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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5 12: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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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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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历史

回眸历史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中国历史名剑

中国古代名剑谱

万仞:

古代名剑。郭于章《剑记》:“西晋寮有旌阳令许逊者,得道于豫章山,江中有蛟为患,旌阳没水投剑斩之,后不知所在,项渔人网得一石匣,鸣击之声数十里,唐朝道王为洪州否刺史,破之得剑一双,视其铭,一有许旌阳字,一有万仞字。”

龙剑:

古代名剑。刘禹锡《武陵观火》:“晋库走龙剑,吴室荡燕雏。”柳宗元《闻歌》诗曰:“翠帷双卷出顷城,龙剑破匣双月明。”

照胆:

古代剑名。南朝。梁。陶弘景《刀剑录》载:“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以元年岁次午铸一剑,长三尺,铭曰‘照胆’,古文篆书。”龙泉宝剑网竭诚为您服务!

金剑:

古剑的一种。《刀剑录》:“章帝建初八年,铸金剑令投于伊水中,以压人膝之怪。”

王氏剑:

古代名剑。《五代史·冯晖传》:“吾闻王氏剑,天下利器也。”

大剑:

古代剑名。《五代史·史弘肇传》:“周太祖出镇魏州,弘肇议带枢密以行,苏逢吉场邻以为不可,弘肇恨之,明日会饮窦贞固第,弘肇曰:‘安朝庭定祸乱,直须长剑大剑,若毛锥子安足用哉。’”

大梁氏剑: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命陶弘景所造神剑13口,称大梁氏剑。《剑记》:“梁武帝命陶弘景造神剑十三口,以象闰月。”又引《水经注》:“梁国多沼,时池中出神剑,至令其民像而作之,号大梁氏剑。”

隋刃:

亦名浪剑。剑身用毒药炼铸,伤人即死。《新唐书·南诏传》:“隋刃,铸时以毒药并冶,取迎曜如星者,凡十年用成,淬以马血,以金犀饰镡首,伤人即死。浪人所铸故亦名浪剑。”(注:浪人,指行踪不定之人)。

浪人剑:

古代名剑。为浪人(行踪无定者)所铸。《会要》:“贞观元十年九月辛卯,南诏献锋槊、浪人剑。”亦名“浪剑”。

玉柄龙:

古代名剑。《事物异名录·武器·剑》:“汾阳王(郭子仪)诞日,裨将以父所宝玉柄龙奉之。”

青龙剑:

唐代名剑。唐·殷成式《酉阳杂俎》:“唐开元中,河西骑将宋青春每阵,常运剑大呼……吐蕃曰:尝见青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若叩铜铁,谓为神助将军也。”

疥痨宾:

古代剑名。《唐书·顾彦辉传》:“养子瑶,尤亲信,彦辉以所佩剑号疥痨宾佩之。”

青霜:

古代名剑。此剑之剑光青凛若霜雪,故名。唐·王勃《腾王阁序》:“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

鸦九剑:

唐代铸剑师张鸦九所造之剑。唐。白居易《鸦九剑》诗:“欧治子死千年后,精灵暗授张鸦九,鸦九铸剑吴山中,天与日时神借功。”

灵宝剑:

古代名剑。宋·沈括《梦溪笔谈》:“钱塘闻人绍,一剑削十大钉皆截,剑无纤迹;用力屈之如钩,纵之铿锵有声,复直如弦。古之所谓灵宝剑也。”

裴旻剑:

古代利剑。宋·文同:“交柯挥电裴旻剑,乱蔓漓张晓笑。”

鞘剑:

古代剑名。《元史·何实传》:“实来归,大将木华黎与论兵事,奇变百出。遂引见太祖,献军民之数帝大悦,赐鞘剑。命从木华黎选弃前锋。”

破山剑:

古代剑。《珊瑚钩诗话》:“有农夫耕地得剑,磨洗适市,值贾胡售以百千,未可,至百万,约来日取之。夜归语妻子,此何异而价至。是庭中有石,偶以剑指之,立碎。诘旦,胡人载镪呈,则叹叱曰:剑光已尽,不复买。农夫苦问之。曰:是破山剑,唯一可用,吾欲持之破宝山耳。”

青蛇:

古代剑名。《万花谷》载:“龟文、龙藻、白虹、青蛇……皆剑名也。”

火精:

古代名剑。《杜阳杂编》:“火精剑,建中二年大林国所贡。云其国有山,方数百里,出神铁。其山有瘅毒,不可轻为采取。若中国之君有道,神铁则自流炼之为剑,必多灵异。其剑之光如电,切金如泥。以朽磨之,则生烟焰;以金石击之,则火光流起。唐德宗时,上将幸奉天,自携火精剑出内殿,研槛上铁狻猊,应手而碎,乃乘舆夜,待从皆见上仗数尺光明,即剑光也。”

折铁宝剑:

古代名剑。状似刀,仅一侧有刃,另一侧是背,上有一窄凹槽。剑身中间印有宽凹槽,长3尺4寸3分,重仅1斤4两。《拳剑指南》谓:“状极古雅,有刚柔力,能弯曲自如。单双手持之,无往不利。此是古大将所用折铁宝剑。”

干将:

古代名剑名。干将,本人名,相传他与其妻莫邪铸有名剑二枚,因以名其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请干将作名剑二枝。干将者,吴人也;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金铁之精不流,于是干将夫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一说干将、莫邪铸剑,铁汁不流,莫邪投身于炉而成剑。参见“莫邪”。

吴干:

指春秋时期吴国名剑“干将”。《战国策·赵策》:“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金试则截盘义。”《吕氏春秋·疑似》高诱注:“吴干,吴之干将者也。”参见“干将”条干胜:

古代名剑。《广雅·释器》:“断蛇、鱼肠、纯钩、燕支、蔡愉、属镂、干胜、墨阳,并称名剑。”

雌雄剑:

①古代名剑。晋·王嘉《拾遗记》载:昔吴国武库之中,兵刃铁器,俱被物食尽,而封署依然。王令检其库穴,猎得双兔,一白一黄。杀之,开其腹,而有铁胆肾,方知兵之铁为兔所食。王乃召其剑工,令铸其胆肾为剑,一雌一雄。号‘干将’者雄,号‘莫邪’者雌。其剑可以切玉断犀,王深宝之,遂霸其国。②指插于一鞘之双剑,二剑把扁平,剑身一边平,另一边有脊,相合成一剑之形。

莫邪:

古代宝剑名。或作“镆邪”、“镆铘”、“莫铘”。唐。陆广微《吴地记·院门》载:吴王阖闾使干将铸剑,铁汁不流。干将妻莫邪问该如何办,干将说:从前先师欧冶子铸剑时,曾以女子配炉神,即得。莫邪闻言即投身炉中,铁汁出,铸成二剑。雄剑叫“干将”,雌剑叫“莫邪”。一说莫邪断发剪爪。投于炉中,而后剑成。参见“干将”。

墨阳:

古代名剑。参见“干胜”条。

龙渊:

古代宝剑名。相传春秋时楚王令欧冶子、干将师徒铸铁剑。欧冶子、干将作成铁剑三支:一名龙渊、二名太阿、三名工布,献给楚王。楚王见后非常高兴,问道:“何谓龙渊、太阿、工布?”答曰:“欲知龙渊,观其状,如登高山,临深渊;欲知太阿,观其(纹),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纹)从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绝。”(见《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纹)”即刃上碎锦式花纹。唐人为避高祖李渊讳,改“渊”为“泉”,因称“龙泉”。又相传晋代张华见斗、牛二星之间有紫气,后使人于丰城狱中掘地得二剑,一曰龙泉,一曰太阿(见《晋书·张华传》)。

龙泉:

古代名剑。亦称“龙渊剑”。出自河南西平县。取当地龙泉水淬剑而得名。《东观汉记》:“章帝赐尚书剑,韩棱渊深有谋,故得龙泉剑”。又,浙江龙泉县所铸之剑,亦称“龙泉剑”。

丰城剑:

古代名剑。即龙泉、太阿剑。《晋书·张华传》;“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外紫气。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伟象,乃要焕宿,因登楼仰观。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大耳。’华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得一石函,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焕遣使送一剑与华,留一自佩。”龙泉宝剑网竭诚为您服务!

太阿:

古代宝剑名。相传为欧冶子、干将所铸。也作“泰阿”。《战国策·韩策一》:“韩卒之剑戟……龙渊、太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史记·李斯列传》:“服大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参见“龙渊”。

太哥:“太阿剑”之异名。敦煌遗书《王陵变文》:“不可别物,请大王腰间太哥宝剑。”

泰阿:

春秋时期名剑之一。这作宝剑的通称。为铸剑名师欧冶子、干将所铸。见《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史记·李斯列传》:“今陛十……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一作“太阿”。参见“太阿剑”条。

胜邪:

春秋时期越国冶师欧冶子所铸五大名剑之一。参见“湛卢”条。

工布:

古代名剑。《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汇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参见“龙渊”磐郢:

古代名剑。《吴越春秋》:“吴王得越所献宝剑三枚。一曰鱼肠,二曰磐郢,三曰湛泸。”一作“豪曹”。

湛卢:

古代宝剑名。相传为春秋时人欧冶子所铸。《越绝书·外传记宝剑》:“欧冶子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卢,二曰纯钩,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吴王阖庐之时,得其胜邪、鱼肠、湛卢。”杜甫《大历三年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卢。”

另:春秋时期越国冶师欧冶子所铸五大名剑之一。晋·左太冲《吴都赋》:“吴钩越棘,

纯钧

湛泸。”相传欧冶子所铸五大名剑为三大二小。其大者有湛卢、纯钧、胜邪;其小者有鱼肠、世阙。湛泸宝剑因通体“湛湛然黑色也”(宋。沈括《梦溪笔谈·器用》)而得名。一作“冗卢”。

鱼肠:

春秋时期越国冶师欧冶子所铸五大剑之一。汉·袁康《越绝书·外传·记宝剑》:“阖闾以鱼肠之剑刺吴王僚。”参见“湛卢”条。

蟠钢:“鱼肠”剑之别名。宋·沈括《梦溪笔谈》:“鱼肠即蟠钢剑也。”亦称松纹剑。参见“鱼肠”条。

松纹:

古代名剑“鱼肠”之别称。《梦溪笔谈》:“鱼肠,即今蟠钢剑也。又谓之松经纬度。”

巨阙:

古代宝剑名。相传为春秋时人欧冶子所铸。《荀子·性恶》:“阖闾之干将、莫邪、巨阙、辟闾,皆古之良剑也。”参见“湛卢”。

纯钧:

古代宝剑名。相传为春秋时人欧冶子所铸。《越绝书·外传记宝剑》:“越王勾践有宝剑五,闻于天下。客有能相剑者名薛烛,王召而问之,(客曰)……扬其华,(揪)如芙蓉始出,观其(纹)(花纹),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观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此所谓纯钩耶。”参见“湛卢”。

纯钩:

古代宝剑。“纯钧”之异名。《淮南子·修务》:“夫纯钩,鱼肠之始下型,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及加之砥砺,摩其锋鄂,则水断龙舟,陆团犀甲。”参阅“纯钧”条。

淳钧剑:

古代名剑。相传为欧冶子所炼。《淮南子》:“山崩而落洛之水涸,欧治子而淳钧之剑成。”亦名纯钧剑。

燕支:

古代名剑。《广雅·释器》:“断蛇、鱼肠、纯钩、燕支、蔡愉、属镂、干胜、墨阳,并称名剑。”

蔡愉:

古代名剑。参见“干胜”条。

画影:

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颛顼所用的宝剑。《名剑记》曰:“颛顼高阳氏有画影剑、空剑。若四方有兵,此剑飞赴,指其方则克,未用时在匣中,常如龙虎啸吟。”

腾空:

传说中古代部族道领颛顼所用的宝剑。《名剑记》曰:“瑞顼高阳氏有画影剑、腾空剑。”参见“画影剑”条。

轩辕剑:

古代名剑。《名剑记》:“轩辕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之古字题名。”

启剑:

古代名剑。相传为夏禹之了启在位时所铸。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夏禹子帝启在位十年,对庚戍八年铸一铜剑,长三尺九寸,后藏之秦塑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为星辰,背记山月日月。”

夹剑:

古代名剑。传说殷帝孔甲在位时所铸。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孔甲在位三十一年,以九年岁次甲辰,采牛首山铁,铸一剑,铭名曰‘夹’,古文篆书,长四尺一雨。”

太康:

古代名剑。以此剑造于殷帝太康在位时,故名。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启子太康在位二十九年,岁在三月辛卯春,铸一铜剑,上有八方面,长三尺三寸头,头方。”

定光:

古代剑名。传说殷帝太甲在位时所铸。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殷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岁次甲子铸一剑,长二尺,文曰‘定光’,古文篆书。”龙泉宝剑网竭诚为您服务!

含光:

古代名剑。春秋时卫人孔周藏有殷代留下来的三把宝剑:含光、承影、宵练。《列子·汤问》:“孔周曰:‘吾有三剑,惟子所择。一曰含光,视不可见,运之不知其所触,泯然无际,经物而物不觉。’”

承影:

古代名剑:为春秋时卫人孔周所藏。《列子·汤问》:“孔周曰:‘吾有三剑,惟子所择……二曰承影,味爽之交,日夕昏有之际,北面察之,淡炎焉若有物存,莫有其状。其触物也,窃然有声,经物而物不见’。”《文苑英华·唐并州都督鄂国公尉迟恭碑铭》:“蛟分承影,雁落忘归。”

宵练:

古代名剑。为春秋时期卫人孔周所藏。《列子·汤问》:“孔周曰:‘吾有三剑;惟子所择……三曰宵练,方昼则见影不见光,方夜则见方而不见形。其触物也,骜然而过,随过随合,觉疾而不血刃焉’”。一作“霄练”。

夏禹剑:

古代名剑。传说为夏朝大禹时所铸。《名剑录》:“夏禹铸一剑,藏会稽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文为日月星辰,背记山川。”

铜剑:

古代剑名。以铜铸成。《刀剑录》:“夏君在位,以庚茂八铸一铜剑。”

锟鋙:

古代名剑。《列子·汤问》:“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锟之剑……切玉如泥。亦作昆吾。”注:“昆吾,龙剑也。”

轻吕:

古代名剑。《逸周书·克殷》:“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施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典钺。”

镇岳尚方剑:

古代名剑。相传为西周时期昭王瑕在位时所铸的宝剑。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岁次壬午,铸五剑,名五岳,铭曰:‘镇岳尚书’,古文篆书,长五尺。”

掩日:

春秋时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一。

转魄: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三。

悬翦:

春秋时越王勾践所督造的八把长剑之四。

惊鲵:

春秋时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五。

灭魂: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六。

却邪: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七。参见“八剑”条。

真刚: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八。

光剑:

古代名剑。春秋时吴王夫差所用之物,长约一尺五寸,茎为圆柱形,有两道箍棱。剑身有两行阴刻篆字,铭文“攻玉王光自(乍)用剑以战茂人。”为安徽省南陵县出土文物。

吴王剑:

古代名剑。《项奎虎丘山诗》:“当时吴王剑,砺光裂岩幽。”

吴王夫差剑:

古剑名。为春秋时期吴国君主夫差所用。河南辉县出土文物。剑通体长59.1厘米,剑身宽厘米。剑身上有阴刻篆字铭文:“攻吾王夫差自作其之用。”

吴王光剑:

古剑名。为春秋时期吴国君至光所用。安徽南陵县出土文物。剑通体长50厘米,茎为圆柱形,有二道环棱形箍。剑身有脊,近腊处有两行阴刻篆字铭文:“攻吾王光自乍(作),用剑以战戍人。”

吴越剑:

古代名剑。《周礼·冬官》:“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手其他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

永用剑:

古代名剑。《拳剑指南》:“永用剑是铜质铸,为古吴季子之子逞之佩剑……此剑式样颇小,度为古代佩持之手剑。”此刻全长一尺五寸六分,重为一斤六两,剑柄较短。

伍子胥剑:

春秋时吴国大夫伍子胥所带宝剑。清·俞越《茶香室三钞·伍子胥剑》:“伍子剑,在澹台潮中,长五尺许,有伍子胥,时浮水面,人取之必病,弃之好安。”

必卢:

古代名剑。《吴越春秋》:“越王赐文种属卢之剑。”一作“属镂”。参见“属镂”条。

属镂:

古代名剑。《左传·鲁哀公十一年》载有:“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属镂自刎”事。《吴越春秋》作“属卢”;《广雅·释器》作“属鹿”;扬雄《太玄赋》作“属娄”;《荀子·成相》作“独鹿”。参见“干胜”条独鹿:

古代剑名。《荀子·成相》:“恐为子胥身离凶,进谏不听,刭而独鹿弃之江。”《注》:“独鹿与属镂同”。“属镂”系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剑名。

越王勾践剑:

古剑名。为春秋越国君主勾践所用。湖北江陵县望北一号墓出土。剑通体55.7厘米,剑身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上有铭文,曰:“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鸠浅即勾践。

越州勾剑:

指春秋时越王朱勾之宝剑。湖北省荆门市子陵岗发掘出五百多件东周至东汉时期的重要文物。其中越王州勾剑尤为珍贵,是继越王勾践剑之后出土的又一件兵器国宝。这把剑通体长56.2厘米,以篆文铸成的铭文“越王州勾自作用剑”清晰而精美,可与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媲美。

步光:

春秒时期越国名剑。《史记》:越使大夫种言于吴王,曰:“闻大王将兴丈义,因奉屈虏之矛,步光之剑。”

扁诸:

古代剑名。《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吴败齐师于艾陵之上,还师临晋与定公争长。吴师皆文犀长盾,扁诸之剑,方阵而行。”注:“阖闾既铸成干将、莫邪二剑,余铸得三千,并号扁诸之剑。”

时耗:

古代名剑。《越绝书·越绝外传·吴地记》:“扁诸之剑三斤,方圆之口三千。时耗、鱼肠之剑在焉。”

长扬剑:

春秋时代晚期的钢剑。因1976年4月考古者发掘长沙“长扬六十五号”墓时出土,故得名。为我国被发现的第一柄古代钢剑。此剑茎长7.8厘米,身长30.6厘米,宽2-2.6厘米,脊厚0.7厘米。

太康:

古代名剑。以此剑造于殷帝太康在位时,故名。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启子太康在位二十九年,岁在三月辛卯春,铸一铜剑,上有八方面,长三尺三寸头,头方。”

定光:

古代剑名。传说殷帝太甲在位时所铸。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殷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岁次甲子铸一剑,长二尺,文曰‘定光’,古文篆书。”龙泉宝剑网竭诚为您服务!

