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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5 19: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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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立杨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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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谈

兵谈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兵谈作者:伍立杨排版:辛萌哒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07-01ISBN:9787531342045本书由成都万有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 序幽微处的情绪烟云

纸上的风景,搜剔幽秘,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欧洲小说,自夏多布里昂,描写风景,为一时风尚。虽游离主题之外,却自有妙趣。五代后蜀韦縠编选《才调集》,他就相信文字词采,其韵之高,可比桂魄;其词之丽,可胜春色。陈从周一部《说园》,议论周匝,文字雅俊,缩龙成寸,点缀疏密,不啻一部胸中之园林。微雨小窗,草木苍然,苏东坡时代的风景,今天已难实指,而其文字心情,仍可一贯。夜来风雨一灯,闭户读书,翻开全唐诗,光是看看题目,也就很有意思了。《塞路晚晴》《春晚旅次有怀》《秋宿湘江遇雨》《寄邻庄道侣》,汉字天然的组合,意境深深,惹人沉吟叩弹。看来纸上的风景,一半是大自然,一半是文字奇妙组合产生的韵味。魏晋诗歌虽窥情风景,钻貌草木,太过重视形似,然在一番雕琢研磨之中,文字的神理,悄然潜伏下来。故虽看若形似,而文字越千年,实形神俱在。顾长康说会稽山川之美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多少年又多少年,山川非复旧时容,而此文字定格的自然之美却灵性长存不灭。文字意境,其勾勒渲染,所予人者,甚至过于自然本身。

王羲之一生写过五百多封杂帖,这些写在绢帛之上的简短书信,多言约意丰,语短情长。他推重艺术化的人生,力图使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诗文风雅,书画遣兴,他的书法翩若惊鸿,他的杂帖又情思摇荡,看似可有可无,因为其中没有非说不可的话,然味道正在其中,艺术家的气质因了社会风尚而得以结晶为第一流的艺术品。到了蒲松龄,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就只好人鬼狐妖,聊发异想了。然而,子夜一灯如豆,萧斋冷寂,“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仿佛听得见蒲翁落地不散的长叹。

有时候静坐思维,与时光共老,看芭蕉又绿,心境空漠,寐不交睫。偶有浅梦,也必是买芒鞋竹杖,向故乡的千山万山深处,一片蒲团,了此三千大千世界。正所谓“交寡深深怀旧地,变多渐渐悟浮生”。

张恨水先生云:托迹未高飞不起,稗官写到鬓斑时。洵为客居无俚,著述自娱之写照,实堪借以自况。然久而不废者,乃因聊耽著述,藉解牢愁。头颅若许,岁月若驰,真不禁把酒问天,而欲一吐胸中抑塞也。

培根氏云,读史使人明智。也不尽然。试观今之民国史著述,读之越多,则越易迷惘。盖以真相遮蔽已久,而说民国史者,由痴人说梦转为戏说臆想,痼弊深矣,徒饰虚文,无补实际,尚不知将伊于胡底,是以迷惘不得不然耳。

有读者高明以为,笔者之民国史解读或于解会人事,略有涓埃之助。是则以点滴之发现,均来自于第一手资料。举凡顾墨三、刘经扶、熊天翼、陈辞修……直至胡伯玉、邱雨庵、关雨东、戴海鸥,直至部队下级连排长,回忆访谈,俱穷加搜罗,积于今已斐然可观。其间不啻得原始史料之助,也颇饶幽微处的情绪烟云。然而风流云散,思之腹痛;室迩人远,徒怆我心。

爝火之微,何增乎光耀,而有所弗遗者,吴鸿兄及晓亮君之力促,绪论芳徽,洞烛机宜,谬采虚声,推奖逾份。方使我驽马奋驾,贾其余勇,检索支离之作,于汗漫卷帙中,得闲文四部,曰:谈艺、谈史、谈兵、谈美。近年所作晚清流变、幕僚生涯等,为葆其完整性,暂未收入集中。虽覆瓿之物,然亦曾获看官谬奖。安敢不竭所知,用献野人一得之愚。2011年初夏通电的杂文味

我国文字的每一个独立个体,又各是一种自在的意象世界。骈俪文体中,除指示出鲜明的图画意义,尚有叠字可稳固音容,叠韵双声可增强文字上的音调美感、用典的浑化入神,包含的内容言外语意还有多重;篇终语了,尚有足可延长的种种念头,可供咀嚼。民国时期,割据势力的通电尚多采用骈俪文体,一则易使文章在有限的篇幅里跌宕起伏,使之更为老健多样,从而使读者乐于观诵;一则尺幅兴波,俾文语势连绵,含义深广,攻击对方的力量也得以加强。民初通电,本来也是打击对方的一种手段,但为着增强力量起见,总在调动当时文士的基础上,使之更为完善。从文体上说,它具有汉大赋及六朝抒情小赋的双重合理内核。在形式及写法上,所沾洽的是六朝骈文的轻捷敏妙;而在效果上,它又力求获得汉大赋的铺陈巨丽,因此在辞藻句式方面有所节制地对大赋加以采用。从而,往往以有限的篇幅,取得长驱千里的气势。而其敌对的立场,摇曳笔管的文士,又要做出声泪俱下的样子,于是在文句的停蓄推进中,顿挫疾徐的天然配置中,又烘托出一种掩抑悲壮的声调。

通电的目的在讨伐、讽刺、揭短,或者骂世,甚至自道苦衷,而造成不得不然的事实。在此,驳论是主干。但从前的骈俪名篇却多写景之作,通电为使旁观者(世人)相信它的理由,也要在驳论中融入社会景象、破败的城乡,这样方有兴兵的理由。

1913年,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应孙中山先生号召,在重庆宣布独立,发动武装讨袁,与拥袁的四川都督胡景伊展开较量。其《誓师文》(1913年8月4日)尝谓:“原夫专制国之养士,供一姓之驱驰,共和国之征兵,作人权之保障。方今袁贼世凯罪恶滔天,胡贼景伊骄横无惮,蔑我宪纲,叛我国民。鬼蜮居心,豺狼成性。纵奸佞以招贿赂,吸膏血以保贪婪,议会失监督之权,法律无裁判之效。人情共愤,天道不容……试观天意所趋,风云来会,抑看义旗所指,日月为新。”(《四川军阀史料》)

次日的讨袁通电又说:“肇祸首罪,实为袁贼。于临时总统期间内,违法专权,营私植党,近复暗杀元勋(指袁暗杀宋教仁),蹂躏国会,法律失效,武力横施,含生之伦,莫不发指。”可以说句句击中袁世凯的要害。是年“癸丑讨贼”失败后,革命党被指为“乱党”,袁世凯也有令军队剿办义军电:“四川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向驻重庆,素乏纪律,前此所部哗变,几至糜烂地方;附和乱党,图谋背叛,扰害公安,殊堪痛恨。并着领湖北提督事黎元洪,酌拨劲旅,会同兜剿,?迅荡逆氛,?勿任蔓延。”强词夺理,掩不住色厉内荏的空虚,党人与袁贼孰是孰非,不是在通电中也颇可窥见一斑吗?

