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管学成,赵骥民
出版社：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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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翁文灏和丁文江的故事试读：
序言
十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前院长、两院院士放眼21世纪，科学技术将以无法想象的速度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将全面崛起，国际竞争与合作将出现前所未有的激烈和广泛局面。在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华民族靠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人才，靠德、智、体、能、美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今天的中小学生届时将要肩负起民族强盛的历史使命。为此，我们的知识界、出版界都应责无旁贷地多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精神养料。现在，一套大型的向广大青少年传播世界科学技术史知识的科普读物《世界五千年科技故事丛书》出版面世了。
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和温州师范学院、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的同志们共同撰写的这套丛书，以世界五千年科学技术史为经，以各时代杰出的科技精英的科技创新活动作纬，勾画了世界科技发展的生动图景。作者着力于科学性与可读性相结合，思想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通过故事来讲述科学发现的真实历史条件和科学工作的艰苦性。本书中介绍了科学家们独立思考、敢于怀疑、勇于创新、百折不挠、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宝贵的协作、友爱、宽容的人文精神。使青少年读者从科学家的故事中感受科学大师们的智慧、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实验方法，受到有益的思想启迪。从有关人类重大科技活动的故事中，引起对人类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密切关注，全面地理解科学，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在知识经济时代理智地对待科学、对待社会、对待人生。阅读这套丛书是对课本的很好补充，是进行素质教育的理想读物。
读史使人明智。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科技文明，明代以前我国的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涌现出张衡、张仲景、祖冲之、僧一行、沈括、郭守敬、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这样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而在近现代，中国具有世界级影响的科学家并不多，与我们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并不相称，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相比较，在总体上我国的科技水平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当今世界各国都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把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当做提高创新能力的战略方针。我国也不失时机地确立了科技兴国战略，确立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创新人才的战略决策。党的十六大又提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形成比较完善的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需要一代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需要更多更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才。我真诚地希望这套丛书能激发青少年爱祖国、爱科学的热情，树立起献身科技事业的信念，努力拼搏，勇攀高峰，争当新世纪的优秀科技创新人才。
翁文灏
少年知自勉
清光绪十五年（1889）7月26日，夜晚的天空，群星闪烁，淡淡的星光如漂白的薄纱轻轻洒满东海之滨的浙东大地。
位于四明山脚下的鄞县（属宁波市）西乡石塘村，早已笼罩在茫茫夜色之中，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正在院中乘凉消夏，沉睡的村庄显得十分宁静。
