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松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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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中国社会的第一项修炼试读：
开篇语
什么是诚信？诚信，即诚实守信。
从词源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一词，出现得很早。比如春秋时期的《管子·枢言》中就有了“先生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的说法，后来《荀子·不苟》中也出现“诚信”概念，“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
由此可以推断，“诚信”一词在战国时期，就已形成并经常被使用。
在中国古代，“诚”和“信”是两个意义相近的词，常用来互相训释，“诚则信矣，信则诚矣”。“诚”、“信”合起来使用，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诚实为本，言行一致，践约守诺，属于道德范畴。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中的诚信，一直被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是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
西方的“诚信”，是建立于罗马帝国繁荣的海外贸易和简单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在当时的罗马，“诚信契约”与“诚信诉讼”是最普遍的商业和司法原则。为此，罗马人制定了详尽的债权法，特别是合意性契约规定了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同时也把诚信作为法律行为的基本准则之一。
现代社会中的诚信，虽已融入了契约经济的经济学含义和法律制度的制度学意义，但仍包含并侧重于伦理道德的社会学含义，并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外延，成为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
这是一则流传甚广的经典寓言故事——
有一个年轻人跋涉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到了一个渡口的时候，他已拥有了“健康”、“美貌”、“诚信”、“机敏”、“才学”、“金钱”、“荣誉”等七个背囊。
渡船出发时风平浪静。说不清过了多久，风起浪涌，上下颠簸，险象环生。
梢公说：“船小负载重，客官须丢弃一个背囊，方可安渡难关。”
看年轻人哪一个也舍不得丢，梢公又一次提醒说：“有弃有取，有失有得。”年轻人思索了一会儿，把“诚信”抛弃到水里。
老人摇了摇头，船终于还是翻了……
这位年轻人显然不知道诚信的意义，但与“健康”、“美貌”、“才学”等相比，又有多少人能真正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呢？
从古至今，个人、企业、社会、国家，都离不开诚信。从个人来讲，诚信是高尚的人格魅力；从企业来讲，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从社会来讲，诚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从政府来讲，诚信是公权力的威信。
在古代，商鞅立木取信，获得百姓信任，从而推行了新法；臾骈不负信，获得世人尊敬；季札挂剑了却徐国国君的心愿，被传为千古佳话。相反，商纣失信，加速了国家的灭亡；楚怀王失信，不但亡国，还使一代贤臣饮恨汩罗江……
在现代，无数人用诚信创业，最终富甲一方，有李嘉诚为例。当然，也有不少人以失信下赌注，结果身败名裂，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上述例证反复说明，如果说诚信者的成功率是99％，那么失信者的失败率将是100％。
但现实是，中国当前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信任主要面临着三种由内到外的转变，即从户口所在地内流动到户口所在地外，从计划体制内转移到市场体制，从熟人圈内延伸到熟人圈外。
由于“三内”向“三外”的转变，传统的信任体制被打破，而新的信任体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造成了信任下降，转型期社会信任危机频发，人们对社会信任问题日益关注。
2013年1月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北京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蓝皮书介绍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与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合作，于2011年12月中下旬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重庆和西安共七城市市民的社会信任状况进行了调查。
此次调查对象为选定城市18-60岁的常住居民。实地调查中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市采取按区域繁华商业区街头拦访和社区抽样相结合方式进行，郑州、重庆、西安和武汉四市采取社区抽样的方式，最终获取有效样本1943份。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总体社会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从行业和部门看，居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最高，对商业行业信任程度最低；从城市分布看，中西部城市的社会信任高于东部城市。
而之前中国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甚至刘翔奥运会摔倒后的质疑，对击毙周克华是否真实等的质疑，都是社会信任恶化的注脚。
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发生的“周老虎”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蒙牛“诽谤门”、唐骏“学历门”、张悟本事件等多领域系列造假丑闻，更成为了这场社会信任危机爆发的“加速剂”。
本书以大量精彩案例，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解读，特别为现实社会提供了这样一种依据：一个人守信，别人赢得的是他，而他赢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一个人失信，别人失去的是他，而他失去的将是更多成功的机会……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曾参阅、引用了部分报纸杂志发表的案例来阐述、说明问题，这些案例在引用时均已有注明，此处就不一一列举。在此，对诸多前辈学人、作者及相关人士深表谢意。
同时，书中肯定还有不揣浅陋的谬误之处，敬请读者给予各种方式的指教，以便我在未来能够进一步改正和完善。李松2013年1月9日于北京第一篇诚信是立国之本
