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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6 14: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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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永卫,邓珍,万智欣,温淑萍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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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岭南的对外文化交流

秦汉岭南的对外文化交流试读:

引言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于1877年提出来的,用以指称中国丝绸西运欧洲的交通路线,为中外学术界普遍接受,并用以泛称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长期以来,丝绸之路一直被认为是由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西域,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又进一步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将上述道路称为“西域道”、“绿洲道”或“沙漠丝绸之路”;将经由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通过蒙古草原、南俄草原,再进入中亚的道路称为“草原丝绸之路”;把从成都出发经由云南至缅甸、印度和中亚、西亚的路线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把经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南海道”、“海上丝绸之路”或“陶瓷之路”。

秦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问题,方豪、王赓武、余英时、丘进等海内外学者曾进行过系统研究。近年来,境内外丝绸之路沿线出土了大量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关的文物。以这些新出土的文物为研究对象,孙机、许苹芳、林梅村、荣新江等学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童恩正、张增祺、段渝、霍巍等结合西南地区的考古文物,对“西南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外物质文化交流进行了很有价值的探索。阮荣春通过对我国境内早期佛教造像文物的研究,提出佛教经由滇缅道和交广道传入中国的“佛教南传系统”观点,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些成果把秦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秦汉时期是岭南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岭南文化在其形成阶段,就有善于吸收异域文化因素的显著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岭南地区秦汉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特别是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和南越国遗迹的惊人发现,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这一区域对外交往情况的认识和了解,为深入研究秦汉时期的岭南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指出我国学者研究汉代中外关系,主要是依据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和耿昇翻译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二书的材料,难免有很大的局限性。本书致力于秦汉时期岭南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并力图避免邢义田先生所指出的弊端和局限。

正如张广达先生所言:“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除了自身具有科学研究旨趣之外,又具有现实意义。我国的漫长历史从来没有脱离过与另外的民族、另外的思想、另外的信仰、另外的风俗的交光互影,文献中保存着与另外的文化、另外的社会实践、另外的心灵交际的丰富记录。”“并为人们今天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跨文化问题提供某种启示,打破西方某些论述话语的垄断地位。”秦汉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滥觞时期,秦汉岭南地区是中西文化交流不容忽视的重要地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曾经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秦汉帝国的盛世雄风,远播域外。汉朝人对西方世界地理知识的了解,甚至连唐朝人也未能超越。对异域文化大规模的吸收,对中国文化远距离的传播,是汉朝成为盛世的重要原因。在以南越王墓为代表的岭南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发现的大量具有异域文化因素的文物,显露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冰山一角。研究这些文物,以及中国境外“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发现的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中国遗物,对我们重新认识岭南地区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弘扬中华文化,对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沟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以南越王墓为代表的岭南地区出土的众多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珍贵文物的深入研究,探讨秦汉岭南地区与南亚、东南亚、西亚、欧洲、非洲等地的交往关系,揭示岭南地区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是本书的主要任务。

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是本书的基本研究方法。王国维先生最先倡导的这种研究方法,尤其适用于文献资料相对缺乏的秦汉史研究。研究秦汉对外文化交流,除了要对历史文献深入发掘外,必须走与考古学密切结合的道路。这一方法是本书采用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的方法,是本书的又一重要研究方法。马雍先生把东汉时期岭南的交趾,比作河西的敦煌,实际上正是采用了区域比较的方法。李学勤先生提出“比较考古学”的概念,对本书的研究尤具启发意义。将两汉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区域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关的文物进行比较,寻找异同,揭示产生异同的深层原因,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演变规律。

汉代西域道、缅甸道、南海道三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不能将其截然分开。孤立地研究西域道、缅甸道或南海道,把汉代中国对外文化交往这一有机整体,人为地割裂为“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是不恰当的,是不能把握汉代对外交往的历史规律的。秦汉时期的岭南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等地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岭南地区是象牙、黄金、香料的重要产地,而象牙、黄金、香料等都与佛教关系密切,也与中国和印度、罗马之间的贸易有关,因此研究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及汉代中国与印度、西方的关系,应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岭南地区。这些论点,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灵感和动力,也成为秦汉岭南对外文化交流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沿着这一思路,香料问题,犀、象问题和佛教问题,自然成为本书研究所选取的三个切入点和着力点。

汉代处于香熏活动的上升期,王公贵族对香的使用尤其热衷。随着汉朝廷对岭南的平定及岭南地区海路交通的发展,岭南的官方对外贸易正式形成。其中,香料贸易作为岭南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终汉之世有了比较长足的发展。一方面,岭南的土产香料被大量贩卖到中原,甚至出口至域外;另一方面,岭南又是使用香料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原由海路从域外进口香料的重要中转站。汉代的香料贸易在岭南地区大放异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疑对汉代香文化及后世香料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本书试图从汉代香料的使用情况入手,进而探讨汉代香料的主要来源,以期通过对汉代岭南香料贸易的航行路线、中转站、中介商、国际语言及交换媒介的研究,揭示汉代岭南香料贸易兴起的条件及其影响。

犀、象是岭南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传统商品,犀、象贸易在汉代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其一,汉代犀、象在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中的应用较之前朝更为广泛;其二,岭南的犀、象通过朝贡贸易被大量运送到中原地区;其三,岭南也是犀、象贸易的重要中转站,是中原与域外犀、象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汉代的犀、象贸易在岭南地区得到发展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发展对汉代和后世犀、象贸易及其他贸易的发展以及政府管理对外贸易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汉魏时期,佛教在中国南方的传播在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于佛教传播的这一课题,前人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主要都是探讨佛教在北方中原地区的发展情况,对佛教在南方特别是岭南地区的传播则研究不多。近年来,随着南方地区佛教文物出土的增多和人们对佛教研究兴趣的增大,研究佛教在中国南方传播的著述也有所增加。本书试图对汉魏时期佛教在中国南方尤其是岭南地区的传播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采用文献与考古发现成果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探讨相关史实,期望在一些问题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学术探究,永无止境。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水平和能力所限,我们对秦汉岭南对外文化交流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些许成绩,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有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课题有结项的时刻,但我们的相关研究不会止步。

第一章 汉代岭南香料贸易考

中国是一个尚香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馨香的民族,中华香文化,博大精深,珍若珠玑。因此,香料贸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备受学者关注的话题。随着张骞通西域、武帝平南越,我国的官方对外贸易也逐渐展开。香料是我国对外贸易中最原始最基本的贸易物品之一。在汉代,无论是宗教生活还是世俗生活,人们对香料的应用都非常热衷。岭南作为我国香料的重要产地和异域香料进口到中原的中转站,在香料贸易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随着香料的广泛应用及香料贸易的不断发展,到汉末三国时期,香料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香料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这种优势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就汉代岭南的香料贸易而言,学界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我们有必要对有关研究情况作简要回顾。

首先介绍一下国外学者的研究情况。美国学者劳费尔(B.Laufer)的《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叙述了中国与伊朗之间动物、植物、矿物以及特产的交流史,其中着重探讨了植物栽培与产品交流的历史,追溯考证了贝甘香、苏合香、没药、青木香、安息香等多种中国外来香料的原产地及贸易源流。

J.Innes Miller的The Spice 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29B.C.to A.D.641)(Clarendon Press,1969)不但分区考察了中国、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东非以及罗马帝国出产的香料种类,还介绍了当时罗马帝国与中国及东南亚的香料贸易路线、贸易商人、中转站等各方面的情况,可谓研究罗马帝国时期亚欧香料贸易的集大成之作。

日本学者山田宪太郎的《东亚香料史研究》(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76年)、《香料博物事典》(同朋舍,1979年)、《南海香药谱》(法政大学出版社,1982年)不仅对香料进行了精细的考索,同时还对与香料有关的历史和东西方社会风俗一一作了介绍,是研究香料贸易分量较重的著作。

刘欣如(Xinru Liu)的Ancient India and Ancient China(Trade and Religious Exchanges A.D.1-6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阐述了公元1年至公元600年中印香料贸易的种类及香料贸易与佛教传播的关系。

法国学者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的《丝绸之路》(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在第四章“海路的开辟”里提到桂皮、乳香等中西香料的贸易情况。

英国学者多尔比(A.Dalby)的《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李蔚红、赵凤军、姜竹青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考察了几十种香料的原产地以及贸易细节,并以印度为中轴线,分地区讨论了东西香料贸易的发展史。

余英时的《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邬文玲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以汉代的贸易与扩张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中心主题来考察汉代与胡族之间的经济。其中“海上贸易”一章以汉代广州三大海上贸易港口为研究对象,并介绍了香料的源头和舶来途径。

美国学者谢弗(Edward Schafer)的《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第十章“香料”、第十一章“药物”集中对唐代传入的香料和药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不少香料在汉代已经传入,因此亦能为研究汉代的外来香药提供参考。

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主要介绍了中国的樟脑、肉桂、姜黄、生姜、麝香等香料的栽培史、用途以及经波斯西传的过程。

澳大利亚学者杰克·特纳的《香料传奇:一部由诱惑衍生的历史》(周子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对香料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不仅介绍了生姜、肉桂、胡椒、肉豆蔻、丁香等的用途,还讲述了其匪夷所思的传奇历史。

关于国内相关课题研究的现状,下文试从著作类和论文类分别论述:

著作方面,由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以地区和年代为划分依据将古代的中西交通史料汇辑成六册,其中“中国古籍关于波斯之矿石及动植物之记载”、“古籍所载之印度矿石及动植物”等章节对外来矿石及动植物的史料进行了汇编,包含了不少关于外来香料的史料。

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提到从西域传入的香料品种。

沈光耀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从对外贸易的角度介绍了香料的结构、经济价值、产地和作用,并指出自西汉武帝以来,由于南海—印度航线的交换货物主要是中国的丝绸和国外的香料,因此被称为“丝香之路”。

关其学、朱慧强主编的《广东对外贸易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广东对外贸易的历史,也涵盖了香料贸易的发展史。

姜伯勤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的第四章“敦煌吐鲁番通往印度的香药之路与法宝之路”,采用“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书与文献史料相参证来探讨“香料之路”,对研究香料贸易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宋岘的《古代波斯医学与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的第二章“从波斯输入中国的药物”第一节“汉唐时期的情况”,按外国药品名字编号,将唐代朝官苏敬主纂的《新修本草》的内容与阿拉伯人伊本·贝塔尔撰写的《药典》的内容编次其中。此外,还将《酉阳杂俎》记载的波斯植物的资料进行了汇集,以《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为对照进行了考证,颇具史料价值。

黄启臣主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将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研究对象,以大量考古发掘为论证材料,系统阐述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其中也涵盖了汉代海上香料贸易的概况。

孙机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从熏炉制作变化的角度印证了外来香料在汉代最先输入我国岭南地区。

方豪的《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在第一篇用了十六章的篇幅来谈论史前至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中西交通和贸易,详细叙述了汉代南方之海外交通及中印贸易,其中就包括香料贸易。

周永卫的《两汉交趾和益州对外关系研究——以若干物质文化交流为主》(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从汉代香料使用的三个阶段、南方生产的本土香料、汉代输入的异域香料、香料在南方的更为广泛使用、香料与佛教的关系等方面,重点阐述了本土香料的产地、香料在汉代的使用及香料的进出口等问题。

论文方面,陈竺同的四篇论文《南洋输入生产品史考》(《南洋研究》,1934年第5卷第6期)、《汉魏南北朝外来的医术与药物的考证》(《暨南学报》,1936年第1卷第1期)、《汉魏以来异域香料输入考》(《暨南学报》,1936年第1卷第2期),《汉魏以来海外输入奇香考》(《南洋研究》,1936年第6卷第2期),以及王鞠侯的《南洋输入香料品类考》(《南洋研究》,1941年第9卷第4期),陈连庆的《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冯立军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3期),探讨了汉晋之际外来香料的种类、产地以及中外医药交流。

汪秋安的《中国古近代香料史初探》(《香料香精化妆品》,1999年第2期)介绍了中国古代香料贸易史和近代香料工业。

吴焯的《汉代人焚香为佛家礼仪说——兼论佛教在中国南方的早期传播》(《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考察了中国南方早期佛教传播与焚香习俗的关系。

周永卫的《两汉南方香料问题述论》[《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三辑),2004年]对汉代进口香料与土产香料的种类、用途等进行了论述。

温翠芳的《中古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香料贸易中介商研究》(《唐史论丛》,2010年)以时间为顺序,分别介绍了粟特人、波斯人和阿拉伯商人在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从事香料转贩贸易的情况。

此外,谭前学的《唐代的焚香之俗与熏香器》(《华夏文化》,1997年第2期),金芷君的《香薰史考》(《文博天地》,2005年第4期),杨海霞的《汉唐时期熏香器具设计研究》(西安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陈东杰、李芽的《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香料与香具探析汉代用香习俗》(《南都学坛》,2009年第1期),秦红的《从香薰器皿看古代香薰文化》(《上海工艺美术》,2009年第3期),杨海霞的《汉唐熏香风俗对熏香器具设计的影响》(《艺术研究》,2010年第3期),以及韩波的《汉代宫廷香薰活动及香薰器具的艺术成就》(《艺术百家》,2010年第5期)从考古实物的发掘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了用香器具,如香炉、熏笼等,也涉及异域香料传入的问题。

综观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我们发现:

第一,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古代对外物质文化交流和古代对外贸易的研究极为重视,著作成果也颇为丰富,但大多都是从宏观角度来做整体上的研究。而香料作为对外物质文化交流和对外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未能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其研究比较粗略,甚至只是提到个别香料的名称而已,缺乏较为细致的研究。

第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汉魏香料问题的论文,但只是停留在对外来香料种类、原产地、输入途径及应用的考证上,对汉代香料贸易的活动情况及香料贸易在汉代中国对外贸易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等很少涉及,缺乏系统的研究。