然而，翁家大院里，此刻正是灯火通明。灯光下，人影晃动处，传来阵阵婴儿的啼哭声。哭声由小到大，由近及远，渐渐从灯火通明处传遍整个大院，并随风送达到很远很远……
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婴儿的啼哭打破了夜晚的宁静，给乡村带来了生命的活力和朝气。这个出生的男孩起名文灏，字咏霓。翁文灏出生在一个官宦绅商家庭。高祖父翁开明（1786-1853）凭借一生的勤俭和精明，为子孙留下了裕丰造酒坊和裕大酱园、酒米铺等颇为可观的家业。到了他曾祖父翁景和（1823-1877），翁家的商业经营达到顶峰，经营范围北到天津、南到瞿州的东部沿海。相继在上海开设长丰绸庄和大丰洋布店；在杭州开设锡箔厂；在瞿州设上和南货店；在天津设乌木作坊；在宁波设宝大北船号、宝凤银楼；在本乡有养鱼塘、农场、果园及祖传的裕丰造酒坊，积资财有200多万两白银。
翁文灏的祖父翁运高（1839-1889），字南山，榜名步云，才华横溢，雅擅诗文，是当时宁波名士。清咸丰五年（1855）中举人，授内阁中书。翁文灏的父亲翁传洙，号勉甫，他对西方格致新学的兴趣远大于八股文章、科举仕途。他兴趣广泛，绘画、音乐不无爱好；时常翻阅格致新书，心血来潮时，便购一洋式小火轮，亲自开往上海游玩，玩厌倦了便不取分文地送给朋友。
翁文灏出生时，祖父翁运高已于半年前去世。虽然，此时翁家已不如翁景和时代那般繁荣昌盛，但毕竟是宁波有名的富户。据丁文江说：“翁文灏祖父死的时候，分家时，他父亲分得20万两银子，上海还有一所铺面，每年有好几千收入”，他“早年的环境是一个十足的纨绔”。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却没有沾染一点儿纨绔子弟的恶习，而是发奋读书，确实难能可贵。
幼年的翁文灏颇受祖母的宠爱，一来因为他是翁家的长房长孙，而且自幼聪慧可爱；二来也是因为他6岁丧母的特殊经历。
翁文灏的生母余宝玉（1872-1895）是慈溪人，家中世代在上海经商，与翁家祖上有姻亲关系。她幼时常随母亲到外婆家游玩，曾写下“水从石出真清澈，步逐坡登见曲斜”的诗句，外婆家美景给她留下极深的印象。因夫妻不和，在翁文灏刚刚度过6周岁生日的时候，余氏夫人便抛下翁文灏和两岁的妹妹杏仙，撒手人寰。由于他俩得到祖母的精心哺养，才没有感到太多的凄凉。一年多后，继母叶秀芬（1872-1932）来到翁家。叶氏夫人也是慈溪人，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之家。虽然是继母，但她以女性特有的善良贤淑，视他们兄妹为自己所生，并教导他们勤学苦读、力求上进，使一双幼小的心灵所受创伤得到了慰藉。叶氏夫人不仅贤惠，而且思想进步，据说她是宁波第一个提倡放足的妇女。在以后的30多年中，翁文灏视继母为生母，精心照顾、赡养终生、竭尽孝道，也算报答了这位含辛茹苦有养教之恩的继母。
6岁时，翁文灏开始入私塾读书，启蒙教师叫胡豁堂。当时私塾所读一般是《千字文》《幼学琼林》以及《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1899年，因石塘家中遭抢劫，翁文灏全家被迫避至宁波江北岸的引仙桥，租屋而居，他的塾师也改为史隽德。1901年，翁家再迁宁波城里天封寺前三角地居住。翁文灏天资聪慧，博闻强记，许多古书他能倒背如流、每天读书写字，已成习惯。由于他聪颖好学、勤奋刻苦，功课学得很好，字也写得很漂亮，深受同学们的钦慕、老师的赞扬。他13岁的时候，应每年一次的年考，考试成绩优异，被取为“鄞县附生、列名秀才”。依照当时的习惯，头戴“花顶”，身着“蓝衫”，访亲会友。在当地可算是荣耀了一阵子，十里八村都知道鄞县出了个少年秀才。
然而，人生之路不是平坦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翁文灏于1903年到杭州参加乡试，却时运不佳，名落孙山了。1905年1月9日，16岁的翁文灏，按旧习惯从父母之命，与林韵秋（1887-1958）女士结婚，婚后仍然留在家中读私塾。但此时翁文灏已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每天除读《左传》《春秋》、唐诗、宋词之外，更多的是读上海的《新民丛报》，还有《盛世危言》《天演论》等进步书籍。
当时，正是满清末年，神州大地，烽火四起。有志男儿，奔走呼号，救国之声，此起彼伏。翁文灏对时局很关心，对国家民族危难也很忧虑，他写下了“我虽少年知自勉，须扶衰弱佐中兴”的豪言壮语。
1906年到了上海，考上了法国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办的震旦学校，实际上就是一所中学，张謇任董事，由天主教教士任教务，功课设置偏重法文和数学，在课余时间学习历史、地理、物理和化学，也学一些哲学。在这里，一些基础课学得很扎实，为他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地质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08年，翁文灏从震旦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该年的秋季，又参加了浙江省留学考试，名列第7名，取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不平凡的博士学位
1908年，一艘叫雅西欧的客轮，满载着充满希望和梦幻的乘客，从上海吴淞口缓缓驶入东海。
