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陈润成,李欣荣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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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试读：

内容简介

张荫麟先生是

一

序言

张荫麟(1905—1942)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他具有洋溢的史才、卓越的史识、精湛的史学，数者皆在其英年所著《中国史纲》一书中表现出来。《中国史纲》也是中国近代史学家所写比较成功的新中国通史之一。

张荫麟幼承父教，熟读经史古文辞。年十七考入清华学堂。1929年以公费赴美留学，入读斯坦福大学，攻治哲学与社会学，历时四年，获哲学学士与硕士学位。1933年返国，任教清华大学。1935年应邀编辑中学历史教科书，惜该计划因中日战争爆发而中断。此后辗转西南，先后任教浙江大学及西南联大。1942年，因肾炎病发逝世，享年仅37岁。英年早逝，慧星遽陨，一时海内外悲恸不已。

张荫麟国学颇有根底，西方哲学与社会学的素养极深，然其治学的最终目的在史学。他在美国曾寄长信给张其昀云：“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1]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以哲学与社会学作史学之准备，是他能成为杰出史学家的条件之一。史学家沉浸于史料之中，而不能出于其上，由于没有超越于史料的哲学思想； 社会万变，人事纷纭，史学家不精社会学，亦难明社会人事的真相。 自学生时代，立意于攻治哲学与社会学，以为史学作前驱，是他最不可企及处。1935年他受教育部委托，主编中学历史教科书，首先拟目，将四千年的史事，分为八十个专题，衡量轻重，广征意见，修改多次后确定； 其次分工，汉以前由他自己执笔，唐以后由吴晗负责，其他专题分别邀请专家撰述； 第三步综合，稿子收齐后，编为长编，再就长编贯通融会，去其重复抵牾，不重考证，不引原文，以通俗明白的文笔，使人人可读。此工作前后做了两年，长编完成大半。不幸卢沟桥事变发生，张荫麟仓卒离京，长编草稿未带出只字。到昆明与吴晗相遇时，他们设法誊录了部分发表过的稿子(古史部分，张荫麟在编长编的两年里将所写成者，一部分发表于《大公报》和《清华学报》，并补撰了第十章《改制与易代》)及讨论通史编撰方法的长[2]序，辑为一编，名为《中国史纲》。一代史籍的产生，大致如此。《中国史纲》只写到东汉初年，所以又名《中国上古史纲》。张荫麟原拟创写的中国四千年历史，只揭开了序幕，不过自其中已可灼见他史才的洋溢、史识的卓越、史学的精湛。

在《中国史纲》长序中，张荫麟建立了选择历史事实的标准，这是其史识的卓越处。他所建立的标准有五：一为新异性的标准(Standard of Novelty)，

二

三

张荫麟在《中国史纲·初版自序》中云：作者写此书时所悬的鹄的如下：(1)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 (2)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个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 (3)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

自此短短的文字中，可见作者史学的精湛，也显出作者接受了西方史学的写史方式。他强调融会前人的研究成果，选择少数问题，透彻叙述，只以其他大事作背景，并详及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这显然是西方史学的精华。其长序中所举出的四个组织材料的范畴，所谓因果的范畴，定向发展的范畴，演化发展的范畴，矛盾发展的范畴，是自西方史学中归纳出来的。负笈美国，攻读哲学与社会学，而西方史学的造诣如此，谁能不对这位史学家顶手[4]加额呢？

张荫麟的史识、史学如此，其洋溢的史才，更值得肯定。《中国史纲》最被近人称赞者，是其优美的文笔。融化原始史料，以近代新文体写出，而优美委婉，这是新中国通史的典范。成功的新中国通史必须具备此一条件。所以不参入考证，不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为其遵守的原则：引及原始文献，而力求简省。如此，则整体的和谐绵密画面(a coherent picture)出现，读者读其书，遂有极轻松愉快的感觉。张其昀曾言及其写作的甘苦云：《中国史纲》一书是呕心血的著作。他常常工作至午夜以后。……就文字而论，亦用力至勤。世人多惊羡其文笔的粹美，以为胜过一般文字创作，不[5]知其字字珠玑，皆为潜心涵泳，几经锤炼而后成。

字字珠玑，是由于潜心涵泳、几经锤炼的结果。作者承其难，读者受其易，中外的情况皆如此。观其叙述楚的文化云：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空气，和北人的严肃紧张的态度成为对照。这种差异从他们的神话可以看出。楚国王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缥缈的火神； 楚人想像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师，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话里，没有人面虎爪、遍身白毛，手执斧钺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有披着荷衣、系着蕙带、张着孔雀盖和翡翠的司令(主持命运的神)。适宜于楚国的神祇不是牛羊犬豕的羶腥，而是蕙肴兰藉和桂酒椒浆的芳烈； 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采衣姣服的巫女。再从文学上看，后来战国时楚人所作的《楚辞》也以委婉的音节，缠绵的情绪，缤纷的词藻而别于朴素、质直、单调的《诗》三百篇。

其生动优美、令人激赏，让人陶醉，史学家叙事之笔，叹为观止。

惟觉美中不足的，为其译述古事，未至醇美的境界 ，往往文字与意境，低于原文一等。如叙述宋楚泓之战云：自从桓公死后，郑即附楚，郑君并且亲朝于楚。于是襄公伐郑。他的大军和楚的救兵在泓水上相遇。是时楚人涉渡未毕，宋方的大司马劝襄公正好迎击，他说不行。一会，楚人都登陆，却还没整队，大司马又劝他进击，他说，还是不行。等到楚人把阵摆好，他的良心才容许他下进攻令。结果，宋军大败； 他伤了脮，后来因此致死。死前他还大发议论道：“君子临阵，不在伤上加伤，不捉头发斑白的老者； 古人用兵，不靠险阻。寡人虽是亡国之余，怎能向未成列的敌人鸣鼓进攻呢？”《左传》原文是如此叙述的：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脮，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 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 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又如撰述晋楚争霸期间兵祸的惨烈云：前五九七年，正当邲战之前，楚人在讨叛的名目下，围攻郑都。被围了十七天后，郑人不支，想求和，龟兆却不赞成； 只有集众在太庙哀哭，并且每巷备定一辆车，等候迁徙，这一着却是龟兆所赞成的。当民众在太庙哀哭时，守着城头的兵士也应声大哭。楚人都被哭软了，不禁暂时解围。郑人把城修好，楚兵又来。再围了三个月，终于把城攻破，郑君只得袒着身子，牵着一只象征驯服的羊去迎接楚王。过了两年，恶运轮到宋人头上。楚王派人出使齐国，故意令他经过宋国时，不向宋人假道。宋华元说：经过我国而不来假道，就是把我国看作属地，把我国看作属地就是要亡我国； 若杀了楚使，楚人必来侵伐，来侵伐也是要亡我国； 均之是亡，宁可保全自己的尊严。于是宋杀楚使。果然不久楚国问罪的大军来到宋都城下，晋国答应的救兵只是画饼。九个月的包围弄到城内的居民“易子而食，析骸以炊”； 楚人还在城外盖起房舍，表示要久留。但宋人宁可死到净尽，不肯作耻辱的屈服。幸亏华元深夜偷入楚营，乘敌帅子反的不备，挥着的利刃，迫得他立誓。把楚军撤退三十里，和宋国议和，这回恶斗才得解决。《左传》原文则如此描述：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 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齐，曰：“无假道于宋。”……及宋，宋人止之，华元曰：“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 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杀之。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围宋。宣公十五年夏五月，楚师将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以《左传》的原文，与经过张荫麟译述的文字相比较，两者之间，实在有一段距离。张荫麟的译述，容易懂，且有排比连串材料的功劳，固然是其优点，但是文字的优美与意境的神远，似乎不能望及《左传》原文的项背。华元夜入楚师的经过，在左氏的笔下，神奇生动而曲折； 在张荫麟的笔下，则平淡而呆痴多了(且描绘得极为模糊)。泓之战后宋襄公所发挥的议论，在左氏的笔下，明畅而有文字上排列的美； 在张荫麟的笔下，则文字上的美完全消失了。以比较浅近的近代文体，重写新的中国通史，是当今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项工作，而古事的译述，在文字与意境上，不能企及于原文，将是这新史的致命创伤。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家所锐意创写的新中国通史，尚未至成功阶段。这一部新史，文字上必须采用近代文体，如张荫麟所开创者； 在视野上，必须宽广，从比较历史(comparative history)的角度，置中国历史于世界历史之林。因此作者须娴于世界历史，以作为基础。不然，所写成者为地方史(local history)，而与世界史隔绝。这就有待后起的史学家继续努力了。

陈润成教授醉心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尤服膺天才史学家张荫麟的史学，倾十余年岁月，遍蒐香港和台湾以及美国各大学中之图书馆中有关张氏的资料，无论张氏的作品，研究张氏论文，追忆及详论张氏的记述，皆一一网罗，不遗锱铢。近复与北大李欣荣君合作，荟萃洋洋大观的蒐辑，拟编为三集，一为《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二为《张荫麟全集》，三为《研究张荫麟的硕士论文集》。第一集部分已编辑完竣，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并约我赘数语，爰就张氏史学的精华，略申己见，是否适当，尚请海内外博雅君子，有以教之。杜维运序于温哥华2004年9月[1]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2]详见吴晗《记张荫麟》，《大公报》1946年12月13日。[3]张荫麟所建立的五种标准，其中有可取者，有可议者，有标准可取而阐释不理想者。维运于拙著《史学方法论》第二章中曾详细讨论及之。兹不赘。[4]张荫麟曾发表过《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评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等几篇介绍西方史学的文章。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中，介绍了不少观察史料、批评史料的方法。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中，由谈西方历史哲学而涉及西方史学。《评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则介绍了西方史学家色诺波(Ch.Seignobos，1854—1942)“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之说。由此大致可知张氏对西方史学的认识。[5]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

追忆篇

挽诗与悼文

挽张荫麟二首

　　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1942年)(选自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伤张荫麟

兰魄先秋萎，凄其一夜风。

无求贤自负，有好卓能工。

忧国心难死，传书道未穷。

他年文苑传，应为表孤忠。(兄病中为《大公报》社论一篇，指陈时政得失，语甚剀切，身后始发表，读者哀之。)

同坐南楼月，疏星向晓残。

野梅香破寝，雅典发幽欢。

哲理探罗素，词笺注纳兰。(兄注《饮水词》，于民十八赴美洲前交商务出版，“一·二八”之役，竟毁于火。)

眼酸千古事，指痛百年弹。

凤靡鸾吪恸，孤怀委断琴。

并时谁健者，万马已齐喑。

岂以文章者，无端忧患深。

九原如可作，柯史事堪任。(君此年致力宋史，欲仿莆田柯氏义例，泐为新编，草创未就遽没。)(原载《文史杂志》第二卷第七、八期，1942年)

挽张素痴

　　自古才为累，天悭狷与狂。明镫宵作昼，白眼短流长。脱颖争终贾，伤心绝孟光。黑头戕二竖，鸿业失苍茫。(选自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五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

壬午之冬张荫麟没于遵义校斋越岁方获凶讯念在昆明时有游从之雅作诗挽之

敬悼张荫麟先生

张荫麟先生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三时在遵义逝世，享年三十七岁。他于去年十一月间曾患血压太高，鼻孔流血，至本年七月间发现小便有血，旋进贵阳中央医院，诊断为慢性肾脏炎症，需要静养。本学期未授课，旬日前患失眠，病势转剧，群医束手，作者驰赴重庆，延医诊治，因途中覆车，历四日方达，抵渝后请医官金诵盘先生乘专车赴遵，作者随行，至东溪站，站长告以适接重庆电话，荫麟兄于今晨去世，原车折返重庆，痛悼曷极。他的生平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他的至友当有详文纪念，兹就作者近年交游讲论所及，含泪濡墨先述此篇，以抒哀感，以代赴告。

民国十五年作者在东方杂志发表《金陵史势之鸟瞰》一文，承荫麟兄撰为提要，刊在《清华学报》附篇中，是为吾二人文字缔交之始。在抗战以前，我们仅会晤两次。民国十八年夏，荫麟兄在清华大学毕业，赴美留学，作者适以事经沪，由王以中兄之介绍，获一夕之畅谈。以后他在美国斯丹福大学攻哲学四年，自称“居西美一僻乡，与世绝缘，真成韬隐”。回国后即在母校清华大学任教。民国廿四年夏，作者自西北漫游而归，道出北平，访荫麟兄于清华园，他与其新夫人一同进城，为我洗尘。卢沟桥事变以后，他只身脱险南下，就国立浙江大学之聘，住天目山禅源寺，为新生讲史学。浙大几度播迁，他回故乡广东东莞，后在西南联合大学授课，至二十九年浙大迁至黔北遵义，他亦重来本校，迄今二年有余。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间，他从美国寄我长函，自述志趣，略谓“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在其前他曾惠寄长稿，题为《传统历史哲学之总清算》，为刊于《国风》杂志二卷一期(二十二年一月出版)。回国以后，专精于《中国史纲》之撰述，其初稿曾在《大公报》发表一部分，其上古史之部，经改订后，刊为《中国史纲》第一辑，于三十年三月由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宋史之部曾在《思想与时代》月刊发表两篇，预定陆续整理刊布，因病中辍。他自序说明写此书时所悬鹄的如下：(一)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之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

(二)

(三)

荫麟兄是思想与时代社最初之发起人，去年四月间，作者因事赴渝开会，先一夕走访荫麟兄其寓舍。其时他住在遵义老城石家堡三号第三层阁楼，窗前竹树森蔚，湘川在望，据全城登眺之胜。吾二人纵谈至夜深。谈话结果我们拟纠合同志，组织学社，创办刊物，在建国时期从事于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盖以国史艰巨之业，决非少数人力所克负荷，断制营构，固须自运匠心，至若网罗散佚，分析史材，及各方面之综合，则非资众手不可。拟约集同志，先成一国史长编，此非徒为少数人谋，后来任何有志通史者，均可用为资藉。此长编不必有一贯之统系，各册自成段落，为一事一人一制度一时代或文化一方面之专史，谓为丛杂之论集亦可，要以于国史知识有新贡献者为准。各册随得随刊，不必按伦类或时次编排，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是晚话别，他从曲折的幽径，送我到门口。此时遵义山城百花盛开，在纯洁的春夜，和风送来一阵清香，诵“数点梅花春读《易》”之句，相为欢乐。他是多么精壮，多么兴奋，回首不过一年多以前的事。

战时物力维艰，印刷困难，我们编辑月刊和丛书的计划，原不敢期望短时期即能实现。其后作者因事晋谒蒋委员长，承勖以集合同志，致力于言论事业，及闻我等有此计划，备加鼓励。作者回遵义后，复与几位知友往复函商，于是思想与时代社遂于去年六月正式成立，八月一日创刊号出版，事先本拟请荫麟兄撰发刊辞，他谦让不遑，后来决定以一简单的征稿条例表明本刊的性质。但是荫麟兄发起斯刊的宗旨，是作者耳熟能详的。

他对革命二字有极深透的见解，他常说吾侪有要务曰读《易》，曰读史。“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的，但那可不必是一己身世的忧患，却必是对于人类命运的忧患。“数点梅花春读《易》”，古人认为是很值得流连的境界。春是万物滋生的时期，数点梅花是万物滋生的象征，而《易》的着眼处在生命，故曰“生生之谓易”。什么东西可以急，生却不能急； 读《易》使人感觉雍容，感觉冷静。革命的成功决不是突然的，偶然的，在瓜的生长里，只看见蒂落的人不配谈种瓜，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易就是变易，革命就是变易的一种。以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易一个旧的，终于归到易，革命的名词从《易经》“革卦”出来的。社会秩序是活的，原是一个有机体； 所以革命的命要当作生命解，只有创造新的生命才能革掉旧的生命。哲学的理论就是宇宙秩序的描写，政治的主义就是改变人间的秩序的计划。我们对于某种哲学理论的从违，乃是我们对于某种政治主义的从违的决定因素之一。政治家不能忽视哲学，尤其是流行的哲学思想，其原因之一在此。“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惟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这一段话就声情和义蕴说，都是光焰逼人的。很明显的，这一段是对于主持政治的人的箴言。以今语释之曰：“一政策之实行，或可以为进步，或亦可以为退步，或可以兴邦，或亦可以丧邦，若一意直行，不反顾焉，则亢也。”执两用中，乃得正路，惟圣人能之。嗟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原非所以期于不以深思远计为命之人也。若乃聚一世之所谓才智之士，使操历史之舵，而所为乃无减于亢焉，则覆辙相循，何时得已？赞易者其深于史乎？宋以后之浙东学派，言性命者必衷于史。近十余年来我国哲学界风气似趋向于一种“形式主义”，凡把握经验世界之真实血肉之哲学，悉屏置之不道，而史学界又往往徇考据而忘通义，易于流入玩物丧志之途。吾侪有急务，曰读《易》与读史。

荫麟兄于近代学者对梁任公尤有一往情深之感。作者曾录存任公遗札中语数十事，他怂恿刊布，作者因撰为《梁任公别录》一文，他亲为之跋(载于《思想与时代》第四期)。其结语谓“任公之学所造最深者惟史，而学人之訾之者亦在此。实则任公所贡献于史全不在考据。虽然考据史学也，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任公在‘新汉学’兴起以前所撰记事之巨篇，若春秋战国载记，若欧洲战役史论，元气磅礴，锐思驰骤，奔砖走石，眉飞色舞，使人一展卷而不能自休者，置之世界历史著作之林，以质言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莱，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后矣。曾试自操史笔之人，读此种书而不心折者，直无目耳。”十月三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梁任公，他在病榻中，作者报告此消息，他坐起，谓政府爱惜士类的盛心，影响所及，一定是异常深远的。“九一八”以后，作者接其自美来书，略谓：“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又谓：“国事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者。然中国否不极则泰不来。且放硬心肠，伫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横遭蹂躏可耳。历史上腐化之时代而能为少数人道德的兴奋所转移者，殆无其例，必有假于外力之摧毁，摧毁之甚而不致于亡则必复兴。弟于国事对目前悲观，对将来则并不悲观。”其评议时事具有史识类如此。其所著《从政治形态看世界的前途》一文(载于《思想与时代》第三期)，于世界第二次大战同盟国所操之胜算，亦有透辟的观察。

荫麟兄以为民族复兴的根本大事，当在教育改革，德哲费希德之前例，可为吾人师法，而今热心从事其学识人格足以副之者何其寥寥耶？国事之可忧固不止一端。故教育改革之精义在于改造自己，能改造自己方能改造社会，复兴祖国。在其所著柏格森一文(载于《思想与时代》创刊号)结语中，曾阐发此意，略谓：“夫生命之发皇无在而非创造，然艺术哲学之创造，以至事功上之创造，非人人时时所能为力也。有一种创造焉，为人人时时所能者，即以自我创造自我，由一切庸德之实践，以恢宏其人格，而宇宙亦于以日新而日富，所谓成己而成物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教育之尊严尤在于教师之自尊自爱，吾国古来学风最重节操，大师宿儒，其立身行己，靡不措意于斯，虽在穷困之时而守志弥坚。汉申屠蟠所谓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最能形容其精神。近年物价波动剧烈，教师生活至为清苦，一般教师难免见异思迁，丧其所守。荫麟兄最近于病榻口授一文，嘱弟子徐规君笔述，题为《师儒与商贾》(载于《思想与时代》第十六期)，针砭时弊，义正辞严，竟成为他的绝笔。

吾二人之友谊渊源于史地关系之结合。他给我一信曾说：“地理与历史可称为姊妹科学，其相辅相成之处甚多，治一时代之史而不明其地理环境，犹演戏之无配景，乌乎可？弟深愧于地学毫无素养，他日必先于本国地质地势稍加考究，并恣游秦晋宋鲁之故墟，然后敢下笔写国史也。在此种预备中，其有需于吾兄他山之助，从可知也。”他近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一文(载于《思想与时代》第十一期)，曾抉发此义，略谓：“就社会生存上看，过去中国的文化始终是内陆的农业的文化，而西洋文化自其导源便和洋海结不解的关系。这种差异从两方面的文学也看得出。洋海的文化和内陆的文化，二者各有其利弊。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智者动，仁者静。’我们也可以说，洋海的文化恰如智者，尚知； 内陆的文化恰如仁者，尚德。洋海的文化动，所以西方的历史比较的波澜壮阔，掀起社会基础的急剧革命，频见叠起。内陆的文化静，所以中国的历史比较的平淡舒徐，其中所有社会大变迁都是潜移默运于不知不觉。洋海的文化乐水，所以西方历史上许多庞大的政治建筑，都是其兴也勃焉，其没落也忽焉，恰如潮汐。而中国数千年来屹立如山。”真正的新文化应该是东西文化长短相补，荫麟兄鼓吹海国思想，实为新时代的晨钟。

荫麟兄在遵义山城，宏开讲坛，青年学子如坐春风。作者近三年来亦深得过从之益，每成一文，辄先呈教，荫麟兄不惮细心改定，一语之褒，为之色喜。今后赏奇析疑之乐，何可复得。哲士凋零，夏月凝霜，天夺斯人，伤痛何极！半年以来，作者既哭林文英君，又哭荫麟兄，二君皆粤人。荫麟兄虽早逝，其在学术上之贡献，除《中国史纲》外，在各学报所发表之史学论文，累数十万言，论其著作，诚可谓戛戛独造，自辟户牖，卓然成一家言。《思想与时代》月刊尚在创办时期，他实际负起掌持文衡的责任，于甄选稿件不辞劳怨，以期树立本刊严格之标准。将来本刊对时代思潮果能稍有贡献，我们永远忘不了这位最可敬爱的创议人。在政治上，广东奠定了中华民国的始基，在经济上粤侨开拓了海外发展的机运，在学术文化上，像荫麟兄所代表的宏博坚实的学风，深信必能继往开来，垂诸不朽。[原载《大公报》(重庆版)，1942年10月27日； 收入《思想与时代》月刊第十八期“张荫麟先生纪念号”，1943年1月]

附：张荫麟先生追悼会致辞(1942年11月29日)

张荫麟先生于上月二十四日去世，今天已过五七之期，国立浙江大学同人同学在此举行追悼会，实在有无限沉痛的意思。兄弟忝与共事，在其病中虽曾作种种努力，终于不能医救，尤觉疚心无已。

荫麟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不待兄弟赘言。其人格最使兄弟感动的有二点，第一点是纯洁，他的心地真好，如白璧般的无瑕，如婴儿般的赤诚，无机心，无城府。他论人亦最重心地，宋人所谓“光风霁月”之怀，和他在一起，使人时常领略到这种境界，真是难能可贵。第二点是质朴，他在幼年家境甚好，富于藏书，父亲督教很严，国学根柢早有渊源。后因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在大学时他是一个苦学生，赖投稿补助用费，留美时把官费节省下来供给弟妹求学，回国时外衣仅有冬夏二袭，即在新婚亦未添制新衣，薪额所入肆力于购书，其生活可谓简单极了。他谈话也异常率真，不假辞令，有时难免为人所不谅解，但由衷之言，退无后语，就直道而言，可谓此心耿耿，肝胆照人，谏果回甘，久后必能为人所谅解欣赏。

荫麟先生是一位纯粹学者，其在纯粹研究方面，固不待言，其服务国家之念，未尝一刻忘怀。他曾说“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者鞠躬尽瘁之时。”民国二十一年淞沪战役以后，政府有国防设计委员会之设立，荫麟先生回国后曾参加此组织，当时会中分八组，第八组为文化组，包括历史地理的研究，他住在北平从事于《中国通史》的草创，兄弟当时和他有同事之雅。“七七”抗战以后，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当时军事委员会下设五部，陈辞修先生将军主持政治部，荫麟先生曾应陈氏之请赴渝在政治部工作，他曾拟订宣传工作纲要，并有著作数种，其一为《蒋委员长抗战必胜训词释义》，现已出版。学术研究是知，实际工作是行，宋儒有经义治事之分，二者非不相容者，必须相辅相成，方收知行合一之效。上述荫麟先生在政府服务之事，因为他平素不提，许多人或不知道，但身教比言教更有力量，其踊跃从公的精神，实足令我们注意。

关于荫麟先生身后事，其师友戚属至所关怀，远道驰书询问者甚多，其昀略为报告如下：

(一)遗族赡养基金保管委员会业已组织，委员八人，贺麟、谢幼伟、谢文通、王焕镳、张君川、李絜非、李埏及其昀。拟募足三万元，委座赙赠万元，加以他处接洽，已有相当结果。只用息金，不动基金，以维久远。另由思想与时代社，予以补助，俾按月共有五百元寄交其遗族，以供生活费。

(二)荫麟先生遗著《中国史纲》第一辑原由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出版，现已售罄，此稿曾经荫麟先生亲自校改，并增加三章，共十一章，至新莽改制为止，稿存其昀处，本预备铅印。此稿现决定列入《思想与时代》“国史丛书”第一种，不久拟在赣南印行，俾纸张印刷可较精美。其他散见于各杂志之论文，因篇幅较巨，拟先事整理，俟战后出版。尚有遗稿数篇，现请谢幼伟先生整理校定，在《思想与时代》月刊发表。

(三)荫麟先生生前原欲以学社为中心，刊印“国史丛书”，务求精审，不图速成。思想与时代社兹决定于三十一年度开始编印此丛书，预定一百种，期于二十年内完成之，每年约出书五种，以实践其遗志。

(四)

(五)拟在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设置纪念奖学金，奖励中国史之研究，其名额暂定每年一人，待遇相当于大学助教，当选者得继续领取奖金四年，俾有较长之研究时间。

