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文哲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吴承恩试读：
第一章 吴承恩所生活的时代
关于吴承恩之具体的生卒年月，现在学术界还有争议，但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吴承恩生活于十六世纪，约1500年—1582年左右，历经明代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这个时期已到明朝中后期，这几朝皇帝（除了明穆宗）与明朝多数皇帝一样，昏庸荒淫，不能认真处理政务，宠信宦官和幸臣，致使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在民生方面，一方面是民不聊生，另一方面，社会风俗由于受上层社会的影响，而变得奢侈浮华，道德沦丧，民风日下。在思想文化上，程朱理学虽然依然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但已趋衰微，心学代之兴起，其代表人物王阳明的影响开始笼罩学术思想界。
一、政局演变与经济状况
公元1506年，明武宗即位，年仅十五岁，年号正德。明武宗在位期间，一味地荒淫嬉游，寻欢作乐，不理朝政。他宠信太监刘瑾等人，任由刘瑾一伙太监把持朝政，胡作非为，引起朝臣不满。正德五年（1510年），在大学士杨一清、太监张永等人的努力劝说下，明武宗终于将刘瑾集团铲除。但此后明武宗昏庸荒淫依然如故，甚至变本加厉。他大兴土木，建宫殿，造豹房，掠夺各地女子供其荒淫取乐；在钱宁、江彬等宠臣的蛊惑、引导下，明武宗频频微服出游玩乐，他逛妓院，抢民女，甚至离开京城，跑到边关宣府、大同一带巡幸，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又自封“太师镇国公”，似乎连皇帝身份也不想要了，可谓荒唐至极！
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造反，攻陷南康、九江等地，势甚猖獗。明武宗听到宁王造反的消息后，决定御驾亲征，其目的却是乘机到南方游玩。但不久之后，在江西任副都御史的大儒王阳明很快将宁王打败擒获，平定了这场叛乱。然而明武宗得到捷报后，竟然封锁消息，秘不外传，依然执意去江西平叛。在路上，明武宗走走停停，游山玩水，直到年底才到达南京。在南京过完新年后，又在那里玩了半年多才离开南京，向北京进发。但在返回途中，他继续沿路游玩，结果在清江浦钓鱼时落水，因此得病，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病死于豹房，年仅31岁。
明武宗去世后，明世宗即位，年号嘉靖。明世宗即位后，铲除了武宗时期的一些弊政以及邪恶势力，大大地遏止了宦官对朝政的影响力。宦官的势力被打压下去后，内阁的势力得到加强，内阁成为新的权力中枢，尤其是内阁首辅的权力大大提高，俨然成为宰相，但其实最高权力依然属于皇帝。
明世宗是以藩王的身份继承皇位的。为了提高自身的合法性和正统地位，他即位不久就试图追封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皇帝、皇后身份。但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却大加反对，他们死板地恪守传统宗法制度，认为明世宗应当以明孝宗为父，以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叔。这当然是明世宗不愿接受的。这就是所谓的“大礼议”事件。围绕这一事件，朝中大臣分为两大阵营，互相攻击。经过十多年的争斗，最终以明世宗大获全胜而告结束。这一事件在明朝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了明朝士大夫结成朋党，争权夺利，互相攻讦的不良风气。
明世宗迷信道教，妄图长生不老，所以他长期不理朝政，与道士们混在一起，耗费大量的金钱财物进行斋醮、炼丹。他信任奸臣严嵩，结果严嵩父子长期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致使官场黑暗腐败，民生凋敝，蒙古、倭寇势力猖獗，横行于中国的北方和东南方，冲击着明朝的统治，给当地百姓带来严重灾难。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去世，穆宗即位，年号隆庆。穆宗即位初年，革除了嘉靖时期的许多弊政。在他统治期间，多年骚扰北部边境的蒙古部落主动向大明王朝归顺，大大缓解了北部边防的压力。穆宗为人比较宽厚、节俭，所以政局相对稳定。但他在位的时间很短，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去世，年仅三十五岁。
穆宗去世后，明神宗即位，年号万历。万历初期，张居正以内阁首辅主持朝政，厉行改革，使明王朝的统治暂时有所起色。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神宗在位时间很久，达四十八年，但他长期不理朝政，沉溺于荒淫腐朽的生活，任由大臣们争权夺利，腐败堕落，胡作非为，使明王朝的统治重新陷入危机之中，衰颓之势日益加深，于是逐步走向覆灭。正如《明史》上所论断的：“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明朝皇帝大多数都是昏庸之辈，只有少数皇帝是例外，如明太祖、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孝宗、明穆宗以及明思宗崇祯皇帝；但这些所谓圣明之君也各有其缺点和不足：太祖、成祖残忍滥杀，好大喜功；仁宗、穆宗虽然宽厚仁慈，却都是短命皇帝，在位时间不长；崇祯皇帝性情浮躁，过于专断，且生于末世，明朝元气已尽，气数已尽，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在吴承恩生活的时代，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都是昏君，只有穆宗算是个明君，却又短命，在位仅六年即去世。在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的素质和能力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具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明朝有那么多的昏君，而明王朝的统治却能够持续近三百年，窃以为其主要原因是明朝有很多忠臣、能臣，是他们支撑并延续了明朝的统治。然而到了明朝后期，皇帝太昏庸、荒淫，吏治太腐败，民众太困苦，再加上天灾流行，于是在内外夹攻（内部农民起义，外部满人的崛起和进攻）下，明王朝终于扛不住了，逐步走向灭亡。
