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山村耕造(MichaelS.Koyama)著童晋(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过剩：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试读：
文前辅文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by Michael S.Koyama.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经山村耕造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者序
这部译作是日裔美籍学者山村耕造的既严肃又通俗的经济学著作，也可以说是关注资本主义发展命运的社会学著作。作者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危机的大背景下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长期积累的种种难题：经济萧条，民主失灵，社会分化，环境灾难……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是在危机中灭亡，还是在变革中重生？作者立足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问题，同时认真总结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变迁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systemic crisis）的困境难题，同时也提出了“系统性变革”（systemic change）的纾难解困之道。可以说，这本书对于我们认识当下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认识资本主义变迁历史、危机后资本主义的未来，都不无独到的参考价值。
本书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的危机，以及现行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应对举措之局限。作者认为，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着三重危机：第一，长期停滞不振的经济；第二，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使资本主义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失灵；第三，正趋近于临界点的且不可逆转的环境大灾难。面对这些困境和问题，现行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多限于制度变革的“箱内”（Inside the box）操作，无论是保守派经济学家还是自由派经济学家，都仅仅通过税率变动、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以及市场监管来支持政府在经济领域中扮演更小或更大的角色。但实践证明，所有这些药方都不能使资本主义摆脱发展停滞的困境以及各方面频繁凸显的危机。
作者认为克服这一系列的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必须启动一场新的系统性变革。唯有通过这种“箱外”（Outside the box）操作，才能摆脱消费饱和的现状，使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获得足够的税收收入以保证社会投资、维系民主权利的有效发挥，以及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者在研究当下时追溯历史，回顾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取得的两次成功的系统性变革的案例。第一次是发生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第二次是发生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这两次变革使英国和美国迈出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并迎来了新的大发展。因而，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必须立即启动第三次系统性变革，在危机中浴火重生。
作者根据自己的经济专业知识，还详细地描绘了第三次系统性变革的路线图。比如，在经济领域，改革税收体制，其中包括征收财产税；在明确界定奢侈商品和服务的前提下，征收奢侈品税，一方面有助于扩大政府税源，另一方面有利于保护环境；征收金融交易税以扩大政府税源，缩小贫富差距。在政治领域，改革选举制度以及其他政治体制和运行方式，化解当前政治制度并不符合民主运作的期望，且不具备按照绝大多数选民的需要而进行自我矫正、减少或消除所有反民主行为及其后果的能力等问题。
系统性变革的“箱外”操作有别于对资本主义现行体系进行微调的改良政策主张。因而作者对资本主义危机及弊端的揭示是理性而深刻的。作者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普遍面临的危机进行了总的分析，另一方面又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及西班牙等进行了个案分析。对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以及所采取的应对举措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评价裁定。可以看出，作者分析危机、寻找药方的目的是拯救资本主义，他始终认为资本主义是所有制度中最具生产效率的制度，同时也是人们唯一可以接受的最具平等性的政治制度，但资本主义如果不立即进行“刮骨疗毒”式的手术，资本主义将会活力消失、优势耗尽、前途渺茫。可见，作者所倡导的第三次系统性变革并不是要根本上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而是通过在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系统性变革，使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更为持久、有效的运行下去。
作者看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无形之中都在向右偏移，最终毫无例外地打击劳工的权益，捍卫资本家的利益，贫富差距日渐悬殊已是不争的事实和持续的趋势。所谓的“中产阶级”“中等收入”人数在不断下降，与之相对，低收入人群数量却明显增加。化解社会矛盾的社会流动性普遍降低，社会阶层分化愈发清晰。与此同时，各国民粹主义政党如德国选择党、意大利“五星运动”以及西班牙“我们能”党在经济危机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迅速走俏”，受到众多民众的欢迎，这无疑也从侧面反映了西方国家执政党所采取的应对危机的举措之令人失望和不满。但在如何破解这一根本难题方面，本书作者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制度已有的范畴，尽管对资本主义现状的批判鞭辟入里，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期望远胜于失望，对资本主义的挽救远胜于放弃。
译者在翻译书稿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力求奉献给读者一部忠实于原文内容和风格的译著。但由于理解能力和翻译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准确甚或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译者2016年5月3日
导论
今天，我们这些生活在富裕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的许多人越来越感到担忧：我们的经济长期停滞、毫无活力；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造成越来越明显且严重的后果；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其实，这些担忧既体现在政治选举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中，也常见于大众传媒新闻报道的各类标题中。当然，我本人也有着同样的关注点和担忧。