政府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是诚实守信这一社会公德在公共领域的重要体现，不仅事关各项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事关每家企业和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影响着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
如果连政府诚信这个“第一诚信”都千疮百孔，那么整个社会信用大厦必将风雨飘摇乃至轰然坍塌，个人诚信和企业诚信更是无从谈起。第一节诚信是官德的关键内容
中国历代执政者选拔官员，都很重视官员的官德。这是因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极为重要的特点之一，而行政权力的主体是各级官吏。他们是社会舞台上的“主角”，官德是社会的主体道德，官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人以品为重，官以德立身。”人类历史表明，官德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对于国家安危和人民的祸福，确有千钧之重；而一切伟大人物和杰出之士，无不注重、倡导和践行社会所要求的官德。
何谓官德？即官员恪守职业道德，保持政治操守。其中，诚信是官德的关键内容。如果没有诚信，一切都无从说起。
在当今中国，官员只有以诚信为本，才会遵守为人民服务的诺言，让一切言行犹如泉水潺潺流淌，滋润群众心田；才会认真对待所从事的工作，不马虎、不敷衍、不推卸，并实实在在地率领群众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1．诚信为历代执政者所推崇
在中国历史上，官员诚信一直被很多执政者所推崇，因为他们清楚，官员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由此决定了官员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孔子在论及从政道德时，非常强调为官诚信。《论语·为政》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荀子也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古代选拔官员，十分注重被选拔者的道德，尤其要具有诚信品质。
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商鞅，把国家治理的三个因素归纳为法、信、权。因此，实行变法时，为了取信于民，商鞅首先做了一件立信的事情。
有一天，商鞅指着南门的一根三丈长的木杆说，谁能把它搬到北门，赏给十金。
很多人不信，认为这根木头连小孩儿都扛得动，哪用得了十金？商鞅又说：有能扛去者，赏五十金。这时有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果然赏给此人五十金。这时老百姓才相信了他，并说：“商鞅是一个守信用的人。”这时他再推行变法，秦人皆信，变法很快推开了。
在今天看来，“商鞅悬赏搬木”似乎有作秀之嫌，但在当时，也不失为良策。人因诚实守信而立，事因诚实守信而成。试想，如果老百姓不信服商鞅，不支持他制定的新法，那么即使是再宏伟的蓝图，也会成为“空中楼阁”。
这个事例毋庸置疑地说明，诚信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诚信是成就事业的前提，一个人不讲信誉可能得逞一时，获取蝇头小利，但绝不可能有大作为。
唐代有关魏徵的一个故事，也同样令人深思。
贞观十年，魏徵给唐太宗上书说：“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子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天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
魏徵这段话的意思是，治理国家的基础，必定依靠德行、礼仪；国君的保障，只在于诚实信用。诚实信用建立了，则臣下没有二心；德行、礼仪形成了，则远方的人回来归附。既然这样，那么德礼诚信就是国家的大纲，决定于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不能偏废。
中华文化历来强调诚实、诚信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做人的第一要义，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做官先做人，诚实乃为官。虽然绝大多数封建官吏很难做到这一点，但这的确是历代对官吏的基本要求。
在如今中国，我们所说的“官”，即“人民公仆”，被视为一个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体，他们与封建时代的官吏有着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也必须体现在这个群体比封建官吏在诚信上做得更好。
对于当今党员干部来说，诚信本来就是党性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体现，也是最基本的官德修养。2．官员威信，以诚信为本
古人云：“有威则可畏，有信则乐从，凡欲服从者，必兼备威信。”
在现实中，有些官员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一有机会就自吹自擂，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包装自己，宁可劳民伤财也要搞“形象工程”。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究其原因是他们不知威信源于何处。
威信与诚信，尽管两者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有本质的区别。威信是威望和信誉，强调的是由威望建立的信誉；诚信则是真诚和信誉，强调的是由真诚建立的信誉。前者为人们所仰望，居高临下；后者为人们所平视，平等相对。“诚信，是立身之本；威信，乃从政之要。”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正确处理好诚信与威信的关系，对于官员十分有必要，也大有裨益。
晏殊讲诚信的故事，对于当今一些官员来说，会有所启发。
北宋词人晏殊，素以诚实著称。
在他十四岁时，有人把他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
皇帝召见了他，并要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结果晏殊发现考试题是自己十天前刚练习过的，就如实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
晏殊当官时，正值天下太平。于是，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
有一天，真宗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大臣们惊讶异常，不明白真宗为何作出这样的决定。真宗说：“近来群臣经常游玩饮宴，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
晏殊谢恩后说：“我其实也是个喜欢游玩饮宴的人，只是家贫而已。若我有钱，也早就参与宴游了。”这两件事，使晏殊在群臣面前树立起了威信，而宋真宗也更加信任他了。“君子修身，莫善于诚信”。可以说，官员威信既不是自封，也不是靠别人吹捧，而是靠自己一言一行来树立。其中就包含要讲诚信。
诚信是现代社会最昂贵的资本，如果没有诚信，就交不了朋友，谈不成生意，也很难担当大任。对于官员来说，诚信决定威信。只有内诫于心，才能外信于人。因此，官员对民众还是应少谈威信，而多讲诚信。
在这方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彭德怀堪称典范。