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主，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生产力水平不高；同时，由于历代以农为主，重视农业和农民，对商人和商品经济是抑制的，从总体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也不高。因此，古代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是比较低下的。当然，两极分化的现象很突出，很明显。在每个王朝的中后期，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往往会通过买卖、兼并而集中到少数官僚地主手里，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佃农，生活更加贫困。普通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也深受赋税的束缚和压榨，生活水平也比较低下。明朝中后期的经济状况与历朝历代和平时期的情况大致相同，并无太大的差别。
值得一提的是，嘉靖、万历年间，全国很多城镇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尤其是东南地区，其商品经济更为发达，对传统的农业经济具有一定的冲击，但同时也是对传统小农经济的有力补充，使得中国部分地区，特别是交通便利、人员辐辏的城镇的经济较为繁华，如北京、南京、杭州、苏州、天津、扬州、景德镇等地都是当时的经济重镇。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海外贸易。但由于利润丰厚，在利益的驱动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极为发达。由于政府厉行海禁政策，很多商人逐步演变为海盗。他们勾结倭寇，屡次大肆掳掠东南沿海地区，给当地百姓和明朝政府带来巨大危害。明朝政府经过多年努力，才将倭寇逐渐铲除。
二、思想学术与宗教状况
明朝开国后，尊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使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但由于程朱理学长期以来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发展，逐渐成为束缚思想学术的枷锁，因此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和反思，这促使学术思想界逐步转向南宋大儒陆九渊开创的心学，使心学重新抬头、复兴。成化、弘治年间的学者陈献章提倡心学，成为明代心学的先声。到了正德年间，浙江余姚人王阳明创立姚江心学，大力提倡和传播心学，使其学术思想几乎弥漫天下。
王阳明的思想学说主要有三个核心命题：一，心即理。二，知行合一。三，致良知。
在本体论上，王阳明反对程朱理学“心与理为二”的思想主张，而是继承了陆九渊“心即理”的主张，认为人心是宇宙的本体：“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
王阳明反对朱熹“知先行后”的思想主张，建立了自己的“知行合一”理论，他说：“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致良知”是关于认识论和道德修养方面的理论和方法。所谓“良知者，心之本体”，“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因为良知是心的本体，所以王阳明认为朱熹“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总之，王阳明的思想学说可以用他自己的四句话加以概括：“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所谓的“王门四句教”。
王阳明的思想学说是对当时渐趋死板、僵化的程朱理学的修正和冲击，具有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所以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嘉靖、隆庆以后，王阳明的思想学说几乎笼罩了整个思想学术界，甚至有取代程朱理学之势。
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死后，王学开始发生分化，形成各具特色的思想流派，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有浙中王学、江右王学与泰州学派。
浙中王学的主要代表是钱德洪和王畿。钱德洪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以继承和发扬师学为己任，缺乏创新精神，只是在先师思想学术的基础上做小小修补，所以他的思想学术必然走向保守和停滞。
王畿，号龙溪，浙江山阴人。他是王阳明弟子中影响最大的一位，为王学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他的思想学术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很深，所以他使王学更加神秘化。
江右王学的代表人物是邹守益和欧阳德。江右王学的特点也是偏于守成。黄宗羲说：“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所以江右王学被视为王学正传。他们以卫护师说为己任，因此在思想学术上没有创新发展，这同样使王学必然趋于衰落。
然而在王阳明弟子中也有很多不愿墨守陈规、思想激进的人，他们敢于对王学进行修正、批评，加以发展变化。这些人主要有黄绾、杨慎、罗钦舜、王廷相等，其中尤其以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有较大影响。
王艮是平民出身的学者，所以他否认宋儒所强调的“道”的神圣性，认为“百姓日用”即是道，“愚夫愚妇与知能行即是道”。圣人之道是以百姓日用为标准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凡是脱离了百姓日用的玄谈，“皆谓之异端”。他认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这种思想显然与“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禁欲主义是互相冲突的。
泰州学派在嘉靖、万历年间得到广泛传播，对明代中后期的思想学术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比较著名的泰州学派的学者主要有王栋、王襞、林春、徐樾、赵贞吉、颜钧（山农）、何心隐、罗汝芳以及最具叛逆和异端色彩的李贽等。这些人的思想学术是比较自由活泼的，提倡人的个性，肯定人的正常的物质欲望，反对道学的禁欲主义，大胆怀疑经传的权威，提倡个人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尤其是李贽的思想更加激进，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儒学的藩篱，具有明显的异端色彩。
