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石头的爱与恨:煤的故事(文明的进程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08 05: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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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巴巴拉· 弗里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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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头的爱与恨:煤的故事(文明的进程系列)

黑石头的爱与恨:煤的故事(文明的进程系列)试读:

致谢

这样一本书的产生,是我被一个问题长期困扰的结果。非常感谢那些不仅容忍,而且纵容我的困扰的人。有人为我提供与煤相关的新闻,有人在书的写作过程中跟我展开讨论,有人对手稿的某些部分发表评论,还有人在我需要的时候雪中送炭般地送来鼓励。我尤其想感谢贝齐·桑斯比(Betsy Sansby)、艾伦·德沃斯基(Alan Dworsky)等人。写这样的书,还需要依靠一个庞大的图书馆系统。在此,我要感谢为我提供了帮助的明尼苏达大学,感谢它无所不包的收集以及热心的图书管理员们。

万分感谢我的代理商,罗伯特·谢泼德(Robert Shepard),感谢他始终如一的热情、不辞辛苦的工作和细致准确的洞察力。我还要深深感谢Perseus图书出版集团的阿曼达·库克(Amanda Cook),她勇敢地接受了挑战,用优美而熟练的手法编辑了这本书。在书的成形和出版方面,她的建议已显示出巨大的价值。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孩子们,汤姆和埃拉,他们在餐桌上听到的煤的故事,远远比他们的同龄人多;还有我无与伦比的好丈夫,吉姆·科本,他认为我暂时放下自己的律师事务去写一本关于煤的书是一个很棒的主意,而且他从未改变过这种信念。第1章“可以移动的气候”

如果没有煤铺就的这条黑色之路,我们的命运将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将与现在完全不同。

1306年夏天,全英国的主教、男爵和爵士纷纷离开自己的庄园和领地,前往伦敦。他们此行是去参加国会,这在当时可谓一项新奇的民主实验。但他们一到伦敦,就被一种讨厌的气味熏得心烦意乱。在这些贵族习惯居住的老式城镇里,街上动物粪便狼藉、污水横流、垃圾腐烂,整个城镇弥漫着恶臭的气息;而在伦敦,令这些贵族感到别扭的是,空气里有一股陌生而刺鼻的味道,那正是燃烧的煤释放出来的。就在那时,伦敦的铁匠及其他工匠开始用这些黑乎乎、乌溜溜的“石块”代替原来的木头做燃料,于是,一种呛人的烟雾充斥着伦敦的大街小巷。不久,贵族们就发起了一场示威运动,反对使用这种新燃料。旋即,国王爱德华一世明令禁止使用煤做燃料。但人们普遍对这项禁令置若罔闻,于是,一项随之被通过的法令规定,初次用煤的人将被施以“重金罚款”;如若再犯,就毁掉他们的熔炉,以示惩罚。

如果有关燃煤的禁令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依然生效,那么人类的历史将发生根本的改变。虽然那条禁令一度有效,但16世纪晚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森林的缩减,英国面临着一场能源危机。这使得英国开始学着接纳过去无法容忍的事物,成为第一个大规模开采和使用煤矿的西方国家。这样做的后果是,伦敦和其他一些英国城市的空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但英国人仍继续推进以煤为燃料的工业革命,这场革命足以改变整个世界。在煤烟的笼罩下,一个工业时代完完全全地现出了雏形,我们也能从这煤烟中了解一些相关的历史。并且,由于煤的影响还远未完结,我们也可以从中瞥见未来令人担忧的一面。

煤是一种极其缺乏魅力的日用品。它脏、过时、老土,而且廉价。尤其是与石油相比,煤更加相形见绌。石油是煤的表兄,但比煤耀眼、老练得多,它为冒险家、旅行家以及国际阴谋家构筑了奇妙的梦想。从洛克菲勒家族到中东地区的酋长们,石油造就了一些极其富有、令人又爱又憎的名人。“开采石油”已经成为“一夜暴富”的代名词——财富往往不是来自艰苦的工作,而是缘于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运气。

煤让我们联想起的却不是富裕,而是贫穷。它让我们想到这样一幅凄凉的图景:浑身裹着煤灰的采煤工人在矿井里拖着沉重的脚步,从苛刻的雇主那里领来微薄的薪水,维持着穷困无望的一家人的生活。在煤实实在在地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仍然认为煤是不值一提的。前人们因过于熟悉煤的身世而对它嗤之以鼻,后来的人们虽然没有那么熟悉它的历史了,但对煤的轻蔑却一如从前。即使在今天,孩子们还经常听到这样的告诫:不许玩煤,否则,你们的圣诞节礼物将只有一小块煤!这些孩子也许从未见过煤,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煤是什么东西,他们知道的只是,一小块煤可不是件称心的礼物——事实上,“一小块”任何东西都不是他们想要的。石油被视为幸运的象征,而煤却被看作一种令人扫兴的东西。

但我们不妨设想,在一种更尊重历史,尤其是古代历史的文化里,煤的名声也许会大大不同。在那样的文化里,不起眼的煤块会像化石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事实上,煤确实是一种化石。早在哺乳动物出现、恐龙进化、大陆漂移碰撞并形成现在的样子之前,煤就已经存在了。那时,遍地都是沼泽、森林,生长着怪异的树和庞大的蕨类(这种蕨类被一位19世纪的作家称为“植物界的怪物”),而煤就是那森林中的一分子。如今这些森林几乎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仅存的一部分也远非当初的规模。当第一批植物离开海洋、进军陆地的时候,大部分煤床就随之形成了。它为动物铺就了从海洋到陆地的进化道路,并庇护它们完成了这一重要进化。换句话说,那些曾经统治地球的生物如今都已灭绝了,煤就是它们高度浓缩后的遗迹。我们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应归功于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而在这个改善的过程中,那些生物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煤的产量不是这么丰富,不难想象,煤将会温情脉脉地出现在博物馆里,与那些往往比它“年轻”得多的恐龙化石一同展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铁路运输的燃料。

