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小成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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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研究试读：
前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到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的战略高度和突出地位，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建设生态文明体制和制度进行了重大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长期以来，首都地区遭遇雾霾天气困扰、PM2.5多次爆表、资源能源严重匮乏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首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加强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在于加强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是必然选择。2017年2月23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北京，强调对大气污染、交通拥堵等突出问题，要系统分析、综合施策。《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京津冀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以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释放首都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内在活力，是北京建设和谐宜居城市和生态绿色的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突破口，是北京树立低碳绿色国际形象，提升世界城市地位的“一张王牌”。本书结合首都战略定位、空间特点、资源禀赋，深度考察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二重性及内在矛盾、体制障碍，系统比较东京、伦敦等世界级城市群在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提出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等的政策建议。本书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性观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深入阐释生态文明及其体制改革的基本内涵。
生态文明是人类对自然社会的改造，经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代之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新文明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建设生态文明体制和制度进行了重大创新。所谓首都生态文明体制，则是在首都区域内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体制机制的总和，是依托并凌驾于首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各个领域，实现首都生态发展、和谐宜居的整体性的体制架构。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对不利于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政府管理、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体制机制进行系统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第二，系统考察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二重性、矛盾与体制障碍。
首都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空间特征。根据首都服务中央的功能定位分析，主要存在经济快速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现行考核机制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区域之间利益共享与损失补偿的矛盾以及跨区域生态环境建设中的矛盾等。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障碍主要表现为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体制问题与内在障碍。第三，深入研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东京都经验。
东京以生态文明建设及体制改革为重要突破口，打造成为全球清洁城市和世界级绿色低碳城市。东京生态文明建设的四个阶段主要包括，公害频发与防止控制阶段、环境保护与经济并重阶段、持续发展与主动治理阶段、环境革命与低碳社会阶段。东京在一系列环境控制和生态治理政策制定的基础上，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立了综合型环境管理体制，采取有效措施治理环境污染和废气排放等公害问题。东京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建立综合型的环境管理体制、制定新东京都环境计划和绿地规划、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生态环保、重视源头治理与末端环保技术相结合、鼓励公众参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提高城市生态承载力。
基于对东京都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经验的考察，对北京的启示与政策建议主要表现为：在体制层面，深化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统筹协调职能；在制度层面，制定生态文明制度，加强执行与监督；在技术层面，重视低碳生态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在机制层面，形成多元互动的综合管理模式；在宣传层面，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在环境层面，鼓励植树造林，鼓励低碳出行。第四，比较研究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的伦敦都市圈经验。
以雾霾治理为例，伦敦生态文明建设对北京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伦敦环境污染经历煤烟污染、汽车尾气、法制治霾三个阶段。总结伦敦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在于采取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施策、协同治理、齐抓共管。基本经验有：依靠法律治理，出台《清洁空气法》《环境法》《空气质量战略》等，加强适合伦敦城市发展的各项环境治理措施的制定与执行；依靠政策治理，收取拥堵费和发展公共交通，加强政策制定，采取严格的处罚措施，完善雾霾治理的配套措施等；依靠技术治理，利用新型胶水“黏”住污染物；依靠绿色治理，增加绿地和使用绿色能源，鼓励市民购买低排放量的小型汽车，鼓励购买天然气、电动等新能源车，以减少尾气排放，提高空气质量；依靠社会治理，鼓励公众讨论和媒体曝光，提高社会治理雾霾的参与度和有效性，推进伦敦环境污染治理进程。伦敦雾霾治理对北京的对策建议主要有：制定首都空气清洁法规，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设立和增加污染检测点，严控尾气排放，加强监督、严格管理，不达标不得上路，加大对外地车辆的排污控制，统一标准和监管制度；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技术攻关，高度重视和加强技术创新和技术改进，依托技术实现环境改善和减排降耗；发展绿色公共交通，使用清洁低碳能源；重视社会群众参与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第五，比较探讨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的纽约都市圈经验。
