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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7 15: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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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东义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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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知识普及读本

中医药知识普及读本试读:

编者的话

中医学是既浅显易懂、人人可学、人人能用的大众医学,也是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现代科学无法完全揭密的科学医学。

说中医的理论浅显,是人人都知道魄力、心灵、胆量这些中医的词语;人人都明白生气、上火、心慌等中医的概念。

说中医蕴涵深厚,是因为许多原创于古代的中医奇迹,用今天的科学技术手段仍然没有能够破译其中的奥秘,比如阴阳五行的价值、伤寒与温病的分歧、痰湿瘀血的病理过程、经络的本质、证候的物质基础、中药为何有效等等,用分析还原的方法,我们所知甚少。

尽管如此,中医学作为我国原创的知识体系,在人民群众之中有着深厚的基础。中医学易学、易懂、易用,对于治疗疾病,维护健康,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本小册子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地介绍了中医的历史概况、基础理论构成、诊法治病特色和养生保健方法。通过本书的介绍,读者可以登堂入室,去攀登中医科学的巅峰,去领略中医药学的美妙境界。对于其中不理解的部分,可以暂时忽略,等待将来慢慢探索。中医学绝不是“不过如此”的简单理论,也绝不是深不可测的繁文缛节,只要认真体味,必将大有收获,受益终身。

目前,中医药的显著疗效已经影响了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富如经济发达的美国、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经济欠发达的非洲和中东都欢迎中医药,都相信中医药。中医药优秀的学术特质已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并向全世界推荐。中医药成为人民大众无法离开的身边医学,航天员、运动员也都依赖它增强体质。

因此,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知识,不仅有益自己的身心,也是惠及亲友、荫庇子孙的好事。编者2007年4月第一章历史悠久的中医药学

中医学的历史很悠久,而发生在古远历史上的医药知识,其传承的脉络时断时续,只有考古学的资料可以推测比较完整的医药文字记载始于有史官的时代。

史官的出现已经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因为人类告别了蛮蒙时代,出现了语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剩余,出现了阶级分化,产生了文明,许多事情就需要记载了。因此,也就逐渐有了负责记录事件和“历史档案”的官员,原始的史官便出现了。

史官一开始是靠“结绳记事”的,每逢有了大事,或是有了重要的经验,都在绳子上结一个疙瘩,事大就系一个大结,事小就系一个小结,靠着这些疙瘩,来传承文明的香火。但中国的历史有几百万年,历史悠久,这些结很难准确无误地传递下去,文明的脉络也就有中断的危险。数千年前,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结合周围的万事万物逐渐发明了汉字。也有的传说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发明了文字。当然,汉字的发明不应该是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无数聪明的先辈们逐渐琢磨、切磋、推演的结果。

毫无疑问,汉字是世界上最为独特、最具人类智慧的文字。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形、音、义齐全的文字。它不是由若干简单的字母组合起来单纯表示读音,再根据读音判定有何意义,而是“独体象形为文,组合会意为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其独特的形、音、义。可以说,每一个汉字都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

我国殷墟的甲骨文卜辞大部分出于史官之手。由于他们平时主要活动在帝王的左右,所以有左史、右史的称谓。到了周代,又有了内史、外史的称呼。由于书写材料已不限于兽骨、甲片,多采用竹简、木牍,所以史官又有了“作册”的别称。这时史官记载的内容也大量增加,除了记录口传的历史文献,以及当时的政令、政事、军事、占卜、外交等内容之外,主要是为帝王服务,叫做“君举必书”,只要君王有言论、活动就必须随时记录。这也是“左史记行,右史记言”的由来。总之,史官所记都是帝王之事,与一般平民百姓没有多大关系。由于君王也是人,是人就要生病,所以史官记录的甲骨文里就有了疾病的相关记载。

殷墟甲骨文之中的疾身、疾目、疾腹、疾心、疾首,都说明古人已经能够将疾病与健康的不同状态进行明确地区分了,知道了什么是患病,什么是不病;也可以说明是牙患病,还是肚子有病;是正常怀孕,还是将要流产;预计生男,还是生女。甲骨文记载的医药内容很丰富,而不是简单的偶然记录。甲骨文里甚至还有传染病的记载。这在当时叫“疾役(疫)”。以此而保留下来的传染病资料在甲骨文之中就达十余处。此外,还有关于预防传染病“御疫”的字样,说明商代对于瘟疫的认识已经不能用粗浅来形容了。秦汉之前的古籍之中,关于瘟疫的记载可以用“普遍”二字来概括。

古人用肝、心、脾、肺、肾五个汉字代表五个脏器,又有胃、大肠、小肠、膀胱、胆、脑、女子胞、骨髓、皮肤、肌肉、筋膜、脉络等器官组织的记载,说明古人已经在器官解剖的层次上认识了人体的器官组织。但是由于观察手段的限制,由于内科治疗方法的丰富与有效,使得在器官层面上的解剖研究没有继续下去,而是在解剖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一套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脏象学说”。脏象学说就是根据人体外在的生理、病理变化,探索其内在规律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完整的理论。

中医关于脏腑解剖的概念,写意而不写实,传神而不传形。

中医这一套完整的理论也是不断总结、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现在仍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新中国成立后,中医成功治疗了乙脑、麻疹、肺炎、流行性出血热、SARS、艾滋病等等,其疗效甚至超过了现代西医,这些都是依靠中医理论指导,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创新的结果。

为了全面地了解中医,我们不妨沿着历史的脚步,看看古代中医是如何治疗疾病的。医缓诊断膏肓之病“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已经是一句成语,然而它的来源却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据《左传·成公十年》和《史记》晋世家、赵世家有关文字记载,公元前581年的一天,晋景公做了一个噩梦,十分怕人。

他梦见一个恶鬼向他报复、索命。这个恶鬼披头散发,那头发从头顶一直拖到地上,样子非常吓人。恶鬼不断地跳着脚、拍着胸膛,气愤地叫着:“你错杀了我的后代,使我断子绝孙,很不仁义、不道德!我已经请求上帝,得到他的允许,向你索命来了!拿命来!”恶鬼不依不饶,一路追赶着晋景公奔跑。晋景公关上一道道大门,恶鬼在后边就把一道道门砸开,沿途撞坏了宫殿的大门、二门,并且进入寝殿内室,把内室的门也弄坏了。晋景公吓得急出了一身冷汗,大叫一声从噩梦之中醒来。

晋景公立即召见著名的桑田巫,让他占梦,断吉凶。巫这个行业在先秦时期是很显赫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号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一个“巫”字就是很明显的招牌。所以上至国家的战争、灾害、祭祀,下至平民百姓的婚丧嫁娶、治病寻物、动土解梦都要请巫师占卜。

桑田巫由于最灵验,且声名显赫就被晋景公召进宫。桑田巫经过龟占筮卜,得出结论:“赵氏孤儿的祖先为祟”,并且预言晋景公将为此而丧身。“主君吃不上新的麦子面了!”