至此,我们已经探讨了煤的形成,但比这更令人着迷的是煤的贡献——它提供的能量足以深刻地改变世界。数十亿年来,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物都依赖太阳供给的新鲜能量而存活,这些能量或者源源不断地来自外太空,或者由植物暂时储存于自身之中。散布在地球各处的植物仿佛专事收集太阳能,它们吸收阳光,并将其转化成化学能量,供动物享用。此外,它们还把太阳能储存在自己的细胞里,直到这些植物腐烂、燃烧,或者被吃掉;另外,这些能量还有一种不常见却很重要的命运,那就是被深深地埋藏在植物中,成为一种作古的燃料。

食草动物在吃下这些植物时,也吸收了其中蕴涵的能量。动物不仅把这些能量高度浓缩地储存在体内,而且还将其散发到周围的空间里。在某种程度上,一群鹅、一群鲸或者一群驯鹿,都是移动的蓄能群体。它们在某一个地方吸收了太阳能,然后通过迁徙,把能量带到别的地方。这样,即使是在万木凋残的严冬,它们的天敌一旦捕获它们,就能靠这些能量得以生存。简而言之,地球上的生物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它们对太阳能进行吸收、转化、储存和转移,每一个物种的成功进化都有赖于该物种在这个系统中的有效运作。

在动物王国里,人类是最有效地把食物中的热量转化为机械能的物种之一。这么说吧,要产生同样的物理能量,一个人需要的热量只是一匹马所需热量的大约一半。我们的新陈代谢能极其高效地产生能量,这无疑使我们拥有了一种物种优势。也许,这种优势也赋予了我们智慧,使我们得以从另一个途径探索植物所获取的太阳能——火。

消化系统和新陈代谢系统为人类获取能量设置了障碍,但人类却通过燃烧植物——特别是我们不吃的植物,比如树,获得了更多的太阳能。当然,这一进步具有非凡的意义。使用火成了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之一。只有人类才会使用火——这里所说的“人类”,包括我们的祖先灵长类动物,因为在大约50万年前,人类开始学着用火的时候,现代人还远远没有出现呢。在漫长的冰川期,人类一次次地受制于大自然,正是这种获取能量的新方法改变了人类的恶劣处境,并使人类逐步走向完善。

最终,人们停下了四处游猎的脚步,也不再收集食物,而开始培育植物、养殖动物。考古学家们通常认为这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在过去的一万年里,气候一直稳定得出奇,正是这样的气候条件,以及对火的使用,为人类从事固定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人们用火来清理土地,这与今人砍伐并烧毁热带雨林的做法颇有些相似,但古人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谷物长得更好。在这些更为稳定的生存条件下,人们终于学会了一些基本的生产技能,比如制陶、烧砖、冶金等。正是这些技能所生产出的产品,为社会的运转和延续提供了燃料。

许多这些早期的工匠开始使用一种燃料——木炭。木炭是从木材过渡到煤的重要介质,并且与两者血脉相通。把木头高高地堆起来,或者部分地燃烧,然后放在缺氧的环境里慢慢闷烧,几千年来,人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得到了近乎纯粹的木炭。与木材相比,这样得到的木炭燃烧起来可以释放出更多的热量,而且燃烧得更为彻底。但是,这种制作木炭的方法浪费了不少木材最初的燃烧能量,这就大大加重了森林的负担。

随着文明的演进和国家的发展,人们竞相使用燃料和木材,并为种植谷物而大量开发土地,于是导致树木逐渐减少,直至消耗殆尽。相应地,所有这些需要也消耗着植物所吸收的太阳能,使得这些能量储备日趋贫乏。可以利用的植物是有限的,而植物将阳光转化为某种可用能量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这就制约着我们的加工业、餐饮业、城市和经济的发展规模,并最终制约着人口的增长。

当今世界面临着严峻的能源问题,而煤则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贡献了相当于数百万年来以其难以想象的容量所容纳的太阳能。煤为现代社会改变其自身与大自然的基本关系提供了动力,这种关系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与太阳的关系。但是,煤在提供这种动力的同时,也索取了一定的补偿。

我以前从未用如此迷恋的眼光审视过煤。事实上,以前我压根儿就极少想到过煤。像许多发达国家的居民一样,没有什么能让我想到煤。我既不采煤也不烧煤,甚至几乎没见过煤是怎么被使用的。作为一名明尼苏达州的环境律师,我曾协助有关部门整顿本州的燃煤工厂,因此我很熟悉燃煤释放的许多污染物。但这仅仅使我约略知道了一些煤对全球环境和社会的重大影响。真正促使我细致研究煤的是一个案件,它把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引往当今时代意义最为深远的一个话题:全球变暖。

明尼苏达州气候寒冷。在冬天,这个州常常是全美国除阿拉斯加州之外最冷的地方。一些北部乡村曾出现零下27摄氏度的低温。在这种冷天里,滴水成冰,香蕉硬得可以用来钉钉子(千真万确,有人试过),裸露的皮肤眨眼间就会结冰。其他地方的人们都在为全球气温升高而惶恐不安时,这里的居民却对此浑然不觉。另外,明尼苏达州也许是美国北部距离海洋最远的一个州,因此,关于海平面上升的预言在这里也无人理会。虽然我们不必期望自己能够首当其冲地感受到全球变暖(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天真的假设),但明尼苏达州确实需要了解该州的能源举措在环境方面将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几年前,明尼苏达州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以确定用电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我们试图了解发电装置的释放物会对地球气候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像全美其他地方一样,明尼苏达州的绝大部分电力也来自煤,发电装置正是以煤为燃料的。

在那场听证会开始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将触及一根极度敏感的神经。国家煤炭工业的代表们,包括那些衣着华美、言辞偏激的政客们,前来参加了那场听证会。他们像在政治审讯中一样争论不休,以致那场听证会几乎可以与美国有史以来最长的听证会相媲美。他们带来的一队科学家信誓旦旦地说,明尼苏达州不用理会世界上大多数科学家关于气候变化的言论,他们还认为,气候即使变化,也只会变得更加宜人。如果说全美国正与气候变暖的言论做斗争,那么明尼苏达州发现自己暂时正处于这场斗争的前沿阵地。工业界之所以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气候变暖的言论会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生存。气候变暖主要是因为化石类的燃料,也就是煤、石油和天然气,在燃烧释放能量的同时也会产生一种具有温室效应的气体;而在这些燃料中,以煤为最甚。如今,美国的燃煤量已经超过了以前任何时候,而几乎所有这些煤都是用来发电的。