纽约都市圈基于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经历了工业化、服务化、知识化、绿色化的转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引领世界绿色经济发展和城市绿色转型潮流。纽约都市圈尽管没有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但多年来的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重视城市园林绿化建设、重视绿色基础设施配套、重视产业转型和绿色发展，实际上也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纽约都市圈以加快城市转型和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主要表现为工业化、服务化、绿色化等阶段性特征；表现为重视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绿化建设等特征，成为具有国际示范和标杆作用的世界级城市群，对于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推进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借鉴纽约都市圈生态文明建设经验，首都北京应重视服务业发展、降低产业能耗和排放强度、加强城市空间优化布局、完善绿色交通体系、强化创新驱动、发展低碳产业、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重视城市园林绿化，加快构架构建世界级绿色城市群。第六，比较研究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的洛杉矶经验。
洛杉矶作为美国比较典型的工业城市，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相对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治理，洛杉矶地区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总结洛杉矶经验，为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提供重要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洛杉矶生态文明建设与污染治理先后经历了组织法规治理、市场技术治理、转型发展与协同治理等时期。根据洛杉矶空气污染治理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具体政策措施，为北京“城市病”治理提供重要借鉴，主要包括：建立跨区污染治理机构，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制定空气质量管理规划和标准，建立严格执行机制；鼓励市民参与空气污染治理，建立共建共享机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低碳创新机制；积极建设绿色交通和建筑，建立低碳发展机制等。第七，创造性地提出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在总体思路上，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要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精神为指导，充分认识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生态观念转变；坚持资源整合、机构重组、制度创新、机制完善的系统化路径，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破解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以大气环境、水体净化、垃圾回收为切入点，以完善法制、严格管理、创新技术、联防联控为基本手段，加强首都环境保护、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提升生态建设水平，实现北京天更蓝、水更净、地更绿的目标；鼓励群众参与，集聚市民智慧、集聚社会资源、集聚首都能量，提高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治理能力，让生态治理成果更多更快惠及群众，争取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和示范区，加快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绿色低碳城市群。
在基本原则上，深化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原则；坚持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原则；生态保护、低碳发展、环境优先原则；坚持合理布局、分类指导、严格管理原则；坚持统筹谋划、综合治理、四个转变原则。
在重要目标上，实现“四个促进”。一是促进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体制机制得到改革和优化；二是促进全社会环境保护投入占GDP比重明显提高，单位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下降，首都PM2.5明显下降，大气污染治理、交通尾气治理、水污染防治、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效果不断显现；三是促进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和城市绿色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明显增强；四是促进首都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治理，以实现空气质量改善、水体生态净化、垃圾综合利用为基本目标，建立综合治理和联防联控体制机制，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城市，进而加快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绿色低碳城市群。
在改革路径上，结合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实际，加强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创新，提出体制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一是加强经济层面的体制创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低碳、绿色、生态产业，加强能源体制改革，发展新型低碳的新能源结构。二是加强环境管理体制创新，依托顶层设计，构建垂直型、综合型、区域型的管理架构。抓住治理重点、创新生态制度、构建生态补偿机制和公众参与生态建设的制度。强化生态行政，建立生态文明政绩考核体系。三是加强社会体制创新，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参与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社会活力和新动能。四是加强文化体制创新，营造重视生态环保的文化氛围。树立生态绿色的文化意识、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丰富生态文化内涵、开展节约减排行动、建立健全生态低碳的文化市场体系、重视生态文化产业发展、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保障措施上，要提高思想认识，破解体制障碍；加强法制建设，提高执法力度；加强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实行信息公开，鼓励参与监督；加强风险评估，构建预警机制；加强区域合作，强化联防联控。第八，探讨了新常态下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机制。
以“五大”理念为引领，研究新常态下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理念及内在关系，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选择。新常态下，推进首都生态文明建设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创新发展是关键动力、协调发展是基本要求、绿色发展是主要路径、开放发展是强大支撑、共享发展是重要保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系统把握、科学理解“五大”理念的内在关系，并贯彻落实到具体实践。第九，探讨了世界级城市群视域下首都生态文明建设与供给侧改革路径。
