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与战争：国族、教育及大众文化(博雅文学论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兰君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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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与战争：国族、教育及大众文化(博雅文学论丛)试读：

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与战争相关的文学文化课题也因此引起许多学者的关心和注意。本书讨论的核心主题是战争与儿童。1960年，法国学者菲力浦·阿利斯出版了具有奠基意义的社会史著作《儿童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中译本201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阿利斯深入地探讨了关于家庭生活的现代观念和对儿童本性之现代认识的历史过程。虽然他所提出的“中世纪的西方人没有儿童观念”的论点已经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但他把“儿童”概念历史化的努力对后来西方儿童史的研究产生了非常深远(1)的影响。如果说阿利斯的书中非常强调学校以及家庭在儿童概念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角色，那么在战争时期，例如中国的抗战时期，当学校以及家庭的作用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一定的变化时，“儿童”的概念是否又有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改变呢？

当然我们需要把这些变化放在范围更为广泛的文化社会变迁中来观察，探讨国家和一些社会教育体制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诚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所提醒我们的那样，“所谓孩子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个方法论上(2)的概念”。在他看来，儿童是比较抽象的理论建构之一，是明治时期一些普遍的感知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变化的产物，并与“风景的发现”等一起被定义为“现代性的装置”。在这样的理解下，儿童是被成人建构的一个场域。正是在这种方法论的眼光之下，儿童成为一个重要的观察历史与文化的视点。第一节以儿童为方法(3)

卡罗琳·斯蒂德曼（Carolyn Steedman）在她的书中讨论和分析了19世纪英国围绕着“内心（interiority）是一个孩童”这一文化想象的文学、科学及社会话语系统，从而辨析了这一历史时期对流逝的过去的缅怀、对个人原初的执念以及对个人发展某些理想化的想象如何附着于儿童的复杂过程，或者说为了使个人具有“历史”和“深度”，“童年”如何被发现和创造出来。作者指出，弗洛伊德为了发现自我的主体性，为个体创造出了“童年”，并赋予其“潜意识”的(4)概念。克劳迪娅·卡斯塔涅达（Claudia Castaneda）的著作则以儿童是各种文化建构的话语系统为讨论前提，将儿童的概念放在一个更大的、跨国的文化政治权力网络中考察其建构过程，其中包括离散、殖民、后殖民及科学等话语系统。作者认为，儿童概念的形成，是众多价值系统发生作用的场所：作为一个永远处于“正在形成”（becoming）状态中的存在，“儿童”可以成为对成人世界的一种反省或再创造。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儿童是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成人”，还没完成却有潜力成为“成人”，正是这种中间性、可变性（mutability）和潜力性（potentiality），成为“儿童”这个概念的文化(5)价值来源。这种不确定性在启示希望的同时也隐含着恐惧，尤其是当他们不按预定的轨道发展，从而可能会给权威性的国家及家庭结构带来威胁性冲击的时候。这充满深刻暧昧性的对立结构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与实践教育学及社会文化组织结构相关的问题。有鉴于此，本书尝试以儿童为方法，探讨20世纪中期在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一些重要改变，而儿童则被视为意识形态运作的“场域”，或者说是多种文化力量的冲突集结点。

虽然西方和日本儿童史的研究已经很成熟，但到目前为止，在现当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中，还缺少系统地以“儿童”作为一个历史与文化的概念和方法为切入点，去理解某一个专门时段（如抗战时期）的文化和文学课题的专著。不过，已有不少学者意识到“以儿童为方法”的研究取径的学术潜力。例如周蕾就指出，对于原初（the primitive）的兴趣往往出现于国家及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刻，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总是集中在“落后/原初”的农民、女性与儿童这三种弱势群体之上（见下文）。关于前两个群体的研究已经出现不少非常好的研究成果，而“儿童”如何被形构的历史，却经常在文化史或文学研究中被搁置或被忽视。与性别身份和阶级身份不同，“儿童”身份不单属于某个特别的群体，而且是每个人都会短暂拥有的某个特定时期的身份。

