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玮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日本通史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通史／冯玮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世界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5520-0016-0
Ⅰ．①日… Ⅱ．①冯… Ⅲ．①日本－历史 Ⅳ．①K31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0467号日本通史作 者：冯 玮责任编辑：张广勇装帧设计：闵 敏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经 销：新华书店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印 刷：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710×1010毫米 1/16开印 张：44.25插 页：2字 数：815千字版 次：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ISBN 978-7-5520-0016-0/K·156 定价：85.00元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序言“学贵有疑”，古人多有论述。朱熹曰：“读书无疑须有疑，有疑定要求无疑。无疑本自有疑始，有疑方能达无疑。”陆九渊曰：“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近代以后，怀疑和批判精神更被举世公认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证”。今天，不具有这张“身份证”只是“知道分子”，不是知识分子，正日益获得更多人认同。正是渴望成为“知识分子”的追求，敦促我在治学路上蹒跚前行，并为自己确立了“标新立异、博采众长、史论结合、经世致用”的16字治学原则。这一所谓的“原则”亦被我运用于拙著的写作。在此，我谨就“标新立异”这一对任何合格的学术作品的基本要求，谈一点个人体会。
为了阐释拙著所谓的“标新”，首先请允我引述日本著名史学家纲野善彦近年对日本史研究状况的点评：“日本人的出现、日本国的成立、日本国首次登上国际舞台，这些堪称日本史出发点的重大事实几乎不为当今日本人所知的现实，的确令人惊讶。我认为，对这一现实不管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形成这一现实固然有深刻的根源，但是其直接的背景，则是明治以后政府将‘记纪’（按：《古事记》、《日本书纪》）神话所描绘的日本‘建国’的历史，不加分析地通过国家教育作为史实全面向国民灌输。战败后，战后历史学虽然以对神话为基础的历史进行了批判，对天皇亦持有批判性观点，试图以史实为基础对历史进行学术性探讨，并通过这种探讨还原历史原貌。但是，战后历史学依然没有将与天皇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日本’，作为研究和探讨的对象。1966年政府继承‘纪元节’传统，将其定为‘建国纪念日’时，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历史学研究者也没有认真探讨‘日本国’的建立，而是始终沿用‘日本的旧石器时代’、‘绳文时代的日本’、‘弥生时代的日本’等表述，使这一状况延续至今。因此，不能(1)不说‘日本’建国的历史，依然是战后历史学的一个盲点。”
为了努力消灭这一“盲点”，笔者参阅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对有关史籍的论述爬梳整理，大致勾勒了一条日本列岛的形成、日本人的形成、“日本”之由来的粗略线索。
此外，拙著在其他一些方面亦不乏所谓的“创新”，即关注中国日本史研究极少被关注的问题，如日本列岛、日本人如何形成；如何认识最初的“日本”、“邪马台”和“倭国”；日本女天皇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日本独特的“摄关政治”为何形成；构成日本二元政治的“武家政权”在镰仓时代如何建立；“传承至今的日本文化”在室町时代如何形成；丰臣秀吉何以在颁布传教士保护令《关白殿许可状》后，突然颁布《传教士驱逐令》；从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到德川将军“元和偃武”，日本在重新统一的路上经历了哪些重大变故；幕末时期天皇和将军的明争暗斗究竟暗藏了多少玄机；“明治宪法体制”的建立和完成，主要涉及哪些基本问题，主要是哪些人的功绩；“大正民主时代”之后，为何旋即出现法西斯专制；中日战争为何爆发、为何逐步扩大；日美外交战究竟如何展开，以至太平洋战争最终爆发；“东京审判”未审天皇，真正原因究竟何在；“象征天皇制”能继续存在，靠什么继续支撑；“55年体制”的解体原因和标志究竟何在，中日复交的“关键问题”最终如何得以解决；战后日美关系经历了哪些重大变化，《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如何“关注”日本“周边”；《联合国维持和平协作法》为何成为法律，其内容及适用当如何理解，等等。笔者不才，但有这些“疑问”担任向导，笔者问心无愧地认为，和同类著作相比，拙著当还算有点“新意”。
前日本首相吉田茂曾撰有一书，题名《激荡的百年史》，论述明治维新后日本风云激荡的百年历史。笔者在撰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经常怀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如风云在胸中激荡的感觉和感慨：日本的历史如同时刻处在地震、台风、火山和海啸颠簸中的日本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中，激荡的历史何止百年！
拙著标新立异之“立异”，主要体现于致力纠正一些因是泰斗和权威的论述，以至成为学界“通识”的史实性错误。作为论据，恕我在此斗胆冒犯，摘引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中的两段论述，并(2)作说明：
引文一：“（江户）幕府颁布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度》17条，规定天皇只许从事学问，诵读《群书治要》、《禁秘抄》，吟诵和歌，不得过问政治。”
这段论述关乎“万世一系”的天皇的地位、江户幕府政治体制之特征，尤其关乎明治维新的前提，其重要性当毋庸赘言。唯其如此，笔者不得不立“异”予以扶正。为了说明其错误所在，在此照录“法度”原文：“天子诸艺能之事，第一御学问也。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致太平者，未有之也，《贞观政要》明文也。《宽平遗诫》，虽不穷经史，可诵习《群书治要》云云。和歌自光孝天皇未绝，虽为绮语，我国习俗(3)也，不可弃置云云。所载禁秘抄，御习学专要候之事。”