面向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推进首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北京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发展机遇。如何推进首都北京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供给侧改革的战略高度审视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障碍，包括经济结构不够合理、环境治理不力、环保组织发育不良、生态文化缺失、生态空间压缩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北京生态文明建设，要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五位一体全方位推进，加强创新驱动与供给侧改革，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供给，加强环保组织培养，培育生态文化，提高生态产品供给等。第十，提出生态文明视域下首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研究基于生态文明视角，如何建设和改革首都国家公园体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研究首都国家公园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重数量轻质量，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化利用、区划不合理，体制不够完善，部门利益化严重，生态与环境资源的低效管理，公园建设资金投入不够等。研究提出建立首都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议，主要包括：转变理念，提高首都国家公园建设质量和内涵；加强国家公园区划设置，实现权、责、利统一，防止部门利益化，建立统一的首都国家公园管理体系；增加政府投入，创新国家公园建设与运营的多元化融资机制；增加首都包括京津冀区域范围内的国家公园数量和面积，以拓展首都城市生态用地和生态空间；坚持生态效益优先原则，制订首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行动计划，推进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生态宜居的世界级城市群。1 绪论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第一，中央有精神。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要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构建和谐宜居的美丽中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建设生态文明体制和制度进行了重大创新。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视察指出，要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采取有效举措重视环境执法监管和责任追究，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并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但如何具体落实和推进建设？如何加强体制改革？需要深化研究。
第二，地方有响应。北京市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建设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2014年2月，首都生态文明和城乡建设动员大会提出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环境难题，首都环境建设进入了啃“硬骨头”阶段。2017年3月17日，首都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动员大会上再次强调，要更加扎实地推动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首都北京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如何深化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更好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而建设美丽北京，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开展此项目研究恰逢其时。
第三，社会有需求。北京作为资源能源相对匮乏的生态脆弱区域，破解长期以来的能源短缺和PM2.5超标、雾霾天气困扰等环境困境，体制机制上的障碍是关键问题。长期以来，北京遭遇雾霾天气困扰、PM2.5爆表、资源能源匮乏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北京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在于加强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以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释放首都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活力，是北京建设和谐宜居城市和世界生态城市的突破口，是北京树立低碳绿色国际形象，提升世界城市地位的“一张王牌”。
第四，世界有借鉴。伦敦、东京等世界级城市群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方面积累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一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三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城市群一般是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型世界级城市群有五个，分别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伦敦等著名世界级城市群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积累了非常多的成功经验，如英国首都伦敦通过立法和体制机制创新，实现由“灰色”城市转变为绿色低碳城市。东京通过体制改革、政策扶持，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城市园林绿化、低碳社会建设等，打造成为世界生态低碳城市。世界上许多发达城市经过了上百年的生态文明建设，积累许多成功经验值得首都北京学习和借鉴。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国际上看，生态文明研究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1962年，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引起人们对生态问题的高度关注，提升了生态意识。1972年，联合国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这些均提出了生态环境问题及可持续发展诉求，为生态文明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基础。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了倡导生态意识的可持续发展概念。1979年，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首次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念。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出版《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充分体现其生态思想。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出版《生态民主》著作，正式提出生态文明时代概念，从而构建和倡导生态文明时代获得人们的共识。此外，国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考察了生态文明、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等理论与实践问题。
从国内来看，我国学者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体制创新等角度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周生贤（2009）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制度成果的总和。俞可平（2005）认为，生态文明是指实现人与自然之间(1)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路军（2010）认为，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生、全面发(2)展和持续繁荣为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赵其国等（2016）研究了中(3)国生态环境状况与生态文明建设。孟伟等（2015）研究了流域水生(4)态系统健康与生态文明建设。胡彪等（2015）以天津市为例，研究(5)基于非期望产出SBM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效率评价问题。彭向刚、(6)向俊杰（2015）对中国三种生态文明建设模式进行反思研究。张森(7)年（2015）研究认为要确立生态思维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庞昌伟，龚昌菊（2015）研究了中西生态伦理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问题(8)。李平星等（2015）研究了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指标体系构建(9)与评估。张欢等（2014）研究了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差异分析。(10)吕忠梅（2014）研究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决策法律机制。王灿(11)发（2014）研究了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
