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陵散 –中国狂士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06 08: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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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泽,徐炼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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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 –中国狂士传

广陵散 –中国狂士传试读:

前言

超出常规、常理的言论和行动,叫作“狂言”“狂行”,超出常规、常理的人,叫作“狂士”。

这些人大都不拘礼节,任性而行,往往被世人所指目。但他们却在“狂放”的外衣下,裹着一颗纯洁而热烈的赤子之心。他们不事权贵,不爱金钱,不为世俗的繁文缛节所束缚,敢于批逆鳞、捋虎须,颇有点“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硬骨头精神。

我国最早的狂士,大概要算楚狂接舆,因为他敢于揶揄被人们尊为“圣人”的孔老先生;最有名的狂士,大概要推那位“挝鼓骂曹”的祢衡,因为他敢于诋毁那位“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大英雄曹操。他们的言行,无疑是违反人之常情和常理的。一顶“狂士”的帽子套到他们头上,自然是合乎尺寸的。我国第一部为“狂士”树碑立传的书,大概是刘义庆的《世说新书》。他在“任诞”和“狂简”两章书中,以极其赞赏的口吻,肯定了嵇康、阮籍、刘伶、山涛等人违反常规、常情的言行。

纵观我国历史上所谓的“狂士”,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妄人、狂夫,而是有才华、有抱负、有进取精神的民魂、国魂。所谓“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他们或者看到当时的统治集团穷奢极欲,倒行逆施,使国家有累卵之危,人民有倒悬之苦,于是佯狂而去,如商纣时代的箕子;或者对当时的现实不满,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于是逃往岩穴,隐于渔樵,如巢父、许由、长沮、桀溺;或者生活于政治斗争的夹缝中,动辄得咎,举措皆非,不愿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于是终日昏饮,不与世事,如嵇康、阮籍等人;或者怀瑾握瑜,沉抑下僚,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于是借酒浇愁,吟诗抒愤,以吐泄其抑郁不平之气,如李白和郑燮;或者具有超前的意识,发出惊人的议论,众口嚣嚣,愠于群小,被人视为异端邪说,妖文妄言,必欲杀之而后快,于是他们更加与世龃龉,与人落落寡合,如明之徐渭与李贽。

凡此等等,都是我们国家的精华,民族的骄傲。

我们今天之所以为他们立传,绝不是赞赏他们那种孤芳自赏,清高自许,狂妄自大的性格,惊世骇俗的言论,纵情任性的行为,而是取其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临患难而不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人生的真谛,即使被罢黜,遭贬谪,下牢狱,上刑场,都能视若无睹,处之泰然,在穷苦和颠沛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净化自己的灵魂。当然,那样一些人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的性格是被扭曲了的,他们的面貌是被漫画化了的,他们流传下来的许多故事,也是被人们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重新加工过的。这是我们的读者应该清醒地看到的。羊春秋嵇康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超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嵇康《释私论》

一曲《广陵散》,一篇《声无哀乐论》,证明嵇康是中国历史上那个充满危机而富有个性的时代里最具个性的天才。他本想逃离时代的腥膻,孤行远引,弃智遗身,然而,不只是他的每一次发声,都让他身边的社会惊悚,他俊秀傲岸的姿容,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是对追随者的召唤,同时也是对当局者的挑衅。他无可逃逸于他时刻警醒地面对着的荒唐而残酷的世界。偶然的不幸

嵇康入狱,与一件令人沮丧的丑事有关。

吕安是嵇康最要好的朋友,放逸迈俗,天才磊落,嵇康常千里命驾相访,以慰惨淡生涯中他们心志相投的情谊,不幸参与了吕安的私生活。吕安之兄吕巽,艳羡吕安妻徐氏的姿色,心旌摇摇,不能自持,终于乘醉玷污了她。事情败露,吕安不堪羞愤,要告发吕巽。嵇康与吕巽也曾“欢爱不衰”,吕巽犯奸后,嵇康以息事宁人的姿态予以调解,一面听信吕巽难堪的悔过,一面劝喻吕安,止愤息怒,事情才算平息下来。

遗憾的是,吕巽以后的作为正好落在了“做贼心虚”“恶人先告状”的话上,反而诬告吕安诽谤自己,殴打母亲。在号称“以孝治天下”的魏晋之际,有“谤兄挝母”之罪,且是自家兄长的告发,吕安自然要锒铛入狱。

嵇康以赤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懊丧不安,在给吕巽的信中,他说:“吕安之所以容忍了足下,实在是由于我的劝说。现在吕安获罪羁押,我对不住他,我对不住他,却是因为足下欺骗了我。”嵇康四处活动,力图证明吕安的清白,但无济于事,吕安还是遭到流放,被徙边郡。

这期间,吕安曾写信给嵇康,以古人的遭遇自况,申述自己的苦心孤诣,不料已然是“晋太祖”的司马昭与权臣钟会获得此信,从中看出他们种种不满于统治的叛逆痕迹,以此为据,逮捕了嵇康。

嵇康“义不负心”,却在劫难逃,身陷牢狱之中。他是曾经“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想要逃离善恶本相、逃离扑面而来的时代血腥的,他是曾经存心不为物累,要翱翔于天地之外、做化外之民的。以人事杂错、世事纷纭为囹圄的嵇康,陷入了真正的牢狱之中,这似乎是命运对他恶意的嘲弄。他为此写下了著名的《悲愤诗》,对自己总不能变得谨慎起来的冥顽粗心、狂傲不羁进行了反省。多事之秋

汉末的中国,像同时打开了天堂和地狱之门,局势动荡,人神杂处。

曹操父子,尽管雄才大略、文采风流,却始终没有建立一统天下的基业,三国鼎立,不免战乱频仍,野心勃起,人命无常。

220年,汉禅于魏,曹操去世,曹丕即位,是为魏文帝黄初元年。六年后,文帝死,明帝登基。

239年,这一年,嵇康15岁。

魏明帝弥留病榻,召太尉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此公据说是曹氏家族中最孚众望的人)托付后事,要他们尽心辅佐8岁的少帝曹芳。当时,司马懿62岁,三朝元老,资深望重,曹爽执晚辈礼。

明帝驾崩,年号改为“正始”。曹爽将明帝曾经斥为“浮华之徒”的何晏等倚为心腹,意在排挤司马懿。正始五年,曹爽拟伐蜀,司马懿反对,曹一意孤行,无功而返。曹爽大权独揽,司马懿称病不理朝政,曹遣心腹前往探视,司马懿果然是一副年迈昏聩的模样,曹正中下怀。