含光:

古代名剑。春秋时卫人孔周藏有殷代留下来的三把宝剑:含光、承影、宵练。《列子·汤问》:“孔周曰:‘吾有三剑,惟子所择。一曰含光,视不可见,运之不知其所触,泯然无际,经物而物不觉。’”

承影:

古代名剑:为春秋时卫人孔周所藏。《列子·汤问》:“孔周曰:‘吾有三剑,惟子所择……二曰承影,味爽之交,日夕昏有之际,北面察之,淡炎焉若有物存,莫有其状。其触物也,窃然有声,经物而物不见’。”《文苑英华·唐并州都督鄂国公尉迟恭碑铭》:“蛟分承影,雁落忘归。”

宵练:

古代名剑。为春秋时期卫人孔周所藏。《列子·汤问》:“孔周曰:‘吾有三剑;惟子所择……三曰宵练,方昼则见影不见光,方夜则见方而不见形。其触物也,骜然而过,随过随合,觉疾而不血刃焉’”。一作“霄练”。

夏禹剑:

古代名剑。传说为夏朝大禹时所铸。《名剑录》:“夏禹铸一剑,藏会稽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文为日月星辰,背记山川。”

铜剑:

古代剑名。以铜铸成。《刀剑录》:“夏君在位,以庚茂八铸一铜剑。”

锟鋙:

古代名剑。《列子·汤问》:“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锟之剑……切玉如泥。亦作昆吾。”注:“昆吾,龙剑也。”

轻吕:

古代名剑。《逸周书·克殷》:“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施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典钺。”

镇岳尚方剑:

古代名剑。相传为西周时期昭王瑕在位时所铸的宝剑。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岁次壬午,铸五剑,名五岳,铭曰:‘镇岳尚书’,古文篆书,长五尺。”

掩日:

春秋时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一。

转魄: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三。

悬翦:

春秋时越王勾践所督造的八把长剑之四。

惊鲵:

春秋时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五。

灭魂: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六。

却邪: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七。参见“八剑”条。

真刚: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督铸的八把长剑之八。

光剑:

古代名剑。春秋时吴王夫差所用之物,长约一尺五寸,茎为圆柱形,有两道箍棱。剑身有两行阴刻篆字,铭文“攻玉王光自(乍)用剑以战茂人。”为安徽省南陵县出土文物。

吴王剑:

古代名剑。《项奎虎丘山诗》:“当时吴王剑,砺光裂岩幽。”

吴王夫差剑:

古剑名。为春秋时期吴国君主夫差所用。河南辉县出土文物。剑通体长59.1厘米,剑身宽厘米。剑身上有阴刻篆字铭文:“攻吾王夫差自作其之用。”

吴王光剑:

古剑名。为春秋时期吴国君至光所用。安徽南陵县出土文物。剑通体长50厘米,茎为圆柱形,有二道环棱形箍。剑身有脊,近腊处有两行阴刻篆字铭文:“攻吾王光自乍(作),用剑以战戍人。”

吴越剑:

古代名剑。《周礼·冬官》:“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手其他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

永用剑:

古代名剑。《拳剑指南》:“永用剑是铜质铸,为古吴季子之子逞之佩剑……此剑式样颇小,度为古代佩持之手剑。”此刻全长一尺五寸六分,重为一斤六两,剑柄较短。

伍子胥剑:

春秋时吴国大夫伍子胥所带宝剑。清·俞越《茶香室三钞·伍子胥剑》:“伍子剑,在澹台潮中,长五尺许,有伍子胥,时浮水面,人取之必病,弃之好安。”

必卢:

古代名剑。《吴越春秋》:“越王赐文种属卢之剑。”一作“属镂”。参见“属镂”条。

属镂:

古代名剑。《左传·鲁哀公十一年》载有:“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属镂自刎”事。《吴越春秋》作“属卢”;《广雅·释器》作“属鹿”;扬雄《太玄赋》作“属娄”;《荀子·成相》作“独鹿”。参见“干胜”条

独鹿:

古代剑名。《荀子·成相》:“恐为子胥身离凶,进谏不听,刭而独鹿弃之江。”《注》:“独鹿与属镂同”。“属镂”系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剑名。

越王勾践剑:

古剑名。为春秋越国君主勾践所用。湖北江陵县望北一号墓出土。剑通体55.7厘米,剑身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上有铭文,曰:“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鸠浅即勾践。

越州勾剑:

指春秋时越王朱勾之宝剑。湖北省荆门市子陵岗发掘出五百多件东周至东汉时期的重要文物。其中越王州勾剑尤为珍贵,是继越王勾践剑之后出土的又一件兵器国宝。这把剑通体长56.2厘米,以篆文铸成的铭文“越王州勾自作用剑”清晰而精美,可与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媲美。

步光:

春秒时期越国名剑。《史记》:“越使大夫种言于吴王,曰:‘闻大王将兴丈义,因奉屈虏之矛,步光之剑。’”

扁诸:

古代剑名。《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吴败齐师于艾陵之上,还师临晋与定公争长。吴师皆文犀长盾,扁诸之剑,方阵而行。”注:“阖闾既铸成干将、莫邪二剑,余铸得三千,并号扁诸之剑。”

时耗:

古代名剑。《越绝书·越绝外传·吴地记》:“扁诸之剑三斤,方圆之口三千。时耗、鱼肠之剑在焉。”龙泉宝剑网竭诚为您服务!

长扬剑:

春秋时代晚期的钢剑。因1976年4月考古者发掘长沙“长扬六十五号”墓时出土,故得名。为我国被发现的第一柄古代钢剑。此剑茎长7.8厘米,身长30.6厘米,宽2-2.6厘米,脊厚0.7厘米。纯钧

纯均是一把尊贵无双之剑。春秋时期,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经过数年卧薪尝胆终于击败吴国的越王勾践,睡了一个甜美的午觉醒了过来,心情非常舒畅。饮了一壶上好的龙井新茶后,勾践兴致勃勃地派手下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薛烛。薛烛是秦国人,此时正在越国游历。薛烛虽然年纪轻轻,但却已经名动列国,被人称为天下第一相剑大师。不大一会儿,眉清目秀文质彬彬的薛烛就赶来了。宾主一番客套寒暄之后,就带着随从来到室外宽阔的露台之上。越王勾践酷爱刀剑,这个露台高达数丈,气势舒张,光线充沛,专门用来看剑赏刀。落座之后,勾剑扫了一眼身边的薛烛,心想这个年轻人虽然年纪轻轻但却阅剑无数,一般刀剑肯定难入他的法眼,于是,勾践一开口就叫手下取来了自己颇为得意的两把宝剑:毫曹和巨阙。

哪知,薛烛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随便地说了一句:“这两把剑都有缺点,毫曹光华散淡,巨阙质地趋粗,不能算宝剑。”说完他还在温暖的阳光里懒懒地打了一个哈欠。勾践颇感意外,觉得很没面子,他想了一想,一咬牙,俯在一个贴身侍从耳边吩咐了几句,过了一会儿,侍从率领几百个铁甲武士护送一把宝剑来到台下。薛烛感到好笑,问道:“大王这么兴师动众,拿来的是什么剑啊?”勾践对薛烛的态度有一丝不快,他没好气地吐出了两个字:“纯均”。只听见“咣啷”一声,薛烛从座位上仰面摔倒,束发的金钗掉在地上,一头长发披散下来,面色突然凝住、呆滞。好大一会儿,才突然惊醒,只见他脚尖点地几个纵跃掠下台阶,来到剑前,深深一躬,然后又表情肃然地整理好自己的衣服,从侍者手中接过宝剑,小心翼翼地敲了几敲掂了几掂之后方才将剑从鞘中缓缓拔出。只见一团光华绽放而出宛如出水的芙蓉雍容而清冽,剑柄上的雕饰如星宿运行闪出深邃的光芒,剑身、阳光浑然一体象清水漫过池塘从容而舒缓,而剑刃就象壁立千丈的断崖崇高而巍峨……过了好久,薛烛才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就是纯钧吗?!勾践点了点头:是,”他得意地接着说道:“有人要用千匹骏马三处富乡两座大城来换这把宝剑,你看行吗?”薛烛连忙说道:“不能换。”勾践做作地皱了一下眉头问道:“为什么?你说说道理。”薛烛激动地大声对道:“因为这把剑是天人共铸的不二之作。为铸这把剑,千年赤堇山山破而出锡,万载若耶江江水干涸而出铜。铸剑之时,雷公打铁,雨娘淋水,蛟龙捧炉,天帝装炭。铸剑大师欧冶子承天之命呕心沥血与众神铸磨十载此剑方成。剑成之后,众神归天,赤堇山闭合如初,若耶江波涛再起,欧冶子也力尽神竭而亡,这把剑已成绝唱,区区骏马城池何足道哉……”勾践满意地频频点头:说得有理,既是无价之宝,我就永远把它珍藏吧。

中国十大名剑及典故

第一轩辕

夏禹剑众神采首山之铜为黄帝所铸,后传与夏禹。剑身一面刻日月星辰,一面刻山川草木。剑柄一面书农耕畜养之术,一面书四海一统之策。轩辕夏禹剑!对这样一把剑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黄帝、夏禹!对这样两个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勇气、智慧、仁爱……一切归于两个字:圣

道。轩辕夏禹剑是一把圣道剑

第二湛泸

湛泸是一把剑,更是一只眼睛。湛泸:湛湛然而黑色也。这把通体黑色浑然无迹的长剑让人感到的不是它的锋利,而是它的宽厚和慈祥。它就象上苍一只目光深邃、明察秋毫的黑色的眼睛,注视着君王、诸侯的一举一动。君有道,剑在侧,国兴旺。君无道,剑飞弃,国破败。五金之英,太阳之精,出之有神,服之有威。欧冶子铸成此剑时,不禁抚剑泪落,因为他终于圆了自己毕生的梦想:铸出一把无坚不摧而又不带丝毫杀气的兵器。所谓仁者无敌。湛泸剑是一把仁道之剑。

第三赤霄

秦朝时,有这样一个没有出息、浑身都是毛病的青年。他懒,从来不干家里的农活。他好酒,常常醉成一滩烂泥。他好色,见着漂亮姑娘就迈不开腿。他没有礼貌,对官对民都大大咧咧。最可气的是他好撒谎,好吹牛。他经常让人看他左腿上的七十二个黑痣,他不说这是皮肤病而说是天相图。他经常遥望咸阳,摇头叹气: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他撒谎越来越离谱。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根生锈的铁棍,告诉乡里人说这是一把从南山仙人那里得来的宝剑,名字叫:赤霄。他把它奉为至宝,整日“剑”不离身。他还说自己不是人而是天上的一条赤龙。他的牛越吹越大。他说他早就认识始皇帝,始皇帝是白龙,他还说始皇帝不如他,因为他是法力更高的赤龙,他将来要取而代之也做皇帝。他还说他知道始皇帝的元气已化为一条白蛇最近一段时间正在丰西泽附近游弋。他说他要斩去这条白蛇,他边说还边用捡来的铁棍比划了一下。人们都把他的话当笑话、大话,没有人相信。可是,在一个晚上,一切都变了。这天晚上,乡里几十个结伴去县里学徒做工的青年走到了丰西泽,这个青年也在其中,但他不是去做工而是凑热闹,他一边走一边掏出酒壶喝。这帮人走到丰西泽时停住了脚步,说来也怪,最近,去县城学徒做工的人经常有人莫名其妙地消失在丰西泽附近,所以,为保险起见,大家派了一个身手敏捷的青年先走几步前去打探,过了一会儿,探子吓得面无人色逃了回来,他说他走一段路闻到前面隐隐有腥气,于是爬上一棵大树了望,看见一条硕大的凶恶的白蛇正挡在道路中间,象在等待什么。人群大惊失色,再也不敢向前。这时,这个青年分开众人向前走去,他说那条白蛇在等他,他要斩了它。他一边说一边拔出铁棍,脚步踉踉跄跄,看来他喝了一路,到现在已经喝醉了。人们屏住呼吸看着他歪歪扭扭远去的背影,心里都在说:这个傻小子……一夜过去,这个青年也没有回来,人们知道他一定成了蛇的美餐。云开雾散,大家继续前行。走了一段路,突然,他们看见一条硕大的白蛇,被斩为两截扔在路边。再向前走了几里地,发现这个青年正躺在路边呼呼大睡,他的身体上方有一团云气笼罩,云中有条赤龙正在懒懒洋洋地飞来飞去。而手中的那根铁棍不见了,代之的是一把饰有七彩珠、九华玉的寒光逼人、刃如霜雪的宝剑,剑身上清晰镌刻着两个篆字:赤霄。这一刻,人们都相信了这个青年原来说的话都是真的。这个青年就是刘邦。这把剑就是斩蛇起义的赤霄剑。赤霄剑是一把帝道之剑。

第四泰阿

楚国的都城已被晋国的兵马围困了三年。晋国出兵伐楚,是想得到楚国的镇国之宝:泰阿剑。世人都说,泰阿剑是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但是两位大师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泰阿剑是一把诸侯威道之剑早已存在,只是无形、无迹,但是剑气早已存于天地之间,只等待时机凝聚起来,天时、地利、人和三道归一,此剑即成。晋国当时最为强大,晋王当然认为自己最有资格得到这把宝剑,但是事与愿违,此剑却在弱小的楚国铸成,出剑之时,剑身果然天然镌刻篆体“泰阿”二字,可见欧冶、干将所言不虚。晋王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向楚王索剑,楚王拒绝,于是晋王出兵伐楚,预以索剑为名借机灭掉楚国。兵力悬殊,楚国大部分城池很快陷落并且都城也被团团围住,一困三年。城里粮草告罄,兵革无存,危在旦夕。这一天,晋国派来使者发出最后通牒:如再不交剑,明天将攻陷此城,到时玉石俱焚!楚王不屈,吩咐左右明天自己要亲上城头杀敌,如果城破,自己将用此剑自刎,然后左右要拾得此剑,骑快马奔到大湖,将此剑沉入湖底,让泰阿剑永留楚国。第二天拂晓,楚王登上城头,只见城外晋国兵马遮天蔽日,自己的都城宛如汪洋之中的一叶扁舟,随时有倾灭危险。晋国兵马开始攻城,呐喊声如同山呼海啸,城破在即。楚王双手捧剑,长叹一声:泰阿剑啊,泰阿剑,我今天将用自己的鲜血来祭你!于是,拔剑出鞘,引剑直指敌军。匪夷所思的奇迹出现了:只见一团磅礴剑气激射而出,城外霎时飞砂走石遮天蔽日,似有猛兽咆哮其中,晋国兵马大乱,片刻之后,旌旗仆地,流血千里,全军覆没……这件事情过后,楚王召来国中智者风胡子问道:泰阿剑为何会有如此之威?风胡子对道:泰阿剑是一把威道之剑,而内心之威才是真威,大王身处逆境威武不屈正是内心之威的卓越表现,正是大王的内心之威激发出泰阿剑的剑气之威啊!见于《越绝书》。泰阿剑是一把威道之剑。

