国，结束了前一个灾难王朝，却亦是另一个灾难王朝的兴起，灾难轮替，王朝延续，只不过换个名号罢了。
站在南京，莫名其妙地想到台北，眼前这间总统府的办公室，蒋介石坐过，李宗仁坐过，汪精卫坐过，蒋经国倒无缘得坐，李登辉与陈水扁和马英九，更是想也甭想坐。然而，当连战和宋楚瑜来此访问时，不知道有没有特地安排一项行程，让他们去坐一坐，阿Q一下，过干瘾一下？
这两个倒霉的老人家，瞎忙了大半辈子，始终没法尝到在双十节当天被群众高喊“总统万岁万万岁”的虚荣滋味，唯有临老分别以国民党主席和亲民党主席的身份到中国大陆“耀武扬威”。但威则威矣，终究未算完美，尤其来到南京，来到中华民国故都，站在总统府门前，肯定心有戚戚，觉得自己的政治版图欠了一块缺片。这时候，如果能够坐一下那个总统办公室，幻想一下自己名正言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即使只是三五分钟的出神想象，亦聊胜于无。
所以呀，如果之前从未坐过，连战和宋楚瑜下回再去南京，一定要安排一个“余兴节目”，要求南京市政府特准在晚上把总统府租出，让他们包场，请来满堂宾客，大家穿上民国服饰，统统展现“民国范儿”，权充假扮四〇年代的文武百官，连战和宋楚瑜则轮流穿上当年的大总统礼服，接见他们，接受他们朝拜；一夜尽欢，一夜风流，一夜虚拟，夙愿得偿，此生无憾。
世事往往吊诡难测。当年假如不是老宋分裂捣局，连战早已坐到台北“总统府”内，以此头衔，实难前赴南京。四年之后，又假如不是出现了两颗神秘的子弹，连宋亦很可能成为一正一副的台湾领导人，同样没法顺利到南京和北京跟胡和温握手。但，失于彼，得于此，失去了台北的“总统府”，却有机会立即去了南京的总统府，并令两岸关系高速解冻，这对于连战和宋楚瑜固是“补偿”，对于两岸和平气氛亦是好事。
去吧，去南京总统府开派对吧，连宋这对难兄难弟辛劳了几十年，有权利放松一下，“还都南都”，虚拟上任，就从这场派对开始。而于派对结束之后，请勿忘记对中南海领导者说声多谢，感谢他们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因为目前惯把“中华民国总统”称呼为“台湾领导人”而神经过敏地把南京总统府改名为“领导人府”。历史记忆，总算留下了最后一条t-back。“中华民国总统”在中国大陆，唯一能够光明正大地直呼“总统”的机会就是在南京了，从正面看，“中华民国”仍是有希望的，跟我同姓也同样出生于香港的台湾领导人，你说对不对？
负来负去负不完
站在南京总统府前，当然念及民国人物。
奇怪，身边朋友似乎没有太多人觉得《建党伟业》好看，只我一人对之颇为着迷，或许因为我对民国人物的言行风范向来极感兴趣。
戏里，其中一个抢我眼球的角色是陈道明的，他饰演的是顾维钧，他的演技当然好，但若跟现实对比，当然完全不像，跟周润发演袁世凯一样，都是造型彻底相反，令看过民国照片的人忍不住发笑。袁世凯外号“袁大头”，又矮又胖又丑又粗，到了银幕竟然变成又高又瘦又俊又斯文的发哥，这真是“史上最强”的袁世凯，廿一世纪的年轻人都是看戏多而阅读少，或会从此一想起袁世凯三个字，便想起周润发的俊朗五官，袁宫保泉下有知，可以含笑矣。
顾维钧的处境则刚好相反。
陈道明演他，亦是跟现实造型距离甚远，但并非陈影帝不够英俊，而只因为，他的长相过于阳刚，属于“魅力大叔”型，跟顾维钧的五官形格刚好相反。顾大使是民国赫赫有名的官场美男子，一对丹凤眼，几层双眼皮，颇具摄魂之魅，他的脸是圆的，嘴唇是薄的，是典型的上海帅哥特征，陈道明尽管以浙江绍兴为籍贯，但或因成长在天津和北京，吃得太多饺子和羊肉，看上去比顾维钧“雄性”得太多太多了。
然而，令人最感突兀的倒不是造型而是演说，戏里，陈道明在巴黎和会上的精彩发言竟然是汉语，而在现实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顾维钧是语言能力极佳的外交官，留学时曾经担任全校学生会长，带着洋同学参加全美辩论比赛，他连跟唐德刚教授做口述历史计划亦是以英语交谈，其英语，比中文好。可惜到了戏里，陈道明面对欧美强权领袖时所说的竟然是普通话，未免失真，一辈子以巴黎和谈演说为傲为荣的顾少川若知此事，恐难闭目。
民国人物说不完。说到美男子，顾维钧是其一，汪精卫当然是其二，而我深觉前者比后者好看和耐看得多了，年轻时如此，晚年时更是，顾大使老了，住在纽约，照片上看去，神采依然，光芒仍在，或因在美国生活，尽管无权无势，却可自由自在，腹有诗书气自华，老了仍然有效。汪精卫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南京下海搞所谓“和平运动”，整天跟日本人打混交手，必须谦卑赔笑，有几张照片他站在东条英机等战争恶魔旁边，满脸阿谀，难再言美，只是恶心，可怜得很；中老年的汪精卫，眼皮和脸皮都垂下来了，愈看愈像一位老太太，跟其妻陈璧君愈来愈有“夫妻相”。
汪精卫出名惧内，可笑的是，惧内者仍然有小三，更曾有女人为他自杀，可见女人不管如何控制男人，欲求达到“零危机”，实在不易。五十年前，有一位叫做李焰生的文人写过一本《汪精卫恋爱史》在港出版，市面找不到了，我手上有一本，读得入味，其中细述汪兆铭如何周旋于不同的女人身边，以诗谈情，凭词寄意，浪漫指数极高。他于方君瑛自杀后，悲恸撰诗，末句是“恨煞护花无力后，负卿负我负生平”，我觉得非常动人，念给张家瑜共享，而她的反应是：汪精卫后来不是又有其他女人吗？死了一个又一个，他应该把句子改为“负来负去负不完”才对！
余英时论汪精卫
汪精卫诗词集于香港“天地”重刊出版，余英时教授写了长序，细探词句，旁引史料，索隐寻义，结论于兆铭先生只是为了求全而忍辱，所以，他是爱国而非卖国。
这其实是必然之事了，而经余教授娓娓分析，更见可信。
观乎汪精卫之立身言行，由清末而民初、由民初而民国，所思所想所言所谈皆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念兹在兹，杀亲王不畏，挨子弹不惧，除了稍怕老婆以外，任何艰险都阻止不了他对中国的保护和关爱，若说他为权为钱卖国，谁都不会相信，除非他忽然人格分裂──恐怕甚至连蒋介石都不会相信，只不过基于政争立场，他和他当时的国民党同志必须坚持抹黑，把汪精卫骂作“卖国贼”。
可是，话说回来，有没有卖国的动机是一回事，事实上是否卖国又是另一回事。政治人物接受历史检定的其中一项关键质量在于“判断力”，尤其举足轻重的政治领袖，更是如此，成也判断力，败也判断力，历史无情，一旦失足，势难翻身。
面对日本，不知何故，精明的汪精卫屡屡判断错误，遂成大错。
首先他犯了“战必亡国”之“认识判断”错误，更犯了对此认识之“策略判断”错误。
余教授虽已指出，“战必亡国”之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可是，汪精卫终究不是普通人，他乃民国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是国家领袖，他所得到的各路情报理应比谁都多也比谁都准。以其身份地位，一来应该比其他人更了解军情国情，知道中国尚有可战之力（其后的战事对决亦证明了中国确实可战），二来应该比其他人更具信心或强迫自己更具信心，即使确实察觉“战必亡国”之隐隐危机，亦不容许有任何软弱表态，别人可以有，你汪精卫却不可以有，因为你是大人物，你的任何动静皆足削弱军民意志，令本来或许不会发生的亡国加速成为事实。
历史进程就是这么诡谲，“战必亡国”只是预设，可能会发生，亦可能不发生，而你一旦相信它会发生并予以配合，那么，不必等待全面战争爆发，国家即有可能提早覆亡。你汪精卫相信什么预设是一回事，作为“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必须公开相信什么又是另一回事，许多时候，政治领袖说谎，其实是一种“责任”甚至“道德”，this is part of your job，你必须扮演某种特定角色，哪怕是眼睛含着泪水。靓仔汪精卫太忠于自我了，可惜。
笨蛋汪精卫
汪精卫基于爱国而不惜“卖国”，关键理由恐怕在于失去了政治领袖应有的判断力以及伴随判断力而来的沉着冷静，他担心“全面战争，必致亡国”，乃愿自我牺牲，戴上“汉奸”帽子，向日本求和，跟日本合作，到沦陷区维持小朝廷的小和平。
当时汪精卫心里想的必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到了沦陷区，能救一个中国老百姓就救一个中国老百姓，能为中国老百姓争取一分安稳就争取一分安稳，我跟蒋介石，“兄为其易，弟为其难”，我对中国的贡献绝不逊于蒋介石。