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志得意满,随少帝曹芳出洛阳城祭扫高平陵(明帝陵),洛阳城内悄悄发生着变动。司马懿趁城内空虚,勒兵占领城中各要地,曹爽未及回朝,束手被擒,连何晏与众亲信一起皆被夷灭,被夷灭者多达千人。

五年后,司马懿已去世,司马师接任了大将军和尚书职务,曹爽旧臣夏侯玄等策划反对司马师,事情泄露,连诛三族。少帝曹芳被废除,高贵乡公曹髦继位。

事情刚刚过去一年,镇东大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举兵讨伐司马师,失败,毋丘俭被杀,文钦亡命吴国。很快,司马师去世,司马昭接替了他。

261年,年方20岁的高贵乡公曹髦眼见自己虚幻的威权也一天天被司马昭削弱,按捺在内心的愤怒不断加剧。某一天,召集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被司马昭废除,受这样的奇耻大辱。今天当与诸位一起,讨伐司马昭,伸张曹魏的正义和权威。”

可惜,不能坐受废辱的曹髦一言既出,众大臣却胆战心惊,冷汗直流。结果,曹髦只能自率少数侍卫,向司马昭挑战,兵败身死,常道乡公即魏帝位,时年15岁。

从此,曹氏王朝连纸糊的招牌也被打碎了,即将取而代之的是司马氏的江山——晋,司马昭便是将嵇康打入监牢并且早已有意将嵇康置于死地的晋太祖。

以上就是嵇康短促的一生所遭逢的岁月。英俊少年

嵇康,字叔夜,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生,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祖先姓奚,原籍会稽上虞,因避怨迁至铚。铚地有嵇山,改为嵇姓。世代儒业,在官场上却并无很厚的根基,属于一般庶族士大夫家庭。

嵇康还在襁褓中时父即亡,是母兄抚育长大,充满慈爱与温情,而没有森严的管束与规矩。在嵇康这种不完整的家庭结构中,是极容易养成任性骄纵而情深似海的性格的,用嵇康自己的话说便是“嗟余薄福,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姐,不训不师。爰及冠带,冯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从嵇康后来的行止看,也确实如他所自述。

不仅抗心希古,冯宠自放,嵇康还尚奇任侠,刚肠疾恶,思敏性直,不能忍辱含垢。在学业上,则博览群书,学不师授,知识宏富;他有很高的音乐修养,演奏古琴如行云流水,在当时实属首屈一指;他认为物有盛衰,音乐是永恒的,美味有令人腻厌的时候,而音乐不会有,为此他留下了《声无哀乐论》这篇今天看来仍然不朽的音乐著作;嵇康还善书法,尤长于草书,墨迹被列为“草书妙品”,后人评论他的书法,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时翔、群鸟乍散”,从这一说法看,嵇康的书法可能是极端潇洒狂放、不拘一格的。至于他的诗歌文章,诡谲壮丽,流光溢彩,森然奇崛,表现出他清醒又狂热的才智。

这一切,已足够嵇康成为风流领袖,睥睨天下了。

不仅如此。嵇康姿质天然,少年英俊,不加任何修饰而“容色奇伟”“龙章凤质”。《世说新语》中说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他的朋友山涛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嵇康的英俊漂亮中,似乎不乏一种忧郁、冷峻而特立独行的成分。

无论如何,内秀而貌美,天赋卓绝如嵇康,是极容易受到倾慕而成为人们一时的议论中心的。如此,便不难理解,在魏晋间门阀制度尚且十分森严的气候中,以嵇康并不高贵的门第,被沛王曹林(曹操之子)相中,把女儿长乐亭主嫁给了20岁的嵇康,使他成为了曹魏宗室的成员。

嵇康凭借他自己的声誉,显然也凭借他的宗室成员的身份,顺利步入仕途,被朝廷征为郎中,拜中散大夫。这可能是在曹爽辅佐少帝曹芳而位极人臣志得意满之时。

就是在这样一帆风顺、前程似锦的岁月里,嵇康已经怀着一种仿佛天生的隐忧和困惑。对人生的本真意义的追求(人的自觉),对世界的痴情的审美幻想(文学的自觉),与嵇康禀性中散淡而纵诞的品质共同造就了他对世俗礼法的蔑视,造就了他天真而病态的思想与作为,造就了他对于自身生命的任性态度。在生死之间感性放纵

与因为战乱频仍而不得不向中原以外四面八方(特别是南方)迁徙的平民百姓相反,当时的知识阶层,簇拥于以皇家所在地为核心的文化圈子之内,朝夕相聚,互相鼓励和煽惑。

嵇康,尽管他很快离开洛阳,迁居河南山阳,但并没有脱离文化舆论中心的位置,而似乎更充分地拥有了置身其中的好处与坏处。从他朋友的叙述看,他在山阳生活了20年,也就是说,他结婚前后就卜居山阳了。山阳,是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的一个重要活动之所在地,那里有茂林修竹、流觞曲水,萧然可爱,足以对称嵇康散淡的内心,对称他待时而出的情怀。

嵇康卜居山阳时,也时常往来于洛阳等地,《向秀别传》中提到,向秀曾经在山阳同吕安一起灌园,又在洛邑与嵇康一起锻铁等等。显然,嵇康并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回避什么,他甚至是心存魏阙意图有所作为的,同时,这也并不妨碍他时发忧生忧世之想。

忧生忧世也许更主要的是当时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汉末古诗十九首中已屡见端倪:“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时时处处,都是关于生死的考虑。到了建安时期,我们熟悉的历史名人曹操、曹植、曹丕、孔融身上,也同样不乏这种仿佛是无端牵动而沸沸扬扬的感伤情绪:“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天道何长久,人道居之短。”(曹操)“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勿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曹植)“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孔融)

徘徊在生死之间的呻吟与浩叹,及以后种种今天看来都觉得奇怪的放纵行为是那样普遍。很多时候,一个时代的精神感染,常常比某种物质主义潮流的渗透更迅速,也更深远。

嵇康是放纵者行列中的卓越人物,他在诗中写道:

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

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一,四海同宅,与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暂见忽终,世故纷纭,弃之八戎。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得肆志,纵心无悔。

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过而弗悔,当不自得。垂钓一壑,所乐一国。被发行歌,和者四塞。歌以言之,游心于玄默。

嵇康曾经撰《圣贤高士传》,欲友其人于千载之上,尧舜、汤禹、文武周公、孔子,都不在他赞许的行列,他标举的是许由、老子、长沮、桀溺、接舆等与“圣人”背道而驰的人物,标举的是“越礼自放”“安贫乐道”“隐德无言”“贫贱轻世而肆意”“体逸心冲”等“反现实”的品格,崇信不食人间烟火而能致风雨的神仙,如涓子。