1958年12月，彭德怀回到家乡湖南，先后到湘潭、平江调查研究。家乡的官员向他汇报说：“今年粮食丰收，产量高的亩产有1600多斤，平均亩产900斤的生产队有不少。”
彭德怀没有轻信汇报，而是尊重事实，亲自下田，拔起禾蔸，一根一根地数，然后据此推算产量。他说：“禾蔸咯样小，根又咯样浅，可见禾不蛮好，会有900斤一亩吗？”并尖锐地指出：“说大话，说假话，一害自己，二害国家，没有一点好处。”
在“大跃进”那个特殊的时期，彭德怀说：“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最提倡敢讲真话，这一点是我们的长处。假如你叫我去讲假话，昧着良心、不顾事实地瞎说一气，我不干……”、“明人不做暗事，有话我还要说！”彭德怀还曾指着茄子秧对侄女说过这样一段话：“茄子不开虚花，小孩不说假话。我这个老头就像小孩不说假话。”
原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曾赞扬彭德怀：“目不随人视，耳不随人听，口不随人语，鼻不随人气。”具有“‘宁可找到一个因果的解释，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的气质”。这被普遍认为是对彭德怀最客观的，也是最恰当的评价。
事实证明，一个官员有了诚实，才能有工作上的务实，才能对上对下胸怀坦荡，才能说实话、办实事、见实效，才能以人格魅力赢得人心。
尽管彭德怀为坚持不说假话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他这方面的人格魅力，却一直为世人所称道和敬仰。
2012年12月4日凌晨，67岁的“还债局长”胡丙申辞世。此后两天，山西省运城市及夏县各级领导以及上千名群众前来吊唁。
胡丙申退休前当了10年县乡镇企业局局长，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个人名义担保，为19家企业和个人借贷69万元，到退休时，有的因经营不善倒闭无法还贷，诚信为本的胡丙申只好自己来还债。10年时间，他靠做小生意、打工加工资支付累计替人还债39万元。
胡丙申为民保债还账的事迹传开后，被百姓亲切地称为“还债局长”。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从深层次来说，“还债局长”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官德的体现，更是诚信的表达。
10年光景，胡丙申还债的故事就是一个传奇。
这10年间，胡丙申摆过地摊卖对联、卖鞭炮，开过饭馆、理发店，搞过养生馆，经营过小商店，而他的老伴儿则悄悄到乡下替别人收麦。
确切地说，欠债的并不是胡丙申，在他所身处的资金链条上，胡丙申只是担保人而已，真正欠债的人，有的跑了，有的病了，还有的去世了。而在胡丙申看来，既为担保，信誉便是一张底牌，欠债的人跑了，自己的信誉不能跑。替人还债，绝对不能让自己的信誉失色。
2010年元旦，胡丙申还完了最后一笔债。10年间，他连本带利总共还了39万元。他收回的欠条和还债的收据，加在一起有近百张，数额大多都在几千元。
2011年9月，胡丙申结束打工生活，回到夏县老家安享晚年，不幸的是在之后的两个多月被查出身患肺癌。
胡丙申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做官要有作为，做人要有诚信。”假若一个人丧失了诚信这个品质，即便身居高位，想来也难有作为。而胡丙申正是以某种略带悲壮的方式，展现了一个为官者应有的诚信品质。
这个关于诚信的故事感动了社会。网民“长江万里”说：“尽管从法律上讲，替人还债是老胡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是作为局长他宁愿退休后走十年还债路，也不滥用手中的权力，这种干部很给力。”
网民“憨人憨语”说，以前听过领导欠债的，却从没听过领导会为老百姓欠债的。胡丙申打工十年为民还债，是一个退休官员对法律的遵守和对诚信的捍卫！《新华每日电讯》评论称，媒体在传播这一故事时，为胡丙申镶上的名号是“官员”。在这个“官德”备受关注的社会里，尽管胡丙申只是一名基层小官，但他通过替人还债而呈现出来的“官德”，无疑让人对这个时代的为官者多了一份信心。第二节有公信者昌，失公信者亡
中国有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换言之，执政者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如果脱离群众，则将一事无成。
纵观中国近代史，人民也曾选择过国民党，否则它的北伐就不会成功，它就不会在全国掌权。可后来国民党在三个大问题上丧失了人心，即和平问题、腐败问题、民生问题。国民党不要和平，发动内战，又将腐败进行到底，且不顾民生。最终，群众抛弃了它。相反，中国共产党则高举“反内战、反腐败、反饥饿”的大旗，获得了人民拥护，最终稳坐江山。
1991年8月29日，建党93年、执政74载、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苏共宣告自动解散，身后留下最丰富的遗产是一大堆问号。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从苏共濒临死亡期间的一些历史镜头中去寻找。
只要从历史事实出发不难看出，苏共之亡，并非亡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谋杀，而是死于失去民心。1991年初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苏共的支持率仅有14％。
2008年12月18日上午，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告诫党内干部，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
历史周期律告诉我们：“有公信者昌，失公信者亡。”因此，执政者切不可躺在“历史选择”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而要谨记“人民选择”是时时刻刻的考验，不能有丝毫懈怠。1．诚信是治国理政的法宝
在中国古代，诚信就被视为治国之本。可见，治国平天下，为政讲道德，首先要取信于民。孔子将治国之道概括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荀子则认为诚信能成霸业，他说：“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其中“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在现实中，诚信一直被视为古今中外治国理政必须遵循的政治伦理准则，更是政务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道德属性。
作为执政者，诚信必然能取信于民。有了这一法宝，才能外敌不敢欺，内部和谐，国家安宁，百姓乐业。平山大侠著的《折冲樽俎话外交》一书里，有一个郑国国君保护商人的故事，会给人很多启示。春秋时期，郑国以诚信立国，使自己幸存于大国夹缝之间，且得以稳步发展，令其他诸侯不敢小视。
公元前526年，晋国执政大臣之一韩宣子出使郑国。（韩宣子名起，宣子是他的号。）他喜欢收集玉器，了解到有一副价值倾城的玉连环，在郑国一个商人手上，于是便借出使之机，向郑国提出索要。
子产当即拒绝说：“玉连环不属于国家所有器物，我们国君不与闻此事。”
郑国大臣子叔、子羽不理解子产的用心，问道：“晋国是大国，我们万万不能得罪。好在韩起的要求也不过分，就是一副玉连环，不如送给他吧。不然韩起回国告状，晋国国君一发怒，我们追悔莫及。”
子产耐心地解释：“我当然知道这其中的厉害。晋是大国，我们千方百计结好还怕来不及，怎么敢去得罪。我不是舍不得一副玉连环，而是因为忠信的缘故。我听说君子不担心没有财物，而担心执政后没有好名声。我还听说治理国家不是怕不能侍奉大国，而是怕没有礼制来规范。大国向小国下命令，而且还要求一定满足，那小国拿什么源源不断地来供给他们呢？何况大国欲壑难填，这次满足了，下次没有满足，得罪将会更大。大国没有道理的要求，我们不据理驳斥，他们哪会有满足的时候。如此，我们哪里还有自已的独立和主权？再说韩宣子作为大国使节，却依仗强国之势索取玉连环，他的贪婪、邪恶就永远洗刷不掉了，我们不劝阻他，难道不是罪过吗？索取一副玉连环，引发出两起罪恶：一是我们丧失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二是韩宣子变成人人讨厌、贪婪的人，这怎么能行呢？我们用一副玉连环换来这样的后果，太不值得了。”