第三,香料应用的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但也有较大的偏向性。如对香料在熏衣、焚香、医学、美容、饮食、香品制作等世俗生活方面的研究较为集中;对用香器具,尤其是香炉、熏炉的发展源流、形制特征的研究成果较多,既有从考古实物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也有从赏玩收藏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在宗教活动方面,则较多地关注了特定的烧香仪式以及香料与佛教的关系问题,对僧人、道士日常修炼的用香情况研究较少,而且很少直接利用佛教、道教典籍。因此,在香料应用方面仍有不少值得深入探究的地方。

此外,就时间界限而言,对香料贸易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唐代和宋代,对作为香料贸易发端时期的汉代的研究则相对缺乏。任何一种习俗都不会突兀地出现在某个时代,而是一个历史积累的结果。唐宋时代香料的广泛应用及香料贸易的鼎盛,是与汉代香料贸易的兴起以及汉代人们对异国名香的追求之风分不开的。就区位选择而言,对汉代对外贸易的研究,学术界似乎一直对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情有独钟,而对当时相对处于落后地位的岭南地区的对外贸易关注较少,岭南地区的香料贸易就更少有人问津了。

汉代岭南地区既是土生香料的重要产地和异域香料进口至中原的重要中转站,又是消费和使用香料最多的地区之一,还是汉代香料贸易最活跃的地方。对汉代岭南香料贸易的研究,尚有很大的发掘空间。因此,本书试图在充分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汉代岭南地区的香料贸易进行研究。

中国用香的历史久远,香料陪伴着中华民族走过了数千年的兴衰风雨。它邀天集灵,祀先供圣,是敬天畏人的体现,又是礼的表述;是颐养性情,启迪才思的妙物,又是祛疫辟秽、安神正魄的良药。历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平民百姓、僧侣道士,无不以香为伴,对香推崇有加。“香料”自古就是受关注的话题。至今天,学术界对“香料”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但从上述汉代岭南香料贸易的研究状况中不难看出前人对此问题的研究依然存在一些缺陷,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汉代岭南较之于其他地方相对落后,古代文献对其的关注和记载相对较少,材料的贫乏导致现代学者在此区域研究的涉及上极为慎重。相对于汉代的中原、西北、西南等地区,对岭南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另一方面,就物质文化交流的对象而言,大部分著作和论文在研究汉代对外文化交流时都是从宏观着手的,涉及汉代香料贸易的往往仅有只言片语。即使是对汉代香料的研究也是从某个角度,比如异域香料的种类、香料与佛教的关系、香料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运用等个别方面进行,对岭南香料贸易的系统研究比较缺乏。

因而本书的主要目的不仅仅在于研究汉代岭南香料贸易本身,还希望借探索汉代岭南香料贸易的种类、交通路线、中转站、中转商、国际通用语言、交换媒介等,来进一步探求汉代岭南香料贸易对我国香文化及后世香料贸易的发展所带来的历史影响。

第一节 香料在汉代社会生活中的应用

我国是最早使用和记载香料的国家之一。王嘉在《拾遗记》中记载,早在上古黄帝时代即已开始焚香:“(黄帝)诏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于兰蒲席上,燃沉榆之香,舂杂宝为屑,以沉榆之胶和之为泥,以涂地,分别尊卑华戎之位也。”北宋丁谓所著《天香传》里也说:“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所以奉神明,可以达蠲洁。”不过汉代以前,人们使用香料的情况还不是很多,香料使用的种类也仅限于植物性的香花、香草,如《左传·宣公三年》有“梦天使与己兰”的记载,称:“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大概那时人们已经在身上佩带香草等香料了。所以屈原在《楚辞·离骚》中大量引用木兰、申椒、箘桂、蕙草、荃、杜衡、秋菊等香草,并写出“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句子。至汉代,宫廷对香料的收集和香熏活动都非常热衷,文献中有关香熏活动的记述也开始丰富起来。从传世文献与考古发掘之间的相互印证来看,整个汉代社会尤其是汉朝宫室,已然进入了一个香熏活动的上升时期。香料已经成为汉代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香料在汉代宗教活动中的应用

焚香所致的香烟缭绕,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寺院、道观中香烟袅袅的场景。的确,在汉代,香料已经在宗庙、道观、佛寺等祭祀宗教场所的诸多层面中使用了。(一)祭祀用香

我国祭祀天地祖先的历史非常悠久,且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此都极为重视。从《天香传》中可以看出,在上古时代,人们就已经用香来“奉神明”了。可见,香料在使用之初的基本用途就是祭祀。在祭祀活动中,焚香不但是对神灵表达礼敬的一种重要形式,更表示着君主的权力是秉受天地使命的,这为专制皇权披上了一层君权神授的宗教外衣。在先秦文献中,不乏对焚香祭祀的记载。《礼记·郊特牲》和《诗经·大雅·生民》分别有“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既灌,然后迎牲,致阴气也。萧合黍稷,臭阳达于墙屋。故既奠,然后焫萧合膻芗。凡祭慎诸此”和“取萧祭脂,取羝以;载燔载烈,以兴嗣岁”的记载,即在祭天仪式的最后将萧(艾)点燃,使其香气与其他祭品的香气混合,共达于天,供神灵受享,正如《尚书》所言“至治馨香,感于神明”。

关于汉代的祭祀用香,就笔者所见之正史文献中均未曾记载。有学者认为,汉代祭祀用香同于三代的祭法:焚烧香草和供奉香酒。程大昌就说,直到南北朝时期,祭祀用香中才开始使用沉香:梁武帝祀地,用土和香。杜佑注:以地于人近,宜加杂馥。按:杂馥即合诸香为之,言不止一香也。梁武帝祭天始用沉香,古未用也。

笔者认为,此说法未免过于绝对。《汉武故事》云:“昆邪王杀休屠王来降,得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宫。金人者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汉武外传》载:“武帝修除宫掖,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帷,燃九光之灯,列玉门之枣,酌蒲萄之酒,以候王母降。”《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亦说:“(武帝)元封(公元前110—公元前105年)中,起方山像,招诸灵异,召东方朔言其秘奥。乃烧天下异香。有沉光香、精祗香、明庭香、金香、涂魂香。”这些虽然都是小说家之言,但在汉代祭祀焚香中使用异域香料是很有可能的,正如陈宝良先生所指出的:“尽管上古时期已有通过事香奉神明乃至达蠲洁之例,但三代所谓之禋享,首先所荐者还是馨,而不是后世沉木、熏陆之类。所谓馨就是前面提到的兰蕙之类,古人虽有烧香草以降神之例,称为蕙熏,其实也不过是香草。只有在汉代以后,诸如沉脑一类的香传入中国,再加上佛教的传入,才使中国传统的祭祀仪式逐渐转变为带有佛教色彩的烧香活动。”(二)道家与道教用香

秦朝时期,神仙思想就十分盛行,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不懈地追求成仙之道,并派遣徐福东渡日本寻求仙药。到汉初统治者主张老子的“无为”而治,道家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汉武帝即以崇仙好道著称。子休氏曰:“汉武好道,遐邦慕德,贡献多珍,奇香叠至,乃有辟瘟回生之异,香云起处,百里资灵。”象征海上仙山的博山炉的流行,亦是汉代崇道的最好证据。到东汉时期,道教烧香愈演愈烈,成书于东汉初年的《太清金液神丹经》载:祭受之法,用好清酒一斗八斤,千年沉一斤,沉香也,水人三头,鸡头也。……治取米令净洁,其米或蒸或煮之,随意,用三盘,盘用三杯,余内别盘盛。座左右烧三香火,通共一座,令西北向。《三洞珠囊隐诀》云:飞天之香,玄脂朱陵。返生之香、真檀之香,皆真人所烧之香。《列仙传》里有一段关于张道陵出生时的传奇记载:汉光武建武十年(公元34年),张道陵生于天目山,其母初梦大人自北魁星中降至地,长于丈,衣绣衣,以蘅薇香授之。既觉,衣服居室,皆有异香,经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日,黄云笼室,紫气盈庭,室中光气如日月,复闻昔日之香,浃日方散。

此段感生的附会之说,虽然荒诞不经,但也可以从中看出香在道教中是具有非常神圣的象征意义的。

道教用香主要体现在修道和做法事等方面。《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载道士于吉烧香修道之事:时有道士琅琊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江表传》里亦提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三)佛教用香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印度,于两汉之际分别由陆、海两道传入中国。印度向来有焚香礼佛的传统,随着佛教的传入,这种习俗一并被带至中国。正如姜伯勤先生所说:“佛教传入之路,也是一条香料传入之路。”当时文献记载的与佛教有关的焚香活动如下:《三国志·吴书·士燮传》:“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高僧传·康僧会》:“康僧会……乃共洁斋静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七日期毕,寂然无应,求申二七,亦复如之。……皓心遂悟具语意,故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汤洗数十过,烧香忏悔,皓磕头于枕,自陈罪状,有顷痛间,遣使至寺闻讯道人,请会说法,会及随入。”

至于为什么这两件事都出现在东汉末年的南方地区,吴焯先生在《汉代人焚香为佛家礼仪说——兼论佛教在中国南方的早期传播》一文中有很精彩的论述。他认为,东汉末年的交州地区烧香成俗是因为:“一者,它在汉末已成为中外交往的门户,大批胡商聚居于此,其中不乏佛教徒,兼之交州在中国早期佛教传播中的特殊地位,香成为商胡货卖的对象理所当然……二者,交州本地也产香料。”其说甚是。二、香料在汉代世俗生活中的应用

香料在汉代世俗生活中的应用更为普遍,种类也更为丰富。特别是在汉代宫廷中,熏香之风尤为盛行。(一)清洁居室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用香料来熏染居室,以求达到净化空气、消毒杀菌的目的。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为木兰之柜,薰桂椒之椟”的句子中可以得知,当时就有以椒、桂熏染居室的习俗。这是香料最基本的用途之一。汉代以来,香熏居室的习俗仍然长盛不衰。《史记·礼书》曰:“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茞,所以养鼻也。”《汉官仪》云:“皇后称椒房,以椒涂室,主温暖除恶气也。”《西京杂记》载:“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席毛长二尺馀,人眠而拥毛自蔽,望之不能见,坐则没膝,其中杂熏诸香,一坐此席,馀香百日不歇。”到了东汉时期,用香熏来净化空气的观念更加流行,如汉桓帝时的黄门郎秦嘉,就曾在给妻子徐淑的书信中“令种好香四种,各一斤,可以去秽”。曹操在《魏武令》中曰:“房屋不洁,听得烧枫胶及蕙草。”香熏洁居除了在北方的王公贵族中盛行外,在湿热、多瘴气且疠疫多发的南方地区的使用则更为突出。据考古发现,岭南地区的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熏炉数量非常庞大,仅在《广州汉墓》一书介绍的一批两汉墓葬中,出土的熏炉就有112件(其中铜的12件,陶的100件)。西汉前、中期墓出土的熏炉还不多,但西汉晚期到东汉期间,大约半数的墓都有熏炉随葬。在1984年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四联体铜熏炉,炉腹内有炭粒状香料残存,这种炉体由四个互不连通的小盒组成,可以同时燃烧四种不同的香料;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出土的铜熏炉内盛两块白色椭圆形粉末块状物,据推测可能属龙脑或沉香之类的树脂香料残留物。可见,香熏活动在岭南地区较之北方地区更加普遍。(二)熏暖衣被

据现存史料记载,用香料熏暖衣被在秦汉以前还未有过。自西汉时起,用香料熏暖衣被才渐渐在上层社会流行起来,并且出现了专门用来熏被的“被中香炉”和竹熏笼罩。《西京杂记》里记载:“长安巧工丁缓者,为常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奇。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东宫旧事》中亦提到:“太子纳妃,有漆画手巾熏笼二七,大被熏笼三,衣熏笼三。”使用这些熏笼,既能烘干衣被,又能增香除菌。除此之外,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也曾出土成套香熏衣被的设备,包括两个陶制镂孔彩绘熏炉和两件竹熏罩。两个香炉,一个在南边箱(286号),形似豆,器身浅盘平底,短柄,子母口,盖微拱。出土时,炉盘内满盛燃烧后残存的茅香碳状根茎。另一个在北边箱,陶制与形质均与286号基本相同,唯盖顶较平。出土时,炉盘内盛有茅香、高良姜、辛夷和蒿本等香草。两件竹熏罩,大小各一,出土于一号墓的北边箱。截锥形,用宽1厘米的竹篾编成,孔眼甚大,底缘用绢包边,锥顶用锦封住,周围敷以细绢,外蒙细绢。另外,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也发掘出竹熏罩一件。在使用竹熏罩时,将其罩在装有香料的香炉之上,炉内香料徐徐燃烧,缕缕香烟通过细绢均匀地散发,阵阵清香扑鼻,既可熏衣,又可使室内空气变得清新。《后汉书·钟离意传》注引蔡质《汉官仪》云:“尚书郎伯使一人,女侍使二人,皆选端正者。伯使从至止车门还,女侍使洁被服,执香炉烧熏,从入台中,给使护衣服也。”可见,汉代用香熏衣被已是宫中的定制,并且还有专门的女侍使从事这项工作。(三)洁身美容

香汤沐浴在我国历史久远,先秦时期人们已经用兰草来洗浴身体。《九歌》中的“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即把兰草与水同煮而形成香气扑鼻的洗澡水用来沐浴。兰汤沐浴在古人看来是可以香身除病、祛除不祥的。如《大戴礼》云:“午日以兰汤沐浴。”端午正值仲夏,是皮肤病的多发季节,所以要用兰汤洗身去污,端午节也因此被称为“浴兰节”。汉代,特别是汉代宫廷用香汤沐浴非常流行,而且香汤中的香料也更加丰富。《赵后外传》就有:“赵后浴五蕴七香汤,婕妤浴豆蔻汤,帝曰:‘后不如婕妤体自香。’后乃燎百蕴香,婕妤敷露华百英粉。”这里的“五蕴七香汤”和“豆蔻汤”等则是专供后妃使用的高级香汤了。《拾遗记》亦说:“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游于西园。……帝盛夏避暑于裸游馆,长夜饮宴……西域所献茵墀香,煮以为汤,宫人以之浴洗毕,使以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通过把阴干的香草盛在精美的香囊里,随身佩戴,以使香气更持久地保留。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就出土有六个香囊,辛追两手各握绣花绢面香囊一个,一个“信期绣绢”香囊出土于北边箱,另三个放在东边箱的65号竹笥中。香囊内有茅香根茎、花椒、茅香和辛夷。曹植《妾薄命行》中亦有“御巾裛粉君傍,中有霍纳都梁。鸡舌五味杂香”的记载。

