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斯密(Smith, A.)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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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试读：
序论及全书设计
任何一国国民日常的一切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都来自他们自身每年中的劳动。这些用于消费的商品，或者是本国国民劳动生产的直接产物，或者是以这些产物从外国换回的商品。
本国国民的劳动产物与从外国换购回的商品之间的比例或大或小，而这一比例将会决定本国国民所需要的一切消费商品的供给情况的好坏。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而言，这一比例都要受到以下两种情况的影响：一是从普遍上的意义来说，这个国家的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性与判断性；二是国内从事有用劳动与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比例情况。任一国家在土壤、气候和面积上或有差异，但国民需求每年供给的好坏，却必然是由这两种情况决定的。
除此之外，国民需求供给的好坏，似乎较主要地受前一情况影响。在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原始社会，所有具有劳动力的成员都或多或少地参与有用劳动，并尽可能以各种生活必需品供给自身和家族内因老幼病弱而不能参与有用劳动的人。但他们的生活依旧贫乏，甚至会迫不得已地杀害失去无劳动能力的亲人；或遗弃他们，使之听任老天安排的命运。而当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繁荣阶段时，一些社会成员完全脱离了有用劳动，并且要消费比大多数劳动者多过十倍甚至百倍的劳动产物，但由于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极为强大，所有人的生活都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连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只要足够勤劳节俭，也能享受比野蛮人更优越安稳的生活。
劳动生产力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改良，劳动生产物，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自然而然地分配给社会的各个阶级？这就是本书第一篇所论述的主旨。
不论一个国家的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性与判断性达到怎样的程度，在这种程度继续运用的阶段中，国民需求每年供给的好坏，将由国内从事有用劳动与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比例情况来决定。在下文中我将要说明，有用的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在任何情况下，都与推动劳动的资本量及资本用途成比例。因此，本书第二篇，主要讨论资本的性质、积累资本的方法，以及不同用途的资本，所推动的劳动量亦不相同这几个论点。
当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性与判断性已达到较高层次，不同国家对于社会内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曾采取极不相同的计划，而这些计划在促进增加全国劳动生产物时具有不同的影响力。有些国家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另一些国家却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没有一个国家会试图使国内的各种产业完全平均地发展。自从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比较不利于农业，而比较有利于城市的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这是本书第三篇即将阐述的，为什么人们会采用和规定这种以城市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政策。
这些不同计划的实行，最初也许是因为某个特殊阶级的利益与偏见，他们不曾预见，甚至也不曾考虑这些计划将如何影响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但是，这些计划却引起了见解差异极大的各种经济学说。有些学说认为城市产业重要；有的学说又极力阐述农村产业的重要性。这些经济学说各自发表的理论，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各国君王和国家的政策亦因它们而有所变化。我将试图尽我所能，在本书第四篇中详尽并明确地解释这些学说，并说明它们在各个时代和各国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总之，本书的前四篇主要是力图说明社会中各个阶层的收入构成，以及供应各个时代各国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所具有的性质。至于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探讨的，则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要竭力在以下这几方面作出说明：一是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需费用，其中哪些需要由全社会共同交纳的赋税负担，而哪些则应由社会某特殊阶级或成员负担；二是来自全社会所有纳税人的税款是以怎样的方式征收的，并分析不同征集方式的利弊；三是近代绝大部分的国家政府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举债的原因，并说明这种债务，对于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即社会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会产生怎样的作用。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以及劳动生产物自然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第1章论分工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多的娴熟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现在来考察一下个别制造业的分工状况，以方便大家理解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结果。一般认为，只有微不足道的小型制造业分工才最精细。事实是：小型制造业的分工，并不比大型制造业更为精细。只是由于供给少数人小量需求的小型制造业，所雇用的工人数量必然不多，从而各部门工作的工人一般集中在同一工场内，使观察者能一眼看到。反之，那些大型制造业，由于要供给大多数人的大量需求，所以各部门都雇有大量工人，不可能把这么多工人集中在同一个工场里，观察者要同时看见多个部门的工人也不可能。所以，大型制造业尽管实际上比小型制造业分成更多的工作部门，只是由于这种划分不像小型制造业那么明显，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到。