子叔、子羽听后，这才明白了子产的良苦用心。但是韩起并没有死心，他找到这个商人，强行出高价购买并已经成交。
玉连环虽然是收藏在私人手中，但却是国宝，不能随便让它流出国外。但是不卖，又怕影响两国友好邦交，引发乱子。商人无可奈何地说：“按照郑国的法律，外国人购买本国贵重物品，一定要向执政报告。玉连环虽然已经在您手中，但是希望先生您，还是向郑国执政子产打个招呼。”
韩起来访子产说：“我向您请求得到玉连环，您认为不合道义，我也不好为难您。现在我从商人手中购得玉连环，并遵守贵国制度，特来向您郑重报告。”言下之意是要子产同意。
不料子产仍然不答应，他委婉地说：“我国先君郑桓公与商人，都是从周朝迁居来的。当年大家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开辟了这片不毛之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并且世代都有盟约，用以互相信赖、支持。盟誓说：‘商人不能背叛祖国，官员也不能强行购买。不要乞求、不要掠夺。你有赚钱的买卖和宝贵的货物，我也不干涉过问。’贵大使怀着友好的情谊来访我国，却告诉我以高价强行购买国宝玉连环，违背了我国盟约的精神，这不是叫商人干背叛国家的事吗？让我国政府威信扫地吗？我劝贵大使不要做这样的事！不错，现在玉连环是在您手里，我也不能强行命令您留下。可是大国命令我们小国，没完没了地供应财物，这是要我们变成晋国的附庸，使我们丧失主权和独立地位，我们是绝不会答应的。我如果同意您带走这副玉连环，实在是不晓得对您、对贵国有什么好处？对我国、对商人有什么道理？所以才愿意对您私下里说清楚。”
韩起听了，觉得句句在理，于是说：“我虽然并不聪明，但是道理还是明白的。怎么敢因为一副玉连环，而招来不尊重郑国的主权、独立，让自己背上贪得无厌的恶名，这两个罪过呢？！”
韩宣子告辞后马上找到商人，退还了那副玉连环。
韩宣子满怀对子产的感激之情，在离开郑国时，带着礼物，到子产家登门致谢：“您让我舍弃那副玉连环，不仅仅是赠予我金玉之言，更是挽救了我的生命，岂敢不手持薄礼而拜谢呢？！”
郑国执政者又一次实践了保护商人的承诺。政府的行为，使郑国商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由于郑国用法律严格保护商人利益，最后也从商人那里得到了回报。春秋时期，处于楚、齐、晋、秦等列强之间的小国弱国郑国，由于商业的发达和商人的支持，才得以稳定地生存。
据《左传》记载，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秦军出兵偷袭郑国，半路被郑国商人弦高发现，弦高立即派人回国报告，而自己则冒充郑国国君派出的使者去犒劳秦军。秦军将领误以为郑国早有防备，便放弃了偷袭郑国的计划。
为了挽救郑国于危难，弦高不惜损失自己巨额财产，而且还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正是因为郑国对商人讲诚信，所以商人才会那么效忠于这个国家。这也是古人以实践对责任义利观的一个诠释。2．执政者失信，即失民心“帝王必具诚信。”其实也暗含了诚信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因为在古代社会，帝王不仅是国家的代表，也是国家的治理者。
国家治理离不开诚信，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商鞅对此分析得相当透彻，他认为国家治理有三个关键因素，一是法，二是信，三是权。
在商鞅之前，很多哲人对诚信的治国价值，也进行过深刻的论述。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食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的“千乘之国”在当时已属大国，在孔子看来，治理大国离不开诚信。
孔子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之大，不可估量。在这种历史氛围下，也才会出现晋文公“弃原守信”的故事。
晋文公攻打原国，只携带着可供十天食用的粮食，于是和大夫们约定十天做期限，要攻下原国。
可是到原国十天了，却没有攻下，晋文公便下令敲锣退军，准备收兵回晋国。这时，有战士从原国回来报告说：“再有三天就可以攻下原国了。”这是攻下原国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眼看就要取得胜利了。晋文公身边的群臣也劝谏说：“原国的粮食已经吃完了，兵力也用尽了，请国君再等待一些时日吧！”
文公语重心长地说：“我跟大夫们约定十天的期限，若不回去，是失去我的信用啊！为了得到原国而失去信用，我办不到。”
于是下令撤兵回晋国去了。原国的百姓听说这件事，都说：“有君王像文公这样讲信义的，怎可不归附他呢？”
于是原国的百姓纷纷归顺了晋国。卫国的人也听到这个消息，便说：“有君主像文公这样讲信义的，怎可不跟随他呢？”于是向文公投降。
孔子听说此事后评论道：“攻原得卫者，信也。”
治理国家，必须视诚信为国家之宝、为“霸王之器”，这样才能得民心，有效地巩固和维护社会秩序。相反，如果挥霍、糟蹋公信力，就也就难以获得社会的信任与支持，各种疑官心理、腐败猜想就有了生长蔓延的空间，再任由奢靡风愈演愈烈，必然危及执政根基。
古代先哲认为，缺乏诚信，强国会变成弱国，甚至难逃灭亡的命运。《史记·周本纪》中记载了一个《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周幽王失信亡国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公元前781年，周宣王去世，他儿子即位，就是周幽王。周幽王昏庸无道，到处寻找美女。大夫越叔带劝他多理朝政。周幽王恼羞成怒，革去了越叔带的官职，把他撵出去了。这引起了大臣褒响的不满。褒响来劝周幽王，也被周幽王一怒之下关进监狱。褒响在监狱里被关了三年。其子将美女褒姒献给周幽王，周幽王才释放褒响。
周幽王一见褒姒，喜欢得不得了。褒姒却老皱着眉头，连笑都没有笑过一回。周幽王想尽法子引她发笑，她却怎么也笑不出来。虢石父对周幽王说：“从前为了防备西戎侵犯我们的京城，在翻山一带建造了二十多座烽火台。万一敌人打进来，就一连串地放起烽火来，让邻近的诸侯瞧见，好出兵来救。这时候天下太平，烽火台早没用了。不如把烽火点着，叫诸侯们上个大当。娘娘见了这些兵马一会儿跑过来，一会儿跑过去，就会笑的。您说我这个办法好不好？”
周幽王眯着眼睛，拍手称好。烽火一点起来，半夜里满天全是火光。邻近的诸侯看见了烽火，赶紧带着兵马跑到京城。
听说大王在细山，又急忙赶到细山。没想到一个敌人也没看见，也不像打仗的样子，只听见奏乐和唱歌的声音。
大家我看你，你看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周幽王叫人去对他们说：“辛苦了，各位，没有敌人，你们回去吧！”
诸侯们这才知道上了大王的当，十分愤怒，各自带兵回去。褒姒见这么多兵马忙来忙去，于是笑了。
周幽王很高兴，赏赐了虢石父。
隔了没多久，西戎真的打到京城来了。周幽王赶紧把烽火点了起来。这些诸侯上次上了当，这次又当是在开玩笑，全都不理他。
烽火点着，却没有一个救兵来，京城里的兵马本来就不多，只有一个郑伯友出去抵挡了一阵。可是他的人马太少，最后给敌人围住，被乱箭射死了。周幽王和虢石父都被西戎杀了，褒姒被掳走。
形势逼着继位的周平王东迁，西周就此灭亡。
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骊山在西安临潼区城南，是秦岭山脉的支脉。其西绣岭第一峰烽火台，就是“烽火戏诸侯”故事发源地。