美国工业界认为气候变暖对气候的改善并无大碍,明尼苏达州的决策者们却断然反对这一观点,而采纳了多数人持有的观点,即气候变暖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尽管如此,我们仍无从得知那场听证会对明尼苏达州的能源举措有何影响。然而,它对我本人的影响却是戏剧性的。我不仅开始密切关注气候的变化,而且对这次事件的主角——煤,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这种一向被忽略的燃料浓缩着人类及其建造的世界的诸多奥秘。我倾心探究,于是,一条重要的、丰富的线索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它贯穿人类的历史,并且使人类世界如今面临的一些艰难抉择显得尤为重要。沿着这条线索,我在探索的路上越走越远——从古植物学到劳工问题,从古代历史到现代地缘政治学,从我家附近一座富于艺术性的大型发电厂,到内蒙古一处小小的古老煤矿……为了记载这一探索的历程,我写下了这本书。

在研究这种易燃矿石带来的巨大影响方面,我绝不是第一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工程师、机械科学家、商人以及神学家就有相关著作和论文问世,为煤套上了荣誉的光环。甚至先验主义哲学家们也对煤做出了一些阐释。19世纪中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这样写道:每一个煤筐里都装着动力和文明。因为煤是一种可以移

动的气候。它把热带的炎热带到了拉布拉多地区和极地。并

且,煤靠自身的力量把自己输送到了需要它的地方。瓦特和

斯蒂芬孙(Stephenson)悄悄告诉人类一个秘密:14克左

右的煤可以运载两吨煤行驶一英里。煤就这样自己运输着自

己,驰过铁轨,漂过海洋,把加尔各答的温暖带给加拿大,

并雪中送炭般地给工业提供了动力。

这段话之所以为人称道,不仅因为爱默生采用了独特的隐喻手法,而且因为它准确地道出了煤在世界上流转的实质。此外,这段话还表现了19世纪的人们对煤的感激之情:有了煤,原本寒冷、残酷的世界才得以变得越来越舒适、文明。

煤不仅仅是一种燃料,也不仅仅是一件商品。它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正是在这种胜利的基础上,文明才得以发展。另外一位作家这样写道:“有了煤,我们才有了光明、力量、动力、健康和文明,否则,我们便只有黑暗、贫穷和野蛮。”

但是,许多人在对煤的赞赏中仍带有一丝防备,因为他们知道有的人仍然对这种普通的燃料不屑一顾。为了消除这一丝久留不去的轻蔑,人们努力提高煤的文化地位——煤不仅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日用品,更是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重要角色。1850年,查尔斯·狄更斯主编的一份大众周刊发表了一则没有署名的故事,叫作《煤的圣诞颂歌》(Christmas Carol of Carbon),文中较为清晰地表现了人们的这种努力。

在这个故事里,一位名叫弗莱士利的年轻人对古老的黑煤球以及采煤人很是轻蔑。一天晚上,从弗莱士利的煤灰中跳出了一个模样可怕的精灵,它看上去黝黑而笨重,皮肤粗糙而坚硬,说话时伴随着嗡嗡作响的回音。这个精灵邀请年轻的弗莱士利跟随它进行一次旅行。他们来到散发着恶臭的原始森林,那就是煤诞生的地方。在深不可测的矿井里,埋葬着从古至今无数矿工的生命,他们为了国家的发展而牺牲了自己。在故事的最后,弗莱士利开始认识到煤的真正意义:它是神对这个星球的庄严赐予。用煤精灵的话说就是:凭着一种内在精神的指引,人类踏上了进化之路,从野

蛮走向文明和优雅。这种内在精神源自无所不在的神明,并

超越了人类的生存现状,用希望之光照亮了他们的未来。人

类就这样不断发展,不断前进。

简而言之,煤不仅支撑着我们的文明,而且甚至塑造着我们的灵魂。它使我们不仅能够抵御外在的自然力,而且可以控制人类野蛮的天性。煤是我们人类的救世主,这样的观点一直延续至今。但如今,它们更多地是以煤炭工业为其代言者,而非小说家。

有人将这种观点引向更深的层面:他们认为煤不仅代表上帝对人类进步所寄予的期望,而且表明上帝希望由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徒们来完成对人类的提升,这是上帝由来已久的梦想。19世纪英国和美国的观察家们发现,照当时的情形看,上帝把世界上大部分的煤都给了他们。在1856年版的《基督教评论》(Christian Review)中,一个美国人写道,这种特殊的分配显然不是盲目、偶然的,而是应验了很久以前上帝亲手书写在坚硬岩石上的一则预言:在人类进步的历程中,由谁来做领导者?积极进取的人

们为此展开了一场竞争。他们比试天性,比试智力和德育,

比试对耶稣基督的纯粹真理的把握。这时,一件宝贝从天而

降,落到了他们手里。谁能正确运用这件宝贝,谁就能稳稳

当当地享有对世界的控制权。

这种把煤看作一种神圣教化力量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那些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如此看重中国的煤储量。一位在19世纪晚期游览了中国北方的传教士,详细地描述了中国每个煤矿区的范围,包括各处煤的化学成分。几十年后,一位英国访华者预言,现代中国每挖掘一条煤矿坑道,都会“有一颗太阳从中冉冉升起,冲出那意味深长的坑道,刺穿笼罩着中国的偏见迷雾”。他还指出,中国之所以发展滞后,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成功地发挥煤之精灵的魔力,“那被束缚的黑色精灵就躺在他们悲怆的步伐下,无法施展自己的超凡之力”。