工作的细化一般来看，在制造业的车间中最容易看到分工的现象。雇主将一件完整的工作细化成几个步骤，由几个工人配合完成。这种人与人之间互相协作的方式，使得每个人都能专司其职，从而加快了工作效率。
制针业是一种小型制造业，它的分工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拿它来做个例子。一个工人，如果没有受过这种职业（分工的结果，使制针成为一种专门职业）的相当训练，也不知道怎样使用它的机械（发明这种机械估计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即使再努力工作，一天也许也造不出一枚针，当然更不可能造出20枚了。但是现代商业已经使这种工作成为专门职业，并且将这种工作分成若干工序，其中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的职业。一个人抽铁丝，一个人将铁丝拉直，一个人截断，一个人削尖铁丝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针头。制作针头，还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工艺。安装针头、表面涂白、最后的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一枚针的制造要分为18道工序。有些工厂，这18道工序分别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有时候一个人也兼任两三道工序。我见过的一个这种小型工厂，只雇用10个工人，所以在这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兼任两三道工序。像这样一个小工厂，虽然由于穷困，所使用的机械设备很简陋，但是工人们如果努力，一天也能造出12磅针。假设每磅针有4000枚，这10个工人每天就可以造48000枚针，也就是一个人一天能造4800枚针。如果他们不分工合作，不由每个人专门操作某道工序，那么不论他们怎样努力，一天也不可能造出20枚针，说不定连1枚也造不出来。他们不但造不出今天由适当分工合作而造成的数量的1/240，就连1/4800，估计也制造不出来。
分工的社会 恩斯特·哈斯 摄影 1951年如果你能够把自己从所在的社会中抽离出来，以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待它，你就会发现分工在这个社会中真是无处不在的，从事着各种各样工作的人们汇成了整个社会的洪流。
对其他各种工艺及制造业来说，虽然不是所有的都能做这样精细的分工，合作也没有这样简单，但分工的效果总是同样的。凡是能够分工的工作，一旦使用分工制，就能够相应地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现在存在这么多不同的行业，似乎也是由于分工带来的好处。一个国家的产业和劳动生产力如果极高，那么各种行业的分工通常也都能达到极高的程度。在落后社会中由一人独任的工作，在进步社会中一般都由几个人合作完成。在进步社会中，通常农民只是农民，制造者只是制造者。而且，生产一种完全制成品所必要的工作，也往往由许多工人共同完成。以麻织业和毛织业为例，从亚麻及羊毛的生产到麻布的漂白、烫平，或者呢绒的染色和最后一道加工，有那么多不同的工艺！农业由于其特殊的性质，不能像制造业那样细密地分工，各种工作没有制造业那样截然分立。例如木匠和铁匠的工作，一般是截然分开的，但畜牧人和种稻人的工作，就不像前者那样完全分开。纺工和织工几乎都是分别的两个人，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却往往由一个人兼任。
农业的种种劳动随季节而变化，要让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做不到。因此，农业生产力增进的程度总跟不上制造业生产力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完全采用分工制度。最富裕的国家，在农业和制造业上都优于邻国，但制造业方面的优越程度必定大于农业方面。富国的土地通常都耕耘得较好，投在土地上的劳动与费用支出也比较多，生产出来的产品按照土地面积与肥沃的比例来说也较多。但是，这样较大的生产量，很少在比例上大大超过所花的支出。在农业方面，富国的劳动生产力未必都比贫国大很多，至少不像制造业的一般情况那样大很多。因此，品质同样优良的小麦，富国的市场售价未必都比贫国便宜。例如，就富裕和进步的程度而言，法国远远超过波兰，但波兰小麦的价格与法国小麦同样便宜。与英格兰相比，法国的富裕和进步程度可能稍逊一筹，但法国出产的小麦，品质完全和英格兰小麦同样优良，并且在大多数年份两者的价格也大概相同。但是英格兰的麦田耕种得比法国好，而法国的麦田据说耕种得比波兰好得多。也就是说，贫国的耕作尽管不及富国，但贫国生产的小麦，在品质及市场售价方面却能在相当程度上与富国竞争。贫国在制造业上就不能和富国竞争，至少在富国的土壤气候适宜于某类制造业的情况下，贫国不能和富国竞争。法国丝绸之所以比英国丝绸质量又好又便宜，就是因为丝绸业（至少在今天原丝进口税很高的条件下）更适于法国的气候，而不十分适于英国的气候。但英国的铁器和粗毛织物却远胜于法国，并且品质同样优良的英国货品在价格上比法国便宜得多。听说，波兰除了少数必需的粗糙家庭制造业外，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
制造的工业 路易斯·尼弗森 雕塑 1960年各种工艺及制造业是能够进行彻底分工的行业，越是劳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行业中的分工就越精细——一个庞大机器的每一个零件，甚至一个螺钉都有专人制作。
有了分工，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原因有三个：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为专业而日益精进；第二，通常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会损失不少时间，分工可以避免这种损失；第三，由于专门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完成许多人的工作。下面分别进行详细说明。
乡路 保罗·塞尚 油画 约1872—1873年虽然农民在各国都受到轻视，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其实远比在制造业中从事某一分工更加复杂和多变。农业生产力之所以总是较制造业落后的原因，也许就是农业很难完全采用分工制度。在静谧的乡间小路上，色调的跳跃变化显示出塞尚特有的勾勒矛盾气氛的才能。
