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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5 05: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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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严迪昌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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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词史

清词史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词史/严迪昌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中国断代专题文学史丛刊)

ISBN 978-7-02-015671-9

Ⅰ.①清…Ⅱ.①严…Ⅲ.①词(文学)—词曲史—中国—清代Ⅳ.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88188号

责任编辑 董岑仕

责任印制 徐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天津千鹤文化传播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66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8.75 插页2

印  数 1—4000

版  次 2011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671-9

定  价 5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绪论

作为中国古典抒情诗体之一种的词,以其波澜涟漪而又璀璨绚丽的流变历程,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无可置疑的重要地位。当人们目接这一丛丛霞飞彩流、动人心魂的诗国奇葩时,不能不为民族文化曾呈显过如此丰腴瑰美的景观深感骄傲自豪。

词自晚唐五代发展到两宋之际,出现过一个极为灿烂的黄金时期。接着基于时代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种种历史原因,加之视词为“小道”、为“艳科”的观念的羁缚,一度日渐趋于衰落。

继元明两代词风趋入委靡势态之后,清词复振颓起衰,艳称“中兴”。似可借取顾炎武的一句诗谓“老树春深更著花”,词在历经七八百年走成了个马鞍形的行程时,一代清词以其流派纷呈、风格竞出的空前盛况,终于为这抒情文体的发展史谱就了辉煌丰硕的殿末之卷。

历经战乱和水火虫蠹之灾,清人词集已亡佚不少,但即使如此,今存清词数量之浩繁,仍是超越前代多多。仅就编纂《全清词》时汇辑情况而言,清初顺治、康熙之卷即得词5万馀首,词人数逾2100。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一代清词总量将超出20万首以上,词人也多至1万之数。如斯蔚然壮观,确是令人兴奋。诚然,数量不足以能说明一切问题,但是应该承认,数量本身往往正是某种事物是否昌盛繁荣的一个标志。

清词的堪称辉煌丰硕,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广阔而丰富地表现了清朝260馀年间社会现实的诸种播迁,特别是它艺术地透现着这特定时代的人间百态在各个层次上的知识分子心头所激起的哀乐与悸动。这原是一个世道多变的时代。举凡明清易代之初山崩海裂般的震颤,“科场案”、“通海案”、“奏销案”等等诡谲不测的政坛风云触发起的旧巢既覆、新枝难栖的悲慨与惶惑,“三藩”乱定后号称康、乾“盛世”与“十全王朝”时期文网高张,才人志士们的抑郁寂寥、惊恐莫名,嘉、道以还外侮频仍、烽火遍地以及“宗庙”倾圮的愤怒、凄怨、彷徨、惊悚……无不在词人们笔底有着多侧面的深沉的抒述。词在清代,已用其实在的、充分发达的抒情功能表征着这一文体早就不再是“倚声”之小道,不只是浅斟低唱、雕红刻翠徒供清娱的“艳科”了。所以,清人之词,已在整体意义上发展成为与“诗”完全并立的抒情之体,任何“诗庄词媚”一类“别体”说均被实践所辩正。词的可庄可媚、亦庄亦媚,恰好表现出了其卓特多样的抒情功能。

这应该是清词“中兴”说的一个主要方面的认辨和论定。因而也是笔者梳理清词发展史实的主要着眼点。

词原是与音乐艺术血肉关联的歌韵文学之一种,如同它的姊妹文体“诗”和“曲”一样,其始乃是更多地诉诸听觉美感以扣人心弦的。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生活的演进,人的抒情要求愈趋丰富强烈,审美情趣也不断发生嬗变,而倚声谱曲的复杂的技术性问题更是多有因革变易,于是,词逐渐与“乐”相游离,审美感官也就由听觉为主转向为以视觉接受为主。由此,词的抒情功能愈益增强,抒情主体的特性也逐益显明,作为广义的抒情诗的一体的独立性完全确定了。

词的这一与“乐”相离合的流变过程,几乎是中国古代韵文学范畴各体裁所通同经历的。但是,词又有其独到之处。这独到处就是:当词与音乐虽已相脱离,不需也不必付之弦管丝竹时,可它从声乐音韵的附丽之壳中已植入了不可移易的众多的格律基因。具体地说,即它的长短参差的形态结构仍内涵有声韵的相当严格的规定性。所以,词必须按谱而填。词而有牌,正是这规范性的标记。从这一点看,词较之“近体诗”的音韵制约因素多得多。然而,词的与生俱来的长短句式,则又更接近“古体诗”的可以不限于五言和七言,于是,它比“近体诗”就显得更多些自由和弹性。这种自由和弹性恰恰能使抒情性得到极大的满足。词的抒情容量,也即它的情意的可容性空间被充分扩大,无疑是抒情手段的一次重大的可喜的进步。这就是词之所以能成为足可补增“诗”的抒情功能而同时并存的某种优越性。正因如此,所以,声韵的制约性在高明的作家笔下固然没有成为羁绊,反倒被恰到好处地运用并发挥着它的音韵声调之美;抒情的弹性空间则又更利便于心绪的抽发、回转、折叠。这样,词不仅获得了自《诗》、《骚》、乐府以至五七言古近体同样的抒情功能,而且还奇妙地构成了它独具的或旖旎绵密、缱绻回环,或激越飞扬、奔泻跳宕的更适宜于歌哭悲欢之情绪波段的特性。

粗略概述一下词体流变及其抒情性能的兴替问题,意在更切近实际地辨认词的本体特点,从而确认它的抒情性。笔者以为,倘若离开了这个基点,一部词的发展史的总体框架和演化进程无法清晰辨认,至于历来争执辩难不休的诸如“诗馀”、“倚声乃小道”之类论题也是不可能给予正本清源的辨析的。

是的,只有毫不游移地确认词之为体的抒情特性,方能游刃以解词的历经唐宋元明以至于有清一代这千馀年间兴盛消竭、起衰振颓的种种肯綮症结。事实是,词的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明而又重振于清,究其大要恰好是词的抒情功能起落消长的同步历程。至于清词之“中兴”而复趋衰势,同样是抒情性能的是否被充分发展与否的问题。到晚近则又关涉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审美习惯的变迁,特别还有语言运用方面的巨大变化等原因,辨认问题的参照系就更多了,这将是讨论封建时代的文学怎样蜕变革新为民主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的命题范畴,已不是本书所承担的任务。

如上所述,当我们确认了词是抒情诗之一种时,就不难理解何以这样一种格律声韵以至章句格式等方面都已严格定型的文体,竟能重又衰而复盛于清代,并呈现出异彩缤纷的蔚为大观的局面这个历史现象。同时也才可能不囿于旧时陈说,而较准确地体认清词固有的面貌,即既有继承发扬唐宋词的珍贵传统一面,又有其新的发展和扬弃的一面。

本来,流变是一切事物得以发展的活力所在,反之,一味因循沿袭只能导致衰竭凝滞,进而必也失去其保持传统、继承前贤的积极意义。

所以,清词的“中兴”,按其实质乃是词的抒情功能的再次得到充分发挥的一次复兴,是词重又获得生气活力的一次新繁荣。“中兴”不是消极的程式的恢复,不是沿原有轨迹或渠道的回归。因而,简单化地以宋词作为绳衡标尺来论评清词,显然不是一种可取的科学的态度。“清词”只能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的指称,它是那个特定时空中运动着的一种抒情文体。这也就是本书力图始终贯彻的一个观念,并努力以此为出发点来认识清代词史的演变过程以及论定流派和作家的成就得失。