嵇康曾经作《养生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明胆论》等,他还写过“游仙诗”,对生命的设想浪漫、空虚而怪异。他在《养生论》中说:“神仙虽然未曾见过,但从典籍上的记载、古史上的论述来看,神仙是肯定存在的,他们秉承了宇宙自然间特殊的气体,而不是靠积累学识所能达到的。相形之下,平常人自己通过得法的疏导调理,顺应和成全天然的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则几百年,也是有可能的。”凭着这样的认知和想象,嵇康时时感觉到生命神秘的诱惑,又时时怀着神秘的恐惧。

嵇康常与“竹林七贤”酣饮高卧,风誉扇于海内。酒(还有药)使理性处于抑制状态,各种官能与感觉获得扩张,能够解除某些自我设置的生存的隔离与理性的拖累,让精神变得冲融、迷茫、绵远、无所不达,由此可以体验到一种异样的解放的感觉,一种从身体到意识的舒展、飘逸与恣肆。

嵇康有时独自在深山野泽中行走,“会其得意,忽焉忘返”,同时,采集山药。采药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服药。他相信生命的奇迹,希望苍苍大自然能够澡涮他的五脏六腑,使他受气通灵,变化如神,使他“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形神相寄,表里俱济”,无论肉体,还是精神,都能超离生生灭灭的苦海,舍筏登岸。

对于死的抗拒,即是对生的渴望,如果死是不能抗拒的(事实上如此),生命本能的过分压抑(如礼法礼俗所要求的)就显得多余,拘执的对生命的规范就是毫无意义的羁绊。这几乎成为当时士大夫的“共识”。

大学士、大玄学家何晏(被司马懿消灭)不仅好色,而且自恋,行步顾影作女儿态,喜欢穿妇人穿过的衣裤,据说,服了长生不死药“五石散”有神效,面色鲜嫩如处子而轰动一时。著名的书法家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仪容姣好,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他眼中的杜弘征“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漂亮得让人神魂颠倒。以“美”称名于当时的卫玠,风姿绰约,观者如墙,他本人不幸因为体不堪劳(观看的人实在太多,应接不暇),成病而死,留下了“看杀卫玠”的笑话。潘岳、子建,不仅多才,而且貌美,流芳百世,也是差不多同时代的人物。

这其中似乎存在着某种病态的趣味和同性恋倾向。

在当时,男人们敷粉饰貌,搔首弄姿,熏衣剃面等非常普遍,一般士大夫中,饮酒狂歌、裸身箕踞、服药游仙、以剑击蝇是一种时尚,惠帝元康年间的贵族子弟,甚至披头散发,裸身而饮,对弄婢妾。

嵇康姿容娟秀,才华横溢,为很多人倾慕。赵景真14岁入太学读书,遇见嵇康在太学中写石经古文,眷恋不已,至于自失,从此充当嵇康的学生,随行多年。有人啧啧称赞嵇康的儿子嵇绍“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王戎反驳说:“君未见其父也!”

即使在政治上表现得与嵇康背道而驰的钟会,也曾撰《四本论》求教于嵇康。可惜,嵇康太傲气,钟会根本不敢接近他,只能怀揣《四本论》在嵇康门外远远地向内投掷,然后转身急走。

据说,钟会仕途得意之后,肥马轻裘,还邀集了不少贤俊之士,到嵇康的住所来拜访,他显然相信嵇康一定会接待他。嵇康正在门前柳树下锻铁,钟会的为人他本不喜欢,此时的派头更令他不屑,他锻铁如故,不予理睬,视钟会等若途人。钟会没有勇气和涵量上前致意,只好尴尬地掉转马头,正待走,却听嵇康朗声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回答。

钟会承受了羞辱和刺激,他不可能原谅嵇康,这是后话。

嵇康的所作所为,他的爱与憎、亲与恶,都有一种魅力,一种风度,一种生命在握无待于人无挫于世的高傲、自持和英锐。

嵇康“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是闷痒得厉害,不去沐浴。嵇康家门前有一条小河,一株柳树,嵇康常常在树下河边架起炉子铁砧,无所用心地以锻铁为乐。

然而,土木形骸般的平静中,似有大危机、大痛苦、大悲伤。独特的忧患背景

除了对于生命本身所担当的恐惧和感伤以外,嵇康有着他独自的危机与忧患背景。

嵇康是曹氏宗室的成员,中散大夫虽然可能是一个荣誉性的闲职,毕竟意味着他早年对于政治生活的参预。他对于国事和朝政并不是没有见解,他曾作《太师箴》以明帝王之道,褒扬“先王爱仁”,指斥“季世陵迟”“阻兵擅权、矜威纵虐”“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指斥“臣路生心、竭智谋国”“刑本惩暴、今以胁贤”等等。

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嵇康说,“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所以人们才“奔鹜而不觉”。实际上,“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所谓“好学”,完全是有意教化的结果,按照人的本性,“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

而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更直截了当地否定了音声与哀乐,与善恶的对应关系,所谓“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也因此颠覆了以教化为目标的儒家诗教与乐教,从根本上拆穿了肉食者对艺术功效的别有用心的讲究和引申,以致肯定“郑卫之声”,认为“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淫之与正,同乎心,雅郑之体,亦足以观矣”。

嵇康还作有《管蔡论》,提出了尤其惊人的见解。

管、蔡本名姬鲜、姬度,通称管叔、蔡叔,乃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他们在周初分封于管、蔡二地,受命监督纣王之子武庚,治理殷朝遗民。两人在武王死后不久,挟武庚发动叛乱,周公为此东征,诛武庚、管叔,放逐蔡叔。嵇康认为,管叔、蔡叔忠诚自然、服教循义,文王武王方才“举而任之”“列而显之”,以后,成王继位,周公摄政,管叔、蔡叔远在东方,不知周公摄政辅佐幼主的内情,鉴于形势,于是“抗言率众、欲除国恶,冀存天子,甘心毁旦(周公)”,并非无端作恶。

联系魏晋易代前后的背景,特别是司马氏以周公自拟,要教化天下的实际,嵇康未必不是别有命意。

据说,嵇康曾有心参加毋丘俭在扬州发动的反叛,被朋友山涛所劝阻,著名的古琴曲《广陵散》,就是嵇康受神的启示,感于广陵(扬州)先后易帜反叛的诸君子毋丘俭、文钦等的失败而完成的。