姑且不论原文中的“第一”和引文中的“只许”纯属两个概念，其实查考原文，《日本史》所述是否有错，已一目了然。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法度第一条”中提及的几本典籍，《禁秘抄》是有关朝廷礼仪和政务的“指南”或“教科书”，是镰仓时代顺德天皇为训诫后世即后代天皇而撰写；《贞观政要》阐述的是唐太宗的治世之道；《宽平遗诫》是平安时代宇多天皇给皇子醍醐天皇的告诫；《群书治要》则是中国唐代从群书中汇集关于统治的内容编纂而成。因此，“法度第一条”所谓的“学问”，是关于朝廷礼仪和政务知识，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在书斋里潜心钻研的“学术问题”。《日本史》以今义释古义，错解了文中“学问”的含义。作个不恰当的比喻，日文中的“娘”（女儿），如果我们作“母亲”理解，笑话可就闹大了，尽管由于日文中有大量汉字，此类笑话可谓比比皆是。
引文二：“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发表，这是反法西斯盟国敦(4)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公告。”《波茨坦公告》涉及盟国对日本的处置，且和上段引文有一相同之处，即亦涉及日本的“国体”，在日本史上占有无可替代的位置。因此正确阐述，当是最基本要求。但是，对照原文，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史》的阐述也存在史实性错误——《波茨坦公告》共十三条，其中第五条是：“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第十三条是：“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5)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核查原文不难发现，《波茨坦公告》本身就是美英中三国为敦促日本尽早投降而提出的“条件”，如果按照《日本史》的阐述，显然构成提出诸项要求日本投降的条件，“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这种显而易见的悖论。但事实上《波茨坦公告》本身并无悖论，这一悖论是因为《日本史》混淆了要求“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第13条）和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两个不同的概念。顺提一笔，赵建民、刘予苇主编的“大陆第一本日本通史”，也有同样错误：“7月26日，(6)美英中三国《波茨坦公告》发表，敦促日本及早无条件投降。”
吴廷璆先生是日本史研究权威，对我等后学而言，其名如雷贯耳，令人肃然起敬。所以指出吴先生主编的《日本史》中的上述错误（在拙著中我还指出了其他一些错误），实在是因为该论著堪称中国最全面、影响最大的日本通史性论著，被诸多日本史学子奉为“教科书”。唯其如此，我才不得不犯颜立“异”，以绵薄之力予以扶正。更重要的是，试想，如果我们批判日本右翼分子“篡改历史”，而对方以我们在叙史中的讹误反唇相讥，我等何言以对？总之，作为后学，我绝无鄙视，更无诋毁《日本史》之意，在此切望吴廷璆先生在天之灵鉴谅。同时，我也相信吴先生一定会理解我作为后学的主张：我们可以不敬畏学术界权威，但是我们必须敬畏治史之真谛。“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信哉斯言！
同时，我也想借此告之前辈同人、后学诸君，学识丰富如吴廷璆先生，其主编并由诸多名家执笔的《日本史》尚难免犯错，拙著是否有错，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正如本套丛书责任编辑张广勇先生在嘱我撰写《日本通史》时所言：“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尽可能将一个个问题搞清楚，就可以逐步将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确实，中国日本史研究的进步，和任何领域的学术进步一样，必须依靠一代代人薪火传承，必须由我们努力去澄清一个个应该乃至必须澄清的问题。从实为学生至虚为学生之“教授”，我常以此自勉，并勉励我的学生。14年前，我刚毕业时，吕万和先生曾来信勉励我：“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经历了几代人，但最有希望的是你们这一代人。”求学多年，自感辜负了吕先生的期待。但是为营造“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推波助澜，却是我始终不渝的心愿。
得益于在恰逢150年校庆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之便，且我的合作教授恰巧是图书馆馆长杉山伸也教授。很多国内难以寻觅甚至无以寻觅的珍贵史料，在这里可以“信手拈来”。因此，我对“庆应义塾图书馆”进行了尽可能充分的利用，并不无感慨地对朋友坦言：“我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写《日本通史》，和在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写《日本通史》，显然有天壤之别。”有人以“物是人非”形容世间之变故，我以“人是物非”表述写作条件之不同。或许可以斗胆直言，得此便利，和很多无奈靠研究性著作即所谓“二手、三手材料”支撑的论著相比，“论据”即史料之丰富，或许可称为拙著的一个亮点。我也正是凭借这些史料，构建了拙著貌似庞大的篇幅。
历史学一代宗师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序言中称，他写作该书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史实之真相”，并由此确立了“兰克史学”的一项基本原则：“史料本身会说话”。虽然此原则或有偏颇，并且特别自20世纪50年代面临严峻挑战。后现代主义更以“能够客观叙述历史的、具有首尾一贯之连续性的语言本身就不存在”，对此类传统史学观提出反驳。但我认为，即便如此，忠实地引述史料，比之未见史料而随意评判史实的治史态度可取。何况以1978年英国史学家约翰·斯通的《叙述的复兴》为标志，一股力求客观记述历史而非主观评判历史的潮流，已经形成。
西方传统史学认为，“史料沉默的地方，历史也在沉默”。我认为，“史料沉默的地方，历史必须沉默”。因为，史料之于史学，犹如皮之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史料而叙史，只能是虚妄武断的夸夸其谈。在追求学术“大跃进”，治学不无“浮夸”的今天，这种夸夸其谈我们难道还见得少吗？当今史学界，究竟缺少历史的“画匠”，还是缺少历史的“法官”？何况很多“法官”在“断案”时，对案情几近无知。
最后需要对拙著《日本通史》的内容作一重点说明：
拙著涵盖日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的变迁。然而，“文化”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学者的论述中，“文明”和“文化”指代同一范畴，属可以互相置换的同义语。因此读者诸君不难发现，包括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在内，很多史著的“文化”范畴包容甚广，凡属观念形态的内容几乎均被纳入。但我认为那样做不仅淡化了日本文化的本质，得不偿失，而且我也力所不逮。为了避免这种缺陷的产生，我根据著名社会文化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在“历史文化结构论”中关于“文化”和“文明”的辨析，对两者作四项区别：1．文明是被“发现”的，而文化则是被“创造”的。“一切文化的发展始终是创造。因此带有创造的标志’”。宗教即属这一范畴。2．被“发现”的文明具有普遍适用性，而被“创造”的文化则具有“排他性”。3．“文明过程”中的“发现”具有时间和空间的累积性，而“文化运动”中的“创造”则具有“一次性”。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话解释：“火药和发动机制造在中国早就得以成功，但是没有被用于为整个人类社会造福，而是借助于重新‘发明’它们的西洋之手，引领了整个现代世界伟大的技术革命。”相反，虽然文化也有变化，但是，“就本质而言，这些变化都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其内容没有变化”。4．文明过程存在明确的目的性和选择性，而文化运动则没有这种直接的“功利”色彩。阿尔弗雷德·韦伯指出，“文化”是“灵魂的表现和灵魂意欲的展示，是处在一切知性的支配现实的手段背后的本质”。