汤正刚（1993）、宁越敏（1994）、陈先枢（1996）、邓卫（1994）、李立勋（1994）等均从不同角度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进行了内涵诠释。李斌（2006）讨论了生态文明与经济体(12)制改革问题。邓集文（2008）认为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改革我国环(13)保管理体制。余钟夫（2010）、崔萍、杜明翠（2011）、仇保兴（2012）、潘家华（2012）、葛剑平（2013）研究了对生态文明建设及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与路径进行了探讨。刘汉武等（2014）以辽(14)阳市为例，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独娟（2014）探讨促(15)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财税体制改革问题。刘湘溶（2014）对生态文(16)明体制改革提出若干思考。郑晶，廖福霖（2014）研究了生态文(17)明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问题。陶国根（2015）提出深化生态文明(18)体制，改革迈向多中心治理。郇庆治（2015）基于环境政治视角(19)研究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问题。谭建军（2015）基于主体功能区(20)视角研究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体制改革。常纪文（2016）重点(21)研究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取得的经验，还认为要高度重视生态文明(22)体制全面改革的“四然”问题。李永胜（2016）考察了开创生态(23)文明体制改革新局面的六大理念。瞿畏、吴小平、陈凌嘉（2016）(24)提出要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引领，扎实推进排污权交易工作。王克群，许军振（2016）认为要坚持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25)(26)革。周宏春（2016）认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知易行难。董战峰等(27)（2015）研究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宏观思路及框架。胡芳、刘聚涛、温春云、冯倩（2017）研究了江西省水生态文明建设管理体制机制(28)现状与推进建议。陈叙图、王宇飞、苏杨（2017）研究依托国家(29)公园体制试点区率先配套建立生态文明制度。邓锋（2017）研究(30)了生态文明下的我国矿山环境管理体制。车成勇（2017）研究了(31)生态文明体制下有关土地资源产权制度。任理庆（2017）对完善(32)煤炭资源型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机制体制探讨。赖意娟（2017）研(33)究了建设生态文明与我国环保管理体制。沈庆宇（2017）研究了(34)在生态文明理念下创新森林资源监督体制。赵玉强、崔涤尘、王雪(35)（2017）研究了沈阳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规划。郭会玲（2017）以法律制度创新为视角，探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背景下林业生态环境保(36)护制度创新。胡碧霞、李卫祥、林瑞瑞（2017）研究生态文明体(37)制下有关土地资源产权制度。
也有许多学者对首都北京及京津冀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一定研究。例如，何树臣、张晓光（2007）研究提出建(38)设京津冀生态圈，打造生态文明首善之区。刘薇（2013）研究了(39)京津冀区域生态文明圈构建。曾静、李书领（2015）提出了京津(40)冀一体化背景下对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思考。左守秋、孙琳琼、冯石岗（2015）提出了京津冀区域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河北省生(41)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问题及对策思考。崔铁宁、张聪（2015）研(42)究基于生态位理论的京津冀城市生态文明评价。胡悦、金明倩、孙(43)丽（2016）研究了基于PSR模型的京津冀生态文明指数评价体系。胡安琴、秦亚飞、孟超（2016）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完善(44)保定市生态文明绩效考核问题。吴玉杰（2016）基于制度经济学(45)的视角，研究了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的关键路径。邓智团（2016）研究了重化工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径，考察了京津冀协(46)同发展背景下河北曹妃甸的经验与启示。李志强、张凤林（2016）(47)研究提出了环京津地区协同共建水生态文明调研建议。左守秋、王(48)伟（2017）进行了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性合作研究。
以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并考察了生态文明及体制改革问题，但基于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视角，针对北京首都地区如何进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缺乏深度研究，已有成果研究不足。因此，本书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首都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实际，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加强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及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体制改革等若干问题，力求在这些方面进行学术探讨，为首都北京以及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如何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建设提出政策建议。1.3 研究意义及价值
第一，阐释和探索体现中国特色、首都特点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探讨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二重性、矛盾及体制障碍，比较国际成功经验，提出具体的体制改革对策建议等理论问题，进一步拓展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第二，打造全国生态文明综合改革示范区，促进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北京建设。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在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以体制创新释放发展动力与活力，形成首都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引擎，打造全国生态文明综合改革示范区，进而构建环境美好、生态文明、绿色宜居的新北京，是履行首都“四个服务”功能，实现低碳、和谐、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必然要求。
第三，为北京治理雾霾天气、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北京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形成有效政策和经验，在全国发挥首都示范效应，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形象。本书从这些视角研究和提出建立首都生态补偿制度、生态文明政绩考核体系等相关政策建议，能为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高质量、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咨询报告，对于其他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决策参考和借鉴意义。1.4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1）主要研究思路及其架构
