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静民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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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创作与编导(第2版) (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丛书)试读：
序1
高鑫静民从遥远的南国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要我为他的专著《电视节目策划与编导》作序，我毫不犹豫地欣然接受了，现在想来，原因有三：
其一，静民是我一位难得的青年朋友，也可以说是忘年之交，他向我提出的要求，我自然难以回绝。记得1992年一个美丽的夏天，我应邀赴山东济南，参加“首届中国电视节目展播”颁奖及学术研讨会，静民也因他的电视文化片《〈红楼梦〉灯谜解析》的获奖赶到会上领奖，这大概是我们的第一次相遇、相识。我在会上作了《试论电视专题片的电视化》的发言，于是，这便成了我们登上泰山之巅后的谈资。第二次相遇大概是1998年的初夏，我应邀出席在深圳举行的“‘南方杯’电视学术论文颁奖及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电视理论研究回顾暨加强学理层面探讨》的发言。静民则以广东电视台研究室客座研究员的身份来出席会议。在酒桌上碰杯之后，我才知道，他已经是广州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的青年教师了。其实我俩的认真交往，也不过就这么珍贵的两次，然而，积淀下来的情感，却很浓、很深。人，这东西就是有点怪。有的，朝夕相处，却始终隔膜生疏，形同路人；有的，只谋过一两次面，却能心心相印，情感沟通。我和静民，正是后者。
其二，静民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年纪不大，身体又好，抗冲击、抗打击的能力比较强”。而我，已是一个垂垂暮年的老者，学生们早就称呼我为“高老”或“老爷子”了。学界似乎有个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老年人为年轻人的著作“作序”。尽管也有年轻人为老年人的作品“作序”的，但那毕竟是极个别的现象。如今，年轻的静民向我这个老头子提了“作序”的要求，而一贯固守传统理念的我，只能遵循惯例，唯命是从，难道还敢有什么突破么？所以，只得欣然提笔，完成为年轻人“作序”的要求。
其三，静民是一位在人生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追求的青年人。他从一个电视节目制作者，成长为一位电视教育工作者；从一个电视节目的实际创作者，成长为一位年轻的电视理论家。我想，没有坚强的生命意志、不懈的求索精神、倔强的奋斗理念，是难以完成这种生命过渡和人生转化的。记得静民说过：“说出来不怕老师笑话，从辽宁到广东，从搞电视到教电视，这种转折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冲击和压力真的超出我的想象。”还说：“为了在广州这个经济旋涡里赚钱补贴家用，不得不重操‘旧业’，利用业余时间在广东台和广州台‘炒更’——兼职做电视节目策划、撰稿、编导的工作。这些工作做起来很辛苦，占去了我很多业余时间，但当抽出时间再沉下心思开始写这部专著的时候，却发现‘得’远大于‘失’。”也许正是静民的品格、静民的精神感动了我，使我没有理由加以推却。
翻阅这部长达30多万字的大作，我发现它的确是一部闪烁着理性光彩、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术专著。
首先，填补了理论的空白。
或许是由于我的孤陋寡闻，至今我只读到过半本关于电视节目策划的著作（即《电视纪实作品创作·电视栏目节目策划》，两个内容合订为一本书，故称之为半本），所以此书是我读到的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电视节目策划的理论专著，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理论空白。理论研究的重要价值，就是应该开始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尚处于空白的领域，有所发现、有所开拓、有所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学术的发展和创作的进步。
其次，课题非常有价值。
电视文化发展的事实证明：策划，对一个电视节目来说，显得愈来愈重要。因为一个电视节目创作的发端，第一步就是策划，然后才能言及其他。抓住策划，也就执了电视节目创作的牛耳。有了一个好的策划，才可以保证作品成功一半。本书正是从这一重要课题入手，深刻地提出了策划的科学规律，并通过大量的实例论证了策划的具体方式方法，无疑会对电视节目的创作具有理论和实际的双重指导意义。
其三，全方位的审视。
电视节目种类繁多，样式丰富多彩。本书对各种电视节目形态，诸如新闻类节目、公共教养类节目、电视专题片、电视纪录片、电视文艺节目、电视综艺节目……都给予了全面的审视和把握。从电视节目策划的理论高度出发，对其编导技能给予了全方位的关照和揭示，足见作者把握全局的能力和知识的渊博。
其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理论的实际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能对具体创作起到一种指导和推动作用，所以才有了“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的名言。本书作者有着长期从事电视节目创作的实践经验，又善于进行理性的思考，从创作实践里提升出理论，在理论阐述中又运用创作实例来加以证明，做到了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显得扎实而实际，成为一本对电视节目制作有用的专著。
祝贺静民奉献给学界一部《电视节目策划与编导》的学术专著，我更企盼着他的另一部专著《最新电视节目编导艺术》早日面世。
是为序。2001年7月20日于北京寓所（序文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2
高鑫虽然大家都承认当今是“节目为王”的电视时代，但是学术圈里真正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研究节目策划、创作与编导艺术的人并不多。在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的年轻的张静民教授是这不多的研究者当中的一个。三年前，我曾为他的专著《电视节目策划与编导》写序，三年后厚厚的一大本专著——《电视节目创作与编导》又摆在了我的前面。
2003年9月底，我的一些学生在北京广播学院为我校举办从教40周年活动。当时静民特地从广州飞来北京参加这个活动。在京郊红螺寺游玩的时候，静民提起正在写本书，我当时还对他说现在电视方面的专著有点滥，你要写就写本有用的。静民很赞同我的观点，表示一定朝这方面努力。
我本人的研究方向与静民的不尽相同，加上我又比较忙，所以书稿我只是粗略地翻了翻。我发现，这本书与同类书相比有这样的些特点：
第一，对当前电视节目发展趋势有准确而全面的把握。
第二，电视节目的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社会的、时代的、文化的、乃至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因此所得出的结论更有价值，更有建设性。
第三，书里对当前新兴的、前卫的电视节目多有论及，有些还是首度从理论层面展开研究，有一定的开创性。
