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疾偏爱逆风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景端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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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疾偏爱逆风行试读：

都说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称得上文化裁缝。我又是从事翻译出版的，也就是致力于在中外文化之间，架设交流的桥梁。老来该怎么给自己画像？我想，说得文雅一点，就算是个为中外文化架桥的文化裁缝吧。

我的前半生，工农商学兵文，各行都干过，堪称无所专长的“万金油”干部。直到1975年进入出版界，才开启了我从事翻译出版工作新的人生。1996年退休又被返聘，直到2006年才完全结束编辑生涯。这三十多年我走过的道路，恰逢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时期。这个大环境，给了我难得的好机遇，使我能够在翻译出版的岗位上，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微薄的贡献。与翻译出版事业结缘，不仅改写了我的后半生，更留下了诸多铭心难忘的回忆。

回首三十多载我的翻译出版生涯，都与《译林》杂志及译林出版社的发展进程相重叠。这当中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和喜忧成败，虽事过境迁，仍历历在目。要说收获和遗憾，可以列出一大串。但最令人难忘、并引发快乐回忆的，就是我有幸结识了一大批译界和文坛的名流学者。在枝繁叶盛的译林中，这许多译界前辈或后起之秀，犹如一棵棵挺拔的嘉木，随风散发着阵阵幽香。他们的优秀品格、渊博知识和助人热忱，使我如沐清风，受益匪浅。我与诸多名家的交往，既是我的人生故事，某种程度上也赋有文坛史料的意义。如今，我已届耄耋之年。在我的众多师友中，有的已经仙游远去，有的天各一方，有的虽健在，却也很少联系。但是，我心中都始终感激他们，想念他们，这也就是我要写这本书的重要初衷。

谨以此书，表达对已故朋友的怀念；对曾经厚爱、宽容、帮助过我的人，更充满感激之忱。书中若有失敬或不当之处，敬望见谅指正。2016年5月5日一 平凡的前半生衰落的“富二代”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我父亲李仲青在福州经营大亨钱庄和大亨米庄。他被推举为福州市商会会长，从这一身份来看，那时他在福州商界，应该是有些声望的。

后来家业因为被人设局投机，经营连败失控，导致钱庄和米庄先后倒闭。我就在这个时候出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父亲前往赣东的光泽、临川、南城三县，兴办“江西民生火柴厂”和“江西农产品制造厂”，所以在当地还被看作是富人，我还能享受到富家子的待遇。比如上初一时，因为校舍处在较远的乡下，于是，我是由人陪着骑马去上学。我10岁就会骑着马跑，也算胆大吧。只是此时的家境，比起我父亲在福州开钱庄和米庄的年代，显然差得很多了。所以，我把自己的童年生活，称为衰落的“富二代”。这样的经历，对我后来的成长，包括对我的性格，无疑都产生了影响。上过四所名牌大学

我只念到高二上就因病辍学。经自修，于1950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运输管理系。因对工科缺乏兴趣，1951年我重新考进清华大学经济系。才念一年，赶上全国院系调整。清华、燕京、辅仁三校的经济系，与北大经济系的部分学生，加上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财经学院。1952年冬我转到这个学院才个把月，由于我们的校舍（北河沿原北京大学三院），要腾出来供新成立的国家计委作办公楼之用，于是安排学生外出生产实习。实习归来只上了一学期的课，又宣布全院并入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夏从中国人民大学外贸系毕业了。就这样我上了四所大学，其校园生活，各有特色。

我入学交大时上海刚解放一年，校园里还延续着不少老交大传统的习俗。那时叫学生自治会，加“自治”两个字，实际上承担了不少校总务部门该做的事。有个故事至今未忘。交大“上院”和“中院”的学生宿舍，是老房子大房间，条件较差；而礼堂后面的新院，楼新房小条件好，以往都是高年级住新院。解放了有人觉得老规矩要改，主张各人抽签，抽到哪里住哪里。面对争论，校方交给学生自治会去讨论，最后认为按高低年级轮流住的老规矩更公平，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当年交大校园非常活跃。一是讲座多。讲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分析一本书。主讲人既有专家名人和教授，有时也有学生。有个讲座很有趣：那时交大学生，有穿长袍的，也有穿西装的。有个讲服装文化的讲座，后来竟演变成“长袍派”与“西装派”的辩论会。

二是社团多。有些社团水平还挺高，如话剧团，请了电影明星高博当指导，排的戏常被请去校外演。此外还有一群相同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准社团”。例如有个“普通话沙龙”，相当于今日的“英语角”。因为那年代，不少上海及江浙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很差，于是就请北方同学当小先生，互学互练。

三是竞赛多。交大常搞各类体育项目比赛，尤其交大篮球队，可算是当时上海滩篮球劲旅之一，好几名队员都是上海篮球界的明星。当时上海著名的回力篮球队等常来校比赛，这可大饱了我们的眼福。

清华园值得怀念的事很多。首先校内经常有形势报告。有次批判“崇美思想”的报告，举出协和医院为例。说别人在你身上插了把刀，你还称赞这刀好，这是对美帝文化侵略的漠然。当时就有人激动地表示不再去协和看病了。那个年代，有这种认识并不奇怪。

1952年初开展教师思想改造，各人都要在大会或小会上检讨批判旧思想，也就是杨绛先生所说的教师“洗澡”。因为许多名教授的检讨，内容丰富，见解新颖，一场检讨就是一篇好文章，所以几乎每场我必定去听。记得费孝通检讨时，流着泪把自己痛骂一通，一次就通过了。而潘光旦和雷海宗，只承认教育思想有错，而未检讨政治立场，以致检讨了好多次还没过关。“洗澡”运动尚未结束，又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贪污的人被称作“老虎”，我也被指派参加“打虎”，就是轮流看管被隔离审查的嫌疑人。我看管的对象是一位胖胖的校医，他被怀疑把医院的药拿去卖。有一天我上体育课不慎腿刮破了，一下课又赶紧去值班“看管”。那位校医见我腿上渗血，指着柜子中的红汞及纱布，示意我自己包扎一下。因彼此不允许讲话，我只默默点了一下头。“三反”结束后有次我去校医院看病，恰逢那位医生在上班，显然他已被“解放”了。我接过处方后特意朝他说：“那次腿伤，多谢你指点包扎。”他显出苦笑状，嘴上没说心里肯定很抱屈。在清华一年中不断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这对培养我后来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无疑很有帮助。