我强烈地感觉到，虽然媒体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讨论，无数的学术著作也一直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然而对于为这些严重问题找到有效的缓解或解决途径而言，这些讨论是无用的，将来也于事无补。究其原因，是这些讨论分析及据此提出的政策建议都是[1]“箱内”（Inside the box）操作。那些政策制定者、学者及权威评论家们都认为，现行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能变也不应该变。
然而，基于历史事实，或更一般地讲，基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都是人类集体意志的产物这样不容置疑的客观现实，我认为上面的那种看法是错误的。这就是我不得不写这本书的原因。我希望能够唤醒尽可能多的人，使其意识到现行制度不仅可以改变，而且应该改变。这样的话，资本主义——所有制度中最具生产效率的制度，以及民主——人们唯一可以接受的具有平等性的政治制度，可以变得更为持久，也更为兴盛。
我原本计划撰写一部学术性著作，但最终还是放弃了。纵然学术性著作很重要，但是它有两个严重的缺陷。第一，学术性著作的受众非常有限，它的读者局限于一些了解乃至认同作者政治思想的狭小群体，而对更多的人来讲，作者无异于是白费唇舌；第二，学术性著作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非常有限，因为其中所涉及的专业术语会让人们读起来觉得晦涩，不易理解。因此，我这本书是写给每个人的，他们作为选民将决定是否对现行制度进行变革以使经济恢复活力，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以及制止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本书的主旨论点将在随后的章节中得到论证支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到了20世纪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数民众达到了消费的饱和状态。这是因为，历经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以及二战后数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人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基本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我们可以将琳琅满目的商品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消费品是维持人们正常生活必需的物品，也是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物质产品；第二类消费品则是那些毫无使用价值的奢侈品，我们购买这类产品，并非出于生活所需，更多地是受那些与我们地位相仿的人以及广告的引导。第二类物品中包括大量的越来越奢侈的食品，人们衣橱里塞满了几乎从来不穿的衣服，数不清的玩具、配饰以及其他奢侈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奢侈品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任何一位进过超市、看电视或使用互联网的人，都不会否认我所得出的观察结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开始积累越来越多的第二类消费品，与此同时，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发达国家的政策明显向右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那种“小政府”、低税率、减少经济干预的理念及其理论基础——供给学派经济学。它主张通过削减税收以增加投入，从而激发经济活力。这种理念被广泛地接受并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础。正如本书将要详细论述的，政府政策右转的重要原因是：许多选民寄希望于政府能够使经济增长恢复至战后伊始那样的水平，企业则迫切希望以最低廉的成本获得大量资金，以适应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划时代的信息技术革命的需要。
环境问题也是本书强调的一个重点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常常被主张“小政府”和支持供给学派经济学的人所忽视。随着人们对各种商品，特别是对奢侈品追求的欲望不断膨胀，这一行为已经威胁到了环境的可持续性。因而本书将单辟一章讲述环境问题，其他章节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涉猎。无论谈及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我们都需要给环境的可持续性以足够的关注。因为环境问题不仅关乎民众福祉，还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生存质量。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那些在理念上或者实践中接受供给学派信条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持续地削减税收，致使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但这一举措并没有真正激发经济复苏的活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仍远低于战后时期。与此同时，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现象越发严重，两极分化问题日益突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政府减税政策主要倾向于降低富人所得税税率，对于工人则采取相对打压的举措，致使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工人实际收入陷入停滞，等等。本书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多重原因都将进行细致的讨论。
当然，导致经济疲软的原因还有其他方面。由于多数民众的消费已经达到相对饱和状态，这样一来需求就不可能再增加了。这是供给学派的信奉者们所没有意识到的。工人实际收入的停滞证明了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失灵，他们所倡导的通过增加投资，进而在涓滴效应作用下促使工人工资也随之上涨的理念在实践中宣告破产。此外，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无力支付改善生活的必需品，这也是消费需求恢复乏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影响发达国家需求放缓的因素在不同国家的重要程度各有不同，但其对我们的研究来说都是重要的内容，因而本书将对各种因素进行详细的阐释。
本书对2008～2009年大衰退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未从这场危机中完全恢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面对这场堪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资产阶级政府并不愿意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因为财政举措会使国家背负更多的债务。时至今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仍然增长迟缓，这是因为各国政府仍然不愿调整其应对危机的政策，也由于上面所讲的那些导致经济停滞的因素仍然存在。
在发达国家政府财政举措欠缺的情况下，为应对危机，各国中央银行实行降低利率（几近为零）的政策，目的在于向本国经济体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资金。这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QE）。简单地说，量化宽松政策意味着中央银行增印钞票用以购买政府债券以及收购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和不良资产。通过向银行机构注入资金，创造流动性，促使银行以较低的贷款利率向企业放贷，企业则运用这些资金投资生产，以刺激经济复苏。至于量化宽松政策是如何运行的，本书中也会有详细的解读。