第四，也是最大的不同，这些研究成果都建立在作者不曾间断的电视实践和对电视创作艺术的孜孜以求的基础上。静民是做电视节目出身，进入高校后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一直没有间断过电视实践，在当地的节目策划会上、演播厅里，乃至深入一线的节目拍摄现场，都可以看到他活跃的身影。前一段时间的《看世界》大型电视系列片，十集电视政论片《世纪飞越》，还有他任策划、编导和采访人的25集电视系列片《台农在广东》，社会反响都不错。
每当这个时候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但最想说的是，希望静民能够永远保持这种探索精神和勤劳的本色，能够有更多的专著问世。
我相信静民一定能够做到！（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电视理论家）第一章中国电视与电视文化本章提要
本章着重研究和分析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电视与中国电视文化堪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于创作与编导者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这种变化，对于电视事业的决策者来说是必须把握的，否则其决策将脱离中国电视事业发展实际；对于电视节目创作与编导人员来说，也必须予以明确把握，否则其创作与编导实践将无的放矢，其创作活动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也就无从体现。第一节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电视
在今天，任何人——不论你是行业里的“老兵”，还是刚入门的“新手”，如果想从事电视节目的创作与编导，都必须首先了解今天中国电视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时代，电视本身在这个时代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变革乃至深刻而彻底的革命。否则，其创作与编导活动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勉强“闭门造车”，所生产出来的作品也很难融入社会，更难谈得上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那么，进入21世纪的中国电视到底经历和发生了哪些发展、变化？这些发展、变化的结果和影响又是怎样的呢？一、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电视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电视的格局变化不但迅猛而且深刻。中央电视台加入中国广播影视集团，积极参与中国传媒超级大航母的打造；各省市电视媒体也积极运作，整合频道，捆绑出击，以全新姿态和不俗实力参与国内外电视传媒营销竞合，尽显“面世”（加入WTO）的心态与韬略。
在2001年，中央电视台全力砍出“三板斧”：第一，大规模整合频道资源，除了新推出CCTV-10科学、教育频道和CCTV-11戏曲频道外，还调整了原有的各个频道，使其内容涵盖更加全面；此后，在2002年推出CCTV-12西部频道，在2003年推出全新的24小时播出的新闻频道，尽显央视国际大台风范。第二，加大与海外合作的力度、深度与广度。与美国映佳国际传播公司合资成立北京视澜广告有限公司，以推进中央4套在美国的落地；以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名义与香港凤凰卫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拓北美的华语电视市场。第三，大张旗鼓地参与进入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传媒“巨头”。
北京电视台于2001年5月28日，携手原北京有线电视台、紫禁城影业公司、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歌华文化集团、北京歌华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北京广播影视集团，除上述单位，这个集团还下辖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广播影视报刊社及北视、中北两大电视艺术中心，资产总额超过50亿元。上海则出现了上海文化广告影视集团。这个集团涵盖了广播、电影、电视、网络和报刊，下辖10套无线广播、4套无线电视、6套有线电视、1套卫星电视、3份报纸、1份刊物和1个网站，总资产超过100亿元。
而最大的革命性变化仍然来自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2001年，三大外资背景的电视与新闻机构——美国新闻集团、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凤凰卫视获得在广东的频道落地权；随后，香港亚视等更多家境外传媒接连获准落地珠三角，天空争夺战更加白热化。作为对策性行动，2001年7月，整合原广东省有线与原商台资源的南方电视台全新亮相；广东电视台则将自己的强项整合成更具竞争力的频道品牌：广东卫视仍稳占南方电视制高点，同时倾力打造珠江频道、体育频道、公共频道、嘉佳卡通频道等，全面覆盖和抢占受众群落。加之广州电视台和深圳、珠海、佛山、汕头广播电视台等实力传媒的推波助澜，使广东电视如同“新广货”一样令人无法忽视它的存在。于2004年1月18日挂牌成立的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更是广东电视应对挑战、谋求发展的重大举措。这一举措，经过3年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终见显著成效——以南方影视传媒集团为龙头的广东电视传媒一举改变香港电视强势“盘踞”广东荧屏的局面，目前已经彻底改变了广东广电市场上境内媒体与境外媒体的竞争格局。2006年，境外电视收视份额从1999年的72.5％下降到35％，境内电视的收视市场份额由1999年的27.5％上升到65％，打破了境外电视20多年来对广州地区收视市场的垄断。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中国电视格局所完成的最大任务是体制性的调整，这以有线台和无线台的合并与台网分离为最大成果，制播的专业化分工、产业化经营也正在深入实践并初步形成规模，而跨媒体传媒集团也在国内不断崛起、成长、壮大，不仅探索出适合各自发展的发展道路，在国内和国际传媒竞争中也不同程度地有所斩获。二、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对传媒发展政策进行了明显的调整
政策和策略是电视事业的生命，也是电视节目生产者的行动指南。
2001年年中，国家广电总局下达“无线、有线合并”的通知。一年内，全国有线电视台与无线电视台合并工作全部完成，从2001年7月1日起，各地已按照总局批准的合并方案使用新的台标、呼号。通过这次合并，进一步调整了播出机构的频道设置，同时妥善处理了在治散治滥工作中的一些遗留问题。而另一政策上的方向性和标志性举措，是2001年9月初国家广电总局同意美国新闻集团和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在广东省内提供有线电视服务，以此换取中央电视台节目在美国落地。具体的操作方式为：时代华纳通过华娱进入广东，而新闻集团则由旗下位居香港的卫星电视（Star TV）牵头，组建一个全新的24小时滚动播出的综艺频道。一些更原装的节目，包括CNN财经频道等近30家外资电视频道也正排队逐批进入珠三角。同年10月19日，广电总局正式批准凤凰卫视中文台在珠三角全面落地。最迫切得到这种确认的还有香港无线的翡翠台和亚视的本港台，它们的收视率在广东稳列前茅，却从未在这里得到过任何广告收益。2002年8月，亚视首先“守得云开见月明”，获得在珠三角包括广东落地的许可。这是国家媒体改革的一个举措，也是给多年来广东的收视既定事实一个政策性的确定。从收视的角度看，珠三角的观众是幸运的；但从电视传媒经营运作的角度看，广东电视传媒所担心的“狼”这回真的来了，不但来了，而且手上还有上面权威部门开具的“路条”——这次确实要认真研究对策与出路了。三、新世纪中国电视面临的环境与市场趋向规范化和国际化