这当然意味着嵇康对曹魏皇室的同情,同时也说明嵇康对王权的正统与否有着自己的理解。他的存在,无疑是司马氏争取政权的潜在威胁,而他的立论,以及这种立论所能施与的社会影响,又将导致人们对司马氏“别有用心”的公然挑战。与山巨源绝交

261年,魏主高贵乡公曹髦愤然战死,司马昭难逃弑君的罪名,连他自己对“天下其如我何”也并不完全自信。因此,利用声名远播、能煽动士林的嵇康就显得异常迫切。

直接给予嵇康以更高的任命,显然是不妥当的。由嵇康的朋友山涛从中斡旋更为合适,山涛以自己将转任散骑侍郎,吏部郎行将出缺为由,要求嵇康自代吏部郎。这自然是煞费苦心的安排,对于司马昭来说,少了由他直接任命的收买嫌疑;对于嵇康来说,也较少接受司马氏直接任命的尴尬。双方似乎都有转圜的余地。

然而,这却给嵇康带来了罕见的麻烦。要想保全自己,必须糊涂地应承司马氏的召唤;要想获得自己人格的清白,又难免成为屈死的冤鬼。

这是一个两难的陷阱。

终于,嵇康写出了志高文伟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断然拒绝了山涛的好意。

嵇康写道:足下要我自代,想必还不了解我的为人。与你相交,每见你升迁高就,我总不以为然,我想,你现在大概像厨子切肉,羞于独自宰割,要请个不相干的祭师也来手执刀子,沾染腥膻,你便坦然。但君子各行其是,各附所安,我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实不能奉陪。况且,我年少孤露,母亲和兄长娇纵,不涉经学,性格疏懒,不识人情,不谨慎,却有好尽善尽美之累,一接触政事,就免不了指斥,虽想平安无恙,可能吗?又加上人伦有礼,朝廷有法,仔细想来,“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

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

危坐一时,髀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

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

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烦忙),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

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显,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者一也。

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者二也。

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世上有以光着脊梁晒太阳为乐事,有以芹菜为美味的人,想把它们献给君上,君请自便吧,谨以为别!

以上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主要内容,悲壮、真诚、豪迈而充满谐谑的反讽意味,它的背后是嵇康公然拒绝那个世界的深刻的孤独和苦痛。

其实,嵇康对于自己个性中“刚肠疾恶,遇事便发”的成分早有察觉,他不止一次地表露羡慕阮籍的谨慎,羡慕他“口不臧否人物”的自我保存术,“吾每师之,而未能及”。他甚至告诫自己的儿子,不要与人争执,要学会逃席,如不能逃,则一醉糊涂了事,为此留下一篇长长的《家诫》,认真到琐碎地讲究和规划着为人处世的原则与策略。

他曾经追随著名的隐士孙登云游了很长时间,希望得到他的指教。但孙登却总不肯回答他的任何提问,嵇康叹息着要离去,说:“先生竟无言乎?”

孙登最后说:“子识火乎?火望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生。今子才多而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

孙登的话令人遗憾地成了嵇康命运的谶言。广陵散——悲怆的旋律

嵇康作《绝交书》拒绝山涛的请求,“非(指责)汤武而薄(鄙薄)周孔”,事实上,这是与司马氏绝交。司马氏可能忍受嵇康不归顺自己的孤傲,却不可能忍受他离经叛道、讪谤圣王、对自己的影射攻击。

时隔一年,262年(景元三年),吕安、吕巽家的丑事发生,嵇康又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吕巽当时任司马昭的“相国椽”,官运亨通。嵇康在信中说:你我虽然在出处问题上不一致,但我与你诚心相交,后来认识了你年少聪慧的弟弟吕安,更为你高兴。吕安把你所干的蠢事告诉我,他要告发你,被我劝阻,我又劝你们兄弟和睦亲善,珍惜家声,你也曾老老实实地答应我,无论如何不加害吕安,并以父亲的情面起誓。想不到你竟然祸胎暗结,血口喷人,我能说什么呢?这样的话,我再不能同足下有任何交往了,“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

嵇康被牵连入狱,接受不停的讯问,他悔恨自伤、自责,即使如此,他仍然是任气矜才的。

在狱中,他“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他没有想到会因此而死,他甚至希望将来出狱后,学伯夷、叔齐,隐居山野,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可是,事情居然已不可挽回。

有人对司马昭说“嵇康是一条卧龙,万不可让他崛起。晋公(指司马昭)无忧天下,却不能不以嵇康为虑,多加小心”,还说“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佹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古时候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因为他们负才骄傲、乱群惑众。如今,不杀嵇康,同样无以清洁王道”, “嵇康要助毋丘俭反叛,被山涛劝阻。齐诛华士、鲁诛少正卯,因为他们害时乱放,所以圣贤去之。嵇康、吕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危害正像华士、少正卯一样,作帝王者决不宜容,而应该找出事端加以清除,以纯洁风俗”。

有关史乘记载,说这些话的正是曾经想结交嵇康而受辱,当时正效力于司马昭门前的钟会。

据说,嵇康入狱之初,许多豪俊之士愿意陪同他一起蹲监。当获悉嵇康的死刑时,三千太学生又为之请愿,要求赦免嵇康,并请求让嵇康到太学充任他们的导师。这样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岂不正是必须处置嵇康的绝大理由?

263年,死囚被押赴刑场。嵇康顾视日影,神色自若,手操古琴,用生命演奏着《广陵散》,他说:“《广陵散》于今绝矣!”

悲怆的旋律升起来了,弥漫在广阔的天地间,这是嵇康无边的伤感和刻骨的悲恸。阮籍

天地解兮六合开,

星辰陨兮日月颓,

我腾而上将何怀!——阮籍《大人先生歌》

后来成了晋太祖的司马昭,借“清洁王道”“以淳风俗”的破败旗帜,处死了总让他放心不下的嵇康、吕安。

对同样是“竹林七贤”领袖的阮籍,司马昭却令人奇怪地以轻松的姿态,宽容温厚地注视他的“胡闹”。司马昭说:“天下有比阮籍更谨慎小心的人吗?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

阮籍只能更拘谨地展示他内心深处的叛逆、洒落与狂狷。贵胄公子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年),父亲阮瑀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在曹操身边任司空军师祭酒、丞相军师祭酒多年,与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等诗酒流连,互相唱和。

阮籍3岁时父亲去世,幼年失怙,阮籍的生活并未落入困顿,家庭的地位以及父执友好的关照,足以让他继续过着温馨饱暖的浮华生活。他曾与贵胄子弟习剑学武,轻薄弦歌,西游咸阳,娱乐终日。舍此之外,他还好学不倦,以古时的苦读者颜回、闵子骞自勉,志气宏放,傲然自得。