可是他终究忘记，日本人终究是日本人，他跟你谈和平谈合作，岂会是真和平真合作？小日本打的如意算盘是引你下海，做他的傀儡，你一旦成为他们的人，便要唱他们的戏，岂容你来做主？
所以，汪精卫又犯了另一种错误判断：他不但高估了日本人的战斗力，更高估了日本人的好心肠，到了沦陷区之后的他根本救不了什么中国人；或者，换个说法，不管谁到了沦陷区做日本人的傀儡，所得的成绩跟汪精卫不会有重大差异，反而因为汪精卫之出走而令小日本可耀武扬威，并对沦陷区取得了某程度的“统治合法性”，汪先生之爱国遂易变成误国，但当他发现，已经太迟，他回不去了。
下海前后的汪精卫确是误判重重。他派手下跟日本人签订“重光堂密约”，原意并非在上海做汉奸，而是在西南地区另立党中央，取重庆政府而代之，他深信只要“义旗一举”，蒋介石身边的军人必响应倒蒋。岂料，他错了，他脱离重庆之后，根本没人理他，势成骑虎，加上跑到越南后遭戴笠派人追杀，亲信代他而死，他悲恸大哭，决心去上海，再去南京，又去日本，走上了一条可悲的不归路。
所以，汪精卫又误判了自己的威信和影响力，也低估了蒋介石身边军人对蒋光头的奴性。
做了汉奸的汪精卫，完全在日本人的控制下“施政”，跟小日本所订的各式条约无不对中国利益构成损害，“救国”也者，纯属梦幻，难怪他在南京日夜流泪，救国不成而变了卖国，其悲其哀，不问可知。
曾跟汪精卫到南京的陶希圣说过：“向日本人求和，如饮毒酒，我喝了一口，知道被骗，便不肯再喝，汪先生则是喝了一口，明知有毒，仍然坚持把酒全部吞下。”
呜呼汪精卫，英明前半世，上当后半世，知他罪他，不可不从判断力的角度思之论之。
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出门前，从书架上抽出《琼美卡随想录》，带着木心去南京。闻说周日在乌镇将有一场追悼会，可惜我于周六便要赶回香港陪大女孩过圣诞，停留不了。而且想象中的木心应该不会渴望更不会稀罕谁去追悼他，但也不会坚决反对，他应是淡然恬然的，年轻时如斯，活到八十四岁了，更必如斯。
他在书里不是感叹过吗：“蒙田，最后还是请神父到床前来，我无法劝阻，相去四百年之遥的憾事。”可见他对生命风格的一致性看得颇重，尤其对生命尽头的操守，更重，所以在淡然恬然的木心的追悼会上如果大家又哭又号又叹又哀，他肯定摇头，不知道应该对朋友们说些什么。
有好长的时间误以为木心是“台湾作家”，因为一直在台湾报纸副刊上读他的文章，那时候，他在中国内地早就坐完牢了，远走美国，不归，不愿归，不愿归，但仍继续写作、画画和思考。文章刊登出来，八十年代，我是台大学生，每回读后都惆怅半天，连面对女朋友都说不出话来。
怎么说呢？木心在报上发表的大多是语录式的短散文，任何一句、两句、三句，是中年的他的个人感悟，却成为年轻的我的思考启发，似懂不懂，若虚还实，足够放在心头咀嚼半天。
是的，咀嚼，木心说过：“快乐是吞咽的，悲哀是咀嚼的；如果咀嚼快乐，会咀嚼出悲哀来。”那时候的我只觉这位英俊的作家很有玩弄字词的本领，唯有当活到某个年纪，才真明白他在说些什么，但到了那个年纪，欲辩已忘言。
是的，英俊，木心之于年轻的我的另一个吸引自是他的俊朗，脸部五官像雕刻出来的石像，笔挺，坚毅，另一个有着如斯脸容的中国作家是民国的邵洵美，美得令人舍不得不看却又不敢注视太久，怕会沉溺。邵洵美也像木心一样写诗，也画画，但前者有妻有情人，后者呢，据说是耽美界的同志，美得只爱属于他的性别的物种。当木心谈及拜伦之死，意见是死得其所也死得其时，万一他鸡皮鹤发地活到老年，简直破坏西方文学史的美感。依此逻辑，木心其实活得已经够久够长，毕竟八十四岁了，老来又能回到故乡看山看水，老去，逝去，告别中国文学史，依然能够为中国文学史留下美感，已经是很大很大的功绩与奇迹。
别了，木心，他写过：“如欲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那就让我们去该地寻他，一定寻找得到，因为，谁都有悲喜交集，谁都逃不脱这生命的宿命。
不知道如何是好
在南京的演讲活动结束后，好些本来飞回北京的朋友都改变了计划，改往乌镇，出席木心先生的追悼会。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香港有事，没法去，其实是在心里坚持那个想法，木心应该不会高兴朋友为他追悼些什么的，别打扰他了，虽然他已离开人间。
但又或者木心先生也不会反对朋友为他追悼，他是淡然得无所谓，自己的离世，朋友的哀伤，反正人间无秩序，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
木心不是在《很好》文内写过吗？“昨天我和她坐在街头的喷泉边，五月的天气已很热了，刚买来的一袋樱桃也不好吃，我们抽着烟，“应该少抽烟才对”。满街的人来来往往，她信口叹问：“生命是什么呵？”我脱口答道：“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既然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便做什么都好也或都不好。你想就去做吧，做什么都可以，只要自在如意。
木心眼中的“如意”是这样的：“集中于一个目的，作种种快乐的变化。或说：许多种变化着的快乐都集中在一个目的上了。”
木心如此定义快乐：“迎面一阵大风，灰沙吹进了恺撒的眼皮和乞丐的眼皮。如果乞丐的眼皮里的灰沙先溶化，或先由泪水带出，他便清爽地看那恺撒苦恼地揉眼皮，拭泪水。之前，之后，且不算，单算此一刻，乞丐比恺撒如意。世上多的是比恺撒不足比乞丐有余的人，在眼皮里没有灰沙的时日中，零零碎碎的如意总是有的，然而难以构成快乐。”
读木心文章，感受到强烈的“境界”二字。他仿佛站在一个位子，察看我们，而这个“我们”，理所当然地包括他自己；偶开天眼，红尘里，他亦是可怜的眼中人。
所以木心也曾说：“不幸中之幸中之不幸中之幸中之……谁能置身于这个规律之外。理既得，心随安，请坐，看戏（看自己的戏）。”
一位看戏的人走了，他从别人的戏里看出自己的戏，也从自己的戏里映照别人的戏，用文字记录下来，幕闭了，幸好仍有文字，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说说唱唱的痕迹。木心写过一篇《不绝》，开首道：“一个半世纪彩声不绝，是为了一位法国智者说出一句很通俗的话：人格即风格。十八十九世纪还是这样的真诚良善。”由是他抒发了一些关乎现代的感慨。
是的，除了境界，就是格。有格，木心告别中国，中国告别木心的格。
哪有你，这样你
南京气温是零下三度，对我这南人来说，已是致命之寒，出门必须穿上男装丝裤；嗯，对了，南京之于北京，亦是“江南”，但彼“南”终究属于我们的“北”，至少在咱们香港，没有“零下”这个可怕的概念。
于是穿上丝裤的我这南人便很容易摆乌龙。好几次了，换装准备离开酒店房间，穿上大衣，伸手开门，无意间低头一看，始发现原来忘记穿外裤。假如没有这个“无意间”，往搭电梯，电梯门打开，站在里面的人恐必笑得弯腰流泪。
尴尬之事常有，有时候并非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作为旁观者，我也尴尬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像有一回，在男厕遇见其他部门的同事，站着聊了两分钟，离开时忽然看见他的裤裆湿了一大片，极明显，很可能是尿尿时不小心，或是洗手时被水龙头喷到而不自知，总之，难看，回到办公室时肯定惹笑。
于是我便非常挣扎，不知道是否应该提醒他。想说，但说不出口，不希望看他在我眼前显现窘态；不提醒，又好像眼睁睁看着他稍后出丑，等于看见别人快堕进陷阱而不阻拦。
结果我是保持沉默。自我安慰，说不定他直接回到房间，不会遇见任何人，何苦要我把糗事揭穿。我向来是个短视的人，只顾眼前一刻的快乐如意，日后的愁，管他的，日后再说了。
所以我很容易感动于一些好心地的人，自己做不到，唯有羡慕的份儿。
像在办公室看见男同事的西装肩上满布头皮，我通常懒得提醒，但当看见有其他同事提醒他，我便忍不住在心里暗道：呀，这是一个好人，我们的办公室毕竟有好人。
然而说到底，我对好人的欣赏感动依然远低于我对诗人的崇拜仰慕，如木心先生，他的诗，他的情诗，令人根本忘记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文字面前，好坏让路，最重要的是时间能够凝固于美丽的瞬间。像他说：“十五年前∥阴凉的晨∥恍恍惚惚∥清晰的诀别∥每夜，梦中的你∥梦中是你∥与枕俱醒∥觉得不是你∥另一些人∥扮演你入我梦中∥哪有你，你这样好∥哪有你这样你。”
