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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5 06: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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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睿

出版社:航空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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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管理学

现代企业管理学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较系统地介绍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原理和方法。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企业改革、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管理与企业管理系统、企业决策性职能、企业管理性职能、企业运营性职能、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与人本管理和企业效益保证法。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学习现代管理的教材,也可作为各类成人教育或企业管理干部的培训教材。

编者的话

前几年走访了不少企业,最近再去,有的企业发展了,豪气冲天、充满霸气;有的企业发展了,谦虚谨慎、勤勤恳恳;有的企业处于低潮,无精打采;有的企业处于低潮,卧薪尝胆。企业像人一样有身体,有年龄,有生命,有性格,有精神,有生死。企业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我们总希望企业能健康快乐、长治久安,长期进步,造福社会,所以,对企业管理、企业发展规律的研究、探索吸引了许多人。我算是一个被深深吸引的人。

身体各种资源的合理调配,使阴阳平衡、动静相宜、百病不侵、健康长寿,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合理流动,使企业面对风险时从容应对、闪转腾挪,面对机遇时果断出击、运筹帷幄。我们总希望找到一副灵丹妙药,解决所有问题,总希望有一把钥匙,打开所有的锁。用有限的资源解决无限的问题,管理的存在就有了意义。

资源是有限的,管理是有价值的,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才是灵丹妙药。搞研究需要这种作风,管理企业需要这种作风,学习也需要这种作风。

从传统管理到科学管理,从科学管理到人文管理,最终到文化管理,管理离人越来越近,理解人、尊重人应该是最时尚的,最值得推崇的。使人不断进步、使人全面发展应该是最值得追求的。

在父亲的指导下完成了这本书,限于编者的学识局限和时间约束,书中的缺憾和不足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同行与读者批评指正。编者2008年7月

第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企业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为我们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带来许多机遇,也迎来了许多挑战。企业能看到这些机遇并能牢牢地抓住,就有了生机、有了活力、有了后劲,最终就有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企业能做好充分迎接这些挑战的准备,就会及时转变观念,树立市场意识、效益意识、人本意识和竞争意识,从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企业应该确立怎样的使命观、价值观与经营机制?本章将对这些问题一一作出回答。

第一节 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之初,有人提出在我国要实行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明确提出在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十几年搞商品经济,突然又提出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不是一回事儿呢?是一回事儿为什么要换个说法?不是一回事儿它们的区别又在哪里?以前的搞法对不对?这些问题应该弄清楚,也应该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以使人们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一、社会形态与经济形态

20世纪40年代,苏联社会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中明确规定商品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归资本主义所固有,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50年代,该书进行了修改和再版,但这些基本“原理”和“概念”却没有发生变化。而这本书正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权威版本。书上是这么写的,人们也是这样认识的。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无缘已是人们的共识,商品经济加竞争等于资本主义已经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事实是不是这样?我们从分析社会形态、经济形态,从分析社会形态与经济形态的关系,便可以找到合适的答案。(一)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是社会存在的状态。对社会存在的状态人们有不同的认识。所谓认识不同无非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同一个事物得出不同的结论而已。因为社会形态是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不管是已经发生过的还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是不可改变的;正在发生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将要发生的,就看谁能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谁的预测准确度高一些。图1-1 社会形态发展图

从图1-1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社会形态大体经历五个阶段,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强调:一是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有人类开始至今已经历了50多万年的时间。50万年是一个多么久远的历史长河啊!二是社会形态的转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可以刀砍斧剁宣布一下从某一月某一天开始的,越往前数,越是这样。三是社会形态的演变与生产力发展有关。生产力越低下,社会形态的演变越迟缓,如人类社会几十万年的历史,可以说99%都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度过的。奴隶社会至今也不过是几千年而已,封建社会历时两千多年,资本主义诞生至今还不足三百年,从有共产主义萌芽开始到现在不过七八十年。

当今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区域住着不同的人群,由于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社会环境的不同,他们的社会形态也不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奴隶制都有,甚至世界的某些角落、深山老林不断出没的所谓的“野人”,不排除他们的生活环境仍处在原始社会阶段。我们讲上述五种社会形态及其发展是讲主流,是就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和一般规律而言的。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指从人类直立行走开始到奴隶主阶级的形成为止。在这个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是群居、群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以猎物、野果充饥,树皮兽皮挡寒。饥饿、疾病、自然灾害、野兽的侵袭都是无法抗拒的。人的出生率高,死亡率亦高。所以这一阶段人类社会发展非常缓慢。

奴隶社会,有了石器、铁器作为劳动工具,生产力有了发展,人们的劳动成果有了富余。为了争夺劳动果实和占领领地,部落与部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战败的人群便成了胜利者的奴隶,酋长便成了奴隶主。这种社会形态是以奴隶主占有奴隶劳动成果为特征或标志的。封建社会自然是以封建地主大量占有生产资料——土地,从而以此为手段剥削和占有农民劳动成果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用之剥削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共产主义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生产力还不十分发达,社会物质财富还没有达到极大的丰富,国家、地区的界限还明显地存在,价值和价值规律还在发挥作用。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还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但是共产主义一些基本的东西,如: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等特征都已存在,而且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准则。第二阶段是共产主义,它是人类的理想社会。除了在第一阶段已经具备的特征外,再就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没有国家、没有政党、没有军队,真可谓世界大同。现代人对未来的共产主义只能用现代人想象中美好的词汇和美好的憧憬来描述,与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后的真正共产主义相比,我们的描述也许很不准确,我们的认识也许非常肤浅,但是我们现在只能这样认识,认识那是一个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二)经济形态

