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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8 05: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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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东晨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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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

中华文明探源试读:

总序

张津梁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指出:“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地处大西北“坐中联六”重要区位的甘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国旧石器和中国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青铜器的最早发现地之一。“祖籍甘肃”的伏羲、女娲、轩辕黄帝、西王母等中华远古人文始祖,以口耳传历史和丰富悠久的文化遗存,在这里留下了不可湮没的印迹。这些光彩夺目的文化遗产,以其典型的本源性、包容性、开放性、多元性与民族性特征,充分印证了陇右地区是孕育形成渭河文明和黄河文明的重要区域,是肇启华夏文明曙光与引领中华民族发展的先行地带。

清水县古称上絡,位于“羲皇故里”甘肃省天水市东部,与著名的大地湾遗址毗邻,自古就有轩辕故里、关陇要冲、雍凉之会、丝路重镇、陇上江南等美誉。丰富多样的史籍资料、民间传说、墓志碑文、考古发现、民俗生活等文化遗存,充分确证了清水“轩辕故里”

的历史文化地位。在甘肃全力建设国家级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进程中,清水县及其所在的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地区,必将以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与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形成区域发展优势,为甘肃文化走向全国创造新契机,提供新思路。

近年来,清水县立足积淀丰厚的轩辕文化遗存,以传承和弘扬轩辕文化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尊重轩辕文化的地域广阔性和学术包容性为前提,以轩辕黄帝“生于清水、葬于黄陵”为基本出发点,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发掘传播轩辕文化,提高了“轩辕故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本县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尤其是在甘肃省有关部门和天水市委市政府的指导支持下,成立了甘肃省轩辕文化研究会,团结国内外学术团体和一大批专家学者,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加快了轩辕文化的研究、开发和利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经国务院办公厅正式批复建设的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为甘肃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国家级战略平台,必将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对甘肃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在甘肃省全力建设国家级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天水市打造全球华人祭祖圣地的战略目标中,清水县以党的十八大和省、市党代会精神为指导,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依托甘肃省轩辕文化研究会,组织出版“轩辕故里———清水县历史文化研究丛书”。这套丛书放眼于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双重建设,向海内外着力介绍根植于甘肃大地的轩辕始祖文化和绚丽多彩的清水历史文化。尤其是在轩辕文化研究上,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综合运用文献资料、考古发现、民间传说与民俗活动等多种资料,对根植于清水等陇右地区的轩辕文化遗存进行深入发掘、科学探索和严谨考证,将极大推进中华始祖文化的全面研究。

总览这套丛书,无论是为了让外界了解甘肃、了解清水,还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开创美好未来,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必将令期待和喜欢它的广大读者耳目一新,获益匪浅。该丛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分析、研究、判断始祖文化,存留合理有益的部分,剔除虚假消极的成分,形成科学有据的观点和认识。这也是我们研究一切历史文化问题和社会现象所采取的科学思维与方法。这套丛书在此意义上,做了有益探索,跬步而至千里,希望在这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甘肃省轩辕文化研究会是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的团体会员,受同仁之邀,写了以上文字。是为序。2017年4月5日(作者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会长)序

杨东晨同志送来关于史前人物研究的书稿《中华文明探源》,希望我写序。东晨勤勤恳恳,刻苦钻研,淡泊名利,退休后仍然热心学术,他的研究心得和研究精神,都有值得嘉尚的地方。我愿意为这本书写些感想,供读者朋友参考。

东晨同志送给我的几本书,如《中华炎黄时代》《尧舜禹时代》《先秦区域文化新论》《秦汉区域文化新论》《陕西古代史》等,可以知道他主要从事上古史和周秦汉唐历史的研究和写作,著作由内地和香港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他也比较注重文化的普及和宣传工作,撰写过多部将学术性和普及性结合的著作,如《韦姓史话》《杜姓史话》《汉代名将》《唐代名将》等。

更多的关注和从事上古史的研究,是东晨同志退休后仍然“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不断发挥余热,积极开展学术研究的主要课题。他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重视实地勘察,不顾年迈体弱,走出书斋积极参与全国各地“三皇五帝”的纪念活动及其文化研究,陆续撰写出以三皇五帝为主要内容,深入辨析神话传说人物的论文论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古史的传说时代进行了具体的研究,注重神话传说的文学性和史料性,力争信而有征,以尽量廓清纷杂难辨的上古史层层累积的历史尘埃和迷雾,从而寻觅和考察历史的真相和文化意蕴。这部《中华文明探源》就是东晨同志这项研究的部分心血。《中华文明探源》所论述的历史时期,是以盘古氏为开端,终于帝舜,涉及盘古氏、华胥氏、伏羲氏、女娲氏、有熊氏、炎帝、黄帝以及各个时期的传说人物等。该著强调了古史传说的历史性和文化性,在史料的辨析和辩证使用方面,本着谨慎周密的原则。上古史纷纭难辨,其中凝聚了不少氏族迁徙和融合的历史信息,文明的曙光也在这氏族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展现,而历史真相也封存在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和历史遗迹中,其中交织有不少后来的文化理念和历史认同,这给研究带来了挑战,但这也正是上古史研究的美丽所在。东晨同志的这部文明探源著作,显示了他挑战科研难题的勇气和信心。