也许通电文本的讲究与事件的始作俑者最有关涉。民国初期革命党的通电往往经过孙中山、黄兴、章太炎手订,而他们都是现代文化史上第一流的智识者。即如军阀吴佩孚尚是前清秀才。民国中后期一线的战将,若刘文辉,深于旧学,新中国成立后任林业部长,不识新式标点;若廖耀湘,国学底子在北伐以后的高级将领中,要算翘楚;若刘峙,徐蚌兵败,退至南洋,隐名埋姓,教授国文,尤擅旧尺牍,博稽通考,更兼深入浅出,学生深表欢迎。兴趣爱好所在,生理兴焉。而其幕中参谋僚属,也颇得用武之地。当然,通电骈文做得最好的是饶汉祥,他民国初年曾任黎元洪的秘书长。他的骈文,已臻出神入化之境。

文士从容挥毫,感慨淋漓,往往有奇妙篇章,数十年之后读之,事实历历如在目前。固然军阀混战带来种种恶果,擢发难数,但其作为相对独立的个体——当然不乏纵横捭阖的联合分化,但在声讨时是相对独立的,因此客观上反而造成一种制约。相互监督的效果,其放言无忌,?互揭行径,?往往是一种极好的舆论监督。他们果为何人,所行何事,催人同情或者叫人作呕,也往往能大白于天下。而社会中间的许多人事真相亦就在通电的往复之中不请自出。

单行句实已足够说明事实,但当讨伐之初,两方对立须交往(当然是打仗),故采用骈俪的典重雅致。除去这种考虑,尚以骈文“同为一言,转相告语”,足可使意思显豁而含蓄,节制而不能增改。

1927年6月6日刘文辉声讨刘成勋通电,长达两千余字,辗转复沓,四六交换,文风寓严肃于散漫纡徐、跌宕飘忽之中:“窃以为革命事业何等光荣,所期射虎斩蛟,扫除群害,何可悬羊市犬,浪窃虚名,盖乱苗之稗荑不芟,薰莸安别;障路之榛荆不剪,披拂徒劳……不意二十三军军长刘成勋,巧诈性成,昏庸不悟,残民以逞,罄竹难书。军阀恶习,既深刻难除;革命措施,直不知所措。军容既如儿戏,政令不出营门。其所擢用倚任之人,率以狡狯贪残为事。一粮而岁数征,且巧立种种名目;一烟而税百出,更暗布重重网罗。倘再容忍不言,将致沦胥共尽……”

刘成勋6月9日《请一致声讨刘文辉电》仅六百字:“勋于鱼日通电誓师北伐,不意革命军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竟于庚日出兵攻我双流,扰我彭山,阻我北伐之进行,遂彼一统之迷梦。伏思川中苦兵久矣,苟能出师向外,稍有心肝者,应如何赞助成行,讵此革命头衔之军长,公然出兵攻我,是糜烂川局,背叛党国之行为,昭然若揭。诸公高瞻远瞩,洞见万方,伏望主持纪纲,一致声讨,以清妖氛而伸党纪……”

又有军阀出来调停二刘息争通电,有谓“诚以川省频年兵争靡已,循环战端,无岁无之。烽燧相惊,忍听豆萁饮泣,本根尽拔,宁止瓜蔓已烯”,要算通情达理、有识见意味之语。

1930年 4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宣誓讨蒋,中原大战爆发在即。冯玉祥在就职宣言中指斥蒋介石为国家动乱不安的祸根,数落蒋氏践踏民主、弄权使气的种种恶端,发誓将其剪灭。宣言称:“近月以来,陕甘两省,大股土匪,到处焚掠,凡经被掠之人,周身悉现铁烙。迨军队拘获匪首,其身边皆带有委任状,乃煌煌全国主席蒋中正所颁发,至有数十路之多。”阎锡山就职通电称:“将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必有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以作威福者,全国人亦必起而讨伐之。”

骈文发展到八股文,烂熟已极,也腐朽已极。这与时代气氛有关,并非文体本身之错。禽兽只知饥啼痛吼,如此皆出于本能的号呼,而语言自来是人的专长,虽说文采与思想密不可分,形成依存于内容,但文章修炼到极境,对思想表达的准确性有益无害。当时一般作家不乏发言的机会,但讥讽过度,也容易招祸引灾,所以婉曲迂回往往在其考虑之内。唯此通电一体,双方后面真正要发言的是枪炮刀剑,言论的限度简直就不成约束,且唯恐嘲讽麾斥不够。故其行文推进往往大刀阔斧,或者冷峭犀利,仿佛放足妇人,大步踏去,十分痛快。写到动情的时候,不免山崩峡流,文气贯注。通电看似公文,实则与真正毫不足取的文牍相比,反而因了大动干戈造成一种别样的文章。至于通电双方因调停息争止怒,那就皆大欢喜,独留电文于世间成为单独的欣赏品了。武器与文章

正如文学与经济并不同步并进一样,文章与武器的对比因时间的推移,愈是悬殊,反差强烈。那就是,武器越进步,文章越退步,大抵如是。

武器方面,且不说阴影密布的巨量热核弹头,仅战机即一年一个新花样,性能迭加改进;最先进的宙斯盾级导弹驱逐舰,其声呐系统造成反潜能力的超前性,近百种电子战配备立体呼应,具有强大的海上区域防御能力,故借古希腊神话里宙斯手上的神盾而美其名。至于常规的机枪、步枪,自枪械完成后膛装填革命后,轻重高射机枪,车载、航载机枪不断问世。

相形之下,无论中西方,文章多干瘪庸常,心灵颠倒紊乱。那些文字透着寡头的唆使,奸商盘算周围的奴相,较之往昔文章的细密、周到、讲究,还有深刻及血性……于今只是剪彩为花,终非活色。

或以为,曹操说“恃文者亡”,是也。其极端者,像梁简文帝为侯景暗杀之前,已感死亡的阴影,犹作诗文数百篇,辞极凄怆深异;梁元帝当北兵压境之际,?犹讲谈?《老子》不辍。史家于文定公(于慎行)长慨曰:“如此而文,不如无文;如此而谈,不如无谈。”伤心之言也。

是故文人文章多遭精通时事者嘲讽。殊不知曹阿瞒还说“恃武者灭”。及于今,情状愈明。杀人利器造成人类自相残酷杀伤,引发辛稼轩式的慨叹:殆天数,非人力。实际上这些武器却正是人力自身创造,天数欤,人力欤,念之神伤。

实则,倘将杰斐逊笔下文字也纳入文章概念,则曹操大公子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句被后人冷嘲不已的名言,犹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独立宣言》??《权利法案》,思想、文采饱满伟岸,诚文章之翘楚,其治国治世的普适性,证明这个世上最有力者,还不一定就是某些独夫视为法宝的刀枪炮。杰斐逊的文章理念,直接造就了世界上头号强国,当然也包括军事力量在内。是以只重技术、忽略人文,以为文章不能当饭吃,也算有“识”——识得世事的小节末端。志量如此,安得谓之达人君子之道?古代的特种小分队