在中央财院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一是在实习中发现外贸公司，除对苏贸易外，包括对东欧在内的各国来往，都使用英文，而我们上课学的又全是俄文，于是有些同学就私下暗学英文。那年代学英文，常被看成落后的一种表现，所以避到树林里背英文单词的同学，就成了校园一景。二是有次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来做报告，他说你们这批大学生都是“十一干部”，意思是国家需要十个人，只有一个人能满足条件。还说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四年制的学生要提前一年毕业。听了这些话，眼看即将走向建设岗位，同学们都极为兴奋，并有了一项直接的成果，就是男女同学恋爱成功的概率明显提高了。

五十年代的人民大学，“苏化”的影响很鲜明。课程设置、授课内容和教学方法，基本上全是学苏联的，学生除听课外，很强调“习明纳尔”（相当于课堂讨论）的作用。考试方法更特别：非主业课不考试，像俄语、国际私法等，看平时测验成绩就行。期末考试通常只考两门主业课，考试全用口试。每人入场后自抽考题，先准备一二十分钟，然后坐到老师面前，口述对考题的理解，必要时再回答老师的提问。考完当场评分，分5、4、3、2分四档，3分为及格。这种考法好处是，光死背答案不行，要表现出自己的理解程度及判断能力。缺点是，口试只能考一两个大问题，不利于全面衡量所学课程的程度。此外抽题的“运气”和口才好坏，对评分都会有影响。

人民大学调干生多，党员多，校园里政治氛围很浓。毕业前夕，有位调干生同学的妻子从农村来校探夫，同学们要组织一次晚会闹一闹。我因为听说夫妻俩昨晚睡觉中被风刮醒，就借此写了一副对联张贴在会场中。上联是：“昨夜春风吹醒惊坏红床好梦”，下联是：“今晨朝阳照枕甜忆良宵佳情”。原本是一次取乐玩笑，竟被班干部认为“小资情调太浓”，只好从会场撤掉。我有件旧大衣嫌小了，就学在上海交大时常见的办法，写了张出让大衣的纸条贴在食堂布告板上。谁知竟招致团支书的批评：“你经济若有困难可以向组织上讲，现在公开贴纸条，让人看到中国大学生竟要出售自己的衣服，影响多不好！”我连忙把纸条撕掉了。上述种种，今天看也许有点可笑。但这就是历史，也是美好有趣的青春回忆。走进国家机关大门

人民大学毕业时，起初分配我留校当助教。因人大外贸系又与中央外贸学校合并成立北京外贸学院，所以改要我去该院教政治经济学。当时全班80多人，只留下谭建业与我两个人当助教，无疑是很大的荣幸。但我无意当教师，打报告要求去做外贸实际工作。居然获准分配到对外贸易部所属的中国茶业公司，搞茶叶出口商情工作。进“中茶”公司不到一年，调我去经理室当秘书。不是党员能当秘书，是对我很大的信任。

1955年春外贸分家，我又跟随两位副经理转到新成立的农产品采购部茶叶局当秘书。有一天，局长叫我到杨一辰部长办公室去，说有任务交代。这是我第一次进部长办公室，心情难免紧张拘谨。不过部长倒很和蔼，微笑对我说：“今年春茶丰收，去告诉程局长，选两种新茶样品，每种一听，按我列出的名单和打好的信，分送给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要注意：保证质量，细心监管，不要声张，专人专送。”

局长当然很重视，商量后吩咐我：一、通知评茶室，挑选浙江龙井和安徽毛尖两种样茶，就说送展览之用，必须挑选精品，绝对保证质量；二、选茶装罐时，必须专人全程监管，并严格封口；三、弄好后，派车由你专程去送，这件事现在不要对别人说。接此任务，我真有诚惶诚恐之感。我看名单算了一下，列有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贺龙、陈毅、邓子恢、乌兰夫、李维汉、陆定一等15位，每人2听，一共30听。再看信件，大意是说，由于加强收购工作领导，提高收购价格，增加收购网点，改进评茶计价方法，使茶农种茶制茶积极性大大提高，迎来了春茶增产提级、入库量创纪录的大好局面。特选送两种新茶样品，供尝新品评。

在装茶之前，局长、几位副局长还有我，还研究了用什么包装为好。有说去商店买现成的礼品盒，好看又省事。也有说可以用评茶室的锡茶罐，那是保存茶叶的传统用具。也许那时我是年少冒失，不知哪来的勇气，竟敢不赞成领导这些意见，我说：“杨部长信上，说的是送新茶样品，那就不如仍用常用的马口铁样品罐，显得就是样品。”不料这个意见竟被采纳。当天下午，一位副局长同我一起在评茶室，监管了30听样茶的选茶和包装全过程。每一样，都另装有备份，编号留存。

送茶那天，我向办公厅行政处要了一辆车，只说去中南海送文件。进了中南海北门，向中央办公厅接待同志说明来意后，他去打了个电话，然后回来对我说：“请把信和茶叶留下。但有三位，你们要另外送去。陈毅同志的，请送到外交部；贺龙同志的，请送到国家体委；乌兰夫同志的，请送到内蒙古驻京办。”我不便多问，只请他签收后，按他的吩咐，再分头去送。

先到体委，送去签收后，很顺利就完成了。接着到外交部，那里的接待非常严格。先问同外交部什么人有过约定，陈毅同志知道不知道这件事，茶叶是哪里产的，在什么地方包装的。随后又要我先打电话预约，然后由外交部相关的人员出来接待我。我真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周折，又不想折回去再来一番预约。这时想起，每年外交部礼宾司，都要向我们局选调一批礼品茶，供驻外使领馆招待之用，我同礼宾司里有个人联系过。于是就打电话找他，正好他在，就出来见我，答应会把茶叶转交给陈老总的秘书。不过临走他笑着补了一句话：“今年给部里的礼品茶，也要选这样好的哎！”“好，一定向领导反映。”

最后来到内蒙古驻京办，也很顺利签收完毕，只是一旁有位中年人问我送的是什么茶，我答是绿茶。他好像随口说了一句：“哦，蛮好，不过我们蒙古族人，多习惯喝砖茶。”这句话我记在心里，回来向局长说了。局长随即叮嘱：明天再补送两块好砖茶去。

几天后，杨部长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有好几位中央领导给杨部长回电或回信，为收到新茶称谢。杨部长因这件事办得顺利也很高兴。他还关照，再给帅孟奇大姐补送一份去。我说好，第二天就送去了。

2002年我在成都看望已九十高龄的程容局长，回忆起当年在农产品采购部的一些旧人旧事。得知杨一辰部长，因对“大跃进”搞浮夸有不同意见，被贬到青海降为商业厅厅长。“文革”中又因拒绝诬指刘少奇是假党员而备受摧残，被打断一根肋骨和三颗牙。平反后先后在河北、河南任职，1980年在河南省副省长岗位上病故。如今想起这件往事，难免深深怀念这位老革命。