在中国史研究方面，尽管童年是在现代才被“发现”这一观点已经受到熊秉真及其他研究古代史的学者的挑战，但毋庸置疑，对童年(6)的认识，到了近代确实出现过不同的面向。正如Jon Saari指出的：“在新文化时期（1915—1921）的末梢，一股清晰的对抗传统孝道和专制式教育的情感潮流出现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以及士大夫阶层。从那(7)时候开始，一个历史性的对成长过程的重构开始了。”跟古代比较，在现代意义下被塑造的“孩子”，包含了晚清以来就主导着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民族意识，也包含了知识分子试图将年轻一代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模范公民的想法。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提出“抗战建国”的主旋律口号。战争被看作难得的机会——使中国有一个彻底改变：新社会、新人、新中国。1938年4月，毛泽东在边区国防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指出：“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缺乏教育的民族，但抗战已大大地改变了中国人，这是几十年的教育所不能成功的，如果抗(8)战再坚持下去，还会造成千百万新人。”事实上，如何造就历史中的“新人”，一直是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核心命题之一，而“儿童”可以说是其中的根本。这个命题由晚清启蒙开始，“五四”逐渐清晰多元，到了三四十年代则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关键时期。在抗战年代，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是用实践来创造新的人。这个“实践”的意义在本书的讨论中会有不同层次上的展开，例如陶行知所倡导的旅行实践、戏剧实践，以及苏区和边区所推行的各种抗战宣传实践，甚至包括生产劳动本身。因此，儿童与“劳动”的关系是本书讨论的重点之一。在当时一些重要的教育改革者和革命者看来，新的历史主体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通过不断的实践斗争被创造出来的。这个时期有一系列关于儿童的教育理论以及意识形态话语出现，那么如何理解这些以儿童为中心的文化实践和历史话语背后的运作机制及情感结构，是讨论分析这段时间的历史和文化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可是，目前学界关于中国文学及文化现代性的讨论，多集中在晚清民国的过渡之际及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时期，即使涉及民国时期，也多停止于1937年。本书则将重点转向三四十年代，这段时期文学文化发展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抗战。本书以“儿童”是各种文化建构话语系统的重要集合点为讨论前提，主要分析自1937年至1945年前后，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领域围绕着“儿童与抗战”这个核心议题而展开的救国、宣传和战时民众教育等重要命题。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在20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多次波澜起伏的战争及革命当中，儿童的位置在哪里？在本书的研究中，我尤其强调，虽然在晚清与“五四”时期，“儿童”的现代概念逐渐形成，但事实上“儿童的发现”并不是浑然整体的，或者说“儿童”被“发现”的过程本身受组织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生态的影响，经常是不均衡地发生的。“儿童”因地域、阶级及性别可以细分为更具体的不同群体。在上世纪20年代，“儿童”的发现更多的是指“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而如本书第三章所论述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儿童”或者“无产阶级”的儿童开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是战争的爆发应该是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和需要被保护的概念则进一步加强。已经有一些学者比较出色地论证过，在抗战时期，由于大量难童的出现，中国儿童的福利制度有了大幅度的加强和改进；但不容忽视的是，也是在抗战时期，国家用更强势的方式以“保护”的名义加强了对儿童生活的干涉。例如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儿童年，在全国范围内号召大家关注儿童的社会地位和教育情况，尤其是对贫苦儿童的关注成为这次由上而下活动的重要特点。如果说晚清时期把儿童与国族命运相联系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启蒙论述的一个核心隐喻，那么在三四十年代，关于儿童与“抗战建国”之间关系的连接，则促成很多政治、社会制度和法律层面上的变化。在激扬惨烈的社会大动荡和裂变当中，中国“儿童”怎样负担起其中的伤痛和必要的牺牲？关于儿童战争经验的书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儿童怎样建立关于战争的集体经验想象以及对抗方式？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孩童个体对战争的体验方式又会呈现出怎样新的不同于集体经验的书写？本书中尽可能兼顾这两方面。毋庸置疑，儿童关于战争的集体经验在很多方面是被成人构建出来的，本书中讨论的国难教育读本和当时的教科书就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而萧红在其短篇小说《孩子的讲演》中则着重书写个体儿童对战争的经验，其对儿童参与抗战宣传之复杂情感的刻画显得尤为可贵。

人类学学者安·阿纳格诺斯特（Ann Anagnost）的论文《中国儿(9)童与国家超越性》是一篇考察儿童话语与中国民族国家意识产生之间复杂关系的非常重要的文章。论文从当下中国社会在计划生育政策等的影响下，父母对儿童不断增加关注和投资的社会现象谈起，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的育儿实践如何使得儿童逐渐成为民族拯救的希望所在。作者尤其关心后毛泽东时代急剧的社会经济政治变化之下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由于不同阶级之间的快速流动性（尤其是经济的发展使得毛泽东时代所建立起来的严格的城乡差别开始消解）所产生的焦灼感，以及这种焦灼感如何与中国20世纪末的民族主义相关联。作者指出，在中国当前的人口政策下，儿童成为逐渐被“充分迷信化/偶像化的物件”（fetishized object），不仅是父母也是社会的各种缺失欲望的转移地（a site of displaced lack），从而也成为抵抗快速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的价值保存场所。

作者也指出，在中国语境下，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总是集中在落后的农民与儿童这两种身份之上，而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是有关“人民素质”这样的话题。文章的主要部分考察了民国时期在半殖民地历史语境下，有关中国儿童的身体论述如何与民族主义话语结合在一起。作者特别强调“半殖民地的历史语境”可能为中国民族意识的产生带来的一种悖论式的困境，这种困境把中国纳入世界范围的现代性进程，同时其本身的殖民性又为中国国家主权的建立制造了不可能性。作者把考察的重点放在民国时期的原因是，这个时期与之前所讨论的后毛泽东时期在相关问题上存在许多可类比点，而要了解当下中国的儿童话语，我们必须先把历史上有关儿童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关系建立的过程梳理清楚。

在现代文学和文化的研究领域，儿童的发现与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联系通常是学者切入儿童问题时关注的一个重点。当我们用现代国家民族的观念来对社会群体进行重组时，国家的概念就与每一个个体建立起一种抽象性的关联。在这一关联中，儿童概念的产生，就是一系列从具体到抽象、从经验到理性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的儿童话语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国家话语成功地自然化、合理化的概念之一。斯特凡·田中（Stefan Tanaka）的文章《童年：发(10)展话语在日本空间里的自然化》一开头就指出，作为重要隐喻及象征的儿童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认为，儿童已经成为现代暧昧性和冲突性合为整体的一个拟人化场域。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把儿童的自然发展抽象化了，将儿童的发展与基础教育和现代国家福利制度的发展等联系在一起；同时，儿童自然生理上的发展又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论述中一个很重要和经常被引用的隐喻，即用儿童从不成熟到成熟的生理发展历程来解释现代民族国家发生发展的抽象过程，使之直观化和自然化。虽然田中所讨论的是日本语境下儿童话题的发展过程，但对研究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儿童话语也很有启发性。