在诸多用来描述煤的比喻说法中,“精灵”也许是最贴切的。如果把煤单纯地看作上帝赐予的一份礼物,就忽略了与这礼物共存的那些危险的丝带。同样,如果单单把煤看作环境的大敌,那就忽略了这个“敌人”许多显而易见的优点。煤具有双重面目:既能产生巨大的动力,也让使用它的人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只认识到其中一个方面,就不能理解这个故事蕴涵的令人悲伤的戏剧性。煤使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富裕起来,摆脱了工业化之前的那些野蛮梦想,因此可以说,煤是一个善意的精灵,它已经满足了人类的许多愿望。但是,煤这个精灵也有不可预知的危险的一面。并且,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但至于这黑暗的一面究竟有多危险,我们的探索才刚刚起步。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被煤精灵改造得焕然一新的国家,本书就从它写起。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煤产量一直高居世界首位。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如此,工业革命才首先在英国爆发,英国由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创造了一个令世界瞠目结舌的工业社会。

然后,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美国原本是一片蛮荒之地,但依靠煤的力量,它以令人咋舌的速度摇身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超级强国。无论从深远意义还是现实意义上来说,在塑造美国权力结构方面,煤炭工业都功不可没。但在这个过程中,煤炭工业在美国却备受歧视。如今,美国的煤炭工业尽管在环境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谴责,但它却与新时代的美国政权两相协调,并且使美国本土关于气候变暖的讨论异常生动、精彩。

如果没有煤铺就的这条黑色之路,我们的命运将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将与现在完全不同。或许我们最终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变得文雅,实行中央集权,实现工业化和机械化,但这一过程将因此被推迟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而且规模将大大缩小。如果没有煤,我们会被贫穷、沉闷和压抑的前工业社会围困得更久,但是我们也许仍会发现一条虽然缓慢但却仁慈的出路。如果选择那条出路,我们可能不会有如此丰厚的物质财富,但我们也不必面对如今这些众所周知的环境难题。煤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既富于创造性,又具有破坏性。正是这两方面的相互抗衡,使得煤的故事如此引人注目。第2章英国宝石

要解决能源这个特殊的问题,不能靠煤,最根本的是要大量缩减人口,或许这要靠一场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来完成。

罗马入侵英国后,发现有一种露出地面的岩层在原野中尤其引人注目,那是一种深黑色的矿石,泛着柔和的光芒。一位罗马作家称之为“英国宝石”,因为它很容易被雕琢和打磨成华丽的首饰。一时间,英国因出口这种珍贵的物资而声名大噪,罗马国内的时髦市民也迫不及待地用这种首饰装扮自己。这些黑色的小饰物不仅时尚漂亮,而且还具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神秘特性——易燃。这种被称为“煤精”(这个词后来演变成了“煤玉”,如“乌黑的煤玉”)的矿石,其实就是一种纯煤的特有形态。然而,由于人们分辨不清煤玉和煤,因此许多罗马人戴的似乎并不是煤玉,而是普通的古老煤块。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与煤玉原料相同的普通的煤,就被当成了英国的宝石。

占领英国的罗马人不仅用煤制作首饰,而且也开始燃煤。从士兵们的堡垒升起煤烟,从铁匠们的熔炉冒出煤烟,牧师们也在巴斯的米纳瓦神殿的永恒圣火中投入煤块,以缅怀这位智慧女神。把煤作为一种燃料来使用,在当时还不够普及,因而罗马作家们没有留下这方面的专门介绍,但在英国已经发现了一些罗马人使用煤的遗迹。至于英国人是否在罗马人入侵之前就开始烧煤,目前只有一个证据:在青铜时代,威尔士南部的早期居民们用煤来火化死者。也许在他们眼中,煤只不过是一种焚烧遗体的便利工具,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把煤当作一种神秘的媒介,用来护送死去的亲人到达另一个世界。在历史上,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赋予煤以深远的意义。

公元5世纪,在罗马人撤离英格兰之后,英国进入了一段黑暗的、几乎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历史。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圣徒比德(Saint Bede),曾在公元731年写了一部罗马统治结束之后的英国历史,借助这本书的微光,我们可以对那个黑暗的时代略窥一斑。当时圣徒比德住在英国东北部泰恩河畔的一座修道院里,那一带恰好是英国煤储量最丰富的地区。纽卡斯尔市就坐落在泰恩河的下游,拥有充足且便于利用的煤炭资源,因此,它后来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产煤区,它的名字也被用来指称煤矿丰富的地区。

从圣徒比德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罗马人烧煤的习惯仿佛随着罗马军队一同撤离了,此后英国再也没有人烧煤,即使在煤俯拾皆是的地区也是如此。在写到泰恩河下游的矿产时,圣徒比德确实提到了极其丰富的煤玉资源。也许圣徒比德也像在他之前的罗马人一样,把所见到的煤矿都当成了煤玉。这位时代的记录者丝毫没有提及有人把这种矿石当作燃料,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有人点燃这种黑色的石头,用它的烟吓跑大毒蛇。所以,在公元8世纪,如果说英国人使用过煤,那么显然他们利用的不是煤的热度,而是煤具有防御性的烟幕。

在恐龙时代到来之前,丰富的煤矿已经在圣徒比德的脚下沉睡了很长时间。在侏罗纪、三叠纪和二叠纪之前,是石炭纪时代。一个以煤命名的漫长的远古历史时期,就从那时拉开了帷幕。在大约45亿年的时间里,地球上的各处陆地上都没有任何生物,生命的故事只在海洋的遮掩下上演。直到大约4.25亿年前,植物才开始附着在潮湿的海岸上,然后一步一步试探着向大陆进发。到了石炭纪时代,也就是距今大约3. 6亿年到2.9亿年之间,毫无疑问,陆地上已经有了植物。异常繁盛的丛林纠结着、蔓延着,最终占领了整个地球,与此同时,它们的每一个细胞都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太阳能和空气中的碳。