第一，劳动者娴熟程度的提高，必然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的结果，每一个劳动者由于终生从事一种单纯操作，当然可以大大提高熟练程度。习惯使用铁锤而没有学习过制造铁钉的普通铁匠，一旦因为特殊事故必须制造铁钉时，我敢说他一天最多只能制出两三百枚钉子来，并且质量还很差。就算学过制钉，但假如不是以制钉为主业，就算他全力工作，也不会一天制造出800枚或1000枚以上的铁钉。而我曾看见过几个专门以制钉为业的不满20岁的年轻人，他们在全力工作时，每人每天能制造2300多枚铁钉。此外，制钉绝不是最简单的操作，同一个劳动者，需要鼓炉、调整火力，要烧铁挥锤打制，在打制钉头时还得调换工具。相较之下，制针和制造金属纽扣所需要的操作要简单得多，而以此为终生职业的人，其熟练程度一般也高得多。在这种制造业中，有几种操作的快速程度简直难以想象，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你绝对不会相信人的手能这样快捷。
机器与人 路易斯·海因 摄影 1920年在庞大的机器面前，这个气管装配工的工作就是不停地检修每一个螺钉的松紧。熟练操作必然会带来工作效率的提高。
橘子摊儿 约翰·西门 摄影 1910年分工提高了工作效率，每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别人所需的物品，他亦能给予充分供给。
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要损失一些时间，而节省这些时间所得到的利益，比我们一般想象的要大得多。如果另一种工作需要使用完全不相同的工具，并且不在同一个地方进行，那么这种转换就不可能快速地进行。耕作小块田地的农村织工，由织机转到耕地，又由耕地转到织机，一定要浪费很多时间。如果这两种工作能在同一地方进行，那么损失的时间无疑会少很多，但即便如此还是会有损失。劳动者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时，通常要闲荡一会儿。在开始新工作的时候，很难立刻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总难免心不在焉。在相当长时间内，与其说他是在工作，倒不如说他是在玩乐。闲荡、偷懒、随随便便这些恶习，对于每半小时要换一次工作内容和工具，而且一生中几乎每天必须从事20种不同工作的农村劳动者来说，可以说是自然会养成的，甚至可以说必然会养成的。这些坏习惯使农村劳动者总是散漫懒惰，即使在非常紧张的时候，也不能全神贯注地工作。因此，就算没有技巧方面的缺陷，仅仅这些习惯也一定会大大减少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机械代替的人力分工使劳动者的精力集中，也就更容易发现工作中尚需改良的地方。历史上从不缺乏劳动者为了简化和节省劳动而发明机器代劳的例子。图为19世纪末德国曼海姆一家大型的工厂，工人们与大型机械相互配合，有序地工作着。
第三，运用适当的机械能在很大程度上简化和节省劳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简化和节省劳动的那些机械，其发明看来也是由于分工。人类把精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起分散在多种事物上，更能发现达到目标的简易、快捷方法。分工使人们把精力自然地倾注在一种简单事物上，所以只要工作上还存在改良的余地，各个部门的劳动者中，不久肯定会有人发现某种更加容易和便利的方法，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今天用于分工最精细的各种制造业中的机械，有很大部分都是普通工人的发明。他们从事最单纯的操作，当然会发明更加方便的操作方法。不管是谁，只要他经常去参观制造厂，一定会看到某些极方便的机械，这些机械就是普通工人为了使自己担当的那部分工作快速容易地完成而发明出来的。最早的蒸汽机，需要雇用一个童工按照活塞的升降不断开闭汽锅与汽筒间的通路。有一次，担任这项工作的一个童工因为想和伙伴游玩，于是用一条绳子把开闭通路的舌门的把手系在机械的另一部分，舌门就可以自动开闭。因为贪玩而想出来的方法，就这样成为蒸汽机的大改良之一。
个人的需要在分工明晰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因效率提高而生产了大量自己无法消耗的产品，这就形成可互相交换的市场。个人可以提供他人所需的物品，而其自身所需的物品，也能由他人充分供给。
在一个政治状况良好的社会里，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从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一个劳动者，除了满足自身需求的数量以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每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他人所需的物品，他能够充分供给；自身所需的物品，他人也能充分供给。这样，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
考察一下文明、繁荣的国家的最普通劳动者的日用物品，你会发现，用自己劳动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小部分）来生产这些日用品的人的数量，是难以数计的。例如，他所穿的粗毛呢外套，就是许多劳动者合作劳动的产物。为制造这种产物，必须有牧羊的、剪羊毛的、梳羊毛的、染工、粗梳工、纺工、织工、漂白工、裁缝工，以及其他许多人，联合起来工作。这些劳动者居住的地方通常相隔很远，把材料由甲地运至乙地，该需要多少商人和运输工啊！染工所用药料，常常购自世界上各个遥远的地方，要把各种药料由各个不同地方收集起来，该需要多少商人和航运者，雇用多少船工、水手、帆布制造者和绳索制造者啊！为了生产这些最普通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又需要多少种类的劳动啊！复杂的机械，如水手工作的船、漂白工用的水车或织工用的织机，姑且不论，仅就简单器械如牧羊人剪羊毛所用的剪刀来说，其制造就须经过许多种类的劳动。为了生产剪刀，矿工、熔炉建造者、木材采伐者、熔铁厂烧炭工人、制砖者、泥水匠、在熔炉旁服务的工人、机械安装工人、铁匠等等，必须把各种各样的技艺联合起来。同样，要是我们考察一个劳动者的服装和生活用品，如贴身穿的粗麻衬衣，脚上穿的鞋子，睡觉用的床铺和床铺上各种用品，烹饪食物的炉子，由地下采掘出来、并且经过水陆运输才能送到他手边供他烧饭的煤炭，厨房中一切用具，餐桌上一切刀子和叉子、盛放食物的陶制和锡制器皿，制造面包和麦酒的各种工具，能透过光线并能遮蔽风雨的玻璃窗，和使世界极北部成为舒适的居住地的大发明所必须借助的一切知识和技术，以及工人制造这些便利品所用的各种器具等等。总而言之，我们如果考察这一切东西，并且考虑到投在每样东西上的各种劳动，就会觉得，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最微不足道的人，即便想按照他习惯的简单舒服的方式生活也不可能。
栖居的小屋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经由他人的劳动才能得到最终满足。一栋外形再简单不过的栖居小屋，都要经过伐木工人、铁构件的生产者、玻璃生产者、建筑工人、油漆工人等等许多行业的从业者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供最终的使用者居住。第2章论分工的原因