量化宽松政策与传统的低息政策一并推行，掀起了巨大的“货币海啸”，这些举措对于刺激需求进而增加投资是毫无禆益的。然而，中央银行及该政策的支持者们却坚信，尽管经济增长仍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与战后时期的经济增长水平还相去甚远，但是这一政策已经取得了成功。这一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是明确的，首要的一点在于，基于上述提及的因素，消费需求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增长。此外，工资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增长尤为缓慢，甚至处于停滞状态，而这一消费却占总需求的2/3。在“货币海啸”的影响下，一些富人变得更加富有，他们所持有的货币量明显增加，但由于富裕群体人数本身非常有限，他们用于商品和服务支出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很低，因而并不足以在真正意义上为总需求的增长提供多少帮助。
时至今日，“货币海啸”仍然在持续冲击着整个经济。通过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中央银行向经济体注入了巨额货币。例如，自2014年9月起，美联储每月向美国经济体注入近800亿美元的货币，同时仍持续执行低利率或零利率的货币政策。日本央行也同样维持着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态势，平均每月向经济体注入约600亿美元。有数据显示，从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直至2014年底，美国、日本、英国以及欧盟其他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总计向市场注入6万亿美元的流动性资金。
除了造成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外，失效的“货币海啸”政策还带来了其他许多不良后果。我们可以将这种政策理解为一项以邻为壑的政策，它通过提升货币供应量，促使本币贬值，降低出口价格，从而在出口市场上占得先机，使其他国家的产品难以与其竞争。“货币海啸”政策还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因为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家和金融机构先向新兴经济体投入大量资金，接着便突然撤资。2014年美联储决定逐步取消量化宽松政策时，就已经产生了这样的结果，而随着其他国家的央行相继推出这一政策时，这样的情况就会再次出现。此外，量化宽松政策具有“成瘾”特性，因而它的退出也很困难，因为这一政策的退出意味着增长的放缓以及股票和其他资产价格的萎缩，然而这些是央行以及资产持有者所不愿看到的。本书将对上述所提及的内容展开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正是因为倡导所谓的“小政府”和供给学派经济政策，现有货币政策失灵，这意味着我们要从“箱外”（Outside the box）来思考问[2]题和对策。我们不能任由这种政策持续下去了，它们不仅不能促使经济有效恢复，还带来两大日益严重的问题。对这两个严重的问题，本书也做了详细的解读。
第一个严重问题是民主功能越来越失调。这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分裂愈发明显，立法机构陷入僵局，选民参选数量呈下滑趋势，极右翼或者其他排斥外来移民的政党增多，一国财政政策越发受国际资本市场所主导，社会动荡因素增加。第二个严重问题表现在针对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抑制环境恶化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
因而本书认为，今天有必要做的是变革制度。
但变革制度并不意味着就要进行一场革命，而是意味着变革现存制度的法律规范、行为方式和机构体制。这种变革的广泛程度类似于19世纪的英国，以及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相关的系统性的变化无疑是深刻而广泛的，以至于只有少数支持者才想象到它是可能的。本书将对其中涉及的内容做详细阐述。
这里简要回顾一下英国经历的体制变革：废除了千余项使土地贵族和其他富人从中获益的税收法案；颁布并施行了有效的《济贫法》；广泛地扩大了选举权；有效加强了《工厂法》；等等。英国此前缺少一个相对连贯、合理的财政政策，因而到了19世纪中叶，仍有高达58%的财政支出用于清偿债务。直至1854年这一状况才得到扭转。当时英国政府通过调高收入所得税以及其他税收等，使英国最终有了一个合理的年度预算。与之相对的是，1788年法国财政濒临破产，此后不久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
美国的体制变革在最初的时候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但随着收入所得税的推行，美国的体制改革也就加速进行了，三部反垄断法随即出台，包括社会保障举措在内的各类安全网也逐渐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工会组织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它的力量也不断增强；妇女获得了选举权。与此同时，其他相关法案的推行也促使政府采取各种政策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更好地保护了公民的健康和福利，并有效遏制了各种地方性政治腐败的蔓延。
美国的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塑造并改变了美国制度，这使美国得以存续并走向繁荣，美国模式的成功使得二战后许多国家都对之羡慕不已，成为竞相效仿的典范。
那么，我们能否开启第三次制度变革？正如上文所述，制度是人类意志集体创造的产物。因而可以说，是人类的意志导致变革的发生，也正是坚定的意志征服了前两次变革中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反抗力量。如能获得越来越多的选民的支持，第三次制度变革是可能的，获得民众的支持也是可能的，因为它能够有效提升所有公民的生活水平，也能为后代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第三次制度变革能够带来比20世纪80年代更稳定、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将保护环境这一更重要的问题纳入未来发展中。
这里所说的所有民众，不仅包括穷人和中产阶级群体（他们的收入普遍下降），还包括那些富人。实际上，如果第三次制度变革迟迟不能进行的话，受损失最大的恰恰是那些富人。原因有二：一是在经济停滞甚至“货币海啸”时期，这些富人的资产很难长期保值；二是如果政府无力为环境保护采取积极举措，那么数十年后当气候变化的“临界点”到来的时候，他们拥有的财富的价值将开始降低。
本书的分析和中心论点源自对系统性危机的比较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在美国、日本、德国还是在其他四个欧洲国家，系统性危机都展现得愈发明显。此外，本书把环境问题视为重要的和系统性的问题，而这在许多探讨资本主义及民主制度的相关书籍是被忽略的。此外，本书还对经济学这一学科自身的弊端做出了批判性分析，这是因为经济学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扮演着顾问、央行总裁以及权威评论者的重要角色。
鉴于本书是写给每一个希望了解相关知识的读者的，因而在撰写过程中我尽最大努力避免使用专业性很强的技术用语，如果有些技术用语确实难以规避，我也会附以非常详细的解释和说明，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其含义。脚注清晰地标示了相关数据的出处，对于那些通过相关数据可以自然得出的结论性内容，书中并未做过多阐释。本书在分析过程中还使用了一些数据以实现我的分析目的，但我还是努力使各位读者不为繁多的数字和图表所累。愿这本书所呈现的内容，能够引导读者在“箱外”思考问题，以使第三次制度变革成为可能。