第五七星龙渊

这把剑传说是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欧冶子和干将为铸此剑,凿开茨山,放出山中溪水,引至铸剑炉旁成北斗七星环列的七个池中,是名“七星”。剑成之后,俯视剑身,如同登高山而下望深渊,飘渺而深邃仿佛有巨龙盘卧。是名“龙渊”。此剑铸造的技艺固然精湛,但它的闻名还在于无法知道其真实姓名的普通渔翁:鱼丈人。话说伍子胥因奸臣所害,亡命天涯,被楚国兵马一路追赶,这一天荒不择路,逃到长江之滨,只见浩荡江水,波涛万顷。前阻大水,后有追兵,正在焦急万分之时,伍子胥发现上游有一条小船急速驶来,船上渔翁连声呼他上船,伍子胥上船后,小船迅速隐入芦花荡中,不见踪影,岸上追兵悻悻而去,渔翁将伍子胥载到岸边,为伍子胥取来酒食饱餐一顿,伍子胥千恩万谢,问渔翁姓名,渔翁笑言自己浪迹波涛,姓名何用,只称:“渔丈人”即可,伍子胥拜谢辞行,走了几步,心有顾虑又转身折回,从腰间解下祖传三世的宝剑:七星龙渊,将此价值千金的宝剑赠给渔丈人以致谢,并嘱托渔丈人千万不要泄露自己的行踪,渔丈人接过七星龙渊宝剑,仰天长叹,对伍子胥说道:搭救你只因为你是国家忠良,并不图报,而今,你仍然疑我贪利少信,我只好以此剑示高洁。说完,横剑自刎。伍子胥悲悔莫名。故事见于《吴越春秋》。七星龙渊是一把诚信高洁之剑。

第七第六干将莫邪

干将、莫邪是两把剑,但是没有人能分开它们。干将、莫邪是两个人,同样,也没有人能将他(她)们分开。干将、莫邪是干将、莫邪铸的两把剑。干将是雄剑,莫邪是雌剑。干将是丈夫,莫邪是妻子。干将很勤劳,莫邪很温柔。干将为吴王铸剑的时候,莫邪为干将扇扇子,擦汗水。三个月过去了,干将叹了一口气。莫邪也流出了眼泪。莫邪知道干将为什么叹气,因为炉中采自五山六合的金铁之精无法熔化,铁英不化,剑就无法铸成。干将也知道莫邪为什么流泪,因为剑铸不成,自己就得被吴王杀死。干将依旧叹气,而在一天晚上,莫邪却突然笑了。看到莫邪笑了,干将突然害怕起来,干将知道莫邪为什么笑,干将对莫邪说:莫邪,你千万不要去做。莫邪没说什么,她只是笑。干将醒来的时候,发现莫邪没在身边。干将如万箭穿心,他知道莫邪在哪儿。莫邪站在高耸的铸剑炉壁上,裙裾飘飞,宛如仙女。莫邪看到干将的身影在熹微的晨光中从远处急急奔来。她笑了,她听到干将嘶哑的喊叫:莫邪……,莫邪依然在笑,但是泪水也同时流了下来。干将也流下了眼泪,在泪光模糊中他看到莫邪飘然坠下,他听到莫邪最后对他说道:干将,我没有死,我们还会在一起……铁水熔化,剑顺利铸成。一雄一雌,取名干将莫邪,干将只将“干将”献给吴王。干将私藏“莫邪”的消息很快被吴王知晓,武士将干将团团围住,干将束手就擒,他打开剑匣绝望地向里面问道:莫邪,我们怎样才能在一起?剑忽从匣中跃出,化为一条清丽的白龙,飞腾而去,同时,干将也突然消失无踪。在干将消失的时候,吴王身边的“干将”剑也不知去向。而在千里之外的荒凉的贫城县,在一个叫延平津的大湖里突然出现了一条年轻的白龙。这条白龙美丽而善良,为百姓呼风唤雨,荒凉的贫城县渐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县城的名字也由贫城改为丰城。可是,当地人却时常发现,这条白龙几乎天天都在延平津的湖面张望,象在等待什么,有人还看到它的眼中常含着泪水。六百年过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丰城县令雷焕在修筑城墙的时候,从地下掘出一个石匣,里面有一把剑,上面赫然刻着“干将”二字,雷焕欣喜异常,将这把传诵已久的名剑带在身边。

有一天,雷焕从延平津湖边路过,腰中佩剑突然从鞘中跳出跃进水里,正在雷焕惊愕之际,水面翻涌,跃出黑白双龙,双龙向雷焕频频点头意在致谢,然后,两条龙脖颈亲热地纠缠厮磨,双双潜入水底不见了。在丰城县世代生活的百姓们,发现天天在延平津湖面含泪张望据说已存在了六百多年的白龙突然不见了。而在第二天,县城里却搬来了一对平凡的小夫妻。丈夫是一个出色的铁匠,技艺非常精湛,但他只用心锻打挣不了几个钱的普通农具却拒绝打造有千金之利的兵器,在他干活的时候,他的小妻子总在旁边为他扇扇子,擦汗水。干将、莫邪是一把挚情之剑。

第九纯钧

春秋时期,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经过数年卧薪尝胆终于击败吴国的越王勾践,睡了一个甜美的午觉醒了过来,心情非常舒畅。饮了一壶上好的龙井新茶后,勾践兴致勃勃地派手下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薛烛。薛烛是秦国人,此时正在越国游历。薛烛虽然年纪轻轻,但却已经名动列国,被人称为天下第一相剑大师。不大一会儿,眉清目秀文质彬彬的薛烛就赶来了。宾主一番客套寒喧之后,就带着随从来到室外宽阔的露台之上。越王勾践酷爱刀剑,这个露台高达数丈,气势舒张,光线充沛,专门用来看剑赏刀。落座之后,勾剑扫了一眼身边的薛烛,心想这个年轻人虽然年纪轻轻但却阅剑无数,一般刀剑肯定难入他的法眼,于是,勾践一开口就叫手下取来了自己颇为得意的两把宝剑:毫曹和巨阙。哪知,薛烛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随便地说了一句:“这两把剑都有缺点,毫曹光华散淡,巨阙质地趋粗,不能算宝剑。”说完他还在温暖的阳光里懒懒地打了一个哈欠。勾践颇感意外,觉得很没面子,他想了一想,一咬牙,俯在一个贴身侍从耳边吩咐了几句,过了一会儿,侍从率领几百个铁甲武士护送一把宝剑来到台下。薛烛感到好笑,问道:“大王这么兴师动众,拿来的是什么剑啊?”勾践对薛烛的态度有一丝不快,他没好气地吐出了两个字:“纯均”。只听见“咣啷”一声,薛烛从座位上仰面摔倒,束发的金钗掉在地上,一头长发披散下来,面色突然凝住、呆滞。好大一会儿,才突然惊醒,只见他脚尖点地几个纵跃掠下台阶,来到剑前,深深一躬,然后又表情肃然地整理好自己的衣服,从侍者手中接过宝剑,小心翼翼地敲了几敲掂了几掂之后方才将剑从鞘中缓缓拔出。只见一团光华绽放而出宛如出水的芙蓉雍容而清冽,剑柄上的雕饰如星宿运行闪出深邃的光芒,剑身、阳光浑然一体象清水漫过池塘从容而舒缓,而剑刃就象壁立千丈的断崖崇高而巍峨……过了好久,薛烛才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就是纯钧吗?!”勾践点了点头:“是,”他得意地接着说道:“有人要用千匹骏马三处富乡两座大城来换这把宝剑,你看行吗?”薛烛连忙说道:“不能换。”勾践做作地皱了一下眉头问道:“为什么?你说说道理。”薛烛激动地大声对道:“因为这把剑是天人共铸的不二之作。为铸这把剑,千年赤堇山山破而出锡,万载若耶江江水干涸而出铜。铸剑之时,雷公打铁,雨娘淋水,蛟龙捧炉,天帝装炭。铸剑大师欧冶子承天之命呕心沥血与众神铸磨十载此剑方成。剑成之后,众神归天,赤堇山闭合如初,若耶江波涛再起,欧冶子也力尽神竭而亡,这把剑已成绝唱,区区骏马城池何足道哉……”勾践满意地频频点头:“说得有理,既是无价之宝,我就永远把它珍藏吧。”故事见于《越绝书》。纯均是一把尊贵无双之剑。

第十承影

远古的一个黎明,天色黑白交际的一瞬间,一双手缓缓扬起。双手合握之中是一截剑柄,只有剑柄不见长剑剑身,但是,在北面的墙壁上却隐隐投下一个飘忽的剑影,剑影只存片刻,就随着白昼的来临而消失,直到黄昏,天色渐暗,就在白昼和黑夜交错的霎那,那个飘忽的剑影又再次浮现出来。扬起的双手划出一条优雅的弧线,挥向旁边一棵挺拔的古松,耳廓中有轻轻的“嚓”的一声,树身微微一震,不见变化,然而稍后不久,翠茂的松盖就在一阵温和掠过的南风中悠悠倒下,平展凸露的圈圈年轮,昭示着岁月的流逝。天色愈暗,长剑又归于无形,远古的暮色无声合拢,天地之间一片静穆。这把有影无形的长剑就是在《列子。汤问》之中被列子激赏的铸于商朝后来被春秋时卫国人孔周所藏的名剑:承影。承影是一把精致优雅之剑。

第二章 盘点历史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死于非命的皇后是谁?

宋之问《谒二妃庙》:

还以金屋贵,留兹宝席尊。江凫啸风雨,山鬼泣朝昏。“二妃庙”即黄陵庙,故址在今湖南湘阴县北(据《水经注·湘水》)。“金屋”用的是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的典故。“宝席”指的是庙里的神位。《山鬼》是屈原《九歌》中的一篇,描写山中女神失恋的悲哀。“二妃”指的是娥皇、女英,这两位美女虽然在《史记》和其它若干典籍中被提到,但基本上属于传说中的人物。按照通行的说法:她们是尧帝的女儿,双双嫁给舜为妻。尧禅位给舜,娥皇被立为后(正妃),女英被立为妃。后来,舜帝巡视江南,死于湖南苍梧山一带(今湖南宁远南),二妃赶至江南,传说投水自尽,又传她们为自己丈夫痛哭的眼泪滴落在竹子上,染竹成斑,于是斑竹又称“湘妃竹”。

如果把娥皇称作“皇后”一定是会遭到质疑的,“三皇五帝”的“皇”和“帝”并不是自秦始皇开始所称的“皇帝”,当时也没有“皇后”的封号。这里所说的“皇后”显然是广义的,是指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的大老婆。

二妃到底是不是死于非命呢?

柏杨先生在《皇后之死》一书中这样评述:“四千年来,出现无数吟咏她们姐妹的诗,都充满了哀愁,却没有悲愤。柏杨先生以为我们是应该悲愤的,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死于非命的皇后,第一位被权力争斗牺牲的女人,一幕一直被掩盖着的惨剧。”

娥皇的丈夫是皇帝王朝第七任帝舜姚重华,也称“重瞳”,有两个瞳孔(李后主也具有这个外貌特征)。“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史记·五帝本纪》)舜20岁的时候因为特别孝顺而出名,30岁的时候被尧推举,50岁的时候做“代理天子”,58岁那年尧帝去世,61岁登上皇帝宝座(中间有三年估计是处于争夺帝位的斗争之中)。舜帝在位39年(柏杨先生称他的元首生涯有48年),被禹接替的时候已经100岁了,美貌如花的娥皇和女英姐妹也已经垂垂老矣。

关于“二妃”,《史记》中记载:“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尧把女儿嫁给舜,观察他怎样治家。这两位“公主”不因身份高贵而骄傲,很守妇道。

关于舜的死,《史记》中的记载是:“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100岁的时候,南巡狩猎,在异乡殒命。要知道,当时没有飞机,没有火车,连汽车都没有,从山西走到湖南,航空距离尚且1000多公里,这番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到底有什么目的?何苦费尽艰辛深入荒蛮之地?

至于二妃,听到舜客死他乡的消息马上赶去,以她们的年纪实在难以想象。多半应该是老夫老妻一起逃命到了南方。

湘妃泣竹,想象中的画面实在美得令人心动,两个弱不禁风的美女倚竹哭泣,滴泪成斑。要是画面上是两个古稀之年的老太婆在竹林里哭哭啼啼,感受如何?柏杨先生这样说:“奇怪的是,她们不在房子里哭,却跑到竹林里哭,是不是被逼投河时,抱着竹子,大放悲声?”

如此说来,舜与二妃倒很像是死于政变的。

当然,舜的死地还有山西、河南等不同说法,也许没有南巡或者逃命到那么远的地方,或者说100岁的说法本身就不可靠。

在乐府古题的《琴曲歌辞》中,刘长卿和李贺有《湘妃》,孟郊和陈羽有《湘妃怨》,鲍溶有《湘妃列女操》,邹绍先、李颀和郎士元有《湘夫人》。《乐府诗集》有如下解说:《山海经》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云:“天帝之女,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所谓江妃二女也。”刘向《列女传》曰:“帝尧之二女,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尧以妻舜于妫汭。舜既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舜死于苍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湘中记》曰:“舜二妃死为湘水神,故曰湘妃。”韩愈《黄陵庙碑》曰:“秦博士对始皇帝云:湘君者,尧之二女舜妃者也。刘向郑玄亦皆以二妃为湘君。而《离骚》、《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谓,湘夫人乃二妃,璞与逸俱失也。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谓娥皇为君,女英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礼有小君,明其正自得称君也。”按《琴操》有《湘妃怨》,又有《湘夫人》曲。

娥皇、女英二妃在后世被神话,说她们死后成了湘水之神,因此被称为“湘妃”。屈原的《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说法不一,有的说湘君是水神,湘夫人指二妃,还有说娥皇是湘君,女英是湘夫人。

娥皇和女英是否实有其人我们很难确定,假定她们真的是舜帝的妻子,无论是政治谋杀,还是殉夫而死,她们的命运毕竟千载令人叹婉。即使是自杀,她们的心中也一定有着深深的无奈,到底未得善终。

以史书记载来说,娥皇是第一位死于非命的皇后。

西周禽簋记载周公践奄史实

西周初年,武王因病过世,其幼子姬诵继位,是为成王,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协助成王处理政事。不久,“三监之乱”爆发,原分封于殷商旧地的管叔、蔡叔及殷纣之子武庚禄父起兵叛乱,叛乱还得到徐国、奄国、薄姑等东方小国的支持。据史书记载,奄君薄姑当时劝禄父说:“武王刚死,成王年幼,周公被天下人怀疑,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请举事!”叛乱的影响很大,周公调大军东征,“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才得以平叛。而此次叛乱的主角,武庚被杀,管叔自杀,蔡叔被俘,奄国被灭。

奄国主要分布于今山东曲阜附近,是商朝极有实力的方国之一,在商中期,商王南庚、阳甲均曾定都于奄,到盘庚时才迁都于他处,而奄保留了大量商朝子民,逐渐发展成东方的强大方国,又因与商的密切关系,而被大量史料称为“商奄”。

周公东征奄国的史实不仅被史书详细记载,在出土的青铜器上也有明证。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禽簋铭文就记载了这一重要史实。

禽簋,通高13.7厘米、口径19.2厘米,小侈口,折沿,略鼓腹,高圈足,兽首双耳,下有较短的长方垂珥。颈和圈足均饰有三列云雷纹组成的兽面纹,颈部还增饰浮雕兽面纹,整体有明显的西周早期作风。

禽簋内有铭文23字:“王伐奄侯,周公谋禽祝,禽有脤祝,王赐金百寽。禽用作宝彝。”铭文记载成王征讨奄侯之前,周公旦训导其子大祝伯禽,伯禽以脤器致祭,成王赏赐大祝伯禽金百寽,禽用作宝彝以资纪念,亦有告慰祖先之意。

奄国被灭后,奄君被迁至薄姑,即现在的山东青州附近,传说还有一部分的奄国遗民迁至江苏武进,现在武进太湖边上的一个古城叫淹城,据传与北方的古奄国有关,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考古发现证明这一推断。