分工有这么多好处，但它却不是人类智慧预见到它会带来普遍繁荣而主动选择的结果。它是人类天性中某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虽然这种倾向发展得非常缓慢。这种倾向没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就是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
这种倾向是不是人性中暂时无法透彻解释的原始本能之一，或者它是否是人类的理性和语言才能的必然结果（这个似乎更有可能），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人类都有这种交换的倾向，其他动物则没有。其他动物似乎不知道任何类型的交换或者契约。两只猎犬追逐同一只兔子，有时看起来像是在合作行动，每只猎犬都把兔子驱向它的同伴，或是在同伴把兔子驱向它时全力拦截。可是这并不是任何契约的结果，只是那个时刻猎犬们对同一目标的欲望偶然契合的结果。没有人见过一只狗用一根骨头和另一只狗公平而又慎重地交换另一根骨头。没有人见过一只动物用动作或叫声向另一只动物表明“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希望用这个交换那个”。当一只动物企图从人或另一只动物那里获得东西时，它除了向对方表示好感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为了得到食物，一只小狗向母狗摇尾乞怜，一只长毛垂耳狗做出种种姿态吸引饭桌前主人的注意。人对他的同类有时也使用相同的手段，当他没有其他办法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时，就开始花言巧语、卑躬屈膝。但是他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干。
捕猎成功 岩合光昭 摄影分工是人类社会中独有的一种现象。动物界虽然也偶尔会因对食物的欲望而合作捕猎。但这种合作是不稳定的。一旦失去了眼前的目标，这种合作关系便会在瞬间分崩离析。
在文明社会里，任何人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其他人的合作和帮助，而他一辈子也只能获得几个朋友。几乎所有其他动物，当个体长到成熟时都是完全独立的，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其他同类的帮助。可是人几乎离不开他的同类的帮助，而仅仅依靠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些帮助的。假如他能诉诸对方的自利心，向对方说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他们自身有好处，他反而更有可能达到目的。任何一个想同他人做交易的人都是这样做的。给我那个我想要的东西，你就能得到这个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交易的意义。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双方才得到了绝大部分自己所需要的帮助。我们的晚饭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怜，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从来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谈论对他们的利益。除了乞丐之外，没有人主要靠他人的慈悲来生活。并且乞丐也并不完全依赖他人的慈悲。乐善好施的人的确提供了乞丐的全部生存资源。但是，他能满足乞丐的一时所需，却不可能满足乞丐的随时所需。乞丐的大部分日常需要还是以和其他人相同的方式满足的，就是通过契约、交换、购买来满足。他用路人甲给他的钱购买食物，用路人乙给他的旧衣服交换更适合自己的旧衣服，或者住所、食物、钱。
厨房中的女孩们 摄影 1905年人的一切社会活动都要与他人合作才能完成，这种合作贯穿着每个人的一生。图中一些扎着小围裙的女孩子正在跟随老师学习家庭生活必需的基本技巧。
就像我们过去曾经在契约、交易或者购买的过程中获得需要的帮助那样，分工真正的性质也是如此，也是从类似的交换倾向中产生的。譬如原始游牧部落中的某个捕猎者，也许他发现自己在制造弓箭方面的才能远远超越了他人，于是他频繁地制造弓箭并以之与同伴交换牲畜和兽肉，长此以往，最终他会发现以这种交换方式得到的物品比他亲自到荒野中捕猎得到的更多。于是，出于利己的目的，制造弓箭会成为这名猎人日常最主要的工作。部落中的另外一个人或许以制造和搬迁茅屋为特长，他以这种技能为他人服务，他人也同样以牲畜或畜肉作为回报。更多的人通过类似的途径把自己不能消费的那部分劳动产品拿去与他人交换，并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成为专门从事某项工作的人，并在此过程中继续培养和完善他们在这一领域内的才能或天分。
施予药品的巫医分工的现象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在某一领域具有特长时，他发现专门从事这一项工作，并以工作成果向别人换取自己需要的物品，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图中的一名巫医正向疾病缠身的妇女赐予药品，巫师的特长使他们在社会中享有极高的地位。
不同的人在天赋才能上的差别，事实上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小得多。成年人从事不同职业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寻常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最不相同的两个人，例如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普通的街头搬运工，他们的差别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更多地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造成的。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6岁或者8岁的时候，可能非常相像。他们的父母或游戏伙伴都看不出他们有任何显著的不同。而之后，他们开始从事迥然不同的职业。于是，才能的差别被人们注意到，并且逐渐扩大，直到最后，哲学家的虚荣心使他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街头搬运工有任何相同之处。但是假如没有互通有无、彼此交换的倾向，每个人就不得不自己准备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如果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责任要承担，有同样的工作要干，那么就不可能有职业上的不同，也就不可能有才能上的重大差别了。