世纪初期是中国的喜庆之年。在这一年，中国历经了14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加入了WTO，申奥也在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挫折后终获成功。2001年还被称为中国的传媒年。这一年的1月8日，北京歌华有线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隶属于北京市广播电视局的歌华有线，是继湖南电广传媒之后又一家跨入中国股市的广电企业，也是一支强调有线电视网络概念的股票。同年9月8日，北京广播影视传媒集团与《北京娱乐信报》举行签约仪式，前者首期向《北京娱乐信报》注资2500万元人民币，打出了跨媒体经营的概念。而在几经扩容整合之后，上海业已打造出了覆盖几乎整个意识形态和文化产业的“海派航母”；包容整个广东影视文化产业的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于2004年初终于呱呱坠地……新世纪中国电视面临的内部生存环境和市场环境已呈现规范化和国际化趋势。四、新世纪直接面对中国电视观众的电视机构日益多元化
如果说2000年及以前对电视机构的关注集中在民营机构的话，那么2001年开始最受瞩目的当属异军突起的几个陆续进入国人视野的境外卫星频道。
首先是阳光卫视。2001年9月初，著名电视主持人、香港阳光文化主席杨澜及其先生吴征成功再演资本操作戏法，以其在香港上市之阳光文化（代号0307）之股份，以部分换股、部分现金的方式一举成为国内著名网站新浪网的第一大股东。至此，中国第一个类似于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跨线上线下的传媒集团产生。阳光卫视没有让观众失望，以规模化引进海外节目为主的阳光卫视成功地找到了一条以小搏大的方法，即以引进节目为主，尽量原汁原味，以原装的质量取悦观众。按吴征的说法，阳光文化公司是内容提供商，奉行的是内容为王的节目生产运营策略。然而，在资本运作上大显身手的阳光卫视却在不经意中为我们上了另外一课——电视文化的“水土不服”。虽然几经调整，由于其所提供的内容“曲高和寡”，作为卫视，其落地与收视状况始终乏善可陈，难以摆脱的“烧钱”状态恐怕一直以来都是投资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痛吧。
华娱电视则是新世纪之初又一亮点。无论现在它的节目如何，人们更看重的是它后面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华娱的打算是将自己片库中的动画片、电影、电视剧等从内地观众的角度出发重新包装后在华娱电视上推出，近期目标是利用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固有资源全力打造出国际视角资讯娱乐台的新形象。要将内容供应出去，必须有很好的行销网络，而华娱电视的加入，恰恰填补了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没有亚洲销售网络的空白。这可以看作世界级的强势传媒进入中国内地的开始。让内地电视台成为节目的销售平台，具有同样思路的还有Star TV，它的工作开始得更早。它旗下的音乐频道Channel［V］通过几年的努力已成功地树立起自己的品牌形象。Viacom麾下的MTV全球音乐电视台与中国有线电视台共同合作的产品《MTV天籁村》则是另外一个成功品牌。五、世纪之初中国观众眼中的亮点节目盘点
中国电视进入新世纪后其节目大观园花争艳蝶起舞，“你方唱罢我登场”，整个场面很是热闹。在这热闹之中一些节目激流勇退，一些节目落荒而逃，还有一些节目拔地而起引领一时风骚。（一）常设类栏目
CCTV《新闻联播》依然联播着新闻，《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保持着原有的锐度与格调，《今日说法》、《法制在线》分别以实用性、纪实性和观赏性受到观众追捧，《新闻会客厅》、《第一时间》收视率上蹿，《东方时空》经十几年历练，颇有一种成熟之美。
谈话类节目（Talk Show）因为有了央视二套《对话》的加盟而再次大放异彩。有学者认为《对话》是一个开放的平台，较好地实现了传媒力量和社会心理这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当我们从电视整体发展的角度进行总结时，我们还发现这个栏目更大的意义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存在模式，即最有效的传播和最佳的投入产出比。这个栏目没有靠高收视率取胜，却创造了极好的广告收益，它改变了以往广告商完全靠收视率投放广告的模式。这在平面媒体中很平常，在电视媒体中却比较少见。与《对话》相比，更加传统型的脱口秀节目没有出现大的起伏，它们似乎在平稳中选择自己向上或向下的方向。《实话实说》曾是中国最有影响的谈话节目，它多少年来一直宣称要突破自己的瓶颈，这个节目的策划与编导对话题的选择也作了深度的改革，但究竟是选择更平民化的话题还是选择新闻性的尖锐，最后仍未见到明确的方向。《艺术人生》是中央电视台谈话类节目的一大亮点，倾诉真情是一张永远有效的牌，也是《艺术人生》成功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还与主持人朱军的表现密不可分。
在全国几乎所有卫视均有谈话节目的情况下，脱颖而出的只有少数。形式的特点使这类节目过于依赖主持人，而优秀的谈话节目主持人极少却是事实。凤凰卫视的《纵横中国》、重庆卫视的《龙门阵》、北京电视台的《荧屏连着你和我》和《国际双行线》、广东电视台的《女性时空》都属于优秀的谈话节目。遗憾的是作为国内独家经营的女性谈话节目《女性时空》在2002年初由于选题问题遭遇停牌，造成中国谈话节目品种缺失。
新世纪伊始香港电视引进的《百万富翁》将华语电视带进了博彩年或称游戏年。2001年5月7日，香港亚洲电视首播博彩节目《百万富翁》，掀起收视热潮，扭转了长期以来亚视收视率不敌无线的颓局。陈启泰以简练的风格瞬间成为明星。中央电视台的《开心辞典》和《幸运52》保持了以往的强劲势头，终于求得2002年节目形式与内容上的某种突破。
在娱乐游戏和新益智类节目中，除了央视上述两档节目外，《欢乐总动员》和《快乐大本营》是知名度最高的节目。2001年《欢乐总动员》经历了一个主持人的变更期，主持人频繁换马。而《快乐大本营》则模仿《百万富翁》推出了《乐华IQ无限》，闯关成功者可以获得高额奖金。这奖金以创业或助学的名义发放，实力助长收视成了《快乐大本营》的杀手锏，“实力换来头脑”也是湖南卫视的又一法宝。湖南卫视现已投入巨资聘请台湾著名娱乐节目策划人帮助打造新的娱乐节目，这一具有开拓性的举措，如果不是炒作，那么受惠的除了卫视本身，观众将是最大赢家。
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娱乐新闻类节目中，光线电视的《娱乐现场》仍占据较大优势，《体育界》也以其另类的风格收获了自己的观众群。落户北京电视台的《每日文化播报》则在梦想侵吞《娱乐现场》的一部分领地。在这类节目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凤凰卫视的《娱乐串串烧》，梁冬是2001年凤凰卫视最具个性风采的主持人。然而，随着梁冬的离去，《娱乐串串烧》已被烧得“灰飞烟灭”，不见踪影。这不由得让人欷歔：华娱电视，你何时能开出“百年老店”来？！
