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智兵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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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胜权学验传承录试读：
前言
彭胜权，男，1939年出生，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全国优秀教师，广东省名中医，国家级重点学科、精品课程及优秀教学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感染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主编，现为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终身理事、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感染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
彭胜权教授出身中医世家，自幼耳濡目染中医药知识，1958年考入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彭胜权教授从事中医教育、临床和研究工作五十多年，先后任教《黄帝内经选编》《伤寒论选编》《温病学》等经典课程，教学科研成果获奖国家级1项、省部级6项。1996年主编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温病学》，曾主编中医药学高级丛书《温病学》等著作多部。彭胜权教授倡导“经典回归临床”，1988年主持创立全国第一个温病临床基地。他坚持岭南温病研究，主编第一部岭南温病学专著《岭南温病研究与临床》。彭胜权教授临床擅治中医热病、肝病、咳喘、肠胃病、脑病等。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骨干专家参与了防治流脑、登革热、“非典”等多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获广东省抗击非典一等功臣、抗击非典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本书根据彭胜权教授五十余年来亲自撰写及指导其弟子撰写的部分学术论文和临床报道编撰而成。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探讨，反映了彭教授对中医某些学说理论的观点以及对某些医家或流派的认识；第二部分为临床医论，主要反映彭教授的临床心得，对某些疾病的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的临床运用等进行了阐述；第三部分为临床与实验研究，介绍了彭教授临床方面的研究成果；第四部分为临床经验，介绍了彭教授临床实践的部分经验。为了能真实地反映彭教授的学术思想，我们对原始文献资料除了因编写体例和格式的要求作了必要的修改外，基本保持原貌，并按时间顺序排列。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难免出现不足之处，望同道指正！编者2013年10月第一章理论探讨中医学中的突出成就——扶正
中医学在对疾病的认识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外界环境对机体的影响，另一方面更认识到人体的内在变化对疾病的产生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扶正逐邪”的治疗方法就成为中医学在辨证论治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医学也很重视机体的状况，比如人的神经类型、机体的防御结构、各器官的功能状态等，在治疗上亦有一系列增强机体抵抗力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中医学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治疗中显得更为突出。
一、中医学对疾病的独特见解——正气虚（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中医学认为，疾病的产生不外乎两方面：一是正气虚，一是邪气盛，而前者是主要的。所谓正气就是维持机体正常的生理状态和抵抗疾病的能力。《灵枢·百病始生》说：“风雨寒热，不得虚，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说明疾病发生首先是机体的正气虚，其次是不正常的气候，这样“两虚相得”才是导致疾病的真正条件。那么人体的正气又决定于什么，我认为主要在两方面：
1.先天禀赋之强弱
先天指的是肾。肾者产精，精有先后天之别，先天的精是人体生长发育最基本的物质，它来自父母精血。《黄帝内经》云：“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故父母精血的充足和胎儿肾气充实有很大关系，而肾气又对一个人的生长发育有着莫大的影响。肾又主命门之火，命门为生化之源，是五脏六腑之本，机体生命基本活力的来源。命门之火，亦先得自父母精血，寓藏于肾精之中，互以为用，支配着人体的内脏功能、生长发育及生命的繁衍。
中医学认为，先天不足的人容易受到外邪的侵害。先天不足的人，多表现为肌肉消瘦、面色白、腠理疏松、神疲言微。因为皮肤腠理是五脏真元之通会，皮肉的强弱正是五脏正气充于肌表的表现。五脏之气又主要取决于肾气，所以先天的禀赋对人体正气的强弱有一定影响。
但是，先天之精有赖于后天水谷之精微的供养，才能持久发挥它的作用，要想增强先天的肾气，就必须培养后天的精气，我们常说后天有余可补先天之不足，可见后天的调养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2.外界环境对机体的影响
中医学从实践中观察到，外界环境的各种刺激对机体正气的盛衰有深远的影响。因为人体的抵抗力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有一定的限度。如果外界环境变化过于急剧，病邪过于强烈，超过了机体的调节能力，也就会造成生理平衡失调而引起疾病。《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人们根据四时气候变化的规律，来顺从外界环境，更重要的是经常保持精神愉快，情绪安定，饮食自调，使真气内固，病邪就不能为害。（二）疾病的过程是邪正相争的病理过程
中医学对疾病的划分是以临床症状的出现为标准的，自觉或他觉症状的出现就是疾病的开始，而疾病的演变就是正邪相互斗争的过程。