周蕾在《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一书中，对“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论述为何经常以农民或儿童的身体为隐喻”这个问题，也有非常充分和深入的探讨。周对《孩子王》这一电影的讨论很精彩，但我更注重她对“儿童”这一概念所作的理论化思考。作者指出，对于“原初”（the primitive）的兴趣往往出现于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刻，而中国现代文学正是通过对原初，例如奴隶群体、女性或孩童的摄取转向现代。作者同时强调，“原初”是“文化”与“自然”的混合，并且是处在“第一世界”的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11)的民族主义之间“悖论式的存在”（paradox）。而这正是中国同时作为受害者和帝国的原初主义的悖论，也正是促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动力所在。“儿童”在战时中国被当时的知识分子视为国家、家庭及学校的一个连接点，是对中国普通民众与家庭妇女进行抗战宣传的一个有效中介，并因此成为战时教育的核心部分。例如陶行知的“小先生”运动。当然，本书中“教育”的含义是双重的，既指作为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战时教育，也是当时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关系的一种隐喻。谈起跟儿童最相关的儿童文学，Mary Ann Farquhar曾经提出战争的爆发给中国的儿童文学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抗战时期对文学大众化的提倡模糊了儿童文学与给成年人准备的大众文学之间的界限。在这一时期，口语化以及大众化的文学，例如歌曲和连环(12)画，比起故事类叙事，在动员大众上效果更为显著。在我看来，抗战时期是打破一系列界限的重要时段，包括儿童与成人、都市与乡村以及家庭和社会的界限。本书尤其关注的重点是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这不仅意味着在这个时期儿童要与成人同等地承受战争创伤，更重要的是儿童承担着与成人类似的抗战责任。如在本书中所讨论的，不少儿童主动离开父母的庇护，组团旅行和进行抗战宣传。当然，儿童与成人的界限在30年代的这种模糊化，也会促使我们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如周作人所极力推行的“儿童是独立于成人的概念”重新加以思考。

许多学者指出，启蒙话语下所衍生的“儿童的发现”充满内在的悖论：如果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可以赋予古老的国度以新生的力量和拯救的希望，那谁来先教育这些儿童？那些已经“受污染的成人”似乎无法承担起教育与启蒙儿童的任务。例如，在题为“作为历史的儿(13)童：民国时期一种发展的话语”的章节中，安德鲁·琼斯重新解读了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起点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并赋予了小说末尾“救救孩子”的呼喊以崭新的阐释：不再将其解读为单纯的希望的象征，而是理解为一种悖论式的存在和叙事结构上的双重否定。这充满深刻暧昧性的对立结构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与实践教育学及社会组织制度相关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把儿童从他们父母的文化“污染”中重新解放出来？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到底是在哪一个点上开始进入文化的？革新性的教育干涉有可能吗？或者说，儿童到底怎样才能从令人窒息的传统及大人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这些问题在新文化高潮中都曾在《新青年》这种杂志上被充分讨论，并出现了激进的社会重组或教育改革方案。但鲁迅在他这些早期的小说文本中已明确暗示了这些乌托邦设想不可避免的失败及与传统文化彻底断裂的不可能性。这个儿童与成人之间启蒙与被启蒙的悖论在30年代似乎有了一种解决的可能性：如陶行知等人所提倡的，也许儿童可以自己教育自己？在这个文化危机时刻，本应被保护和被教育的“儿童”不仅可以成为教育和“拯救”成人的“小先生”，而且可以在抗战宣传或者边区的劳动实践中，开始获得自己教育自己的可能性。

必须指出的是，战争在本书中并不是笼统的，具体来说，包括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亚洲区域范围内的冷战。在2004年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在京的一批学者讨论40—70年代文学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其中贺桂梅提出不能忽略1946年以后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冷战背景。确实，对儿童与战争之间关系的考察需要将冷战这一特殊的战争(14)形态考虑在内，打开地理视界的同时，也扩充中文文学的空间坐标。在离散和统一之间，现代中国文化已经铭刻了复杂的族群迁徙和政治动荡的经验，不能用以往简单的地理诗学来涵盖。近年来，冷战文化研究逐渐引起中西学界的重视。宋怡明（Michael Szonyi）致力于研究冷战时期金门的日常生活，特别强调了军事化、地理政治学、(15)现代化以及记忆四因素的重要作用。王晓珏的英文著作《冷战与(16)中国文学现代性：1949年前后重新想象中国的方法》指出，1949年之后，海内外的华语作品众声喧哗，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纵横网络，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在国族文学的传统分野之外，寻求新的研究视角，观照多元的文化身份的形成，至关重要。这样的研究使得中国这一概念以及身份认同的界限变得错综复杂。同样的特点其实也呈现在五六十年代亚洲地区的华语儿童刊物中。本书试图在最后一章中将儿童与战争的关系延伸到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文化场域中的儿童与冷战之关系的探讨。通过同一时期在此三地出版的儿童刊物之比较研究，来探讨这个时期文化场域中的左中右之争，以及在儿童文化里所展开的经常跨越国族界限的文化和政治身份建构。第二节关于抗战时期中国社会、文学及文化的研究回顾