除了世界大战的大会战以外,小分队作战为一种相当重要的作战方式,冷战以后的国际战争或局部战争,特种小分队作战,甚至成为一种主要的作战方式。

各国军队中,尤以美军特种作战部队葆有最强大战力。它以绝对的空中优势和精确打击能力,往往在战争先期摧毁敌人的指挥、防空和通信系统,随之由小分队实施地面攻击,即收拾残局。如在对阿富汗、对伊拉克战争中,广泛采用特种作战,为空军搜索和指示重要目标,占领油田、大坝等要害,并确认战果;或做小规模破袭战,攻击隐秘的雷达站,指导、协调并训练反对派武装。在“山地风暴”行动前,美军先遣队即组织六十人特种作战分队进入阿富汗边境小村,包括赫赫有名的121特遣队,以及“绿色贝雷帽”、“海豹突击队”等其他特种部队和中央情报局干员。与蛮横乱来的塔利班军事人员相比,素质相差不啻天渊,他们搜捕行动中的作用显而易见。“9•11”恐怖事件发生后,也是特种部队迅速行动,完成先期作战部署。美军中大小不等几十支执行不同任务的特种部队,绝大部分在建制上隶属于各自的军种。“绿色贝雷帽”可称得上是美国特种部队的鼻祖,1962年正式成立,擅长渗透作战、颠覆、破坏及其他的秘密行动。“海豹突击队”则被誉为美国海军中的精英。“三角洲部队”直属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从事反恐、情报任务,最擅长外科手术式的秘密打击,或者潜伏敌后待命。

说起来中国古代也是有特种兵的。《史记•周本纪》记载:商纣王昏乱暴虐滋甚,周武王讨伐商纣,戎车三百乘,甲士四万五千人,虎贲三千人。这里的“虎贲”,即为较大型的特种部队。随后的牧野之战,诸侯助周者,战车四千乘,此则联合部队矣!《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写孔子周游列国时,途中屡遇险阻。一次从卫国到陈国,过匡城,匡城人以为是他们的仇人阳虎来了。因为阳虎和孔子相貌绝似。于是孔子被拘禁好几天,后得脱。又在去宋国路上,歇大树下,宋司马桓某想要暗杀他,拔树杀之,未遂。又从陈国离开时,过蒲城,因宿怨被包围,幸其弟子中有武林高手,唤做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随孔子。其为人贤良,有勇力,组织一小分队。他认为遇难多次都是命中注定,但愿力斗而死,也不屈从。经一番激烈搏斗,蒲人害怕了,孔子得以冲出包围圈。

在蔡国待了三年,吴、陈打起来了。楚国帮助陈国,情报说孔子在陈、蔡之间,遂派人聘请他。陈、蔡的参谋人员认为孔子大贤,所指出的诸侯大病都在实处,为大国楚所用,则我辈危险了,遂派出武装人员将孔子包围。在乡村,粮食断绝了,随从学生病的病、垮的垮,有人说话开始不那么中听了。后来子贡好不容易潜行至楚国,楚昭王派遣特种兵,才将孔子解救出来。《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九年,在博狼沙,始皇为张良和大力士所狙击,此即是一特小型小分队。惜未中。始皇“乃令天下大索十日”。三十一年,秦始皇微行咸阳,警卫四人,夜出兰池,被某一小型特攻队包围,警卫苦战得脱。“关中大索二十日”。

这些是先秦时期的特种小分队的情形,年代久远,只能是朦胧勾画。中近古以还,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多有采用此战术者,面目不甚亲切。

大的战斗部队造成势如破竹的情势,而小分队就是那种“势”的具象表现。

古代和现代都有一些小国,与世无争,一心以繁荣和平为务,但在大国的纵横捭阖中往往惨遭蹂躏,足以证明天下无公理可言。假如他们重视国防,能在精兵和特种小分队上下工夫,在关节处打破强梁的压迫以及他们欺人的神话,事情可能还有转机。

对于一个国家或实体来讲,当以一种密度很大的效率,使安全落实,而不仅仅是写在纸上。也说黄秋岳与情报案

黄浚,号秋岳,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乃旧派文人,北洋时期的小官僚,后在国民政府做事,与北洋失意政客和清朝遗老多有往来。其也小有才,擅书法、词章,夤缘权贵。抗战前即为日本收买,长期卧底,出卖情报。七七事变后,其事为军统侦破,旋遭枪决。

曹聚仁先生在《天一阁人物谭》中,就黄氏与一绝密情报泄密案发议道:“黄秋岳父子,以文士的散漫习气,终于替日本方面做情报工作,那是事实。但做情报工作,乃是他做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时期,他实在也很懒,只是把政治会议的决议案原封不动交给日本使馆而已。这样,日本方面所公布有关国民政府的政治会议决议案,和南京方面一样迅速。这就引起了国民政府当局的怀疑。经过了侦察,知道和黄秋岳的秘书工作有关。因此,1935年春天,便把黄秋岳从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职位调开,他就失去了参与机密的机会了。邵力子先生也对我说:黄秋岳是不会知道军事会议的军事秘密的。”

2011年3月20日的《中华读书报》有一篇文章,依据曹先生的这一说法,竟将黄浚事定性为“民国肃奸的一大疑案”,认为与实情大有出入,并说国军“面对一再失利的军事败绩,当局为了鼓舞军心民气,不得不拉个人出来祭刀”。作者推崇曹聚仁为战地记者,因而“他的材料来源就有充实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证”。

这种说法真叫人哑然失笑。这是典型的以感觉谈历史,以想当然证明历史,或者叫见风就是雨的历史吧!其可信度几等于零,与戏说的历史相去不远了。

这是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前几天,时局已临最后关头。战云密布,气氛极其紧张。 

1937年 7月下旬,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孝庐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利用日本关东军与日军其他部队的行动暂未统一的有利时机,以快制快、制胜机先,抢在敌人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全面控制江阴水域,将长江航路截断。“会议属高层机密,由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和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担任记录。黄浚在会上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军事部署,惊出一身冷汗。会后,他立即将这个绝密情报密告南造云子。狡猾的南造云子一看情势紧急,火速将情报交给日本大使馆武官中村少将,由他直接用密电报告东京。”(《日本特务在中国》:团结出版社)

军事会议的目的,是要将一批旧船舰沉江,阻塞江阴段的长江航道,从而封锁之,再用空军和江防部队轰炸、攻击日军。如行动顺利,亦可将日舰日侨予以扣留,以此牵制上海之敌,保持军事上的京沪犄角之势。

当时中日战端一触即发,日军在上海外围由一个混成旅团很快陈兵三十万。它急于调走长江内河的部队,是为了增强上海方面的战力。从当时情形来看,不管国军是否轰炸日舰,他们都是要撤退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黄浚的出卖情报,却使得这一支部队免遭灭顶之灾。陡然间,上海方面的日寇仅海军陆战队就增加了四千多人,无形中给中国军队以极大压力。

日方撤退在7月28日。除部队外,还有近三万名日本侨民,一夜间全部撤到上海。(《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中华书局)少量陆军、海军陆战队和侨民,由商轮装运,军舰护送,陆续驶离江阴上下江面。封锁计划遂告落空。