文学流派的繁荣纷争,每每是一代文学或某一文体兴隆旺盛的鲜明标志。因为,只有当某一文体自身发展到相当成熟阶段,有着足资借鉴的艺术积累可供作家们据以各自主客观条件而加以选择、汲取、承继、创变、更新的前提下,方始可能涌现实体性的流派。而一个流派的形成,必须首先得拥有一面旗帜,即领袖式的足以能凝聚团结起同辈和后进的有权威性的大作家,在他周围形成一个可观的有影响的作家群体。他们在艺术情趣、审美倾向以至理论主张上应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追求,这种追求和实践又总是集中反映在他们编纂的总集和选本之中。在词的发展史上还不曾有过如清代词所表现出来的如此鲜明、如此成熟以及有着很强自觉意识的众多流派和群体。众多的各自坚持着艺术审美追求的流派和群体的存在,其本身就表明这是个词的风格繁富的振兴时代。值得提起注意的是,清代词派和群体非常突出地具有地域性和家族血缘关系的特点。这种带有强烈的历史文化和地理文化色彩的特性,愈益让人们看到了社会发展造成的大文化背景与文学事业的密切契合的内在联系。

因为清词流派变迁的走向是与一代清词盛衰起伏的演化历程适相同步,所以本书的总体框架是:以词风流变为主脉,以词派消长和各时期重大词创作活动及群体实践为骨干,从而经纬以大家、名家创作成就的论评。评估则以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两个方面探觅其“因”和“变”的沿革流向为重点。凡“史”都不应该也不可能跳脱历史时代的顺序,时势人心则总是直接间接地影响或支配着文学风气的演变,清词风气与时势人心这二者之间的感应同样契合如符。但词的历史毕竟不是社会政治史,所以词史不可能全同于历史书的分期。特别是如嘉庆、道光时期的词风的流变,套用“近代史”的习惯分期法会显得不切实际。故本书在某些章节中将以流派和群体的活动来分章布节,个别作家的编列位置与时序略有交错。

考虑到文学史或文体史不宜于考证辨析,所以本书中有相当一批词人的生卒行年,虽系笔者爬梳史料所得,然一般不作考辨性展开,拟另著专稿辑述。

词史又应区别于词学史和词论史,故凡与词人创作实践无涉,与流派演化没直接关联的词论词话著作,不予专章专节论列。至于密切有关于词风流派的变迁的理论文字,则择其珍贵而足以说明问题的述评之。重要词人的词学主张当然不该剪略的。“名家”之认定,从来多有出于偏嗜者。本书在论评时不尽从同前人之说。而往昔多被轻忽的位卑名微而词艺卓有可取的词人,理当公允地承认其应有的位置。25年前有老辈学者专撰《表微》一文,“史”的承担表微义务似是责无旁贷事,此或能得到专家和读者明鉴的。“史”的覆盖面应力求宽广,明珠淹没则是著史人尤不得推辞其咎的失职。然而清词研究尚处于筚路蓝缕之际,一部总集亦尚未编就,故笔者心常有馀而力实不足,粗疏脱漏以至谬误不经处定多不免,敬祈各方赐教厘正,以期他日得以渐臻完善,则深有幸焉。第一编 清初词坛与词风的多元嬗变

十七世纪中叶,遍体疮痍的中华大地正旋转起急骤的大风暴。肉林酒池的淫糜与饿殍哀鸿的惨苦相激而成的严酷的矛盾冲突,终于演化为烽火遍地的殊死对抗。一场空前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其雷霆万钧之势,裹结着胼手胝足的劳苦民众的血泪仇恨,摧枯拉朽地击向颟顸腐败的封建政权。早就陷于泥淖绝境的朱明王朝已是无法避免其覆亡的命运。崇祯十七年(1644)农历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大顺农民军由彰义门攻入北京,次日,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立国276年的朱姓王朝至此社稷崩析倾垮。此即史称“甲申之变”。

历史的行程眼看似要拓展开一条新的车辙,而君临着我们这伟大民族生息繁衍的广袤土地上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本也应该终结了的。然而,由于农民革命自身无力克服的致命弱点,更由于封建统治势力的根深蒂固和负隅顽抗,加之当时犬牙交错、扑朔迷离的政治军事态势,历史车轮令人悚怵地骤然逆转,李自成大顺政权功亏一篑,酿成了中华历史上汉族封建统治又一次被关外民族的封建奴隶主集团所取代的事实。于是,尖锐的阶级矛盾又渗透进残酷的民族冲突,华夏之邦将经历新的漫长的痛楚阶段。

闯王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大顺政权在北京为时仅一个半月。甲申五月初三日,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率师入占北京,是为顺治元年,从此一个以满族贵族集团为主体的新的封建王朝开始全面统治中国。

尽管在清师入关并定都于北京之始,中原和江南各地义师纷起、浴血抗战,但面对锐气正盛、骠悍善战的八旗铁骑终究难以持久。何况民力早竭,民生厌战,大局已是无可挽转。至于故明宗室的企图恢复宗庙,如福王朱由崧、鲁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键等先后于南京、绍兴、福州或称帝或监国,并得到前朝旧臣特别是忠烈之士的扶翼襄赞,可是朱姓贵族们百数十年来朽腐入骨的荒嬉昏庸本质,以及唯知权奸谋私,惯于党同伐异的以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为代表的大吏们的倒行逆施,命定了这些苟延偏安的小朝廷的无所作为,不堪一击。朱由崧、朱以海、朱聿键三个政权均只能维持一年,相继于乙酉(1645)、丙戌(1646)败亡。至于朱聿键之弟聿的称帝广州,更是不到四十天即告覆灭。只有明神宗朱翊钧的另一孙子桂王朱由榔的永历政权,在瞿式耜、何腾蛟、堵胤锡以及远在东南沿海的郑成功的辅助和奉朔下,更由于取得“大顺”和“大西”两支农民军馀部的支撑,算是对抗于两广或西南达十五六年之久。然而僻处边隅,既难以问鼎中原,更经不起已有着大半个中国的物力辎重为后援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武装的杀伐,也终于在外有强敌、内里争斗的势态下丧亡殆尽,永历帝亡命入缅甸而被执毕命。

东南义师的激烈反抗与西南南明政权的勉力撑拒,对入主中华的满族新王朝的巩固统治无疑是严重威胁。于是,清廷必须采取严厉惨酷的各种手段以配合军事行动原也是可以想见的题中之义。这种霸道多于王道的威劫汉族士民的各种镇压措施,在大江东南尤为严酷。除了薙发令下达时的屠戮以及涉及南北的反诗案外,顺治十四年(1657)南北两闱的“科场案”重点打击在江南。顺治十八年(1661)的“奏销案”(又称逋粮案)集中惩治的则更是江东苏、松、常、镇这四个府郡的士子,此外还有金坛等地的所谓“通海案”大狱等。历经顺治一朝18个年头及至于康熙初期,风波迭起,杀戒大开,只是到了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鸿辞”之科的诏举,也就是“三藩之乱”平定在即,清廷始恩威刚柔相兼以施而较多地以“王道”笼络人心。