邪与正是矛盾对立的两方面，它们相互斗争、相互影响，构成疾病的发展过程。邪气盛则疾病的性质是实，精气夺则疾病的性质是虚，正气盛则病愈，邪气盛则病危。正是因为中医学认识到疾病就是邪正相争的过程，故在辨证论治的过程中，综合分析机体的状态，并在施治中顾及人体的正气，扶助正气就成为治疗的重要手段。（三）正气虚的临床表现
正气虚即说明机体生理机能处于低下或障碍的失常状态。一般来说，主要表现为气弱、血虚、津少、精亏、神疲。气是产生机体一切生理功能的主要物质，血、津、精是由水谷之精微所化生的物质，是构成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神是人的一切正常生理活动的概括，是建立在精、气、血、津基础上的精神表现。
正气虚在临床上主要见到的表现是：
1.气弱
气是维护机体一切生命活动的动力。人在出生之前，得之于父母先天之气；出生后，主要是来自于水谷之精气和吸入的空气，与肺、脾、肾三脏关系最为密切。气弱的产生主要是由先天不足、体质素虚、营养不良、久病等造成的。症见：言语声低，呼吸短促或微弱，神疲，肢体倦怠，懒于行动，自汗，脱肛，滑泄不止，易于感冒，血失统摄，疮面易溃难收，脉弱或虚大，舌质淡苔薄等。
2.血虚
思虑过度，疲劳太过，或久病耗损，或跌仆刀伤，或月经过多及产后出血过多，都可造成血虚，与心、肝、脾三脏关系最为密切。症见：心悸，失眠，头晕，发脱，面色白，唇甲不华，肌肤干燥皲裂，形体消瘦，大便艰难，妇女月经量少或闭经，脉细小或芤，舌质淡白等。
3.津液不足
是由机体水液代谢障碍引起的。临床上比较突出地表现在肾、心、肝三脏津液缺乏，对其他脏器有很大影响。（1）肾阴虚：除了有肾精不足的临床表现外，还可以出现阴虚火旺症状：潮热，盗汗，颧赤，咯血，舌质红绛少苔，脉细数。（2）心阴不足：可以由心火自炽、煎熬心液引起，症见：神昏谵语，心烦不眠，怔忡不安；或是由于肾阴不足引起心肾不交，症见失眠、健忘等。（3）肝阴亏：或是肾水不足不能涵木，或是心营不足不能养肝，症见：眩晕，耳鸣，口苦抽搐，神志昏愦等。
4.精亏
临床上主要是指和生殖有关的肾精不足。多由于房事不节或长期遗泄所致，症见眩晕，耳鸣，齿浮动摇，腰酸，足软无力，阳痿，早泄，脉象虚弱或微涩。
5.神疲
神是由津、精、气、血的共同作用才表现出来的。精、津、气、血的不足，就会造成神的不足。临床上见到神疲，往往提示病情较严重，症见：目无光彩，精神疲惫，心悸怔忡，恍惚慌乱，郑声健忘，思考力衰，夜不能安。
二、扶正的两大环节（一）调理脾胃
1.理论依据
中医学认为脾胃乃后天根本。古人云“得谷者昌，失谷者亡”、“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可见脾胃功能在机体中特别重要的作用。胃主要受纳水谷，脾则主运化，将胃中水谷消化为精微物质。其中，精气到肺与大气相合变为气，所以脾益气，肺主气。故气虚责之于脾的功能低下，是临床上经常遇到的。水谷的精气经过中焦气化，与营气相合，引于脉中，到心化赤而为血，所以脾统血、心主血。临床上许多血虚的病人，应用益脾的方法而愈。水谷的精微通过气化作用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便成为津液，如果脾的运化障碍，则脾津不能四布。神的旺盛更是建立在各种物质的动态平衡和正常状态上的，和脾胃的关系就更密切了。脾胃的功能正常则气血充足，津液不亏，神亦旺盛，因此正气内守，邪不可干。
脾胃的强弱对机体其他脏器有很大影响。比如肝木太旺时，或是脾土虚弱时，就可引起“木克土”的病理现象。肺脏的病变往往和脾土虚弱相联系，所谓“子病及母”。脾土虚弱时，无力制肾水泛滥，则出现腹水、水肿、气喘，所谓“水侮土”。如果是心火太盛而土弱，则母病及子，出现消化不良、失眠等症。
中医学认为，机体的各部分处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状态，所以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脾胃又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脾胃功能障碍或低下，往往是造成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因为中医学认识到脾胃的重要性，临床中就特别强调调理脾胃。
另一方面，脾胃本身的虚弱不但成为发病的条件，也能成为疾病发生的原因。比如“脾为生痰之源”、“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积皆属于脾”，所以痰、湿、积、气虚、失血等致病因素的出现和脾的功能低下有很大关系。
2.临床上调理脾胃的方法
由于脾胃的虚弱造成疾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就使相应的治法甚多。从临床表现看来，不外乎虚、实两方面，故我们分为虚、实的治疗方法来论述。（1）虚证的治疗方法
①健脾和胃法
补土生金：适用于肺脏病变影响到脾。除有肺脏病变症状外，还有脾土虚弱的症状，如胃纳不佳、肢体乏力、消瘦、大便泄泻等。药可选用山药、芡实、扁豆、谷芽等。
扶土抑木法：用于肝旺而脾虚，所谓肝木克脾土之时。症见胁痛、胃脘痛、食欲不振、嗳气、恶心呕吐、大便不调等。药可选用白术、防风、白芍、陈皮、甘草等。
培土制水法：用于土虚水泛，出现有腹水、水肿、气喘、咳嗽、痰多等症状。药可选用党参、云苓、苍术、薏苡仁、砂仁等。
健脾养心法：用于思虑伤脾致健忘怔忡、惊悸盗汗、寤而不寐或脘腹胀痛、嗜卧少食及因脾胃虚弱引起的妇人月经不调、崩漏带下、脏躁诸证。
疏肝和胃法：用于肝胃不和、肝气郁结所致脘闷不舒、食欲不振、大便不调。药可选豆蔻、砂仁、佛手、川楝子、郁金等。
②温脾暖胃法
温补脾阳法：用于脾阳不足、水湿不能健运以致出现寒湿的症状，如腹中隐痛不止、腹泻、尿少、四肢冷、身体重、遍体浮肿、黄疸色暗。药用白术、附子、炮姜、肉豆蔻等。
提补中气法：用于脾胃气虚、中气下陷所致的食欲不振、语声低怯、气促肢倦、大便溏泄、脱肛、子宫脱垂。药用黄芪、党参、白术、山药、升麻、柴胡、炒葛根。
暖胃散寒法：用于胃寒气逆、呕吐吞酸、泛清水、胃脘寒痛。药用吴茱萸、生姜、刀豆壳、丁香。
③养脾阴、益胃津法
养脾阴：临床上多用于久病或服辛温香燥药物之后，症见舌红、大便燥结、口淡无味、不饥不食、长期低热不退等。药物选用山药、芡实、圆肉、扁豆、藕、莲子、蜂蜜、柏子仁、麻仁、大枣、阿胶。
益胃阴：用于汗下太过伤津，或胃热灼津，或邪热煎熬津液，或久病津耗等。症见口渴烦饮，身热汗出，大便燥结，饥饿嘈杂，口臭龈烂等。药选石斛、玉竹、生地、玄参、麦冬、花粉、甘蔗汁、梨汁、西瓜。（2）实证的治疗方法
①健脾化湿法：用于脾不健运，湿阻中焦，症见大便稀烂、水肿腹胀、身重胸闷、小便短少、食欲不振、口淡不渴或饮而不多等。药可选淮山、白术、云苓、党参、泽泻、佩兰、藿香、陈皮、茵陈等。
②温脾祛痰法：用于脾阳不足，水湿内停，痰从内生，症见咳嗽痰多、呕吐恶心、胸膈痞闷、头目眩晕、四肢麻痹、癫痫痴呆等。宜选用苍术、厚朴、半夏、甘草、陈皮等。
③疏气宽中法：用于脾胃湿阻气滞所致胸闷不舒，嗳气脘闷，食欲欠佳，频转矢气。宜用香附、陈皮、枳壳、佛手、豆蔻、砂仁。
④消导和中法：多用于饮食不节、暴饮过度所致见食厌恶、呕恶、嗳噫腐臭、胸脘痞闷、腹胀而痛、便秘或泄泻。宜选用神曲、山楂、麦芽、莱菔子之类。（二）养肝补肾