本书基于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视角，从回答“为什么改革？改革有什么经验？改革哪些领域？如何改革？”四个问题对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行深入研究。结合首都功能定位和区域特征分析为什么要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结合首都空间二重性及空间矛盾，分析生态文明体制存在哪些障碍？根据对国外首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及体制改革经验考察，提出改革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分析首都北京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在哪些领域进行体制改革，最后根据这些领域的改革研究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和实施措施，回答“如何改”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如图1-1所示。图1-1 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其逻辑关系（2）主要内容与研究重点
第一，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战略性与紧迫性分析。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研究首都资源能源“瓶颈性”制约和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现状，促使首都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二是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最大障碍在于体制机制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加快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建立和完善首都生态文明制度。
第二，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二重性与体制障碍分析。主要从二重性分析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空间矛盾及基本特征。一方面，首都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没有本质不同，是国家战略的空间细化和具体化；另一方面，首都生态文明建设通过空间尺度、实施主体、重点难点、目标进程以及评价体系等方面，结合首都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的演化过程，研究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特征与内在规律。根据首都服务中央的功能定位，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诸多矛盾，从京津冀跨区域尺度分析区域之间利益共享与损失补偿、生态环境建设中的矛盾。研究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体制障碍。
第三，研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东京经验。
东京生态文明建设的四个阶段主要包括，公害频发与防止控制阶段、环境保护与经济并重阶段、持续发展与主动治理阶段、环境革命与低碳社会阶段。东京在一系列环境控制和生态治理政策制定的基础上，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立了综合型环境管理体制，采取有效措施治理环境污染和废气排放等公害问题。基于对东京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经验的考察，提出对北京的启示与政策建议。
第四，比较研究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的伦敦都市圈经验。
以雾霾治理为例，伦敦生态文明建设对北京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伦敦环境污染经历煤烟污染、汽车尾气、法制治霾三个阶段。总结伦敦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在于采取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施策、协同治理、齐抓共管。研究提出伦敦雾霾治理对北京的对策建议。
第五，比较研究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的纽约都市圈经验。
纽约都市圈基于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经历了工业化、服务化、知识化、绿色化的转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引领世界绿色经济发展和城市绿色转型潮流。纽约都市圈尽管没有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但多年来的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绿色基础设施配套、产业转型和绿色发展，实际上也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本书主要研究纽约都市圈以加快城市转型和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性特征和基本经验，提出对首都北京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
第六，比较研究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的洛杉矶经验。
洛杉矶作为美国比较典型的工业城市，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相对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治理，洛杉矶地区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总结洛杉矶经验，为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提供重要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洛杉矶生态文明建设与污染治理先后经历了组织法规治理、市场技术治理、转型发展与协同治理等时期。根据洛杉矶空气污染治理的阶段性特征及具体政策措施，为北京“城市病”治理提供重要借鉴。
第七，创造性地提出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充分认识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研究提出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基本原则、重要目标和改革路径等。
第八，探讨世界级城市群视域下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机制。
以“五大”理念为引领，研究世界级城市群视域下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理念及内在关系，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选择。新常态下，推进首都生态文明建设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创新发展是关键动力、协调发展是基本要求、绿色发展是主要路径、开放发展是强大支撑、共享发展是重要保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系统把握、科学理解“五大”理念的内在关系，并贯彻落实到具体实践。
第九，研究世界级城市群视域下首都生态文明建设与供给侧改革路径。
面向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推进首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北京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发展机遇。如何推进首都北京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供给侧改革的战略高度审视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障碍，包括经济结构不够合理、环境治理不力、环保组织发育不良、生态文化缺失、生态空间压缩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北京生态文明建设，要从经济、政府政策、社会、生态、文化五位一体全方位推进，加强创新驱动与供给侧改革、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供给、加强环保组织培育、培育生态文化、提高生态产品供给等。