基于上述理由，如作一通俗解释，拙著中的“日本文化”属日本“独特的文化”，如神道教、佛教、儒教、“西学”、物语、和歌、俳句、浮世绘、猿乐、屏障画，等等，而不是但凡可以理解为“文化”的一切观念形态的产物。
韩愈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日本通史》上下数千年，涉及广泛领域。以我之绵薄学力，要深入正确地阐述拙著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有鉴于此，后学哪怕是我直接指导的学生，也必然能至少凭借一管之见，在某个方面指出拙著中的讹误。我真诚地欢迎和期待读者诸君不吝赐正，并将对此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冯玮 敬识(1) 纲野善彦：《何谓日本？》讲谈社，2001年，第88—89页。迄今为止，日本仍以“神武天皇即位日”，也就是2月11日为“建国纪念日”。(2)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页。(3) （日）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3·近世》，岩波书店，2006年，第82页。(4)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第780页。(5)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原书房，1966年，第626—627页。(6) 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第一章史前时代一、日本列岛的形成和日本人的起源球的历史按照地质年代被划分为始生代、原生代、古生代、中生地代、新生代。今天的日本列岛在距今约6亿至2.3亿年前的古生代仍卧于海底。至古生代末期，海底开始隆起，在经历了地球在距今约2.3亿年至6 500万年后发生的剧烈的“造山运动”后，当今日本列岛的弧状骨架开始形成。
中生代后的新生代分为两部分：第三纪、第四纪。第三纪自距今6 500万年至200万年前，是高等哺乳类动物和类人猿出现的世纪。自距今约200万年前至今天，按照地质年代划分属新生代第四纪。自距今约200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第四纪，由两个时期构成：更新世（洪积世）和完新世（冲积世）。更新世自距今约200万年至距今1万年，完新世自1万年前延续至今。在数以亿年计的地球史中，堪称“现代”的新生代第四纪，也是今天我们能够在地表上能够以肉眼看到的各种事物，如火山、湖泊、河流、丘陵、盆地、平原开始出现的世纪。特别在更新世，地球上反复发生着对以后诞生的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动。例如，在亚洲大陆的东部边缘，经过激烈的地壳变动，呈弧状南北走向的日本列岛的基本构架开始形成，并在更新世几经变化，而引起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冰川的消长。更新世一般被称为“冰川时代”，但是在长达200万年的更新世，地球并非始终被封冻在冰床底下。事实上，在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中，因极地和高山的冰川显著扩大导致地球寒冷化的冰冻期，同冰川消融引起大地回暖的温暖期，曾有多次交替。科学家通过分析花粉等科技手段获知，当时至少经历了两个冰冻期和两个温暖期。
更新期诞生的人类，在寒冷的气候和温暖的气候，即如非洲大陆般湿润多雨的气候，同广袤无垠的寒冷的沙漠般干燥的气候交替的严酷的自然环境的变动中，依靠自己的劳动，不断适应着不同的时代和地域的自然环境，创造出了延续至今的人类历史和文化。
在冰川时代即更新世，不仅在今天依然冰雪封冻的阿尔卑斯、喜马拉雅，以及阿拉斯加，而且在其他大陆也覆盖着如南极地区那样的厚厚的大陆冰床。在冰川时代的极盛时期（距今约2万年前），自包括英格兰在内的西欧、北欧和东欧整个地区、西伯利亚大部分，至中国北部、五大湖附近以北的美洲大陆以及各地区的高山地带和周边地区，在占北半球整个陆地面积约三分之一的广阔地域范围，覆盖着厚达2 000多米的冰床。
大量冰雪覆盖大陆，海水必然相应减少，海水减少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地球上整个海面的下降。于是，在距今约13万至12万年前的间冰期，随着冰川的消融，海面开始隆起。间冰期持续达1万至15 000年。在极盛时期，海面下降达100至200米左右。
在日本列岛周边海面，延伸着离海面200多米的大陆架；阻隔大陆和九州的对马海峡，则水深不足140米；北海道和本州之间的津轻海峡，水深约140米；横亘于日本和俄罗斯的宗谷海峡，水深为40米；连接北海道北部和库页岛的间宫海峡，水深更是仅40米左右。在海面下降达100多米的冰川期，日本列岛南北两端，均由大陆架和大陆断续相连。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还不是“列岛”。从日本各地更新世的地层处，通过考古，发掘出了长毛象等20多种象的化石，以及虎、犀牛、鹿等大型动物的化石。在今天的日本列岛，还发掘出了很多兽类动物的化石。那些现已灭绝的动物，是在日本依然由大陆架和大陆相连的各个时代从亚洲大陆到达日本的。
根据上述古生物学的化石资料，以及地质学研究的证据，科学家推断大陆架形成的年代，最近的可以追溯至距今约2、3万年前，在此之前是5、6万年前，最久远的则可以追溯至10多万年前。在距今约1万年前的冰川后期，由于海底地壳隆起、海面上升，日本列岛最终形成。
有关日本人的起源的科学性研究，是由1823年赴日的德国人西博尔德（P. F. von Siebold）开创的，即距今已有190多年历史。在明治初期，即19世纪70、80年代，西博尔德的儿子希尔德（H. von Sield）、莫斯（E. S. Morse）、巴尔兹（E. von Bälz）、米尔内（J. Milne）等外国研究者，对日本人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之后，日本本国的研究者也开始了对日本人起源的研究。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被归纳为三种理论：一、人种交替论；二、混血论；三、演变论（又称连续论）。(1)