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经济运转的状态。

从图1-2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分为四种,即原始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高级产品经济。这种分法的依据是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存在状态。图1-2 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图

所谓产品经济,即是以劳动果实(收获物的形式)的多少、优劣来衡量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评价人们的贡献大小。这种劳动果实直接为劳动者享用或服务,没有货币、没有交换。原始产品经济的劳动果实少得可怜,高级产品经济的劳动果实极大丰富,多得厉害。少得可怜便没有剩余果实,不得不靠合理分配这些果实来维持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多得厉害,尽可各取所需,货币交换便都失去意义。

自然经济最典型的特征是自给自足,自种自吃,自做自用。人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有交换,但交换的形式是以物易物,拿自己的剩余劳动果实换取自己需要的用品或食品。

商品经济的先决条件是生产力发展了,剩余劳动果实多了起来,交换的中介物——货币诞生了,交换有了固定场所——市场。人们生产的目的已不是或主要不是满足个人对物质的需求,而是为了给社会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买卖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

从这四个阶段的演变不难看出社会经济形态变化是生产力在起主导作用。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温饱问题远远没有解决。没有野果或猎物时大家一同饿肚子,有了野果和猎物只有靠“合理”分配。从原始产品经济一直到高级产品经济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三)社会形态与经济形态的关系

人类社会是由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构成的。换句话说,社会形态与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的内容。离开这两种形态,人类社会便不复存在。我们是将社会形态与经济形态分开讲解、表述的,而在实际社会中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是分不开的,两者胶着在一起共同发展,共同前进,这才形成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虽然它们是胶着在一起的,但是两者各自又遵循着自己的规律前进。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两者的前进与发展都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同步发展。图1-3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图1-3 社会形态与经济形态关系图

图1-3表示原始产品经济是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开始到奴隶社会中后期为止的,而在奴隶社会的中期已经开始了剩余劳动果实的以物易物的交换,自然经济开始萌芽。封建社会肯定是典型的自然经济,但它不只是从有封建社会才开始,它也不是封建社会一结束就不存在,而是一直延续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是典型的商品经济,但是商品经济却是在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就已经萌芽且有所发展。我国的国画长卷《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宋代京都——汴梁(开封)商品交易的热闹景象。商品经济也不是到资本主义社会就结束了,而是到社会主义社会,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一大段历史时期,这期间都可以说是商品经济。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其经济形态才可以说是高级的产品经济。

二、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称谓社会某一阶段的同一个经济形态。商品经济是从经济运行的主体角度来称谓,市场经济是从经济运行的载体和调节手段来称谓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者是一样的。(一)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

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经济形态,表示的都是社会经济运行的状态,而且在某一个时空段内两者讲的都是一回事儿。(1)从图1-4中不难看出封建社会中后期以后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这一阶段的经济形态都是商品经济。从这个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后期以后直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这一阶段的经济形态都是市场经济。从图的上半边看这一阶段的经济形态叫商品经济,从图的下半边看这一阶段的经济形态叫市场经济,这说明两者是一样的。图1-4 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图(2)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的。没有商品、没有商品交换、没有市场便没有这两种经济形态。(3)遵循相同的经济规律,即遵循相同的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规律和优胜劣汰规律(即竞争规律)。事物的规律是事物的本质特征,规律相同便说明这两个事物很相像或者就是同一事物。(二)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特点

1.跨越的时间长短不同

商品经济跨越了封建社会后期一直到共产主义实现前这一虽不算漫长但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市场经济却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有的新生事物,至今才有30多年时间。

2.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不同

商品经济之初,生产力虽然与自然经济时期相比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和现在相比尚处于相当落后、低下的状态;而市场经济则是生产力高度发展阶段的商品经济。

3.市场的发育程度不同

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市场的范围、规模的大小不同。商品经济对市场的范围、规模的大小没有明确的要求,而市场经济则是以统一的国际大市场的形成为标志的。统一的国际大市场的形成有两件事是必须提及的,一是关贸总协定(GATT),二是跨国公司。关贸总协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强势国家为了促使世界范围内贸易的交流与合作起草的一个国际间的贸易约法。这个约法为建立统一的国际大市场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前提与可能。跨国公司是一种新型的生产与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签署之后,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逐步被打破,闭关锁国式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被冲垮,市场已不是以区域、国家为界限了,而是冲破了区界、冲破了国界,国际间的贸易往来日渐频繁。为了减少运费、节约成本,一些有实力的大公司在本国以外的国家纷纷建立分支机构,组织贸易与生产,不少原料、资金、人才都是就地取材,这就形成了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越办越大,跨越的国家越来越多,吸纳的资金和人才越来越广泛,久而久之便很难认定这些公司属于哪个国家。跨国公司的出现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

市场发育程度不同的第二层含义是市场的完善程度与市场的概念不同。商品经济之初讲的市场不过是商品交换的场所,既然是场所肯定是有形的,既然要交换肯定是有劳动成果在这里进行买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则不一定都是一个场所,例如目前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已经建成,而且逐步成为人们生活中不能离开的东西。买什么、卖什么只需坐在家里在计算机上发布信息和获得信息即可,你说这个场所在哪里?即使是在“场所”即市场里进行交易,也不是都带商品去交易,像期货市场、股票市场就是以前所没有的市场。