英国发生的第一次系统性变革，是为了应对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那种资本主义危机。当时，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城镇化，导致不同阶级在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面临严重不均，进而引发资本主义危机。美国发生的第二次系统性变革，一方面是为了应对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危机，同时也是为了克服凯恩斯主义所分析的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市场所导致的需求不足的危机。毋庸置疑，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既面临着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危机和凯恩斯主义所分析的危机，同时还面临着环境危机。为克服这三重危机，我们必须努力改变现有制度，这是一项极为艰巨但也非常迫切的任务。因而我衷心希望那些不十分赞同我在本书中所论内容及所提观点的读者能够发现，本书提供的是一种“箱外”分析。这对于读者重新审视他们自己的观点、见解是有积极意义的，并且本书也会促使读者逐渐认识到，对现行制度的变革既是当代人的需要，也是后代人的需要。
[1] 即倡导“制度内的变革”。——译者注
[2] 即跳出现有制度框架的分析。——译者注第一章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停滞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了停滞状态。这从这些经济体的GDP平均值、通货膨胀调整、实际增长率等方面可明显看出。例如，美国在1980～2007年的GDP平均年增长率为2.62%，而在经济危机影响下，2008～2013年的年增长率仅为1.42%。前后两个时期，日本的增长率分别为2.61%和1.09%，欧洲五个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增长率为2.42%和不足0.65%。与20世纪50～7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相比，1980～2007年的平均增长率无疑是令人沮丧的，至于2008年以来的增长率更是少得可怜。遗憾的是，在2015年以及未来的几年中，这些国家的经济前景仍然比较黯淡，相关内容会在后续章节中进行深入讨论。
长期的经济停滞会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其中最令人担忧的就是数千万的长期失业人口和非充分就业人口，以及逐渐威胁到民主国家性质的、不断扩大的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另外，必要环保举措的落空也带来严重后果。
何以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会陷入经济停滞呢？这种长期的经济停滞状态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也不曾发生。为什么重振经济增长的政策并未奏效？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并未奏效的经济政策依旧被强制推行？
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对其进行详细的阐述。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80年代经济陷入停滞的核心原因是很明显的，即消费需求增长缓慢，而就这些发达经济体而言，其GDP中约有2/3都来自消费需求的增加。由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二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期，因而就企业而言，它们没有理由加大投资以提高生产能力，相反，低投入必然导致低经济增长。
80年代以来消费需求增长放缓的三个主要原因如下。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政策没有随着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没有及时适应“消费社会”的变迁。80年代人类社会第一次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满足型消费”，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绝大多数人已经迈进或正在迈进“满足型消费”的队伍。“满足型消费”的实现是经济增长的结果，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特别是20世纪二战后经济稳步、快速的增长都使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从而将人们推进了“满足型消费”的行列。
不容否认，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在2015年会超过3万美元。可以说，自80年代以来，今天人们对商品以及服务的消费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这在下列熟悉的现象中更是显而易见。
纵观刚刚过去的3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肥胖人数不断增加，人们的衣橱中也堆满了几乎不穿的衣服，仿佛有一种强制力促使人们去冲动购物，购买一系列无聊的甚至没有任何用处的东西。自80年代以来，人们在非必要性支出方面的开支呈指数级增长，例如，在数码产品方面的消费以及众多为满足虚荣心又或者是一时兴起的奢侈品消费都在不断增加。换句话说，多数民众似乎已经对购买“无用处”商品的行为习以为常了。
当然，我们已经知道，几个世纪以来，那些富人总是沉湎于“炫耀性消费”，以此来达到炫富的目的。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1857～1929年）在其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提及了这种“炫耀性消费”。然而差别在于凡勃伦所指出的“炫耀性消费”多局限于少数富人群体，80年代以来的“后满足型消费”却体现在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群中。
大量数据表明，这种现象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在这里，我们只列举这样一个例子，相信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假设1975年美国各超市所售物品平均数量是1万种，那么2013年这一数值则翻了两番，突破4万大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超市售出了越来越多的同类产品，这些产品的相似度极高，它们彼此的差异更多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是虚假性的差异，远非实质性的差别。就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境况也别无二致。
2013年，美国的广告费用总投入高达3300亿美元，占其GDP的2.2%，这一数值相当于希腊1140万人口所创造的GDP总和，是美国政府2013年教育投资支出的2.5倍。这些广告费用投入的宗旨在于刺激人们的消费，激发人们去购买那些“自己都不曾意识到他们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关数据进行观察也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它们的广告费用支出均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其中，即使在广告支出占GDP比例最小的日本，这一数值也相当可观。2014年所获得的数据显示，日本2012年广告消费支出超过GDP的1%，但即便如此，50亿美元的支出也相当于阿富汗3200万人口所创GDP的3倍，同时也远高于日本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财政预算。
事实证明，企业为了在竞争中谋求生存、获得成功，势必会销售越来越多的“后满足型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无论这些商品和服务是多么没有必要，抑或造成多大的浪费，它们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通过打造流行时尚，淘汰所谓的过时商品，并在其中加入一些新的赚人眼球的、实际上却微不足道的新功能，再加上相关营销策略的运用，这一系列行为已然构成众多企业人为制造消费需求的一种模式。在外界刺激因素的导向下，人们更趋于选择并购买新产品而淘汰旧产品，很少会对旧产品进行有效修理和维护以便继续使用。有时，那些所谓的“旧产品”即便仍然保持着一种很新的状态，也摆脱不了被抛弃的命运。“勤俭节约”这种良好的品质不断被暗示为一种过时的、守旧的理念。许多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不在意他们无所顾忌的生产与消费对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破坏。
