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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玲月 著,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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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双城记试读：

七丘城拾遗

喀麦隆，对于我这个地理并不好的人来说，是陌生的。

喀麦隆，于我而言，与非洲是等同的。黑色人种，黄色沙漠，极度缺水，以及充满生命节奏的音乐和血脉躁动的舞蹈。

喀麦隆，与原始、野性、粗犷、贫穷，是划上等号的。

夜半贪睡的浦东移到了繁华文艺的巴黎；墩实厚重的欧洲大陆转着眼看蔚蓝晶莹的地中海；黄沙漫漫的撒哈拉大沙漠提起脚步；茫茫的黑色沃土里融入陌生的种子。

走出机舱，扑面而来的是无尽的滚滚热浪。机场的破旧原是我没有想象到的，接机处的灯有气无力地闪烁着疲惫的光，耳朵里充斥着嘈杂陌生的语言，鼻子里裹满了热气夹杂汗液的气味，许多手抢着为我推手中的行李车。

好一阵……

车子勉强着钻出机场，车窗外是无尽的黑意。渐渐靠近市区，周边突然像上帝洒落了手中的碎钻瓶，溅得我满眼星光，仿佛置身于灯花的海洋，又仿佛伫立在广袤的银河，怎一个“美”字了得。

正惊叹着……

它又一头扎进市区：高楼大厦、四驱大道、希尔顿酒店开始陆续为我开路。

Scalom，我临时分配到的住地，我管它叫“伺客弄”，伺候我这个闲客的小弄。

次日，我醒得很早。

透过微启的窗户，看到渐亮的蒙蒙天和远处房舍外的路灯，有黄的，有白的。外面有鸡鸣、狗吠、婴儿啼哭声、接水声、锅碗瓢盆相撞的声音，还有很多听不懂的“方言”，我不敢相信自己已经置身于离中国十万八千里外的喀国了。

喀国的水是不能直接饮用的，凡是能从牙缝里省出些闲碎银子的当地人，都会在家里备一个净水过滤桶，像个小学生科学实验室里用的简易仪器，隔成上下两层，中间插着一根过滤棒，过滤棒是滤芯。有红豆状的矿化球层、黑炭样的活性层、白粉球状的矿球层。过滤棒隔两天就得洗一次的，过滤芯则可以用两到三个月。总要等过滤桶里渗出足够的净水，才能灌去煮着，且有节制地饮用。

喀国的日用品市场很破旧，黄泥地铺就的道路两侧，盖了高高低低的铁皮房子，有卖过滤桶的、锅碗瓢盆的、日常用具的。虽看着零乱杂堆，但是只要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老板总能从边边角角里掏出一些打了包装的宝贝来。

离伺客弄最近的菜市场叫“丰地”。窄窄的过道两侧就地满坐着卖时蔬的大婶，光着头的，扎着头巾的，地上大堆大堆地塞满了各色的蔬果：有堆成碉堡的红番茄；有堆成小山的泥巴土豆；有整枝整枝的芭蕉杆，上面挂满了成串成串的芭蕉，有绿色的，也有黄色的；有堆成金字塔的橙子；有砌成长城带状的青菠萝；有五颜六色散着光的大彩芒；有时不时被浇上水的生菜、茄子、卷心菜；有用编织网兜着的整袋整袋的大蒜；还有大的如铜锤般的青木瓜。偶尔有几个支起的小木板房，里面有卖鸡蛋、美极酱粒、沙拉酱、意大利面、法国面粉、棕榈油、胡萝卜油、棉花籽油等。途中来来往往最多的是推着独轮手推车的孩子和沿街串巷挂满了生姜、香菜、各种干辣椒的小贩。市场里来来往往蹿着推独轮车的小孩，会一路跟着买菜的客人，娴熟地把食物装载整齐，还会做店铺向导，介绍哪些摊位的食物更为新鲜。喀国人买菜都不称斤两，按堆买。

雅温得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市区分布在七个山头上，因而也称之为“七丘之城”。山城的建筑特色是依势起屋，起伏连绵，站到某一高地上就能将山城夜晚熠熠璀璨的万家灯火尽收眼底。而这个山城的另一大特色是交通形式单一，没有自行车、电瓶车，住在平民区与贫民区过渡带的我也很少见到公交车。最多的是二三手日本丰田，有些没有门把手，上车前需要用手伸进车窗里去反着开锁；有些没有窗户，将就着用塑料纸糊着；有些门上不了锁，需要司机拉根绳儿牵着门；有些坐垫都吐出了芯，搞不好还被淘气的人儿摘掉了一部分；有些挡风玻璃像是被砸过，裂着瘆人的口子。而这些都不是最令人神伤的，的士被当作小型公交车用，只要车里还塞得下人，路边任谁招手，司机都会停下来让他挤进来。有时候挤上来的是丰腴的女人，有时候则是长胡须的黑山羊。

我最痴迷的是那些穿着皮衣、露着胸肌、戴副闪着太阳般耀眼光芒的墨镜、蹬着军靴骑在拉风的摩托车上、对着我吹口哨的司机。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伸手示意了一下。那摩托车冒着骄傲的黑烟冲我开来，然后一个漂亮的侧转身，停在我面前。我把书包背到前面，然后用手死死拽着后面的铁杠。“开吧，朋友。”

那壮汉转动着手里的加速器，叫了声，“坐好了！”，就飞似的出发了。我的头发凌风飞舞。

遇到他熟识的店铺门口，他会一一停下来，冲着里面的人打口哨，然后高兴地说，“看，我今天载了一个中国女人，哈哈”。

店铺里的人会冲出来围观，小孩子见了我，开始兴奋地叫“Chinois，Chinois”；女人们见了我，撩起各色的假发开始对我指指点点；男人们见了我，会跟着打口哨起哄。“哦啦啦，哦啦啦，这个中国女人居然坐摩的。哦啦啦，哦啦啦。”

更多的时候，我选择步行。

有一天我站在伺客弄路口，看到路对面类似公交车站牌等待处的铁棚下，有一个用鸭舌帽压在脸上休息的少年，身子盛在如废铁斑驳的手推独轮车上，两只脚挂在手推车外，双手搭在独轮车外沿上，从身形判断顶多是个十岁光景的孩子。这一天并非周末，猜想他应是没有书念的可怜之人。

我不想再停下来思考，转身向孔子学院的方向踱去。

也许是黑头发，黄皮肤，一路上有很多人对着我吹口哨，嘴里叫着“Chinois, Chinois”。

有坐在路边酒吧喝啤酒的无聊散客，有站在电话棚下正在借手机打电话的忙碌顾客，有头顶着塑料大盆、里面装满烤芭蕉片叫卖的精瘦游贩，有坐在路边卖饼干的肥硕胖大婶，有躲在远处墙根下探出半个脑袋的小孩，还有一些会喊着“hi hao，hi hao”或者“niao, niao”的男男女女。