农产品采购部只成立了一年多就撤销，其业务和人员全并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1957年反右运动后期，我被下放到蚌埠化工厂劳动锻炼。“大跃进”年代，我当上了化工厂的化验室主任。1958年冬调回北京。此时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又与商业部合并了，我又调到商业部饮食服务局，从事组织撰写《中国名菜谱》工作。

从1951年到北京，到1962年冬调离北京，十一年间，我在北京上过三所大学，两次离校生产实习，待过中央四个部，从事过五项不同的工作，其间还下放安徽一年。算起来，几乎一年就有一次变动。如此频繁的变迁，使我认识很多人，见过很多事，无疑丰富了我的阅历，也增添了我人生的色彩。反右时参与整人的忏悔“反右派”运动时，我刚调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研所。因为是新建机构，研究所本身没有“老账”可算。所以运动初期，我们主要是学习，谈谈外面见闻。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右派”发起反击时，发现风向有点变化。所里几位党员的发言，看得出有针对一名新来年轻人的倾向。

此人叫秦增护，上海人，人民大学国内贸易系毕业，与我同在商品学研究室。他来所才几个月，除参加运动，没干任何工作。平时爱说话，爱插话，还喜欢传播社会上的消息。因为他在所里，有时曾转述过社会上某些“右派”的言论，这些后来竟成了他的“罪状”。

那时我是共青团员，在大学时就是党员发展对象，所以运动中，我被列为“左派”积极分子。有一天党支部开会，也叫我列席。可能上面已“下达”了抓“右派”的任务，我们所人少，好像至少也要抓一个。会上认为秦增护有对党不满情绪，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批判。我心中虽有存疑，但在那种环境和氛围之下，不仅是我，恐怕到会所有的人，都不敢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大家都赞成以秦为目标，开展研究所的反击“右派”斗争。

因为秦与我在同一个室，又年龄相近，领导就要我多接近秦，以便更多地“挖掘”出他的反党思想。那年代，我真把这看作是党对我的信任。加上自己存有私心，一直想争取入党，也指望以积极“批秦”的表现，来为自己的进步加分。有时明知那话不是秦说的，是他转述他人的话，或也知道秦所讲不是那个意思，但在“奉命批判”加上“自我表现”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对秦仍干起了“扣帽子”、“放大事实”、“无限上纲”之类的事。那时，政治上的盲从，已经压垮了自己的是非判断。面对“反右派”洪流，我违心地随波逐流，失去自制。

例如，报上有人批评由组织上选派出国留学生这种做法，秦表示同感，曾发言支持实行选派留学生公平统考。这本是别人的主张，但我却说他“恶毒攻击党培养干部的方针”，“要剥夺工农子弟受教育的优先权”。报上有人批评苏联曾运走东北的机器设备，秦在所里发言时讲了这个情况，并没多说什么。但为了把他“批倒”，我质问他：“你没在东北，怎么知道机器被苏联运走？”“你只讲苏联运走东北机器，为什么不讲苏联支援我们156项建设？”就是这样，把“恶毒攻击苏联”的帽子给他戴上了。

在“左派”和我这样积极分子的批判下，秦增护终于被打成“右派”。多年后得知，他在河北某县劳动改造时，在一次意外中溺亡。对于这位几十年前的可怜同事，我为他的不幸遭遇，深感痛心惋惜，也为自己的违心自私，备感愧疚与忏悔。但愿这样的悲剧，切莫再发生。那种随意上纲、违心整人的历史，更不能再重演。插队农村五年

1962年我调到南京，分配在江苏省手工业管理局办公室，还是做秘书工作。1965年春被派去苏州望亭公社搞“四清”。“文革”初期被当权派内定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幸好后来批反动路线，才避免了挨斗。1970年起，全家下放苏北泗阳县农村插队五年。从出身“富二代少爷”，到住茅屋、抬大粪，这个反差不可谓不大。不过我还算幸运，我的家虽然安在生产队，但我却被调到县委宣传部搞新闻报道。

这期间，有一点我至今感到有愧不安。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不少“报道”是不真实的，我自己就写过假报道。有一次派我去釆访公社干部在抗灾中“活学活用”的典型。我到后看到暴雨已将河堤冲开一个决口，先前投下的石块太小，收不住口，水流更急，眼看有崩堤的危险。只见有好几个人，扛起岸边装有泥沙的草包，纵身跳入齐腰的河中，迎着湍急的水流，把草包摞在决口上。一人摞好另一人再来。经过半个多小时紧张的战斗，决口终于堵住了。这场抗洪胜利，规模虽不算大，但其场面还是挺感人的。

到了晚上，公社通讯员交给我一篇他先写好的报道草稿。文中大段写了以公社书记为首的公社干部，如何“活学活用”亲临抗洪现场，勇敢跳入河中堵决口。突出宣传公社书记带头，才取得了这次抢险胜利。我到过那里，根本没见到公社书记在现场，更没有他带头跳下河堵决口这些情节。本该删去重写，但我又想，这样写显然是有人授意，也一定经公社相关领导看过。倘若我加以删除改动，明显暴露我在做恶人，那往后恐怕要招惹麻烦。内心斗争结果，我的私心占了上风。为了不得罪人，我违心地只稍作文字修改，把假报道发出去了。回想当年，我竟也成了浮夸风的一个推手，对此深感自责。

农村插队五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妻子生了个儿子，我当上父亲了。二 与翻译出版结缘中年跨进出版界

1974年春，有一次我从泗阳上南京送稿子，顺便去看望新华社江苏分社副社长张竞同志。在望亭搞“四清”时，我曾同她在一起。这是一位待人和蔼、亲切、文笔又好的老大姐。聊天中得悉，她老伴高斯同志已被任命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正在物色引进懂外文的编辑。知道我学过英文与俄文，她准备向高斯推荐。我当然表示感谢。后来我也见过高斯同志，经过组织上的联系，1975年1月，我正式到江苏人民出版社报到，我爱人则调到南京艺术学院。这年春节前夕，我们全家又迁回了南京。这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由此开启了我后半生的编辑出版生涯。我不是千里马，但高斯同志确是一位识才爱才的可敬伯乐。得益于他的启用，我才获得了报效社会的广阔平台。对于高斯同志的知遇之恩，我会永远铭记。