1.理论依据
肾被人们称为“先天之本”、“性命之根”。肾为水火之脏，肾主水、藏精即是肾阴的作用，肾藏真火即命门的作用。精是人体生长发育的基本物质，更具有繁殖的能力，肾精的盛衰又与人体精神活动有密切关系。命门之火是生命的基本动力，机体无命门之火的生化，则其他各脏器功能无法发挥，所以肾脏在机体中的地位很重要。
肾中阴阳的不足对机体中正气影响很大，很多疾病都与此有关。（1）肾阴不足
①水不涵木，肝阳上亢：症见头目眩晕、面红耳赤、肢体麻木、脉弦数、舌绛少苔。
②心肾不交，心火上炎：症见心烦失眠、脉虚细而数、舌质红而少苔。
③金水不能相生，出现阴虚火旺之证：症见潮热、盗汗、颧红、呛咳、咯血、咽痛、声嘶等。
④肾水不足：即临床上称的阴虚证，症见头晕、牙痛、健忘、耳鸣、牙齿虚浮动摇、脱发、腰酸痛、遗精、瞳孔无神、消渴等。（2）肾阳不足
①火不足，水上泛：火不能生土，土无力制水，多成饮证，如痰饮、气喘等。
②火不生土：脾阳不足，无法腐熟水谷而成“五更泄”。
③肾不纳气：命门火衰，气不能纳，症见喘息、气短、两足冷而厚肿、额出冷汗、脉沉迟而虚、舌质胖嫩。
④命门火衰：临床上多见性机能衰退，如阳痿不举、滑精早泄、腰膝冷痛等，更有的可见水肿、肢体厚肿等。
肝在五脏之中占重要的地位。肝脏的性格最为刚烈，不单自己本脏病变（这种病变可能是外邪或本脏不足引起）会引起全身疾病，而且还会导致其他脏器为病。在肝脏来说，正虚主要是肝阴不足和肝血不足所引起的。
肝阴不足，肝阳偏旺，症见头晕眼花、耳鸣、口苦等。肝阳过盛可以化风，可出现抽搐、昏迷、角弓反张。肝血不足，目失濡润则可见眼干、雀目、内障、视力减退；如筋失所养则见震颤、头摇、角弓反张、阴囊上缩。
不论是肝阴或是肝血的不足，都可以导致肝阳偏旺，肝阳旺盛可以化火、化风，更可以刑金、克土，故可以引起很多疾病。
对肝肾两脏来说，扶正的治疗主要是解决肾阴肾阳的不足和肝阴肝血的缺乏这一关键问题。
2.调肝补肾的方法
中医学中治疗肝肾的方法很多，就扶正的范围来说，不外是柔肝木、滋肝阴、养肝血、潜肝阳等法，而补肾主要是壮肾阳、补肾阴、固肾精等法。（1）调肝
①柔肝木：是因肝木失去润濡而一反其柔和之性，症见头时眩晕、两胁隐痛、善叹息而易怒，法宜以柔制刚。药用当归、枸杞、柏子仁、牛膝，兼热者可加生地、麦冬；兼寒者可加苁蓉、肉桂。
②养肝血：若因营血不足、肝木失养，肝风旁走四肢，经络牵掣，则症见口眼歪斜、筋挛拘急、肢体麻木或抽搐、角弓反张或致目疾如雀目、内障、干眼等。药用养血熄风明目为治。药如当归、生地、枸杞、天麻、制首乌、三角胡麻、甘菊、青葙子、石决明等。
③滋肝阴：是上症的进一步发展，除有以上诸症外，更集中表现在肝风内动的症状上如抽搐、昏迷、谵妄、头摇、震颤偏枯等。药以生地、元参、白芍、麦冬、龟板、鳖甲等。
④潜肝阳：肝血或肝阴之不足都往往伴有肝阳上亢症状，如头眩、肢体麻木、目赤面红、易怒口苦、肌肉蠕动如蚁行。药除用上述柔肝、养肝、滋肝等以外，宜加用重镇潜降之品，如牡蛎、龙骨、鳖甲、龟板、石决明等。（2）养肾
①补肾阴：其中可包括肺阴虚和肝阴虚的症状，症见头晕眼花、咽干、耳鸣耳聋、咳血或唾血、盗汗、骨蒸劳热、腰酸腿软、遗精、饮多尿多、脉虚细而数、舌质红而少苔。药可选用熟地、山茱萸、菟丝子、桑椹、女贞子、炙鳖甲、龟板、黄精、紫河车等。
②壮肾阳：主要是命门火衰引起，更兼有脾阳衰及气虚等症状，如阳痿不举、滑精早泄、腰膝冷痛、四肢浮肿、腹胀身重、小便不利、喘息气短、额出冷汗、痰鸣气促、五更泄泻、脉沉迟无力或虚大、舌质淡润或胖嫩等。药可选枸杞子、鹿茸、海狗肾、益智仁、肉桂、熟附子、巴戟天、锁阳、胡芦巴。
③固肾精：主要是与生殖系统有关的一系列症状，除上述因素能导致性机能衰退外，此处单指由精关不固而致的肾精不足。药可选用鹿角胶、金樱子、芡实、莲须、桑螵蛸、煅龙骨、煅牡蛎等。
三、扶正在临床上的指导意义
中医的治疗总括来说是扶正祛邪，这两个方面贯穿在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中。根据辨证论治的精神，扶正在八法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一）汗法
是用药物发汗使病邪随汗而解或透邪于表的方法。由于人体质的差异，疾病的性质又随环境、季节、地区而有不同，所以运用发汗的方法也应处处顾及人体正气状况。《伤寒论》中曾提及“尺中脉微”，“不可发汗”，“其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脉结代者可用炙甘草汤，都是以温中补虚为主，不急于用发汗解热。仲景又提出凡是津血不足的病人，不可发汗，像失血、下利、淋家、衄家都为禁汗之列。后世像李东垣、朱丹溪等人更提出气虚误汗更伤元气，血虚误汗更益夺其血，燥结误汗则津液愈耗。
在古人的临床实践中，当人体的正气不足时，发汗的方法就随之而异，大致是：阳虚而兼有表邪者，用麻黄细辛附子汤、再造散；阴虚而兼有表邪者，如营弱卫强者，用桂枝汤；津液不足者，用加减葳蕤汤；气虚而兼有表邪者，卫虚不能固表者，用玉屏风散；气虚易感外邪者，用人参败毒散；中阳不足有表证者，用补中益气汤；血虚而兼有表邪者，用葱白七味散。（二）吐法
根据内经“其高者因而越之”的原则应用，多半用在正盛邪壅的时候，人体正气虚而用此法者后世较少。古人张子和对此法的认识有所不同，认为祛邪即是扶正，邪气阻塞胸中，使人气血运行受阻，正气日耗，故此一吐为快。朱丹溪制有参芦散，用于正气弱者，吐而不伤正。现在吐法之后更以汤粥调养，增补元气的耗伤，可见应用吐法都以不伤正气为原则。（三）下法
是一种通利大便的方法，即把体内的病邪从大便排出体外，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古人认为，下法本身就是一种补法。张子和曰：“内经之所谓下法，乃所谓补也，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营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清代翟玉华《医学启蒙汇编》说：“去其所害而气血自生，借攻为补”。
使用下法以保存津液为本，做到攻邪而不伤正，对于年高、体弱、妇人新产、月经期间都宜谨慎使用。一般应用的规律是：热灼津伤，脾约便秘者，用麻子仁丸；年高体衰，肾虚气弱者，用济川煎。正虚而邪实者分为三种，一者气虚而邪实者，用黄龙汤；一者阴亏邪热盛者，用增液承气汤；一者阴血不足、阳明腑实者，用承气养营汤。余热已退，正气未复而便结者，用蜜煎导法或猪胆汁导法。
古人更有先补后攻如人参汤送服三黄枳术丸，有暂攻而后补，有攻补兼施等等，其目的都是要照顾机体的状况。（四）和法
就是和而解之。邪在半表半里、不上不下之间，是病程进退的枢纽，如何根据病人的病情灵活化裁是临证中的关键。仲景制小柴胡汤就是一例。古人体虚时，方中人参不可缺少，只有正气旺盛才能帮助机体驱除病邪，又津液不足而渴者，可加花粉等。后世在调和脾胃治法中注意到制约关系，扶助不足，抑其所亢，达到调整机体阴阳偏盛的情况，更可见扶正在和法中不可忽视。（五）温法