李贽是福建泉州人，出生于商人世家。他二十六岁时中举，后历任教谕、国子监博士、知府等官职。中年时期他与泰州学派人物有很多交往，并且以王艮的儿子王襞为师。他的思想在泰州学派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具有更大的叛逆性。
他敢于怀疑和挑战儒家圣人和儒家经典。他说六经、《论语》、《孟子》等书所记载的大半不是圣人之言，即使是出于圣人之口，也不过是因时而发，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他公开宣称后人不应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他发挥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见解，认为“道”并非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而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已，“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因此，他反对正统道学的禁欲主义，提倡及时享乐，主张顺应自然之势，容许人们自由地追求个性和快乐，“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之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是谓物各付物。”“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望。”他提倡“童心”即真心，反对道学家的虚伪、做作、扭曲人性。
李贽的叛逆思想在当时即遭到正统派的围攻，他的著作多次被官府禁止和烧毁，李贽本人也被投入监狱，被迫自杀。然而李贽的思想在当时以及其后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比如著名的文学上的“公安派”的创始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就服膺李贽的思想，深受其影响。著名文学家汤显祖也深受李贽思想的影响。李贽的弟子汪本珂曾说：“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者。”（汪本珂《续刻李氏书序》，见《续焚书》卷首）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也说：“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日知录》卷十八）这些说法固然有夸大的成分，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李贽的著作后来传到日本，对十九世纪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吴承恩是个不拘小节，崇尚个性自由，疏狂洒脱的名士，所以他的性格使他很容易接受王学的影响，与王学人物在思想上产生共鸣。他年轻的时候曾在淮安的龙溪书院读书。龙溪书院既然以著名的王学代表王畿（号龙溪）的名号命名，那么这里必然是宣扬王学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个学习、揣摩八股文以应考的地方，所以吴承恩的思想必然或多或少地会受王学的影响。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鉴于元朝对喇嘛教的过度尊崇，导致喇嘛教腐败堕落，危害了国家的稳定；又鉴于白莲教等民间秘密宗教经常会策划和领导起义和暴动，同样严重地威胁了朝廷的统治，所以他对宗教的管理和控制相当严格。朱元璋并不信仰佛教或道教，但他尊重佛教和道教的存在，同时又对宗教加以严格限制和管理，以利用宗教加强对黎民百姓的统治。朱元璋对宗教既严加控制又加以保护和利用的政策，到后来却被他的子孙后代逐步破坏和改变了。
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渗透，至少从唐代开始，佛教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对佛教本身有所抑制，但明朝的多数皇帝是崇拜佛教的，即使朱元璋本人对佛教也表示好感，以便利用佛教。这使得佛教在明代依然是香火旺盛，佛教的影响依然非常广泛，尤其是士大夫所受到的影响更加明显。明代中后期盛行一时的王阳明心学就深受佛教思想的浸润和滋养。
朱元璋认为，儒、佛、道三教不可或缺。因此他对三教都比较重视，以期利用三教为明朝的统治服务。他早年曾经做过和尚，所以对佛教有一定感情。成为皇帝后，他经常宣召僧人入宫，讲经说法；他亲自撰写《拔儒僧入仕论》等文章，主张任用所谓“儒僧”。他还下令编纂、刊印大藏经，即洪武本大藏经。明成祖更加支持佛教。他本人曾编辑佛教方面的文献，如《神僧传》《金刚经集注》等；他重新刊印洪武大藏经（即南藏），迁都北京后又编纂《北藏》。成祖尤其崇信喇嘛教，封喇嘛教高僧噶玛巴等人为大法王。成祖在皇宫里还设立了番经厂、汉经厂，让宦官在里面举办法事。此后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武宗、神宗等皇帝均迷信喇嘛教，武宗甚至自封为“大庆法王”，在宫中建造佛寺，穿着喇嘛僧的服装，大做法事。明朝皇帝支持佛教，其动机不是出于信仰，而是迷信和利用佛教为朝廷服务而已。
宋元以后，在佛教各宗派中，禅宗和净土宗特别盛行，其他宗派逐渐衰落，或者融入禅宗、净土宗，同时禅宗、净土宗也呈现融合的趋势。万历以后，涌现出一批佛教高僧，使佛教呈现中兴气象；其中的代表就是晚明四大高僧：云栖祩宏（号莲池）、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
明朝士大夫普遍亲近佛教，甚至成为在家居士。如明初著名文人宋濂自号无相居士，经常研习佛法，还撰写几十篇与佛教有关的文字，被辑录为《护法录》。明代中期，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在创立、宣扬心学前也曾研究佛法，其心学明显受到佛法的影响。其后学也多受佛教的影响和浸润，如泰州学派的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人常与僧人交游，深受佛法影响，被人称为狂禅。深受李贽思想影响的公安三袁（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则醉心于净土宗，其中袁宏道撰《西方合论》，是明代净土宗的重要文献。随着王学的流行，士大夫参禅学佛的风气甚为兴盛，从而使居士佛学出现中兴。如瞿汝稷编撰《指月录》三十卷，王肯堂编撰《成唯识论证义》十卷，焦竑撰写了多部佛经注疏，屠隆撰《佛法金汤录》三卷，庄广编辑《净土资粮全集》六卷。嘉兴大藏经的编纂成功也得到袁黄、陆光祖、冯梦祯、陶望龄等居士的大力帮助。