竹简中的周文王遗言

最近,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楚简,经过学者的精心保护和整理,现在已经正式公布的是一篇称作《保训》的文章。《保训》全篇一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文如下:“隹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历),恐坠宝訓。戊子,自靧。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朕疾适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代传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女(汝)以书受之。钦哉,勿轻!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順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呜呼!发,祗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於成唐(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呜呼!发,敬哉!朕闻兹不旧,命未有所延。今汝祗备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勿轻!日不足,惟宿不详。”

这篇简文记载的是:周文王晚年病重,唯恐自己来不及留下遗言,于是,在戊子这一天召来太子发(即之后的周武王),留下了自己的临终遗言。文王在遗言里面讲到了上古的史事传说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故事,用这两个故事教导太子发,要他遵行“中”的思想观念,这些内容不见于以往的历史记载,篇中所包含的中道思想具有哲学意义。

关于舜的故事:“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这段话讲的是舜在受到尧的提拔之后,怎样做到不违背百姓的种种意愿而求取中道。由于舜出身民间,所以能够自我省察,而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在施政时,他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面考虑,达到中正,从而把事情做好。这段简文与子思所作的《中庸》中所记载孔子的话:“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十分近似。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於成唐(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说的是上甲微为他的父亲王亥复仇的故事。王亥与上甲都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在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等学者从《周易》《山海经》《竹书纪年》等文献中钩稽出这段久已湮没的史迹:商人的首领王亥曾率牛车到有易去贸易,有易之君绵臣设下阴谋,把王亥杀害,从而夺取了牛车。后来,王亥之子上甲与河伯联合,战胜有易,诛杀了绵臣。在这个故事中,周文王再次强调了“中”,上甲微把“中”传贻子孙,于是后来的成汤才得有天下。《保训》作为周文王的临终遗嘱,通篇反复强调了“中”,即以“中”的思想观念治理国家。这个“中”实际上就是保持平衡的意思,文王在遗嘱中教导他的儿子发:在商代末年复杂多变的形势中,既要坚定不移,又要“翼翼不懈”,小心求稳地处事。而后的周武王继承了文王的遗志,伐纣灭商,最终实现了文王的遗愿。

这里的“中”后来发展成儒家所提倡的“中道”、“中庸”。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的《中庸》里就有这样的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提高到哲理的高度上来阐述,同时又与“和”的观念沟通结合,有很大的发展。可见,周文王遗言《保训》的思想与儒学有共通之处,这一点很值得探索和研究。

第三章 从史书中看历史

琉球国求封 涪陵人当使臣

我市古籍普查有了重大发现:成于250年前的《周煌册封琉球登舟图原卷跋》手卷现身涪陵,该跋具有重大史料、书法价值。

昨日,记者在涪陵少儿图书馆一睹该跋手卷真身:手卷长达546厘米,宽42厘米,卷轴封皮上写着“周文恭公册封琉球登舟图原卷跋”几个毛笔楷体字,展开,上有皇十五子等六人题跋。

周煌,生于1714年,涪陵人,乾隆二年进士,嘉庆皇帝老师,曾担任兵部侍郎、《四库全书》馆总裁、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周煌善诗画、精书法,著有《应别集》、《海山存稿》、《琉球国志》等。

乾隆二十年(1755年),周煌奉命出使,册封琉球国王尚穆,三年后使还,奏上琉球国志略。返朝后,周煌作长卷《登舟图》,并请皇十五子等六人看后作题。

目前,《登舟图》已不可考。涪陵少儿图书馆古籍文献研究人员袁明媛说,从跋上六人所题诗句中,可以看出《登舟图》画貌及周煌出使琉球梗概:携随员200余人,一路风光旖旎;姑米山遇飓风,惊涛骇浪、樯摧碇折;琉球国王隆重接待等。皇十五子还详细记述了遣使缘由、时间、沿途风光等,称琉球为蛮夷,遣使琉球是皇帝对其恩惠怜悯。

乾隆帝仰仗其在位时强大的国力,以天朝自居,把琉球、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视为藩属国。为了宏扬清朝的威德,乾隆帝谕令宫廷画家创作了5幅反映各国使臣恭贺清王朝新春之喜的作品《万国来朝图》。在这5幅画作中,有4件可清晰地见到纳贡者行列中琉球国人的形象,或飘扬着标有“琉球”字样的旗帜。

袁明媛说,跋中称周煌相貌堂堂,是一位难得清官。当时,琉球国王尚穆遣臣请清王朝袭封,周煌就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奉命出使琉球,表明当时琉球是清朝属国。

此跋为民国年间涪陵一位开明人士收藏,1956年,进入涪陵县图书馆收藏至今。

周煌的第十代后人周学南说,周煌乾隆50年病休回家,可能当时将跋带回了涪陵。后来周家败落,估计跋便流落出来。

相关链接

琉球国最初是指历史上在琉球群岛建立的山南(又称南山)、中山、山北(又称北山)三个国家的对外统称,后来指统一的琉球国(1429年至1879年)。

琉球国的地理位置在台湾和日本之间,曾经向中国的明、清两代和日本的萨摩藩、江户幕府朝贡。琉球国多次遭受日本的入侵。

1879年3月30日,日本兼并琉球王朝,琉球国灭亡。大部分国土改设为冲绳县,北部诸岛则划入鹿儿岛县。

从档案解析看雍正帝是合法继位还是阴谋篡夺

正,遗诏的真伪这一千古之谜的真相是什么?目前正在湖北省档案馆展出的“中国档案珍品展”会让观众一睹这些珍品的庐山真面目。

由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主办的“中国档案珍品展”将展出200多件国宝级档案文献的高仿真品,它们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全国20多个国家综合档案馆。观众欣赏如此高规格、大规模的国家档案珍品汇展,在湖北省尚属首次。

本次展览跨度从唐代开始,一直到近代,分为唐、元、明、清、民国5个部分,展出的珍品时间跨度超过1200年。此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10日,免费向公众开放,开放时间为8:30~16:00。

昨日虽然大雨滂沱,但还是有市民兴冲冲地赶来省档案馆参观、拍照。观众朱先生告诉记者,他对历史特别爱好,这次就是冲着“康熙遗诏”而来的,虽然展出的是高仿真品,但是作为一般对历史的了解还是够了。朱先生说,这种专门的档案展览在武汉展出的比较少,这一次算是大开眼界。

本次展出的档案珍品,或记载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或印证某一重要史实,或记录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让观众在观展过程中,能够了解到文史知识,知识性、趣味性极强。

纸质档案开元原版

本次展出的5件唐代档案,是迄今为止世界最早的纸质档案。它们形成于开元年间,正值唐代“开元盛世”,据省档案馆专业人士介绍,这5页“唐档”反映了1296年前中国封建社会的治安、宗教等情况。这些档案是1900年在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中发现的。

康熙遗诏为雍正“昭雪”

有关雍正继位的问题,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谜案之一。在一些武侠小说和影视剧里,常见到雍正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等传奇。本次展品《康熙传位遗诏》中写道:“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根本不存在“传位十四子”或“传位于四子”的字眼。

册封庄妃历史见证

现在被电视媒体热炒的孝庄皇太后,民众都不会陌生。本次展览展出了“清庄妃册文”,也是目前惟一幸存下来的清廷入关前的后妃册文,价值弥足珍贵。这份非同寻常的册文,确立了清王朝延续三百余年的宫闱制度。

清代皇家族谱“玉牒”

所谓玉牒,其实是皇族的族谱。中国民间好修家谱,皇帝则修玉牒。中国历代王朝都编修玉牒,以前各朝代的玉牒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惟一系统保存至今的是清代玉牒。它具体记录了清朝历代皇族人口及宗法谱系,堪称中国传统宗族谱中的杰作,它的形制、体积、装裱,也可称世界宗谱之最。

道光皇帝秘密立储档案

雍正皇帝继位后,建立了秘密立储制度。清朝共有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实行过秘密立储。本次展出的秘密立储档案,是清朝最后一个按照秘密立储制度实行建储的道光皇帝的立储“朱谕”,也是我国现存惟一由皇帝亲笔所书关于封建皇帝承袭传位的立储档案。

故宫史料:正德九年明武宗的“罪己诏”

我到北京已有50多年,故宫不知去了多少次,故宫是我的学堂,故宫给予我的实在太多了,单是我在故宫看到的那些书画名迹,就是永远值得回味和咀嚼的,但我现在要说的是有关故宫的两桩历史事实和两件文献资料。

一、正德九年明武宗的“罪己诏”

记得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可能是1967年或1968年,我的家乡无锡前洲镇冯巷,在兴修水利,挖河,平整土地时挖出了一个明代的棺材,里边尸体未腐,衣服完好如新,但死者的脑袋是用泥塑后配上去的。可见当时是被杀头的。死者的胸前挂有一个黄布口袋,袋里装着几份文书,我的侄子冯有责拿了一份,非常完整,他寄给了我。我一看是木刻版黄纸印刷的,共两张。第一张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云云,第二张末尾有“京本謄黄”四个大字,年份是“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份明正德皇帝的“罪己诏”(见图一)。“罪己诏”这个名词早就听说过,在小说戏剧里也都写到过,但从未见过实物。我一看内容,是因为乾清宫失火被焚,因而皇帝下“罪己诏”大赦天下。这件东西与故宫有关,但查有关故宫的资料,却未查到乾清宫失火的记载。因事关故宫,我就想把这件“罪己诏”交给故宫,一位朋友给我拿去后,隔了一段时间来回我说,故宫在运动中(“文革”)乱得很,根本没有人管这事,还是还你罢。所以又给我拿了回来,但他说,这份材料纸已很烂,所以帮我托裱了一下。这当然更好了,但我拿来一看,却“托”掉了很多字,原本纸虽有点烂,但文字很全,只有个别几个字丢失,经托裱后却丢失了好多字。当时正在“文革”高潮中,有几个人还能重视这些历史资料,能帮我“托”一下已经是很难得了。何况也多亏这次托裱,所以我一直收藏到上世纪末也未曾损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第一历史档案馆开会,参加原无锡国专老校长唐文治在前清时期的全部驻外日记的捐赠仪式。在座谈时我想起了这份“罪己诏”。我说这份“罪己诏”与故宫有关,如果档案馆愿意收藏,我可捐赠给档案馆。档案馆的领导非常重视此事,不久就来郑重地拿去了,还在报刊上发了消息,说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年代最为久远、保存完好的‘罪诏’实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罪己诏”长134厘米,高58厘米。虽然历史记载常记载皇帝下“罪己诏”之事,但从未有实物留下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这份“罪己诏”虽然是“京本謄黄”,即据京城里皇帝颁布的“罪己诏”的翻刻本,但这是遵官方的指令照原样印的,因为要颁布全国各地,只可能由地方上照京本翻刻翻印,这样才能及时传达。就是这样,可能还延缓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这个原本是该杀的罪人,如按“罪己诏”大赦的条例,该在赦免之列。但当“罪己诏”到时,人头早已落地了,脑袋还可能拿去示众了,所以只好用个泥塑脑袋配上。胸前再给他带上几份“罪己诏”,以便他去见阎王时好说明他原该赦免,“罪己诏”来得晚了,所以“屈”死了。

因为谁也未见过“罪己诏”是什么样子,我除了将档案馆为我拍的照片登出来外,还将“罪己诏”的文字摘录一些,以供欣赏,“罪己诏”本身,当然是研究故宫历史和明史的一份重要史料。

下面就是“罪己诏”的摘文,仍依“罪诏”的原格式录写。其中有缺损处就用代借。文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恭承天命,统治万民,夙夜,恪遵祖训,惟以敬天勤民为首务,期在……顾以宴安易溺,举措有乖,未合天心,致生灾变,五行衍蜚蝗,雷霆雨雹之非时,地震天鸣之迭见,水旱相继,饥馑,民困穷,盗贼充斥,兵马之调发,骤动远近,刍粟之转输,役及妇女,疲羸饥殍,填黍,斗死亡,身膏草野,勤劳或未尽甄赏,义烈或未尽褒扬,邑井萧条,室庐焚荡,寄命,归者无所安居,加之奸吏舞文,贪官赎货,优恤之旨每下,而废格不行,蠲免,而催科如故。朕处深宫之中,念虑有所未周,见闻有所未及,以致民隐不能不得下流,官民乖隔,道路怨咨,祸变可虞。

上天示警,乃于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复有乾清宫之灾。累朝经营,一旦煨尽,望之蹙额,言之痛心。九庙震惊两宫忧切,凡我臣民,罔不疑惧,咎徵所自,实在朕躬,已齐心虔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山川,跼蹐敬畏,新,复谕令群臣同加修省,极陈时政,冀以消弥祸端,仰答天谴,尤念天之视听,皆自我民,民心获安,天意乃顺。特稽旧典,用布新恩,惠此下民,固我邦本,将以延宗社万万年无疆之休。所有宽恤事宜,条列于后:

一、自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昧爽以前,官吏军民人等有犯,除谋及叛逆,子孙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者不赦外,其馀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罪无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以下略去二十五条)

内外文武官员住俸戴罪者,悉皆宥免,照旧关支管事。

於戏!天惟显思,仁爱实存于谴告,民亦旁止,子惠必先于困穷,惟德政之交修,庶天人之协应。播告中外,咸使闻知。

皇 帝

正德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以上就是这份“罪己诏”的大概。值得重视的是“罪诏”开头说到的社会情况,如“水旱相继,饥馑,民困穷,盗贼充斥”“刍粟之转输,役及妇女,疲羸饥殍,填黍,斗死亡,身膏草野”“邑井萧条,室庐焚荡”“奸吏舞文,贪官赎货”等,这些描写,要不是出自皇帝老子之口,定被判成诽谤叛逆之罪,现在在“罪诏”里布告天下,可见它的真实性是无疑的了。

乾清宫火焚,皇帝下“罪己诏”,在当时当然是朝野震惊的头等大事,可是我检索《明史·武宗本纪》,只检到正德九年正月“庚辰,乾清宫灾”六个字,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下“罪己诏”之事连影子也没有。到十二月则有“十二月甲寅,建乾清宫,加天下赋一百万”。再检索《明武宗实录》卷108有“乾清宫火”条,倒值得一读,此条说:

上自即位以来,每岁张灯为乐,所费以数万计。库贮黄白蜡不足,复令所司买补之。及是,宁王、宸濠别为奇巧以献,遂令所遣人入宫悬挂,传闻皆附着柱壁,辉煌如昼。上复于宫廷中依檐设毡幕而贮火药于中,偶勿戒,遂延烧宫殿,自二鼓至明俱尽。火势炽盛时,上犹往豹房省视,回顾光焰烛天,戏谓左右曰:是好一棚大烟火也。

原来逼他下“罪己诏”,又耗费人民一百万两的一场大火灾,他当时却高兴得说“是好一棚大烟火”。

这就是在这件“罪己诏”背后的真实历史。

二、天聪七年孔有德的《乞降疏》

我在研究曹雪芹家世时,先是找到了《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在这个《宗谱》里看到了曹雪芹上祖的籍贯是奉天辽阳,后来又找到了大量史料证实了这一点。在搜检史料的过程中,我意外地从民国二十四年印行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周年纪念·文献特刊》上,看到了《天聪七年元帅孔有德、总兵耿仲明遣官乞降疏》的满文本照片,编号为“甲字第一号”。奉命投送这份《乞降疏》的是曹绍中,是《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上的人物,是曹雪芹的堂房老祖宗。我查《清太宗实录》卷十四,天聪七年癸酉条说:

孔有德、耿仲明等,自镇江遣副将曹绍宗(中)、刘承祖等,奏报起程日期。上命督修岫巗、揽盘、通远堡三城。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三贝勒率兵迎之。《清太宗实录》里的这段记载,正与这份《乞降疏》相合。《乞降疏》是满文(见图二),其汉译文字是:

总提兵大元帅孔有德、总督粮饷总兵官耿仲明为直陈衷曲,以图大业事;照得朱朝至今,主幼臣奸,边事日坏,非一日矣!士兵鼓噪,触处皆然,非但本师如此也。前奉部调西援,钱粮缺乏,兼沿途闭门罢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气吞声,行至吴桥。又因恶官把持,以致众兵奋激起义。遂破新城,破登州,随收服各州县。去年已有三次书札,全未见复,始知俱被黄龙在旅顺所截夺。继因援兵四集,围困半载,彼但深沟高垒,不与我交战。彼兵日多,我兵粮少,只得弃登州而驾舟师,原欲首取旅顺为根本,与汗连合一处,谁知飓风大作,飘至广鹿岛(大连海中)。本师即乘机收服广鹿、长山、石城诸岛,若论大海,何往不利?要之终非结局。久仰明汗网罗海内英豪,有尧、舜、汤、武之胸襟,无片甲只矢者,尚欲投汗以展胸中之伟抱;何况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备,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此出于一片真热心肠,确实如此。汗如听从,大事立就,朱朝之天下,转瞬即汗之天下。是时明汗授我何职,封我何地,乃本帅之愿也。特差副将刘承祖、曹绍中为先客,汗速乘此机会,成其大事,即天赐汗之福,亦本帅之幸也!若汗不信,可差人前看其虚实如何。本帅不往别地,独向汗者,以汗之高明,他日为成大事,故效古人弃暗投明也。希详察之!为此合用手本,前投明汗驾前,烦为查照来文事理,速赐裁夺施行。须至手本者。