这种热情，刚开始让我觉得非常无理取闹，后来，我便接受了。因为当一个人开始对一件未知事物或者一个新奇玩意产生兴趣时，如果能够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无论这种行为在别人看来是多么愚蠢，在他自己看来，是一种短暂的满足，不失为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我们又有多少人怯怯不敢说出心中所想，只留下悔意的追思。

想象一下，如果自己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一个俊男或者靓女，其实内心深处是想多看几眼的，这是人的审美需要，但是迫于自己心理道德和尊严感的束缚，会假装毫不在意，这样反而失去了欣赏美的勇气。人生也是这样，没有把握好机会让自己放纵性情地说一些愚蠢的话，反而会失去生命中“真”的美感。

走到Chapel Obili十字路口时，一个身着深灰色西装，皮鞋擦得锃亮的孩子从黑色奔驰车上下来。年纪不超过十岁，应该是位少爷。开车的并非父亲，是司机。我不想去猜车里端坐着的父母，着装有多精致，家里装修有多豪奢，只是眼前又浮现出那位躺在独轮车上的少年。一个是生活主宰了他，一个是他主宰了生活。

这样的现象十分普遍，几分钟内就会亲眼见证。有时候经常会觉得喀国的上帝特意在我眼前变魔术，让我唏嘘，让我变得伤感和多情。

车路两边均留有一溜比马路高出十厘米的人行道，只是这人行道只可以并排自由通过较为纤瘦的两个身体，而这里的女士、先生一般都是一人就占去了百分之七八十的垂直空间。

这人行道两侧是一道可以一脚轻松跨越的半米深的疏水道，过了疏水道便是正式的店面商铺。这疏水道是为了在暴雨天预防道路积水而设的，这半米深的空道间歇性地被盖上了一些切割规整，大小均匀的木板条，为了方便行人的来往畅通。而当你走到没有铺设木板的地段时，只能祈求这人行道上少些迎面而来的丰硕身躯。

但我切切又最喜欢那没有铺设木板且暴露于天地间的空道，尽管看上去没有被盖上木板的地段那样让人充满遐想。

你可以将那些黄灰色的木板条想象成被染了色的钢琴键，穿着成人旧衣服，因为领子太大而不得不露出一只深咖色肩膀的孩子欢快而有节奏地跳跃在上面，口里重复着早上妈妈新教的“一、二、三、四……”，木板震动的声音和他口里的法语数字开始融在一起，像是琴键上欢快蹦出的乐曲。

你也可以就着这木板，猜想地下到底隐藏了多少神秘离奇的故事片段。如因服务员无意间打翻烤鸡调料而大声斥责且不接受黑人道歉，离奇被暗杀的白人受害者尸体；或大包刚从中国商店抢劫来的，为躲避警察搜查而被秘藏于下的珠宝、中非法郎；或正在玩捉迷藏，窃喜着等待同伴认输的顽童。

我最喜欢想象，却也最讨厌想象。

想象会使真实的生活变得远比它本身更加精彩，而这种丰富的精彩只会给我们带来与现实世界的落差和伤感。

我选择观看暴露于外的那段真实：腐烂的褐色芭蕉皮；留有面包渣的黄色塑料袋；被人不小心遗落的带有通体裂痕的半支血红色唇膏；少了脑袋的黑色娃娃熊；扭曲的铝色啤酒易拉罐；没被太阳毒射而疯狂生长的墨绿苔藓；被吸尽汁水而丢弃的、削了皮的橙子；因食物残渣堵塞而滞留的无根之水，和着尿骚味的新鲜体液，似乎还能看到一股蒸腾之气；还有一群自娱自乐的昆虫们……

我并不排斥这种真实，因为这里的生活原是琐碎、混乱的，甚至令人作呕的，但这种纯朴和率真让我看清人本性中的卑劣根底。

五味人师

思聪

从师姐手上接了汉语五级班，虽说只有五个学生，但也为了能开始正常授课，传播知识，作为人师而高兴很久了。

班上的五个学生：大为、马德兰、郭一夫、梦敏、思聪。

大为，50岁，是个生意人，很忙，能来的时候都会迟到，缺席算是最正常的现象。一学期没见上几面，没什么印象。

马德兰，20岁，是个很漂亮的女生，身材出奇的好，大胸翘臀，四肢却又很瘦，她特地告诉我她是个兼职模特。

郭一夫

梦敏，24岁，汉语非常好，基本交流无障碍，发音上有些小瑕疵。

思聪，36岁，惊人的汉语词汇量，却最不爱表达，口语很差。我和他讲话的时候，经常不敢看我的眼睛。

梦敏经常在课间开玩笑说，“思聪很怕女人。”“是的，我很害怕女人，特别是陌生女人。”思聪承认。

有一次我对他说，“思聪，你可以把老师当作你的妈妈，不用怕老师。”

思聪低着头，看着手里的笔尖，用另一只手指轻轻抠着铅笔削皮处，“老师，我没有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老师，生他的妈妈死了，但他还有一个妈妈的。因为他爸爸有两个老婆。”梦敏抬起头来，看着我补充说。“哦，对不起，思聪，那你另一个妈妈，你怕她吗？”我又问。“嗯，我怕的。”思聪把头低得更低了。“为什么呢？”我追问起来，心想，这世界上后母戏码真是不分国界的。

思聪环顾了一下四周，低着头说，“她经常打我。”“为什么？你已经长大了，为什么还要打你？”我更为不解。面对着这个临近四十的男人，那种小心翼翼地却像个10岁做了错事的男孩，我迷惑不解，“你为什么不反抗呢？”

思聪没听懂，愣在那里。梦敏在后面用尺子戳他背。他往后靠了靠，视线仍停在那笔尖上。梦敏用法语给他解释了“反抗”的意思。

他惊恐地抬起头看了看我，视线又迅速地回到笔尖，摇了摇头。“那我们换个话题吧”，我意识到气氛的凝重，“思聪，你有女朋友吗？”我笑着问他。

他摇了摇头。“老师，他说了他怕女人，怎么会有女朋友呢。”梦敏歪着头笑。

郭一夫在一旁咯咯地笑。“你笑什么，是不是你有女朋友了？”我把矛头指向了郭一夫。

大家齐刷刷地看向他，他又开始害羞了，“我没有女朋友。”然后又把头埋到书里去。

听到郭一夫也没有女友，思聪转过身去，看着他，也跟着大家咯咯地笑起来。发现我在看他，又不好意思地转头回到书里去。“你们可以把我当作妈妈，也可以当作朋友，有什么话都可以直接跟我说，高兴的和不高兴的都可以告诉我。我也会把在喀国，开心的不开心的和你们分享。”我表达了自己的友善。

周末在家包饺子。师姐擀着饺子皮说，思聪前一周天天跑去办公室找她，想换到师姐的四级班上课。师姐问他是Amanda老师教得不好，还是他自己跟不上。他告诉师姐不习惯适应新老师。过了两天，他下课又跑去找师姐，说不要换老师，也不要换班级，Amanda老师很好。