明朝统治者对道教的政策也是既控制又利用，不少皇帝也迷信道教。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神化自己，公开宣称自己多次得到神人的帮助；为了益寿延年，他还服食金丹；他重用一部分道士，如刘基、张正常等人显贵于时。明成祖通过战争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为了证明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他大力崇奉北方玄武大帝，宣称自己的皇位是神授的。为此，他在湖北武当山建造了规模宏大的道观。明成祖之后，仁宗、宣宗、英宗、代宗诸皇帝都是迷信道教的，其中仁宗、宪宗、孝宗均因服食丹药中毒而死。明世宗即位后，他对道教的尊崇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妄图长生不老，沉溺于炼丹、斋醮等活动，因此长期不理朝政，任由权臣把持朝政，听任朝臣结党营私，互相争斗。他宠信道士，许多道士骤得高官，显要一时，如道士邵元节官至礼部尚书。邵元节死后，世宗还为之流泪，风风光光地将他安葬。道士陶仲文因方术屡验而被破格授予少保、少傅、少师、礼部尚书，以一人而兼领三孤，古今罕见！明世宗对反对道教的大臣一概治罪，对支持道教的大臣则多加以重用，如夏言、严嵩、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等人以善写青词（向天神祈祷的文书）而成为宰相，被人称为“青词宰相”。世宗长期服用丹药，最后也中毒而死。世宗不仅极力尊崇道教，同时还严厉打击和削弱佛教势力。明朝皇帝多次命人搜集、整理、刻印《道藏》，如正统年间刻印的《正统道藏》和万历年间增修的《万历续道藏》。
元代以来，道教和佛教一样渐趋衰落，道教各派逐渐融合为正一教、全真教两个教派，前者是符箓派的总汇，后者是丹鼎派的代表。由于全真教在元代与元朝皇室关系密切，所以朱元璋登基后有意疏远全真派，转而扶植和利用正一派，命正一派天师掌管全国道教事务。因此，在明代，全真教逐渐冷落，正一派的地位较为显赫。尽管正统道教已趋于没落，但它的许多思想观念已经渗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明朝的建立过程中，穆斯林作出了很大贡献。常遇春、胡大海、丁德兴、汤和、邓愈、沐英、蓝玉、冯国胜、冯国用等穆斯林将领都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他们的家族在明朝地位显赫，尽享荣华富贵。在朱元璋的军队里还有大批穆斯林士兵，他们为明朝的建立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明朝建立后，统治者对伊斯兰教采取了尊崇和保护的态度和政策。
洪武年间，明太祖设立了回回司天监（后改为回回钦天监）、回回历科，令人翻译回回历书，以回回历与《大统历》参照运用。永乐、宣德年间，奉明成祖、明宣宗之命，身为穆斯林的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舰队七下西洋，与西洋各国进行了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为了方便广大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明朝政府还出资修建了大量的伊斯兰教寺院，大大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发展壮大。当然，明朝政府对伊斯兰教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以防止其势力过分膨胀，从而危害明朝的统治。如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伊斯兰教教长只能传教布道，不得干涉民间词讼；以汉族的风俗习惯同化穆斯林，禁止穆斯林互相嫁娶，禁止胡衣胡服等等。
除了以上正统宗教外，明代还存在大量的民间宗教，到明朝末年，民间宗教至少有八十多个，白莲教、罗教、黄天教、闻香教、红阳教是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民间宗教。民间宗教在明代之所以盛行，一是因为民间宗教大多数是主张维护现存秩序，拥护明朝统治的，二是明朝统治者对民间文化的控制比较松弛，甚至很多上层人士成为民间宗教的信徒或支持者。民间宗教大多从正统宗教窃取教理教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统宗教的民间化、低俗化，所以经常受到正统宗教信徒的批评和反对。在王朝的末世，由于政治极端腐败、黑暗，民生极端凋敝，再加上天灾流行，这时候民间宗教往往会成为鼓动民众暴动和农民起义的有效工具。如元末农民起义者是利用白莲教起事的，朱元璋在建立明朝的过程中也利用了白莲教。在明代，一些造反者同样利用民间宗教进行造反和暴动，如洪武年间汉中的高福兴起义、永乐年间山东唐赛儿起义都是利用白莲教举行起义。天启年间，闻香教教徒徐鸿儒举行起义，最后被镇压。到了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大爆发，各地的白莲教教徒纷纷加入起义的洪流中，并最终推翻了明朝的腐败统治。
三、正统文学的衰落和通俗文学的繁盛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是诗文。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所谓“志”，是指一个人独特的内心感受和思想情感，但是不能突破传统的思想和道德所许可的范围。所谓“道”，是指古代社会里的主流思想和价值，具体而言，是指儒家所倡导的礼教，是指各个时代不同形态的儒家学说。因此，正统文学在总体上只是儒学和政治的附庸。
宋代以后，正统文学盛极而衰。到了明代，由于受八股取士制度的影响，思想界弥漫着复古主义思想。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文坛上掀起复古主义思潮，影响极大，天下宗之。嘉靖、万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继续大力倡导复古主义，继续扩大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力。
复古主义思潮有其时代进步性，它是对当时以台阁体为代表的空泛、文弱的文风的反动，也是对八股文造成的空疏无学的学风的拨乱反正，因此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作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复古思潮的代表人物李梦阳评价说：“自洪武以来，运当开国，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梦阳振起痿痹，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空同子集》）。但复古主义思潮也有其极大弊端。在学术思想上它抑制了探索和创新，在文学创作上它导致形式主义的泛滥。它过分强调学习和模仿古人，结果丧失了作者的自我和创作的真实性，使创作沦为模仿和剽窃，成为没有生命力的假古董。没有创造性的文学必然走向衰落，因此，在复古主义盛行的明代中后期，正统文学更加衰落。吴承恩正生活于这个时代。