因为木心去世的缘故，因为圣诞新年交替的缘故，我重读了《我纷纷的情欲》书里的一些诗，在旅途中，读得恍恍惚惚，在飞机上，缓缓睡去。醒来时香港已在脚下，你在家里，我或许也在你的梦里。
B.南方的宽容
开宾驰的出租车司机
每回从香港北上中国大陆，尤其是到北京，皆深深记住朋友的提醒和警告，路上愈来愈难搭的士了，搭的士时也千万别乱说话，那些“的哥”，都是“爷们”，你得罪不起。
果然，句句中的，然而中的又有屁用，我句句都提防不了，因为没法不搭的士，搭的士也没法不多讲话，那些“爷们的哥”确有办法把你的嘴巴引开，然后，受其嘲弄。
譬如这个四月前赴北京，搭了三四趟的士，每回几乎都要在街头奋不顾身地把车子拦下，或者死不要脸地跟别人抢截车子，只因心知肚明，一次拦截失败，可能又要再等廿分钟才会出现一辆空车，那么，抢就抢吧，反正在此城市总该没人认得我。但我又猜错了。想不到还真被人认出。晚上十时多，一辆的士从远处驶来，我已经站在路边等了廿五分钟，绝不可以再有错漏，于是立即冲到马路中间。我这中年人挡的只是区区一辆出租车，而另一位大婶路人亦跟我做着相同动作，可是我终究是男人，大婶毕竟速度稍逊于大叔，车子最后归我所有，她只好脸色青黑地瞪我一眼，但忽然眼神变得柔和，并且弱声地问了一句：“咦，你不就是“凤凰卫视”那位马老师？我读过你的书，也看过你的电视节目，我是你的粉丝啊。”
我唯一能做的是尴尬地点头。粉丝就粉丝吧，谢谢你，但的士照抢，因为我实在太累，必须赶回酒店休息，如果阁下真是我粉丝，想必知道你的偶像体力不济，请原谅。
上车后，“的哥”问我要去哪里，我回答什么路上的某某酒店，他竟说不知道在哪里，要求我打电话回酒店问问。我手里没电话号码，打不了，他便开始冷嘲热讽，表示提供清楚地址是乘客责任，他不负责找路。我说，我是外来人，不知道路线是正常的，他住北京，又是司机，理应清楚。他竟道：“我也是从湖南来的，我也是外来人，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一路上，两人就为了谁应该为路线负责争辩着，北京照例塞车，晚上亦是，整整四十五分钟没停过嘴，终于来到了酒店大门，但我发现很显然他是懂路的，否则也不会轻易找到，可是偏偏要说不懂以便跟乘客吵嘴以图过瘾。司机爱吵嘴，北京的哥，真的，请相信我，真的是“爷们”。
然而我遇过的最“爷们”的一位的哥可不在北京而在上海，但严格来说那应该是一位“前的哥”，他开了十多年出租车，其后转业，从商发财，如今已是小企业的小老板，每天驾着宾驰（奔驰）上下班，好不耀武扬威。我到上海演讲时，他来接机，我捧他几句，问他什么时候把公司弄到香港股票市场上柜，他耸肩苦笑道：“发了财，又如何？还不是照样辛苦命？习惯成自然了，到了今天，在路上看见有路人举手招唤出租车，我经常竟仍忘了身份，立即把宾驰停在他们面前！”
我不要坐在吴彦祖旁边
在北京时抽空到三里屯逛了一圈，不为吃喝，只为买碟，那边有一间以洋顾客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小店，卖的多是“闷片”，甚为可观，然而到了该地，发现在一条窄窄的巷道里另外开了三四间光盘店，都不错，那便不必执著了，择一而逛，也很好。
巷道两旁摆了不少地摊，卖饰物，卖烧烤，卖烟卖酒，还有不少烟视媚行的华女子，眼睛不断盯住每个走过的洋汉子，她们卖的，想必是照人春色。既然来了，总要光顾一下，但我非洋人，故没光顾春色，只买了两根散装雪茄，回去酒店房间抽抽嗅嗅。
特别喜欢在路边买雪茄。摊开的木架上杂乱地放着各式各类的烟品，盒装的、散装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弄来的各地珍品怪品，站在架前浏览观赏了半天才挑选购买，感受或许有点似女子在服装店试穿衣服时的亢奋满足。有时候甚至只看不买，纯粹window shopping，亦是另一种享受。
每回来到三里屯都觉得又有变化。商场范围愈来愈大，往外延伸吞占了外围民居，路边小店愈来愈少，但幸好仍然存在，杂乱肮脏衬托了商场的干净整齐，其实令整个区域更有特色。像写文章，长句短句，参差映照，读来比较不容易觉得沉闷。北京在我的感觉里愈来愈像曼谷，高高的华厦之间夹杂着矮房矮宅，小店老板在喧闹的城市里喘息生活，傍晚时分，店前路边经常坐着一家子，有老有少，把寻常生活展示在所有过路人的车辆的眼前，替混浊的空气沉淀了一些暖意。
连塞车也像曼谷。塞得令人感到绝望，望向窗外，颇想变成恐怖分子，扔个炸弹，同归于尽。
那夜更气的是在三里屯商场门外出租车站排了半小时，没有半辆车。明明是有的，但大家不守规矩，远远在路口便把空车拦下，开车师傅竟也让他们上车，狼狈为奸。傻傻地排队的只是我们这群香港人和洋人，我忍不住了，请站在路边的警卫出手阻止，他冷冷地瞄我一眼，理都懒得理我。
因为约了朋友，我没法再等，只好跳上三轮车，在污浊不堪的北京空气团里赶返酒店。车子横冲直撞，视红绿灯如无物，但让我有机会看清楚市容，华厦，小店，华厦，小店，浓淡相隔，轻重并置，夜灯下的北京突然变得非常魔幻。
终于，到了。纵身下车，满脸灰尘，我倒难得地见识了北京的另一个侧面。
匆匆四天，办妥该办的事情，离开京城，搭机返港。中午起飞，四时许顺利到达，回家后看电视新闻说，北京今天下午忽然行雷闪电、狂风暴雨，水浸了，几十班飞机被严重延误或干脆取消。真幸运。这趟北上也幸运地近距离见到了吴彦祖，我主持电影论坛，他是主讲嘉宾之一，坐在我旁边，我仔细观察他的眼耳口鼻五官长相，哗，我的妈，真的帅，360度全帅，没有死角，没有盲点，帅得惊人。
于是我开口向他要求：“Daniel，能不能请你换个位子，坐在舞台的另一边？”“为什么？”洋名Daniel的吴彦祖纯良地问。
我耸肩回答：“因为你长得太帅，坐我旁边，更让我显得像中年废物，我很沮丧。”
Daniel礼貌笑笑，竟然像三里屯那个警卫一样，理都懒得理我。
那个论坛的下午，我确是非常他妈的沮丧。
在上海滩遇见梁朝伟
去了上海一趟，主持梁朝伟和刘青云和尔冬升在复旦大学的讲座。
我属兔，玄学家早已提醒我今年“犯太岁”，时运不滞。果然，近几个月一连主持了几场演讲，好巧不巧地都坐在超级俊男旁边的座位上，先是吴彦祖，再是古天乐，再来是黄晓明，哎哟，好了，这回轮到梁朝伟，任谁坐到这些帅哥身旁都会显得“相对地丑”，而且，观众们的眼睛以及摄影机都会只瞄准他们而把我非常无视，令我“个人感受”非常不良好。
唯望兔年快点结束，到了明年，让我坐在葛优、冯小刚之类才子身旁，相对之下，我便变成“梁朝伟”级的文化人了。
咳，说回正经的。到了上海，住在外滩旁边，当然趁着清晨好天气出门闲逛。外滩的白渡桥旁有一幢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邮政局，我进去逛逛，迎面看见一位六十来岁的妇人，正填完一张表格，问一位站着的女职员该把它放进什么地方，女职员给她指示了，她也做了，女职员竟然大声地、用带着戏剧化的声音说：“对！你做得真对！你很聪明！”
妇人很开心，轻轻点头，慢慢离开。我忍不住笑了笑。女职员想必是背熟了邮局的“服务守则”，按规定随时随地给予顾客鼓励和表扬，可是她的语调和表情都极生硬，确像背诵台词，不带半点感情，有几分似日本百货公司的机械人说“多谢光临，欢迎再来”。但也总比臭起一张冷脸好得多，或许中国的进步，向来是点点滴滴，急不来，先从台词开始改善和友善，台词背诵得多了，希望能够“戏假情真”和“弄假成真”，到最后，变成真诚的善意。
对于中国，可以抱持乐观，尽管尺寸没法太大，一点点，已是好。
对了，这回在上海逛了邮政局博物馆，走路到外滩，遇上一位中年男子，捧着萨克斯风在吹爵士乐，我忍不住举起相机拍他。男子穿的是深蓝色的短夹克，最寻常的那种，上海街头有几千几万件的那种，头戴一顶鸭舌帽，该是为了挡雨。闭起眼睛，吹奏得非常投入，技术虽然不太高超，音调歪崩，应是初学不久，但因全神贯注，而且在外滩桥旁，配衬着远处的旧楼房，配衬着微雨，特有一番老上海的独到风情。
上海街头就是上海街头，或如张爱玲所曾说，到底是上海人。在北京或其他城市极少见到打扮优雅或至少干干净净的中老年，无所事事地站着或蹓跶。别地亦有中老年，但这里的关键词是，优雅和干净，从服饰或发型上显现出来，也从眼神和微笑，有着特别的自信和从容，唯上海独有，在其他地方不易看见。
我当然替男子拍照了。初时他有点腼腆，还弱弱地问了一句，“你拍来做什么？”我答道为了留念而已，也可以电邮给他，他便开心地左摇右摆让我拍尽各种姿态。而好玩的是，远处忽然不知从何处啪啪地跑来一位男子，我以为是警察或便衣，但原来不是，只是好奇旁观，只是前来八卦我们在做些什么。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内地网民很流行使用“围观”二字。中国人，太多了，真的不管在任何时间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人围观，反正闲着，看看也好，许多时候还边看边指指点点。