客轮出海之后，乘客们或是玩牌，或是说笑，或是凭舷远眺，或是静静地思索。其中，有一位身穿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的年轻人，此刻正站在船头的甲板上，时而看着船头激起的浪花，时而远眺大海的奇观异景，时而俯首沉思。他是谁？他去哪里？干什么去？
他就是我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和创始人之一——翁文灏先生，他这次涉洋越海是到欧洲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东边的小城鲁汶（Louvain）大学学习。这所大学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一所名牌大学。此次与翁文灏同行的还有李芸孙、孙文耀、胡文耀、徐新卞、钱宝琼等人。
出国前，“到欧洲去学什么？”一直是他思考的重大问题。当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土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掠夺，因而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尤其是民族工业由于受到列强的商品倾销，资本输出等殖民政策的压制，发展受到了极大影响。偌大的中国因缺乏铁矿石而不能发展钢铁工业；因缺乏石油，本来就很少的轮船、汽车等交通工具竟不能很好地使用……中国成了洋油、洋火、洋轮、羊炮的“洋货”国家。
难道中国真的没有石油和铁矿石吗？中国真的就是地大而物不博吗？这一系列问题一直在翁文灏的脑海中萦绕。“不，我不相信这是事实，我要改变这种局面。”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大批的地质人才。由于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地质人才，翁文灏于是下定了决心学地质，然后再回国培养地质人才。沿途景色他无心观赏，他正在思考着下一步打算，那就是如何在鲁汶大学学好地质学，实现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轮船最终到达了目的地——比利时。翁文灏下了船，来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他走在通往鲁汶大学的布鲁塞尔街道上，看着这一派繁华景象，街上商品琳琅满目、车水马龙……想着祖国的贫穷落后，心中一股无限惆怅的思绪油然而生。因为他想到中国的历史，当年盛唐时期的中国、元世祖时的中国，祖国是何等强大，而今却极贫、极弱，任人欺凌……
鲁汶大学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东25千米的鲁汶城，是欧洲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著名大学。鲁汶（Louvain曾译为罗文、鲁文、鲁凡、勒芬、卢万等）属于布拉班特省，15世纪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经教皇马丁五世批准，1426年布拉班特公爵吉恩四世仿效巴黎大学的模式，建立了比利时第一所大学。建立之初，鲁汶大学就以天主教研究中心而享有盛名。16世纪，它是反对宗教改革的主要中心。法国大革命，使该校于1791年关闭，1834年比利时天主教重建该校，使之成为一所用法语授课的天主教大学。鲁汶城也因大学的存在，而成为欧洲著名大学城和文化中心。
据说，1425年教皇马丁五世批准成立这所大学，有关方面最初考虑把校址定在布鲁塞尔。但布鲁塞尔城当局坚决拒绝，理由很奇怪，今天看来很荒唐，怕因此玷污布鲁塞尔妇女的贞洁。
鲁汶城却将位于市中心的最重要贸易场所——“布楼”让给学校，这个颇有远见的行动使鲁汶受益匪浅。到20世纪初的时候，鲁汶大学的各类学校、研究所遍布大街小巷，与城市浑然一体，俨然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
鲁汶还是一座有名的啤酒城，书和啤酒是这座城市的象征。今天，我们可以在学校总部（布楼）的广场上看到，有一座左手拿着打开的书，右手握着啤酒杯，高举过头顶的学生塑像，他就是这座城市的象征。
翁文灏在鲁汶大学学习时的地质教师主要有教地质学、构造地质学的地质系主任多尔罗托（Dorlodot）；教结晶学、矿物学和岩石学的盖生（Kaisin）教授，也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以及教生物学和植物学的副教授沙莱（Salie）；教矿床学的副教授岛洛（Taurean）等。
鲁汶大学是一所具有500多年历史的著名大学，学校自建校以来培养出许多世界知名的科学家。置身于这种环境，翁文灏有着一种“学不好对不起祖国”的信念。从入学起，他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并即刻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上课时，他认真听老师讲课，做好课堂笔记，并不时向老师询问疑难问题；课外，他把空余时间全部花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最新书刊，并做好读书笔记。
在学校，他每天睡得很晚，孜孜不倦地在灯下攻读，以致他所在的寝室差不多每晚都是全校最后一个关灯的。每逢节假日，大多数同学都外出逛公园，而他很少去公园，即使偶尔进去，身边总少不了一叠报纸杂志，或是一本厚厚的书。在林荫下，在溪流旁，人们总能发现他在提笔写着什么。当时有位教授曾称赞说：“翁文灏是鲁汶大学学习最用功的学生，将来一定大有出息。”