郭汝瑰,民国后期曾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淞沪大战开始前几天,被任命为王牌军第十八军十四师参谋长。他认为消息的走漏就是黄浚所为:“殊不知汪精卫行政院的主任秘书黄浚,将此消息秘告日军,日军得此消息,一夜之间,即将江阴以上长江内舰艇及汉口日租界海军陆战队撤到上海。”(《郭汝瑰回忆录》,第六章:四川人民出版社)

郭汝瑰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出了另一线索:“有资料说何键已透露此消息(给日本),姑并存此说。”仅此一句,未说来源及旁证。

对于曹聚仁先生所说,1935年黄浚就从政治会议秘书席位上调走,又做何解释呢?原中统局少将郑蕴侠先生(解放后为贵州省政协委员)回忆说,虽然不能肯定黄浚参加了这次机密会议,“但黄是汪精卫的心腹,开会时他在汪精卫办公室整理文件”(《中统秘闻》:四川人民出版社)。随后,这一严重泄密事件令蒋介石极为震怒,由谷正伦、陈焯、陈果夫、陈立夫、戴笠、徐恩曾、张道藩等人组成特别小组会同分析判断。戴笠系统的特工还在会议室大挂钟里搜到窃听器,随即将焦点集中在黄浚身上侦察。8月下旬审讯黄浚时,黄将罪责全部包揽下来,毫不涉及汪精卫。

7月底8月初,在江阴要塞实施阻遏封锁日军任务的,是国军一级上将、海军部长陈绍宽(解放前夕起义)。他已经破坏了航灯等标志,随即布雷、沉船,构成封锁线。他认为“目前局势万分紧张”,然而功亏一篑。事后他也认为,封锁要塞的密令,“被国民政府行政院机要秘书、汪精卫的亲信黄浚泄露给日本总领事,日本政府当即下了撤侨令”(《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

这些军政大佬,总比当时作为战地记者的曹聚仁要接近核心机密吧,时间上有的还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解密的资料更多;再说,曹聚仁的文章写于60年代,在香港的报纸上连载,全文仅几百字,涉及黄浚出卖情报事,也不完全肯定,而是带有猜测的口吻。这怎么可以说是充实的论据和严密的论证呢?全不沾边嘛!而且淞沪抗战尚未打响,南京保卫战还要后四五个月才发生,又哪里来的“一再失利的军事败绩”呢?再说,引述曹先生文章的作者,也谈到了当年即1937年七八月份的军事会议。但究竟是哪一天的军事会议做出的决定,作者语焉不详。事实上,7月和8月上旬的首脑军事会议竟达三十三次之多(《何应钦上将九五记事长编》)。另据汪精卫和蒋介石年谱,可知这一段时间两人及军事要员多在庐山和南京之间来回穿梭。其间,有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也有何应钦集合军政要员和高级幕僚召开的。因当时蒋氏在庐山主持战前动员会,会议均非专论一事,而是因当时千头万绪,很多战略战术问题都需要一锅烩。起码涉及华北、华东部队的调遣,卢沟桥事变的措置及平、津失陷后的全面抗战的方针。参加会议的人员错杂穿插。所以黄浚即令不是得到第一手情报,也会很快从会议参加者处探知。和黄浚接触差不多有十年工夫的日本女谍南造云子是日军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的学生。她即因为此事暴露,被复兴社(军统)捕获而毙命的。书生从戎,君子豹变

曹聚仁做战地记者的时候,曾往江西临川做客(第三战区防地),在某军驻地讲演。曹先生主讲哲学,又以为面对军人,“谈哲学总不会出毛病的”,乃就地取材,谈当地人王荆公、陆九渊、汤若士的情理观。次日,该军汪参谋长就和他大谈张载《东铭》的话题,“张子的《西铭》人所熟知,他偏谈《东铭》岂不是有意要估量我的见识吗?”而《东铭》的内容,曹先生恰恰不大记得了,乃硬着头皮,凭印象谈张载的哲学路线,捏着一把汗。后来找到《近思录》重看《东铭》,觉所谈并不太出格,才略略放心。(《书似青山常乱叠》)

曹先生差点被军人考住,并非偶然现象,也并不是当时军人喜欢附庸风雅。原因有二:一是辛亥以来,知识分子投身社会实际运作,军人书生往往一物两面,初未可分;一是抗战的形势需求,社会各界当然包括知识界、青年界,从军者甚多,导致军队高层、中层,相当程度的“学术化”。

黄仁宇最为典型。他出身于同盟会员家庭,后入成都中央军校(黄埔陆军官校)为十六期生,毕业后赴抗日前线,为基层军官。1943年加入远征军,在印、缅与日军作战,在密支那负伤,受颁海陆空军一等奖章。1946年参加全国考试,名列前茅,保送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后为国防部参谋及战胜国(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随即再度赴美,在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1964年获博士学位。七八十年代,他在海外史学界影响甚巨,90年代以后,他的名字在中国内地以《万历十五年》为嚆矢,几乎无人不知,近年则以《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在学界影响很大,已成学术畅销书。其治史以历史之“当时人身经验,积累之则与我们今日之立场有关”为贯穿,而树立一种追溯“体制”前因后果的长远视界。其军旅生涯,则在《地北天南叙古今》一书中叙述甚详,尤其是远征军的抗日态势、作战经过,高明之处不下于雷马克之《西线无战事》。

国军将领的学术气,实在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由来有自。最重要一点,乃辛亥老辈形成的学术风气及知识结构的无形框架。老一辈融军人、书生、学者、文人、革命家、狙击专家于一体,自孙中山、黄兴以起,蔡元培、叶楚伧、马君武、胡汉民、吴稚晖、蒋百里、章太炎、戴季陶、廖仲恺、冯自由、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俱允文允武之士。陶成章湛通经史,文章朴茂有奇气。蒋百里为现代军事家第一人,却也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其《欧洲文艺复兴史》为开山之作。孙中山先生则是唐德刚教授所称的“洋翰林”,后于国学用功甚勤,所获极丰,知识结构合理全面。蔡元培、吴稚晖、黄兴则分别是晚清实授之进士、举人、秀才……

黄埔军校的学生构成,也不可小觑。他们,或为耕读人家子弟,或为中等人家出身,或于投考前已是大学在校学生。若廖耀湘自幼家学渊源,他所著回忆录文辞朴茂;若邱清泉入黄埔以前已是于右任任校长的上海社会大学学生。所以国民党军队第二代将领中,也多文武全才:胡琏研究宋史极有心得;刘峙是旧尺牍专家;邱清泉、黄杰的旧体诗,俱深可称道;唐纵日记不特文辞雅健,即于国政之改革,也有痛心而良好可行的建议,罗列日记也是一种“流水草自春”的文学作品;蔡省三则是政论专才。中下级军官甚至士兵,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十万青年十万军,如陈布雷、乔大壮、向恺然(平江不肖生)俱送子参军,此即奠定了军队人员素质的构成,故也尝有出人意料之修养。而大作家、记者加盟军队,一则有知识之亲和关系,一则也有军人、文人两种不分的渊源,若曹聚仁、张恨水、郁达夫、黄裳、冯英子、张文伯,以后又有司马中原、王鼎均……遂造成军人文化人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情势。