煎饼过程 克什米尔手抄本 19世纪人类拥有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它与动物的本能不同，而是出于这样一种发现，即分工可以使合作者获得比单独工作更多的报酬。
正如交换倾向造成不同职业的人们在才能上的巨大差异一样，交换倾向也使这种差异可以利用。和人们在未受到风俗和教育陶冶以前所表现出来的天赋差异相比，许多被认为属于同族的动物的天赋差异要明显得多。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头搬运工的天赋不同，远不及大猛犬之于猎犬、猎犬之于长毛垂耳犬或长毛垂耳犬之于牧羊犬。可是，这些动物虽然都属于同类，对彼此却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地方。大猛犬的力量并不能因为猎犬的迅速、长毛垂耳犬的伶俐或是牧羊犬的驯良而有任何的增加。这些不同的天赋和才能，由于缺乏交换的能力，不能变成共同的财富，向同类动物提供更好的方便。每个动物仍然不得不分别独立地养活和保护自己，它们得不到自然赋予它的同类的那些不同才能的好处。相反，人类之间的不同才能对彼此都有好处：他们各自才能的不同产品，通过互通有无、以货易货和交换的普遍天性，从而形成一种共同财富——每个人都可以交换到他所需要的其他人的才能所生产的产品。第3章论市场范围对分工的限制
分工的原因是交换，所以分工的范围必然受到交换范围的制约，也就是市场范围的制约。当市场很小时，没有人能专门从事一种职业，因为他没有能力把自己劳动产品中超过自己消费的剩余部分，交换到他所需要的其他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
有些种类的工作，即便是最低级的一种，也只能在大城市里进行。例如，一个搬运工在其他地方就找不到工作维持生活。一个村庄对他来说太小了，甚至普通小镇也很少有大到足够使他拥有稳定的职业的。在苏格兰高地荒凉农村中的独户住宅或非常小的村庄里，每个农民必须兼任屠夫、面包师和酿酒师才能维持家庭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铁匠、木匠或泥水匠，在周围20英里之内甚至很难找到一个同行。那些零落的人家彼此间最近的距离也有8英里到10英里，所以他们必须自己干大量的零活，而在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他们就可以雇佣各种工人。几乎在任何农村，一个工人都会兼任大体使用同种材料的行业的所有不同工作。例如，一个农村木匠要做与木材有关的各种工作，他不但是一个木匠，还是一个细木工、家具制造者，甚至还是一个雕刻工、车轮制造者、犁杖制造者、手推车和四轮马车的制造者。一个农村铁匠要做与铁有关的各种工作，他的职业更是多种多样。在苏格兰高地的穷乡僻壤，就算是制钉人这样一种职业也不可能有。一个制钉人每天能造1000枚铁钉，一年工作300天，照这样计算他每年能造30万枚铁钉。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连全年中一天的工作量，也就是1000枚铁钉也不可能卖出去。
荒凉的小村 保罗·塞尚 油画 1873年市场的发展对于社会分工的进化有着相当的影响，没有足够发达的交易空间，单独从事某一工作的劳动者就不能交换到充分的、满足其生活需要的物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较偏僻、荒凉的地方，社会分工无法进一步细化的原因。
水运为各种产业开辟了广阔的市场，这是仅靠陆地运输办不到的。所以，正是在海岸以及通航河道的两岸，各种产业自然地开始分工，并且得到改进——这种改进往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推广到一个国家的内地。一辆4轮货运马车，2个人驾驭、8匹马拉，大概6个星期才能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来回运送将近4吨货物。而在大概相同的时间里，一艘由6个或8个人驾驶的轮船，通常可以在伦敦和利斯港口之间来回运送200吨货物。可见通过水运，在相同的时间里，6个或8个人可以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来回运送由100个人驾驭、400匹马拉动的50辆4轮货运马车的载货量。从伦敦到爱丁堡陆运200吨货物，最便宜也要开支100个人3个星期的生活费，以及与这种开支大体相当的400匹马和50辆车的损耗。而水路运输同一重量的货物，只需开支6个或8个人的生活费，一艘载重200吨的船只的损耗以及保险费的差额（陆运保险和海运保险之差）。所以在这两地之间，如果除了陆运以外没有其他交通手段，那么除了与重量不大但价格非常高的物品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货物能从一地运往另一地。他们就只能从事现在在两地之间存在的商业活动的一小部分，也只能提供现在人们在各种产业中所得到的相互帮助的一小部分。依此类推，在世界各个遥远地区之间就不可能有多少商业，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类型的商业。在伦敦和加尔各答之间，什么货物能负担得起昂贵的陆运费用呢？即使有某种货物贵重到足以负担这笔费用，又有什么办法能使货物安然通过那么多野蛮民族的领土呢？但是，现在这两个城市互相进行着巨额的贸易。由于相互提供市场，它们对各自的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圣彼得堡附近的河流 插图水运的出现，使得两地之间的交易变得更为容易，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为细化分工提供了条件。18世纪初开始兴建的圣彼得堡紧邻波罗的海，涅瓦河从城市中流过，便利的水运使这座俄罗斯城市很快走向了繁荣。
由于水运的利益这么大，工艺和产业的最初改进必然出现在这些便于向全世界开放、成为各种劳动产品市场的地方。而这种改进要推广到一个国家的内地总是晚得多——内地除非附近有海岸和通航的大河，否则不可能为自己的大部分货物找到长期的市场。所以内地市场的范围，必然在长期内与该地的富裕程度和人口数量成比例，工艺改进也必然总是落后于整个国家的改进。这也可以解释英国在北美的各殖民地，种植园通常建立在海岸或通航河流的两岸，很少扩展到很远的地方。
依据可靠记载，文明最早起源于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地中海是世界闻名的最大的内陆海，没有潮汐，通常很少有巨浪，岛屿众多且靠近邻近的海岸，所以非常有利于世界最初的航运事业。那时候没有指南针，造船技术也欠发达，所以人们不敢置身于大洋的惊涛骇浪中。越过海克力斯之柱（即直布罗陀海峡），在古代世界一直被视为最危险、最了不起的航行伟业。就算是最熟练的航海家、造船者，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也是许久以后才敢去尝试，而是他们尝试了很久之后，其他民旅才开始问津。
凿壁画的古埃及人 马克费尔德·帕里什 油画 1902年古埃及文明是人类最早出现的灿烂文明之一，它有着如此快速的萌芽，与尼罗河流域天然形成的发达水运是离不开的。水运使交通趋于便利，加速了市场的形成。图中的古埃及雕刻师正在端详自己刚刚刻在法老陵墓墙壁上的一组图案。