地方台中，湖南卫视、山东卫视、浙江卫视、辽宁卫视、陕西卫视等推出的一些新闻都颇具时代特点和地域特点，但寻找自己的风格和方式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是地方台主要的任务。
经济类节目竞争趋向白热化。作为传媒航母，中央电视台仍然占据资金、人才、内容资源上的优势。老节目《经济半小时》焕发出新风采，最热点的人物、第一手的采访很多出自这个栏目。2001年《经济半小时》最大的手笔是年度经济人物的评选，2002年《经济信息联播》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又为央视赢得了不少的关注。2003年底推出的《感动中国》和年度经济人物评选，也吸引了不少眼球。
电视体育节目具有最大的自由度，但近年中国电视体育节目技术的进步与窗口人物智能的增长严重不成比例。日韩世界杯与釜山亚运会的转播，中央电视台在全局上和气势上尽显大国传媒风范，但是在窗口人物的设置上，即评论员与出境记者的选择与使用上，央视不仅未能抢得先机，甚至远远落在由若干家地方实力媒体组织的联合报道组的后面。这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央视不得不着力解决的令人头痛的问题，也是央视体育频道能否跨步前进的关键。2004年雅典奥运会、2006年德国世界杯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接踵而至，央视体育频道要迎接的大考一个接一个。今天看来，央视体育频道经受住了考验，交出的答卷还比较令人满意，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中烹饪出的体育盛宴，着实让国人过足了瘾，也在国际体育电视舞台上大出了一把风头。然而，后奥运时代的央视体育频道所制定和奉行的发展战略却值得商榷，譬如法网期间，央视体育频道在付费电视还未能被国人所普遍接受的情形之下，仗着资源垄断优势，置球迷于不顾，将热门赛事统统“塞”进没几个人能够看到的“高网频道”，着实伤了球迷的心，不仅引来骂声阵阵，还在客观上把这些球迷都“赶”到各地方电视台的体育频道去了。要知道，今天的观众，借助网络传媒，不单单可以“载”你的“舟”，也能“覆”你的“舟”，甚至还能“煮”你的“粥”——真正的品牌，必须过口碑营销这一关，作为特殊商品品牌，频道也好，节目也罢，更不例外。（二）非常设性专题节目
新世纪初，非常设性专题节目应该说出现了很多精彩之笔。事件性报道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实力。申奥及加入WTO的直播没有失去中央台的水准，做得既有激情又中规中矩。而关于“9·11”的报道则让凤凰卫视大放异彩。本以为我们的电视媒体会奋起直追，但2002年10月下旬俄罗斯恐怖分子劫持上千人质和特种部队解救人质的新闻报道和直击式电视直播又让凤凰卫视出尽风头，无形中又给我们的新闻节目生产与运作树立了一个新标杆。好在后来的伊拉克战争直播让央视大展了一把才华，无论是节目的总体策划、前后方组织，还是主持人与嘉宾的选择，乃至具体的技术细节，央视一套、四套的特别节目都胜出其他华语台不止一筹，大大改变了央视以往面对国际重大新闻事件时留给人们的平常印象。除了直播类新闻节目，真实电视继续风靡中国，国内电视台自行制作的真人秀开始引人关注。
广东电视台第二届《生存大挑战》独出心裁，让参赛的20位挑战者身无分文地从江西瑞金出发，经过半年时间，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到达目的地甘肃会宁；第三届《生存大挑战》则把节目做到了国外，让选手在塞班荒岛和新西兰这样的跨文化背景下挑战自我，求生存，争胜利；第四届《生存大挑战》则把选手推上了文化之旅，在中国—希腊这条丝绸之路上大做文章。将所有的国产真人秀放到一起比较，《生存大挑战》堪称中国版最有看点的节目，这不仅在于它颇得美国《幸存者》的精髓，还得益于策划和编导们在上千个日夜和数万里征程中所历练出来的专业精神。只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已经具有品牌效应的节目却夭折了。一个花费大量心血和累计数千万甚至近亿元资金打造出来的品牌节目就这样被轻易废弃，真不知是中国电视传媒还没真正进入产业化阶段，还是真的“不差钱”。作为传媒学者（笔者曾参与了前三届节目策划），对此除了扼腕叹息，也只能写下这么一段文字而已。与《生存大挑战》上演的同时，四川等地的电视台制作了号称“中国自己的第一部大型野外生存节目”的《走进香格里拉》，力图将中国的电视真人秀推向高潮，但过度的炒作和实操经验不足使这个节目显得雷声大雨点小。至于后来的那些变了“种”的所谓真人秀节目，包括大大小小的选秀节目，不论它们如何“兴风作浪”，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真人秀”节目，更何况大多数节目是克隆的产物，不过是昙花一现，不值得写入书中。
此外，文化类专题节目渐趋走红，也颇值得关注。央视《东方时空》曾直播杭州雷峰塔塔基考古，当时并未引起多少关注；后来的云南抚仙湖水下考古开始“发热”，2002年9月中央电视台购买并直播的埃及金字塔考古活动则引起观众普遍关注，至2003年中国载人航天飞船发射直播，将此类节目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对于这样的大型文化与科技活动电视运作，其考古结果如何与科研价值如何并不是我们所最关注的，作为策划者、编导者和节目生产与运作的决策者，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样的选题、节目和项目，将是今后中国电视专题类节目生产制作与市场营销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和重要的收视增长点，也是中国电视摆脱急功近利，走向实力与成熟的一种表征。第二节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电视文化
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前几年，一个新的概念——“知识经济”在全球流行起来。许多专家预言，在21世纪，知识经济将以崭新的面貌和势不可挡的实力，代替已占据世界经济统治地位200多年的工业经济。未来的经济将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分配、使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将取代物质和能源成为未来社会最主要的资源，决定着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在全球一体化的知识经济大格局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显然处在“生产”与“传播”的大环节中。其所创造、承载、传播的文化、信息正源源不断地产生着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国内、国际的电视竞争也愈演愈烈。在中国加入WTO，面向世界的大门越开越大的今天，来自其他传媒，来自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传媒的冲击、竞争与挑战，在“锻炼”了中国电视的同时，更让中国电视对WTO大家庭里的生存与竞争有了更为真切与深切的体会。在这一空前迅猛的发展自我、参与竞争、迎接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电视文化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对此，我国著名电视学者、北京广播学院高鑫教授曾专门撰文《中国电视文化理念的嬗变和趋向》（《现代传播》2001年第5期）予以高屋建瓴般的论述——一、电视机构的变化
由“单一经营型”趋向“多元经营型”是中国电视机构近年来最显著的变化。