(六)荫麟先生墓在遵义老城南门外碧云山上，天主堂坟地，居高临下，宜于眺望，当树立石碑，其周围稍加平治，拟筑一纪念亭。

据吴晗先生来函，西南联合大学亦正筹备追悼会及募集恤金，并在清华大学史学系设置“通史”或“宋史”奖学金。

荫麟先生夫人伦慧珠女士携一子一女现寓广东曲江，其弟炜麟、泽麟二君曾由昆明来遵义祭墓，因有公事不能久留，临行时特托谢文通先生代表家属在追悼会中致谢。[原载《思想与时代》月刊第十八期“

张荫麟

张君荫麟传

君讳荫麟，无字，间自署素痴，东莞石龙镇人。年十六(应为“十七”——编者)，入清华学堂。梁任公得其文叹曰，此天才也。君嗜书若饥渴，于学无不窥，而尤深于史。尝以文播志报，诸老宿多谢不可及。所作滋益多，迄殇不懈。凡学术论思之阐发，圣哲材艺之表扬，时议政事之覃究，孤本秘笈之题识，海外名理之迻译，幽能使之著，类能约之纯，肆能不流，尽能不汙，都百余万言，名声大起。清华卒业游美洲，入斯丹福大学，治西洋哲学、社会学。曰：哲学将广我以超放之观，而社会学将喻我以人事之条贯也，吾一资以治史矣。返国，任清华大学教授。复为教育部撰国史教科书。既受事，遍谘通人，商订体例，析四千年事为数十目，先钩贯为长编，而削成之，已定者才十之三耳。始，君受学任公，相尚以才识，故不以挦撦琐屑为问学之要。及为史，虽皆旧闻，独运以深湛之思、清新之笔，不以例证厕之，其体号严洁。自任公没，二十年来，无此作也。尝著《通史原理》。以为史者，记新异以显时空之变，述因果以明递嬗之迹，陈流极以示实效之殊，溯往事以穷现状之源，撷精英以张人文之重，别善恶以昭法戒之严而已。观君所已试者，几可以无憾矣。卢沟桥事起，北平危，尽室而南。以浙江大学聘，讲学天目山中。未几，去之昆明，主讲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迁遵义，君复至。平生志在通史，于有宋一代故实，尤娴习而乐道之。搜宋人文集笔记殆遍。论宋事诸篇，精审越古作者。读书著文恒达旦，竟以疾卒，年三十有七。当是时，浙江大学三年间失名教授二，海内士莫不痛惜，谓君与章俊之用也。俊之精历算，能以拉丁文原著校明季教士所译书。年少于君而劬学攻苦则同。君意气岸然，立言一衷于理，不蹈袭谁何人。惟低首墨子书，系心齐民。稠人广座，嘿嘿自致其思，应答辄不酬。或乘兴抵人瑕衅，非有意于伤人也。俊之居德久，慕尼采为人，汪洋自得，世间得失无足动其意者。其父行严，用文学致显仕，俊之乃萧然若寒素，□未尝及政事。君则侃侃好谭当世利病，而实与俗多龃龉。尝一抵陪京，任某职，留数月即去。由是浸多病，复讽籀道家言而好之，其思一变。疾革，犹诵《秋水篇》。君之真、俊之之介，皆未易多觏也。御倭军兴，国家锐意修内治，而积习未蠲，新弊踵起，学士大夫眷顾而莫敢言，或陈古以饰今，或举细以遗大，泛焉无当于治道。君独论曰，修明政治，不外任贤使能、赏功罚罪八字。八字不外一公字。公也者，不以政事达一己之鹄的，而以政事为鹄的者也。公也者，内举宜避亲，外举宜容仇者也。又曰：今日之患，莫大于瘫痪。上之意无以贯于下，法令愈下行而愈离其本，损之又损，以至于无。凡所兴作，有形而无神，多耗而少功。巨蠹积弊，上之人知之甚明而不能禁，禁之甚严而不能绝。此之谓瘫痪。又曰：为政者必其身极修治之功，至诚而明，始能导民轨物，而免于非理之约束。意均剀切。他所尝言多类此，有报章不敢流布而刊之身后者，以故人愈思焉。

论曰：孔子称学而优则仕。仕固必出于学。况寇患方深，岌岌多故之时耶。顾征之载籍，仕宦之途，守所学而踬，违所学而遂者众矣。岂上下之相需，不在此而别有在欤？君之言，其大者足以兴百年之利，平万物之嚣。既昭昭在人耳目矣，仕不仕无足计。余独悲其书未成而病，病未及甚，而遽好老庄无为之旨以自放也。(原载《思想与时代》第十八期，1943年1月)

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先生

吾国古之治哲学者，必精史学。宣圣开千古哲学之宗，而亦千古史家之大祖。司马谈父子，本史家，而论六家旨要，则又深于哲学矣。夫哲学者，究天人之故，穷造化之原。而以不忘经世者为是。印度佛家哲学思想，虽高深玄妙，而卒归于宗教，以出世为蕲向。故印度人于历史特缺乏。民族式微，有以也。吾国先哲，于史学、哲学，尝兼治而赅备之。究玄而基于综事。穷理而可以致用。探微而察于群变。极玄而体之人伦。广大而不遗斯世。环球立国之古，族类之蕃衍，文化之高尚，无逾于我皇汉者，学术之所系，岂不重欤。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与人无城府，而一相见以心。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惜哉，其数遽止于此也。今之言哲学者，或忽视史学。业史者，或诋哲学以玄虚。二者皆病。昔明季诸子，无不兼精哲史两方面者，吾因荫麟先生之殁，而深有慨乎其规模或遂莫有继之者也。故略书吾意，以质诸当世。(原载《思想与时代》第十八期，1943年1月)

悼张荫麟先生

一星期前得张晓峰先生(其昀)来函，谓：“此次参政会开会，弟原定前往，因张荫麟兄病势沉重，刻尤危笃，临时中止。现西医束手，改请中医诊治。”语气如此严重，我当时就很为这位学人的生命担心。今天在报上看见他已去世的新闻，把这几天的担心变成悲痛。在我翻检荫麟先生存在我这里的遗书旧稿时，晓峰兄匆匆的来了，他带来一篇追悼荫麟先生的一篇大文，又告诉我荫麟先生的病情经过。这位壮年学者的死完全证实了，我真难过极了。

在许多师友向我问询国内学者时，我的推荐均不遗漏张荫麟其人。我认为张荫麟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国宝。他是清华学生，文学造诣极高。他的中国文学受教于王静庵先生(国维)，西洋文学受教于吴雨生先生(宓)，所以他东西洋文学的基础均臻佳境。英才卓发，当他是大学一年级生时就为梁任公先生所赏识。他不仅文史淹博，哲学的素养尤深。他讨论古史的文字早已脍炙人口，而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及《现代思潮》周刊上发表的文哲史三方面的文章，(笔名“素痴”)，均足见其学力之超人。他积年经营的《中国史纲》，更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我认识张荫麟先生，也有一段文字因缘。民国二十二年夏，我接编《国闻周报》，在积稿中发现他的一篇《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大文，把他编列为第一篇文章。他所说的中国民族前途的障碍物，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主义，及家庭中心的道德观。剖情析理，最足见他的哲学修养。我把选举他的文章的经过写信告诉他。他回信引古人“文字因缘骨肉深”的诗句而订交。先师陈铎士先生(振先)有一次与我谈起荫麟先生，就说：“我们广东有这样一个青年，实在值得骄傲。”可见其为先辈所重。以后我在北平见到荫麟先生，把陈铎士先生的话讲给他听，他很动容，我说有机会我当介绍你们二位见面。不料这话未曾兑现，铎师先以六旬高年死于湖北暴民之手，荫麟先生现又以壮年而夭，痛哉！

荫麟先生编著《中国史纲》，规模宏大，计划之初，他曾将所拟的目录寄给我看，并请我担任写甲午战后至二十一条交涉一章。我当时曾回信答应了他，而一诺多年，至今未曾交卷。据晓峰兄说，他在遵义，课读之余，仍以写《中国史纲》为正业。多研读，不苟写，常是弄到深夜一两点钟始睡。他今年才三十七岁，本不该死，而以用功太过，预支了体力，遂致短命。我去年才知道他在浙大教书，就写信给他，请他给《大公报》写些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他回信说，他始终未离教育界，故对教育问题感触最多，很愿写些出来，只因身在教育界之故，转觉有难说话之苦。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大公报》曾发表他一篇《关于改善士兵生活之建议》，具体建议改善战士生活的办法。他当时写信给我说：“贵报迭次郑重提出改良士兵生活之问题，深获我心。弟向认此为当务最急之一，关系抗战根本，近九中全会召集在即，若贵报于此更作一系统之论列，以弟所知，党中敏识之士将有响应而采作提案者。诚因贵报之倡导，使此事得以实现，其造福国家民族以至数百万之战士，宁有涯量。”其忧时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今年一月中旬又得其寄到一文，即另栏所发表的《论修明政治的途径》。我当时读到此文，觉其语旨切直，踌躇再四，一直搁置了十个多月，未予发表。现在荫麟先生已死，重检旧稿，为纪念亡友，应该为之发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悼念这位学人的今天，发表他这篇遗稿，希望特别为人所谅所重。

荫麟先生之死，我特别觉得悼惜。因为这样一个精通国史兼具西洋学识及哲学修养的学者，实在难得。荫麟先生著作等身，年才三十七岁，若使天假其年，其成就直无涯量。我常这样想，时人之有写《中国通史》的资格者，张荫麟应推首选。我近来很以中国学术界的复古倾向为忧，在这时偏偏失掉这样一个邃古贯今、有进无退、学力与年事俱盛的学者，真是中国学术界不可计算的损失。

抗战以来，随着物价的高涨，最感受生活压迫的是读书人，再加上僻居学府，忧国情殷，未能尽悉国事内情，迷惘于政治表象，故往往于艰苦生活中又笼罩上一层郁骇的情怀，他们就不免于憔悴了。艰难抗战中，国家忧患重重，最深沉沉而不易为人发见的，是读书人的憔悴与学术的萎缩。我因张荫麟先生之死，而深有此感。此为关系百代国运的一种潜伏的危机，愿大家速醒，而加以挽救。十月二十六日灯下[原载《大公报》(重庆版)，1942年10月27日]

敬悼张素痴先生

近于报端见到浙大教授张素痴先生逝世的消息(日期是十月廿三日，地点是浙大所在地——贵州遵义)，这在我除掉如新闻记者所致的“惋惜”而外，另有着一些别的感想，浮于心头。

这些年来，每听到一位熟悉的人物之死去，便会泛起无限的凄惘，尤其死者是一个“天才”，或在交际上有过一度往还的人。这凄惘会盘旋于心头经时而不散。去年听到滕若渠先生的死讯，当前听到素痴先生之死，均使我有不能已于情和不能已于言的感觉。

我和若渠先生的接触，是在民国廿六年夏季由反驳他对南阳汉画像中乐舞的解释而引起的。滕先生主张南阳汉画像中乐舞是巴渝舞。我反驳他，巴渝舞是一种乐舞，南阳汉画像所表现的是唐朝人所说的“百戏”。那时滕先生正在南京行政院当参事，他见到我的文章后，曾来过几次信，不但赞成我的考证，并吐露极端坦白率真的话。意思记得是这样：“个人自行政以来，每日的时间都被办公厅占去。傍晚归家，精神已经透支，而知友们多以过去曾写作练习，纷来索文，却既不恭，只有于夜阑人静，一灯萦□之际，强打精神为之，资料之未能备，论断之未正确，那是事实使然。行文之始，本已惴惴，文成之后，总希望由此引起同好的兴趣，继续作研究，□得竟究，所以读到反对的文字，从不愠怒，非常高兴。”像这样坦白率真，容人论辩，在我所接触的文人中，实不多见。后来于四川遇到黄仲良先生，他是若渠先生的老友，每谈到若渠先生，总要说他善取人之长，乐助人治学，与一般时流的文人居心不同。我于若渠先生的突然逝世，哀悼之余，又深以廿七年冬道经重庆停留一月之久，未曾与他谋得一面为憾。

我和素痴先生的往还，是在去年夏间，由他那《中国史纲》第一册而起的。他把那书拆开，裹成一卷寄我。他说：“书的分量过重，拆开来作新闻纸寄，一定快些，收到后望再把它订起来。”他又说：“你对古史考证颇有工夫，希望能不客气地指正我的错误。”后来他又寄给我一篇考论宋朝人物的文字，似乎是由浙大校刊上撕下来的单页。因为我对此不在行，看罢便放入杂志堆，一时未易检出，所以题目也说不清了。

素痴先生是称得起所谓“天才”的，这是留心中国学术界人物一致的口碑。顾颉刚先生曾对我说，素痴先生写驳他古史主张的文字时，仅是十七岁的幼年； 而我之注意“素痴”这笔名，感到他学问方面之广和见识之卓，是在八九年前于《大公报·文学副刊》见到他驳正郭沫若先生歌德《浮士德》第一部译本的错误为始的。后来于贺麟先生所译《黑格尔学术》附录中又见到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意见。这使我对素痴先生发生了无限的兴趣和钦仰，以为一个年纪如此轻的文人，对史学、文学、哲学均有着修养，且均有个人的独立见地，而写作又如此的不苟，这恐怕就是所说的“天才”表现罢。如果天假以年，由成熟饱满中流露出的一字一句，将均如真金美玉般的名贵，又岂是当前中国学术界一般水准所能衡量？想不到他竟如此的突然死去，年轻的，未满四十的，如颜渊的短命而去。交情的哀悼，还居其次； 这中国学术界的损失，将永远无法加以弥补了。孔子为甚么对颜渊之死哭泣的如此哀恸，不外颜渊有可以大成的“天才”与“希望”而死之过早。我以为中国学术界之对素痴先生也应作孔子般的哀恸啊！

据友人的传记，若渠先生之死，一如素痴先生之死，虽然均是以“病”，但相伴的还有爱情的裂痕。真像究竟如何，我们不能确知。但人的确都寂寞的死去了，而爱情的破裂或消失，对于一个文人、一个天才，也的确有致之于死地的力量。这有过去的史迹，给作者证明。

既号文人，又称“天才”，多半是极端尊重意志的超人。他有思想，有主张，有他个人的处世态度。“不与世谐”当是古今中外的天才文人共有的趋向罢。为了不肯谐俗，社会便要横暴的施以压迫，但这意志坚强的“天才”不会因外来的暴力而有所屈挠，有所妥协。他将抱着满腔热情与这浊世搏斗。他不惟不染俗尘，他还要在旁边督责着，指导着，要社会走上一条理想的路途。“文人”总是少数，“天才”更是少见。当他满腔热忱不能被社会所了解所接受的时际，一定要招来四面八方的非难与攻击，于是不能不为迎战而疲劳，而负伤。到了劳顿过度，或略负创伤，便不能不暂事休息，以求再战，于是所谓“爱情”这东西，便作了天才的躲避的休息所了。

凡号为人类的，总会知道爱情在人生中之可贵，但真领会爱情的深处和知道他的重要的，莫过于号为天才的人。因为一般人之于爱情，是要以此为沉醉，以此为发泄，或以此为交换某种利益的工具。天才们之于爱情，则异乎是。他是要由爱情中取得温暖，取得同情，取得休息，甚至取得保护。一个天才，往往受到社会的冷酷待遇。一个天才，很不容易被一般人深切了解。一个天才，他不会琐屑米盐的计划，穿衣住屋的打算。这一些缺陷的补救，只有仰仗于爱情之巨手。如果一个天才未曾得到爱情之助力的，这会使人怀疑着如果有了助手，他更伟大一些。如果获得，无端又告消失，这天才便要使人担心着会突然归于毁灭。

……

据友人的传说，素痴先生的身体不健康。过惯了清华教授生活的他，骤然来到这战时的昆明，百物腾昂，居处湫隘，□经搅乱这沉潜书□、惯发奇想的心境了。更加突然而来，若汪中《自述》所说的“勃溪累岁”，这将如何使一个天才文人生活下去？为了安定心情，才由友人的规劝，转向浙大执教。孤单一身，蛰居于城角的一间民房之中。一榻一桌，别无长物，起居饮食，全需自理，这真使他感到无法料理个人的生计了。抑郁孤寂的生活，过渡了将近二年，终于文星失色，在人间收敛了未曾吐尽的光芒。

……

在素痴先生生前，我未能如命，给他的《中国史纲》写出一点批评； 在素痴先生死后，我又不知应当如何去纪念这位有天才而未得永年的文人。心绪骚乱的写出上面这些话，我不会知道对于死者有何用处。我冒着责难，说出有些天才的共同缺陷。我悲悼的是和素痴先生，也和若渠先生一样，素未谋面，竟成永诀。

我对还生存着的天才们，当怎样给以助力，给他以保护呢？这责任自然会落到我的身上。我们不怕饥饿，不怕威迫，不怕炮火，所怕的只是精神的寒冷。我希望人们不要听信萧伯纳的嘲笑，说有些天才会为了爱情而变凡庸。我们生长在中国的地方，我们应给中国的天才作打算。有人说天才的素痴先生自游美国之后，便很少学术的表现了，又有些人为了素痴先生之很少表现，颇露忻喜之貌。我真不明白中国怎会活动着这样一些缺乏热血的人，我更不明白中国的男或女，对天才是这样的嫉妒与无情。

呜呼！我凄惘不能多言，谨以此追悼素痴先生，并向两性发出“保护天才”的呼喊。(原载重庆《中央日报》，1942年11月2日，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张荫麟先生去世

张荫麟先生于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遵义逝世，生平有志于通史文学，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复博通中西文哲之学，且关怀时事，不甘仅为记注考订而止。数年来任教于国立浙江大学，方期教泽日溥，而天不假年溘然长逝，享年仅三十有七。君无字，间自署素痴，粤东莞石龙人也。生平著述甚富，已成《中国史纲》十一章，《宋史论丛》八篇，并有《民国开国史长编》、《宋史新编》等未就，其他论著，散见于报章杂志者凡百余万言，尝谓“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者鞠躬尽瘁之时”。殊令人抚遗篇而悲悼也。(原载《文史杂志》第三卷第九、十期合刊，1944年5月。题目为编者所加)

张荫麟君事略

张君讳荫麟，自号素痴，广东东莞人。少歧嶷，读书通大旨。年十六(应为“十七”——编者)，毕业省立第二中学，考取清华中等科三年级。民国十八年夏，卒业高等科，以高第派遣留美。入斯丹福大学，得文学士、文硕士学位。二十二年自美取道欧洲返国，遍历英岛欧陆诸邦。二十三年任清华大学专任讲师，授课哲学、历史两系。越二年晋教授。卢沟桥事起，孑身南下，应浙江大学聘，讲学天目山中。旋去之长沙。二十七年主讲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二十九秋，复就浙江大学聘于遵义。教学劬苦，遂婴锢疾，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竟不起。年仅三十有九(应为“七”——编者)。君资禀英迈，于文哲诸学靡不窥其奥要，尤邃于史，雅擅为文。生平著述都凡百万余言。壮思泉涌，词锋飚发。其文赡，其辞丽，其识精，故其旨远。理致条达，笔端恒挟情感，誉之者谓新会梁氏以后一人焉。常病国史芜累灏瀚，而时人治之者，或困于挦撦，博而寡要； 或侈陈考据，割裂支离； 皆为未识其大。思欲钩玄抉精，溯史迹之渊源，探人群之苦乐，进求因果之关系，旁及时空之歧异，而以文化之价值为笔削之准绳。勒之长编，运以冥搜神会之功，驭以镕裁严谨之法，融会众说，整齐异闻，不以一家一隅之史观自囿，使史之本来面目真实层序灿然复睹，其平居抱负多在是，遗著《中国史纲》其发端也。君哲学思想凡三变：少年笃嗜尼采、叔本华之说，其表见于文史者为奇思苦语，劲骏跌宕； 中岁转宗新实证主义，颇亦学《易》，复精研数理逻辑，史学之作亦造平实。乱离以来，潜心宋史，于陆学往往能发其微； 病中则又颇爱柏格森之直觉论，时复讽籀庄老之言，而史观益趋超放。省君遗著，当可征验。君论议谔谔，喜言时政得失生民艰虞。愤悱之情，时时呈露不自遏。曾任本刊主编，有《〈宋史·兵志〉补阙》，《北宋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数文登载本刊，阐微订讹，甚为学人所称。至其文章志节、学术行谊，世论之者已详。今兹仅就见闻所习，摭其崖略，以志哀思。

论曰：自经史殊辙，淹贯维艰，学者之所获遂浅。君以天挺之资，浸淫周秦诸子宋儒之说，覃心西土名物理数之旨，镕经铸史，深造自得，用能蹊径独辟，壁垒森严，盖亦一时之俊义也。不永其年。惜哉。

附：《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七卷第一期“本刊启事”

本刊原设有编辑委员会，除本所研究人员以外，另聘请所外专家张荫麟、吴晗、谷霁光、孙毓棠、朱庆永、夏鼐诸先生担任之，兹因抗战期内，委员分处各地，无法聚会，编辑事宜暂由本所同人负责，诸先生对本刊热诚爱护，贡献良多，合书数语，用志不忘。本刊前任主编张荫麟先生悼于去年秋间病逝，同人等谨撰事略一篇，刊诸卷首，以记哀悼。(原载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七卷第一期，1944年6月)

张荫麟先生逝世

著名青年学者张荫麟氏，于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遵义国立浙江大学逝世。享年仅三十有七。氏无字，间自署“素痴”，粤东莞石龙人也。生平著述甚富，已成《东汉前中国史纲》十一章、《宋史论丛》八篇，并有《民国开国史长编》、《宋史新编》等未就。其他论著，散见于报章杂志者凡百余万言。天不假年，令人悲悼。(原载《燕京学报》第三十期，1946年6月)

其人与其学

我所认识的荫麟

荫麟是一个那样生命力充实、意志力坚强的人，他的名字与死几乎可说是两个不相容的概念。然而他的死耗竟传来了！竟无可怀疑地自各方面证实了！死神毫不容情地在我们中间劫夺去了一个最值得生存的人的生命。我不仅感觉悲痛，我同时感觉愤恨。我痛恨那些使得他不能永其天年的因素。

他的死耗固然是突如其来，出乎意外。但我也并不是毫无预感。自从他于民国二十九年七月底离开昆明到遵义后，我就没有得着他一封亲切有意趣的信。所接到的两三封，大都是替《思想与时代》索稿的信，对于他的生活情形，努力方向，一字不提。那信札之短简潦草，墨迹之枯淡，总令我感得那是精力短绌、神志不旺的征象。后来听说他曾大淌鼻血一次，又听说他在贵阳中央医院治病，我便料想他的病必不轻。故此次因由昆来渝之便，特由公路顺便到遵义一探视。那是本年八月十三日的下午，我在遵义文庙街五号他的寓所内晤见他了。当时见得他形容消瘦，颜色不佳，为之吃一大惊，觉得他陷入了病的深渊，颇有黯然神伤之感。我当时便忍不住很凄然地问他道：“你的颜色很不好，何以你的身体会弄得这样坏？”他立即取出镜子来照，并自己辩解道，脸色不算坏，又说他睡得很好，胃口颇佳，病与梁任公相同，但轻得多。我又看见他当着我面前，用白水吃了三个烧饼。而一谈起来，也还有精神。说着说着，他又在骂人了。又说他对人是如何忠厚。谈得大概有一个多钟头，我心下又稍觉宽释些，那知这次晤谈，就是我们最末一次的晤谈呢！

荫麟平日身体很好，也少得病，他常自信至少可活七八十岁。我常觉我体弱多病，不会享高寿，记得有一次说笑时，他曾经许了我于我死后，为我写篇传，因为当学生时代在毕业纪念册上，他曾经为我写了一篇很有趣致的小传； 在寥寥百余字中，他把我的弱点和性情都描述无遗。我也尝想，假如我死后，能得荫麟的文笔，替我写篇传记，真是我的至荣奇福了。那知我没有这种福气和荣耀！如今不是他哭我，而是我哭他。不是他为我写传记，而要我来综叙他的生平。命运这样颠倒错差，直令我执管欷歔，不知所云了。

荫麟的生活最堪回忆的是他的学生时代。他于民国十二年的秋季考入清华中等科三年级。他是一个天天进图书馆的学生。在别的同学往体育馆运动，或在操场上打球的时间，他大概总仍在图书馆里。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钻研的青年。记得有一天晚上在梁任公的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梁任公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在听众中问张荫麟是那一位。荫麟当即起立致敬。这时我才初次认识他。原来他写信去质问梁任公前次演讲中的某一点，梁任公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他那时已在《学衡》杂志上登过一篇文章，批评梁任公对于老子的考证。那时他还是年仅十七、初进清华的新生，《学衡》的编者便以为他是清华的国学教授。那知这位在学生时代质问梁任公批评梁任公的荫麟，后来会成为承继梁任公学术志业的传人。

我因为认得与荫麟同寝室的一位同学，特地托他介绍。所以我虽然比他高三级，他在中等科，我在高等科，但他进清华不到半年，便与我时相过从了。我们共同的兴趣是听梁任公的演讲。记得有一次梁任公讲《文史学家之修养》一题，还是荫麟和我共同作笔记，联名发表的。但他决不愿意拜访人。直到民国十五年的夏初，我才第一次陪着他去拜谒梁任公。梁先生异常欢喜，勉励有加，当面称赞他“有作学者的资格”。但此后两三年中，他却从未再去谒见过梁任公。他很想请梁任公写字作纪念，也终于没有去请。所以当时许多清华同学，都得着有梁任公手书的对联或条幅，而他竟未得只字。他对他所最向往追踪的人，形迹尚如此疏简，则他之不理会一般人的态度，可以想见了。及至民国十八年，梁任公逝世，全国报章杂志纪念追悼他的文章寂然无闻，独有荫麟由美国写了一篇《史学家的梁任公先生》寄给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这文恐怕至今仍是最能表彰梁任公的史学的文章，也最足以表现他与梁任公在学术史上的关系。