师姐一边包着饺子，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其实思聪很可怜的，有个家暴的后妈；不过他还是很天真很单纯，虽说36岁了，但是当他认定了你是可以依赖、信任的朋友时，他就会事事认可你，你也会觉得他特别可爱。”

有一次讲到中国的四季，那种风花雪月、伤春悲秋、风霜扑面的情怀他们是无法体会的。

我灵机一动，问道，“那你们家里有没有冰箱？冬天就是冰箱冷冻柜里的那个温度。”“我很喜欢冰箱，如果中国的冬天跟冰箱一样，那真的很有意思。”思聪满怀憧憬地说。“思聪，想想那些在冰箱冷冻柜里的鱼，如果你冬天的时候没有穿很多衣服，就像那些鱼儿一样了。”我拍着脑门无奈地说。“哦，那真的太吓人了。”思聪点头说，“我下次要去买一条活鱼，给它穿很多很多衣服，然后放到冷冻柜里，再看看它会不会死？”他兴奋地用法语记下他伟大的实验课程。“在中国冬天是会有暖气的，所以思聪，你下次做这个实验的话，先把鱼放到一个有暖气的盒子里，然后再放到冰箱冷冻柜里，这样更加科学。”我认真地说。

梦敏和郭一夫已经笑得不能自已，马德兰一边照着镜子，一边捋着头发，咧开那快开到耳根的大嘴说，“哦啦啦，思聪，老师的实验很难呢。”

思聪转过头去，尴尬地看着他们，“其实，其实，我们家没有冰箱。”

马德兰放下镜子，“老师，我们喀麦隆也有四季的，12月、1月、2月是大旱季，3月、4月、5月、6月是小雨季，7月、8月是小旱季，9月、10月、11月是大雨季。”“哦，那我们现在是小雨季？”我迷惑地问。“是的，老师，所以现在我们每天都会有水。”郭一夫补充说。

中国人与喀国人的“有水”，概念是不一样的：中国人24小时不停水就是“有水”，喀国人是周一至周五正午前不停水就是“有水”。“那么，请问一下，旱季的时候会停水吗？”我紧张起来。“大旱季的时候停水很厉害，有时候会停一星期，但是政府会提前告诉你的，所以你的家里要准备一个很大的蓄水桶。”梦敏跷起了二郎腿说。

那堂课萦绕心头的一直是停水这个问题，下了课我便跑回家去问师兄。“是啊，我们去年就遇到过停了五天的水。主要是因为法语不好，路口贴的告示没看懂。所以那几天过得比较窘迫。男生们跑到外面荒草地里解手，家里不开火，都出去吃喀餐。女生们都去超市买纯净水洗脸，那品质绝对是土豪的节奏啊。”师兄把捣烂的蒜泥拌到新剥的煮鸡蛋里，搅碎放了点酱油，吃起来。“师兄，这是你新发明的吃法吗？”“我天生中国胃，吃不惯喀餐，哎，每天就倒腾点新花样骗自己就餐呗。你要不要尝尝，还真好吃。”他说着拿起一个煮鸡蛋给我。

我摇了摇头，继续沉浸到自己的停水忧愁里去。“这个国家有大雨季和小雨季，难道就不能把这些水蓄起来留到旱季用吗？”我开始埋怨国家的无作为。“雅温得的供水系统是法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做的，1960年喀麦隆独立，这么多年了，他们也没有过要发展和改造的念头啊，高官大腹便便中饱私囊。所以很多老法就经常辩论，这喀国殖民地交还给喀麦隆，是对的还是错的。”

也曾听使馆的同胞讲过。喀麦隆是出了名的重债穷国，每年需要举债进行基建，什么项目都拜求国际支援，还自豪地到处为援建国在城内插上国旗以示尊重和感谢。这倒是不假，坐摩的在雅温得环城游的时候，随处可见高高飘扬的法国国旗和中国国旗。“当然，Bastos那块儿绝不会停水，二十四小时稳定供给。”师兄说着，见我又要发问，马上跟着说，“Bastos是富人区，那儿有总统府、各国使馆、贵族子弟学校、奢靡的大酒店……”

Bastos富人区就在那时成了我心中的向往之地。

大雨为谁而泣

我的日子就这样，在雨季中过着。

说是雨季，但更像是阵雨的季。喀国人没有带伞的习惯，下雨了不是在雨中若无其事地继续行走，就是暂避到街边廊下停歇。

要说喀国的天空是装了阀门开关的水箱，应是最为贴切的。中国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说，雨来前总会印些景迹。而在喀麦隆的雨只能改作“秒停秒下”式。雨来得快，去得也快。碰上没课的日子，坐在屋外廊下赏天便是件特别有情调的事情。

烈阳高照，墙外油绿的芭蕉耷拉着脑袋，湛蓝色的天空，白亮的浮云，还有一枝从墙外探进头来，艳得异常的不知名红花。这样的天气，如果加点知了的聒噪应该是极美的。只是在喀麦隆从未听到过知了的叫喊，于是知了声便成了我心中的一种乡音，每每想起便会撩起一丝惆怅来。

这里的云，白亮得异常，像是能捕捉相机闪光灯中那刺眼的一瞥，然后将这种刺眼的白亮凝在这云朵中。稍稍盯久一会，不禁打起连环喷嚏来。这些大朵大朵的云群，你追我赶似的来了，又走了，像追逐羚羊的饿豹，又像是逃亡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的野灵。接着就慢慢移来一些染了灰亮眼影的云朵，许是与天空之间摩擦拉扯的原因，临近了，看着有些疲惫，重了神色，迟了步伐，有些阴郁浓重。这些灰朵儿过去之后，就迎来了些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乌将客，这些乌将客果然是有来头的，像大人物一般有分量，有气场。这样的气氛压得远近高低的房子都缩起身来。正盯着细看时，突然像开玩笑般，在头顶开了阀门，像喷泉般任雨花飞溅。打在房顶上，像是《森林之王》曲目中欢快、密集的鼓声，这种节奏引得房顶也开始整片整片热情地舞动起来。

平民区的屋顶大多数是铝铁皮和塑料片相间铺盖成的。雨一来，便哆嗦得厉害，也似欢舞得厉害。屋外高大的芭蕉和木瓜树也顿时有了精神，探着脑袋的花也开始拼命点头。这天赐的节奏是如此地欢快，连雨滴也不甘示弱，冲击到地面坑洼处，重重地溅起啤酒色的水花。远处的棕榈树，好似跟着节奏，用无数的手打着拍子。如果一个男子在这时想跟一位女子表白，一诉衷肠，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雨声大得连你在一米之内叫救命都听不见。

这雨也染着喀麦隆及时行乐的文化因子。这一秒下得天崩地裂，下一秒便是艳阳万里，平静如初。喀麦隆人就是如此，即使明天穷得没有米汤、赤豆和beignet吃，今天也要把最后一中非法郎花在啤酒和音乐中，并且忘我地跳舞，发自内心地狂欢。