抗战时期，儿童通常被要求做一名战士。在陆蠡主编的创刊于1938年9月的《少年读物》创刊号上，巴金特意撰写了《做一个战士》一文，指出在“这绵绵不息的生活洪流之中”，在国难深重之时，应该做“一只穿山甲，这穿山甲的工作便是一心穿掘自己的道路”。而在巴金看来，做一名战士的武器“也不是枪弹，却是智识，信仰，(17)和自己的意志”。在三四十年代，军事化教育成为对儿童进行公民教育的一个核心部分。高一涵（Robert Culp）对晚清与民国时期公民意识的形成过程做过很精彩的研究，尤其是从江南地区初级中等学校学生的文化以及教育实践，例如童子军、教科书以及当时学校给学生开设的活动等入手来分析。也就是说，他从学校体系切入公民意识的建构过程。他仔细研读了1928年到1937年印行的中国童子军手册，论证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十年中对于公民身份以及公民训练所采取的进路与方法。高的研究试图证明国民党经由广泛的训练积极改造中国青年最根本的思想与实践，以培养新一代一心一意服务国家与党的青年。他关心的是致力于日常行为模式的改变如何能够有助于建构新的社会秩序。而“童子军教育透过强调卫生、礼貌、基本生活技能、公共仪式，以及个人与集体操练，目标正是要形塑中国青年的日常习(18)惯，以此来产生中国的现代化”。在高所考察的这段时期，童子军的公民训练结合了道德培养、政治灌输、军事操练与礼仪、卫生、生活技能等课程。高认为这些训练手册通常有系统地鼓励儿童在道德上自我省察，然后往外扩充而形塑社会行动。也就是说，儒家在道德上主张修身的模式仍然在这个时期继续发挥作用，即使要培养的道德内容已经转变为更多地关切公民道德。他认为国民政府从详细检视训练与培养青年的方式入手，试图转变中国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与基本态度。更重要的是，他指出公民训练的多元面向充满了根本的内在紧张和矛盾，从而有助于崩解国民党的统治。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发动儿童的团体，例如当时国民政府大力推动的童子军以及在边区非常盛行的童子团。与高一涵对中国童子军的研究有相互补充作用的是田梅（Magarret Tillman）最近发表的关于女(19)童子军的研究文章，她尤其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女童子军杨慧敏的个案。

拉纳·米特（Rana Mitter）是抗战史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位西方专家，他在《国民政府在二战期间（1937—1941）对公民的分类》(20)一文中就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公民的分类来讨论当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随着国民政府因战事向内地迁移，重庆和成都等地陆续成为政治和社会的实验场所。也因此，这段时期成为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新被审视和调整的时期，而这些变化影响深远，一直延伸到解放后。文章的讨论主要集中在1937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通过探讨国民党在战争前期建立一种新的公民概念的尝试，反思其成功及失败之处。在米特看来，战争是促使大众产生公民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战争早期，国民政府在促使大众的自我意识以及被动员的公民性的产生方面，有不少实质性的进展。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打乱了以北平、上海为中心的文化格局，在地理上形成国统区、沦陷区、边区（解放区）的全新空间划分，以及台湾、香港、伪满洲国等战乱格局下的特殊地域。随后的国共内战，更造成两岸分治的政治结果，中文世界的文学版图处于持续变动与重组之中。这段时期，文学及文化脉络与政局动荡之间的纠缠引人注意。关于抗战时期对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发展的意义，目前学术界有比较多的探讨，典型代表之一是陈思和的研究。在陈思和看来，抗战除了使中国的政治文化地图发生改变，从而使文学也以三个不同政治性质的区域来划分以外，更重要的是，“抗战改变了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地位及其与中国民众的关系，战争文化规范的形成取代了知识分子启蒙文化规范”。与此过程相对应，“原来由启蒙传统形成的知识分子精英对庙堂统治者的批评和对‘国民性’的改造同时展开的文化冲突，转向了庙堂意识形态、民间文化形态和知识分(21)子精英传统三者有条件的妥协与沟通”。刘志荣在归纳抗战爆发对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意义时，则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标(22)志着一个后鲁迅时代的开启。在他看来，抗战使以鲁迅为标志的文学精神产生分离，使之或者内敛、或者消失、或者潜隐。

在对三四十年代文艺的研究当中，延安文艺研究成果最丰。李杨(23)在其《抗争宿命之路》一书中打破了历史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深入细读了革命文学的经典作品，揭示了作品内容、风格以及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启发了读者对“启蒙”与“左翼”、“个人”与“民族国家”、“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知识范畴的反思。唐小兵在《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的导言里则提出，“延安文艺又是抗日民族战争总动员的一部分，但通过激发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帝精神，延安文艺同时也帮助普及了新的政治、文化纲领，从而为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提供了语言、形象和意

(24)义”。关于“大众文艺”的定义，唐小兵明确地提出这是一个文化的概念：“通过文学，通过戏剧，通过绘画，通过电影，通过各种各样的象征活动来进行文化改造，来创造一种新的大众，以及新的大众文化，这是大众文艺的基本理念，这里面就包含了一种文化研究，(25)对文化进行批判分析的成分。”他认为，在1937年抗战开始后，民族国家的焦虑上升为主导性的焦虑，文学被认为是现实政治有力的工具而被有效地组织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述中。