一、人种交替论。按照这种理论，在日本列岛曾经出现过一次或两次人种交替。简而言之，即在很久以前，土著的绳文人的祖先被现代日本人的祖先驱逐出了日本，外来民族是日本人的祖先。例如，平井正五郎即持这种观点，其依据是根据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当年的陶器，阿伊努人是不使用陶器的。这种理论能够比较简单地解释日本列岛上的绳文人和现代日本人，以及阿伊努人和本土人的差别。但是，仍存在许多按照这种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例如，如何解释日本东西部在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二、混血论。和人种交替论相比，这种理论更具有说服力。按照这种理论，绳文时代的土著居民，在进入弥生时代以后和日本周边族群的人融合，逐渐形成了现代日本人。例如，京都大学医学部的清野谦次通过对1 000多个人体遗骨的收集、测量，指出石器时代的人不仅和现代的阿伊努人类似，而且和现代日本人也类似。因此，不是继阿伊努人之后日本人的祖先登上了列岛，而是石器时代的人是两者共(2)同的祖先。但是，这种理论也有缺陷，即难以解释阿伊努人、冲绳人和本土人之间的差异。换言之，难以用这种理论对作为整体的日本人的形成进行解释。
三、演变论（又称连续论）。按照这种理论，现代日本人是土著的绳文人经过长期的进化逐渐形成的。早在19世纪80年代，解剖学家小金井良精即通过将绳文时代人骨和北海道现代阿伊努人的体格进行了比较，指出两者存在相似处，如头骨缝合、眉间突出、上膊骨、(3)胫骨扁平等。但是，这种理论也有缺陷，即难以解释日本人所存在的地域性差异，如东西部日本人的差异。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理论最大的分歧，是对现代日本人和土著的“绳文人”关系的认识，即要么认为两者完全无关，要么认为两者密切相关。而上述理论共同的缺陷，就是都无法说明日本人地域性的差异，以及具有独特的身体和文化特征的阿伊努人（虾夷人）、冲绳人和本土人的关系。要澄清上述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首先必须通过考古发现，对日本人形成的历史进行概要性追溯。
尽管在日本发现了1 0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但日本更新世人(4)类化石仅有少量发现，不满10处，主要有以下几例：
1931年，直良信夫在兵库县明石市西八木海岸崩塌的土层中，发现了一块人类腰骨化石，有学者根据对其石膏模型推断，认为当属更新世猿人，但未被学术界所接受。1948年，日本人类学家长谷部言人在《人类学杂志》60卷1号上发表了《论明石附近西八木前期堆积层出土人类（石膏模型）的原始性》一文，对此作了明确否定。战后，学术界对此再次进行了探讨，但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对其原始性再度表示怀疑，认为“明石猿人”化石可能是绳文时代以后的人类化石。
1950年，吉泽兵卫等人在枥木县安苏郡葛生町，发现了一块“葛生人”腕骨；
1957年，石川一美等人在爱知县丰桥市牛川町发现了所谓“牛川人”的左上腕骨和右大腿骨化石。经推断，这一化石当属10万年前，即更新世的猿人的化石。根据对其遗骨的复原，发现其身材很矮，较好地显示了原始特性。
同年，即1957年，高桥佑吉在静冈县引佐郡三日町发现了“三日人”的大腿骨、头骨的一部分等7块遗骨。根据炭14同位素测定，将遗骨和鹿等动物的遗骨的比较，以及对氟含有量的检测，科学家认定其为新人阶段的人类化石。
1961年，在静冈县浜北市根坚，即“三日人”出土的附近地区，浜北市教育委员会发现了“浜北人”遗骨；在冲绳发现了“山下洞人”、“港川人”等。
1962年，日本洞穴遗址调查委员会的八幡一郎等人在大分县南海部郡木匠村宇津圣岳石灰岩洞穴第三层，发现了成年人头盖骨片和尖锐石器。这是迄今为止日本人类化石和石器一并出土的唯一遗址。
不能不指出的是，仅依据上述考古材料，我们仍难以理清日本人起源的端绪。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日本人的起源呢？为了澄清这一问题，似有必要按照年鉴学派的方法，对日本人形成的历史，从古至今作一长时段的鸟瞰和梳理。（一）石器时代（200万年前至1万年前）
众所周知，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是在亚洲发现的古人类的代表。但是他们如何变为现代亚洲人的进化过程，目前还不明了。因为在猿人和新人之间，还存在旧人阶段。但目前关于旧人阶段的考古发现还相当少，因此只能从新人阶段开始追溯。
在新人阶段，即大约距今3万年前的原始时代，亚洲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其出发点是今天的东南亚。当时，东南亚地区的气候宜人，资源丰富，因此人口密度较高，呈饱和状态。这次迁徙是人类为了赡养大量增加的人口的一种对应战略或无奈之举。根据考古发现，迁徙人群最初至少有两支，一支沿着中国大陆北上，并至少到达了今天的中国河北省。另一支则从东南亚沿着东海大陆架或者说从中国大陆东进，登上了日本列岛，这批人被认为是日本绳文人的祖先。也就是说，当时形成了两类亚洲人：东南亚人和东北亚人。
根据考古发现，目前发现的被认为是日本人直系祖先的最早的遗骨，是距今约18 000年的人类遗骨。这种遗骨以冲绳县那霸市近郊的具志头村港川发现的“港川人”为代表。这一遗迹由大山盛保发现，由东京大学铃木尚为中心的科研小组进行调查。当时发现的是一男性遗骨，身材矮小，据推断约155厘米，因此被认为属东南亚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考古发现。总之，目前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都属于东南亚系人。但他们是如何到达日本列岛的，目前尚不明了。（二）绳文时代（约为1万年前至公元前2 500年）
绳文人遍布从北海道至冲绳的整个日本列岛。虽然绳文人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和现代日本人相比，其差异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因此可以认为绳文人属于同一支人。
绳文时代处于冰川后期。如前面所述，当时日本列岛由于海面上升而和大陆分离。这一地理条件使得大陆人口的流入，以及日本列岛和大陆的文化交流非常困难。事实上，绳文人的骨骼形态和中国同时期人的骨骼形态存在很大差异，而和港川人等则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绳文时代早、中期，日本列岛和大陆之间几乎不可能进行交流，包括遗传基因的交流，即绳文人是在和大陆不同的生态环境、食物资源的影响下，沿着独特的方向进化的。1989年，宝来聪等研究人员将约5 800年前的绳文人的遗骨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人的DNA进行了比对，结果显示两者基本一致，但是和东北亚人的DNA则不同。这一结论使人们有理由可以认为，绳文人和东南亚人存在血缘关系。（三）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
对于日本人和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来说，弥生时代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政治上，弥生时代后日本进入了大和时期，在文化方面弥生时代引入了中国大陆的水稻种植技术。在人口方面，弥生时代日本列岛的人口激增——这是本部分要谈的主要内容。
弥生时代人口激增的原因在考古发现中可以找到答案：亚洲大陆人口往日本列岛的迁徙始于绳文时代晚期，至弥生时代急剧增加。根据上田正昭的研究，一波又一波源自东北亚的迁徙浪潮从绳文时代晚期、弥生时代初期持续至公元7世纪，即持续了约1 000年。金关丈夫、牛岛阳一等根据山口、佐贺等地的出土遗骨判断，认为这些先民当来自朝鲜半岛北部，他们和土著的绳文人逐渐融合。另据考古发现，来自朝鲜半岛的不仅仅是朝鲜半岛人，其中有不少人原先居住在东北亚其他地区。也就是说，他们属于东北亚系亚洲人。这一发现否定了“演变论”即“连续论”。