一个帝王无信，戏玩“狼来了”的儿戏，结果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不仅自吞苦果，而且祸国殃民，骂名千载。由此再次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3．与民争利，是最可怕的失信行为
在当今，诚信对国家治理，依然至关重要。国家的发展和强大，离不开诚信。而公权力的诚信，更是成为个人诚信、企业诚信的“风向标”。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认为，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说，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官员是公众的道德标杆。没有政府诚信，企业诚信、个人诚信也就无从谈起。“政府是社会和公众的标杆，它的职能之一就是维护社会公正，一旦社会失去公正，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就会受到影响。如果政府官员言行不一，老百姓的诚信行为也会受到影响。”竹立家说。
但是，近年来不少有关诚信的事情，都与公权力有关。比如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事件，质检部门替企业“打掩护”，未及时告知公众，流失的是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公证机关公证“李一大师”在水里闭气142分钟，损失的是公证行业的公信力；足球“黑哨”腐败案伤害的是体育执法的公信力；曹操墓真假莫辨，直接反映了学术公信力的下降……
公权力诚信要“建设”，更重要的是不“毁坏”。公权力诚信的提高是一个长久的积累过程，而失去则很快，要想挽回，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是一条受到信念支撑和纪律约束的誓词，写在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章第六条上：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对照入党誓词中传承自革命年代的牺牲精神，如今和平建设时期，反倒有些党员干部与民争利，处处把自己的得失放在首位，不惜损害群众利益。
比如2011年5月19日河北省政府派出联合调查组，对香河县用地审批使用以及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彻查。
据查，从2008年以来，香河县以城乡统筹、建设新农村的名义，通过“以租代征”等方式，大规模“圈占”耕地达万亩以上，以高价卖给开发商。农民为了守住自己的土地，即使采用了拉横幅、放鞭炮鸣警等手段抵制政府强征，也无法抑制政府与民争利的冲动。
2010年12月2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举行的发布会上，时任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吴玉良说：“要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坚决纠正以权谋私、与民争利的问题。”
从古至今，“不与民争利”便是最基本的执政理念。《史记》有载：“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霍子列传》里说：“善者因之，其次顺之，再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古人能够意识到与民争利的危害，那么在领导干部支配大量资源和权力的今天，更应发扬牺牲精神，防止信仰发生偏差，杜绝与民争利；决不能让“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成为一句空洞口号。
事实上，与民争利的现象时有发生，且多发生在房地产、交通、教育等民生领域。
譬如，令民众诟病的房地产暴利更是如此，以往每次调控措施都收效甚微，部分原因在于不少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与民争利。有的地方政府从老百姓手里低价拿地，转手以几十倍的高价出售。贵州“瓮安事件”的背后，也是当地干部办企业现象的普遍化，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国企改制中侵犯群众利益等诸多问题的长期积累沉淀。
再譬如，一些地方公路管理乱象被不断曝光——只罚款不开票，罚款进个人口袋；罚款和财政分成，公路异化为有关部门牟利的工具。有统计显示，全国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1/3。
20世纪90年代，因公路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现象普遍，增加了物流成本，还使舆论沸腾，因此，从1994年起，中央对公路“三乱”不断进行治理，但17年之后，公路“三乱”似乎依然严重。
近年来，官员与民争利还以“抱团”形式出现，着实令人堪忧。
2010年8月9日，在北京市海淀区限价商品房审核公示的名单中，188名申请人都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工作人员。在家庭年收入一栏，最少的一个4人家庭的年收入只有11.1元（此处并非作者笔误）。这是继“山西忻州限价房成公务员小区”、“海口数千套限价房专供干部”、“农业部被曝分800套限价房”等新闻后，又一次公务员“团购”限价房引发的舆论热潮。
官与民争利，危害极大。当今党员领导干部，如果一味与民争利，不但严重混淆公权与私利的界限，加剧了官民对立，还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宪法规定，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那么，破解“政府与民争利”难题，人民代表大会责无旁贷。
人大在代表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中，应当通过宪法规定的途径，质询政府，问责政府，监督政府，甄别“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并且行之有效地进行阻止。
作为执政者，有必要改进舆论监督机制，维护网民的充分议政权利，来有效增加民众权利，以形成对领导干部权力的有效制约，进而建立完善的社会利益协商机制。
同时，对党员干部来说，以党的宗旨和入党誓词中的“牺牲精神”来对照，理当按照中央要求的“以无私无畏的勇气和魄力”，“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尤其在社会利益的分配和调整中，真正做到“为民谋利，造福人民”。第三节“官德毁，则民德降”
在中国古代，官员地位高、待遇好，但与此相应的是，官员的义务和责任也比较大。
古代思想家普遍认为，那些“为民父母者”，应承担起为民请命的义务。因此，在诚信方面，他们应做好表率，带头遵守诚信。显然，这些观点是与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论、人性论以及“大本在君”的思想有关。
时至今日，以上观点也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以致民间流传这样的顺口溜：“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换句话说，即官员是民众的标杆，“官风”决定民风。“官德毁，则民德降”。1．诚信考验官员行政能力
加强政府诚信，无疑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基础工程和先导工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诚信又体现在公务员身上，公务员作为政府行为的决策者和体现者，其无疑是政府诚信的“形象代言人”，讲诚信不仅是其个人的道德要求，更是对公众利益的一种承诺，是必须履行的义务，是其有效行使权力的起码标准。