市场交换的内容也在逐步扩展,诸多生产力要素也都进入了市场,如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市场发育成熟的重要标志。只有这种时候的商品经济才可以称为市场经济。

三、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商品经济归资本主义所固有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的见解,而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权威”断言,这种断言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束缚了我们几十年、几代人。这种理论的大前提是社会制度与经济形态是一回事儿,某一种社会制度必然要与某一种经济形态相联系。其实中国革命的事实已经打破了这种断言和理论,毛泽东同志有很多精辟的论断对这种理论冲破了一个又一个大豁口。但是这种理论体系似乎根深蒂固,而且已形成理论禁区,是不容置疑的,似乎动摇了它就动摇了社会主义似的,所以我们只能搞单一的计划经济,而不能也不敢涉猎商品经济。如果说某种社会制度一定要有一种经济形态伴随,那么奴隶制社会又是什么经济形态呢?

通过以上对社会形态与经济形态的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商品经济跨越了从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之前的历史阶段,它包括封建社会的一部分,包括资本主义的全过程,也包括共产主义的前期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制度与经济形态没有必然联系,商品经济不归资本主义所固有,社会主义社会照样可以搞、应该搞、而且必须搞商品经济,这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阶段。我们以前试图跨越它,但是我们吃了亏,回过头来还得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第二节 传统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

一、传统社会主义与单一计划经济

传统社会主义是从党的十四大开始有的新提法、新概念。传统社会主义是和现代社会主义对应的,指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的、外国的统称为传统社会主义。那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主要是公有制加按劳分配。既然公有制加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那么公有制的“公”字肯定是越“公”越好,越“公”也就越社会主义。前者在《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中讲苏联的公有制总体来说还不错,但是还不完全、不彻底,还存在着某些私有制的残余。例如集体农庄庄员个人还拥有一些必要的农具和工具等。苏联根本不存在市场,城市也罢,农村也好,60年代以前都是搞配给制,完全的大锅饭、平均主义。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在经济体制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我国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加上赫鲁晓夫日渐对中国的不满,把两党的矛盾与分歧扩大到国与国之间。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思想、他的智慧、他的理论、他的气魄、他的领导使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功绩对世界历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善于创新,从不迷信书本、迷信古人,但他敬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因为他们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造了共产主义理论,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列宁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者。毛泽东的历史使命是学习他们、实践他们的理论,实现他们的预见。毛泽东搞的这一套肯定叫社会主义,肯定是社会主义。因为那个时代人们认识的社会主义就是那个样子。

传统社会主义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从政治制度上讲,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这种制度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二是从经济制度上讲,实行的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公有制指的是所有制的形式,计划经济指的是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三是从分配办法上讲,实行的是按劳分配。

那个时代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就等于社会主义。正像商品经济归资本主义所固有一样,计划经济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因此,计划经济便成了社会主义的象征和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社会经济的运行一般是由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个环节组成的一个闭环系统,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不断促使社会经济逐步向更高层次发展。然而,单一计划经济的运行是国家高度集权,生产却是生产单位或生产部门的事儿,流通、消费、分配全部由国家包揽。国家是靠指令性计划促使经济运转的,即使是生产单位的生产也必须按国家的计划组织生产,让你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让你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因为跟着生产计划下达的是产品的调拨单,是使用计划,少一台不够分,多一台分给谁?

单一计划经济一切都离不开计划,因此企业只能依赖国家,国家主宰了经济运行的全部职能。离开计划,企业无法转动。在那种经济体制下只有国家一方的积极性,大锅饭、平均主义、依赖性随之逐步产生,而且越来越严重。

计划经济不是一无是处,从本质上讲,计划经济有很多长处和优势,如可以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尽可能地发挥生产力要素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减少库存与浪费等。只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人们的觉悟还没有提高到一定的程度,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的时候,这些长处和优势不可能充分表现出来罢了。

二、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迅速建立起一大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这些企业主要包括:

1.革命根据地的公营企业。新中国成立前,各革命根据地都有一些公营企业,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军事工业和具有后勤服务性质的工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雏形。这些企业数量不多,规模不大。

2.国家直接投资建立的企业。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就十分注意通过直接投资来壮大国有经济。比如,1952年政府用于工业的投资就达16.89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0%。