在中国，其实每个人都是“时事评论员”。
你输了，但你很有面子
在上海主持梁朝伟讲座，朋友传来电邮探问详情。
详情其实都在网上了，随手上网一抓，已有清晰视频可看，本来毋须再说，但既然朋友问及，终究有必要细述详情；因为，那位朋友是女性朋友，我从来极少拒绝女子的要求。
话说当夜的交流主题是“梦想与挫败”，梁朝伟说一直想经营老人小区，照顾老人家，他说这主意是从《挪威的森林》小说里得来的。我忍不住调侃他：“你的境界真高，我读那小说，想到的只是青春少女的年轻肉体。伟仔，放心，万一你没法开老人小区，让我来替你完成志愿，将来也把你收容到小区之内，找来几百个影迷照顾你。”
刘青云的梦，相对之下比较“阳刚雄伟”，他想做航天员，登陆月球，如今当然已经超龄，不可能了，于是他改变梦想，希望赚更多的钱，支持其他年轻人追梦做航天员。
尔冬升的梦呢，则开宽得多，他希望自己切勿一辈子都只有电影电影电影，他希望能够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经验，像爬山，像赛车，像潜水，像开飞机，对他来说都是曾经有过或尚待追求的梦境。
至于挫败，难免都跟演艺工作有关，大致都是觉得自己演得不好，懊恼失眠，诸如此类。对此，梁朝伟说得稍较具体，他说有一年拍电视剧《新扎师兄》，太进入角色了，跳不出来，回到家里跟母亲说话，用的语态和表情和思维仍是戏里人物，突然，觉得失去了自我，心中惊恐，从此努力学习如何跟角色保持距离；戏是戏，我是我，互不相干。
我再次忍不住促狭地说：“幸好你拍《色，戒》时没有跳不出角色的烦恼，否则，一天到晚在床上，累死了。”
现场学生哈哈大笑，心照不宣，都是成年人了，都明白我在说些什么。
也因为都是成年人了，所以应能自己选择和安排生活，包括逃不逃课，包括要不要去听某场演讲。据闻复旦大学有一位教授因为班上有廿多位学生逃课去看梁朝伟，气忿难平，在网络上破口大骂，甚至兴起了“亡国”之叹。
咦，有必要看得这么严重？实在不懂。这世上，有哪位大学生没有翘过课？美国哈佛大学曾经调查学生，发现没有一位受访者没有翘过课，工作赚钱、阅读自修、对教授表示不满、拍拖约会、睡觉休息……谁都能为自己的逃课选择找到“合宜”理由。学生都是成年人了，如果有廿多位成年人因为去看梁朝伟而反映了“亡国”在即或会导致“亡国”，这个国家的存在基础也未免太脆弱了吧？动不动就感叹“亡国”，这位教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未免同样太脆弱了吧？
大学生逃课，普遍而正常，没必要鼓励，也没必要震惊。试想想，如果学生经常逃课，那夜他或她多翘一回，又如何？有何关系？倒过来，如果学生平常绝不逃课，那夜他或她为了看看偶像而翘一回课，又如何？有何问题？如果大学生统统不逃课，这个社会实在自律得变态，那才可能是“亡国”之兆呢。
而且，亲爱的教授，你在那一夜PK梁朝伟和刘青云和尔冬升，学生选择他们而不选择你，你是“虽败犹荣”啊！其实你应该拿出一些幽默感，大大声声地张扬：我输给了三位大明星，但别忘了，当夜至少仍有十位同学选择留在课室，那又表示我赢了他们，多有面子！
南方的宽容
南方好，温柔的所在，北地只是旅行或工作之去处，短暂停留尚可接受，而每回到达，也才更想念南方的宽容。
二月。北京。来此有活动，在798的尤伦斯艺术中心。内地年轻人流行把北京唤作“帝都”，相对于上海的“魔都”，同时隐含着自嘲与自豪的意味。
我发现这一两年从香港搭飞机去内地，延迟起飞的情况愈来愈多、愈来愈严重。有的，只要你细心注意，一定有的，甚至粗心大意，亦必察觉得到，除非你麻木不仁，对外在事情毫无反应。
经常是这样的：十二点卅五分起飞前赴北京或南京的航班，到了十二点廿分，机门仍未关上，空中服务员用她美妙的声调透过广播宣布：“各位亲爱的搭客，敬请耐心等待，我们仍在找寻最后四位搭客，如果阁下认识以下搭客的名字，麻烦你跟我们联系一下，协助我们找到他们……”
然后，再过十五分钟，已经延迟了，又广播一次，内容相同；再然后，又过十五分钟，到了十二点五十分左右，终于有几个身影闪入机舱，手上提着大包小包，通常都是时尚名店的纸袋，也通常是内地女游客，施施然，她们走进来，脸上毫无愧色，一派若无其事地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来。于是，机门关上，航班终于可以起飞，几百位无辜搭客一起陪伴这几位购物狂女子，延迟到达目的地。
喔，必须稍作更正：迟到的人并非通常是女性，我见过太多次了，也有男人，看来衣冠楚楚，应是受过良好教育，但照样若无其事地延迟登机，年龄层亦是老中青皆有，老幼无拘。
曾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当一位迟到女子走过身边，我抬头狠瞪她一眼，未料，她停下脚步，把我狠瞪回来，仿佛打算出手挥拳揍我；我唯有低头沉默，唉，我真是没胆的中年男人。
愤怒绝非没有理由：我们知道你没礼貌，但不明白为什么你连羞耻心也欠奉，而或许正是这种“错而不认”的态度使得香港人怒火难平。
不管如何，飞机起行，到达了。二月的北京仍然冷，但我学乖了，懂得在牛仔裤里另穿一条衬裤打底，年纪稍轻时是打死也不肯穿的，因为南方父辈们称这为“肾亏裤”，有损颜面，但终究到了某个年龄，颜面不再是最主要的考虑，健康为上，哪管得什么肾亏不肾亏。
去年亦是二月来到帝都，零下四度，只穿一条薄薄的裤子等候过马路，刚好碰上黄昏，据说是帝都的长官下班了，封路，一封便是廿分钟，伫立在长安街头等呀等，双腿冷得比雪条更像雪条，不断跳、跳、跳，身边的北佬朋友看见，掩嘴暗笑，笑我这个南蛮没水平。我只好回敬一句：“笑吧，你们北方汉子身体好，瞧不起南方人，若有机会来到香港，到处都是强劲冷气而你们又不惯随身带备外套，冷死你，轮到我笑你。”
朋友或许不明白我其实话中有话。我是阿Q，当我唤人“汉子”的时候，未必是称赞，我向来喜欢活在老黄历里，魏晋时代的胡人把汉人称为“汉子”，实在贬义，意指自高自傲、吃不起苦头，此之后来出现了“好汉子”的说法，汉子都不是好东西，除非在最前头加个“好”字，负变正，始可看。
不做汉子，乐做南人。活在北地，上街必须臃肿穿衣，脱衣更要一层连一层，费时失事，若于激情勃发之际，待得衣裤脱尽，热火早已冷却。南方好，温柔的所在，北地只是旅行或工作之去处，短暂停留尚可接受，而每回到达，也才更想念南方的宽容。
增添一点卷舌音
名牌时装Dolce & Gabbana在香港引起争议，事缘有港人在店门外拍照，遭店员阻止，并谓“内地游客在店内购物可以拍，你们要拍，只准到马路对面拍！”颇有歧视港人之嫌。事件在网上曝光后，群情汹涌，数百港人围集该店门前示威抗议，场面浩瀚，成为国际传媒的花边新闻。
或因身边的女性朋友都不算年轻，没有太常把Dolce & Gabbana挂在身上或挽在手上，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这个中年男子遂也对这个偏向花俏的意大利牌子没有太大好感。
所以最近读到关乎该牌子该名店的“禁拍照”闹剧新闻，没有丝毫愤怒或悲凉，只觉可笑，简直是只会发生在香港这个城市的夸张事情。不好意思，勿嫌噜苏，又要谈谈张爱玲了，她说的：香港是个夸张的城市，在这里跌个跤，感受亦必比在其他地方来得痛来得深。换句话来说，在这里闹个事，戏剧化程度往往亦必比其他城市来得热闹来得瞩目。
此事闹完一个周末，像发烧一样，痛苦几天便会平息，该说明时说明，让致歉时致歉，便好了，没啥大不了，然而香港名店对于内地游客的优待礼遇倒是实实在在，只要在香港逛过中环和尖沙咀，你便知道。当你踏进名店，店员立即对你全身上下打量一番，先用眼睛判断你是香港本地人抑或内地游客，然后，听你说话，或逗你说话。你一开口，如果说的是广东话，立即露底，她们的热烈笑容立即收回七分，尽管不会变为臭脸，却通常热情不再，任你自由逛览，不会花时间对你有所招呼。
如果你说的是普通话呢？又如何？
通常是这样的：她们会对你细心推介各式名贵商品，新款式的，价位高的，总之是假设你即使到了最后不买亦必只因看不上眼而并非舍不得花钱或无钱可花；许多时候，她们更会每隔五分钟便问你要不要喝茶喝水喝咖啡，殷勤地招呼你稍坐休息，以免累坏双腿。如此服侍，相信我，百分之九十只会出现于对待内地游客身上，这一切，只因你是香港人，免谈。没法子，人民币不断升值，港币不断贬值，此增彼减，大国崛起，小城衰落，如果我是依靠佣金收入过活的店员，很难亦不如此；凡事只要合法，不管是否合情合理，人人有权照做，这便是“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过的人，都懂。