雨的美好只是留给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或是忘却一切的诗人的，对于老老实实、本分谨慎且苦心经营生活的喀国人来说，雨未必美好，许是愁煞人的一遭。看着铁皮房顶跳得如此带劲，底下不知又有多少家的锅碗瓢盆在这时要被频繁地派上用场。有时候我很想在高级班上教一堂杜工部的“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听听喀麦隆对此的感慨与沉思，但又有几个能乐观地理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慷慨希冀。

有一次下课回家，本想步行闲逛着看看沿途的风景，谁知道碰上了一场突袭的雨，连忙就近躲到一家网吧的屋檐下，任凭雨在屋檐上肆无忌惮地敲打着。网吧那天没有营业，门锁得死死的，善心的老板在门口留了一条破木长凳，可以供过路人歇脚，有时甚至还可以成为流浪汉暂时的床铺。

雨像哭上瘾的孩子，越下越来劲，不远处的房顶，街道的线条，像是孩子脸上的轮廓，在哭声中变得扭曲，我内心是喜欢这种感觉的，可以大声地疯唱，大声地嘲骂，大声地怒吼，亦或者大声地笑。我却什么也没有做，沉浸在大雨带来的暗喜中。

突然，跑过来一个急促的身影，气喘吁吁地挨到我身边来，看了我一眼，又屏住呼吸，像是怕惊扰我的矜持，又轻轻地往外退了退。二十来岁、头上套着劣质的假发，浓密翘卷的长睫毛沾着雨丝，丰厚的嘟唇，扁平宽大的鼻子，眼睛却是亮着的，身材前凸后翘得恰到好处，左手拎着一只瘪瘪的塑料编织袋，右手轻拭着额头和假发。再从编织袋里掏出一团东西，打开，然后将之套在头上。

她顶着一头黑色的塑料袋儿！

这种情景其实非常常见，我以前强忍着牙缝里的笑意，皱着眉头装作很认真地问过几个学生，学生说喀国女人，是不留长头发的，一般家里基因好，家境好到常年不停水的人家，头发最长也只到齐肩，平时看到的大粗麻花头是外接的。男人时兴剃光头和板寸，女人则喜欢隔几个月换个发型。讲到这儿，有个学生眼里充满渴望地说，从中国进假发到喀国来卖，甚至可以跑去整个非洲卖，都是一个绝好的商机。

我突然想起我每每披头散发走在路上的场景，几个十一二岁的女学生会跟在身后，有时会大胆地过来摸我的头发，然后惊叫，“上帝啊，我摸到了。”“这是真的吗？”“嗯~~好质量”“马达姆，你可以把它送给我吗？”当时的我有些纳闷，而现在看着眼前这位护发达人，这强忍的干笑实在是憋不住，不争气地从牙缝里挤出来，然后化成了“噗嗤”一声。幸得有这绝好的大雨，吞咽了我尴尬的行为。

她的眼睛从躲进这个屋檐以后就一直盯着远方，保持着往外的雕像式姿势。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用手示意她可以再站进来一点儿。她微笑着露出留有门缝的板牙，很白，但显得很憨实，就往里挪了挪。

这样的气氛有些儿尴尬，我靠近她耳边，大声地说了句“这雨真大！”她转过头来又笑了，俯到我耳边说，“在喀国这是常事，你应该学着习惯。”接着我们的话题在“咬耳朵”中慢慢地聊开了：她是西部人，家里的父母都得疟疾死了，没有兄弟，只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小妹妹。她大学学的是法律，但是在雅温得找不到工作，快待不下去了，想着再过些日子就带着妹妹回西部农村去……我心里很是酸楚，问她是否可以向喀国政府申请一些特困人员的生活补助；是否可以问问亲戚朋友，可否接济她一些；又或者她可以找一个雅温得的男人结婚，让自己的生活改善一些。她没有说话，只是笑笑，然后很严肃地跟我说，“我不想回西部去，我想让我的妹妹能在雅温得接受教育，你能帮我找一个工作吗？我什么都愿意做，只要你能给我一份工作，让我留在雅温得，我可以做你的保姆，洗衣工，厨娘，你希望的什么都可以……”她是用充满希望的眼睛看着我的，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回复。我告诉她，我只是来这里实习教学的一个小小志愿者老师，除了为她祷告，我什么都不能为她做！接下来，我们各自默默地望着混沌的远方，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对人生的无奈！我想把口袋里的两百中非法郎给她，但却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我伸手去摸口袋，转而又怕给了，她赖上我了，该怎么办！

如果不能为别人解决实质性的问题，那么同情与怜悯并不是最好的安慰；相反如果对方本有人性懒寄的劣根，那么给予希望的救济反而成了一种扼杀自强的纵容。

这一刻，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就像孤独地站在岸边，看着一个挣扎在水中的活人，听着她一声声无助的惨叫。而我不会游泳，手里只捏着一根柔软无力的柳枝。我想跑去求助，但沿途时不时都有这样的惨景。

最后，我能做的就只有与她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看着雨，然后静静地等待它的停歇。

我一直以为不公平的是人类社会、一切人为而成的体制，而愚笨地认为人生是公平的。却忘了，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因为无从选择自己的出处，呱呱坠地那一刻其实就已知道人生大致的方向会在何处。

就如这雨，打在Bastos富人区的房檐上，就是浇不灭房檐下的歌舞升平；打在泥瓦木棚的铁皮顶上，就像滚烫的焊烙铁抽打着寂凉与凄苦。

梦敏

早就听说过喀麦隆有六所公立大学，雅一大Université de YaoundéI、雅二大Université de Yaoundé II、布埃亚大学Université de Buéa、杜阿拉大学Université de Douala、德尚大学Université de Dschang和恩冈代雷大学Universitéde Ngaoundéré，很想去参观了解一些喀国当地高校的教育情况。也经常在课堂上抛出这种想法，想着这样一块“红砖”不知道有哪块“美玉”会应和着出来。梦敏真是个善解人意的中国通，她看出了我的用意，便自告奋勇要带我去雅一大走走。于是，邀上几个好友跑去了。

雅一大前身是雅温得大学，雅温得大学是喀麦隆最重要的大学之一，坐落于首都雅温得。1962年在法国的帮助下得以建立，那时被命名为“雅温得联邦大学”。1972年喀麦隆国家独立，“雅温得联邦大学”也在那时将“联邦”二字摒弃，开始叫作“雅温得大学”。1993年，由于国家要求大学体制改革，雅温得大学就分成了现在的雅一大和雅二大；当时在巴黎大学的倡导下，开始设立学科分支的模型教学。雅一大被选为泛非大学研究生培养的一个点，并为之设立了一个学院，专门研究社会、人类科学和管理学科，学院于2011年9月正式启动教学。