温法常有补的意义，所以临床上温补常常是并提的。《景岳全书》曰：“虚能受温，所以补必兼温”。温法用于阳气不足的病人，其轻者是脾阳不振，重者是命门火衰，故治疗上，壮肾阳、振脾阳是两大主要的法则。①壮肾阳：肾阳虚，寒湿着于筋者用附子汤；肾阳虚水气上泛为肿者用真武汤；肾阳虚阳气浮越为喘者用黑锡丹；阴寒内盛，阳气衰弱者用四逆汤；阴寒内盛，阳气暴脱者用参附汤。②振脾阳：脾阳不足，中焦寒湿者用理中汤；脾阳不足，水湿内停者用除湿蠲痹汤；脾阳不足，痰饮上泛者用苓桂术甘汤；脾阳不足，食积于中者用八味理中丸。
从以上举例，我们可清楚看到，温法本身就是一种扶正的方法。因为阳气不足是正气不足的表现之一。再者温中回阳的药物，又具有兴奋机体气血的作用。（六）清法
有咸寒、苦寒、甘寒之别，前两者多用于直折炽盛之热邪，惟有甘寒，除了清热之外却有滋养机体的作用。竹叶石膏汤、清络饮、麦门冬汤、玉女煎之类对于热性病后期及慢性热病、持久发热、津液大伤时，用之既有扶正又有清热之效。
临床上又有暑热伤气，宜清暑益气，用王孟英清暑益气汤；阴虚之发热，宜滋水以制阳光，方用六味地黄丸。古人认为，清法最易损耗阳气，临床上不要贪多，否则有“疗热以已，内寒以生”之弊。（七）消法
有消散和消导的意思，是一种渐消缓散的方法。邪气久客，正气必耗，或因正虚引起痰、食积、水湿内停、气血内结，故攻补兼施是临床医生常采取的手段，如薛立斋用归脾汤送下芦荟丸、程钟龄用五味异功散佐保和丸都是攻补兼施的例子。在制方中如健脾丸、枳术丸、枳实消痞丸等都含有寓消于补或寓补于消的意义。（八）涩法
涩以固脱。脱有气脱、血脱、精脱、神脱等，都是临床上非常危险的症状。故临床上涩法是一种很紧急的维护人体正气的措施。气脱者多由亡阳引起，宜速投四逆汤、白通汤之类。血脱者除用固涩之剂外，更用大补气血的药。神脱者最危，多以独参汤挽其一线之残阳。精脱者涩其精。
一般临床涩法多用在久痢脱肛、阳虚自汗、阴虚盗汗、精关不固等。久痢脱肛必是补中兼涩，如仲景用桃花汤治少阴下痢腹痛便血。罗谦甫用真人养脏汤治日久虚寒下痢，其中用人参以扶正。阳虚自汗宜固表止汗，方如牡蛎散。阴虚盗汗宜养阴清热，方用柏子仁丸、当归六黄汤。精关不固者宜补肾填精，方如金锁固精丸。
综上所述，八法之中都贯彻有扶正的治疗原则。这说明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是从整体的观点出发的，时刻注意到人体抗病的能力，尽可能调动人体本身的积极因素，增强其机体防御功能，所以在治疗中有其灵活性和现实意义。
四、扶正治疗应注意的问题（一）扶正是一种求本的方法《内经》说：“治病必求其本”。中医认为所谓本就是致病因子与人体的抗病能力相互作用，反映于患者自觉或他觉的一些关键性症状。在临床辨证论治过程中，归根到底就是要找到机体本身解决矛盾的方法而强化之，从而达到治本的目的。
中医学的治疗始终以人体本身抗病机能为转移。人之所以发病、病的性质与轻重、恢复能力、预后之险恶无不与人体正气有关，故此扶正就是调动机体自身解决矛盾的因素，给予强化的手段。但是我们在寻找标本的同时，也要注意疾病的轻重缓急，比如说标急而本缓者先治标，解决其矛盾主要方面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全面看问题的方法，不可忽视。总之，时时顾及机体正气状况，因势利导，才能在治疗中取得效果。（二）扶正不是唯一治疗手段
扶正是治本的一种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机体在与疾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疾病的性质有虚实之不同，如果邪气壅盛，正气未虚，或邪急而正气虚甚轻之时，都应及时改变治本的方向。当吐、当下、当清、当汗，不可迟疑，切不可犯实实之弊。扶正更不是统治一切疾病的方法。在正气充足的时候，就以邪气为本，先祛病邪，祛邪可以安正，这更不可忽视。（三）扶正的用药问题
1.时机
扶正宜分清先后缓急。是应该先补后攻还是先攻后补，应看病人机体状况，各脏腑功能如何，结合疾病病变部位在表在里等情况加以考虑应用。如病人虽有虚状而邪急，当急则治其标，宜先祛邪后扶正；若病危而邪实则当先固其脱，后再祛其邪；若表虚而里实则先固其表，后攻其里；若表热而里虚，则应先治其里，这就是根据病变的轻重以及标本缓急灵活应用。
2.药量
一般来说，扶正用药宜轻不宜重，当然元气将脱时，急急救危，重剂用药是很重要的。正气是人体的根本，当病邪已累及正气或病者素来正气不足时，想急于求成是不可能的。古人谓“虚不受补”就是考虑到机体恢复需要一定过程，药力只能靠人体正气来发挥，只有当人体正气逐渐恢复，病邪方能驱除出去。（四）扶正是一种缓慢的治疗法
用药来滋养人体的正气，只能是机体吸收了药效之后慢慢地使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逐渐将机体之阴阳偏胜调整，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这期间，除了药物的治疗之外，饮食调息、生活的规律性、日常锻炼都具有帮助药物的作用。作为一个医生，在这样漫长的治疗中，除了要有精确的辨证、坚定的信心之外，更重要的是随时根据症状所异及时加减变通，才可以收到效果。
五、小结
1.本文认为中医学在治疗学中比西医学更加注意人体的机能状态，故此认为这是中医学中较为突出的成就。文中首先提出了正气是疾病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气虚主要取决于机体与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先天的禀赋两个因素。
2.中医学认为疾病的产生、发展、转归等都是邪正相交的病理过程。文中提出了正气虚主要表现在气弱、血虚、津少、精亏、神疲等五个方面，初步总结了以上方面的症状及用药规律。
3.本文提出了扶正在治疗上应抓住两大环节：一是调理脾胃；二是养肝补肾。论述其机理及提出临床应用的方法。
4.提出扶正在八法治疗中的指导意义。无论是以祛邪为主的汗法、吐法、下法、消法或是以扶正为主的和法、温法、涩法都贯穿扶正的原则。在临床运用中，中医学都时刻注意到人体的抗病能力，尽可能调动人体本身的积极因素，给予强化，增强本身抗病能力，调整阴阳的偏胜，达到治疗目的。
5.文中最后谈到一些体会，扶正是一种治本的治法，但不是唯一治疗手段，并提出了扶正用药时机及药量问题。
附：病例摘录：
1.抑木扶土
患者高某，男，37岁（ID25004借蔡学峰医生病例）。
胃口不佳已10年，经常胃脘疼痛、恶心呕吐、呃逆嗳气、大便不调、头痛眩晕。在外院照X线片，显示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诊断为肝气郁滞，脾胃不和（木克土证），法以疏肝和胃，抑木扶土。
处方：旋覆花3g，代赭石3g，川黄连5g，焦白术3g，杭菊4g，当归4g，杏仁3g，陈皮3g，香附3g，元胡3g，甘草3g，砂仁3g，乌贼骨4g，生姜皮3g，焦槟榔3g，厚朴花3g，茯苓5g。
共住院4个月，每日服药1付，依上法加减治疗，疼痛消失，食欲大增，照片检查为瘢痕变形，症状大愈而出院。
本病例可以说明扶土抑木在临床上的效果。溃疡病在临床多见为肝木克土之候，故一方面用川连、旋覆花、白芍、元胡等疏肝，另一方面用云苓、焦白术、香附、砂仁、陈皮、厚朴、槟榔等健脾和胃，终以收效。
2.健脾化湿
患者张某，女，31岁（引用吕维柏医生病例）。