黄仁宇长期是廖耀湘部队的中级军官,唐德刚自称是“五战区的小兵”,他们后来都是有世界影响的第一流学者。其余,如赵龙文乃郁达夫的密友,曾任国军海军政治部主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著有《论语今译》等书,自书扇面赠达夫诗云:“佳酿名姝不帝秦,信陵心事总酸辛。闲情万种安排尽,不上蓬莱上富春。”(《新民晚报》,1995年3月7日)风流自赏中,大有物伤其类的心怀。又若荆知仁,出身青年军第二○七师,后入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攻读,得硕士学位,1971年获美国政府傅尔布莱特基金奖之助为访问研究学人,赴明尼苏达大学法律学院,就美国宪法人权典章做专题研究,目前任教政大。书生从军者众,乃导致部队素质的雅化,而造成一种历史奇观。近代自林则徐起,及其后之曾、左、彭、胡、李,功名彪炳史册,为文人领兵之典型,此皆书生从戎的结果,不但于提高军队素质有益,即于收束世道人心方面也大有效果。

南怀瑾先生序青年军系统的阎修篆《易经的图与卦》一书,即谓:“故论军中学术之盛,人才辈出者,较之往史,尚莫过于国民革命之后期,如此时此地之辉煌灿烂也。”

军队发展到如今之“后现代”,已进入所谓“打科技水平”之时期;但在人文精神向隅、?商业寡头称雄的时代,文化(文史哲学)的增益,不特于政文的经纬有益,就是兵学一道,也是一番“立基”的功夫;因为人文的修养,对把握人类尊严、人类平等及人类和平极处的根源,实有得其圜中以应用无穷的功效。试想,军中有多个蒋百里的陆大教育长——军事大家、政论家、文论家,且长于经史、辞章、书法,谈话风趣才华横溢,则不但利于消除旧式军队痼疾,即对漆黑一团的现实社会,也颇有照明之效果。原子弹与菩萨行

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局势愈不太平,尤以恐怖分子的罕见凶残为最大端。彼辈紧攫变态扭曲的“斗争哲学”,扼杀人性,禁锢思想,追求黩武,为祸世界,这类人的阴暗心理在世界文明的相形之下,愈加变得不可理喻,急剧滑向极端的暴行。至不惜以人类为敌,以文明为敌,以世界进步大势和所有良善人民为敌。对其变本加厉所造成的浩劫,所有头脑正常的人群无不深恶痛绝。

然而,也有那么一些与文明大势及人类正常心理完全相悖的嗜血的声音,带着刺耳的啸叫在狼奔豕突。近见《天涯》杂志(2002年第3期)刊李陀文章,就中东的人肉炸弹发议。此事有复杂的历史成因,当然可以托以悲情。但他不知出于何种难以猜测的心态,话题斜出,就美国二战时期攻击日本说道:“要是说凡以伤害平民百姓为目标的行为都是恐怖活动,那么还有什么比那两颗原子弹更恐怖的恐怖活动呢?”

其行文发论的荒谬逻辑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不可思议地拟于不伦。

众所周知,自晚清以来,日本仗政治改革及工业领先的优势,野心勃发,反复对中国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疯狂侵略。《马关条约》签订时的苛刻凶暴,割让之惨、赔款之烈,已令当时的外交大臣李鸿章有天崩地裂之感。直到七七事变以后全面侵华,烧杀抢“三光”政策即针对大量平民,杀戮之惨,为人类历史所仅见;野蛮兽行,弥漫恐怖。八年之中,牺牲中国军民达三千五百万人之巨!财产损失按当时汇率计即为五千亿美元之巨。其间,亡国灭种的威胁高悬之,随时可以毁灭华族。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直接参战,即令美军葆有高强战力,然在头几年(自珍珠港惨败始)仍付出了难以想象的重大牺牲。若非那两颗正义的原子弹,中国军民的牺牲就远不止三千五百万;而美国若以常规战方式攻击日本本土,预计部队伤亡将在五十万以上。而日本军阀的血腥暴力,也将会没边没沿。日本法西斯党徒的诡谋异动是想向全世界扩张,以蹂躏世界平民百姓为职志,乃是毫无顾忌的恐怖主义,恐怖的程度还大大超过其他轴心国。就在第一颗原子弹于广岛落地之后,百万关东军还试图大举,以求一逞;日阀还在组织神风突击队向世界人民叫板。战败后,至今仍不道歉不赔款。

所以,头脑正常者对原子弹的正义使用,无不感恩戴德。那非但不是什么恐怖,反而是旋转乾坤的历史性事业。广岛原子弹“小男孩”的空投手,那个美军校官,暮年回忆往事,也一点都不后悔。日本的悲剧,根本由其法西斯党徒一手造成。

可笑的是,一些自以为是的人,戴着知识分子的头衔,不知在念什么诡秘拳经,甚且不惜将灵魂托付给魔鬼。不是代表正义的力量,敦促恐怖分子悔祸输诚;也不是代表文明的先锋,将其导入正途,反而以正人君子的扮相,“一分为二”的“理路”,在那里大放厥词,审其言,但见封闭、倒退、盲动,逆理性和常识而动,观念冥顽不化无以复加。以糊涂作为清醒,以蒙昧自诩高明,是不懂装懂,还是作秀的需要?总之,为正常心理难以解会。与之理论,他那头脚倒立的价值观叫人啼笑皆非,就算耳提面命,也只是“鸡同鸭讲”,奈何!

殊不知,佛家说,杀一恶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核武的存在,自然是人类的悲哀,但具体就二战末期的运用而言,它的实质却是“鹰爪鸽心”。它赋有庄严的使命,是对中国及东南亚各国人民最大的“菩萨行”。

当今文化人,不求有恢弘的气度,也应有起码的民族大义和知识良知,断不能是非颠倒,思想为撒旦劫持驱使。如此,始能与世界真诚合作,有裨于全人类久远的和平与福祉。杨军长的爱情观

沈醉说,杨文泉是一个“香喷喷的风流将军”,被抓到功德林后,仍然保持他的罕有的洁癖。杨氏,内战后期任第七十二军军长。他是黄埔二期生,抗战以后守华北重镇天津。较之指挥过他的陈大庆、陈长捷,他的名气可谓“稍逊风骚”。但他被俘后改造期间所发表

的“爱情观”,却很把人吓一跳。他问其他将领,人生的最大快乐为何?有答攻克名城的,有答了却君王天下事的。他却以为,最乐之事,乃是讨得诸多漂亮女人的欢心。他说他从前每到一地,便极力追求当地的交际花、校花、名媛闺秀等有声誉的美人儿,直到结合。听他白话的众将领颇有疑问,以为到处结婚,岂不是自找麻烦,有何快乐?他就说,娶妻易,丢掉难,有地位的男人,总有女人靠拢。这种女人到手易,却是狗皮膏药,好贴难取,甚至一辈子忍气吞声过下去。而追求交际花名媛之类女人,却正相反,叫难娶易丢。因为这种女人追求者众,骄且娇也,到手不易,好处是一旦玩厌烦了想改变口味,几番争吵,一记耳光,马上就会同意离婚——因为过去排队没有排上的,立即会欢天喜地地接过去,一点麻烦也没有。