面对家国破败、山河失色的现实,目击悲壮殉难、凄厉案狱的血泪,身临战乱频仍、水深火热的境地,特别是仕途经济的幻梦的破灭、传统相承的宗法的断裂所导致的旧巢已倾、新枝难栖的进退失据的际遇,在广大汉族人民以及各个阶层的士子心头激荡起种种苦涩辛酸。悲慨、郁怒、凄怆、哀怨、迷茫、怅惶,一股股似风似雨地袭击、紧裹着人们的心灵,而最为敏感的知识阶层则尤其在俯仰今昔之际感慨良多。这是一个心灵颤栗、惊悸徬徨的年代。

言为心声,不平则鸣,这是必然的,也是有历史传统的。伴随着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抒情达意的诗文之作的发生剧变是可以预料的。

然而,满族统治集团原是个汉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的贵族集团,入关前特别是入关初起用了大批汉族官吏,因而在钳制舆论、谨防异端的逆反有足够丰富的经验。他们在四出侦讯遗民行迹的同时,始终警惕着诗文结社之举和注视着文字的反叛痕迹。顺治初的“反诗案”以及严旨禁止社集活动都充分表明了这一事实。诗文,特别是诗所构成的文字狱,历来就多,血的现实和令人心怵的史实,使诗人文士们愈益谨慎从事。

但是,歌哭唱叹之窗又怎能紧闭双扉,心绪情波务需有能抽发流荡之时。于是,从来被人们视为“小道末技”的词却正好在清廷统治集团尚未及关注之际应运而起,雕红琢翠、软柔温馨的习传观念恰恰成为一种掩体,词在清初被广泛地充分地作为吟写心声的抒情诗之一体而日趋繁荣了。这当然并不是说除词之外的诗文等抒情体裁在清初没有得到新的形态的发展,此处强调词的复苏背景,是为指认其何以能“中兴”的一种契机。是的,是历史赐予的契机。有此契机,历来为文人雅士们视作“小道”的“诗之馀事”的词始得奇迹般地蔚为大观,特别是在经历过元明二代的衰竭时期之后复振而呈现雄肆多姿的景观了。《历代词话》卷十引述过《词统序略》这样一段话:

观唐以后诗之腐涩,反不如词之清新,使人怡然适性。是不独天资之高下,学力之浅深各殊,要亦气运、人心有日新而不能已者。故诗至馀而诗亡,诗至于馀而诗复存也。

如果撇开此文中关于诗与词的在某一年代里比较高下这层意思不论,那么,“要亦气运、人心有日新而不能已者”以及关于“诗馀”之“馀”的雄辩之说,倒是颇可印证词在清代初期的发展轨迹。历史的意外契机促动兴隆起来的清初词诚是“诗至于馀而诗复存”的特异现象,又确是“气运、人心有日新而不能已”的产物。所以,清词的复盛于清初,其复盛也即创变,无创变是不可能“中兴”的。这创变,说到底正是“气运、人心有日新”的要求。

但是,气运、人心与文风诗风词风的相互关联的因变,又绝不是三者同步的,特别是文学风气的新变有着其自身规律的约制,从来表现出渐趋变异而不会突变于朝夕之间。因而清初词的振颓起衰有一个多元并存的不断摩荡不断蜕变的历程,其“中兴”格局始终处在不停的运动形态中。揭其轮廓,大抵经由“云间”词风的消长、“阳羡”词派的崛起和“浙西”词派的张扬这样一个过程,而且伴随着政界风云和大有力者的好尚的播迁,或北而南、或南移北,词坛中心几经浮沉,始构成清词风神自具的面目。总之,这里凝聚着数十年词坛群彦的沥血心魂,是各派各家词人尽其毕生躬自实践的结果。

本编各章就是意在努力勾勒出清初期词的“中兴”的演变进程,以探寻其大致符合客观存在于词的历史上的这一段轨迹,从而论定各家各派词人所作出的努力和不可磨灭的功绩。第一章 云间词派及其馀韵流响

探寻清初词风嬗变的脉络,特别是研讨清初期词是怎样承沿明末词坛风气并进而发生转化的等问题时,不能不对以陈子龙为宗师的云间词派作一回顾和考察,也不能不充分地认识到云间词风自明末以来直至顺治一朝的巨大影响。第一节 云间词派概述

云间,即今上海市松江县的古称。清置华亭、娄县二邑,并隶松江府,属江苏。以陈子龙、宋征璧、宋征舆兄弟以及李雯等为领袖的云间词人不尽松江一县籍贯,尚有青浦、奉贤等县,唯均属当时松江府治。

对于云间词派,清代词论家多有评骘,对陈子龙《湘真阁词》尤为推崇。较早的如邹祗谟、王士禛合编的《倚声初集》的评论云:

词至云间《幽兰》《湘真》诸集,言内意外,已无遗议,所谓华亭肠断,宋玉魂销,称诸妙合,谓欲专诣。所微短者,长篇不足耳。北宋名家,大率如是。正如嘉州、右丞不能为工部之五七排体,自足名家。

又如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水村琴趣序》说:

琴趣者取诸涪翁词集名也。夫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至于崇祯之末,始具其体。

邹、王之评着眼在词旨意蕴,朱氏则偏重在体格音韵的合于谱调。而沈雄《古今词话》又是从情韵风格上予以赞称:

有赞大樽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传称河南亮节,作字不胜绮罗;广平铁心,梅赋偏工清艳,吾于大樽益信。

后来影响最大的要推谭献《复堂日记》中的论断:

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第一,《饮水》次之……蒋京少选《瑶华集》,兼及“云间三子”。周稚圭有言:成容若,欧晏之流,未足以当李重光。然则重光后身唯卧子足以当之……词自南宋之季几成绝响。元之张仲举,稍存比兴。明则卧子直接唐人,为天才。

谭献援引为据的周稚圭,名之琦,号退庵,河南祥符人,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词人,有《心日斋词》多种。周氏词宗南唐北宋,心摹手追则实际只是元人张翥(仲举)的风格。周稚圭词学指归是折衷浙派而接近常州词学观,谭氏借以引申己见是不奇怪的。问题在于谭献等论词,动辄横亘“唐人”、“宋辙”于胸间,而且好言“比兴”寄托,每不顾“气运、人心”的推移,所以很难揭示具体作家或流派的艺术个性。这可以说是前人论词通同习见的弊病。然而,复堂所作论定几乎成为近今词学界的圭臬,“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的断语就屡见不鲜。事实上,指出云间词派与近三百年来词风演变的关系是必要的,认定陈子龙开清词“中兴之盛”则不甚吻合史实。