在地中海沿岸的诸多国家中，埃及好像是最早在农业和制造业两方面都有明显开发和改进的国家。埃及北部的繁盛地域都在尼罗河两岸数英里内。尼罗河在埃及南部分成无数支流，使埃及境内大城市、各重要村庄，甚至在农村的各农舍之间，只借助很少的技术就普遍实现了水运（就像现在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和麦斯河一样）。内地航运的广泛和便利也许是埃及最早发展出文明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各省，以及在中国东部的某些省份，农业和制造业似乎也具有同样古老的历史（虽然没有得到住在我们这边世界的人所共信的历史权威的证实）。在孟加拉，恒河以及其他几条巨大的河流形成了大量可供航运的河道，就像尼罗河在埃及那样。在中国东部也有几条大河，通过各个支流形成众多的河道，彼此交叉，为内陆航行提供了比尼罗河或恒河甚至比两者相加更为广阔的河运网。但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古代埃及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不鼓励对外贸易，他们似乎都是从这种内陆航运中获得巨额财富的。
所有非洲内陆，位于黑海和里海北面遥远的亚洲地区，古塞西亚（即现在的鞑靼和西伯利亚），似乎一直处于野蛮和不开化状况，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这是因为，鞑靼海是不能航行的冰冻海洋，虽然有些世界大河流经鞑靼，却彼此相隔太远，在鞑靼的大部分地区不便于交通和贸易。在非洲，没有像欧洲的波罗的海、亚德里亚海或欧亚两洲的地中海和黑海这样大的内海，也没有类似亚洲的阿拉伯、波斯、印度、孟加拉和暹罗（即泰国）的海湾，可以将海运带到内陆；而非洲的各大河流又彼此相隔太远，无法提供大量的内陆航运。一个国家如果有一条并不分成许多支流，而又在入海以前流经另一个国家领土的河流，商业绝不可能发达，因为拥有另外领土的那些国家往往尽力阻止上游国家和大海之间的交通。例如多瑙河的航运对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而假如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国家独占该河流入黑海以前的整个流域，情况就会大大不同。
陆运的缺陷假使世界上只有陆运，则各僻远地区间的商业，一定会无法进行。因为相对于水运而言，陆运总是显得更为吃力和麻烦。至今仍处于野蛮未开化状态的一些国家，地理上不具备便利的水运条件似乎也是它们无法走向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图为几名工人正在合作推车，以帮助司机驶过这条路况糟糕的小路。第4章论货币的起源和作用
一旦社会分工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的劳动产品就只能满足他所需要的很小一部分。他把自己劳动产品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剩余部分，用来交换自己需要的他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从而满足自己的绝大部分需要。这样，每一个人都靠交换来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一个商人，而社会本身也逐渐成为一个完全的商业社会。
可是当分工出现之初，这种交换必然经常遇到各种妨碍和困难。假设，一个人拥有的某种商品比他自己需要的多些，而另一个人少些。于是，前者愿意卖掉多余的部分，而后者愿意购买前者多余的部分。可是，假如后者恰好没有前者需要的任何东西，他们之间的交易就无法进行。屠夫的店铺中有比自己所能消费的更多的肉，而酿酒师和面包师每人都愿意买一部分肉。但是他们除了各自行业的产品以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用来交换，而屠夫又已经有了暂时需要的全部面包和啤酒。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就不能进行交易。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当分工确立以后，在社会的各个时期都会有聪明的人设法处理这种事情，就是除了他自己行业的特殊产品之外，随时随地保有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这种商品交换他人的劳动产品时是没有人会拒绝的。
中国北周铜钱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种类的货币，例如众所周知的贝壳、牲畜等等，而金属由于其便于携带、易切割、不易磨损等优点，成为最终通用的交换媒介。
有许多不同的商品先后被想到并被用来达到这个目的。在未开化时代，据说牲畜曾被用来作为普遍的交换媒介。虽然牲畜是一种很不方便的交换媒介，我们却发现在古代常常用牲畜头数来决定某些东西的价值。例如《荷马史诗》说，戴奥米底的铠甲只值9头牛，而格劳克斯的铠甲却值100头牛。在阿比西尼亚，据说盐是交易的普遍媒介；在印度海岸的某些地区用一种贝壳；纽芬兰用干鳕鱼；弗吉尼亚用烟草；英国的某些西印度殖民地用糖；其他某些国家用兽皮或皮革。现在在苏格兰还有一个村庄，我听说，那里的人们带着铁钉而不是货币走进面包店或是啤酒店。
金属的妙用在交换的历史中，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金属作为普遍的交换物。当然，除了逐渐发展出的货币功能，金属还具有更广泛的实用功能。图中分别为安纳托利亚的旗杆顶饰（上左）、埃及的青铜剃须刀（上右）、埃及出土的镜子（中）、米诺人做饭用的平底锅（下）。
然而在所有国家，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人们最终决定选用金属来完成这种职能。没有任何商品比金属更容易没有损失地保存，还可以没有损失地分割成许多小块，又很容易把这些小块再熔合起来。这种性质是任何其他商品所不具备的，所以最适合作为商业和流通的媒介。例如，一个想要买盐但只有牲畜可以用来交换的人，必然要买入和整个一头牛或一头羊价值相等的盐。他不可能买得比这更少，因为牲畜无法不受损失地分割；如果他想多买盐，出于同样的理由，他就不得不买入双倍或三倍数量的盐，这些盐的价值相当于两三头牛或两三头羊。而如果他可以用来交换的不是牛或羊，而是金属，他就可以很方便地按当时需要的商品的精确数量按比例支付相应数量的金属。
不同的国家为此目的使用了不同的金属。在古代斯巴达人之间，普遍的交换媒介是铁；古代罗马人之间用铜；所有富裕的商业国家使用金和银。
用于这种目的的金属，最初似乎都是粗条，没有任何印记或币型。普林尼引用一位古代历史学家梯米尤斯的记载，在瑟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时代以前，罗马人没有铸币，只有没有印记的铜条。这些粗金属条在当时起着货币的作用。
用这种粗金属条作为货币有两种很大的不便：第一是称量的困难；第二是化验纯度的困难。在贵金属中，数量上的微小差异会导致价值上的重大差异，而要进行十分准确的称量至少需要非常精确的砝码和天平。尤其是黄金的称量，是一种很精密的操作。当然，对粗糙的金属条来说，微小的误差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如果一个穷人每次购入或售出一个法新（英国从前使用的铜币，价值1/4便士，译者）的货物时，都得称一下这个法新的重量，这是非常麻烦的。化验纯度的操作更加困难、繁琐，除非使用适当的熔剂，把一部分金属在坩埚中完全熔化，否则得到的任何结论都不可靠。在铸币制度实施以前，除非通过这些繁难的过程，否则人们很容易受到欺骗——他出售货物换来的不是一磅重的纯银或纯铜，而是外表看来和纯银、纯铜一样，实际搀了假的最粗糙、便宜的东西。为了制止这种行为，促进贸易，鼓励各种工商业，所有进步国家都发现有必要在通常用来购买货物的一定数量的特定金属上加盖官印。于是出现了铸币和叫做造币厂的这种国家机构。这种制度和麻布与呢绒检查官的性质完全相同，目的都是通过加盖公章，确保投入市场的不同商品的数量和质量。
