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维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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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试读：
作者简介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士（1982）、硕士（1984），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1996）。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讲授“比较政治学”“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政治”等课程，并任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法治与“民主”迷信》《农民与市场》《当代中华体制》等，主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价值观30年》《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等，并主持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观察与交流》。
内容提要
本书原名“政治常识”，是作者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授“比较政治学”的教案，亦是为写作中的《世界各国政府的社会谱系》一书准备的“理论篇”。
通过划分物质、精神、制度三种文明，结合农牧、制造、服务三种生产方式，本书解释自“产业”诞生，到三大古文明，到中古，到近现代，到后现代的社会政治变迁及制度文明。以当代政治的争议话题为材料，以定义简洁的基础概念为关节，作者构筑了以“文明”为骨架的长链条因果关系，为“中国视角”或“中国学派”的政治知识建构了一个独特的理论框架。
作者还试图避开“现代”学术形式，在文风和著述体例上回归传统，追求“后现代”的直接、朴实、散漫。第一章比较方法第一节视角
理论回答“为什么”而非“是什么”。
理论由重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对这关系的简要解释构成。理论是简约的，简单是美。大道至简至易。
理论都是主观的。表述因果变量的概念都由人脑创造和定义，随学人认知的变化而进化，根据实用目的而更改，都是主观的。
科学理论以“可证伪”为基本标准，不是“真理”。与宗教不同，科学拒绝承认“绝对真理”的存在。“有用性”而非“正确性”是科学理论的基本特征。
科学知识主要由理论构成。科学理论因其“解释力”（explanatory power）而“有用”。理论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最重要的工具。
学人们并非凭空建构理论。理论建构来自学人们对重要“存在”的认知。不同的理论对“存在”的解释力不同。解释力较强的因果关系“有用性”较强。
在我国当代语言里，“理论”还有另外的含义，即政府的“大政方针”。此种“约定俗成”不属本书的讨论范围。科学理论的核心是因果关系，非因果的表述不属于科学理论。科学理论是重要的，但并非所有重要的都是科学理论。
相对于人类不断进化的理论知识而言，自然规律是客观不变的。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和人类社会。而且，与自然科学不同，构成社科理论的概念受不同语言和语言艺术的影响，更受研究者身处的不同环境影响。因此，探索不变的自然规律有预见性，探索“社会规律”则主要不是为了预见。
自然规律没有“未来”。从逻辑上讲，如果社会科学可以精确预测人类的“未来”，人类也就没有“未来”了。
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建构因果知识，解释已经存在的事情。不同地区的人类会受不同环境和不同因果知识的影响，调整行为，塑造有无数种可能的未来。
理论都是主观建构的。这个判断对社会科学极为重要。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存在，取决于观察的不同视角，取决于不同语言中的概念差异。
本书企图从“中国视角”补充和重构流行于今的政治知识。其中阐述的理论来自对“存在”的认知，来自中国视角的、对世界纵跨时间和横跨空间的比较。笔者尚未完成的《世界各国政府的社会谱系》将接续本书，诠释当今所有国家的社会政治变迁，检验并改善本书理论的“有用性”。
纯粹追求“视角”的“中国特性”无异于追求狭隘。汲取世上已有的学问成就是所有学人的渴求。
不少学人希望从“世界视角”中立地看人类政治，甚至跳出地球，从月亮上客观地看。但这是做不到的。学人难逃狭隘，因为脚踩地球上有限的土地，自身均有所属的地区、国家、历史，在这些环境下成长、生活，并用母语写作，以母语人群为主要读者。
迄今为止，主流的政治概念及其因果体系大多是西方学人从自身视角和经验做出的。这些学人鲜有中国经验，不熟悉象形文字，也就不可能有中国视角。他们发明的政治概念和逻辑体系被大量翻译成中文、不断转述，遂成主流。而且，一个多世纪以来，因对西学的硬译及对西方的仰视，也使中国视角和本土概念在中文世界里被忽略甚至歧视。
地方视角有益于政治知识的积累。笔者曾在意大利最南端的西西里岛上体味当地居民看欧洲甚至北意大利的视角。西西里岛地处当今西欧的边缘，相当落后，却是欧洲文明初兴时期的核心。站在西西里岛上看欧洲，与站在德国或法国的立场看欧洲非常不同，也很有趣。
长期在西方生活的经历使笔者意识到：中国视角和语言表述的独特性弥足珍贵。其珍贵性不仅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不久前还曾是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还因为中国长期在地理、历史、语言上封闭。相对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视角，中国视角好似从月亮上看地球。比如，西方的政治研究从古至今强调形而上的“制度”，并用参与治理者的人数来区分“制度”。而中国的政治研究自古至今强调治国之“道”，关心内容而非形式。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视角能在语言、概念、道理上补充已有的政治因果知识。
从中国视角出发，此书还批评当今政治学流行的“制度迷信”，特别是对“多数决”制度的迷信。制度在政治生活中当然是重要的，但制度并非来自虚无。
什么是制度迷信？视某种政治制度为人类所有重大政治结果唯一重要的原因，拒绝探究制度的社会起源和存在条件，用关于制度的价值偏好取代因果关系的探索，就是制度迷信。