他的一首七律诗，充分反映了在此期间读书和生活的情趣。他攻读地质学时，刻苦认真，取得很大收获。诗曰：半世纪前忆旧游，勤求地学从前修。图书设馆收藏富，宝镜偏光辨析优。物美珊瑚兼蚌壳，矿藏铜铁又琅球。认清山海升沉史，知识渊博处上游。
由于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又去野外实践，所以能力得到了锻炼，同时理论又与实践相结合，在学校每次的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当时在鲁汶大学还有两个中国学生孙文耀和胡文耀，也都成绩优秀，在学校被誉为“三文”）。
在鲁汶大学经过一年多的基础课学习，翁文灏对法语已经掌握得熟练自如，用法语与人交流已没有障碍了。第三个暑假，他开始出野外考察，为写毕业论文搜集资料。一个多月来，他一直在比利时的勒辛地区仔细考察，最终在勒辛地区寒武系地层中发现了一个玢岩体。
寒武系地层是一个距今有6亿年历史的古老地层，而玢岩是后来侵入到该地层中的岩体。这个岩体的侵入说明该区曾发生过岩浆作用。
这个玢岩体是翁文灏发现的，他决心要研究这个尚无人知的问题。他不辞劳苦地奔波于勒辛地区，跑遍了该地区的每一个山冈和沟壑。为了仔细观察一个地质现象，他经常趴在地上仔细看；为了看清每一组节理和岩石，他不得不在陡峭的崖壁上爬来爬去，爬上爬下。一个月来，他的辛苦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他搞清了玢岩体的分布及与围岩的关系，并获得了回校作进一步研究的几大箱岩矿标本。返校后，他首先将所有的标本在放大镜下进行肉眼鉴定，从中再挑出典型的标本作进一步鉴定。其次把这些典型标本进行切片，再经过砂轮打薄和研磨，磨成比纸还要薄的岩石薄片，最后把这些岩石薄片用树胶粘在玻璃片上，放到显微镜下进行观察、鉴定、分类和研究。在显微镜下，他对斜长石和石英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类和鉴定，并首次在石英中发现了包裹体。包裹体中液体动荡不定，气体冉冉向上。他的导师盖生（Kaisin）认为：这项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填补了在石英矿物中没有发现包裹体的空白。这项发现同时也为他获得博士学位奠定了基础。
经过自身的艰苦努力和导师盖生教授的精心指导，翁文灏完成了博士论文——《勒辛地区含石英玢岩研究》（La porphyrile quartzifere de Lessines）。全文用法文写成，共28页，附显微照片图版3张。这是中国地质学者发表的第一篇博士论文，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翁文灏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致认为：翁文灏的研究论文不仅材料丰富、立论清晰，还为当时比利时地质科学填补了一项空白，具有首创意义。该论文最终以“最优等”通过。因此，翁文灏也被破格直接授予博士学位。
翁文灏于1913年（23岁）正式获得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这使他成为中国首位地质学博士。此事国内外有关报刊作了报道，在国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比利时一家报纸说：“最好的成绩，被一个矮小的黄种人夺去了。”从此我国结束了没有地质学博士的历史。
首位地质学教授
翁文灏于1913年获得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后，导师盖生要他留校担任助教工作。但他考虑到祖国急需地质人才，国内只有两名比他先期回国的地质专门人才丁文江（1887-1936）和章鸿钊（1887-1951），这么大的国家只有两个人搞地质怎么行。强烈的爱国思想驱使他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于1913年初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鄞县。
在他的长诗《五个自述》中反映了他决心回国，为祖国的地质事业献身的心情。诗曰：谢绝私交厚薪给，愿为地学启朝暾。吴兴泰兴具同志，筚路蓝缕何足论。（吴兴指章鸿钊；泰兴指丁文江）
由于当时中国地质人才奇缺，中国地质科学奠基人丁文江、章鸿钊于1913年在地质研究所创办了一个地质培训班，共招收了22名学员。当丁、章二人正为缺少教员而苦恼时，得知翁文灏已经学成回国的消息，他们马上邀翁文灏来北京任教。1913年春节后，翁文灏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来到北京地质研究所任讲师。由于他治学严谨，科研成果多，学术水平高，教学效果好，很快就晋升为教授，或为我国首位地质学教授。
他先后担任了《地质学》《矿物学》和《岩石学》3门课程的主讲任务。讲课没有教材不行，他只好自己动手，编出了《地质学讲义》一书。该教材为手写石印本，共45页，10幅插图，内容包括矿物岩石章、历史地质章、地球构造章、地貌章及地下水章，这是我国公认的第一本比较系统的地质学教材。
他讲课认真生动，富有情趣，因而深受学生欢迎。他在课堂上经常提出一些思考题，供同学们在课堂上讨论，这样可以启发学生们的想象力，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和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最后再给同学们归纳总结并加以点评。
