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伟洲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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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论丛(第十三辑)试读：
特约稿
[1]丝绸入蕃：考古学的观察及其文化史意义
霍巍摘要：丝绸传入吐蕃始于公元2世纪前后，初期仅为少数贵族获得的极为珍稀的赏赐品。随着唐蕃之间以及吐蕃与中亚、西亚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丝绸在吐蕃社会的流传日益广泛，丝绸所具有的价值、功能以及象征意义也在不断丰富和扩展，逐渐成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属性的物品，在潜移默化之中提升着吐蕃社会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程度，深层次地改变和影响了吐蕃民族的传统习俗，在吐蕃文明最终融入“中华文化圈”的历史进程中，成为一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物。
关键词：丝绸之路 吐蕃考古 文化交流
丝绸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之一，在历史上也曾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承载物，并由此产生了以“丝绸之路”指代这种不同文明之间交流活动及其途径的历史概念。在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中，丝绸同样起着这种重要的作用。
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来看，汉地丝绸传入青藏高原有着久远的历史。2006年，西藏阿里噶尔县门士乡古如甲木寺的大门外，意外地发现一座古墓葬，出土了大量丝织物的残块，其中一块较大的丝绸残段上有白虎、朱雀、对鸟、神树等对称性的图案和汉字“王”“侯”等小篆字，画面中一件汉式三足鼎的旁边也有汉字“宜”，这是迄今为止西藏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汉地丝绸的实物，时代约相当于中原[2]东汉时代（2世纪左右）。与之类似的带有汉字“胡王”的丝锦曾在西域一带汉晋时代的墓葬中有过发现，一般被认为是中原官服作坊[3]织造、赐予地方藩属王侯的标志性物品。由此可以推测，西藏西部[4]发现的这批早期丝绸很可能也具有同类性质。
进入吐蕃王朝时期（7～9世纪），各种迹象表明，丝绸传入青藏高原的数量大为增多，在吐蕃社会受到上层人士的广泛喜爱，并在吐蕃社会生活中开始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以近年来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的丝绸遗物为研究对象并结合文献记载，就其中几个主要问题展开讨论。
一 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所见的吐蕃丝绸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所指的“吐蕃丝绸”，是指在吐蕃王朝本土或其属地出土的丝绸，而并非是吐蕃所产的丝绸，它们的来源地都不是吐蕃本土。吐蕃人始终没有学会制作丝绸，这可能与青藏高原的自然条件无法提供丝的原料有很大关系。如同王尧先生指出的那样，“从历史记载上看，吐蕃人始终没有学会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的技术，一直依靠唐朝馈赠、贸易或者通过战争手段去掠夺这种纺织品”[5]。
吐蕃人使用丝绸的情况以及对入蕃丝绸来源的推测，学界过去主要依据文献材料和图像资料来加以推定。如传为唐代阎立本所绘的《步辇图》，绘出唐贞观十五年吐蕃使节禄东赞前往唐京都长安迎请文成公主入藏的场景，禄东赞身着圆领长袍，其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长袍的朱地上饰有联珠立鸟纹。沈从文先生将这件长袍称为“小袖花锦袍”，认为其应为《唐六典》提到的由川蜀织造的“蕃客锦袍”，系由唐代成都织锦工人每年织造二百件上贡，并专供唐政府赠[6]予远来长安使臣或作为特种礼品。对此，姜伯勤先生认为“这是典[7]型的萨珊风格的胡锦”，他还注意到，在敦煌文书中有所谓“胡锦”“番锦”与“毛锦”等记载，其中吐蕃统治敦煌时期（9世纪初）的P.3432号文书《沙州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佛像供养具经等目录》以及S.6276号文书《永安圣寿招提司账历》当中还有“番锦缘”一词，说明“番锦多作丝织品边缘装饰之用”，并推测其“未知是否可能指吐蕃锦、吐蕃人喜好的锦或沙州丝绵部落中吐蕃人主持生产供吐蕃人用[8]或用于外销的织锦”。可以佐证的事实是，吐蕃占领敦煌之后，曾把当地汉户集中起来编成一个专门从事丝绵生产的部落，称之为“丝[9]绵部落”，以供其丝绵所需。因此，吐蕃占领敦煌、控制唐代丝绸之路之咽喉，并不意味着这一传统的丝绸生产与丝路贸易的状况有根本性的改变，反而使得汉地丝绸入蕃更为便利。
近年来，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境内相继发掘出土了一批古墓葬，从中出土了绘彩木棺板画，墓主身份被认为系吐蕃[10]或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高级贵族。从这批木棺板画中可以观察到，其中的人物衣饰大量使用丝绸来装饰衣物。具体而言，就是在人物所着袍服的某些部位，如衣领、衣袖、衣襟等处用纹锦加以装饰，所用纹锦的纹样多为联珠团窠纹饰。如在妇人的衣领、袖口处以及骑士们的衣袖处，都有以丝绸作为装饰的情况，若再做进一步的细致观察，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在衣袖上缀以纹锦的具体方式可有三种：第一种是在衣袖底部手肘部位衬一块纹锦；第二种是如同今天的袖套一般，将整个纹锦笼罩在衣袖袖口上；第三种则如同臂章式样，将纹锦罩在衣袖的上臂部位，这种方式仅见于郭里木二号棺板画上的A板，系骑马射猎图上男子手臂上所佩带之物。在这三种方式中，前两者男女都有使用，只有第三种唯见男子使用，所以笔者认为这类装饰在袖子上的纹锦的实际功能，前两种主要是作为一种服装上的装饰品来使用，第三种除了具有装饰意义之外，可能还起到某种标识身份的作用。
从历史上来看，西北及青藏高原诸部在服饰上采用织物纹锦加以装饰的做法，是见之于文献记载的。如《旧唐书·东女国传》记载，苏毗部落女王夏季“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11]则羔裘，饰以纹锦”。这里所讲的“饰以纹锦”，很显然并非是使用纹锦来制作衣服，而是将这种珍贵的材质作为衣服上的装饰品使用。