到江苏人民出版社报到后，我先是分配在科技组。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为宣传普及预防地震的常识，我约请江苏地震局的工程师，赶写了一本通过民间见闻来了解及预防地震的科普读物《地震预防手册》，并参照此书内容，我编写出连环画册的文字，请美术人员配画，同时出版了《地震预防》的连环画。这是我进入出版界编的第一本书，多次重印，发行了好几十万册。

那期间，国家出于了解世界各国历史和地理的需要，决定由商务印书馆牵头，组织能胜任的出版社，联合翻译出版分国别的“外国历史”及“外国地理”两套丛书。江苏承担了出版摩纳哥等七个南欧国家历史，以及乌干达等六个非洲国家地理书的任务。首先碰到的困难，就是很难找到这些小国家的翻译版本。为此，我几次上北京，找过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还去过北京大学、中科院地理所等多家图书馆埋头找书，好容易找到几本合适可用的，连忙通过馆际互借，暂时解决了翻译版本问题。

1975年底，周总理生前最后签发的“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中，江苏参与编纂《汉语大词典》并独家承担六种外语词典的编写与出版任务。为此省里成立了“中外语文词典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我成了这个“词办”最早的主要工作人员，承担起组织省内中外语文词典编写人员，管理各编写组，以及与外省市“词办”的联络、交流等工作。

江苏参与《汉语大词典》编写的教师有10个组、近百人，我同他们一起，如期保质完成了看古籍、选词条、查例证、做卡片等编词典的早期工作。另一部《汉英词典》，是从各地抽调英语教师，集中在南京编写。因此不但要处理编写外语词典中的学术问题，还要管理这些编写人员的吃住和医疗等许多杂务。

我听说南京外国语学校有校舍闲着，就上门宣传编汉英词典的重要意义，好不容易说服校方答应出借10间教室，作为词典编写组的办公及生活用房。又去省级机关事务局，经过好说硬磨，借到供20个人用的桌椅和床铺，再从江苏饭店借来20套床单、枕头和被褥，终于解决了编写人员的后顾之忧。总之，那时我初进出版界，工作尽管烦琐，但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对这项新工作，充满激情，十分满意。白手起家创办《译林》

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1979年初，江苏省委要求省出版局，研究办一本介绍外国现状的翻译刊物，领导要我先拿出意见。

经过一番调查征询，我了解到，介绍外国社会科学，难免涉及政治问题，敏感内容恐怕难把握。至于外国文学，1949年以后，主要出版苏联作品、外国进步作家作品以及少数外国古典文学名著。“文革”中，除了出版过《南方来信》外，外国文学出版物几乎绝迹了。1978年，针对当时书荒的情况，文化部出版局决定由各地协作分工，赶印一批文学图书供应市场。尽管是重印少数外国古典名著的老书，依然受到读者的抢购，表明人们对外国文学的需求是十分迫切的。

为此，我想还是办一本外国文学刊物吧，这个建议得到了上级支持。当时外国文学杂志，北京有《世界文学》，上海有《外国文艺》，那么，《译林》该如何定位？我向本地一所大学搞外国文学研究的教授请教，没想到他对我大泼冷水。说你们出版社在外国文学方面，既无专业人才，更无必要资料，单靠你们自己搞不起来。不如把编辑部设在我们大学，我们编好，你们出版。我一想，那这本杂志岂不成了专登他们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这跟我的想法不同，自然拒绝了。

我不是外国文学科班出身，也不曾学过外国文学史，这是我专业上的先天不足。不过正因为这样，我也许少了点那种“学院派”思想的束缚，研究《译林》的定位时，思想上没有先入为主的框框。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敢想敢干。当时我的基本出发点有两条。一是，要有助于了解外国当今社会的现实。《译林》要多介绍新作家、多登新作品。二是，《译林》选登的作品，应该文字易懂，故事好看，通俗健康。基于此，同时也为了有别于北京、上海已有的两本刊物，我们确定《译林》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重点介绍外国当代文学。在选材上，要优先选择紧密联系外国现实生活、可读性强的当代流行小说。办刊指导思想明确后，我开始了筹办我国第一本大型外国文学期刊《译林》的艰难历程。请名家当编委的考验

我以前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接到创办《译林》任务时，我对文学翻译几乎一无所知，翻译界更是一个人也不认识。我自知专业知识浅薄，要想办好《译林》，必须找专家拜师求教。正好见报载翻译家戈宝权是江苏人，我就冒昧给他去信，说明创办《译林》的原委及期望，请求他对家乡这个新办的刊物给予指教和帮助。原只是试试看，没敢抱太大期望，谁知很快就收到他的热情回信，除肯定办《译林》的必要性之外，还附寄他所译的罗马尼亚诗人爱明内斯库的六首诗歌，供《译林》创刊号刊用。得到这个意外的支持，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并想到要成立一个高水平的编委会。

了解《译林》历史的读者还记得，《译林》有个显赫的编委会，成员包括了钱锺书、杨绛、戈宝权、卞之琳、王佐良、周煦良、杨周翰、吴富恒、杨岂深、冯亦代、毕朔望、范存忠、陈嘉、戴镏龄、李芒等二十多位著名学者，后来又增添了萧乾，全是译界一流专家。许多人纳闷，李景端这么一个无名之辈，凭什么能请到这么多名家给《译林》当编委？其实连我自己，起先也不敢奢望能得到这许多名家的支持。回想起来，邀请编委的过程，是对我踏入翻译编辑岗位的一次考验，也是促使我成熟的一次极好锻炼。

1978年秋我出席广州召开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时，曾与多位英语界专家一起参加小组讨论会。明知他们未必知道我，但觉得很有必要结识他们。我就想从诚邀他们出任《译林》编委入手，一个个上门去请驾。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许多知识分子还处在被禁锢和心有余悸的状态，加上对新创刊的《译林》不了解，所以请编委的过程十分艰难。能请到的每一位编委，几乎都有一段曲折反复的故事。

就说请北京大学杨周翰先生吧。我先对他的基本情况和学术成就做了一番了解，看过他编的《欧洲文学史》，还知道他的夫人是我的福州老乡。第一次去北大拜访，他听说我的来意后没有表态。我就不谈《译林》的事，先聊他的《欧洲文学史》。我说：“在广州的会上，您说我们过去编的外国文学史，大多受了苏联‘左’的思想影响，对西方许多作家和流派都持批判否定态度，现在有必要改过来重新认识，对这个见解我很赞同。不过，苏联文学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存在已久，这是历史事实，编文学史恐怕也不宜将其简单删去，可否把有过的不正确观点照写，但要加上新的认识和批判，这样似乎更能如实和完整反映历史的进程。”也许他听了这话，觉得彼此还有共同语言，态度显得热情许多，但对当编委还是没有表态。只说他有事要出去，约我明天下午再来，看得出他还需要考虑。