天聪七年(崇祯六年)四月十一日《清史稿·列传二十一孔有德传》说:“有德等退屯双岛龙安塘,食尽,遣所置游击张文焕,都司杨谨,千总李政明,以男妇百人泛海至盖州。盖州戍将石国柱、雅什塔护使谒上,具言有德等举兵始末,且请降。上谕范文程、罗什、刚林预策安置。有德等复遣所置副将曹绍中、刘承祖等奉疏,言将自镇江登陆。上命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帅师迓之。朝鲜发兵助明师,要有德等鸭绿江口。济尔哈朗等兵至江岸,严阵相对,敌师不敢逼,有德等舟数百,载将士、枪炮、辎重及其孥毕登,三贝勒为设宴,上使副将金玉和传谕慰劳。后金太宗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六月,有德、仲明入谒。上率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为设宴,亲举金卮酌酒饮之,赐蟒袍、貂裘、撒袋、鞍马,有德、仲明亦上金银及金玉诸器,彩缎、衣服。越二日,复召入宫赐宴,授有德都元帅、仲明总兵官,赐敕印,即从所署置也。”

按孔有德率部降后金(包括曹雪芹堂房老祖宗曹绍中及其子曹德先等)事在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地点是在沈阳,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首尾还有12年,也即是在清顺治建国前12年,可算是归降较早的了。但比起曹雪芹的直系六世祖曹世选、五世祖曹振彦来说,还是晚了12年。曹振彦是天命六年降金的,比起曹绍中来,更早得很多。后来曹绍中的儿子曹德先等一直跟随定南王孔有德入驻广西桂林,直到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七月初七日,南明李定国率部攻破桂林,孔有德放火自焚,曹德先全家三百余口都一并烧死,事后清皇朝褒奖,赐葬河北涞水县张坊镇沈家庵村铁固山阳玉蟒河西。此故址至今尚在,我于上世纪70年代曾连续去调查6次。此处就是河北省有名的风景区十渡。

通过这份《乞降疏》,不仅反映出清建国前明金战争的许多实况,也反映出了曹雪芹堂房老祖宗当时的状况,实际上曹雪芹本房老祖宗和堂房老祖宗(曹绍中一房)都是很早就归附后金的,而且他们都是在辽阳。

现在这份珍贵的《乞降疏》原件,应该仍保存在故宫的档案馆。

第四章 探寻历史真相

李自成、佘太君、杨业是西夏党项人后裔?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曾经到李继迁寨考察过,在他的历史名著《李自成》一书中,这样写道:“他(李自成)甚至想到他日后的勋业应该同唐太宗媲美。相隔七百年,他又建立了四海统一的李氏皇朝,比他祖先所建的西夏国要强大得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2005年6月1日下午,米脂县政协文史委的李纪元在米脂县接待了至此考察西夏的我,他介绍说:“李继迁寨所属的殿市乡,原来曾经被当地人叫过帝王乡,李自成是出生在李继迁寨的,但他幼年生长在毗邻的长峁墕村,所以许多人把长峁墕村当作李自成的故乡,也使他和李继迁的关系蒙上了一层不该的迷影。”

2006年6月下旬,大雨中的陕北因为几场难得的雨显得到处郁郁葱葱,坐了一夜的长途客车,我再次开始了黄土高原上的西夏考察,到达延安后,立即坐上前往富县的车,仍然是一路的大雨,接着是在富县等到下午5点多了,才坐上到一个开往叫北寺乡的车,这个乡位于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子午岭东边。唐朝时,党项人被唐王朝政权安置往陕北黄土高原上时,就是从这一带自甘肃进入陕北的,所以,在党项族的流徙线路图上,这里占据着相当重要地位,从后来发现的各种资料来看,党项人在进入陕北之前,在这一带曾活动过一段时间。

抵达北寺时,已近黄昏,雨下得很大,黄昏时分的陕北带给我的不仅是路途的艰险,更是那一场雨雾后面,能否找到党项人在这里的实证难度。我这次将地点继续锁定在太平村,从银川出发时,就和早年出生在这里的李志强取得了电话联系,他是《李自成家谱》的主编,以前一直和他电话联系并没见到面。

以前,我踏访这里和西夏的关系时,是绕着进入这里的:曾经于2005年的夏天,从银川出发向东,进入陕北的榆林地区,在横山县的李继迁寨寻访李继迁的出生地后,并在这个李自成的故乡得出李自成是李继迁的后辈,是个党项人的结论,我随后在米脂、绥德等地方的文史工作者那里得到了印证;接着往东进入晋陕大峡谷,在佳县探究出西夏帝国的最东界;此前的2004年秋天,从陇东翻越子午岭进入陕中,经过黄陵县进入太平村。那时,记得在前往太平村探访的路上,经过黄陵的时候,黄陵县不少李姓人都自称是李自成后裔,同样说自己是党项族后裔。

太平村属陕西省富县,位于黄土高原深处的延安南部地区,是古秦直道通往榆林的主要道路。这里南临陕西黄陵县隆坊地区,西面和北面都是深山老林,除西南处有10%的通山塬面外,其余周边90%的面积由深沟树林环绕,唯一通往外界出路的是南边的崾险土桥子(是在深沟处用土筑成的,仅到沟深的一半)。在黄昏的阴雨里,我就是顺着这条泥泞的乡村土路走近这个神秘村落的。刚进村,是一池很大的积水,水边是一株村里人也说不上年龄的古槐树,树径足有三人合围才能抱得住,后来在村里发现了比这个稍小的另一株古槐树,村里人将他们分别成为龙、凤树。太平村就这样形成了一个独立塬面,站在三面不同位置,均看不到村子。若站在村子崾险桥子守关,真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的地势,更具有一定的战略防御意义。是一个能防能守的最佳防御阵地,据村里的许多五十岁以上的人回忆,这里曾有三个土炮,其中一个为九连子炮,国共两党的军人曾多次观摩仿制,都做不出来。

李志强给我介绍完这里地理形制后,感慨地说,可见来太平村的先人们是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初来时是以防御为主,选太平是有隐居、习武、东山再起之意。我在富县二OO二年版《富县地名志》卷二中查到这样资料,印证了他的说法:“太平(村)宋高宗建贞元年(公元1128年)金康王南下时此村因战争废弃百余年。明末,李自成起义后,李氏家族为避杀难,李彦、李贞等于崇桢二年,从米脂避居这里,(据李氏家谱载)。因战争废弃百余年,无村名,李氏来此居住。”村里人对这里以前没村名、后来有了太平村这个名字是这样解释的:李自成后裔为了保家全生,逃到这个隐秘的山村,辟山开荒,务农谋生,直到清代,时局安定了,村里人才把这里叫作太平村。

村民们对我总是强调自己的党项人身份,究竟有多少逻辑上的推断呢?唐王朝对党项人进行内地移民,最初,就安置在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一带,其活动区域就在这一带。所以,这里在历史上完全是党项人生活的故地。党项人后来从这里向北移动,将活动主要区域定格在陕北的无定河一带。延安市民间收藏家、延安市殡仪馆副馆长周建华对我说,他在太平村这一带就曾收藏过不少西夏时期的文物;西夏时期,发生最初改变西夏和宋朝军队的三川口战役就在这一带。北宋抗击西夏的著名将领、一代文臣范仲淹也曾经驻守在这一带,后来调防到延安一带的。这说明在西夏时期,宋朝虽然控制这一带,但党项人在这一带的民间活动还是存在的。西夏被蒙元政府灭亡后,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李姓党项人一直低调地存活在黄土的深处,直到李自成出生在李继迁寨时,也没人去炫耀自己的党项血统或西夏皇裔。李自成兵败后,其侄子李锦带领李氏余脉选择这里隐居,至今已传了十几代了。

83岁的李黑保老人是太平村李自成家族的族长,也是李自成的第十四世孙。他告诉我,多少年来,关于家族的事情,一直是口口相传,对外保密。站在街边的檐雨下,指着街边的房子,他介绍道:这里的房子许多都是很气派的四合院,路北全是两进院,路南全是三进院的。和周围地区的黄高原上的民居明显不同,先人们对此的解释是,闯王曾经在京城做过帝王,来这里的闯王的随从将京城的四合院建筑风格带来了。

2006年6月21日上午,黄土高原上的雨仍然下着,李黑保老人向我示范着他的族人在祭祀祖先时的奇特礼数:祭祀时,要穿上平时不穿的、特制的裙子,右手拿一个手绢,两个老人相向握对方的手臂,先是从左向右,转三圈,然后从右向左转三圈,每转完一圈后,两人并立,面向祖先的牌位,扎成弓步,两手从下到上,从大腿两侧向上,抱在胸前行礼,然后沿着胸部再向上放到脸颊上。这种礼数周围地区没有。每年的大年初一,他们会把先人的灵牌挂起来,初二时开始祭拜,一辈一辈的按顺序来,主祭的这户人家,从族中选出48丁,进行祭拜,到现在一直保留着48丁祭拜祖先的习俗。祖传在村里一直做粉丝办“粉房”的李文耀老人向我讲述祭祀时穿的裙子的样子:“象唱戏是演员穿的那样,边上压的是淡黄色的花边,很好看的。我家的那件在1972年被毁了,可惜!”

李黑保还介绍说,这个村里的老人们,大多留长发,是党项人秃发的形式,而且,村里的老人孩子一直传承着爱好武术、喜争斗、脾气暴躁、喜欢喝酒的风俗。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村里还保留着专门用于酿酒的“烧科院”,用于制作粉丝的“粉房”。李黑保老人家里就是祖传烧酒的,他记得年少时村里有10个烧酒的窑,一年中集中烧酒时不停火,烧的酒远近闻名,“我们的酒和周围地区的汉族人的烧酒不同,好喝着呢!主要用糜子、玉米、黄豆采曲,我爷爷、父亲一直烧酒,到我时,因为烧酒的摊子大了,就到黄陵县去烧。”

据老人说,太平村从李自成的侄子李锦家人入住,从一世李锦到此时共十九世,且辈次不乱。不论年岁大小,均以辈次论高低,按辈份称呼。从人口和传世来看,太平村李锦家人约有300余年历史,而方圆村庄均是千年以上的历史。据说最初只有石姓、卢姓几家农点住户,李锦家人从峁城进村后,石、卢几姓逐渐退出村。

19岁的李世霖,从富县职业高中刚毕业,报考了山西服装艺术学校,自称是个小党项。“村里人一直脾气暴躁,喜欢喝酒,爱斗,在我们这些孩子身上也一直体现。在学校里,外面乡村或者城里的学生已听说是太平的学生,都不敢惹。老人们传下的习惯是,在外面我们听不得别人说太平的坏话。在外面读书的学生也好,打工的也好,我们一走出村子就很puhong(音,就是很合群的意思。作者注),外人说,一个好斗不服输的太平人已经够可怕的了,再加上一群很puhong的太平人,谁敢惹呀?”至今,在富县和黄陵县一带还流行着“出门北看太平、南看北村”的说法,是说这两个村里的人特别利害,善斗尚武。现在就是走在路上,或在隆坊集会上,如有人敢和太平李氏人斗,其他太平李氏人就会一齐上手,尤其过去年代更为明显。

太平李氏人的面部具有西北少数民族固有的特征,前额突出,眼睛淡黄,面部轮廊明显,尤其返祖现象增多。现村子里有数十位人,高鼻子、深眼睛,很像西北少数民族。就连村里本族也纳闷,为什么我们太平李氏和人家其他村的人长像不太一样?据陕西省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登第先生讲:李自成是西夏国王元昊的后代,是党项族,太平村人是李自成后裔,那么,也是党项人后裔。村民们大多体格强壮,力气大,有武功底子。听说过去太平李氏一人用驴驮一麻口袋粮食,遇到险腰狭窄路面时,驴不敢走,他一人用肩扛着粮袋,一手抱起驴走过去。我在村里走访期间,听到像这样的传说很多。

通过查阅资料与实地考证,我认为太平李锦家族是一个具有西北少数民族血统的人种,是李自成兵败后,从陕北南下的党项军裔北归后的一个集中隐居地。这个家族具有一个世系练习武功的传统,且具有一定的军事组织和固有的团队精神。早在唐代时期,从青藏高原上流徙到黄土高原上的党项人中,其中的南山部就是在这一带的,比平夏部更为骁勇善战的南山部,被唐宣宗称为“化谕不悛,颇为边患。”五代时期,这里还生活着党项的野鸡、树夥、拓跋彦超等姓氏或部落。

被毛泽东称为“陕西人的骄傲的”明末李自成起义,后来在清军铁骑的围追堵截之下,一路南撤,逢战必败,溃不成军,逃至湖北九宫山,与前来追杀的英亲王阿济格再次激战。于是,李自成身后之谜成了历史的悬案,但他身前活动的最后之地一直被史学家公认地锁定在湖北、湖南一带。

临澧距石门二十多公里,是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著名作家丁玲的故乡,米脂县原博物馆馆长申馆长曾亲眼看到过丁玲家珍藏的龙凤双耳玉扁壶、童子驭鱼玉雕及玉琮、玉耳杯等数件宫廷器物。据丁玲的几位叔伯兄弟讲:“他们是李自成的后人”。丁玲生前也曾说过:“不同意姚雪垠在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所持的李自成被击毙于湖北九宫山的说法。我不是和姚雪垠争一个革命的祖宗,事实就是如此嘛!李自成后来就是到了湖南,隐居在石门县的夹山寺,继续领导他的余部联明抗清。”

对于这位从“白区”前往陕北解放区的“进步青年”中第一个放弃大都市生活,不远万里奔赴“红区”的革命女青年的心理动机,历史学家和文学史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结论,但没人考虑到,丁玲前往陕北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去“寻祖认亲”的,她想去党项人在中国北方站起来的地方去看看,想看看她的“革命的祖宗”崛起、奋争、厮杀过的黄土高原。可惜,她未能探究出党项祖先的任何资料,倒是那些从此和她以往写作风格迥异的作品,开始为她在中国文学史争得席位,那些作品中日充满一个革命青年的血性和革命味,当地还有人说这是她的党项祖先在这片土地上赋予了这个党项后裔另一种灵性。这些作品,不仅赢得了她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声誉,也为她带来了别人眼羡的政治待遇:1936年底,丁玲在聂荣臻部队里工作,一天,突然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电报内容是毛专门写给她的一首词《临江仙》:“璧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一阕战时褒奖,成就了“陕北时期”的丁玲在“故土”的盛名。

奚姓源流与迁徙分布

一、姓氏源流

奚(Xī)姓源出有二:

1、出自任姓,起源于夏代,是黄帝的后裔奚仲之后,以祖(地)名字为氏。据《古今姓氏书辨证》载:“奚姓出自任姓,夏车正奚仲之后,以王父子字为氏。”奚姓的始祖是禺阳。禺阳为黄帝二十五子之一,受封于任地(今山东省济宁),故为任姓。禺阳裔孙名仲,食采于夏王朝管辖区的奚地(河北省承德一带),史称奚仲,官任夏朝的车正(管理和制作车舆的民)。奚仲原居于薛(今山东省滕县东南),后迁于邳(今山东省微山西北)。奚仲的后代就用“奚”作为自己的姓氏,称为奚氏。

2、出自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据《路史》载:鲜卑族拓跋氏之后有奚氏。又据《魏书·官氏志》载:“薄奚氏、达奚氏均为改奚氏。”