制度迷信导致政治科学里的“反智”倾向。尽管“顶层设计”之类政治“工程”在冷战后不断制造大规模的血腥冲突，制度迷信却长盛不衰。
世上没有不变的种族，没有不变的文化，也没有不变的制度。制度歧视与种族和文化歧视没什么区别。今日之种族和文化歧视主要体现为制度歧视，今日之帝国主义集中体现为文化帝国主义和制度帝国主义。因此，尊重他国首先体现为尊重他国的社会政治制度。
一切存在皆有原因。政治制度来自社会，不是空中楼阁。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活人能轻易绕过死制度。
长寿之方是科学，长生不老是迷信。制度不是“永动机”，不能永葆国家青春，不能让任何政府或事物逃出兴衰循环的命运，逃出中国哲理所说的“势”或“大势”。第二节学科
政府权力所及之处就发生“政治”。政治学研究政府权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此书属比较政治学类。比较政治学就是政治学。
政治学探索政治结果的原因。比较政治学用“纵跨时间和横跨空间”的比较方法，“科学”地探索政治结果的原因。
为说明比较政治学与政治学的关系，笔者先讨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异同，然后简述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
人文学科（humanities）以描述和思辨为主要手段，以回答“是什么”来表达“应然”，弘扬某种价值观。人文学科看重主观世界。历史学、哲学、法学、文学等属于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以跨时空的“比较”为主要手段，通过实证具体的因果关系来回答“为什么”。社会科学看重客观世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属于社会科学。
从定义上，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是可以抽象区别的。我们自幼学“科学”，读的是《十万个为什么》而非“十万个是什么”。
然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研究人类社会，在我国统称“文科”。较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距离，社科与人文的关系亲近得多。在我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辖人文学科的多个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经常使用“人文科学”一词。若承认人文与社科的区别，名称就会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院”（Academ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我国官方把全国的文科统称“哲学与社会科学”。把哲学视为一切学科的最高，把文学也纳入社会科学，大约是全球唯一。
在而今已经崩溃的前苏联，“哲学”是探索“绝对真理”的学问，“科学”意味着“正确”，而“社会科学”讨论不能被人的意志改变的“社会发展规律”。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界限确实有模糊之处。一方面，虽然以研究者的价值观来干扰研究在社会科学中没有“正当”性，却没有哪个社科学人在著述中能完全逃脱自己价值判断的影响。而且，缺少了历史学提供的资料，社会科学很难生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科学对理解客观世界的巨大作用，越来越多的人文研究者从事“比较研究”，追求“价值中立”地探索和实证因果关系。于是，传统的人文学科中涌现出了许多社科性质的著名子学科，如“比较法学”“比较史学”“比较哲学”“比较文学”，等等。
社会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强劲崛起塑造了当代政治学的发展历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灌输有关“正义”价值观的“政治哲学”和“宪法学”曾几乎囊括了西式政治学的全部。这门学科大体属于“法哲学”范畴，主要强调西式宪法和机构安排的重要性和正当性。在方法上则主要是思辨而非实证的，通过概念演绎得出价值判断。所以，此时期的政治研究基本上属于人文学科而非社会科学。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然地理区隔迅速消解，民智大开，学者们接触和比较不同国家的机会骤然变得丰富，眼界也较前大为宽阔。
学人们发现，在一国被视为当然的价值观在另一国可能不被视为当然。一个美国人在某非洲国家向摊贩购买手工艺品，对方索价10美元。美国人提议买10个，每个8美元。非洲摊贩的回答让美国人颇为吃惊：若买10个，每个须付12美元，因为制作1个是快乐，制作10个是痛苦，买方须为这痛苦付钱。学人们发现，苏联社会对“正义”的理解与美国社会的理解明显不同，而且也有理性思辨辩护。同时，只有比较衰败的中国与崛起的西方，才能理解中国知识界的百年“救亡”情结，理解绝望悲壮的《国歌》歌词至今还能引发共鸣，理解中国大众超越各种价值观的“国强民富”追求。
学人们还发现，同样一组价值观在不同国家里的重要性排序也不同。美国以强调“自由”为傲，欧洲以强调“平等”和“法律与秩序”为荣。“自由”与“平等”两个概念之间有“张力”。在美国，擅长修辞和诡辩的律师非常昂贵，他们对司法结果的影响与法律规定至少旗鼓相当。而在多数欧洲国家，让金钱“自由”到“无法无天”程度的现象会被鄙视。
人文学者表达对某种“应然”和应然“排序”的偏好；而社科学者“价值中立”地“实证”不同的“应然”和各种对本国文化而言“奇怪”现象存在的原因。
比较和理解不同地区为什么存在不同的应然和“例外”非常有用。对美国，这种知识意味着应付和管理陌生的世界，意味着“马歇尔计划”，意味着打赢冷战。于是，美国政府和各类基金会积极资助大学广设“比较政治”学科。
进行比较研究，才会设问“为什么”。以“为什么”设问，答案必是因果之解。自此，政治学里缺少时空条件比较的纯粹思辨和价值判断逐渐式微。追求对“奇怪”行为的解释成为政治学科的风气。追求对行为的解释就是追求“科学性”，就是淡化关于“是什么”的描述。
缺少比较和归纳的纯思辨不会催生新知识。即便对思辨的爱好者而言，催生新知识也依靠比较。逻辑演绎依赖概念定义的精准，但同样的概念在不同语言中内涵可能不同。概念的内涵不同会导致逻辑体系不同，貌似相同的知识体系在不同语言里就发生变异。尽管“democracy”被翻译成“民主”，但词义却有代民做主、代议制、多数决选举、变相贵族制、现代寡头制、人民做主、人民公决、抽签决定等多种含义。这在非字母文字的中文里最明显。中文的“法”既不“神圣”也不“自然”，与英文的“law”有相当不同的历史文化含义。