于是我便对妻子作出这样的建议：她在台湾成长，说的是流利的“台式国语”，但在闲逛名店时，必须在“台式国语”上添加一些卷舌音，让店员误会她来自上海、北京或成都，这应可替她的购物经验增加几分轻松愉快。在这年头，台湾女客的受欢迎程度绝对比不上内地女客，至少在香港，这是真理，审时度势，精明如我和我妻子，没理由不向内地看齐，对不对？
没有人是赢家
我们需要“完整的语言”，但也需要“沟通的语言”，人间万象本来就不是二选一，不管是官方或民间，都何苦庸人自扰？
在广州演讲，不管是在大学或书店，总有热血青年热切举手，站起来，朗声质问：“点解你唔讲粤语？这是广州，广东人明明占绝大多数，你又识讲粤语，是不是你唔撑广东话？可唔可以讲一下粤语、撑一下广东话？”
见其天真烂漫，我既是“长辈”，无所谓，粤语就粤语，让年轻人开心一下亦是好的，以免对方过于激动，终而忧郁病发，贻误终身，“咁就唔多好啦”。
于是我立即改说广东话，甚至加插几句广东粗口以嘲讽许多广州人几乎“唔讲粗口就唔识讲口野”；于是哄堂大笑，快乐到不得了。可是，说完几分钟粤语，我又立即改口说回“港腔普通话”，向一些皱着眉头的听众发问：“你们刚才听得懂吗？如果听不懂，是不是会觉得浪费时光，白白花了宝贵的几分钟生命？”这些听众通常会鼓掌欢呼，再度哄堂大笑，再度快乐到不得之了。
这样做，绝非纯为搞笑，而是别有微言大义。我只是想让此等热血青年领悟，撑广东话的方式和场合有千百种，不一定要在任何时刻任何地点都讲广东话才算是撑。我来此地是为了演说，我来演说是为了沟通意见和挑动情绪，假如我说的话没人懂或没法令在场人士全都听懂，即自觉塞责，非常对不起专程而来却空手而回的观众。当然，我可以于事前预告，本讲座全用粤语进行，不懂勿来，但这又等于把部分观众拒诸门外，绝无必要，他们虽是“外省人”，却仍是“广州住民”，有权利享受和参与发生于此城此地的文化活动，这就叫做城市公民的“文化权利”，人人平等，不应设限。
我是明白的，热血青年们觉得广东话近年受到内地官方压迫，焦虑了，紧张了，由之激化对立，有人在抗议时高举标语，嚣张地说“广东人讲广东话，唔识听就返乡下”，把其他语言社群排斥在外。对的，广东人讲广东话，半点不错，完全有权，可是，“唔识听”的人为什么要被迫返乡下呢？为什么不能学听呢？为什么不被帮忙学听呢？即使不愿学或没机会学，即使在广州居住了卅年仍然听不懂广东话，那又如何？难道就没资格住在广州？难道没权利享受和参与各式活动？
这其实便是官方打压广东话的无形代价了。激化了不同语言社群之间的对抗情绪，让不同语言社群各走一端，绝对不利于和谐共融。有打压的地方便有抗争，有抗争的地方便有伤害，影响往往深远，只不过眼前不一定看得到，而那又总是要还的。大家都欠债，大家都受害，没有人是赢家。
王安忆曾经在某回访谈里述及语言本质，她说，选择用这种语言或那种语言，所考虑的不仅是功能性的“工具价值”，而更是感情性的生命意义；我们喜欢选择使用自己惯熟的语言，往往只因那是一种“完整的语言”，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沟通，更在遣词用字里，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感觉。
这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们需要“完整的语言”，但也需要“沟通的语言”，人间万象本来就不是二选一，不管是官方或民间，都何苦庸人自扰？
普通话与狗
与其说“不讲普通话是狗”，不如换个角度说，许多时候，某些人，一把普通话放到唇边，便易沦为“狗”，变成“语言的狗”、“政治的狗”、“权力的狗”。
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内吃喝饮食，被拍下录像放置网上，激起港人“民愤”，留言怒骂。甚至有香港年轻人组成“唱蝗团队”，创作嘲讽歌词，于城市街头扯开嗓门大声唱歌，对内地游客予以攻击羞辱。
内地网民看了，当然不爽，遂留言号召大家到地铁车厢集体吃食，目标数字是五万人，若成事实，必成国际新闻，聊作“大国崛起”的另一例证。只可惜至今尚未实践，“大国崛起”者，略带遗憾。
其实，既然号召无力，不如改变策略，看看能否生效。譬如说，在全港所有地铁加设“内地人专用车厢”，专供有需要的内地同胞使用，甚至可以细分类目，愈细愈妙：饮食专用车厢、大声讲电话专用车厢、吐痰无限专用车厢、躺地乱睡专用车厢、打架动粗专用车厢、大小便随意专用车厢、行乞讨饭专用车厢、北京大学所谓教授专用车厢、地方话专用车厢……统统可以，只要有市场便可以了，彻底按照商业规律运作，随时添减。收费倒是个问题。由于清洁成本会被拉高，或可采用“定价分殊”策略，搭乘专用车厢的人，必须额外付费，别让港铁万千股东吃亏。
好了，一切就绪，恭请香港四大玄学家掷毫择吉开通，并邀那位痛骂“不讲普通话的香港人是狗”的所谓北大教授南下主礼剪彩。两地和谐，在此一举，我们都支持。
嗯，对了，对那位说“香港人不讲普通话便是狗”的所谓北大教授，香港人固然反应激烈，但其实，微博之上亦支持者众，许许多多内地同胞──亦即那位所谓北大教授的亲爱的不是狗的同胞──出于义愤，提出异议，把那所谓北大教授骂个狗血淋头。
骂人狗者而遭淋狗血，现眼报，可笑复可哀。
微博之上，骂些什么？
你自己搜索一下吧，什么都有。有人骂他：“香港人是狗，又如何？总比有人猪狗不如来得好！”；有人掀其老底，指他曾在电视评论里如何歌颂朝鲜，恨不得化身变为朝鲜人；有人批评其所谓学术成绩，说那是地沟油式的所谓文学研究，只适合拿去电视节目里谈谈，没资格授学上庠；有人揭发其助理曾经以利刀刺伤新闻工作者，理由是，新闻工作者负面报道了他；有人嘲笑其鲁迅研究错漏百出，把历史写成小说；有人贴出当年的旧文章旧学报，重提他如何被广笑为“北大之耻”……微博对他的攻击比香港传媒来得狠来得猛，只不过，内地不准游行抗议，否则很可能会有不少网络义士在各城各市现身，遥远声援在中联办门外举牌的香港人。
其实，语言确是重要的，但问题必须倒过来看：与其说“不讲普通话是狗”，不如换个角度说，许多时候，某些人，一把普通话放到唇边，便易沦为“狗”。这里说的“狗”，是指权力下的附庸与奴性，是文学比喻。因为，当某些人讲广东话时，沿用南方边陲的跳脱思考逻辑，头脑灵活多了，创意百无禁忌多了，但一讲普通话，立即陷入六十年来的僵化的政治语言陷阱，舌头把脑袋套住了，变得易受权力摆布，左一句“凡事必须有个过程”，右一句“这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诸如此类，变成“语言的狗”、“政治的狗”、“权力的狗”。
普通话与狗，关系应作如是观。这一点，不必所谓教授也知道，只是愿不愿意承认而已。
笔记簿上的虎落平阳
把几本从北京潘家园买回来的旧笔记簿放在办公室桌上，一位内地学者来访，看了，呀了一声，脸容浮现激动情绪，口里低声喃喃道，恍如隔世，恍如隔世啊。
幸好他没心脏病，否则，当场猝死，阴魂不散，从此我便不敢再坐在这个小房间；这间小房，我一坐十四年，椅子从来没换过，屁股与椅座有了深厚的“摩擦感情”，实在舍不得离开。
前辈学者之所以情绪波动，只因他是“文革”过来人，而那几本笔记簿正是“文革”年代的寻常用品，现身眼前，马上触动他的怀旧记忆。不堪闻问，未敢忘记，老时光里的大疯狂，太深刻了，谁都记得。
笔记簿，小小的，薄薄的，封面当然都是红彤彤的，里面密麻麻地写满关乎马克思和毛泽东作品的阅读心得，又或是上政治学习班时的听讲记录，偶尔加插一些自我励志语句，例如“我必须深切反省灵魂，跟旧社会决裂，切勿堕落”之类，上周我去北京，顺道去了潘家园，什么都没买，就买了这些，理由是喜欢簿子的稳重质感，更喜欢透过字句遥想那狂乱年代的私密心情。
我这购买癖好源起于四年前游逛潘家园。那回逛荡，左挑右选，花了整个早上的时间买回了九件假古董，有碗有碟有杯有筷子，还有一根似铁又似铜的假阳具，摊贩说是清末之物，是深宫怨妇们用来自慰的，我快快乐乐地统统买了，卖的人信口旦旦地说是真货，我当然不会相信，明明知道是假的，但仍买，像买纪念品，只图个开心，可是我万料不到买了九件假古董却合共带了十件假东西回家，因为，我付他们真钞，他们竟然找赎了假币；卖假货而用假币，这些可恶的摊贩，可真“表里一致”。
但那回可买了两本货真价实的“文革”笔记簿，其中一本记录的主要是工厂机械操作原理，有文有图，想必是“文革”时某位工人的学习笔记，而我在某页某处赫然发现一行歪歪斜斜的字句，“虎落平阳被犬欺”，后面还有一个“!”号。