较之文化人论说爱情婚姻,那种形而上的、概括的、抽绎的论述,这位杨军长的心得,更有战术上的意义,难乎其为军人也。托翁《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王爵说:爱情易终,女人本性难定,一结婚,除了客厅以外,一切都走不通了,就会与奴才、白痴为伍了。王爵真该同军长交流一番,哈哈。相对于美貌愉悦、生殖欲望,杨氏之论,颇有深郁的社会学及常人不知的世故在里头。他深知,闻香只在焚烧的一瞬间,品酒只在举杯的一刹那。因为就社会学意义来说,女性也永远长着势利眼,蛟龙不是池中物,是以导师说,“婚姻的缔结”,是“权衡利害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6页:人民出版社);同时,这也关乎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

其性的选择”之大旨。人与他种动物一样,“受制于那一条我们还不甚了解而显得神秘的法则”。在动物中,一雄多雌是常态是习性,

但也深潜着危险杀机。杨军长却游刃有余化解之,“摸着石头过河”,得出规律,“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孙子兵法》说:“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杨军长有之,但他的心思,也仅限于“爱”,未能贯通于战争战斗之中有所建树,所以当了“瓮中鳖”。在“悔不当初”的气氛中,他是最喜欢“闲坐说玄宗”的一个。亡 粟

看民国将领的回忆录,同时穿插读《全上古三代文》,恰读到炎帝一则文章,不禁苦笑。这篇中国最古老的文章全文如次:“有石城十仞,有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全上古三代文》)

内战时期,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一大悲剧即是“亡粟”。国军战斗局势转危,在东北,部队收缩在沈阳、锦州、长春;在淮海,部队被分割于各孤村,倚靠坚固工事,构筑成核心阵地。然而,以黄维第十二兵团为例,会战后期,被解放军包围于双堆集,粮弹奇缺,空投往往飘散到对方阵地。饥兵争食,自相火并,那是十二万人的消耗量啊!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回忆说:“各军师的后方勤杂人员成群结队纷纷进入夺取的村庄,凡是可吃可用的东西,甚至屋顶上的茅草也搬得精光。为寻觅人民埋藏在地下的粮食,到处乱挖。连地皮都翻转过来了。”在东北的大城市,也因包围圈的收紧,“市外已无粮食进城,居民中稍有存粮的人,就每天减少食量,以期多存活几天”(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的回忆)。长春几万人的部队,仅靠两三架飞机运来的一点米粮,且因飞机飞得太高,投下的大米包很多落在解放军的火线后方。无粮(亡粟)带来恐慌,恐慌带来绝望,全线总崩溃很快随之而来……

战争是政治的集中体现,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可以说是广义的吃饭吧!事到临头,才发现人自身的弱点在最基本的人性需求。有时候,似乎觉得古人坐在时间的那一头,做一种“沙盘推演”,清清楚楚地看后人傀儡般的蜗角之争,血泪相和流,玩笑开得蛮大的……荒唐世事之一斑

1956年,国民党被俘将领从各地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国家曾组织原国民党军政界有影响的社会知名人士来此做战犯的思想工作。“原蒋系总统府中将参军、长沙投诚人员唐生明带着他的妻子徐来女士,来到功德林指名接见康泽、李仙洲、文强等人。唐投诚后1949年冬到香港。唐、徐二人刚从香港返回便到功德林与其要见的人谈了两天。”(《释放日伪满伪蒙蒋战犯前后内幕》,第28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他们来此鼓励战犯新生。

原来这位唐生明。是个有名堂的人。他是旧军官,素来奢侈成习。1940年秋,他终于不耐艰苦,潜南京投靠汪伪,任伪军军事委员。他的哥哥,受命于危难之际、曾任南京保卫战总指挥的唐生智将军,赶紧登报声明和他脱离关系,其中有云:“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表示无奈。唐生明既赴南京,如鱼得水,恢复了他那花花公子的轨道,把一种极腐化的生活推到了极顶。现代新闻界巨子张恨水先生在1940年10月19日重庆《新民报》呵斥这个无灵魂的渣滓:“唐逆生明在南京,作任何事,一掷万金。仅以他的自用汽车而论,深夜跳舞回来,喇叭响着多勒梅的钢琴声,令一路店家闻之作为美谈。人家只知道他花数万金在黎家挖出徐来来,其实比这够劲的事,太多太多。”

同是旧军人,且军阶相埒,饶国华、李家钰、王铭章……激于大义,和日军做殊死战斗,以身殉国,壮怀激烈。而唐生明辈却跑到日军的卵翼之下,在温柔乡里日夜消磨,人谓略不知耻,岂止略不知耻而已哉?被唐生明相中而设法娶走的电影明星徐来,也是一个生意门槛极精的女子。编辑家赵家璧先生1934年携妻往杭州旅游,正值湖区一家高级饭店落成,以女明星胡蝶、徐来名义开办,在报上大做广告,取名“蝶来饭店”。“开幕日,还聘请这两位大明星剪彩。我们去租住了一夜,房价甚昂,次日一早就迁入老式的西湖饭店。傍晚时分,郁达夫匆匆来西湖饭店回访,我就把昨夜入住蝶来饭店的趣事告诉他,他就笑着对我们说:‘你们一来杭州,就被刨黄瓜了!’”(赵家璧:《书比人寿长》,第85页:香港三联书店)“刨黄瓜”系杭州方言,意即设局骗人钱财。明星的手腕,真是无孔不入啊!

那些多年来在火线上出生入死而终于兵败被俘的将军、大员,看到来与自己谈心的,竟是这样两位特殊人物,世事滑稽,造物弄人,心里不知做何感慨?物是人非的感觉,欲语先泪的情形,恐怕不免吧!辛亥革命第一枪之辨析

说起来,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已经是十日的傍晚,熊秉坤兵营里的陈定国那一枪,也是仓促中的应变,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而在陈定国举枪击杀那个甘做清军走卒的排长之前,已有无数的偶然发生了。

殊不料,陈定国的第一枪之前,早有孙武的第一爆。而这第一爆,又是那样的偶然,是计划中的意外。

10月9号这天,武昌城内一般人群情绪骚动,显出莫名的慌张;也有老百姓搬到城外,投奔乡下亲戚。

这天中午,孙武在汉口望善里的一楼房中试验炸弹,说他不小心也罢,说他过于小心也罢,总之他竟把试管撞破了,药水滴在炸药中,顿时轰然一声,大事不好了,孙武本人给轰击得满面是血。

站在楼下的俄国巡捕满腹猜疑,遂闻声上楼。孙武的朋友见势不好,也真是急中生智,慌忙将大衣盖在孙武头上,佯称病人急症要送往医院,匆匆遁去。

巡捕上楼后看到一片狼藉,还有堆积的军装,存储的上百支长短枪,情知不好,于是层层上报,随即湖广总督瑞澂也晓得了,于是派戈什(武弁)四处缉拿可疑之人员。

共进会的头领出事,所为何来呢?