在梦敏的引导下，我们来到了雅一大大学门口，说实话，这校门口不算大。走进校园内，便看到一座座带喀式风格的楼房，低矮、单层、绿树环绕，显得格外有喀国风情。拾级而下，满眼的绿意，遍地的绿荫，有一种清雅幽静的气氛，确实是个能让人潜心钻研学问的好地方。梦敏告诉我，因为是星期六，所以学校里人很少，当时是下午两点多，很多学生也已经下课了。来来往往的人并不多，都是非常安静地从我们身边绕过，偶尔有几个用不流利的汉语跟我们打声招呼，“你好”，就微笑着离去。

走进一个阶梯教室，里面设备并不齐全，没有投影仪，没有麦克风，只有讲台和黑板。但是教室打扫得很干净，有几个学生坐在角落里学习。

经过中心图书馆的时候，发现图书馆前面有长长的一道墙，我问梦敏，这是不是学校社团张贴海报、广告的地方。梦敏说不是，这道长长的墙是成绩公告栏，期末的时候，全校每一位学生的各科成绩都会出现在这堵墙上。这与中国很不同，中国向来是报喜不报忧的，只有十佳学子、风采人物这种光彩的事情才会出现在公告上，而不是每一个人的。梦敏告诉我，学生们私下里叫这堵墙“悲喜墙”，因为出成绩的时候有人会在这里哭，也有人会在这里笑。

中心图书馆是由较现代化的4层楼高的玻璃构成。它约能容纳980个座位，只对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开放。位于主校区校长办公室及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之间。

雅一大分为5个校区，主校区Ngoa－Ekelle（包括校长室和中心服务区，FALSH, FS, BC, CUTI, CMS, Cité Universitaire），Ngoa-Ekelle偏心校区（ENSP, FMSB），高等师范校区，Nkolbisson（CBT）校区。分别有三大主系：医学和生物医学科学系，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系，理学系。各个系又有各自不同的专业。我的学生梦敏就是英法双语专业，属于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系。各校区内又设有其他学校的合作学院，如国立高等理工学院、高等师范学院。

雅一大的运作主要分为五个部门管理：基础设施、规划和发展部，学术著作研究部，行政和财政事务部，学术事务和合作部以及专业中心。雅一大也是唯一一个拥有装备良好的现代化计算机中心的公立大学，其他五所大学都缺乏基本的信息系统。雅一大有5个学生社团和20个不同的俱乐部。

经过学生宿舍的时候，梦敏告诉我，雅一大的学生宿舍很有限，很多学生要在学校外面租房子住。当然住在学校里的学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只有碰上运气才有空房富留，且每个月的房租费是5000中非法郎。

经过外语学院楼的时候，红色的房顶，蓝色的天空以及高大深绿的椰子树，让我们不禁怀疑，是身在油画中，还是处在油画外。

梦敏的聪慧与努力获得了回报，她成功夺得首都“汉语桥”决赛中的冠军，被邀请去中国参加总决赛。这件喜事却变成了让我忧伤的小事。

从她知道自己要去中国参加比赛后，上课经常开小差，还时不时问我跟课堂教学内容无关的事情。“老师，去中国的机票要多少中非法郎？你确定中国政府会帮助我付吗？”“老师，打扰您一下，我到了那边，周末的时候可以出去旅行吗？”“老师，老师，我的亲戚朋友让我们带中国的假发、鞋子、衣服，在网上都可以买得到吗？你确定他们会根据地址，送来给我吗？”“老师，如果我要买电视机，您觉得可以吗？”“老师，老师，老师……”

然后听写生词的时候，频频出错，字迹越来越潦草。那个优等生再也不见了。我对待她的语气慢慢变了。“梦敏，我们在上课。”“梦敏，现在我们在做什么！”“跟上课无关的问题，请你，下课问！”

均未果。我想了很久，有一天语重心长地花了两个小时给他们上关于尊重别人、遵守纪律的课，期许着他们能够感悟，能够悔改，而事实是：马德兰每次回答问题依旧是照着镜子，捋着头发；郭一夫依旧是把脸藏在书里，偶尔偷溜出一双眼睛；思聪依旧是低头不敢看我，永远沉默；梦敏还是会忍不住问无关于比赛才艺准备、无关于现阶段学习内容的事情，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用意。

我快要被这样无趣尴尬的气氛窒息了。

我想起了武则天驯马的故事，话说吐蕃送给唐太宗一匹名叫狮子骢的宝马，太宗非常高兴便带着妃嫔、大臣们去观赏它。经过试骑，唐太宗发现此马虽好，但是性子异常刚烈，桀骜不驯，为此太宗很是发愁。这个时侯，武则天就出来说：“妾能制服它！请陛下赐我三样东西，铁鞭、铁锤和匕首！先用鞭子抽它，不服再用锤子打它的脑袋，若还不服，则断其喉！”

我以前总觉得武则天过于凶残，而不知降伏二字本就是铁血暴力的。

想起来刚来喀国时，师兄有一日上街被抢钱，结果钱没被抢走，反而赢得了望之生畏的架子回来。他分享心得说，喀国人真的很奴性的，只要你凶、比他强硬，他就怕你；你含蓄、文明，他就欺负你。当时我心底里是怪师兄的，怪他没有护得中国翩翩君子风度的周全，怪他失了泱泱礼仪之邦的尊荣。

而今回想来，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方法对待，奴性很重的人真的只能这样浅试一二。虽然我并不提倡，但是我本人却是那个跟随者。

我在课堂上准备发火了，拉过凳子一屁股坐下，把电脑屏幕演示器关了，书往桌上一扔，直勾勾地看着他们。

郭一夫从书里探出头来问，“老师，你这是做什么。”“做什么？你们不知道吗？我不想上课了。”我倔强地说。“为什么呢？”思聪提起那万年朝地的尊贵脸庞。“你们觉得呢？”我没好气地回应。“我觉得老师很奇怪，你突然不高兴了。”梦敏接着说。“突然，突然不高兴了。我已经不高兴很久了，你们不知道吗？”我声音有些颤抖，毕竟发火不是我的专长，这个火是我酝酿很久才发的，想想要演出来，还是有些心虚的。“不知道啊？”马德兰说。“好好好，你们都不知道。那我今天就跟你们说说，我为什么不高兴。”所有学生扬起脸来，几近离奇地看着我，都皱起那眉头，仿佛要开始理解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单词。“我先说梦敏，你觉得你的汉语很好了是吗？不用再学习了是吗？我上课的时候，你为什么要问我机票、假发、鞋子、衣服这些问题，你不知道我们在上课吗？你不知道其他同学在听课吗？你不知道这样会打扰了他们吗？你不知道你这样做很不尊重在上课的老师吗？你那样做就是一种没有教养、没有文化、没有道德的表现。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棒的学生，但是，上帝啊，我对不起你，她，根本就不是。请原谅我，上帝，我没能挽救她！”我越说，越激动。“我再说你，马德兰，每天上课你都在照镜子，要么从今天开始，你叫镜子老师吧，不用再来上课，不用再想着去中国，那些美丽的假发，漂亮的衣服，摩登的机会，永远不会是你的。你就永远和镜子在一起，在这个喀国笑吧。因为你永远不懂什么叫作努力。”我开始适应了这种将音域越拉越高，越说越响的节奏。“郭一夫，思聪，你们两个就永远躲在你们的书里吧。你们知道中国很发达，是的，很发达，我在那个发达的国家过得很好，永远不会停水，永远有新鲜美味的饭菜，有干净快速的交通。上帝啊，我为什么来这里。我以为你让我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他们，找到真正的自己。但是，请看看吧，他们在干什么！”我开始向上天哭泣，转过身来对着他们，“你们四个，是喀国年轻人的代表，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但是看看你们，已经忘记了1960年之前被法国人殖民的历史，忘记了你们的父母辈们像乌龟一样忍辱负重，你们忘了，他们为了今天的平等、自由、独立，付出了多少血的代价。你们忘记了。上帝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以为他们四个中会有人像曼德拉先生一样，改变非洲，改变世界。”我哭了，真的哭了。我至今不敢相信那是我说过最长的，英法交杂的，蹩脚台词。