民国十四年，吴宓(雨僧)先生初到清华，任研究院主任，无疑地，吴宓先生是当时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他开了一班“翻译”的课程，选习的人并不多，有时课堂上，只有荫麟、陈铨和我三人。我们三人也常往吴先生住的西工字厅去谈论。记得有一次全体学生正在酝酿罢课的大风潮，我们三人提出建议几点，密请吴先生转达学校当局。经吴先生转达后，学校当局立即采纳施行，于是轩然大波，顿即平息。在吴先生鼓励下，荫麟译了不少的西洋诗。据我所读过的，除零星短诗外，他曾译了史考德的长诗《幸福的女郎》。这诗是用七言古诗译的，声调好，诗的境界也高，曾在《文学副刊》发表过。他曾经加以修改，剪贴好了寄给我一份。他自己曾说过，他的文学兴趣是雨僧先生启发的。我尝举出诗教、礼教、理学为中国学人应有的学养，他也常以他具有诗教的陶养，引为自慰。他对于古文，也很用了一番工夫。我那时曾写信恭维过他，说他的古文“没有章太炎的晦涩，没有梁任公的堆砌，没有章士钊的生硬，而另具有独特的风格”。但他并不有意地想作一个古文家，而且后来多年内(大约在留美期间及在北平期间)，他反而常写白话文。他的白话文亦一样地认真不苟，有其独到的风格。他要努力使他的文章字斟句酌，条理谨严，无浮词废话，纯粹是朴素的学术文字，但又要保持一些文学风味，于组织结构上用一番文学的匠心。他常说作文章要具有“作家的尊严”(the dignity of an author)。他认为许多人随便说话，东拉西扯，写出来的文章连作家的尊严都没有。“作家的尊严”一语，确是他作文甘苦有得之言，颇值得玩味。我想至少包括有个性，有独到处，有风格，够学术水准等意思在内。

民国十四年秋季，我任《清华周刊》总编辑，荫麟主持《书报介绍副刊》，陈铨主持《文艺副刊》。他们特别热心，每月各出单行本一册，半年之内共出《书报介绍副刊》四册、《文艺副刊》四册，内容异常精彩充实，害得我时常向学校当局交涉增加印刷经费。我虽任总编辑，但我写的文章，要先经他看过才发表。记得有一次我写一篇短文，经他批驳得体无完肤。我只好自己将稿子撕掉了。又记得我有一次为清华学生会起草一篇文言文的宣言，他看了，说太没有力量，并说我的古文太缺乏根柢，于是只有偏劳他起草宣言，我自己回到屋子里多读几篇古文。这些地方虽小，颇足表示他对文字的认真，对朋友的直爽，也足以表示他与朋友共事合作的精神。这种合作精神，是中国一般旧式学者所少有，而是他所最特有的。凡是后来与他共过事的人，都可以知道他的确具有合作负责的热忱。这是他的一种值得大书特书的美德。我们当时同办《清华周刊》，有一个根本主张，就是想藉周刊的力量，一扫清华有教会学校风气的耻辱。我们各写了两篇文字，攻击教会风气。他的文章尤其精干有力。结果使得那年的清华基督青年会没有增加一个新会员，清华教会化或洋化的风气也扫除不少。

我因与他接近，谈学问办周刊，种种经验，觉得思想学问真得益不少。感佩之余，以素不会做诗的我，也不能自已地写了下面这样一首诗：四海寻畏友，所得惟两人。一是东莞张，一是富顺陈。张脑有如金钢石，钻研精透无比伦。陈心好似大明镜，万事万理无遁形。张口默如磬，终日静沉沉，不叩永不鸣。陈言利似刀，斩金截铁解纠纷，判析毫芒惊鬼神。我思本混沌，资质亦鲁顿，自得二君后，神志渐清明。性懒喜浅尝，不欲探幽深，切磋砥励馀，勇气觉倍增。好友相挟持，欲罢也不能。

这的确是我受他的益处之真诚的自白，不是雨僧先生看后，批了“状二友甚工肖”几个字，连在这里我也不敢发表。

他平时总不多于说话。对生人更不愿说话。但说起话来，总是诚恳朴直，知无不言，出言必有斤两。批评人指斥人，毫不客气。他不喜欢交际应酬，更不会敷衍客套。朋友相处一熟，他总是忘形迹无拘束。辩论起来，更决不相让。记得有一天，他在我屋子内谈论。我提出一个意见，他不赞成。我同他辩论，他生气向桌子上一巴掌。他的手掌恰巧打在一颗小钉上，皮破血流。于是我只好叫工友去买一包花生米请他吃，以表示歉意。又记得十五年夏天，我已考试完毕，正准备留美。有一天晚上，他同我谈得很久，意思多不合，言语间也有冲突的地方。我疑心他也许心存芥蒂。那知次晨他却亲自交来一个信封，内中乃是他送别我留美的一首诗。这诗我一直保留至现在，兹抄录在下面：人生散与聚，有若风前絮。三载共晨昧，此乐胡能再。世途各奔迈，远别何足悔。志合神相依，岂必聆謦欬。折柳歌阳关，古人徒吁慨。而我犹随俗，赠言不厌剀。毋为姁姁态，坚毅恒其德。君质是沉潜，立身期刚克。温良益威重，可与履圣域。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审问思辨行，四者虑缺一。愧缀陈腐语，不足壮行色。丙寅夏六月　荫麟。

他这首赠别诗，才算奠定了我们的终身友谊。因为我正在恐惧着，以为他或许心存芥蒂，友谊上有了裂痕，而他反以古人学行相励的高风来作诗送别。那时他不过是年仅二十的青年，对于学行有这种识见，对于朋友有这种雅量和这种忠于友道的精神。我后来之得免于堕落，学问上能摸着一点门径，我不能不感谢他所给我的真挚的友情和剀直的劝勉。

荫麟幼年丧母，十五年的夏天，他的父亲又复去世。这时他父母双亡，又无兄长，不惟他自己学费的来源断绝，而且他还须担负弟妹求学的费用。师友中有知道他家庭窘况的人，莫不向他表示，愿意尽力予以帮助。但是他打定了自立谋生的主意。此后数年间，他求学费用的来源，主要的是靠向《东方杂志》、《清华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三处投稿的稿费。他因丁艰，须回家料理丧葬事宜，我因须往沪，准备放洋。于是我们便于七月内搭海船同路到上海。他再由沪搭轮返粤。在上海黄浦码头上握别时，他又谆谆以埋头学问，少写肤浅的文章发表相勖勉。并且很痛切地说：“没有学问的人，到处都要受人轻视的。”他说这话的声音姿态，我都仿佛记得如昨日事。他这话诉诸人的自尊心，鞭策着我，使我几年在外国，不敢不在学问上多努力。我想他这话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讲的。我要替他广播到全国青年都知道：没有学问的人，无论你做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随处都是要被人轻视的。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也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此次我们分别，一别就是七年半之久。在这几年之中，我们都喜欢写长信。他初到美国时，曾给我写过英文长信，在我留德期间，我们又通过两封德文信。这种朋友通信论学之乐，至今回想起来，每愈增凄楚。在他十八年初到美国时，那封英文长信里，他把他过去三年内的两件大事告诉我了：第一就是在他出国前一两年内，他曾堕入了情网，对伦小姐(即他后来的夫人)发生了恋爱。他因作家庭教师，教授伦小姐的国文，于是他这个充满热情的青年对于一个女子初次激动起诚挚纯洁的爱慕。然而对方却没有接受他的爱。在痛楚之余，他仍然“死心蹋地”去追，以为对方终有觉悟爱他的可能。在他出国之前，经友人从旁提醒，劝他勿再迷恋。在失恋后，他曾写有忏悔录式的日记，以志他的情思与痛苦。(他说了要把日记寄给我，但终于没有寄来。)所以他说他心上带有一个很大的伤痕而出国。好得他是有点学养和精神生活的人，不然，这次失恋的打击，就会使得他发狂，甚或会牺牲他的性命。

第二，从那信里，知道他的政治思想，随北伐成功之后，也有了新的发展。最初他的政治见解，可以说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这乃是对于民族文化的忠爱与维护。他之反对教会化、洋化，和反对离开传统文化而谈政治谈革命的人，即系基于此种立场。因为他的思想接近民族主义，所以有许多讲国家主义的同学也很想拉拢他。及至北伐成功后，他乃由民族主义的思想，进而赞成一种近似英国费边式的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他意在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尽量鼓吹改善贫苦阶级的经济生活。这时他颇有社会改革家的怀抱，且勉我多读费边社会主义的书，并谓此后应勿太偏于理论，且须兼顾到实行。由民族文化的维护，进而注意到平民实际生活的改善，这是他思想上的一大进展。这使得他在美国斯丹福大学于研究哲学逻辑之外，又费了一两年工夫去旁涉社会科学的书籍。从此以后，直至他的死，他所发表的短篇的关于政治和时事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离开了这个宗旨。他曾在《大公报》发表过改良士兵生活的建议，即在《修明政治》一文中，亦归结到提高下层政治人员(即所谓书办、差役之类)的生活水准，使上层和下层政治人员的经济生活，不要太相悬绝。即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国史纲》里，他每叙述到历代大政治家的社会政策或社会改革思想时，如对子产、墨子、王莽、王安石等人的思想，亦每加以同情的解释和着重的发挥。所以《中国史纲》一书，不仅是他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整理与发扬，这里面实寄寓着他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贫苦大众的无限同情。他这些见解与言论，完全出于他个人的爱国爱民的至性至情，和他对社会现状、世界潮流的观察和研究的心得。他纯是站在学者超然的立场说话，没有政党的偏见，希望他这方面的言论应可得到普遍的重视。

他到美国进的美国西部的斯丹福大学，专攻哲学。他进斯丹福大学的主要理由，系因西部生活程度低，可以节省一些美金，汇回国内供给他的弟弟读书。他在斯丹福大学一直住了四年(中间曾往加州大学作过短期研究)，完成他的学士、硕士学位，并履行了博士考试的手续，只有博士论文尚未写成缴进。他因想提早得到学位，选习的功课异常繁重，而他平日的生活却又异常孤寂。哲学和逻辑方面的教授，也不能令他满意。我那时在哈佛大学，屡次写信劝他东来，他都以节省金钱以免弟弟失学为理由，而未果来。他在理论上素来是反对家庭制度的，所以他平日绝口不谈家庭事。然而他实在是笃于兄弟之情，多年来不断地供给他弟弟的学费，并严厉教导督责其向学，费心血不少，牺牲也不小。

他的生平志事虽在史学，特别国史的研究，然而在留学期间他却专研究哲学，意在为史学奠广博深厚的基础。他治哲学所取的途径，比较偏重数理哲学，所以他读了不少关于数理逻辑的课程。对于与史学有密切联系的历史哲学、文化哲学或哲学史，他却不甚措意。后来我曾对他说过笑话：“以胡适之什么专家都赞成，惟有不赞成哲学专家。(因为适之先生在北平常提倡专家主义，但又常说哲学是坏的科学，哲学要关门，哲学没有饭吃等议论。)张荫麟什么历史都研究，惟有不研究哲学史。”在美国最后一两年，他又广涉及社会科学及伦理学。他的硕士论文是关于摩尔(G.E.Moore)的伦理思想的题目。他曾经读过康德。读康德后，他曾写了一篇谈中国书艺的文章，寄回国内发表。此文用批评的态度，分析中国书艺所包含的美学原则，显得受了康德的方法的影响。

当他在美国最末一年时，他来信提到他打算写一本哲学概论，以清算他几年来研究哲学的收获。并说俟将这册哲学概论写成时，他便要与哲学告别了。我当时便觉得哲学之为物，不与之发生关系则已，一与之发生真切的关系，便不能说告别的话，只能终身以之，老而弥笃。不过他的意思乃是指由哲学又回到史学的研究而言。他的哲学概论终于没有写成，他也并没有与哲学告别。但其中的大意，大约散见于他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中所发表的一些短文，及许多篇《戴东原乩语选录》里。他这时期的哲学思想大约是一种极端的经验主义，不承认有先天的理则。他大概认为所谓“理”，所谓“共相”都不过是些随经验事物而有的名词，并非普遍必然的客观真实。他尝自称他的思想为“名号论”。(Nominalism，他新造“名号论”一名词以译西洋中世纪的唯名论。)在《戴东原乩语选录》里，他用清晰有趣的笔调，从批评冯友兰先生的理学出发，他坚决反对冯先生“未有飞机之前已有飞机之理”的理学，引起不少的讨论，似乎也无效果。后来在新理学里我们便没有听见同样的话头之重提了。他常对我说：“冯芝生讲理学，我已经不赞成，你要兼讲理学与心学，合心学、理学为一冶，我更不赞成了！”这句话很明白表示他的哲学思想的取径了。所以在哲学讨论会里，他常发言公开反对我的思想，与我辩难，反而赞助芝生先生的思想。他的哲学思想与我不合，我引为最大的遗憾。记得民国二十年，我在回国以前，曾自德国写了一封长信给他，提出八九条发展此后中国哲学的方案。他回信除了赞成其中的一条“介绍并译述西洋典型哲学家”外，其余的他逐条都驳复了。自此以后，在哲学上我与他只能说是志同而道不合。我一个人回到国内，孤掌难鸣，殊悲负荷之难，至今感得寂寞。而他呢，又过于注重“气”(他曾发表两篇论文，谓朱子的“心”只是气，周子的“太极”亦是气)，而忽视“理”，过分用力于向外钻研追求，而甚少返本于心性。

他持经验主义原不失史学家的本色，盖史学家自当注重经验，实事求是。不过他的经验主义与他在形式逻辑那里得来的形式主义似有些不协调。所以在他逝世前一年内，发表纪念柏格森一文说到国内近年来哲学空气似偏重形式主义，应矫正之以有内容有血肉的哲学，而深有取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盖柏格森乃反对形式主义、反对理智主义的健将，亦可以说是代表一种注重内心生活体验的经验主义，与荫麟的思想自有契合的地方。如果他不早死，循此路线，由自然的重感官经验的经验主义，进而到精神的重内心体验的经验主义，再进而由精神生活的体验以体察出人生宇宙的永恒理则，历史演变的必然节奏，使他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不冲突，这样便同康德很接近了。据幼伟兄说，他近一两年来的思想渐渐折入康德一路，这确是很自然的演进，足见他随时都在不断地求进步了。

从民国十八年到二十二年秋季，他在斯丹福大学住了四年，结束了他的留美生活。他由美国西部到美国东部游览一周，渡大西洋又游历英国及欧洲大陆，由南欧乘海船，经地中海东归。于二十二年冬在香港上岸。他本来有五年官费留美的机会，何以会提早回国呢？据我现在推测，第一，因“九一八”事变后，他常常系念国事，常常写文章，论学的和论时事的，寄回国内发表，他的心思大半寄托在国内，所以亟想早些回国。第二，西洋哲学的研究既非他的志事所在，亟想结束哲学的研究，回国来回复到国史的研究。第三，就是从前不理会他，令他失恋，抱着创痕的伦慧珠女士，后来又继续同他通信，恢复了爱情，他想回国结婚。所以当他在香港上岸时，伦女士便在码头上迎接他。在港粤逗留不久，便一同搭轮北上，于年底达到北平，住在燕京大学容希白教授家。我记得那是二十三年的元旦，他偕伦女士及容希白的儿女，逛了厂甸之后，于下午同来我的寓所。这是我同他阔别七年多的初次见面。我觉得他身体比前健康，态度比前开展，也比前喜欢说话，而且也学会抽纸烟了。这次会晤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费尽心情去追求的这位伦女士，体质很弱，面带愁容，一到我家，立刻就感得头昏痛。荫麟立即从身边取出药品来给她吃。我素来觉得荫麟心思专注在学问上，不善于照顾自己的生活，需要一个善于体贴他看护他的内助。今荫麟反而须得体贴看护他所“死心塌地”爱过的人，养成他勤谨看护、耐烦家庭琐事的能力。这是前此书呆子式的荫麟所绝不能办到的。所以这初次会晤在我家所表演的一幕，深令我感觉到爱情对于人的品性真有锻炼的作用，真可以收变化气质的功效。

不久，伦女士又患肺病，在北平城内一家肺病疗养院里医治了半年多。荫麟每星期课毕时都要进城来看望她的病。大概由他看护细心，所以她的病也好得很快。到她病愈后，于二十四年四月初，他们才正式结婚。我现在尚记得他结婚的日期，因为那几天中国哲学会正在北平举行第一届年会。荫麟上午在年会里宣读了一篇论文，引起许多辩论，下午他就举行结婚典礼了。

他回国后，即在母校清华任教，兼授历史和哲学两系的课程。同时复在北大，兼授了一门历史哲学的功课。他初任教时，最喜欢与学生接近，常招待学生在茶馆喝茶或点心铺喝豆浆。无聊时，且常喜与助教谈笑，一点也不知道摆教授的架子。他这种办法对于学生确有不小的影响。他在清华任教尚不到两年，便应某机关之聘编著高中历史教科书，于是向清华告假，放弃教职，专心致志于《中国史纲》之撰述。他仍住在清华教员住宅区，一面可利用清华图书馆，一面对清华史学系学生亦可尽一部分指导的责任。他这时写文章，养成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写一篇文章，总是几晚不睡觉，直至文章一气呵成时，然后才大睡几天，大吃几顿，或进城来逛书摊，买书籍，找朋友谈笑开心。这种看书写文章至夜深不睡的习惯，可以说是他不寿的主因。

卢沟桥事变后，他只身南下得很早，参加过浙江大学，曾短期在天目山讲授。冬间又曾到过长沙。及联大迁滇，他又回到广东故乡住了些时候，于廿七年夏初来到昆明，住在安宁的温泉山上。大概自这年秋季始，他方向清华销假，在联大任教。在这个期间，他似很感烦闷与不安定。那时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商洽借聘我一年前往任教。我当时迟疑不决，曾去函与他相商，他回信劝我不妨应聘前去，试一变换环境。并说他也想往重庆，也许我可为他“导夫先路”。及我到重庆不满三日，出我意料之外，他忽然也到重庆来了。这事的经过情形甚为有趣，似不可以不记。在学期末，他忽然接到当时政治部长陈辞修先生一个很客气的电报，说是愿“敬聆教言”，请他命驾飞渝。他应约到渝后，辞修先生曾邀他长谈一次。据说谈了有三个多钟头。他说至紧要处，陈先生还亲自笔记下来。此外并介绍他见到政府中其他的人，蒋委员长也曾召见一次，询以曾否研究逻辑，似有请他在中央训练团讲授逻辑的意思。最初他颇为兴奋，以为对于政治或略有效献的机会。他在政治部住了几个月，读了几种蒋委员长的演讲集，如《庐山训练集》、《峨眉训练集》之类。当时尚是密本，并未公开发行。他似写了一两种宣传册子，大都非经心之作。他读了不少的诗集，似曾辑了一册《爱国诗歌选》。他看完了《象山集》，写了一篇关于陆象山的文字，在《中国青年》月刊上发表。这文表示他对象山为人的气魄和直觉的思想都有领悟处，这可以作他后来何以会深契柏格森哲学的注脚。他似乎曾上了辞修先生一个意见书，指出宣传应注意之点。我有次在他那里曾读到这个意见书的草稿，记得他特别注重要使宣传有效，须力求改善民众的生活。平民在生活方面如果得着政府的实益实惠，则不期然而然地自易接受主义的宣传，至于他这次所以被电邀赴渝，据说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因缘。当荫麟在北平时，曾用“素痴”的笔名。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戴东原乩语选录》，内中有批评政府、特别有讥刺汪精卫的话。那时张厉生先生主持北平方面的党务工作，曾深切注意到素痴这篇文章，并曾用党部名义，致函《大公报》予作者以警告。但厉生先生又深觉这篇文章，就文章而论实在很好，作者很有才气。因此便紧记着素痴的名字，常常向人打听。当他任政治副部长时，他确切探询出素痴是谁及其所在地后，便推荐于辞修部长之前，因而遂有荫麟被电邀来渝的一幕了。

到了夏天，他因感到留在重庆无适宜的工作，亦乏贡献所长的机会，适逢我在政校，一年期满，须返联大。于是七月中旬我们又同路乘公路车离渝，经贵阳，回到昆明。一回到昆明，他生活上最紧张的一幕、最严重的危机便开始了。

他回昆明后，住在欧美同学会，地址幽僻，与同事少来往，使得他与Y小姐十年多潜伏着的爱苗，因而长成。这位小姐十年来不断地与他有通信及见面的机会，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忠诚钦仰者。她的文章和译品常经过荫麟精心校改。荫麟历年来所给她的片纸只字，她都当如至宝般珍藏着，但直至这时他们才明白互吐倾爱之意。正在他热恋的高潮，他却又写信去叫他的太太携带儿女由广州来昆明。记得那是十月间一个有大月亮的晚上，我因要到滇越车站去接一个朋友的车，他又适于那晚要去接他太太的车，于是我们便约同于晚饭后步行到车站，直等候至夜深车方到。在候车时间，我们便在车站旁边的草地上谈天。他不能自禁地，便把他同Y小姐恋爱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他对这位小姐衷心表示感恩的情绪。他说，想不到他这样的人，会有这样好的女子特垂青眼去相爱。他说话时，声音似乎有点颤抖。“然而”，他转句话说：“她早已订婚了，她的未婚夫在北平。我劝她回北平与他结婚。”他心里似乎又很镇静。我发现这是真情挚爱的表现，不是普通的邪淫。他尝说：“作爱是要有一番精神的，爱的生活异常紧张，不是好玩的事。”我知道他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我也知道他们两人间已有十年以上的友谊，他们之发生爱情是毫不足怪，异常自然的事。同时，凡是了解近代浪漫精神的人，都知道求爱与求真，殉情与殉道有同等的价值。我实在板不起面孔，用狭义的道德名词、世俗眼光来责备他，警告他，唤醒他迷恋女子的幻梦。另一方面，因他接家眷来昆明，劝对方回北平，说得那样超脱，我也没有感觉到危机的重大。

他的太太到昆明，除带了他们的一儿一女同来外，她的母亲和她的姨侄女也一同来了。以性情相当怪，生活习惯相当奇特，决不肯牵就人的荫麟，忽然置身于这样膨胀的家庭中，自不免多少感到一种压迫或束缚。以他这时的家庭生活与他过去几个月内享受的自由恋爱的生活，两相对比，就可知他必不免有些烦躁不安了。他的太太对他过去的行径，当然也不无责难与不满。因此，不惟未能使他回复到宁静的心思，有时反而刺激他与她“斗气”，致使他在家庭中竟发泄他所有的原始暴躁不驯的脾气。在几个月内，他们夫妇间听说共吵闹了六七次。有时吵闹得很厉害，须要楼上的冯芝生太太出来调解。对于他从前曾经“死心塌地”爱过的女人，时常这样吵闹，他行为的矛盾、精神的痛苦可想而知了。结果，伦女士带着与她同来的几个人，仍然离开他回到广东。不久之后，Y小姐也离开昆明往北平去了。这样便成了他生活中最不幸的悲剧。自己的妻子带起自己所钟爱的儿女远走了。所爱的女子亦与他断绝来往，回北平去了。经济上受了很大的损失，他多年来的积蓄，差不多有五千元(约当现在五十万元的购买力，在当时朋友中最称宽裕)，也因伦女士之来和去，耗费罄尽了。反落得众人，特别许多同事的太太们，背地里对他的非笑与指责。现在我们可以说一句公平话，荫麟始终对伦女士很厚道。他们的吵闹也并不始于在昆明时期，实在是为性格所决定，出于不得已，他们自己也无法克制，别人也无法劝解。即在斗气与分离之中亦有最初的一线情谊在维系着。兹试公布一段伦女士于荫麟逝世后给我的信，便可以见出他们的真正关系，和他感人之深了。……荫麟的死耗，我在廿七日《大公报》看到，当时晕过去有十多分钟。醒来后我希望这是一个梦。但可惜却是一个永远不能挽救的事实。它所给予我的悲哀与创痛，是在今生的任何事都不能填补的了。无论如何，在他的生前，我曾经爱过他，恨过他。爱虽曾一度消灭，但因他的一死，恨也随之而逝。到现在我依然爱他。我觉得万分对他不起，我不曾尽了我的职责。我们把有限的宝贵的韶光辜负了。他憎恨着我，我仇视着他，以为还有个无限的未来给我们斗气呢！结果彼此抱恨终身！这一切都咎由自得，怨谁？现在我不断质问着自己，这次应该死的是我不应是他。他是这般有用，而我早已就厌倦人世了。……在十月二日我刚到曲江时就写了封信给荫麟，阿匡也有一封信，另附相片两张。谁知这信今天退回来了，外面写着“此人病故退回”。但由邮局印记看得，此信在二十号已到遵义，赶得及在荫麟死前看看他的儿女及信。谁人竟做了这件遗憾的事，把信退回。命定了今生我不能再见着他，倘若我能早得一点关于他病的消息，我一定还来得及和他最后一诀。现在什么都完了，只剩下这无尽期的悲痛，令我懊悔，自嗟，自怨！……

他经过这番家庭波折后，精神当然不快乐，也思变换一下环境。同时中央大学及浙江大学两处都有函电来，商洽聘请的事。而他对于清华似又有一些留恋，但又感觉清华对他的待遇有点不公平。他的月薪仅三百元，那时尚打七折。而许多与他同资历，甚或稍晚的人的待遇，已经较他为高，据说是因为清华照定章，凡销假回校的教授，一律支请假时的原薪。他因编著《中国史纲》请假数年，及抗战后回到清华仍支四年前的原薪。(而当他前此编著《中国史纲》时，除月薪四百元外，每年另有三千元购书费，他每月的收入约在六百元以上。)于是他曾向清华当局提出，希望与同资历的人待遇相同的要求。但当局坚守校章，未加允许，反而引起许多人讥笑他自己争薪水。因此更坚他的去志，同时也更使他去得不痛快，于是他乃决计应浙大之聘，往遵义去。