中国的电视机构历来作为党和政府文化宣传事业的一部分，承担着向大众解释政策、宣传主张，以政治文化观念武装、教育公众头脑的社会使命。这于政府有关部门，于电视工作者，于电视理论研究者乃至于一般公众都是“天经地义”的惯例。曾几何时，随着政府事业单位改革的开始与逐步深入，惯吃“皇粮”的电视机构也开始直面云谲波诡的商品市场，开始转换文化理念，也就是说，电视机构的生产不仅是文化的，也是商品的。于是，电视机构开始从单一的事业型转向既考虑所担负的社会使命，也兼顾自身生存的企事业混合模型，通过广告、专栏和一些纯粹商业性质的栏目以及商业性活动取得收益，一方面补充事业经费的不足，一方面增强自身的“造血”机能，抢占文化市场份额。
以广东电视台为例，早在几年前，国家广电总局等上级有关部门就批准其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试点单位。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电视台一方面承担着“党和人民喉舌”的政治使命；另一方面积极探索“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路子，“抓节目，促经营”，大力开拓节目市场，以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增创效益，从而赢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仅广告收入一项，自1998年以来，每年都以几千万元的数额递增。可观的经济效益，不仅满足了全台节目的再生产，还为节目创新和精品节目的生产以及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也使以媒介优势为全省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成为可能，并且落实在扎扎实实的行动上。几年来，凭借较强的经济实力，广东电视台先后自筹资金拍摄和录制了多部集的政治性、公益性文艺晚会和大型电视专题片和系列片，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到了20世纪末，更有纯粹以盈利为目的的民间电视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它以承包广告公司为发端，进而扩张为电视节目承包制作公司。其中有些公司在业内已颇有“名气”，如光线、银汉等公司，在国内电视媒介圈都有相当大的影响，而广东的巨星影业、白马广告、俏佳人影视音像等公司，论实力、论业绩更无法小视，有的甚至大有“呼风唤雨”的架势和追求，《娱乐现场》、《李静零距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一批深受观众喜爱和销售市场认同的节目、剧目都出自民营节目制作公司之手。笔者相信，中国民营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真正大显身手的日子还在后面。
近几年来，中国的影视业就是在许多热情高涨的民营影视公司的投入下，走向市场化、规范化和产业化运营的道路；正是这些民营影视公司在资金上、人才上和管理上的“造血”，才使观众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好看的电影电视作品。我国民营电视公司的涌现，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我国执行的多种经营方式、多种经营体制在文化领域内的积极反应，它促使我国的电视业把严峻的挑战化为机遇，探讨各种新的生存方式，谋求自己的发展。而且，这种探索和发展提供给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重要课题：一是新的民营电视机构冲破了电视机构纯粹依赖国家财政支撑的“大一统”机制，中国的电视机构正在发生激烈的裂变；二是改变了单一的传统的电视文化理念，将电视节目制作的重点放在娱乐、生活、历史、文化方面，大大拓展了传播的信息领域，并且转化着媒介的传统属性，开始将电视节目真正推向市场，使得电视节目打上了鲜明的“商品”印记，开始了全方位的市场运作。大批民营公司的加盟，使中国的影视业加快了走向市场化、规范化和产业化运营的进程；同时，由于成员种类的增多，使节目生产与销售环节的竞争迅速加剧，竞争各方纷纷推出自己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作品。这样一来，使广大的电视观众成为最终的受益者——这又回到了中国电视事业的初衷，即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二、经营方式的变化
由“政府拨款”趋向“资本市场运作”是中国电视经营方式上近年来最大的变化。
电视台的生存和节目运作，以往主要是政府投资，也就是靠政府拨款维持生计。企事业混合模式出现以后，又靠社会集资或广告运作来支撑。但是，在社会经济文化事业日渐转向市场经济之后，电视台的运作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电视，作为现代传媒，是一个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媒体，没有资金，就办不了电视，更办不了大电视，进入不了世界大循环；时时更新的电视设备，无休无止的电视节目制作，集体化的工业大生产……均需大量资金。以往“小作坊”生产的时候，靠点广告收入或者搞点社会“募捐”就可以支撑了。当它要面对世界、面对WTO、面对多媒体的时候，这种传统的筹资方式已经是落后的小打小闹了，要想在市场经济时代站住脚，并图谋大的发展，必须运用现代经营理念，通过贷款、融资、上市、产业集团化等方式，筹集大量资金来支撑电视的生存和发展。只有这样，中国的电视事业才能驶向新世纪的彼岸。
目前，电视文化理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就是集团化的大生产和资本市场的运作，涌现出无锡模式、山东模式、湖南模式、南方模式、凤凰模式等，都在进行多种产业化形式的探索，且已经初见成效。电视台商业运作的成功，提供给我们许多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思想启迪：一是将电视台视为一种“产业”进行产业集团大生产是历史的必然；二是电视台进入市场运作的机制、产业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三是再依赖国家拨款和社会赞助绝非长久之计，而引进市场机制犹如给久旱的电视事业引进了一股活水。三、传播观念的变化
由平面的“宣传理念”趋向立体的“传播理念”是中国电视在传播观念上的最大变化。我们一直有一个传统的理念，那就是：电视是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工具。这种“工具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出现是有其深刻的原因和存在的合理性的，它也是大众传媒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之一。但久而久之，对其平面化的强调和解释，也从负面制约着中国电视人的创造性和理念更新。随着我国电视业构成机制的转化，随着我国电视业市场运作的全面展开，传统的电视观念受到了冲击，从而使得电视人获得了思想的解放、思维的发展和创造力的迸发，使得我国的电视屏幕更加丰富多彩，更加趋向电视传媒功能的多元化、立体化。