发病已数年，以往每逢秋天即发生腹泻，历时3～5天，服磺胺类药即能痊愈，西医诊断为慢性肠炎。来诊时又复发作，已历时1个月，多次服磺胺嘧啶等无效，泄泻时轻时重。来诊前1日饮食不慎，又复便泻如水样，肠鸣，睡眠、食纳尚可，脉濡细，苔薄根腻。诊为脾虚湿重食滞，法以健脾化湿导滞。
处方：焦白术、云茯苓、薏苡仁、神曲、焦山楂、车前子、大腹皮、枳实炭、木香、陈皮、保和丸（包煎），服3剂后，泄泻痊愈，1个月后跟踪随访，仍无复发。
本例是明显的脾虚湿胜，食物不能很好消化之故。习惯性腹泻者脾虚是肯定的，每结合舌脉，很容易诊断。故用大量健脾祛湿的药物为主，辅以消导之品，病速取效。
3.养阴平肝熄风
严某，女，30岁（摘自丁仲安医生病案）。
初诊：风温失于清泄，入暮神志昏迷。刻下头痛项强，呕吐，大便干结，小便黄赤，舌干绛脉滑，此乃温邪劫津，气阴两伤，肝风内动，法当养阴平肝，以清风热。药用：鲜石斛、麦门冬、粉丹皮、鲜生地、川连、毛芦根、鲜沙参、鲜枇杷叶、菊花、鲜竹茹、赤白芍、白蒺藜。
二诊：药后呕吐稍减，惟头痛仍作，舌干绛乏津，脉滑而微弦，大便干结不解，有时抽搐，气阴两伤，而阴伤更甚。方应选定风珠、复脉汤之类，养阴柔肝。
处方：炙鳖甲、牡蛎（先煎）、炙龟板、陈阿胶、杭白芍、炙甘草、麦门冬、火麻仁、杭菊、全瓜蒌、石决明、生地黄、石斛。
三诊：昨日暮起，突神志昏迷不清。刻下妄笑，循衣摸床，舌绛质裂，脉弦。病势危重，拟养阴生津，平肝清心为治。羚羊角片（先煎）、鲜石斛、鲜生地、京元参、大麦冬、连翘、菊花、石决明、粉丹皮、赤芍、钩藤、茯神。万氏牛黄清心丸。
四诊：口干舌绛，目瞀不清，头仍微痛，脉弦稍缓，胃纳亦增，阴亏肝亢，仍拟原意化裁。生石决明、生磁石、明天麻、夏枯草、鲜首乌、菊花、炒麻仁、熟女贞、鲜生地、鲜石斛、京元参。石斛夜光丸，分2次服。石斛夜光丸以后每日3钱，经数十剂调治而愈。
此例乃风温之邪失于疏泄，邪热入里，消烁阴津，引起肝风内动之候，治法宜大剂滋阴，养肝熄风，终挽回未绝之阴。肝木得养，风因而宁，病邪随之祛除。
4.补命门火
王守民，男，14岁，学生（ID62-340）。
病起于1961年10月，由于学习紧张、劳累过度而出现面浮足肿，食欲减退，当时未予注意。至11月初，全身浮肿更加显著，在第四人民医院诊断为急性肾炎，经注射青霉素、链霉素治疗1个月，肿势一度消退。其后半年中，面足浮肿反复发作多次，经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情尚难稳定。
入院前发作颇剧，一身悉肿，牵及阴囊，形神萎软，面色白，脐腹胀满，大便溏结不调，小溲较少，舌苔薄白，脉细数。1962年3月27日来院治疗，经察脉症，诊断为脾运不健，水气流溢于肌肤，发为肿胀。始先投五苓、五皮加白茅根、车前复方为治，未见疗效。患者浮肿依然，形神萎软，食少便溏，脘腹臌胀不舒，小溲不多，阴囊水肿，舌淡脉细软，脾肾阳虚症状比较明显，乃以治肾壮阳补火为治。
处方：制附片、川桂木、去皮白术、怀山药、山茱萸、芡实、巴戟天、补骨脂、杜仲、仙灵脾、济生肾气丸、补火丸，日服1次。
照原方原意投60剂后，不仅大便日趋正常，肿势显著消退，食欲随之增加，病情大为好转，再从温养脾肾法调治，方用参苓白术散合金匮肾气丸加减。两个月后症状消失出院。来院门诊，嘱其常服用香砂枳术丸和金匮肾气丸。迄今1年余，经追访患者发育健全，毛发乌润，身高已较入院时增高十多厘米。复查小便，已从原有蛋白+++、圆柱体++、脓细胞少许递减到蛋白+、圆柱体+或少许。已进入学校，继续学习。
命门火衰，脾阳必虚，脾虚不能健运，水气溢于肌肤为肿为胀，初单健脾收效不大，补其母则火生土，脾阳得振，水气得运，故肿可消。（本文获广州中医学院58级优秀毕业论文）中医辨证中若干辩证法思想
中医学有数千年的历史，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知识。它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有效地指导了医疗实践，为我国民族的繁衍和人民保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诚然，这种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认识事物还是不完备的，不是自觉地而是自发地运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之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因此，古代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和今天的科学的唯物辩证法是有区别的。本文根据自己学习《自然辩证法》的体会，从中医辨证论治的角度，粗略地介绍它的若干辩证法思想，不正确之处望批评指正。
一、中医辨证中对立统一的思想
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中医辨证是中医理论和临床结合的具体体现。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学说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思想。阴阳学说是我国古代产生的哲学思想，由于它承认世界是物质构成的，并且认为任何事物和现象都具有阴和阳的两种不同属性。这阴与阳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反又相成，共同组成一个事物和现象的整体，借以说明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这原是一个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但后来被唯心主义者把阴阳比附社会方面，把阴阳学说运用于社会，便形成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东西了。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此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
阴阳学说应用到医学领域中来，总结了劳动人民防病治病的实践经验，成为中医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长期的实践、不同路线的斗争，沿用至今的阴阳学说虽有一定的缺点，但还是包含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它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中医辨证就是阴阳学说的具体应用。