得姓始祖:奚仲。奚姓起源于夏朝。据《古今姓氏书辩证》指出:“出自任姓,夏四正奚仲之后,以王父字为氏。”黄帝的后代奚仲出任夏朝的车正(掌管车辆的官职),奚仲本身据说也是车辆的发明者,车正这个官职十分重要,古代只有贵族才能够坐车,因此,这个官职,只有王族可以掌握。奚仲因功被封于“奚”,因此,奚仲的子孙后代就以封邑的名中的“奚”为姓,称为奚氏。故奚氏后人奉奚仲为奚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缺)奚姓在大陆与台湾均未列入前一百大姓。奚姓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姓。早在帝、舜、尧时期皇帝还没有姓,但是大禹治水的时候,有个叫奚仲的人发明了车子,有力地协助了大禹治理水患。故有:“大禹治水,奚仲造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姓氏记载。据《古今姓氏书辩证》指出:“出自任姓,夏四正奚仲之后,以王父字为氏。”“车”,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而我国古代早有载入史册的“奚仲造车”的典故。我国姓奚的人不太多,但一份十分光荣的家世,奚姓的始祖是为人类造福谋利的伟大发明家奚仲。奚仲是4000多年以前夏朝时人,担任“车正”的官,《说文》上说:“车舆之论之总名也,夏后时奚仲所造也。”根据以上的记载,我国奚姓的始祖奚仲,本来是黄帝的任姓后裔,传到夏代的时候,由于奚仲造四对国家有贡献,其子孙就以他的字作为姓氏,而世代沿用下来。奚姓并不都是黄帝后人,在历史上鲜卑族拓跋氏的后代有改姓奚的,在代北地区有少数民族达奚氏、薄奚氏也改姓“奚”,都是随同北魏孝文帝南迁到中原后改汉姓,慢慢融合进中华民族的。奚姓后来在谯国郡发展成望族,世称谯国望。

湖湘文化

根据湖南考古发掘和先秦文献中许多史实记载的惊人暗合,人们对湖湘文化的历史长河产生了再认识:湖湘文化不仅源自千年,而且缘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

我国考古学界认定,距今一万至五千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距今五六千年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过渡的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炎、黄二帝既是氏族首领,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称号,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即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此前的湖南,还拥有数十万年旧石器文化的历史。湖南气候温湿,其南部的江永一带是原始野生稻产地。毗邻江永的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超乎一万年的陶器和三粒完整的稻谷,其中稍早的为野生稻,略晚的为栽培稻,还保留有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综合特征,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栽培稻标本。这说明,道县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满足人们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过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为人类燃起了开拓稻作文化的希望。

旧石器晚期的长江中游,已经成为两岸文化同源的纽带。渡过湖北江陵一带,便是湖南洞庭区土质松软的澧阳冲积平原,具有发展规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晚期始,先民们陆续进入这个平原。八九千年前的澧县彭头山就有文字发明前的表意符号、表意绘画和图腾。八千年左右的澧县八十遗址,发现稻谷和大米两万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作谷物发现最多的地方;还有木耒、木铲和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与《周易·系辞》“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传说记载完全暗合,和战国中期《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以及《续三皇本纪》载炎帝称帝“五百三十年”的时间之和也大体相当。由此可见,神农氏族从陕甘迁入澧阳,创造的优势不断增强,形成了定居农业的基本经济形态,将稻作文化发展到了规模农业阶段。制陶工艺亦相当娴熟,以多种形式的釜和白陶,彩陶最具特色,其辐射光芒波及沅、湘和鄂西等周邻。湖湘文化从此更不断创新。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古城和稻田的被发掘,证实了神农氏“日中为市”的传说记载。澧县八十遗址发现一些台基式建筑,其中一座房基的中间主体部分高出地面约40厘米,四角向外伸出呈犄角状,平面呈海星状。这种礼仪中心遗址提示人们:澧县八十原是神农时代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农当是从这里出发南巡为民治病,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戴为中心氏族,其子孙也就受延揽而衍于四方。最后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败于阪泉之战,叶落归根于其先祖的寝陵附近。这样,整个神农时代的湖湘文化因在神农中心氏族的心脏地区发展起来,也就浸透了神农氏族文化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氏族从黄河流域兴起,与炎帝氏族逐渐融合发展,形成炎黄联盟,成为古代中国最强盛的部落群。炎帝神农氏是这个联盟的奠基者,尔后黄帝取而代之,统一中原,拓展四方,炎黄集团从此进入国家产生前夜的酋邦时代。黄帝成为首任酋长,继续高举炎黄联盟大旗,将炎帝开创的原始文明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从而奠定了一个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数千年稳定统一的文明古国的巩固基础。湖湘文化也就随之融合发展成了炎黄文化。《周易·系辞》将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这个概括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炎黄文化传统中持续作用着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勇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勤于科技发明的开拓创新精神,乐于为民造福的牺牲奉献精神,包容互补的民族大团结精神。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还蕴含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和精神,一脉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价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博采内外众家、广为交融、优化思维主体的开放方式。上述三个层面更共同锻造了从周敦颐、胡宏到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崇实、主动、重行、通变、求真、达用的哲学方向。以王船山为代表的17世纪早期启蒙思想,直到清末才被推上历史前台,成为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湖湘文化。当然,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有的人希望将湖南这两种文化形态连接起来,并称之楚湘文化。

美术:

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是中国画的源头之一,西汉彩绘漆画又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油画。孕育了易元吉、张宜尊、齐白石等美术大师。

体育:

奥运湘军,2000年,悉尼奥运会28枚金牌中湖南代表团夺得7块金牌。金牌:杨霞:女子举重53公斤级 占旭刚:男子举重77公斤级 龚智超:羽毛球女子单打 刘璇:女子体操平衡木 熊倪:跳水男子三米板 熊倪/肖海亮:跳水男子三米板双人 李小鹏:体操男子双杠

音乐:

娱神歌舞,是湖南民间早期的歌舞形式,在湖南延续的时间很长。透过风俗性的民歌,可以窥见楚人“重淫祭”、“隆祭祀”、“迎神送神”、“歌乐鼓舞”的某些古朴遗风。如在全省广为流布的《闹丧歌》、《干龙船》、《傩腔》、《猎山歌》,都留有古代一些祭祀、娱神的痕迹。

1993年以来,在全省和全国大奖赛中,有500余人获奖,获奖作品达300余件。《春满土家寨》、《摇篮之歌》、《拉着中华妈妈的手》、《我们是株冶人》、《太阳雨》、舞蹈音乐《踏水谣》、《南燕驾着春风来》、《走向明天的辉煌》、《中法集团之歌》、《山里的哩哩》、《思念武陵源》、《民族魂》等作品获得国家级音乐评奖的金奖。

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近几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理论成果和优秀理论人才。在省以上公开刊物发表的音乐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音乐理论著作60余部。

宋祖英,李谷一,陈思思,汤灿

戏剧:

湘剧是湖南地方大戏剧种之一。民间一般称之为“大戏班子”、“长沙班子”、“湘潭班子”。“湘剧”这个剧种名称最早见诸1920年长沙印行的《湖南戏考》第一集西兴散人序。因是用“中州韵,长沙官话”演唱,故又称长沙湘剧。湖南戏剧包括:祁剧、辰河戏、衡阳湘剧、武陵戏、荆河戏、巴陵戏、湘昆、长沙花鼓戏、邵阳花鼓戏等。

长沙花鼓戏,其中《打铜锣》、《补锅》、《烘房飘香》、《双送粮》、《骆四爹买牛》、《牛多喜坐轿》、《八品官》、《啼笑因缘》等剧目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1983年,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排演的神话剧《刘海砍樵》,应华美协进社邀请,赴美国纽约、华盛顿演出。美《华侨日报》、《华语快报》、《纽约时报》等均载文评论,祝贺演出成功。长沙市花鼓剧团演出的《刘海砍樵》也应邀赴日本演出,倾誉东瀛。

舞蹈:

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舞蹈艺术,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风情独具的艺术风采。据不完全统计,湖南现有近400多个舞种,舞蹈节目多达几千个。湖南舞蹈艺术的发展历史悠久。湖南民族民间舞蹈艺术之花,萌芽、生长于楚文化和湖南原土著居民文化的艺术土壤。隋唐以来,《绿腰舞》、《白狞舞》、《柘枝舞》等著名的盛唐宫廷舞蹈,也流传到湖南。唐人李群玉曾在长沙看到过南国佳人的舞蹈。他作《长沙9日登东楼观舞》一诗,描述了其时的情景。这些外来歌舞与当地的楚舞和民间歌舞相融合,铸就了丰富多彩、风情独具的湖南民族民间歌舞艺术的独特风姿。自古以来,在湖湘大地上便居住着苗族、土家族、侗族、瑶族、壮族、回族、瓦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独特的民族习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构成了他们各各不同的舞蹈艺术。苗家舞蹈有《跳香舞》、《接龙舞》、《盾牌舞》、《先锋舞》、《茶盘舞》、《傩愿舞》、《渡关舞》和鼓舞、芦笙舞等。土家舞蹈有《摆手舞》、《毛古斯》、《八宝铜铃》、《仗鼓舞》、《跑马舞》、《造旗舞》、《团鸡舞》、《梅嫦舞》、《八幅罗裙》、《跳丧》等。侗族的舞蹈主要有《芦笙舞》、《多耶》、《冬冬推》等。瑶族舞蹈主要有《伞舞》、《刀舞》、《盾牌舞》、《羊角短鼓》、《香火龙》及多种祭祀舞。

文学:

湖南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的南楚到明代,为古代湘楚文学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代表人物有屈原、阴铿、李群玉、胡曾、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第二个时期,从清代到中日甲午战争,为湖湘经世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龄前魏源、曾国藩、何绍基、郭嵩焘、邓辅纶、王闿运等;第三个时期,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为资产阶级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谭嗣同、陈天华、宁调元、易顺鼎等;第四个时期,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欧阳予倩、田汉、丁玲、沈从文、张天翼、周扬、周立波、康濯、莫应丰、古华、谭谈、孙健忠等。

屈原的辞赋,他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写下了许多描述湖南山水景物、风土人情、民间祭祀、神话传说的辞章,表现了古代湘楚人的生活和情感,在开创一个与《诗经》风格迥异的南方楚辞、离骚文学流派的同时,也奠定了湖南文学的基石。

当时著名诗人李白、孟浩然、王昌龄、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等都曾流寓湖南,并留下了很多不朽之作,伟大诗人杜甫还客死在湘江的一叶孤舟上。宋元明时期湖南著名的文学人物有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

在乡先贤王夫之“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的理论遥相倡导下,湖南文士得风气之先,经陶澍、贺长龄、魏源弘扬光大后,形成了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湘经世派文学群体。他们以功业自许,以实务为先,写诗作文则提倡介入生活。也就在这一时期,湖湘文化走向成熟,趋于繁荣。在散文方面,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桐城古文湘乡派,涌现了吴敏树、邓辅纶等一些著名作家,他们宗法桐城而不固守桐城义法,明确提出将“经济之学”纳入文学范畴,认为文章除了必须讲究义理、考据、词章外,还应当力矫空疏,经世致用。在诗歌方面,出现了何绍基、王闿运等名家。他们都是门人弟子甚众,文采风流,盛于一时,交相辉映在三湘天宇,造成了当时中国诗坛的奇丽景观。

资产阶级文学时期,时间上为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之大文豪”陈天华熟练地运用了人民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及浅显的白话文,写作了《猛回头》、《警世钟》等作品,为辛亥革命起义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文物:

长沙窑始于中唐,盛于晚唐,衰于五代。晚唐时,长沙窑的产品已远销朝鲜、日本、东南亚和西亚,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陶瓷产品之一。

较重要的有西汉牛镫、魏晋人形吊灯、五代马殷铁盆、马希广和马希范铜镜、宋代铜则、元代青花人物故事玉春瓶、双鱼大盘和清初的铁炮等。

湖南是南方发现商代晚期的铜器最多的省区之一,总数约有300件。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宁乡县月山铺转耳仑的四羊方尊,黄材寨子山的人面方鼎,醴陵狮形山的象尊,衡阳市包家台子的牛尊,湘潭县九华金盆养鲤的豕尊,华容、岳阳、常宁的牺首兽面纹尊等。这些青铜器以体形高大厚重,纹饰优雅秀丽,造型雄奇,铸造精良而闻名于世,在中国青铜文化宝库中占有较高的地位。

马王堆西汉古墓,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长沙市东郊五里牌,为一马鞍开土堆,封土堆高10余米,直径30米左右。原来以为是五代楚王马殷的墓葬,1972-1974年相继发掘,先后出土3座西汉墓葬。据考证,这是西汉初期诸侯家族墓地。其墓葬结构非常宏伟复杂,其中一、三号墓棺椁葬具保存完好。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文物异常珍贵。如从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经考证,比《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能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80多个,所用药物计240多个。这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五十二病方》的发现,补充了《内经》以前临广西壮族自治区医学的内容,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

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长沙西汉王室墓的发掘出土、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纪年简牍的出土,分别被评为1992年、1993年、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第五章 古典传奇故事

大金吞辽灭宋为何不敌蒙古

金完颜氏,起自太祖完颜(阿骨打)收国元年(1115年),终于哀宗完颜守绪(宁甲速)天兴三年(1234年)。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这120年的历史,虽是暂短的一段,但它确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时期。其所以重要,不外乎这样几点:第一,它是由远在东北边疆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建立起来的一个王朝,因而历史赋予这个王朝的统治以许多特点,并从中可以看出由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立的王朝,是怎样发生演化的。第二,它是在南北朝之后又一次出现的南北长期对峙的政权,它更加充分地反映出南北对峙阶段历史发展的诸特点。第三,它是在先后灭掉辽和北宋两个都比自己先进的王朝之后发展起来的,这就使这个王朝背后的历史更为错综复杂。最后,金王朝也没有能逃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规律,走过了一个发展——兴盛——衰亡的历史进程,与其他王朝一样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和经验。

吞灭辽宋

居住在今天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属于通古斯语系。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先秦时期的肃慎当属其远祖,《三国志》所谓的挹娄,北魏所谓的勿吉,隋谓之黑水部,唐谓之黑水,盖其地也。贞观年间,唐太宗征高丽,佐之,“战甚力”。五代时始称女真,居住在同江之南者谓之熟女真,江之北谓之生女真,皆臣服于契丹,后避契丹讳,更名为女直。

生女真分为很多部落,最初,以“完颜”为号者即不止一部。其中以居住在按出虎水(今黑龙江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的完颜部最为强大。后来建立金朝的就是这一部。生女真地区气候寒冷,山多林密,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他们艰苦卓绝、英勇善战的性格。其俗皆编发,项间缀以猪牙为饰物,头上插雉尾,经济生活大体正处在半农半牧阶段,所以当时生女真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过相当于中原西周时代或更早时候。女真社会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到辽末时虽然已有剩余产品,但人们仍然是物物交换以通有无。自函普成为女真之完颜部首领以后,社会发展的步伐开始加快。财产私有化的程度逐渐提高,加剧了阶级对立和社会的分化,部族首领正在逐渐变成统治者。但是直到金立国之初,统治者与一般成员的社会地位大体是平等的,他们“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招其君同食”。

完颜阿骨打是女真族杰出的领袖,他适应了女真族社会发展和反辽斗争的需要,建立了金王朝。阿骨打的青年时代,正是女真族由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的时期,也是统一的女真民族初步形成的时期。劾里钵(金世祖)共13子,阿骨打是其次子。阿骨打兄乌雅束(康宗),1113年12月死,由阿骨打嗣位为都勃极烈(对金初的最高军政长官的称谓)。阿骨打自幼“力兼数辈,举止端正”,“弓矢”,“善射”,23岁“被短甲,免胄,不介马,行围号令诸军”。世祖、肃宗、穆宗、康宗时期的许多重大的变革和规定,都出自阿骨打的建议。阿骨打袭位为都勃极烈后,为了反抗和摆脱辽朝对本族的奴役、寻求发展的途径,开始了建立国家政权的尝试。

1113年,阿骨打出兵射死辽将耶律谢三。在吴乞买等女真大贵族的支持下,阿骨打于5年农历元旦称帝位,国号大金,改元收国,迎来女真族发展的新时代。建国前后,阿骨打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在中央,他把部落联盟的最高军事首领改称皇帝,确定了皇帝在全国最高的统治地位。他把都勃堇、国相、勃堇发展为中央统治的最高权力机构——勃极烈制,把氏族制时的古老的贵族议事机构改造成为新的统治机构。在地方,阿骨打改“猛安谋克”制为地方行政组织。猛安谋克原是一种军事组织,阿骨打嗣位为都勃极烈的第二年,便命令各个部落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设官吏管辖。把领兵的千夫长、百夫长改革为受封的地方领土、领户之长,这是对旧氏族制的一个重大改革。在社会生活方面,阿骨打还改变女真族的旧习俗,禁止同姓为,这是女真族宗族观念和人伦观发展支配的结果,可以认为是发展本民族的一项有利措施,也是对氏族血缘支配关系的沉重打击。建国后,阿骨打还命令欢都之子完颜希尹创造女真文字。女真文字是根据汉字改制的契丹字拼写女真语言而制成的。女真字成为全国通行的官方文字。