另外一个能够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步入“满足型消费”时代的事实是自80年代以来，就这些国家的企业而言，毫无例外地，民众对企业所生产产品的消费比率不断走低，呈现下滑趋势，换句话说，即需求不足。例如，G7（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的消费比例持续低于80%～85%。当经济不景气时，这一比例跌至60%～70%也就不足为奇了。简言之，80年代以来，伴随持续的消费短缺，G7的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萎缩。
汽车产业的变化最能反映这一现象。最新的数据显示，如果汽车行业发挥最大的生产效能，那么2012年的汽车年产量可高达9400万辆，然而同期的销售量却仅有6400万辆。在过去的几年中，汽车的销售在一些新兴经济体还是有较为显著的增长，尽管如此，汽车行业的生产能力仍未能得到有效的“施展”。也正因如此，汽车行业，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汽车行业会采取各种促销策略以提升销售量。
不容否认的是，自80年代以来，服务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诚然，服务业的确存在需求过旺的情况，但这种现象是在众多原因作用下形成的，偶然性因素非常多，并不足以代表服务业的普遍状况。事实上，服务业处于一种长期产能过剩的状态。倘若不是餐饮业、酒店业及其他服务行业在过去30年中存在长期产能过剩的问题，何以在同工业的比较中，服务行业表现出更加“疲软”的竞争力，破产企业数量也明显高于后者呢？不仅如此，已有数据清晰表明，与其他行业相比，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更是处于一种增长停滞状态，其失业率以及非充分就业率也远高于其他行业。
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在于，80年代以来，许多人的工资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下滑，失业人数和非充分就业人数则不断上扬，因而这一群体中的成员不仅无力购买奢侈品，甚至连一些必要的日常开支也无法全然满足。这无疑是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和财富分配差距日益扩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第二章中，我们将对这一问题做翔实而具体的分析。
第三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生育率史无前例地下跌，导致人口增长缓慢，甚至持续下降。相关数据显示，只有当女性生育率达到2.1时，国家才会拥有相对稳定的人口规模。总的来说，二战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生育率可以达到3.0。但是70年代之后生育率便开始走低，到2014年，美国的生育率已经逐渐下降至1.86，幸好有移民力量不断补充，美国才得以避免陷入人口总数减少的困境。其他国家的状况也并不乐观，例如，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4～1.5，英国生育率也仅有1.9。在法国，纵然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使生育率保持在2.08的水平，但即便如此，实际生育率也低于2.1的基准线。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更是降到1.2～1.4，此外，日本还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危机以及人口锐减的问题。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低增长或者持续下滑，都将成为消费需求增长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美国、英国、法国近些年始终处于一种贸易逆差状态。尽管意大利和西班牙仍维持着贸易顺差，但其额度所占GDP的比重还不及1.2%，与80年代之前的贸易顺差额度相比，这一数值就显得微乎其微了。就日本而言，直到2011年它都维持着较大幅度的贸易顺差，但时至今日日本也加入了贸易逆差的行列，其贸易逆差的额度已经超过了GDP总量的1%。回顾二战刚刚结束后的那段时间，这些国家都保持着较大幅度的贸易顺差，无形之中增加了对国内企业生产产品的需求，而今时过境迁，过去的贸易顺差态势已难以重现。就这些发达国家而言，唯一例外的要属德国了，德国一直保持着较大幅度的贸易顺差，其额度超过了GDP的7%。但德国保持这一现状的秘诀并不光鲜，它更多的是通过削减工资增长幅度、增加贫困人口数量以抑制国内需求来实现的。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第七章中做进一步的分析。
随着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状态的证据愈发确凿，如需求增长缓慢以及随之而来的投资动力不足，政府部门着力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以刺激需求、恢复增长，然而下述原因的存在使这些措施并未取得预期成效。纵观这些政策，它们多集中于扩大供给，这是因为保守党政府依然沉迷于“小政府”的定位，并继续奉行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而就自由党政府而言，无论情愿与否，他们也选择了“小政府”的定位和绝大多数的供给学派主张；与此同时，大多数选民也对保守党政府和自由党政府的举措给予支持，他们认同“小政府”主张，支持供给学派所倡导的减税以及其他经济政策。针对相关原因的讨论，在本章的后续部分，以及与美国、日本、德国和其他四个欧洲经济体相关的章节中将进一步展开。这里，我们暂且先转向对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批判。
供给学派的支持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持续的经济停滞现象，其根源在于低投资率，基于此，应该努力提高投资率，至于具体举措，则是要坚决执行减税政策，特别是要对那些富人和企业减税。然而，这一主张显然是经不住推敲的，在过去3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事实并不能证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存在为进行投资而积聚资本的困难，相反，只要有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就会有必要的投资紧随其后。80年代以来，利率持续下降的事实就已经充分证明，资本处于“供给过度”的状态，可用资本总量远大于贷款需求总量，导致贷款利率下降。
在美国，考虑到偶然性因素所引发的波动，作为“基准利率”的政府十年期国债利率持续下降。美国在2008年采取非传统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前，这一利率从1981年的峰值13.9%跌至2007年的3.4%。2008年采取该政策后，到2015年这一利率降至2%左右。日本的国债利率亦大幅下降，从1980年的8%左右降至2013年前的2%，随后日本银行向市场注入大规模资金，以致利率在2015年伊始就跌至0.3%。同期，欧洲也出现了国债利率大幅度下滑的现象，例如，英国的国债利率从14%跌至4%左右，德国从11%跌至2%以下。2008年之后，加上欧洲中央银行采取超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国债利率更是低至0.75%左右。当然，企业的贷款利率与基准利率是会保持高度一致的。
企业会因缺少资金而抑制投资的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前文所提及的产能过剩，已经使这一言论不攻自破。就这一问题，在后续章节中还会继续给予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拥有大规模的现金积累（这里所说的现金也包括近乎现金形式的、可以在短期内出售的金融票据），80年代以来企业现金积累额缓步走高。在刚刚过去的几年中，位列美国前500强的企业，其现金占有额高达2万亿美元，位列日本前400强的企业拥有的现金总数约2.2万亿美元。而欧洲最强的5家企业现金总数就达到了2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一家德国企业更是遥遥领先，拥有高达1万亿美元的现金积累规模。上述数据源自各国中央银行，因而是可靠且值得信赖的。