在汉代,人们还懂得用香料制品化妆美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有双层九子奁与单层五子奁,均为梳妆盒。奁内两个最大的圆形小奁便是专门放置香料的,一个小奁内绷绛色绢,绢上放花椒,另一个放的是香草类植物。可见,香料与化妆品是密不可分的。《古诗十九首》便写道:“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红粉妆”顾名思义,即以胭脂、红粉扑在身上,涂染面颊。《赵飞燕外传》里记载赵合德的妆容云:“合德新沐,膏九回沉水香。为卷发,号新髻。为薄眉,号远山黛。施小朱,号慵来妆。”(四)医疗祛病

在我国古代,香料曾一度被称为香药,可见大多数香料都同时具有香用和药用的功能。《山海经》就说:“又西百二十里,曰浮山,多盼木,枳叶而无伤,木虫居之。有草焉,名曰蕙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疠。”汉代时期,关于植物香料能医病的认识得到进一步发展,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秦汉时期最古的医方,其中记载的植物类药115种,不少乃植物型香料。此外,在汉代还出现了像《神农本草经》一类的药物学专著,记载药物365种,总结说明了汉代及以前植物香料的药用特性,如:白芷,味辛,温。主女人漏下赤白;血闭阴肿;寒热;风头浸目泪出;长肌肤润泽,可作面脂。一名芳香。生川谷。泽兰,味苦,微温。主乳妇衄、中风馀疾;大腹水肿,身面、四肢浮肿,骨节中水;金疮痈肿疮脓。一名虎兰,一名龙枣。生大泽傍。杜若,味辛,微温。主胸胁下逆气;温中;风入脑户,头肿痛,多涕泪出。久服益精明目,轻身,一名杜蘅。生川泽。

除了传统的植物香料,该书对外来香料的药用价值也有一定的认识,如“木香,味辛,温。主邪气,辟毒疫温鬼;强志,主淋露。久服不梦寤魇寐。生山谷”。陈竺同先生在《汉魏南北朝外来的医术与药物的考证》一文中,也对当时的外来香药,如兜纳香、沉香、龙脑香、甘松香等的名称和医疗用途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从中我们可以得知早在汉代时期人们就已经对引进的异域香料的药用价值有了相当的重视。其中,用香料来应对疫病,在疫病流行的汉代也是一大特色。据张华《博物志》所载: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舆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鸾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十余日,香犹不歇。帝乃厚礼发遣饯送。《瑞应图》中亦有类似记载:“大汉二年,月支国贡神香,武帝取看之,状若燕卵,凡三枚,大似枣。帝不烧,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人得疾,众使者请烧一枚以辟疫气,帝然之。宫中病者瘥,长安百里闻其香,积九月不歇。”综观汉代从外国输入之异香,如返魂香、乾陀罗耶香、兜木香、龙文香、精祗香、沉光香、涂魂香等,其香名的来源一般有两种情况,要么是因其原产地或转贩商人的国名而得,要么就是跟其药用功能有莫大关联,也有一些是二者兼而有之,这是汉代香料很多都一香多名,而且名字都奇奇怪怪的原因之一。

第二节 汉代岭南香料贸易的种类

通过前面一章的分析,我们发现汉朝时期已经处于香熏活动的上升期,汉代社会对香料的使用极为广泛,宗教活动和宫廷生活中对香料的使用尤其热衷。武帝以后,随着岭南海上贸易航线的开通,我国海路官方贸易正式形成。汉廷在岭南地区任命专职翻译官员,并招募商人、水手出海贸易。外邦使者和商人也纷纷取道交趾来华进贡和贸易。香料贸易在当时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内容,如周嘉胄所说:“香最多品类,出交、广、崖州及海南诸国,然秦汉以前未闻,惟称兰、蕙、椒、桂而已。至汉武奢广,尚书郎奏事者始有含鸡舌香,及诸夷献香种种征异。”可见,汉代岭南既是生产和出口香料的重要地区之一,又是进口和消费香料的大户。下面就汉代岭南输入和输出的香料品种逐一加以介绍。一、汉代岭南输出香料的主要种类

汉代岭南是我国香料的重要产区。《林邑记》云:“朱吾以南,有文郎野人,居无室宅,依树止宿,食生肉,采香为业,与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其香料的输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朝贡贸易的方式输入中原地区;一是以自由贸易的方式出口至域外。汉代岭南输入中原的香料种类繁多,几乎囊括了岭南本土和域外输入香料的全部种类。出口至域外的香料主要有桂、姜、高良姜、柴桂等。本节所要论述的输出香料,主要是指出口至国外的香料种类。(一)桂

桂分两种,一种叫肉桂(Cinnamomum cassia),为樟科(Lauraceae)植物,亦称中国肉桂(Chinese cinnamon),别名“玉桂”、“牡桂”、“箘桂”、“大桂”。另一种叫桂花(Osmanthus fragrans),为木樨科(Oleaceae)木樨属植物,又名“月桂”、“木樨”。这两种桂在我国都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香料。本文仅论述在汉代时候输出国外的肉桂。

关于肉桂的输出时间,多尔比非常肯定地说:“肉桂是在公元前传到地中海的,并且在公元前6世纪已经被普遍使用。”西奥夫拉斯特斯(Theophrastus)和普林尼(Pliny)认为桂皮和肉桂在公元前4世纪的地中海地区已经是广为人知的商品。但对于这种香料的原产地,当时的西方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很多人认为肉桂的原产地在阿拉伯,如西奥夫拉斯特斯就认为肉桂产于阿拉伯——塞巴附近,阿加撒齐第斯也持相同的观点。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亦说:“阿拉伯,则是这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中最南面的。而且只有这一个地方出产乳香、没药、桂皮、肉桂和树胶。”他还给我们讲述了关于阿拉伯人怎样采集桂皮和肉桂的故事。对此,法国学者布尔努瓦解释说:“阿拉伯的转口商人们,对于他们的桂皮商品的来源地讳莫如深,而罗马人——在他们之前是希腊人——就误认为桂皮生长在阿拉伯半岛。然而,人们从来没有在阿拉伯半岛的土地上发现过桂树的踪影,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不大适宜这种植物的生长。这种木本作物原产于印度、缅甸和中国(波斯古史学家们称之为‘中国的树皮’)。”

持不同观点者,如斯特雷波(Strabo)则推测肉桂的原产地比阿拉伯还要远,但到底是印度南部还是印度洋远端的某个地方,他也无法确定。普林尼则认为肉桂产自亚洲南部,并指出肉桂是经远洋航海运往地中海的:“古代地中海地区的肉桂和桂皮经过印度洋的两个大海湾,很可能是在季风的推动下穿过了广阔的海洋而不是通过沿岸经商的船只。”一直到公元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adhhh)才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肉桂是中国产品。《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我国南方地区产肉桂:“江南出楠、梓、姜、桂。”米勒(J.Innes Miller)更精确地指出肉桂原产于我国贵州、广西和广东等地区:“在古代历史上,秦朝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行为说明了中国南方肉桂的重要性。当他在公元前216年征服了南越以后,他就在此地设置了桂林郡,因为这个地区‘肉桂树成林’。现在的桂林仍保留着这个名称。这说明:在公元前3世纪,肉桂在今天的贵州、广东和广西是如此重要的产物,以至于来自北方的征服者在征服这个地区以后,用它的名称来命名这一整个区域。”

南亚的斯里兰卡也产肉桂,叫“锡兰肉桂”(C.zeylanicum),但据多尔比在其书中所载,锡兰肉桂直到10世纪以后才被人认识或开采。因此,在早期香料贸易中的肉桂,指的就是中国肉桂。

关于肉桂的应用,《神农本草经》载:“箘桂,味辛,温。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久服轻身不老,面生光华,媚好,常如童子。”可见,最迟在汉代人们就已充分了解了肉桂的药用价值。除此之外,肉桂还被用于酿制香酒,《汉书·礼乐志》中提到:“牲茧栗,粢盛香,尊桂酒,宾八乡。”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桂酒,切桂置酒中也。”肉桂在古代西方的用途也很广泛,米勒在书中提到肉桂曾被用作调料,或跟蜂蜜混合在一起制成珍贵的药膏,或将其泡在酒里。多尔比在其著作中列举了一个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的一次敬神祭祀仪式上使用肉桂的例子。布尔努瓦则说,桂皮是美容品、医药品、香膏香脂、油脂、香汁香精等工艺中的关键原料,在罗马出售时价格昂贵得惊人,一罗马磅高质量的桂皮价值1 500枚古罗马银币,而劣质桂皮也值50个银币。(二)姜

姜(Zingiber officinale)为姜科(Zingiberaceae)姜属植物,花黄绿色,根茎有刺激性香味,也称“生姜”。

关于姜的原产地,米勒说:“在东南亚、中国和印度,姜早就为人们所知,但作为一种栽培植物,它的原产地已经很难确定。”多尔比说:“在中国南方和印度支那传统的植物群中就有野生的生姜和它们的同属。”后来又说,生姜“是产于中国南方然后移植到了马来群岛,并由马来群岛传播到东非的,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地中海地区了”。

根据汉文文献的记载,姜在我国南方的种植可谓历史悠久:《史记·货殖列传》云:“江南出楠、梓、姜、桂。”“巴蜀亦沃野,地饶栀、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由此可见汉代生姜种植之广,需求量之大。姜从中国往外传播的时间很早,多尔比指出:“公元前四千年——也就是距今六千年前——太平洋中南诸岛居民便开始穿过马来群岛向南迁移,出发地是中国东南沿海和台湾山区。……这种南岛语的人在他们的迁移过程中一直都将生姜带在身边。……这样生姜就从中国南方传到了菲律宾和香料岛上——然后从那个连接东西方的十字路口到了新几内亚、爪哇和苏门答腊以及马六甲海峡对面的马来群岛上。后来生姜传播的区域更加广远。”

可见,东南亚的姜最初还是由中国南方移民南迁时带过去种植的。公元1世纪时,希腊著名的医师、植物学家狄奥斯科里迪斯(Dioscorides)在其著作《药物志》(De Materia Medica)中写道:“生姜是一种可私人栽培的植物,在阿拉伯的Trogodytical地区(柏柏尔人生活的地区)广泛种植。当生姜还是嫩姜的时候,人们就用它来做各种事情,像我们使用云香那样,他们在吃饭之前先将姜浸泡,然后将其作为一种调料混在煮熟的食物里。生姜的根像莎草或姜黄一样很小,色白,味辛辣,气芳香。他们还挑选没有被蠕虫咬过的生姜腌制,用陶罐保存后运到意大利出售。意大利人用它来做食物调料,也和着鱼干吃。它有生热之功效。”

从狄奥斯科里迪斯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知一些勇于冒险的印度洋海员早已在距离原产地5 000英里(8 000公里)的厄立特里亚和东北非种植生姜,并将其出口到意大利。普林尼同意狄奥斯科里迪斯关于生姜产于非洲东北部的观点,并补充说一磅生姜在公元1世纪时售价为6个第纳尔(Denaries,一种古罗马银币)——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三天的收入。尽管如此,但在古代波斯药学家看来,运到他们那里的最佳生姜来自中国。正如多尔比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生姜长途跋涉传播到了南方和西方,可在它的原产地仍然深受人们的器重。”

国内文献中对我国生姜外传记载最早的是汉武帝时期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其记载了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四月,西国王使至,献四两续弦胶和吉光毛裘。武帝厚谢使者,“赐以牡桂干姜等诸物,是西方国所无者”。干姜,是生姜加工后的产品。《海内十洲记》是否为东方朔所作,人们表示怀疑,但生姜在汉代通过西北丝路传入西域当是可信的。根据阿里·玛扎海里的研究,“姜的贸易同样也取道于海路”。

生姜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使用,都既是香料,又是药物,还可做食用调料。《说文解字》云:“姜,御湿之菜也,从草,疆声。”《神农本草经》云:“干姜,味辛,温。主胸满,欬逆上气;温中止血;出汗,逐风湿痹;肠澼下痢。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气,通神明。生山谷。”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和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中也发现有生姜。阿里·玛扎海里云:“在公元前一世纪时安息皇室的药剂配方中,有中国的肉桂和姜。”说明那时中国生姜已被波斯药学家用为药剂配料。而与图拉真(Trajan, Marcus Ulpius Nerva Traianus,罗马帝国皇帝,公元98—117年在位)同时代,叫作阿皮修斯(Apicus)的罗马烹饪专家,在他的有关烹饪的著作中提到了姜,他认为生姜很少用于罗马家庭厨房中,但在一些消化剂中经常用到,在这些消化剂中生姜的生热功效有助于抵消其他食品,比如生寒气的莴苣等。(三)高良姜

高良姜为姜科植物(Alpinia officinarum Hance)的干燥根茎,别名良姜、小良姜、佛手根,子名红豆蔻,李珣《海药本草》云:“红豆蔻生南海诸谷,高良姜子也。”关于高良姜的原产地,《本草经集注》曰:出高良郡。人腹痛不止,但嚼食亦效。形气与杜若相似,而叶如山姜。《新修本草》曰:生岭南者,形大虚软,江左者细紧,味亦不甚辛,其实一也。今相与呼细者为杜若,大者为高良姜,此非也。《新唐书》卷四十三载:崖州珠崖郡,下。土贡:金、银、珠、玳瑁、高良姜。《诸蕃志》卷下也有记载:海南,汉珠崖、儋耳也。……土产沉香、蓬莱香……高良姜、鱼鳔……之属,其货多出于黎峒。《本草纲目》曰:陶隐居言此姜始出高良郡,故得此名。按高良,即今高州也。汉为高凉县,吴时改为郡。其山高稍凉,因以为名,则高良,当作高凉也。