这种习俗也影响了唐代的冠服制度。在唐人文献中，可以见到这种深受北方胡族习俗影响的遗痕。如《新唐书·车服》记载：“诸卫大将军、中郎以下给袍者，皆易其绣文，千牛卫以瑞牛，左右卫以瑞马，骁骑卫以虎，武卫以鹰，威卫以豹，领军卫以白泽，金吾卫以辟邪”[12]。这段文字所表述的是，赏赐给各级军事将领具有瑞兽图案的绣文织锦，已成为唐代服饰仪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无论是胡族的“饰以纹锦”，还是唐人的“易其绣文”，这种具有瑞兽纹样的织物纹锦究竟是如何装饰在衣袍之上的，过去并不是十分清楚。沈从文先生曾注意到西安石刻唐《凌烟阁功臣图上》所刻的李图像，在其两个衣袖的下方各缀有一联珠纹样的织物，他指出这可能与唐代初期常见的某种联珠纹大团窠锦有关：“这种锦类据近年西北出土实物分析，有野猪、飞马、灵鹫、羊、板角鹿、骆驼、猎狮子等等兽物图案”。只是当时出土材料有限，沈从文先生认为“绣文装饰究竟放在衣上哪一部分，画塑上尚难确定，是否即指衣袖间这类附着物而言，均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同时他还指出，李的衣着宜为射箭使用，专名或称为“射褠”，即射箭时所加的袖套。在妇女衣袖头应名为“锦臂褠”，杜甫诗当中有“真珠络臂褠”语，这一习俗在初唐高昌壁画中有所反映，至五代敦煌贵族妇女形象中还不断出现，“可知这种衣饰始终还保留于西北，成为当地贵族妇女习惯[13]衣着之一种。在男子衣着上出现，本图还近于孤例”。
新的考古发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今人对前人的认识。从青海吐蕃墓葬出土的木棺板画上，我们可以找出不少类似李画像中袍服上缀以联珠纹织物的例子，无论男女人物都有大量个案，已不再是“孤例”。棺板画上人物衣饰上的这类纹锦图案多为联珠纹样，只是由于图案较小，所以画匠只能略示其大意，而不能在画中描绘出如同沈从文先生所说的流行于西北地区的各种“瑞兽图案”来。但是，从近年来青海吐蕃墓葬群出土丝织品的情况中看，在服饰上使用的带有联珠[14]纹样的织物多半都带有这类瑞兽图案。前文所述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出现的“番锦缘”一词，的确可能反映出在吐蕃社会中存在着以纹饰特殊的丝绸作为衣物边缘装饰品的习俗。
总而言之，上述文献和图像资料均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吐蕃人利用丝绸的若干遗迹，为我们探讨丝绸在吐蕃的流传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但是，在吐蕃丝绸实物资料发现之前，前人所做出的这些推测还有待考古材料来加以证实，而考古材料本身所提供的信息量，也要大大超过文献记载和传世的图像资料。近年来，除上述西藏西部发现了汉晋时期丝织品实物以外，青海都兰热水墓地是出土吐蕃丝绸最多的地点。由于正式的考古报告尚未完全公布，这里我们仅举数例加以说明。
1982～18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县热水乡发掘吐蕃大墓一座、中小型墓葬二十余座，墓中物品包括锦、绫、罗、缂丝、[15]平纹类织物等，“几乎包括了目前已知的唐代所有的丝织品种”。有关这批丝织物的具体数量与来源，许新国先生在发表的论文中有所涉及：“据我们统计，这批丝绸中，共有残片350余件，不重复图案的品种达130余种。其中112种为中原汉地织造，占品种总数的86%，18种为西方中亚、西亚所织造，占品种总数的14%。西方织锦中有独具浓厚异域风格的粟特锦，数量最多；一件织有中古波斯人使用的钵罗婆文字锦，是目前所发现世界上仅有的一件确证无疑的8世[16]纪波斯文字锦”。
1999年7～9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热水乡血渭草场南岸发掘了四座唐代的大、中型吐蕃墓葬[17]，各座墓葬中都出土了丝绸等残片，其中以一、三号墓出土物相对较为丰富。在其一号墓中，出土有各种图案的织锦、丝带、流苏、各色织物以及丝绵等织物。织锦以图案可分为鸟纹锦、建筑与人物图案锦、石榴花纹锦、联珠纹锦、几何纹锦、枝叶纹锦、菱格纹锦等不同的式样。若干条丝带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多以金黄色的金线拼接、以不同颜色的丝条组成，宽0.4～1.6cm，残长最长者为28cm。作为丝织品穗边的流苏由不同色泽的丝线扎成，长度分别为3cm、3.5cm、4cm。出土的各色织物组织结构不同，共有几十件，色泽鲜艳，其中标本99DRNM1：62出土时与彩绘木棍共存，上面可见清晰的暗花纹样，有枝蔓叶和几何纹样，金黄色地，其上残留暗绿及红色，[18]似为印花，残长11cm、残宽4.5cm。
三号墓也出土有较多纺织品及残件，包括各色纹样的绫、绢、锦、丝绸、丝织品、麻织品、丝绸等。绫有绿黄色地菱形纹、菱形四瓣小花纹、红色地墨绘花卉纹、联珠纹带翼卧鹿花卉纹等不同纹样，其中有的出土时包在木构件上。绢有墨绿色地鹅黄色印花绢、褐色绢、墨绿地平纹绢、黄色绢、土黄色平纹绢、橙黄色绢等，其中有的绢上还有“黄州”“黄”等字样。锦有对鸟纹锦、联珠纹锦、云朵状花纹锦、金黄色地绿花锦、浅黄地蓝花锦、黄地鸟纹锦、棕地蓝花锦、石榴花锦等不同花色。丝绸中有黄色带字的丝绸，上存9个字，其中以“州”与“教”字较为清楚，另外还有缀有珍珠的丝绸与丝带，除单色丝绸外，丝绸上的花纹式样有四瓣小花等。此墓还出土有一件锦囊[19]和两件绘有道符的绢与绫，道符墨书于绢、绫之上。二、四号墓中也出土一些纺织品的碎片，从质地上可分为麻布和丝绸两大类，丝绸中有锦和绢纱等，但总体出土情况远不如一、三号墓。
除上述经过正式考古发掘清理出土的丝织品之外，近年来还有不少流散于海内外的吐蕃丝绸陆续被报道。其中，已经公布于世的有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收集品，这批唐代的丝织品共计7件，种类包括锦、绫、印花绢，其中有红地中窠小花对鸟纹锦、黄地宝花织锦、红色独窠蝶绕宝花纹绫、绿色缠枝葡萄纹绫、菱格纹锦、方格纹绫、绿地十样花纹灰缬绢等共计7件唐代织物。收藏单位认为：“以上7件唐代织物的年代大致在唐代中晚期，其来源可能是青海都兰墓区。青海的柴达木盆地是吐谷浑的主要活动区域，都兰是其政治中心……20世纪80年代中期，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在海西都兰热水地区发掘了20余座吐谷浑、吐蕃的墓葬，其中一号大墓虽遭严重盗掘，仍然出土了大[20]量的丝织品”。言外之意，这批丝绸很可能出自都兰地区的吐蕃墓葬。
此外，在一批现已流散于海外的吐蕃文物中还有几件保存状况完好的纺织品衣物，这在国内目前所发现的吐蕃时期纺织品中是极其罕见的珍品，其中包括：小孩衣物一件，由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此件衣物系该馆于1996年购入，形制为一对襟小衫，衣领为直领式的小领，长袖，左衽，前襟共由三片相接而成。与这件小孩衣物同时被收藏的，还有一条由丝织成的裤子，上面有暗花团花图案，具有明显的唐代丝绸风格，曾有学者对这两件藏品做过介绍，认为其来[21]源可能为粟特，后流传至吐蕃。
据调查，美国某私人收藏家收藏了有可能出土于青海都兰的同类[22]丝织品。其中如小孩裙衣一件（照相号80B-26A），衣长50.5cm，下摆宽42cm，两袖之间宽40.5cm，样式为一件上衣下裙式样的对襟短袖衫，衣服上衣为一带有直领式衣领的左衽小衫，系采用质地较为厚重的织物制成，织物上有精美的联珠纹大团窠对鸟纹饰，下裙为素面青色织物。与之同时收藏的还有小孩套袜一双（照相号80B-26C），系由绛红色丝织品制成，套袜上用暗花饰有联珠团窠团花纹、缠枝花鸟纹及人物纹样等。