我乃想象，这位笔记簿主人必是一位被下放到工厂劳动的知识分子，本读文科，如今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在辛劳工作中领悟阶级立场。他的态度尚算认真，这从笔记秩序大致可以看出，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某天，突然不爽快了，或许是被其他工人或工厂领导欺负了，心底有感，笔下有怨，遂有虎犬之叹。
我颇爱玩这种在字里行间探索小小秘密的“窥听游戏”，觉得像在猜谜，猜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像看一出于脑海自我投映播放的电视剧，仿佛眼前有了那位工人的五官和表情，能够清楚看见他的无奈与哀伤。
此后，我去潘家园，必买笔记簿，很便宜，有十元人民币的，有五十元的，也有一百元的，卖书的地摊上都有在卖，摊主也很精明，把内容比较具“戏剧性”的本子卖贵些，纯属读书笔记的则售价较低，我蹲在摊前，挑个痛快，最后只花了一百廿元。
买回“文革”，放在桌上；也买回了前辈学者的片段历史时光。
C.半夜里搬家
沈从文，那时候
奇怪，在炎然的香港的炎然的下午，望向窗外，忽然想起沈从文，想起去年那趟凤凰之旅。
那年七月，车子一路由长沙平稳的路面直驶，我们先在老干妈什么的餐馆吃顿地道的面条，然后，目的地是沈从文的凤凰。
我的小舅子爱看沈从文，为了他，几年前专程由台湾到凤凰，还出了一部黑白摄影集叫《凤凰集》。摄影家眼中的凤凰，不是沈从文笔下的凤凰那么的悠静闲美，但，反正都是被沈从文召唤去的。沈从文的魅力从来都存在于他的文字之中，谁都曾被打动过，而心中有一条河缓缓地流过，有一座城静静地躺卧，有一个叫翠翠的女孩和她的老爷爷摆渡于许多人生镜面上。
这个人那么的倔强，只读到小学，没有正式的学历，但却在各个有名的大学任教。“文革”后，说不写小说散文就不写，连平反了都硬心不回头，一直到死，创作的活水他不眷恋，转到历史文物研究，跟着过去的死物度过余生，想来是活着的人与事太令人失望。掷了笔，说走就走，那些优美的小说边城、长河，都承载了那年代一种文人色彩的抒情气氛，似儒雅似温良，他的情书，如此的淡美动人。他的人，如斯易感。
评论家夏志清说他的小说《静》：“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可这个人的性格那么的刚烈，一点都不似他创造的文字，“文化大革命”，有人来烧书，他说：“要烧就烧。”
苖人沈从文，或许我们错看了他，他的另一面是野生边陲特有的天真无邪。他和鲁迅如一体两面，一样的是那种睥睨，不同的是那种风格。
车经过小小大大的城镇，进入小道，我们开始在颠簸的地面上跌宕，但景色也就换上乡村田野的布景，那如回旋曲般的梯田，绿油油的秧苗，浅水滩，小矮屋，我们是要去边城，没有大山大海，僻远如一个阿里巴巴要寻觅的石洞，还心存冀望那里有被时光错留下的沈从文的宝藏，我们自私地祈求，那唱着山歌的人儿还留着两条小辫子轻柔地唱着歌呢。“到了。”司机师傅终于说。“古城还在里头，被圈起来，车子不能进，你们得拿着行李走进去。”师傅又说。那被围住的、在里头出不来的、害怕被庸俗染污的古城，在眼前等着踏入，我们已经被警告别抱太大的期望，幸好，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对许多地方可以淡然处之的年纪，我们进城，放下包袱，走下城墙，观光者而非旅人在群聚拍照，我们也要走到一个地方去拍照，寻找一条河，和船，和一个女孩。
而那个苖人沈从文或者端坐在河边，那时，他还未对这世界失去信心，他还未心中狂喊“我搞的全错了”，他还是个理想的青壮男人。那时候，他也还是一个写情书的人，尚未崩坏，尚未绝志遗弃我们。
那时候那时候，我多么渴望看见那时候的沈从文。
那山
又去张家界。少年时首回听闻“张家界”三个字，隐隐觉得既古雅又老土。古雅，在于“界”字暗含古意，眼前仿佛出现一幅图画，荒野山头，一群人，几户人家，弯着腰，分头合力用树枝在土地四周圈了一圈，欲向人间宣示，圈内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地，外人别闯，从此，我们有了王国；而这个王国的住民都姓“张”。
老土，在于总觉得这些怪山异岳只适合上了年纪的人前往旅游，譬如我的爸妈，参加旅行团，一群中老年男女高高兴兴进山游历一番，下山后，吃吃野味，饮饮啤酒，打打麻将，已经没有其他娱乐。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去曼谷去百胜滩去巴黎去伦敦，这些地方才有刺激才是潮。
幸好少年日子很快过完，自己的当下年龄比我爸妈当年去张家界时还要大还要老，于是也才懂得怪山异岳背后的另类刺激另类潮，这样的潮和刺激，才久远才含蓄才是真正的值得细细回味。于是，又去了。
第一次来张家界是前年七月，因在长沙有讲座，顺道来一趟，搭三个小时多的长途巴士摇呀摇，本来深深后悔浪费时间，但当到达，抬头望见群山矗立、孤岭傲然，整个人被震住了，转为后悔没有早些前来，但也庆幸没有等到太老才来，否则，走不动了，会难过得坐在山下悲哭。
那回也去了沈从文的凤凰，感觉相若，听许多朋友说过这个古城愈来愈商业俗气得不可忍受，跟廿年前完全没法相比，而我觉得，来晚了总比更晚来好得多，它愈是走向俗艳，我们便应抢时间前来，赶在它前头，用眼睛和记忆把古意留住，否则廿年后必更不堪，必更懊恼。
去看中国的山水要趁早——对不起，又要套用张爱玲式语法了——来得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愈是好山好水，也愈要早早早，因为中国人对好山好水打的“发展”主意打得极大，我们有必要跟山水争分夺秒，多望它几眼，从悲观的角度想，也就等于看望它的“弥留”脸容。
所以我上回面对张家界的天门山，暗暗许愿，尽快带我家的大女孩来此看望，别让她跟我一样，晚了迟了，错过得愈来愈多。廿个月后的今天，我到了，大女孩到了，从山下到山上，我们用脚也乘车，兜兜转转，黄昏来了，我们心不甘情不愿地回程离去。那山，仍在，让她改天再陪别人前来。
山中教育
在张家界与袁家界的山与山之间兜转逛荡，雾浓云重，山岳在虚无之间隐现再隐去，其中两座山峰之间连结着一块五米厚的石板，形成了一道天然石桥，号称“天下第一桥”，远远望去，桥下都是云雾，因为无风，云锁雾定，不动如山，乍看误以为是一条沉静的河流，定睛细察达两分钟之久始能确定，不是的，那纯属心中幻影，空无一物，桥下什么都没有。真是好禅意。
桥下无物，山上却有，每走十来分钟路便见休息亭站，有小贩喊售玉米、肉串、葱饼等吃食，我们最爱的是小青瓜，五毛钱一根，新鲜，执起来张嘴就咬，希望没有农药残余吧，至少没经油炸，吃起来稍稍安心。
吃食摊档旁边又站着几个少女，身穿少数民族服装陪伴游客拍照，十元一张。那是土家族，但不知道真假。
我对大女孩解释道，土家族是中国排行第七（按人口）的民族，老大当然是汉族，然后是壮族（旧称僮族），再来是满族、回族、苗族、维吾尔族，再下来，便轮到这些曾被唤作“土人”或“土民”的土家子女了。
到内地旅游总是“国民教育”的大好时机，好的不好的，都在眼前，都在嘴边，现场开讲总较印象深刻；在学校课本里学到的所谓知识，只为考试，唯有亲眼见亲耳闻，始可入骨入肉。
于是也顺带向大女孩说说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各处乡村各处例，即使同一个族群在不同的地区亦有不同的习惯，譬如在云南中西部祥云县居住的苗族，有“半夜搬家”的怪癖，即使已经搬到城市，已经汉化，若要搬迁，白天搬走了九成家具，仍然坚持留下一成到半夜里才来取走。据说他们先祖屡受汉人地主压迫，欠了一屁股债，需于半夜逃债，却遭地主抓到，活生生打死，后代子孙为了铭记家仇族恨，保留了半夜搬家的传统习俗，别人来问原委或许说不上来，但传统这码子事儿一旦成为仪式，不必再问理由了，照做便是，在行动实践之际隐隐觉得跟前辈有所牵连，人便不会感到那么孤绝凄凉。
苗族以外，还有居住于高山上的景颇族，喜欢以实物代替书信，送辣椒代表爱情，送石头表示怨恨，送牛肉表示哀伤，尽在不言中却又意在实实在在的手信之间……“好了好了，”大女孩的母亲阻止了，“我们来旅游，不是上课。”
只好闭嘴。否则我怕她们忍不住把我推到山下，我买了不轻的保险。
告别刽子手
香港有直飞张家界的航班，可惜时间没凑上，唯有先飞长沙，再搭长途巴士四小时，座椅破旧，微飘霉臭，甚至有乘客违反规则吞云吐雾，我回头狠瞪他一眼，当发现是一位彪形北方大汉，立即把脸转回来，并且提醒大女孩，别理他，以免挨揍。