他讲课生动形象，当讲到地球内部结构时，他手里拿着一个半生不熟的切开的鸡蛋走上讲台。对此同学们大惑不解。有人说：“讲地球，拿来鸡蛋干什么。”
还有人说：“天天都吃鸡蛋，还用讲吗？”
在学生们议论正激烈高兴的时候，翁文灏开始讲课了。
他说：“地球的内部结构就像这个鸡蛋一样，可分为三层：即蛋壳、蛋白（清）和蛋黄，蛋壳相当于地壳、蛋清相当于地幔、蛋黄相当于地核。地壳非常薄，平均厚度只有33公里；地幔比较厚，有2900多公里；地核特别厚，有3400多公里，而且还分为内核和外核，外核是液态的，就像这个没有煮熟的蛋黄一样。”翁文灏用鸡蛋的内部结构比喻地球内部结构，使同学们听起来感到很新颖，而且也非常直观，便于理解。
地质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翁文灏教授就经常带同学们到华北、华南各省实习和进行地质旅行。每到一地后，他先让学生自己看地质现象，把所见到的各种石头（矿石、宝石、玉石和化石等）和种种断裂进行观察和鉴定，然后把学生集中起来，让他们自己把所见所闻及各种见解、疑问都发表出来，最后由老师讲解对在哪里，错在何处。通过室内的理论学习和野外的地质实习，同学们真正学到了本领，使他们成为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出来的地质学家。例如，后来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主任的谢家荣（1898-1966）教授、谭锡畴（1892-1952）教授、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李学清（1892-1971）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叶良辅（1894-1949）、李捷，地质调查所技正（相当于教授）、周赞衡、玉竹泉（1891-1975）、两广及贵州、浙江地质调查所所长朱庭祐（1895-1984）教授等20多位著名的地质学家。
这些人经过3年的学习，于1916年毕业，挑起了全国地质矿产调查的大梁。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独当一面，开展一个省的地质调查工作。当这些人毕业后就正式成立了地质调查所，真正地开展了全国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从此正式揭开了我国自己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序幕，结束了依靠洋人的时代。
在开展全国的地质调查中，鉴于每省还分不到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情况，当时就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又开始在清华大学筹建地质系，继续培养地质学人才。他亲自担任系主任，设立了地理、地质、气象等学科，其培养范围不仅覆盖了地质，而且扩大到地理和气象，培养地球科学方面的人才，这在当时是非常有远见卓识的英明之举。
根据地质学的特点，翁文灏为地质学系制订了实践性非常强的教学实习计划。第一年为短距离的野外地质实习，到北京市郊区观看三家店至门头沟的地质剖面，到温泉、八达岭等地进行地质旅游。第二年暑期进行地形测量和地质剖面测量；地形测量安排在青岛及山西晋祠西山，地质剖面测量在北京西山。第三年春天作长距离的野外考察，如到山西太原、五台山、大同，湖南衡山、常宁水口山、山东济南、张夏、泰安、大汶口等地。第三年夏季从事专业调查，如参加北京西山的地质填图，为毕业论文搜集资料等。各种课本及参考书绝大多数为外文版本，英语为第一外国语，德、法、日等语种任选一门作为第二外国语，但第一、第二外国语均为必修考试课程。可见当时翁文灏对大学生外国语要求是非常高的。
翁文灏认为“名师出高徒”，于是他聘请了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到清华大学任教，例如美国著名的地质学教授葛利普（1870-1946），德籍教授高均德，以及袁复礼（1893-1981）、熊庆来（1893-1969）、谢家荣、冯景兰（1898-1976）、张席禔（1898-1966）、斯行健等著名的地质学教授。
在搞好课堂教学的同时，翁文灏还规定高年级学生可作为中国地质学会会友参加年会活动，聆听不定期学术报告和全校性公开的学术报告。例如请北京猿人的发现者裴文中（1903-1982）教授作“北京猿人发掘经过”的报告、请袁复礼教授作“西北科学考察经过”的报告，都大大提高了在校生学习地质学的兴趣。
在学籍管理方面，翁文灏实行了淘汰制，实行“严进严出”。这种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实行的大学生“宽进严出”，也不同于目前国内实行的“严进宽出”。当时清华大学在全国招收尖子生，进校后实行淘汰制，对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实行留级、退学、肄业等处理，所以到大学毕业时每班只剩下几名优秀学生。清华大学地学系从1929年开办到1937年停办，共招收7届学生，总共只有45名学生拿到毕业证书，可见那时对培养学生的要求是何等之高。
由于翁文灏创办清华大学地学系所表现的卓越贡献和极高的组织才能，还有国内外著名学者的声望，当1931年吴南轩因病辞去清华大学校长职务的时候，南京政府教育部很快就任命翁文灏为清华大学代理校长。