提及官员行使行政权力中的诚信问题，就不得不提及“周老虎”事件，这是2007年中国关注度最高的新闻事件之一。
周正龙，男，陕西省镇坪县农民。
据报道，2007年10月3日，周正龙用印有老虎图案的墙画制作的纸道具放置在镇坪县城关镇文彩村附近的神洲湾马道子林区的草丛中，从不同距离和角度用胶片相机和数码相机交替拍摄了假华南虎照共计62张。
同年10月10日，周正龙和镇坪县有关工作人员向陕西省林业厅工作人员出示了假虎照和底片，并虚构了拍虎经过。12日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在镇坪县发现了活体野生华南虎，并奖励周正龙现金2万元。
2008年4月，周正龙又让同村村民易远清协助其制作了木质虎爪模具，并在镇坪县上竹乡北草坡外拍摄了用虎爪模具伪造的华南虎脚印，以掩盖其此前拍摄假华南虎照的事实。
2008年9月27日，陕西省旬阳县人民法院对“华南虎照”造假者周正龙涉嫌诈骗罪和非法持有弹药罪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法庭当庭宣判：周正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犯非法持有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万元奖金将如数退还省林业厅。
另外，“周老虎”事件的相关领导干部也受到了问责。其中，省林业厅副厅长孙承骞、省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镇坪县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干部李骞、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王万云等13名官员，分别受到行政记过、免职、行政开除、行政撤职、行政警告、诫勉谈话等处理。
由于周老虎事件影响的广泛性，特别是通过现代网络媒体的迅速传播，使这一事件充分融浸了公众的情感和思辨，“周老虎”也一度成为了造假的代名词。
在此案例中，周正龙拍到虎照这一报告发端于镇坪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上传于县林业局、县政府，直至陕西省林业厅。此间，大大小小的公务员有意无意充当了二传手，一棒接一棒地，将这个弥天大谎推向公众。
客观地说，尽管陕西地方官员支持、策划、炒作照片作假，也未必就是完全出于私心，或许是为了打出华南虎的牌子，提高地方知名度和品牌。但地方政府参与作假，已经不是单纯的违规经济文化行为，而是严重的政治行为。
失信于民，是任何执政者的灾难。一个进步的政府，必然要恪守实事求是原则，必然要崇尚科学精神，必然要追求人类正义。
在“周老虎”事件中，真正受损最大的是陕西省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这才是最可怕的结果。
这里，不得不提到另外一起“老虎事件”——湖南“平江野生华南虎”事件。从曝光到真相大白，仅仅用了5天时间。
2008年3月19日上午，湖南省平江县电视台记者吴华拍下疑似野生华南虎的20秒左右视频的消息传出后，有记者对此事进行了跟踪调查。湖南林业厅随后表示该录像系造假，平江电视台记者吴华伙同马戏团老板将驯养老虎运至野外拍摄，以达到出名目的。
从《人民日报》3月25日的报道来看，湖南省林业厅之所以能迅速查明真相，就在于得到相关信息后，第一时间启动公共调查程序，自20日至23日，湖南省林业厅组织野生动植物专家工作组两次实地调查，从拍摄点、拍摄对象、动物痕迹、动物衍生物、动物行为、猎物来源、动物特征等方面开展调查与核查工作。
林业厅还借助GPS定位（林业地理信息系统）对现场及周边地区潜在栖息地进行了考察评估。经过实地考察，录像当中的疑点很快便暴露出来。
可以说，“平江虎事件”的水落石出，是因为湖南省林业厅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没有急于对事件性质表态，更没有以该事件获取某种现实利益的功利化心态，而以政府应有的公共管理精神，对事件脉络进行全面梳理，步步逼近谜团的核心，最终还民众以真相。
通过比较两起“老虎事件”，相关政府部门是尽心调查核实，为民负责，还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答案一目了然。
而不同的调查结果，也带来不同的民意反映——政府部门尊重民意，以科学、中立、诚恳的态度树立公信力，民众就会还之以普遍的信任，以政府诚信为基础，把诚信作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
2008年1月13日，湖南公布2007年十大守信事件，省政府践行承诺入选。2007年初，省政府承诺为民办好8件实事，并将其分解为23项工作目标逐项落实。2007年12月22日，省政府派出七个检查验收组赴各市州和省直单位全面查验完成情况。
而与湖南省政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及官员不讲诚信，令公众甚为反感。2011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即为例证。
山东省乐陵市丁坞镇西梁村委会将几百亩耕地租给外地人种杨树，村民万连云的18亩承包地被人哄抢。为了要回承包地，身患先天性小儿麻痹症的万连云上访3年，山东省农业厅认定万连云的诉求有理，但“回到地方就是解决不了”。万连云继续上访，终于在2010年8月的一天，乐陵市委书记亲自接访了他，并拍胸脯对万连云说：“代表市委、市政府保证3-5天内给你办理。”可是直到现在，万连云仍没有要回自己的承包地，问题诉诸法院也被当作皮球踢。“代表市委、市政府保证”都不算数，这让老百姓如何相信政府、怎能相信官员拍胸脯？连堂堂市委书记都做不到言必行、行必果，政府及官员又有什么资格去教育老百姓讲诚信？
万连云的遭遇并非个案，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官员也并非个别，他们不以守信为荣，也从不以失信为耻，而在很多热点事件中，一些官员撒谎早已司空见惯，甚至成了一种“危机公关”的手段。
2012年5月20日，新华网报道“江苏盐城向民众强行借款逾亿修铁路16年未还”，再次引起公众对政府诚信的关注，这则报道内容如下：“16年过去了，盐城市政府至今都没有归还修建新长铁路的借款。”近日，有江苏盐城市民向媒体反映，“为修新长铁路，1995年盐城市政府发出筹借铁路建设资金的通知，次年各县（市）区从单位职工工资中强行扣除借资款，金额高达一个多亿，到现在都没有确切的还款时间表。”
记者在盐城调查了解到，1996年，因修建新长铁路，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盐城市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向全市百姓借款1.129155亿元。
按照借款收据的约定，“所借资金在铁路五年建设期间不计息，铁路运营后按银行同档利率分三年还本付息”。
2005年，新长铁路建成投入运营。按照当初的承诺，此时就将开始还款，到2008年，政府所借款项就要还清。但新长铁路如今已运营7年，还款还没开始。为了让政府尽快还钱，不少盐城市（县）两级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奔走呼吁，多次提案，督促政府还款。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市政府很重视，会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2012年5月9日，面对记者，盐城市交通运输局的答复依然是：“只能说是快了，会尽早兑现还款承诺。”
这几年，地方政府诚信欠缺的表现还有多种形式。比如前任领导定的事后任领导不认账，县官不如现管，承诺办事却又不去兑现，干部渎职不作为；政务信息不公开，人事行政的暗箱操作，存在“跑官要官”；政策朝令夕改，中央定的惠农政策，有些地方基层干部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落不到实处；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透明度不高，拉关系吃回扣，腐败丛生，等等。