使用价值中立的“行为”一词、比较行为存在的时空条件，创造了政治学的“科学”导向。“行为研究”让政治学脱离了法哲学，崛起为显学。在美国，这股新风被称为“行为主义革命”。原先人文导向的大学“政府系”多改名为“政治科学系”（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在“政府系”或“政治系”时代，政治与法律不分，80％以上的教师讲授政治哲学和宪法，弘扬关于政体“好坏”的价值观，并授予毕业生法学学位。在“政治科学系”时代，80％以上的教师讲授不同地理区域的比较政治，通过实证解释“为什么”，并授予毕业生政治学学位。
在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必须被“重复实验”所验证。在社会科学中，因果关系主要在“行为比较”的实证里确立。“结构”是美国政治学家普遍使用的一种理论工具。这个工具起初来自对生物学有机体的认识，即部分受制于整体，每个部分在整体中发挥一定功能。若把相关的事物当做单元，组成一个系统，并分辨这个系统的结构特征，就能理解组成系统的单元的行为。最初使用这种工具的是英国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他在19世纪中叶发明的理论以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工的复杂程度来区分国家的“高级”或“低级”，认为各国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的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人沃尔兹（Kenneth Waltz，1924—2013）在20世纪后期使用这个工具来研究国际关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视国际关系为一个系统，其组成单元是“理性”的主权国家，其结构是无序的即“无政府”的，结构特征可以通过“超级大国”的数量判断，即“一个、两个、多个”，如同微观经济学通过大企业的数量来区分产品市场的三种结构特征，即垄断、寡头、自由竞争。这个理论解释为什么国家只要实力相似在国际行为上就相似，尽管其意识形态和国体不同。比较政治学里普遍讲授“依附论”，讨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各国的生存状况，也是对系统／结构／功能理论的应用。
与经典物理学不同，系统论的认识方法不是通过细分更小的个体，从个体的特性来认识整体。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到近代的马克思（1818—1883），阶级乃至阶层和利益集团分析，是理解政治整体的主要方法。
在认识组成系统的单元方面，“理性选择”理论获得了声誉，甚至以此推断“集体行动的逻辑”，从而贬低了系统的意义。承继经济学预设的“理性人”前提，即个人普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理性选择”渐成研究政治和国际关系“行为”的重要工具。定量的概率分析是从美国选举政治分析中衍生出的杰出方法，在“理性人”假设中获得了很大空间。定量分析已成为美国政治学的主流，在中国也有很多学人效法。概率统计不是个复杂难懂的数学工具。
为建构理论而预设的“前提”无所谓对或错，但对理论的质量（即解释力）会产生很大影响。我们应预设主权国家为组成国际系统的单元，抑或主权国家加跨国公司加非政府组织为单元？更接近实际的预设，未必导致建构更有解释力的理论。理论因简约而具有解释力，并具有美感。
即便对于经济学，预设“理性人”前提也是有缺陷的。人无疑有“理性”的一面，人的理性比能“吃饱”的“兽性”更可怕。人的“利益最大化”没有边界。但人还有“神性”或“人性”的一面，人类还靠价值观生存。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在于人类有“非理性”的价值观。“理性”行为或许可以量化，“人性”行为无法量化。政治学如同经济学那样不愿受价值观左右，却始终承认并重视分析“（宗教）精神”或“理想信念”在政治中的作用。
1982年，英国为收复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与阿根廷打了一场大战，赢得侥幸。英国若输掉战争不仅意味撒切尔政府的垮台，而且赌注已经大到英国国体。当时的世界新闻界普遍认为那个群岛附近发现了什么重要资源，英国为庞大资源而战。但他们都错了。英国为帝国的尊严而战，不容阿根廷用武力夺取那个小岛。同理，美国能领导当今世界也不是仅靠“自私自利”。靠自私自利就能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极为浅薄的思想，是18世纪中期以后为冲破欧洲宗教法系而发明的政治口号。
因此，“政治文化”成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话题。然而，奇特的是，政治学者不断企图量化地研究政治文化。结果是：越“科学”的研究，就越像是在散布文化偏见和种族主义。美国学人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一书是其中的典型。
系统论在方法上否认以个体行为推断群体行为，否认群体行为与个体行为的同质性。法律意义上的群体权益向来不是个体权益的逻辑衍生品。“个人自治”不是“民族自治”或“国家主权”的逻辑基础。“民族自治”或“国家主权”来自相对“他者”群体的历史、文化、实力。所以，个人不能买地独立“建国”，拒绝向政府缴纳税赋。从个体理性推导集体行动的理性，比如对“搭便车”和“两方博弈”的研究，虽有一定的解释力，却也有“走火入魔”的风险。
同样，群体也有理性和非理性两个方面。比如，所谓“价值理性”随大事件而爆发，无事时就沉寂。比如，“民族精神”和“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说德意志民族“理性”，就无法解释法西斯德国；说德意志民族“不理性”，就是文化种族歧视了。中国本无“民族主义”，是一系列的事件和严复等人的著作塑造了中国民族主义。
方法的先进，各种数据库的建立，以及由先进方法积累的理论知识吸引了世界上大量学子去美国学习政治学。但从20世纪末期开始，由于在冷战中获胜和政府赞助激增，美国的政治学呈现堕落迹象。
在国际关系研究里，学界大肆宣扬“民主和平论”，即世界和平决定于所有国家都变成美式“自由民主”国家。尽管明明是美国在频繁发动国际战争，敢于质疑者凤毛麟角，学术期刊不敢道破“皇帝没穿衣服”。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宣扬美国制度优越的“制度主义”盛行，对“普世价值”的信仰甚至被政治学家们堂而皇之地写入书中，请入社会科学的殿堂，与中国三十年前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如出一辙。而且，除了“民主化”和“转型”，似乎世上再无其他重要的政治结果，也没有其他重要的原因。
因此，空洞和充满价值判断的“转型”，即假定有理想不变的时代，否定变化是近代以来全世界的常态，也成了中国政治学里最广泛使用的概念。