该著包括《史前研究总论》《创世传说人物》《三皇文明探索》《五帝文明研究》《弘扬炎黄文化》等五部分。其中《史前研究总论》部分,论述了上古史的历史框架和研究方法,从文化史入手,结合考古成果和古代文献,发掘上古史研究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特别是在增加民族凝聚力、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作者吸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尝试清理出三皇(距今1万—5000年前)的血统世系,并分别探索了他们的史迹和创造的文化(或文明)。虽然这部分内容学术界还有争论,但东晨同志的看法,无疑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在炎黄文明的研究方面,学术界的相关成果比较多。这部论集没有仅仅将炎、黄二帝视作具体的人,而是作为氏族及部族联盟的代称,这样就有助于厘清传说中炎黄脉络和多地传说的合理性与文化传播意义。作者指出,“五帝”之首的黄帝与炎帝同出自少典(有熊氏)和有蟜氏(两者约为7000年前的氏族或部落首领,世代袭号,传至5000年前。炎帝传八代或十七代,世代袭用炎帝、神农或炎帝神农氏之号。黄帝也应当有其世系,可惜失传了。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之间的关系密切,“五帝”在血缘、文化(或文明)等方面,是同一个集团。即华夏部落联盟,以“炎黄”为旗帜,团结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等部落联盟(史学界一般称为五大民族集团,近年又有学者提出五大族团之称)。

当然,炎黄文化是我国文化的源头。从历史学观点看,炎帝族和黄帝族是史前两个关系密切的庞大氏族部落,他们对后来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和文化奠基有很大影响。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形成了系统的文化观,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称之为“原创性文化”,这指的是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先进文化。

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源头,研究先秦时期的原创性文化,都需要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相联系。我国学者面对考古学的丰硕成果,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有不少新见解,例如指出新石器仰韶时代后期和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起源期,炎黄时代就在这个时期。

传说中,中华民族的祖先各自都有发明创造,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等。稍后的人物如五帝,不仅继续发明创造,而且都有“治世”业绩流传下来,这些成果不能轻易否定。老一辈史学家提出了对古史传说人物研究的原则和态度,既不能全盘否定神话传说人物,又不能都将其作为信史,要通过理性分析,去寻找上古历史的真实情况。

东晨同志研究的人物大多处于原始社会时期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阶段,有些是历史上早已得到认可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如汉代公认的炎帝、黄帝),他们是人,是民族团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不是专供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灵或偶像。

我对东晨同志的治史道路比较了解,1978年,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后,在陕西铜川第三中学工作的他报考了西北大学陈直先生的秦汉史方面的研究生,后虽事与愿违,但他一直坚持努力学习,笔耕不辍。1984年调到西安半坡博物馆工作,后来又进入陕西历史博物馆工作,直到2001年退休。在此期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他都勤奋上进,向史学界和考古界的专家学者请教。他的观点和看法,是经过认真思考后提出来的,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将这些有关文章编成论文集,由甘肃省轩辕文化研究会委托三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是值得赞扬的功德之举。我们相信该书的出版发行,一定会推动中华文明探源(或史前文化)的研究,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奋进力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裨益。

是为序。2017年4月8日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作序者为西北大学原校长,现为名誉校长、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与西北大学教授、博导,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

自序

盛夏炎热,心情振奋。我坐在老宅斗室,编辑《中华文明探源》,代表人物是史前的三皇五帝。传说人物多产生在“新人”(约5万至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人(1万至407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阶段,故所谓远古人物便从这个阶段谈起,且又偏重于新石器时代的、以三皇五帝为主要代表的古史传说人物。所谓文明,我们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非200万年的“人类社会文明”。一

文明探源的主要人物“三皇五帝”,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古老、动听故事,五千多年来世代流传不息。我出身于旧社会豫西大山区罕见的书香之家,从懂事起,就听祖父杨学礼、父亲杨炳勋讲这些神话般的美丽故事,当时好像听天书。上学后,尤其是在初中阶段学了历史课后,初步知道了中国社会发展史,对“三皇”“五帝”神话传说故事才有了一些理解。考上河南省重点高中(偃师高级中学)后,对我们孟津县的著名作家李准特别崇拜,一心想成为一个作家或新闻记者,但未能如愿。1961年在陕西省铜川市参加工作后,历任中学教师、教导处干事、行政干部(科级)等。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在“拨乱反正”后恢复招考大学生、研究生制度,我立志从事古代史研究,不再从事行政工作。为报考西北大学陈直先生招收的秦汉史(1978年)研究生,开始重读大学历史课本,阅读了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及有关史书,从诸书原始社会章节的传说时代段落中对“五帝”稍有理性的认识。次年,陈先生不再招收弟子,我又报考了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招收的先秦及隋唐史(1979年)研究生,仍因俄语成绩达不到录取分数线而败北。因两次考研究生的优异成绩给诸位先生留下了(中国通史87分,先秦及隋唐史73分)好印象,故由陈直、林剑鸣两位先生推荐,张岂之主任和历史系党支部李怀珍书记同意,上报人事处,望能直接调入系内秦汉史教研室工作。档案提入西北大学人事处后,年余未能如愿。