值得强调的是，深入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银行贷款的相关数据和报告可以发现以下事实：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小型企业也面临着和大型企业相似的银行贷款难问题，只有像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企业产品销路不佳，未来销售前景黯淡时，中小企业方能从银行获得一些贷款。为进一步论证这一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结论，我们姑且在这里引用2012年美国独立企业联盟的相关调查结果：“无论企业规模大小如何，当企业处在优势地位时，银行会拒绝为其提供贷款，反而只有当企业销量下滑，且在短期内无望恢复到之前的理想状态时银行才会发放贷款。”
因而，当低成本资金的供应尚未阻碍企业追逐更大的经济利益，以及客观上还存在着在后续章节中将探讨的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所清晰折射出的劳动力供应过剩现象时，我们只能得出如下结论：企业之所以不愿意投资，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起，它们就面临着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陷入了一种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之中，为此，企业不得不背上产能过剩、抑制投资的包袱。
前文提出了两个关键性问题，只有对这两个问题做出回答，才能解释为什么建立在供给学派基础上的、失败的保守经济政策会一直被执行。这两个问题分别是：为什么如此多的选民竟愿意牺牲自身利益以支持保守党的决策？为什么自由派政治人士接受并认同多数保守派所倡导的“小政府”理念？
就第一个问题可以做出这样的回答：众多选民曾看到过别人或者自己本身就遭受过的经济停滞所带来的苦果，因而他们倾向于相信诸如减税、扩大投资以及高增长率等保守派所倡导的内容。毕竟这些内容给人的感觉是直观的、有说服力的。即使考虑到过去40余年所呈现出的无可争辩的量化数据，以及前文所提及的对供给学派的批判，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许多言论是荒谬的，尽管如此，我们也都难以扭转选民做出牺牲个人利益以支持保守派候选人的局面。显然，一些选民的思想原本就趋于保守，而另一些选民也很容易在那些经验性的驳斥面前败下阵来，从而接受保守派所主张的减税政策，并期待经济领域能够呈现出更好的景象。
回顾80年代以来的政治趋势，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概括：随着诸多选民步入中产阶级行列，他们愈发变得“保守”，寄希望于维持现状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针对自由派所主张的增加税收政策，保守派做出了针锋相对的批判，这些批判同样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选民的认可和支持。
显然，鉴于上述所提及的原因以及诸多原因的复杂交错，我们很难确定究竟有多少选民是支持保守派主张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一些选民，特别是那些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选民，他们之所以会做出牺牲自身利益以支持保守派政策的决定，原因在于自身的愚昧和无知。此外，一个铸就保守派选举实力的重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选民，尤其是支持自由派候选人的选民并没有参与到投票中来，这一结论已经被多项研究所证实，在本书中我们还会讨论到近些年发生在发达国家的选民参选人数下降的问题。当然，这里只是简单呈现了影响保守派选举实力的一个因素，除此之外，其他影响因素还有很多，而这众多因素已然构成了现有政治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笔者在探讨三大经济体以及欧洲最富裕的四个国家的情况时，还会对相关问题做详细分析。
许多自由派人士选择接受保守派所提出的经济主张，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量。其一便是出于政治需要，将其作为一种策略性的选择。鉴于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保守派在众多选举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客观现实，接受保守派政党所主张的经济政策通常可以有效提升自由派政治家竞选成功的概率。相关内容在本书中还会有所涉及。
其二则是出于对现行制度的考量。自由派政治人士认为在现行制度下，接受保守派所主张的减税、减少国家干预等“小政府”理念或许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他们认为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甚至根本就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只要现行制度保持不变，那么自由派所主张的诸如通过大幅度提升税率以获取必需的资金刺激经济增长、提高社会保障以及对未来的投资（如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及对教育的投资）等举措就不可能被采纳。
因而，对自由派人士来讲，若希望保持现有权力，或者想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权力范围，那么他们就必须做出适当的牺牲，给予一定的让步，例如放弃自己的某些主张，探寻一种相对折中的方案。当然，在这种选择面前，不要奢望自由派倡导者能对经济现状的揭示以及未来投资产生具有实质意义的影响。简言之，自由派候选人及其选民基本上都同意在现有制度下向保守派做出适当妥协，以保持、积累其对抗保守势力的政治优势。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所谓的“自由”政府反而变得更加“保守”了。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在后续与美国、日本、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发达经济体相关的章节中还会有所涉及。
在本章结束之前，有必要附上GDP的相关考察结果。对GDP增长率的讨论贯穿全书，应该说GDP是衡量经济体规模大小的一个便捷而又有效的依据，但它也有严重的缺陷，特别是基于下面两个重叠交叉的原因，我们在使用这一数据时需要更为审慎。
第一个原因在于，一方面，GDP只是对实际经济规模进行一种估算，它所提供的数据并不是严密而精准的。另一方面，GDP是以西蒙·库兹涅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于1934年首次提出，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了专门讲授后才开始使用的。而提出这一概念只是为了回应美国政府所提出的要求，而非应对大萧条。
从库兹涅茨的言语间可以明显看出，他坚信GDP是最能反映客观经济规模实际状况的参考值。
当缺少明确的标准时，人们所具有的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能力就会变得“异常危险”，定量测量尤其如此。所谓的确定性结论往往会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它是非常精准且最接近本真的，然而其中却充斥着对认知的误导。对国民收入的衡量会存在幻想和滥用的倾向，特别是在他们处理反社会群体冲突的中心事件时，一个论点的有效性往往[1]依简单化与否而定。
因此，我们必须将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之间的差异、成本与收益的差异以及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差异深刻印在脑海中。在确定更高的增长目标时需要具体指明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增长，以及增长的目的[2]是什么。换句话说，标准必须明确。