第二天下午再去的时候，杨先生像研究生答辩一样，一连问了我十几个问题。比如《译林》选材的标准、当代与古典的比重、如何看待西方现代派、东西方作品如何兼顾、评论占多大比重、对性和暴力的描写如何处理、译文质量如何把关、编委的职责，等等。幸好这类问题我们事先都做过研究，刊物大体都有自己的定位，于是我一一作了回答。杨先生听后迟疑了好一会儿，我真担心我的“口试”会不及格。不料他突然抬头，微笑着说：“我正在编写外国文学史，以往写法都把通俗文学排除在外，但像美国爱伦·坡、英国柯南道尔这样作家的作品，确实拥有大量的读者，可见通俗文学这个领域也值得关注。好，我接受当《译林》的编委，以后可以从中多看到一些西方当代的通俗文学，这样可以扩大研究文学史的视野。”听到这里，我才算松了一口气。如果说请杨周翰是一次试题不难的“口试”，那么请周煦良，却是经历了一场多次考核的“答辩”。

我久仰周煦良先生的大名，但从未谋面。承陈冠商教授介绍，我第一次在上海去看望正在住院的周先生，还没提请他当编委的事，他就先对我说：“西方当代作品良莠不齐，比较复杂，《译林》以介绍这个为主，要当心风险。”我理解这位老学者的顾虑，解释说：“就像外国人只看《红楼梦》不可能了解今天的中国一样，中国读者若只看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的作品，同样不能了解今天的外国。《译林》主张打开窗口，就是要介绍当代新作，帮助读者了解当今的外国。”他没作声，看来对这一点没有异议。我进一步说：“翻译的作品还要吸引人有兴趣看，所以要尽量选有可读性的通俗小说。假如《译林》能发行到40万，一本杂志有5个人看，那就能把200万人吸引来看书，这就是个大收获。”听我这样说，他笑了。但当邀请他出任编委时，他以一句“等看了杂志后再说”回避掉了。

第二次去拜访，周先生说，《译林》创刊号内容健康，各类文章搭配得也不错。还说，《尼罗河上的惨案》小说比电影细致多了。不过他又问，西方通俗小说多种多样，你们如何选择掌握？我答，主要选真实反映当今社会现实的流行小说，例如社会小说、经济小说、法律小说等。他问：“有犯忌的描写怎么办？”我答：“就适当做些技术处理吧。”他边点头边说：“我才看到一期，编委的事，等着再看看吧。”《译林》第2期出刊后，我第三次又去拜访。这一次周煦良格外热情，说，《译林》选登《吕蓓卡》很好，他在英国时就很喜欢看这部作品的原著，它的写法，值得中国作家参考。这时他才认真地问我，对编委的要求及联系方式等一些具体问题，我一一作答后，他颇显兴奋地说：“看了两期，印象还不错，好吧，我接受当《译林》的编委。”当时我真有“又攻下一关”的如释重负之感。

请编委过程中，当数请钱锺书夫妇最富有戏剧性。我得知钱锺书、杨绛和卞之琳这三位都是江苏老乡后，就求戈宝权代我们出面去请。钱锺书已经多年谢绝担任编委、评委这类虚职的聘请，也许是戈宝权的面子大，经他一番游说，先是钱锺书接受了聘请，随后戈宝权提议把杨绛也一起请进来，我当然高兴赞成。算我运气好，钱、杨二老果然都答应了。

可是当我把编委名单送给当时我的上司审阅时，此人长期搞政治宣传，一向与文学翻译无缘，对杨绛的学术声望更一无所知，竟将她的名字删掉了。面对顶头上司这种无知的决定，我虽想不通但又无奈，只好编了个明显站不住的理由，致信钱锺书先生说，《译林》才创刊，编委人数计划逐步来扩大，对杨绛打算放在下一批再请。钱先生接信很不高兴，立即把他自己原先的答应也收回，老两口都回绝了。这可把我急坏了，戈宝权对事态如此发展，也深感遗憾与焦急。我那位上司见此情景，又要我再去做工作，把局面挽回。这一下可真把我为难死了。没办法，我只好认错自责，再央求戈宝权出面帮我“救火”。戈宝权还真仗义，连忙亲自再上钱锺书家当说客。我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办法说服他们，反正最后总算雨过天晴，钱锺书、杨绛夫妇不但都接受了担任《译林》编委的聘请，而且还开启了我与他们往后多年密切的交往。

通过请编委的过程，不仅使我有幸结识了文坛译界好多位名家，更使我学会了编辑该怎样去做作者的工作，懂得了与名家打交道中要注意哪些问题，特别是从这些前辈学者身上，看到和学到为人及做学问的高尚品德，给我的编辑生涯注入了一股启蒙和益智的源流。三 《尼罗河上的惨案》引发的风波冯至的“告状信”

1978年夏天全国影院正在放映英国侦探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我想，若把该片小说原著译出，一定会使观众了解到影片中疏漏了的许多细节。为此，我决定《译林》的创刊号，就刊登《尼罗河上的惨案》小说全文。1979年11月出刊后，引起长年看不到西方当代小说的广大读者很大震动，两版印了40万册还不够卖。没料到高兴不到几个月，一阵狂风猛烈地向我们袭来。1980年4月中旬，北京方面传出，胡乔木同志在一次讲话中，点了《译林》的名，我们感到十分惊讶，四处去打听。原来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于当年４月７日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对江苏出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浙江出版《飘》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信中说：

目前有关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某些情况，觉得与左联革命传统距离太远了。近年来有个别出版社有片面追求利润的倾向，当前我国印刷和纸张都很紧张，他们却翻译出版了些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品。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丛刊《译林》1979年第一期，用将及全刊一半的篇幅登载了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一作家的《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这些书刊被一部分读者争相购阅，广为“流传”，印数达到数十万册以上。

侦探小说中也有优秀的、启人深思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时还能造成坏的影响，根本谈不上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任何好处。克里斯蒂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已开始写作，三十年代已大量生产，我见闻有限，过去却很少听人提到过她，为什么现在忽然这样“时兴”？从这点看来，我们读书界的思想境界和趣味，真使人有“倒退”之感。