台湾的梅家玲近年来致力于研究抗战文艺中的朗诵诗及其“声音政治”。她提出中日战争“不同于过往，此一‘现代化’的民族战争模式，所带来的，不仅是前所未有的分裂动荡与破坏伤亡，更在启蒙意识与民族主义交相为用之下，催生出许多新的文艺形式”。在她看来，“由个人而群体，从客厅书斋走向大庭广众的‘诗朗诵’，以及应(26)运而生的‘朗诵诗’与‘新诗朗诵运动’，无宁最值得注意”。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同时关注40年代抗战时期的“朗诵诗运动”与50年代台湾的“朗诵诗”之间的关系，梳理其承袭和质变。

在有关抗战文学的研究中，文学史意义上的分期是一个重要的讨论点。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于2014年1月11日至13日在北大举办了“聚散离合的文学时代（1937—1952）”国际学术研讨会。袁一丹在她的会议论文综述《打通历史的关节（1937—1952）》一文中，提出可以把1937—1952年作为一个特定的时段来理解：“1937至1952这一‘聚散离合的文学时代’，上承晚清到1930年代的文学变革，下启1950年代以降一元化的文学体制，机运与劫数交错，文学脉络与政局动荡、人心沉浮相缠绕。”我基本认同这样的历史分期。当然，关于上世纪50年代是否可以用一元化的文学体制来形容则值得进一步推敲。

中文学界亦有诸多关于抗战文艺的研究。秦弓在其《抗战文学的(27)概况与问题》一文中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和总结。他认为，80年代对启蒙价值的强调使得对抗战文学的评价过低。同时，他对抗战文艺也提出了狭义和广义之分，后者可以包括“九·一八”以后大陆的抗日文学以及40年代后期的抗战题材文学。吴福辉在《战争、文学和个人记忆》一文中曾指出，“中国抗战文学比较成熟的创作，多半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后期。是整个民族和个体经过战争若干年之后，对战争进行思考和反省的结果。我想不妨建立一个‘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可以包括抗战十四年（我们今年普遍已经从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的1931年开始计算了）时段里面凡直接写战事、写战争阴影下的日常生活的作品，甚至包括间接以战争的情绪、战争的思考为中心带出来的那些叙事作品和抒情诗篇，也包括战争结束之后人(28)们不断在反思中对战事和人加以深化和再认识的作品”。

另外，钱理群和吴晓东曾在讨论40年代的文学时，论及“战争与流亡”的主题：“四十年代处于战争中的中国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寻求种种最终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一切矛盾与苦难的‘归宿’时，他们事实上就是在制造新的信仰与宗教。这样，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至少是它的主流派文学就充满了一种创造乌托邦神话的战争理想主义与战争浪漫主义：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战争文学’的基本(29)面貌。”严家炎和范智红在其《小说艺术的多样开拓与探索——1937—1949年中短篇小说阅读琐记》一文中提出：“自抗战爆发起，中国作家面前即横着两重关隘：生活上能否适应从和平环境到战争环境的转变；创作上能否从写日常生活题材转到为神圣的抗战服务，尽(30)可能写与战争有关的题材。”傅葆石在《灰色上海，1937—(31)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一书中，以思想的社会史的方法，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分析，从历史阅读文本，重现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侵略时期面临的心灵困境和思想挣扎，把当时文人在乱世求生与基于民族气节的道德夹缝中做出的种种抉择和承担，标出三种主要形态——隐退、反抗与合作，并分别以小说家王统照、戏剧家李健吾以及《古今》杂志的小品文作者群（包括文载道）作为代表。研究四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困境与选择，王德威的最新力作(32)《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则探讨中国知识分子、文人、艺术家在历史转折时期所做的种种选择。作者特别注重革命、启蒙传统之外，“抒情”成为想象与实践现代性的可能与不可能。作者将史诗和抒情并置来讨论现代文学，也就是说，“抒情”与时代意识密切相关。

谈起乱世时代个人所面对的道德困境，儿童通常因其年幼或者思想未成熟而被认为可以避开此难题。事实上，战时的儿童杂志中时不时会出现一些篇目，展示了被人指认为“小汉奸”的孩童怎么写公开信与其父母决裂或者劝告父母改正错误的选择。也许我们依然无法确认这些文字书写是否真是儿童所为，但它们似乎也揭开了冰山一角：在那个战争年代，儿童未必能毫发未损地躲开这些道德上的伤痛。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一直企图在不同类型的文字及艺术形式中去探寻儿童自身对战争的所感所想，也尽量去在那些作者被标识为儿童的文字中去寻求他们自身的心灵轨迹，但最后我必须承认，本书中所呈现出来的儿童与战争的关系，更多的是成人对儿童的一种建构。

在英语世界，到目前为止，关于抗战时期文化的研究，洪长泰的(33)《战争与大众文化》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一本著作。洪在丰富的材料收集基础上，从话剧、报纸、漫画等文化媒介切入，论证了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中期，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当时的政治文化和大众文化，而其重要特征之一是逐步的农村化。作者特别提到了这个时期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非常活跃的互动关系，尤其是抗战时期大众文化的流行，直接影响了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促使他们反思过去忽略大众文化的态度，并开始意识到其价值。另外，耿德华在其著作《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中则对战争时期上海和北京的文学发展史做了很好的勾勒，他用了“浪漫主义”“传统主义”和“反浪漫主义”这些概念来讨论分析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译者张泉认为，本书“是以广义流派为构架对作家进行整体研究，侧重分析各种题材作品的艺术构成因素，试图确立它们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位置，将其纳入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潮流中去”(34)。