他有点任性,也有点痴,这种任性和痴似乎伴随他终生。

一种儿童式的气质和性分是难免使人既爱且怨的,这可以是他最终令礼俗之士厌恶而能得到司马昭谅解的一个注脚。“痴”其实是一种难得的令人放心的品质。

有时,阮籍闭门读书,累月将自己关在房中,不见人影。登山临水之游,又让他流连忘返,经日不归。他崇尚老庄既把自己看成万物之一,又让自己与万物相齐的审美态度。嗜酒、能啸,也能弹琴,他常常自觉得意,不顾其他。曾随叔父到兖州,刺史王昶闻其才名,请与相见,阮籍竟一言不发。

沉默落寞的少年阮籍,人们往往以平淡的眼光看待。只有他的族兄,当时做河清太守而以善于鉴识人物著称的阮业,认为阮籍胜过自己。“无聊”的仕宦

阮籍很早就进入了仕途。

正始年间,太尉蒋济听说他有才具,通过熟悉阮籍的王默证实后,召他任属官。阮籍写“奏记”一篇,亲自送到洛阳城边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

蒋济得到“奏记”,非常高兴。虽然上面写的是“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等不敢领命的谦虚话,但在蒋济看来,这无非是一般士大夫半推半就的习惯姿态。立刻派人去都亭迎接,可阮籍早已离开了那里。蒋济不悦,迁怒于王默,王默写信劝阮籍应命,乡邻左右也一致劝他,阮籍不得已勉强上任。不久,便称病辞归了。

正始九年(248年)初,曹爽(此公当时排挤司马懿、辅佐少帝、权倾一时)召他为“参军”,阮籍也写了一篇“奏记”,自称“旧素尫瘵,守病委劣,谒拜之命,未敢堪任”,意思是不敢当。曹爽当时志得意满,对他的推辞未予深究。

一年后,曹爽被司马懿颠覆,巢倾人灭,很多人钦佩阮籍的先见之明,否则就难免杀身之祸。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阮籍一方面不停地抒写着“忧生之嗟”,一方面虚应故事地担任着司马氏给予的官职,先后任“太傅从事中郎”“大司马从事中郎”“大将军从事中郎”,又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

虽然他同样与曹魏家族的政权渊源深厚,但对司马氏并没有表现出嵇康那样果敢的决绝,他曾向司马昭举荐过他认为是“侯门之秀伟,当时之利器”的卢播,盛赞司马昭“皇灵诞秀,九德光被,应期作辅、论道敷化”。

他还主动向司马昭要求过官职。

第一次,他向司马昭申请做东平太守。他说他曾经到东平(今属山东)玩儿过,喜欢那里的风物。司马昭很高兴他能够有这样的请求。

阮籍骑驴上任,径直走入东平太守衙门,将府内的隔墙悉数拆除,使内外相通,能够直接对望,一目了然。他又大大精简了各种指示政令,十几天后,骑着驴轻松自在地走了,算是离任。从他写的《东平赋》看,东平穷山恶水,“居之则心昏,言之则志哀”,根本不是个什么好地方。

第二次,他要求任步兵校尉,司马昭也很快满足了他的要求。所以,我们至今称阮籍为“阮步兵”。但是,他所看中的却是步兵营中有一厨师善于酿酒,且藏有美酒三百斛。上任之后,便与“竹林七贤”之一的“酒徒”刘伶在营中终日痛饮,遗落世务。

种种迹象显示,阮籍并无意做官,也无意成就什么不朽的政绩。他在诗中常写道“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咄咄荣辱事,去来味道真。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显然,他对“道”“常”“精神”更讲究,也更关心。

他似乎有玩尘世的荣誉于股掌之中的用心。唯酒是务 焉知其余

有人向阮籍报告一件大事,说一少年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阮籍沉默半晌说:“杀了父亲犹可,至于杀掉母亲吗?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类于禽兽,杀母则连禽兽也不如了。”

阮籍邻居家有一少妇,姿色出众,当炉卖酒。阮籍常去喝酒,每喝必醉,一醉就倒,不端不正,正好倒在美少妇的脚边,呼呼大睡。少妇逐渐习以为常,少妇之夫觉得他并无歹意,也不计较。据说,阮籍与他的侄儿——“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及族人常常聚饮,有一次他们正在拼死拼活地喝着,一群猪也将头伸进酒罐,阮籍等喝得忘乎所以,猪也喝得摇摇摆摆。

唯酒是务,焉知有余。以此来应对人生一切烦恼与是非,获得现实中的自我保存,也获得生命的扩张和无限。

阮籍甚至尽量不让自己同司马家族发生任何不愉快。司马昭曾有意为自己的长子(晋武帝)找一门亲事,对象便是阮籍之女,以司马氏炙手可热的地位,阮籍断难拒绝,但是,酒救了阮籍。据说,他大醉六十日不醒,司马昭的求婚使者无从开口,开口所得也是阮籍酒中的糊涂话,何况阮籍本来就讷讷少言呢?

阮籍也追随过当时的大隐士孙登。

在苏门山孙登穴居的洞窟边,他们箕踞相对。阮籍请教黄农玄寂之道、三代盛德之美,孙登寂然不语。阮籍又请教儒家有为之教与方术之士所称扬的栖神导气之术,孙登依然无动于衷,眼睛若有若无地直视着前方,一片茫然的神态。阮籍只好对着他呜呜长啸起来,孙登这才动容地说:“你再长啸一会儿”,阮籍又长啸一阵,直到尘念俱灰,心神和洽。走下山来,行至山腰,悠悠传来长啸的声音,优美如凤凰,又像乐队演奏出浩大缥缈的音响。阮籍细细品味,知长啸者正是仙风道骨已然化外的孙登。

也许,以阮籍对宇宙人生的觉悟,以他颓然自得神游六合之外,情志悄如与世推移和光同尘的修养,已差不多够与孙登心契神通,而不必得隐身于世外的孙登更多的教诲。穷途恸哭

然而,阮籍终究是近情的。

他意识到“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人谁不善始,鲜能克厥终。”“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秋云晞。”,阴阳舛错、天地变化、人事盈冲,最脆弱的是生命,最无常的也是生命。人生尚且无常,何况世事?但是,这两者无时无处不冲击他善感的情怀,他有无数关于人生与世事的唏嘘感叹:“幽兰不可佩,朱草为谁芳?”“乐极消性灵,哀深伤人情。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性命岂自然,势路有所由。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

阮籍在他著名的《咏怀诗》中还写道:“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飞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战争、瘟疫、阴谋,时时在生发出足够使阮籍心力交瘁的忧患,短促的人生如履薄冰,以此短促的人生去拥有无穷极的世界,去超越任何分离和阻隔,去超越死亡的胁迫,是难得实现的幻想。在这一点上,阮籍比嵇康更清醒,也有更细腻的体察,他因此而郁郁寡欢,因此而缠绵于人世间真诚的感情,因此而恸哭。

阮籍常痴痴地冥想,形色凋零。举杯独酌,像吞下万斛忧愁,目光直杵。他又常常寂寞地嬉笑着承欢于家中、承欢于老母的膝下。他甚至为自家嫂子的离去(仅仅是短暂的探亲)而感伤生命的欠缺,不避嫌疑,执手相别。为此,他受到舆论的嘲骂,但他说:“礼岂为我设耶?”