潜心创办地质机构
1916年，以丁文江、章鸿钊和翁文灏为主，创办的地质研究所，在首届学生毕业以后，就宣告结束了。地质研究所撤销后，成立了地质调查所。从此，正式揭开了我国自己地质调查工作的新篇章。调查所用他们自己培养的学生为骨干，开始由过去的研究机构变成实业机构了。
地质调查所的初任所长是丁文江，章鸿钊和翁文灏分别担任地质股长和矿产股长。1921年因丁文江辞去所长职务，到辽宁北票煤矿去任职，所长职务由翁文灏来担任。1928年北伐军到了北京，地质调查所改由南京国民政府农商部领导，新成立的地质调查所，每月只给1000元的经费，所以经费拮据，困难万状。
1928年年初，翁文灏去南京面见国民政府农商部长易培基，一方面是述职，同时也请求政府拨经费。他来到南京，已身无分文，连住店的钱都没有了。后来同乞丐们一起在鼓楼过了一夜。
后来，翁文灏曾在《五十自述》诗中回忆这段情节时写道：四十生辰在鼓楼，穷愁焦虑复踯躅。人生际遇车难常，壮志不为艰困服。同人相勉竭辛勤，世风不愿相角逐。燕京旧址是留恋，社会同情赠蔬菽。（戊辰年余年四十，时寓南京鼓楼）
在翁文灏的领导下，地质调查所的同仁们，不嫌微薄的待遇，从不见异思迁，都努力工作，埋头研究，取得了可喜的地质成果，终于得到了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地质调查所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后来还相继成立了地震、燃料、土壤和新生代等研究室，另外在北平修了陈列馆，在南京建立了地质调查所新楼。这些工作在我国都是具有开拓性的。
翁文灏积极参与并领导了新生代研究室的筹建工作，这是中国最早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特别是古人类研究的专门机构，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就是这个研究室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这是世界人类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
1929年，丁文江、翁文灏和由中国政府聘请来华工作的瑞典科学家安特生（Pavidson Blacr，1884-1934）等，经过长期筹划，由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合作，美国洛克菲勒（Rockfelle）基金会提供经费，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当我们看到1926年10月18日，翁文灏给当时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主任步达生的信时，就会想到他在这方面所花费的心血了。信中说：“我收到你16日来信，对我们过去讨论的合作，做了概要的安排。对这具有高度科学兴趣的计划我很满意，并感谢给予中国地质调查所很大的支持。我同意你在信中所提的大纲，为了比会谈的更清楚一些，再略为申请几点：关于周口店的研究，我完全同意你的计划。为这项研究，中国地质调查所将派一位现在在德国学习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指杨钟健），到瑞典了解以前发现的材料和研究情况，以便将来和你所提议的从事这项工作的其他同行更好地合作。必要时，为了地形和地质调查，中国地质调查所还可以提供一两名地质学家。中国地质调查所可能资助小部分工作经费，但我们都赞成最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全部费用。关于人类化石和其他遗物及科研成果可发表于《中国古生物志》，还要明确，交给你的人类骨骼当永远保存在中国，是否由人类生物学研究所（指新生代研究室）来实现此事……”就在这封信里，翁文灏还提出，“大量从河南、奉天（今辽宁）和甘肃发现的人骨架，已得到发现者的同意，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北京人”的发现在考古学史上是富有情趣的。一位瑞典的科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附近一位开采石灰石的工人带领下，来到名叫“鸡骨山”的山上，安特生俯首拾到一块“鸡骨”，清除了附在上面的泥土，仔细地观察着，突然他问带路的工人道：“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它就是鸡骨，因为山上洞穴裂隙中有很多这种鸡骨，所以这座山我们就叫它‘鸡骨山’。”工人回答道。“这不是鸡骨，而是一种小的哺乳动物化石”。安特生说。“附近有个洞穴，洞内这种骨头有很多。”工人说。
安特生很感兴趣，在山上转了半天。他根据山上出现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便预言道：“这里会有人类的遗物发现。”
这个预言，被新生代研究室的杨钟健教授和裴文中教授证实了。1927年在杨钟健教授主持发掘下，10月16日由步林博士发现一颗完整的人类臼齿化石。裴文中教授于1929年12月2日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
12月2日下午4点多钟，当时已日落西山，北风呼呼地吹着，挖掘者们感到十分寒冷，但大家仍然紧张地工作着。天色黑暗下来，突然从洞里传出一个喊声：“这是什么？人头！”裴文中喊道。