事实上，当世界经济进入多元化的轨道，社会体制也进入多元的存在空间以后，人类的文化必然趋向多元。而这一切，又必然构成电视的媒介功能趋向多元化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基础。同时电视媒介功能的多元化，势必反过来导致电视节目构成的多元化和电视人创造性思维的立体化。电视文化的这一发展趋向，是时代的必然、历史的必然，它不是个人的意志和行为可以左右的。众多的民营公司成立了，它们更多考虑的是：节目如何好看，如何博得观众的喜欢，甚至如何牟取金钱。所以，它们制作的电视节目大多是娱乐、教育、服务、科技等类别的电视节目。从总体来看，民营电视公司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之一，它们仍然是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它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使我们的电视屏幕更加丰富多彩、日趋多元化。从最根本上来说，它表现了我们的电视文化理念从“宣传”到“传播”的重要嬗变。如果再深入地剖析，从“宣传理念”到“传播理念”的电视理念转化，本质上，标志着我国电视理念从意识形态的宣传向媒介文化的本体转变。
如今，电视文化理念发生的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民主参与的谈话类节目增多了；大众参与的益智类节目增多了；观众参与的娱乐性节目增多了；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生价值，由观众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文化素养、审美需求得出自己独特判断的纪实节目增多了；摄像机安置在现场，客观公正地迅速报道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的新事物的直播类节目增多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民主化的现代电视文化理念的指导下完成的。这种嬗变充分说明：这是对传统传播概念的一种替代，是用传播替代宣传。从主观的灌输，给人以教化的方式到与人平等交流，真正地进入人们的内心世界，让普通人表现自己的感情和思想。这种新的电视文化理念，使得电视屏幕上传递的是多种声音，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展现了多元文化的视角，表现的是一种宽容和理解的真诚的对话气氛，从而给中国的电视屏幕带来了鲜活的生命力。四、传播方式的变化
由“综合频道”趋向“专业频道”是中国电视在传播方式上的最大变化。
目前，我国44家上星的卫视频道，几乎是清一色的综合频道，每个台的节目构成、表现形态都差不多。所以出现了15家电视台同时播出《天龙八部》，还有5家电视台同时播出《永不瞑目》的“怪现象”。这对频道资源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浪费。要克服这一严重弊端，只有通过全面、集中、科学的规划，走频道专业化的道路。这也是我国电视文化理念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电视媒体发展到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过去是电视台什么节目都做，新闻、娱乐、专题节目一起上；然而随着频道的不断增多，压缩技术，包括网络竞争等，再要做综合频道恐怕就相当不合时宜了。而且现在正是电视媒体越来越分化的时代，不像过去只有一两个电视频道，你播什么我就得看什么。人类的生活脚步越来越忙碌，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更高的自主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专业频道的出现就成为时代的必然——也就是人们想看什么，就会直奔主题、选择频道。
还有一种现象也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过去的广告客户只有买黄金档的时段才能保证他们的广告被更多的观众看到，那时客户都使劲追求绝对收视率。可如今频道一多，他们发现这种绝对收视率很靠不住。香港凤凰电视台的《杨澜工作室》的绝对收视率没有《非常男女》高，但它的广告收入却比《非常男女》高得多。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地区频道逐步专业化了，然而卫视频道仍然是清一色的综合频道。其实如果哪一家省、市的卫视频道依据自己的地域特点、文化特征，率先办成专业频道，它一定会在众多的综合卫视频道中凸现出来，并获得广大电视观众的欢迎。当然，这需要很好的规范、定位和策划。在这方面，湖南卫视打出的“快乐”牌、海南卫视咬定旅游不放松、南方电视台靠“老友”吃饭等策略与战略，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由此可见，频道专业化，是传媒现代化的主流趋向，并非某一个人的意志所致。现在频道资源不再像从前那么少，在资源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只有品牌和特色才能取胜。这种频道专业化的进程，恐怕将进一步深化，当然这也是形势所迫。这种频道变革的终极目的，正在于促进电视媒介功能从平面和单一向立体和多元演递。由综合频道走向专业频道，是时代和历史的必由之路。五、传播意识的变化
由“频道观念”趋向“名牌意识”是中国电视近年来在传播意识上的最大变化。
中国电视文化理念的建设，由台的观念，转化成频道观念，已是很大的进步；目前，又从频道的观念，转化为品牌的观念。这无疑是一种电视文化理念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电视节目，最终要以商品的形式走向市场。为了增强商品的竞争能力，就需要打造名牌，就需要具有品牌意识。央视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都是中国妇孺皆知的名牌栏目。湖南电视台就是靠品牌意识精心打造出了《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越策越开心》等品牌节目，才成为电视界的一匹“黑马”，“可怕的电视湘军”，从而在国内电视界和竞争日益激烈的电视市场中争得了自己的地位。
说到电视节目，新世纪的创作理念也应该有所转化。由于人类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电视节目也应该相应地提高它的知识内涵和文化品格。不要再制作那些“弱智”的电视节目，不要再被那些虚假的“收视率”所迷惑，不要再被媒体炒作的“快餐文化”所困扰，不要再被某些“俗文化理论”所误导。深受美国观众欢迎，并在全世界造成深远影响，而且开始被我国生活频道、阳光卫视频道介绍到中国来的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这是因为，电视节目承担着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的重要历史使命。总之，电视媒体的经营同其他行业一样，大体经历了价格竞争——质量竞争——服务竞争——品牌竞争这种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竞争历程。只有具备了品牌意识，才意味着高质量、高附加值和大的利益空间。六、传播思维
由“趋同思维”趋向“另类思维”是中国电视近年来在传播思维上的最大变化。
由于几千年封建理念的统治，再加上几十年极“左”思潮的统治，造就了中国人的特定思维模式：一是集体无意识，二是强烈的趋同意识。电视人也难以逃脱这种思维的厄运。体现在电视节目上就是一种新的节目形态出现以后，大家一拥而上，纷纷效仿之，群体克隆之。推出一个《焦点访谈》，就涌现出无数的焦点类节目；推出一个《实话实说》，就涌现出无数的谈话类节目；推出一个《玫瑰之约》，就涌现了无数恋爱游戏节目；推出一个《快乐大本营》，就涌现出了无数的游戏娱乐节目；推出一个《周末大转盘》，就涌现出无数的博彩类节目……这充分表现了电视人的“追风精神”和“集体无能”意识。