当他于廿九年七月底独自离开昆明的前夕，我曾同他谈到夜深。对他的处境，我诚不胜其感慨，殊难以为怀。然而他仍有信心，有勇气，对俗事毫不介怀，对到浙大后的著述工作，有所筹划。我那时深信他去到浙大，有晓峰兄他们一班朋友的切磋鼓励，又无室家之累，他必能发愤著述，移其爱女子之真忱，以鞠躬尽瘁于学术，而开创一种新途径。及《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刊行，他也异常感兴味，果然向着大家所期望于他的方面进展，我颇觉欣慰。那知他竟因读书写著，用心思过度，致使身体亏损，遂至不起。他的死使我感得特殊的悲痛，因为我同他认识最早，与他接近的时间也最久。我得了他许多宝贵的助益。而我对于他的困难他的危机，却没有什么补救与援助，深觉自己对于友道的亏欠，我勉强写成这篇文字，挂漏甚多，说不上纪念他，表扬他的好处，不过藉以抒写自己的哀情与歉忱罢了。

他不是没有短处。他的短处在于太不通人情世故，不易适存于现社会，太任性，太过于自信，不求人助益，不听人劝告。他常常集中其精神，灌注于一事，或偏向于一点，而忘怀其他一切，不顾其他一切。他的短处，也就是他的个性倔强的所在。这只是对于他自己不利，使他的金钱、名誉、健康、地位受损失，对于别人却是无损的。而他的长处的发挥，却是对于国家对于学术的贡献，和对于朋友的助益。综结起来，我们可以说，他睥睨一世，独往独来。一任性情，独抒己见。他生平精力所集中，心神所寄托，约有三事：一为真纯爱情，前期对伦女士之爱，后期对Y女士之爱，天真纯洁，出于至性至情，牺牲一切，在所不惜。一为平民福利。举凡农工、士兵、贫苦大众、低级公务员，及学校教师之生活的改善，社会福利的增进，构成他政治的改革与建设的中心思想。一为学术研究。在学术钻研方面，他博学不厌，勤勉奋发，从未稍懈，他立志作第一等人，终能在史学界取得第一流的地位。他的《中国史纲》，虽仅部分完成，是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中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原载《思想与时代》第二十期，1943年3月)

哀张荫麟先生

这首龚定庵的诗，我今借来吊张荫麟先生，荫麟是爱读定庵绝句的。他的才情之奔放敏捷似定庵，他的学问兴趣方面之多，亦似定庵，他在学术上一生的成就，也似定庵。定庵在嘉道间是一个光芒万道的彗星，享年不到五十，荫麟在今日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可钦爱的美才，如彗星一样霎时便消逝了。自古“才如江海命如丝”！

一年来我知他的病不能多亲笔砚，彼此都不常通信，去年十二月底得到他一信说：弟年来否塞，至是已极，今后其或庶几转泰乎。闻吾兄正撰魏晋南北朝史，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佩仰！不审已成几许？弟经此病，著作之事，一两年内不能谈矣。一两年后，国家又不知何样，思之心痗！

承他提到魏晋南北朝史，令我感愧交集，这心事正不知何时方可了结。在这国恨家愁和生活艰难到有不能一饱的重重忧患中，怎能不受很大的影响！而我自己亦不愿求速，想把中年精力，尽于此书，因此多劳友好们的注念。

他患的肾脏炎，须要绝对休养，然而那勇迈的创造力，仍然笃着他不得不写，那敏捷蓬勃的思考力，使他不得不想，那在斗室里寝馈于书堆中的习惯，谁也不能制止他不得看书，他以为梁任公先生五十外婴此疾，本不致死，不幸误于医术。他这三十几岁人的抵抗力，必不至于如梁先生。在这种信念与失调的情形下，他的病变做了沉疴。

人生终有死，聚而为生，散而为死，泡露水云，奄忽随化，亦何足惜。不过在我们这些后死者看来，荫麟在中国史学上留下的未完的使命，至少现在没有人可为继，是极可悼惜的事。我不说他“赍志以殁”，学者之于学问，譬如春蚕至死丝方尽，春蚕是吐丝成茧，茧成丝尽，忽焉而化，本于生死了无计虑，随顺而已。荫麟弥留时，诵《秋水篇》，与绕床诸生一一握手作别，徐徐气绝，这是一种洞澈死生、齐一物我的境界，我们能说他死的不甘心，赍志以殁么？

他的《中国史纲》止写到秦汉，这一点似乎可说是他难以措怀，也正是无人可以为继的。不过这部书在他真是“但开风气不为师”。中国新史学的基础，如果从北京大学出版的《国学季刊》创刊算起，至今还不到二十年，要从几千年来累积成的浩如烟海的旧史料中，透过一番新的洗礼，——现代意识和科学的方法，使每个时代每桩事件，都得重新估价，而与以一种至少在现代认为正确的意义和解释，那么，一部通史的成功，目前确是很难，所以他至今只写到他最有心得的一部分。由此说，今日中国的历史学是一个论文写作或专题研究的时代。西洋史学似乎已经超过了这个限度。专题研究非历史学的最后目的，且其弊容易流于支离破碎。历史学的最后目的，还是在通史，——无论断代的或贯通古今的，通史的最大功用，要在能与整个民族的心灵发生关系。我尝说：一部通史的写作，要望学术界多方面的进步，才会成功，我们不能责望一个通史学者对于上下古今的问题都能一一求得正确的结论。他应该是集各种专门研究的结论而总其成。一部通史假如专以排比史料为尽其能事，充其量只可叫做“史料辑览”罢了。

荫麟对于这番意思，深深地知道，又很虚心，在北平时，他要我供给一段隋唐史的初稿，由自己参考剪裁，总因人事蹉跎，加以不敢轻易握笔，便遭七七事变，此后流离转徙，抱残守阙的度日，更是心与愿违，至今引为平生之恨。

这仅仅出版一部分的《中国史纲》，原是为高中或大学的课外读物，多少带些教科书的性质，他的见解不偏不倚，平稳切实，他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的态度，不作溢美之辞，而有爱之之实，不为轻鄙之论，而有批评纯范之益。尤其使我心折的，是他的组织力之强，文章技术之妙。他的文字简洁犀利，充满了现代精神。什么是现代精神？就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以冷静的分析能力始，以坚强的综合能力终。可是，他的文字读起来却非常流畅，因为他的为人，有一种潜伏着不易为人发见的深且热的感情。他时时迫着你去随着他想，随着他的思路如剥蕉一般层层的引往论旨的心核里去。他不刁钻古怪的任意自铸新辞，却字字句句有新意义。他曾对我说，他的每篇文字，措词遣句，都煞费一番苦心。古今为世人称颂的著作，虽单文只句，无不曾经千回百转的运思，然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今日写中国通史的困难问题，一在客观条件不具，即专题研究的基础还不深厚，荫麟惜不得其时； 一是文章的技术问题，如梁任公先生那样“笔尖常带感情”的作风，已经过去了。今日须要理性为主、感情内蕴的慎密之作。从此点说，荫麟是当今惟一的一个英才，他的作风最适宜于此。倘天再假以十年岁月，他对于中国史学的贡献，当是如何！

民国二十一年他回国后，大部分的精力都集中于《中国史纲》。那时我们同在北平，他住清华园，我住城内，我尽我所得，遍买六朝隋唐的书，他也极起劲，专买宋代的诗文史籍，买得难得之书，便彼此欣赏欢快。琉璃厂、隆福寺、宣武门晓市、东安市场，都是我们日常徘徊之地。大约两三星期他总来我家一次，我们时而臧否人伦，时而议论古今得失，多是谈到鸡鸣时分，“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语簷花落”。此情此景，在这五六年的乱离中，我们都常常念着； 如今则“人琴俱亡矣”！从那时起，他对于宋史曾下过一番狂热的功夫，这几年中我只见到他三四篇关于宋史的论文，他对于宋史的抱负，似乎心有余而力有未逮，一则倭寇为害，有流离之苦，他的注意恐还是在《中国史纲》，次则他的家庭问题有难言之隐。

荫麟去国前，已有惊人的成绩，那时他还在清华学校念书。1924年《清华学报》创刊，他的一篇《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许多人都以为是在清华教书的人所作，那知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随后在《燕京学报》发表的《伪古文尚书之反控与再鞫》、《九章及两汉之数字》、《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诸篇，都有很多的贡献。

他将回国前，在天津《大公报》副刊上以“素痴”的笔名连续发表《戴东原扶乩语录》，是极有风趣的哲学讨论，当时他那运用语体文的惊人天才被发现了，有些人便希望他能写成一部文学意味的历史巨著，如吉朋的《罗马衰亡史》，这大概是他得有机会写《中国史纲》的外在原因。不久他又以同样体裁发表了戴、赵《水经注》问题的文字，这动机我却略与有荣。有一次在我书屋里谈到夜深时，他默默地有所会心，“唔，要替戴东原说话。”他的行动，他的言谈，常是默默而含蓄地，他的内心却燃着一团火似的。“八一三”战事初起，我们都在浙江大学任教，在敌机轰炸下，相聚数月，后来他随浙大分校迁天目山，我仍住杭州，不久他又转长沙返临时大学即今西南联大。1938年他一度留重庆，我由广西宜山入蜀转乐山，在重庆与他和贺自昭先生相聚数日。他与自昭见面，总有一场辩论，而二人的友谊却有逾骨肉。他亦有一番政治抱负，但在今日以书生而谈天下大事，岂不是徒然自苦而已。1942年11月24日辱交贺昌群拜述(原载《理想与文化》第二期，1943年1月； 选自贺昌群：《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记张荫麟(公元一九〇五至一九四二年)

在九年苦战中，倒下去无数千万的战士，是他们的血和生命，换取了民族的解放。这些战士，他们的名字不为人所知，他们的功绩被少数人所篡窃了。

在九年苦战中，倒下去另一些值得后人纪念的人物，他们坚守着岗位，忍饥受寒，吃下去的是草，却用奶来养育下一代的成员。他们被贫穷，被疾病所侵蚀，放下笔杆，永远不再说话了。如今，这些人的名字也渐渐在湮没中。

在后一类人物中，我的朋友张荫麟是其中的一个。

荫麟死去已经四周年，十月二十四日是他的四周年祭。

在他死后的两星期，在昆明的朋友曾经有过一个追悼会，此后几年似乎人家都不大想得起这个人了。

在他死后的一个月，我曾经写信给浙大张其昀先生，表示愿意替荫麟整理并出版遗作。张先生回信说，这些事浙大都在做，无需重复了。不久之后，张先生去美讲学； 隔了两年，张先生回国，荫麟的著作似乎毫无消息，到今天还是如此。

荫麟生前已刊的书，为青年所爱读的《中国史纲》，被某书店所盗印。这书店的主持人似乎还是荫麟生前的同学，为了这问题，我和贺麟先生曾几次去信质问，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到如今还是悬案。

最痛心的一件事，为了给荫麟留个永远纪念，我和贺麟先生、冯友兰先生一些朋友，在那生活极端困难，教书人无法撑下去的年代，一百元、二百元地募集了一万元基金，决定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系合设一个荫麟纪念奖学金，以利息所得大约每年二千元来补助两系的高材生。因为金额少，而荫麟又兼两个系的工作，因之，决定两系轮流，隔年补助。这笔钱交由冯友兰先生保管。可是，如今，不但每年两千元的补助无济于事，即连基金总数也不够一个学生一星期的伙食！想想当年，从一个穷教授口中挖出的一百元，却够他一家一星期的生活费！

去年我得到消息，荫麟离婚的夫人又结婚了，两个孩子也带过去抚养。浙大复员回杭州了，荫麟的孤坟被遗忘在遵义的郊外，冷落于荒烟蔓草中。联大复员回平津了； 荫麟生前所笃爱的藏书，仍然堆积在北平东莞会馆。

这个人似乎是被遗忘了。

为了他生前的工作和成就，为了他的书仍然被青年所喜爱，我想，这个人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虽然，就我个人说，恐怕终我这一生，也很难对这样一个人失去记忆。

我愿意向社会，特别是学术文化界，尤其是历史学部门的朋友，提起张荫麟这个人，他的一生。

荫麟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病殁于贵州遵义浙江大学。致死的病症是慢性肾脏炎，距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享年仅三十七岁。

荫麟是广东东莞人，由于早年求学和中年作事都在北方，说一口普通话，相貌和眼神也看不出来是广东人。晚年脸色老是苍白，到死后，我们才明白那是患肾脏炎者所特有的一种病态。

荫麟自号素痴，投稿多用为笔名。这个号是相当恰当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他那种专心一志，心不外骛的神情，是合于“痴”这个字的意思的。

他天分特别高，聪明、早熟，在清华学堂当一年级生时，就被同乡学者梁任公先生所赏识，以为将来必有成就。他在报纸和国内第一流专门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作者是位教授呢！

一九二九年毕业后到美国斯丹福大学学哲学。一九三三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一九三五年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初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卢沟桥变起，只身南下，任教于浙江天目山的浙江大学。不久，返东莞原籍。由北大、南开、清华三大学所合组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开学，又来昆明执教，一九四〇年应遵义浙江大学之聘，到贵州讲学，一直到死在他的讲座上。这是荫麟一生的学历和履历。

荫麟早年在清华就学时代，对中西文学、历史、哲学都曾下过功夫，经常在《大公报·文学副刊》、《时代思潮》、《学术》、《燕京学报》、《清华学报》发表著作，文笔流利生动，才名震一时。从美国回来后，治学重心一变，专门研究历史。他常说只有国史才是一生志业所在； 过去弄哲学、社会学，无非是为历史研究打下根基。学哲学是为了有一个超然的客观的广大的看法，和方法的自觉。学社会学是为了明白人事的理法。他的治史方法是从作长编下手，以为宋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搜罗史料多，辨别标准严，不苟且，不偏徇，是历史上最科学、最有意义的大工作。

他创编高中本国史的计划，第一步是拟目，先把四千年的史事分为数十专题。较量轻重，广征意见，修改了多少次才定局。第二步是分工，汉以前由他自己执笔，唐以后归我负责。其他专题分别邀请专家撰述，例如千家驹先生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先生写中日战争等等。第三步是综合，稿子都齐了，编为长编，再就长编贯通融会，去其重复抵牾，不重考证，不引原文，尽量减少人名地名，以通俗明白之文笔，画出四千年来动的历史，目的在使此书可读，使人人能读此书，不但熟习国史，而且能有一个客观的看法。这工作前后搞了两年，长编完成了大半。卢沟桥战起，荫麟先走，没有带出一个字。四十天后我也到了昆明，设法誊录长编成稿已经发表的一部分。不久荫麟也到昆明来了，住在我家，见了这录稿，高兴之至，立即补撰第十章《改制与易代》和《自序》，作为《国史大纲》第一辑，也就是现今坊间刊行的本子。不知怎么弄的，也许是荫麟的不小心，作者署名是杨荫麟，我见到这书时，荫麟已去遵义，没有去信问，荫麟也就听之，不去更正了。《自序》指出这本书的标准有四：一、新异性的标准，史事上有“内容的特殊性”，可显出全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在每一阶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者。二、实效的标准，史事上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之苦乐者。三、文化价值的标准，即真与美的价值，文化价值愈高者愈重要。四、现状渊源的标准，追溯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而不取过去史学所津津乐道的“训诲功用的标准”。以为近代学术分工，通史的任务不在着重鉴戒或模范，和别的学门重床叠屋。经过这四个标准的取材，还得贯通以四个范畴来驾驭。“动的历史的繁杂”：第一是因果的范畴，第二是发展的范畴，这两范畴是并行不悖的。发展的范畴又包括三个小范畴：一、空间的发展，二、演化的发展，三、矛盾的发展，兼用此四范畴，期于将历史中认识上的“偶然”尽量减少，才能圆满完成历史家的任务。

他又以为过去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小学有一套国史，从三皇五帝到宋元明清； 初中又有一套，亦是从三皇五帝起到宋元明清； 高中再有一套； 到大学还是这一套。譬如四枚镜子，大小虽然不同，可是所显出的还是一模一样，原人、原地、原事，这实在是浪费青年的精力和时间，被强迫重温再温可厌倦的一套相同的杂凑的机械的史实。而且，人名地名数量之多，也使人疲于记忆，懒于翻读。要矫正这缺点，必需从根本来改变各阶段课本的内容：第一，小学国史应该以人物为中心，选出国史上可以代表每一时代精神的人物，譬如说吧，由孔子到孙中山，用写故事的体裁，烘托以每一时代，应该知道的大事。第二，初中国史以大事为中心，分两册：(一)民族篇，述中华民族之形成和先民的业绩(摒弃大汉族主义一套的理论)：(二)社会篇，述社会、政治、经济、一切典章制度的演进，生活的进步，事为首尾，互相沟通。第三，高中国史，以时代为次，综述人、地、事，融会而贯通之。这三套有一个共通原则，就是要求其可读，文字和内容都要通俗生动，能够吸引读者，使之愈读愈有味，才算合于标准。

荫麟的治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大体上就是如此。

荫麟不是一个世俗的收藏家，不大讲究版本，可是生性喜欢收书。限于财力，收藏的书其实不够多，留美时省吃省穿，剩下的钱全给弟妹作教育费。到在清华服务的时候，才能有一点点剩余的钱收买旧书。开头装不满一个书架，慢慢的有好几排书架了。到离开北平前，他的小书房架上、桌上、椅上、地板上全是书，进出都得当心，不是碰着头，就是踩着书。所收的以宋人文集为最多，大概有好几百种。又在厂甸、隆福寺各冷摊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得一百几十种，打算继续访求，期以十年，辑为长编，来写民国开国史。一九三七年春天，我们一同跟着清华历史系西北旅行团，到长安、开封、洛阳游历。我在开封相国寺地摊上，偶然得到排印本的《中兴小纪》，记清同治史事的，传本颇不多见。荫麟一见便据为己有，闹了半天，提出用四部丛刊本明清人文集十种对换。我看着他那贪心样子，只好勉强答应。荫麟高兴极了，立刻塞进他的行李袋，再也不肯拿出来。回校后我去讨账，他在书架上东翻翻西翻翻，翻了大半天，都不大舍得，只拿出牧斋《初学集》、《有学集》两种塞责。几个月后，清华园成天成夜听见炮声，荫麟也在日夜蹀蹀书房中，东摸摸，西靠靠，看着书叹气，最后才一狠心，告诉我尽量搬吧，尽量寄出去吧，只要你搬得动，寄得出去。到他离平后，他夫人一股脑儿给搬进城，到今天，他的书还寂寞地堆在原来的地点，无人过问。

收书之外，清谈也是他的癖好。凑巧我们两人在图书馆的研究室只隔一层墙，他散惯了，书桌永远乱糟糟一大堆，便成天到我房里，又不肯规规矩矩，一屁股坐在桌上，或者斜靠着圈椅，两只脚平放在桌上，一面大抽其纸烟，随吸随吐烟圈，喷得满屋子乌烟瘴气，一面敞开谈锋，从大事到小事，从死人到活人，从生人到朋友，从哲学到历史，无所不谈，谈必谈到兴尽，有时甚至忘了吃饭。有时我厌倦了，他觉得无聊，拿起笔就替我改文章，一把小剪子，一瓶浆糊，贴来贴去不厌烦，搞完就拿去给《大公报·史地周刊》，凭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他全不管。有时被改窜得生气，吵开了，还是不管。我常笑他好为人师，他笑着说去年你假如选我的课，我还不是夫子大人，由得你吵嘴？

也许是哲学书念得太多吧，喜欢深思，在大庭广众中，一有意会，就像和尚入定似的，和他谈话，往往所答非所问，不得要领。生性又孤僻，极怕人世应酬，旧同学老朋友碰头也会不招呼。肚子里不愿意，嘴上就说出来，有时还写出来，得罪人不管，挨骂还是不管。读书入了迷，半夜天亮全不在乎。有几次我去看他，在沙发上把他摇醒，原来上一夜全没睡，不知读到什么时候，一迷糊就睡在沙发上了。

晚年研究重心又一变，专意宋史了，已写成的论文有六七篇，都很精警，有独到之处。

荫麟的性情、兴趣就是如此。

荫麟生活的俭朴，在朋友中是知名的。从美国回来，有春冬两套衣服，结婚时也没有添制新的。不能喝酒，可是偏爱吹烟，烟不论好坏，只讲究越便宜越好，因为横直是吹，不吸的。在昆明住在我家里的时候，在护国路桥头买百寿纸烟数百包，一包值洋三分。房间里满地板全是纸烟头。有好几次吧，忽然看见有好烟，居然吸了半支，一会儿便撑不住了，说是醉了，一而再，再而三，也满不在乎。胃量极大，一顿能吃半斤肉，常时吹牛，在留美时学会了烹调，在我的北平寓所，自己买了两只子鸡，亲自下厨，弄得满头大汗，半身油腻，到吃饭时，却咬不动，嚼不烂，毫无滋味，大家笑了半天。买了一顶新呢帽，出去作客丢了，下次再买一顶鸭舌帽还是丢了，从此只好不戴帽子。结婚后第二天出去拜客，回来走到隔壁人家，看见主人，连忙说对不起，累你久候了，主人莫明其妙，过了好一会，才明白他自己是客人。下午我去看他，正满手是泥，蹲在地上抟土做假山，说是把朋友所送的花圈的花来布置花园，好极妙极。我更正说是花篮，他也觉得不对，可是口头还是倔强，掉口文说：“圈与篮虽不同，而其为花则一也。”朋友闹他给起一外号，叫张文昏公，他无法赖，也一一给朋友起外号，文迂公、文迷公之类，把人家书桌上窗纸上全写满了。他还挖苦我，如你不幸早逝的话，我一定会编印遗文，墓志、行状、传记之类 ，一概负责到底； 当然，我也照样还他一嘴。到今天想来，真不禁热泪盈眶，谁又能料到十几年前的恶谑竟然会成为语谶，这四年来我几次为他写哀悼追忆文字呢？

荫麟死后的一个月，《大公报》替他发表一篇遗文，大意是对现实政治的控诉，天下为公恰恰是反面，选贤与能呢，选的是不贤和无能，举出实证，文笔很犀利。王芸生先生似乎还加了一点按语，大意说是因为是死者的文字才能发表吧。

荫麟早年即患心脏病，一登高就心悸，同游华山时，攀登铁索，那闭目摇头的情形，惹得游侣齐声哄笑。死，不料偏死于肾脏病。平时营养坏，离婚后心境坏，穷乡僻壤医药设备坏，病一发就非倒下不可，非死不可。假使没有这战争，假使这战争不能避免，而有一个好政府，或者是不太坏的政府，能稍稍尊重学者的地位和生活的时候，荫麟那样胖胖茁壮的身体，是可以再工作二十年以至三十年的。

中国的学者如此的希罕，已有成就的学者如此的被糟蹋，被淘汰，荫麟就如此寂寞地死去，寂寞地被人遗忘了。

但是，我仔细想想，从荫麟身后发表的文字来看，假如这一年他不死于穷病，再多活三四年，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已。

呜呼！我又能再说什么话呢！

附记：这篇文章是荫麟死后一个月写的，原作是文言文。当时为什么要用文言写，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发表在《人文科学学报》上。这刊物似乎除了在西南的朋友而外，别的地方很不容易看到。

过了四年，回到北平之后，又是荫麟的四周年忌了。心想总该有人有什么文章提到他吧，出乎意外地似乎都忘记了。真不禁感到寂寞、凄凉。费一个晚上工夫，用白话改写，因为原来有底子，这工作等于翻译，吃力而不讨好。荫麟如健在，一定要大改一阵，可惜，他永远不会了。

谢谢《大公报》，肯匀出地位来纪念这个人——《大公报》的老朋友和作者。[原载《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12月13日； 选自吴晗：《吴晗文集》第三卷，北京出版社，1988年]

张荫麟先生言行录

一、天才与性格

东莞张荫麟先生是我国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也是杰出的哲人。不幸在民国三十一年的秋季病逝贵州遵义，享年不过三十七岁。天才短命，千古同悲。作者和张君有十余年的友谊，在遵义数年，过从更密。他的一言一动，都对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他去世那一年，作者虽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题为《张荫麟先生之哲学》，见《思想与时代》月刊第十八期，近复刊入作者《现代哲学名著述评》一书附录中)，可是尚有许多要说的话，并未说出。本来打算不久另写回忆录之类的文章来详述他的一切，卒因抗战期间以及胜利复员，生活均在不安定中，提笔辄辍，不知从何说起。迄今距张君之死，已五六年，每一念及，哀从中来。这一位天才学者，俗人不必说，即学术界中也许已忘记了他。他的著作以报章杂志发表的短文为多。这些短文到现在还没有集合出版，整部的著作有《中国史纲》上卷，而这也只有浙江大学史地研究室的石印本，流传不广(现由正中书局承印，不日可出版)。所以在某一时期内，他虽曾惊动我国的学术界，到目前他却很可能为学术界所遗忘。但他是最不应遗忘的一人，为着我国学术的前途，他有我们重加认识的必要。因此乃根据作者和他接触的所得，择要把他的生平言行，叙述一二，一以纪念亡友，二以促起学术界的注意。