从日本全国来看，居住在九州北部和本州南部的弥生人和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弥生人存在很大差异。前者具有较明显的东北亚人的特征，而后者则具有较明显的土著冲绳人的特征。总之，从人类学角度看，在弥生时代，日本列岛已经存在“渡来系”、“绳文系”两大集团。前者主要居住在北九州，后者则分布于其他地区。也就是说，日本人的“二重结构”，产生于弥生时代。（四）古坟·大和时代（公元3世纪至公元7世纪）
古坟时代在日本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近畿地区出现了“朝廷”，即大和朝廷。大和朝廷为了吸收大陆的先进文化，大量接受登陆日本列岛的外来人，从而使外来人口急剧增加。根据考古资料判断，古坟时代踏上日本列岛的人也具有东北亚人的特征，他们大都居住在日本西部，从而使东西日本人的差异比弥生时代更加明显。另据考古发现，还有大量介于两者之间，既兼具“绳文系”和“渡来系”两方面特征的遗骨。因此可以判断，当时必然存在“绳文系”和“渡来系”两个族群的融合（混血）。
需要强调的是，在古坟时代，日本人口有很大增加。造成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是“渡来人”的大量涌入：据估计，在这一时期，大约有数十万至100万人迁入日本。他们在各方面给予了日本列岛土著的绳文人很大影响。
那么，对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该如何理解呢？在很长一段时期，阿伊努人的起源一直是个谜。但是现经考古发现，自绳文时代早期，北海道便居住着和本土的绳文人相同的人类。后来，由于当地和日本本土受到外来的影响不同，因此其进化过程也就必然不同。根据三泽章吾、尾本惠市等人进行的遗传学研究，阿伊努人也属亚洲裔族群，特别是尾本惠市还进一步证明了阿伊努人和菲律宾人的类似性。这一研究成果否定了阿伊努人“白人起源说”和“澳大利亚人起源说”，支持了“东南亚起源说”。
阿伊努人和本土人的这种关系，在冲绳人和本土人之间也同样存在。早在明治时期，西方学者贝尔茨就指出了阿伊努人和冲绳人明显的相似性，认为两者系源于同样的祖先。日本学者池田次郎也通过头盖骨研究，显示了阿伊努人、冲绳人和东南亚人的相似性。研究日本人起源的权威学者安田喜宪将池田次郎的研究数据和其他许多人类集团进行了比较，将阿伊努人、冲绳人归为绳文人一类，将本土人同中国人和朝鲜半岛人归为一类。也就是说，前者属于东南亚系，后者属于东北亚系。
至少至17世纪，冲绳诸岛的居民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地理上都和本土（九州）隔绝。冲绳诸岛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居住着绳文人，并且至中世纪几乎没有和朝廷存在政治联系并受其影响。这一点和北海道类似。两者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与这一历史背景不无关系。也就是说，冲绳人和阿伊努人一样，直接承继了绳文人的很多特征。（五）现代日本人
今天，人们不难发现日本东西部在语言、风俗习惯、食物偏好、考虑问题的方式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差异。不仅如此，东西部日本人的身高、头和面部形态、指纹、掌纹、血型、DNA分布频度等方面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考古发现中也能够找到答案：特别在弥生时代以后，东西部的差异日趋明显。
值得关注的是，东西部的差异以中部为界，而且大多数特征自西向东呈渐进性变化。根据小山修三的研究，在绳文时代，日本列岛东部的人口远比西部的人口多，但是从弥生时代开始，西部的人口急速增加，并在弥生时代晚期，至迟在古坟时代初期超过了东部日本。所以产生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渡来人”传入了以水稻种植技术为主的大陆文化。也就是说，今天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存在的东西部差异，主要起源于弥生时代。
上述结论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证实。战后，东京大学人类学者长谷部言人经过研究提出，绳纹时代的日本人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历经弥生时代、古坟时代，演变成了当今日本人。他对现代亚洲各民族的体质作了详尽比较和调查，于1951年在《日本人的祖先》中提出：“认为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中国南部的主张，是迄今为止最具有说服力的主张。”也就是说，战后的主张注重体质的变化，但是并不忽略和否认由于新人种的到来而引起的混血。近年安田喜宪在日本各大学、博物馆30位人类学者和解剖学者的配合下，对自北海道至九州13个地区的711个男性遗骨标本和537个女性遗骨标本进行了研究，发现自日本西部至日本东部呈明显的“斜坡”即渐进性变化。在九州北部和本州西部，存在东北亚系（即渡来系）集团的明显特征，在日本列岛其他地区，即北海道、本州东北部、四国、九州南部，则残留着东南亚系（绳文系）集团的明显特征。冲绳诸岛也残留着绳文系的浓郁特征。这一研究结果和遗传学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耐人寻味的是，残留着绳文特征的地区，都是古代朝廷的影响较弱的地区。日本人常被称为单一民族，但是安田喜宪认为，考虑到日本人中并存着东南亚系和东北亚系两大集团、他们之间的融合迄今仍在进行这一事实，或许将日本人称为“混合民族”更为恰当。
综合上述内容，似可以用“二重结构模式”表示日本人的形成，即本州西南部和九州北部的日本人，显示出东北亚系人的特征，而北海道、本州东北部、四国和九州南部以及西南诸岛，则具有东南亚系人的特征。由于亚洲大陆各形态的分布和日本列岛（九州南部和西南诸岛除外）的各种形态的特征呈相反的状态，因此这种现象被称为“日本人中的南北逆转现象”。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弥生时代产生的日本人的“二重结构”，直到今天依然得以维持。这种“二重结构模式”可用以解释日本地域性的差异，以及解释本土系、阿伊努系、冲绳系日本人的相互关系、日本人和周边民族的关系，以及日本列岛的南北逆转现象。这种理论，也可用以对方兴未艾的日本文化的基层结构进行研究。二、先土器时代
按照西方观点，日本先土器时代约相当于旧石器时代。
科学家根据器具的材质将迄今为止人类进步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事实上，这种通过器具的进步划分历史的方式，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已经萌芽。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将人类历史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铁和恐怖时代共5个阶段，以显示具有宿命论色彩的末世观。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提出，人类经历了3个时代：使用木器和铁器的时代、使用青铜的时代、使用铁器的时代。虽然这种考察是哲学而非自然科学的考察，但是在强调以人为本的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考察却成了唤起人类关注自身历史的动因，并使考古学最终得以确立：18世纪，被誉为“考古学之父”的德国美术史家温克尔曼奠定了以古典古代世界研究为中心的考古学基础。在这一考古学确立期，北欧各国，特别是瑞典和丹麦的学术界，则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展开研究。19世纪中叶，瑞典史学家尼尔森（S. Nilsson）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特殊资料为依据，出版了《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土著居民》一书，并在书中首次使用了“史前史”这一概念，提出当地居民最初使用石器、之后使用铜器、再后使用铁器。