八纲辨证体现了阴阳学说的思想。八纲是中医分析归纳疾病的总纲。它把疾病的部位、性质、邪正盛衰和类别都分成既对立又统一的两方面，即表里、寒热、虚实、阴阳共四对。它为我们临床观察分析、辨别、认识疾病的证候作了高度的概括，为治疗提供了基本原则和依据。拿辨别证候的阴阳来说，中医很强调“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诊察疾病，首先应判别是阴证或阳证，如外科的阳痈、阴疽，黄疸病是阴黄、阳黄，水肿病是阴水、阳水，虚损病是阴虚、阳虚，疾病的严重阶段最关键的是分亡阴亡阳、气脱血脱等。将疾病的证候表现分成矛盾对立的两大类别，并且根据阴阳学说的理论可以了解矛盾对立双方相互依存、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的规律，这对掌握疾病的发展和变化、预后的总趋势，决定治疗的总原则，都起到执简驭繁的作用。
六经辨证是中医治疗外感发热病的辨证方法之一，主要用于风寒邪气引起的发热病。它将疾病的演变过程分为六类病证及发病过程的六个阶段，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其中三阳病（太阳、少阳、阳明）多为实证热证，三阴病多为虚证、寒证，这就将外感发热病分成对立两方面病证。但是矛盾的双方不是固定不变的，三阳病证在一定条件下（如误下误汗）可以发展转化为三阴证，三阴证经过一定条件也可转化为阳证（如厥阴病就是探讨寒热错杂、阴阳胜复的问题），因此矛盾对立的双方又是统一的。
脏腑辨证是内伤杂病常用的辨证方法。脏腑辨证以脏腑学说的生理病理认识为基础，脏腑学说本身就体现了阴阳对立统一思想。如五脏藏精气而不泻属于阴，六腑传化物而不藏属于阳。一藏一泻，脏与腑相互配合，构成了人体的生命活动的主要器官。具体拿脾和胃来说，脾为阴脏，喜燥而恶湿，脾气以升为顺，主运化而为生化之源；胃为阳腑，喜润而恶燥，胃气以降为和，主受纳而为水谷之海。脾和胃，一个喜燥，一个喜润，一个要升，一个要降，一个主运化，一个主收纳，虽然在生理功能是矛盾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胃能受纳腐熟，脾才可运化；反之，脾运化功能旺健则胃才能不断受纳，这样共同完成饮食物的消化和运输，成为人体“后天之本”。在辨证中我们掌握了脏腑矛盾对立统一的规律，就会灵活应用，方法多变，疗效会显著提高。临床上助消化药往往和健脾的药同用就是这个道理。其他像肾阴肾阳、肝阴肝阳、心阴心阳等，都是从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去认识脏与脏、脏与腑、内脏的功能与物质基础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为临床辨证开阔了思路（如交通心肾、滋阴潜阳等）。《矛盾论》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医学运用阴阳学说，在辨证中处处注意阴阳的对立统一抓住主要矛盾，这是临床取得疗效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指出，中医学应用阴阳学说去辨证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阴阳学说本身比较抽象笼统，尤其是注重矛盾同一性，强调了“阴阳调和”、“阴平阳秘”、“以平为期”的观念，而没有强调事物在发展中的斗争性，没有看到阴阳平衡始终是相对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正如《矛盾论》中指出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因此它不能完全解释医学上的问题。
举例：呃逆为什么能止住？
李某，女，28岁，小学教师，住院号4848。患者因呃逆频繁发作已2个月余入院。入院前曾在多家医院经各种检查，排除溃疡、慢性胃炎等病，诊为“胃肠神经官能症”。入院后经3个余月的治疗，因见呃逆频繁，故诊为“胃气上逆”。先后用了丁香柿蒂散加味以降胃止逆，调胃承气汤通里和胃，桂枝汤调和营卫及用瓜蒌薤白汤开胸通阳均罔效。住院已3个余月，大家都认为没办法解除患者痛苦，准备让患者出院。经患者要求科内会诊，大家认真地进行调查分析发现，辨证时没有抓住疾病的本质。因为患者呃逆多在饭后腹胀时为频，腹胀减轻则呃逆亦减少，甚至可停2个小时以上，面色苍黄少华，纳呆（每餐只吃1～2两饭），食后腹胀甚，四肢乏力沉重，舌淡苔白腻，脉濡缓。根据中医脏腑辨证，病在脾胃，脾不健运则饮食减少，食后腹胀，脾虚生湿则面色苍黄，四肢沉重，苔白腻。因此综观患者脉舌症，在于脾气不升，无力健运，湿困中焦，致胃不受纳，胃气不降故上逆作呃，故辨为湿困中焦，致胃气不降。治法用平胃散加法半夏、茵陈、云苓、丁香等药，燥湿健脾，和胃降逆。服五剂后，腹胀消，呃逆自平，近半年痛苦解除，后以健脾益气法调理，出院追踪半年以上，无复发。
本例呃逆为什么能很快止住？主要是掌握了脾胃一升一降的对立统一思想。由于脾气主升则可健运，胃气主降则能受纳。现患者脾虚健运不力，湿困中焦，胃不受纳，逆气不降，只要抓住疾病的本质，健脾以祛湿，中焦得运，胃气自然可降。前面用药之所以不效，主要是看见现象，没有具体分析胃气上逆的原因造成的。这个例子体现了辨证时如何运用矛盾对立统一的思想，注意解决病理的矛盾现象，恢复生理的矛盾对立统一关系。
二、中医辨证中普遍性与特殊性
中医辨证既注意疾病的普遍性，又注意疾病的特殊性。辨证的普遍性体现在异病同治上，辨证的特殊性体现在同病异治上。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疗学的特点之一，是中医学的精华，这一点是学过中医的人清楚的。但是普遍感到中医辨证难掌握，如何具体运用异病同治、同病异治心中无数。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对中医学的特点熟悉了没有，中医基本理论深刻领会了没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处理好了没有。除此之外，对中医辨证的普遍矛盾和特殊矛盾，有无注意他们的辩证关系亦很重要。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矛盾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只有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才有矛盾的特殊性，也只有承认矛盾的特殊性，才能区别各个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中医辨证中异病同治的共性是什么？同病异治的个性又是什么？分别来探讨一下。
异病同治反映了矛盾的普遍性。异病指不同（西医的或者是中医的病）或是同一种病的不同阶段，只要相同的证候类型就可以用相同的辨证方法进行辨证和治疗。这里面相同的证候类型和相同的辨证方法是不同疾病的共性。抓住了共性就抓住了矛盾的普遍性。要掌握证候类型的共性就要熟悉常用的几种辨证方法的特点和其相互关系。只有掌握了辨证方法的规律才能正确认识、分析疾病的证候。
中医辨证方法很多，主要的有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其他还有六经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病因辨证等。