作者和张君的相识，是在民国十八年的秋季。我们是一同赴美留学，同在克里扶兰总统轮上有十几日的共同生活，登舟之前，我们并不相识，登舟之后，始由另一位朋友的介绍相识。原因是在轮上一百多位的留学生中，说要赴美习哲学的人就是我和张君两人。以所学相同，就构成了我们两人间的友谊。后来他虽改习社会学，然他的哲学造诣仍远在作者之上。到美之后，一东一西，我们始终没有见面的机会。回国之后，一南一北，我们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一直到民国二十九年的夏季，张君自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转来浙江大学任教，我们才在遵义重行聚首，由这时起，到他死为止，我们两人的见面机会很多，有时是天天见面，最低限度，每星期必有一二次的会面。见面时，谈话的题材，自以哲学为多，然也不一定是哲学。我们什么都谈，国家大事，人物品评，无一不可成为我们谈话的资料。从这些谈话中，作者得到了不少的启示，不少的学识，和不少的鼓励。现在回想起这些永不再逢的机会来，自然有无限的伤感。作者对于张君的认识，也自然是以这些谈话为主要。以下打算先说明他的性格和他的为人，然后再来叙述他的言论。

张君是天才，这是无疑问的。他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曾写过一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寄到《学衡》杂志，《学衡》的编者认为是一位大学教授的作品。这一点即可以证明张君的聪颖是远在一班学人之上。所以鼎鼎大名的梁任公先生遇到了这一位年轻学生，也不能不特别注意，不特别赏识。次从他所学之广，及造诣之深而言，我们更不能不认他为天才。普通博学总是浅薄的另一名辞。一个无所不谈的学者，所谈便不见得都是高明。三教九流无所不通的学人，古代或许可有，现代则决不能有。张君虽不是无所不谈的一流，在过去也许不能算是博学，然在今日即不能不视为博学。今日学人只能专治一门学科，或只是一门中的某一部，能兼治两门学科的已少，至三门四门的，更少之又少。即今有之，也只能达到比常识稍高的境界。张君不然。张君的专门学科至少有四门，就是史学、国学、哲学、社会学。对于这些科目，张君的成就，都可和任何一门的专家相抗衡。他教授的科目，虽以史学为主，可是治国学和治哲学的先生们没有一个敢轻视他。这不是天才，决不能有这样的成就。

因为张君是天才，所以便造成了他生活上的悲剧。他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他到遵义是只身而来的。

当时作者并不知道他在昆明的一段历史——一段家庭纠纷史。他始终不谈，作者自然也始终不便问。直到谢文通兄自昆明前来，作者才知道得清楚。这似乎是天才必有的结果。叔本华是天才，尼采也是天才，然而这两位天才哲人都是孤独得可怜，绝无家庭生活之可言，前一位哲人，且曾把女人痛骂过一顿。自常人看来，天才多半是疯子。诚然，天才多是疯子，至低限度是和疯子的距离很相近的。天才很难得有常态的生活，如有常态的生活，也许就不成其为天才。天才也很难和常人相处，如能和常人相处也许他就是常人，而不是天才。天才之所以成其为天才，就是因为他高出了常人一等。他目空一切，他看不起常人。他决不愿过常态的生活，也决不愿和常人相处。他的意志要压倒一切，要流行无阻。他不知道什么是妥协，他只知道个人意志的实现。个人意志受阻挠时，他可以疯狂起来，尽量发展他原始的冲动。天才不是无感情的，他的感情特别丰富。天才更不是无理智的，他的理智特别发达。我们可以说，天才是情感和理智冲突最烈的一种人。所以天才的行动，有时是非常幼稚，有时又非常合理。我们不容易理解他，普通的女子，更不容易理解他。他可以疯狂地爱上一个女人。当他爱她时，他是把她过分的理想化，过分的提高她的地位，提高到常人以上的地位。但结合以后(如能结合的话)，女人的常态，逐渐显露。他会发觉她只不过是一个常人。他会失望。他会由极度的爱变而为极度的憎。张君和伦慧珠女士的结合和分离，就是如此。

我们只要知道张君是天才，便不难了解他在家庭生活上的遭遇。他在遵义的两年，对于女子也似乎有所追求。他的寓所中不常都有女学生的光临。如天假之年，也许他现在已和某一位女高足结合。不过，我们可以断定的是，这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天才的命运如此，谁叫他生成是天才呢！

天才的性格，自与常人不同。张君的性格，虽不是特别古怪，特别不近人情，比他更古怪、更不近人情的人也许还有，然自常人看来，他究竟是有些特别，有些古怪，有些不近人情。举例来说，他绝对不看电影，不看戏。作者起初不知，有一次作者和内子及他三人，经过遵义电影院前，适逢该院正演平剧。作者以为他是久住北平的人，必然喜看平剧，因此就邀他一同进去看。但使作者吃惊的是，他竟谢绝。他说：“我是从来不看剧的，你们进去看吧。”不看戏，这似乎不算奇怪，有许多人也不看戏。奇怪的是，他似乎绝没有其他的娱乐。运动不必说，即音乐也没有特别的爱好，甚至连小说也不愿意看，他病时向作者借哲学书看，作者劝他不要看这一类要用思想的书，还是看小说好，他回答说：“我生平不看小说，我看哲学书就等于看小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君是理智特别发达的一种典型人物。凡是理智特别发达的人，对于一般艺术或一般娱乐，便不会感觉兴趣。他的精神集中在某某几种抽象的问题上，没有闲心事来享受这些玩艺儿。或则精神过度集中之后，不容易把它分散或弛缓。他的生活，自旁人看来，未免过于枯燥无味，自他自己看来，也许是津津有味。天才的玩世不恭，或不懂人情世故，这是一种主要的理由。

因精神过度集中之故，影响到生活的每一部门。在衣食住行的四件大事上，张君所注意的似乎只有食的一门。食是张君最讲究的。以前张君薪水的所得，听说大部分用以买书，但到遵义之后，他的薪水收入便大部分用在吃的上面。谈到吃，他是眉飞色舞的。在遵义，只有一间广东馆子叫“南华饭店”，而这是张君足迹最常到的。有一个时期，即他从遵义老城迁到遵义新居住的时期，差不多天天他都到这一间馆子来吃饭。吃完饭之后，他便到作者的寓所里来谈天(那时作者的寓所适和这间馆子相距不远)，他认为只有广东人懂得吃，外省人都不懂。有一次我们谈到一位到过广州的外省人，这人认为广州市四大酒家之一的南园，其菜并不好。他听了跳起来说：“他懂得什么呢！”他不惟吃得讲究，即吃量也宏。一只清炖鸡，他一个人可以独自吃完。吃水果也可以一下就二三斤，不到馆子的时候，他也常约三五个男女学生到他寓所弄些小菜来吃。往往是他自己亲自动手的。本来张君是广东人，可是除了吃，他尚不失广东人的本色外，其他各方面都很少广东人的味儿。他的一口北平话，比其他广东人都讲得好。衣服虽不至褴褛，但并不精致，也不整洁。头发是永不用腊，下垂时，便用手一抚而已。他并不像广东人一样喜欢沐浴，至多是一个月到浴室去洗一次身。寓所里的桌椅书籍总是凌乱的时候。他的卧床上，也总是东一本，西一本堆着不少的书。工作总是到深夜。早上起床也总是在十点以后。一言以蔽之，他的生活是极无规则的。

作者说，张君的理智特别发达，可是人还是人，是人总是有情感的。天才的情感，实际上多比常人丰富。不过，天才的情感往往被坚强的理智所压抑，不容易发泄出来。因而，表面上看来，天才好像是冷酷无情的一种人。张君就是如此。表面上张君是不容易动情感的，实际上张君却有丰富的情感。他的情感在女人身上，在小孩子身上，表现得最清楚。在昆明，他常热恋一个女人。在遵义，也似有追求的对象。他极喜欢作者一位三四岁的小女孩，每到作者寓所，必买些果饵给她，且必和她玩耍，玩得哈哈大笑。这可以证明，人类情感是无法压制，无法消灭的。不论我们如何压抑它，它总会找到另一发泄的途径的。张君的理智虽强，而情感亦不弱。这两者的斗争和冲突，就构成了张君的为人。一方面，他注重形式，注重理性，注重严格的推理。另一方面，他又是富有浪漫性质的，不能忘情实质，忘情直觉，忘情随意所之的自由。他一方面推遵康德，另一方面又和柏格森送秋波。他徘徊于理性主义和直觉之间。他想把两者结合于一身。这又说明了张君精神上和生活上的矛盾。

张君的为人刚毅而倔强。待人是诚恳而直率。他不知道什么是敷衍，是则是，非则非，他是毫不掩饰，毫不客气的。作者常把做好了的文章给他看。合他的意时，他会称美你几句。不合他的意时，他可以当面批评。什么地方需要修改，他会直率地告诉你。当《思想与时代》月刊初出版的时候，他来约作者写文章，可是作者却非常害怕。怕的是文章到他手里，不见得可以通得过。所以作者的文章写好之后，首先就送给他看。只要他点了头，没有话说，作者才放心。在许多友好和同事中，作者或许是最侥幸的一个，文章没有受到他过分严峻的批评。有不少同事的文章，不惟给他批评得体无完肤，且坚决主张不登。他因此得罪了不少友好和同事。虽然有人说他偏见过重，可是现在看来，要刊物的水准提高，他这样人是缺少不得的。自私人方面来说，作者便不能不感谢他。不是他的鼓励和批评，作者在《思想与时代》上的文章也许根本就不会写。在友好中，他是作者最敬爱的一人。

现在我们不易找到像张君这样的人了！有张君的天才，没有张君的学力。有张君的学力，没有张君的颖悟，作者说张君是天才，这只是张君的一面，他的学力，另文述之。

二、考据与义理

我国传统学术上汉学和宋学之争，可说是一种最热闹，而又是最无谓的争论。治汉学的往往骂治宋学的为空疏，为玄谈。治宋学的也常骂治汉学的为支离，为破碎。但什么是汉学呢？汉学可说是注重考据，注重文字的训诂校订的学问。什么是宋学呢？宋学可说是注重义理，注重文字的微言大义的学问。这种界说，也许有问题，也许不为传统学者所接受。然谓一则偏重考据，一则偏重义理，这为主要区别之所在，我想是不会太过错误的。果尔，则汉学和宋学之间，或考据和义理之间，有什么矛盾之处呢？有什么彼此不两立，而不能共存之处呢？治汉学的谈义理，或治宋学的谈考据，这对学问本身又有什么损害之处呢？为什么治汉学的必须攻击宋学，而治宋学的必须攻击汉学呢？这在今日我们看来是无法理解的。

我们认为汉宋之争，在今日是不应存在的。考据是一种学问，义理也是一种学问。这两种学问不惟没有冲突，而且是彼此互相需要的。治考据的不能不懂义理，不懂义理，则他对于考据的对象便不能有深刻的认识。若以我国的经典而论，其本身就是义理，这不懂义理，如何去谈考据呢？同样，治义理的也不能不懂考据，不懂考据，则玄想可变为幻想，而辞多附会。且经典文字，讹误甚多，不懂考据，又如何奢谈义理呢？考据是工具，义理是目的，没有良好的工具，不能达所期望的目的。惟工具还是工具，如误认工具就是目的，以为学问之道，除考据之外无他务，读经读史，即以考据为止境，这是过去汉学的错误，今日决不应重演。不过，今日治考据的人似乎又有重演这种态度的迹象。“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在考据方面或许可以说(其实，这仍有问题，因考据亦不废“假设”或“悬拟”，而“假设”或“悬拟”也者，即在超出证据或事实而有所言)，若移到义理或其他方面，这便足以窒息思想，阻碍学术的进展。英哲怀黑德教授认为文化的进步，在乎观念的冒险。所谓“观念的冒险”，就是观念不过分为方法或事实所束缚，而有自由翱翔的余地。这样才能有创造或发明的可能。设观念竟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严格态度所束缚，则观念必永久故步自封，不敢冒险。观念无冒险性，观念便是静的，死的。我们何贵有静的或死的观念呢？所以考据可谈而必谈，然我们决不能以治考据的态度为一切学问的态度，更不能以考据为学问的顶点，而无进一步的要求。考据必辅以义理，然后考据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是有生气的，有意义的。今日所需要的考据家，必是调和汉宋，治考据与义理为一炉的考据家。可是这样的考据家，目前却太少了。因此作者不能不想到已经去世的史学家张荫麟先生。

关于张君的生平为人，作者已在前一文，略有所述(见本刊第一期)。作者视张君为天才，但天才不一定有成就。天才是一种危险人物。天才的夭折，不仅是生命，即学问也会夭折的。颖聪过人的人，往往是一无成就的。恃着他自己的聪明，他可以不读书，不做学问，结果，他的学问便是浮光掠影的，而不是深入有据的。所以我们对于天才，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喜的是，他的颖悟较有成就的可能。惧的是，他的颖悟有促使他懒惰的可能。一般而论，我们不怕某一人没有聪明，最怕某人不肯用功。不肯用功，惟有天才，也是无益的。天才需要训练，需要学术上的陶冶。千锤百炼而出的天才，方是最有希望的天才。张君的天才就是千锤百炼而出的。张君有聪明，但他决不懒惰。在遵义有一天他对作者说：“我从今后要学懒了。”这是他在病后说的。可是他怎能学懒呢？即在病中，卧在床上，他还是要看书的。自他的寿命言，他的短命，也许就在不懒。就他的学问言，他的成就，可说就是由于不懒，天才辅以学力，这是张君超出侪辈的主要理由。

张君的学力见于他的考据。他是以考据起家的。他首先发表的文章就是考据文章。即以他全部发表的文章而论，也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文章是属于考据的。我们可以说，张君是以考据训练他的天才。天才易流于空疏。要使学问有根据而不空疏，考据或者是一种极好的训练。考据的口号是“拿出证据来”。考据不能说空话。考据必有征引，必有事实的证明。所以治考据的不能不读书，至低限度，不能不翻开书本来，不能不抄书。这样可以强迫天才在书本上用些功。即令他的考据不能有所成就，他也算读了几本书。反之，若不从考据下手，一下子就跳到义理上去，就大谈其身心性命之学，束书不观，而自命为圣人。这样可以使天才成为浅薄无知的狂汉。学汉儒不成，或不失其为一个学者，学宋儒不成，也许就是一个流氓。张君所以从汉学走到宋学，从考据而入义理的原因，就是要从考据下手，“先行培养他的学力”。

但张君决不以考据为止境。张君有志于国史之研究。历史一科很重要，可是这却不能仅恃传统的考据而有所成。传统的考据忽视义理，然不明义理，如何能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呢？传统的考据未尝无方法，然其方法是不自觉的，不自觉的方法又如何能使方法进步呢？所以他写给张晓峰(其昀)先生的一封信上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过去或目前，治史学或考据者的通病，就是过分忽视了哲学，没有超放的博观和方法的自觉。他们中最好的不过收集了多少可靠的史料，而坏的也许是一堆废料的积聚。无深识，无远见，不知天，不知人，复不自知其方法，这如何能产生良好史学？张君想扫除这种传统毛病，因此对于哲学切切实实的研究了一番。他的《中国史纲》就是要在哲学的意识和方法的控制下来写的。可惜的是，他只写成了一部，而没有全部完成。

张君虽写了不少考据文章，可是他并不以考据为难事。有一次他对作者说：“写考据文章是很容易的。”这话颇使作者吃惊，以作者不会写考据文章，总以为考据是一件难事，但经张君一语道破之后，方知道考据不难，从考据到义理，把考据结合于义理之中。若从考据所得而作一种综合的叙述。这才是一件难事。在遵义，作者曾看他写《中国史纲》上关于宋史部分的几章。他的原稿涂改之处甚多。他每对作者说：“写这种文章是很费苦心的。”这和考据不同，这是要用思想，用脑筋的。普通的考据文章，多半是抄书技能的高下，看不出有什么思想。通史的写作不然。写通史是需要思想，需要很高的识解的。有人认为专门弄考据的人是思想上的懒惰者，这虽不见得完全正确，但若在考据上兜圈子而不能有进一步的工作，则至低限度，这种人是难得有什么思想可言的。考据必进至义理，必以义理开拓其心胸和眼界，然后其考据不落空。一位良好的历史学者不能光是一位考据家。不管他的考据工作做得怎样好。然这只是史料的提供，并不是史学的完成。史学的完成，有待于史学家理解的深入，和同情的洞察。这一点又须待史学家具有史学的修养。治史学而不兼治哲学，这是一种缺陷。

中国目前有不少考据家，然像张君一样，能以哲学为基础的考据家却不可多得。有一部分的考据家自己不懂哲学，也希望他人不懂哲学，自己不谈义理，也希望他人不谈义理，且对从考据走到义理上的人，加以嘲笑，加以攻击，这便是历史学上的罪人，张君有知，是不会宽恕他的。

三、哲学及其他

张荫麟先生在哲学上的贡献，作者曾有一篇文章讨论过(见《思想与时代》月刊第十八期)。他和作者在遵义见面的时候，总以讨论哲学上的问题为多。有许多话，作者已忘记了，但有许多印象特别深刻的话，作者是始终不会忘记的。现在把他讨论哲学以及其他问题的话，尽作者记忆之所及，在这里分别介绍。

忆三十一年秋季，贺自昭(麟)兄自昆明赴渝，道经遵义的时候，他对作者说：“你不要和荫麟谈哲学，我和他谈哲学，总是意见冲突，吵嘴的时候多。”这话颇使作者吃惊，因作者和张君谈哲学，始终就没有吵过嘴。这不是说，作者和张君在哲学上的意见完全相同，而是彼此意见不同时，彼此都会缄默。当作者不赞成张君的意见时，作者多以缄默了之。这虽不是追求真理的好办法，却是避免冲突的好办法。不过我们两人间意见相同的地方倒是很多，下面的几点，可为明证。

第一，张君不是理想主义或唯心论的敌人。作者曾听到旁人说，张君颇有唯物论的倾向。可是作者和他屡次谈话的结果，却不发觉他有丝毫唯物论的色彩。反之，他在作者面前所表现的倒是同情唯心论的言论多。当《思想与时代》创刊的时候，他来请作者写文章。我告诉他，我要写一篇介绍英哲柏烈得莱(P.H.Bradley)的文章。作者在试探他的意见，初意他或者会表示反对。可是他不惟不反对，反劝作者赶快写好。所以作者在《思想与时代》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柏烈得莱的伦理观。后来印度哲人泰戈尔逝世，他又来请作者写一篇文章去纪念他。即他自己也把泰氏和爱因斯坦的谈话译出来发表。作者有一次对他提起柏烈得莱《现象与实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一书，说要把这一部书翻译出来。他立即回答说：“很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书，极有翻译的价值。不过，这部书却很难翻译，最好利用佛经上的名辞去译它。”他对于柏氏似乎也有相当的研究。作者把介绍熊十力先生“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的书评给他看，他没有看完便对作者说：“熊先生的思想，所谓体用不离，无体即无用，离用元无体之义，英哲柏烈得莱说明现象和实在的关系就有这种意思。”可见他并没有忽视唯心论的学说，假定张君在过去倾向唯物论的话，那么，最低限度在晚年，他是逐渐转向到唯心论这一方面来了。

第二，张君对于传统逻辑的主张，也和作者的意见相同。作者写过一篇《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文章在《时代精神》月刊上发表。他看了这篇文章之后非常高兴。他对作者说：“这是你所写文章中最好的一篇。你的意见，我多半赞同，我不明了马克斯辈何以会造成反对形式逻辑的错误？”他认为大学生最重要的训练，就是亚里士多德传统逻辑的训练。这是最基本的训练。要懂辩证法，要学数理逻辑，也须得先懂亚氏的传统逻辑。关于传统逻辑的著作，他认为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约瑟夫氏(N.W.B.Joseph)所写的一本《逻辑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Logic)是最佳的一本。这是亚氏逻辑上最完全而最有权威的著作。他提议和作者共同把这部书翻译出来，并且还计划过合作的方法。他说：“如果我们合译的话，你这一部书须得分裂为两部，这未免有些可惜。”因为张君身边没有这本书，图书馆也没有，只作者有。可惜我们的计划没有开始，而张君已生病了。

第三，张君在哲学上虽极侧重分析，对于分析知名的哲人，如摩耳(G.E.Moore)如布洛德(C.D.Broad)，均极推重，然他并不认为分析足以尽哲学之能事。他曾谈及罗素(B.Russell)《心之分析》(The Analysis of Mind)一书。他说：“罗素把心分析之后，而心却没有了。”所以他对反分析著名的哲人柏格森(Bergson)，却也一样表示崇拜。他认为柏氏的哲学是有血有肉的。过分重视形式，重视分析是当代哲学之弊，不足为训的。他主张哲学家当有“求全”的精神。所谓“求全”就是“整个地看”的意思。这可说是受了柏氏的影响。

此外张君对于西洋哲学名辞的中译，也曾对作者表示一些意见。他认为译名一方面固须恰切，不能丧失原义，另一方面也不能过于生强，或完全杜撰，和此土哲学毫无联谊。在现存译名中，他觉得“唯心论”(Idealism)和“唯物论”(Materialism)这两个名辞都是最不妥当，最易引起误会的名辞。普通人看见“唯心”“唯物”的两个“唯”字，一定会作如下的设想：就是唯心论是只承认有心，而不承认有物，唯物论是只承认有物，而不承认有心的。盖“唯”有“只此无他”的意义，有排斥或独占的意义，这样就和唯心论及唯物论应有的意义不符。实际唯心论只是以心为主，或以心为根本，却不完全否认物，唯物论也只是以物为主，或以物为根本，也不完全否认心。唯物论是想拿物来解释心，这其间只有出发点或侧重点的不同，而没有存一废一的差别。所以他主张把唯心论译为“心宗”，只是以心为宗主，把唯物论译为“物宗”，只是以物为宗主，把“唯”字除去，即可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同时，心宗、物宗的名辞也和佛典上法相宗、法性宗等名辞有联谊。张君这种主张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张君有时候也和作者品评当代的人物，不过他的批评是很苛刻的。现存的学术界人物受他推重的实在很少。过去哲学上颇有名望的人都不在他眼中。他喜欢和作者谈到一位哲人，这一位哲人过去风头很健，现在复喜谈政治。他说：“这一位哲人的毛病就是缺少哲学上的基本训练。有人说要把他打手心，重行送到大学一年级去训练过，这不是十分冤枉的。”在清末民初的学术界中，他最崇拜的是章太炎。他认为章氏是我国思想界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曾在浙大文学院举行的学术演讲会上以章太炎为题演讲过一次。他提到章氏思想的敏锐处，以章氏的解释墨经为例。他说：“墨经上‘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这一条，昔人均不得其解，梁任公在《墨经校释》上的解释也错，只有章氏的解释是对的。盖这是现代逻辑上所谓循环谬误。谓‘一切命题均假’，则这一命题的本身亦假。一切话都不对，则‘一切话都不对’一句话也不对。这当是墨经的原意。章氏能见到这点，识见自是不同。”他对于任公也相当崇拜。他认为任公文章的有力，现在很少人可以比得上他。任公文章可以激动人心，真是“笔锋带有情感的”。目前一般人的文章多半拖泥带水，毫无生气。张君的文章颇受任公影响，一篇之中总含有多少任公的笔调。

我们偶然也会谈文学，谈诗。张君认为文学史不好写。文学史和哲学史不同。哲学史只要把哲人的重要主张说明，我们多少就可认识这一位哲人的思想。哲人本身的著作却不必在哲学史上有过多的引述。引语在哲学史上是不必要的。一部充满引语的哲学史并不是一部优良的哲学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毛病就是引语过多。文学史不然。要欣赏某一位文学家的作品，这不是我们的叙述所能代替的，所以引述原著在文学史上便成为必要。不过，引述过多之后，文学史又会成为一种文学名著的选集。这是文学史的一种困难。关于诗，他认为这是需要特殊的修养，要有高超的境界，差一些儿都不得的。俗雅之分，是差以毫厘，谬以千里的。他指着报纸上一位要人的诗给作者看。他说：“这种诗就是境界不高，有俗味了。”

关于张君的言行，作者要说的话，暂止于此。这一位学术上的天才不容我们忽视，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将来自有定评，作者是加减不得的。不过，作者可肯定的说，像张君这种人目前是很少了。为公为私，作者不能不对他表示敬意。(原载《张荫麟文集》，台北，中华文化委员会，1956年)

忆张荫麟师

我到达遵义时，荫麟师已病在床上，但学校选课单上，还印有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选这一课，因我久已仰慕他的大名，就不加考虑把课填上。因为我是新来，他把我找去谈话。他住的地方，好像在三开堂内，一进门是三开间，他住在里面的一间，我走过的二间，地上桌上都是书。我进去时，他穿着睡衣躺在床上，手里捏着书。见我进来，马上起来，经我自我介绍后，他便问我读过些什么历史书，龙泉分校的情形如何？接着，他告诉我，他因身体不好，不能上课，今年的“魏晋南北朝史”，他指定参考书，由同学自行阅读，但须缴阅笔记。他指定的书，有《通鉴纪事本末》、《晋书》、《魏书》、《南北史》、《周书》、《北齐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这一张书单可以吓死人，一年时间如何读得完。他又说《通鉴纪事本末》须熟读，要做笔记，其他如来不及，参阅一下也可以。这是我第一次被指定要读如此多的古书。回来后，心里惴惴不安，第二天便去图书馆开始工作。在遵义一年，我读毕《通鉴纪事本末》，且全部做过笔记，便是得力荫麟师的一句话。以后，我多次去看他，不是与佩韦兄一起，便是还有其他同学在。不过他的病情一天严重一天。那时，我虽不是教徒，我确实天天在祈求上帝保住荫麟师的生命。但终于可怕的一天来临，荫麟师离我们而去。我们全系同学，也可以说全浙大同学，均为他的殒落而流泪，荫麟师葬在遵义城外一个小山的山顶。出殡的那一天，风很大，荒山孤坟，倍增凄凉气氛。荫麟师的墓地，也许很快被人忘去，但荫麟师对整理国史的新手法，及其从理论到实际的作品，将嘉惠后代，长留人间。(节选自《国立浙江大学史地学系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集》，台北，中国文化研究所，1963年)