在石炭纪晚期,可能是纽卡斯尔前身的一小块地方离赤道非常近,英国所在的版块试图建立与亚热带的格陵兰岛和纽芬兰岛的联系,而原先可以到达这两地的水路已经不存在了。由于当时还没有人修筑堤坝、提升陆地,所以那时的陆地比现在更低、更松软。那块地方看起来就像大多数藏煤的森林一样,到处生长着一种奇异的鳞木(lepidodendron)。这种参天大树可以高达50多米。它们原本是单细胞的海洋生物,自从几十亿年前偶然发现了光合作用之后,就一直这么生长着。若问它们的长势如何,且看它们巍然屹立的身姿,那就是活生生的明证。

这种鳞木的高度一般由它那笔直的树干决定,那树干在底部有近2米粗,表面是一层美丽的鳞状茎皮,像蜥蜴的皮肤一样,这种大树也由此得名(英语中的“鳞”在希腊语中有“刻度”的意思)。鳞木在其顶端长出一些短短的枝干,大约伸出近1米远的距离,上面长着细长的叶子。现代绘画作品中的鳞木,总在最顶端露出这些像草一样的叶子,但是一些科学家认为,很可能事实是其整条树干上都长满了这种叶子,因为这样树干看起来才会如此厚重而粗糙。与现在的树不同,鳞木的内部是柔软多髓的。在雨水充沛的时节,鳞木内部的细胞会不断扩张,以保持大树挺拔的姿态;如果没有水,这些古森林中骄傲的巨人就会变得脆弱、松弛,最终将因无法承受自己的体重而轰然倒塌。

在英国的远古丛林中,还有一种生长茂盛的树——封印木(sigillaria)。它与鳞木同宗,但在现代人看来却更为奇特。有些类型的封印木,长长的树干在靠近顶端的地方有一个分杈,像只两个头的怪物,而且每个分杈的顶端都有一条长满带状叶子的大树枝,像是给这两个头各戴上了一顶王冠。其他的封印木则显然较为短小粗壮,虽然其树干在底部也有近2米粗,但只有大约5米高,而且没有分杈。有一种语言朴实的古植物学教材曾这样描述封印木:“奇异的植物。与其说它是一种发育完全的树,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桶。”现代木贼属植物的古代亲戚也成了英国丛林的居民,高度可能超过了18米。然后,就出现了蕨类植物。这是一种简单却成功的植物,在植物学上,它们与你平时种在家里陶罐中的小东西是亲戚,只不过它们有树干,而且是身长9米的大个子。

在那古代丛林中还有大量昆虫。由于在陆地上缺乏竞争,它们很多都长得奇大无比。有的蟑螂有人腿那么长,蜻蜓的翅膀长达9米,千足虫有近2米长——“长得像一头牛”,大卫·阿腾伯勒(David Attenborough)博士这样形容。这些无脊椎动物的标本当然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真正开启进化新纪元的,却是在森林的地面上进化的另一队生物,即我们脊椎类动物的祖先——两栖动物。石炭纪初期,在丛林潮湿的地面上出现了一些滑行的小动物,它们刚从鱼进化而来,只有蝾螈大小;到了石炭纪末期,它们已经成了近5米长的怪物,又大又笨,拖着胀鼓鼓的肚子在原始丛林的泥地里缓缓爬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它留下了足迹和拖在地上的肚子的痕迹。也正是在这个繁盛的石炭纪的树上,一些两栖动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孕育出了有硬壳的蛋。由此,两栖动物进化为爬行动物,并为以后进化为恐龙、鸟类和哺乳类动物奠定了基础。

石炭纪的许多植物最后都成了煤,这是因为它们没能以植物惯有的方式腐烂。通常,一株植物死亡后,氧气会渗入它的细胞,并将其分解(主要是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然而,这些密密匝匝的石炭纪植物死亡后,常常会倒进缺乏氧气的水中或泥地里,再不然就是被其他死亡的植物或沉淀物覆盖。有时,这种埋葬的过程就是沿海森林与海洋之间的一种曼舞。在石炭纪,南半球的冰河周期性地增长和收缩,这就带来了海洋的涨落。当冰河融化时,海洋就会上升,海水和海里的沉淀物于是一步步吞没岸上的热带森林;而当冰河由融化转为增长,海洋就会回落,于是森林重新向海洋进军。

由于氧气不能渗入并分解那些被埋葬的植物,这些植物就只是部分地腐烂了,留下了黑色的炭。这大片大片柔韧而碳含量丰富的植物,首先变成了泥炭块。在地质力量的压迫和炙烤下,这些泥炭块被压榨、闷烧,变得越来越硬,最终成了煤。当然,最终凝结成煤的,不仅是森林里的炭,还有森林数百万年以来积攒的太阳能。这些能量不仅没有随着植物的腐烂而消散,而且大量埋藏在黑暗的地表下,至少要等到还在森林地面上蠕动的两栖动物进化成可以把它挖出来的动物之后,它才能重见天日。

在圣徒比德之后的4个世纪里,英国似乎忘记了自己丰盛的煤资源。到了12世纪晚期,历史学家们才从一些文献资料中得知,煤可以作为一种燃料使用。但是,英国人不把煤称为“煤”,因为“煤”是他们对木炭的称呼,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都是以木炭为燃料的。英国人给煤这种深埋于地下的资源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海煤”(sea coal),并一直沿用到17世纪。关于“海煤”这个词的由来,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是因为北海海水把煤从裸露的岩层中剥离出来,并用沙子把它卷到了海滩上,就是在那里,煤才被当地人发现、收集并利用。但更为常见的解释是,人们把煤开采出来之后,必须用船把它运到遥远的市场上去卖,因而在燃煤人的观念里,煤就在所难免地总是与水联系在一起。