该私人收藏家的丝绸收藏品当中，还有马鞍织物一件。这套马鞍织物与一套鎏金银片包饰的木质马鞍相配而出，其中马鞍坐垫织物宽66cm，高52cm；障泥部分织物宽49cm，宽70cm。坐垫织物纹饰每一单元图案均以由花朵组成的联珠纹样作为团窠花环，联珠纹的每一个珠子又都是一朵花朵，团窠的中央为含绶带的对鸟纹，所含绶带中央下垂有三颗宝石，鸟身颈部饰有联珠条纹，尾部分开有向上翘起的羽毛，双脚站立于棕榈座上，周边的宾花为对称的四蒂十字形花。障泥织物的纹样外周为由一花瓣组成的团窠，中央为带翼的对狮图案，狮子鬃毛直竖，胸部饰有联珠纹样，尾巴上翘，双脚下有一对驴纹。宾花为一小团窠纹。
这些考古出土或传世的吐蕃丝绸，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过去文献记载的不足，使我们不仅能够更为直观、细腻地观察到它们在构图、样式上的若干特点，而且对吐蕃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丝绸的实际状况与具体细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可以和文献记载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二 丝绸入蕃的途径及其用途
上述考古发现表明，在吐蕃王朝时期，丝绸已经开始大量进入青藏高原，成为吐蕃贵族和上层社会流行的一种奢侈品。那么，这些丝绸是通过何种途径进入青藏高原的？它们在吐蕃的社会生活中又是如何被使用的呢？笔者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首先，关于汉地丝绸流传到吐蕃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1.赏赐
丝绸传入吐蕃的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是通过中原王朝的赏赐传入吐蕃社会高层。在唐王朝与吐蕃王朝的政治交往中，丝绸一直作为重要的朝廷赏赐物和国家“信物”输往青藏高原，这在文献典籍中有不少相关的记载。如《唐会要》“杂录”载：
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命工部尚书李蒿持节于吐蕃，以国信物一万匹、私觌物二千匹，皆杂以五彩，遣之。及还，而金城公主上言，请以今年九月一日，树碑于赤岭，定蕃、汉界。诏张守珪、李行祎与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观树焉。既树，而吐蕃遣其臣随汉使人分往剑南及河[23]西碛，历告边州曰：“两国合好，无相侵掠。”汉使告亦如之。
文中所谓“国信物”“私觌物”计量单位均为“匹”，且“皆杂以五彩”，可以推测应为丝绸锦绣之类的物品，作为唐朝与吐蕃签署“两国合好，无相侵掠”的信物赏赐给吐蕃君臣。又如《旧唐书·吐蕃上》载：
高宗嗣位，授弄赞为驸马都尉，封海西郡王，赐物二千段。弄赞因致书于司徒长孙无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高宗嘉之，进封为王，赐杂彩三千段。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24]纸、墨之匠，并许焉。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阙之下。
文中所言的“赐物两千段”“赐杂彩三千段”等语，也表明唐朝的主要赏赐物是丝绸织锦之类，而吐蕃向唐朝的进贡品则是“金银珠宝”等物，体现出唐蕃双方在工艺制品上不同的特点。同书还记载：（开元）十七年，……吐蕃频遣使请和。……惟明曰：“……若陛下遣使往视金城公主，因与赞普面约通和，……”……因令惟明及内侍张元方充使往问吐蕃。惟明、元方等至吐蕃，既见赞普及公主，具宣上意。赞普等欣然请和，尽出贞观以来前后敕书以赤惟明等，令其重臣名悉猎随惟明等入朝，上表曰：“……如盟圣恩，千年万岁，外甥终不敢先违盟誓。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金城公主又别进金鹅盘盏杂器特等。十八年十月，名悉猎等至京师，上御宣政殿，列羽林仗以见之。悉猎颇晓书记，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长安，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及是上引入内宴，与语，甚礼之，赐紫袍金带及鱼袋，并时服、缯彩、银盘、胡瓶，仍于别馆供拟甚厚。悉猎受袍带器物而却进鱼袋，辞曰：“本国无此章服，不敢当殊异之赏。”上嘉而许之。诏御史大夫崔琳充使报聘。[25]仍于赤岭各竖分界之碑，约以更不相侵。
这段记载也体现出唐蕃双方在文化交流上的一些特点。吐蕃使节所贡特产为其所贵并擅长获取的金银器和珠宝、皮毛之类物品，如“金胡瓶”“金盘”“金碗”“马脑杯”“零羊衫段”等物；而唐王朝的赏赐之物中，却以“时服”和“缯彩”为贵，吐蕃使节除对具有唐代官服仪表的“鱼袋”表示“本国无此章服，不敢当殊异之赏”之外，对其他服饰、彩帛之类皆乐于领受，可知丝绸作为从唐朝获取的重要赏赐之物，吐蕃使节已经习以为常。
唐朝不仅赏赐吐蕃丝绸，甚至不排除将能够制作丝绸衣物的工匠赏赐给下嫁吐蕃的公主，使其可以带入吐蕃。《新唐书·吐蕃上》记载：（中宗景龙三年），吐蕃更遣使者纳贡，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请昏。帝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赞咄名悉腊等迎公主。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诏左卫大将军[26]杨炬持节送。帝为幸始平。
文中所称的“杂伎诸工”，除了擅长“龟兹乐”的伎乐人之外，应当还包括有其他技术门类的工匠，其中是否有擅长丝绸制品的工匠不得可知，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诚如林冠群推测：“锦缯既有数万匹，总需裁缝匠师裁制衣饰，是以杂伎诸工之中必有裁缝，将中原裁制衣饰之法传诸吐蕃，使得吐蕃上层统治阶级的衣着，特别是丝织[27]品，与李唐的形制颇为类似”。前举现已流散于国外的两件吐蕃小孩衣物，均为对襟式的唐装，其中一双套袜无论是丝绸的图案还是袜子的样式都是唐式，这些小孩衣物可能是某一吐蕃权贵之家为不幸夭折的子女下葬的随葬品，由此可见丝绸在吐蕃社会流行情况之一斑。
2.岁赋
在唐蕃关系史上，吐蕃曾经因助唐平息内乱而向唐朝索取岁赋，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是丝绸绢缯。《新唐书·吐蕃下》记载：“朱沘之乱，吐蕃请助讨贼……及沘平，责先约求地，天子薄其劳，第赐[28]诏书，偿结赞、莽罗等帛万匹，于是虏以为怨。”唐人陆贽所撰《赐吐蕃将书》中也曾记载：“先许每年与赞普彩绢一万匹段者，本来之约，亦为收京，然于舅甥之情，此乃甚为小事……赞普若须缯帛，朕即随要支分，多少之间，岂拘定限？假使踰于万匹，亦当称彼所[29]求。”可见唐朝为了吸引和利用吐蕃军力以稳固其政权统治，不惜以大量彩绢许与吐蕃赞普及军事将领作为出兵的代价。史载吐蕃将领恩兰·达扎路恭曾率众攻唐，并深入京师长安，就是唐朝先承诺向吐蕃每年岁贡五万匹绢缯，后又毁约，引起吐蕃不满而出兵攻占唐朝京师。在今拉萨所立的《达扎路恭记功碑》中记载：“唐主孝感皇帝君臣大怖，年纳绢缯五万匹为寿，以为岁赋。其后，唐主孝感皇帝驾崩，唐主太子广平王登基，以向蕃地纳赋为不宜，值赞普心中不怿之时，恩兰·（达扎）路恭乃首倡兴兵入唐，深取京师之议，赞普遂以尚琛[30]息野书通与论达扎路恭二人为攻京师之统军元帅，直趋京师”。从上述记载可知，吐蕃向唐索取的岁贡以丝绸绢缯为大宗产品，也是汉地丝绸流入吐蕃的主要渠道之一。
3.战利品