陈子龙,字卧子,一字人中,明亡后一度改名,自号大樽。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明季几社领袖,与夏允彝齐名。他是崇祯十年(1637)的进士,初任浙江绍兴推官,擢升兵科给事中。“甲申”变后曾事福王于南京,为权奸马士英辈所嫉乞归。南都弘光政权沦亡,他奋起抗清。顺治四年(1647)于太湖地区事败被缚,不屈而投水殉难。其所作词今存见于《幽兰草》中为一卷,又《棣萼香词》(又名《倡和诗馀》)存其《湘真阁存稿》一卷。通常所见的他的弟子王沄辑存于《焚馀草》中的词仅是上述两个集子的部分作品和集外零篇,后来乾、嘉年间王昶所编《陈忠裕公全集》中所收长短句即王沄所辑部分。《幽兰草》及《棣萼轩倡和诗馀》因清初文网酷密、禁忌森严,极少流传。

陈子龙和他的云间词友们是在明中叶以来词学宗风倾坠的情况下求觅“词统”,以廓清迷雾的。他们所标举的是南唐、北宋之旨意。对此,陈氏和宋征璧兄弟均有明确的辩说。先看陈子龙在《幽兰草词序》中所说:

晚唐语多俊巧而意鲜深至,比之于诗,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淡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词,兹无论已。明兴以来,才人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有惭宋辙。其最著者为青田、新都、娄江。然诚意音体俱合,实无惊魂动魄之处;用修以学问为巧,便如明眸玉屑、纤眉积黛,只为累耳。元美取境,似酌苏柳间,然如凤凰桥下语,未免时坠吴歌。此非才之不逮也,巨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且南北九宫既盛,而绮袖红牙不复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鲜工也。

这是云间词派具有纲领性的一篇词学论文,也是词学理论史上很可珍贵的文献之一。陈子龙作此文时明王朝尚未沦亡。他主张词应“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追求纯情自然的“高浑”之格,以此他推尊李璟、李煜父子和周邦彦、李清照为词的“最盛”期之典范,这些无疑是卓有识见之论。他对明词之所以凋敝的分析,对刘基(青田、诚意)、杨慎(新都、用修)、王世贞(娄江、元美)等明前中期代表作家的评估也都要言不繁、深中肯綮。所以,陈子龙等高自位置以挽颓势,他们的廓清之功是应肯定的。

然而,这篇词论也明显地存在别一种倾向的问题。概言之是:主张“天机偶发,元音自成”,却忽视此“机”此“音”与时代社会播迁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无视“天机”、“元音”的所从由来,不能不导致天赋决定说,也为仅以前代楷模为范本,只求形态体势而失却其精神的模拟之风授口藉。后来王士禛等的拟作《漱玉词》和次韵《湘真阁》之作的习气,可以佐证。试想推赏李煜,岂能不探究其最为世人感动的情思的由来?李清照前期词作固是天机元音,靖康乱后诸篇什又何尝不是“境由情生”?文中“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八字,以及宋征璧作于顺治七年(1650)的《倡和诗馀序》所说“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云云,都集中表现了他们追觅的情与意的“元音”、“天机”的局限性。造成这种局限性的关键是他们追寻的“词统”未越过雅正婉妍之旨的范畴,这样,所说的“天机”、“元音”也就势必有人为的规定性和选择性,狭隘和局限必然发生。

这种局限性的发生又与陈子龙等视词为绮语艳科,是“文史之暇,流连声酒”的才士伎俩的传统观念有关。《幽兰草词序》后半部分就说道:“吾友李子、宋子,当今文章之雄也。又以妙有才情,性通宫徵,时屈其班、张宏博之姿,枚、苏大雅之致,作为小词,以当博弈。”词为“小道”之观念于此显然见出。

陈子龙于文于诗原系“七子”一派化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之论已说得很清楚。所以,他有“独斯小道,有惭宋辙”以及诸如“直接唐人”的见解是必然的。在他看来,词从颓绪中摆脱出来,也就是无惭于“宋辙”,说到底是要回归于古。这种回归式的“直接唐人”、无惭“宋辙”的倾向,在词史上也是常见不鲜的。

其实,一代词风的创变不可能从对前代成就的认归中得以实现的。任何一种文体的创作实践,如果仅是从前贤的艺术积累中讨生活,一味以前代楷模为程式去追逐,其成就不能不受到限制,更无论实现“中兴”。文学艺术的生命力来于创造性、独异性,也就是源自抒情主体性的充分发展。而任何抒情主体又都有其特定的时空的规范,这就是特定的历史性。一切艺术上有独到造诣的大作家无不与他们所处的现实有机地契合着。云间词派的领袖们与文学史上不少诗人作家一样,恰恰在这一点上理解偏颇。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即将面对的现实,与李煜、李清照所经历的极为相类似,历史又一次地将人们置于天翻地覆、陵谷变迁的悲壮境地。可是,云间词人或者如陈子龙那样未能来得及运用词尽情表现剧变时期的心态,或者如李雯、宋征舆等那样栖身新朝,忙于仕进,已无心于斯道,即使有所吟写,也更不易摆脱“流连声酒”的习气。这从李雯的《蓼斋词》和宋氏兄弟的《三秋词》、《海闾香词》等集子中是足可考见的。

理论来之于实践。尽管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在文学史、文论史上并不偶见,而且是实践往往跟不上理论主张。但检验一派一家的艺术功过时,更重要的毕竟还是主要考察其创作实践。《幽兰草》是陈子龙在明亡以前的作品,共五十五首。词的妍丽婉委风格倾向是鲜明的。词题大抵不出“春雨”、“春风”、“春晓”、“春”或“画眉”、“游丝”、“杨花”以至“闺怨”、“美人”等。这当然不等于全属情意绮靡纤仄之作,其中有颇具寄托的,如《菩萨蛮·春雨》:

廉纤暗锁金塘曲,声声滴碎平芜绿。无语欲摧红,断肠芳草中。 几分消梦影,数点胭脂冷。何处望春归?空林莺暮啼。

又如《浣溪沙》的咏杨花:百尺章台撩乱吹,重重帘幕弄春晖。怜他飘泊怨他飞。淡日滚残花影下,软风轻送玉楼西。天涯心事少人知。

一种哀怨惆怅的情思很浓重地流转在这些词的章句间,“空林莺暮啼”和“天涯心事少人知”的感受和心境不能说与家国日危之虑无涉,所以不应草率地认为乃通常习见的情爱文字。值得一读的还有《虞美人·镜》这样的咏物词:

碧阑囊锦妆台晓,冷冷相对老。剪来方尺小清波,容得许多憔悴、暗消磨。 海棠一夜轻红倦,何事教重见。数行珠泪倩他流,莫道无情物也替人愁。

词中无疑寄有一定的身世际遇的感慨。后来陈维崧也写有《虞美人·咏镜》词,下片云:“翠鸾莫道心如铁,春笋曾提挈。红尘涴处奈他何?我亦受人怜惜、为人磨。”陈维崧早年受诗业于卧子之门,从两词意蕴上相承继处可以参证陈子龙这类作品诚是别有怀抱而借物以抒情的。但是,对《幽兰草》、《棣萼香词》等所能具有的内涵情愫只能如此评析,任何过分夸大并不有助于陈子龙廓清明词淫哇之风的功绩的论定。如前所说,倘若天假以年,完全可能预期他会将云间词风推向一个新的境界的。这从下引两首据王沄《续年谱》说系“先生绝笔”的词的情貌可以看到已在发生的变异。先看《唐多令·寒食。时闻先朝陵寝,有不忍言者》:

碧草带芳林,寒塘涨水深。五更风雨断遥岑。雨下飞花花上泪,吹不去,两难禁。 双缕绣盘金,平沙油壁侵。宫人斜外柳阴阴。回首西陵松柏路,肠断也,结同心。

另一首是《二郎神·清明感旧》:

韶光有几?催遍莺歌燕舞。酝酿一番春,秾李夭桃娇妒。东君无主。多少红颜天上落,总添了数抔黄土。最恨是年年芳草,不管江山如许。 何处?当年此日,柳堤花墅。内家妆,搴帷生一笑,驰宝马汉家陵墓。玉雁金鱼谁借问?空令我伤今吊古。叹绣岭宫前,野老吞声,漫天风雨。

较之国变前的词,这些作品凄怨激楚之韵固已大异婉妍柔绵格调,而主人公的情貌也显豁得多,并非全隐蔽于比兴物象之后了。赋的手法的辅翼比兴,词风正渐见变异。惜乎广陵散绝,云间一脉经时代陶铸而成就的真正宗风,从此后继乏人矣。

云间词风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心态的剧变而随之发生的变易,还可以从夏完淳的作品中得到印证。

夏完淳(1631—1647),原名复,乳名端哥,字存古,别号小隐,又号灵首、灵胥。松江府华亭县人,夏允彝之子,嘉善钱栴的女婿。这是一位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早熟天才。他是陈子龙的弟子,甲申之后,夏完淳和陈、钱歃血为盟,誓死抗清。监国于绍兴的鲁王遥授完淳为中书舍人。后事败被逮,死难于南京,年仅十七。夏完淳今存词41首,事变前所作不外“晓月重楼人未归”、“东风轻薄误多情”一类冶游香艳而已。在他短暂的生命的最后两三个年头里,国难家仇,悲愤填膺,笔下虽悱恻之韵仍多,但沉郁凄清之气勃发了。如《一剪梅·咏柳》:

无限伤心夕照中。故国凄凉,剩粉馀红。金沟御水自西东。昨岁陈宫,今岁隋宫。 往事思量一晌空。飞絮无情,依旧烟笼。长条短叶翠濛濛。才过西风,又过东风。

陈子龙等推尊的南唐后主李煜的词格,不意在这位英才少年的词中得以重现。又有《满江红》:

无限伤心,吊亡国、云山故道。蓦蓦地,杜鹃啼罢,棠梨开早。愁随花絮飞来也,四山锁尽愁难扫。叹年年春色倍还人,谁年少? 梨花雪,丝风晓。柳枝雨,笼烟袅。禁三千白发,镜华虚照。锦袖朱颜人似玉,也应同向金樽老。想当时罗绮少年场,生春草。

邹祗谟等曾说云间词人“所微短者,长篇不足耳”,此乃学南唐、西蜀(“花间”一派)词常有之通病,气势难足、笔力欠健的缘故。夏完淳的《满江红》有不尽协律的生硬处,可是,此中正透露着“境由情生,辞随意启”的真谛的端倪,“气运、人心”推促着词境词心顺乎其理地发生变异。凡有历史使命感而不纯以文字为消闲物的作家,大抵都不能不为之而创变。然而,志士才人,运命乖蹇,夏完淳仅迟数月而与陈子龙同年毕命,其志既未得而伸,其才也没能纵横以逞,真是历史的悲哀。

清顺治四年实在是云间词派存亡绝续的关键的转折年头。陈子龙、夏完淳师生殉难的同时,早在清兵破北京时就被荐授弘文院中书舍人的“云间三子”之一李雯,也“以父丧归葬,事竣还朝卒”。而另一位代表人物宋征舆则正好在这年中丁亥加试科的进士。政治道路的分野,人各生死殊途,盛名一时的“云间三子”烟消而云散,“云间词派”也名存而实亡了。

李雯(1608—1647),字舒章,华亭人。少即与陈子龙、宋征舆齐名。其词初名《仿佛楼草》,后收入《蓼斋集》附编为一卷。李雯词才情均不亚于陈子龙,深具清凄婉丽之致,晚作尤多凄苦味。然其屈志失节,与陈氏“人自伤心花自笑”(《江城子·病起春尽》)的心绪自有泾渭之别。他的《浪淘沙·杨花》最能典型地表现出一种愧疚心态,诚如谭献《箧中词》所评:“哀于堕溷。”词曰:

金缕晓风残,素雪晴翻。为谁飞上玉雕阑?可惜章台新雨后,踏入沙间! 沾惹忒无端,青鸟空衔。一春幽梦绿萍间。暗处消魂罗袖薄,与泪偷弹。

甲申、乙酉之际风云诡谲,出仕新朝的故明旧吏的情况各有复杂处,不必笼统地过于作诛心之论。只是李雯以其才学为新王朝用,颇多作伥之行迹,所以,其词中“可惜”之句,殆即“不比落花多爱惜,南北东西,自有人知得”(《鹊踏枝·落叶》)之意,更多的仍是私怀的未逞而悔己“踏入沙间”。谭献评“落叶”词说是“客子畏人”,其所“畏”者无非是“风雨”的不测,运命如“斜阳”而已。

宋征舆(1618—1667),字直方,又字辕文,亦华亭人。原明诸生,入清官至左副都御史。著有《海闾香词》。宋征舆幼于陈、李十岁,而同为“几社”倡导者。甲申之变,其年为二十七。作为“云间三子”之一,宋征舆虽位居都察院,为言路要员之一,但其心情无疑是复杂的,俯今仰昔,亦不能无愧于旧时盟友。《蝶恋花·秋闺》以吞吐之笔含蓄地透现内心的隐秘境界:

宝枕轻风秋梦薄,红敛双蛾,颠倒垂金雀。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着。 偏是断肠花不落,人苦伤心,镜里颜非昨。曾误当初青女约,只今霜夜思量着。

事实是“新样罗衣”已难弃却,“旧日春衫”更无处寻复;“青女约”之误早成定谳,“断肠花不落”的怨天尤人均无法挽回“颜非昨”之势了。

云间词派的领袖人物,至此一边是“野老吞声,漫天风雨”于地下,一边则服“新样罗衣”而自疚“断肠花不落”在人间,无情的历史竟导演出如此结构场景!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云间词派是在一个动荡变迁的时代,以艺术的探求启其端而随着政治的动因而终其局的文学流派。

与“云间三子”同时以词名乡邑的尚有宋存标(字子建)、宋征璧(字尚木)、宋思玉(字楚鸿)、宋泰渊(字河宗)等。其中宋征璧成就和影响都较大,他原名存楠,为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入清官广东潮州知府,有《三秋词》。宋思玉是存标之子,他和宋征璧后来与陈维崧等均有交往。宋氏父子昆仲的作品都见存于《棣萼轩倡和诗馀》。第二节 云间词派的馀韵流响