大女孩却早已沉沉睡去。早上九点的航班，六点半便须起床，必然爱困。好不容易，摇摇晃晃，到达长沙，下车后理所当然地被的士司机包围，其中有不少是女子，豪迈粗犷，湖南妹子的典型样式。我们选择了一位男司机，女的开价车资两百，男的只收一百五十，纯粹经济计算，跟性别歧视无关。上车后，身边的人用广东话唠叨碎念：“旅游指南明明说只需一百元，我们吃亏了。”我劝解道：“没关系了，多付五十元，赶快脱身，总比被司机们围困好得多。”那感觉像遭群蚁纠缠，非常难受。
出租车内照例放置着小小的毛半身塑像，像神主牌，让我联想到在欧洲搭的士经常看见圣母像或十字架，神灵何辜，不知道是否仍能赐以宽恕微笑。对了，伊拉克昔日亦是每辆车内都摆放着小小的侯赛因塑像，暴君倒台后，不知是什么样的一种微妙心态，据闻仍有司机把塑像留着，希望只是为了反讽，我在德国倒未见过公然悬挂希特勒肖像，各地民情各处风，看看笑笑，亦有悲凉。
幸好那位的士司机颇有喜感，一边开车，一边突然用湖南口音的广东话说：“唔紧要啦，唔系好贵，冇问题啦！”原来他曾在广州做了九年武警，学了不少广东话。那年头，他的其中一项主要工作是枪毙死囚，每周至少一次，枪下亡魂，累积计算起来便曾杀了几百人。“很简单的，法医会在死囚背上画出一个小圈圈，我用枪口贴紧它，扳机，轰一声，便解决了，然后会有另一个人再对倒地的死囚多开两枪，确保他死翘翘，必死。”“担不担心……嗯……错杀好人？”我嗫嚅着问。“不会的！都是确认了的死囚！”司机斩钉截铁地回答。但不到两秒后，补充道：“就算有错……亦不是我错，只是法院判决的错。”
然后便沉默了。
他最终没把我们载到张家界。但并非因为心理纠结，而是中途坏车，他停下，替我们拦截另一辆的士。我们说再见，告别刽子手，告别那阵从他身上隐隐发出的阵阵阴风。
老师与老屎
到湖南长沙某书店做了一趟演讲，书店设计古雅，卖书，也卖茶和饭，桌子与桌子之间的距离比香港六星级酒店的咖啡店还宽敞数倍，空间终究是内地旅游的优势，只要不嫌弃有人在室内抽烟，找寻一个美好宁静的下午，仍是可以。
书店负责人亦很有意思，算是代表了一九八九年的年轻一代，学运上街头，口号喊得比谁都激烈，八九后没被分派工作，是轻微的秋后算账，唯有自求多福，透过亲戚关系到工厂劳动（连做工人亦要拉关系！）造砖，弯腰弓背，所有学问知识都被炉火烧融了。幸好其后做出了成绩，再做其他事业，发财了，开间书店，既是尽“文化责任”，亦是对于失去的“文化岁月”的心理补偿，而受益者是长沙的文艺青年，自是好事。
书店采取会馆形式经营，入会年费两百元人民币，但会获得同等价值的赠书，等于免费了，只不过希望顾客有commitment，付了钱，会比较认真对待这个空间；平常到来，再付二三十元茶点费便可闲坐半天打书钉，比去做脚底按摩更有益身心，可是我对店主开玩笑道，如果能够附设脚底按摩，边看书边按脚，才叫做美满，这里便变成“社会主义天堂”了。
我其实是个很易令人感到烦厌的演讲者，因为每到一个地方，总喜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像这回，来到舒适的书店会所，老毛病又犯了，忍不住对店主提了一个很扫兴的建议：这里太豪华了，不适宜看书，只适宜看电视。看书的环境必是愈窄愈乱愈能激发求知欲，而且你的客人以中年为多，故你应该重新装潢，把宽敞的空间区隔成多个小房间，每个房间只有一张小板凳和一支小桌灯，书本杂乱无章地丢弃于地，让顾客坐于凳上或地上，重温当年被困于学生宿舍的凄凉绝境，在绝境中渴求知识，用知识改变命运，这样的房间，取名“思苦房”，每小时收费一百元，保证来者众多。
店主很有风度，笑着说：“谢谢马老师指点，考虑，考虑。”
内地流行互唤“老师”，你是老师他也是老师，初听不太舒服，后来习惯了，无所谓了，甚且觉得这样才较“安全”。唤老师，总比唤“同志”来得顺耳吧？若唤先生小姐，又太见外，倒不如客客气气，彼此舒坦。
——唯一烦恼是我没法把“师”字念得标准。我都把别人唤成了“老屎”。
D.重庆来的男人
机上读禁书
下雨天出门最讨厌是航班延误起飞，红雨，坐在登机口一等就是个多钟头，望天打卦，唯有跟朋友互通短讯，相濡以沫，只因对方从深圳出发，跟我前赴同一个目的地，他也同样坐在机场，等；深圳也下雨，也没法起飞。
登机口倒是热闹成一片。几间店铺都挤满人，反正是等，内地游客们趁机购物，名牌非名牌，都买，“给我统统包起来！”之声此起彼落，人民币万岁，在港消费愈来愈便宜。
我也挤进书店打书钉。人好多，大都是男的，围站在书堆面前翻看“禁书”，什么《王立军事件真相》，什么《薄熙来下台内幕》，尽管大多只是翻炒报纸上的传言与网络上的讹说，却已够尽抢眼球。
广播了，终于，登机了，终于，起飞了。好不容易坐到位子上，四周偷瞄一下，八卦左邻右里在看什么，原来都在看书，“书香四溢”，真是盛世景象。哈，原来小小的飞机内小小的商务舱，十二个座位，连我在内坐了十一个男人，竟然有九个在读着刚买的“禁书”，目不转睛，聚精会神，脸容稍稍挂着焦灼，都在探究雾都重庆的血腥风雨。
另一个男人没在读书，而是看报，但看的亦是港报，大字标题踢爆洋男暴毙的黑金纠结。
两小时航程，雨中前往，机身摇摇晃晃，总算平安抵埗。下机时，我再次八卦偷瞄，有四五个人像偷运毒品般把“禁书”塞进随身行李，企图挟带进关；余下数人则把书丢弃于座，书封面上的王立军薄熙来，垃圾的人被弃置如垃圾，倒也应景。
中国啊中国，百年沧桑，千古兴亡，没有人是赢家，短短书页，见证了一切。
中国吃食策略
飞机到达成都已是下午四点，当地朋友来接，二话不说，直奔市区，吃四川火锅去也；但照例，大塞车，短短一段路塞了八十分钟，比北京状况好不了多少。
开车的小兄弟笑道，北京塞车，是因为车多，成都塞车，是因为开车的人都开得懒洋洋，慢吞吞，四川人嘛，“懒汉”多，爱享受，尽量把日子过得舒服。
成都人确是喜欢过好日子。喝茶，听戏，打麻将，路边各处都是享乐的馆子，门外门里都坐着一群光头的粗犷男子，抽烟，摆龙门阵，仿佛日日是好日——咦，奇怪，怎么这边的男子都流行把头发刮个精光，而且大多体型肥壮，害我根本认不出谁是谁，只能依凭高矮予以分辨。
既来之，则安之，让我也过过好日子吧。小兄弟把车开到“皇城老妈”，早已订了满桌的菜，让我们尝尝据说是非常地道的四川鸳鸯锅，我和深圳朋友一坐下，埋头大吃，更喝了几瓶“青岛原浆”啤酒，吃食完毕，摸一下肚皮，真想躺下就睡。真堕落。“青岛原浆”的酒瓶设计精致，用麻纸包起来，颇具日本风格，似高档的清酒；售价亦是高昂的，七十五元人民币一瓶，因是“严选”，保鲜期只有六天，要喝趁早。
火锅亦是好的，怪不得店旺人多。担不担心地沟油？我从不担心，因为我在内地吃食向来有个阿Q策略，坐下来，立即问问服务员或店主：“你们不会用地沟油吧？”
对方当然回答：“没有，没有，请放心。”
于是我便放心了。他们说没有，我便选择相信没有，吃了再说，一时三刻总死不掉的，只要把恶心的想象丢在旁边，便可吃得快快乐乐。行走中国，自得其法，遂也自得其乐。
谁被中国威胁了？
毒胶囊之后是毒奶酪，再来，是毒猪肉，之前当然还有毒菜毒汤毒油毒汽水，中国啊中国，几乎无一不毒了；毒海沉沦，伊于胡底，中国恐怕成为全世界最大规模最多人口的毒国了。过去数天，类似“毒闻”好像减少了见报率，是否因为情况有所改善？看看微博吧，别天真了。
微博早已有内地传媒工作者爆料，有关部门已经下达指令，停止“炒作”类似“毒闻”，以免影响民心，破坏国家形象，间接帮助了一小撮人对于中国盛世的恶毒攻击云云。原来又是掩耳盗铃，鸵鸟政策，眼不见为干净。中国啊中国，你真是百年不改，任你的GDP每年是保七保八抑或保十，都没用，因为中国民众根本享受不了几天好日子，保住了经济增长，却保不了百姓健康，这样的时代，赚了钱，有何用？
难怪口袋里稍有个钱的老百姓都急于疯狂消费，今天不花钱，明天没命活，消费才是王道，犹如抗日时期的沦陷区最是纸醉金迷，人在愈高风险的时势下，愈需要把自己弄至麻木不仁，否则，每天张开眼睛，怕这怕那，日子怎过？
更难怪口袋里有更多钱的老百姓都急于移民或强迫子女移民，走吧走吧，别在这样的国度里受尽折腾侮辱了，在此生活，即使保得了命亦保不了尊严，更何况，两者皆难保。有的，每个时代，在每种貌似疯狂的集体行为背后，其实都可以找到某种把人逼向疯狂的结构理由；疯狂背后是焦虑，焦虑背后呢，往往有着一条可悲可哀的困局穷巷。赶狗入穷巷，尚且发疯乱噬，何况是人？无路可退，只好人咬人。