他还曾为附近一位才色皆好、未嫁而死的女子(他并不认识她,甚至不知她的姓名)尽情地哀哭,涕泪交加。

其实,阮籍不仅是近情的,而且是痴情的,他对此生此世的美好也同样怀着痴心的幻想和痴情的眷恋。他是骄傲而孤独的,他曾经在刘邦、项羽大战过的广武,踏上高山之巅,俯瞰中原,喟然长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他常常独自一人驾着车,任性地朝前走,一直走到再也找不到路的地方,恸哭而返。这是谨慎平生中,对于痛苦的短暂放纵,又何尝不是渺小短暂的人生,处处穷途的永恒悲恸?被包裹的性灵

司马昭任大将军监理名存实亡的曹魏政权后,阮籍老母逝世。知道这一噩耗时,阮籍与人围棋正酣。对方无心再下,要求到此为止,阮籍不肯,定要决出胜负。

之后,阮籍又从容饮酒二斗。突然,他一声狂吼,吐血数升。

嵇康的哥哥嵇喜(此人当时正苦心经营着自己的职守,被阮籍目为“礼俗之士”)知道阮母去世,虔诚恭敬地前来吊唁,阮籍漠然以白眼相对,嵇喜不欢而去;接着,嵇康捧着酒、挟着琴,晃悠悠地前来,阮籍大悦,像过节一样,欣然以青眼相待。这就是阮籍有名的“青白眼”。

裴令公楷也来致哀,阮籍醉眼蒙眬,披头散发,盘膝坐着。裴楷哭着行礼,尽哀而返,阮籍旁若无人,依然纵情啸咏。有人笑话裴楷说:“吊丧该是主人哭,客人方致礼,阮籍若无其事,你哭什么?”裴楷回答:“阮籍是方外之人,所以不循礼教,我辈俗人,自然要按规矩行事。”

居丧其间,阮籍曾在司马昭处与何曾等一起吃饭,阮籍饮噉不辍,酒肉不禁。有人因此质问司马昭,晋王以孝治天下,而阮籍重丧在身,居然酒肉常食,无礼放诞,应该把他放逐到边鄙海外,以正风教,无令污染华夏。

司马昭回答说:“阮籍母亲谢世,你们不能设身处地替他分忧,还要处罚他。他有病,羸弱不堪,毁顿如此,饮酒吃肉也不是丧礼所完全不能通融的,你们不能宽厚置之?”

因为丧母的哀痛,外坦荡而内淳厚的阮籍形销骨立,几乎灭性。及母亲将葬,阮籍蒸了一锅肥肉,又饮酒两斗,然后与母亲诀别,先是默不出声,痴痴无所反应,突然大叫一声:“穷矣!”废顿良久,吐血一阵。

因为对现实有着更加无奈的孤寂情怀,阮籍对身外的一切也必然变得冷漠、智慧而淡定,他细腻痴情的天性为木讷的外表所遮掩,他返璞归真、臻于自然的人生意向与独立不羁的生活情趣,包裹在哲学悟觉与审美形式的双重茧壳中。大人先生——哲学的理由

舍去某种天性的差异外,阮籍在人生旅途中,确实表现得比嵇康更娴熟于作为士大夫的艺术。

与嵇康写作的那些切合具体情事的政论文章不同,阮籍的写作是高度哲学化的。

在《通老论》中,阮籍表达了几乎与老子一样的社会观:“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强国任智:盖优劣之异,厚薄之降也。”最理想的自然是“依道”“仗德”的远古时候,也就是原始的混一无别的泛神论世界,在那里,天人之理,自然之分,治化之体,等等,都是朴素而浑然融洽的,生命也是天然的圆满的。最不幸的是“任智”的时代,开化了的时代,也就是说,最多地发展了人的心智并且以人的心智(而不是神道的意志)来管理国家、料理人事时,便会使人的自私、丑恶和攻击性达到顶峰。

出于相同的构思,阮籍在《通易论》《乐论》中更多地发挥了关于“绝对人生”的论辩。《易经》是“变”的哲学,“顺天地,序万物,故万物莫不一也。阴阳性生,性故有刚柔,刚柔情生,情故有爱恶,爱恶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见。八卦居方以正性,蓍龟圆通以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义以定性。仁义有偶而祸福分,是故圣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适,别刚柔之节。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这一类的叙述是辩证而神秘的,最后的结论无非是“道可道非常道”,在理性的范围内,它们并不留下什么准则,真正的理解来源于某种与作者相同的直觉和经验。接下来的推衍就是一种很现实的立论了,阮籍认为:明察天道的人是无所欲求的,审悉人之德行的人是从不忧虑的,处上的人不应该欺凌居下,居下的人不应该触犯富贵者,明乎自然则安于自然,这就是天道人道的结合,也就是“顺天地、序万物”的自然法则在人世间的印证。

阮籍说:“由此观子,易以通矣”,即真正知道了《易经》的奥义。以此看来,人生最大的罪孽——不合天道物理的罪孽就是不安分地用智用心与行动。

在《达庄论》中,阮籍的理想阐述得更明确:“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心气平治,消息不亏。是以广成子处崆峒之山以入无穷之门,轩辕登昆仑之阜而遗玄珠之根,此则潜身者易以为活,而离本者难与永存也。”阮籍以对话的口气探讨人世间的不变之道,其实,他是在尽量地说服和反省着自己,为生存的妥协寻找立足的依据,寻找哲学的指称。他舍弃那种不达于命、汲汲于功利的缙绅好事之徒的生活方式,而希望“抚琴容与、怅然而无乐、愀然而归白素”的自在人生。《大人先生传》是阮籍最出色的自状。据说,是他拜访孙登双双长啸之后写成的,“大人先生”的原型就是孙登。“大人先生”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反过来就是“以一步为万里,以一朝为千岁”,瞬间觉悟永恒,滴水照澈宇宙),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与造化相推移”,这是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人,与天地相始终,无思无欲。

阮籍力求通达于自然生命之道。审美——生命的对称与补偿

据说,楚王曾遗失良弓一把,众大臣要为楚王四处寻找。楚王说,楚人失之,楚人拾之,何必再找?孔子听了,认为楚王的话不够通达,主张说,人失之,人拾之,何必再找?老子听了,仍不以为然,他说,失之,拾之,何必再找?