而越在地方基层诚信越重要，因为地方行政官员直接面对广大群众。他们在处理各项工作中的表现会极大地影响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2．官场“双面人”的警示
小说《镜花缘》有关于两面国中“双面人”的记载，正面祥和慈善，反面却面目狰狞，前恭而后倨，时时让人惊恐。
而今，不少“官场双面人”也让人心惊肉跳。“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这是我们党对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也是每个人为人的基本道德，然而就有那么一些领导干部却将之抛置脑后，反其道而行之。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症结在于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出了问题”。这种“官场双面人”，已经严重危害了官场生态，损害了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
在2009年的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圳市长许宗衡一句“不飘浮、不作秀、不忽悠”，被广为传播，特别是“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更引发网友盛赞。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以“为社会提供最大公共化产品和为自然人提供最优质服务”的阳光政务为己任的“清廉市长”，在人们的不经意间落马了。
2011年5月9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许宗衡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宗衡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09年，许宗衡利用担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深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深圳市顺嘉高新建材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岗区区委原书记余伟良等九个单位或个人在变更土地规划、承揽工程、职务升迁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318万余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下面这个官场“官场双面人”，也让我们看到了反腐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2007年5月，当时还在湖南省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的朱少中，实名发表了一篇题为《反腐倡廉，教育在先》2000余字的文章，措辞严厉地指出如今“一些人包括我们的党员干部，崇拜金钱、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仍相当浓厚”。
就在他父亲过世时，他甚至在灵堂前也贴了一张“不收礼金”的字条，但还是挡不住有人借吊唁之名送钱。办完丧事后，朱将这些礼金退还，或交到了县纪检部门。
然而，根据检察机关公布的消息，这位口口声声反腐的官员，在担任湘潭县县长、县委书记、湘潭市副市长期间，涉嫌大肆受贿、滥用职权、收受贿赂财物共计人民币100余万元、美金5万元，同时，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损失800余万元。
像许宗衡、朱少中这样“官场双面人”并非个例。而“两面人”现象在官场中的存在也并非一天两天。在《厚黑学》、《官场现形记》等书中，都曾点破中国官场和人情世故中“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的“双面人”规则。“双面人”的存在，严重恶化了官场生态。“双面人”是目前党内最危险的因素之一，其最大祸害，在于借助假面具混进各级领导岗位，而在实际行动中却不时地“变脸”，最终抹黑党在群众中的形象，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3．匡正民风必先匡正官风
孔子主张“君子”诚信，是取得人民信任的重要前提。而商鞅则认为，在上者的诚信，是确保政令畅通的基础，“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认为，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中，关键还是政务诚信，或者说国家主权信用起到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由此决定了政务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就难以做到，个人诚信就更无从谈起。
但如今，部分官员缺少执政为民的思想，而是热心钻研官场潜规则，精心打造“护官符”，编织关系网，捞钱不手软，甚至为升迁高位不择手段。
2010年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2010年8月10日，香港《大公报》刊文《抵制“三俗”应先正官风》指出，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近年来高层明确强调抵制“三俗”。官风影响民风，官风正则民风清。要抵制“三俗”，匡正民风，首先要从正官风做起。
文章摘编如下：
官风影响民风，官风正则民风清。因此，要抵制“三俗”，匡正民风，首先要从正官风做起。一些官员“三俗”表现很多，亟待整治。
思想庸俗。搞精神贿赂，称顶头上司为“老板”，“百忙之中”、“亲自”、“重要指示”等溢美之辞不绝于耳，领导随便说几句话，也要组织讨论，层层传达学习，分析其精微幽深大义，从大视野、大开放、大环境的角度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见面相互吹捧，不分官阶高低、权力大小，大家称兄道弟，小圈子活动频繁，出入酒楼茶肆、舞厅赌场，在此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处，纵情声色犬马，宣泄七情六欲，寻求感官刺激，联络灰色感情，游戏人生。在这个圈子内，一帮人议论朝政，口无遮拦，交换“黄段子”，谈论女人，十分放荡。
情趣低俗。玩风盛行，特别是一些年轻干部，春风得意，吃喝玩乐。有的喜欢钓鱼，星期天开着公车，由下属带路去私人鱼塘垂钓，钓没钓到无所谓，钓的是寂寞、是兴致、是权势。有的沉湎于雀局，通宵达旦，乐此不疲，全然不顾身体和工作。有的还来点小刺激，谁输谁做东，去饭店撮一顿，跟赌博无异。不问苍生问鬼神，大搞封建迷信，求签占卜，算命八卦，出差看黄历，办事选黄道吉日，逢寺庙带头磕头。生活作风不检点，搞权色交易，以权换钱，用钱买色，色助官贪，导致情色腐败愈演愈烈，大行其道。
做派媚俗。钻研官场潜规律，精心打造“护官符”，编织关系网。讨好下级，一团和气，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批评变成希望，“要进一步”已成时髦的批评述语，封官许愿，笼络人心，把组织培养搞成个人恩赐，建立个人的封建领地，以求提高下级对其忠诚度。与黑恶势力妥协，与落后群体合流，不敢坚持原则，不敢伸张正义，不敢为民做主，明哲保身，得过且过。过分强调商业利益，丢失革命传统，甚至离经叛道，搞歪门邪道。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具体地、深入地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就要求官员在实践中进一步坚定执政为民的理念。