黄心村的英文著作《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Woma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是近年来从文学和文化角度研究沦陷区女性文学书写意义的一本力作。她主要将目光投向中国沦陷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乱世佳人”，关注的是“文学及通俗文化如何以最个人化的形(35)式再现人类穿越战争及暴政的集体经验”。作者重新检视和修正了之前学者对“抵抗”这一概念相对单一的定义，认为尽管这一时期许多女性作家、编辑和出版人士因各种原因不得不在日本占领势力所设定的政治范畴内工作，而且大多数时候她们的文学表达也没有反映或直接对准更大背景中的政治和历史事件，但是“她们调和自身对战争和动乱体验的共同尝试必须被当作某种形式的文化抵抗来看待”(36)。在此理解基础上，作者分析了“女性铸就的一套复杂的文本策(37)略及其文化抵抗意义”。

对于战争与女性关系的探讨，近年来在中文学界也取得很大进展。台湾方面，“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的一些学者致力于战争与妇女史的研究。如罗久蓉的《战争与妇女：从李青萍汉奸案看抗战前后的两性关系》，以女画家李青萍为案例，深入剖析了战争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在追问女性何以成为战后社会秩序重建的焦点的同(38)时，触及的却是战乱下中国妇女解放的复杂面相。游鉴明在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台湾女性时则指出，“战争呈现的是破坏、失序，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带来新的秩序，台湾女性之所以有机会在职场(39)上出头天，为自己的角色地位重新定位，便是受惠于战争”。中国大陆方面，陈雁在其最近出版的《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一书中，集中讨论了战乱背景下中国妇女复杂的面相与境遇，例如战时职业女性的困境以及政治身份暧昧的“女汉奸”的尴尬处境。

从以上回顾中我们发现，尽管抗战时期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但还是存在不少可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本书就旨在说明，以儿童作为方法切入，利用儿童论述所具备的一些特质，可以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发现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儿童是如何被用于一种战争的宣传乃至对军事及政治暴力的合法性叙事当中去的？这种利用又体现了战争时期社会与文化观念在哪些方面的变化？国家和知识分子视野下“儿童”身份的转变，无疑能够让我们一窥从其他群体如农民或妇女身上看不到的社会文化现象。

儿童与战争之间关系的研究，西方学术界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惊喜的成果，例如战争中儿童士兵的作用、难童的生存状况以及与战争主题相关的儿童玩具等。由James Marten主编的论文集《儿童与战争》（Children and War）就专门讨论了儿童与战争之间关系的各个层面，例如童年记忆与战争书写、儿童与第一次大(40)战期间飞行器兴起之间的关系以及儿童兵与战场等主题。Olga Kucherenko在其专著《小战士》（Little Soldiers）中，深入研究了苏联时期儿童被一种仇恨的情绪所动员并加入战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41)因素。在书的开头，作者就提到了电影《伊万的童年》中伊万的原型是参加二战的小红军。在她看来，儿童参战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在二战期间有那么多苏联儿童或少年自愿参战，而且大部分都来自农民家庭？从性别上来说，这些参战的孩童多是男孩。书的前半部分从苏联在建国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儿童教育政策和社会宣传政策入手进行细致考察。同时她也注意到了在一战和二战的间隔期，对儿童的教育通常是把孩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模糊化。这些孩童很早就被灌输参与社会新秩序建设的责任与义务，也因此围绕着儿童的话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早熟”（accelerated maturity）现象：一方面是童年概念上的情感化倾向，国家通常是成功地给苏联青少年灌输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责任感；而另一方面，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一个通行的神话是苏联儿童正被国家很好地保护和照顾着。Kucherenko的研究尤其有参考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儿童作为小战士参与战争的现象在中国也很普遍，更重要的是，抗战时期边区的儿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儿童政策的影响。如本书第四章所讨论的，从30年代的苏区开始，共产党的儿童政策，包括劳动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儿童教育的军事化倾向等，都以苏联为参考对象。当然Kucherenko所研究的二战时期的苏联有大一统的关于儿童的国家政策，而抗战时期的中国却还处于国共并存状态，同时还有沦陷区日本殖民政府的儿童政策，所以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儿童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更为复杂。在抗战时期，国共之间的儿童政策虽然存在着比较大的区别，但同时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讨论的，苏区所倡导的劳动童子团制度和国民政府所推行的童子军制度相互对峙，同时在一些组织方法和规章制度上有类似之处。尤其是在国共合作之后，“国防教育”在国统区和边区同时进行，主要是以学校为单位，并以家庭为辅。本书将从“民族/国家话语”“儿童教育”与“大众文化”等角度入手，在将抗战时期的“儿童”概念历史化的同时，也重新勘探发生在战时及战后的关于现代文学及文化的观念与制度、物质与形式等各个层面的变革。本书的目的，主要是考察儿童集体的战争经验如何通过国难读本、教科书、国防游戏以及旅行实践等文化想象机制和文化实践被建构出来，并变为他们的文化身份组成的重要部分。当然更重要的是，以儿童为方法，通过对文化建构过程中的修辞策略内在的文化逻辑或特定意识形态内涵的探讨，本书希望揭示20世纪中期“国族”“公民”和“儿童教育”等与现代中国发展话语相关的一些重要发展和改变。