张荫麟讲的笑话

人们对于抽象和具体这两个词，有混乱的理解，但是对于一般和特殊这两个词的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可以简单地说，抽象的就是一般，具体的就是特殊。说抽象的是虚无缥缈，说它是“虚无”倒是可以说，因为一般寓于特殊之中，离开了特殊，一般就不存在； 但是它并不“缥缈”。比如说“红”，这是个抽象的东西，离开了特殊的红的东西，例如红旗、红衣服之类，不可能有一个“红”独立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是虚无的，但是它并不缥缈，如果它是缥缈，红旗、红衣服等特殊的红的东西，就不可能存在，说红旗、红衣服等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说抽象的不可捉摸，这倒是真的，因为它虽然寓于特殊之中，但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东西。只有特殊的东西才可以捉摸，但是不可捉摸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没有。比如说，离开特殊的红的东西，没有一个独立的“红”，但是不能因此就说没有“红”。说抽象的没有确定的意义，这完全不能说，恰恰相反，只有抽象的才最有确定的意义，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个意义。

因为我常讲抽象，张荫麟曾经给我说过一个笑话，说是柏拉图有一次派人到街上买面包，那个人空手回来，说没有“面包”，只有方面包，圆面包，长面包，没有光是“面包”的面包。柏拉图说，你就买一个长面包吧。那个人还是空着手回来，说没有“长面包”，只有黄的长面包，白的长面包，没有光是“长面包”的长面包。柏拉图说，你就买一个白的长面包吧。那个人还是空着手回来，说没有光是“白的长面包”，只有冷的长白面包，热的长白面包，没有光是“白的长面包”的白的长面包。这样，那个人跑来跑去，总是买不来面包。柏拉图于是饥饿而死。我说，我也听说过一个笑话，说是先生给学生讲《论语》，讲到“吾日三省吾身”，先生说，“吾”就是我呀。学生放学回家，他父亲叫他回讲，问他“吾”是什么意思？学生说“吾”是先生。父亲大怒，说“吾”是我！第二天去上学，先生又叫学生回讲，问“吾”是什么意思？学生说“吾”是我爸爸。先生没有办法叫学生明白，说“吾”是“我”，这个“我”是泛指，用哲学的话说，这个“我”是“抽象”的我，既不是他的先生，也不是他的爸爸。柏拉图对于他的仆人的愚笨，倒有法解决，他可以拉着他的仆人到面包房，指着一块面包说：就是它！可是先生对于这种愚笨的学生倒是很难对付。他无论找什么人，叫他告诉学生说，“吾”就是我，那个学生总还是想：“吾”就是说话的那个人。我说的这个笑话，可以说明，人若没有一种抽象的能力，就连话也不能说，说话总要用一些有一般意义的名词，这些名词的来源就是抽象。

还有人说：“毛主席、共产党提倡的是批判继承，你为什么讲抽象继承？这是标新立异，制造混乱。”其实，抽象继承和批判继承并没有冲突，也不相违背，它们说的是两回事。批判继承说的是继承要有所选择，与我有利的就继承，与我有害的就抛弃。这说的是继承的对象的问题，说的是继承什么的问题。

抽象继承说的是怎样继承的问题。批判继承选择了继承的对象以后，就有个怎么样继承的问题，它讲的是继承的方法。人们向来都是这样做的，无论国家、民族，或者是个人、家庭，他们所要继承的东西，向来都是他们认为是于他们有利的，如有不然，那也是由于他们判断错误，而不是由于他们的目的不同。没有那样愚笨的人专挑他们认为是于他们有害的东西作为继承的对象。原来讲继承的人都是抽象继承，比如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个继承就是抽象继承。马克思、恩格斯讲的话，主要是根据英国、法国、德国的实际讲的。列宁、斯大林讲的话主要是根据俄国的实际讲的。实际就不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普遍原则都是从实际中抽象来的，所以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那样愚笨的人，主张把别的国家的实际也继承下来，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你能把中国人都变成白皮肤、蓝眼睛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批判继承和抽象继承是两句大实话，向来人都是这样做的，其中没有什么奥妙的地方。(选自《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记历史学家张荫麟

张荫麟先生是广东东莞人，一九〇五年生，二十年代就学于清华大学。他聪明、早熟，天资很高，兴趣十分广泛，对中西文字、历史、哲学都很有研究，下过不少功夫。在清华读书期间，就经常为《大公报·文学副刊》、《时代思潮》、《学术》、《燕京学报》、《清华学报》等等这些当时全国一流学术刊物写文章，曾名震一时。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位教授。大学毕业后，张荫麟考取了公费留学生，于一九二九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

我初次认识荫麟是在一九三二年。当时，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Berkeley)的加州州立大学留学。我就读的这所大学是州立的，经费比较充足，学校罗致了不少人才，很多知名学者都愿意到该校任教，一些高水平的课程也得以开设。荫麟因修数理逻辑课(mathematical logic)的关系，就到伯克利来，借读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他来了之后，住进了我们的中国同学会，大家一同生活、学习，于是就成了好朋友。

荫麟读书十分专心，而且善于独立思考。他做学问时，喜欢先广泛收集大量资料，比较各个学派的得失，然后再提出自己的看法。在美期间，他专攻哲学，博士论文是写关于哲学思想的比较，题目叫《莫尔和杜威的哲学思想比较》(Comparative Study of George Moore and John Dewey)。在那个年代，杜威的实用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他的学派也很有势力，荫麟并不因此而赶学术时髦。在论文中，他赞成的是莫尔的观点，批评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这种在学术上敢于探索，不随波逐流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荫麟虽然是在美国念书，但他对美国文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时流行的文学很轻浮，尤其是对那些低格调的电影和色情小说，有着抵触的情绪。有几次适逢假日，几个同学一同去看电影。到了电影院，我们买了电影票之后都进去了，但他却执意不相随，宁愿在影院外面等候，一直等到散场为止。然后，和我们一同返校。与此相反，荫麟酷爱看思想深邃、哲理性强、人物内心世界刻划细腻的文学作品。英国十九世纪进步女作家，乔治·爱略脱(George Eliot)的《三月的中旬》(Middle March)，就是他喜欢看的小说之一。有闲时，他还翻译一些诗词。美国作家B.泰勒(Bayard Taylor)，曾把歌德的《浮士德》译成英文。荫麟很喜爱歌德的诗，自己花了一番功夫，再将英文译成中文的白话诗，文字写得十分流畅。译完之后，把文稿交给我看，还津津乐道地大谈其人生乐趣。

荫麟后来潜心钻研历史，这和他当年博览群书，从前人的研究中，取得有益的启示有密切的关系。英国十八世纪末的历史学家爱德华·乔宾(Edward Gibbon)写的《罗马帝国的盛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一书，对荫麟的历史观和写作风格都有很大影响。他的代表作《中国史纲》，在三四十年代很受青年人的欢迎，除了文笔生动、易懂之外，在编排体例、材料取舍和历史评价方面，都与前人有所不同。他提出编史书应有四个标准：第一，是新异性标准。在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内容和新的精神，有自身的特殊性，而别于其他时代； 第二，是实效的标准。指的是历史事件对人类生活所起到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第三，是文化价值的标准。即是所谓真和美的价值，文化价值越高，它的作用越重要； 第四，是现状渊源的标准。凡是现时发生的事件，总是可以找到它的历史根源，两者有密切的关系。这些新标准，摈弃了旧史学家长期以来所主张的“训诲功用”的编史原则，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荫麟为改变旧的史学传统，做出了他自己的贡献。平时荫麟写文章，喜欢署“素痴”的笔名，这个“痴”字的意思，应该是很符合他做学问时，那种专心致志，不为外界影响所动的性格。

在生活上，荫麟十分朴素。他考取的是公费留学生。每一个月可领取到清华大学从庚子赔款中拨给的八十美元生活费。但他为了省下钱来，供养在国内的弟弟念书，一日三餐的饭、菜都是自己动手做的。由于经常下厨，对烹饪也颇有心得，最有意思的是他发明了一种用美式焗炉来烹制中式“叉烧”的方法，做出来的“叉烧”美味可口，大家都很喜欢吃。这种洋法泡制的家乡菜，为丰富我们的食谱增色不少。买书是荫麟的一大嗜好，他经常和我一起去逛书店。为了省钱，去光顾的都是旧书店，那里的书价钱比较便宜，而且还可以买到一些普通书店难以找寻的资料。当时，他也很注意收集中外关系史方面的书籍，其中一本由英国参赞写的《甲午之役》，就是在旧书摊里找到的。只要对他有用而又便宜的书，他就买。对于衣着，他从来不讲究，平常穿的总是那两套西装，没有变换什么花样。在他心目中，能省得一个钱就一个钱，从不乱花。就是这样，他每个月几乎是把自己生活费的一半寄回国内。其实，当时所发的生活费，也并不是十分充裕，谁要是不注意节俭，就不够用。能积攒到这个数目，的确很不容易。

曾有人认为，荫麟脾气古怪，性情孤僻，难以和人接近，这实际上是没有真正了解他。的确，他极怕人事应酬，不善交际。但只要和他相处久了，就会发现他为人正直、热情、坦率，很有人情味。他聪颖和学识渊博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但他从不因此而看不起别人，当朋友需要他帮助的时候，总是有求必应。在伯克利，我写过一篇《论英译唐诗》(On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Poetry)的论文。文章批评了美国一些所谓“汉学家”对中国诗词的浅薄认识，并指出他们翻译中存在的错误。文章写好后，交给荫麟看，征求他的意见。他看后除了赞同我的观点之外，还建议我对那些不懂装懂的“汉学家”不必太客气，应该进行更深刻的批判。正是有朋友的鼓励和支持，我的这篇论文，其后在英国正式发表。在唐诗翻译过程中，我一直得荫麟的热情帮助，在美期间和返国之后，我的一部分诗词译作，如《杜甫诗选译》都曾交与荫麟，他都一一为我作了认真的校对。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至今仍使我难以忘怀。而他自己写的文章，也请朋友提意见，不摆什么架子，像歌德的《浮士德》译作、博士论文，都和我作过切磋。回国之后，我们继续保持这种友好关系，我先后帮他翻译过几篇中文论文，记得其中一篇叫《中西文化的比较》，该文后来在浙江大学的英文刊物《亚西亚》(Asia)杂志上发表。临终前，他还嘱托我翻译他的著作《中国史纲》，后因种种原因未能译成，这成为我一生中的一件憾事。

荫麟读完博士学位，于一九三三年取道欧洲回国。返国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九三五年受教育部的委托，主编历史教科书。《中国史纲》就是他编著的教材。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只身南下，到浙江的天目山浙江大学任教。不久，返东莞故乡。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开学，他又转辗到昆明。最后，应浙江大学之聘，赴贵州遵义讲学，直至在工作岗位上辞世。

我回国比荫麟晚三年。回国之后因大家的工作都很忙，见面的机会少了。一九三九年我到昆明西南联大西语系任教。抗战期间，昆明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尤其滇缅公路被日军截断之后，物价暴涨，境况更不如前。荫麟大概是在我到昆明的前后，去了遵义，在浙江大学历史系当系主任。当他知道我在昆明境况不佳的消息，立即伸出援助之手，来信邀请我到浙江大学。这样在一九四二年初我又从昆明到了遵义，和他共事了一段时间。

在遵义，荫麟的工作十分繁忙。除了上课、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之外，还负责主编浙江大学办的半月刊《思想与时代》。他当时把整个身心都放在工作上，日常事务像组稿、编辑几乎是一手包下。为了把杂志办得更好，他约了好些知名学者撰稿。自己也亲自动笔，写不少文章，用通俗的语言，尖锐的辞锋，针砭时弊，用以启发当局认清形势，顺从民意，了解新的思潮，文章确实起到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思想与时代》是一份有一定影响力的杂志，这和荫麟所倾注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荫麟工作勤奋，认真负责，很受校长竺可桢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先生的器重。但他自己平时却不注意保重身体，操劳过度，患了肾病，病情后来发展得很快。校方为医他的病，全力以赴，四处寻医问药。可惜在那个年代，环境极其恶劣，医疗条件很差，能够找到的药物，对荫麟似乎没有多大效用。在他逝世前几天，他的情形十分凄惨，肾功能衰竭，致使排尿困难，全身浮肿，病痛的折磨难以忍受，常号啕大叫。同事和朋友虽在一旁悉心照料，但也无济于事。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病魔终夺走了他那年仅三十七岁的生命。从此，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历史学界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

荫麟离开我们已经有四十多年了，但那音容笑貌，那缄默的神情，还经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他治学严谨，工作认真，待人诚恳，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原载《广州文史资料》第38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

怀念张荫麟先生

人生的幸福，不在富有，而在智慧； 生命的价值，不是地位的显贵，而是为学能规模宏远，判事则精审明晰，对社会人群有真实的贡献。东莞张荫麟先生，有超人的秉赋，在外患方深，国家危殆之时，竟以三十七岁的盛年，病逝于贵州北部群山环绕的遵义，言之令人扼腕叹息！他虽有用世之心，终无缘操济世之柄。自谓：“当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尝一抵陪京，任某职，留数月即去。”吾甚感喟王驾吾(焕镳)先生论荫麟师之言：“孔子称学而优则仕，仕固必出于学。”“顾征之载籍，守所学而踬，违所学而遂者众矣。岂上下之所需，不在此而别有在欤？君之言，其大足以兴百世之利，平万物之嚣，既昭昭在人耳目矣，仕不仕无足计。余独悲其书未成而病，病未及甚，而遽好老庄无为之旨，以自放也！”(见《张荫麟传》)王先生的论赞，语意深长。仕不仕固无足计，在上位者的一念之差，往往可造成千古的遗憾。荫麟师在病危的时候，犹朗诵庄子“秋水”篇。此时我已毕业离校，据同学来信告知，他朗诵时，声音悲凉，诵后似感舒畅，默然无语，这是智者最后唱出的生命之歌。“秋水”的主旨，是说“河伯”自大的意识，为世人的通病。稍有所得，即“欣然自喜。”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等到流进大海，东面而视，一望无际，才觉得自己的狭隘褊小。张先生病中的心境，可能已泯视生死、夭寿、得失，没有欲望的束缚，没有喜怒的萦怀，把天地与自己合而为一，所谓“至人无己”。

荫麟师第二次到浙大任教，是在民国二十九年的秋天，笔者刚进入大三。在以往的两年里，我修过他的中国上古史与历史研究法，毕业论文也是他指导的。由他第二次至浙大算起，迄今已四十余年。四十年的岁月，虽然很漫长，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好像仍在眼前。那时浙江大学才由广西宜山迁到贵州遵义不久。这年抗日战事正酣，全国人民的生活都很艰苦，大学教授亦不例外，浙大的老师们每天自己洗衣服，操持炊事者，实不乏人。张先生到遵义，住在老城的石家堡，后来又迁到文庙街五号。其间有一段时间，搬到新城距离老邮局不远的山边。他平时不喜多言，但与熟朋友或学生相处，就无话不谈，有时候约集同学数人，到饮食店里小吃，或到郊外野餐，师生之间，无拘无束，谈话的范围，也非常广泛，由学术讨论到国家大事，间或也说几个令人发噱的故事，说到高兴处，他会发出爽朗的笑声。充分表现出他诚恳率直的个性，因为他诚恳率直，所以不肯与陌生人交往。悲观主义者叔本华说：“通常一个人的知识越贫乏，为人越凡俗，他便越善于交际。”这几句话，虽然说得过分，不过我们看古今中外的学者，大凡在哲学、文学、史学、艺术等方面，有卓越成就而名播四方的人，常常是独来独往，沉默寡言，不喜欢多接近泛泛之交的(当然也有例外)，这可能是一种孤高自许的寂寞。张师住在遵义新城山边的一段时间，即有寂寞之感。有一次他对笔者说：“我现在觉得家庭生活对一个人很重要，我已写信去广东，两个月后，我的家眷，可能来遵义。”寥寥数语，道出他的心声。其后张师母伦慧珠女士与男女公子在广东因故未能成行。

凡读过张先生文章的人，无不敬佩其思想精湛，辞藻典雅； 与他相处过的人，更觉得他文人气息很重，诚朴感人。张晓峰老师对他更是一往情深。他们除了是学术知己外，更是事业上的挚友。在遵义任教时，晓峰师即派助教王德昌兄照料他的生活起居，生病时，对他医疗护理，费心尤多。民国三十一年，正是对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物力维艰，交通不便，荫麟师的病情，忽然转剧。晓峰师驰往陪都，为之延医诊治。归途中，惊闻逝世噩耗，悲戚而归，抵达遵义，在灵前失声恸哭。民国四十六年，张先生任教育部长时，特接伦女士携男女公子回国暂住，男公子匡与女公子华，在国立政治大学完成学业以后，即离开祖国，去海外谋发展，今已各有成就，荫麟师地下有知，也可以瞑目了。《张荫麟文集》先后已印行两种版本，对张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叙述略已赅备，本文因篇幅所限，不拟论述。可是他的《中国上古史纲》，已成为名著，从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他高尚的人格，丰富的情感，渊博的学问，优美的文章，明达的识见与爱国的情操。此书的撰写，第一是选择史料，非常严谨。每一章节，在撰写之前，对于各种史料，必先校雠考证，探其来源，辨其真伪，去其繁芜，作有宗旨、有系统的研究，然后采用。第二是文章优美，深入浅出，历史写作与文学创作不同，文学创作凭想象，历史内容靠真实，但是文学必须有描述生动的文章。《中国上古史纲》，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文学，因为它内容真实，文笔清新，作者消化各种史料，若大海之汇纳江河，然后用自己有技巧的文句，写成这一部巨著。本来文史之学，是不可分的。若荷马的史诗，司马子长的史记，都是史学而兼有文学的价值。

荫麟师自言可以活到七八十岁，算到今天，也不过是七十六岁的眉寿，正是人生盘根错节的时候。吾尝闻俗人善妒，难道上天也会嫉妒贤才么？以他睥睨一世的雄心，与坚强无比的意志，为何不能终其天年？人间的不平，确可使英雄气短，志士神伤！(原载《传记文学》39卷1期，1981年7月)

张荫麟师培养学生情况述略——纪念张师诞辰九十周年

张师于1933年秋从留学美国返回母校清华大学执教后，曾指导李鼎芳、王栻两位撰写大学毕业论文。李氏的论文题目是“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当时张先生尝读到《水窗春呓》一书，知其为记载清咸丰、同治间史事的重要史料，但未详其著撰人，遂嘱李氏考出作者乃欧阳兆熊。此人与曾国藩有故，深知曾氏的为人，张师据此写就《跋〈水窗春呓〉(记曾国藩之真相)》一文，对揭示曾氏的真实史料做出了贡献。这是师生合作探索的一个成果。王栻(1912—1983)的论文题目为《严几道》，与鼎芳毕业论文一样，都是师生联名发表的，王氏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考取了张师门下的硕士研究生，再受栽培，终于成为我国研究严复的专家。比王氏迟一年(1936年)的研究生是沈鉴(镜如)(1910—1971)。沈氏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杭州大学(其前身为浙江师范学院)任教授，尝对笔者谈到，他在清华大学从张先生治清末民初的历史，张师曾付予大批有关这个时期的史料书(是张师在北平收购来，准备写《民国开国史长编》的)，供他参考。卢沟桥事变后，他逃离北平，书籍全部丢失了，据他说，新中国建立初期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尚不及先生那批书详尽云，以上三位是早期在清华从张师治中国近代史的学生，惜均已去世。

丁则良、李埏(号幼舟)是跟随张师治宋史的学生。丁氏毕业清华后与张师常有书信往来，如1941年3月3日，张师遵义浙大写给幼舟书中有云：“兹寄上《宋太宗继统考实》一篇，阅毕请并附札转致丁则良君为盼！”丁氏所撰文稿亦屡屡寄奉张师求教。丁氏先后刊布论文多篇，有《王安石〈目录〉考》、《杯酒释兵权考》、《沈括生卒年考》、《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性质》、《关于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本篇乃仿效张师在抗日战争前夕发表的《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而作)、《宋代土地问题》(此文乃其遗著)等，对宋史研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幼舟学长自1938年8月开始，在西南联大史学系从先生治宋史。据幼舟说：“常送习作请他指数，每次他都是立即当面批改，边改边讲，不仅改内容，而且改文字，教我怎样做文章。有时改至深夜，一再请他休息，他也不肯。”当时幼舟曾以宋代楮币为课题，写成《北宋楮币起源考》等一系列文章。1940年7月29日，张师离开昆明，赴遵义浙大任教，幼舟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跟姚从吾教授治宋史，此后两年间，仍不断去信向张师求教，张师随时复函给予指导。1995年，幼舟检得张师在遵义所赐手教八通，共十八页，摄为照片，惠寄给我。现摘抄其中有关指示如下：

1940年9月8日深夜复书云：[足下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录取，可喜可贺！该所原可利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书籍，但闻书已装箱，研究工作想一时无可措手，惟有精读基本书耳。如欲读哲学书，可先读休谟之论人性及悟性两书，次读格林对休谟之批评(书名不确忆，似为休谟引论，见《格林全集》中，联大哲学系办公室有之，可问石峻先生)。如细读此三书而通其意，则于西洋哲学已得门径矣。近人哲学概论一类书不必看也。

同年11月15日复书云：关于足下在所计划事，愚有数言，既入社会，自不能事事如己意而行，须承认其若干限制加以适应，否则徒自苦耳！姚先生意亦有相当理由，如取《宋史》与其他宋代主要史料校读一遍，自于宋事深熟而打好宋代史研究之基础，惟以此施于全部《宋史》，恐非两三年所能竟功，而两三年间专做此事，未免枯燥耳！何不商之姚先生，用此计划，而缩小范围，暂以北宋为限。至于毕业论文如何写法，可听凭姚先生意，如札记、考异一类杂缀，姚先生及所中人可以承认为毕业成绩，即以此缴卷。至于其他论著可随意写作，不必作缴卷用也。学贵有创获，如真有创获，自无不为人承认之理。谕以处世、治学之道，教诲谆谆，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次年2月2日晚复书云：从[司马]温公史论及胡[三省]注中寻宋史料，具见读书精细，两项工作自均有价值，可以余力为之。《中国史纲》上册(共十一章)石印底本已誊就一大半，印成一小半，大约四、五月间可出版。俟出版自当分赠昆明同好。《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一文，诸多不满，初拟更为一《后记》，印出后乃合并寄赠友人。今承提及，当即检寄一份。其实宋代南方社会之特色甚多，不仅农奴存在，杀婴盛行及工商业兴盛而已。例如吃菜事魔亦为南方之俗，社会骚动亦以南方为最多。凡有均贫富性质之叛变均超过于北方。又北方人对南方人之偏见，及南北政治势力之消长，亦可为此大题目下之小题目。又南方工商业之发达，从宋代商税之统计当可看出。《宋会要》中商税之材料甚多(《长编》亦有之)，愚手头无此书，无从利用。又身丁钱亦为南方所特有，《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及李焘《长编》均语焉不详，不知《会要》中有此项资料否？亦因手头无此书，故对身丁钱问题未得解决。身丁钱与杀婴习俗之关系甚大，愚文中轻轻搁置，乃最自慊之点。吾弟有《会要》在手，何不先作一《宋代身丁钱考》？愚对此问题之见解大要如下：“宋代之身丁钱乃沿自五代，只南方有之者，因在五代时本只南方诸国有之也。各地轻重不等者，亦沿五代各地之旧额也。何以五代时只南方诸国有身丁钱？盖自两税法行后，本已无计口之税。北方五朝，犹沿唐制。此五朝者，皆以北方人而统治北方，因乡土关系，过度之掊敛有所顾忌，且地广财丰，无须添此苛税。南方诸国则不然。其国主多以驻防之将而据地自雄，其上层统治者以至原初之下级将校及士兵大抵来自北方(此为假说，须待证实)。此等人于所驻之区本以殖民地视之，自然无乡土之顾忌，而得恣意掊敛。且地狭兵多，财用苦绌，故计口之税又复出现也。因追溯身丁钱之起源，而猜想到五代时南北方统治性质之差异。君能证实此说，亦五代史中之一重要发现也。”吾弟有意并为之否？除身丁钱问题外，即宋代杀婴俗之史料，文中所采亦未备，此文印成后，又陆续发现许多。此又自慊之一点。此文只能视为大辂之椎轮。吾弟若对此大题目感觉兴趣，与愚分工合作，将其所包涵之小题目，一一解决，先为零篇发表，将来可集合为一书也。近成《宋太宗继统考实》一篇，颇觉满意，已嘱人录副，数日后录毕，即寄与足下一商榷之。

同年4月4日又复书云：《宋代身丁钱考》，盼先为之。为此考时自可不必涉及其远源，惟其为承五代之旧，则须提及，文中当注意下列各事：(1)各地轻重不一； (2)各地征收之方式不一，或征钱，或征实物； (3)各地蠲免之先后不一。(李心传《要录》亦有身丁钱资料，惟不多)……拙文何幸而为足下所偏好，承为校正，谢甚谢甚！卢逮曾君适有书来，为《文史[杂志]》征稿，愚已草《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一文应之，俟刊出当寄上一观。

张师指导学生治学途径之详尽，于此可见一斑。

幼舟学长于1942年暑假应张师之召，立即辍学来遵义浙大史地系任教，与张师朝夕相处。不久，张师逝世。次年6月，幼舟因母丧返回故里。此后长期在云南大学历史系执教，著述弘富，颇多创发。1986年，被批准为全国惟一的唐宋经济史博士生导师。他深得师门之真传，于理论、考证、词章三者，卓然有所建树； 且悉心栽培后学，桃李遍布海内，皆能成材，在教育事业上亦贡献巨大，允推为同门之首席。