他们也哭了。都作祷告状开始哭泣。我顺势点响了电脑里预备好的喀麦隆国歌，雄浑的法语歌词开始飘散出来。“喀麦隆，你是我们祖先的摇篮，自豪地集合把自由保障。你的旗帜如同灿烂的太阳，象征你的信念和统一的理想。但愿你的儿女听令整装，不分东西把热心奉上，效忠祖国就是唯一的愿望，各尽所能，始终一贯。我们最亲爱的家乡，整个幸福托你身上，你是我们的生命和欢畅，光荣和爱，为你施展”。

我抹着眼泪说，“希望有一天，这个歌词是用你们喀国人自己的语言唱出来的，而不是法语！”

国歌后，我们继续上课。突然梦敏站起来，深深向我鞠了一躬，“老师，我错了，我一定好好学习。”

马德兰早已收了镜子，用手帕擦着眼睛说，“老师，是我不好，我以后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了。”

郭一夫，坐得出奇地端正，像小学生那样，把手叠在桌前。“老师，都是我们的问题。”

思聪扬起脸来看着我，虽不说话，眼睛里满是泪光。

自那以后，我的课堂效果意外地好，梦敏没有迟到过，没有问课堂内容以外的事情；思聪每天正眼看我，还会对我笑，有时候作文里还会出现他崇敬的Amanda老师；马德兰虽然依旧打扮得时髦性感，但是却再也没有捋头发照镜子；郭一夫更可爱，每天像站军姿一样地端坐着。

我仿佛看到那喀国的火焰花开得异常烂漫。

有一周我在图书馆值班，正翻着课本苦恼着次日该上些什么内容，门外传来了敲门声。“请进。”我依然沉浸在我的思绪里。“咚咚咚”。又是一阵。“请进！”我提高了几个分贝，依然沉思着。因为暑期班即将过去，我将要迎来新的学生，我苦思冥想着如何才能在第一堂课里吸引到最多的学生，而这敲门声实在令我分心。

我起身去为那人开门。“老师，是我，我回来了。”她扑了上来。

梦敏，穿上了中国买来的丝绸上衣，挽着一个发髻，手里拿着一大袋东西。“老师，谢谢你，我“汉语桥”得奖了，你看这是我的证书和奖品。”她兴奋地说。

我拿着她的证书不住地点头，“很棒，梦敏，老师知道你很棒。”心里乐开了花。“老师，这些奖品都是我从中国带回来的，我今天拿来让您选择，您是第一个选择的人，然后再是我妈妈，爸爸，好朋友们。”她把袋子里的茶叶、奖杯、证书、陶瓷杯一样样地全翻出来，轻轻地放到桌子上。“老师什么都不要，因为老师已经有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这种初为人师的喜悦真的难以言表。“老师，真的，你选一个。”

可爱的梦敏，这些东西对于喀国人来说，是巧夺天工的工艺品，对我来说，真的太过平凡。但是她这颗纯真的心，却是无价的纪念品。“老师已经有了一个了，这些你送给你的家人吧。”我拍拍她的肩膀，诚恳地说。“老师，你已经有了什么呢？”她很不解，继续“推销”她的礼物。“你没有看到吗？老师有了你啊，你就是我最大的礼物。因为老师看到你的心里住着我。”我转过身抱着她，她抱我抱得更紧了。郭一夫

有郭一夫的汉语课是欢乐多彩的，他常常会让我萌生“我是个白痴”或者“他是个白痴”的念头，这白痴绝对是褒义。

他时不时就会送我一些意料之外的哲思，也会添给我汉语博大精深的笑资。但每每越是有这样的结果，他却越是有最严肃、最认真、最正经的原因。

一次，我们讲到留学中国的话题。有的痴迷于中国的山川美景、摩登建筑，有的醉心于饕餮盛宴、特色小吃，有的留恋在什么都便宜的某宝网站，而只有郭一夫眉头深锁、拿笔敲着大脑门在沉思着，似乎完全游离于课堂之外。“老师，为什么我们去中国学习，要叫我们‘留学生’？”他支支吾吾地问，见到同学们都看着他，马上羞红了脸，又躲到了书里去。“留在中国学习的外国学生就叫留学生。”我理所当然地回答。“那，那老师你，你是留在喀麦隆教汉语的外国老师，我们可以叫你‘留老师’吗？”他从书本里露出一双扑闪扑闪的眼睛来，看着我。

所有学生都跟着点头。

我当时真的没有回答上来，他的机智推理征服了我，但是我却圆不回去。“非常好，郭一夫，老师一直在强调说‘留学生’，只有郭一夫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细节。这就是你们思考的作业，我们下一课再讲。”我内心极为尴尬，但是脸上非常淡然且愉悦。仿佛我一直等着他说出这个问题，要抛给学生们去思考似的。

有时候他又会问，音乐特别好的人，叫音乐家；

绘画特别好的人，叫画家；

写作特别好的人，叫作家；

唱歌特别好的人，叫歌唱家；

特别会搞教育的人，叫教育家……

那么，写诗特别好的人，为什么不叫作诗家，而要叫诗人？

写汉字的时候，永远问“我”和“找”两个字的区别，且每次都会用错。

最让我印象深刻，且永难忘记的是他被杭州萧山海关遣送回国的故事。

郭一夫在我的班上，成绩并不好，但很努力，可是记得的都是书上刻进脑子里的东西，句式稍加变换，词语稍微改动，他就会觉得又多了一个新的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极差，用中国地道的话来评价——悟性极低。

有一日同事们终于下决心舍了血本去法国餐厅萨尔萨吃饭，正品着烤面包的美味和鲜榨果汁的香醇，等待着前菜沙拉和鹅肝酱的上桌，主食还点了奶油蘑菇汤和炖小牛肉。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我笑着说，“不会吧，我前几天刚送郭一夫去机场，算算日子应该到中国了的，怎么还会有郭一夫的电话打给我呢？难道中国可以用Orange公司的境外卡？”