考古工作者们很快就围了过去，因为“人头”是人们盼望已久的了。从当时人们的表情看，个个都是那么激动和惊喜。有人急忙说道：“把它立即挖出来！”“天晚了，最好等明天吧！免得弄坏了。”“它已经在这里待了几十万年了，哪里还在乎这十几个小时呢？”人们七嘴八舌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话虽这么说，谁又能等待这难熬的夜晚呢？再说万一被盗，那将会遗憾终生。
裴文中决定连夜取出，他叫人取来蜡烛，在烛光下裴文中教授亲自把它取出。这个头骨一半埋在松土中，一半埋在硬土中，在发掘过程中，由于撬动的关系，一小部分头骨被震裂了，但总体来说还很完整。由于头骨开裂也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猿人头骨壁的厚度达10毫米，几乎是现代人的两倍厚，更进一步证实头骨的原始性。
头骨取出后裴文中一夜没有合眼，连夜将其烘干，用石膏将其固定，用棉花和被子将它包了又包，裹了又裹。天一亮，就向翁文灏、安特生拍去电报：“挖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北京猿人”头骨和牙齿的发现轰动了整个科技界，从而揭开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序幕。翁文灏又在中国地质学会特别会上，宣读了《中国古人种之搜寻》的论文，汇报周口店发掘成果，该文发表于《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后又撰写《北京猿人学术上的意义》，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刊登。
翁文灏对中国地质事业的成长、壮大和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他一方面孜孜不倦地钻研地质科学理论，另一方面又经常到野外去作实地调查，几十年如一日，恪尽职守，任劳任怨。
青壮年时期的翁文灏，作为一位出色的中国地质学家，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对许多矿种进行勘查，特别是煤和石油，更是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他发表过186篇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早在1926年，他在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上，以总结中国东部中生代地质构造演化中，首次提出了中生代侏罗、白垩纪时期的大规模造山运动，并命名“燕山运动”，这个概念和名词一直运用到现在。翁文灏在1920年所著的《中国矿产区域论》是对我国地质矿产学的一大贡献。
翁文灏早在1923年就首次引进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观点，写文章论述这个学说的各种证据，而且认为大陆漂移学说是“理论极为新颖，其说明地质时代之海陆分布，诚有胜前人之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大陆漂移—海底扩张—板块构造学说为代表的“新全球构造”，已风靡世界，为多数地区工作者接受。由此可见翁文灏在地质科学上的真知灼见，远见卓识。
翁文灏在他的自述诗《回溯吟》中写道：自问生平乐事秋，纵横禹甸作良游。岱宗晶石由来古，嘉峪关门瞩望悠。辽水丰盈藏铁质，贺兰农垦展平畴。携锥负笈守印计，愿尽终身地宝求。
大地震动以后
在今天中国人的记忆中，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7.8级）大概是自然界最疯狂的一次恶性发作，夺去近25万人的生命。尤其是京津唐地区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谈之色变。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却发生一次比唐山地震还要大得多的地震——甘肃海原大地震（8.5级）。
让我们把日历再翻到1920年12月16日，晚7时27分，甘肃省东部海原（今属宁夏），突然大地摇荡，如波涛起伏、声响如雷，随即“山崩地裂、黑水上涌、房屋倒塌，省城兰州第一次震动时间长达六七分钟之久”。以后余震不断，迁延“三月之久”。每震动一次“沙飞石起、树拔山崩、城郭为虚、陵谷易仕”。受震地区横跨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省五六十个县的广大地区。有4个城市被毁，海原县城倾陷，葬身其中者7万余人。据统计，光甘肃省在此次地震中死亡人口达234117人。在一些地区“山崩土裂、村庄淹没，数十里内，人烟断绝，鸡犬绝迹，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见”。被科学家称为20世纪全球3次特大地震之一。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人祸天灾几乎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据统计，20世纪全球十大自然灾害中，中国竟占了一半。正如一些科学家指出，任何其他天灾都比不上地震能在如此短促的时候，如此广大范围，造成如此大的灾难。甘肃发生地震甚至波及中国沿海地区，也震动了北洋政府，在指示地方政府救灾的同时，北京政府派出了由农商、内政、交通、教育4部人员组成9人考察团赴灾区考察。