张师抵遵义浙大后，1940年秋招收攻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生一名，即西南联大毕业的刘熊祥学长，毕业论文题目为《清季联俄政策之始末》，1942年夏末毕业，获硕士学位。长期任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41年秋，张师又招收攻读宋元史研究生一名，即西南联大毕业的余文豪(行迈)学长。他在肄业时曾发表《金亡前后南宋和蒙古的一段交涉》一文，这是继张师昔日刊布的《端平入洛败盟辨》而作的。他的毕业论文题目为《元初汉军考》，张师去世后，指导师由陈乐素师继任。1943年夏末毕业，获硕士学位。行迈多年在苏州大学(其前身为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授，今已退休。他们两位都在史学研究上有所成就。

笔者在浙大龙泉分校读完一年级课程后，1940年秋即赴遵义浙大总校史地系继续学习，亲炙张师教导两载，读过他开设的中国上古史、唐宋史和历史研究法三门课。他讲上古史，着重阐明先秦诸子的思想，并考订其著作内容之真伪及影响，传授理论分析与史实考证的方法； 教宋史分专题讲解，多有新见； 讲历史研究法，传授综述史事的原则和方法； 在每一单元讲课结束时，辄口述一故事，由学生记录下来，按时上交一篇短文，他细加修改后发还，希望借此来提高我们的文字表达能力。张师教课十分认真，总是分别指定精读的史学名著和浏览的参考书，并印发自编讲义； 还有讲授详细提纲，与讲义不相重复。教课富启发性，有哲理分析，有史事考证，有艺术描绘，使听者如坐春风，似饮甘泉！

1942年，笔者跟张师做学士学位论文，他创意要我写《李焘年谱》，授以《周益国文忠公集》作主要参考书。并说研究历史人物，须从作年谱入手。李焘是宋代名史家，所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乃研究北宋史事最重要的典籍，近代学人未尝注意探索云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遵义物价腾贵，师友们生活困难，有些教师办起供销合作商店，站柜台兼做营业员。张师对这种现象颇为不满，那时因卧病在床，便召我赴其寓所，口授《师儒与商贾》一文，命作笔录，痛加针砭，并示我以选题的用意和遣词属文的匠心，这也是他训练学生做文章的一种方法。笔者此后在学习宋史方面获窥门径，多得力于他的谆谆教诲。(原载《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选自《仰素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吴晗和张荫麟的师友情

谈到吴晗，许多人都知道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胡适的门徒，在治学道路上深受胡适的影响。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清华大学的后三年，从治学、教课到文风，以至后来搞历史小丛书，都受到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年轻教授张荫麟的影响。吴晗和张荫麟并非同学或同乡，更谈不上有直接的师生关系。吴晗上学时，没有听过张荫麟的课，可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从1933年到1942年，十年之间，他们往来频繁。其间有几年张荫麟虽然在浙江大学工作，但和吴晗也经常有书信往来。什么原因使他们之间如此亲密呢？这主要是他们在学术观点和治学道路上的互相一致。

有才华的青年

张荫麟比吴晗大四岁，生于1905年，家乡在广东东莞。由于他早年求学就在北方，能说一口不错的普通话，加之长相不大像广东人，所以人们常常忽略了他是广东人。他的大学时代是在清华度过的。中国文学受教于国学大师王国维，西洋文学受教于留美的诗人吴宓，因此他东西洋文学基础都很好。在大学一年级时，他就被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所赏识，认为此人将来必有成就。吴宓也很器重他，曾说：“张荫麟的治学很像梁启超，而且他们都是广东人，也都研究文学哲学和历史，又都是在青年时代就名震一时，文章也都写得很漂亮。”那时张荫麟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明史方面已做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先后发表了《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考》(1925)、《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1928)等近十篇论文，在社会上颇有名气和影响。青年时代就十分景仰张荫麟的吴晗后来说：“他在报纸和国内第一流专门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作者是位教授呢！”

自号“素痴”

1929年，张荫麟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斯丹福大学专攻哲学。他学习刻苦，读起书来就忘掉了一切。为此，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号，叫“素痴”。熟悉他的人都认为，这个号是相当恰当的。吴晗也说，他“喜欢深思，在大庭广众中，一有会意，就像和尚入定似的，和他谈话，往往所答非所问。”“读书入了迷，半夜天亮全不在乎。有几次我去看他，在沙发上把他摇醒，原来上一夜全没睡，不知读到什么时候。”他由于读书近痴，所以，常常闹出笑话来。一次，他买了一顶新呢帽，出去做客就丢了，于是再买了一顶鸭舌帽，出去做客又丢了，一怒之下，从此再也不戴帽子了。更可笑的是，在他结婚的第二天，出去拜客，回来时竟然记错了家门，走到邻居家里，看见主人，还连说对不起，累你久候了，把主人弄得莫名其妙。过了好一会，他才醒悟过来，是走错了门，大家一场哈哈大笑，朋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张“文昏公”，他也无可奈何，只好对别人来个报复，在别人的书桌上写上“文迷公”、“文迂公”之类的字。

张荫麟的生活，在朋友中是有名的俭朴。留美时省吃省穿，剩下的钱全给弟妹作教育费。从美国留学回来只有春冬两套衣服，连结婚时都没有添置一件新衣服。他不会喝酒，但却有抽烟的习惯，不过，他从来不抽好烟，总是越便宜越好。人说他懒散，书桌上永远是乱糟糟的一大堆，然而这没有妨碍他做学问。

友谊的建立

学生时代的吴晗，也颇有才气，在《清华周报》、《清华学报》、《燕京学报》、《文学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张荫麟1933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讲清史。第二年，吴晗毕业后，留校讲授明史。那时候，张荫麟所在的图书馆的研究室恰好与吴晗的屋子相邻，这就成了他们密切往来的客观条件。他们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从哲学到历史，无所不谈。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志向和共同的语言，关系密切到甚至不分彼此。吴晗在《记张荫麟》一文中说，张荫麟“拿起笔就替我改文章，一把小剪子，一瓶浆糊，贴来贴去不厌烦，搞完就拿去给《大公报》史地周刊，任你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他全不管……我常笑他好为人师，他笑着说，去年你假如选我的课，我还不是夫子大人，由得你吵嘴？”可见他们之间相处得多么融洽，友情多么真挚。

1934年，吴晗等人发起成立“史学研究会”时，参加的大多是些有志于史学研究的青年，如夏鼐、汤象龙、谷霁光、罗尔纲、梁方仲、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冬等。他们之中有的还在大学念书，有的刚出校门不久。张荫麟虽然已经是一个名教授了，也放下架子加入了吴晗等人发起的这个“史学研究会”。

立志研究国史

张荫麟原是学哲学的，回国后却一改为专门研究历史，先是清史，中年以后，重心又转为研究宋史。据说，他在美国求学时就立志要搞国史。在给张其昀的一封信中，他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社会学以作为治国史的准备阶段”。他学哲学是为了有一个“超然的客观的广大的看法和方法的自觉”； 学社会学是为了“明白人事的理法”，他认为，有了哲学和社会学作基础，研究历史就更能自如。

在清华任教期间，张荫麟除写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外，还有一个大的设想——主编一部国史。他曾经向朋友透露过这个设想，说“盖以国史艰难之业，决非少数人力所能负荷……分析史材，及各方面之综合，则非吾众手不可，拟约集同志，先成一国史长编，此非徒为少数人谋，后来任何有事通史者均可用为资藉”。他认为宋朝李焘所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搜罗史料多，辨别标准严，是历史上最科学最有意义的大工作。为此，他的治史方法也从长编入手。后来，他接受当时教育部的委托，着手主编《中国史纲》一书。他约请了吴晗、王芸生、千家驹等人参加，按照原来打算编写的历史长编计划，分段编写，并计划在稿子编齐之后，“编为长编，再就长编贯通融会，去其重复牴牾，不重考证，不引原文，尽量减少人名地名，以通俗明白之文笔，画出四千年来动的历史”。这个工作搞了两年，长编完成一大半，由于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编写工作被迫中止了。

嗜书如命

吴晗和张荫麟并非藏书家，但都嗜书如命。张荫麟读书时限于财力，收藏的书不多，到清华教书时，才能有一点余钱收买旧书。开头装不满一个书架，慢慢的有好几排书架了。到离开北平前，他的小书房书架上、桌上、椅上、地板上全是书，进出都得当心，不是碰着头，就是踩着书。吴晗青年时在北平单身一人，家庭负担重，经济也很紧张。过节时，常以游厂甸书摊为乐趣，买些中意的便宜书。他心爱的《碧血录》一书就是在厂甸书摊上买来的。他常常为了买一部书，而去写稿卖钱。

1937年春天，吴晗、张荫麟一起随清华大学西北旅行团到长安、洛阳、开封旅行。在开封，吴晗购得一本《中兴小记》，张荫麟一见非常高兴，提出要用四部丛刊本《明清人文集》十本对换，吴晗看着张荫麟爱不忍释的样子，只好勉强答应。可是回到北京，张荫麟又舍不得把《明清人文集》给吴晗了。吴晗如约去“讨账”，张荫麟在自己的书架上，这边摸摸，那边看看，都有些舍不得，最后只拿出钱牧斋《初学集》、《有学集》两种给了吴晗。“七七事变”后，张荫麟眼看华北危在旦夕，心情极坏。那些日子，他总是唉声叹气。后来他决计离开北平，并且不带一本书。临走时，他对吴晗说，你要的书都尽量搬吧！能寄出去的就寄出去。甚至连他已写好的十章长编书稿，也没有带走，便只身南下到天目山浙江大学去任教了。四十多天后，吴晗也南下到昆明。张荫麟的书，吴晗自然无能力替他带走，但十章长编书稿，由吴晗带到了昆明。他知道这是张荫麟的心血。吴晗在昆明还将长编的成稿部分，加以整理、誊录。

《中国史纲》的出版

1939年，张荫麟几经周折，从浙江大学绕道广东东莞老家，而后来到昆明，住在吴晗家里。当他看到吴晗为他誊录的长编书稿时，非常高兴，立即又补写了第十一章《改制和“革命”》，并写了自序，作为《中国史纲》上古篇出版。张荫麟的这部著作至今还是读者喜爱的一部史书。由于作者对被剥削的农民阶级深表同情，在叙述秦末农民大起义时，气势磅礴，有声有色。对孔子、秦始皇、汉高祖等历史人物也都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可惜，解放后重新出版的《中国史纲》却把张荫麟的两篇自序都删去了。其实，在自序中，张荫麟提出编写《中国史纲》的四条标准，至今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四条标准的大意是：其一，曰新异性，即通过内容的特殊性，表达社会发展所经的各个阶段的新精神面貌和社会面貌； 其二，曰实效，即取材应是直接和间接牵涉到人群之苦乐者； 其三，曰文化价值，真与美的价值愈高愈重要； 其四，曰现状渊源，即追溯历史和现状发生的联系，反对旧史家津津乐道的“训诲功用的标准”。可见张荫麟是反对复古主义而主张以古贯今的。尽管当时张荫麟还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但这些独到的见解和主张，还是可供我们今天编写教科书借鉴的。

吴晗在西南联大时讲通史课和别人不同，总是从石器时代讲到抗战救国十二个大题目，内容多讲制度，如兵制、田制、赋税制等等。听过他讲课的人，都感到有点与众不同，但一般都不知道他的渊源何在？其实这正是吴晗接受了张荫麟的主张。早在1935年张荫麟主编小学历史教科书时，就曾经主张小学历史课应当以历史人物的故事为主； 初中以历史上的大事件为主； 高中则按朝代顺序系统地讲述； 而到了大学，主要是按问题讲。在编写国史长编时，张荫麟就把四千年的历史分成十个专题。后来，吴晗在讲课中，多次向学生重复上述意见，甚至到解放后，吴晗主管北京市文教工作时，提出的编写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红线穿珠的方针，也与张荫麟的主张是不无关系的。所谓“珠”，就是指一个个生动的历史人物故事。“文化大革命”以前，吴晗主编《历史小丛书》等通俗读物，其渊源同样可以追溯到30年代。那时，他和张荫麟共同拟订了几十个题目，准备编写历史小丛书，供大众阅读。由于“七七事变”，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沉痛的哀悼

1940年浙江大学西迁贵州遵义，张荫麟又从昆明往浙江大学任教。其时他已得了慢性肾炎。抗战期间，内地医药条件很差，加上他对国民党统治不满，心情郁闷，病情越来越重，终于在1942年10月24日逝世于遵义，年仅37岁。

他的过早逝去，深为有识学人痛惜哀悼。他去世后的第三天，重庆的《大公报》发表了张荫麟的遗文《论修明政治的途径》。这篇文章写于1942年1月，因“其语旨切道”，写成时未能发表。直到这时，王芸生即以“其人将死，其语也善”为理由，把它刊登了出来。在这篇文章中，张荫麟同意南宋哲学家陆九渊说的：要使政治修明，应该做到“任贤使能，赏功罚罪”，这八个字可概括为一个“公”字。“什么是公？把政事本身当作一目的，而不把他当作达到任何个人目的的手段，这便是公。”他尖锐地指出国民党政府的机关人员可分成三类：“一、老爷之类，二、书办之类，三、差役之类。”其中的老爷之类“无论在物质的享受上，在社会的地位上，在个人的尊严上”，他们都拥有一切。这伙国民党统治机构中的上层人物，“天天对书办和差役训话：讲道德，说主义，要他们尽忠，要他们牺牲。然而老爷训话完了，坐汽车回到广厦华堂里，飨香港用飞机运来的珍馐，赏洛阳用飞机运来的牡丹”。他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

吴晗对张荫麟的死，万分悲痛，认为这是社会造成的。他和贺麟、冯友兰等几位教授倡议哲学、历史两系共同创立一项“张荫麟纪念奖学金”，作为对张荫麟这位有作为学者的永远纪念。在教授们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募集了一万元，计划以每年的利息来奖励历史、哲学两系的高材生。这笔钱由冯友兰教授保管。可是，由于物价飞涨，到1946年，这笔基金连同利息，还不够一个学生一个星期的伙食费，这笔奖学金也就失去任何作用了。吴晗每当想到亡友张荫麟时，总认为这是“最痛心的一件事”。还有一件事，也是吴晗一直悬挂于心的，就是想为张荫麟整理出版遗作。张荫麟死后一个月，吴晗就给浙大张其昀教授去信，提出此事。张其昀回信说浙大已着手整理。看来由于社会动乱不安，做成一件事也不那么容易。张荫麟遗作终究没有出版。近闻清华大学将整理出版张荫麟部分遗作，这对史学界来说是一条有意义的消息，对吴晗和张荫麟这两位清华园的优秀学者也将是一个告慰。(原载《人物》，1982年第2期)

张荫麟与吴晗

(一)

同吴晗一起在清华历史系任教的有张荫麟(1905—1942)，张死于慢性肾炎，享年仅三十七岁。吴晗与张荫麟交往中，对张的才华钦佩不已。张同时受聘于清华哲学系和历史系。他在历史系也像吴晗一样开高级课程，虽然他是年轻的教师。他在哲学系讲授近代英美哲学选读，他在这门课中着重介绍实用主义哲学家，如布拉德利(Bradley)、博赞克特(Bosanguet)、穆尔(George Edward Moore)、亚历山大(Alexander)、皮尔斯(Pierce)和杜威(John Dewey)。他在历史系开的[1]课为中国思想史和宋史。

张荫麟比吴晗大四岁，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了几年，于1933年回国。1929年在他出国前，曾在清华学堂读书，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他就读清华学堂一年级时，就受到梁启超的赏识，那时清[2]华是一所赴美留学生的预科学堂。当时，另一位清华的教师吴宓也赞赏他的才华。在出国之前的学生时代，他就出版了不少著作，他还[3]为顾颉刚主编并由老资格的学者撰文的专题论丛《古史辨》撰文。

吴晗执教之初，张荫麟便主动与他攀谈。他们的宿舍都在清华图书馆，只有一墙之隔，彼此都很容易过访，交谈研究中的问题。张荫麟天生不善交际，但喜欢讨论问题，尤其喜欢与吴晗讨论； 他还有点怪癖，大家都知道他即便遇到老同学或老朋友，往往都不打招呼。他的书桌上杂乱地堆放着书籍和报纸，这说明他习惯于潇洒随便。当他过访吴晗时，感到无需彬彬有礼，或坐在书桌上，或坐在椅子上往后仰，两只脚架在书桌上，抽起纸烟，吞云吐雾，弄得整个房间烟雾缭绕； 他侃侃而谈，谈大事小事，活人死人，陌生人或朋友，哲学[4]和历史。他们无所不谈。张荫麟在交谈时往往非常兴奋，连吃饭都忘了。有时，吴晗写文章写累了，不想再仔细看自己的手稿时，而张荫麟也疲倦了，张就会到吴晗房间来，提起笔来修改吴的文章； 张用小刀和胶水把草稿拼拼贴贴，直到满意为止，然后寄给《大公报》的《史地副刊》编辑部，他的文章常在那里发表。他不管吴晗是否要他这样做。甚至吴晗对他这样摆弄其文章而发火并口出怨言时，他也置之不理。吴晗笑话他好为人师时，他则一笑置之； 或曰：如果一年前吴未毕业时，选修他的课，则他真是吴的老师了，那么吴对他的编辑修改就不能吵吵嚷嚷了。

张荫麟爱读书，常读至深夜，完全谙记所读的东西。有时吴上午去看他时，可能他仍躺在沙发上睡觉，因为他读了一整夜的书。吴把他叫醒时，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时间，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的。

张荫麟在斯坦福大学学成归国后，他研究的志趣有所变化。在他出国之前，他攻读中西文学、历史和哲学。回国后，专攻历史； 他曾对吴晗说，他毕生的兴趣是研究中国历史。他还说，从前在美国和中国的学习只是为他研究中国历史打好基础。他学习哲学，从而获得宽广的客观观点和使用方法的自觉性。学习社会学，从而清晰地了解人类事务的调整。他著述历史的范本是取自中国的著作，不是西方的，即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他认为李焘的作品极其详细地叙述北宋的历史，收集了大量史料，使用的标准严格，精心撰写而无偏见，[5]整部著作是最有科学性和重要意义的。其实张荫麟在那几年就转向研究宋史了。

同张荫麟的友谊对吴来说是很重要的。这种友谊是在吴晗初步踏进独立工作的学者和教师行列之时出现的。清华的环境使他感到愉快而又陌生：前者是因为他当学生时就深有体会了，后者是因为他此时已成为一位专职人员，所处的境况与从前不同。他的恩师都离开清华了； 他在没有庇护下，作为一位教员而生活工作，蒋廷黻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了，胡适到北京大学去当教务长，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张荫麟情况多少有点相似，同自己的恩师也分开了：梁启超已经谢世，赏识他的吴宓在北京大学，清华老资格的教授没有同他特别亲切者。吴晗和他都年轻而才华横溢，但都是晚辈，他们有共同的兴趣：他对吴晗的史学著作显然很感兴趣，对吴晗有深厚友情； 他们都从事著述，喜欢收藏图书，这一切都使他们亲密无间。张荫麟漠视习俗，这使人对他的疑虑冰释。

吴晗在清华的此后几年，同张荫麟的交谈中受到的影响颇深。他们俩常谈论历史和政治。张在学生时代的政治观点只是民族主义，因为他热爱民族文化； 他强烈反对中国西方化，反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但北伐之后，他的极端民族主义缓和了，开始支持社会主义，但接受的思想颇接近费边社的社会主义。他以理智的学者态度，提倡改善贫苦阶级的经济生活，他认为改善的范围要扩大到一切社会和整个社会需要。某种意义上说，他基本上是改革者； 他鼓励朋友们读社会主义著作，要注重实践，不光是理论； 在发生这种思想变化[6]后，就从更广的角度去观察社会，这在他的著作中有所反映。

两人相投的基础是思想观点相同，其中没有地域观念。他们都极其严肃，对政治激进主义不感兴趣，但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心日益增长。他们对日本的侵略野心都忧心忡忡，这使他们一起更加重视史学的实践。他们之相投还在于他俩都是同仁中最年轻者，都受到年长的著名学者的赞扬和扶持，被他们视作是才华过人的知识分子而引人注目，因而招惹某些同事的妒忌。他俩都是有独到见解者、直言不讳者、不怕威胁者，他们彼此赞赏对方的这种气质。他们都很穷困，除了才华横溢外，便没有什么资本了。他们如果有点富余的钱，毫不吝惜地购书，他们都是嗜书者。

虽然张荫麟对哲学深感兴趣，并以哲学为他的思想集中点； 他并不因研究哲学而失去时间，他从西方回国后，并不像梁启超先前那样，他对西方的幻想泯灭了。他全力积极研究中国，矢志维护中国。他博学多才。无疑他们之亲密无间是由于他们热爱文化，并以西方的求学方法，专攻中国历史。吴晗在自己的思想中也发展一套相似的综合归纳的方法，不过他基本志趣历来是中国史，不是哲学。

张荫麟在关注新史学与实用主义结合中发现吴晗是志同道合者。30年代的北平的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种类繁多：如着重局限的考证者谢国桢的史料考证、陶希圣的侧重思想体系，等等。而吴晗及其周围的新史学家在史料和史学目的方面同张荫麟的主张很接近。史学家仔细利用文献资料来写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的综合历史，他们缺乏严密的思想体系，这也使吴晗和张荫麟相投，放弃胡适的着重现代化[7]考证的主张。

张荫麟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他是一位理论家，阐明20年代末至30年代期间中国新史学的思想。他继承梁启超关注新史学的志趣，详尽阐发这种撰写史书的新风格，并赋予它原则和澄清梁启超未能澄清的问题。他阐释的理论与某些西方含糊不清的史学思想不可同日而语，他的理论对现代撰写中国历史、特别是通史，非常中肯。他指出史学在迅速变革的社会中的任务和史学与未来的关系，不过他用的是杜威的方法。他为历史学家撰写通史定下原则和目的，不过他的法则与“考证”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去甚远。

张荫麟逝世后，钱穆在一篇悼文中称他为新史学的带路人。钱穆说，张荫麟是天才，年轻时就达到他毕生成就的顶峰，他博览中西文学和哲学，学问超群。他也十分关心当前形势，他不只注重文献和进行考证； 所以，我认为，中国新史学研究法的伟大事业，他在有生之年把它完成了。钱穆把史学称为“伟大事业”！他接着说：研究历史诚然不光是为了回忆过去，也要了解现在，驾驭未来。把过去说成不能改变和未来不能驾驭都是错误的； 我们必须懂得，未来改变过[8]去，而过去控制未来。

吴晗和他成为朋友时正在筹组史学研究会； 张荫麟后来也加入该会，并在他们主办的专栏上发表文章。张荫麟关于史学的主张，也激起吴晗的兴趣。他们在清华的几年间，是多产的年代； 他们志同道合，亲密无间，这种气氛给予他们激励，促进他们的工作。

(二) 张荫麟和通史

吴晗和张荫麟在清华的几年间，他们的友情使他们在一起为共同的历史项目工作。吴晗越来越认识到必须建设中国的史学，不能只用考证的方法“整理历史”，于是他便愈益向往创造新史学，在治史方法与撰写的形式方面都必须是新的。形式是通史。他最初关于明史方面的论文可以说是史学的成品，但只是开始，他要超越这个范围。形成吴晗及其他史学家关于通史的思想基础的设想，是新史学为文化界的广大读者服务，旨在教育人民。

张荫麟最初同吴晗见面时，也持这种想法。1935年，张荫麟应教育部之请为中学生写一部中国通史。张荫麟在美国留学时，就转而更多地考虑中国文化和历史，他当时写了几篇关于中国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文章送回中国发表。他回国后执教时，决定专攻宋史。他认为中国当时处于社会迅速变化和政治不稳定的局面，所以他深信重新整理中国的历史必须更多地接近人民。他希望撰写一部国史，看来他在斯[9]坦福大学研究西方思想正是为这目的做准备的。当时，他便开始构思如何组织这部历史。教育部请他担任高中学生读的《国史大纲》的主编时，他便为这部历史做计划了。张荫麟与吴晗讨论这部历史的问题。张荫麟的第一步是计划把中国四千年的史事分为几十个特别题目，仔细加以考虑其不同之阐释，最后制定目录表。第二步是分工撰写。第一部分止于汉朝末年，由他本人执笔； 唐朝以后，由吴晗执笔； 其他则委诸有关专家，如千家驹负责鸦片战争后社会之变化； 中日战争史则请王芸生执笔。最后一步把各部分合拢而总其成，一部通史则大功告成。这部史书的目标是要有可读性，不仅要使读者熟悉历史，也要对史事持客观观点。张荫麟立即着手写他那部分，几乎用了两年[10]写成。

张荫麟同吴晗讨论过中小学历史课的缺点。中国有公民课，这是教育部规定的，这门课自然会影响历史教科书的发行和使用。例如，说到学校的历史课程，就意味着政治和学术是在一起的。不过，在他们讨论时认为这不成问题，因为张荫麟的计划是得到教育部批准的。

张荫麟根据教育学评论过去在学校中的历史教学，制定了一套教授中国历史的新的综合性计划。现代的教育制度自从在清末建立以来，通常历史课程的安排，在小学的课本中是以传说的三皇五帝起，到宋、元、明、清止。初中的课本也是一样从三皇五帝到清朝； 高中课本还是这样再重复一遍。甚至在大学，再来相同的一套，虽然水平较高级，但人物、地点、历史事件依然照旧。这无异浪费青年的时间和精[11]力，强迫他们再三重温令人厌倦的一套杂凑而呆板的历史事实。