在现实层面上，政治学与重大政治话题渐行渐远，离智库的政策研究也渐行渐远。由于研究的“行为”越来越琐碎，许多博士生的论题看上去非常庸俗，像是没话找话说的“一地鸡毛”，看不出理论突破的潜力。
在方法上，学术论文普遍倚重数据与模型建构，采用数学模式和回归分析，让政治学几乎变成了统计学家和博弈论专家的天下。从此，公众和政治家们再也无法读懂美国政治学的核心学刊《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尽管定量研究是有效方法之一，但用数学方程式推导政治决策和瞬息万变的国际情势就荒唐了。人的意识不是数学逻辑。企图用问卷调查和数学公式取代语言和历史文化知识的学习和研究，看似捷径，实为投机取巧。
学人们还似乎在构筑一种本学科特有的“学术语言”。他们经常花上百万美元进行“问卷调查”，然后用“学术语言”和数学公式把他们“发现”和“证明”的往往是大众常识的结论包装得晦涩难懂。“学术语言”已经类似土匪的“黑话”，与“后现代”的大众（网络）语言格格不入。更有甚者，为提高自己的“引用率”，学人们频繁相互引用彼此的论文，经常让注解占去文章一半篇幅。
概言之，美国的政治学正在从一种“公共学问”蜕化为象牙塔里一小撮学人们的自娱自乐、自我吹捧、自我陶醉。
因为崇美，类似的病毒也开始感染我国的政治学研究。
或许，美国政治学能克服这种“由俭入奢”带来的“时髦”和堕落。这个学科在美国有直面现实、直面公众、直面历史的传统。理论因简单而美，因有用而普及。若大幅削减政府资助，这门学问应能从半空回到地上，回归“铁饭碗”时代学者的踏实、独立、自尊、浪漫，以及对学问的忠诚。
比较政治学并非显学，因为跨时空的比较只是方法而非政治研究的一个具体领域。政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断演化，形成六大专业方向：（1）本国政治；（2）比较政治（亦称“世界政治”，意即“外国政治”）；（3）国际政治（亦称“国际关系”）；（4）政治哲学（亦称“政治理论”）；（5）政治学研究方法；（6）行政管理。
跨国比较的方法已在政治学全部六个领域里应用，几乎覆盖了政治学的全部。
为什么“比较政治”不包括“本国政治”，而成为研究“外国政治”或“世界政治”的代名词？这种区分并非来自知识的“学科分类”。就政治学问的知识分类而言，研究外国政治与研究本国政治没有明显界限。相对于所有外国，本国政治都是比较政治的一部分。美国的本国政治属于中国比较政治的研究对象，中国的本国政治属于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对象。“本国政治”被政治，而非政治学，赋予了特殊重要性。作为本国所有大中学生的必修课，“本国政治”不仅要改善对本国政治的理解，更被政府赋予向本国国民说明本国政府和政体正当性的任务。然而，在民智大开的今天，不了解和比较外国政治，关于本国政治的任何说法都缺乏说服力。
政治学研究政府权力所及之处发生的结果。“国际政治”研究以政府间关系为主的“国家间关系”，亦属“政府权力所及之处发生的结果”。国际关系学科的特殊之处在于国家之上再没有政府，“国际关系”体现“无政府”状态下各国关系里的“弱肉强食”。不过，既然研究国际“关系”就不可能避开跨国和跨时空的“比较”。而且，任何国家的国际行为都不可能脱离其国内条件。所以，研究和比较“外国政治”还是解释国际行为的重要方法。“政治哲学”先前强调思辨，弘扬某类价值观，现已演化为结合政治历史比较的“比较政治思想”，着重比较和解释思想和概念产生的时空条件。然而，与政治学的其他子学科相比，“比较政治思想”仍擅长文本分析的思辨而非实证，最具人文特征。纯思辨明里暗里肯定或否定某种“应然”。“政治学研究方法”集中研究如何才能更科学地进行比较。改善定性和定量的比较方法是这个子学科的主要研究目的。探索科学理论如何进步的“科学哲学”也是这门学科的必修。“行政管理”基本依赖全球案例经验和相关数据的实证比较，却在脱离政治学成为管理学的一部分。不少大学的政治学系改称“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更有大学设立独立的“行政管理学院”。管理学是学术，更是艺术。艺术依赖丰富的作品比较和对作品的主观体验。“商业管理”也在脱离经济学，有了独立的“商学院”。不过到目前为止，行政管理离不开政治学基础知识，商业管理也离不开经济学基础知识。
概言之，“比较政治”并非一个独立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只是强调用跨时空的比较手段进行实证研究，从而拓展关于政治的科学知识。
本国政治明显属于“比较政治”。研究本国政治离不开与外国的比较。不知彼，焉能知己？不知己，焉能知彼？何况，全球化时代的“本国情形”同“外部世界”早已互为因果。
因此，现代的政治学就是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就是现代的政治学。
但比较政治学又是政治学里的显学，因为还有不少政治学人不用比较方法。若都自觉采用比较方法，“比较政治学”就消亡了。
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导向”依然落后。科学地理解中国与外国政治仍不敌用价值观来理解中国与外国政治。我国不设政治学学位，从本科到博士的政治学毕业生均被授予法学学位。在中文里，“政治学”与“政治科学”两个词模糊地重合，而且“科学理论”与“大政方针”共用一个词。
我国社会科学界流行西学理论崇拜，却尚未流行对能建构这些理论的比较方法的尊重。
我国社科工作者以引用外国学者提出的理论（因果关系）为荣。连中国农村研究中引用的多数理论也属于没在中国农村住过几天的外国学者。中国学者热衷于“中外合作”，但这种合作多局限于中国学者向外国学者“出售”数据和案例。在中国本土建构的、以中文表述的因果构建通常被人文导向的中国政治学界忽视、歧视。若不用英文写作，不在外国发表，不被外国学界“发现”，中国学人构建的理论就“不存在”。
我国很多政治学人还在坚守学科的人文导向。他们著述的主旨不是回答“为什么”，而是描述“是什么”。在这种传统的人文史学环境中，没有因果关系的描述性学位论文可以轻易通过，而因果关系越明确的学位论文就越难通过。不强调“比较”方法，不强调以“为什么”设问，就会被价值观左右，拒绝接受因果答案必然引发的争议。
社科导向的论文程式是：疑问（为什么）、假设、验证。结论可证伪，验证有瑕疵。因果式的结论必是有争议的。
人文导向的论文程式是：领域、阶段、特点。既然描述的都是“事实”，故除价值取向外结论是无可争议的。
因为缺乏社会主流价值观，而今中国学人为免伤和气也不愿争论价值分歧。因此，比较政治学成为“显学”。“比较”才能引发关于“为什么”的疑问。提出“为什么”才能有因果答案和理论构建。人文学者进行描述，所以多产。社科学者提出并验证重要的因果关系，所以低产。
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为什么”并实证其答案，比描述“是什么”艰难得多，作品也不会畅销。在社会科学里，提出个“值得研究的”疑问本身就已经是重要成就。而且，就“为什么”给出的答案百分之百有争议。不能引发争议的因果关系通常“没用”。