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Thomsen，Christian Jürgensen）积极吸取了尼尔森等人的学说，在1836年发表了《关于北欧远古纪念物和古代遗物的简单展望》一文，明确提出了“三时代划分法”，即根据器具的材质，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引起了极大反响。不仅如此，汤姆森还在担任丹麦皇家文物保存委员会负责人、整理各大学图书馆陈列室的资料时，将出土文物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他的这一做法，被认为是“三时代区分法”最初的具体运用。汤姆森的“三时代划分法”很快在欧洲获得接受并得以普及。虽然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E. Lartet对将石器时代细分为属于更新世的旧石器时代，以及属于完新世的新石器时代进行了探讨，但是三时代区分法作为人类发展史最基本和普遍的时代划分，迄今仍保持着生命力。
继汤姆森之后，英国考古学家罗德·埃维布雷（Load Avebury，1834—1913年）在1865年出版了《先史时代》（Prehistoric Times）一书，引起极大关注。埃维布雷在书中将“石器时代”前半期，称为“漂流的时代”（That of the drift），其时段相当于地质年代的更新世（即洪积世）。按照埃维布雷在书中的叙述，当时人类和长毛象或獾等现今已经灭绝的动物生活在一起。他将这一时代称为Palaeolithic，意为“旧石器时代”。今天人们普遍采用的“旧石器时代”这一概念，就是在他的书中首次出现的。与之相对，埃维布雷将石器时代的后半期称为“石器时代之后的磨制石器时代”（The later of polished stone）。同年，另一位英国考古学者鲁博克（J. Lubbock）将石器时代的前半期命名为“旧石器时代”，将石器时代的后半期命名为“新石器时代”。
然而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事实上这种划分也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对旧石器时代的认定，依据的是当时存在现已灭绝的动物属于更新世的观点，即依据的是古生物学、地质学的观点，而对新石器时代的认定，依据的是当时存在磨制石器，即依据考古学的观点。也就是说，对石器时代两分法，并非依据同一基准。因此，对石器时代的研究，还存在广阔发展空间。
那么，日本是否也存在与其他地区类似的旧石器时代呢？长期以来，这始终是一个未经证实的疑问。至20世纪40年代，这一疑问因“岩宿遗迹”的发现而获得了解答。
1946年，24岁的年轻考古学者香泽忠洋在群马县笠悬村发现了疑属旧石器时代的遗迹。1949年9月11日至9月13日，明治大学考古学研究室以杉原庄介教授为首的考古队对这一发现进行了预备性调查。10月1日至10日，该研究室开始了第一次正式调查，之后于1950年4月11日至4月20日，又进行了第二次正式调查。通过三次调查，取得了巨大收获：从被认为属5万年即更新世第四冰川期的地层（堆积着火山灰的赤土层），发掘出了无疑由人类打造的、形状如斧子的石器，即通过考古发掘首次证明了在日本列岛也曾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存在。这一遗迹，现根据地名被命名为“岩宿遗迹”。此后，在日本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约2 000多处同属旧石器时代的遗迹，从这些遗迹出土的石器，全都是2万年以前的石器，其形状大都呈刀状或矛状，按照欧洲旧石器时代的编年，属新人阶段旧石器时代的器物，或紧随旧石器时代的中石器时代器物。
自岩宿遗迹发现后，日本学术界指称这一普遍采用石器的原始时代的术语，随研究的进展几经变迁。
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将这一时代称为“先绳文时代”或“前绳文时代”。所以采用这一术语，是因为当时的学术界对这些新发现的石器是否属于旧石器的器物，仍持审慎态度。例如，八幡一郎1955年发表于《日本考古学年报》第三号的论文，即开宗明义地将标题定为《先绳文式文化遗迹》。
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更普遍采用的，是“无土器时代”这一术语。采用这一术语的代表人物是芹泽长介。芹泽长介不仅早在1954年发表于《骏台史学》第四号上的论文即定名为《预察关东及中部地区无土器文化的终末和绳文文化发生的关系》，而且在1957年由日本评论新社出版了其代表性著作《无土器文化——考古学笔记先史时代（1）》。以芹泽长介为代表的考古学者采用这一术语的理由是：所有新发现的这些器物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均不是以土器制成，同有土器存在的绳文时代形成了对比。他们同时认为，很难断定石器一定存在于绳文时代之前。这一观点不仅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且迄今仍有学者将相应于旧石器时代的这一时代，称为“无土器时代”。
1960年后，又有学者将这一时代称为“先土器时代”，采用这一术语的代表人物，是明治大学“岩宿遗迹”考古队的领导者杉原庄介。他1965年编纂并由河出书房出版的《日本的考古学》第一卷，更使这一术语得以普及。这些学者采用这一术语的理由是：“无土器文化”（Non-ceramic Culture）这一术语，虽然是用以指称日本仍处在尚未拥有土器的特殊文化阶段，但是以“无”，即“没有”的东西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指称一个时代，是不合适的。他们认为，应该将这一先于绳文、弥生两个时代，即先于陶土器制作之前的时代，定名为“先土器时代”（Pre-ceramic），使之作为考古学意义上的日本史的一个时代。可能由于和“旧石器时代”相比，“先土器时代”这一术语更能显示日本原始时期的特征，因此由诸日本历史学权威主编或撰写的论著，如井上光贞、永原庆二、儿玉幸多、大久保利谦主编、山川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日本历史大系》，以及林屋辰三郎撰写、岩波书店1988年出版的论著《日本文化史》等，均采用这一术语。
之后，由于日本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考古学家探明“先土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属于更新世（洪积世），按照世界史的观点，那个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因此，许多学者开始采用“旧石器时代”这一术语。而强烈主张采用这一新术语的代表人物，就是当年以“无土器文化”指称这一时代的芹泽长介。他刊载于1962年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中的《日本旧石器时代的诸问题》，在标题中即显示了采用新术语的主张。在当今日本学术界，“先土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两个术语均被采用。