文献记载的具体地点虽有差异,但基本可以看出高良姜主要产于我国南方的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区。但据米勒和多尔比的介绍,“高良姜分两种,一种产于中国,一种产于东南亚的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和泰国。中国产的高良姜个头小,可是非常香,属矮小灌木科,能长两个手掌高,叶子像桃金娘。中国人说它是野生的。产自爪哇的那一种叫Lancuaz(Lengkuas):个头较大,有五个手掌高,只是不如中国品种香。其叶子像刀刃,开百花。结籽,只是种籽没有用:像姜一祥,靠根来繁殖”。

关于高良姜的运用,《本草经集注》载:“高良姜,大温,无毒。主治暴冷,胃中冷逆,霍乱腹痛。”高良姜在西方也通常被用作药物。(四)柴桂

柴桂为樟科樟属三条筋树(Cinnamomum tamala Nees)的树皮或叶,原产于我国西南地区。虽然中国古代文献对柴桂的介绍并不是很多,但它曾经在距离其原产地千里之外的地方大受欢迎。据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记载,柴桂叶在那时已经被运到了印度:“每年都有一种体形佝偻,面庞宽大,但十分聪明的民族前往秦尼国附近的地区。据说,他们自称为贝萨特人(Besatai),形貌酷似野人。他们带着妻子儿女,并携带大包小包的商品和绿葡萄叶颜色的大篮子。他们在自己本国与秦尼城之间的边境停留一些时候,用几天来庆祝节日。这段时间,他们就用自己的筐篮作床。然后他们就返回到本土,即那片远在边境的地方。一些土著人就窥视这一时机蜂拥而至这些人居住过的地点,拾捡这些人当作卧床用过的东西,首先拆开芦苇(土著人称之为Petroi),精心地把叶子对折起来,然后扎成大捆,再用芦苇纤维绑好。由此而产生了三种香叶,用大的叶子作成大块香叶,用稍小一点的叶子作成中块香叶,用小叶子作成小块香叶。这三种大小不同的物品一贯是由制造者们从那里向印度出口的。”

米勒在其书中进一步指出文中的贝萨特人是锡金(Sikkim)的一个部族。劳费尔认为这种在古代西方被称作“天竺叶”的柴桂,就是中国的“藿香”,但Wheatley对此说法持怀疑态度。

据多尔比介绍,柴桂对罗马人来说是一种昂贵的香料,普林尼给柴桂定价为每磅60第纳尔。其用途也很广泛,不但可以浸泡在香水油中,用来描眉、染发,而且经常用于敬神祭祀、疾病治疗和食品制作。阿皮修斯在其食谱中多次提到柴桂叶和油,认为“它还是制作‘牡蛎扇贝孜然芹酱’的一种原料”。二、汉代岭南输入香料的主要种类

汉代从岭南输入我国的香料,虽然不是岭南进口贸易的大宗,但也可谓初具规模,其种类之多,几乎囊括后世香料贸易的全部品类;其来源之广,不仅有东南亚的东南半岛、马来半岛和印尼以及南亚的印度、克什米尔、斯里兰卡等地,还与阿拉伯半岛、非洲红海沿岸建立了间接的香料贸易联系。下面主要介绍一些在汉代使用比较广泛的异域名香。(一)从东南亚输入岭南之香料

1. 丁香

丁香为桃金娘科蒲桃属(Myrtaceae Syzygium)植物丁香的花蕾和果实。花蕾称公丁香或雄丁香,果实称母丁香或雌丁香。我们通常所说的丁香指的就是公丁香,米勒在其书中即持此说法。但根据汉文文献的记载,在汉代输入我国的丁香主要是母丁香,因形状酷似鸡舌,故名“鸡舌香”。《齐民要术》云:“鸡舌香,俗人以其似丁子,故呼为丁子香。”《诸蕃志》卷下“丁香”条曰:“丁香出大食、阇婆诸国,其状似丁字,因以名之。能辟口气,郎官咀以奏事。其大者谓之丁香母。丁香母即鸡舌香也。或曰鸡舌香,千年枣实也。”《本草拾遗》载:“鸡舌香与丁香同种,花实丛生,其中心最大者为鸡舌,击破有顺理而解为两向如鸡舌,故名。乃是母丁香也。”

关于丁香的原产地,米勒认为在今天印度尼西亚东部赤道线上的摩鹿加群岛的主要岛屿济罗罗岛西海岸的五个小岛上。我国古代文献中的记载也大致在这一范围,如《太平御览》载汉末三国时期吴人康泰的《扶南土俗》曰:“诸薄之东的马五洲,出鸡舌香,树木多,叶少实。”“诸薄”即今天的爪哇,“诸薄”以东的“马五洲”,当在今巴厘岛。《吴时外国传》亦云:“五马洲出鸡舌香。”《南州异物志》载:“鸡舌出在苏州(门),云是草花,可含香口。”而《广志》云:“鸡舌出南海中及剽国,蔓生,实熟贯之。”剽国,即缅甸。由此进一步说明丁香从马来半岛航经缅甸运抵岭南。

关于丁香的用途,多尔比说:“对于丁香的历史,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相当确切的日期(因为罗马、中国和印度有关丁香的文献是大体相似的):正好是两千年前的基督时期。从那时起,远方国度的文献中就已经向我们提到过什么是丁香,以及为什么人们需要它。”由此可知,丁香在公元初年就为多个国家的人民所熟知,并已在社会生活中运用了。《汉官仪》中就记载:“桓帝侍中乃存年老口臭,上出鸡舌香与含之。鸡舌颇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过赐毒药,归舍辞决,家人哀泣,不知其故。僚友求视其药,出口香,咸嗤笑之。”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懂得用丁香来改善口气。《抱朴子》曰:“或以鸡舌、黄连、乳汁煎之注之,诸有百疾之在目,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唐本草》云:“生昆仑及交、爱以南,树有雌雄。皮叶并似栗,其花如梅,结实似枣核者,雌树也。不入香用。无子者,雄树也。采花酿以成香,微温,主心痛、恶疮,疗风毒,去恶气。”

2. 沉香

沉香为瑞香科乔木植物,多尔比在其书中为我们介绍了三种沉香产地:

一为产于印度东部克什米尔地区的“新地(印度)沉香木”,梵语唤作阿基鲁(akilu)或阿加鲁(agaru),《翻译名义集》云:阿伽卢,或云恶揭噜,此云沉香。

又《南越志》言:交州人称为蜜香,谓其气如蜜脾也。梵书名阿迦卢香。

一为产于越南中南部的“占婆沉香木”(这是多尔比的说法,汉代时占婆地区称作林邑,其所产沉香称为“蜜香”)。《诸蕃志》云:“沉香所出非一,真腊为上,占城次之,三佛齐、阇婆为下。”

还有一种即为我国南方所产的“白木香”,又名“土沉香”、“莞香”或“木蜜香”。《南方草木状》云:“交趾有蜜香树,干似柜柳。其花白而繁,其叶如橘。欲取香,伐之经年。其根、干、枝、节,各有别色也。木心与节坚黑,沉水者为沉香;与水面平者,为鸡骨香;其根为黄熟香;其干为栈香;细枝紧实未烂者为青桂香;其根节轻而大者为马蹄香;其花不香,成实乃香,为鸡舌香。珍异之木也。”《异物志》载:“木蜜名曰香树,生千岁。根木甚大,先伐僵之,四五岁乃往看。岁月久,树材恶者腐败,惟中节竖直芬香者独在耳。”万震与杨孚的说法类似:“沉木香出日南,欲取,当先斫坏树,着地积久,外皮朽烂。其心至坚者,置水则沉,名沉香。其次在心白之间,不甚坚精。置之水中,不浮不沉,与水面平者,名曰栈香。其最小粗白者,名曰系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则将沉香分为沉香、栈香、黄熟香三等和熟结、生结、脱落、虫漏四品。其等级的分法与万震一样,只是名字有差别而已。

汉代输入我国之沉香,以“占婆沉香木”为主,据嵇含所言:“蜜香纸,以蜜香树皮叶作之,微褐色,有纹如鱼子,极香而坚韧,水渍不溃烂。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大秦献三万幅。帝以万幅赐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令写所撰《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以进,未至而预卒,诏赐其家,令藏之。”当时的罗马不产蜜香,更不懂造纸术,可见,这些蜜香纸为中南半岛所生产,罗马人只是转运商而已。虽然当时占婆沉香木已传入我国,但在国内大量使用的还是我国南方地区所产的“土沉香”。

3. 樟脑

樟脑是从龙脑香(Dryobalanops aromatica)的树脂和挥发油中取得的结晶体物质,或用樟科植物(Cinnamomum camphora)的新鲜枝、叶提取颗粒结晶加工制成。前者原产于婆罗洲、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后者产于日本、中国的中东部、中国台湾地区以及越南北部的东京一带。前者属龙脑香科,后者属樟科。正如米勒所说:“这两种樟脑虽然闻起来一样,但从化学角度来说是不相同的。因此中国本土虽然产樟脑,但还是要从马来半岛进口。《史记·货殖列传》提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汉书·地理志》载:“(粤地)近处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经南洋史专家韩槐准考证:“果布”应为马来语龙脑kapur的对音。《梁书》亦载:“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偏多笺沉婆律香等。”“婆律”为马来语龙脑香下半部Barus的音译,“果布”kapur为“果布婆律”的上半部,这两种说法其实指的都是龙脑香。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云: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国。树高八丈,大可六七围,叶圆而背白,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龙脑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斫树作坎而承之。入药用,别有法。

多尔比亦说:“即使在生产樟脑的中国,芭萝樟脑也是较早进口的昂贵香料,通常称作‘龙脑香料’。”谢弗认为,之所以被称作龙脑香,是因为“那些从海外带来的、奇异珍贵的物质,很容易使人们在想象中将它们与主宰大海的龙联系起来”。其实所谓的龙脑香就是婆罗洲(或苏门答腊)的“左旋樟脑”,它是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一种高大的树木中提取出来的。(二)从南亚输入岭南之香料

1. 胡椒

胡椒(Piper nigrum L.)为胡椒科(Piperaceae)植物胡椒的果实。未成熟果实干后果皮皱缩而呈黑褐色,称“黑胡椒”(Black Pepper);成熟果实脱皮后色灰白,称“白胡椒”(White Pepper)。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胡椒科的香料称为“荜拔”(Piper longum L.),又名“长椒”。在古代香料贸易史上,荜拔与胡椒经常混淆,故而在这里一起论述。

关于胡椒与荜拔的原产地,《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里描述道:“这些港口的商船满载优质的胡椒和柴桂叶而来。他们出口的胡椒,主要生长在一个叫考特尼瑞斯(Cottanarice)的地方。他们还出口从上游国家购进的恒河甘松和柴桂。”

米勒说:“尽管有证据表明,胡椒也生长在泰国南部,并且很早就在马来西亚种植,但由于印度所产胡椒数量巨大,因而这种马来亚胡椒在香料贸易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米勒还进一步指出:“长椒生长在印度北部尼泊尔至孟加拉国较炎热的地区,以及印度南部山区;而黑胡椒则与属于攀援植物的长椒不同,黑胡椒是其表面未成熟的果实。它主要生长在印度西南部特拉凡科(Travancore)以及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的野生森林中。同时很早的时候就在红海沿岸的考特尼瑞斯地区广泛种植。”

但汉文文献中的记载比较混乱,占主流的说法有印度物产说和波斯物产说两种。其中支持印度物产说的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天竺国出石蜜、胡椒、黑盐。

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册府元龟》卷九六一《外臣部·土风第三·天竺国》与《后汉书》所记相同。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八: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

而北朝至隋唐的正史中,多赞同胡椒、荜拔乃波斯国物产,如《魏书·西域传》: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土地平正,出金、银、瑜石……及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毕拨、石密……雌黄等物。《周书·异域列传》(下):波斯国,大月氏之别种,治苏利城,古条支国也。……土出名马及驼,富室至有数千头者。又出……胡椒、荜拔、石蜜……雌黄等物。《北史·西域列传》:波斯国,都宿利城……土地平正,出金、银、瑜石……胡椒、荜拔……雌黄等物。《隋书·西域列传》:波斯国……土多良马,大驴……胡椒、毕拔……《旧唐书·西戎列传》:波斯国……出胡椒、荜拔、石蜜、千年枣、甘露桃。

对于后者形成这种错误认识的原因,劳费尔解释为:“胡椒必是从印度移植到波斯的,印度是这植物的原产地……其之所以被列入萨珊波斯的物产中,是因为胡椒、檀香和各种药材是从波斯的锡刺甫(Sirof)运到世界各地的。”谢弗指出:“胡椒属植物最初生长在缅甸和阿萨姆,先是从这些地区传入了印度、印度支那以及印度尼西亚,然后,又由印度传入波斯,再由波斯舶从波斯把檀香木和药材等一起转运到中世纪的亚洲各地。”荜拔的情况与胡椒类似。谢弗认为荜拔是在与“波斯舶”的贸易中进口的,甚是。因为从北魏到隋唐,波斯人控制了从波斯湾经印度洋到南中国海的航线。正如夏德(Friedrich Hirth)所言:“记载公元四世纪末至七世纪初,这一时期的其他正史,提供了这方面的另一些证据。其中,我们发现印度支那、锡兰、印度、阿拉伯和非洲东海岸的所有物产均被归入‘波斯物产’一类,因为波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商人将这些货物输入中国。”

真人元开的《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了万安州(今海南万宁北)大首领冯若芳劫取波斯舶之事:“(冯)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三二艘,取物为己货……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从其所劫获的货物来看,芳香木材和香料是波斯人经营的主要商品。因而原产于印度的胡椒、荜拔由于出现在波斯舶中而被误认为是波斯物产再正常不过了。