时来运转,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读《尚书》《春秋》《左传》《诗经》《史记》《汉书》等古籍,以及读近现代史学家王国维、吕振羽、吕思勉、顾颉刚、童书业等的史学著作,“三皇”“五帝”的传说才逐渐引起我的注意和重视。尤其是读了茅盾的《神话》、顾颉刚等先生的《古史辨》、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等著作后,大有想知“庐山真面貌”的欲望和兴趣,并开始以浅薄的知识和见解进行研究,于1983年写成了《神话传说时代论析》(发表于(《贵州文史丛刊》),表达了对“三皇”“五帝”的崇敬和粗浅认识。1984年10月,我由铜川市教育局调入西安半坡博物馆主办的《史前研究》编辑部工作后,在石兴邦、巩启明等考古学家指导下,开始接触文物与史前领域,并在从事编辑工作的需要和“逼迫”下,不得不下功夫学习陌生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知识,以完成因陌生而感到十分艰难的看稿、编稿任务;也才开始学习“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古代史方法,陆续发表了既有文献资料,又有考古材料的一些文章,并于1989年出版了以“二重证据法”写成的《中华都城要览》(丘菊贤先生通稿和补充,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处女著作。在“文革”后学术著作奇缺的20世纪80年代末,拙著有幸与台湾有关部门交流200余本。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改革开放后,在科学的春天里学术研究空前活跃,使我备受鼓舞。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以传统的、现代的史学研究手段增多,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的丰富,大家感到史学泰斗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已完成历史使命,满足不了古史研究的需要和变化了的时势,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三重证据”(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及甲骨金文)法或“多重证据”(三重证据外,吸收历史地理、方志、地名、传说故事、民族、方言、天文、科学测定等研究成果)法研究古代史。李学勤先生说:“王国维先生提出来二重证据法,即地下的与地上的相互印证,这是很有名的。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1]了基础”。他又说:“最近听说香港饶宗颐先生写了文章,提出‘三重证据法’,把考古资料又分为两部分。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那[2]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至于“多重证据法”的提出情况,未见权威人士详论。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的,至今还不知其名。同时,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走出了“疑古”时代,对中国古史传说时代有了较为全面、客观、正确的认识,并从错综复杂、说法纷纭的资料中探索原始社会史,又以其线索去探寻地下实物资料,出版了一大批这方面的著作或论文集,我本人也是其中的后学之一。加之“旅游热”而兴起“旅游历史文化研究热潮”后,几乎所有的传说人物都被全国各地文化界和政府人士所重视,地方性的学术讨论会如雨后春笋般的召开,我和有关同仁一样,不断受到邀请,就不得不认真并下苦功夫研究古史传说人物的史迹和遗迹,于是便又撰写了百余篇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文章。二

关于史前人物中的“三皇”之称,说法不一。清代吴乘权编纂《纲鉴易知录》记载胡一桂曰:“三皇之号窻于《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而不指其名。其次则见于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议。”对于天皇、地皇、泰皇,有许多种解释,演变的情况也较多。经过数千年的争论,今学术界大都认为燧人、伏羲、神农氏为“三皇”,伏羲氏即太昊(皞),神农氏即炎帝。《辞海》云:“三皇,传说中的远古帝王。有七种说法:(1)天皇、地皇、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2)天皇、地皇、人皇(《史记·补三皇本纪》引《河图》《三五历记》);(3)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黄霸》引《春秋纬·运斗枢》篇);(4)伏羲、神农、祝融(《白虎通》);(5)伏羲、神农、共工(《通鉴外纪》);(6)伏羲、神农、黄帝(《帝王世纪》);(7)燧人、伏羲、神农(《风俗通义·黄霸》引《礼纬·含文嘉》篇)。后一说反映了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从其时代说,今专家学者多认为三皇是母系社会的代表人物。田继周《先秦民族史》云:“燧人氏的传说并不是指用火,而是指钻燧或钻木取火”。“伏羲和女娲的传说,所反映的时代特征,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阶段,是渔猎经济还占重要地位而又出现了初期农业的经济状态”。“神农的传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农业的产生,反映了从采集、渔猎经济发展为农业经济的这样一个经济形态”。“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也证明了我国‘三皇’传说的可靠性。”[3]《国史概要》亦云:“我国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出现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的传说”,“反映了远古人类从建房、[4]熟食到渔猎、农耕的发展过程。”我认为,三皇及其同期或稍前的传说人物,约处在1万至5000年以前,相当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初始阶段。

关于“五帝”的说法,也有多种。经过长期的争论,史学界多同意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辞海》云:“五帝,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有四种说法:(1)黄帝、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世本》《大戴礼(记)》《史记·五帝本纪》);(2)太皞(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皞、颛顼(《礼记·月令》);(3)少昊(皞)、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帝王世纪》);(4)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皇王大纪》)。他们都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袖。”因此,在近现代的史学著作或教科书中,大都将“三皇五帝”传说人物列入“原始社会”章、节中去论述,被称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刘起钅于先生考证:“五帝说”所涉及的那些人物,“则主要是我们祖先从母系氏族公社的盛期之后,到父系家长制的部落联盟盛期及其解体时,由各族始祖神,到各族的杰出首领,到实行军事民主制时期的各军事首长人物。不过,他们各自出身的部族不同,如黄帝、炎帝出自西方的部族,太皞、少皞出自东方的部族,颛顼、帝喾虽原出东方,但却在东西各部族长期交揉融合之后,作为维系各族成为有血缘关系的两大支的宗族神而出现。尧、舜、禹则是东西各族在中原大地上实现了部落联盟时相继的联盟军事首长。由于民族融合为统一的华夏实现于周代,所以就把姬周族自己的始祖黄帝,作为统一的全华夏族的共同始祖。所以黄帝最初就成了五帝的首一帝,后面各帝都成了他的血缘后裔,反映伟大的华夏族经过融合已[5]形成为亲密无间的浑然一体了。”此说基本上是对的。“在五帝时期,除五帝的传说之外,还传说有炎帝、共工、太皞、少皞、蚩尤、祝融、鲧、禹、皋陶、伯益等人物,并有九黎、三苗等族称,这些传[6]说人物也与‘五帝’的传说人物一样,是一些部落长。”三皇与五帝传说人物的混杂,正是口耳相传历史的一大特征。五帝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家庭饲养业等,都有了广泛而较大的发展,被誉为英雄时代。