在唐与吐蕃的战争当中，吐蕃占据唐之境土，也从中获得大量丝绸绢帛作为战利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载古藏文写卷P.T.1287“赞普传记”中记载：“赤德祖赞赞普之时，此王温顺，内政和穆，全体人众均能安居乐业。大论达扎路恭及诸小邦王子大臣一致同意后，赞普亲自出征，于唐境推行政令，攻陷唐之瓜州等城堡。彼时唐朝国威远震，北境突厥等亦归聚于唐，（西）直至大食国以下均为廷辖土，唐地财富丰饶，于西部（上）各地聚集之财宝贮之于瓜州者，均在吐蕃攻陷之后截获，是故，赞普得以获大量财物，民庶、[31]黔首普遍均能穿着唐人上好绢帛矣”。可知汉地丝绸在吐蕃流行之广，甚至连一般民众都有可能获得，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吐蕃人对丝绸所怀有的喜爱之情。
4.商贸交换
除上述途径之外，吐蕃是否还通过商业贸易与商品交换的方式从汉地获得丝绸，目前尚未发现直接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但是，从青藏高原也是传统“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这一点来看，丝绸作为“丝绸之路”贸易的大宗商品，通过某些间接的贸易或交换方式流入到吐蕃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前引都兰热水第十号吐蕃墓葬中出土的墓主“随葬衣物疏”记载，内有“黄河大帐产之普兴缎面，绿绸里，[32]衣袖镶悉诺涅缎，价值一头母牦牛之缎夹衣一件”等语，从“价值一头母牦牛”这样典型的吐蕃式计价方式来看，或许表明吐蕃与其有着“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易，所以才在木牍上以这种方式特别加以标注。当然，这样的推测是否成立，最终还有待于考古实物证据来加以验证。
上述考古发现的吐蕃丝绸，就目前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别，大致可以反映出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用途。
1.衣物类
这类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制成成衣，如上例中流传到国外的几件衣物。虽然目前发现的只有小孩的衣物，但很可能吐蕃上层人物使用丝绸制作成衣的情况也很普遍，前述传为唐代阎立本所绘《步辇图》上绘出的吐蕃使节禄东赞，便身着由丝绸制成的圆领长袍，大量流入吐蕃的丝绸应当提供了这种可能性。目前虽然还没有在青藏高原考古出土的遗物中直接发现过这类衣物，但今后的考古发现有可能证实这一猜测。其二，是用作衣领、衣襟、衣袖等部位的镶边丝绸通常色彩鲜艳，图案上有联珠纹、对兽纹、对鸟纹等图案纹饰，如同前述青海吐蕃棺板画上所绘人物衣物上的纹样。
2.马具装饰类
吐蕃高级贵族的马具装饰十分讲究，除使用大量金银器用于带饰以外，还多使用丝绸在马鞍上作为装饰坐垫，障泥的包裹、覆盖之物，与金银器交相辉映，使马具更显华丽。如上举流传于美国某私人收藏家中的马具装饰物，就是同时采用了金银器带饰与丝绸装饰马鞍。据藏文文献《贤者喜宴》记载，唐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时，唐太宗“为使吐蕃王感到稀奇”，赠予文成公主各种宝物，其中即有“镶有玉片的黄金马鞍，上面有八种狮子和鸟的绸缎坐垫，垫上尚有枝叶宝篆纹”[33]，这和考古实物的情况很接近。
3.作为随葬品的整张或整匹丝绸
从墓葬中考古出土的丝绸多已只余残片，无法推测其下葬前的形态，但若结合文献和其他遗迹现象考察，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例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一百七十号墓出土《高昌章和十三年孝姿随葬衣物疏》载：“故波斯锦十张，故魏锦十匹，故合蠡大绫十匹，故石柱小绫十匹”。姜伯勤先生特别注意到，在这件衣物疏中，波斯锦的[34]计量单位是“张”，而汉地绫锦（魏锦）的计量单位是“匹”，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在衣物疏这样的专用于死者随葬文书的文字有可能带[35]有一定虚假的成分，其数量不一定可信，但在墓葬中以整“张”或整“匹”的形态随葬的现象则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在都兰热水第10号吐蕃墓葬中，曾出土一批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木牍，木牍文字内[36]容经王尧、陈践先生考证为墓主随葬的“衣物疏”，其中三支木牍记载了墓中随葬丝绸的情况：
M10：4-1：黄河大帐产之普兴缎面，绿绸里夹衣及悉诺涅缎红镶边衣，黑漆长筒靴共三件。
M10：4-8：黄河大帐产之普兴缎面，绿绸里，衣袖镶悉诺涅缎，价值一头母牦牛之缎夹衣一件。
M10：4-10：衣袖为红镶边，衣领为悉诺涅锦缎之羔羊皮衣一件。
这里面便可能包括了三类丝绸物品：一是“缎面”类的丝绸，可能就是以“张”来计量的整张丝绸；二是成衣，如“绿绸里”夹衣之类；三是衣物上的镶边，如“悉诺涅缎红镶边衣”“衣袖为红镶边，衣领为悉诺涅锦缎之羔羊皮衣”之类。
4.丧葬用品中的“幡”“帜”类装饰品
青海吐蕃墓葬中有不少丝织物是作为“幡”之类物品的边饰出现的。许新国曾指出，在热水一号大墓封堆中室所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残[37]片“除用于衣饰外，多见用于幡上加有边饰的残片”。此外在热水河南岸吐蕃墓地一号墓中出土的织物中有大量锦带、丝带和流苏之[38]类的物品，推测其用途很可能也是用于“幡”之类物品的饰件。敦煌出土的有关吐蕃本教丧葬仪轨写卷P.T.1042当中，在记述整个丧葬仪轨的程序时多次提及织物的使用情况，如：“取了财物，走到贵人衣冠代用品前面，又献上贵人衣冠代用品。”“灵魂（象征物）顶端站有殡葬本波和供献本波。其后是乳品桶，其后是彩线结，其后是食物，其后是死者像，左右两边是供食袋。其后是魂像，其后是‘温洛’，其后是死者亲友，两个仪轨飘帘的左右两边是内侍官和舅臣侍官。”“清晨吹第一遍螺号时，御用辛、供献本波、赖本波、处理尸体者及两厨师等人以蒿和艾薰香，对棺材施礼，此后处理尸体者揭去[39]魂像、尸像和‘温洛’上的覆盖物，用手拍打尸体。”这份写卷中提及的“衣冠代用品”“彩线结”“仪轨飘帘”等物品，显然都是专用于丧葬仪式的织物类，所谓“魂像”“尸像”以及“温洛”上的覆盖物，也有可能是用不同的织物制作，尤其是所谓“彩线结”“仪轨飘帘”之类，与吐蕃墓葬中出土的各类幡和飘带、流苏之类更是可以相互对应。
5.宗教用物类
丝绸在吐蕃社会中还被应用于宗教。如都兰热水河南岸吐蕃三号墓出土的丝绸上有两件写有墨书的道符（标本号分别为99DRNM3：16、99DRNM3：43）。对于这两件道符的内容王育成曾做过考释，认为它们从大小上推测都是使用者随身佩戴的佩符，其中标本99DRNM3：16是一件“罕见的与市场商贸活动有密切关系的符物”，其大意为“上天诸神，佐护市场贸易，大吉必来，急急如律令”。而[40]另一件标本99DRNM3：43上所书的道符则为“爱欲方面的道符”。如果这一结论可信，不仅说明汉地道教的影响在吐蕃时代已经波及青藏高原吐蕃统治区域内，而且也证明当时人们将丝绸作为书写宗教内容（如文字、符号等）的载体。