历史和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电视节目要想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思维本身必须发生根本的变化，即从思维定式中突围，较多地运用创造性思维、逆向性思维，尤其是另类思维。也就是说成功在于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所谓“另类思维”，就是个性思维，就是创造性思维，在电视节目的创作中，要想使自己的节目出新、独特、有个性，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运用另类思维才能创造出“另样”的节目，为电视屏幕增添新的色彩。特别是就电视文化来说，这种另类思维会显得越来越重要。七、传播文化
由“宣传中国文化”趋向“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电视近年来在传播文化方面的最大变化。
过去我们有一种非常传统的或是一厢情愿的文化观念，那就是要想办法向国外宣传中国文化。许多电视台都成立了对外宣传部，制作了大量的“外宣片”，甚至提出了长远的宣传目标：运用卫星电视去覆盖亚洲、欧洲、美洲，乃至全世界。然而至今还是收效甚微。直至21世纪的今天才彻底明白，彼此的了解、认识、交流是互相的，是相对的，是潜移默化的，是逐步彼此渗透的：你想要人家了解你，你得先了解人家；你想要传播你的文化，你也应该允许人家优秀的文化介入。其实这种双向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必需。
总之，将中国电视最终办到世界上去，使得传统的中国文化尽快融入世界的文化大潮之中，是中国电视文化理念的重要嬗变和趋向。（本节得高鑫教授特许予以引用，在此特致衷心谢忱）第三节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电视与电视人才
今天，处在多媒体语境和日趋白热化的国内外竞争格局重重压力之下的电视传媒终于念叨起人才来了。这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电视传媒在种种生存竞争中还有急起直追并战而胜之的希望。
人们已经习惯于把21世纪称作人才开发的世纪。这是因为在知识经济的年代里，人才往往决定着竞争的胜负。在新闻传媒业，传媒内部与传媒间的竞争首先表现为终端产品的竞争，终端产品的竞争又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率的竞争，而最后，生产力和生产率的竞争，必将集中为核心生产者——新闻人才的竞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电视人才？一、新闻人才辨识
新闻人才是一个非常笼统、非常宽泛的概念。在我们看来，写出《中国的西北角》的范长江、写出《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写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穆青是新闻人才，拍出代表一个时代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的伊文斯、拍出专题片《收租院》的陈汉元、拍出《望长城》的编导们也是新闻人才；创建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们是新闻人才，率领中国的电视传媒业挺进新世纪的决策者和领导人物也是新闻人才；在国内外新闻作品和各类节目评比中蟾宫折桂者是新闻人才，在基层记者站默默采撷无私奉献者也是新闻人才。
但对新闻人才总该有一个权威的说法吧。
我国的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南怀瑾认为：“新闻记者是杂家，知识要渊博，天文地理、诸子百家、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等，无所不知不晓。”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学者邓拓也持这样的观点，他说：“报纸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的。因此，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广博的知识，知识的范围越广越好……”
有“美国最伟大的编辑”之称的前《纽约时报》总编辑范·安达的看法更直接，他说：“孤陋寡闻的人是不配当编辑的，这样的人无法指导记者到合适的地方去发现和采访新闻。”美国传播学创始人威尔伯·施拉姆对新闻记者的要求更高：“一个好记者，必须同时具有政治家的大脑、哲学家的思辨、文学家的语言和外交家的口才。”
上述看法，各有各的着眼点，各有各的高要求。但是结合今天的新闻实践，兼顾当代各大传媒特点，笔者觉得这样界定新闻人才似乎更全面一些：所谓新闻人才，是指那些在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中，能够遵照新闻事业发展规律，调动自己的经验和智力，创造性地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为新闻事业作出较大贡献的新闻工作者。
我国的电视事业起步较晚，但也正因为如此，在其起步阶段，在新闻人才上才得到了来自报界、广播界和电影界的全面支持，许多后来成名成家的电视人，都曾经有过在报社、电台和电影制片厂工作的经历。这一方面为电视带来了多种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使电视新闻工作者更具“杂家”特色。而今天的电视新闻工作者，则大多都是他们自己传播媒介的产物——在电视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一代电视新闻工作者的优势是其高起点的专业训练背景。近年相关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新一代电视新闻工作者在就业前有就读于社会、人文科学的经历，其中大专以上学历者中，新闻专业“科班”出身的平均约占30％。与他们的前辈同行相比，他们更加熟知电视节目采拍制作的技术细节，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的能力更强，但电视媒介本身的优势也使得他们常常缺乏报纸记者运用语言的技巧、广播记者抓取声音信息的能力、电影工作者对产品精益求精的精神。这些都是我们谈论和判断今天的电视人才所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二、今天，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电视人才
电视业对人才的渴求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急迫过。这一方面是电视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电视业面对业内业外、国内国外各种竞争与挑战的必然结果。在历经40多年的艰难发展后，我国电视事业已经进入了由外延发展向内涵发展“拔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对人才的需求不仅数量大，而且要求质量高。曾有学者明确指出：在知识经济的年代里，不懂现代中国与世界经济、不懂现代科技与社会文化的新闻工作者，不能说是人才，甚至应当说是不称职；不具备较高的专业储备、专业判断力和人格亲和力的新闻工作者，算不上重要的新闻人才；不具备相当的专业研究能力和洞察力的人，也无法成为重要的新闻人才。
那么，到底怎样的人才，才是今天我国电视事业所迫切需要的人才呢？我认为以下这三种类型的人才便是——