这是一个荒诞的故事,它意在揭示某种绝对主义的悟觉要求。

阮籍有限的违俗与高度的自我意识,基于对生、死的同一性的体察,基于对圆满与亏缺、本真与自为的清醒的见识,基于对生命相对性的痛苦理解,选择的过程正是一个不断舍弃和觉悟的过程:“为无为而名不能累矣,事无事而世不能役也”,反叛逐渐丧失了社会内涵而呈现出日益强烈的哲学意味和虚无色彩。

在此基础上,以阮籍的脆弱与敏感,以他冷漠淡泊的外表下内心的拘谨和郁结,成就一个作为现实人生补偿的审美世界是必然的。

阮籍作有《东平赋》《亢父赋》《首阳赋》《清思赋》《猕猴赋》,文章绚丽,汪洋恣肆,与他现实生活中的窘迫与危机相颉颃。《咏怀诗》八十二首,是早期五言诗中的瑰宝,是魏晋诗坛的巨构。它们远没有建安诗甚至嵇康诗中的慷慨任气,没有“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汉末实录”般的社会写照,而闯入了诗歌艺术的本体世界,确立了自觉的诗歌创作意识。将可见的现实与赤裸裸的思想情绪蓄积于心灵,再以相对称的感性形式显示出来,以对抗短暂、卑琐、冗杂的世俗生涯。寒风玄云、旷野茫茫、堂上荆杞、清露凝霜、修竹射干等等,曲折地表达出他内心的躁狂及他所面对的世界的紊乱、颠倒、反常与慌乱。玉石俱焚

阮籍“口不论人过”,试图确立“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恬于生而静于死”的人生。

他是洞察秋毫而装糊涂,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才体会出一种不计逻辑的悟性的潇洒。他说谎,他糊涂,如此这般,方可以安身立命,明哲保身,方可以多少有些圆滑地应付世事。

但是,内心存在着紧张、焦虑、恐惧、激动,终究是一个活人的标志。阮籍面对着纷乱的现实变故,其实如怀汤火:“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

阮籍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他游移敷衍的暧昧态度不足以服务于司马昭的需要,随着司马氏不断剪除政敌,“晋文帝”已呼之欲出了,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形式让作为大将军的司马昭体面地成为晋文帝。以前的事总算搪塞过去了,权臣钟会几次谈话也没有套出什么足以向他问罪的口实。但是,对司马昭来说,既然有心留着阮籍,既然别人在大将军面前只能毕恭毕敬,唯独阮籍可以箕踞啸歌、酣饮自若,便有阮籍作为“名满天下”者的可贵的用处——以他的声望替司马昭有意无意地举着那块伪造的招牌。

景元四年(263年)十月,阮籍派上用场的时候来了,阮籍再也不可能玩儿似地敷衍。

在司马昭自己的授意下,魏帝封他为“晋公”,位国相,加九锡。这件事本来从景元三年以来就曾三次试探着提出过,司马昭左顾右盼,看看世人的脸色,每次都谦虚地“固辞”。现在条件越来越成熟,不过,当魏帝下诏书加封时,他还必须再一次礼节性地谦让。然后,由公卿大臣“劝进”,再受封,如此便显得上合天意,下称民心,是众望所归。

当时,阮籍只担任散骑常侍,并非要员,然而,一篇堂皇的“劝进文”,却特别指定由阮籍执笔。由阮籍执笔的分量与必须由阮籍执笔的含义大家心里都明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诏书已下,司马昭也“谦让”一遭。只待众官员“劝进”。“劝进文”呢?原来,阮籍根本就没写,是忘记写或者是别有用心而不想写?此刻,阮籍正在朋友家饮酒,他大概又一次想用酒来蒙混过去。但这一次非同寻常,司空郑冲写了亲笔信,派专使快马加鞭赶来,即刻要文章。阮籍便由人扶持,带醉态而心里明白地当场起草,一字不改,很快就给了使者。文中自然要将司马昭比作伊尹、周公,这正是司马昭所需要听到的,又劝他老人家“宜承圣旨,受兹介福,允当天人”“何必勤勤小让也哉”!

无论如何,这篇“劝进文”阮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不说他对曹室怀旧情而对司马氏怀敌意,仅从他立身的哲学看,都是违背真诚的“越轨”行为。

一篇“劝进文”,证明了阮籍的软弱和苟且,而狷介者要把他的行动看成投机钻营的表现,尽管也有不少人认为他的“劝进文”是神来之笔。可以想见由此带给阮籍内心的分裂、愧悔和不安,更何况他原本嗟生伤世、忧患缠绵,他的精神就此崩溃、颓丧,以致不堪收拾。

263年底,也就是写“劝进文”后两个月的景元四年年底,阮籍溘然长逝。

死时,他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像他那样潇洒地狂饮烂醉,因为他的侄儿阮咸已经如此,还因为他的儿子大概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喝酒。李白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杜甫《不见》

据说,李白降临人世的时候,他母亲梦见太白金星入怀,故名李白,字太白。李白少年时候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小溪,见一老妇人正在细心地磨着铁杵,李白好生奇怪,问磨它干什么,老妇人说,想把它磨成针。李白感悟,重回山中,继续学业。《天宝遗事》中说,李白曾梦笔生花,尔后果然文采风流,名播天下,成为不朽的诗人。

有关“天才”的传闻,很多可能仅仅是人们善意的附会。

但是,绝世的放纵与浪漫,不朽的激情与狂想,无与伦比的天才与苦闷,却真实地伴随李白的整个生涯,以致我们在隔代的相思中,已很难体谅他漫无边际的神圣的苦痛和梦想。传奇身世 少年游侠

唐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李白出生在西域碎叶,他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代孙,属李唐宗室,有深远的贵族血统。据说,他的先辈犯了某种“谋逆”之罪,所以窜居西域,“绝嗣之家,难求谱牒”,致使后来李白每次想表白自己的家世渊源又羞于启齿,总在半吞半吐的尴尬中。