所谓正统文学的衰落，不是说正统文学消歇了，不被社会和文人学士重视了；实际上，在明清时期，诗文依然是正宗文学，在文坛上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它们依然是多数人所看重的文学形式。但由于传统诗文在题材、内容、意境、风格等诸多方面已经被前人发挥得淋漓尽致，没有很大的空间可供后人加以利用了，所以它们只能渐趋保守和停滞，其光彩逐渐被新兴的通俗文学的光芒所掩盖。实际上，就整个元明清时期而言，通俗文学的成就超过了正统文学，通俗文学是元明清三朝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样式。与通俗文学相比，正统文学在元明清时期呈现衰落的趋势和特点。
明代中叶以后，正统文学虽然衰落了，但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却很发达。正统文学受复古主义的影响和束缚甚深甚大，但通俗文学却因为地位低下，反而不受复古思潮的束缚。同时，通俗文学的发达，与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密切相关。王学主张心即是理，强调个性和创造，敢于挑战历史和权威，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因而大大地激发了人们的个性主义和创新精神，活跃了人们的思想。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大为提高，这在客观上刺激和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西游记》、《金瓶梅》、《封神榜》、“三言”、“二拍”等小说名著均产生于明代中后期。
很多学者只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当作元末明初的作品，因为他们认为这两部作品的作者是罗贯中、施耐庵，而这两个人生活于元末明初，所以他们的作品必然也产生于这个时代。这固然不错，但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施耐庵原作，传到明代中后期，在那个没有著作法的年代，必也经过了后人的润色修改，从而着上那个时代的时代色彩，包蕴那个时代修改者的思想倾向，已难说是作品的原貌了。更何况，《三国演义》《水浒传》直到明代中后期才大量印行，这与印刷术的发展固然有关，与印刷者、受众这些“社会人”的思想和接受心态更有极大的关系。因此，不要说《西游记》、《封神演义》、“三言”、“二拍”是明代社会经济、文化思潮的反映，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实也折射出这一时代经济、政治、文化思潮的痕迹。
第二章 吴承恩的家世和他的青少年时代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学者认定吴承恩就是明代百回本通俗小说《西游记》的作者，那么，在没有过硬的否定材料被发现之前，我们应当承认、接受这一论断。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居士、射阳山人，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人。
吴承恩生活于16世纪，历经明代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等朝代。他大约死于万历十年，即1582年。但他的出生日期还不能确定，主要有1500年、1504年、1506年、1510年等几种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出生于16世纪初期。
据吴承恩自己说，他们吴家本来是涟水县人，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迁居山阳县。涟水与山阳一样，都是淮安府的属县。吴承恩还说，因为贫困，家谱丢失，所以其高祖以前的世系都搞不清楚了。吴承恩的高祖叫吴鼎，是一介布衣。吴承恩的曾祖吴铭做过浙江余姚县学的训导，祖父吴贞做过浙江仁和县学的教谕。在明代，教谕是县里“掌教诲所属生员”的小官，“训导”则是教谕的副手，所以吴承恩才说“两世相继为学官，皆不显”（见《先府君墓志铭》，《射阳先生存稿》第三卷）。
吴承恩的父亲叫吴锐，字廷器。吴锐四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到父亲任职的仁和县与父亲团圆，但只过了几个月，吴锐的父亲就不幸去世了。吴锐的母亲梁夫人只好带着他回到山阳老家。吴锐的祖、父两代都只是清水衙门里的小官，所以吴家在经济上是清苦的。吴贞去世后，吴家更加贫困。在少年时代，吴锐仅读了几年书，就因家里贫困而辍学。但吴锐性喜读书，虽在贫困之中，却能利用各种机会遍读群书。到了二十岁时，吴锐娶了一户徐姓人家的女儿为妻。徐家是小商人，世世代代以贩卖丝织品为生。因此，吴锐就继承了这个行当，成为小商人。他为人老实厚道，不会欺诈，不善机变，而且天天阅读古书，所以一些同行和邻居笑话他，轻蔑地称他为呆子、傻瓜，但吴锐对此却并不介意。这种情况曾使幼小的吴承恩对自己的父亲非常不满和生气。但长大后，他看到许多人把父亲当作忠厚长者加以敬重，父亲的人格、操行对周围的人有着极大的感染力。吴承恩这才认识到父亲的为人原来是那么可敬，认识到自己的父亲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仁人君子，于是对自己幼时的态度深感不安和悔恨。
除了喜欢读书，吴锐还喜欢喝酒，但酒量不大，从没有喝醉过。他还喜欢一个人到附近的古寺或树林里游玩，自得其乐，或者发思古之幽情。他最大的爱好还是读书，自儒家经典到诸子百家的书，他都爱读，其中他最喜欢和重视的是《尚书》和《春秋》。每当他读书读到屈原、伍子胥、岳飞、周处、诸葛亮等忠臣的不幸遭遇时，他都会为之流泪。他平时沉默寡言，似乎不善言谈，但每当与人谈论经史的时候，却又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他还喜欢谈论时事政治，如果他对哪些人物、事件感到不满，他也会拍案大叫，愤愤不平。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又喜欢上菊花，所以为自己取号“菊翁”。嘉靖十一年（1532年），吴锐无疾而终，享年七十二岁。
吴锐的正妻徐氏只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吴承嘉，长大后嫁给本地人沈山为妻。吴锐的侧室（即小妾）张氏生了吴承恩。由以上叙述的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吴承恩出身于亦儒亦商的普通家庭，处于社会的下层。