在社会科学中，“创新”指的是提出“新理论”，即新颖的关于重要因果关系的认识。没有新的因果认识就没有社会科学知识的创新。没有争议就没有学术，更不可能有创新。
所以，促进我国“政治科学”发展的唯一有效办法是阻止不探讨“为什么”的学位论文，鼓励比较，鼓励有争议的因果答案，并容忍其实证上的瑕疵。
在我国特殊的实用主义文化环境里，明晰的因果关系常被视为“走极端”，或看问题“不全面”。“学而优则仕”把学术与管理混为一谈，当不上“官”的就不是好学者。官员的文章往往在学术期刊里排在首位，以至讲官话和套话的“学术论文”俯拾皆是。于是，“全面和辩证地看问题”的“官风”成了“学风”。哪方都不得罪的官僚“中庸”风气演化成了学术“市侩”风气。
若都去“全面”分析苹果坠落的原因，如苹果大小、风力、雨量、土壤、季节、病虫……研究固然“细致”和“科学”，但只会有果农，不会有牛顿。
因为还有不少人文学科导向的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才成为政治学里的显学，而未成为政治学的全部。
笔者无意贬低人文学科，抬升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虽不同于社会科学，但重要性绝不亚于社会科学。人文导向弘扬价值观，如同历史学，通过描述“是什么”弘扬某种关于政府或政体的“好坏”判断。价值立场让人们知荣辱，辨善恶，晓得甜酸苦辣。因此，《史记》类似中国版的《圣经》。
然而，区分“科学导向”和“人文导向”非常重要。由于科学导向，政治学才脱离了法哲学，获得了独立的、日渐上升的地位，成为“社会科学”学科，成为“政治科学”。继续以弘扬或贬低某种制度及其附着的价值观为己任，我国的政治学很难进步，遑论获得国内和国际声望。
与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社科领域类似，政治学一般不生产被“普遍接受”的因果道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政府，政府由有感情、有思想的官员和领袖组成，他们未必是“因果律”下的傀儡。不仅如此，政治学研究政府权力的来源、过程、结果，政府有极大利益干预这个学科。而且，不少政治学人同情或厌恶某类政府，甚至参与支持或反对某类政府。因此，针对政治学研究成果的争议很大。
以实证比较的方法进行普遍、激烈的争议是政治学／比较政治学魅力的源泉。第三节纲要
分类是所有学科的知识基础。
当前，政治学／比较政治学的主流是“政治制度分类法”。其中的“政治制度”又被分为三大类，即“（自由及社会）民主国家”“共产党国家”“发展中国家”。
流行意义上的政治制度是“两分”的，主要由“有”或“没有”关于民主法治的“制度安排”定义。民主主要指的是全民普选最高领导人；法治主要指的是司法独立于行政和立法，亦称“宪政”。从价值观上分辨，民主高于自由的称为“社会民主”，自由高于民主的称为“自由民主”。前者主要是欧洲的自称，后者主要是美国的自称。
据说，“民主与法治”构成的政治制度是人类的共同方向，也是“历史的终结”。“有或没有”的制度两分，指向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指向将来的世界会变成今天的“西方”。
问题不在于“民主法治”是否为“应然”，而在于其对重大政治现象的解释力。世界上有无数“应然”，比如“应该”为人民提供足够的、安全的食品，官员“不应该”以公权谋私利。“制度主义”把政治体制视为最重要的原因。制度主义是“唯意志论”（voluntarism）的一种表现。唯意志论即我国哲学界熟悉的“主观主义”或“唯心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制度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历史塑造的，而唯心史观认为制度是少数聪明人“顶层设计”的结果。唯物史观把制度视为重要结果，而唯心史观把制度当做主要原因。两种史观的竞争向来不分伯仲，但制度主义并非“中庸”的思维方式。
制度分类法的解释力明显很弱。拉丁美洲及很多南亚和非洲国家有全体公民普选最高领袖和司法独立的制度。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类似，但操作类似制度的结果非常不同。不同的结果必然有不同的原因，或有制度以外的原因。即便制度并不完全相同，发生差异也是有原因的。在同样的制度下，不同的美国总统导致美国截然不同的表现，比如克林顿总统把美国带向巅峰，小布什总统把美国带入低谷。
把制度仅分为有或没有“民主法治”，解释力就更有限了。世界上有没有“民主法治”之外的重要制度？拿一个只混有两味药的药方去治疗所有社会的所有病症，恐怕不是医学而是宗教。从中国视角看，那代表政治学的“反智”倾向。“民主法治”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宗教”。
为什么存在这种“两分”性质的制度分类法？答案是冷战。冷战中的美苏两大阵营及在两大阵营之间摇摆的“中间地带”是这种分类的现实基础。“左”和“右”两派意识形态是这种两分的思想基础。
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赢得冷战以后，“制度两分”演化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及“其他”。这是冷战后美国超强实力的结果。将本国制度强加于人是控制他国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不受制衡的权力注定难以持久。
制度歧视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文化种族歧视。人们谈论“地球村”在经济和自然环境上的“相互依存”，却没人谈论“地球村”里的人们在社会和政治上“多样性”的“相互依存”。不同社会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不懂得尊重其他国族的社会和制度，就不会得到其他国族的尊重，人类社会就弥漫傲慢与偏见，助长深沟高墙，助燃冲突与战火。
批评现存的解释体系容易，创造新的解释体系不容易。
中华文化非常世俗，不习惯“一神论”式的“历史终结”思想。从偏远孤立的中国看世界，“国家”是超越意识形态的长久存在，政府体制与社会条件一样多姿多彩，并非仅“民主与法治”两个维度，并非仅要解决“专制与人治”问题。我们早在孙中山时代就懂得，“民生问题”并非仅是民主法治问题；更宏大的“中国问题”也显然不仅是民主法治问题，更多的是国弱民穷问题。从中国视角看，意识形态是塑造现实的企图而非现实本身。
从中式物质主义、实用主义角度看世界，国家既分成规模上的大、中、小，也分为财富上的富裕、中等、贫穷。非洲国家的疆界不是制度的结果，是列强用尺子在地图上划定的。约旦的存在不是因为内政，而是因为外交。制度并非国家大小、贫富、兴衰的主要原因，而是重要结果。
本书以当代政治的重大议题为材料，以有简明定义的基础概念为关节，构筑以“文明”为骨架的长链条因果关系。