阿骨打立国后的第一个政治目的是要摆脱辽朝的压迫。他首选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为攻击目标。当年9月,金军以破竹之势,占领黄龙府。辽天祚帝亲率号称70万大军,前去抗击阿骨打的二万精军,金军大胜。辽朝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

6年,金军攻占辽的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以后的几年,相继攻占辽的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府),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到22年,金军攻下南京析津府(今北京)。

23年,完颜阿骨打去世,弟吴乞买继位,为金太宗。

25年(徽宗宣和七年),辽天祚帝在应州被金将娄室擒获,曾经强盛一时的辽王朝寿终正寝。随着辽的灭亡,金和宋的矛盾逐渐上升。早在年宋徽宗派童贯出使辽朝时,童贯带回燕人李良嗣(原名马植,童贯为其改名)。此人自称有灭辽的良策,深得童贯的欢心,但此人品行甚差。李良嗣向宋徽宗建议,宋金联合攻打实力尚很强大的辽国。双方遂于1128年签下“海上之盟”,合力灭辽。这场交易,北宋没有捞到什么处,金朝则获得大批的战利品、每年大量的“岁币”以及广大的土地。

金一天天强大起来,而北宋却进入了衰亡的时期。在宋金联合攻辽的过程中,金人也看出了宋王朝的腐败与懦弱。在灭辽的当年月,便大举攻宋。金军分两路南下,东路由完颜宗望率领,从平州出发,占檀州、蓟州等地,守将闻风而降。金人长驱直下,渡黄河,直逼开封。西路军由完颜宗翰率领,从云中出发,攻太原,同时派人去见在太原的童贯,要求宋朝割河东、河北地区,宋金以大河为界。西路的金军在太原城下受阻。金人南下的消息传到开封,北宋朝内一片混乱。宋徽宗赶紧传位给他的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第二年改元靖康。宗翰率领的西路军攻下太原,不久全军会师于东京城下,并攻陷开封城。金军在开封城内大肆搜刮掳掠,宋徽宗和宋钦宗也做了俘虏。靖康二年(27年),金人虏徽、钦二宗以及后妃、宗室大臣3000多人和大量的金银财宝北归。史称“靖康之难”。

世章之治

金太宗消灭北宋后,即着手渡江对南宋的战争,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宋金对峙的局面基本形成。自熙宗、海陵王到世宗、章宗的统治时期,金朝基本处在一个向上发展的阶段。

35年,金太宗死,继位的是熙宗,时年16岁。熙宗在官制方面作了许多重大改革。他废除了旧的勃极烈等辅政制度,采用了辽宋的汉官制度。

38年,又实行“天眷新制”,其主要目的是全面实行“汉化”政策,推行汉官制度,如原来的各种官职按新的制度进行换授;按功勋授予女真贵族以不同的勋爵和封国;进一步加强了相权;制定典章礼仪;在上京会宁府营建宫殿。

41年,金宋双方订立了“绍兴和议”,以淮水和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县南)为宋金的分界线,金朝的统治领域基本确定下来。熙宗晚年,统治层内部斗争渐趋尖锐,互相残杀,山东境内的人民起义此起彼伏。

49年,完颜亮杀熙宗,夺帝位,是为海陵王。海陵王即位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以巩固皇权。

53年,他把都城迁到燕京,并营建都城,是为中都;原来的汴京,改为南京(61年,开封又改为金的首都)。

61年9月,完颜亮进攻南宋,并于当月渡过淮水。然而,海陵王的连年征发,导致金军内部不稳,士兵叛逃,军心大乱。金军在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一战大败,海陵王退至扬州和瓜州,被部下所杀。

61年10月,完颜雍即位,是为金世宗。金世宗有很的汉文化素养,注意学习儒学典籍,吸收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崇尚仁政王道。即位以后,他采取措施,很快稳定了统治。他任用海陵王时的臣僚,保持政治制度的相对稳定;争取女真贵族的支持;成功地镇压了汉族、契丹族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并吸收汉人、契丹人以及其他各族的上层人士参政议政。宋金关系方面,65年,双方订立“隆兴和议”,换来了40年相对稳定的局面。金世宗时期,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内政的整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他对前代的制度作了一些增损,宰相增设平章政事二人,进一步加强了皇权统治。在经济上,世宗积极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的负担,招收流亡,开垦土地。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他躬自节俭,不尚奢华,严于律己、管束王公大臣。元人王恽曾经提起这样的一件事:当时,有诸王要求朝廷提供额外的封赏,世宗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如此贪婪啊,你们岂不知道国家库府中的财产就是百姓的财产,我只不过是代百姓保管罢了,岂敢枉自花费呢?”正是由于金世宗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统治者和老百姓的关系,不随便动用国库的资财,所以在他统治期间税收不及什一,“两税之外,一无横敛”。不到数年,国库充实,民间殷富,“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世宗即位时,全国有300多万户,20年后增至670多万。大定年间,政局稳定,财政充足,世宗因此享有“小尧舜”之称。

89年,世宗完颜雍病故,皇太孙完颜继位,是为金章宗。章宗在位期间继承了世宗的统治政策,继续推行汉化政策,提倡学习汉族文化,鼓励女真族和汉族之间通,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宋金之间的相对和平状态也得以维持,北方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世宗、章宗时期是金朝的兴盛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定明昌之治”,为当时和后世人们所艳称。金代著名学者元问称,“(南湖先生)历大定、明昌、泰和,优游于太平和乐之世者五十年”。金朝著名的艺术家赵秉文称赞“大定明昌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比起金末的丧乱,大定明昌时期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太平盛世。

金蒙交恶

章宗时期虽然号称极盛,但是诸多问题已经显现,盛极而衰已露出了苗头。章孝太子(即章宗之父)聪明过人,极好读书,他想要效法北魏的孝文帝,改变金人的夷狄风俗,施行中原的礼乐。然而天不随愿,章孝太子还没有继承大位就早逝了。章宗完颜聪慧好学,有其父的风采,他喜好文学,崇尚儒雅,因此一时名士层出不穷,执政的大臣大多都有文采、学问可取,有能力的官吏和耿直的大臣都得到了任用,政治清明,文治灿然,金朝发展到了极盛的顶点。当然,在文字华丽辞章的背后,不难发现,讲修明经之术的目的在于“保国保民”,以图使统治“国祚长久”。但是,章宗治世之下的社会却充斥着消极因素。他极好浮夸奢侈,到处修建宫室,外戚和小人多干预政事。大臣们只能奉承媚上,图一时安乐,不敢逆其所好。这就是章宗之后大安、贞时期金朝衰弱的重要原因。

章宗时,“外戚小人多预政”,指的是李元妃一家。章宗未即位之前的元配蒲查氏,早在大定二十三年就已经病故了。即位后,追封为钦怀皇后。章帝继位后,一直没有立妃。在看中了李氏之后,章宗就要立她为皇后。李氏出身微贱,因此大臣们一致反对章宗的这一决定,监察御史宗端修、右拾遗路锋、翰林修撰赵秉文、御史中丞张公著等都因此丢了官。李氏虽然未能立为皇后,只进封为元妃,但是她的兄弟喜儿、帖弟依仗她的权势干预朝政,官至极位,就连他家的私奴也仗势欺人,众大臣敢怒而不敢言。监察御史宗端修,“喜名节”,进士出身,李氏兄弟干预朝政,令其愤愤然,故上书要求皇帝“远小人”。章宗竟不知他是指谁,特命喜儿传诏,让他说出姓名来。端修面告喜儿:“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是章宗赐给李喜儿的名字。端修直截了当地斥责他为“小人”,他亦不敢隐瞒,据实上奏,章宗虽也责备了喜儿兄弟,但还是离不开他们。监察御史张公著,更是把矛头直指李元妃本人,他不怕得罪章宗,上书竟有“妾上僭政,夫人失位”这样颇有刺激性的话。外戚宦官干政在东汉以来的汉族皇室从未绝迹,金王朝在学习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和制度的同时,也沾染上了这一恶习。

就在金王朝走向衰落的时候,北方草原上又兴起了一个新的少数民族——蒙古族。蒙古人的祖先,唐朝时称为“蒙兀室韦”,居于额尔古纳河流域。辽金时期,他们广泛分布在北方大草原上,从事游牧、狩猎,性勇悍。金立国之初,就不断遭受蒙古族人的袭扰。天会十三年(1135年),蒙古族内部发生叛乱,金主完颜派遣金朝贵族宋王宗乘机打击,暂时缓解了北边的压力。

43年四月,完颜试图再一次利用蒙古人的叛乱之机出兵,却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金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金朝贵族鲁王完颜昌早先因罪被诛,他的儿子萨罕图郎君率领其父的部人叛逃蒙古,蒙古人的势力由此不断强盛,直取金朝的20多个团寨,金人大败。金只好转而与蒙古谋和,每年送给蒙古大批的牛、羊、米、豆、棉和绢等物品以换取和平,但此举的效果并不明显。金朝为了免受蒙古的侵扰,不断在北方修建界壕和边堡,屯重兵防守。金对蒙古只能穷于应付。大定年间,北方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出去”,反映了金朝的无奈。

1208年,章宗死,卫绍王完颜永济(原名允济,世宗第七子,后避章宗父允恭讳改称永济)继位。章宗安排卫绍王继立,自有他的如意算盘。原来元妃李氏所生葛王,自泰和三年(1203年)5月未满周岁就夭折之后,章宗就一直为继嗣不立而忧虑,特别是由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1208年,后妃贾氏及范氏有了身孕,但此时章宗已经病入膏肓了。他临终之前,贾氏和范氏都还未届产期,于是就由元妃李氏与其兄李新喜会同宰相完颜匡商量,策立卫绍王永济为皇位继承人。很显然,章宗立永济,不过是让他暂时看守皇位,他在遗诏中实际上是用《礼记》中“有嫡立嫡,无嫡立庶”的原则,否定了金太祖的“传授至公之意”。一旦贾氏和范氏生下“龙子”,则皇位仍属于章宗一系。然而,章宗的如意算盘很快即告落空。卫绍王虽然才识平庸,但当上皇帝之后,也如章宗一样,千方百计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后代。为此,设法不让贾氏和范氏腹中的胎儿出世,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早在章宗驾崩之前,卫绍王就利用机会选择了两个妖妄之人“护视”贾氏和范氏为章宗孕育皇子,其司马昭之心,不问可知。果然,他继位仅仅两个多月,大安元年(1209年)8月,即宣布贾氏和范氏妊娠都出了问题。贾氏产期已过,仍不见动静;范氏则胎气有损,经用药调治,胎形已失。范氏不得已表示愿意削发为尼。这明明是卫绍王暗中捣的鬼。在这一事件中,被牺牲掉的是章宗元妃李氏。

当初章宗临终时,完颜匡是和元妃一起受遗诏拥立卫绍王的,然而他却想独专定策之功,于是开始谋划除掉李氏。他编造谎言说,当初,贾氏呕吐,且腹中有积块,其实是患病,却被李氏说成是妊娠反应。李氏乘机与其母兄计议,令贾氏诈称有孕,以便临产时,取李家儿冒充,以为皇嗣。这种谎话的确是过于离奇了。章宗晚年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早生皇子上,即使李氏欲行偷梁换柱之计,贾氏又怎敢与之相配合而犯欺君之罪呢?然而,卫绍王最终还是把李氏一家和贾氏杀了。在除掉了心腹之患之后,卫绍王于大安二年(1210年)8月立自己的儿子胙王完颜恪为皇太子。就在金王朝变乱不断的时候,蒙古族人已羽翼丰满。金泰和六年(1206 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称成吉思汗。最初,成吉思汗仍入贡于金,并曾见到过卫绍王永济。金章宗死后,成吉思汗听说永济继位,极端蔑视,声称:“我以前以为中原的皇帝是天上派来的使者,然而怎么能有这样的庸懦之辈呢?”成吉思汗兵势日焰,金朝势危,欲绝地反击。大安三年春,蒙古入贡,卫绍王遣重兵分屯山后,欲就蒙古人进场之时袭杀之。然而金的“军”中有去给蒙古人报信的,蒙古人开始还将信将疑,然而报信者不断,蒙古人遣人窥之,才相信这是真的,于是迁延不进。“军”是契丹及北方其它部族的武装力量,虽然受制于金朝,却与女真统治者离心离德,此时更明确倾向于新兴的蒙古贵族。卫绍王加害成吉思汗的计划未能实现,成吉思汗不仅不再向金进贡,而且对金先发制人。在蒙军强大攻势面前,卫绍王束手无策,只知与臣下相对哭泣。当蒙军逼近中都时,金军经不起连续攻击,只得乞和。

就在蒙古大军不断地向金发动攻击的时候,金王朝内部再次发生政变。1213年,金贵族胡沙虎在宫廷政变中杀死了卫绍王。金世宗之孙,金章宗的庶兄完颜继位,是为金宣宗。本已朝政凋敝的金王朝,经过这一番折腾,更是打不起精神来了。

歧路仓皇

卫绍王被杀,徒单镒向胡沙虎建议,立为皇帝,理由是此人为章宗之兄、完颜永恭长子,众望所属,“元帅决策立之,万世之功也”。胡沙虎接受了这一建议。当时,完颜尚在彰德府(今河南安阳),胡沙虎派人将其迎到中都。至宁元年(1213年)9月甲辰,即位于大安殿。胡沙虎虽然早已罪恶昭彰,但是宣宗念其有援立之功,仍把他当成靠山,以他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封为泽王,其子弟数人也都身居要职。胡沙虎弑君,宣宗从极端狭隘的自私立场出发,对此人不但不惩治,反而加以袒护,结果是鼓励了其他野心家铤而走险。宣宗即位不久,蒙古大军进逼京西重地紫荆关,距燕京只有200里。在此生死存亡之际,金军内部又发生了变乱。胡沙虎的部将术虎高琪因为战败惧罪被杀,先发制人率领军包围胡沙虎的官邸,闯入卧室内将其杀死。然后退到应天门待罪。由于高琪手握重兵,宣宗不敢加罪于他,而是将那些当初跟随胡沙虎弑逆之人一起杀掉,从而结束了这场危机。胡沙虎本来罪不容诛,宣宗不能明其罪而诛之,于是又有术虎高琪的擅杀事件,这实际上是胡沙虎弑卫绍王事件的继续。对此,宣宗也无可奈何,只得糊里糊涂地赦免了高琪,这表明他已无力控制局面,只是由胡沙虎的傀儡又变成了术虎高琪的傀儡而已。

蒙古军队自章宗末年大规模入境滋扰,到宣宗即位初期,金已丧失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贞二年(1214年)春,蒙古人已破中原90余郡,并直抵中都城下。宣宗惧怕蒙古,君臣上下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与蒙古讲和上,将领们也都畏缩不敢出战,借口是“恐坏和事”。然而,越是这样,蒙古越是不肯与之讲和。当时大臣张行信对宣宗说:“自从崇庆以来,皆是因为和议耽误了大事,如果我们时时肯和蒙古一战,能够挫败蒙古人的锋芒,那么即使和议也是能够长久的。”此时金朝的军官,再也不是当年英勇善战的猛安谋克了,张行信的期盼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金宣宗畏敌如虎,竟又希望凭空出现奇迹,在蒙古军兵临城下时,他在东华门设“招贤所”,内外士庶言事能迎合其旨意者,即依次授官。于是,一些无知无识者,都竞相到这一机构胡言乱语。有一村民叫王守信,敢说大话,声称“诸葛亮为不知兵”。侍御史完颜寓竟然对这种狂言信以为真,以为此人真是古今未有的军事家,赶忙推荐给朝廷。于是这个招摇撞骗的小人竟被委以军都统的重任,他招募一些市井无赖充当士兵,教阅进、退、跳、掷之村术,无非儿戏。其阵法曰“古今相对”,并将这四个字大书于旗上。又做黄布袍、缁巾各36件、牛头响环64枚,声称用这些“法物”即可吓跑敌人。谎言终究变不成事实,他们出城之后,并不敢与蒙古人对阵,而是杀害一些无辜的樵采百姓以充“斩获”,并向朝廷邀功请赏。其实,王守信的“古今相对”阵法,实属荒诞不经。然而,金朝统治者却深信不疑,这表明金的统治已是穷途末路,他们无计可施时捞稻草般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王守信这样的地痞无赖之人。但是,骗术最终被揭穿,金宣宗不得不派遣宰相承晖向成吉思汗乞和,并献上卫绍王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500、马3000匹,双方暂时达成妥协。议和之后,成吉思汗由承晖护送,退出居庸关。