桑田巫的一个断语吓得晋景公魂不附体,成了挥之不去的魔咒,时刻困扰着晋景公。

原来二十多年以前,晋景公的先辈晋灵公昏庸无道,在宫里筑了一个高台,让人在上边用弹弓打人,以此取乐。他还经常滥杀无辜,谁提意见就杀谁。大臣赵盾几次进谏,不仅毫无作用,而且还险遭陷害,被迫出逃避难。在赵盾还没有走出晋国国境的时候,他的同族人赵穿杀了晋灵公。这件事经过晋成公,再到晋景公已经二十多年没人提起,也没有人怪罪了。可是新上任的司寇屠岸贾与赵氏有仇,他要借机报复赵氏、消灭赵氏,于是就召集人围攻、族灭赵氏。因为赵盾的后代赵朔的妻子是晋成公的姐姐,属于当朝国君晋景公的姑母,所以赵氏孤儿得以幸免于难。多年之后,晋景公做的这个噩梦就是因此而起。

为了“破解”这个噩梦,尽管晋景公恢复了赵氏孤儿的世卿地位和封地,但是桑田巫给他下的“死刑判决”却难以更改。

晋景公并不愿甘心等死,听说秦国有一个名医叫“医缓”,善于诊病、疗疾,于是就派人到秦国请医缓来诊治。

秦国名医医缓还没有来到的时候,爱做梦的晋景公又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有两个俗称“二竖”的小男孩在他的肚子里做祟。一个小男孩说:“听说秦国的医缓是一个名医,他带来了针药给晋景公治病,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我们往哪里逃好呢?”另一个小孩说:“不用怕,我们在晋景公的肚子里,躲到心脏的脂膏下面,藏在横膈肓膜之间,在这‘膏肓’要害之地,再有名的医生也奈何不得我们。”

不久,秦国的名医医缓来到了晋国,他经过察色按脉,细心诊断,不住地摇头叹气。

晋景公焦急地问医缓:“寡人的病情怎么样?”医缓像

医缓说:“您的病在心脏的脂膏与肓膜之间,疾病处在这‘膏肓’要害之地,用艾灸灸不着,用针刺也刺不到,使用汤药治疗,也很难使药物到达这个地方。硬性治疗,不仅不容易奏效,而且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危害,实在难以治疗,还是慢慢地注意生活调养吧。”

晋景公听过病情分析之后,很佩服医缓诊断的准确性,称赞医缓是难得的良医。他让属下给医缓置办了厚重的礼物,把医缓送回了秦国。

此后,晋景公遵照医缓的嘱咐,注意生活调养,慎起居,节饮食,远女色。日子一天天过去,身体也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慢慢地地里的麦子成熟了。

他对桑田巫的话既不敢不信,又不敢完全相信,因为天神与地神的安排他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只有通过巫神才能转达“天机”。

麦子收获之后,他吩咐御膳房赶紧磨面,准备尝新麦。这个过程对于晋景公来说,既刺激,又兴奋。晋景公觉得自己终于看到了麦熟,就要吃到新麦子了!

晋景公想到这里不免兴奋异常。那么,桑田巫的话为什么失灵了呢?他是个大骗子?!他可吓得我不轻呀!

他敢骗我?!

他越想越不是滋味,一定要治桑田巫的欺君之罪,而且要让他心服口服,无话可说。

于是,晋景公一边传话,召桑田巫进宫,一边准备磨新麦子,要吃新麦子面做的食物。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桑田巫也来到了大堂,晋景公让桑田巫亲眼看到了已经做好的新麦子面,问他知罪不知?还有什么话可说?

桑田巫俯首听命,只好就死。

杀了桑田巫,晋景公心情陡然高涨,而且马上就要吃新麦子面了,他更是兴奋不已。陶罐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也真是无巧不成书,晋景公还没坐下,就感到腹部肠鸣不适,必须立即去厕所方便方便。

没想到,这一去就没有能走出来,晋景公一下死在了厕所里。

桑田巫的话应验了。

对于《左传》的这种记载,古人十分相信桑田巫的灵验,今天我们再看这则史料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新认识。

首先,“膏肓之疾”不是非常急迫的疾病,不属于急症,否则,就不会说“不食新矣”,要等一段时间才会死,而且是一段不短的时间。

进一步我们可以推断,“膏肓之疾”只是疾病的部位比较特殊,秦国的医缓不能治疗,或者他没有措施治疗,但不等于当时或者后世就没有措施治疗。

再进一步说,晋景公的前期生活调养是有效果的。“膏肓之疾”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也没有要了他的命,“带病生存”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情绪激动,愤怒、狂喜,其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使他旧有的疾病突然加重、爆发,从而导致他的暴死、猝亡。这与他不懂得养生、放任自己的情绪、喜怒无常很有关系。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因此说,晋景公之死今天仍然是生动的反面教材。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定要注意养生,特别不要忘记“带病生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破罐子熬过柏木桶”的例子是很多的。

也有人说,长寿的秘诀就是得一种慢性病,它能教会你善待生命,注意养生。医和论述贪色致病

根据《左传》记载,鲁昭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姬彪(公元前557~532年在位)得了一种疾病,经过晋国的官医诊治不见好转,就向秦国请求援助。秦国的秦景公派名医医和前去出诊。

秦国在春秋时期出过几个名医,如前边说的医缓。他为晋景公诊病的事情在晋国朝野上下引起过不小的震动,普遍认为秦国的医疗水平很高,甚至有些“医高于巫”的韵意。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晋国的医生们仍记忆犹新。为了晋平公早日恢复健康,也为了尽量减少承担治疗措施不力的责任,于是他们就积极建议再次向秦国求援(未见请巫师占卜的记载,“只医不巫”的现象,或许意味着科学与巫术的斗争在晋国已经有了某些成果)。

只不过,当时秦国的国君已经不是当年的秦桓公了,而换成了他的后代秦景公。或许是因为医缓已经年迈体衰,或是早已病故,故秦国派了另一位医术出众的名医医和,前去晋国出诊。

医和来到晋国,经过细心诊察晋平公的病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晋平公的这个病,不是鬼怪作祟产生的疾病(你们也不用再请巫师了),也不是饮食不节造成的身体伤害,此乃贪恋女色、淫逸过度而形成的疾病,病名就叫做‘蛊病’,属于目前还没有生命危险的疾病,不属于必死的不治之症。”

晋平公听了医和的诊断之后,面露喜色,心想:总算逃过一劫!可是转念一想,女色不能接近吗?那么,我的后宫那么多美人怎么办呢?我养着她们还有什么意义呢?