说到鄂军的革命团体,也即武昌革命团体的源流,简言之,其变异如次:日知会→ 群治学社→ 振武学社→ 再变为文学社。

熊秉坤先生说,辛亥革命的远因甚多,可总括为欧力东渐一语,戊戌政变,实已开其端倪。等到铁路风潮起,天意授汉,彼时湖北革命团体之最伟大者,就是共进会与文学社。

日知会系1905年由刘静庵、曹亚伯等创立,会员分布于军界、新闻界、学界、宗教界。次年,中山先生派胡瑛、朱子龙等赴汉,联络日知会起义,不意事泄,会员骨干多被张之洞逮捕下狱,团体遂告解散。

群治学社,本由湖北军队同盟会改组而来,也即黄申芗、杨玉鹏等主其事,事在1908年年底、1909年年初。其宗旨,“本社以集合多数知识、研究学问、提倡自治为宗旨”。其由来,认为当时英国为世界强国。其养成,由于研究学识之故,在中国四千年来,素号称文明古国,然自孟轲以来,不得其传,学社的建立,乃谋求从根底上振起民气。

文学社、共进会之联合,在辛亥旧历四月中旬,也就是武昌首义的四五个月前,两派商议集合势力,刘尧澂(刘复基)、王守愚找至共进会协商。经多次多人斡旋,才正式联合。两派联合后,在阳夏设立支部,以胡玉珍为四十二标总代表,汉口郑北兰寓所为支部交通处。汉口集会在范明山寓所,汉阳集会在陈德元寓所。

黄兴等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当时蒋翊武拟炸瑞澂总督署以为响应,事败未成,但形成猛烈的助推作用。四川铁道风潮发生以来,影响遍及全国,人心跃动,蒋翊武又再三说,时机到了,多次密开军事会,被举为总司令,遂设枢纽指挥于武汉三镇。

蒋翊武所在的文学社与孙武的共进会的源流不同。其中,文学社整体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以破坏告终,急于从事建设,改组政党,因与同盟会宗旨相符,公议全体加入,将文学社名义取消。另据尹呈辅回忆,当时他在湖北陆军小学第二期肄业。在辛亥年二月,由孙武先生介绍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遂得参加首义。这是文学社、共进会与同盟会血肉密切的关系之铁证。今常见论师著文,割裂两会与同盟会关系,实属不智。

两会联手之际,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武汉党人几乎半公开渗透部队。当时两湖革命空气弥漫,发难时机日益迫近。爆发前的顿挫

孙武试验炸弹不幸引爆,起义的企图瞬间暴露。而就在这一天,文学社的蒋翊武也在和刘尧澂(刘复基)商量起义的事,因居正、宋教仁、黄兴未到,说话间提到黄兴从香港拍来的回电,黄兴的意见是联络十一省同时举事,因此武昌举义事项须推迟等待;但这时步、马、炮、工、辎重各营的代表以为谣言满天,形势迫在眉睫,若不立即动手,恐将噬脐莫及。

武汉方面商量的结果,是改期为10月9日夜半,不料这天上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试验炸弹,爆裂负伤,被俄警闻知,入宅搜索,导致文告、名册、弹药、印信、旗帜等一概搜去。当晚,武昌小朝街张廷辅家亦被破获,捕去十余人,彭、杨、刘,以及蒋翊武、龚霞初、陈达五均被逮捕,稍后彭、杨、刘三烈士遂遇害。

于是预定计划之9日夜未能发动。但在这天夜晚各位同志,仍枕戈待旦,准备通宵,因交通阻滞,致传达命令之人未能送到。至10日早晨早操,二十九、三十两标同一操场,正操练时,张彪派马弁数人至操场将张廷辅捕去,吴醒汉与张廷辅所在的三十标,蔡幼香二十九标,同在操场,目睹情状,愤不可遏。他们收操回营后,万分难过,因局势益紧,严禁各营官兵互相来往,消息不通,别无善策,而且稍加思索,即可知道他们这些人都在索捕之列。

起义前的不利因素,就是孙武试验炸弹失败,随后刘复基、龚霞初等人被捕,牵涉到指挥机关被破坏,指挥者在荒乱中逃走。10号早晨,清吏即关闭武昌城门,禁止出入,并出告示:按名册捉拿,就地正法。此告示一出,各同志人人自危,达成共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一死图之,故这天晚间工兵营之枪声一响,驻城内外军队之同志同时响应,数小时之间,城内之要隘尽行占领。

武昌起义举事前原有惊变,哪有空等着您哗变的呢?当时出了令人扼腕的岔子,但出岔子未必不是好事。

10月9日中午饭后邢伯谦急告蒋翊武,孙武炸弹试验失手,瑞澂已在布置逮捕,蒋翊武一听,半句话说不出,精神一下委顿下来。刘尧澂见此可怕情形,就说不能再等,再等就是等死,提议当晚起事。于是仓猝作出决定,于10月9日夜12时举义,兴复汉族,驱除满虏。约以炮声为号,命令涉及工程营、二十九标一部、三十标、四十一标、三十二标、马队八标一营、辎重十一营、工程十一营、卫生队、四十二标等部队,各个分派任务。

本来说要推迟时段,现在突然又决定今晚(10月9日)发动,此时已是下午5点。随后蒋翊武去找王宪章,安排各要点的炸弹运送,然后即前往长湖堤西街的龚霞初家中,约到一干朋友,又往小朝街走去。不料在街上被一可疑人员跟踪,到了机关部门口,张廷辅的岳父开了门,王宪章他们却找不到蒋翊武了。

这时候是晚间8点钟,叫了一个唱戏的在楼下掩护,刘尧澂、龚霞初等在楼上密议。这时又有人以暗号方式拍门,打开一看,是彭楚藩。过了一会儿,蒋翊武也来了。9点钟,王宪章也回来,对蒋翊武说,刚才出门就是为了到处找他,蒋翊武说只等炮声一响就起事。刘尧澂又从夹墙中拿出炸弹给众人看。这时各党人接踵来到机关部,于是大家换装预备。有的人甚至手舞足蹈,幻想胜利后的美好情景。

时间不快不慢,这时已接近子夜,一班人从窗口看见一轮明月在空,照得大好河山纤尘不染,当中有人大发感慨,说道:“今夜月色的意思,照得各处都是亮的,是要告诉我们无处不是汉族的土地,这样看来,天予不取,一定反得其咎。”(咏簪:《武昌起义两日记》)

无声的月光仿佛传达一种无言的启示,他们决定加快行动。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这当儿,一个姓杨的跑进来,说是运送炸弹的杨鸿盛出事了!