我国的神话传说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到炼石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阪泉之战等等,“体现了中国原始初民们在与恶劣自然环境进行的顽强抗争中锤炼出来的自强不息的生命意志、坚毅果决和奋斗精神。中国上古神话的这种文化内涵,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深深地积淀在民族精神的底层,转变为一种自[7]律性的集潜意识。”因此,治先秦史,乃至古代史,可以说研究古史的传说时代(史前史)是基础性的课题。只有搞清中国史的“根”和“源”,才能弄清历史的来龙去脉。自清末发现殷墟甲骨文字及近一个世纪对甲骨、金文的研究,以及对古史系统的考证、辨析与整理,尤其是经过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争论,以及考古发现资料的丰富,“使我们得以能科学地辨别史料并与考古学相印证,从而认识到,先秦古籍记录的远古神话传说,大致是黄河、长江两大河流中下游地区各部落集团关于天地开辟、人类起源及各部落集团所奉祀的天帝与祖神的神话传说;关于各部落集团斗争融合及王朝并古国历史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所反映的历史,大体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龙山文化时代,由父权制氏族部落向国家过渡时期的历史,前此漫长历史时代[8]仅存着一些重要阶段的创造神话,进而保留了那个时代的史影。”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云:“在我国古代传说大约在四五千年以前,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曾居住着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黄帝、炎帝等华夏部落居于黄河上游、中游、太皞、少皞等东夷部落居于黄河下游。[9]南方的长江中游是苗蛮部落的根据地。”我们研究远古“创世”人物,也是与追寻中华文明起源密切相关。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文明,是指人类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时期,主要特征是财产私有和阶级出现,而从萌芽至形成的过程则是比较长的。从目前大家公认的物质、精神、政治制度文明的总和曰“文明”而言,都是约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先民所创造的,而传说人物则是其创造力和智慧的典型代表。物质、制度是具体可以看到和感觉到的人类生存方式,是文明的外表现实;精神文明隐形的人类思想观念或思维活动能力,也常常通过物质、制度文明来表现。“这三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又反过来推动或阻碍着物质文明的进步。文明的进步有时是这三方面同时推进,有时是某一方面或两方面领先,而其他方[10]面相对滞后。”李学勤先生说:“我们对于炎黄二帝传说也应该有新的理解。如不少学者在讨论炎黄文化时所说的,古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文明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11]首,可以说是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三

所谓历史,就是人类以往的“故事”(过去的事),内容丰富,富有趣味,令人神往。樊树志先生也说:“在我们中国,历史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科,可以说自从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有了历史学。”又说:“历史是人类生存环境的组成部分,它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人类的现在和将来。历史给人以智慧,教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深邃眼光去看待过去,看待现在,看待将来,而不是被眼前方寸之地所局限,不至于成为鼠目寸光的庸碌之辈。只有深刻的认识过去才能[12]理解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才能有助于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可见历史学是多么的重要和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并非可有可无,中华远古史亦是如此。为此,我们在研究传说时代历史时,在力争保持其科学性、严肃性的同时,还要尽力做到通俗易懂,富有情趣。

社会在不断发展,史学研究在不断深入,我个人的知识也在不断地积累,因此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间写成的文章,就出现了不同的水平、不同的认识或观点,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引用资料的重复(单独阅读刊物上的文章时不易发觉,辑在一起读时就易感觉到);不同年代写的文章,地名也会有变异。如写文章时的县,在后来写文章时,随着县改市就更改了。在数十年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我与许多史学家一样,历来主张采用“模糊”法对待,将其传说史迹与考古资料作大概联系。这是因为传说人物的资料纷繁复杂,说法甚多,无法去考证出他到底生于何年,活了多少年,儿子、女儿是谁?孙子、孙女是谁?是谁又迁于何地等等。就以传说的诸“帝陵”而言,多为后人修建的纪念性陵,是发掘不出什么实物的。因此,我也主张将史前人物的“学术观点”,同“旅游文化”或“文化载体”分开,二者虽然有联系但又有所区别,更不可互相指责或互相代替。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在拙论文集的编排上,采取以古史传说人物的先后为序,不以写作时间的先后为序;文章时空先后较长,写作时间一律保存,以便利读者对照;又由于是数十年文章的合集,文章的内容难免会出现一些重复;在某传说人物的“生”“亡”年代上会有说法不一、互有矛盾之处。为此,我在此将目前认为比较客观、合理的年代列出,谨供参考。

中华文明探源(以三皇五帝主要人物创造的由萌芽至文明形成为重点)的研究,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课题,也是21世纪研究文明起源的热门话题。国务院2013年,批复支持甘肃以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为平台、整体推进文化大省建设后,极大地鼓舞了社会各届和广大人民。清水县人民政府在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会议精神中,依托“甘肃省轩辕文化研究会”,组织出版以“轩辕故里”为重心的“清水县历史文化研究丛书”。伏羲和女娲、轩辕黄帝,分别创造的8000多年、5000多年文明,既是甘肃的,也是全国的(其他省的史前人物研究,亦是如此)。故拙著在重点研究伏羲、黄帝创造文明的同时,也系统研究了与他们同期或其后裔之文明在大江北、南的发展脉络,突出了对轩辕黄帝文明(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不言而喻,这也就更加提高了甘肃省、天水市,尤其是清水县的文化(文明)地位。简而言之,三皇开创了文明萌芽与发展时代,五帝时代完成了古国文明,预示着夏王朝即将建立。拙著的不当或错误之处,敬请前辈、同仁、年轻学者,以及广大读者多加指正和批评,以促进这一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拙著仅是抛砖引玉而已!