真正的煤交易是从泰恩河畔开始的,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泰恩河的河岸高低起伏,使得从北海到内陆约32公里这一带的部分煤层暴露出来。13世纪,英国许多地方都发现并开始开采煤,但最重要的煤田还在纽卡斯尔周围。那里的煤层不仅优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高于船的吃水线。这就意味着,煤矿可以保持干燥,最多只需要一些简单的排水管道。这还意味着,人们可以相当容易地把沉重的煤运到山下的河里,在那里等候的货船只需沿泰纳河顺流而下,就可以把这些煤运往英国东部的市场,特别是伦敦。如何把煤从产地运到需要它的地方,这确实是个从一开始就困扰着煤贸易的难题。在铁路出现之前,煤要么靠水上运输,要么就只能待在原地。但是,一旦把煤装上船,世界就开阔了;载煤船在海上航行480公里,也就是相当于从纽卡斯尔到伦敦,在花费上只与四五公里的陆路运输差不多。应当说,纽卡斯尔附近和英格兰的运输条件是比较理想的。适于航行的泰纳河恰好从那些富含煤矿的小山脚下流过,按照18世纪的一种说法就是,它“肃穆而威严地流着,仿佛知道自己怀抱着怎样的财富”。从水路去煤的购买者那里也很方便,因为这个小小岛国的大部分居民都住在海边,或者岛上众多河流的沿岸。换句话说,“海煤”和水之间的联系一点儿也不牵强:也许那些恨不得把煤开采个精光的采煤者是以水为敌的,但英国之所以有可能如此广泛地运用煤,正是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充足的水资源,能够把煤运到市场上去。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泰纳河畔的煤藏大部分都属于当时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机构——罗马天主教。这个教会控制着英国的许多财富,以及英国煤产区的多数份额。它还控制着纽卡斯尔周围的大部分煤层,这里的煤日后将占英国整体煤产量的将近一半。实际的挖掘和运输工作则由隶属于教会的农奴完成。在封建社会,无论掌握社会财富的是贵族还是教会官员,一个阶层总是要靠农奴们的体力来维持。所以,最早的英国采煤者实际上是那些农奴,他们利用耕作土地的间隙采煤;而这世界上最大的煤矿的经营者,却是泰纳河畔的那些主教、修道院院长、僧侣和修女们。

当然,农奴也好,主教也好,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挖掘的到底是什么。由于煤离地面很近,所以许多人认为它是一层有生命的植被。甚至还有人提议给煤施肥,以促进煤的生长。

从法律上说,农奴主只要在自己的领地上发现煤,就可以自由开采,不必考虑王室的要求。但在海峡对岸的欧洲,却不是这么回事儿。那里的君主常常将私人领地上发现的矿产据为己有。然而在英国,继颁布《大宪章》(Magna Carta)之后,1217年又颁布了《森林宪章》(Forest Charter)。在这份宪章中,君主向农奴主做出了让步,不再过问农奴主领地里的木材、泥炭块等资源,煤也名列其中。尽管王室仍然占有境内任何地区出产的珍贵物资,但煤这种不起眼的、可能被肥料污染了的燃料,却没有引起王室的注意。

很久以前,纽卡斯尔的煤炭贸易差点儿引发了一场阶级斗争,斗争的一方是教会,另一方是一群想做煤炭生意的商人。这些商人身处城镇的底层,大多是自己挣钱赎了身的农奴,他们想获取附近煤矿的控制权,以便从中抽取一份利润;而当时,矿井都被达勒姆的主教和泰恩茅斯的修道院院长控制着。于是,在商人和神职人员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这是已知最早的与煤炭贸易相关的暴力行为。

根据1268年的一份法庭卷宗记载,当时,一队城镇议员在市长的带领下,拿着武器冲进泰恩茅斯修道院院长的领地,烧毁了他的工厂,殴打了他的僧侣,并从他的码头盗走了一艘“满载海煤的”轮船。城镇的商人们在法庭辩护中申辩道,如果僧侣们进行煤炭交易时不再经由商人,那么他们将放弃自己应得的份额,但同时,他们也不再向国王缴纳煤税。最后,商人们赢得了那场诉讼,修道院院长不得不拆除自己的码头。在此后的若干世纪里,虽然暴力冲突极少发生,但教会官员与新兴商人阶级对煤炭贸易控制权的争夺一直延续了下去。

在13世纪,教会和煤炭商人为煤炭利润而展开争抢,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16世纪中期以前的煤炭贸易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煤的使用还没有普及。之所以很少有人烧煤,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就是煤烟,英国人发现煤烟的气味既令人作呕,又有害健康。埃莉诺王后(Queen Eleanor)1257年访问诺丁汉时,没待多久就匆忙逃离了,因为她无法忍受煤烟的气味,并且担心煤烟会危害她的健康。

令埃莉诺王后感到烦恼的烟味儿,可能是铁匠烧煤或人们在烧制石灰时发出的,这些石灰要用来修整诺丁汉城堡。在13世纪,诺丁汉人并不在家里烧煤,因为煤的气味实在不讨人喜欢,不适合家庭使用。当时烧的煤大部分是从靠近地面的地方开采出来的,确实极易产生煤烟。后来,诺曼底的城堡和一些大庄园竖起了排放煤烟的烟囱,但直到两个世纪后,这种奢侈品才出现在普通人家的小屋顶上。一般家庭通常在房屋的中央用石头垒起壁炉,以远离木制墙壁。因此,煤烟很容易就会充斥整个房间,直到它从墙壁或屋顶的缝隙里慢慢散逸出去。几十万年前,直立猿人把木头火堆聚拢到木制的宽敞棚屋里,从室内空气质量的角度看,13世纪的英国人并没有比直立猿人的创造进步多少。

在爱德华一世(Edward I)统治时期,从1285年开始,为了解决煤烟的问题,在伦敦设立了很多委员会,因为当时人们纷纷抱怨煤烟已经“污染和腐化”了空气。在1306年夏天,铁匠、酿酒者和其他需要硬燃料的人们,因为燃烧了太多的煤而招致广大民众的抗议,政府于是颁布了一道禁止燃煤的法令。尽管新的法令规定对燃煤者课以重罚并毁掉其熔炉,但还是有人偷偷地燃煤,这仍是一个问题。有传言说,有人因为违背煤的禁令而被绞死、被拷打、被斩首,但这只是传说,并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证实有人因燃煤而被处死,而且一些学者也认为这种说法不可靠。那些强制措施确实限制了煤的燃烧,但这只是暂时的,几年后,烧制石灰者和铁匠们又重新使空气中充满了煤的辛辣而刺鼻的气味。