笔者以两个层次的“文明”来解释人类的政治生活。（1）文明的三种概念分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2）三类产业文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其中的第一产业又分为农耕、游牧、游牧与农耕混合三类）。笔者以此解释自“产业”诞生到“三大古文明”（南亚、地中海、东亚），到“中古”，到“近现代”，到“后现代”等时期世界各地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演变，分辨其历史路径及其政府制度的“社会谱系”。
因为这些不同“路径”，国家分属不同“区域”，并按人口和土地面积分成大中小国，按财富拥有量分成贫穷、中等、富裕的国家。与“制度分类法”不同，本书着重解释制度的来龙去脉。
笔者希望，较之“民主、法治”两个制度概念构成的“现代”解释，或“主观主义／唯心主义”解释，本书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体系对过去和现在的政治有较强的解释力。
当然，社会科学的理论系统从来都是多样的和相互竞争的，谈不上谁更“正确”，只是解释力不同。但在我国学界的情况，解释力大小不是问题，有没有才是问题。
此前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通常以几个典型国家来说明制度划分的政治道理。其支持西方概念体系和西方视角的意图很明显。然而，国家仅有不到两百个，如同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的“所有”元素不到一百二十个。“所有国家”比几个“典型国家”更能挑战“道理”，更能刺激知识的进步。笔者在本书中放弃“典型国家”案例法。此书试图建构理论，不会讲述两百个国家，而是更多以大区之间的历史比较作为背景，并特别着力于中文读者所关心的中西比较。但本书的理论建构却主要得益于笔者的学术出身——第三世界研究（原称“民族解放运动”专业）。
笔者将以《世界各国政府的社会谱系》一书接续本书，依据本书建构的理论讨论所有现存195个国家与政府的“来龙去脉”。互联网时代是教学相长的时代，也是在开放平台上共同创造知识的时代。熟悉两百个国家，分辨其“社会谱系”，已非高不可攀。知识不复由少数“专家”垄断是“后现代”的特征。
关注“所有国家”意味着主张关注被传统的比较政治学忽视的大量弱小国家。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无足轻重，在世界经济中轻如鸿毛。关于这些国家的知识过去只属于“专业人士”。但这些国家的情形对于“理论”来说经常是“例外”。知识创新向来从“例外”开始。而且，小国的生存比复杂的大国更能简约地展示“大道”，展示发展的源头。云南泸沽湖畔的摩梭人长期与世隔绝，其生存方式独一无二。但那“例外”却是极重要的知识，提示我们可能从何处来，也提示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生存。中欧的瑞士地处内陆山区，仅拥有4万平方公里土地（略大于海南岛），其760万公民讲4种语言。但这个政治联合体秩序井然，管理优良，是全球最富裕的国族之一。另外，这些小国中的多数可能在未来200年内逐渐消失，并被公众遗忘。遗忘是一种知识的遗憾。
此书与流行的“比较政治／世界政治”教科书有四大不同。第一，不排除本国政治，以中国视角去比较和理解世界各国的社会与政治。第二，放弃流行的制度分类法，力求理论框架和概念及概念定义的创新。第三，放弃“典型国家”法，另外著书诠释所有国家政府的来龙去脉。第四，放弃形而上的、繁琐的“现代学术”风格，追求“后现代”式的通俗、简洁、散漫，或称回归“传统著述风格”。
在本章“比较方法”之外，第二章概述“政治原理”，第三章讨论“文明类别”，第四章追溯“制度文明”，第五章分辨“经济政策”，第六章展望“融合时代”。
从第二章“政治原理”开始，笔者就将从中国视角试图补充和更新现有的政治知识。思考题：
1．什么是科学理论？
2．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有哪些异同？
3．什么是比较政治学？
4．地方视角对社会科学知识有何意义？
5．比较政治学中“制度分类法”的来源是什么？
6．如何推进我国政治学研究？第二章政治原理第一节政府
政治知识以关于社会的知识为基础。
这是常识，却是被强调“顶层设计”的制度主义者们有意无意忘掉的常识。制度主义强调制度“设计”而非制度的社会历史基础，属“唯意志论”（voluntarism）的“主观主义”。
什么是社会？社会是由本地人相互关系构成的共同体，由本地人之间或紧密或松散的相互关系构成。“本地”是个可大可小的弹性概念。人与人之间形形色色、紧密或松散的相互关系组成大小不一、种类繁多、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
人是群体动物，无时不在社会中，生活在种种社会关系的枷锁里。比如凝聚师生关系的教室。
没有支配关系就没有群体。社会知识从群体内的支配关系开始。
什么是权力（power）？权力就是支配他人。权力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左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权力如何支配他人？在笔者看来，权力仅由四种要素构成：财富、暴力、思想、人格。或可简记为“WVIP”（wealth, violence, idea, personality）。
财富与暴力属于物质类——硬权力。观念和人格属于精神类——软权力。
我们似可断定：拥有硬权力者难以拥有软权力，拥有软权力者难以拥有硬权力。这个道理有用，普遍适用，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环境里也不例外。因此，政府难逃衰败。
因群体生存，支配欲是人类的社会本能。如同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抵抗被他人支配也是人类的社会本能。
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而非往往被神化的个人本身，才是理解人类行为的钥匙。
为什么当今流行从关于“个人”性质判断开始的社会研究，比如“人生而平等”和“生而自私”？
个人与群体关系的价值观左右社会生态。近代西方要冲破等级社会传统，故强调“个人主义”，并依照其上帝造人说的神学传统创造出“人生而……”的判断。但那判断显然与中式常识相悖。
受西学影响，当代中国有变“以民为本”为“以人为本”的争议。“以人为本”强调个人，“以民为本”强调群体。
规矩（如法律、制度）是对支配关系的规范，是半固化的支配关系，是支配与反支配斗争的产物。所以，规矩并不“神圣”，更不会“永恒”，不过是被暂时固化的支配关系。
在支配与反支配的权力斗争中，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逐渐演化。习惯、风俗、仪式、伦理、法律、规章、制度、机构，在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划分和重新划分权力的界限。