晚清江顺诒在《词学集成·附录》论及陈子龙词时说:“文有因人而存者,人有因文而存者。《湘真》一集,固因其词而重其人,又实因其人而益重其词也。”陈子龙既以几社领袖称雄郡邑,复社主将张溥卒后,其又成为两社实际上的坛主。甲申、乙酉后奋而起事,壮烈殉国,其品节固为人重。其词又于明末衰颓之际,多讲比兴,续存词家向来信奉的法统宗风,也深为倚声家尊重。加之他司李越中时,广得才士,不只是三吴英俊尽在门下。所以,当其与李雯以及宋氏群从创辟云间一派后,松江府属各县固然群起响应,而且馀韵流风遍及东南。兹择其著名于世的诸群体和个人缕述于下,亦可考见云间词风在清之初期的巨大影响。(一)蒋平阶以及《支机集》

蒋平阶,原名阶,字大鸿。生卒年未详。沈季友《檇李诗系》谓:“初名雯阶,字斧山,华亭人,为嘉善诸生,游陈子龙之门,后避地居嘉兴,久之,徙越中卒。”王沄续《陈子龙年谱》卷下有云:“案丁亥之变……先逃得免者,门人蒋文学平阶也。”可知蒋氏曾从其师聚义起兵。他工诗文,性豪隽,有古侠士风。除精堪舆之学外,还留心晚明史事,辑《东林始末》。蒋平阶康熙十五年前后仍在世,各家词集中多见他的行迹。《支机集》是蒋平阶及其门人沈亿年、周积贤等还有其子蒋无逸的多人词作的合集。沈亿年,字豳祈,嘉兴人;周积贤,字寿王,华亭人。蒋无逸,字左箴,康熙初期先其父卒。沈亿年在《凡例》中说:“词虽小道,亦风人馀事。吾党持论,颇极谨严。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足见蒋大鸿师生父子的词学观既出之云间,而在“直接唐人”的宗旨上又较云间更严厉而褊狭,以至于要“屏去宋调”,并“专意小令”。以下诸例大体可见《支机集》的风貌。

蒋平阶《南歌子》:

草暖鸳鸯泊,沙寒鸡鹿城。芦管一声声。故乡千里月,梦难成。

又《更漏子》:

金错刀,银蜡炬,春梦半迷归路。弹别鹤,怨南鸿,琵琶忆汉宫。 白团扇,遮愁面,憔悴不堪重见。青冢月,雁门霜,相思欲断肠。

蒋无逸《生查子》:

控靷出长安,白马嘶春色。回首凤凰楼,片片愁云隔。 三月小梅花,落遍阴山北。不道薄情人,翻作伤心客。

但是蒋平阶等也不是没有表现身处特定时代的悲苦心态的作品。平阶《虞美人》就属当时难得的佳篇:

白榆关外吹芦叶,千里长安月。新妆马上内家人,犹抱胡琴学唱汉宫春。 飞花又逐江南路,日晚桑干渡。天津河水接天流,回首十三陵上暮云愁。(二)西泠十子“西泠十子”是指:陆圻、柴绍炳、张丹、孙冶、陈廷会、毛先舒、丁澎、吴百朋、沈谦、虞黄昊10人。毛先舒《白榆集》小传说:毛氏在山阴祁彪佳家中见到陈子龙,为陈氏称赏,“其后‘西泠十子”各以诗章就正,故十子皆出卧子先生之门。国初,西泠派即云间派也”。可见“西泠十子”与云间陈子龙的渊源关系。“西泠十子”是诗人,亦是词人。他们大都是由明入清而以隐逸终老,声名既著,交游复广,在清初期主浙中词坛甚久。西陵(即今杭州)作为词学活动中心,一直到浙西词派兴起始渐消散。

十子中最有影响的是张丹、毛先舒、沈谦和丁澎。

张丹(1619—?),初名纲孙,字祖望,号秦亭,别号竹隐君,钱塘人。《昭代文选》中王嗣槐《张秦亭先生传》说:张丹在明亡后“尽力以养其母,不复干时”。他曾“再游京阙,历览西山,穿虎豹之荒林,跳狐兔之丛窟,先朝十二陵,一一伏谒……为文记有游历而返。归卧秦亭山下,喟然叹曰:余老死不复渡黄河矣”。其系心明室的情状,的然可见。张丹著有《秦亭诗集》12卷,格调悲凉沉远。词名《从野堂诗馀》,一名《秦亭词》。

张丹作为西泠词派成员,其词虽也有雅丽之风,但从今残存作品看,悲慨之调尤多,家国身世之感十分鲜明,已无云间前期词风的痕迹。如《相见欢·越中感怀》:

扁舟又渡江东,正西风。旧日越王栖处,草连空。 兴亡事,千年里,恨无穷。偏是若耶溪畔,蓼花红。

至于如《贺新郎·过天寿山》则纯是孑遗之民的长歌当哭之作。天寿山即明陵所在地。词云:

白满天山路。试冲寒、马蹄朝发,冰花飞舞。望里千峰多似簇,一带红墙深护。多应是、一抔陵土。古殿虚无人不到,有苔痕绣满椒香柱。荆棘里,断碑仆。 当时守卫多军伍。到今来,悲风辇道,寒烟凄楚。只恐夜台无晓日,烧尽漆灯仍暮。又谁把、玉鱼偷取。石兽如云成对立,看般般牙爪犹威武。荒坎内,野狐语。

毛先舒(1620—1688),字稚黄。初名骙,字驰黄,仁和人。明诸生,入清后以著作终老。毛先舒与毛奇龄、毛际可齐名,人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是学者也是诗人。其诗乃一派“七子”馀风,词则步趋“云间”而阑入“花间草堂”门径。

陈子龙在《幽兰草词序》中虽曾指出“晚唐语多俊巧而意鲜深至,比之于诗,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然而事实上云间一派除陈卧子本人外,大都并未能造所谓“高浑”之境,而只沾得温韦“花间”的馀趣,即坠于“意鲜深”的语障。毛稚黄的《鸾情集选填词》所录作品几乎全为香软乏骨的“闺情”,是清初典型的“云间”馀响末流之一。录《江城子》单调一首,属较有情味者:

暮江烟外是高楼,卷帘钩,望吴洲。远水遥峰,相对两悠悠。沧海月明都换泪,还道是,不曾愁。

毛氏参与过订校《填词图谱》,又有《填词名解》四卷。《四库总目提要》评曰:“附会支离,多不足据。”

沈谦(1620—1670),字去矜,号东江,仁和人。明诸生。毛先舒《沈去矜墓志铭》说他在明亡后“遂自托迹方技,绝口不谈世务,日与知己者余与张祖望登南楼抒啸高吟……时称南楼三子”。著有《东江草堂集》词3卷,《填词杂说》l卷,《词韵略》l卷等。他还工于曲,是清初著名的擅众艺的文学家。《东江集》又曾名《云华词》。与毛先舒的《鸾情词》传世甚罕不同,《东江集》流布至广。沈谦的子侄门人又多,群起效尤,声势甚大。他的词诚如沈雄所评:“家去矜诸词,率从屯田待制浸淫而出,言情最为浓挚,又必欲据秦、黄之垒,以鸣得意”(《古今词话·词评》卷下)。显然,沈词虽主北宋之旨,却已与云间论词主张渐剥离,基本上已全属香奁之格。对此陈廷焯《云韶集》评骘其词说:“去矜列名西泠十子,填词最称,然亦只以香奁见长,去宋、元已远。”而谢章铤则抨击之云:“好尽好排,取法未高……且时时阑入元曲。”(《赌棋山庄词话》卷八)兹录《浪淘沙·春恨》存以备览:

弹泪湿流光,闷倚回廊。屏间金鸭袅馀香。有限青春无限事,不要思量。 只是软心肠,蓦地悲伤。别时言语总荒唐。寒食清明都过了,难道端阳。

明人词之一弊是词曲相溷而趋俚俗,云间词人力纠之以雅正,并严别词曲之异。沈谦以曲家手眼填词,与明人的不同只是俗而见其雅。清初词界未脱尽明词习气者甚多,东江即为其一例。

丁澎(1622—1685),字飞涛,号药园,亦浙江仁和人,系回族。清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至礼部郎中。顺治十五年以前一年充河南乡试主考官“违例”而被劾,罹科场之案流徙尚阳堡。直至康熙二年(1663)自戍所还,流寓游食苏州等地。丁澎少有隽才,名播江左,与弟景鸿、潆称“三丁”,早年以《白雁楼诗》名扬吴下。回族戒酒,澎独嗜饮,其一生行迹颇多独异处。著有《扶荔词》3卷,又《词变》1卷乃截取不同词牌之句重加组合之的作品。

丁澎的《扶荔词》,小令工旖旎愁肠,曲尽纤艳之思,长调多寄慨悲凉,气势腾越,这是迁谪塞上的遭际激旋的心声。如果说张丹以故国之痛而启变词风于前,那末丁澎处新政的难测之地而发其慨然之情在后,清词的渐自明末流风中蜕变的足迹于此可见其一端。先看他的流丽轻俏的小令如《长相思·采花》:

郎采花,妾采花。郎指阶前姊妹花,道侬强似他。 红薇花,白薇花。一树开来两样花,劝郎莫似他。

又如《浣溪沙·春词》之一:叠叠巫山不是高,茫茫鄂渚未云遥。难挨惟有可怜宵。两意半含如豆蔻,寸心千转似芭蕉。东风不管倩魂消。

再读他的长调《贺新郎·塞上》:

苦塞霜威冽。正穷秋,金风万里,宝刀吹折。古戍黄沙迷断碛,醉卧海天空阔。况毳幕、又添冷月。榆历历兮云槭槭,只今宵、便老沙场客。搔首处,鬓如结。 羊裘坐冷千山雪。射雕儿、红翎欲堕,马蹄初热。斜亸紫貂双纤手,搊罢银筝凄绝。弹不尽、英雄泪血。莽莽晴天方过雁,漫掀髯、又见冰花裂。浑河水,助悲咽。

林璐《岁寒堂存稿·丁药园外传》中说他“谪居东,崎岖三千里。邮亭驿壁,读迁客诗,大喜”,足见当时冤狱大狱既宽滥,迁谪之士多甚。尚阳堡已是苦寒如此,更远数千里的宁古塔之境则可以想见,继丁澎之后而再蹈“科场案”的流徙者的惨苦据此也可得推知。这首《贺新郎》颇多认识价值,写得也苍凉浑厚而情致流畅,不可多得。(三)周茂源父子祖孙和计南阳等

云间词风炽盛之时,松江府各邑附声竞起,率以按谱倚声为乐事,作家累累,难以计数。然其时复社、几社内部分支岔出,各争短长,如求社、景风社等名目繁多。文人们或专事古文辞以举子业为重,或留意于清浊党争而沉浮宦海,以词专门名家的不多。周茂源、周纶、周稚廉一门父子祖孙及计南阳、吴骐等则于词成就较高。茂源和南阳入清后又皆继续吟唱达三数十年,为云间后期骨干而馀韵绕缭甚久者。

计南阳,字子山,原名安,华亭人。明诸生,与周茂源、蒋平阶等同为景风社主将。明崇祯十六年(1643)曾授夏完淳读,入清后他作幕金陵多时,康熙二十五年(1686)尚在世。著有《负灯草》、《江枫草》等。

计南阳词婉丽中透爽利韵味,后期所作多“无限江南梦不成,一帘风雨横”(《长相思·本意》)的哀慨。艳情小令如《花非花》很有乐府遗意:

同心花,合欢树。四更风,五更雨。画眉山上鹧鸪啼,画眉山下郎行去。《满江红·夏怀》则是有所追怀而伤悼之情毕见:

水殿琅玕,数十里、池凝鸭绿。最苦是,柳绵初断,荷钱新浴。别泪暗随流水去,愁眉又见青山簇。且休歌、鱼戏叶田田,江南曲! 吴宫燕,秦台烛。金泥扇,青纨束。奈花楼娇凤,五更频促。不信玉人春去也,土花点点生珠屋。一声声、江上雨霖铃,啼鹃续。

吴骐(1620—1695),字日千,晚号铠龙,华亭人。明崇祯诸生,入清拒不与大吏往还。他是崇祯十五年与周茂源、陶冰修等在乡里别立雅似堂社的骨干成员。著有《杜鹃楼词》,一名《颔词》,并擅剧曲,谱有《金钱记》、《蓝桥月》等多种。

吴骐词多以艳情为题,但也有意在言外的比兴之什,如《踏莎行》:

花堕红绡,柳飞香絮,流莺百啭催天曙。人言满院是春光,春光毕竟今何处? 悄语传来,新诗寄去,玉郎颠倒无情绪。相思总在不言中,何须更觅相思句。

周茂源(1613—1672),字宿来,号釜山,华亭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官浙江处州知府,颇有惠政。茂源原是几社宿老,陈子龙、李雯皆为旧友。逋粮案罢官后,家居著述以终。有《鹤静堂词》,又名《壁上词》。其《鹧鸪天·夏雨生寒》一阕熟题生做,绵里裹针,为云间一路罕见之别调:

夜雨空阶滴到明,香篝拨火熨桃笙。残莺唤起无聊赖,晓镜看来太瘦生。 人似雁,屋如萍,江城水涨白鼍鸣。冲泥细马腥红罽,五月披裘半老兵。

周纶,字鹰垂,茂源之子。康熙初以岁贡授国子监学正,为王士禛所知而受业其门下。卒以多才而不遇终。纶曾在京参与“秋水轩倡和”活动,与词坛名流交接时久。著有《不碍云山楼词稿》3卷,又以《柯斋诗馀》名入选于聂先、曾王孙编的《百名家词钞》,今存词130首,为云间词人中富于篇什者之一。

周纶舟旅频仍,游踪较广,故其词境较宽,渗之以怀才不售之感慨,词风亦就渐见疏朗,已不尽是云间绵密之格。如《忆秦娥·听戍者言》的抒边塞情:

天涯路,荒荒野日黄云暮。黄云暮,年年笳吹,征衣如故。

君恩不到边庭戍,乡心空挂将军树。将军树,平安烽报,翠围深固。

又如《巫山一段云·次平望驿》的写景:

水市新熟,维舟落照前。一行雁影白于烟,渔艇细黏天。 倦拭征人目,闲消壮士年。秋光似亦解相怜,故逗月光妍。《不碍云山楼词》当然仍颇多旖旎之作,然如上引二词的直抒感受不假比兴,很能说明“境随情生”的流动之旨必然使词人面貌发生变化,而这正是流派风格的生气所在处。与周纶同辈的钱芳标(有《湘瑟词》)、高不骞(有《罗裙草》)、董俞(有《玉凫词》),皆有名于时。