晋平公也顾不了一国之君的面子了,他急着问:“医和先生,请你说一说,我今后该怎么生活?离开了女人,寡人的日子那还有什么活头啊!”

医和深知晋平公内心的矛盾,就直奔主题,借机给他讲述了其中的医学道理。

医和说:“女色不是不可以接近,关键是要有节制。恕臣直言,您的后宫之中美女如林,而且还有同姓的女人,这就违背了‘同姓而婚,其生不蕃’的古训。”

医和提到的中国古代禁止同姓结婚的礼俗,说明古人早就认识到了近亲结婚的危害。

医和紧接着就讲了一套大道理:“古人说,女人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男女同床共枕,阴阳交合都在夜间,只有与天地相应,才符合自然的规律。您现在的男女之事既无节制,也不看时辰,已经达到了惑乱丧志的程度,能不产生疾病吗?!”

一席话说得晋平公既羞愧又心服口服,不由得暗暗佩服医和高超的医学造诣。他说:“哦,男女之事,还有这么高深的理论?还与天地阴阳有关?快给寡人说说,免得你走之后寡人无法请教。”

医和说:“先王制作乐舞就是为了调节君王的精神生活。乐舞一般分为五节,首尾相贯,时快时慢,主旋律都是和谐的。和谐的主旋律演完之后就要逐渐平息下来,进入悠扬的尾声,然后结束演奏。但是也有的音乐不是这样,它追求的是复杂的技巧、过分糜烂而充满诱惑的声音。这样的音乐充斥在两耳之中,让人听不进其他的东西;一旦它占据了人的心灵,就会让人心情激荡,忘记自我,忘记礼节,丧失平和,丧失理性。这是有修养的人所不取的态度,也是违背先王礼治的行为。先王接近女色,主要是为了江山后继有人,阴阳平和与天地自然相应,有节制而不乱性,这样就不会因此而产生疾病。”“人与自然的关系真的那么密切?”晋平公不解地问道。

医和说:“当然!自然界有寒、热、风、雨、阴、晴六种气候,中医称为六气。这六气形成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万物靠它们生长。六气是人无法摆脱的自然环境。这天上的六气与地上的物质结合,就产生了世界万物。具体地说,食物的滋味虽然千差万别,但是总离不开酸、苦、甘、辛、咸这五种基本滋味。天上的六气还使地上的万物呈现出各种复杂的颜色。复杂的颜色也可归类为青、赤、黄、白、黑五种基本色彩。先王音乐的基本音色是由角、徵、宫、商、羽五声所组成,所以声色、滋味、音乐都是与天地自然相应、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医和见晋景公听得很认真,就进一步为其讲解了更深刻的医学道理。

医和说:“自然六气是人体健康的基本保障。寒、热、风、雨、阴、晴六气太过猛烈就会产生不良影响,使人体产生各种疾病。比如,自然界阴寒之气太重,人体就会产生腹泻着凉的寒性病证;自然界阳热之气太盛,人体就容易出现发热上火的病证;天地之间的风气太重,就会导致人体四肢震颤摇摆;天地之间雨湿之气太盛,就可以使人体消化不良;人体在需要入夜安眠的时候,夜生活太多,就会出现神志惑乱的病证;人体在白天活动的时候过度操劳,就会身心疲惫不堪;男人贪恋女色太过,就会出现身体虚热、五心烦乱、神志不明的‘蛊惑’病。”

晋平公听到“蛊惑”病一词,就赶忙说:“这‘惑病’的说法寡人还能理解,也就是精神不爽,头脑不清,无精打采。可是这个‘蛊病’,又是怎么个说法呢?”

医和说:“所谓‘蛊病’就是荒淫惑乱导致的病证。从古人创造汉字的规律上来说,这个字是根据古人想象的形态造出来的字。繁体的蛊字或者在篆书里,就是三条虫子在字体的上半部,一个血墩在字体的下半部,两者相合而成蛊字。就是说,众多的虫子吸身体的血液,让人气血亏虚,形成蛊病。在谷仓里存放的谷物,日久之后产生了飞虫,谷物被吃成了空壳,也叫做‘蛊’。”

晋平公听到这里,浑身一战,冷汗已经浸湿了脊背。

只见医和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穷追不舍又说出了更高深的理论:“《周易》里有一卦,就叫‘蛊卦’。从卦象上说,也是由上、下两个三画基本卦组成,一共六个爻画,也叫重卦、复卦。‘蛊卦’的上半部是代表山的艮卦,下半部是代表风的巽卦,两者结合结合起来,组成了六爻画的‘蛊卦’。因为处在上半部的‘艮山’之卦,其形象是两个阴爻画在下,一个阳爻画在上,属于‘少男’之象,就象征着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小男孩;处在下半部的‘巽风’之卦,它的卦象与此不同,是一个阴爻画在下边,两个阳爻画在上边,属于‘长女’的象征,好像是一个老处女。‘艮上巽下’合成的‘蛊卦’总体象征着一个老处女引诱一个少男。这种卦象就好像大风吹落了山上的草木,一片贫瘠荒凉,这就是‘蛊’的象征。”

晋平公听完这一席话,就觉着自己的身体冒凉气,仿佛自己的精血已经被吸干了,像被虫子吃空了的谷壳,完全是一个“蛊象”。

他连忙说:“谢谢名医。寡人知道了!寡人知道了!”

从此以后,晋平公果然把自己的放纵之性收敛了许多,身体逐渐好转,竟然又做了九年的国君,到公元前532年才去世。晋平公能够安度晚年,不能不说与医和的医学教育无关。

医和渊博的医学知识、循循善诱的思想工作、良好的生活建议,在这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这件真实的历史事件也使我们看出,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我国的中医学就已经达到了怎样高的水平。

其实,中医药在历史上留下来的生动故事还多着呢。楚医诊脉查明装病

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传》中记载,中医的脉学是从扁鹊开始的。但是诊脉技术是扁鹊一个人发明的吗?还有其他资料可以佐证吗?有不少证据表明,扁鹊的诊脉技术也是有渊源的,是传承于先人的。这里有一个真实的例子。

根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51年,楚国的御医诊断申叔豫装病不朝使用的就是脉诊的方法。

楚国的大臣申叔豫为了政治避难,在家中装病而不去上朝。当时正是楚国的夏暑季节,天气异常闷热,申叔豫要装什么病才能不去上朝呢?

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来了一个好办法,于是就大胆地向楚君请病假,一连多日不上朝。

楚君一开始还没往心里去,后来见他总不上朝,就心生疑虑:一向健康的申叔豫为何突然卧病不起?卧病不起多日,为何还不好呢?