翁文灏率王烈、谢家荣作为考察团成员亲赴灾区考察。这时灾区余震不断，既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又没有精良的仪器设备，许多工作要亲自动手。翁文灏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行路以马代步，用碎银子付账。由于工作条件艰苦，营养不良，又极少休息，翁文灏因劳累过度，双腿水肿，得了营养缺乏症，但他仍抱病坚持，圆满完成了这次考察任务。这也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次对地震区进行的实地考察。
到达灾区之后，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满目疮痍的荒凉景象，到处是断壁残垣，遍地是废墟瓦砾，地面裂缝纵横、污水横溢、交通堵塞、腥味冲天。一根根折断的烟囱，早已没有炊烟；一排排坍塌的房屋，早已没有鸡鸣了。真是“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震后余生的人们怎能忍受这失去亲人和家园的痛苦，撕心裂肺的哭声震撼着翁文灏的心。此刻，翁文灏的心像针扎似的，热血已经沸腾了，为了让人民不再遭受地震的苦难，一定要认真考察，弄清地震发生的原因，为今后震前预报工作打下基础，一定要降伏地震这个恶魔。
在海原地震灾区，翁文灏每天带病访问灾民，了解地震情况。他拿着地质锤、地质罗盘、放大镜、测绳等考察工具，到处调查研究，测量数据。一天，当他拖着水肿而沉重的双腿，来到一间临时支撑起来的竹棚前面，只见一位头戴白布帽子的回族老人蜷曲在那里，翁文灏忙上去和老人闲谈，问道：“老人家高寿了？”“88岁了。”老人回答。“老人家您这一辈子经历过这么大的地震吗？”“只听说鳌鱼眨眼的故事，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地震。”“您知道为什么发生地震吗？”“这是该人类遭劫了，才地动山摇呗！”
翁文灏向老人解释说：“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没有上天的意思。过去人们传说大地是驮在一条鳌鱼背上的，说是每当鳌鱼睡时，就会发生地震，其实这是古代人对地震形成的一种猜测，没有科学道理。”
凭着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顽强的毅力，翁文灏胜利完成了这次考察任务，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日后室内进一步研究地震奠定了基础。
考察完毕，翁文灏通过研究得知：震级越大并不意味着烈度越大。烈度的大小还要受震源深度的影响。震源越深，地震波对地表的破坏就越小，烈度也就越小。震源深度如超过几百千米，地震波传到地表基本消耗殆尽，当然也就对地表没有多大破坏。然而，海原这次地震不但震级达到8.5级，而且震源深度还很浅，发生在地下十多千米处，所以破坏力就特别大，造成几十万人死亡，其裂度翁文灏把它划为10度。
地震考察归来后，翁文灏通过对调查材料的精心整理分析，并结合历史资料的记载，先后撰写了“甘肃地震考”、“中国震中地域及其地质原因”两篇论文及《地震》一书。“中国地震”一文曾在比利时1922年召开的第13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在“甘肃地震考”一文中，他通过查阅和分析中国史籍和地方志上记载的大量有关地震的实际资料，作出了一批统计表，阐明了自公元8世纪以来甘肃地震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和周期性，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此外，他还在“甘肃地震表”，列出从公元前790年到1909年共240次地震的发震时间、地点和震级情况，这些资料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为地震预测提供了主要数据，开创了我国现代地震地质学研究的先河。
翁文灏通过甘肃大地震的考察，取得了许多关于地震的理论成果，他也感到要研究地震除了作宏观野外调查之外，还必须靠仪器观测。
1922年8月10-19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第13届国际地质大会正隆重召开。来自全球各地的地质界精英们热情地讨论着各国各地区提交的地质论文。国际地质学大会每4年都要召开一次，这是代表地质学界最高水平的地质学理论总结交流的大会。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这里，有的仅是肤色的区别。中国地质学家出席国际地质学大会这还是首次。
在主席台上，只见一名面色红润、个头不高的学者面带微笑，从容地宣读自己的学术论文：《中国地震》和与葛利普（A·W·Grabau，1870-1946）合作的学术论文：《中国之石类纪》。他是用英语宣读的，语言流畅，表达富有吸引力，时而用他那犀利的眼光扫视一下整个会场，时而慷慨激昂，阐明自己的现点。自信的神态和渊博的知识成了他独具魅力的特色。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翁文灏结束了自己的发言，从容地走下了讲坛。结果他的两篇学术论文都发表在会议论文集上，同时翁文灏在会上当选为国际地质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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