在吐蕃佛寺当中，丝绸还用于佛教造像的装饰品。据《贤者喜宴》记载，在修建大昭寺和小昭寺的过程中，工匠塑造一尊十一面观音像，“是时，此尊佛像从左手到右手将丝绸袖口卷起，右脚射出光芒，故特迎请将此圣物溶入佛像之心间。此佛像非常结实，并向左微倾，由[41]此时出现卷起的丝绸袖口到现在还留有”。所谓“卷起的丝绸袖口”，按照笔者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将丝绸作为佛像衣物上面袖口的镶边，这在前述吐蕃服饰上已有例证。此外，尼泊尔赤尊公主在修建小昭寺时，“内殿之诸佛像，均用梅檀浆剂、诸种珍宝粉末和丝绸配[42]搭，然后依松赞干布亲眼所见之形相，诸一加以塑造”。虽然我们还不清楚丝绸是如何具体使用在塑像当中的，但根据《贤者喜宴》中记载大昭寺塑造十一面观音像，以“丝泥”与沙子、蛇心旃檀、奶[43]子、各种宝石粉拌匀作为原材料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将丝绸碎化之后作为黏结物加以利用。
吐蕃贵族和大臣将丝绸作为向佛寺的供养之物奉献给寺院，如吐蕃大臣德陆玛（lde-dlon-chen-glu-ma）在给桑耶寺的供养中，便“献了（价值）二十五两黄金的镶玉腰带一件、两匹绸缎及三匹布”[44]。可见丝绸在佛寺中显然是作为贵重物品而受到重视，与黄金镶玉腰带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6.赏赐与馈赠礼品类
由于吐蕃人对汉地丝绸的珍视，从汉地获得的丝绸也被当作吐蕃社会上层之间的赏赐之物。如敦煌古藏文文书P.T1288记载：“及至[45]虎年……冬，牙帐驻于‘甲尔’之‘江浦’。冬季会盟于畿布召集之。多思麻之冬季会盟于‘则’地，由论·绮力思扎悉布诺则布召集[46]之，以唐人岁输之绢缯分赐各地千户长以上长官”。此外，在吐蕃社会生活中往往也将丝绸当作官员、贵族之间相互馈赠的礼物。如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03记载：“伊州李僧政贝登致沙州李僧政文书：另，交沙州高延富与龙陈聂二人捎上令人喜爱绮兰布五疋，生丝[47]绸四十尺缺一尺”。另一古藏文文书P.T.1131记张安札芒古给平章事论刺史往来信件：“您馈赠之礼物恩情收悉，（我回敬之）礼单书于绸帕上，由肃州使者喀特蕃捎上，望笑纳！请从乌杜杜手中取之。[48]此次献上……女衣绸料一块。定善为报答您之恩意”。
7.物物交换之用品
在敦煌出土文书中，有线索表明丝绸在吐蕃占领区内曾被用于支付酬金、利息和交换等用途。如P.T.1098号写卷记载：“……年秋，仲秋（八月）十七日，秋季岁赋贡使轮于田部落玉来当值……恰逢玉来不在家，从悉董萨部落雇请慕恩子（代替），雇金定为青稞、麦子和绢……共十四……，先行交付青稞五蕃斗、小米一蕃斗，其中青稞……项下，有绢一匹，其余雇金，青稞四蕃斗十蕃升和小米三蕃斗十蕃升，[49]待恩子事情办成后付给”。P.T.2127号写卷记载：“……海恩……张和尚还所借青稞时间为：虎年春季三月……倘若到时不还，折合上等绢缣借一还二，能容三升（粮食）上好布袋之抵押品亦不退还”[50]。新疆于阗地区发现的吐蕃木牍也记载：“对马年冬论·禄扎等在斜坦会上发布之信的回复：雅藏部落的娘·塔通向于阗王的士兵于阗人巴纳索取利息，要其在今年孟冬之月第二十三日交付丝绸两匹，[51]……利息的……”这些线索都进一步显示出被吐蕃人珍惜的汉地丝绸是可以用作“物物交换”的重要物品。
三 入蕃丝绸的产地与图案设计
从外域输入吐蕃的丝绸，相当一部分具有显著的汉文化特点，无论是从织造方式、图案题材等方面都明显具有汉地的文化因素，如织物多为平纹经显花，装饰图案流行唐代盛行的宝相花、折技花、团花等各种花卉纹样，织物中有的带有汉字，有的甚至还带有汉文化系统的符号（如道符）等。这类织物往往明显属于汉地织造。许新国在对都兰吐蕃墓葬中出土丝绸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该墓地绝大部分丝绸都是由汉地制作的，具有唐代丝绸的许多特点，反映出吐蕃与中原唐朝之间密切的文化联系，他将其区分为“东方织锦”与“西方织锦”两大系统，认为都兰位于丝绸之路“青海道”上，同时受到东西方文[52]化的影响。
其实，即使是相当一部分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丝绸织锦，也并非是从西方直接生产和传入青藏高原的，有不少是汉地工匠专为中原朝廷赏赐边疆各族酋领而设计制造的“专供品”。以往对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被冠以“丘慈（龟兹）锦”“疏勒锦”“钵斯（波斯）锦”等名目的丝绸，一些学者认为这不过是为了向西方销售的需要而织造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以吴震为例：“在出土实物中，被公认为波斯萨珊纹样（如各式联珠纹）的锦不少，但均在隋唐以后，且来自内地。迄今尚未发现高昌织造的可以确认的波斯锦，这也许正好反映高昌生产的波斯锦大都已于当时销往西方。关于出土实物中具有波斯萨珊纹样的锦，有人认为是波斯或波斯以东某地（如粟特）生产的‘波斯锦’。对此，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是当时中国为外销而仿波斯纹样织造的……不过文书既志高昌于5世纪下叶织造‘波斯锦’，则6～7世纪的中国织出波斯锦不仅同样可能，甚至必然。迄今为止，在阿斯塔那古墓出土实物中尚未发现有波斯或粟特生产的波斯锦，出土文书中也未[53]发现有相关记载”。此外，武敏在其研究中将吐鲁番出土最具西方特点的四方连续联珠团窠纹样及二方连续团窠纹饰分为E、F两型，指出这两种类型的纹样“被认为是萨珊波斯典型纹样”，其中的[54]大型联珠纹动物纹样甚至被认为是产自波斯的“波斯锦”，而实际上可以断言，“阿斯塔那出土的E、F型纹样的锦都是当时中国织造的，大都是蜀锦，取这种纹样的目的是专为向西方销售。它们绝不是波斯和粟特产品传入中国。我们并不一概否认波斯锦曾传入中国，但那只是数量极其有限、专作礼品奉献给中国朝廷的，不可能作为商品进入[55]普通吏民之家”。
在青海都兰吐蕃墓地中，出土了不少具有西方意匠的联珠对兽纹织锦，采用团窠图案，使用了对马、对狮、对羊、对鸟等多种联珠纹对兽图案，当中虽然含有明显的西方文化因素，但其设计与制作并非直接源于西方，而是汉地工匠参照西方图案题材、依照汉地传统织造技术制作的“胡式”丝绸。敦煌吐鲁番文书P.2613号为《唐咸通十四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徒众常物交割历》，其中记载“大红番锦一，新。长丈伍尺，阔一丈，心内花两窠，每窠各师子二，四缘红番锦伍色鸟[56]九十六”。这里所记的“番锦”一词，主要使用于吐蕃占领管辖敦煌及唐安西四镇时期，其图案特点是在团窠内饰以对狮（师子）等对兽纹饰，显然也就是这类被称为“番锦”的“胡式”锦。吐蕃人占领敦煌之后，显然可以更为便捷地获得这类具有独特纹饰风格的“番锦”。
在前人的研究中，不少中外学者都注意到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57]记》卷10所记“陵阳公样”的蜀锦纹样题材可能与此类织锦有关，据载这类纹样题材系初唐人窦师纶所创，“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58]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唐代内库织造当中的“瑞锦”，即流行蜀地的所谓“对雉”“斗羊”锦，说明唐之蜀郡很可能是设计与制造适合向西方销售的各类对兽纹锦的丝绸中心之一，所以过去有学者主张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这类具有西方意匠的“胡式”锦（亦即所谓“番锦”）“大都是蜀锦，取这种纹样的目的是[59]专为向西方销售”。许新国将都兰吐蕃墓中出土的许多丝绸标本[60]的产地也定在蜀地，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在地理位置上，巴蜀与敦煌、吐蕃本土最为近便，自古以来一直有交通路线相连通，蜀郡成都更是从汉代以来一直以丝绸生产著称于世，在唐代成为丝绸的生产制作和外销中心应在情理之中。