注释:

[1][2]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1997年12月第2版,第3页。

[3]田继周:《先秦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第94—102页。

[4]樊树志:《国史概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3版,第12页。

[5]刘起荱:《古史续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第119页。

[6]田继周:《先秦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第94—102页。

[7]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绪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4页。

[8]陈连开主编:《中华民族史纲要》,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1页。

[9]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28页。

[10]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钱乘旦为刘景华著《人类六千年》所写的《前言》,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1版。

[11]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1997年12月第2版,第41页。

[12]樊树志:《国史概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3版,《序言》第5页。作者2017年5月4日

第一编 史前研究总论

史前人物与文明起源研究的诸问题要论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人们对漫长人类社会史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提供的材料,又结合其他资料,提出了阶级和国家起源的科学理论和学说。列宁又在1917年、1919年分别发表了《国家与革命》《论国家》,进一步阐述了国家起源的理论和学说,从而正式确立了原始社会史这门科学,阐明了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和规律。中国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也完全符合革命导师的理论和学说,同样也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教科书,一般都将夏朝建立(前2070)前的漫长时期(随考古发现而向前延伸,巫山猿人化石发现后,约知其为200万年至夏前)称为“原始社会”。亦有称其为“前氏族”与“氏族社会”或“上古”的。改革开放后,又增加了“史前”“远古”“部落时期”等称谓。《辞海》云:“史前学,指研究没有成文历史以前的人类历史阶段的一门学科。对这一历史阶段也称作‘史前史’。”其中的旧石器时代晚期(5万至1万年前),是人类社会由原始群(亦有学者称血缘家族公社或家庭)正式进入母系氏族社会的重要阶段。随着先民体质、思维、意识等的基本与现代人相同,原始宗教的自然、图腾崇拜日益发展,在“万物有灵”思想支配下,产生了想象的神话。到新石器时代(约1万至前2070年),母系氏族社会日趋繁荣并逐步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部落出现,原始宗教的“祖先崇拜”产生,对社会有贡献的部落首领受到先民崇敬,遂形成以“三皇”为代表的许多神话传说人物。父系氏族社会形成(约5000年前)后,原始宗教的三种崇拜形式并存,而“祖先崇拜”意识增强。在社会逐渐向文明过渡中,又出现了以“五帝”为代表的许多传说人物。新石器时代是上承氏族形成、下启夏王朝的中国文明起源阶段,也是天下众多氏族分别融合为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等“五大族群”(史家又称“五大民族集团”)的重要阶段。拙文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及其同期人物(涉及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神话人物),且为了避免与他人已使用的篇名重复,遂以“史前人物与文明”冠名。不言而喻,从华胥氏至舜帝,皆属于古史传说时代的神话传说人物范畴。一、世代史学家对古史的研究与上限追溯

中国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古国一样,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经历了神话与传说时代。又因神话往往与传说故事杂糅,很难严格区分,故我国学术界又往往称其为“神话传说时代”。其下限清楚,认识比较一致,上限则难以确指,认识不一。我们采取始于新石器时代(1万年前)的学术观点,但也涉及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神话人物。

由于史前社会及人物是先民世代口耳相传的,没有文字记载,后世人整理时又往往带上了自己所处时代的思想意识,所以“神话传说时代”的人物一般都以“半神半人”“人与灵兽”或“人与禽虫”糅合的形象出现,形成扑朔迷离、真假难辨的似乎荒诞不经的史段。西汉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约生于前145或135,卒年不详)在《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第一》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翦伯赞《先秦史·序》(《中国史纲》第一卷《序》,1943年6月20日写)云:“几千年来,秦以前的古史,只不过是飘浮于神话与传说中之一些扑朔迷离的阴影而已。历代学者,对于这一段古史的论著,也只是传神书怪,捕风捉影,因误正误,以讹传讹,蜪至荒诞不经,极奇离诡谲之大[1]观。”因而在考古学未在中国兴起以前(即1920年前),古代文人学士及近代(传统认为是1840年为近代史开端,近年有学者提出,应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开端)初期的史学家虽然代代探寻,著作辈辈问世。但因那时马列主义刚开始(1919年)向中国传播,没有可靠的地下考古发掘材料佐证,故对中国古代上限的认识,还多停留在“秦朝为始”的阶段。将其以前的历史,称为“传疑时代”。我国对殷代前的文化整合,从西周初期的周公就开始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形成“百家争鸣”、著作丰富的可喜局面。西汉戴德、司马迁等,对古文献的整合、订正又做出了重大贡献。从东汉郑玄开始至清末崔述等的辨伪,使中国文献的古史资料又得到不少订正;同辨伪之学一起兴起的金石学,发展到北宋时,进入将发现的古器物当作学问研究的阶段。清乾嘉(清高宗乾隆、仁宗嘉庆年间后,即1736年至1820年)以后,金石学达到了辉煌阶段,论著达四百多种。再经近现代王国维、郭沫若的研究和发展,铭文已成为对古史进行科学研究的珍贵资料。“自金石学发展以[2]后,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两周之世。”20世纪20年代后,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与马列主义传进中国,随着殷墟甲骨文的出土,甲骨与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深入,“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殷商[3]之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常称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已有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正式出版,标志着以科学方法使古史由秦汉上溯至殷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著作,(20世纪)20年代有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研究成绩最大、起步最早的当推郭沫若,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不论现在看来有什么缺点,却是用科学方[4]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对于商朝以前的古史,古代的学者代代不断探寻,留下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现代的学者,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审视古文献的记载,结合考古新资料,继续揭示中国古史的渊源。