关于胡椒与荜拔的用途,主要是作为香辛调料。如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说道:“蒟酱,荜拔也。生于番国者,大而紫,谓之荜拔。……可以调食,故谓之酱焉。”

2. 郁金

郁金为姜科姜黄属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其来源为温郁金、黄丝郁金(姜黄)、桂郁金(广西莪术)或蓬莪术(绿丝郁金)的干燥块根。我国古代文献关于“郁金”的记载相当混乱,究其原因是对“郁金”及“郁金香”这两个概念混淆不清。据谢弗的统计,在我国大致有三种不同类型的郁金(或郁金香):一种是我国西南本土所产的“郁金”,即姜黄。谢弗指出这种土产的普通郁金“是一种微带辛味,多用作颜料的物种”。第二种也是姜黄属,产于印度、中南半岛、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是“以蓬莪术知名的一种高级的芳香品种”。早期输入我国的郁金,指的主要就是这种姜黄属的蓬莪术。如《周礼》:“郁人掌裸器。凡祭祀、宾客之裸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郑司农注曰:“郁,草名,十叶为贯,百二十贯为筑,以煮之鐎中,停于祭前。郁为草,若兰。”《说文解字》亦云:“郁,芳草也。十叶为贯,百廿贯筑以煮之为郁。……一曰郁鬯,百草之华,远方郁人所贡芳草,合酿之以降神。郁,今郁林郡也。”应劭最先提出“郁金香”之名:“《周礼》:‘郁人掌裸器,凡祭祀、宾客之裸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郁,芳草也。谓用百草之华,煮以合酿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说,今郁金香是也。一曰:郁人所贡,因氏郡也。”饶宗颐先生指出,在殷墟卜辞中就出现了地名——“鬱方”,又有“往鬱”之文。可见,商周之时,已有远方郁人向我国进贡郁金。

东汉桓帝时任尚书的朱穆作《郁金赋》云:岁朱明之首月兮,步南园以回眺。览草木之纷葩兮,美斯华之英妙。布绿叶而挺心,吐芳荣而发曜。众华烂以俱发,郁金邈其无双。比光荣于秋菊,齐英茂乎春松。远而望之,粲若罗星出云垂。近而观之,晔若丹桂曜湘涯。……美郁金之纯伟,独弥月而久停。晨露未晞,微风肃清。增妙容之美丽,发朱颜之荧荧。作椒房之珍玩,超众葩之独灵。

从诗赋所记可知,最迟于东汉时期,郁金在我国,起码在皇帝禁宫之中已有种植。到西晋时皇室中有关外邦贡奉郁金之记载就更多了,如晋武帝的嫔妃左芬著有《郁金颂》,西晋驸马都尉傅玄曾作《郁金赋》,都提到郁金乃是异域所贡名贵芳香植物。然而,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郁金的产地,一致认为是在罽宾国,即今之克什米尔地区。如三国时期吴国人万震在《南州异物志》里记载得很清楚:“郁金者,出罽宾国。国人种之,先取上佛,积日萎槁,乃载去之。然后取郁金,色正黄细,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可以香酒。”《梁书·诸夷列传》亦云:“郁金独出罽宾国,华色正黄而细,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香槁,乃粪去之,贾人从寺中征雇,以转卖与佗国也。”米勒则认为,从印度进口到地中海的郁金不是印度本土所产,而是马来亚的产物,跟中国肉桂以及其他香料一起经印度中转传到欧洲,也就是说印度半岛的郁金是从马来亚传入的。

此外,还有一种非姜黄属的郁金香,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又被称作“番红花”。劳费尔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证,认为此种郁金香是波斯产物,后来传到了克什米尔地区。多尔比进一步说:“番红花产于古代伊朗,最晚是公元3世纪(可能最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传到了克什米尔。”然而这种郁金香传入我国的时间要晚一些,直至唐代才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应用。

3. 豆蔻

以“豆蔻”为名的植物有五种,它们分别为肉豆蔻、白豆蔻、草豆蔻、红豆蔻和小豆蔻。虽然都有“豆蔻”二字,但它们在性状、来源以及运用上相差甚远。如肉豆蔻属于肉豆蔻科,而其他四种都为姜科。米勒在其著作《罗马帝国的香料贸易》一书中一一作了论述。就它们的原产地来说,肉豆蔻主要产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白豆蔻主要产于南亚的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草豆蔻原产于印度尼西亚,在我国的岭南和西南地区有栽培;红豆蔻又名大高良姜,为我国南方本土所产;而小豆蔻原产于孟加拉以及印度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这五种豆蔻,除了红豆蔻(即大高良姜)为我国南方土产,草豆蔻在我国南方有栽培外,其余皆为舶来品。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对于名称中有“豆蔻”二字的植物分类并不明确,对简称为“豆蔻”植物的所指也很混乱。如晋太学博士环济撰《吴地记》曰:“黄初三年,魏来求豆蔻。”从材料中,我们无法推测出此处的“豆蔻”到底为何种豆蔻。左思则把豆蔻归为草本类,其《吴都斌》曰:“草则藿蒳、豆蔻。”晋人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曰:“漏蔻树,子大如李实,二月华,七月熟。出兴古(今云南弥勒南)。”其所指之豆蔻当为草豆蔻或红豆蔻。贾思勰曾把豆蔻列入“非中国物产者”,这里的豆蔻可能是指肉豆蔻或白豆蔻(小豆蔻乃唐以后才输入中国)。

在汉代,豆蔻主要用于洁身以及除口臭。《赵飞燕外传》云:“后(赵飞燕)浴五蕴七香汤,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蕴香。婕妤(赵合德)浴豆蔻汤,敷露华百英粉。帝尝私语樊嫕曰:‘后虽有异香,不若婕妤体自香也。’”可见,豆蔻汤有自然之香,其香体效果比五蕴七香汤更佳。《本草经集注》载:“豆蔻,味辛,温,无毒。主温中,心腹痛,呕吐,去口臭气。生南海。”据刘欣期《交州记》的记载,豆蔻还能保护牙龈:“豆蔻,似杬树,味辛。堪综合槟榔嚼,治断齿。”《南方草木状》则云:“豆蔻花,其苗如芦,其叶似姜,其花作穗,嫩叶卷之而生。花微红,穗头深色。叶渐舒,花渐出。旧说此花食之,破气消痰,进酒增倍,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交州贡一筐,上试之有验,以赐近臣。”

4. 木香

木香为菊科(Compositae)植物。《三国志·魏书》卷三十引三国时魏国人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的“大秦”物产时,列举了“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当为‘迷迭’)、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据陈连庆先生所言,由于“原有木字,历来断归上文,误读为薰草木,实际上薰草是一种,木又为一种,木即木香。香字实蒙下文而省,原书本无错误。标点本《三国志》薰草下未标隔点,错了。”笔者同意陈先生的说法,认为此处应该是“薰草”和“木香”两种香料。正如米勒所言,在魏和隋的正史中,木香作为从西方进口的商品之一而被提及。

关于木香的产地,除“大秦”说外,文献记载中另有他说。一说是产于我国本土,如《本草经集注》云:“木香,味辛,温,无毒。主治邪气,辟毒疫温鬼,强志,主淋露。治气劣,肌中偏寒,主气不足,消毒,杀鬼精物,温疟,蛊毒,行药之精。久服不梦寤魇寐。轻身致神仙。一名蜜香。生永昌山谷。”一说是产于印度半岛,如《南州异物志》云:“青木香,出天竺,是草根,状如甘草。”徐衷《南方记》云:“青木香出天竺国,不知其形。”还有一说,如郭义恭《广志》则云:“青木香出交州、天竺。”以上说法皆可解释清楚,“大秦说”在前文已经论述过,是因为经大秦商人输入我国,故言。而后三种说法也没有错,因为木香为青木香和川木香的通称。青木香,又名广木香或云木香,属菊科风毛菊属;川木香属菊科川木香属。青木香乃印度克什米尔所产,而川木香是我国四川、云南、西藏等地的土产香料。《本草经集注》所言木香是指川木香,而《南州异物志》与《南方记》所记为青木香。正如多尔比所说的那样:“远东的中国人知道在云南山区有一种香料叫木香,他们了解到克什米尔有一种香料和木香很相似,所以他们就把这种香料叫广木香。”这里说的木香即青木香。

关于木香的功用,《神农本草经》记载:“木香,味辛,温。主邪气,辟毒疫温鬼;强志,主淋露。久服不梦寤魇寐。”(三)从波斯、阿拉伯半岛、东非输入岭南之香料

从波斯、阿拉伯半岛、东非输入岭南的香料有苏合香、安息香、迷迭香、乳香和没药。

1. 苏合香

苏合香为金缕梅科植物苏合香树(Liquidambar orientalis Mill.)的树干渗出的树脂,因产于阿拉伯南部的苏合国(今也门的席赫尔)而得名。

苏合香是最早输入中国且运用较多的香料之一,但汉文文献对苏合香的记载却充满了疑问。班固的《与弟超书》中提到:“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市月氏苏合香。”书信的内容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信息:①苏合香是月氏国物产;②当时的苏合香是用丝绸以“以物易物”的方式从月氏人手中购得的;③苏合香是通过驻守在西域的官兵购得并从西域陆道带回中原的。但也有一些文献资料认为苏合香产自大秦,如司马彪的《续汉书》说:“大秦国,合诸香煎其汁,谓之苏合。”《后汉书》载:“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土多金银奇宝……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郭义恭的《广志》亦云:“苏合出大秦。或云:苏合国人采之,筌其汁,以为香膏,卖滓与贾客。或云:合诸香草,煎为苏合,非自然一种也。”其实,苏合香并非月氏国产物,也不生长在大秦,月氏人和大秦商人只是陆路与海路两条不同路线上的中转商而已。我们从后来的文献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西晋傅玄的《傅子》云:“西国胡人言:苏合,香兽便也。中国皆以为怪。”梁人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云:“苏合香俗传是狮子屎,外国说不尔。今皆从西域来,亦不复入药,惟供合好香尔。”唐代著名的博物学家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卷十六中仍然重复了这一观点,“旧说苏合香,师子粪也”。虽然这种论述被苏敬和陈藏器驳斥为“胡人诳言”、“胡人将来,欲人贵之,饰其名尔”,但我们认为这种混淆并非空穴来风。劳费尔指出“在梵语里rasamala的意义是‘粪便’,这个字被爪哇人和马来人采用作为苏合的名称”。由此可见,中国关于苏合香是狮子屎的说法可能来自南海诸国,这也印证了苏合香由海路输入的论断。

苏合香在我国除了用作香料外,也用作药物。据《从征记》载,刘表的儿子刘琮就曾把苏合香用于尸体防腐,使其父颜貌如生,致使盗墓者不敢下手。“刘表冢在高平郡。表之子琮,捣四方珍香数十斛,着棺中,苏合消疾之香,莫不毕备。永嘉中,郡人发其墓,表白如生,香闻数十里。”这则史料说明,至少在公元3世纪初,中国已仿效埃及埋葬木乃伊的做法,用苏合随葬,以防止尸体腐烂。另外还告诉我们一个隐含的信息:曾统治过岭南的荆州牧刘表及其后人居然懂得用苏合香来防尸腐,可见当时我国南方对苏合香的使用是较多的,由此也可看出有一部分外国商人是取海道而来进行香料贸易的。据司马彪《魏略》载,带蜀兵的孟达亦曾进献苏合香给诸葛亮,其文曰:“孟达将蜀兵数百降魏。魏文帝以达为新城太守。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达又欲应亮。遗亮玉块、织成、障汗、苏合香。”可见,通过海路与外国联系密切的蜀地亦有苏合香。

2. 安息香

安息香为安息香科植物白花树[Styrax tonkinensis (Pierre)Craib ex Hart. ]的干燥树脂,原产于叙利亚。《圣经》之《出埃及记》中的一个敬神处方提到乳香、没药等近十种香料,其中就有安息香。多尔比因此将安息香划归为在宗教中使用的香料一类,并说“没有这些香料——乳香、没药、安息香和肉桂等——以色列人就不能敬请他们的天神。”可见安息香地位之重要。多尔比又说:“(安息香)公元一世纪时传入印度之后进入中国。不过据说‘在进入中国前要经由好几个中间商,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使香味散失了很多’。”很显然在这里多尔比把苏合香误认为是安息香了,因为据《梁书》卷五十四《诸夷列传》之“海南诸国”条载:“中天竺国,在大月支东南数千里,地方三万里,一名身毒。……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苏合,先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这里经中天竺国辗转运来的是苏合香,而非安息香。

据汉文文献记载,安息香在西汉武帝时就已经以惊精香或返魂香之名进入长安宫廷:此香(安息香)出于聚窟洲人鸟山,山上多树,与枫树相似,而香闻数里,名为返魂树。亦能自作声,如群牛吼,闻之者心振神骇。伐其木根,于玉釜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熟煎之,如黑饴状,令可丸,名为惊精香,或名振灵丸,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名却死香。一种六名,斯实灵物也。

又因其由月氏人传入中国,故也被叫作(月氏)神香:汉延和三年春,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乏。以付外库。……神香辟夭残之死疾。

李珣在《海药本草》中引徐表《南州记》云:“(没药)是波斯松脂也。状如神香,赤黑色。”说没药与神香类似。《本草纲目·木部》卷三十四“没药”条引马志《开宝本草》曰:“没药生波斯国。其块大小不定,黑色,似安息香。”又说没药与安息香类似。所以神香与安息香乃同一物也。

再者,月氏神香在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时,曾发挥重要作用: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太半。帝取月支神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气经三月不歇。帝信神香,乃秘录余香。一旦,函检如故,而失神香也。