吴承恩幼小的时候就是个异常聪慧的孩子，被当地人当作神童。吴国荣在《射阳先生存稿跋》里说：“射阳先生髫龄即以文名于淮，投刺造庐乞言问字者恒相属。”意思是说，吴承恩在幼年时代就已经善于作文章，书法也很好，名气很大，所以到他家请他代为撰文写字的人很多很多。吴承恩还会画画。他的朋友陈文烛在《花草新编序》里说吴承恩“生有异质，甫周岁未行时，从壁间以粉土为画，无不肖物。而邻父老命其画鹅，画一飞者。邻父老曰：‘鹅安能飞？’汝忠仰天而笑，盖指天鹅云。邻父老吐舌异之，谓汝忠幼慧，不师而能也。”意思是说，吴承恩刚满一周岁的时候，就会画画，而且画什么像什么。邻居家的老人让他画鹅，吴承恩却画了一只在空中展翅飞翔的天鹅，令老人大吃一惊，认为吴承恩不但是天生聪颖，且又有远大志向，将来必成大器。从常理上看，这段记载多少有所夸大，应当是传闻之词。但陈文烛是吴承恩的好友，他的记载应当是有来历的，绝不会是故意虚构的，所以也有相当大的可信度，不可完全抹杀。
唐代著名诗人韩愈曾作《石鼎联句诗》及《石鼎联句诗序》，其中说道士轩辕弥明与进士刘师服、校书郎侯喜指石鼎作联句诗。结果轩辕弥明文思敏捷，随口而出，无不精妙，而刘、侯二人瞠乎其后，不能望其项背，只得甘拜下风。这个道士还说自己不解人间书云云。这本是韩愈假托之辞、游戏之作，但后来有人却以为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并据之作画。吴承恩于嘉靖二十五年作《石鼎联句图（题词）》（见《射阳先生存稿》第三卷），其中说道：因忆少小时，侍客谈此，仆率尔对曰：“道士既云不解人间书，又何以知礼部韵耶？”客悟而笑。回思此对，二十余年矣，因评画漫而及之。
所谓“少小时”，应当是指少年时代。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吴承恩小时候是多么聪明伶俐，反应敏捷。这件事必定使吴承恩感觉十分得意，所以印象深刻，以至于二十多年以后他还能记得清清楚楚，且形于笔墨。
与一般少年儿童一样，吴承恩小的时候很喜欢听故事，尤其爱听奇闻异事，所以在他上学读书的时候，就经常阅读野史杂书。但由于野史是闲书，大人是不准少年儿童阅读的，怕耽误他们学习正统的经史，所以吴承恩只能偷偷地阅读。他自己在《禹鼎志序》里回忆说：“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呵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在此基础上，他曾经写成一部志怪类的书，即《禹鼎志》。但遗憾的是，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今天我们无法领略其中的奇闻了。
吴承恩既然从小就很聪慧，学习成绩自然是好的，所以很早就顺利地考入淮安府儒学，成为一名秀才。但他是在哪一年进学成为秀才，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至今还无法知道。据推测，早慧的吴承恩应当是在他的少年时代（即20岁以前）就成了秀才。
青年时期的吴承恩依然为考取举人、进士而努力拼搏。在此期间，为了加强学业上的交流，他还曾进入淮安本地的龙溪书院读书深造。龙溪书院是淮安知府葛木创办的。光绪《淮安府志》第二十七卷记载，葛木在担任淮安知府期间毁淫祠创办了这所书院，“以训士子”，结果淮安因此而“文教蔚兴”。王凤灵继任淮安知府后，进一步扩大了书院的规模，“一时显士多出其门”。青年吴承恩也是其中一员。
吴承恩曾经在龙溪书院读书肄业，而且深受淮安知府葛木、孙继鲁的赏识，所以后来吴承恩在自己的诗文里自称是他们的“门下士”。
吴承恩有比较突出的才华，很早就已经成名了；他不但“为诗文下笔立成”（语见天启《淮安府志》第十六卷），而且“工制义”（陈文烛《花草新编序》），也就是擅长作八股时文，所以“荐绅台阁诸公皆倩为捉刀人”（《山阳志遗》第四卷）。今天我们在吴承恩的文集中还可以看到不少他代别人撰写的应酬性的文字。
然而不幸的是，考上秀才后，吴承恩的科举应试的道路却是非常不顺。我们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参加乡试，但我们确切地知道，以他的聪明才智和赫赫名声，考了多年却始终未能考上举人。这对于像吴承恩这样既有才华而家境又很贫寒的读书人来说是很不幸的，令人惋惜的。当然这样的遭遇在科举时代是比较普遍的，很多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人未能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取得功名富贵。这说明科举制度极其不公，具有严重缺陷，埋没了大量人才，制造了无数悲剧，严重阻碍了国家和社会的正常发展。
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考中举人、进士从而飞黄腾达，这对聪明博学而颇为自负的吴承恩来说真是个噩梦，对他的打击很大，尤其使他愧对自己的父亲和欣赏他的师友们。
嘉靖十一年，他的父亲吴锐去世。这不但使吴承恩遭受丧失亲人的痛苦，更让他觉得愧疚，因为他没有考中举人、进士，所以无法使他的父亲死后得到朝廷的封号，享受身后的风光。这使吴承恩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孝道，因此倍感不安。吴承恩在他所作的《先府君墓志铭》里这样写道：乌呼！孤小子承恩不惠于天，天降严罚，乃夺予父。然又平日不学问，不自奋庸，使予父奄然没于布衣。天乎，痛何言哉！天乎，痛何言哉！
所谓“没于布衣”，就是生前死后始终是个平民百姓，而这都是父亲唯一的儿子吴承恩造成的，所以吴承恩哭天喊地，痛苦万分，感到自己没本事、没出息，辜负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和无限期望。
嘉靖十四年（1535年），曾经做过淮安知府的葛木（号巵山）病死于山西任上。其灵柩路过淮安的时候，吴承恩作《祭巵山先生文》以祭之。在这篇祭文里，吴承恩深情地回顾了葛木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心中充满了感激，对葛木的去世表达了哀恋与失落之情，但同时又有愧疚之意，因为自己没能通过科举考试飞黄腾达，出人头地，有一番作为，因而辜负了葛木对他的殷勤厚望：痛嗟哉巵山先生！痛嗟哉巵山先生！公真长逝耶？非耶？……痛嗟乎！天乎！有是哉，是耶？非耶？见闻既真，神悸心惑，惊怛号顿，五内震摧。……承恩淮海之竖儒也，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而公顾辱知之；泥涂困穷，笑骂沓至，而公之信仆，甚于仆之自信也。公今逝矣，谁当念予虚浮无实之文？海内固亦有奖之者，而玄黄之外，孰能了仆之心也哉？……独念彼天不吊，夺我父师，我伤如何？我伤如何？嗟哉巵山，今与公辞矣，碌碌人中，尘土如旧，我实负公，其又何言？自今以往，亦愿努力自饬，以求无忝于我公知人之明，庶他日少有所树立，亦巵山公门下士也，持此以报公而已。
原本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吴承恩，但多年以后却令所有人失望了，迟迟未能飞黄腾达，所以饱受世人的白眼和嘲讽，“泥涂困穷，笑骂沓至”。这自然让他感到万分痛苦和无奈。然而，葛木依然相信、欣赏和鼓励吴承恩，这对身处困境中的吴承恩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所以吴承恩心中对葛木充满了感激之情！