虽然成吉思汗从中都郊外撤走,但山东、河北多数州县仍在蒙古军队的占领之下,河东许多州县经战争破坏,已残破不堪。此时的中都已经成为一座孤城,内乏粮饷,外无救援。金宣宗于是诏告天下,放弃中都,南迁汴京,以躲避蒙古大军的打击。宣宗南迁后让皇太子留守,并命右丞相兼都元帅承晖留守中都。6月间,在宣宗尚未到达南京之时,驻守中都以南的军发生了哗变,投降蒙古。蒙古军再次南下,并在军的配合下,对中都加紧围攻。金宣宗匆忙把太子守忠也接到了开封。是年5月,中都陷落。南迁之后,金朝君臣上下醉生梦死,只求苟安。每当蒙古大军压境之时,君臣惟有相对而泣,在大殿之上长吁短叹;而当蒙古军退兵之后,则又开始饮酒作乐。宰相们研讨时政,无非是做做样子,凡是遇到要害的问题,就宣布下次再议,每次均如法炮制。他们就是这样因循苟且,直至国家灭亡。宣宗也并不比他的大臣们更关心金王朝的命运和前途,关心的只是如何继续过他奢华的生活。他曾经让人偷偷给他做一件大红半身绣衣,并且告诫说,千万不要让敢于直言的监察御史陈规知道。当绣衣做成并给他送去时,他又问陈规是否知道此事,来人连忙解释说,凡是宫中大小事,他一概不敢向外传播,何况皇帝又亲自叮嘱过。宣宗听罢,算是松了一口气,说:“如要让陈规知道了,必然会因为奢华规谏我,我实在是害怕他的话啊。”已经到了危亡的关头,这位君主还在为一件绣衣煞费苦心,昏庸之极,可见一斑。兴定三年(1219年)12月,宣宗迁怒于术虎高琪,借故杀了他,以泄其忿。然而金朝已病入育盲,并没有回光返照的迹象,金王朝灭亡已是指日可待了。

中国古代对军事术数和兵阴阳思想的批判

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是唯心主义在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和理论中的集中体现,并深深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军事史,为之打上了自己的独特烙印:中国古代战争既是武装力量的激烈冲突,同时也是术数行为的诡谲对抗[1]。但是,如果仅仅看到事情的这一面,则不但不能认识中国军事史的全貌,即对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的历史亦不能有深刻了解。何况即使在今天,批判迷信、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想概要探讨一下中国历史上批判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的有关情况,以及这种批判的特点、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

一、批判军事术数和兵阴阳思想的历史发展

尽管军事术数体现了古人对军事科学的某种探索和努力,然其既非科学,自然不能正确指导战争进程。在理论上,阴阳术数漏洞甚多且往往彼此矛盾,经不起理性的思辩,更重要的是,“自古以来,信妖人之言而丧师亡师者多矣!”[2]历代战争实践一次次惨痛教训充分证明,术数对战争只有消极影响,迷信军术,放弃人的努力,只能带来悲剧性结局。反之,只有充分注重政治、经济、军事和自然等多方面因素,遵循战争的客观规律,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准备和指挥,才能赢得胜利。因此在军事术数的对立面,反对军事迷信的思想很早也已产生。纵观中国军事史,军事领域中的理性和迷信、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这种斗争,随着军事术数的发展而发展,正是通过这种斗争,中国古代军事唯物主义思想得到不断进步,并越来越确立了自己的优势。

商代西周以前,在浓烈的神秘主义和术数支配下,军事活动具有高度的术数战争的特点。当时是否出现了某种程度否定、批判军术的思想和行为,因史料缺乏,暂可不论。但是至晚在商末周初,军事领域中反对术数的思想已经萌发。《荀子·儒效》:“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泛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厌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

这个故事是说周公根据现实政治分析,不顾进军途中出现的不吉事像,坚主讨伐商纣而终获胜利。古书中,多将此事的主角说成是太公,如《六韬》:“武王伐纣,师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鼓旗毁折,王之骖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法,而愚将拘之。若乃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时,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祷祀而福从。’遂命驱之前进。周公曰:‘今时逆太岁,龟灼告凶,卜筮不吉,星变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所知乎?’乃焚龟折蓍,援枹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从之。遂灭纣。”(《通典》卷一六二,《兵》十五引)

此事又见《尸子》、《尉缭子》、《史记》、《说苑》、《韩诗外传》和《论衡》等许多古籍,但以《太公》或《六韬》记载最多也最详细。其虽较晚出,然既有如此之多的记载,一定有所根据,因而姜尚应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反对军术迷信的伟大军事家。我们知道,周初接受商人“重鬼”而行暴政终被推翻之鉴,崇尚“重德爱民”而不一味迷信上天眷顾,在此大背景下周人在军事上开始注重政治因素,某些优秀将领进而开始怀疑和反对术数支配,是可以理解的。《逸周书·史记解》历数上古许多国家的亡因,其中讲到:“昔者玄都贤鬼道,废人事天,谋人不用,龟策是从,神巫用国,哲士在外”。由此看来,周人的上述认识,还有更久远和更丰富的来源。

东周是军事术数的大发展时期,兵阴阳家逐渐形成并成为中国古代军术的主流形式。与此同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批判军事术数的高潮。详述春秋政治和军事历史的《左传》一书,展现了郑子产等人在“天道远,人道迩”的观念下反对术数迷信的卓荦之举,也记录了不少军事人物菲薄术数却取得胜利的战例。这一时期出现的中国最早兵书如《军志》等,开始认真研究和阐释战争规律和要求。春秋晚期以降,面对兵阴阳家的汹涌浪潮,更出现了一批坚决反对兵阴阳的人物和著作。兵圣孙武在武学经典《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基本上避而不谈军术[3],并明确提出了“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也”的真知卓见和“禁祥去疑”等反对军事迷信的观点[4]。与孙子齐名的吴起则有“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六”的警句[5],强调客观条件的决定性和将领不应绝对依赖军术。稍后出现的《太公兵法》的部分篇章,则借太公之口对军事术数予以否定。除上引外,又如:“太公曰:圣人之所生也,欲正后世,故为谲书,而寄胜于天道,无益于兵也”;“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禳祀而得福”[6],提出了一系列足称光辉的命题[7]。

战国最坚决有力的军术批判者应属尉缭。《尉缭子》开篇即《天官篇》,其通过战例和事理分析,对当时极为流行的“天官”、“刑德”之兵阴阳说进行了尖锐批判,根本否定了依靠术数“可以百战百胜”的观念,又将黄帝的“刑德”理论解释为“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从而得出“黄帝者,人事而已矣”的结论。从兵阴阳家文献看,这种解释并不符合托名黄帝的有关著作之原意,但其立场的明确坚决却由此可见。同书《战威》亦云:“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政养劳,不祷祠而德福。故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武议篇》同,惟末句作“古之圣人,谨人事而已。”)“今世将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尉缭反对军术态度的坚定不二,此后二千多年中亦少有出其右者,实可称为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军事家。

战国时期尖锐批判兵阴阳家的并不只有兵家人士。儒家大哲孟子以雄辩的说理,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千古名论[8],荀子以周公为榜样肯定政治好坏而非天道兵忌是决定战争结局的根本因素。法家韩非,则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统治者一味迷信星占、卜筮等术,以为克敌制胜之法宝,指出:“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9]类似的观念,在道家的《管子》和杂家的《吕氏春秋》等书中亦可见及。可见在战国时期,批判兵阴阳家也形成了一股潮流,而这正是当时兵阴阳家大发展的必然结果。战国思想家的有关批判尖锐而深刻,确立了中国古代反对军事迷信的思想传统,也奠定了反军术理论的基础。后来者虽然还有新的发展,但实际上已难有质的突破和变化。战国是中国古典军事学的高峰,在这一方面同样如此。

秦汉至隋唐时期,兵阴阳家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发展,其恶果更多暴露。虽然对军术的批判在秦与西汉一度略显沉寂,但并未间断。西汉贾谊的《新书》,东汉王符《潜夫论》,王充《论衡》等著作,都对术数迷信和兵阴阳家有所抨击。其中《论衡》对卜筮、日忌、相法、堪舆等流行术数指斥尤厉。晋嵇康作《声无哀乐论》驳斥以声律风角定吉凶,傅玄告诫人们应以史为鉴,不迷信术数,《傅子》卷四:“宋建椎牛祷赛,终自焚灭;文钦日祠祭事天,斩于人手;诸葛诞夫妇聚会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举族夷灭。此天下所共见,足为明鉴也。”

正是在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唐代形成了第二次批判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的高潮,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及其著作。较著者如卢藏用,针对“竞称怪力,争诵诡言,屈政教而就孤虚,弃刑赏而从推步”之世风,作《析滞论》,列举历史上大量战例史实,阐明兵之强弱,国之安危完全取决于人事良劣,“得丧兴亡,并关人事,吉凶悔吝,无涉天时。”[10]如沈颜《时日无吉凶解》:“凶吉由人,焉系时日……七雄之世,战伐未尝已也,其凶也必由于人,其吉也必由于人。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于人之所为而已矣。然则惑者不知其在人,有一不知,则罪于时日矣。且以不谋之将,不练之士,有能以时日胜乎……夫王者之兵,以德胜。霸者之兵,以义胜。其次以智,其次以勇,故古之名将,未尝不以此而战胜也。”[11]如杜佑《通典》卷148:“若以风鸟可征,则谢艾枭鸣牙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沉水而破卢循。若以日辰可凭,则邓禹因癸亥克捷,后魏乘甲子胜敌。略举一二,不其证欤?似昔贤难其道,神其事,令众心之莫测,俾指顾之皆从。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卷163:“用贤使能,则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审,则不筮而计成;封功赏劳,则不祷而福从;共苦同甘,则犯逆而功就。”更不能不提到的,是唐代最著名的两部兵书,即《李卫公问对》和《太白阴经》。《李卫公问对》是中古兵书和反兵阴阳的代表作。全书屡屡论及“天官时日,明将不法,谙者拘之”,反对为将者信从术数。书中还特别编排了这样一段对话:太宗曰:‘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丁宁诫之。’靖再拜谢曰:‘臣按《尉缭子》云:“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谓刑德。非天官时日之谓也。然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不可不戒也。陛下圣训,臣即宣告众将。’

此用被称为古今帝王“能军”第一的唐太宗“圣训”,反复叮咛告诫为将不可为术数所束缚。《太白阴经》作者李筌则在《天无阴阳篇第一》中开宗明义:天地阴阳运动变化是自然规律,并不能决定人谋成败,“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生死,故明将弗法。”又列举史事,说明不靠人的努力而专赖鬼神占候,根本无益于军事。李筌和尉缭一样,在自己的著作之首论列此意,显然是把破除军事迷信看成是当代将领必须树立的最基本的观念。

上述两书都坚决反对用术数指挥战争,论证也较为有力。特别是《李卫公问对》,论兵精辟高明,更加强了其批判的影响和力量。五代或宋初,有人汇集《司马法》、《孙子》、《吴子》、《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为《兵法七书》[12],即后来著名的《武经七书》,这七部兵书均属很少兵阴阳文字和反对术数的军事著作,只有《六韬》情况较特殊,两类文字兼有,因而北宋元丰年间将其中军术文字大部删去[13]。《李卫公问对》和《太白阴经》的问世,《兵法七书》的汇编,可以看做是唐五代反对兵阴阳家的军事学理论和著作已成为兵学主流的标志。杜佑说,兵阴阳家“虽非兵家本事,所要资以权谲以取胜也。”[14]“非本事”者,也说明唐时正统兵家已不把兵阴阳视为兵学的主流和正途。

另还应提到的是,汉代以来,还有不少将帅在沙场上敢于渺视和打破兵阴阳家的清规戒律,从而成为战争的胜利者,如赵充国、刘裕、慕容垂、拓拔圭、李成、马成、李愬、郭崇韬等[15]。他们的所作所为,从实践上给兵阴阳家以有力的否定。又汉代以来,鉴于术数对专制统治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各王朝对其逐步施以限制。从汉末“科禁止内学与兵书”,私人有藏者皆送官治罪[16],到唐代唐宝应元年,敕令禁藏天文图谶及僧道卜筮[17],类似诏命不绝于史。这当然不是否定术数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是统治者为了垄断术数以维护其统治,但其客观上使民间不敢轻易学习传播术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兵阴阳家的发展及其在军事中的应用。

宋代以来,主流兵学对术数的批判更为深入和广泛。这期间著名兵书如《百战奇法》、《草庐经略》、《投笔肤谈》、《练兵实记》、《兵经百篇》等,从许多方面对军术进行了批判和剖析。宋代《百战奇法》对“天时”作了新的解释:“凡欲兴师动众,伐罪吊民,必在天时,非孤虚向背也。”“天时”是敌国政治腐败从而最有利的讨伐时机,而非兵阴阳家所谓的吉利天象。[18]所以,将帅作战必须“推人事而破妖祥”,“行军之际,或枭集牙旗,或杯酒变血,或靡竿毁折,惟主将决之。若以顺讨逆,以直伐曲,以贤击愚,皆无疑也。法曰:禁邪去疑,至死无所之。”明代的《草庐经略》,一针见血地指出兵阴阳本为人所创造,不过是古人“使愚之计”,“可知而不可恃”,根本不能靠这些东西指挥作战。“夫兴国之君,先修人事,人事既修,我操其必胜之势,即天象茫茫尚不可拘,况卜兆时日,河足深信?而乃簧惑于此,自失机会。从古以来,蹈之者多,如此溺习,亟宜破除。”名将戚继光的《练兵实记》云:“夫天时不足忌,在尽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禄,所谓人定胜天。阴阳时日,何足为哉?”明清之际揭暄著《兵经百篇》,明确说:“用兵贵谋,曷可言数?而数本亦无”,“兵家不可妄有所忌,忌则有利不乘;不可妄有所凭,凭则军气不利。必玄女力士之阵不搜,活曜遁甲之说不事,孤虚风角日者灵台之学不究。迅风疾雨,惊雷赫电,幡折马跑,适而不惑。以人事准进退,以时务决军机,人定有不胜天,志一有不动气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投笔肤谈》,该书《方术篇》:“方术,多方之巧法也。幻术,妖妄之邪行也。”“夫方术之术,实理也。幻妄之术,妖邪也。御方术者以机权,破幻妄者以刚正。则我有以胜敌,而敌无以胜我矣!”第一次把军事科技和术数加以明确区分,虽然其并没有科学地揭露术数的本质,但把它们归之于幻术和虚无,乃是一个重要的进步。还有很多兵书,则完全摆脱兵阴阳家的影响,不收军术内容,其典型如明唐万龄的《闲暇清论》,何良臣的《阵记》,郑若曾的《海防图论》、《江南经略》,清初魏禧的《兵谋》、《兵迹》,无名氏的《三十六计》等,均其例。

因此宋代以来,兵阴阳家开始走下坡路。北宋庆历七年(1047),仁宗诏“自今策试武举人,毋得问阴阳诸禁书”[19]。这固然是前代限制阴阳术数政策的延续,但另一方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术数无助于军事的产物。对传世兵书中的一些兵阴阳家内容,王朝也作了必要处理。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六韬》的整理删改。元丰中,神宗命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兵法七书”,将此后的定本《六韬》和中古本对照可以看出,整理者除调整篇目、简易文字外,大量删去了原有的术数内容[20],这和仁宗时武举不得研习兵阴阳的诏令完全一致。《武经七书》后来一直是历代武举考试内容,其兵学主流的地位至此最终奠定。而考试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考试内容的上述变化,使宋以来军队将领的术数知识更加缺乏,对兵阴阳家的衰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以后,尽管还有不少兵阴阳著作继续面世,其比重则明显地逐步下降。笔者据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一书统计,宋代兵阴阳著作尚占兵书总数的22.4%,金元时期为14.3%,明代6.8%,清代则仅为1.8%,这和兵书创作自宋以来急剧增长的态势恰好形成鲜明对比[21]。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总的趋势是逐渐衰落,这和上述批判和限制无疑是分不开的。

当然,宋以后兵阴阳家对军事的影响仍然存在而且巨大。这一点,只要看若干著名兵书如宋曾公亮《武经总要》、许洞《虎钤经》,明王明鹤《登坛必究》、茅元仪《武备志》、庄应会《经武要略》、施永图《武备三大秘书》,清汪祓《戊笈谈兵》等就很清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一般都会程度不同地声明反对“舍人事、任鬼神”,有的还明确表示之所以收入此类“无裨实用”的内容,是为了“姑悉存之以备参考,其间可信与否,智者自能辨之。一或删削,恐好事者疑为未备,妄增奇异,愈繁愈诡,徒乱耳目。”[22]这与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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