第十，研究生态文明视域下首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研究基于生态文明视角，如何建设和改革首都国家公园体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研究首都国家公园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重数量轻质量，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化利用、区划不合理，体制不够完善，部门利益化严重，生态与环境资源的低效管理，公园建设资金投入不够等。研究提出建立首都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议。（3）拟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第一，首都北京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哪些基础资源、优势、动力？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存在哪些矛盾和难点？是本书研究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第二，世界首都城市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领域有哪些成功经验值得北京借鉴，部分城市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制定哪些有针对性的对策和高招，是研究重点。
第三，结合首都北京人口、产业高度集聚、交通拥堵以及环境污染点、面源的大区域特征，应该在哪些领域进行重点改革和科学规划，应采取哪些对策措施，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
第四，如何在延庆、密云、怀柔等生态涵养区或者整个北京建立全国生态文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如何建立长效的首都生态补偿制度？如何在首都生态涵养区与核心功能区、首都周边生态保护区与京津冀高污染工业区之间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如何加强对首都核心区污染源的控制、交通污染治理，有哪些可行的管理办法和措施？这些均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可能创新之处。1.5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本书由“战略意义—空间二重性及体制障碍—国际比较—改革领域—政策建议”构成逻辑主线，如图1-2所示。图1-2 本书研究的技术路线
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本书对生态文明、生态经济、体制改革等相关概念进行阐释，对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重要意义、理论基础进行定性分析。对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及体制改革情况的问卷调查和实证检验是通过定量分析来完成的，采用大量数据等进行量化研究，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紧密的结合起来。
第二，文献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本书建立在对大量文献阅读和论证基础上，考察已有理论研究的进展及不足，提出本书的分析框架。进而对首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及区县相关的年鉴及统计资料、实地资料进行收集，提出有针对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及体制改革对策。
第三，跨学科研究方法与系统分析方法。综合运用生态经济、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公共政策学等跨学科理论知识进行研究。系统分析方法是将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进行分析。
第四，比较研究方法。本书通过对国外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进行比较分析，对比分析伦敦、东京、巴黎等国外知名的首都和世界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实践，分析面向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共性规律、经验、问题及借鉴。1.6 可能创新之处（1）提出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具体对策建议，为首都各级政府决策咨询服务。本书立足于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推进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实际，以服务决策、指导实践为重点，提出首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有效路径，为政府职能部门提供生态文明建设决策参考，指导实践发展。通过调查研究，以客观数据为基础，分析首都北京乃至京津冀城市圈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哪些问题及成因，为提出对策建议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撑，指导实践发展。（2）比较研究国际经验，提出首都北京可资借鉴的政策启示。通过对伦敦、东京、纽约等世界级城市群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成功做法、政策措施和创新模式进行比较，提出适合首都北京特点的可资借鉴的政策启示。（3）提出建立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树立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典型，并提出生态文明视域下首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通过本书研究在延庆、怀柔、密云等生态涵养区建立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同时加强首都高污染的功能核心区，如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并取得实际成效，为建设美丽北京、生态首都提出对策建议，积极推进首都建设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标杆与典型提供政策建议。提出建立首都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议，主要包括：转变理念，提高首都国家公园建设质量和内涵；加强国家公园区划设置，建立统一的首都国家公园管理体系；增加政府投入，创新国家公园建设与运营的多元化融资机制；增加首都包括京津冀区域范围内的国家公园数量和面积；制订首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行动计划，推进首都生态文明建设。(1) 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4）.(2) 路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思考［J］.理论导刊，2010（9）：80-82.(3) 赵其国，黄国勤，马艳芹．中国生态环境状况与生态文明建设［J］.生态学报，2016（19）：6328-6335.(4) 孟伟，范俊韬，张远．流域水生态系统健康与生态文明建设［J］.环境科学研究，2015（10）：1495-1500.(5) 胡彪，王锋，李健毅，于立云，张书豪.基于非期望产出SBM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效率评价实证研究——以天津市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4）：13-18.(6) 彭向刚，向俊杰.中国三种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反思与超越［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3）：12-18.(7) 张森年.确立生态思维方式建设生态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讲话精神研究［J］.探索，2015（1）：5-11.(8) 庞昌伟，龚昌菊.中西生态伦理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98-104.(9) 李平星，陈雯，高金龙.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估［J］.生态学杂志，2015（1）：295-302.(10) 吕忠梅.论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决策法律机制［J］.中国法学，2014（3）：20-33.(11) 王灿发.论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J］.中国法学，2014（3）：34-53.(12) 李斌.试论生态文明与经济体制改革［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6-8.(13) 邓集文.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改革我国环保管理体制［J］.生态经济，2008（6）：156-159.(14) 刘汉武，高冬婧，初华沄，孟建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以辽阳市为例［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4（11）：17-19.(15) 独娟.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财税体制改革探讨［J］.中外企业家，2014（17）：47-48.(16) 刘湘溶.