第二个原因是，GDP是以无数假设条件为基础而得出的近似值。至于为什么GDP所提供的只是近似值，相信即使通过最简单的方式进行阐释也远远超出本书的研究范围，因而在这里仅举几个例子作为说明。
对GDP的测算只是考虑了成本基础，而没有加入比较难估算的收入流，即投资所创造的流向未来的资产。基于此，长期被排除在外的“知识产权”于2013年首次被纳入成本基础当中，包括制作电影、书籍、艺术品、电视节目以及研发等在内的费用也纷纷被纳入GDP的计算里。除此之外，政府在卫生健康、国防以及航空航天方面所增加的数百亿美元的研发投资，使GDP增加了约5600亿美元。这一庞大的增幅相当于GDP增长了3.6个百分点，几乎接近瑞典2012年所创的GDP（5910亿美元）。
为防止未来环境恶化所进行的投资也需要计算在成本基础之中，因为那些关于投资收益标准的设定以及相关收益的价值测算会在将来产生重要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众多社会学家，特别是那些专注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学家坚决反对用GDP作为测试发展水平的指标。
此外，家庭所提供的服务以及所生产和消费的物品价值也是非常可观的，即便没有数千亿美元，也足有数百亿美元，然而这些价值也没有被计算在GDP当中。从理论上讲，这些服务和商品可以获取其应有的市场价值，但在实践中是缺少可行性的。其他的暂且不说，单就每个家庭为年迈的父母所提供的看护和医疗服务而言，如果以市场价值来衡定也将是一笔巨额开支，然而这些内容也未被列入GDP的统计中。
作为便捷的近似值，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使用了GDP和GDP增长率。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通过变革现存制度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变革包括：一个社会不能只是想着通过生产越来越多的后满足型奢侈品或者其他玩具、饰品等来提升GDP增长率，而应更多地关注如何构建更加公平与民主的社会，如何更好地维护现有的自然环境。
[1] Simon Kuznets，“National Income，1929-1932，” 73rd US Congress，1934，2d session，Senate Document No.124，p.7.
[2] Simon Kuznets，“How to Judge Quality，” The New Republic，October 20，1962，p.28.第二章经济失衡挑战民主政治
临近2009年，经济危机渐入尾声。有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凭借其占据的近50%的股票份额，在2009～2012年获得了股票增长总值的95%。仅2012年一年的时间，那些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就猛增了20%，而99%的绝大多数人，其收入只增长了微不足道[1]的1%。
许多数据表明贫富差距已经愈发悬殊，这样的经济状况必然导致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以及民众抗议行为的增加。最近发生的一次影响深远的抗议行动“占领运动”就是很好的说明，这一运动源于美国，后又波及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11年9月近1000人占领了纽约金融中心附近的祖科蒂公园，抗议最富裕的1%的人群。尽管这场运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者，而且参加者的交流和沟通也多是通过互联网及大众传媒进行的，但这一运动很快蔓延到美国600多个城市、欧洲900多个城市以及日本12个城市当中。这充分表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现象已经普遍引起民众的不满，民众抗议浪潮此起彼伏。
抗议民众的要求在这些地区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他们要求缩小甚至消除横亘于1%的最富有的人群同其他99%的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但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抗议者却持有不同的主张。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将如此多的民众聚集在一起的力量并非共同的思想意识，而是一种愤怒的情绪和失望的心理。正是由于缺少共同的思想认知，抗议者在寻求解决方案时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大众传媒的报道也可以反映出民众主张的多元性，例如，有些人认为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富悬殊的现状，另一些人则认为可以通过调节税收或者金融机构等，为资本主义社会注入更多活力，从而避免矛盾的激化。
鉴于思想意识方面的差异，持不同理念的人对“占领运动”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保守派普遍认为，“占领运动”本身就是一种误导。这是因为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运作必然带来的结果，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寄希望于经济持续不断的增长，而非所谓的抗议行为。尽管保守派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其核心主张却是相似的，他们一致批评“占领运动”，并对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芝加哥大学教授）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主张坚信不疑。
一个社会如果将结果的平等置于自由之前，那么这个社会既无力守候公平，也无力捍卫自由。反之，一个社会如果将自由置于优先地[2]位，那么这个社会将收获更广泛的自由和更高水平的平等。
在对经济发展起负面作用的众多因素中，最具诱惑力的，同时也最有害的就是强调分配问题。通过对现有产品进行重新分配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所激发出的潜能根本无力同促进生产所激发出的潜[3]能相比较，在后者面前，前者变得微不足道。
相反，许多自由派人士则支持“占领运动”，并坚信另外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不平等问题方面的理论主张，他们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逐渐趋向“空洞化”，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愈发无力支付对自身及后代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也无力创建新的企业或者是改善现有企业的运行状况。华尔街的投机行为促使税收远低于其他形式的收入，这就意味着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研以及卫生事业等关键领域，然而这些领域的发[4]展对于恢复经济动力却有着直接的影响。
大约从2000年开始，收入分配发生了巨大转变，收入普遍低于一般工资和利润。或许你也曾怀疑过，认为这种状况可能不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你的怀疑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比重越来越小，那么家庭收入和支出也会随之下滑，尽管企业的利润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投资动力将明显不足，如此恶性循环，[5]使消费处于长期低迷状况。
大众传媒以及图书对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人们对经济差异和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不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撰写的总计685页的长篇学术著作《21世纪资本论》。皮凯蒂通过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审视了过去250年里20个西方国家在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的状况。出人意料的是，这本书成为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很多国家最畅销的图书。该书的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4月出版，第一次印刷的4万册很快销售一空，第二次又印刷了2.5万册。这本书俨然成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成立101年以来销量最好的一本书。日译本于2014年12月同广大读者见面，出版后，同样成为2015年伊始非小说类图书中最为畅销的一本书。