我想了想，还是接通了。“Bon après-midi。”“老师，是我。”电话那头传来郭一夫的声音。“啊？郭一夫。”我兴奋地说。

听到我说汉语，他呜呜地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然后哽咽着说，“老师，怎么办？我回来了。”“你现在在哪里？”我一听慌了神，是飞机延误了，到今天都没去过中国，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了？还是去了中国，又被送回来，到了喀国这个家了？

我一头雾水，却又万分担忧。“我现在在杜阿拉机场。呜呜呜……”“你是还没去中国，在喀麦隆飞机延误了？还是你已经到了中国，又被遣送回来了？”我急得抓起那洁白印花的餐巾来。

电话那头没了声音。“蒋老师，你的词汇用得太难了。”身边的同事很专业地分析起来。

郭一夫的汉语不好已经是我向同事吐槽多次、众所周知的事情，大家曾帮我出过很多改进教学的主意，我也试过很多种，但是最终都以我的法语词汇翻译终结。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我的学生课上课下必须都用汉语跟我交流，但是郭一夫永远是那个让我自动破例的意外。“郭一夫，老师问你，你到中国了吗？”我耐住性子说。“到了。”“你为什么不在中国呢？”“他们说要看看我的文件，但是我没有。”他又扯开了嗓子哽咽。“什么文件？签证？护照？还是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因为在我的理想里。”“什么？在哪里？录取通知书在哪里？”“在我的理想里。”我心一紧，豆大的汗珠从新上的精致底妆里渗出来。

几个凑在我耳边的同事，都皱起了眉，“理想，他怎么会说在理想里？”

我突然哭出了声，那一刻，我终于体会了真正身为人师的喜悦。“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么我教过郭一夫一学期，对郭一夫来说，我就是父母般的角色。只要看看学生的眼神，听听他们牛头不对马嘴的错误，就知道他们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

此刻我算是领略了，为人师真正的喜悦，是学生无以言表自己确切的内心时，老师帮他说出来的那种痛快。“郭一夫，”我喜极而泣，“你的录取通知书是不是在coffre里。”“是的，老师。是的。”他特别兴奋，似乎也被我再一次主动打破纯汉语约定而觉得开心。

从未出过远门的郭一夫，小心翼翼地将所有重要文件，都锁在了行李箱里。他汉语学得不精，把行李箱说成了理想。而当时托运行李的飞机出了问题，他到杭州萧山的时候，行李箱还在亚的斯亚贝巴上空飞行。这种完全没有证据的空口证词，任哪国的海关都会将他遣返回国的。“他们问我很多问题，我不懂，我然后打了他们。”他又轻描淡写地描绘起来。

我再次深陷苦恼的泥潭之中，他袭警了！“你打了几个？”“我打了三个。”

我觉得他这一辈子要与中国无缘了。一向腼腆且安守本分的他，怎么也还有这么暴力急躁的一面。“你爸爸知道你回来了吗？”我失望、无奈地问。“知道了，因为我打他了。”他抽泣在那一头。“啊！那你现在打我，告诉我你现在在机场，是吗？”我兴奋极了，故意说。“是啊，老师，我一直在打你啊。”他被我弄得一头雾水。

他又再次将我跌入低谷的情绪，抛向制高点。

因为他的“打”，是“打电话”。“哈哈哈，郭一夫，没关系，你还可以去中国的。”我兴奋地跟他重复了三次。

放下大餐，跑去买了张价值一万中非法郎的通话充值卡，回到高高铁栏围着的地下室门口，等黑蓝的夜叫醒贪睡的月亮，沁凉的晚风带走最后一丝白日留下的燥热，把喀国七小时的时差悄悄削去，等着中国阳光普洒的清晨，拨起国内联络的热线。

我仿佛看到昏黄机场灯光里的他，蜷躺在候机室外的木椅上，摸着干瘪的肚子，祈求幸运的降临。

而那一夜，他可以安心地入眠了。

对于我的五级班，这算是告了段落。梦敏参加“汉语桥”得了奖，成功拿到了去中国留学的通知书；郭一夫飞去了中国，去学他想学的木匠；马德兰成功拿到了云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据说后来还做起了老本行——兼职模特；后来加进来的欧德文斯也成功去了我的母校；而思聪苦于家庭压力，终究放弃了学习，结业前提来一大袋芒果和木瓜塞给我，最后很不舍地离开了。

我以前一直羡慕带初级班的老师，可以给学生取各种名字，比如上一届师姐的武林高手班，有“郭靖”、有“张无忌”、有“乔峰”，也有“欧阳峰”；又比如战友的琼瑶剧班，有“小燕子”、有“婉君”、有“白吟霜”，也有“展云翔”；再比如明星班，有“周杰伦”、有“王力宏”、有“范冰冰”，也有“赵本山”。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如果我分到了初级班，一定要来个富豪班。高级班最难带，他们已经入了门，有了自己认为的一套逻辑体系；他们认了人，习惯了前一位甚至前几位老师的做派规则；他们已有了惯有偏误，将之定式，难以改变，比如发音、书写顺序。

但一切的拒绝理由在接收到他们时，变得如此渺小。

木瓜加青柠

木瓜加青柠是我在喀国学会的一道最简易、最亲民、最质朴、最具有戏剧性的减肥、净灵餐，是爱人索尼教我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回忆点心。

我曾经开设过一个多月的暑期书法体验班，本心是为接下去那一学期争取更多生源而设的营销套路，却成了我和索尼的超性丝线情缘。

索尼，是我暑期班的学生。

我注意到索尼，不仅是因为她长得像个高挑、热辣的沙漠之花，面上写满了高贵、精致和骄傲；身上绣满了典雅、华美和摩登；更是因为她顶着一头爆炸式的鬃发，点着头拒绝了我“赐予”她的文雅汉语名。执意要我叫她“索尼”，且仅仅只要“索尼”，没有姓氏，没有后缀。

她书法学得并不好，“回”字永远是两个环叠加；拼音学得也不佳，“蒋老师”永远是“枪捞屎”；连“谢谢”永远都说成“窃窃”。但我却异常爱她那股特别认真的犯错劲儿。

她是喀国学生里最懂得知恩善报的人，周末会约我喝咖啡，带我逛市场，陪我跑蒙菲贝大山，听我讲远方的中国。她经常送我礼物，只是礼物内容较为单一：木瓜和青柠。

她知道我爱冒险，有天晚上打车到住地，非要拉着我去“白房子”吃烤鱼。给我化上艳丽夸张的喀式妆容，顶上一头棕色的爆炸卷毛，腿缠在渔网丝袜里，还不住地摇头叫道，“不不不，你还是太白了，不像喀国人。”“白房子”是喀国最有名的烤鱼店，因其位置比较偏僻，仅夜晚营业，且常有喀国反对党派头目光顾，而显得异常瘆人，但那里的烤鱼，凡是去尝过的，都拍手称绝。“白房子”在半山腰的几棵大树下，白炽灯光围就的左右两摊都是高高的法式壁炉，壁炉前是砌了台的兜售摊，各种颜色、长短、胖瘦的鱼儿在那里等待着被挑选、清洗、腌制、烘烤。