周稚廉(约1660—1700),字冰持,号可笑人,周纶之子。才高性傲,时人目之为狂生,以诸生终。稚廉与徐、洪昇、孔尚任均有交往,不仅有词名,擅四六骈俪,并精戏剧,著传奇数十种。词集名《容居堂词》积200馀阕。以行辈言,周稚廉系康熙时人,唯其词之好为绮丽,故足堪为“云间”殿军,一并列于此章。《白雨斋词话》卷三评周冰持词说:“亦好作绮语,不过《花影》之流亚耳,尚不足为妖也。”是为持平之论。一般说来,《容居堂词》尚能“艳而不纤,利而不滑”,较少雕琢痕。如《相见欢》即颇能曲传神情:

小鬟衫着轻罗,发如螺,睡起钗偏髻倒唤娘梳。 心上事,春前景,闷中过,打叠闲情别绪教鹦哥。《锦堂春·即事》写“菱叶受风滩白,枣花罩雾峰黄”以至“鱼床红闪灯光”的渐入黄昏过程的眼前景,色泽清丽而不腻,均非诗酒流连席上的文字可比。他的《声声慢·和持翁八声体》一类作品则已有违“云间”宗法了。(四)《清平初选》的编者张渊懿、田茂遇《清平初选后集》10卷,康熙十七年(1678)张渊懿、田茂遇选辑。清末石印本又取名《词坛妙品》。这是云间词派的一个汇结性的大型选本。据凡例说:“是选分前后两集,启祯以前为一集,本朝诸家为一集,有词名最著而此选不及者,概登前集。”惟所称“前集”概未见之于公私藏家著录。《后集》虽未选入陈子龙、夏完淳等“词名最著”的名家,但因入选作者数以百计,大量有集刊行而已不传或本就无集的词人,皆赖以缀存吉光片羽,故特具文献价值。《清平》一选所收又以云间一郡为多,这样,云间词风的整体面貌亦得而可见。卷首有计南阳的序,他说:“诗馀之学,至今日而极盛,采辑者无虑数家。大抵旧曲不如新声,原谱不若变调;非欲异耳目,所以广词源,畅声教也……吾郡张子砚铭、田子髴渊,心好而广搜之,裒然成帙。于是掇其秾华,撮其英异,意欲其曲而婉,思欲其巧而俊,采欲其艳而纤,调欲其变而雅。吐纳乎《香奁》、《金荃》之腴,而进退乎李、晏、秦、柳之度。”此选纂辑的意向和宗旨灼然可知,其为云间一脉的归结之集是十分清楚的。

张渊懿、田茂遇都是青浦人,为年辈晚于“云间三子”的该郡后起拔萃之秀,皆擅词而名于世。

张渊懿,字砚铭,一字元清,号蛰园。顺治十一年(1654)举人,以奏销案坐废乡里,遂寄情翰墨。废黜之前颇为活跃于云间,曾先后组立“原社”、“春藻堂社”。康熙三十年(1691)还为曹寅《楝亭图》作诗跋,其卒当在此后若干年。著有《临流诗》、《月听轩诗馀》(一名《雒鹃词》)。其词被选入《百名家词钞》,但所作仍以自选于《清平初选》为多,有101首。《月听轩诗馀》多“闺情”和咏物。诸若《双调望江南》五首的忆念“江南好”,也秾艳之至,颇嫌香软。咏柳《满江红》二首亦无多新意。较佳的倒是《渔家傲·东昌道上》这一类即景写情之作:

野草凄凄经雨碧,远山一抹晴云积。午睡觉来愁似织,孤帆直,游丝绕梦飞无力。 古渡人家烟水隔,乡心撩乱垂杨陌。鸿雁自南人自北,风萧瑟,荻花满地秋江白。

田茂遇,字髴渊,号楫公。少负盛名,陈子龙目之为伟器。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后亦罹奏销案坐废。康熙十八年(1679)被荐举“博学鸿辞”,试后落选。田氏为人知恩并好义,陈子龙身后,髴渊既为梓遗集,并代其子还官田租20年。晚岁筑水西草堂觞咏以终。有《绿水词》。

田茂遇政途多蹇,所以晚年时发“人生偶尔寄。想劳攘红尘久何为”的颓退情绪,这从《大酺,初夏斋居》诸作可见。由于经历和交游等因素,他的词比张渊懿少了许多“赋得”习气和应酬之篇,即使酬唱和答的作品也较有新意。如《纱窗恨·答冠月韵》:

笛声阵阵因风送,老天涯。一声入破偏凄切,落梅花。 雕盘处、千山黑雪,马嘶外、万里黄沙。算春宵归梦、好还家。

他如感旧、怀古的《浪淘沙·西泠怀古》、《巫山一段云·秣陵感旧》诸作,亦很有情韵,含蓄出于清疏,苍劲而不枯涩,试读后一首:

白下经行处,凝眸钟岭东。旧时花月杳无踪,千叠紫云空。 耕犊迷芳草,虬枝暗老松。江城莫忆景阳宫,暮雨湿寒钟。第三节 结语

以陈子龙为宗主的云间词派,是明清之交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词学背景中涌现的文学流派。其活动的年代大致是明崇祯之初到清顺治一朝,前后40年左右。顺治四年(1647)是该词派的流向发生关键变化的年头,这种盛衰起落的态势乃是时势、心态的剧变所必然导致的。

由于陈子龙的品节人望和他的文学造诣的精深,他在生前和身后都为江浙才士所仰尊,门弟子遍及吴越间。基于明词的衰落,陈子龙及其盟友们倡导雅正以纠淫哇俚俗之风,深为门下群从所师承,这就无异于组训了一大批词学队伍,构成了经受过唐宋词的传统审美倾向熏陶的创作力量。尽管云间词学观不无偏颇,他们的创作实践也难以与所主张的观念完全名实一致,但时代的转化,生活的遽变,势必推促着一个流派随之而或贴近时势气运、或墨守陈说地发生演化。这演化具体地表现在所有的成员的实践中。本来,流派的生命力就在其每个成员的各种形态的创造活动中始得体现,离开一个个作家,也就抽空了实体。每一个作家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不断变异以至分流,又正是独立的艺术个性的必然运动形态,何况在那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动荡时代。从上面粗略的评述中已可清晰看出这种变易的轨辙。无论是张丹还是丁澎,是周茂源还是田茂遇,都在或多或少地表现着不能不变的痕迹。就是陈子龙本人以及李雯、宋征舆也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心态里发生着审美情趣的变更。

这种变更以至分化,意味着新的一代词风正酝酿而起。前面说过,文学艺术流风的更变并不和时代社会的剧变完全同步,此间往往拉开着一段距离,要经历一个渐进推移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不管怎样,终究在推进着。陈子龙的瓣香者、师法者远不止本章各节所论及的这些,之所以将有的列到后数章去,正是因为他们从艺术的道路上各奔了东西,各各以艺术实践投入了清初词风演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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