我国自从“五四”以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于新文学的建设和革命事业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回想三十年代，我国进步的出版界，出了许多进步书刊，为革命事业做出不能磨灭的贡献。现在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责任于不顾，出那些“惨案”、“谋杀案”之类的书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去年8月，美国文学研究会在山东烟台开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会上散发了3种他们新出版的美国小说（按：指《钱商》《珍妮的肖像》《医生》）。一位美国专家说，这样的小说，在美国都是供人在旅途上消遣，看完就抛掉的书。据我所知，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正派的出版社和书店，也很少出版出售红红绿绿只供人旅途上消遣的书籍，想不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的出版社，却有人对那样的书趋之若鹜，这真是有失我国文化界的体面。还听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飘》印了几十万册，大为倾销。既不问《飘》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也不问翻译的质量如何，这种行动，除去为了赚钱以外，我得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可是“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当前出版界和读书界之所以有这种混乱现象，可以说是对于十多年极“左”路线广设禁区的一种惩罚。希望出版界多出些好书，不要趋“时”媚“世”，多想一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者应负的责任，把不良的风气扭转过来。

以上只是个人的感想，可能很不恰当，但我感到有向你陈述的必要，请你指教。

胡乔木同志将这封信，加了批语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研究处理。如果是“文革”期间或在此之前，像这种由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批转给省委“研究处理”的文件，那可是一件政治大事。幸好这事是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正在拨乱反正，清算各个领域长期留下来的“左”的流毒，因此，江苏省委对待此事十分慎重。当时的省委书记许家屯在这封信上做了如下的批示：

……《译林》还是应该办下去，但选稿应当坚持党的文艺方针，要办得更好，要认真做到为社会主义四化服务，这方面建议认真总结改进。还应开展文艺评论工作。

接着，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在内刊《调查与研究》上，转发了乔木同志批转的冯至先生的长信，并加了如下的按语：

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和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我们应该认真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但在出版这些作品时应采取慎重态度，分别情况，有所选择。对一些可资借鉴而内容不怎样健康的作品，可内部发行，主要供文艺工作者参考，而对于广大群众，则应当努力提供有益于身心的精神食粮。《译林》以介绍外国当代文学作品为主，使读者通过这些作品了解当代外国的文艺动向和社会状况。我们希望《译林》以及其他文艺刊物，都能够通过这封信，总结自己的工作，帮助群众提高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以便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江苏省出版局党组在接到上述文件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党组书记、高斯局长认为，在电影公开放映《尼罗河上的惨案》之后，《译林》把其原著加以翻译出版，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认识这部作品，这不是什么错误。如果要算是“大错误”的话，“我作为局党组书记，当然应负责，撤职、党纪处分我都接受，但是我还是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局党组在高斯同志所持观点的基础上得到了共识，强调对《译林》要实事求是，不要轻率地采取组织处理。随即党组责成我们编辑部对照党的文艺方针，认真全面进行自查。我们的申辩

我们在自查报告中说，克里斯蒂一生写了110部作品，有侦探小说，也有戏剧等其他作品，已有15部小说拍成电影，17部剧作搬上了舞台。1971年受封为英国女勋爵，1979年以她的生平事迹拍成的传记片《阿加莎》，被美国评论界誉为最佳电影之一。国内许多报纸，也都对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发表了赞扬的影评。同名小说在《译林》发表后，戈宝权、杨岂深等老翻译家都认为克里斯蒂的作品，不同于早期侦探小说那种单纯叙述破案的经过，而是结合案件的侦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写作技巧也有特色，介绍一些像这样比较好的侦探小说，是有借鉴作用的。总之，我们认为，《尼罗河上的惨案》既不诲淫，又不诲盗，对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认识作用，《译林》登它没有错；唯一的缺点是，在当时纸张较紧张的情况下，印数多了点。

至于冯至信中批评的“三种美国小说”，我们说《钱商》作者阿瑟·黑利的小说，都是以医院、机场、汽车工厂、银行为背景，反映美国社会在越来越现代化的情况下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该书是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推荐并组织翻译的，叙述美国一家大银行，受了跨国公司的欺骗差一点倒闭。这对于我们了解国际垄断资本的渗透和竞争，以及美国金融界的现状，都是有帮助的。此书翻译出版后，复旦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等单位，都来信要求代买。《医生》是南京大学陈嘉教授推荐，并由南大外国文学研究所翻译的。这本书描写一个百万富翁的外孙因病成了白痴，他仗着自己有钱有势，要把“误医”的罪名强加给医生。后来由于一位年轻女律师仗义执法，在一场复杂的官司中，把对方强加的不实之词一一驳倒，最后证明造成婴儿白痴的，正是百万富翁自己。许多读者反映，阅读这本书，有助于了解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以及资产阶级自私的本质。《珍妮的肖像》是一部美国当代抒情幻想小说。这本书是翻译界老前辈周煦良推荐并由他自己翻译的。小说描写一个穷画家偶然遇见一个杂技演员的小女儿，画家替她画像，少女成人后去法国读书，最后在回美国途中被台风卷入海中，画家下海去救她没有救成。这一段梦幻式的纯洁爱情，终以悲剧结束。全书写法新颖，文字优美，丝毫没有庸俗的色情描写，读起来像一篇优美的散文。老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总编辑郑效洵读了此书以后说：“好多年没读到这样的作品了，江苏出版这样的书，让读者增加见识，这是好事情。”上海师范学院外语系还把这本书作为给学生上翻译课的辅助教材。

在自查报告中我们还强调，所谓“高雅文学”同“通俗文学”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世界上许多保留下来的名著，早期多是以“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出现的，我国的《诗经》《水浒传》和《红楼梦》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当前西方的某些现代派作品，尽管是名作家写的，但是内容隐晦，写法古怪，一时不容易为我国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因此，介绍一些外国好的“通俗文学”作品，对于打开“窗口”，了解世界是有好处的。

冯至的信中提到要继承“左联”时期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传统，这一点我们赞同。我们的理解是，主要应该继承“左联”时期那种使文艺促进革命事业发展的精神，至于具体到介绍外国文学的哪些方面，恐怕不能不考虑到五十年以来的时代变化。八十年代的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着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现在对介绍外国文学的要求和内容，显然要比三十年代更全面更丰富，何况外国文学本身五十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有选择地介绍一些外国比较好的“通俗文学”，也是符合党的“双百”方针的。对待“通俗文学”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以此就说我们“追求利润”，“倒退”，“堕落”，“有失体面”，“趋时媚世”，甚至“把外国人抛掉的东西也捡来翻译”等等，这些不实之词，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期刊会议上不同声音

这份自查报告上报以后，我们处于等待处理的状态。1980年5月上旬，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译林》作为刚创刊的新刊物也被指名邀请参加。省出版局党组决定派陈立人副局长和我两人代表《译林》去出席。报到后领文件，发现每人文件袋里都有一份冯至先生所写的那封长信，听说会议日程中还要安排他在大会上发言。陈立人和我都预感到《译林》“备受关注”的压力。因为经过认真的自查，我们确实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有了这个底，陈立人同我商量，头两天我们只听不说，到该说的时候就理直气壮地表明我们的观点。