于是,楚君决定派一名医生到申叔豫的家去看看,看看申爱卿的病到底如何。是不是在家避暑纳凉,故意说有病呢?

楚君派御医前去探望,事出有因,合情合理:一方面表示关心,一方面打探虚实。

楚国的御医到了申叔豫的家里一看,情况的确不妙。虽然当时正值盛夏,申叔豫却盖着一床厚被,卧床不起,而且身体消瘦,面容枯槁,呻吟不止。

楚医走上前去看了看申叔豫的面容、舌苔之后,又让申叔豫把手伸过来,摸一摸脉。楚医仔细诊脉后,似乎心中有了底数。于是安慰了申叔豫几句话后,就走了。

楚君见御医回来急忙就问:“怎么样?申爱卿的病很危险吗?”

楚医说:“申大臣看上去很消瘦,可是他的血气不乱,六脉调匀,和缓有力,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病吧。”

原来,申叔豫为了装得像一个病人就在家里挖了一个大坑,在坑里放满了冰块,并捂上被子,然后再把床铺搭在上面。这样申叔豫躺在床上自然不会觉得热。虽然盖着厚被,但仍然凉气袭人。他不仅“卧床不起”,还减少进食,使身体很快就瘦了下来。为了装得像一个病人,申叔豫每天不梳不洗,面容也就晦而无光了。

尽管申叔豫煞费苦心,装得很像,但是他还是没有瞒过精于脉诊的楚医,一句“血气不乱”的结论,打破了他装病的假象。原因在于,装病的人虽然在外表上可以作假,但是人的气血循行是无法作假的。

脉诊的客观性是很受古人推崇的。

西汉初年,名医仓公淳于意就经常把自己的诊断与《脉书》的记载进行对照总结,并写出我国最早的二十五个病例。这二十五个病例被司马迁收录在了《史记》里。由于重视脉诊,许多先秦的医书都叫做“脉书”。中医后来把内科叫“大方脉”、把儿科叫“小方脉”都与中医重视脉诊有关。

这种以脉诊决断疾病的例子还有很多。著名医学家扁鹊靠脉诊决断赵简子的病情为他赢得了生前的财富和身后的名声,两千多年以来一直被传为美谈。

根据《史记》记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晋国的大臣赵简子得了一场重病,昏迷五天不知人事。这急坏了晋国和赵世家族的上上下下。因为晋国虽然有六个卿,但却是赵简子掌管国政,晋国的国君不过是名誉上的主子。赵简子不能上朝处理国事,晋国就会乱成一片。

赵简子昏迷之后,经过晋国御医们的诊治,几天之后仍然毫无起色。这时人们想起了秦越人,也就是后来被人们尊为“扁鹊”的民间医生。

扁鹊经过跟长桑君学习医学以后,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理论修养与医疗实践经验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厚积薄发,医名大震,起死活人无数,一时间在晋国成为美谈。他的名声远远超过了宫廷御医。

现在晋国的权臣赵简子身患重病,人们不到秦国寻求御医出诊,却请一位民间医生来诊治,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宣告了官医和宫廷御医垄断的医疗技术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历史上由秦越人开创的民间医学流派从此诞生了。

与孔夫子开门办学的“学下民间”一样,医疗垄断的坚冰一旦被打破,便会充满生机、欣欣向荣。人民大众困苦无助、缺医少药的现实,使医学有了明显不同于宫廷御医的服务对象和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医学前进的步伐因此步入了快车道。

话说秦越人来到赵简子的病榻前,观察其面色,细望其神情,并仔细搭脉,在诊查手腕后边的“尺肤”后,他对病情已经了如指掌。

从赵简子的卧室出来,迎着众人关切的目光,他说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诊断:“赵主虽然昏迷不醒已有五天,但我凭着他的脉象敢向你们保证,不超过三天他一定会完全康复!”

他的话引起一片骚动,赵简子的亲属因此而欢呼雀跃;而欲取而代之的人则感到大失所望;站在一旁观望的晋国御医更是等着看秦越人的笑话。

赵简子的谋臣董安于把秦越人叫到一边,轻声地问他:“这样诊断的依据是什么?可靠吗?”

秦越人胸有成竹地说:“因为他的血脉是正常的,也因为多年之前的秦穆公也得过这样的病,昏迷七天就醒过来了。这样的例子我经历过,所以我敢得出这样诊断。”

原来,在一百多年以前,秦穆公也得过类似的怪病。当时秦穆公昏迷几天不省人事,醒来之后他告诉人们,他是到天神那儿去了一趟。天神告诉他,晋国将发生内乱,几世都不会安宁,让他利用晋国大乱的机会,左右晋国的国君,干预政事,谋求秦国的利益,扩大秦国的影响。后来晋国果然发生了内乱,秦穆公一一按照天神的嘱托,积极干预晋国的政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马迁写《史记·天官书》中,就记载有“秦穆公上天”的事。

谁知一百多年之后,赵简子也得了这个怪病,当然,他也像秦越人诊断的那样,三天后如期醒来。

赵简子醒了之后,也说了一大段故事。

他说,我昏迷的这几天到天神那里去了一趟。天神让我一起欣赏音乐,那儿的乐声美妙无比。我正沉浸在音乐里的时候,突然一只熊要来扑我。惊慌之中,天神送给我一副弓箭,我一箭就把熊射死了。刚平静下来,又有一只罴向我扑来。我又用天神给我的弓箭把罴射杀了。后来,天神牵来了一只狗,对我说,等你的儿子长大之后把这条狗送给他。天神还说,晋国将有大难,你当首当其冲。将来你的后代要改革政治,要穿胡人的服装。

赵简子絮絮叨叨地说了一通,众人都觉得十分奇怪,他的谋臣董安于把这件事情记载于赵家的史书里。

当赵简子听说秦越人在他昏睡五天之时就断定他能三天之内醒来,大为震惊,并对他的医术大加赞赏,于是就把四万亩地赐给了秦越人,作为对他高超医术的奖励。《史记》说,赵简子虽然只是晋国的一个卿,但由于他专权独断,他的土地不亚于诸侯。公元前492年,赵简子就悬赏说:如果战胜了敌人,上大夫可以得到一个县的土地,下大夫可以赏给一个郡,士一级的人可以获得十万亩土地,奴隶可以因此而获得自由身份。与此相比,扁鹊可以预知一个人的生死,获得这样的奖赏,一点儿也不为过。