八纲辨证是中医辨证的总纲。任何一种辨证方法都离不开八纲辨证，因此应用最广。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如辨证的部位不够具体，疾病的阶段性、疾病变化规律难以体现，所以还要和其他几个辨证方法配合使用，才能相得益彰。除八纲外，中医由于对疾病的认识大致可分成外感发热病和内伤杂病两类，故此辨证方法亦可分成外感发热病辨证，以卫气营血辨证为代表，有时亦结合用气血津液辨证和病因辨证。我们熟悉了各种辨证方法的规律和特点，就能较好地辨别不同疾病临床出现的许多症状，找出共同的证候类型来，给予相同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如春温、风温、湿温、秋燥同时感受外邪而致发热病，尽管临床症状、病因性质、病机变化不同，但是都可用卫气营血辨证方法去寻找共同的规律性，如在卫分都可用解表，在气就可清气分热，到了营血就要清营凉血。
同病异治体现了矛盾的特殊性。它辩证地告诉人们，体质、年龄、性别、生活环境、四季气候不同，虽然是同一种病或者是同一阶段，也有不尽相同的证候表现，治疗中便要采用不同的方药。“离开了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中医辨证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思想。
大家知道1945年河北石家庄地区乙型脑炎流行，中医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地投入了防治队伍，用白虎汤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当时在该地区召开现场会议，对中医防治急性传染病做出了肯定。1965年，北京地区又发生乙脑流行，由于没有充分认识中医辨证的特点，照搬石家庄的经验，疗效不理想。这时经过总结经验发现在辨证上只注意了矛盾普遍性，未注意矛盾特殊性，对具体问题未作具体分析。经调查发现北京地区时值雨季，气候多湿，当时乙脑多偏湿重，而石家庄当时气候较干燥，虽然同是一个病，在同一阶段，由于外界环境影响，证候类型就有差异。后来治疗中改用白虎汤加苍术，疗效又有显著的提高。
上面的例子说明不同地区、不同环境对疾病的影响是要在辨证中注意的，不同的个体有精神状态、饮食习惯、禀赋的不同，患病时虽然都是同样的病，辨证时也要仔细调查、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治疗效果就不一样。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联结的，它们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又相互转化。拿异病同治来说，不同的病只要证候相同就可以用同样的治法，但毕竟疾病不同有各自的特殊性，因此就要“同中有异”。例如溃疡病、慢性肠炎、慢性肝炎都可能出现脾气虚弱的证型，都可以采用四君子汤健脾益气治疗，这是异病同治。但是由于各种疾病的特性不一，治疗上对溃疡病还要注意制酸止痛，对慢性肠炎注意理气止泻，对慢性肝炎注意疏肝理气。又拿同病异治来说，尽管治疗方药不同，但毕竟是同一种病，总的原则是一致的，有它的普遍性，因此就要“异中有同”。如感冒虽然四季治法不同，但主要的目的都是要“解表祛邪”。说明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又是普遍性的体现，在一定范围的普遍性，在另一个场合变成特殊性，在一定场合的特殊性，又在另一范围内变成普遍性。
举例：结石是怎样排出来的？
胡某，男，8岁，住院号5176，1971年6月11日。
因尿频、尿急、遗尿1周余而入院。患孩素有遗尿史，近1周来见尿频、尿急，并无尿痛和发热，亦未见肉眼血尿。体检无明显异常。尿常规：蛋白+、RBC++、WBC+。患孩三岁时曾因肾性高血压作左肾摘除术。
入院后曾考虑泌尿系感染，用过八正散及清热利尿药，尿频、尿急不但未改善，遗尿更严重。又怀疑有结石之可能，二次照片均未发现不透X线结石影，改用西药抗生素之类，效果亦不明显。再转中医会诊，见患孩发育不良，体形消瘦，面色少华，头发不泽，四肢不温，应属肾气虚则发育迟缓，头发不泽；脾肾阳虚则四肢不温，面色少华，脉沉，舌淡；肾阳虚，膀胱摄纳无权，故尿频、尿急，常有遗尿。故用温补脾肾之法，投以缩泉丸加味（益智仁、台乌、淮山、芡实、仙茅、桑螵蛸），并加电兴奋疗法，每日一次。药后遗尿、尿频、尿急现象逐步减少，一直用药2个月时，患孩尿出0.6cm×1cm结石一颗，此后尿频、尿急、遗尿现象顿失而出院。
出院后1个月，患孩又出现上述症状，因出院证明记载曾有泌尿系结石史，因此门诊医生又处方八正散等药，尿频、尿急、遗尿情况不得改善，反而加剧，患孩再来住院处诊治。经详细四诊认为仍是肾虚，仍用缩泉丸加桑螵蛸、刺猬皮、金樱子、菟丝子、芡实等三剂后，又排出0.4cm×0.6cm结石两颗，尿频、尿急情况又除，以后又反复过一次，同样用本办法解决。
本例从西医学来说是尿路结石所致，中医对尿路结石的治疗有丰富的经验，一般多用清热利尿通淋之品，效果甚好。这说明膀胱湿热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患孩作过肾摘除术，平素又多遗尿，肾气虚是为必然。初次入院，根据患者遗尿、尿频、尿急的主症及其他四诊材料，诊为脾肾阳虚，用温补脾肾之法不但收效，而且排出结石，这结石排出似为偶然。第二次再用本法结石又出，已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患孩结石矛盾有其特殊性，就是肾气虚寒，愈用清利，正气越伤，结石当难排出，而通过补肾健脾，正气得复，气机得畅，则结石自出。这说明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又是普遍性的体现的辩证关系。
三、辨证中的整体与局部观点
中医辨证是建立在整体观念基础上，认为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以五脏为中心，配合六腑，通过经络与体表的器官组织发生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反映在脏与脏、脏与腑、腑与腑、脏腑与形体各器官组织之间的生理病理各方面。所以脏腑的功能失常，可以通过经络气血反映于体表；体表器官组织有病变，可以通过经络气血影响到所属脏腑；脏与脏之间、脏与腑之间也可以相互影响。因此在辨证时，可以通过观察外部的征象了解内脏的寒热、气血盛衰以及邪正消长的情况。中医辨证很注意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妥善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中医认为局部的病变就是整体病理变化在局部的反映，辨证时往往从整体出发，调整全身脏腑功能的偏盛偏衰，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从而达到使局部病变消除的作用。如五官的疾病、皮肤毛发的疾患多从脏腑气血进行论治，有时效果是很显著的，相信大家都有这方面的体会。