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2）：5-7.(17) 郑晶，廖福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J］.林业经济，2014（1）：3-6，21.(18) 陶国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迈向多中心治理［J］.沈阳干部学刊，2015（4）：40-43.(19) 郇庆治.环境政治视角下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J］.探索，2015（3）：41-47.(20) 谭建军.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体制改革［J］.南方论刊，2015（2）：11-14.(21) 常纪文.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取得了哪些经验？［J］.中国生态文明，2016（5）：86.(22) 常纪文.生态文明体制全面改革的“四然”问题［J］.中国环境管理，2016（1）：23-29.(23) 李永胜.开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新局面的六大理念［J］.南都学坛，2016（4）：79-82.(24) 瞿畏，吴小平，陈凌嘉.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引领扎实推进排污权交易工作［J］.中国环境监察，2016（4）：49-52.(25) 王克群，许军振.坚持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J］.理论与现代化，2016（2）：5-8.(26) 周宏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知易行难［J］.中国环境管理，2016（1）：114.(27) 董战峰，李红祥，葛察忠，王金南.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宏观思路及框架分析［J］.环境保护，2015（19）：15-19.(28) 胡芳，刘聚涛，温春云，冯倩.江西省水生态文明建设管理体制机制现状分析及推进建议［J］.中国水利，2017（15）：27-28，36.(29) 陈叙图，王宇飞，苏杨.依托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率先配套建立生态文明制度［J］.环境保护，2017（14）：12-15.(30) 邓锋.生态文明下的我国矿山环境管理体制研究［J］.中国矿业，2017，26（7）：88-90，115.(31) 车成勇.生态文明体制下有关土地资源产权制度的思考［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7（18）：294.(32) 任理庆.完善煤炭资源型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机制体制探讨［J］.环境保护，201745（9）：62-65.(33) 赖意娟.建设生态文明与我国环保管理体制［J］.中国资源综合利用，2017，35（3）：59-61.(34) 沈庆宇.在生态文明理念下创新森林资源监督体制的思考［J］.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16（1）：19-23.(35) 赵玉强，崔涤尘，王雪.沈阳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规划研究［J］.环境保护科学，2017，43（1）：43-47.(36) 郭会玲.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背景下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创新——以法律制度创新为视角［J］.林业经济，2017，39（1）：8-12.(37) 胡碧霞，李卫祥，林瑞瑞.生态文明体制下有关土地资源产权制度的思考［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1）：7-11，44.(38) 何树臣，张晓光.建设京津冀生态圈打造生态文明首善之区［J］.河北林业，2007（6）：10-11.(39) 刘薇.京津冀区域生态文明圈构建研究［J］.沿海企业与科技，2013（6）：53-56.(40) 曾静，李书领.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对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思考［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5（11）：23-26，31.(41) 左守秋，孙琳琼，冯石岗.京津冀区域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问题及对策思考［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5（9）：125-127.(42) 崔铁宁，张聪.基于生态位理论的京津冀城市生态文明评价［J］.环境污染与防治，2015（6）：101-110.(43) 胡悦，金明倩，孙丽.基于PSR模型的京津冀生态文明指数评价体系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12）：1450-1455.(44) 胡安琴，秦亚飞，孟超.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完善保定市生态文明绩效考核的研究［J］.时代经贸，2016（27）：56-58.(45) 吴玉杰.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的关键路径——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6（27）：190-192.(46) 邓智团.循环经济2.0：重化工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径——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曹妃甸的经验与启示［J］.环境保护，2016（10）：51-54.(47) 李志强，张凤林.环京津地区协同共建水生态文明调研建议［J］.中国水利，2016（3）：10-13.(48) 左守秋，王伟.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性合作研究［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2）：17-18.2 相关理论基础2.1 生态文明理论
生态文明是人类通过对自然改造后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全新阶段。人类对自然社会的漫长改造，先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代，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过分掠夺，引发人与自然关系的非和谐状态，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拐点。实现人类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非和谐状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生态状态。2.1.1 生态文明的界定
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的改善经济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和谐，重构和谐有序的生态治理体制机制，重塑生态良好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各种成果的总和。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不是拒绝经济建设，反对的是掠夺性、过度性资源能源消耗和开发，因为资源能源过快消耗和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态恶化已经超越生态自身的修复能力。生态文明需要人们树立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生(1)态环境平衡、重构经济、环境、社会之间统筹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因此，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对生态文明概念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不同的见解。主要从广义、狭义、理念、制度等视角进行了解读：（1）从广义视角考察，生态文明代表人类工业文明后的新历程和新阶段。例如，陈瑞清（2008）认为，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阶段，区别这些阶段，需要深刻反思自身的行为，重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统筹协调、绿色低碳的生态文明