至于扁鹊得到的那四万亩土地在哪里司马迁没有明说。只是《地方志》记载有几个地方,河北任丘市的“祖业庄”、河北内邱县的神头村,以及附近的民间传说与碑刻。

那么,扁鹊的医疗技术是从哪里学来的呢?他对后人的影响有多大呢?扁鹊开创民间医学

扁鹊本名秦越人,生于公元前530年左右。他的家乡是今河北省任丘市的鄚州镇。当时,鄚州镇既是燕国与齐国的交界地带,也是与晋国东阳郡的交界地带。明代的《河间府志》记载,晋国大臣赵简子管辖这一带。鄚州镇北临白洋淀,南靠黄河形成的支脉“九河”,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商贸繁荣。扁鹊像

秦越人三十岁之前在鄚州镇上的旅社里任社长,一干就是十年。他为什么不趁着年轻出去周游世界,闯荡江湖呢?或者趁着年轻有才,到赵简子手下谋个一官半职呢?当时孔夫子因为受挫于列国就曾想找赵简子,但走到黄河边上却因故而返回了鲁国。

原来,秦越人的旅社里来了一位宫廷御医长桑君,他因为医术高明经常往来于诸侯之间。长桑君在返乡省亲中,几次经过秦越人的旅社。经过细心观察,长桑君发现秦越人是一个充满爱心、热情好学、聪明勤奋的年轻人。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恳,不谋私利,是做一个好医生难得的人选。因为医生以治病救命为天职,只有爱心而不聪明善思是不行的;如果只专注牟利,私心太重也不是优秀医生的合格人选。正所谓“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教非其人漫泄天宝”。

医学知识的学习与积累需要较深的文化基础,一般人是难于成为一名好医生的。虽然当时已经摆脱了“医巫不分”的早期阶段,医学也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且各国都有御医,但是“医仍在官府”,民间没有医生。

秦越人在与长桑君的多次交往中,了解到了他一次次充满挑战的治病救人经历,并被他一个个起死回生的动人故事所深深打动。于是秦越人下定决心,一定要拜长桑君为师,学习治病救人的“活人之术”。

经过深入考察,长桑君终于愿意把他掌握的医学知识传授给秦越人。秦越人一边继续开旅店,一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记医方,记药性;记病证,记医理,逐渐地把长桑君传授给他的“禁方书”里的内容全都熟记在心,并且融会贯通。经过十年的跟师学习,秦越人终于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

之所以叫“禁方书”是因为当时的医书都是官书,是在宫禁之内存放和使用的,不在民间流传。这本身不仅充满了神秘,也被秦越人视为神奇。

为了避免遭受泄露“禁方书”的宫廷法规处罚,长桑君从此不再来往于秦越人的旅社了。扁鹊行医图

人们不了解秦越人经过十年的勤学苦练才掌握了医疗技术,而是只见他“一夜成名”,从一个开了十年旅社的舍(社)长,一下子成了一个治病救人的高手。这除了神仙能够做到之外,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为此,人们传说秦越人是得到了神仙高人的指点,“饮用了无根上池的雨露之水”,从此忽然之间“开了天目”,能够看见隔壁房间的人和物,自然也就能够看清楚人内脏的病变;能够看清内脏的病变,自然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好疗效。

其实,秦越人治病并不是靠什么特异功能,而靠的是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脉。他是把这几种方法反复揣摩,细心观察总结,并深入分析其中的道理。他或者单用其中的一种方法,或者几种方法联合起来应用,以此来准确地判断病人病情的轻重,决断患者的预后吉凶。

秦越人靠着过硬的诊断、治疗技术,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无数病人的生命,尤其是治好了赵简子的病情,并被赵氏尊称为“扁鹊”之后,名声大振,请他治病的患者络绎不绝。他经常是足未着家,就又被患病人家接走,数年之间就“名闻天下”。

从王公大臣到普通百姓,扁鹊“有医无类”,谁有病患他都热心救治。对于不了解他的患者,他总是耐心说服,以治病救人为天职,不辞辛劳,远走天涯。他行医的地域十分广阔,从今天的河北省到山东省,再到山西省,进而河南省、陕西省的广大地区都留下了他治病救人的足迹,至今仍然有他的十几处墓庙存在于世。临潼扁鹊墓

孔夫子说“祭如在”,是说祭祀先人就好像他们还活着一样。古人祭祀的时候有条件的王公大臣用牛羊、酒肉祭祀;平民百姓则烧纸钱、送寒衣,这都是“祭如在”的现象,都是为了寄托缅怀之情。扁鹊“名闻天下”,行医于列国,救死扶伤,许多人把他视为再生父母,这样他死后为之立庙修墓祭祀也是很合乎情理的事情。但我国古代人们出于爱戴,自发地为一名医生修建十几处墓庙,这种事情是很罕见的。这是多么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啊!实在是“感之深,祀之久”。当然,在缺医少药的古代,扁鹊墓庙还承载着历代人民对于医药的渴求。对这些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墓庙,我们必须加以保护。

扁鹊高尚的医德、高明的医术,在造福人民的同时,也更加反衬出庸医们的鄙微与丑恶。秦太医令李醯知道自己的医术不如扁鹊,怕扁鹊取代了他在秦国的利益,就派人刺杀了扁鹊。扁鹊的事迹和他“因技见殃”的不幸遭遇深深地震撼了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心。他在《史记》之中单独为扁鹊写传——《扁鹊传》记载他的事迹,让后人永远记住扁鹊,学习扁鹊。

有大量的证据说明,扁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间医生。

自从秦越人被称为扁鹊之后,秦越人的本名反而不为人们所熟悉了,甚至因此而受到误解。这一点在扁鹊诊虢太子的时候表现得最为突出。

扁鹊带领子同、子明、子游、子仪、子越五位弟子行医治病来到了虢国。正巧赶上众人都在做祈祷,祈求昏死过去的太子能够苏醒过来,恢复健康。祈祷的规模之大,造成举国不安。

那么,虢太子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呢?原来是一种叫做“尸厥”的病,俗称假死。扁鹊说,尸厥是病人的阴阳失调,气血不能正常循环,无法顺接才出现四肢冰冷,意识丧失,像尸体一样躺在那里。病人处于一种昏迷状态,这种情况发生在现在,也是十分危重的病情。在春秋末期,医疗技术低下、救治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就更加危险了。

话说扁鹊一行人来到虢国宫门之前,他们一心想着进宫去为太子诊疾疗病,便自告奋勇地说:“请进去为我通报一声,我是靠近渤海边上的秦越人,家在鄚州城,我能治太子的病”。

不一会儿,宫里出来了中庶子。此人负责管理国君的子嗣,喜好医药方术。他一见到扁鹊,就提了一大堆疑难问题。

中庶子说:“我听说,上古的时候有一位神医叫茅父,他治疗疾病很神奇,在草席上摆出用茅草扎制的神物。然后诚心敬意,面北背南,顶礼膜拜,向着这个神物念咒语。用不了十声,搀扶而来的患者都能立即变成健康人。你的医术有这么高明吗?”