传说西周（前1046—前771）以周公制定的“周礼”规范统治者，并继“禹刑”和“汤刑”之后制定了“九刑”以规范人民。《礼记》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中国的“礼”用于规范统治者，可称“宪法”雏形。中文自古有“齐家”和“齐民”概念，意即使家庭成员和全社会人民的行为都循规蹈矩。
法定的选举程序表面上是观念、人格的混合，却在深处由财富和暴力支撑。
对法定支配权以外空间的规定称为“权益”（rights），又称“权利”或“法权”。为避免“权利”与“权力”发音相同造成的不便，本书用“权益”取代“权利”。
中文将“rights”译为“权”之“利”，与西学原词的含义有明显差异。“与生俱来的正确”不符合中国人的常识。称“利”是“权斗结果”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常识。传统中国接近“rights”的词汇是“天道”或“道”。但“道”极为含混，不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具体“权益”。
权力斗争及相应的规则演化，是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关注的焦点。
支配关系特别涉及政府，政府就经常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关于政治知识的争议。
什么是政治学？政治学并不关注人类所有领域的支配关系，如家庭结构中的权力。政治学研究政府对人民的管理，研究政府权力的产生、过程、结果。
政治系旧称政府系或政府管理系。美国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迄今沿用“政府系”，北京大学设“政府管理学院”。
什么是政治？政府权力所及之处就产生“政治”。
婚姻不是政治，但去政府领《结婚证》，用政府的力量保障婚姻，就成为政治。因此，《婚姻法》是政治的结果。生孩子是人类本能，若生孩子必须从政府领《准生证》，就是政治，而且是极大的政治，标志政府的支配权被使用到了极限。
什么是政府？政府是管理社会的机构；因垄断暴力和税收而获得管理社会的能力。所以，垄断了暴力和税收这两种“硬权力”的机构就是政府。
财富、暴力、观念、人格是支配权的四要素。政府通常是国家最富有的机构，因为政府以管理社会的名义向每个人或每个家庭征税——征收财富。征税是政府垄断的权力，所以私人“富可敌国”的情形极为鲜见，一般只出现在微型国家。美国法定私人可拥有枪支，貌似政府不垄断暴力，这是非常独特的。但美国也法定政府垄断暴力使用权，这是普遍的。美国警察暴力装备很先进，使用暴力的限制很少，是美国人民为私人拥有枪支付出的代价。
硬权力是政府的基本标志。至于政府的“软权力”，本节末尾的政府管理方式部分将讨论“观念”，本章末尾的政府领袖部分将细述“人格”。
为什么需要政府？在无政府状态中，社会盛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以，再恶劣的政府也比无政府状态强。
人们偶尔会希望以短暂的革命为代价驱逐“坏”政府，获得长期的“好”政府。毛泽东在其诗词《七律·忆重庆谈判》中写道：“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但没人希望“遍地哀鸿满城血”成为常态。
上述的政府特性决定，政府恒定是少数人管理多数人的机构。多数人管理少数人是违背常理的。多数人自己管自己则是“无政府”状态。
不少学人称，“民主”是人民自己治理自己，是“民治”，即人民做主，不同于中式的“民本”——“为民做主”。然而，若世上真有“民治”，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为什么需要由少数人执掌垄断的暴力和税收权？今日之“代议制”显然也是少数人“为民做主”的体制。
公选人民代表的仪式制造了“人民授权”甚至“民治”的幻象。几年投一分钟票的“多数决”选举与“民治”的距离极为遥远。这是常识，无论学人们怎样思辨“代表性”。
在而今的竞争型选举制下，相对少数人民推举的、未能当选的代表不能执掌政府。这些相对少数选民被自己在竞选中激烈反对的代表管理，他们“被代表”了。
而且，当选的代表通常获得了相对多数却是绝对少数选民的支持，构成了“多数决”的悖论。试想社会均分成两个以上的集团，比如四个集团，成为人民代表在程序上仅需获得25％的选票加1票。如此，多数决事实上是少数决，除非硬性规定只能有两个候选人。
某些地区的人民普遍接受上述“民主”制度安排是事实。但那却是一种地方文化使然，不是必然，更非颠扑不破的“真理”或“普世价值”。民选领导人被“非法”推翻是这个世界经常发生的事实。好莱坞电影也经常想象美国民选政府被军人推翻，变成军政府。
某分钟获得的当选与三至五年“代表性”的关系很可疑。但这还不够重要。以“代表性”为核心的“民治”与“善治”的关系更可疑。“民主”的目的似乎是“善治”。若善治能由“代表性”获得，则每年、每月、每周、每天都票选领导人应能得到善治。古希腊雅典城邦曾以比多数决“民主”得多的“每天抽签”来决定领导者。全体公民有平等概率当选，公民们的不同意愿也能获得相应概率的支持。但如此“民治”政府穷兵黩武。雅典迅速建立了“帝国”，也迅速衰败。“代表性”无疑是政府治国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但并不“神圣”。
政府的权力需要被人民的权力约束，约束到让政府有效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滥权，约束到“善治”。“善治”并非“民治”。不是政府权力越小越能导致“善治”。政府权力的最小状态是“无政府状态”。
人民的权力与人民的福利不是一回事。这是个明显的常识。公权不彰，官员自卑，政府软懒散，并不会导致人民福利的上升。
何谓“善治”？从中国视角看，“善治”问题的核心在于执掌政府的少数人拥有为“社会公益”服务的强烈意愿，并拥有出色的品德、智慧、能力。如此，政府就能在平衡部分与整体、短期与长期、变革与稳定这三对利益中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和促进人民的福祉。
一旦推举领导人的程序变成目标本身，人们就致力于完善程序而忽略程序本应完成的任务。
历史上是否曾有过一种推举执政者的程序／制度，能自动保障“善治”？或者，将来可能会有这样的制度？
政府和政府体制从哪里来？政体并非空中楼阁，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和政体。
人类拥有的暴力手段越先进，获取财富的手段越复杂，相应的政府体制（即规矩和机构）就越复杂。
在金属兵器出现之前，职业军队难以存在，也就难有垄断暴力的机构。北欧各国地处偏远，寒冷、安宁、安全，人口稀少，生活朴素，政府机构就比美国简单得多。在普通城市公园里就可能见到北欧的国王，如同在中国的县城里见到县长。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村规民约”足以解决冲突，就不会存在成本高昂的专门司法机构和相应的复杂司法程序，也就不会有专业律师和培养专业法律人才的“法学院”。