(2)阶段。广义层面的生态文明是贯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生态文明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象征和历史阶段，而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个领域的文明进程。生态文明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升级、转型与替代。生态文明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内涵。（2）从狭义层面考察，生态文明属于社会文明体系中的某个重要领域或方面。余谋昌在《生态文明是人类新文明》中认为，生态文(3)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的第四种文明。狭义的生态文明将其定义为生态环境领域的文明形态。实际上定义为生态环境层面的文明内涵，要求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用文明和理智的态度对待资源能源利用，重视和改善生态环境。狭义视角的生态文明定义具有局限性，生态文明是指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治理的文明形态。（3）制度属性的角度。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层面分析，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应该高度关注生态文明，不仅要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出现的生态危机，更要采取有效的制度安排加快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换言之要超越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只有做得更好，才能有说服力，而不是做文字游戏和纯粹的学究式探讨，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态优越性，才能真正说明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和优越性。
生态文明应采用广义的阐释和解读。狭义的生态文明概念过于局限于生态环境改善与建设环节，在建设过程也因内涵太小，难以真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在实践中受制于其他因素的制约导致发展受阻，如将生态文明等同于环境保护，导致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出现矛盾，经济建设超越环境保护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得短暂的经济繁荣。
从广义层面考察，生态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多个领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在经济层面，打破传统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加剧的悖论，改变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模式，走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生产清洁型的低碳生态经济模式。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存在不可磨合的内在矛盾，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对经济建设既是要求和前提，也是重要的环境基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将阻止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经济成本。因此，经济维度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新模式、新道路。在政治层面，不再只追求单一的GDP政绩考核体系，更加重视环境、生态的和谐的绿色政治制度框架。在社会层面，生态文明体现构建生态型的社会生活和消费结构，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良性循环。在文化层面，要求具有广泛生态基础的文化意识，树立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价值需求、规范和目标。文化维度的生态文明建设，主要强调的是与生态文明内涵相适应，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一致的文化理念、文化精神、文化价值观等的综合，缺乏文化思维(4)的生态文明建设必然是缺乏内涵的生态文明。2.1.2 生态文明的核心要素
生态文明的核心要素是充分体现公正性、高效性、和谐性、人文性等特征的要素整合和本质诠释。所谓生态公正，就是倡导尊重自然规律，从自然中获得利益的同时要重视对自然的回报，实现生态公正，保障人的权益，包括经济权益和生态权益，进而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公正能凝聚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力量，推动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社会公正反映了社会多数群体的生态文明意愿。社会公正既能推动社会进步，也能避免因为利益过度分化带来的激烈冲突，特别是在生态领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生态危机是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导致的全球性公共危机，生态公正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5)的内在矛盾在人与自然矛盾关系中的着重体现。生态公正价值维护需要构建社会公平公正意识，在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等诸多关系处理中，要重建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秩序，从深层结构方面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维护社会公正。有研究指出，公正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意，生态公正要从种际公正、代内公正、代际公正三方面入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公平、公正的生态文明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才能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6)。
所谓生态高效，就是重视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或效益的高度统一，强调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追求和重视。生态高效应区别传统的只考虑经济效率或以自然环境的破坏与环境污染为代价追求GDP增长，追求经济高效。相反，生态高效必须以生态效益为基础的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的平衡与统一。
所谓生态和谐，就是要谋求人与自然的公平和谐，充分体现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城乡和地区之间生态关系的平衡与协调发展，重在建构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全球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等促使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内的“生态和谐”这一时代主题，日益引起世界人们的广泛关注、高度重视和深度反思。从社会和谐到自然和谐的生态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极其重要的生态环境条(7)件和自然资源基础。没有生态和谐的社会不是真正意义的和谐社会。也有研究指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及其构建坚实生态文明基础，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然而，“新结构危机”和“生态环境泡沫”已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生态“瓶颈”，必须对生态理念、循环经济、制度建设、(8)政府生态责任诸方面加以有力应对，实现生态和谐。生态和谐包括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和谐、统筹协调。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提出要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实际上体现了生态和谐的内涵和基本要求。
所谓生态人文发展，就是要求经济建设不能违背人的全面发展原则，不能忽视人文关怀。经济建设与发展应该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彰显以人民发展为中心、充分体现人文关怀为最高宗旨与终极目标。2.1.3 生态文明的相关理论基础
生态文明是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现代化理论等生态思想的升华与理论发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