六年前，中国知识界兴起一阵子关乎“中国威胁论”的大辩论，纷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断“妖魔化”中国，把中国视为对于西方霸权的最大威胁。我当时写了文章，提醒大家，“中国威胁论”确实存在，但受到中国威胁最大的其实并非洋鬼子而是中国人，因为生活于中国环境，从吃的菜到喝的水，从住的楼到坐的车，从言论到思想，从写作到行为，从做生意到搞政治，无一不受到扭曲的结构权力压制、欺凌、剥削、羞辱……“中国”二字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最大恐惧了，“中国”二字一直在威胁中国人，世上之悲，莫过于此。六年之后，吾思吾论，再次确认，我真的是先知啊。
重庆豌杂面
在“世界读书日”在重庆图书馆畅论书籍之出生与死亡，读者举手发问：“请你说说眼中的重庆味道。”一语双关，显然是想我谈谈对薄熙来王立军事件之看法。
不是不敢谈，而是不想谈。谈了便会陷入无休无止的辩论争议，我来此，只为谈读书。于是四两拨千斤，笑道：“重庆味道就是火锅味道，我从成都吃到重庆，现在全身上下都是麻辣味和地沟油的味道，不相信，你过来嗅一嗅。”
读者笑了。坐在台下的政府官员也笑了，原先绷紧着脸犹如大祸临头，做官，压力真大，怪不得曾经有人统计，在内地做官，官位愈高，健康愈差，日压夜压，左怕右怕，愁眉深锁，步步为营，不敢做自己，不敢说真话，自找苦吃，自欺欺人，可怜。
重庆的火锅好吃，但其实我最爱的还是那碗小小的“豌杂面”。到达重庆已是深夜，朋友领去路边吃消夜，看看那些黑麻麻的酱料，我肠胃不佳，不敢进食，只喝了一点酒，对方道：“没关系，留着肚子，明早带你去吃重庆最著名的豌杂面。”
翌晨一早便被他唤醒了，走两分钟路一间叫做“花市豌杂面”的小店，又是窄而脏的店面，却挤满了人，店内，路边，都有人蹲着吃面，我原先也不敢吃，但盛情难却，尝了一口，便停不下来了；吃完不辣的，再吃麻辣的，面爽，味浓，豌豆甘香，怪不得墙上贴满了报纸和电视台的推介新闻，还曾被市民票选为重庆十大必吃食物呢。
如果你去重庆，记得试试，民生路85号，这是火锅以外的另一种重庆味道。
吃完，走进市区，走进没有薄熙来没有王立军的重庆，抬头望天，天色果然特别清朗舒坦。
棒棒军
散步于嘉陵江边，瞩目颓垣败瓦，重庆楼房只要有卅年历史以上的，几乎全部拆的拆，围的围，半垮的半垮，扬尘处处，灰扑茫茫，即连商业区中心亦是如此，乍看还以为是六十七年前的鬼子大轰炸尚未结束或才刚开始。
怪不得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早被国人戏译为“拆那”。日本鬼子当年没法把你轰掉的，留下来让你自己动手拆走，拆个欢天喜地，以发展之名，拆走所有城市的所有记忆，然后再造出一堆又一堆新簇簇的仿古楼房，告诉世人，这才是值得你去观光玩耍的好去处。
上回到重庆只够时间到蒋毛谈判旧址匆忙走走，这回可以奢侈地在江边菜市场蹓跶两三小时，倒也写意；腿酸了，坐到一群“棒棒军”旁边歇歇，看他们抽烟，听他们摆龙门阵，尽管除了“格老子”以外完全听不懂半句，亦颇逍遥。“棒棒军”是“重庆三宝”之一，其余二者是美女和火锅。棒棒军也者，指的是市内挑夫，从早到晚在路边或站或坐或蹲，招揽途人花十元八块雇其代扛重物。重庆乃山城，路有斜坡，行走于市，大可找棒棒军代提手里重物，他们的揾食工具是一根粗粗的木棍或竹担，以及几条麻绳或尼龙绳，多重多大的东西，从行李箱到电冰箱，包搞掂，冇问题，如果一人不行便二人合作，在斜坡与斜坡之间嘿咻嘿咻地走来跑去，构成繁华城市里的苍凉小景。
四月艳阳天，棒棒军汗流浃背，旁观者或有不忍，但若想想这些从乡村流落城市的农民若没生意就要饿肚皮，便更不忍。不忍中国，中国不忍，在这国度生活，必须练就一颗同时懂得温柔和残酷的心。
重庆来的男人
从成都搭动车往重庆，需时两个钟头，一路平稳，免去了开车四小时之苦；唯一懊恼是挤上列车时被前后左右男人的身上臭熏得想死。
猜想这群男人至少四五天没洗澡了，或洗了澡但没换衣服，自己久而不闻其臭，跟他们擦身而过的陌生人则成为受害者。话时话，在香港闹市，愈来愈容易嗅闻到类似味道，内地游客带来了人民币也带来了各式气味，亦算是另一种形式的“交流”。
到达重庆，演完该演的讲，忙里偷闲，在市区闲逛了数小时。真喜欢speech或talk的汉译“演讲”，又演又讲，连演带讲，缺一不可。演是情，讲是文，情文并茂之谓也，一场精彩的演讲必须有情有文，缺了前者会枯燥，失去后者则空泛，唯有两者兼具始是出色的功课，我没法做到完美，但一直朝这方向前进，自问所得分数应该高于合格。
此回在此城，不管是演讲或聊天，自难避开薄熙来王立军的杀气话题，但内地朋友又十有九回没有直接道出他们的名字，而且说时还先用视线向四周扫射检查一遍，很明显是担心隔墙有耳，惹祸上身。
这便是“白色恐怖”了。这便是没法享受“免于恐惧的自由”了。可怜的中国人，受压久了，即使身边没有情报员，自己心中却有个情报局，左惊右怕，自我设防，做中国人，惨。
我难免联想到《哈利波特》里的佛地魔，小说里的孩子们都不敢直呼其名，只用“You-Know-Who”代之。恐惧起始于一个小小的名字，一个名字，就只一个名字，已经把你困住锁住，让你走不出去。
无论如何，那两天的谈话聚会都是有趣的，几乎听尽了所有可能的故事版本，碰见的每号人物，不管是教授或商人或司机或侍应生，好像都曾潜伏在薄熙来王立军的办公桌底下似的，偷听了所有秘密，知悉了所有细节，故能绘影绘声地为我解构“事件真相”。当我略表怀疑，反问一句“真的吗？”，他们必皱紧眉头，斩钉截铁地强调：“真的！真的这样！骗你，我是王八蛋！”
所以这一阵子，从重庆来的人必是全中国最有趣的人，他们有故事可说，十个重庆人，有十个关乎薄熙来事件的真相版本，选择信哪个或完全不信，随便你。
我又如何？我当然选择全部相信。“听故事千万别反驳”，老爸很早就有此提醒，我是好儿子，自当听从。
Part2 在机场里写作
A.小女孩，大女孩
占领墨尔本
从酒店出发步行，走了卅分钟才到达Treasury Gardens，本来大概只需十五分钟，但我照例迷路，应该左转时右转，应该右弯时左拐，白白多走了一倍路程已是常事，许多时候还迷了路，根本找不到目的地之方向，索性不找了，随遇而安，当时当刻唯有引用自己惯用的书扉题字以作自我安慰：“旅行是为了迷路，迷路是为了遇上美好。”
前往Treasury Gardens只是为了拍些照片，但不是拍花草树木而是拍人，拍下一些年轻激情的脸孔，拍下他们的理想与热切。他们，就是“占领墨尔本”的行动者，根据Occupy Melbourne网站所载，下午五点他们来此集合，进行Direct Action Training，呼吁大家支持参与，我便来了，而我的“直接行动”只是，用摄影机瞄准他们，按下快门，拍照。
只可惜拍不了几张照片，因为现场没有几个人。由于迷路。到达公园时已是五点十分，急步找寻人影，也竖起了耳朵倾听，心想，既是激情群体的直接行动训练，理应有昂扬的口号呐喊，凭声索路，肯定没错。岂料公园内宁静得很，十月好阳光，暖熏熏的，稀落的游人们或坐或躺于草坪，但大多都不阅读了，眼睛只顾盯着手里的iPad或手机屏幕，应是在看各式搞笑网页或视频，这是新时代的新游戏，文明好坏，恐怕要百年之后回看始可裁定。
所以我又在公园里迷路了。公园占地颇广，树多，阻挡视线，我在高树之间穿来插去，找了廿分钟，没结果，想放弃了，因为约好了大女孩见面吃饭，但正当寻路离开时，忽然看见一棵大树下坐着七八个年轻男子女子，草地上横躺着一些横额字牌，远远望去，年轻男女的脸容表情于轻松之余夹带激动，其中一人应是头领，站着发言，手舞足蹈，似是革命前夕。
好了，找到了，这就是了，这几位男子女子应该就是“占领墨尔本”的核心引擎了，对抗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制，从马克思百年之后往下传承，以不同的方式，由不同的群体，理想火种依然在燃在烧。最近一波全球占领运动难免让人联想到一九六八年的火红年代，但那年代，占领大学校园占领金融中心的年轻人纷纷独创另类生活，有人组成花童公社，在迷幻药和滥交和摇滚里过着集体生活；有人往南方去，在黑人族群和伊斯兰的滋养里寻找明天；不同的人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来跟资本主义决裂断裂。
如今呢，在全球，许许多多人在嘴巴上喊完“反对资本主义”，翌晨睡醒，依旧穿起西装、结起领带，拎着名牌公文包往跨国企业的大门里走，上班。大断裂，大决裂，成本愈来愈高，故，愈来愈难。
我们在思想上或许都是齐泽克的信徒，但在行动上，都跟随比尔·盖茨或乔布斯或华伦·巴菲特的脚步走去。革命成为一种美艺的姿势，爽，过瘾，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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