扁鹊说:“没有”。

中庶子眼珠一转,看了看扁鹊又说:“我听说,中古的时候有一位名医叫俞跗。俞跗治病的时候,能够用手搐病人的脑髓,抓病人的肓膜,吹开病人的九窍,安定病人的经络,让死过去的病人复生。你的医术有这么高明吗?”

扁鹊说:“没有”。

中庶子瞥了一眼扁鹊,不屑地说:“我们治疗了一个上午,也没有什么起色。你的技术这么差,能有什么作为呢?你如此低下的技术水平,有什么把握说能治疗太子的病呢?简直是痴人说梦,连小孩子都骗不了!”

扁鹊没有想到自己会遭受奚落、盘问与刁难,一颗热心被当头浇了一瓢冷水。

他遇到如此的刁难不免仰天长叹一声:“你太不了解我了!这就好像用竹管看天空,想了解的太大,而能见到的太小;又好像用锥子刺大地,想刺的东西那么广阔,而所能刺到的地方是如此狭小!我行医四方,见过、治过许多这样的病人。”

扁鹊的话镇住了狂傲的中庶子。

扁鹊接着说:“你们太子的病叫做尸厥,这是内在的阴气不能向外发散、在外的阳气不能向里回归、气血不能循环、表里不能沟通、上下不能升降造成的。如果你不信,你可以到里边看一看太子,摸一摸太子的大腿,应当是温暖的;仔细听一听太子的鼻息,或者用一缕毛发测验一下,他应当还有微弱的气息。如果是这样,就有生还的可能!”

扁鹊的话字字蕴含着医学道理。中庶子听完,舌头一吐,着实吃了一惊,便匆匆地又进了宫。

中庶子按照扁鹊所说,在虢太子身上一试,果然如扁鹊所料!他慌忙报告虢君。

虢君一听,先是一愣,然后回过神来。没等听完,站起身来就往外跑,鞋子都没有来得及穿,恐怕这位过路的高明医生一气而走。这样太子的病就没救了。

虢君一路小跑,也顾不得君臣礼仪了,到了扁鹊面前慌忙施礼:“先生幸临小国!寡人幸甚!您一定救救我的孩子。如果没有您的救治,他就要弃捐沟壑,化为粪土。我就这么一位贤能的儿子啊!他的命……”

虢君话语未了,已经是泣不成声,鼻涕、眼泪流得一塌糊涂。

扁鹊师徒几人二话没说,急忙进宫急救。

扁鹊和他的五位弟子一起来到太子的病榻前,经过简单的诊察,便取出治病的工具。大家一齐忙了起来:

扁鹊一边进针,一边让弟子准备艾灸,又吩咐煎煮汤药。子同在一旁捣药,子明忙着按穴位施灸法,子游顺着经络按摩,子仪复苏虢太子的神志,子越舒展虢太子的肢体。

虢太子经过一番治疗,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他被眼前忙乱的一切弄糊涂了:“你们这是做什么?!我怎么了?”

虢君看到太子转危为安,破涕为笑,大声说:“我的儿啊!你可吓死我了!你快谢谢扁鹊先生吧,如果不是他和他的弟子们,你的性命就难保了!他可是你的再生父母哇!”

话语之间,虢君又是泪流满面。

虢太子深为感动,欲强行下床行礼,被扁鹊等人阻止了。

经过半个月的治疗,太子逐渐康复起来。

扁鹊告辞时,太子恋恋不舍,称其为恩人、再生父母,一定要跟随扁鹊学医治病。众人也一再挽留,称扁鹊能“生死人”,也就是说能够让死去的人活过来。“起死回生”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扁鹊面对众人的赞誉坦荡而真诚地说:“我秦越人不能让死人复生,只能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虢太子本来就是能够恢复的,我不过尽了一个医生应当尽的责任而已!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再耽搁得久一些,病情再加重一些,那就‘不可救药’了,我也就无能为力了。有病还是要早些治疗,以免后患无穷!”

扁鹊的这些话也是有感而发。

传说虢太子的病恢复之后,他决心拜扁鹊为师,学习养生、健身、治病之术。为此,他辞别了父母,到了河北省内邱县神头村一带。他停留、休息的地方,后人修起了“且停寺”;他采药的地方,被后人命名为“虢太子岩”。扁鹊与虢太子在内邱一带留下了众多的故事与民间传说。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千五百多年,但在当地仍然不绝如缕。

司马迁说,扁鹊“随俗为变”,行医到哪里,就根据当地的特点,按着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改变自己的诊治方向。比如,他行医到了赵国,知道邯郸当地有尊重妇女的习惯,就认真研究妇女病,成了治疗妇女带下病等妇科疾病最早的专科医生。他行医到了洛阳,知道周人有尊敬老人的风俗,就主动研究老年人经常患的耳鸣、耳聋、眼花、四肢关节疼痛、关节活动不便的疾病,成了第一位老年病医生。他到了咸阳,了解到秦人有爱小儿的习俗,就研究儿童的生理、病理特点,又成了著名的儿科医生。

扁鹊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为我们开了“全科医生”的先例,可以说是“以人为本”的楷模。

西汉初年陆贾的《新语》记载,扁鹊在行医中遇到了一病患人家,病人的病情十分严重,有生命危险。出于医生治病救人的神圣职责,扁鹊便主动要求为患者治疗。

患者的父亲看了一眼扁鹊,不信任地说:“我儿子的病情很严重,我正打算为他请好的医生治疗,这个病不是你能够治疗的!”

说完,患者的父亲便请来了一个巫师。据说这位巫师很有灵验,所以名字就叫“灵巫”。

这位灵巫来了之后,当着扁鹊的面就施展起巫术来,念咒施法,祈求上帝,赐福祛病,常有天命。

扁鹊站在一旁看着巫师的拙劣表演,干着急而无计可施。

患者的病情逐渐加重,终于在巫师的折腾下死去了。

病者的父亲虽然没有让扁鹊给他儿子治病,但是我们却不能说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

父亲在给儿子请巫师看病的时候为什么说“将请良医治”,而不说“将请巫师治”,难道他知道“信巫不信医”的说法吗?难道那时候的巫师已经在冒用医师的“名分”了吗?