除蜀郡之外，还应存在其他输出丝绸的产地。如前引都兰热水第10号吐蕃墓葬中出土的墓主“随葬衣物疏”，记载了墓中随葬丝绸的[61]产地有所谓“黄河大帐产之普兴缎面”。木牍中用藏文所记的“黄河大帐”，与都兰热水河南岸三号墓出土丝绸上汉字书写的“黄州”，极有可能是藏、汉两个民族采用不同的表述方式对同一地名或地域的记载，从地理位置上推测，这应当是距离青海都兰较近的黄河上游某汉族聚居区，也就是所谓“普兴缎面”这类有名的丝织物的产地。
四 丝绸入蕃的文化史意义
从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而言，丝绸传入吐蕃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绝不亚于唐宋之后汉藏之间因“茶马贸易”而兴盛起来的汉地茶叶的输入高原。如果说后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大宗生活必需品，那么前者则是为少数权贵阶层所拥有的珍稀高级奢侈品。在气候常年处在严寒条件下的青藏高原，丝绸的实用价值恐怕远远不能与厚重防寒的毡裘类衣物相比拟。从这个意义而言，丝绸在吐蕃所具有的文化史价值，要远远高出其实用价值。综合上文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丝绸是汉地先进服饰文化的象征，对吐蕃王朝高层人士在文化心理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丝绸的传入和利用，被视为吐蕃社会移风易俗、崇尚唐制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之一。史载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入藏时，其“服饰礼仪”便对吐蕃赞普产生了重要影响：
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公主恶其人赭面，弄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62]《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
文献中记载吐蕃赞普“自亦释毡裘，袭纨绮”，在服饰制度上影响吐蕃社会“渐慕华风”的文句，看来并非是汉人史家的单方面想象之辞，丝绸作为唐代服饰中最为华美的装饰品，显然给吐蕃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吐蕃人已将其作为提高吐蕃社会精神与物质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加以高度重视，并提升到与派遣吐蕃贵族子弟到内地“入国学以习《诗》《书》”同样重要的高度来加以对待。
其二，丝绸传入吐蕃之后，对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和影响非常巨大。如前节所述，从政治层面而言，丝绸已成为唐蕃交聘最重要的“国信之物”，在友好往来时，它常通作为唐王朝的通好赏赐之物；而在双方交战之时，则又往往成为胜利者所追逐的最为珍贵的战利品之一。不仅如此，在吐蕃王朝内部，赞普为了与各部落首领结盟通好，也常以汉地丝绸作为相互间赏赐、馈赠之物。从经济层面而言，丝绸在吐蕃社会已成为一种“物化货币”，在岁赋、商贸和交换中均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从社会的文化生活层面而言，丝绸不仅已经成为深受吐蕃权贵们喜爱的服饰材料，亦为吐蕃全社会所珍视，成为一般民众倾慕、追捧的对象，“民庶、黔首普遍均能穿着唐人上好绢帛”已经成为当时吐蕃社会的一种时尚之风。从考古实物材料可以证明，汉地丝绸不仅已经广泛使用于衣着、马饰、丧葬等各个方面，甚至成为书写道符、塑造佛像、装饰寺院等宗教信仰之物的珍贵材料，可见其渗透力之强、使用面之广。
其三，近年来西藏西部考古发现的汉晋时代丝绸残件足以表明，汉地丝绸传入吐蕃有着近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青藏高原吐蕃王朝鼎盛时代（7～9世纪）的考古发现则进一步证明，丝绸传入吐蕃在唐代形成高潮，这便印证了学术界提出的中古时期“高原丝绸之路”或[63]“吐蕃丝绸之路”确实存在。过去长期以来被视为人类“生命禁区”“文化荒漠”的青藏高原，实际上早已受到与之邻近的文明中心“磁[64]石一样的吸引”，并且早就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相互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之中。在与吐蕃相邻的东亚、中亚和南亚诸文明中心之中，纵横交错的“高原丝绸之路”就像血脉一样不断地将汉地的物种、技术、物品、观念、哲学、思想等输入高原，丝绸则成为东方的汉唐文明中心向吐蕃输送并被其广泛接受的文化精华之一。
如同“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层理一样，它不仅是一条实际存在的商贸交通路线，更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它既是国家权力与意志由内向外的拓展与渗透，也是各方利益互惠与平衡的“调节器”。而丝绸本身也不仅是世界各地上流社会用以显示华贵与豪富的奢侈品，也逐渐演化为一种高尚文化品质的象征物。在早期汉藏关系史上，丝绸的文化史意义同样如此。随着唐蕃之间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汉地丝绸在吐蕃社会的流传日益广泛，丝绸所具有的价值、功能以及象征意义也在不断丰富和扩展，逐渐成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属性的物品，在潜移默化之中提升着吐蕃社会精神与物质文明程度，深层次地改变和影响着吐蕃的传统习俗，在吐蕃文明最终融入“中华文化圈”的历史进程中，成为一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物。
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其背后还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在西藏古史研究中，较为晚近形成的西藏各种“教法史”当中，几乎都无一[65]例外地将西藏文化总体上纳入“印度佛教文化圈”当中来看待，而实际情况却远远不是这么简单。虽然吐蕃同时从东方的唐朝和南方的印度引进了佛教，但若干迹象显示出，在唐代吐蕃文化的“底色”当中，更多的是受到来自东方汉文化圈的影响，而不是南方的印度文化圈。换言之，佛教并非是吐蕃文化的底色和基调，而汉地唐朝文化却给吐蕃文化从各个方面都打下了深厚的烙印。究其原因，这固然可[66]能和当时唐朝的强盛、印度（天竺）的孱弱有一定关系，但最终而言，还须从汉藏民族之间在哲学理念、思想观念、历史传统、生活习俗、审美意趣等各个方面的密切关系来加以考察。