伦敦之所以重新鼓励燃煤,原因很简单:伦敦的人口乃至英国的人口都已大大增长,这导致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城市附近的森林首先遭到了破坏:人们为了取火而燃烧树木,为了得到木材而大肆砍伐,为了种植谷物、饲养家畜而向森林无限制地索取……由于森林提供的能源变得越来越稀少,因此人们转而求助于地下资源。那不断扩张的城市和逐渐缩减的森林,在那些煤炭商人们的眼中,也许意味着一个煤炭工业欣欣向荣的春天。但实际上,要解决能源这个特殊的问题,不能靠煤,最根本的是要大量缩减人口,或许这要靠一场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来完成。

1347年,在西西里岛海港靠岸的一艘商船,把淋巴腺鼠疫(即黑死病)带到了欧洲。当时,黑死病已经使中国、印度和中东的人口锐减,此后它又向欧洲发起了第一轮冲击,将有大约1/3的欧洲人死于这场灾难,也就是250万人,而这场灾难一直持续到了1351年。一些学者分析道,黑死病之所以能导致如此致命的灾难,是因为多年来不稳定的气候、糟糕的收成和饥饿已经使人们变得很脆弱。当时享有盛名的巴黎大学的医学专家们经过认真的研究,发现1345年3月20日发生过一次罕见的行星排成一线的现象,他们断定这就是黑死病的起因。但尽管如此,当时仍有许多人把这场瘟疫看作是上帝的一次发怒。

15世纪之前,瘟疫至少3次卷土重来,降临英国。在疾病和其他灾难的打击下,英国的人口一再减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6世纪前后。那时,英国只剩下约300万居民,大约是瘟疫来临之前人口的一半。人们在废弃的农场上重新培育出的森林,已足够供应缩减后的人口所需要的能源,因此,煤炭贸易衰落了。

感染了的小肿块,或者说淋巴结的肿胀,是黑死病特有的恐怖症状。令那些煤炭商人感到沮丧的是,煤与这症状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一位在瘟疫中幸免的威尔士人说,淋巴肿块在爆发时看起来就像“零碎且脆弱的海煤”,那疼痛则“如同燃烧的煤渣掉落在皮肤上一样火烧火燎”。皮肤的发炎让人想起煤,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红疹也是由小块的煤或木炭引起的,它起源于拉丁地区,后来蔓延到了英国。不久,一种以结节溃烂为症状的病被人们称为“炭疽热”(anthrax),也就是希腊语中的“煤”。

这些要命的联想使得中世纪的人们深信,污浊的空气一般都对人体有害,这也许是英国如此迅速地把煤烟定为一大威胁的原因之一。还是那位把爆发的淋巴肿块比作碎煤的威尔士作家,他曾用典型的中世纪比喻风格写道:“死亡正像黑色的烟幕一样向我们逼近。”人们可以闻到煤烟中硫的气味,这令他们感到困扰,他们相信硫(就是通常说的硫黄)具有恶魔般的地狱气息。简而言之,在中世纪,想象力给煤带来了一个难题,即人们总是把煤与疾病、死亡和魔鬼联系在一起。

虽然像英国许多地方那样的富有煤矿仍归罗马天主教所有,但这并没能消除煤给人带来的恐怖联想。在16世纪,罗马天主教发现与煤打交道变得更加艰难。能够很容易地从石头中萃取或从狭窄的矿井中开采的煤矿,已经越来越少。要想开采更深处的煤,就必须具备雄心壮志和更深的隧道,而重要的是,新的建设不仅耗费巨资,而且必须保证在地下水位以下挖掘矿井时不能破坏地下水。

要进行这么大手笔的投资,需要对煤的未来充满切实的信心,并且愿意付出行动,但神职人员们对煤可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他们拒绝投资煤矿。事实上,他们通常并不亲自管理矿业,而是将矿井租给那些愿意管理它的人们。但是,矿井的租期往往非常短,因此,矿井的实际经营者们只有斥资扩大矿井的规模,才能在租期内获得利润。我们可以推知,如果矿井自始至终都掌握在教会手中,那么煤炭工业就无法满足即将到来的对煤的需求的剧增。但这种假设是否能够成立,我们却无从得知。1527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Ⅷ)决定与来自西班牙阿拉贡的凯瑟琳王后(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因为凯瑟琳没能为他产下男性继承人,亨利八世的这一决定影响到了英国的很多方面,包括煤炭工业。

由于罗马教皇没有准许亨利八世离婚,亨利八世于是毅然与罗马决裂,这件事在历史上轰动一时。亨利八世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极大繁荣。当时,教会占据着英国大约1/5的土地和财富,在收入上是王室的将近3倍,因此,当国王极度渴望金钱,并且反教会情绪高涨的时候,教会的处境就显得危险了。教会将近一半的财富由大约800座修道院把持着,要在以前,亨利八世也许只能将其进行削减,但在1536年到1539年之间,他却解散了英国的修道院,并在议会的帮助下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英国许多富有的煤矿突然成了王室的财产,另外,通过合法的土地买卖,新兴的商人和贵族阶层也得到了一些煤矿,他们急切地希望通过各种手段从中获取利润。