在孔子的眼里，“礼”可以匡正民风、教化百姓，是立国安邦的大事情。然而，匡正民风应先从正官风做起，在今天依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从道德层面讲，现在很多经济问题都与道德沦丧息息相关。比如“问题奶粉”、“染色馒头”、“地沟油”，以及一些地区的水污染、环境污染等等，早已从道德层面发展到法律层面，从道德堕落发展到违法犯罪，是道德沦丧的极端表现。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良好的国民素质和健康的道德力量，就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重的国家。然而，挽救社会道德，必先治官德。因为，官员的道德高度，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
2011年10月，有多家媒体报道，在深圳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工作的年轻公务员廖某，对远从湖南赶来照顾媳妇和孙子的亲生父母实施家暴，殴打撕咬父亲，辱骂母亲是猪，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引起社会关注，廖某成为众矢之的。尽管廖某后来通过媒体公开道歉并得到父母的谅解，但他的行为，无疑给整个公务员队伍建设敲响了警钟。正如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所指出的，这件事从小处讲是一起家庭纠纷，当事者缺乏道德修养，违背伦理，行为失范。而从大处讲，可看作是当前转型期社会道德水准、伦理规范方面存在问题的一个缩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中国古代，官员的私德十分重要，一旦私德有瑕疵，立即就失去了做官的资格，因为官员有义务做全社会的道德楷模。因此，如今公众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仍然很高。所以，有些事情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就不会有多大影响，但只要发生在公务员、官员身上，立刻就会引发轩然大波。
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中央特别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但现实中，有些官员无法在德方面为普通民众作出表率，生活腐化、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不仅让大家对他们的道德水准失望，更冲击着老百姓对干部的信任感。
环球网曾经做过一项民意调查，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比起十年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有很大倒退”，道德水准下降最多的群体便是政府官员。“萝卜招聘”、“三假”干部、“五毒”书记、“钓鱼”执法、野蛮拆迁、包养情妇、买官卖官……随着越来越多官员暴露出言行不一外廉内贪的自私性和两面性，不难想象其行为对一方官风、民风及世风的影响。
中央显然对“官德”的重要性和示范性有清醒认识。2011年10月，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明确提出“对干部德的考核，要体现国家公职人员职业特点和所肩负的责任，加强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将德的考核内容明确为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两大类。
2013年，在地方党委换届中，许多地方已经加大了对干部德的考核力度。2011年10月17日，国家公务员局对外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要求“十二五”期间，对全体公务员进行职业道德轮训，培训时间不少于6学时。
虽然加强官德建设很重要，但关于如何考核官德、如何培训官德，很有必要更深层次的探讨。但需要厘清的是，官德并不仅仅是个人修养层面上的道德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权力的监督问题。
当下官德不彰，只是权力失范的表征，其实质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根源，就在于公权的无限膨胀，而民意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客观地说，当下很多官员道德缺失，是制度出了问题，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官员道德修养不佳。更何况，有些官员本来道德面貌尚可，一旦进入官场，就慢慢堕落了。因此，加强官德建设，根本之道还在于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制约和监督官员，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制约监督权力的基本路径，凸显了制度建设在规范权力运行、防治腐败中的根本作用。
当然，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必须针对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加快打造科学、合理、严密、结实的“制度铁笼”。
要构建制度的“笼子”，就要合理分解配置“一把手”的权力、重点岗位的权力、上一层级的权力，从制度机制上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扩张甚至滥用，通过优化权力结构为打造制度的“笼子”奠定基础。
要构建制度的“笼子”，就要织密制度“笼条”，围绕限定权力范围、厘定权力界限、减少自由裁量、规范权力运行、建立健全制度，使权力授予、行使、监督全过程和各环节都有制度规范，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
要构建制度的“笼子”，就要权力保持透明，权力运行的过程和结果都要公开，“晒权”、“亮权”，让权力拥有者时刻感到党和人民在监督，意识到“众目睽睽难逃脱”，以公开防止“暗箱操作”，让违规行为“无处藏身”。
要构建制度的“笼子”，就要让制度的“笼子”通上“高压电”，使企图突破笼子的行为受到“电击”，从而遏制权力“出笼”。要增强惩治的必然性，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坚持制度面前没有特权，不管什么人，“出笼”必受惩，“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搞“网开一面”和“下不为例”。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一种束缚，更是一种保护。英国历史学家柯克顿说过，“使人堕落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权力是最永恒、最活跃的……从天堂到地狱，只有一步之遥。滥用权力，就是连接这两者的通道”。只有健全道德自律、社会监督和制度约束“三位一体”的权力防控体系，官员才能自觉做到廉洁从政、干净做事，为社会道德树立起一个显目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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