当时《译林》才创刊，到会的文艺界人士我都不认识，可是在发言中，他们都不同意冯至信中对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看法，也不同意介绍侦探小说太多“已形成一种倾向”这样的估计。如冯亦代说，他是研究英美文学的，去年他参加过在烟台召开的美国文学会议，也看了江苏出版社送请代表提意见的三本美国小说，这些书的作者是严肃的，书的内容也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的现实。这几本书都是著名翻译家推荐的，译文质量也是好的，把它介绍过来是件好事。为什么要借一个美国人的话，指责这些书是“红红绿绿”、“随手抛掉”的呢？他还说，《读书》杂志（按：冯亦代当时任《读书》副主编）下一期就要登一篇怎样看待外国侦探小说的文章，大家争鸣嘛。还有同志说，浙江出了一本《飘》，难道就能把社会主义飘掉吗？

看到会上的气氛比较民主、活跃，我也就坦率地谈了我们的看法，主要内容是：（1）估量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形势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出了一两本有争议的书，就认为出现了什么倾向，更不能因此把出版界、读书界都说成是“倒退”。（2）对外国通俗文学、侦探小说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应当提倡讨论、争鸣，不要简单地下个“堕落”的断语。（3）“左联”时期的革命精神要发扬，但时代已变化了，今天介绍外国文学的视野，应该比五十年前要有发展，这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需要。（4）《译林》是江苏省委指示办的，它的办刊方针和宗旨也是经过上级党委审核批准的，刊物定价并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因此不存在唯利是图的问题。（5）老前辈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我们欢迎，但采取向中央负责同志“告状”的办法代替正常的文艺批评，这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

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行达一听了我的发言后，认为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同冯至信上反映的不一样，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领导同志了解。于是一散会他就约我专访，并连夜编发了一篇内参专稿，题目是《江苏省〈译林〉编辑部副主任李景端谈当前外国文学出版情况》，刊登在新华社1980年5月8日《国内动态》第1194期上。这篇内参主要是反映我的观点。大意是：

第一，有些同志对当前文学方面出现的问题，认为已形成了“偏离社会主义”的右倾倾向，显然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左同右”是个政治概念，加上“四人帮”在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动不动把不属于右的东西都说成右，其后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第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些同志认为是出版社为了赚钱。我们觉得不能这样简单下结论。《译林》每印张的定价，比国家规定的标准还低。实践中，有些虽能畅销但内容不很健康的译稿，我们宁可不赚退稿；有些好作品，明知要赔钱，我们还是照出版。

第三，要注意把方向性同学术性区别开来。应该提倡讨论、争鸣，而不宜用行政办法轻易肯定或否定。我们很赞成耀邦同志讲的，对文艺问题不能性急，要慢慢来。要允许不同的实践。

内参最后还说，李景端同志恳切地希望保护作者、编辑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的积极性，拥护对文艺立法，既要立禁止的法，也要立保护作家、翻译家和编辑人员积极性的法。王任重一锤定音

会议上多数人类似的看法，主持者肯定是会知道的。后来通知说，原定冯至先生的大会发言不讲了。与会的外文所陈冰夷副所长，也主动找我们交换意见，说他们在北京待久了，对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冯至那封信只是个人意见，难免有片面性等等。这时，我们感到面对的压力，比会议刚开始时仿佛减轻了许多。到了5月9日下午会议闭幕总结时，我们的这种感觉，果然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那天向会议做总结报告的，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同志。我们根本没有料到，他会在会议总结中，就《译林》问题讲那么多的话。他在讲到不能认为党委领导同志过问文艺界的问题，就说是粗暴干涉时，特别举出了《译林》做例子。他讲了冯至先生给乔木同志写的信，后来批转给江苏省委，以及江苏省委非常慎重地处理这些经过之后，特别指出：

这些信和江苏省委转发时写的按语，我和耀邦同志都看了。耀邦同志要我说一下，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就到此结束。同志们，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处理方法，对不对呢？《尼罗河上的惨案》印得多了一点，这一件事，要追究责任？要进一步处分？不会嘛。及时指出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为了引起同志们的注意，以便今后改进工作，这叫做打棍子吗？不能叫打棍子。至于冯至同志的信，这位同志七十多岁了，他的用心是好的，是为了文艺事业搞得更好，信中有些话可能说得过于尖锐了一点，个别论断不够适当，但出发点是好的。我们认为，江苏省委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妥当的。与冯至不打不相识

谁也没预料到，这场因《尼罗河上的惨案》飞来的“横祸”，竟然以这种明确了当的方式做了结论。更令人没料到的是，会议结束的当天，冯至先生特意派车接陈立人和我上他的家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外国文艺》主编汤永宽也随车一道去。

进门寒暄之后，冯至先生首先对我们说：“由于我的那封信，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此向你们表示歉意。信里有些地方有片面性，有些提法不大妥当。”见老前辈当我们一进门就做自我批评，我们不禁深感意外。陈立人说，有些情况由于不沟通，难免有些误会，不过这次中央、省委处理这件事的方法非常好，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也是一种促进。我这人向来心直口快，有话在心里憋不住。我当然是用很委婉的语气说：“您是外国文学研究界老前辈，如果您对《译林》有什么意见，写封信批评我们，甚至把我们叫来，当面训斥一顿，我们都会诚心接受。只是用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信，并批转给省委处理这种方式，似乎太严重了一点。以后我会按期把《译林》寄给您，您有什么意见，只管直接向我们提。”

大家聊着气氛缓和多了。冯先生接着说，建议北京、上海、南京三家外国文艺刊物更好地分工：《世界文学》主要介绍名家名作，《外国文艺》主要介绍外国流派，《译林》可以多介绍一些有社会意义的外国通俗文学。他还主张，适当时候可以在江苏召开一次外国通俗文学讨论会。

真是不打不相识。在这件“风波”之后，冯至同我乃至《译林》之间，反而建立起友好的关系。他家的地址变动后，特意给我来信，要求按新的地址给他寄赠《译林》。1987年在南京召开全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年会期间，他约请几家出版社，商讨分工出版他主编的一套“德语文学丛书”，指名要我牵头负责各家合作出版事宜。当这套丛书的第一本《诱惑》由我社率先出版时，他非常高兴，特地写了一篇书评《一部温故晓今的佳作——评魏斯科普夫的〈诱惑〉》，发表在《译林》1988年第3期上。接着他又把他为这套丛书撰写的总序《现代德语文学的特点》一稿寄来，我当即在《译林》1988年第4期上予以发表。