据唐代医药学家们的记载,安息香确有祛鬼除邪之功效。段成式曰:“安息香树……波斯呼为辟邪。……烧之通神明,辟众恶。”萧炳的《四声本草》云:“烧之,去鬼来神。”《新修本草》云:“主心腹恶气,鬼挂。”《海药本草》曰:“妇人夜梦鬼交,同臭黄合为丸,烧熏丹穴,永断。”

3. 迷迭香

迷迭香为唇形目唇形科,属植物迷迭香(Rosmarinus officinalis L.)的全草。

历史文献中关于迷迭香的记载很少,但在文人墨客的著作中,迷迭香却是“宠儿”。汉乐府中有“迷迭艾纳及都梁”的句子,《太平御览》里亦收录了曹丕、曹植、王粲、应玚、陈琳等人的《迷迭香赋》。可见,迷迭香最迟在汉末三国之际已移植中国。

4. 乳香

乳香为橄榄科植物卡氏乳香树(Baswellia carterii Birdw.)的胶树脂,又名薰陆香、乳头香。《梦溪笔谈·药议》载:“薰陆,即乳香也。本名薰陆,以其滴下如乳头者,谓之乳头香;镕塌在地上者,谓之塌香。”原产于阿拉伯半岛南部著名的香料运输港佐法尔(Zafar,Dhufar)和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这也可证明部分乳香当是从海路输入我国)。

乳香在西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一开始就是敬神时的必备香料。希罗多德说:“在同一巴比伦的神殿下手,还有另外一座圣堂;在这座圣堂里,安设着宙斯的一座巨大的黄金神像。……神殿之外有两座祭坛,其中一个是黄金的……另一个则是普通的较大的祭坛,……迦勒底人还在这个大祭坛上每年奉献一百塔兰特的乳香,用来为这位神举行祝祭。”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亦载:“在巴比伦时代的贝拉,在罗马富翁们所有的殡葬仪式中,在所有的基督教教堂里,在所有的清真寺里,在旧世界一切搞崇拜和宗教信仰的地方,都要点燃乳香,以示吉祥。”除此之外,西奥夫拉斯特斯则把乳香的功效描述成“属热”(因此常用作解毒剂),止血而且有苦味。

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乳香最早以沉光香之名载于《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但在正史中的记载则是在《三国志》裴注所引《魏略·西戎列传》中:“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嵇含《南方草木状》也提到:“薰陆香出大秦。在海边,有大树,枝叶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树胶流出沙上,方采之。”从考古发掘来看,我国使用乳香的历史似乎要比文字记载的早得多。1984年在广州发掘属于南越国第二代君王文王赵眛的墓时,在墓的西耳室发掘出一个漆盒,内有树脂状药物,重26克,外形与1794年在泉州湾发掘出来的大型宋代沉船内发现的乳香类似,虽然其所含成分已经分解,但说明南越国从海路输入乳香是极有可能的。

5. 没药

没药为橄榄科没药树(Commiphora myrrha Engl.)或其他同属植物皮部渗出的油胶树脂,原产于索马里和阿拉伯西南部地区。

据多尔比所载,没药早在公元前15世纪的古埃及就已经赫赫有名了,并在公元前6世纪被希腊人所认识(称之为“没哈”或“没那”)。同时由于亚历山大的阿拉伯探险,西奥夫拉斯特斯知道了没药的原产地并进行了著述,他在讨论酒料时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没药。详细描述没药的还有普林尼的百科全书《自然史》(Natural History),里面不但提到了没药的采集时间和采集方法,还告诉我们如何区分没药的质量及其价格。没药在西方享有盛誉,还因它曾是东方三位圣贤送给犹太新生婴儿——耶稣的三件礼物之一。马可·波罗有幸在波斯找到了和这个传奇有关的新线索,据说这三件礼物分别是黄金、乳香和没药。赠送这三件礼物是为了验证这个先知是天神转世,还是国王或者医师。他们认为要是他收下黄金那他将成为国王;要是他收下乳香那他将是天神;如果他收下没药那么他将是一名医师。可见在此乳香是神的象征,黄金是皇权的象征,而没药则是祛邪除病的象征。没药在医学上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埃及人将它用于尸体的防腐上。希罗多德就曾记载,在制作木乃伊时,埃及人“用埃西欧匹亚石制成的锐利的刀,在侧腹上切一个口子,把内脏完全取出来,把腹部弄干净,用椰子酒和捣碎的香料加以冲刷,然后再用捣碎的纯粹没药、桂皮以及乳香以外的其他香料填到里面去,再照原来的样子缝好”。由此可见,在西方没药很早就被广泛应用于敬神祭祀、尸体防腐、制药、酿酒等领域。

没药在中国最早是以“精祗香”作为汉译名而著于汉文文献中的,东汉郭宪《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卷二云:“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诸灵异,召东方朔言其秘奥。乃烧天下异香,有沉光香、精祗香、明庭香、金香、涂魂香,外国所供青楂之灯。”可见早在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公元前105年),没药已列入长安宫廷所收藏的名香之中。公元1世纪后没药被当作药物成批进入中国市场,东汉及三国时也被大量运入。

第三节 汉代岭南香料贸易活动

两汉岭南的土产香料在异国他乡被引进栽培,大量的异域香料也经由岭南输入中原,以至于中国岭南香料出现在西方的烹饪食谱上,而外国名香亦出现在中国的药物著作中。汉代,随着佛教的传入,岭南地区的香料贸易有了较快的发展,东汉时甚至与罗马帝国建立了直接的香料贸易联系。那么,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香料贸易的具体状况是怎样的?香料贸易的路线如何?又有哪些人在从事着这样的贸易?它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的呢?这些都是本节关注的主要问题。一、汉代岭南香料贸易的路线

香料贸易路线的开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不同地区的沿海居民以印度为中心分东西两段进行的。首先开通的是我国岭南至印度的东段航线,接着开通了从罗马至印度的西段航线,从而实现了东西香料贸易的对接。东汉时期,罗马人乘船东来,终于完成了东西香料的直接贸易。(一)香料贸易路线的东段:岭南—中南半岛—印度

班固(公元32—92年)是第一个对汉代岭南对外贸易交通线进行记述和总结的中国学者。其在《汉书》第二十八卷《地理志》中详细记述了汉代岭南对外贸易的交通情况,这段记述也是正史中唯一一次出现的关于汉代岭南对外贸易交通线的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史料中出现的地名是考察这段交通线的关键。当时的出海港,日南即今越南岘港,徐闻即今广东徐闻,合浦即今广西合浦。对于域外的地名,中外诸多学者都做过仔细的反复考证,其观点可谓见仁见智。现将主要观点列举如下:

都元国:藤田丰八主张在马来半岛或苏门答腊岛之附近;岑仲勉、周连宽主张在马来半岛东北海岸克拉地峡北部的Htayan;劳干主张在菲律宾;许云樵主张在婆罗洲;韩振华、朱杰勤主张在越南南圻的东缘海滨;章巽主张在苏门答腊岛西北八昔河(Pasei)附近。

邑卢没国:藤田丰八、章巽主张在缅甸南部勃固(Pegu)附近;许云樵、韩振华、朱杰勤主张在泰国华富里(Lophburl);岑仲勉主张在苏门答腊北端之蓝无里;周连宽主张在爪哇北之krabang岬;张星烺认为邑卢没为色卢之误,因考今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沿岸古商港之Patana;劳干主张在婆罗洲境内,即今之加里曼丹。

谌离国:藤田丰八、章巽主张为唐代之骠国悉利城,今缅甸蒲甘附近之Sillah;许云樵、朱杰勤主张为梁代称之顿逊,今缅甸南端之地那悉林;岑仲勉主张为今缅甸仰光附近的沙廉;张星烺主张为印度西南海岸的夏离耶威(Shaliyat);韩振华主张在泰国佛统(Prathom)。

夫甘都卢国:藤田丰八、费琅、章巽等均认为是缅甸的旧蒲甘(Pugan,Pagan)城,其遗址在今伊洛瓦底江左岸;岑仲勉认为是缅甸的蒲甘城;周连宽认为在爪哇岛kediri地区。

黄支国:藤田丰八、费琅、伯希和、冯承钧、张星烺、岑仲勉、许云樵、苏继庼、韩振华等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是唐时的建志补罗(kanci-puram),即今南印度东海岸的康契普腊姆(Conjervaram)。仅有极少数不同观点,如劳干认为在苏门答腊或爪哇,周连宽认为在苏门答腊岛西北部。

皮宗:藤田丰八、费琅、章巽、岑仲勉、韩振华认为是今马来西南岸的蒲牢皮散岛(Pulau Pisang);许云樵认为是马来半岛东部的柔佛或甘蔗岛;朱杰勤、周连宽认为是越南南部的平山或小岛Panjang。

已程不国:藤田丰八考证为印度半岛之科脱伦基哈尔;周连宽认为在Sipora群岛;张星烺理解为今之非洲的埃塞俄比亚;苏继庼考证为师子国,即今之斯里兰卡,大部分学者也都倾向于是今斯里兰卡。

综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①对于这条路线的终点站——“黄支国”以及位于其南部的“已程不国”究竟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地方,史学界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黄支国”就是位于今南印度东海岸的康契普腊姆,“已程不国”就是今斯里兰卡。②当时的船只到底有没有绕道马六甲海峡在史学界还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但不管有没有绕道马六甲海峡,在汉代,我国已从岭南出发由海路经东南亚航行到达印度南部是确信无疑的,这即是香料贸易的东段航线。(二)香料贸易路线的西段:红海—印度洋—印度

香料贸易路线西段的沿海航线经过罗马人、希腊人、埃及人、阿拉伯人、且兰人、安息人、印度人等的分段开辟早就已经贯通。但受各地的地方性贸易保护主义阻挠,这条路线的贸易发展缓慢。直到公元1世纪,一个偶然事件使得由红海出发经印度洋远洋航海至斯里兰卡的直接联系得以建立。据普林尼《自然史》的记载,在克劳狄一世(Tiberius Claudius Drusus Nero Germanicus)在位期间(公元41—54年),有一位叫普洛卡姆斯的收税官负责红海税务,他曾派遣一位名叫布勃里乌斯(Publics)的获得自由的奴隶赴红海负责照料他在该地区的利益,这位代理人在“香料之角”瓜达富伊角(Cape Guardafui)被劲风卷走,在汪洋大海中漂流了十五个昼夜之后,又在斯里兰卡的港口伊布鲁斯(Hippuros)翻船。他在此地滞留了六个月的时间,受到当地国王的殷勤款待,并学会了当地居民的语言。他向这位国王介绍了罗马的情况,致使国王对罗马政府廉洁奉公的作风钦佩不已,并决定与罗马结盟。国王派出四位使节出使罗马,首领是拉奇亚斯(Rachias)。在大约与此同时或稍后的公元47年,希腊水手希帕鲁斯(Hippalus)利用海洋季风,渡过印度洋到达印度西海岸。这是欧洲人首次发现印度洋上极有规则的定期西南风(Monsoon),后来人们便称这种季风为“希帕鲁斯风”。从此,罗马商人开始利用季风大力拓展其与东方的商贸活动。每年八月份,印度洋上刮西风和西南风,船只顺风东行,十月可到达印度。到第二年四月,印度洋面是东北风、东风、东南风,满载东方货物的船只向西返回。“西方商人在红海和印度洋之间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海路贸易迅速增长,一度造成罗马市场上东方丝绸和香料等物品价格的下跌。(三)香料贸易路线的初步形成:地中海—印度洋—岭南

罗马商人发现印度洋航道后,继续东进,很快就发现盛产黄金的印度尼西亚。《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记载:经过印度东海岸之后,如果直向东驶,那么右边就是大洋。若再沿着以下地区前进,并让这些地区始终在自己左边,那就可以到达恒河及其附近的一片地区——金洲,这是沿途所经各地中最东部的地方。恒河是印度所有江河中最大的一条,其潮汐涨落的情况与尼罗河相同。恒河之滨也有一个同样称为“恒伽”的市场,香叶、恒河甘松茅、固着丝以及号称为恒河麻布的优良麻织品等,都在那里转口。据说这些地区还有金矿以及一种称为“卡尔蒂斯”(kallis)的金币。河口附近有一个海岛,这是东部一带有人居住地区的边际,正当旭日升起的地方,名叫金洲。在厄立特里亚海的所有地区中,这里是出产最优质玳瑁的地方。

戈岱司(George Coedes)在《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导论》中指出,文中的“金洲”无疑就是印度文献中的Suvarnahumi之意译,它指的至少是孟加拉海湾东部沿岸地区的一部分;鉴于“金洲”的方位,它只能是印度尼西亚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或马来半岛本身。

在公元2世纪前期,罗马人已经到达位于中南半岛的缅甸,并转乘缅甸的进贡船来到东汉的都城洛阳。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掸国在今缅甸北部,这是文献上所见的最早浮海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在此基础上,公元166年,罗马人终于将过去漫长历史时期内由各地区人民分段航行的海上交通线联结了起来。《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即马可·奥勒留·安敦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公元161—180年在位]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虽由于“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立刻引起史学家的猜疑是“传者过焉”,但后来在西方文献中也没有看到与此次出使相关的记载,所以不少学者认为这很可能是在印度或叙利亚的罗马商人冒充帝国使者,寻求与汉的直接贸易。但不管是不是官方的出使,史料证明罗马人的商船的确已经直航至中国。这展示出了中西之间海上交通贸易的广阔前景,也标志着香料贸易东西线路的初步形成。二、汉代岭南香料贸易的中转站及中转商“胡行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毾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这首汉乐府形象地描绘了以康居人、月氏人、大夏人、安息人等为代表的穿行于列国之间从事中转贸易的西域胡商形象。他们的骆驼队驮载着产于异域的毛布(氍毹毾)和各种香料(五木香、迷迭、艾纳、都梁),千里迢迢地奔来中土,为古代中西贸易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汉代岭南的对外香料贸易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根据《汉书·地理志》“所至国皆禀食为耦”及“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的记载,可知其也是以一种中转贸易为主的方式进行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二:①由于汉代的航海技术和帆船的承载量都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再加上路途遥远,海上对外贸易船只只得沿海岸线不远处航行,这样既不至于迷失方向又可以沿途登岸增加补给。②航海有“剽杀人”及“风波溺死”的巨大风险,这就决定了当时的贸易需要多个国家商人及水手共同努力方能完成。这样,香料贸易沿线就形成了一些供商船停靠的中转站,以及从事中转贸易的中转商。终两汉之世,在南中国海、中南半岛、孟加拉湾、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等香料贸易沿线和各大商业贸易港口活动着各国各族人民,如越人、昆仑人、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埃及人、罗马人、希腊人等,他们分段从事近海或远洋的海路中转贸易。(一)岭南与越人