扁鹊是闻名于天下的名医,可是在“信巫不信医”的患者面前,他高超的医术也派不上用场。因此,崇尚医学科学的扁鹊愤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内经》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意思是说,对于信奉鬼神的人,是不可以与他谈论医德的。把中医反对巫术的主张写进中医理论的奠基之经典著作,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扁鹊诊治虢太子尸厥的时候,中庶子刁难扁鹊用传说中的“茅父”与扁鹊相比较。“茅父”的所谓医术显然属于巫术。文挚治病激怒闵王

中医学认为,心主神明,五脏之中的其他四脏也不同程度地主宰精神思维活动。

比如,中医学认为“肺藏魄”。我们说,这个人有魄力,或者说那个人有气魄,就是来自于中医学的认识。中医学认为,肺主气,司呼吸。气是人体活动的动力,也是血液运行的动力,没有气的参与,各种生理机能都不可能实现。肺气强盛,气就强盛,人才能有气魄,有魄力。

肝藏血,肝藏魂。肝血充足,人就机灵,多智谋;肝血不足,人体不仅筋骨无力,而且灵魂不活,缺乏智慧。

脾主运化,藏思虑,脾的运化功能旺盛,人的思虑就容易深入,谋略就高妙;脾的运化功能差,消化吸收不好,天长日久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思虑过程,就不能有好的谋划。

肾藏精,也藏志。志就是记忆。一个人有很好的记忆能力,与它的肾藏精的功能是分不开的。肾精能够化生肾气,“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并且“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可见,肾精、肾气反映的也是全身的精气贮存情况。只有精血充盛,肾气充满,人的记忆能力才能提高。不可想象一个肾气衰微、精血亏虚、生命力极为虚弱的人,可以有好的记忆功能。

正因为中医学认为人的精神思维与五脏有关,所以中医学称五脏为“五神脏”。

一个人如果出现认识、思维、谋虑、记忆、胆识等方面的问题,中医学往往根据不同的表现,分别从不同的脏器入手进行调理,从而取得良好的效果。而不是象现代医学那样,对于精神萎靡、神经衰弱都给予维生素、谷维素;对于精神亢奋、失眠烦躁都予以镇静安神。尽管维生素与安神可以安抚许多身心不适的人,但是也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医的心身医学有许多内容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发扬。

比如,中医说心在志为喜,又说过喜伤心,喜胜悲;肺在志为悲,过悲伤肺,悲胜怒;脾在志为思,过思伤脾,思胜恐;肝在志为怒,大怒伤肝,怒胜思。

也就是说,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人的正常情绪,但是不能太过分。如果放任任何一种情绪滋长,就会产生疾病。

不同的心理疾病可以用不同的情感来治疗。这一有针对性的心理情绪疗法,现在还没有引起现代医学的重视。现代医学还沉浸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里,把许多问题都归结为“恋母情结”或“恋父情结”,甚至把性的因素无限扩展,试图以此解决一切心理问题。这不是中国的传统,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

用激怒的方法治疗疾病最早记载于《吕氏春秋·至忠》,此后曾经被广泛地运用。虽然效果非常好,但是由于有悖人伦纲常,也曾经引起许多人的误解,甚至因此而造成医学家的人身伤害,有的医学家为运用这一方法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此也使我们不能不对中医学的博大精深而发出由衷的感叹。

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记载说,战国时期的齐闵王(公元前301~279年在位)有病,多方医治未见效果,便去宋国请名医文挚前去诊治。

文挚不愧为当时的名医,他经过询问齐闵王的病情之后,反复思谋,觉得只有用激怒的方法,才能治好他的病。但是如果激怒了齐闵王,自己的性命恐怕就难以保住了,为此他犹豫不决。

齐闵王的太子苦苦哀求,要文挚大胆治疗,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发生治罪的事情,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文挚出于治病救人的天性,并被太子的真诚所感动,决定为齐闵王治病。

可以想像,让一个国家的国君发怒是何等的难啊!小怒于事无补,大怒发作起来难以收拾,恰到好处的发怒是十分难以做到的。

俗话说,“天子之怒,伏尸千里,血流成河”。天子之怒、君王之怒岂是那么好玩的吗?!不亚于虎口拔牙。

文挚答应了给齐闵王的诊治请求,并约好了诊治的时间,但病中的齐闵王等到诊病日期的时候却不见文挚的到来。一等不来,二等不来,三等还不来,迎接的使臣换了一批又一批,欢迎的宴席做了一次又一次,左等右等,文挚就是不来,而且推脱的理由都很勉强,齐闵王逐渐由期盼转为愤怒:“他到底是要钱,还是要地位;是要土地,还是要美女?我什么都可以答应!可他答应得好好的,为什么就是不动身呢?”“是瞧不起寡人?敢蔑视寡人?!一个小国的医生有什么了不起?!等寡人的病好了之后,看我怎么收拾他”!

经过漫长的等待,名医文挚终于出现了!

只见他慢慢腾腾来到齐王的病榻前,既不下跪,也不施礼,傲慢地穿着鞋子,登上了齐闵王的睡榻,一脚踩在齐闵王的睡衣上。

齐闵王的愤怒爆发了,一把推下文挚,大吼一声:“左右快给我拿下!这等无耻小人竟敢如此无理!”

齐闵王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大叫、大骂,多日卧床不起、沉思不语的齐闵王不见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满面怒容、高声断喝的国君,一个决胜千里、不可仰视的齐闵王。

被捆绑的文挚眼里没有哀求,也不辩解,只说了一句话:“我的诊疗活动都是精心安排的,太子知道!”

太子被齐闵王的转变震慑住了,吓得言语不清,裤子早就被尿液浸湿了一大片。

文挚的话齐闵王听也不听。他要生烹文挚!

帝王残忍之性爆发后,没有人能够阻止。一代名医文挚最后被活活煮死。

文挚虽然去了,然而他的那种高尚的为医学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学之人,并且他开创的用激怒的方法治疗忧思病的方法也没有失传。这种方法经过上千年的传承,不断致新,现在已广为使用了。

三国时期也有类似的案例,但后果要好得多。《后汉书·华佗传》和《三国志·华佗传》有这样的记载:一个郡的郡守患病,请华佗治疗。华佗经过诊察,仔细分析病情,认为只有经过大怒之后,才有可能治愈疾病。

于是,华佗在收取了郡守许多钱财之后,既不给他采取什么治疗措施,也不开方药,而是留下一封信,大骂郡守。

郡守一见这种情况,怒从心头起,恨由胆中生,立即派人追杀华佗。

郡守的儿子知道底细,便假装派人去追,实际按兵未动。为此,郡守怒发冲冠,不可遏止,气往上涌,一张口,吐出一口黑血,腥秽难闻,此后又连吐数口污血,久治不愈之病由此豁然而解。华佗像

华佗继承了战国名医文挚的治疗方法,且奏成良效,也没有因此而受到人身伤害。可没想到树大招风,三国枭雄曹操竟然因为华佗“恃才傲物”、服务态度不好,借故将他杀了。

华佗高超的医术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好运”,还因此成了曹操杀害他的借口,怎不令人悲愤叹息!当八岁就能称象的神童曹冲因病情危重诸医束手而终于命丧黄泉时,曹操才想起了华佗。他老泪纵横、捶胸顿足地说:“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

司马迁在写《史记·扁鹊传》的时候,对于扁鹊因为技术高明被人暗害的不幸遭遇极为愤慨。他说:“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技见殃”。“老子曰:‘美好者,不详之器’。岂谓扁鹊等也!”