最初加盖在这种流通金属上的官印，似乎只是用来确保金属的质量或纯度的。这种保证是最困难而又最必要的，就像现在加盖在银盘或银条上的纯银标记，或有时加盖在金条上的西班牙标记——只需盖在物件的一边，不必覆盖整个表面；用来确保金属的纯度，而不涉及其重量。《圣经》中亚伯拉罕称了400舍客勒银子交给以弗仑，用来支付麦比拉的田价。据说当时商人通用的货币是银子，按重量而不是按个数来计算，就像现在的金条和银块那样。古代英格兰的撒克逊国王们的收入，据说不是用货币而是用实物，即各种各样的食物和饮料来缴纳的。征服者威廉采用了货币纳税的制度。不过，当时纳入国库的货币是按重量而不是按个数收缴的。
美国希伯尼亚银行金属货币进入流通后，就迫切地需要为它制订一个通用标准，因为贵金属在分量上有少许差异，在价值上便会有很大差别。进步国家为了便利交易，便以官方的身份，负责货币的监管制造，于是就出现了铸币制度和称为造币厂的官衙。当它发展到极致，便成为现代意义上的银行。
准确地称量和化验金属的不方便性使铸币制度得以产生，铸币的两面完全覆盖官印，有时边缘也有印记，用来确保金属的纯度，也用来确保重量。于是，铸币从此按个数流通，就像现在一样，省去了称量的麻烦。
国王的权威在货币标准统一的过程中，国王及政府的权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官吏将印有国王头像的官印盖在流通的金属上，表示经检验的金属已合乎标准质量或纯度。图为公元前两千年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头像。
那些铸币的名称，最初似乎是表示它们所含金属的重量或数量。瑟尔维乌斯·图利乌斯首先在罗马铸造货币。在他的时代，罗马的阿斯或庞多包含1罗马磅的纯铜。它像我们的特洛伊磅一样，分为12盎司，每盎司包含1盎司的纯铜。在爱德华一世时代，每英镑包含1陶尔磅重的一定纯度的白银。陶尔磅似乎比罗马磅重，比特洛伊磅轻。直到亨利八世第十八年，英格兰造币厂才开始使用特洛伊磅。法国的利弗在查理曼时代包含1特洛伊磅重的一定纯度的白银。当时香槟省的特洛伊集市是所有欧洲人常去的地方，大家因此而熟知并尊敬这个著名的市场的权衡。从亚历山大一世时代到罗伯特·布鲁斯时代，苏格兰镑也像英镑一样，包含1磅同样重量和纯度的白银。所有英国、法国和苏格兰的便士最初都包含十足1便士重的白银，即1盎司的1/20，1磅的1/240。先令最初也似乎是一个重量单位。亨利三世时一个古老法律规定，当小麦售价为每夸脱12先令时，则每块售价1法新的上等面包应重11先令4便士。然而，先令与便士、先令与镑之间的比例似乎不像便士与镑之间那样固定和统一。在法兰西前几位国王统治时期，法国的苏或先令在不同场合似乎含有5个、12个、20个或40个便士。在古代撒克逊人中，有时1先令似乎只含5便士。这种比例的变动，很可能与他们的邻居即古代法兰克人的情况相类似。从查理曼时起在法国人中，从征服者威廉时起在英格兰人中，镑、先令与便士的价值虽然有很大变动，但之间的比例似乎和现在完全一样。我相信，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君主由于贪婪而背弃自己的臣民，逐渐减少铸币中应有的金属含量。罗马的阿斯，在共和国之后的各个时代中，降到了原来价值的1/24，不再重1磅了，而只有半盎司重。英格兰的镑和便士现在只含大约1/3的原始值；苏格兰的镑和便士只含大约1/36的原始值；而法国的镑和便士只含1/66的原始值。很明显，君主和政府采用这些手段就能够用较少量的白银偿还他们的债务和履行他们的契约。
这样，债权人实际被剥夺了应收账款的一部分。国内的其他债务人于是也享有和君王、政府相同的特权，可以用同样面额的贬值新币偿还任何一种旧币债务。所以，这种办法总是有利于债务人，非常不利于债权人。有时它对私人财产造成的影响，比一场巨大的公共灾难还要巨大得多。
查理一世行猎图 安东尼·范·代克 油画 1535—1538年世界各国那些贪婪不公的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利，不断削减货币中金属的真实分量，而且政府也允许国内一切其他债务人，以新的贬值币偿还从前的债务。这种措施不但使各国君主更容易地追逐奢华放纵的生活，同时也在普遍意义上，使债务人受益，债权人的权利受损。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货币在所有文明国家变成了普遍的商业媒介，所有各类货物通过它来进行买卖，或彼此交换。
下面，我将考察人们在用货物交换货币或用货物交换货物的过程中所遵守的自然法则。这些法则决定着所谓商品的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
有必要注意，“价值”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有时表示某一特定物品的实际用途，有时表示占有该物品所带来的对其他物品的购买力。前者可以称为“使用价值”，后者可以称为“交换价值”。具有最大使用价值的物品往往很少或根本没有交换价值；反之，具有最大交换价值的物品往往很少或根本没有使用价值。例如，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但我们不能用它购买任何东西，也不会拿任何东西和它交换。相反，钻石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但常常可以用它交换到大量的其他物品。
阿拉贡市场 油画 19世纪货币最终完成了统一，成为人们用于交易的普遍交换物，一个专工于某项工作的人至此可以方便地在市场中购买任何他需要的物品。图为雅典的阿拉贡市场，它依山而建，既是雅典市民从事民事活动的中心，也是雅典商业的枢纽。
为了探讨支配商品交换价值的原则，我将努力阐明以下三点：
第一，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什么，或者说，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是什么；
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不同部分是什么；
第三，是什么情况使商品的真实价格，有时高于、有时又低于它们的自然价格；或者说，是什么原因阻碍市场价格，即商品的实际价格，使之不能与商品的自然价格完全一致。雅典执政官梭伦第5章论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及货币价格
我们通常根据一个人所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数量判断他是富有还是贫穷。然而，社会分工一旦完全确定以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就只能供应他所享受的上述物品的很小一部分，其中绝大部分必须从他人的劳动中获得。于是我们只能根据他所能支配或购买的他人劳动的数量判断他是富有还是贫穷。所以，任何商品的价值，对拥有它而又不想自己使用、想用来交换其他商品的人来说，等于该商品能使他支配或购买的他人劳动的数量。所以，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垦荒 手抄本商品的实际价格一般不由劳动量来估定，因为劳动者付出的劳动量包括时间、困难程度、精巧程度等许多复杂因素，非常难以计算。垦荒的工作固然辛苦，可是教师，或者会计师这一类更为精细的工作在同样的时间里会获得更多的劳动量，故而人们宁愿以货币这种更为方便的形式来评定商品价格。