吐蕃社会对丝绸的接受与喜爱，是源于吐蕃人对外界美好生活和高尚社会真诚的向往与倾慕之心，也是青藏高原古代民族渴望走出封闭天地的理想与追求的具体体现。在反复比较与选择之中，源于现实生活但又超脱于生活层面的汉地丝绸，以其独有的魅力征服了世界，也同样征服了生存在极其艰难环境条件下的吐蕃民族，所以丝绸在吐蕃社会才能具有如此强大的渗透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吐蕃王朝灭亡之后，藏民族对于汉地丝绸的热爱并没有因此而减退，丝绸仍然是后来历代中央王朝赏赐西藏各地方政权首领、佛教高僧、政治领袖的最大宗物品，其中的文化史意义，其实早在吐蕃王朝时期便已经定型，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含义而已。汉地丝绸和茶叶的输入吐蕃，成为汉藏文化交流史上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物品，不仅是因其所具有的物质特性，更在于隐藏其后的精神象征与文化意义，这也是本文所要讨论问题的核心所在。（霍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物考古所见西藏与中原关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1&20121）系列成果之一。此文写成之后，恰逢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周伟洲教授邀请笔者为“马长寿先生纪念讲座”讲演，谨以此文奉献给马长寿先生，以纪念他为中国民族史做出的卓越贡献，同时也感谢周伟洲先生的盛情约请，在此谨致谢意！
[2] 金书波：《寻找象雄故都穹隆银城》，《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4期。
[3] 新疆文物局等：《丝路考古珍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第130页。
[4] 霍巍：《西藏西部新出土古代丝织物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附论唐初经吐蕃通印度之西北道》，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第247～261页。
[5] 王尧：《吐蕃饮馔服饰考》，《西藏文史考信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290页。
[6]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287页。
[7]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第209页。
[8]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207～208页。
[9] 王尧：《吐蕃饮馔服饰考》，《西藏文史考信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289～290页。
[10] 有关这批青海吐蕃墓葬的情况，可参见下列论著：许新国：《郭里木乡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56～69页；《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辑《青海专辑·下辑》收录的一组文章也介绍了青海吐蕃棺板画，即程起骏：《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罗世平：《棺板彩画：吐蕃人的生活画卷》；林梅村：《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图卷》，参见该刊第84～98页；林梅村：《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与吐蕃权臣噶尔家族》，《亚洲新人文联网“中外文化与历史记忆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集》，2006年6月；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第68～82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第127～128页。
[11]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5222页。
[12] 《新唐书》卷24《志第十四·车服》，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第530页。
[13]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301页。
[14] 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合刊。
[15] 许新国：《都兰出土大批唐代丝绸见证丝绸之路“青海路”》，《文物天地》2004年第10期。
[16] 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县吐蕃墓葬的发现、发掘与研究》，原载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大阪经济法科大学：《7～8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后收入许新国氏论文集《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燕山出版社，2006，第132～141页。
[17]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
[18]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第20～26页。
[19]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第71～86页。
[20] 林楗等：《甘肃省博物馆新藏唐代丝绸的鉴定研究》，《文物》2005年第12期。
[21] James C.Y.Watt & Anne E.Wardwell，When Silk was Gold，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98，pp.34-35.
[22] 霍巍：《一批流传海外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5期。
[23] 《唐会要》卷6“杂录”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86～87页。
[24]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上》，第5222页。
[25]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上》，第5230～5231页。
[26] 《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上》，第6081页。
[27]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1，第740～741页。
[28] 《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第6094页。