中国史前社会的开端,最新的大学教材已从过去说的元谋人(175万年前)改称为始于巫山人(200万年前)。考古学将原始社会(史前史)分为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时代三个阶段。旧石器时代长达二三百万年,人类使用的石器为打制,比较粗糙,过着采集、渔猎生活,相当于原始群至母系氏族公社萌芽、产生、发展至形成的阶段;中石器时代是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约1万至8000年前),一般又将其归入新石器时代,曰“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称其为前仰韶文化)。在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工具的同时,已使用局部磨光的石工具,并发明了较为进步的弓箭。先民的经济生活转变为渔猎和采集;新石器时代约开始于一万年以前,结束于夏朝建立(前2070年)以前。其间已发明农业和驯养家畜,开始定居农耕,辅以渔猎和采集。先民广泛使用比较精致的磨制石器,并会烧制陶器和纺织、缝制衣服等(考古学称其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我们研究的就是史前新石器(含中石器)时代的社会状况。从社会组织形式说,我国从200万年至20万或30万年前,属于血缘家族公社(一说血缘家庭)阶段。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有[5]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林耀华先生释:“这就是说,人类和人类社会是一起产生的。因为单个人不可能生存,人类一开始就是[6]群居,就有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开始也就是人类历史的开端。”20万或30万年至5万年前,为母系氏族公社萌芽、产生至形成的阶段。约从5万年至5000年前,是母系氏族社会发展、繁荣并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阶段。约从5000至4078年(2000年公布夏建立为4070年前,至今年应为4078年)以前,为父系氏族社会繁荣与崩溃的阶段。

新石器时代(含中石器时代)经历的约5922年(1万至4078年前),是中国史前社会的重要转型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格局形成的阶段,更是中国文明的起源阶段。《辞海》云:“野蛮时代,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使用的一个术语。指继蒙昧时代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始于制陶术的发明,终于文字的出现。相当于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至金属器时代初期。经历了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援用此语并增加含义,指人类学会经营畜牧业与农业的时期。其上限为氏族制度的全盛,下限为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与阶级社会的形成,随后进入文明时代。”恩格斯所指出的“文明”,是指财产私有、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它与目前学术界一些专家所说的: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精神、政治(一说制度)文明的总和就是“文明”不同,上限是从夏代开始。在氏族制度全盛至解体的五六千年中,流传着许多氏族公社、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的代表人物,以及在其之前的神话人物。我们逐一研究后,认为一万年前的神话人物没有“人”的形象(含部分器官与人相似),纯系先民想象的“神”类;一万年至夏朝建立前的传说人物,基本上可与当时的社会相结合,传说的形象也基本上与人体结构(含部分结构)相一致。因此,我们认为并采取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上限从华胥氏(约9000年前)开始,下限止于帝舜病逝或禹建立夏朝(前2070年)。至于神话传说人物的年代或时代,学术界的争论较多,差距相当大(如有的学者认为有巢氏、伏羲氏是约200万年至20万年前的传说人物等),难以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看法。我们综合学术界的各种观点和断定年代,结合自己三十多年的研究,从研究、论述的方面和历史实际出发,在以下的史前人物研究中,大体列出他们的生存年代,以供参考。二、史前人物研究的理论和原则

提起中国历史,我们就自然会想起“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一流传久远的、概括中国历史的俗语。可以说,这句俗语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我国从春秋时、由孔子编定的《书》《诗》《易》《礼》《乐》《春秋》起,就开始了对“史前”史的探索。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多有涉及,以《山海经》《庄子》《楚辞》《韩非子》《穆天子传》等书所保存的神话传说资料较多。汉代的《淮南子》《说苑》《列仙传》及纬书等,保存的片断资料也不少。我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是先民对于自然现象和人世间事情的解释,反映人类与自然的斗争。如宇宙开辟、人类起源、平治洪水、太阳神、风神、雷神、水神、火神等等,是神话故事的主要内容。关于“神话”,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国内外学者、尤其是神话学家,都作过许多论述。《辞海》云:“神话,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和传说。它并非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而是由于古代生产力的水平很低,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矛盾、变化,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拟人化的产物。神话往往表现了古代人民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古代希腊神话对欧洲文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神话极为丰富,许多神话保存在古代著作中,如《山海经》《淮南子》等。历代创作中,模拟神话、假借传说中的神反映现实或讽喻现实的作品,通常也称神话。”传说故事产生的较晚,大都是叙述古史事迹和传说人物英雄行为的。到了后来,神话传说的故事,经过在流传中的添枝加叶,或不断加工塑造,有些神话的“神”变成了人,有的传说中的人又变成了神,于是神话与传说相糅合,混淆不清,遂又以神话传说人物相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云:“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英勇为凡人所不及,而由于天受,或有天相[7]者,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则媪得交龙而孕季,皆其例也。”这也是中国史前人物故事的一大特征。