半米长的鲜烤狼鲈鱼，配点生洋葱圈、油辣椒酱，便是最地道的迎客宴。那里没有碗筷和刀叉，服务员会事先端上来一盆清水让食客洗手，然后把躺在椭圆形不锈钢盘里的烤鱼端上来供客人用一双自带的“肉筷”直接进行享用。

我实在想不通，这么一个寻常破旧的鱼市，索尼何至于将我打扮成如此模样前来。

落座后的索尼经常左顾右盼，鱼上桌了后，她像往常一样将盘子转了180度，然后把我的也转了半圈。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这是喀国的习俗。鱼吃到一半时，她示意我停下来，然后拉着我离开那个我至今回忆都不觉得传奇的“白房子”。

因为伺客弄经常停水，我就常常借故去索尼的出租屋里蹭饭吃，而她招待我的永远也只是木瓜加青柠。

我当初不止一次地认为，索尼靠着木瓜和青柠，维持了如此曼妙有致的身材。

软了皮的木瓜被修长锋利的水果刀轻轻对半切开，露出满肚子饱满漆黑的种子，用勺子拨净后，挤上满满的青柠汁，用染了艳红指甲的秀手托着，精致的法式宫廷水果小勺剜下几块透烂的木瓜果肉，浸在青柠汁里，送到口里轻嚼，那酸牙的青柠汁和了甜腻的木瓜肉，瞬间改了味蕾神经，变得异常动人。

有一天，我们聊得很晚，索尼拉出一张床垫来留我过夜。

我睡在床上，索尼躺在地板垫子上。我说汉语夹着法语，她说法语夹着汉语。在透着星光的窗户下，响着树叶细语的清风里，聊着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故事：

索尼来自杜阿拉，一个西部沿海城市，地位相当于中国上海。她的家庭很不富裕，因为生得秀美非凡，长得婀娜高挑，吃过几年墨水，被一个法国老头相中了，娶了她为妻。这在喀国很常见，德芙超市附近经常会看到满身金器的白人老头，搂着一位热辣年轻的非洲小妞。

我没想过索尼也是那其中的一个。

她，对他而言，只是一个可炫耀的性奴；他，对她而言，亦只是一张败不完的长期饭票。后来索尼认识了现在的老乡男友，当时喀国最大的反动党派首领，她口中的他，英勇、果敢、潇洒、智慧、绅士、深沉、善良，大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抱负、国运担当。在他的鼓励下，他们一起干掉了那位垂垂老矣的前夫，用的是最地道的喀国毒计。

记得刚来喀国时，使馆参赞向我们介绍过喀国人的传统毒人方法：去一家经常聘用临时工的餐厅，上一盘半边沾了毒的烤鱼或者烤肉，服务员上菜时会把有毒的一面转向要毒的对象，等到那个受害人在餐桌上毒发身亡，然后被买通的法医会以脑疟、或者突发心脏病的缘由上报给警察，警察往往就捏着这个案件，等着狠狠敲诈勒索那些亟需翻案或者彻查的受害人家属。一般这种故事都发生在孤独、多金的欧洲老爷子身上，法医和警察一般提前都会得些好处，然后沆瀣一气地不了了之，从此这些女子就走上了富婆的人生之路。

当时我听了觉得太玄乎，嘲笑参赞太过危言耸听，一度只把它当作一个坊间谣言。

而那晚，索尼讲得很真切。

我躺在床上十分不自在，床下的这位可人儿竟是个蛇蝎心肠的杀人胚子。我想到了她对我格外关爱的用意，想到了那位前夫口喷鲜血的场景，想到了那个男友乖滑阴魅的奸笑，想到了索尼得逞后贪婪数钱的兰花指，想到了如箭般直刺我胸膛的瑟瑟寒星……“枪捞屎，请你不要把我想成一个罪恶的人。”索尼突然坐了起来，带了些哭腔，“我的妈妈生病了，没有钱看病，我嫁给那个白人后，妈妈便有了钱看病，当时也好了很多。但是，我不爱他，他也不爱我；可是！他需要我，我也需要他。”“我的男朋友很好，给我找工作，让我学习。做那个事的不是他，也不是我，是我的爸爸。他受不了那个白人回家天天像狗一样打我，出门时像猫一样舔我。所以……但是我爸爸最后也自杀了，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不对。”“我的妈妈死之前知道了这件事，她告诉我，我的人生就像这木瓜和青柠一样，酸、甜都在一起。我想妈妈的时候，就吃木瓜和青柠。”“枪捞屎，我很喜欢你们中国人，你说，一日为师终身为母。那么你一日为师，终身也成了我的母亲。所以我很感恩，上帝又给了我一个妈妈。”

很多时候陌生反而能激起最纯洁、最久远的真情实感。就像这个世界的婚配法则一样，与你永结秦晋之好的，永远不是那个带着相同血液的人，而是一个陌生的个体。新生命的健康创造需要陌生因子的加入来获取长长久久的绵延不断。

我爬过去抱着索尼，她哭得更清亮了。

喀国乡下多是疯长的木瓜和青柠，质朴的人就把生活的哲理溶进了遍野的草木果实里，每拾起一个，都记着原始的，或酸涩或香甜的故事。

林涵和莫欣

林涵和莫欣，并不是我的学生，而是同事李琳的学生。林涵、莫欣是一对我所见过的最令人敬仰并值得学习的喀国夫妇。知道“林涵”和“莫欣”这两个名字是七月份的事情了。其实刚到喀麦隆没多久，大概是四月初，我就已经数次踏足过这对夫妇的喀式自助餐馆，那时候只知道打车到Hotel de Ville（市政府）就可以享用诱人的Buffet喀餐。现在想来我和这对夫妇应该是有过前缘的。

刚去他们家喀餐店时，我总埋头于刀叉间的美食，只是偶尔抬头看看室内简易舒适的装修，里面总有种熟悉的中国味道，让我片刻间会猜想老板是位什么样的人物，但这种念头转瞬即逝，我会继续沉浸到沙拉、主食、甜点的大战中去。

2012年8月10日，星期五，阴。林涵和莫欣带我们三位中国老师同他家人一起出游。同行的还有莫欣的姐姐（活泼开朗，爱玩Facebook的妈妈）、姐姐的儿子（9岁，帅气的乖仔）、莫欣的弟弟（话不多，却爱作弄侄子的舅舅）、莫欣的大儿子（13岁，帅气、沉默，喜欢甩掉妹妹，自己玩耍装酷的喀法混血哥哥）和莫欣的小女儿（3岁，聪明、听话、爱玩自拍的小妖精）。我、李琳、斯斯、莫欣和林涵同坐一辆车。我们的目的地是克里比。

其实孔院五一放假的时候去过克里比，位于喀麦隆南部省的一个滨海城市。当时没有觉得特别好玩，只觉得那儿焦香的小黄鱼和脆嫩的烤虾，当场宰杀，当场烧烤，的确算得上人间极品。“齿颊留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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