其一，具有开拓能力的策划型电视人才。如果从整个电视事业运转的流程来看，在“源头阶段”，我们的电视业缺乏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智囊，而是具有强大的开拓能力的策划型电视人才。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把策划和策划型人才提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来认识，首先，是因为中国电视事业自身发展需要策划。在计划经济年代里，中国的电视事业过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其发展方向与事业规模完全由中国的上层建筑所决定。但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步伐的加快，尤其是中国传媒业与国际接轨进程的加快，使得中国的电视事业必须开始认真地为自身的发展进行策划。从计划经济年代的多级办电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寻求电视媒介的产业化、集团化发展道路，中国的电视事业一直在为自己的发展策划最优的路线与途径。其次，还因为在媒介间激烈的竞争中，“年轻的中国电视”更需要策划：一方面，中国电视面对强大的境外竞争对手和国内同一媒介及其他媒介的强烈竞争，为了在竞争中取胜而迫切需要知识的和理性的指导，迫切地需要实力发展策划和竞争策略策划；另一方面我们的电视活动领域已从国内拓展到国际，在树立国际超级电视媒体形象的努力过程中，在打造“中国电视航母”，迎接新世纪更加严峻挑战的时候，更需要智能力量的加盟，从而力争能够“知己知彼”，能够“运筹帷幄”，以便“百战百胜”。
以中央电视台早间电视时段经营为例。在1993年5月《东方时空》问世之前，早间电视时段说它是典型的“鸡肋”一点也不过分——经营，没什么效果；不经营，又感到有点可惜。即使是后来成大气候的《东方时空》，创办初衷也只是为了填补早晨7:20到8:00之间40分钟的空白时段。一群勇于开拓的年轻电视人的成功策划，将原本“一钱不值”的早间电视时段“点石成金”，从此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电视观众的电视收视习惯，在为中国电视开拓新的“时空”的同时，也为中央电视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同样，原本只是作为各家电视台点缀性节目的娱乐报道，经王长田等几位年轻电视人的策划，不但做出了播遍全国深受欢迎的《中国娱乐报道》（现改为《娱乐现场》），而且把它经营成了享有知识产权的品牌性优秀电视节目，真正做到了“名利双收”。
中国电视运作实践已经证明：（1）策划是一切电视节目生产和运作实践取得成功的保证。（2）策划可以为电视节目的生产和运作指明方向。（3）策划为电视节目的生产和运作提供了新观念、新思路、新方法。（4）策划可以增加电视节目的竞争力。
其二，具有创新精神的操作型电视人才。电视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行当，因此，对操作型人才，尤其是有创新精神的操作型人才有着特殊的需求。现代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人的才能可以分成这样三种类型：第一，再现型；第二，发现型；第三，创造型。这三种才能在电视实践中各有作为：拥有再现型才能的电视人，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会恪尽职守，都能原原本本地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工作和各项任务；拥有发现型才能的电视人，善于在前人经验和业绩的基础上使自己的工作有所继承、有所提高、有所突破。这样的电视人，无论是做记者、主持，还是做编导、编辑，哪怕是做灯光师、音响师、化妆师、道具师，他们都将以圈内的“优秀”为自己孜孜以求的工作目标。拥有这两种才能的电视人是电视事业发展进步的基石，任何一家电视媒介如果忽视他们的存在，都将自食其果。
但相比之下，当前我国电视业更迫切需要的，却是拥有创造型才能的电视人。作为操作者，作为策划者策划方案的最终实施者，拥有创造型才能的电视人在工作中总是会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敢于做“出类拔萃”的电视节目。这一点在这些处于不同年代的电视人，譬如黄一鹤、张子扬、张晓海、孟欣、孙增田、陈晓卿等导演和编导，董倩、王志、陈耀文、柏杨等记者和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王小丫、张泉灵、柴静、欧阳夏丹、阿丘等主持人的身上，都体现得较为明显。
其实这也是全世界传媒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瑞士新闻与社会传播学院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在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21世纪理想的新闻工作者，在技能上将比从前要求更高：首先他们必须能够用更快的速度完成新闻采编任务。其次，他们还必须学会更简单明了地报道新闻事实。在学历背景上，他们应具有大学或大学以上的学历，具有广博的基础文化知识和相当高的新闻修养，最理想者，还应该是一位专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传播专业人员。只有由这样的业者所组成的传媒集体，才有可能在未来愈加激烈的媒体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三，具有现代意识的领导型电视人才。这里有两个不等式需要强调一下：电视媒介的管理者，无论地位多高，也不一定就等于领导者；媒介的领导者，如果不具备以下条件，那么，他也不等于具有现代意识的领导型电视人才。这些条件主要有：
首先，具有现代意识的领导型电视人才要具有政治家的头脑，从根本上了解媒介属性，认清自己所要服务的对象和所要承担的传播使命，力争在思想上和业务上都达到“政治家办报”这一政治高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我们的选择是：不能领导他的媒介创造经济效益的所谓领导者我们不要，而即使能创造经济效益，却不能把握政治方向，将媒介带向危险的政治之路的领导者我们更不要。
其次，具有现代意识的领导型电视人才还必须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合格的总“把关人”。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德弗勒·丹尼斯曾撰文指出：“即使是最客观、最全面的媒介也面临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有时消息太多，有时消息太少。它们不能只简单地反映世界上发生的事件，而必须对事件进行选择，并为之确定相对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作为媒介总指挥的领导人，他必须具备在实现媒介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与引导过程中严格把关和科学决策的能力。这种能力具体体现在：（1）对传播内容的价值判断发挥过滤器功能。（2）对传播时机和规模，也就是赋予重要性程度的科学决策，发挥放大器功能。（3）对传播行为在社会与道德法规范围内所作的自我约束发挥自律与他律监督功能，确保他所领导的传媒始终能够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最后，具有现代意识的领导型电视人才还必须是合格的现代传媒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而所有经营与管理工作核心的核心，就是人才资源的经营与管理。在这个问题上，当前电视传媒普遍的症结是：（1）人才结构不当，人才资源匮乏。（2）人才使用不当，造成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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