3.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主要包括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企业(包括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的日本和德、意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和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1)在金融方面,主要是作为“四大家族”经济核心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及合作金库和国民党省市地方银行系统共2400多家银行,还有国民党官商合办的其他银行中的官股。(2)在工矿企业方面,主要是控制全国资源和重工业生产的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垄断全国纺织工业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国民党兵工系统和军事后勤系统所办的企业,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粮食部和其他部门所办的企业,“宋孔家族”和其他官僚商办企业,“CC系统”的“党营”企业,以及各省地方官僚资本系统的企业。合计共有工业企业2858个,职工1.29万人。(3)在交通运输方面,主要有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招商局等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共计有铁路2万多公里,机车4000多台,客车约4000辆,货车约47000辆,铁路车辆和船舶修造工厂约30个,各种船舶约20万吨,原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4)在商业方面,主要有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植物油、中国进出口、金山贸易、利泰、扬子建业、长江中美实业等十几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接管和恢复生产,使国家直接掌握了全国一半以上的燃料、动力、工业原料和将近1/2的棉纱产量,控制了全部铁路和大部分现代交通运输事业,控制了绝大部分银行业务和国内外贸易。这样国家就掌握了经济命脉,为领导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和恢复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4.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私人资本主义即民族资本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允许它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存在和发展,即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逐步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形式主要有收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初级形式和个别企业公私合营以及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形式。这五种初级改造形式,当时统称为“加工订货”。1953年,国家制定了扩大公私合营计划并召开了相应会议,准备对雇用10名工人以上的工业企业首先实行公私合营。1955年上半年,在“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指导下,采取了以大带小、以先带后的办法,使整个公私合营工作进展很快。特别是下半年,在批评“小脚女人”后,农村出现了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推动了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广东、四川、云南、河南、黑龙江等省市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方式。到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有6042户,职工107.5万人,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面达到99%,可以说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实行公私合营,实际上是将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我国社会主义企业建立以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1957年(“一五”期间),是我国社会主义企业大发展阶段。在“一五”期间,我国有计划地新建了一大批大中型骨干企业。到1957年年底,全国工业企业发展到16.95万个。5年间,国家对工业部门的投资总额达250.26亿元,占投资总额的42.5%。就是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几乎国家投资的一半,是用于工业建设。5年内,在施工的1万多个工矿建设单位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到1957年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有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有109个。苏联帮助建设的156个重大建设项目,到1957年年底,有135个已经开始施工建设,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家帮助我国建设的68个工程项目,到1957年年底,有64个已经施工建设,27个已经建成投入生产。这900多个限额以上的工矿企业,是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骨干,它们的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

在一些新建的大型工矿企业单位中,电力工业有富拉尔基热电站、阜新电厂、抚顺电厂、太原第一热电站、大连热电站;煤炭工业有鹤岗东山竖井、阜新海州露天煤矿等;黑色金属工业有鞍山钢铁公司、太原钢铁厂;有色金属工业有抚顺铝厂、通化铜矿;机器制造工业有沈阳第一机床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化学工业有大连化学厂、大连碱厂;在轻工业方面,造纸工业有佳木斯造纸厂、广州造纸厂;食品工业有包头糖厂、北京果酒厂;纺织工业有北京国棉一厂、乌鲁木齐七一厂、哈尔滨亚麻厂;建筑材料工业有牡丹江水泥厂、哈尔滨水泥厂等。

五年间,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生产能力增长迅速,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的落后面貌。一些技术要求特别复杂的新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部门出现了。主要工业品新增的生产能力(以设计的年产能力计算):铁矿开采1643.4万吨,炼铁338.6万吨,炼钢281.6万吨,轧钢165万吨,采煤6376万吨,发电(以发电机容量计算)246.9万千瓦,石油131.2万吨,水泥261.3万吨,金属切削机床8704台,载重汽车3万辆,纱锭201万枚。5年中新增加的炼铁能力和炼钢能力分别为旧中国60年的1.5倍和3倍;新增加的发电能力也大大超过了旧中国70年的总和;以旧中国发展比较快的纺织工业来说,5年新增纱锭为旧中国60年建设纱绽总数的40%。

第二阶段:1958-1965年,社会主义企业的困难和调整期。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由于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脱离了实际,掀起了大办工业的热潮,全国各地在极短的时间内“高速度”地建立了大批工业企业,造成了重复建设、盲目发展的局面;在企业管理上,强调“破除迷信”,不尊重科学,造成了生产上的混乱;加上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数以百计的正在建设中的企业陷于瘫痪,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建设与生产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1960年,国家决定对社会主义工业企业进行调整。在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明确提出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规定了企业、国家的相互关系,强调建立和健全责任制度和各项规章制度,要求加强计划管理、经济核算和贯彻按劳分配、物质鼓励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的原则。结合“工业七十条”的贯彻,工业企业普遍学习大庆经验,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度,加强了基础性建设;学习解放军,加强了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工业企业的组织形式上,进行了组织公司的尝试。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初步纠正了“大跃进”的失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年底,全国工业企业共有1577万个,企业数量比1957年稍有减少,但是企业素质增强了,经济效益提高了。

第三阶段: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企业发展最混乱,甚至是倒退的时期。主要表现在:首先,原有的企业受到破坏。职工队伍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大规模的武斗造成大批工厂停产停工,企业领导干部靠边站,挨批挨斗,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大批下放农村或下车间劳动,企业的生产、管理秩序混乱,经济效益严重下降,特别是思想上、作风上造成严重的内伤。其次,企业管理工作停顿甚至倒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错误地批判了“工业七十条”,接着,又批判了所谓“管卡压”、“洋奴哲学”、“唯生产力论”、“物质刺激”等。“四人帮”还鼓吹“不做吨位的奴隶”,“要搞出不用规章制度的工厂”。结果,使多年来已经形成的比较科学的管理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第三,新建企业缺乏统一规划,盲目发展,重复建设。例如,钢铁、化肥、煤炭、水泥等工业,应该集中新建大型企业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但在1970年以后,却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号召全国各地大办“四小”(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煤炭)工业,造成资源和能源的严重浪费,经济效益差,亏损严重,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第四,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在企业所有制上不断“升级”。“左”的理论制造了只有全民所有制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企业,而集体所有制却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家庭副业则是“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于是,不顾一切地实行“穷过渡”,把集体所有制企业上升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把“小集体”企业上升为“大集体”企业,一刀砍掉家庭副业这个“资本主义尾巴”。结果,全民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大锅饭”越吃越严重,家庭副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四阶段:1976-1978年,是我国社会主义企业恢复和发展时期。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民焕发出空前高涨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努力恢复被“四人帮”破坏了的国民经济,使工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78年,全国工业企业发展到34.84万个,其中大型企业4400个,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上升到72.2%。