也许,所谓家世,原本就是李白为了便于立功于当世而不得不虚荣地编造的。

李白5岁时,父亲带着他潜回蜀郡,藏身隐名,定居僻塞的剑南道昌明县青莲乡。从西域到四川,长河落日、疾风衰草、瀚海荒原,这童年的印象永远留在了李白的脑海中,为他激越的诗情平添许多壮阔的意象。

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性敏早慧,读书不辍,遍观古来的文章典籍,喜欢并且动笔模拟司马相如汪洋绚丽的辞赋,名动西蜀。

前礼部尚书苏颋出为益州长史,李白路中投刺,拜见苏颋,苏待以布衣之礼,对同僚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然风力不够,但有成大器的禀赋。

李白的学识杂乱散漫,曾与东严子赵蕤隐于大匡山,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学习经世的才略。赵蕤博学淹通,长于经世,节操高尚,不赴征召,著《长短经》十卷,言王霸之道,辨析时势,纵横捭阖,上至君德臣行,下至通变相术。李白一生喜读王霸之术,对于春秋纵横家们的事迹了如指掌,以管仲、苏秦、诸葛自许,显然受了赵蕤的影响。

蜀中的履历上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游侠生活。“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少任侠,手刃数人。”他很小就长剑随身,往来旁郡,北抵陇右,漫游三国时邓艾入蜀取道的江油,直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阁。游侠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游侠的勇气、胆略,逐渐内化为一种人格,影响、决定着李白的一生。

李白20岁,南游成都,遍历锦城风流,也见识了市井生活的种种细节,“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似乎是这一段生涯的写照。后又游峨眉,登金顶,领略了佛光的诱惑,“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云”。

浩荡的唐文化与蜀中原生纯朴的风土人物,哺育出李白高标自许、肆行无碍的心性。他不停地走,不停地幻想,不停地打碎和创造,为自己寻找更广阔的世界,去印证他充盈活跃的生命,印证那个如日中天的文化时代。离家万里 仗剑远行

开元十二年(725年)春,24岁的李白,开始了离家万里的仗剑远行。他向蜀中山水投下深情的一瞥,轻松地吟诵充满自命不凡气息的告别诗:“莫谓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同年秋天“发清溪”“下渝州”,很快到达荆门,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湘楚。

吴指南因病死于洞庭之滨,李白恸哭不止,如丧骨肉。抚摸着同伴的尸体,李白第一次感到冰冷的恐怖,生死之间原来仅有一层薄薄的隔离。他哭得泪中带血,哭出了自己从未体验过的置身于广阔天地间的孤独和悲哀。然后,将吴葬于湖边。东下南京,这已经是第二年的秋天了。

游子的行踪遍及维扬越中,东涉溟海,酒馆、歌楼、河舫、舞榭、寺院、赌场,“不渝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

李白慢慢变得囊中羞涩。“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凄惶,席不暇暖,寄绝国而何仰,若浮云而无依。”他没有找到迈入国门的途径,心中时时涌动着青春难耐的伤感,与无根漂萍的凄惶。

三年内,千金散尽,他所得到的仅仅是逆旅的相思、无言的轻蔑,是青楼薄幸名,是苦闷的诗,而不是关于社稷民生的经济、事功,甚至无关乎起码的生计。“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南图无从,北游失路,零丁而已。他不得不考虑自己仗剑远行的最踏实的初衷。

727年,李白结束了吴山越水间的逗留,回舟向西,游云梦,这是他曾在相如辞赋中读到的最令他心醉神迷的所在。

就在这一时期,李白应召,娶故相许圉师的孙女,入赘许家。开始定居湖北安陆,结识了“风流天下闻”“迷花不事君”的孟浩然与无心仕进、潜心修炼之术的元丹丘。

这是一段饮酒、读书、吟诗、览胜、感伤的蹉跎岁月。许夫人贤惠温柔,萌发着不安和躁郁的是李白已将身世许明时的匡世之志,他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事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

但是,入赘许家并不能给他提供用世的机会,赘婿的身份本就难堪,地方负有察举职能的长史大吏,在欣赏李白飘然不群的诗文后,又总是听到关于李白颓唐浪荡的风流逸闻或者难以羁勒的狂傲。人事上曲折的迁就和算计,一副诗人肚肠的李白是无以理解的,何况他少不谙世。

在安陆北寿山的书房里,一灯如豆,风雨飘摇,李白剑眉紧锁,奋笔疾书,向最有可能将自己举荐入朝的裴长史、韩荆州诉说自己的真诚:“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隔,造谒无路。今也运会,得趋末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何图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愿君侯慧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思,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洞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之门,不可以弹长铗乎?”

冯讙曾在孟尝君门下长铗常弹,孟尝君不以为过,冯讙终于有用武之地;毛遂自荐,亦得脱颖而出,获其所哉。

李白的人格和热忱,却没有让裴长史、韩荆州认可,最真挚的情感在世俗的理智面前同样显得轻浮可笑。

最令人难堪的还是在李长史面前的遭遇,李白因醉撞了李长史的马车,“御者趋召,明其是非”,李白“入门鞠躬,精魂飞散”,“退思狅愆,五情冰炭,罔知所措,昼愧于影,夜愧于魄,启处不遑,战跼无地”。

如此诚惶诚恐的生活,对于敏感而狂热的李白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剩下的出路,只能“西入秦海,一观国风”。初识长安 西入秦海

开元十九年(731年),李白留下妻子,取道南阳、洛阳,前往长安。

盛唐的长安,文明荟萃,规模宏大,红尘喧嚣。在开放性的精神气氛与恢宏的牧歌情调中,隐含颓堕与不可一世的病态气息,充斥着物欲与浮华。

李白以朝圣者的姿态,首先觉察到的是自己空前的孤立与渺小。

悒郁愁闷中,他看到了堂堂皇城中斗鸡走马者的得意,看到了人事杂错中的机巧。李白向朝廷奉呈了自己刚刚写成的《明堂赋》,《明堂赋》辞彩富丽,“明堂”却是唐玄宗认为有乖典制的建筑。李白不知道其中有内幕,只知道自己的文章泥牛入海无消息。

李白决定隐居离长安不远不近的终南山。在此之前,隐居终南山已开始成为获得皇帝重用的捷径,当时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也在终南山建有别馆。玉真公主在太极元年即出家为道士,赐号“持盈法师”,一度师承司马天师承祯,司马承祯曾盛赞李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

李白认识了玉真公主,并且获得玉真公主的青睐,同时认识了宰相张说之子——皇帝的女婿卫尉卿张垍,此公当时获得玄宗的“特深恩宠,许于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赏赐珍玩,不可胜数”。这正是一个异乎寻常的适合李白的职务,毛病也许正出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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