但是，也有一些著名学者认为“先土器时代”的器物基本上属“新石器时代”器物。持这种观点的核心人物，是在绳文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显著业绩的日本石器时代研究代表性人物山内清男，其理由是：第一，以放射性同位素测定年代的数值并不可信；第二，从先土器时代的遗迹中有磨制圆凿和磨制石斧出土；第三，同日本周边特别是西伯利亚出土的新石器比较，绳文早期的夏岛遗迹的年代约距今4 000年前，先土器时代是从约7 500年前开始的，历时5 000年，而旧石器时代距今至少1万年。第四，地质学者的研究具有明确目的性，难以信任。当然，山内清男等并非认为日本根本不存在旧石器时代。但他们认为“旧石器仅在大分县的丹生遗迹、群马县不二山遗迹、群(5)马县权现山遗迹等遗迹中有极少发现”。山内清男的观点自然遭到反驳。特别是他认为碳14同位素测定法不可信的理由，被认为是对科学的否定。
虽然“先土器时代”或“旧石器时代”的特征是采用石质器物。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属于这一时代的石质器物的形态，经历了(6)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是狩猎器具产生阶段。在这一阶段，以刃器技法作为石器制作技术之基础的剥片石器，特别是刀形石器还不发达，大多是砾器、握槌之类的敲打器。属于这一阶段的考古资料不多，迄今为止发现的仅有上述群马县岩宿遗迹、武藏野的立川最底层的ローム层两三处遗迹，以及尚未完全确定的群马县权现山遗迹和同样在群马县出土的不二山遗迹。这些遗迹出土的石器，均属于这一阶段。这些被统称为“敲打器”的石器，自最初作为人类工具的粗陋的砾器的出现至握槌问世，经历了漫长的、约100万年时间。那些敲打器有一个短柄，可以直接用手握住，可以击打和杀死动物，可以分割猎获物，可以砍树，堪称“万能器具”。因此，按照器具发展史的观点，这种器具尚属于形态同用途不对应，即功能未分化阶段的石器。另外，那些狩猎器具在捕杀行动相对迟缓的体形高大的野兽时，只能发挥主要依赖人的肉体和腕力进行攻击的辅助性作用。
第二阶段是刀形石器出现并用作狩猎工具阶段。日本旧石器时代遗迹出土的石器，大部分是石刀。具有尖头和利刃的石刀，不仅可以瞬时切开猎物的皮肤并拉大伤口，而且可以刺入猎物的身体将其捕获，使猎物的伤口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如果装上长长的木柄，不仅可以在猛兽反击时有效地护卫自己，还可以追捕小动物。因此，刀形石器作为较进步的狩猎工具得以问世后，不仅被用作刺杀工具，而且催生了有尖锐的刀刃因此可切开动物的皮肉，以及针对不同用途，能便捷地用以切削木头和骨头的、形态各异的刀形石器。刀形石器的问世，使旧石器时代制作狩猎工具的水平，达到了顶峰。考察上述在武藏野的立川ローム层下部出土的最古老时期的刀形石器，可以发现那些石器已经属于针对功能、用途的不同而具有相应形态的石器，即已经经历了石器的形态分化阶段。更重要的是，不仅刀形石器，那些用以切削、剥皮、凿孔的各种各样的石器，如雕器、削器、搔器、揉锥器等，在刀形石器出现以后亦一起亮相，构成了被称为“旧石器时代后期”多姿多彩的石器群，进而推动了以这些石器制作、加工的器物的发展。据科学考察，刀形石器所以唯独在日本列岛取得显著变化和进步，可能主要是因为在被称为冰川时代的更新世的自然变化中，随着象的灭绝以及取而代之的鹿、野猪和其他中小动物的增加，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在狩猎方法的改进方面作出努力的结果。
第三阶段的特征是矛形锐器的发展，特别是投掷锐器的出现。虽然在关东南部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中，矛形器具的发达不甚显著，但是在北海道和东北地区，在关东北部和中部地区，以及在日本西部，发现了许多矛形锐器在石器组成中占据主体地位的石器群。虽然在将矛形锐器安装在长长的木柄上作为突刺用狩猎工具这一点上，矛形锐器承袭了刀形石器的传统，但是从石器的两侧被仔细调整加工，整个横断面被尽量均匀打造的目的判断，似不能仅仅以技术改良加以评价，而是应有其他原因。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虽然都是矛形锐器，形状及大小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在重量方面均超出较薄的刀形石器。究其原因，可能不仅是为了装上长柄后能用作强力有效的突刺器，而且可以提高其作为投枪的远投力和命中率。在这一时期继续得以制造的刀形石器，则整体上朝小型化的方向发展，有的似用作箭镞。虽然这种锐器当时是否已被用作石镞目前仍难以证实，但不管怎么说矛形锐器特别是投枪的出现，使当时人类能在相对较远的距离猎杀动物，因而在狩猎器具发达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第四阶段的特征是细石器从周边地域流入日本、从而使日本组合形石器得以发展阶段。那些能够藏于指间的非常细小的刃器，乍一看形如石屑，极不起眼，但是在人类工具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之所以这么认为，理由是这种细小的刃器，是组合形器具的零部件。即当时的人类将很多这种细刃器排列在木质或骨质的主体器物上，制成一种“大型武器”。如果刃器经多次使用后不再锋利，则可以如我们今天更换剃须刀一样，更换新的刃器。同时，当时的人类似还能够改变其主体器物的形态，随心所欲地制成各种形状的狩猎工具。夸张一点说，这种以细石器为零部件的组合形石器的问世，是现代具有复杂结构的机械的出发点。
总之，日本列岛上的原始人类在先土器时代的不同历史阶段，如在日本全国各地陆续发现的遗迹——鹿儿岛县上场遗迹和北海道中本遗迹的坚穴；长野县茶臼山遗迹、静冈县休场遗迹、北海道吉田遗(7)迹的炉灶等所显示的，过着群居的生活；采用与上述各阶段相应的工具从事采集、狩猎和尚未发达的捕捞，创造出了日本列岛上先土器时代的原始文明。三、“我国的黎明期——绳文时代”
寺泽滋在他由近代文艺社2001年出版的《通过探讨和考察理解日本的历史》一书中，将阐述绳文时代的一章的标题，定为“我国的黎明期——绳文时代”。这一标题定得非常正确。因为日本学者普遍认为，绳文时代是真正为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奠定基础的时代。
1877年，美国动物学家摩斯对东京大森贝塚进行了考查，将从该处发掘出的陶器称为Cord Marked Pottery，谷田部良吉将其译为“索纹陶器”，白井光太郎改为“绳纹陶器”，之后有“绳文陶器”一词，二战后，学界将此时代称为“绳文时代”。一般认为，绳文文化时间跨度约为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空间跨度南起冲绳，北至北海道，覆盖整个日本列岛。对于绳文文化的空间范围，学术界基本没有争议，但是对于绳文文化的时间范围，特别是绳文文化究竟始于何时，日本学术界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土器就是绳文文化的标志，土器的问世即标志绳文文化的来临，因此持这种意见的学者将日本列岛出现的最早的土器直接称为“绳文土器”。早在1937年，山内清男就在《先史考古学》1卷1号上发表了《绳文土器形式的细别和大别》一文，将绳文时代分为5个时期，并由此开创了绳文时代的编年体式划分（吴廷璆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日本史》，也采纳了这种划分）。1969年，山内清男根据考古新发现的更早的土器，又撰写了《绳文草创期的诸问题》一文，在绳文时代设定了一个草创期，即将绳文时(8)代分为6个时期。1975年，冈本勇发表了《原始时代的生产和咒(9)术》，将绳文时代分为形成、发展、成熟、终末4个阶段。1982年，(10)小林达雄等考古学者的论著对山内清男的观点基本表示赞同。