第五阶段:1978年以来,是我国社会主义企业改革的新时期。这一改革过程我们将作详细介绍。传统体制下的社会主义企业这一概念是相对现代社会主义企业而言的,也就是计划体制下的社会主义企业,其特征和弊端主要有三点:

一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企业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一个经营单位。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企业不仅有生产的任务,还应具有独立决策权、劳动人事权、资产处置权等。而这些在传统社会主义企业中是不存在的,这些权力掌握在政府手中。具体到企业的内部,企业实际上只管生产不管经营,生产和经营是分开的,生产由企业负责,经营由政府解决,企业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一个经营单位。既然企业不是一个经营单位,企业就不必进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因为这时的企业不是自负盈亏,而是统收统支、吃国家的大锅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传统社会主义企业,并不知道自己将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因为这些都不是取决于企业自己的偏好,而是取决于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安排。

二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企业政企不分。每一个企业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有的是县团级企业,有的是厅局级企业,有的是省部级企业,这些有着不同行政级别的企业又分别隶属于各级政府机关,或者是市属或者是省属,亦或是中央直属。因此,传统的社会主义企业被称为“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形象地概括了传统企业的行政性特色。企业既然是国营的,那么国家政府在企业中的代理人,即所谓的厂长、经理及一般管理人员都取得了“干部”的身份,干部的级别与该企业的级别是相对应的,而且处于企业中的干部与处于政府机关中的干部仅仅是所就职的岗位不同而已,二者之间是可以经常换位的。

三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企业社会负担过重。传统的社会主义企业对职工承担了近乎无限的责任,而职工则全面地依赖于企业。企业通常被称为单位,单位对企业职工有着特殊的重要性。通过在单位“只进不出”的终身就业,实际上消除了失业的可能性以及失业救济的必要性。单位向职工提供医疗、养老、住房乃至子女入托入学等服务,形成了以企业为中心的保障体系。企业和职工的这种关系的特殊性集中表现在职工从企业的“退出成本”上。从自愿选择的意义上说,几乎是不能退出的。如果没有计划者的许可,职工个人的“自愿”退出不仅意味着失去就业岗位,而且意味着失去基本的生活条件。即使得到计划者的同意,职工在单位之间的调动,也不仅仅是就业岗位的换位,而是还要加上住房、保障、福利等在内的“联合换位”。其中任何一项不满足要求,都可能导致整个工作调动的“搁浅”。

总之,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的弊端很多,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政企职责不分,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造成个人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平均主义严重,忽视市场的作用,其结果是企业经济效益十分低下。因此,必须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企业进行改造。

三、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机制

(一)企业经营机制

1.机制

机制是事物内部有机联系着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互相推动互相制约,促使事物正常运转的机能与形式。如机械手表的机制是齿轮传动,人的机制是气血运转。齿轮、轮轴、表壳等这都是外在的形式,齿轮传动所产生的动力、发挥的作用便是它的机能,是它的内容。这种内容和形式、机能与躯体有机的结合才能促使事物运转,事物才存在,才有价值、有意义。

事物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运转形式是互相推动又互相制约,齿轮运转大齿轮带小齿轮,后齿推动前齿,同时又阻挡着前齿不能后退。心脏运动促使血液循环,血液只有出来一股才能进去一股,同时进去一股也必须出来一股,这样才有脉搏跳动,人才能存活。

2.企业经营机制

企业经营机制是企业内部有机联系着的各个组成部分互相推动又互相制约,促使企业正常运转的机能与形式。也就是企业的组织机构及推动组织机构运转的动力。

企业的组织机构如决策机构、生产机构、技术机构、质量机构、管理机构、市场机构等,从经营角度讲包含了从信息的收集到产品销售的全过程,从人员方面讲包括了上至厂长下至生产工人的全体员工,也就是企业的全部人和事都在其中。这是形式。

这些机构是怎样运转的?为什么会运转?这是研究它的机制——动力。例如计划经济条件下推动企业运转的动力是计划。这计划主要是国家计划和根据国家计划制定的企业内部计划。离开计划企业便不能运转、无法存活。因此这种计划推动的动力和上边讲的形式构成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经营机制。(二)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机制

要研究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首先要弄清楚企业经营机制应该从哪里转向哪里。因此,研究一下传统体制下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机制的形成、发展和弊端是十分必要的。

1.革命是解放生产力

革命是先进阶级推翻腐朽阶级的阶级斗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革命的结果表明也确实解放了生产力。企业的实践雄辩地、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条真理。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企业多数控制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手里,企业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是他们压榨工人血汗、榨取中国财富的场所和手段。企业的历史是工人阶级的血泪史,也是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买办阶级血淋淋的发家史。资本家对工人残酷剥削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官、封三座大山,从此企业回到人民手里,工人阶级成了企业的主人。革命带来的这种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工人闹罢工、搞怠工,甚至破坏机器设备、制造停水停电,使工厂难以正常运转;新中国成立后,工人组织纠察队、护厂队,保卫工厂、爱护企业,白天游行,晚上加班。1951年,尽管我们企业的底子薄,条件很差,但是广大工人阶级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拼命工作,用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支持了抗美援朝的急需,同时在国内也完成了三年恢复的任务,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使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和发展,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企业的生产、生活条件仍然非常差。但广大工人阶级学技术、学文化、钻研业务,不计报酬,相互之间攀比的是成绩和贡献,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生产和建设景象。为了恢复经济和战争的需要,那时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但它却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生产力水平的需要。人还是这些人,厂房还是这些厂房,设备还是这些设备,但生产效率却几倍、几十倍地往上长,谁都不怀疑这是解放了的结果,这是革命的功劳。