岭南是汉代香料贸易东段的起点,自然环境优越,濒临南海,是中原通向东南亚的必经之道,且与南亚各国毗邻,所以外贸活动频繁。岭南背靠中原腹地,一方面偏安一隅可以避免战乱,另一方面物产丰富,是中原王朝统治阶级搜罗奇珍异宝的重要对象之一。秦始皇南征百越,目的之一就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评论的:“西域、南海,皆异物之所自来也,而贸迁往来,水便于陆,故南琛之至尤早。《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此语必非指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来至交、广者矣。”早在汉代以前,交趾地区的对外贸易就已经发展起来了。汉初,在南越国的统治之下,岭南的民间对外贸易更加频繁。如赵佗曾上书汉文帝,提到一些贡品,“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其中的玉石、孔雀、犀角等珍物都不是岭南的土产,而是舶来之物。20世纪50年代以来,岭南地区相继发现了一批汉代的遗址、遗物,其中亦有不少舶来品,如南越文帝陵出土的镂孔熏炉、象牙、乳香、圆形银盒和金花泡饰等。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岭南沿海地区出现了如番禺、徐闻等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及对外贸易港口。《史记·货殖列传》写道:“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汉书·地理志》亦载:“(粤地)近处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番禺在当时已是都会城市。《汉书·地理志》还记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元和郡县图志》云:“徐闻县,本汉旧县,属合浦郡。其县与南崖州澄迈县对岸,相去约一百里。汉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意思是你想要摆脱贫困,就来徐闻。可见当时徐闻贸易繁荣之景象。

越人是岭南地区的本土居民,以擅长舟楫著称。《淮南子·原道训》载:“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西汉淮南王刘安上书汉武帝时亦说越人的特长是“习于水斗,便于行舟”,这些都反映出古越族善于驾舟航行。由于岭南地区负山临海,水陆交通便利,再加上擅长舟楫,岭南越人便担当了最早开发我国南海海上对外贸易的先锋。武帝平定岭南后,招募商人和水手带着黄金和丝绸从中国出发向南求购珍珠、绿玉、宝石以及南海周围的其他奇珍异宝。《汉书·地理志》所载官方对外贸易中的“应募者”,很大一部分应该是当地越人中从事过对外贸易的有丰富经验的商人和水手。汉末三国时期,东吴亦曾多次派庞大船队出海访问。据史料记载,在黄武五年(公元226年)至黄龙三年(公元231年)之间,大将吕岱曾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统率船队出使,抵达东南亚的扶南、林邑等地,并在扶南及其周围国家游历考察多年。归国后,他们将所见所闻整理成书。史载:“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康泰写成《吴时外国传》,朱应写成《扶南异物志》,为历朝正史的“扶南传”提供了资料。康泰、朱应的出使,是我国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派遣专使到南海诸国访问,反映了孙吴政权致力于发展海外交通贸易的意图,亦是岭南地区与东南亚海上经济和贸易联络的证明。(二)中南半岛与昆仑人

中南半岛是汉代岭南沿海路西去贸易的必经之路。《汉书·地理志》里提到的地理名称,虽经多家考证亦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但无疑很多地名都位于中南半岛。而且其中较大的中转贸易港口亦早就为西方人所知,托勒密(Ptolemy)的《地理志》(Geography)载:“不只有一条路从那里途经石塔前往大夏,而且还有一条从该地取道华氏城而通往印度的路。这些人进一步补充说,从秦奈首都到卡蒂加拉(kattigara)港口的路是向西南方走的。”据李希霍芬的考证,引文中的“卡蒂加拉”港口在红河入口处附近,即今河内之城郊。据史料记载,当时在中南半岛上扶南国兴起,并开始控制湄公河三角洲的贸易。在这些港口,不但有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商人,而且还有来自萨珊波斯帝国的一些水手。扶南商人运载着来自印度、中东、非洲和地中海的商品,如乳香、没药、树脂以及用以制造香水和薰香的其他材料,前往中国交换丝绸。这在考古发掘中进一步得到了证明。20世纪40年代,在湄公河三角洲南端的奥佑(Oc Eo)地区发现了一座年代大约在1—4世纪,属于扶南“印度化”时代的海港城市遗址,即今之所谓“奥佑遗址”或“沃奥遗址”。经法国远东学院考古学家刘易斯·马尔勒雷(L.Malleret)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与罗马东方贸易有关的文物,包括安东尼王朝时的罗马金币、罗马印章和护符(货牌)、罗马多面金珠、罗马玻璃珠及玻璃残片。这些文物是当时商业活动的见证。其中,同样的多面金珠和玻璃珠等在我国岭南的汉墓中也发现不少,这些物品很可能就是经由奥佑运抵我国岭南的。这说明奥佑在当时是中西海上贸易的一个中转站,在罗马、印度、东南亚到中国的海上贸易链条中占有重要地位。

昆仑人是东南亚诸岛上的土著居民,善于航海。中国商船尚未进入印度洋时,他们承担了中国与北印度洋诸国及地区以及更远的国家和民族间贸易联系的任务。有证据表明,他们还将中国的肉桂传播到了非洲和欧洲。普林尼在反驳希罗多德关于肉桂产于阿拉伯时曾说:这些古老的故事是阿拉伯人为了抬高他们货物的价格而故意编造的……其实肉桂生长在埃塞俄比亚,他们通过联姻和洞穴人有了联系。这些人从邻居那里购买到肉桂然后用木筏运到海外去出售,这些木筏既没有舵也没有桨而且没有帆——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动力只靠人和他们的勇气……他们说来回要用五年时间。

关于文中的“洞穴人”,据多尔比考证:普林尼的回答和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一样:居住在印度洋远东海岸的人,也叫“洞穴人”。和托勒密不同的是普林尼为了追求对称性将另一边的内陆人称作“埃塞俄比亚人”,就像非洲内陆人也被称作“埃塞俄比亚人”一样。换句话说,普林尼知道肉桂产自亚洲东南部而后一路越过印度洋传到了西方,但是他把这些地理名字搞混淆了。

可知,此处普林尼的“洞穴人”也好,托勒密的“埃塞俄比亚人”也好,指的都不是今天非洲东北部的人民,而是亚洲东南部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居民“昆仑人”。公元1世纪的梅拉(P.Mela)在其《地方志》里说:华氏城(Palibothri)占据着从印度河到恒河之间的地区。从恒河到琐里,除了某些因炎热而无法居住的地区之外,到处都是一些黑人,和埃塞俄比亚人颇为相似。从琐里到塔穆斯(Tamus),海岸线笔直,由一些胆怯的民族所居住,大海为这些民族慷慨地提供了丰富的财宝。

从梅拉的描述中,我们似乎可以断定普林尼和托勒密之所以会混淆地名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的土著人也是黑人,且“和埃塞俄比亚人颇为相似”。其实,汉文文献早就有了关于马来半岛黑人的记载。杨孚的《异物志》就为我们描述了一种“瓮人”,说他们“齿及目甚鲜白,面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婢,强劳力”。在近些年来发掘的广州汉墓中,也出土了一种托灯的陶塑俑和侍俑。据考证,这种陶制人俑的“形象有异于汉族人民,亦不同于一般的侍俑,而是黑奴俑”。我们知道,在汉代,我国与非洲并无直接的往来,自然不太可能有很多非洲黑人来中国做奴婢,所以这些黑人很可能就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土著黑人。由此推测,当时岭南地区昆仑人的数量不在少数,除了从事中转贸易外,还有一些昆仑人被卖为奴隶。(三)印度与印度人

多尔比说:“(印度海洋交通线)连接着东方香料和西方市场,也连接着阿拉伯香料生产商和他们的东方客户。”而印度就坐落在这东西海上香料贸易的中心线上。当时,西方各国经海路东来的终点是印度,中国寻海道西去的终点也是印度。印度接待了来自东西方各国的过往商船,《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说“塞里斯国”(即中国)的丝绸在印度港口装船,同时装船的还有同是来自中国的皮货、胡椒、桂皮、香料、金属、染料和医药产品。《后汉书·西域传》云:“(天竺国)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可见,印度的枢纽地位早就已为人们所知。

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帕塔比拉明(P.Z.Pattabiramin)在康契普腊姆附近发现了一处属于古罗马时代的海港遗址,即阿里卡梅杜(Ariamedu)遗址。1945年,英国考古学家惠勒(M.Wheeler)和印度考古学家对该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发现了由罗马人、叙利亚人、埃及人等经营的货栈商行和染制木棉的染坑,并从中发掘出20件带纪年铭文的陶器,铭文用婆罗谜文拼写的泰米尔语写成,年代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其他出土文物有希腊的安佛拉式罐、罗马的阿雷蒂内式陶器、玻璃器、绿釉陶片、钱币、印度中部或南部各地的香料、宝石、珍珠和薄棉轻纱。这些考古发掘进一步证明,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位于印度东海岸的阿里卡梅杜是罗马在东方贸易的重要中心之一。

印度除了是东西方香料贸易的交通枢纽外,其自身还是生产和出口香料的大户,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有细布、好毾、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据多尔比的考证,印度次大陆上好几座城市既是香料的原产地又是香料贸易的港口,如位于印度西海岸的三大著名港口——马累(Male)出产胡椒,卡里安(kalliana)生产檀香木,而辛度(Sinda)则盛产桂皮、广木香和甘松。

印度人的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向东与我国的汉朝建立了直接的外交联系。《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后汉书·西域传》云:“和帝时,(天竺国)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洛阳伽蓝记》卷三记曰:“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陀罗国胡王所献。背设五彩屏风,七宝坐床,容数人,真是异物。”《华阳国志·南中志》记:“孝明帝永平二年,哀牢抑狼遣子奉献。明帝乃至郡,以蜀郑纯为太守。……有闽濮、鸠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向西抵达了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甚至参与到红海沿岸的贸易中,《丝绸之路》里说道:印度西部与阿拉伯海岸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印度航海者把他们的商品一直运到红海海口后,就转到了红海沿岸民族的掮客手里,其中一部分通过陆路,另一部分通过海路而到达终点——地中海地区,如埃及海岸边的亚历山大港,阿拉伯海岸的加沙和皮特拉。

谨慎的阿拉伯人不得不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与东方贸易的过境权。布尔努瓦在书中说,阿拉伯人为了阻止印度船员越过曼德海峡,不给他们提供食物和水,不让他们上岸补充生活必需品和进行贸易,或者对其商品征收固定的商品过境税。(四)波斯湾与安息人

安息国(公元前248—公元226年)存在的时间大致与我国汉代相当,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较早地参与到中国通往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后汉书·西域传》里记载了公元97年甘英出使罗马帝国的情况: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对此段记载,有学者认为是安息人为了垄断沟通中西的中介贸易故意夸大危险,令甘英退缩。安息人对商路的垄断,在汉文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如《后汉书》曰:“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三国志》亦载:“(大秦国)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

因此,罗马人在东方珍宝奇货的诱惑下不惜通过发动长期的战争来摆脱安息人的阻挠。由于没有取得效果,罗马人转而开拓与东方的海上贸易。但有证据表明安息国不仅是东西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而且自古善贾的安息人在海上咽喉的波斯湾也长期居于优势地位。《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和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就在书中感慨:“罗马

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虽然使罗马变得日渐贫困,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就变得富有了,真正富的是中间地区的安息帝国,他们借助地理位置,控制了交通要道,对过境的两个帝国的商品征收巨额的关税。”(五)阿拉伯海与阿拉伯人

阿拉伯地区盛产香料。希罗多德曾经赞叹:“整个阿拉伯,都散发着极其美妙的芳香。”特别是阿拉伯半岛南部,其“香岸”(Shihr Luban)的美称因经由也门和阿曼港口的东方贸易日渐繁荣而远播海外。最早运到中国的阿拉伯香料、香脂,都有一个能体现其奇特性能和国名的专名。《汉武帝别国洞冥记》记载了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公元前105年)焚烧天下异香,其中就提到沉光香(乳香)与涂魂香(返魂香、苏合香)。沉光香即乳香,据说出于涂魂国。涂魂国的对音是南阿拉伯著名的香料运输港佐法尔,它是海达拉毛的乳香贸易中心。《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记载说:这个港口船只拥挤不堪,船主和阿拉伯船员等所有的人都忙于做买卖。涂魂香则因其被传为起死回生的灵药而得名,后来又知道它的产地在席赫尔(al-Shihr),古译“苏合”,因此也叫苏合香。公元3世纪的《广志》已知苏合香:“出大秦国,或云苏合国。”

阿拉伯人有可能是最早掌握海洋性季风气候特点的民族。希腊拉丁语的“季风”(Monsoon)一词就来自阿拉伯语“季节”(Mauzim),这证明阿拉伯人早就了解了季风。当夏季印度洋刮起西南风时,他们的商船就从阿拉伯海和也门沿岸港口起航顺风东行,前往西印度港口和印度南部沿岸,与从东方而来的中国商人会合,从那里获得中国和印度的商品,并向他们出售阿拉伯半岛出产的黄金、香料、乳香、珍珠等。有证据表明,阿拉伯人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2世纪时,在香料贸易西段的红海航海贸易活动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阿里·本·易卜拉欣·哈米德·阿班概括说:我们发现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和沿红海沿岸对岸陆路的北部建立的阿拉伯王国已控制了进入红海的东方贸易和航海权,这是因为红海多珊瑚礁,通过其深海水道和出入这些港口需要经验,帮了他们大忙,他们热衷于掌握这些资料。有一位也门商人的故事,他叫玛阿尼·宰德,在埃及的吉萨发现了一块上面刻有他的名字的雕刻,雕刻上记载了埃及给他的布匹,要他用船运走。这可能是发生在托勒密二世时期(公元前三世纪)的故事。巴拉米阿拉伯人原是汉志北部沿岸的居民,他们是最早定居在埃及南部沿岸的阿拉伯人,从事与托勒密人的贸易,到达埃及沿岸的红海港口。