古代文献对古史勾画图景最长远的是《春秋纬》。唐代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载:“《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凡世七万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叙命纪,七曰循蜚纪,八曰因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疏仡纪。盖疏仡当黄帝时,制九纪之间。”翦伯赞先生释:“这虽系一种神话,由此可以窥知,古人也认为开天辟地的时代是在遥远的太古。惟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的[8]数字则完全是任意的假设,不足为训。”汉代人《春秋纬》所说的这个数字,虽比考古资料证实的200万年中国史长了“一百二十七万六千岁”,但与考古资料证实的世界人类之三百多万年史则是吻合的,可以看出汉代学者的预料和想象,也并非完全是个人凭空臆断。《艺文类聚》引三国时期人徐整《三五历记》云:“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曰:“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述异记》卷上云:“先儒说盘古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盘古氏的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他从孕育、成长至死约3.6万年前)先民对宇宙形成的原始认识,认为是神人盘古氏创造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初期,先民同自然进行斗争的事迹。就盘古氏故事说,纯系神话,一说是产生于黄河流域,而后向长江流域传播;一说则相反,是汉族吸收南蛮的神话故事而演变成的。最近,河南省的地方学者争论说:盘古氏的故乡在今南阳市桐柏县;一说在驻马店市泌阳县[9][10]。两县为“争盘古之乡”还闹上了法庭。我们认为:这个争论太地方化和具体化。桐柏山在今河南省南部,西汉置复阳县,其在隋朝桐柏山麓,更名曰桐柏县;泌阳县,亦在河南省南部,西汉置比阳县(因古比河后称泌河,故又称泌阳县)。两县南北相连,古为一地,不必以今日的行政区划争得不可开交。从史学研究说,神话流传地域甚广,文化载体很多,很难说其故里在今何县何村。若真的要说盘古氏故里,也勉强可以说在今河南省桐柏县和泌阳县一带。盘古氏的墓葬,《述异记》则云:“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今属广西)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南海中有盘古国(在今海南省),今人皆以盘古为姓,则盘古自有种落。”此外,广东西部的山脉岩洞中与高要县等地,均有盘古氏墓。这些都说明盘古氏的故事在河南、广东、广西等地区的流传是很广泛而长久的。从史学角度说,神话故事与历史学不同,历史学强调发生时间、地点的唯一性,而作为民俗学的神话故事,是通过口头相传,通过移民、人际交流传播至各地,然后在某一地域落地生根,村民将传说与当地地形、地貌、人物结合起来,实现神话故事的本土性。江北、江南的盘古氏故事和遗迹的形成均是如此。张帆《中国古代简史》云:“盘古的故事主要来源于南方蛮族的神话传说,在民族融合的大[11]背景下被吸收进了原有的华夏神话体系,置于最前。”林汉达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历史故事书《中华上下五千年》中说:“神话毕竟只是神话,一提起历史,就常常说从‘盘古开天地’起,这是因为它象征着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气魄和丰富的创造力”。吴兆基释:“盘古氏开天辟地的故事,内容虽然荒诞,但是能说明一些道理: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相信人的力量是伟大的”;“西方的民间传说是说大地万物是万能的上帝创造的。盘古氏开天辟地的故事跟那些传[12]说相比,真要高明得多了。”《史记·补三皇本纪》引《河图》《三五历记》说的“三皇”之一:天皇、地皇(均约延续1.8万)、人皇(世代相传4.56万),皆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神话人物。《史记·秦本纪》说的天皇、地皇、泰皇亦然。按三国人徐整《三五历记》所说的盘古氏以“后乃有三皇”析,在“三皇”的10多种说法中,学术界多认为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为“三皇”(与他们同期的分别还有许多传说人物)。

盘古氏以后按《拾遗记》所载,有中华始祖母华胥氏(年代说法很多,我们取其氏族延续约从1万至8000年前之说)、有巢氏、燧人氏(延续约与华胥氏相同),而燧人被列为“三皇”之首皇。《三坟》云:“伏羲氏,燧人子也,因风而生,故风姓。”《帝王世纪》云:“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氏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成纪即今甘肃省秦安县。《春秋世谱》云:“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我们认为生伏羲(三皇之第二位)、女娲的华胥氏与燧人氏,是首代者后裔的袭号之人,约于8000年前(一说为8300年前)生伏羲和女娲氏。他们的子女中有少典和有蹻氏(生于7000年前)。袭号的少典和有蹻氏通婚而生炎帝神农氏(6000年前),列为“三皇”之末皇。他传八世约千年(约6000—5000年前)。从考古学文化说,三皇约处在前仰韶文化(华胥至伏羲时代)、仰韶文化(炎帝时代)阶段。史学、考古界一般将华胥氏世系的年代,多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山东省大汶口遗址早期等及江南与之同期遗址相比附;三皇的年代(含其子孙)则多与江北前仰韶、仰韶文化遗址(8000—5000年前)及江南与之同期的遗址相比附。大体反映了原始农业、制陶业从萌芽、产生、发展至繁荣的历史阶段。田继周《先秦民族史》说:“燧人、伏羲、神农的传说,传诵了我国古代人类摩擦取火、渔猎和农业生产等与人们生活密切关联的重大发明和创造;同时,也反映了用火、渔[13]猎、农业这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14]资料,也证明了我国‘三皇’传说的可信性。”

少典与有蟜的后裔袭号者,约在5000年前时又通婚生黄帝。黄帝的子孙甚多,先后继帝位的有颛顼(黄帝三代孙)、帝喾(四代孙)、帝尧(五代孙)及东夷族人帝舜(姓虞、姚及妫等),史称“五帝”(他们的同期人物分别还有许多)。他们与“三皇”相比,神话成分和色彩大为减少,约与考古学的龙山文化及江南与其同期的文化阶段相当。目前多认为处在母系氏族社会发展、繁荣时期的三皇时代,是中国文明的萌芽、产生时期,五帝时代是文明诸因素形成,处在国家正式建立的前夕,形象的用语是“文明曙光时代”。蒙文通《中国史学史》注意到不同的传说出自不同的史学系统,他认为晚周[15]史可以分为东系、北系和南系。其《古史甄微》又云:各系所传承的古史系统,其人民可以相应地划分为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和江汉

[16]民族。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则划分为华夏集团、东夷[17]集团和苗蛮集团,并且有更加详细的分析。之后的学者著作中又增加了西戎、北狄集团。这些划分虽然难以十分准确,但是如果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系统相互参照,大致上还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说明这种划分的确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和江南与之同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看,农业、手工业、家庭饲养业、水产业等,都比“三皇”时代大有发展,部落中心居址都有了一定的规模,有的已进入部落古国阶段,文字也已初步形成,简单的铜器也已出现,预示着文明社会即将到来。“这些情况表明,五帝时[18]代是原始社会晚期和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代。”