青年时代的吴承恩在精神气质上有点超凡脱俗、狂放不羁，身上有明显的名士气，是个狂士。对此吴承恩本人也是承认的。在《祭巵山先生文》中，吴承恩这样评价自己：“承恩淮海之竖儒也，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所谓“迂疏漫浪”，就是狂放不羁，特立独行，不拘小节，不同于流俗。
吴承恩身上的这种精神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吴承恩的同乡前辈，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等人。大名士嵇康曾经在淮安居住过。他为人清高自许，志趣高洁。阮籍更是放诞不羁，不遵礼法。他们二人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古代名士、狂士的代表。吴承恩深受他们的影响。对于吴承恩的这一特点，吴承恩的好友朱曰藩在《淮阴览古赠吴子》一诗（见《山带阁集》卷二）中曾经作过这样的描绘：天寒大泽冻，劲翮抟高风。前有一母飘，正对韩王宫。感此千古意，入市与子逢。把臂入酒垆，拓弛如山公。郑重饮我酒，双环歌玲珑。唱到玉关词，绝倒摧群雄。倾杯吸淮水，桐柏为之空。北斗插瑶席，霜天照芙蓉。肝胆一夜尽，欲发闻晨钟。天明挂帆去，肠断南飞鸿。
在这段描写里，一个豪放不羁的狂士形象跃然纸上，如在目前。诗中的“山公”，是指山季伦（山简）。他是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儿子。他镇守荆襄期间，不理政事，终日喝酒；喝醉了，就反戴着帽子，横拖在马背上随意所之，任意而行，丝毫不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把吴承恩比作这样一个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朱曰藩的眼里，吴承恩必定也是这样的人。在《别汝忠》一诗里，朱曰藩更是直接将阮籍、嵇康与吴承恩相提并论，视为同类。对此，吴承恩本人也是丝毫不加掩饰的。在《池上即事》一诗里，他这样写道：广陵一曲畏人知，闲弄丝桐向小池。金鲤跃波玄鹤舞，世间鱼鸟即钟期。
我们知道，广陵散是嵇康被杀前最后弹奏的曲子。此曲代表了超凡脱俗、狂放不羁、悠远高洁的魏晋风度。吴承恩弹奏此曲的时候，为什么他怕别人听到呢？因为在他的眼里，世人多是鄙俗之辈，无法领会和欣赏这种高雅的曲子，所以吴承恩宁愿独自一人弹奏给池水里的鱼儿和岸边的玄鹤听，将它们引为知己。由此可见，吴承恩是多么孤高自负，落落不群。
中国历史上的狂士、隐士在行为方式上往往是特立独行，狂放不羁，不守世俗礼法，但其实这只是表象，实际上他们是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实践着礼法道德的精神，或者说是对世俗礼法道德的超越；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历史，极大地开拓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所以他们是应当受到后人尊敬和纪念的豪杰、圣贤，比如许由、老子、庄子、与孔子同时的楚狂接舆、长沮、桀溺等人就是这样的人。
然而，普通世人是平庸的，循规蹈矩的，他们对特立独行、超凡脱俗的人物往往是看不惯的，甚至是反感的，仇视的。因此，表面上反道德、反社会的狂士常常不容于社会，为大多数人所排斥，正如鲁迅《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所遭遇的那样。吴承恩也有类似的遭遇。他很久以来就被人们寄予厚望，认为他将来必定中举人，中进士，飞黄腾达。然而应试多年，他却一无所获，始终未能考中举人、进士，捞上一官半职，反而落得穷困潦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泥途困穷”。这时普通世人就开始攻击他，嘲笑他，“笑骂沓至”。人们之所以笑骂他，主要是出于势利之见；但与吴承恩的狂士性格也不无关系，所以在他的自述里，“迂疏漫浪”之下，紧接着就是“不比数于时人”。当然，假如吴承恩最终考中了举人、进士，并且升官发财了，那么，势利的世人就不会攻击吴承恩身上的狂士气了，相反，狂士气反而会给吴承恩带来更大更好的名声，人们就会称赞他是不拘小节、挥洒自如的风流名士了。
吴承恩与当时著名诗人、书画家文征明、王宠有过一定的交往。文征明（1470—1559），原名壁，字征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征仲，号衡山居士，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他自幼聪慧，但在科举应试的道路上却很不顺，曾十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五十四岁时被推荐以贡生的身份入京参加吏部考核，被授予职低俸微的翰林院待诏。由于他在书画方面的名气很大，因此而招致同僚的嫉妒和排挤，再加上他看不惯官场里的腐败黑暗，所以在他五十七岁时辞职回乡。在诗文方面，他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在书画上，他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王宠（1491—1533），字履仁、履吉，号雅宜山人，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邑诸生，贡入太学。他工书善画，尤其以书法为人称道。
文征明和王宠比吴承恩年长，是吴承恩的前辈，所以吴承恩称王宠为雅宜王丈。他们二人的名气虽然很大，但他们的功名却都很低，与吴承恩一样，仅仅是岁贡生。据记载，文征明的为人是“和而介”，就是温和而又耿介、耿直。王宠的为人则是“温醇恬旷，与物无竞”，是个性情温和、醇厚，淡泊名利的高人雅士，而不是急功近利、贪图功名富贵的俗人。比如文征明，他于嘉靖五年看到一部分大臣在大礼议事件中被廷杖，感觉身在朝廷没有一点起码的尊严，于是愤然辞去翰林院待诏的职务回家了，对功名富贵不仅毫不留恋，甚至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示鄙夷。在《风入松·泛湖作》一词里，文征明写道：轻风骤雨卷新荷，湖上晚凉多。行春桥外山如画，缘山去十里松萝。满眼绿荫芳草，无边白鸟沧波。夕阳还听竹枝歌，天远奈愁何？渔舟隐映垂杨渡，都无系往来如梭。笑道玉堂金马，何如短棹轻歌。
这首词充分表现了作者对世俗的功名富贵的鄙视和超脱；读了这首词，一个高雅洒脱的高人雅士的形象就活灵活现地立在我们读者的面前。
吴承恩的词《风入松·和文衡山石湖夜泛》（见《射阳先生存稿》第四卷）是应和文征明这首词的：洞箫一曲倚声歌，狂杀老东坡。画船占断湖心月，杯中绿先酌嫦娥。试问沧州宝镜，何如鳷鹊金波。笔端万象困搜罗，无奈此翁何。玉堂回首惊残梦，无心记取往日南柯。想见年来江上，桃花乱点鱼蓑。
在这首词里，吴承恩将文征明比作大文豪苏东坡，对文征明风流洒脱的风度，高超的艺术水平和蔑视功名富贵、超然物外的志趣情操表示了敬仰和爱慕。《赠雅宜王丈》一诗是吴承恩赠给王宠的：仙子乘凤车，飘然下庭除。吐气若芳兰，流光比神珠。殷勤启玉检，授我三缄书。丹绨绣绿字，宛宛龙盘紆。读之苦茫然，但惊辞旨殊。经营动精魄，无由报区区。永言宝中笥，感激当何如。