当然，本书由于篇幅所限和一些相关研究资料的缺乏，还有一些重要议题没法完全展开，例如沦陷区上海或北京以及伪满洲国的儿童殖民教育及其文化。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游佩芸的研究，她在《日治时期台湾的儿童文化》一书中以丰富翔实的材料重点考察了台湾与日本本土的互动关系，主要分析了日治时期（1985—1945）台湾儿童文化的状况，并进一步“探讨殖民地儿童文化中所蕴含的民(42)族与语言的问题”。她指出，到目前为止，与儿童相关的日治时期的研究，多半以殖民地的教育政策、教育内容与思想为主轴，或以当时的教科书为材料，分析殖民统治下的同化政策或“国语教育”的始末。然而，孩童们所接触的世界，绝不仅止于教育制度与学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游佩芸将一批以殖民者身份到台湾展开儿童文化交流的日本人及其相关旅行和活动列入了讨论范围。可惜目前学界还没有类似的研究来探讨日本的殖民教育如何把沦陷区上海或伪满洲国的儿童塑造和想象成为“东亚儿童”之一部分。希望将来随着更多资料的收集，我可以在此方面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第三节章节介绍

本书包括七章，鉴于“儿童”这一概念在现代中国学界，理解和使用上仍然处于模糊混乱的状态，本书专列一章“导论”，从学术史、理论史与方法论上对“儿童”进行界定，接下来的六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讨论儿童与战争相互之间的关系。本书一方面会关注历史语境中由于战争所带来的“迁移”和“流动”，不同社会身份的儿童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会辨析和梳理战争所带给儿童的一些重要的和新的文化身份，例如“抗战儿童”等概念的生成过程及其背后所附着的话语系统。

通过细读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国难读本、教育政策的改变以及相关的教科书，第一章主要讨论抗战时期针对儿童的国难教育。国难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对儿童日常生活的改造，当时的儿童教科书、课外读本以及儿童刊物都渗透着抗战宣传，处处规范着儿童所处的时间与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源自于战争的创伤性体验不仅仅是个人性的，更是一种集体经验，但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是否是这些集体情感归属的唯一可能性？当然，当时儿童作为这些战时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和接受者，并不一定有直接的战场体验，更多的也许只是借用这些与抗战相关的宣传品产生对战争的集体想象。值得追问的是，这种集体的创伤性经验如何演化为成长于这个时期的儿童的政治及文化身份的核心组成部分？本应对儿童进行的知识启蒙，在抗战的语境下与由于“民族存亡”的焦虑而衍生出来的对儿童进行的各种抗战教育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第二章讨论的是边区儿童团和教科书的问题。当时知识界对儿童参加抗战宣传的讨论，自然会涉及如何看待儿童的劳动价值和情感价值之间的关系。在教育领域，农村的孩童逐渐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或者历史概念在战时的政治文本、媒体文化、边区教科书及儿童刊物和小说中更加清晰地浮出历史地表，并彰显出在教育及政治文化意义上的重要性。必须指出的是，农村孩童并不是到了这时期才首次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及文化课题的讨论中，早在20年代中期，他们作为“乡土文学”的核心符号之一已经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30年代战争的爆发却使“乡村儿童”成为想象中国革命和国族救亡的重要概念和象征符号。本章将主要讨论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所发行的教科书如何呈现儿童“劳动”的意义，以及重要教育家徐特立和辛安亭对“劳动”这一概念的演绎和阐释，并进一步分析共产主义话语如何将农村儿童想象和建构为现代国家的未来政治主体。当然，边区并不是这个建构过程的开始，事实上，整个过程可以一直追溯到30年代初期江西苏区对农村儿童的组织和政治发现。基于这样的理解，本章的第一部分先分析苏区的儿童杂志《时刻准备着》以及《共产儿童读本》，以考察这个时期农村儿童的发现如何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第二部分则重点分析抗战时期边区教科书如何想象和定义农村儿童的劳动及其政治意义。

除了在校园里，三四十年代有更多的儿童行走在路上，逃难、旅行或者是抗战宣传。近年来，学者们对战争时期的集体迁移现象和难民群体做了不少深入研究。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Stephen R. Mackinnon在其专著《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中探讨了抗战时期武汉怎样成为全国的另一个文化和政治中心。他专门用一章研究了当时迁移中的年轻人怎样停留在武汉，并且由于当时国民党以及共产党都没有特别及时有效地动员这个群体，从而享有了平(43)时没有的一种文化及政治上的自由。至于还未成为“年轻人”的儿童，情况又是如何呢？抗战时期有不少学校被毁坏，而且儿童的流动性也相对变大。更重要的是，当时不少教育改革家如陶行知建议打破学校和社会的界限，积极推行“生活教育”理论以及“小先生”制度，在三四十年代有比较大的影响。在他的感召下，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儿童自己组织的徒步旅行团。本书第三章就是以战时两个重要的儿童旅行团——新安旅行团和孩子剧团为主要考察对象。上海被日本占领以后，一群具有抗战意识的孩童（大部分是孤儿）自己组团，徒步旅行，自主管理，一边进行抗战宣传，一边迁移到武汉，直至延安。同时，他们还随时写下旅行心得，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成为社会舆论焦点。事实上，儿童写作在抗战时成为普遍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在陶行知的大力推动下，当时出版了一系列由儿童写作的书籍，而且身份多元，包括小工人、小农民及其他行业。儿童不再如20年代作为“小读者”被构建，而是作为战争经验的写作者被召唤。本书将把这种转变与抗战时期文学大众化、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论和“小先生”制度对儿童主体的建构及战时中国抗战宣传政策等相互联系。