2.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经营机制的形成和运转

传统社会主义企业指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亦即改革前的企业。为什么讲是传统的呢?这是因为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确定了这样的体制和概念,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一直沿用并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一种较为固定的看法,所以称“传统的”。过去讲的社会主义企业指的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后来也包括“大集体”企业。当时对社会主义企业下的定义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并在国家统一指导下,由国家经营并实行独立核算的经济单位。按企业隶属关系又分为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又称“国营企业”。从这个定义看,有四点是很突出的:①企业的财富归全民所有,即公有制;②国家计划的统一指导;③国家经营;④企业对政府有一个隶属关系。

第一个特点是公有制。这是由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无疑是正确的。但当时讲的公有制是绝对的、纯粹的,不是真正的公有制,甚至带有私有成分,自然划不到社会主义企业的范畴。后来又为何把“大集体”也列入社会主义企业,是因为对“大集体”有一个明确定义,即县(区)办大集体。县财政出资兴办的企业,虽然财政未列入国家预算(后来有的也列入了),但毕竟是县政府拿的钱,企业不归全国人民所有,也要归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全县人民所有,这也应该算一定范围内的公有制了。因此,“大集体”企业也进入了社会主义企业的行列。

第二个特点是国家计划的统一指导。这里讲指导,实际是制约。因为那时的计划统统是指令性的。计划是指示,也是命令。对于企业来说,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回旋余地的。产量、品种、产值等都是决不允许不完成的。资金拨付了,材料批给了,工人招来了,图样给你了,企业有什么理由完不成计划?定这么多计划,产品还没生产出来,分配产品的调拨单就已经开出了,国家也不允许你完不成。

第三个特点是国家经营。国家经营企业,是指企业的兴办、生产、发展全由国家做主,企业实质上是一个生产单位。

第四个特点是企业对政府有一个隶属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企业都归某一个政府部门管理。政府确定某一个部门作为企业的主管部门,统筹管理企业的规划、计划、人员进出、财务运转、干部任免、调资、奖金分配等。企业是政府主管部门的下属,主管部门是企业的“婆婆”。

根据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和特点,传统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机制只是“等、靠、要”。当时经营的核心是生产;经营的目的是完成国家的计划;经营的内容是资金、物料投入到产品出厂的全过程;经营方法是当“坐商”;经营手段是外部的“三包”(包投、包供、包销)和内部的“三铁”(铁交椅、铁工资、铁饭碗)。

不少人说我们的企业体制和机制是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模式才造成某种弊端的,其实也并不全都是照搬的,例如平均主义大锅饭这一条,我们的企业和苏联比是大大发展了。因为从1957年以后我国不断地批判法权、特殊化,号召和强调的是“人人平等”、“利益均沾”的所谓共产主义思想。“四清”运动初期,取消奖金改为附加工资,人人一样多,人人都有份。到“文化大革命”中连附加工资也被取消了。苏联是不曾有这样一套的。苏联实行“八级工资制”,我们搬是搬过来了,苏联嫌“八级工资制”中级差太小,难以体现按劳分配原则,而我们嫌最高与最低级差额太大,在逐步缩小分配上的差距。苏联几经改变分配方案,“八级工资制”早已面目全非,而我们一直沿袭30多年。

开头照搬苏联的模式、学习苏联的经验是对的,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选择。因为我们没有搞过社会主义,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了30多年的历史和经验,不学苏联学谁?加上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我们不可能得到并借鉴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管理方法。问题在于我们学习了苏联的经验后,没有根据我们的国情和认识进行“消化”、“吸收”,即使加上一些自己的东西,也是越加越“纯”、越加越“公”、越加越“均”,似乎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点。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在企业里“等、靠、要”的机制才正式建立,并且逐步运行开来。因为我国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业,也就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才大规模兴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在这之前,在三年恢复时期(1949-1951年),我国的企业大体有两类:一类是解放区的一些军工厂和民用企业,这类企业解放初期仍然沿用军事共产主义,实行供给制;另一类是资本家的工厂,虽然我们派了驻厂工作组和党代表,其生产、经营,特别是支持抗美援朝的军用产品,都在党和政府的严格监督之下进行生产,但其管理方法和运行机制仍然属于资本主义那一套,不过通过改革,资本家不同程度地有所收敛罢了。真正把军事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经营纳入传统社会主义的经营轨道,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是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经营机制和以前企业旧机制的分界线。

3.传统的社会主义企业经营机制的特点(1)国家直接经营企业(1)国家直接经营企业

过去我们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叫“国营”企业。根据社会主义的性质,全民所有制企业自然是全民所有,国家代表全民的意志和利益,因此也叫国家所有。那时的企业应该叫国有国营,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合二为一的。国家投资兴建,国家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产品、生产规模、产品销路。从企业生产的投入前看,国家代替了市场职能;从企业产品制成后的一段看,国家同样行使市场的职能。国家经营企业的主要渠道和手段是计划、调拨。企业的职责只是按照国家意志组织生产。(2)企业对国家的高度依赖性