局部的病变可以通过调节整体机能进行治疗，整体的病变亦可通过作用于一定局部的药物经过经络的作用，达到治疗全身疾患的目的。如临床上常用的白芥子涂敷“肺俞”“膏肓”穴治疗支气管哮喘，用胡椒贴“大椎”穴治疗痨疾，用毛茛敷“内关”穴治疗阳黄，还有针麻、鼻针、耳针、头皮针、割脂疗法、挑痔疗法等等，都是通过一定局部来调节人体脏腑气血，说明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是辩证统一关系。毛泽东同志说：“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任何局部的病变对全身机能都产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重视整体，要看到整体对局部病变的积极作用。上面谈到的作用于局部的药物和疗法，最大的突出优点就是调动了人体的抗病的积极因素，创造有利条件，促使脏器的功能向健康方面转化。
中医辨证不单重视人体内部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它的整体观念还体现在人与外界环境的统一性上。认为人体和外界环境是息息相关的，人之所以发生疾病，往往是人与外界环境的统一发生了不协调的关系，中医称之为邪气。“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说明疾病的发生往往决定于人体的正气和致病的邪气两方面，我们治疗的手法尽管千变万化，不外乎“扶正”与“祛邪”两法，其目的就是达到人体内外环境的协调统一，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
中医辨证强调整体观念不等于忽视局部的治疗，如中医在论治中注意药物归经，注意引经药，还有许多局部应用剂型，像膏药、外洗、外熏、外敷、外烫、外搽、外导、结扎等等。总之，中医辨证强调整体，把局部看作整体的一部分，正是中医的整体观念，扩大了中医辨证的思路，使中医学有丰富多彩的治疗方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由于中医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中医辨证的理论较抽象笼统，因此辨证的针对性还不够强，如对局部病变的病理过程、损害程度，对全身影响的关系还有待于提高。因此，如何把辨证与辨病有机地结合，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的辩证关系，就只能用唯物辩证法去作为指导，才能克服和避免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影响，正确地处理中医和西医的关系，促进中西医结合，实现中医现代化，为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做出应有的贡献！陈平伯与《外感温病篇》
明清时期是温病学形成的阶段，不少温病学家对温病的理论进行整理，提出新观点。在治疗中有新的发展，并创造性地总结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温病辨证论治体系。如在病因方面，汪石山提出了“新感温病说”（“时感春温之气而发”），吴又可提出了“戾气论”（“乃六淫之外别有一种戾气”）；在辨证方面，叶桂提出“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提出“三焦辨证”；在治疗方面，杨栗山提出创立“十五方”（《伤寒温疫条辨》），吴鞠通归纳整理创制了许多著名方剂（如银翘散、桑菊饮、清营汤等）；在学术方面，雷丰整理出72证共六十种治法。
诸家各抒己见，百花齐放，大大丰富了温病学的内容。如叶桂《三时伏气外感篇》对三时伏气温病论述甚详；吴鞠通力主将温病分为温热、湿热两类；薛生白《湿热病篇》对湿温深入钻研；余霖《疫疹一得》对瘟疫发斑颇有心得；陈平伯对风温的论述启发后人，独具匠心，等等。以上研究使得温病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趋于成熟。
陈平伯（祖恭）生卒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大约在叶天士之后、王孟英之前。所著《外感温病篇》主要论述风温证的病因病机及卫气营血各阶段演变和证治，并初步涉及兼夹证治，是研究“风温”重要专题论著，为后世各家所推崇，曾收载于王孟英《温热经纬》卷四之中和吴子音《温病赘言》中。
二、学习方法（提出三点意见，供参考）（一）疏通原文
原文不多，仅12条，篇幅不大，要求遵循原意，反复熟读，参阅各家注释，加深理解，以冀对陈氏学术思想有全面了解，对风温病有一个较正确概念，从病因、发病初共同症状、各阶段证治均能掌握。（二）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整理
陈氏的观点大多数为后世医家所接受，亦能指导临床实践，因此，对风温病认识大体是正确的，我们应很好地继承它。
但是由于陈氏所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和个人实践的局限性，有些论点是不完备的，甚至是不够准确的。如第六条，湿热白，陈氏认为是风邪夹湿为患，用疏风清热治疗，当其为风疹治疗，确是混淆概念。从临床上看，白疹即白，乃是气分湿热蕴蒸，发于肌肤，宜清热渗湿为宜，若用荆、防、陈皮透表发汗，反有助热伤津之弊，甚或湿热上蒙而有昏谵惊厥之变。又如第七条，风温夹毒实为大头瘟一类的温疫病（即温毒），而陈氏归为风温确为不妥。再者，陈氏在用药上喜用麦冬、橘皮，如第四条、第八条、第十条对麦冬的使用就值得考虑，又如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对橘皮的使用，就有过于温燥、伤阴助热之嫌。总之要在准确辨证基础上，根据病情需要使用。（三）前后贯通，对比研究。
要将原文加深理解，就必须进行整理，使之前后贯通，使用对比方法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更透彻地理解。如第四条、第十一条都是热盛引动肝风，但两者有何不同。又如风温初起（第一条和第二条）和春温初起、伤寒太阳病有什么不同。伤寒论的风温证与之有什么不同，都应多问为什么，才能真正理解并融会贯通。
三、本篇纲要（一）总纲
提出风温发生季节、病因、初起症状（第一条）。（二）各论
风温邪在肺卫证治（第二条）。
1.风温邪在气分证治（1）肺胃热盛（第三条）。（2）热盛伤津（第十条）。（3）热盛动风（第四、十一条）。（4）热迫下利（第五条）。（5）湿热白（第六条）。
2.风温邪在气营证治（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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