冯至先生是诗人，也是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学者。尽管他的那封“告状信”曾给《译林》和我造成很大压力，但他的学术成就，依然很受我们尊敬。冯至先生逝世以后，听说他女儿在寻求出版其父的文集，出于对冯先生的敬重，我表示哪怕赔钱，译林出版社也愿意接手出版。后来因为冯先生是河北人，他家属决定，还是交给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长官意志的变化与长进

事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曾有友人对我说，《译林》才创刊，就惊动到中央高层，引发文化界广泛关注，冯至那封信，不啻帮《译林》做了一次难得的广告。这当然是句玩笑话，不过今天回想起来，这件事确实令人诸多感慨。

戈宝权同志曾告诉我，早在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的分组会上，冯至就针对《译林》在烟台美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会议上赠发的三本美国当代小说，批评“现在出版界把外国人扔在垃圾筒的书也捡来翻译出版”。这个发言登上会议简报后，引起不少与会翻译家的非议，要求冯至澄清这个问题。后来他请陈冰夷到小组会上作了解释，说是“听汇报时误传了”。11月底戈宝权来无锡参加《译林》创刊座谈会时，还带来所里口信，说冯至在文代会那个说法，是个误会。

不意次年4月，冯至就写了那封信。多年后，我才从原外文所研究员葛林同志那里得知，那封信其实是胡乔木同志的授意，由冯至和陈冰夷共同起草的。1999年我在《波涛上的足迹》一书中，披露了这封信的经过之后，2000年1月25日，我收到葛林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收到你的《……足迹》，读后感佩良深。忆当年，通俗文学面世，曾引发了‘老前辈’、专家及高档刊物的主编们大惊小怪，啧有烦言。我当时身闻目睹的生动形象，至今难以忘怀。现住在我楼上的前外文所领导（指陈冰夷）昨来闲聊，见你寄来的书也引发了他的感慨，说起当年‘老前辈’上告的那封信，还是由他执笔的呢。听到上面的风声后，他也是紧急转弯的一个。”联想到期刊会议上，胡耀邦和王任重对“《译林》事件”的表态，显然就是信里所指的“上面的风声”。

1983年4月，陈冰夷同志应邀前来苏州参加《译林》编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以前对《译林》不了解，难免有误解。这次了解到编辑部工作做得非常细，《译林》有了很大进展，值得学习。”在这以后，一度在北京出现过的对《译林》实行“封杀”的现象消除了，而且《译林》与外文所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了。现在回想，当年我算是幸运的。正是得益于拨乱反正和坚持对外开放的政治环境，《译林》和我才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那场风波。

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杨牧之同志，2013年10月30日在《中华读书报》发表《出版史上的一段故事》，回忆说，图书的审读难免会受长官意志的影响。还透露，九十年代初胡乔木同志在评论《金瓶梅》的一封信中表示，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决不能只当作淫书一禁了之”。这不禁使我想起胡乔木同志对待西方现代文学前后态度的变化。

由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封闭禁锢，加上受“左”的流毒，国人对外国尤其是西方大国现代文学的实况所知甚少，对西方新潮的流行小说更少涉猎，以至改革开放初期，学界不少人多视西方现代文学为异端，胡、冯两位也不例外。此时胡乔木有意通过冯至“写信”，批判一下西方现代文学，尤其是出版西方通俗文学，这在当时并不奇怪。

后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社会上对西方现代文化的了解多了，偏见少了，以至对待西方通俗文学的看法也有了转变。从授意批评出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飘》，到后来冯至向《译林》投稿，以及胡乔木主张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能一禁了之，表明即使像胡乔木、冯至这样的高级领导和学者，同样有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长官意志，也是会有变化和长进的。这种转变所折射出的，正是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前进的步伐。四 《译林》怎么“火”起来邮购汇条麻袋装《译林》创刊赶上了好时候。那时中国老百姓，因长久看不到西方当代小说，许多人好像得了对外来文化的“饥渴症”，又逢《望乡》《追捕》等日本流行电影在国内开放公映，使人们想了解西方当代社会的欲望更加强烈。《译林》此时应运而生，首先就沾了“天时”的光。加上《译林》选登的又是故事精彩的通俗小说，自然很合读者的阅读口味。所以刚创刊，就一炮打红。我还记得《译林》创刊初期，许多畅销的热烈场面。

创刊号是交给新华书店零售，初版20万册几天就卖完，赶紧再加印20万册。起初尚未开办订阅业务，书店买不到，就只好汇款向编辑部邮购。头一两期，邮局送来的邮购汇款单，都是用大邮袋装，一次就送来好几袋。邮局职工抱怨说，为了登记这么多汇款单，害得他们连续加了好几天夜班。社里邮购部同志也一再叫苦，仅为《译林》办理登记、取款、入账、包装、寄发等手续就忙不过来，其他书的邮购都顾不上了。

有好几所大学的图书馆来信说，他们阅览室陈列的《译林》，因为阅读的人太多，不是被翻毛了看不清字，就是翻烂了造成缺页，有的被人干脆拿走，所以急着要求补购。最有趣的是，那时《译林》定价是1元2角，但黑市上要卖2元，还要外加两张香烟票。明知还有人没有买到，但考虑到纸张紧张，社里决定印了60万册后就不印了。如今城市里四五十岁的人，尤其是八十年代的大、中学生，几乎很少不知道《译林》的。选题栏目接地气

读者爱看《译林》，首先当然是因为内容好看。我们要求编辑，不能凭自己的喜恶来选材。我想到，大学外文系出身的编辑，看作品往往会从这名作家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声望来考虑。还有些名气很大的现代派作品，既怪诞，又难懂。这些都被我排除。我要求他们换位，从中等文化程度读者喜好的角度，来选择作品。强调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尽量做到“读者爱吃什么，就上什么菜；当下百姓喜欢什么口味，就做什么口味。”那个年代，大众喜欢现实胜过唯美，爱看悬念超过虚幻。为了充分接地气，《译林》选材重点，多放在惊险、悬疑、推理、爱情和商战这些方面。因为每期都要登一部西方当今流行的这类小说，这比买一本书还便宜，既时兴，又实惠。创刊后，接连刊登了《吕蓓卡》《天使的愤怒》《爱情故事》《音乐之声》《教父》等一批流行名篇，期期精彩好看，使得《译林》名声大振。

我们还针对那些浅阅读读者的需要，刻意设置了“外国文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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