如果青年学生要懂得自己的文化，每个时期课本的内容应基本上有所改变。安排历史课程时，应该考虑青年人学这门课的兴趣是依其年龄为转移的。小学的历史课本应以人物为中心，选教一些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述说自孔子至孙中山等伟人的事迹，使他们有鲜明的印[12]象，学到应该知道的重大事件。初中的课本应以主要的历史事件为中心，可分为两卷。第一卷叙述中华民族形成的故事以及祖先的成就，[13]但要消除大汉族主义的主题。第二卷叙述社会、政治、经济的整个典章制度的演进，生活的进步，事件的首尾相互连贯。高中部分应按时代的先后次序，综述人、地及事件，使之融会贯通。

张荫麟的计划对这套三部分的教科书系列丛书使用共同的原则； 他认为这套书必须可读，在风格和内容方面必须通俗生动。通俗的语言风格必不强调评注，因评注是令人乏味的，少去引述出处，减少人地名字。张荫麟希望这套书会引导学生希望多读再多读。他完成的一卷是帮助国民在这空前变革的时期认识自己的中国新通史的开

[14]始。

这课程是张荫麟的历史教育哲学的表现方式，也是吴晗极力支持的史学教育的构想。吴晗在1934年对日本高桑写的《中国文化史》进行述评时，他便在文化史和通史方面形成自己的主张； 而这时又同张荫麟一起制订这门课程，他首次能够真正坐下来思考中国历史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的组织方法； 他在云南大学及以后在西南联大讲授的通史，是吸取了这种史学方法和教学思想的。

张荫麟在1937年写完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一卷后，爆发“七七事变”，他仓皇逃离北平，没有带着这本教科书，把一切都留给吴晗去做了。

(三) 来滇的友人

许多流亡的知识分子随着三所大学和许多学术研究机构涌入昆明。吴晗在学术界的朋友们相继抵昆。他的两位挚友罗尔纲和张荫麟抵昆较早。张荫麟曾在吴晗那幢位于市内白果巷的寓所中住过一段时间，罗尔纲大概也曾在吴晗家住过。吴晗对朋友们十分关心，对罗尔纲更有一种非同一般的爱护之情。朋友们戏称他的家为“陋巷小沙龙”。甚至在1940年他迁居乡下之后，仍邀请朋友们去家中做客。他与其他的史学家们在北平组织的史学研究会在“七七事变”后被迫中止活动，现在，来滇的学会成员又恢复了活动。除吴晗、孙毓棠、张荫麟和罗尔纲外，学会的一些其他成员也来到昆明。1939年在吴晗的寓所举行了年会。研究会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创办了纯学术性的“史学”专刊，由孙毓棠任主编。

由于张荫麟来到昆明，他俩得以继续探讨史学。张在联大师范学院史地系和联大文学院历史系得到兼职工作。张于1937年逃离北平，空手来滇，未带一物。当时，在校园墙外枪声乍起时，他曾在书房的书架前蹀躞，唉声叹气，不知该带走哪些书，留下哪些书，最后索性放弃了全部藏书，只身独去。

幸运的是，张荫麟此前曾与吴晗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他把《中国史纲》的文稿交吴晗保管，吴便把这部文稿连同自己的笔记、论文等一同带到昆明。张在他的寓所居住时，他督促张将文稿出版，因为当时急需一部以当代观点撰写的通史。那时吴晗已在云大教了两年通史，因而了解教大学一年级国史需要什么材料。

张荫麟将这部文稿连同补撰的第十章《改制与易代》以及自序，作为《中国史纲》第一册出版。若不是张荫麟英年早逝，若不是战争使他们的编写计划搁浅，这部书将扩展成为两人合作撰写的长篇通史巨著。张荫麟为第一册撰写了长篇序言，阐释了他治史的主导思想及撰写通史的方法。张荫麟和吴晗对撰写通史有着共同的兴趣，因为二人都认为中国人应以古今相关、以古鉴今的观点熟识国史。在清华时，他们就经常谈到在当代编纂通史以及他们当时正在阐述的新史学方法的必要性。张荫麟上大学时深受梁启超的影响，梁曾立志撰写一部中[15]国文化史，其规模将超过威尔斯(H.G.Wells)的通史《世界史纲》。

张荫麟和吴晗已拟定出一个颇有预见性的计划，即编写面向小学生的、或比通史读者面更广的历史普及读物。在古代，甚至在近代，撰写历史和研读历史一直为专家学者所独擅，极少例外。20世纪对文化继承问题的再思考，包含着对历史书籍读者群的重新确认。当时一些史家编写的通史，虽然也面向中学生，但其读者主要是大学毕业生。这类书籍的编写宗旨是用于高层次的教学。显而易见，其读者仅仅是现代教育正在或将要培养的国民中一小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张荫麟和吴晗基于他们自己对历史及历史与人民的关系所持的观点，都认为确实需要精心撰写优秀历史通俗读物，使低于大中学生文化水平的更多的读者能理解、能接受。普及历史知识是张荫麟在清华师从梁启超时所形成的重要治学目标。他们一道拟就了许多国史选题，准备撰写一系列丛书。然而，在抗战危难之时这一计划未能实现。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0年代，吴晗才得以发动史家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其读者遍及全国。

吴晗意识到自己的文风颇受张荫麟的影响。张在《中国史纲》的序言中对撰写通史所作的理论阐释中强调，史学文学既是写史也是艺术创作； 他自己的文笔就非常优美流畅。张主张使用朴素晓畅的语言，少引原文，不重考证，尽量减少人名地名。吴晗很欣赏他的写作风格，并在他自己的杂文创作、朱元璋传记的撰写甚至在1949年以后的长篇史学论文的写作中，承袭了这种文风。吴晗的史学论文的妙处在于文字生动流畅，叙事多，分析深刻，一般很少引用原文，这与大量引用原文(却常常不具特性)的史学家们的较为传统的写作风格适成对照。

张荫麟形成了一种与他的写作风格相关的授课风格，即特别强调主题与专题。他撰写的通史强调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对社会的影响，而不强调在一般传统史书所注重的统治者，即使在写远古史时也如此。张荫麟和吴晗都深受新史学中蕴含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吴晗后来说，他当时形成的、并使他日后为之闻名的讲课风格，深受张荫麟治史思想和方法的影响。

张荫麟在通史的自序中说，他既不沿袭传统的把传说当史实作为中国史开端的写法，也不沿袭当时广为流行的西方通史，即H.G.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的编纂方法。《世界史纲》的中译本读者颇多，该书以六十页的篇幅论及地球最初的地质结构，又用一百多页的篇幅述及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史前史。如何在教科书中解释国史开端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是一种试金石，因为对传统思想说来，以传说作为国史开端至关重要。几年前，在国民党对中华民国的教育制度实施控制之时，国民党的一些教科书审查官们，诸如态度强硬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曾暗示说，如果史家不把古代传说作为国史开端的史实写入教科书就是不爱国。顾颉刚曾撰写一本中学生用的《本国史》，此书在国民党当政前已使用了若干年。顾颉刚因在书中没有把传说作为国史开端的可靠史实，而予以适当重视，在1929年遭到国民党政府教[16]育部的审查官们的严厉批评。

不过，到30年代末期张荫麟撰写《中国通史》第一册时，这已不是他必须考虑的问题。他从30年代末期已广为人知的有文字记载的商代写起。一方面，他认为传奇故事不过是远古的传说而已，另一方面，他把西方世界史以论述史前地质结构为修史开端的做法，仍留给西方的科学史家们，不予借鉴。这样，他便走了一条介乎于右翼的大汉族主义理论家与西方科学史家之间的道路。在张荫麟修史时，有文字记载的国史始于仰韶文化和殷商时代。他把早期的传说从安阳及其它地方考古而集成的知识区分开来，把商代纳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社会。甚至范文澜于1941年在延安撰写的《中国通史》也未能跳出传统旧史学的窠臼，一开篇使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述及黄帝及其它传

[17]说。张荫麟只是在第一章中让读者从出土文物和铭文中洞悉了商代社会的史实后，才简略提及这些传说的存在。

张荫麟逝世后，吴晗著文论及张荫麟治史的核心思想。他的基本原则基于四条史家治通史或撰写其它史学著述所应遵循的理论准则，包括：一、探求导致社会变革的历史事件的本质； 二、考察历史事件对社会之实际影响； 三、历史事件的文化价值； 四、诸多事件的因果关系及其同现在的关系。运用这四条准则，即特点、影响、价值、因果关系，史家就能掌握历史演变的进程。历史演变有四种不同的类型：因果关系、空间发展、进化发展和矛盾发展(辩证发展)。依吴晗之见，张荫麟认为若在历史分析中运用这四条准则，就会减少对历史[18]事件认识中的“偶然”性，从而写出具有客观性的历史。吴晗本人不是理论家，但他欣然接受张荫麟的历史发展动力的见解及其修史的方法。吴晗不仅公开赞扬张荫麟的见解，并要他的读通史课学生阅读《中国史纲》。

不幸的是，张荫麟在贵州遵义浙江大学执教不久，于1942年患肾炎病逝，年仅三十七岁。吴晗痛悼亡友。他俩非常珍惜彼此间的友谊，在学术及政治方面关系十分密切。两者对当代历史的发展，对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及老百姓的疾苦，十分关注，对国民党政治深恶痛绝，但两者对政治活动都不感兴趣。张荫麟刚刚辞世，他的一篇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文章就发表了。或许与任何其他人比起来，张荫麟更称得上是吴晗的一位心灵相通的挚友，一位真正的志同道合的同事。

张荫麟去世后，他的另一位朋友和同事钱穆写了一篇非同一般的悼念文章。钱在述及他们所身体力行的新史学方法之后写道：“今日所需之新史学家，其人必具下列条件。一者，其人于世事现实有极恳切之关怀者。二者，则其人又能明察既往，勇于迎来，不拘泥于世事现实者。三则，其人必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知识有相当晓了者。四则，其人必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而推得[19]时空诸事态相互间之经纬条理者。”钱穆和张荫麟一度是朋友，两人都计划写通史。钱于1939年完成了他的通史《古史大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张的第一册——也仅仅是第一册——虽然于1937年完稿，由于战争影响，直到1940年或1941年才出版。(节选自马紫梅著，曾越麟等译校：《时代之子吴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我与张荫麟

一

张荫麟先生是30年代著名的博学之士，对于文史哲都有很高的造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惜年寿不永，在抗战时期不幸因病逝世了。他的史学专著《中国史纲》已于50年代出版，内容考订精确、文笔优美，受到学术界的赞誉。他在20年代至40年代初发表了文章多篇，受到当世学人的重视。

20年代，顾颉刚先生大倡疑古之风，对于廓清唐宋以来关于上古史的虚构是有贡献的，但是疑古过勇，不但怀疑伏羲、神农、黄帝的传说，而且连尧舜禹也否定了。顾氏认为，《诗经》中只讲禹，未提到尧舜，于是认为尧舜的传说是春秋以后才有的，认为“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荫麟先生指出了顾先生的方法有根本的谬误，他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荫麟对顾氏的诘难，实深中肯綮。按先秦古籍，今存无多，周公称“殷人有典有册”，《左传》记载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这些古典俱已失传，《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古籍也大部分散佚，何以证明“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由“默证”而否定古史是不足取的。荫麟说：“顾氏谓尧舜禹的关系起于战国，其所举证据皆不能成立。”这是正确的。时至今日，对于疑古派的贡献及其缺点，应看得更清楚了。

荫麟先生对于中国科学史有比较深切的研究，著有《纪元后二世纪间我国第一位大科学家——张衡》、《张衡别传》、《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九章〉及两汉之数学》、《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沈括编年事辑》、《燕肃著作事迹考》等篇，内容都极其详明，在当时实属前人所未发，可以说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这些关于科学史的论述，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荫麟也谈到中国文化的问题，他在《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一文中指出了传统文化的偏失。这两大障碍物是“三讳主义”和“家族中心道德观”。三讳主义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荫麟指出：“三讳主义是法律的最大仇敌”。而今日所需要的是“法律高于一切”。这个观点，在荫麟逝世后五十年的今天，仍然是正确的、非常深刻的。荫麟呼吁：“在中国生存斗争当中，我们应当赶快舍弃家族中心的道德而代以国族中心的道德。”到了今天，传统的大家庭的制度久已崩溃了，“父权中心”的“孝道”也久已消失了，而追求个人私利的风气却猖獗一时。我认为今日当务之急还是建立严格的法治，同时提倡符合新时代需要的道德。荫麟说：“黑格尔全部哲学的最后结晶，就是把道德和法律合一”。道德和法律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

荫麟先生是我的老友。30年代，同住于清华园中，常相过从，彼此议论相互契合。不意他中年早逝，实为中国现代学术界一大损失。今披读遗文，感慨系之。希望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同志们注意荫麟先生的贡献。二

回忆1933年，我初到清华大学任教。当时荫麟先生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遂相结识。当时我曾在《大公报》上发表过一些论文，受到荫麟先生的注意。他给我寄一小笺：“对于你的学术观点和社会理想深表同情，愿附朋友之末。”他长我四岁，又是留美回来的博士，而我不过是一个国内大学毕业的，荫麟先生如此相待，实在令我感动。1933年至1937年之间，多次晤对，议论无不契合。40年代闻荫麟噩耗，我曾为痛哭。

40年代之末，有一次与前辈林志钧先生晤谈，志钧先生对我说：荫麟的文章，我已剪辑成册了。荫麟的遗文，为前辈如此珍惜，这不是偶然的，亦足见其具有卓越的价值。三

在清华大学任教，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是与张荫麟先生定交。荫麟字素痴，对于哲学、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造诣。他赴美到斯坦福大学留学，1933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专任讲师(即副教授)。他虚怀若谷，看到我在《大公报·世界思潮》上发表的文章，表示赞同，遂成挚友。他时相过访，议论相近。

1931年冯友兰先生在《大公报·世界思潮》上发表了几篇《新对话》，主张共相实在之说，提出“未有飞机之前先有飞机之理”的著名观点。张荫麟先生著文进行争辩，认为共相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于是引起了我对于共相问题的兴趣。我联系中国古代哲学，写了《谭理》一文。

1934年我因父丧忧伤影响健康，于暑假辞去清华教职，进城暂住北京图书馆宿舍。张荫麟曾来访谈，令我感动。

清华南迁，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等随校南行，辗转到达昆明。张荫麟亦离京南行，其后不幸早逝。(本文第一部分选自《文史哲的珍贵文献——喜见〈张荫麟文集〉出版》，《张岱年全集》第八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略作删节； 第二部分选自《〈张荫麟文集〉序》，《张岱年全集》第八卷； 第三部分选自《耄年忆往——张岱年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

历史乃人事之记载，故史学亦为一种人事之研究。惟历史所载人事，虽若限于过去，而按实殊不然。人事必有持续性，有持续数年之久者，亦有持续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以上者。既有持续，即有变动。当其尚在持续、变动之中，即不得遽目之为过去。且人事惟其有持续，故方其端绪初生，即有必然之将来随以俱至，严格言之，亦不得尽目今日以下者为未来。请举实事言之。当前之对日抗战，其事持续已逾五年，然不得谓今日以前五年内事俱属过去也。当知此等事皆尚现在，皆在持续与变动中，绝未过去。今日中日战事尚未到最后决定之阶段，吾侪即绝不当认为首都已沦陷，平、津、沪、杭、武汉、广州已丧失，五年来战事已失败，此等虽若为过去之事实，而此事实实未过去，实尚现在，而正在不断演变进展中。此不得遽目今日以前为已属过去之误也。而今日以下，亦不得尽谓之未来，因其已有将来之必然性，虽未来而实已来。吾侪当知今日以后中日战事仍必持续，并必持续一相当之年月，决非旬日间所能决，此虽至愚者亦知之。其事之有绝对把握，较之过去者更为坚强。首都沦陷虽属过去事，然其事尚在变动中，绝非永久沦陷，然则过去事转无把握，以尚在变动中也。至谓此后半年数月内中日仍必在战争局面下相持，则此事既绝对真确，亦绝对可信，故知虽为未来事，而实有极坚强之把握，可信其将来之必然，则不得全认其为未来。当民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初起，中日双方稍有识者均知必演成一中日长期战争，“七七”仅属此一事件之端绪，此一事件早已于“七七”之变全身涌现。若谓只“七七”一天乃属现在，其下即属未来，即当归之渺茫不可知之域，其人当为狂惑之流。故知就人事论之，大体上自有其起讫，自始至终，自有其必然之持续与可能之演变。惟其有必然之持续，故未来者等于已来。惟其有可能之演变，故已往者实尚未往。换辞言之，过去者尚未去，未来者亦已来。就人事言之，必有其时间上之宽度。人事之现在性，绝非如普通所想，过去者已过去，未来者尚未来，而现在则在刹那刹那之间刻刻转换，刻刻消失。此等观念，惟排除一切人事，冥坐观心，或排除一切人事，凝神注视时钟针摆之移转乃有之，此可谓之心理上之时间感或物理上之时间感。若就事理言之，则绝不然。事理上之现在必有宽度，其事愈大，持续性愈久，变动性愈多，其现在之宽度亦愈广。即如中国抗战，其事现在已逾五足年，绝不能谓其刹那刹那全成过去，全归消失。今再就此推进一层言之，中日战事亦不得谓其起于民二十六年之“七七”。当知自民二十年“九一八”以来，其事端绪已见，此不待深识洞鉴之士，亦可预瞩中日战局之必然性。其事早已逐步展开，惟昧者不察，必待事变之愈著乃始觉耳。如此再推前言之，当知中日抗争，其事亦不待于民二十年“九一八”事件，今为省却文字累赘，径可谓中日相争，其事远始于甲午之役，而甲午之役尚复有其前因，当知甲午一役，中国虽败，日本虽胜，然不得谓其事已属过去，甲午一役之胜败，仅为中日两邦开始斗争之第一幕，其事必有持续，而于持续中又必有变动，故绝不会竟目日本为胜者，中国为败者。旅顺大连之割让，台湾之吞并，东四省之丧失，亦与平、津、沪、武汉、粤广之占领，同在持续演变之中，同为一现今尚存在之事变之一部分，不得径目之为过去，其事实尚活跃于现在。而中日抗争，亦绝不能在今日煞然遽止，而仍必有其必然之将来。则此中日战争一大历史事件之有其活跃之现在性者至少当近及百年之久。举此一例，始知人事乃由过去穿透现在而直达将来，过去与将来凝成一片，而共成其为一有宽度之现在，研究历史者，实即研究此一有宽度之现在事件也。其事活泼现在，而且已直透而达将来，岂得谓历史只属于过去人事？

今再就此更进一步论之，当知中日抗争虽为百年来之一事件，而目前活跃现在之事件，则尚有不尽限于百年之间者。如东西文化势力之互相接触而发生交涉，此又一事件也。就其某一性质论之，中日抗争亦可消纳融化于东西文化势力之互相接触而发生交涉之过程中，而认为仅属于彼事件这一节。而此东西文化势力相接触而生交涉之一大历史事件，则其端绪之涌现已不止三百年之久，而其事尚活跃，而现在为人类当前一大事件，而此事仍有其必然之持续与演变。此一事件之活跃之现在性，较之前论中日抗争更为宽阔，更为持久，而其全历程之可能的变动亦更大。吾侪研究历史，实即研究此一活跃现在之事件，惟此事件之现在性既甚宽阔，故研究此一事件者，势必回瞻数百年之前，远眺数百年之后，乃克胜任。否则若仅目历史研究为只限于人事之已往者，则其人与骨既已朽矣，其事亦如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于天壤之间，吾侪何必耗此闲心血为陈死人算旧账，为许子之不惮烦？

今再推进一步论之，则所谓历史事件之活跃于现在，其事复有不尽限于三百年之久者。姑随意想偶及，再举数例言之。如中国人之南洋移殖，中国西南与东北之开发，中国西北部之经济衰替，此等事件，继续演进，皆不止三百年之久，其事皆远在东西文化势力相互接触以前早已开端发轫，而持续迄于今日，尚未见其停歇。然则历史如千丝万缕，长条垂挂，各自有其端末，亦各自有其体状。同时又相互牵搭，经纬交织，而成一整幅。其间有长条，亦有短缕。如辛亥革命，其事虽属过去而实未过去，此乃一长丝，将绵延永恒，影响于中国民族历史之将来者，缦无穷竭。如洪宪称帝，其事则只成为一短缕，只为经纬交错中一疙瘩，其在历史事变中，仅属昙花一现，其仅有之消极妨害性，终将随历史大浪冲刷渐尽，而无所谓积极之持续。故凡一历史事件，莫不有其相当之持续性，而其间复有积极、消极之分。积极者，乃此历史大流之主潮； 消极者，乃此历史大流之旋伏。更有泡沫浪花，虽亦历史大流之一相，而实无当于大体。然则为吾中国历史之主要大流者为何？曰：此必为吾国家民族文件之绵历与发皇，吾国家民族文化之奋斗与争存，舍此则皆不足以当历史之主流。此一事活跃现在，而姑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幸较言之，亦已持续及于五千年之久，而继此以往，仍必继续演进，继续不失其活跃之现在性。研究历史者，苟得此总纲，则千条万缕，纵经横纬，无不入扣。故研究历史者，其最要宗旨，厥为研究此当前活跃现在一大事，直上直下，无过去无将来而一囊括尽，非此则不足以语夫历史研究之终极意义而克胜任愉快者。

今再转辞申说，历史乃一时间性的学问。而历史上之时间性，则与心理、物理上之时间不同。如循钟上针尖，一分一秒，历历移转，此一秒以前为无穷之过去，此一秒以后为无穷之将来，仅此针尖目前所指乃属现在，而针尖又息息不停，目视所指而所指已移，一秒之间，仍可划分，推极言之，势必更无现在。世界只有过去与未来两大片，上无端，下无底，现在则晃荡移动，更无着落。譬之一纸，黑白相半，白属过去，黑为未来，黑白之间，若有一线判其际限，此为现在，实则纸上只有黑白，黑白以外更无他线。则世间亦当如是，只有过去未来，别无现在。再以内心默观相证，念念相续，而亦念念不停，前念倏去，后念倏来，前后念际，别无空隙可驻一现在。方认此念现在，而此念早成过去，一如钟上针尖，刻刻移动，刻刻转变，前推后拥，转瞬同归消丧。然此等皆归乎事外，始有此象。若一落事业，则性质复为不同。事业莫不有其相当宽度之现在，不得割裂划分，如钟行一秒，心转一念，而实为一有距离之进行。在此进行中，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讫，而成为一事业，或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故历史上之过去非过去，而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历史学者当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而后始克当历史研究之任务。然由此再深入一层论之，历史上之过去非过去而依然现在，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而亦俨然现在，则过去尚未去，未来早已来，过去与未来将如两大厚铁板交压在现在之上，岂不将使现在丝毫动抬不得，历史成一十分命定之怪局乎？曰：此又不然。若就超乎事为之时间言之，则现在刹那即逝，诚有不可控搏之感。若就本乎事为之时间言之，则现在有无限量之宽度，吾侪正可在此无限量宽度之现在中，不断努力以把握将来而改变过去，以完成其理想与完美之现在。此何以言之，请再举实事为证。若谓中日已往冲突全成过去，则过去不可改，此如钟针一移，时不再来，前一秒之光阴即永久消失。心念一转，前一念亦如空华，瞬息逝去，万马难追。如此则不仅朝鲜、台湾、东四省尽成敌境，即南京、沪、杭、平、津、武汉、粤广亦永属沦陷。惟其不然，故事虽过而未过，犹可改变。所谓改变过去者，其实即改变将来。此将来与过去。实同一现在也。故将来虽若不可知，而早已全身涌现，俨然现在，如是吾侪始得著手将其改变。否则如后念未起，永不知后念是何，又如何著手用力？故凡历史上之事变，扼要言之，乃尽属一种改变过去与改变将来之事业也。若不能改变过去，复不能改变将来，则人类历史将永远如水之流，如花之放，成一自然景象，复何历史可言。故历史实为人类事业之不断改进，而决非命定。研究历史即谓之乃研究如何改进现在人事之一种学问，亦无不可。

今请再设一譬以喻吾意。作者曾将此文大旨于某大学作一公开之讲演，讲演亦人生中一事业，此一事业亦自有首尾起讫与其宽度之现在。莅场听讲者，虽在事前，早知讲者为谁，讲题系何，讲演过程当历几何时，此则事虽未来，尽可前知。若论所讲内容，则听者非通贯前后，不能遽晓。若中途入席为听一二语即行离去，将茫然不知所讲之何义。当知一番讲演乃整个一现在，不可分割。岂可谓前半时所讲已属过去，后半时所欲讲者则尚未来。实则其事乃全体涌现，不过自有其时间上之宽度以为其持续与变动之地而已。若将一篇演讲，一分一秒割裂，即失去演讲之意义。即将所讲某语，一字一声割裂，亦将失去此一语之意义。今独于全部讲演中属听一语，又于全语中属听一字，即就此字此语自谓明得全部所讲宗旨，岂不大谬。同样言之，若其人对“七七”以来中日战争全未理会，只看今日报纸，便谓了解目前战局，其谬妄直与听一语一定自谓已知其全篇演辞者正相等耳。今之谋国是论时局者，皆于已往历史绝不晓了，彼其意特谓历史乃前人陈迹，与己不涉，而不悟其犹听讲演只闻一语一字便妄加评衡测度，则宜乎其多戾也。

割截前后，只就一语一字衡量全讲，其为无当，固已显矣。若其人只听半截讲演，即离席他去，此亦未必能知得全讲大意。不仅不知得全讲，抑且其所听前半截，亦尚在动荡变化中，苟非听彻下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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