在某种流行的政治思想中，政府被描述成自由的对立面，甚至把人类文明史描述成人民对抗政府、“为自由而奋斗”的进步史。
政府管的事越少，人类的生活就越“自由”？
这明显是对人类历史进程扭曲的描述。到目前为止，越“先进”的政府拥有的社会法规越繁复，机构越庞杂，管的事越多，支配的社会财富比例也越大。“政府”未必与“自由”成为矛盾概念。“自由”攸关“权益”，但权益从来就是群体的而非个体的。强大社会集团的“自由”与弱小群体的“自由”不是一回事。雇主的“自由”与雇员的“自由”截然不同。政府保护一些人的“自由”，却可能伤害另一些人的“自由”。
保护“谁的”自由不是执政者们简单、容易的选择。保护“谁的”自由是政治生活和政府体制演化的动力。
因为中国小农社会与西方阶级社会不同，经常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一盘散沙，传统中国政府强调群体福祉，强调“以民为本”而非“以人为本”。
所以，有什么样的社会格局（social configuration）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和政体。
在北欧的“福利国家”，甚至老人和残疾人的轮椅都由政府免费提供。世界上长期被评为“最自由”的经济体是香港和新加坡。但这两个政府都实行土地国有和廉价房建设的垄断，分别为40％以上和90％以上的居民提供廉价住房。住房是普通人一生中购买的最大商品，所以住房福利是很大的福利政策。政府的这些福利政策属于保护“个人自由”还是保护“群体自由”？或者，属于“自由”还是“不自由”？
政府会消失吗？无政府主义在人类思想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在五万年晚期智人的生存史里，有政府的年代不超过五分之一。如果人类间没有利益矛盾，不因利益而相互杀戮，以垄断暴力和税收为定义的政府或许会消亡。
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前551—前479）和柏拉图（前427—前347），一直到近代的马克思（1818—1883），都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政府存在的前提。对他们而言，消灭了私有制，家庭就不会存在，垄断暴力和税收的政府（国家）也就不存在。《礼记·礼运》如此描述孔子的“天下为公”思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种关于“共产”的思想延续至今，塑造了历代很多人的行为。
垄断暴力和税收给了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但管理社会的能力不等于管理社会的方法。
政府如何管理社会？社会利益格局决定政府管理社会的方法。无论人们如何神化某类政府体制，政府管理社会的基本方法既不神圣，也不复杂。
笔者归纳治国的基本方法，抽象为下述四类：（1）执行关于社会秩序的规矩；（2）代表强大社会集团的利益；（3）对社会团结的整体利益负责；（4）塑造社会的共同利益观念。
这四类方法或可简记为“执法”（law enforcement）、“代表性”（representation或accountability）、“责任感”（responsibility）、“正义观”（justice）。
第一，以暴力为基础的“执法”是一切政府维持社会群体生存的基本手段。法是人制定的，也是人执行的。西学虽有“法律治国”（rule of law）和“依法治国”（rule by law）之分，其实仅描述了掌权者对法律尊重程度的差异。由于掌权者经常设立“特权”，给自己违法开绿灯，于是“法治”实现的基本标志是能迫使当权者守法。这就是“司法独立”的思想根源。然而，特定法规的一些反对者会激烈抵抗执法，甚至以暴抗暴。争议的焦点在于法规给某些集团特权，比如机动车与行人，城里人与乡下人，黑人与白人。故“法治”并非治国的万能灵药。
第二，安排强大社会利益集团在政府里的“代表性”，让它们的代表制定法律，让政府成为强大利益集团联合统治社会的工具。世上没有脱离社会的政府，也没有拒绝社会参与的政体，只有参与形式和程度的差异。比如无为、咨询、选举，还有区域、部落、村庄、教会的自治等，都是人民的参与形式。在所有人口上万的国家，“一人之治”都是神话，一个人最多能管几十个人。隋炀帝以独断专行著名，却被下属蒙蔽到连全国早已烽火连天都不知道。多数决原则下的“选举民主”，能让政府反映社会利益集团的势力对比结构，并适应其强弱变迁。但强势集团的代表也会遭到弱势群体的抵抗，甚至暴力抵抗。故（选举）“民主”亦非治国的万能灵药。
第三，通过培训执政者的“责任感”，让政府跳出集团利益的禁锢，对本社会全体人民的利益负责。判断和平衡代表“社会公益”的整体利益非常难，要求有能力判断和平衡部分与整体、短期与长期、变革与稳定这三对社会利益。这就需要以执政者的贤能和社会原本分裂程度较低为两大前提。中文自古称此方法为“民本”，近似西方社会共同体利益至上的思想，即“社会主义”。
第四，建构社会主流的“正义观”。这种“软权力”是凝聚社会最可靠的保障，也是政府生存最牢靠的基石。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利益的认知是主观的，所以利益观可塑。所有当权者都试图使某种关于公平、正义的“共同利益观”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只是手段或明或暗、或优或劣而已。摧毁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也是摧毁这个国家极为有效的办法。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最困难。
宗教天然不是治理社会的方法，但治理社会的方法天然包含宗教，以及近代才出现的、近似于宗教的“意识形态”。宗教是对来世乌托邦的信仰，分为“万物有灵”“多神教”“单一神教”三大类型。教会及新闻机构和大学文科讲述形形色色关于社会群体的“正义观”，是世界上三大利益观塑造机构，都被政府和反政府者密切“关照”。
所有政府都混合使用全部上述四种由简单到复杂的社会治理方法，只是因社会条件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社会治理方法的不同侧重构成不同的“政府体制”。思考题：
1．什么是权力？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府？
2．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管理社会的规矩？
3．政府体制从哪里来？
4．历史上曾经有过自动保障善治的制度吗？将来会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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