第四章讨论流浪儿童的概念与张乐平的三毛漫画。阿利斯研究西方儿童历史的时候，就采用了非常多的视觉材料来考察西方的儿童肖像画里“儿童的发现”这个过程。事实上，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儿童的态度，还有艺术的形式和特征。张乐平利用漫画发现了“三(44)毛”这个意义丰富的形象，或者说三四十年代流浪儿童的形象。漫画这个诞生于摩登上海的具有强烈海派色彩的艺术形式，在对儿童进行“现实主义的发现”的同时，也产生了有特点的夸张，使得这个战后作为“流浪儿童”出现的三毛具有值得深思的政治暧昧性。

在讨论了上海漫画里对“流浪儿童”的发现后，第五章将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三四十年代文学对流浪儿童的书写，同时在空间上也开始转向包括香港在内的华南地区。黄谷柳的《虾球传》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文本。事实上，“孤儿”情结是战后时期华语文学和文化的重要情感结构之一。我选择三毛漫画和《虾球传》来讨论战后孤儿叙事与战争记忆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孤儿形象都是未完成的。这种未完成性促使我们思考这段时期儿童叙事与革命话语以及战争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最后一个章节，我特别挑选了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香港以及东南亚等地流行的儿童刊物，并集中讨论刊物中所呈现出的军事化思维以及内容上对太空竞赛的一种狂热。冷战时期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展开的太空竞赛。他们共同的目的是控制外空并争取成为第一个在相关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国家，而月球成为他们的首要争夺目标。与之相呼应，太空探险也成为五六十年代华语儿童刊物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本章比较分析了五六十年代在新中国语境下改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小朋友》杂志、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的《儿童乐园》以及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的《世界儿童》。通过细读这三份杂志中流行的“太空探险”主题和“火箭”意象，集中探讨这个时期亚洲不同意识形态下华语儿童文化在以科学话语为基础建构未来理想公民以及社会“发展”（development）等方面的异同。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出版社的历史，本书试图从儿童刊物出版的角度进一步讨论“华语语系文化”在冷战时期的发展生态。在五六十年代出版发行的这些华语儿童刊物，虽然不免有“左”“右”意识形态之争，但它们名字中的“南洋”和“世界”等概念、跨国的出版网络和读者互动以及相互呼应的栏目及主题的设置，都在提醒我们冷战氛围下两大阵营文化出版之间界限的模糊以及超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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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阿利斯一书对后人的影响，请参考俞金尧：《西方儿童史研究四十年》，《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第298—336页。

(2) 〔日〕柄谷行人：《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4页。

(3) Carolyn Steedman, Strange Dislocations: Childhood and the Idea of Human Interiority, 1780-19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4) Claudia Castaneda, Figurations: Child, Bodies, Worl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5) Claudia Castaneda, Figurations: Child, Bodies, Worl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

(6) Anne Behnke Kinney,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and Youth in Earl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ing-chen Hsiung, A Tender Voyage: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7) Jon L. Saari, Legacies of Childhood: Growing up Chinese in a Time of Crisis, 1890-1920,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9.

(8) 阎树声等：《毛泽东与延安教体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9) Ann Anagnost,“Children and National Transcendence in China,”Constructing China: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ics, edited by Kenneth G. Lieberthal, Shuen-fu Lin, and Ernest P. Young,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

(10) Stefan Tanaka,“Childhood: Naturalization of Development into a Japanese Space,”Cultures of Scholarship, edited by S.C. Humphrey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pp. 21-56.

(11) Rey Chow, 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3.

(12) Mary Ann Farquhar,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p.167.

(13) Andrew F. Jones,“The Child as History in Republican China: A Discourse on Development,”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ume 10, Number 3, Winter 2002, pp.695-727.

(14) 赵园等：《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第13—15页。

(15) Michael Szonyi,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l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6) Xiaojue Wang,Modernity with a Cold War Face:Reimagining the Na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across the 1949 Divide,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17) 巴金：《做一个战士》，《少年读物》1938年第1期，第2页。

(18) 高一涵（Robert Culp）：《中国童子军——南京十年童子军手册中的公民训练与社会意识》，黄煜文译，台湾《新史学》第11卷第4期，2000年12月，第21页。

(19) Margaret Mih Tillman,“Engendering Children of the Resistance: Models of Gender and Scouting in China, 1919-1937,”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E-Journal 13, pp.134-173.

(20) Mitter Rana,“Classifying Citizens in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1937-1941,”Modern Asian Studies, Volume 45, Special Issue 2, March 2011, pp.243-275.

(21) 陈思和等：《“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笔谈》，《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第100—101页。

(22) 刘志荣：《抗战爆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25页。

(23) 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4) 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25) 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26) 梅家玲：《文艺与战斗，声音与政治：大分裂时代中的“诗朗诵”与“朗诵诗”》，香港岭南大学《现代中文文学学报》“文学中的流转”专号，2015年夏，Vol. 12, 2，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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