另一种意见认为，土器的出现并不直接意味着绳文文化的形成，理由是两者并非完全一致。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以考古材料为依据，认为在先土器时代和绳文时代之间，还存在一个过渡期。属于这一过渡时期的文物的特征，既有别于之前的先土器时代的石器，也有别于之后的绳文时代的土器。最先系统提出这种观点的，是镰木义昌发表于1966年《冈山理科大学纪要》第2号上的论文《关于绳文式土器·绳文文化的起源》。之后，不少日本考古学者对这一时期作了不同的命名，如芹泽长介在出版于1967年的《信浓》19卷第4号上发表的论文《旧石器时代的终末和土器的产生》，将这一时期称为“晚期旧石器时代”，在其他论文中有时又称之为“中石器时代”；杉原庄介同样发表于《信浓》19卷4号上的论文《试论日本先土器时代的新编年体》，将这一时期称为“原土器时代”；宫下健司发表于1980年出版的《信浓》32卷4号上的论文《土器的出现和绳文文化的起源（试论）》，则将这一时期称为“土器出现期”，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意见虽然相左，但至少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均认为土器在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因此，尽管拙著采纳“原土器时代”说，即注重考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动植物生态及原始人类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的立场有所偏袒。
诸多学者已经指出，日本绳文时代属新石器时代，其时间跨度约为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代按地质年代划分，处于地质发生剧烈变动的晚冰期。晚冰期自然环境的变动，使原始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连锁反应。正是这种反应改变了原始人类的生活，催生了绳文文化。
晚冰期是更新世最后一个冰期，时间跨度约为2万年前至15 000年前。在晚冰期最寒冷时期，日本列岛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7、8度。但是，从大约15 000年前开始，覆盖于地球广袤地域上的冰川和冰床开始慢慢朝极地的高山方向退缩，气候开始显示变暖的征兆。在日本列岛，这一变化大约始于13 000年前。由于气候变化，植物生态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特别是耐寒的针叶树林逐渐为喜暖的落叶树林所取代。植物生态的变化，又引起了动物生态的相应变化，导致一些依赖原先的植物为生的大型动物相继灭绝，并进而对原先主要以猎杀大型兽类动物为生的人类生活产生极大影响，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通过对地层下花粉的分析，考古学家取得了相关依据。(11)这一因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引起“多米诺骨牌”式连锁变化的时期，就是先土器时代向绳文时代转变的过渡时代——原土器时代。
先土器时代的主要石器是刀形石器。继刀形石器之后流行于日本列岛的石器，是细石器。制作细石器的技术（细刃器技术），最先从中国和包括西伯利亚在内的亚细亚北方某地区同时传入北海道和九州地区，然后沿着各自的路线迅速传入本州中部。从西伯利亚方向传入的细石器以舟底状细石核为特征，而从中国方向传入的细石器则以圆锥状角柱状的细石核为代表。两地传入的细石器在长野县附近汇合，即以长野县为界，两种细石器形态各异，如泾水和渭水般分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变迁后，九州的细石器依然流行，但在其他地区，这些石器在日本其他地区均相继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型矛形尖头器和有茎尖头器。至爪形纹土器时期，贯穿以后整个绳文时代、以三角形为基本形态的精巧石镞在考古中多有发现。这一发现说明，当时的狩猎器具已从先前依靠人投掷的阶段，进入了依靠弓发射的阶段。除此之外，从东北亚大陆传入的石器，赋予了原土器时代的石器重要特征。这些石器因山内清男的首倡而被称为“渡来石器”。虽然前述细石器也是“渡来石器”，但是那些细石器在传入日本后很快“土著化”，成为“日本细石器文化”的主要代表。然而，在日本东部地区发现的许多单刃石斧等大型磨制或打制石斧、枪头以及分布在日本海沿岸地区的植刃、断面三角形锥等，几乎在亚洲大陆北部各地区都有发现，而在日本列岛却迄今尚未发现这类石器的变迁痕迹。日本考古学家因此推测这些石器很可能属“渡来石器”。不难认为，在晚冰期或“原土器时代”这一自然环境剧烈变动的时代，日本列岛上的原始人类吸纳了新的获取粮食资源的技术和生活用品，同时通过自己的创造，为下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绳文文化时代，奠定了基础。
约15 000年前，在这种细石器继续存在的同时，日本列岛上出现了土器与之相伴。那些土器被称为“豆粒文土器”、“隆起线土器”、“爪形纹土器”，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土器，最初发现于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近年来，在日本除北海道和冲绳以外的其他地区，相继发现了早期陶器，前不久，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相继出土了经测定约为距今15 000年前的陶片，其中鹿儿岛的陶片烧成温度只有400度—500度，质地疏松，还没有完全陶化，堪称名副其实的土器。其中隆起线土器问世后迅速向四国、东北地区中部和本州全部传播。继隆起线土器出现的爪形土器则进一步向北延伸，到达东北地区北部。这些土器在各地均具有统一特征，没有地方特色。这一现象在日本列岛以后漫长的土器变迁史上未再出现。因为，继爪形土器后出现的土器，在日本东西部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出土文物显示，日本西部一些地区的土器属“无纹土器”，比较厚实，而日本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日本海地区的土器，则在器物表面制有绳文图案（按：这些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器，制有这种图案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不使绳子在器物表面打滑）。一些研究绳文土器的专家认为，这种土器是以后绳文土器的母体。事实上，“绳文土器”就是因具有(12)绳文状图案而得名。
1998年，日本举行了最大的“绳文遗迹发掘”并因此颠覆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