原来杨先生用篮子提着炸弹,上面覆着大白菜叶,急急往工程营方向走去,走到门口,看他匆促紧张的样子,警卫生疑因而伸手拦他,一边动手去翻搜他的菜篮。杨先生见势不妙,陡然间慌乱起来,下意识抽出一个炸弹,就向警卫掷去。慌乱中行事,总是意外居多,这炸弹并未炸着警卫,反而反弹回来,将杨鸿盛自己炸得满面是血,情急之下,他也顾不得许多,转身就没命地跑……这一变故,事关重大,是一个枢纽关节,直接影响大局成败,然而指挥部的人不知是故作镇静,还是智虑未及,总之他们认为不要紧,因为此时已是11点半,只消再过半小时,那牵动全局的炮声就会轰响。

他们一班人还在那儿踌躇满志,却不料,孙武炸弹误爆,杨鸿盛炸弹仓促引爆,加上开会时可疑人员的跟踪,一系列事先策划时料想不到的意外,导致清兵陆续出动。指挥部悄然被围,警兵与武弁直扑指挥部,破门抓人来了。他们围在张家屋外,把大门打得山响。刘尧澂身手还算敏捷,一把拉开门,抓起几个炸弹,就从楼梯口接连向那些人抛去,不料虽然听到轰响,却未能将对方炸倒。原来他们为了避免孙武的炸弹事故,谨慎起见,炸弹的门钉已抽出,所以爆力很小。刘尧澂双拳难敌四手,遂被捉拿。彭楚藩从后窗跳下,就给一群军警围住,他情急喊道:我也是来捉人的,你看到没?我是宪兵!军警将手灯一照,见他是个宪兵装束,才不作声了。楼下张廷辅的妻子、仆人都被捕走。

原定的午夜鸣炮作为全面行动的起点,就这样意外打破了。武昌举义前夜的意外,可以说是意外中的连环套,乱象纷呈,能否乘乱破解呢?蒋翊武也被抓住,他谎称自己只是一个围观者,军警也不信他,把他关在花园。那军人看他们长袍马褂,像是教书先生,遂到前面打电话。蒋翊武立即翻墙脱逸。

咏簪先生叹道:“娲皇无术,情天莫补;精卫有心,恨海难填。”就是针对辛亥革命前夜的重大变故而发的,可怜龚霞初、刘尧澂(刘复基)等人给抓到总督署中去了。

原定的12时起事毫无动静,各部队等得焦急,又已过了漫长的三个钟头,这时已是凌晨3时。原来其间又有料想不到的事:在12点钟前,步、炮、辎重等营中,接到了张彪的油印传单,警告各营官兵不得轻举妄动。

清廷的鹰犬在部队发送传单,而在机关部派往炮队送信的人,却一出门就浑身战栗,左看右看,好像满街都有眼睛在盯他,于是越想越怕,又看到兵营的门关着,心想万事皆休,干脆转身跑到他亲戚家躲藏去了;至于命令传送,给他忘到九霄云外,兵营中各处炮声哑然,一时不知何以自处。这样眼巴巴望着,直到大天亮还没有丝毫动静,这时已是10日的早晨了。

头一夜抓到的军中革命党,由总督瑞澂审理,但这家伙被党人历年的暗杀吓破了胆,此时虽将对方五花大绑,他还是怕到浑身颤抖,自己跑到卧室中躲起来当缩头乌龟,却叫他的参议、也是督练公所总办的铁忠,武昌知府双寿,公所文案陈树屏这三人出面,在会议厅代他审讯。

其中,审理彭楚藩时,也问得怪。铁忠问他是否革命党,彭先生答道:不错,正是!又问怎么地便要革命。彭答:我且问你,我们汉族的江山,被你们这些满鬼蹂躏这些年代,怎么还不革你的命?铁忠噎住,呆了半晌,说道:我看你的样子,本是一个宪兵,你只怕不是革命党吧!彭先生当下大怒,说道:你说我不是,我就不是吗?我只晓得以排满为宗旨,你说我是什么?

这一天夜里到天明,挣扎中的专制王朝杀了三个党人,彭楚藩、刘尧澂(刘复基)、杨鸿盛。至于龚霞初、牟鸿勋等人,则枷送江夏模范监狱中去了。辛亥革命的前夜,出了三大英雄彭、刘、杨。烈士被害前各有留言:

彭楚藩烈士:“要杀须便杀,何必多讲!唉,只是你们这些满奴呵!”

刘尧澂烈士:“同胞们,大家努力,唉!可怜我这造孽的同胞啊!”

杨鸿盛烈士:“好,只管杀,我只怕你们也有这一日呢!”十万火急部队打响第一枪

指挥部出事,指挥枢纽瘫痪,军营里面的情形又如何呢?万分危急、无所适从,实在也如同火上煎迫一般。

按照清廷的防备,此时兵营里面实行枪支和子弹分离的制度,在中和门内第八镇所属工程第八营营房里,该营党人总代表、新军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的预定任务是夺取军械所,占领财政交通机关;先前,杨鸿盛运来五盒子弹。当时营长得到命令特别戒严,就是解大小便也不许出门。部队军官和卫兵亲信等人荷枪实弹,把这些要起事的人视为大敌。但是军官当中也有潜伏的革命党,所以他们也盗运了大量子弹。过了一会儿,不利的消息传来,说是杨鸿盛被捕了,这是因为他去送炸弹的时候被发现,出师不利,反而把自己炸伤;?就是9日的晚上,时钟鸣了十二下,竟然毫无动静,只能在焦急当中等待。

一直到10日的早上,当时三烈士被杀的消息被传开来,都是熊秉坤的好朋友。他得知这惨痛消息,心知最后关头业已到,或者束手就擒,或者死里求生,于是决定另行策划起义的路径。他想,他们这批实力军人,手中握有不少的兵力,绝不能坐以待毙,指挥机关既然已遭破坏,失却功能,再等下去也是空的,当务之急是要使各个军营之间取得联系。

早饭后,熊先生派李泽乾到各个机关观察,结果不妙,都被查封了。他就集合了各队的诸位同仁秘密商议,决定由他的工程营首先发难,因为他们占据着军械所,可以说是握有全军命脉,有举足轻重之势。他又警告其他人说,你看昨晚已经开始到处杀人抓人,我们的名册已被他们取得,不早动手后悔莫及。大丈夫今日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死就要死得惊天动地。你看那徐锡麟、熊成基,你再看那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于是安排了下午和晚上的两个应急方案。

因为清廷实施子弹和枪械分离的防备手段,所以尽量鼓励信得过的同志偷运子弹。这个盗来几盒,那个盗来几十发。第一个方案本来是10日下午3点例行出操后,顺势就干起来。谁知到了3点钟,整个湖北所有驻军被通令一律停止出操,可见清廷的防备也是一环扣一环的。于是这个计划就付诸流水。

傍晚时分,队官罗子清问熊秉坤,说外面风声很紧啊,是不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啊?熊秉坤未及回答,姓罗的又问他,你是孙中山的人吗?熊秉坤见他问得唐突,乃正色道:革命党派别不同,但总的主盟者除了孙中山还有谁呢?姓罗的又问,那你们能成事吗?熊秉坤答,各省的革命条件早已成熟,现在湖北第八师(即第八镇)为天下第一,今天第八师发出倡议,天下不会有不响应的。罗子清听他这么畅达深沉的说话,表现出佩服的样子欣然而去。这时已过了晚上7点,熊秉坤命令士兵做战前准备,并煮饭炒菜大吃一通,并宣布,若有军官异动或想逃跑,应予即刻扣押。

这个时候,一个名叫陶启胜的排长,竟然逆天道而行,全不顾三番五次的警告,率领两个卫兵就奔向营内熊秉坤的住舍,企图先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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