尽管皮凯蒂的这本书在美国、英国、日本也遭到了一些保守派记者和经济学家的批评，例如对其所使用的数据以及分析方法提出质疑，但是到目前为止，尚不曾有任何批评性的言论能够真正挑战或者撼动皮凯蒂的主要发现及其分析方法。至于皮凯蒂所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客观上人们还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毕竟对这一问题的争论需要进行大量的技术性探讨。读者对《21世纪资本论》还是比较认可的，这从互联网上人们对该书所揭示内容及其分析方法的支持，甚至对皮凯蒂本人的支持就可见一斑。针对那些对书中内容以及分析方法的批评，还有对皮凯蒂本人的批评，读者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反驳性回应。
在这里，我们完整地引用《21世纪资本论》结论中的一段话，尽管这段话单独用在这里会让读者觉得有些深奥，甚至需要多读两遍才能领会其中的内涵，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它呈现出来。因为通过这段引文，读者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差距会日益悬殊。
本项研究所得出的总的结论是：如果放任自流，那么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可以产生强大的趋同力，例如对知识和技术扩散所产生的趋同性影响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它也会形成强大的分化力量，这种分化力量将潜在地威胁到各民主社会以及作为民主社会基础的社会正义的价值。主要的不稳定因素与如下事实相关，即私人资本的收益率r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显著高于收入和产出的增长率g。
不等式r＞g意味着在过去的时间里财富积累的增长速度远快于产出和工资的增长速度。这个不等式表达了一个基本的逻辑矛盾。雇主不可避免地逐渐向食利者转变，他们越来越强势地统治着那些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资本一旦形成，其收益率将高于产出的增长率。这样一来，过去积累的财富要远比未来的收入所得要多得多。
财富分配长期动态变化的结果可能非常可怕，特别是考虑到初始资本规模不同会直接导致资本收益率产生显著差异，以及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财富分配的分化，这些因素都在不断加剧财富的不平等。
在阅读上述皮凯蒂著作相关内容的同时，需要对下述问题予以关注，这是很重要的。皮凯蒂是在描述历史事实，并运用他所掌握的调研数据对这些事实进行推断。因而，保守派学者和经济学家对皮凯蒂提出的各种批评很多是出于对他工作的误解，例如，认为他的发现和结论要么无力支持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要么与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背道而驰。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数据和观察结果本身，它们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现象都有所加重，时至今日，贫富分化程度已经威胁到这些国家的民主及其经济性能本身。与贫富差距相关的更多数据和调查结果将在接下来对美国、日本、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四大经济体的分析中予以进一步的呈现和讨论，第十章还将对近期货币政策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美国
透过社会学家衡量收入差异的指标基尼系数可以看出，80年代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是由意大利社会学家科拉多·基尼（Corrado Gini）在1912年提出的，是用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为0时，表示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基尼系数为1时，则表示全部的收入都被一个人所占据。因此，基尼系数越高，也就意味着收入分配越发不均等。
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72一跃猛增到2008年的0.451，2014年统计得出的可靠的基尼系数可以用于国家间比较。上一次美国收入差距达到如此之大的地步还要追溯到1927年，当时基尼系数达到0.458，那时恰恰是美国“镀金时代”的顶峰期，这一时期恰以收入和财富分配急剧扩大而闻名。
以上所述表明，在战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随着人们实际工资收入稳步提升，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有所扭转，收益分配日趋公平，但这一状况现在又被20年代弥漫的收入差距悬殊态势所取代。今天，除了一些新兴经济体，如巴西、墨西哥和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美国外，其他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低于美国。尽管从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便着手调整税收及收入再分配政策，但即便如此，贫富悬殊的现状仍未有所改善。至于美国所采取的税收及分配政策调整等内容，在第五章“美国之政治无力与经济不公”中会进行更加详细的描述。
从另一个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在1980～2008年这29年的时间里，处于顶端的1%的人的收入增加了179%。倘若将全部人口按财富占有量由多到少依次划分为五个部分，那么前20%的人的收入增加了69%，其次分别为21%、20%和17%，而处于底层的20%的人，其收入仅增加了6%。由于这里所提供的只是一些平均值，因而毫无疑问的是，有些人会感觉自己的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对于底层的20%的人来说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收入增幅差距是如此之大，最富裕的1%的人所占国家财富总量从1980年的10%迅速攀升至2008年的23.5%。这已经和1927年的状况[6]相差无几，当时最富裕的1%的人占据了国家总财富的23.9%。
相反，这一时期贫困人口数量却在稳步上升。按照美国政府的界定，贫困是指“家庭或者个人缺乏维系健康生活的基本用品”，即无力支付健康生活所需的食物、住房和衣服等开支。按照这一标准，1980年美国约有3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人口总数的13%。[7]而到了2008年，贫困人口达4350万之多，占美国总人口的16%。
2008年以来，贫富差距仍在持续扩大。自2008年9月经济大萧条来临后，2009～2011年，美国家庭净资产收入总额增加了5万亿美元，然而所有这些增值都积聚在最富有的7%的美国家庭中，这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已经十分严重的贫富差距。2011年，800万个家庭的平均净资产维持在50万美元以上，而同期的平均净资产总额为836033美元。随着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萧条，最富裕的7%的人的财富总额从2009年的19.8万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5.4万亿美元，增幅为28%。然而其余93%的人却经历了净资产总额的下降——从15.4万亿美元缩[8]减至14.8万亿美元。与此同时，1.11亿个家庭的财富下降了4%。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