一件物品的真实价格，对于想要获得它的人来说，是为了获得它付出的艰辛和烦恼。一件物品对于已经得到它而想处理或用来交换其他物品的人来说，它的实际价格，是它能为自己节省而又转嫁到他人身上的艰辛和烦恼。用货币买到的或用货物交换到的物品都是以劳动为代价，我们获得的物品和我们自身付出的劳动几乎是相等的。那些用来交换的货币或货物节省了我们的辛苦，是因为它们包含了特定数量的劳动，所以我们能够交换当时认为包含同等数量劳动的东西。劳动是购买一切东西付出的初始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用来购买世界一切财富的，不是金或银，而是劳动；财富的价值，对于那些拥有它并想用它来交换其他物品的人来说，正好等于它能使他们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
就像霍布斯先生所说的，财富就是权力。可是，获得或继承一大笔财产的人，不一定就能获得或继承民政或是军政权力。财产也许能够提供他获得民政和军政权力的手段，可是并不绝对能使他得到它们。财产能够直接提供给他的是购买的权力，即对当时市场上所有劳动或劳动产品的一种支配力。他的财产的数量和这种支配力的大小精确地成比例；或者说与他所能购买和支配的他人劳动，也就是他人劳动产品的数量，精确地成比例。一件物品的交换价值，必然总是精确地等于它对其所有者提供的这种支配力的大小。
虽然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可是商品的价值一般却不是用劳动来衡量的。确定两种不同劳动之间的比例往往是很困难的。仅靠支出在两种不同工作上的时间往往不能确定这种比例。工作的难易程度不同，所用的技巧不同，这些都必须予以考虑。一个小时的困难工作比两个小时的容易工作也许包含更大的劳动量；或者说，花10年才能学会的行业的一个小时的劳动比普通行业的一个月的劳动量可能更多。然而，很难找到精确衡量这种差别的办法。当然，不同种类劳动的不同产品相互交换时，一般也会考虑到劳动的难易程度和所需技巧，然而这不是用精确的尺度来衡量的，而是通过市场上的讨价还价，根据日常买卖的大概而不是精确计算的那种等价交换。
日本精选牛肉某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市场的计算一般按货币量计算，很少按这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或其他商品量计算。在商品面前摆上已标注价格的标签，这是出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交易便利的需求，毕竟货币的数值是人们可以看得到的，而劳动量的概念却是过于抽象了。
因为每种商品更经常地是同其他商品而不是劳动相交换，也就是和其他商品而不是劳动相比较，所以人们更自然地用其他商品的数量而不是用劳动的定量来衡量其交换价值。一般人更容易理解某一定量具体商品的价值而不太理解某一定量劳动的价值。前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物品；后者是抽象的概念，就算它能够被充分地理解，也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
当物物交换结束、货币成为商业上的通用工具时，每件商品更经常地同货币而不是任何其他商品进行交换。屠夫不再带着他的牛羊肉到面包师或酿酒师那里去交换面包或啤酒。他把肉拿到市场上，用肉交换货币，然后用货币交换面包或啤酒。他用肉交换到的货币数量也规定着他所能购买的面包或啤酒的数量。所以对他来说，更显而易见的是用货币的数量（即他用肉刚刚换来的商品的数量）来衡量他的牛羊肉的价值，而不是用面包或啤酒的数量（即他只有通过另外商品的介入才能交换到的商品的数量）来衡量。更确切地说，他拥有的肉每磅值3便士或4便士，而不是值3或4磅面包，或是3或4夸脱淡啤酒。所以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更多地用货币的数量来衡量，而不是用它所能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数量来衡量。
拾穗者 米勒 油画 1857年尽管人们交换商品的真正标准是等值的劳动，但劳动毕竟难以简单明了地计算，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货币取而代之，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交换媒介。三位巴黎近郊的农妇在麦田里捡拾麦穗，人物沉静的表情和动作使整个画面看上去像一首深沉的田园赞美诗。
但是，金和银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价值是变动的，有时便宜些，有时昂贵些。特定数量的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往往取决于当时已知的金银矿藏的丰富程度。16世纪，美洲发现了丰富的矿藏，使欧洲的金银价值比原来的价值下降了大约1/3。因为把这些金属从矿区送到市场所花费的劳动较少，所以它们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也较少。金银价值上的这次变动也许是最大的，但绝不是独一无二的一次。本身数量不断变化的自然尺度，像一步的长度、伸开两臂的宽度或一手所握之重，绝不能作为衡量其他物品数量的精确尺度。同样，自身价值不断变化的商品，绝不能成为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精确尺度。相等量的劳动，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对劳动者来说具有相等的价值。按照他的健康、体力和精神的自然状态，以及技能和娴熟程度，他必然总是付出相等程度的安逸、自由和幸福。不管他获得回报的物品的数量多少，他所支付的价格总是相同的。虽然这种劳动所能买到的物品的数量，可能时多时少，但是变动的是这些物品的价值，而不是购买它们的劳动的价值。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只要是花费大量劳动才能获得的物品，价格就昂贵，反之就低廉。所以，唯有本身价值绝对不变的劳动，才是最终的、真实的标准，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随时随地拿它来衡量和比较。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
可是，虽然等量劳动对劳动者来说价值相等，但在雇用他的人看来，其价值却似乎时大时小。他有时用较多量、有时用较少量的物品去购买同等数量的劳动，于是对他来说，劳动的价格也同其他所有物品的价格一样是不断变化的。在他的眼中，劳动似乎在某些场合贵些，在另一些场合便宜些。但是实际上，这只是在前一场合物品便宜了，在后一场合物品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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