布尔努瓦亦认为,红海沿岸的全部贸易都不同程度地被阿拉伯人所操纵。为了垄断东方贸易,阿拉伯商人不惜使用欺诈手段,隐瞒商品的原产地:阿拉伯的海员们在沿途各港口一程一程地转运那些神秘的货物,他们把这些商品小心翼翼地装入船舱,但从来也不想泄露商品的原产地。他们远涉重洋,越过紫蓝色的红海,夏天顶着火辣辣的骄阳,冬天饱经海风的袭击,为了运送商货,真可谓历尽了千辛万苦。但他们的盗贼弟兄们却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所获利润的大半勒索而去。

阿拉伯不但盛产香料,而且有着无与伦比的地理区位优势,再加上阿拉伯人参与贸易的积极性极高,因此布尔努瓦曾感叹说:“这条通商大道实际上养活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居民。”(六)红海与罗马人

古代埃及人早就开辟了从地中海到红海的交通线路。亚历山大港是罗马帝国的海外行省,是地中海、印度洋和远东货物的集散地。在汉文文献的记载中,中国人对亚历山大早就有所了解。公元3世纪的《魏略》记载古罗马:“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文献中所提到的“海西”即罗马帝国,“河”即尼罗河,“大海”即地中海,而“迟散城”指的就是亚历山大城。

通过大夏和安息人的转口贸易,东方的丝绸和香料很早就被输入罗马。这些东方的货物,让罗马人垂涎不已,因此罗马人很早就有了同东方国家直接接触和贸易的愿望。为了打通对东方的陆上交通贸易,罗马人与安息人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战争,但非常不幸的是一直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时,罗马人意识到要避开安息人直接与东方国家贸易,唯有通过海路交通这一途径。据罗马地理学家斯特雷波的记载,早期的罗马帝国每年一次派遣一支由约120艘船组成的船队往返印度。船队利用可预测的季风定时穿越阿拉伯海。从印度返航时,船只驶向红海,货物经陆路或尼罗河运河到达尼罗河,船只泊靠在亚历山大,从那里再驶往意大利和罗马。凭借着“希帕鲁斯风”的力量,罗马人终于到达了位于中南半岛的掸国(今缅甸),并转乘掸国的进贡船于公元120年抵达中国。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这是在汉文文献中所见最早的一次罗马人浮海东来的记录。其后,正史中又有两次罗马人来华的记录。《后汉书·西域传》:“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梁书·诸夷列传》载:“其(中天竺国)……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送旨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又载,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这是对南朝梁以前南海交通的总结,可见,罗马人对浮海来东方贸易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也为东西香料贸易路线的开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七)康居人

在香料的中转贸易中,除了海路贸易沿线商人和水手的参与外,还有一些非贸易沿线的内陆居民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不远千里加入这种中转贸易之中,康居人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例子。

康居人是汉朝人对粟特人的称呼,《后汉书·西域传》中的“栗戈”即粟戈、粟特,“栗戈国属康居”。康居人之热衷逐利、善于经商,早就闻名于世。林梅村先生由此认定:“早在西汉成帝年间(公元前32—公元前7年),粟特商队已在中亚撒马尔干至长安的丝绸之路上频繁从事商业活动。”后来由于中亚地区连年战乱,西域道时通时绝,一部分康居商人就南下印度定居,从事海路中转贸易。《高僧传》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可知,康僧会在血统上属于中亚人,但其先祖却早就迁居印度,其父因经商又移民交趾。康僧会的事迹,恐怕是当时中亚康居人从事海上中转贸易的典型。姜伯勤先生指出:“粟特人汉时属康居,作为商业民族已移住于波斯—印度—交趾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康僧会作为粟特僧侣在三国吴国孙权治下推行佛法,且其时康僧会此一粟特人被有司称为‘胡人’。”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载:“燮兄弟……出入鸣钟磬……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林梅村先生亦说,此处“所谓‘胡人’指的是中亚的月氏人或粟特人”。由此可见,当时交州的中亚人不在少数,康居商人在三国时期已活跃于交趾一带的海路商业中了。三、汉代岭南香料贸易的国际语言

上一节引《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里的一段话详细描述了锡金人是如何从中国西南部山区获得桂皮树叶和柴桂叶的。米勒称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为“沉默交换”(silent trade)。或许这种沉默交换的贸易形式在当时并不少见,以至于普林尼对当时的中国人有这样的评价:“中国人……表现得一如未开化的民族逃避与其他种族的人结识,坐等商贩的到来。”索利诺(Solino)亦在其著作中写道:“那些国家的生意人越过河卖他们的货物,交易时双方不用语言交流,只对堆放在那里的货物作个估价。”并说:“(中国人)逃避与其他种族的人结识,甚至拒绝与其他国家从事商业往来。”

其实早在公元前4世纪,香料贸易中这种无声的“物物交换”在南阿拉伯就已经出现了,西奥夫拉斯特斯在描述亚历山大人在南阿拉伯的太阳神殿低价购买薰香和没药时,写道:各地的乳香和没药都被带到太阳神殿。每人都将自己的乳香、没药堆放好后交给卫兵看管,每一堆上面都标记着重量和价钱。商人们到后,看看标牌,取走自己想要的那一堆,然后将钱放在堆放香料的地方。神职人员会扣下1/3的钱给神灵,其余的就留给其主人,不管主人什么时候来领,那些钱都会平安地,呆在原地没有人会动它。

可见,这种香料贸易的方式似乎遍布整个香料贸易沿线。但事实完全如白佐良和马西尼所说的那样,“交易在静默和示意中进行”吗?我们认为不是。从《汉书·地理志》的那段经典史料中我们读到,当时汉朝政府的黄门机构里有一种专门的“译长”在从事这种对外贸易。所谓译长,其实就是翻译员,虽然我们不能肯定这些翻译员在从事哪一种或哪几种语言的翻译工作,但是有一点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在当时的对外贸易中一定存在着一种或几种较为统一的国际商业语言。考古发现似乎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证据:从阿里卡梅杜遗址中发掘出来的20件带纪年铭文的陶器,据考证其铭文是用“婆罗谜文拼写的泰米尔语,年代约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在奥佑古海港遗址中发现的一些锡制印章和疑是商品标签的小锡片上所刻的铭文,采用的同样是婆罗谜文。这些信息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无法判断这种国际性商业语言的流行程度或使用情况,但在印度洋东部的香料贸易中这种较为统一的语言至少是存在的,而且它极有可能就是当时极为流行的印度古泰米尔语。四、汉代岭南香料贸易的交换媒介

在当时商品经济还较为低下的情况下,部分贸易是“以货易货”的物物交换。当时东非、阿拉伯半岛、印度、东南亚的多种香料和奇珍异物都是中国人所青睐的商品,而中国的大宗贸易并不是香料,而是更为昂贵的丝绸。这样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中就显出了异常的优势:香料与丝绸的交换无法促成贸易的平衡,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使用货币来填补差额,特别是对丝绸需求量极大的罗马帝国。照罗马人的说法:“中国人不急于卖他们的货物,只将货物沿着他们的河岸摊开,等待外国人到那里购买,所支付的是货币,不是其他产品,议价以打手势的方式进行,中国人不爱多讲话,也不讨价还价:买就买,不买就走人,这是他们的方式。”普林尼说:“每年至少有一亿银币支付给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奢侈和女人让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后汉书·西域传》也记载了罗马人用货币贸易的情况:“大秦(即罗马)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

除此之外,印度的胡椒等香料也使罗马帝国流失了大量的货币。正如喀劳狄大发牢骚那样:“罗马人用重金购来了一些用以满足女性虚荣心的物品,一些首饰和小奢侈品,这就使帝国的财富大量外流。为了换取这些古董,他们把帝国的金钱拱手奉送给了异族,甚至可以说是自我毁灭性地奉送给了罗马的敌人。”喀劳狄于公元22年在元老院发表了这番议论。此后形势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简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普林尼曾大声疾呼:“印度没有一年不从罗马帝国掠去5 000万个古罗马小金币。作为回报,印度给我们运来的商品在罗马则要贵之百倍。”汤普逊(Thompson,James Westfall)总结说:“现在印度发掘出并保藏于各大博物馆的各色各样的罗马硬币,数以千计,那可证明普利尼所说的不谬。”可见,当时以货币为交换媒介的商品贸易形式不在少数,特别是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及地中海地区。

第四节 汉代岭南香料贸易兴起的条件及影响

一、汉代岭南香料贸易兴起的条件

岭南沿海一带,既有鱼盐之利,又便于通舟楫,故很早就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商业及对外贸易,民间对外贸易尤其频繁。从西汉时起,特别是汉武帝以后,岭南地区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系统,完成了封建化的演变,其官方对外贸易也得以正式开始。香料是岭南对外贸易中的传统物品,在汉代岭南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香料贸易在岭南地区的长足发展是在具备多种发展条件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汉廷对岭南的经略,为岭南香料贸易的发展奠定了稳定的政治局面

汉朝对岭南的经略是在继承秦朝大一统的基础上进行的。秦灭六国后,乃使尉屠睢,发兵五十万,“一军守镡城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于东西五路南下统一岭南。由于越族人的负隅顽抗,秦军经过非常艰苦的作战,付出了惨重代价,才完成了统一岭南的任务。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朝在岭南地区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辖境相当于今之广西、广东、越南北部、中部和海南岛。并“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秦朝统一岭南意义重大,虽然秦二世而亡,但秦朝的统一,使岭南开始了封建化的进程,岭南从此逐渐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秦朝末年,中原战乱,秦将赵佗在岭南划地自守,建立南越国,管辖原有三郡之地。南越国的建立,一方面为岭南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为躲避战乱,中原流民纷纷南下,给岭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这对岭南的开发有着重大意义。再加上赵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对越人中的各部落一视同仁,并注重发挥中原移民的作用,因此,在其统治下的南越国,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数量增多。据吕思勉先生所言:“当时居越中者,中国人虽少,而越人之数,则非寡弱。”

武帝继位以后,汉朝达到了全盛时期,将岭南重新纳入中央的统一管理体系成了必然趋势。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丞相吕嘉反,杀南越王赵兴、王太后和汉使,立术阳侯建德为王。于是,汉武帝于元鼎五年秋“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楼船将军杨仆统率的一路军首先攻破石门,然后会合伏波将军路博德的军队,纵火攻城,“城中皆降伏波”。至此,南越国赵氏政权经历五代93年的时间,终于为汉武帝所灭。随着交州刺史部的建立,郡县制度在岭南地区逐步得以巩固和完善,岭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统辖隶属关系也进一步得到加强,岭南社会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岭南地区偏安一隅,“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这些士人许多都在吴、蜀官居高位,后来对岭南的开发和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岭南作为人才的聚集地、物资的供应地、战略的策应地,亦凸显出其地位之重要,引来各派的争夺,但其大部分时间属于东吴的势力范围。作为东吴的战略后方,岭南既是东吴财赋、兵员的供应地,也是东吴海外贸易的主要基地,故东吴很重视对岭南的治理与开发。黄武五年(公元226年),随着岭南诸郡人口的增加,孙权将交州析分为交、广二州,交州辖交趾以南三郡(交趾、九真、日南),广州辖合浦以北的郁林、苍梧、南海、高凉四郡。后因时机不成熟而搁置。吴景帝永安七年(公元264年),黄武五年建制才得以施行,并且在广州先后增设了临贺、桂林、始安、始兴、高凉、高兴、宁浦、珠崖等八郡。末帝孙皓时,又在交州新设新昌、武平、九德三郡,从而使东吴的统治势力更加深入岭南,密切了岭南与内地的联系。

总之,由于两汉中央王朝对岭南地区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各项政令的贯彻一如中原,社会比较稳定,岭南地区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贸易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为岭南海上贸易的畅通无阻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为岭南香料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西汉立国之初,统治者主张无为而治,在经济上放任自由思想占据主流地位,对外贸易活动渐趋频繁。自高祖,历惠、文、景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恢复以后,“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朝的统治由“无为”向“有为”过渡,在经济上也开始了我国古代对外贸易的探索。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为打通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商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值得注意的是,当张骞出使到大夏国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了正在销售的邛竹杖和蜀布。

汉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试图开辟蜀滇缅至印度的商路,结果未能成功。其实番阳令唐蒙早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就已经清楚地了解了“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的贸易事实。史称: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粤,东粤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而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越。南粤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

四川的枸酱是通过牂牁江经广西的西江运入广东的。汉武帝在听了唐蒙关于蜀货南运出海的陈述后,对开通南海贸易商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遣使者和应募商人“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其商业交易远至东南亚与南亚的许多地区,这标志着汉代岭南对外官方贸易的正式形成。

汉政府不但组织官员出海贸易,还对岭南边郡实行“毋赋税”的经济政策,即要求当地定期朝贡象征臣服的方物土产来代替赋税。“又大鸿胪食邑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长九寸以上若玳瑁甲一,郁林用象牙长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准以当金。”交趾“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这些依俗而治的措施不但适应了岭南地区的地理区位特点、边郡民族特性和经济发展要求,以“方物土产”代替“赋税”,更是直接鼓励民间发展对外贸易的举动。

官方朝贡贸易与民间自由贸易双管齐下,使得岭南地区作为汉代海外贸易基地前沿的地位更加凸显,为汉代岭南香料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三)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为岭南香料贸易的发展创造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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