企业的职责是组织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国家要下达计划;生产这些产品需要多少流动资金,多少规格、多少重量的原材料,均由国家供应;加工这些材料、生产众多零部件需要添多少设备、增加多少劳动力都得国家考虑;科技人员,国家调配;各类工人,国家招收;干部使用,国家任免。就是说一切外部条件、内部环境,均要由国家给创造。这就培养了企业对国家高度的依赖性,离开国家,企业便寸步难行。

依赖性的特征是“等、靠、要”,这也是经营机制的核心。所谓等就是计划未到不开工,资金未到不进货,条件不足不生产。从指导思想上讲,这是一种被动式的服从国家意志的表象,一个“等”字反映了国家在企业经营中的主体地位。“靠”是依靠、靠山、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意思。国家是企业的靠山,企业是国家的分支和组成部分。一个“靠”字道出了国家与企业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便是政企一体的反映和结果。“要”和“等”比,是前进了一步,如果“等”是依赖性的被动式表象的话,“要”则是依赖性的主动式特征,不是等计划、等条件,而是伸出手来向国家要计划、要条件。这是一种积极态度。“坐等”是服从国家,“伸手”同样是服从国家,向国家伸手,向国家请示,向国家索要,其目的都是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3)取消市场,排斥竞争

按照苏联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即公有制加按劳分配,公有制的程度体现着社会主义化的程度。40年代苏联社会科学院编的《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中,甚至把集体农庄中农民所保留的少量供个人使用的生产资料(工具)也当成私有制的残余和资本主义的尾巴,也列入到进一步社会主义化的必铲除之列。在这本教程中公开申明市场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竞争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它和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经济运行必然要经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然后再生产、再流通的过程。到了共产主义,由于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人民觉悟的极大提高,劳动成了人们生活中的第一需要,自然会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到那时,市场的基本特征(商品交换、买卖)就消失了,将会有另一种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形式来取代流通、分配、消费的功能。但在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别是在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因为社会和人们的需求是多样的和多变的,另一方面是生产力还很不发达,靠国家的计划和分配是无法达到供应与需求的平衡的,只有靠市场。市场向企业提供多变的、多层次的需求信息,同时市场也引导社会和人们的消费倾向,市场是促使企业发展,也是尽可能满足需求的渠道和场所。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从生产资料的角度讲,我们一直限制市场的作用,甚至取消市场的存在,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一一中断,企业患了“功能不全”症。

至于竞争,那更是非常忌讳的事情。在那时,竞争等于投机取巧,竞争等于好大喜功,竞争等于尔虞我诈,竞争属于资本主义的痼疾,言必避竞争,行不事竞争,竞争在社会主义的辞典里几乎消失了。在企业里既无产生竞争的思想基础,也无实施竞争的经济基础,竞争既不可能,也不必要。(4)制度上的“三铁”,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

制度上的“三铁”指的是干部制度的“铁交椅”、劳动制度的“铁饭碗”、分配制度的“铁工资”。①“铁交椅”指的是干部特别是企业各级领导干部的稳定性,能上不能下。不论本领大小,政绩如何,一经提拔便终生保留(除非犯错误下台)。②劳动制度的“铁饭碗”。“进了工厂门,就是国家人;工资国家发,有事国家管。”就是犯了错误,劳改法办,放出来后工厂还得安排。③分配制度的“铁工资”。“八级制,(有)优越性,月月开支有保证,不管企业好与差,工资都能按时发。”

所谓平均主义、大锅饭,是指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无论表现优劣、贡献大小,既然是端着铁饭碗,碗里总是应该有饭的。饭碗那么多,饭又那么少,总不能让有的人撑着,有的人饿着,反正都是国家的人,人人均着吃一点吧。行业与行业、企业与企业,省与省、市与市都是这个理儿,企业内部同样也是这个理儿。当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从另一方面讲,没有认真地设法把饭搞多点。如何把饭做多点,正是经营机制所应该解决的问题。(5)思想政治工作

讲经营机制的特点怎么扯进了思想政治工作?似乎这两点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思想政治工作是融合在经营机制之中的,是在企业经营的任何环节都发挥着作用的东西。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做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战争年代党靠思想政治工作调动大家积极性,激励大家英勇杀敌、浴血奋战,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和平建设时期,党仍用这个锐利武器调动大家积极性,激励大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讲奉献、比贡献,创造了惊人的奇迹。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在我们的企业里,大部分时间思想政治工作还是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已经成了企业经营运转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和动力。

第三节 社会主义企业改革历程

一、真理标准讨论与凤阳春雷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我国曾有一场什么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历史意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应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存在着两条尖锐对立的路线。一条路线以毛泽东同志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为代表,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即“两个凡是”派。另一派以邓小平、叶剑英和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坚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完整地、科学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即“实事求是”派。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悄然地进行。在“实事求是”派的大军中有一支突击队,就是胡耀邦领导的理论研究队伍。胡耀邦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在党校办了一个刊物叫《理论动态》,该刊物1978年5月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也在头版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冲击了“两个凡是”派的“左”倾思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遭到了严厉的围攻和封杀。邓小平同志在几天后的全军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公开称赞“这篇文章很好,符合马列主义”。随即在全国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波及全国的人人关注的大讨论,由此引发的争鸣文章截至1978年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这方面的文章有600多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具有深刻的意义,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束缚,将人们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