[29] 《全唐文》卷464《陆贽·赐吐蕃将书》，中华书局影印版，1983，第4740页上。
[30] 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第84页。
[31]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第166页。
[32] 王尧、陈践：《青海吐蕃简牍考释》，《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
[33] 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黄颢、周润年译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第61页。
[34]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72页。
[35] 吴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丝织品考辨》，《シルクロ—ド學研究》，Vol.8，2000，第92～93页。
[36] 王尧、陈践：《青海吐蕃简牍考释》，《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
[37] 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县吐蕃墓葬的发现、发掘与研究》，原载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大阪经济法科大学：《7～8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后收入许新国氏论文集《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第132～141页。
[38] 参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第二章，第3～31页。
[39] 以上引文均出自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中国藏学》1989年第3、4期。
[40]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附录二：《都兰三号墓织物墨书道符初释》，第135～142页。
[41] 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黄颢、周润年译注，第66页。
[42] 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黄颢、周润年译注，第73页。
[43] 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黄颢、周润年译注，第73页。
[44] 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黄颢、周润年译注，第244页。
[45] 即762年。
[46] 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00页。
[47] 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319页。
[48] 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315页。
[49] 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284页。
[50] 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264页。
[51] 〔英〕F.W.托马斯编著《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刘忠、杨铭译注，民族出版社，2003，第166～167页。
[52] 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原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合刊，后收入许新国氏论文集《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第176～198页。
[53] 吴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丝织品考辨》，《シルクロ—ド學研究》，Vol.8，2000，第102页。
[54] 即她所划分的“F-a”式。——作者注
[55] 武敏：《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织锦的研究》，《シルクロ—ド學研究》，Vol.8，2000，第158～159页。
[56] 转引自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208页。
[57] 武敏：《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织锦的研究》，《シルクロ—ド學研究》，Vol.8，2000，第143～159页；《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霍川译，《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许新国：《都兰出土蜀锦与吐谷浑之路》，《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第206～207页。
[58]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10。
[59] 武敏：《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织锦的研究》，《シルクロ—ド學研究》，Vol.8，2000，第158～159页。
[60] 许新国：《都兰出土蜀锦与吐谷浑之路》，《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第199～212页。
[61] 王尧、陈践：《青海吐蕃简牍考释》，《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
[62]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上》，第5221～5222页。
[63] 有关“高原丝绸之路”或“吐蕃丝绸之路”这一命题最为系统的论述，可参见张云《丝绸文化·吐蕃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第33～36页。
[64] 张云：《丝绸文化·吐蕃卷》，第33页。
[65] 其中代表性的著作如《西藏王统纪》《西藏王臣记》《青史》《布敦佛教史》《红史》《汉藏史集》等后弘期以后形成的具有浓厚佛教色彩的史书。
[66] 如林冠群先生曾分析道：“对于南方印度文化而言，当时印度半岛呈现小国林立，在政治上没有强力的表现，也不是（吐蕃）模仿的理想对象”。见其所著《唐代吐蕃史研究》，第7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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