本来美好的善举应该得到人们的赞美;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应该得到好报,可是世俗的丑类、谄媚小人却嫉贤妒能,中伤陷害贤能的君子,岂不可恨!尤其可恨的是,他们卑鄙的计谋常常成功,真是令人叹息不已。司马迁更是感同身受,怎能不感慨系之?!仲景奠基辨证论治

张仲景,名机,相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张仲景,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150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张仲景自小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心道术。”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与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还是他热爱救死扶伤的医学、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张仲景像

张仲景生平最佩服的古代医学家就是扁鹊。他说,每一次在史书上看到扁鹊诊治虢太子和齐桓侯的记载就被其高超的医疗水平所折服。张仲景希望做一个扁鹊那样的好医生。他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对于后世中医的影响张仲景超过了扁鹊。

张仲景经过艰难磨炼,他的望诊水平也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西晋皇甫谧的《甲乙经·序》提及了张仲景为王粲诊病一事。

张仲景见到王粲时,王粲20多岁,正直年轻气盛、春风得意之时。王粲(字仲宣)是当时“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之一,而且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诗人。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触中,张仲景凭借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诗人隐藏着可怕的“疠疾”。

张仲景对他说:“你有病,如果不治疗,四十岁的时候,就会眉毛脱落;眉毛脱落之后,半年左右就会死亡。”张仲景为他开出了“五石汤”,说这个方药可以治愈他的疾病。

二十几岁的王粲哪里听得进张仲景的话,他也根本不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他只在表面上应付了一下,并未认真对待,甚至还心生厌恶,嫌张仲景的话不吉利。

过了三天,张仲景再次见到王粲时便问:“服药了吗?”

王粲不好意思直言自己的厌恶之情,只好应承说:“已经服过了。”

张仲景仔细一打量觉得不对,就说:“你的面色可不象服过药的样子,你对生命怎么能这样不认真地对待呢?”

王粲以无言表示了他的蔑视之情。

二十年之后,不幸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王粲眉毛脱落,半年后就死去了。

这件事情或许有些夸张,但是它仍然可以给我们以无限的遐想。

张仲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百姓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同时代的文学家曹植在《说疫气》中说:“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二百多人因伤寒病而死去的占了大半。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

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百姓疾苦的医生。他希望靠医学的力量,对上能够治疗国君和亲属的疾病;对下层老百姓,也能帮助他们解除病痛;对于自己,也可以靠养生保健知识而健康长寿。

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使张仲景“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和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是一部论述中医理论的经典著作,后人把它与《灵枢》合称为《黄帝内经》。《素问》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意思是说,人们现在所患发热为主的病,大都是因为受了寒邪的侵犯造成的。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

我们现在知道,许多传染病的流行是在冬季。古人认为,春天温暖,万物始生,一派生机。而冬季严寒,蛰虫深藏,万物不长,一片肃杀萧条。因此,古人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古人看来,冬天的寒气是一种肃杀之气,可以称为“寒毒”,容易使人产生传染病。甲骨文里有“祸风有疾”的记载,而且都是在冬季里发生的。

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医疗实践对《素问》的理论进行了发展。张仲景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各种传染病都可以叫做“伤寒”。张仲景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素问·热论》认为,大多数以发热为主的传染病,有的好了,有的则导致患者死亡。死的人大多在病后六七日;而好的人多在十天以上。因此,他就提出来一个学说,把热病看作一个过程,一天一个样地变化不停;每一天的病情用一个符号表示,一天叫做“一经”,六天就是“六经”。这六经分别叫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素问·热论》对于六经热病的治疗,只提到在三日之前可以用让病人出汗的方法治疗;三天以上的热病可以使用“泻法”治疗,主要是用针刺治病。

华佗说,治疗主要有三种方法。在早期的时候,病邪在肌表,也就是疾病位于人体的浅层,可以使用让病人出汗的“汗法”。具体地说,除了针刺的方法,还可以用膏药在患者身上摩,让其出汗。当然,古代还有用烤火出汗的方法,但那样容易使汗出得太多,汗多脱水可加重病情。华佗说,还可以服用中药散剂发汗。如果病邪位于胸部,就可以使用催吐的方法治疗,这叫做“吐法”。如果病邪深入到胃肠,就应该使用泻下的方法治疗,让病人通过排便而退烧,这叫做“下法”。

张仲景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前人喜用的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张仲景与华佗虽然处于同时代,但是很少有资料可以证明他们进行过医学交流。

张仲景对于《素问·热病》的理论与治疗方法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他在前人“表里分证”的基础之上,提出了阳证有一个“半在表、半在里”的新观念,使证候辨别更细致。他大胆地把病人衰竭之后的“虚寒证”也收录进来,称为“三阴证”。“三阴证”多数病情危重,有许多属于现在的中毒性休克前期和休克期表现,历代医家称其为“三阴死证”。张仲景对于接近死亡的“三阴死证”,提出了许多有效的方法,挽救了无数生命垂危的患者。

张仲景最为著名的观点就是打破了《素问·热论》按疾病日程使用药物的观点,提出来不能机械套用“三日前后分汗下”的做法,而必须以临床证候表现为依据,只要有需要用发汗方法的证候存在,无论患病多少天也应该使用“汗法”。对于泻下的方法也是要根据患者的证候表现而定,而不是根据患病的天数。他的“观其脉证,随证治之”成为历代医家遵守的格言。

张仲景所选用的方子,大多来源于汉代之前的《汤液经法》。《汤液经法》是西汉之前就已经流传的著名方剂著作,据说是商朝宰相伊尹所著。

当代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教授说,张仲景就是用“医经家”的理论,研究“经方家”的经验,所以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在张仲景重新编排的六经病证里,一百多个方剂就像流水作业的不同岗位;各就各位,在不同的证候到来时,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无论证候来得晚,还是来得早,只要证候到了,就使用针对证候的药方,就可以取得很好的疗效。这个等待证候、发现证候、辨别证候、治疗证候的过程,中医称为“辨证论治”。

由于“辨证论治”是在以“六经”为题目的框架里进行的,所以叫“六经辨证”。

由于外感热病的病因多数因冬季感寒而发,所以张仲景不再把发热为主的传染病称为热病,而是叫做“伤寒”,也就是“伤于寒而引起的疾病”的意思。

张仲景热爱医学,重视医学实践,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百姓的疾苦。但在封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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