这首诗将王宠比作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并对王宠对自己的教诲和关心表示了感激之情。王宠既然是神仙一流人物，其为人自然是恬淡的，与世无争的，对世俗社会的荣华富贵是不屑一顾的。由这首诗我们也可以知道，王宠对吴承恩是很赏识和关切的，曾经热情地向吴承恩传授道教神仙之术。吴承恩与王宠的交往和王宠赠道书的事实，最起码也说明，对于道教，吴承恩虽不一定有很深的造诣，也不一定热衷，但他对道教有一定的了解应该是肯定的，《西游记》里有关道教描写，就是很好的说明。
吴承恩既然与这种风流潇洒、超然物外的高人雅士有深交，那么，他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他们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
大约在嘉靖四年（1525年）前后，二十岁左右的吴承恩结婚了，娶的是本地大族叶氏的女儿。叶氏家族曾出过一个显宦叶淇，他作过户部尚书。在此之前，吴承恩的姐姐吴承嘉已经出嫁了，丈夫是本地沈尚书的后人沈山。
第三章 吴承恩的壮年和中年时代
所谓人的壮年、中年并无明确、严格的界定，大致上是指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进入老年以前这段人生阶段。孔子曾经说过：三十而立。一般说来，一个人到了三十岁以后就应当是比较成熟的人了，可以在社会上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了。
进入壮年和中年以后，吴承恩最大的人生目标仍然是读书应试，渴望考中举人、进士，从而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
由于材料的缺乏，今天我们不知道吴承恩一生当中多少次去考举人，但我们知道他必定是多次去考，结果始终未中。嘉靖十一年，吴承恩的父亲去世，按照惯例，吴承恩必须在家守制，既不能有任何娱乐活动，也不能出外交友游荡，就是应试这样的大事也是不准许的；如果是个官员的话，还必须卸下官职，回家守制三年。当然，实际上不需要满三年，只要两年零三个月，即二十七个月就可以了。吴承恩虽然不是官员，但他是个秀才，也要在家守制二十七个月之久。因此，嘉靖十一、十二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吴承恩都应当是在家为父亲守孝，管理家务，温习功课。到嘉靖十三年脱下孝服，吴承恩再次去南京考举人，但遗憾的是，这次他仍然是名落孙山，失望而归。
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和失意，吴承恩没有从南京直接返回家乡，而是绕道去了镇江金山寺游玩。面对美景，他暂时忘掉了落第的烦恼，尽情欣赏美丽的江景，诗性大发，乘兴作了两首诗以抒发情怀。但这种豪情和快乐只是暂时的，只是苦中作乐罢了，落第的痛苦始终侵蚀着他的心灵。所以回到家乡淮安后，吴承恩病倒了。也许有旅途劳累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再次落第对他的打击。吴承恩有一首诗，题目是《斋居》：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窗午花气扬，林阴鸟声乐。鱼蔬拙者政，鸡黍朋来约。何似陶隐居，松风满虚阁。
在这首诗里，吴承恩告诉我们，中年以后，他的志趣已经转变了，想学著名隐士陶弘景那样到山林之中隐居起来，不再过问人世间的是非曲直，不再追求世间的荣华富贵。吴承恩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和志趣，除了受朋友（如文征明、王宠等人）的影响外，更重要的原因应当是他在科举上一再碰壁、失意。
吴承恩的这种思想和人生态度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很常见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往往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来回摇摆。当他们精力充沛的时候，尤其是年轻力壮、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们积极入世，大展宏图，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以求忠君报国，显亲扬名；当他们年老体衰，或者屡受打击和挫折的时候，他们就向往世外桃源，寄情于山水，寻求新的精神家园，而道家或佛教往往就会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我们知道，儒、释、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三大支柱。儒家是入世的，佛家和道家则是出世的。它们往往互相结合、补充，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建构起完整的精神世界，几乎任何人都逃不出这个精神世界。吴承恩也不例外。
吴承恩渴望考中举人、进士，然而他考了几十年，结果却是屡次落第，而且终其一生也没有考中举人。这种不幸遭遇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令人痛苦的事情。但吴承恩的精神没有被打垮，他没有发疯或者去自杀，而是坚强地挺了过来。这是值得钦佩的。他没有被打垮，不是因为他变得麻木不仁了，相反，他的内心变得更加坚强，他的雄心壮志也没有被消磨殆尽。在《送我入门来》这首词里，吴承恩向儿女辈敞开了自己的心扉：玄鬓垂云，忽然而雪，不知何处潜来？吟啸临风，未许壮心灰。严霜积雪俱经过，试探取梅花开未开？安排事付与天公管领，我肯安排？狗有三分糠分，马有三分龙性，况丈夫哉？富贵无心，只恐转相催。虽贫杜甫还诗伯，纵老廉颇是将才。漫说些痴话，赚他儿女辈，乱惊猜。
这首词应当写于吴承恩的晚年，此时他的双鬓已经花白了，他已经垂垂老矣。但他依然临风吟啸，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他认为，诗圣杜甫、名将廉颇虽然或老或贫，但他们依然是诗圣和将才。由此可见，吴承恩是颇为自负的，对自己是很有信心的，坚信自己不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虽然自己无心于功名富贵，但功名富贵迟早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在我们今天看来，这首词表现了吴承恩的自信和傲骨，但同时也有点像阿Q，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麻醉，自我安慰。
因此，虽然吴承恩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屡次失败，但他屡败屡战。嘉靖十六年，吴承恩再次到南京考举人。然而这次乡试却出了很大的问题。据王世贞《科试考二》记载，在这次乡试中，考生在答卷中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