由于年代久远,以神话传说整理的文献记载纷纭,两千多年来的认识分歧,所以在对史前社会的研究上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历程,近现代史学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新材料对史前的问题提出了比较科学的认识或理论。茅盾先生早在1928年就说:“神话这名词,中国向来是没有的”。但“神话的材料”(虽然只是些片断的材料)“却散见于古籍甚多,并且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色彩鲜艳的部分。自两汉以来,曾有许多学者钻研这一部分的奇怪[19]的材料,然而始终没有正确的解答。”又云:“原始人本此蒙昧思想,加以强烈的好奇心,务要探索宇宙间万物的奥秘,结果则为创造种种荒诞的故事以代合理的解释,同时深信其真确,即今日我们所见到的神话”。但“各民族的神话是在各民族在上古时代(或原始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产物。神话所述者,是‘神们的行事’,但是这些‘神们”不是凭空跳出来的,而是原始人民的生活状况必然的产物。”[2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中国神话之所以存在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然详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祗。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而不已,[21]而旧有者日益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神话的历史化,固然有碍于神话的繁荣,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却使其得到了文献的记载而流传;同时也存在着历史的神话化,如三皇五帝及阶级社会的姜子牙、老子、李冰等等。专家遂又称氏族社会的神话为原始神话,称阶级社会的神话为古典神话。胡适、闻一多等先生对神话本身的发展演变,顾颉刚先生对古昆仑、蓬莱两大神话系统的形成和融合,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和分析。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中国古代人神杂糅与神话、传说交织的突出特征。

对于原始神话传说应当如何认识和对待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22]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中国史稿》云:“在对待古代传说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传说当作真人真事,进行烦琐考证,结果是治丝愈棼;另一种是对传说材料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们不懂得氏族是原始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制度,因而也不可能正确[23]地对待古代的传说。”“这些传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认为那时的一些血缘氏族和部落集团,都分别出于各自的一个想象的祖先,而且这种想象的祖先又往往是神话式的人物。所以,传说里的氏族和部落一般都是从神话中引伸出来的。事实上,氏族和部落比关于他们来源的神话要古老得多。尽管如此,透过这样的神话,或者把这样的神话仅仅作为氏族和部落的代号,仍然可以从传说材料中理出当时历[24]史的一些头绪来。”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云:“远古的神话故事,都是原始社会劳动人民集体的创作。在没有文字以前,已经广泛地流传在人们的口头。它们流传日久,使得故事的内容复杂化、系统化、美丽化,而成为初民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对于自然界的斗争和愿望以及社会生活在艺术概括中的反映。”[25]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说:“传说与神话是很相邻近却互相有分别的两种事情,不能混为一谈。”又说:“无论如何,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26]尹达先生云:“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呢?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27]的历史素地,切不可一概抹杀。”李学勤《古史寻证》云:“在对待神话传说上,必须取科学的态度,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切忌简单化。神话传说时代久远,而且总是史事和神话糅合在一起,甚至哪些是人哪些是神也不容易分清。我们应当把反映传说和有据可凭的史实区别开来。如果不加区别,把传说的人物、事迹写得和历史时期一样确凿,这也是一种失真,会导致读者的误解。传说的人物、事迹,有[28]的虽见于文献,但不一定有历史性。”“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古史传说的价值,传说往往蕴含着十分重要的史实,断不可通盘否定。古代一个民族关于本身先世的传说,决不是凭空虚构的故事,它在古人心目中有重大意义。传说的传述更是很严肃的事情”。“禹都阳城也是传说,但近年确在当地发现了年代相当的遗址。所以,我们决不[29]能抹杀传说的价值。”考古学家夏鼐、苏秉琦等先生对此也作过精辟的论述,无疑都是进行史前人物研究的理论或原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毫不讳言地说,具体实践起来,分寸是十分难以掌握的。我们在实践中的体会和认识是:旧石器时代末与新石器时代的神话传说人物,一般都是氏族或部落首领的代表人物,世代多袭用一个号,事迹虽然都记在一个人物名义下,但往往是其世代事迹的荟萃;古皇、古帝的形象虽有人神或人与蛇、灵兽等杂糅,但基本形态都是人而不是神。因而他们的生、死年代,不可能如同后世有文字准确记载的历史人物那样具体,只能以大约年代述事。同时,还要把传说人物与其文化相区别;将对传说人物的历史研究与旅游历史文化载体相区别;将文献资料与民间的传说故事或遗迹相区别。只要坚持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实事求是般认真、全面、系统研究纷纭的古史资料,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我们是会从神话传说中寻觅到史前历史真实情况或素地的。田继周先生说:尽管传说有神话和宗教色彩,传说中又附有后加成分,但“古代传说仍然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特别是文字产生以前的历史的宝贵资料。任何一部史书,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30]传说和神话的材料,或者作为佐证。”

在对“三皇五帝”传说人物的研究中,随着各地挖掘历史文化(含名人)、大力发展旅游事业,振兴经济,普遍存在着对传说人物“太求真”的倾向。对传说人物的文化(即他们世代和先民一起创造的物质、精神、文化的总和)研究亦是如此,突出表现在争古皇、古帝故里、陵墓等方面。我们在研究中深深体会到:传说人物及其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很难区别开来。“三皇”“五帝”从传说人物论,毕竟有生有死,时段有限;他们的文化,则远远超过了本人生存的年代和创造发明,大量的是后人总结、归纳古皇或古帝世代与部族所创造的文化。尤其是纪念性的文化载体,流传、营修、维护、延续的时期,更是经历朝历代所为,相当长久。改革开放30年来,对以三皇五帝为典型代表的史前众多神话传说人物文化的研究,以及对他们文化载体的维护、重建和祭祀,可以说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阶段。也是我国从夏代起的四千多年来,弘扬祖先文化,团结全球华人,建设伟大祖国的最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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