真理标准大讨论后,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全国各地农村改革的试验增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国最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梨园乡,共有18户人家。凤阳县是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县里至今还有规模巨大的朱家皇陵。但皇家瑞气并没有给凤阳带来福气,而是十年九荒,农村姑娘媳妇只好身背花鼓走四方,靠在街头打花鼓乞讨度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凤阳农民的日子好过起来。但从1956年开始,政策越来越“左”,农民被限得越来越死,凤阳县成了全国著名的贫困县,小岗村自然也是一贫如洗。全村18户人家,7户人家穷得连房门也没有,其余11户的门是用高粱杆涂泥当门,好几户穷得没床、没饭碗、没筷子,过着半原始的生活。小岗村农民很困惑。

1978年秋,安徽省农村正在试行包产到组,实际上是把生产队划小,以小组为农村生产单位。秋种前,只有18户的小岗村根据规定,分成了两个作业组。麦子刚种齐,两个作业组就闹起来了,生产队干部没有办法,只得再分组,先分成4个组,后又分成了8个组。在这8个组中,除了两组是邻居外,其余都是“父子组”、“兄弟组”。按村民的话说,是“被窝里划拳——未掺外手”。即使这样,由于农民对集体生产没有信心,父子兄弟间一起干活也要相互捣腾。在这种情况下,小队干部严宏昌走访了社员。社员都说:我们队要想有饭吃,只有一户干,就怕不准许,你们当干部的敢不敢干?

这是一个性质的问题。于是,严宏昌和严俊昌、会计严立学共同商讨了包干到户事项,都认为,我们瞒着上面干,瞒不住,大不了撤职、处分,反正小岗村的干部干不长,总不能不让我们种地。于是,1978年12月的一个下午,小岗村的全体社员在严立华家秘密地开会。到会社员一致同意包干到户,并一致通过了三条规定:①瞒上不瞒下,不准任何人向外透露;②交粮油时,该是国家的按时按量交国家,该是集体的按时按量交集体,任何人都不准装孬;③万一走漏风声,严宏昌蹲班房,全队社员负责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周岁。“三条规定”完成了小岗村包干到户的章程。章程写好后,社员个个都赌咒发誓,表示决不反悔,并在拟订的章程上按下18个手印。小岗村包产到户,在一些人看来,这成了分田单干,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复辟,梨园公社准备派出干警民兵,捕人查处。

此事被中共凤阳县委书记得知,愤然拍板:“群众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就让他们试试。全县几千个生产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也才复辟一个嘛。”公社干部不服,竟告到省里,惊动了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他亲自来到小岗村考察,最后郑重宣布:“我批准你们干,谁要告就说是我批准的。”万里不但称赞了小岗村,回到省委后,还立即召开会议,在全省推广。

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后,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成效。安徽凤阳县从1953年到1978年,全县向国家交售粮食2亿斤,而国家供应返销粮累计5.6亿斤,二者相抵,纯调进3.6亿斤;同一时期国家发放救济款5200万元,各种贷款1800万元。大包干后,1979年就实现粮食总产4.4亿斤,比1978年增长49.1%。小岗村18户农民的创举,就像春雷一样震响了神州大地,贵州、内蒙古、甘肃、广东和河南等省区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从此,我国农村改革如火如荼地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他们按下18个手印的章程现在保存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珍贵文物。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与承包制

农村改革如火如荼,企业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特指社会主义企业改革之初,政府以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为重点,有限地扩大企业的生产计划、产品销售、劳动管理、内部分配等方面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对我国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尝试,旨在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我国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体制的严重弊端就是政企不分,政府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企业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没有相应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严重压抑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窒息了企业活力。针对这种状况,从1978年第四季度起,部分省市从扩大企业经营管理权限入手,开始在国有工业、商业企业进行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1978年10月,四川省首先在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企业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4月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四川省的试点工业企业扩大到100家,并在40家商业企业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与此同时,云南、北京等地也在国有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试点企业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经营积极性。

1979年7月国务院下达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文件,肯定了各地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方向,并对扩权的主要内容作了规定。重点把国有工业企业按工资总额提取企业基金的办法改为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办法,赋予企业自主安排使用留成资金的权力。1980年和1981年,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又先后发布了《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扩权文件,巩固提高扩权工作的具体实施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完善了企业利润留成制度,相应扩大了企业其他方面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内容更加明确和具体。这一时期,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试点时期,国家赋予扩权试点企业以下权力:制定补充生产计划权,部分产品自销权,利润留成资金使用权,出口产品分成外汇使用权,职工奖励处分权,定员编制范围内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权,中层以下干部任免权等。

此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先后进行了企业扩权试点。到1980年年底,全国扩权企业已有6000多个,占国家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产值约占60%,利润约占70%。此外,在四川、上海、广西等地的200多个企业进行了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企业改革试点。从试点情况看,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可以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按照生产建设和市场需要制定补充计划,自主安排生产,在一定范围内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自销部分产品,改变了国家统分统配、统收统支的企业管理方式,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轨变型。同时,企业有了一定自主分配的财务权和经济利益,逐步使企业经营得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了企业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鉴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取得的积极效果,国务院于1984年5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相应扩大了企业10个方面的自主权,即:生产经营计划权、产品销售权、产品定价权、物资选购权、资金使用权、资产处置权、机构设置权、人事劳动权、工资资金使用权、联合经营权。这就是著名的“扩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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