纽卡斯尔周围的城镇商人们,在与教会争夺煤矿控制权的斗争中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泰恩茅斯修道院院长管辖的那些矿井,曾经引起1268年城镇商人与僧侣之间那场暴力冲突,如今却都已归于商人们名下。虽然达勒姆的主教在其后几年里继续把持着手中的财富,但在亨利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Queen Elizabeth I)统治时期,这些财富还是转到了商人们手中。纽卡斯尔的商人们最终控制了这个地区的煤炭,他们可以疯狂地拓展矿井了。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即位时,英国还时常被邻国嘲笑,那些邻国都比英国更大、更强、更发达。英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还处于半殖民状态,主要靠出口毛料半成品和原料来支撑。在海上,英国仍然势单力薄;在科学、技术和都市化进程方面,英国也远远落后于邻国。总而言之,那时候几乎看不出,英国即将进入如今被称为黄金时代的发展阶段,并且将在国际交往中变得举足轻重。像当时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一样,英国的人口和经济都正从瘟疫过后的低谷中回升。英国农民的生活正在逐步改善。一位作家在1577年写道,如今,越来越多的贫民家庭开始使用一些舒适的小物件,如枕头,人们用它取代了往日休息时用的“舒服的圆木”。但是,英国经济的增长却也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威胁——这个小小岛国的森林又开始慢慢缩减。英国的羊毛工业逐渐显出优势,于是,越来越多的地主砍伐自己的林地,代之以可爱的绿色牧场;如今的英国,到处都是这种牧场。另外,冶炼工厂所建之处,那炼铁的熔炉吞噬着大量的木炭,消耗着当地的森林。伊丽莎白在位期间,议会曾派出许多委员会调查英国全国木材短缺的状况,每一个委员会都确定地说,全国的森林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当时的作家们都为英国木材的流失而感到惊慌,他们认为那大片的森林已经“严重地衰减和损坏”了。这种对森林的破坏不仅意味着燃料的短缺,而且还将威胁每个人的家庭生活和几乎每种工业的运转;此外,这也预示着当时许多重要的建筑材料即将匮乏。木材在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领域都派得上用场,包括房子、家庭用具、手推车、劳动工具、容器,当然还有船。海军认为木材的短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国家通过了一些法律,限制对木材的砍伐,并且加重了对偷盗木材者的罚款。在埃塞克斯郡,那些因“偷盗树篱”而被抓的人,将被“鞭打至鲜血淋漓”。

在城市里,人们能够更加敏锐地感觉到燃料的短缺,尤其在伦敦。整个英国的人口都处于增长的趋势,而伦敦的人口则增长得更快。当然,由于城市不断扩大,附近郡县的森林渐渐被砍伐殆尽,因此人们不得不从越来越远的地方运来木材。木材主要用于家庭的取暖和做饭,但很多生产流程也离不开它。一项统计表明,单单是伦敦的酿酒者,每年就要烧掉两万货车的木头。由于燃料短缺越来越严重,木头价格的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通货膨胀。贫民们苦不堪言,因为燃料已占据了他们绝大部分的生活开销。

那段日子里,伦敦居民的生活尤为艰难,他们甚至无法在家中取暖。也是在那时,欧洲进入了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所谓小冰期(Little Ice Age)。就平均温度而言,自从最后一片薄冰从北半球消融之后,那是欧洲最冷的一段日子;人们陷入漫长的严冬,泰晤士河大多数时候都被冰层覆盖。据说,在1564年到1565年的冬天,伊丽莎白女王每天都到河面的冰层上散步。在1607年到1608年的冬天,伦敦的人们在泰晤士河上举行了第一次冰上集市。小贩们卖着吃的和喝的,人们兴高采烈地进行着各种娱乐活动,有的跳舞,有的打保龄球。在此后的200年里,人们曾多次举行这种集市,而且一次比一次精彩。

如果16世纪的燃料短缺愈演愈烈,那么它最终不仅会减缓伦敦经济的发展,还将影响到伦敦人口的增长。像当时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伦敦的出生率一直低于死亡率。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瘟疫、天花和伤寒的间歇性爆发,它们很容易在拥挤的城市贫民中传播。坟墓在不断增加,城市要想发展,就必须从农村吸引更多的居民,填补死亡所造成的人员空缺。但是,人们尽管迁居心切,却不得不考虑燃料短缺问题,这不仅会遏制经济的发展,而且将使原本就不方便的城市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最终,伦敦的生活会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于是人们宁愿选择待在农村,这样离森林更近,而且起码他们可以在自己家里取暖、烤面包。后来,由于森林仍在继续缩减,燃料的短缺减缓了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人口统计学的研究表明,在前工业时代的英国,经济的不景气导致了人们的晚婚和人口出生率的降低。

但是,能源危机却从未像燃料危机那样严重,这要归功于——煤。16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的用煤量剧增,到1603年,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尽管人们对煤的抱怨仍不绝于耳,但煤已经成为英国重要的燃料来源。伦敦的富人们却尽可能地避免使用煤,因为他们依然蔑视煤烟。在1630年有一种传言:30年前,“伦敦体面的女士们从来不进入烧海煤的人家或房间,也不愿吃任何用海煤烘制或烧烤的肉”。然而几十年后,那些体面的女士和先生们屈服了。在17世纪20年代,煤昂首进入了富人家体面的住宅,就像进入贫民家一样。

到17世纪,伦敦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0万,是50年前的将近两倍,而且增长的速度还有望提升(到1750年,伦敦也许就能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的城市规模已经可以容纳日益增长的专业化人员,他们促进了商业、金融业、法律和教育等机构的发展,开创出繁花似锦的文化景象,伊丽莎白时代也因此而名扬后世。伦敦的贸易商们将英国一步步推向世界;最终,他们把持了国际布料交易,并且在与美洲的贸易中发家致富。不久以后,英国就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

许多年前,烟囱还只是上流社会享有的小小奢侈品,但如果没有后来它的普及,煤就不会走进伦敦普通人的壁炉和家庭。在16世纪中期,即使在最简朴的家庭里,也可以见到烟囱。而有人却为这种发展感到惋惜,因为他们相信,那早些年曾经充斥房间的木头烟,不仅能使家中的木材变硬,而且可以保护居民的健康。虽然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烟囱的建造和使用的普及,使得人们在木材稀缺时能够从烧木材过渡到燃煤。由用炭火转为用煤火时,人们应当把壁炉和烟囱改造得狭长一些,以便空气能够充分参与燃烧(建筑学意义上的这点儿改造,为许多年轻人提供了诸如清扫烟囱之类的工作机会)。烟囱的普及不仅改善了室内空气的质量,而且还促使煤有用的能量和与之伴随的污染分道扬镳——温暖通过管道进入房间,而煤烟则被排放出去,任由外面的世界品尝这苦果。

不久,伦敦居民对煤烟的忍受程度就受到了检验,因为越来越多的煤烟从各家各户的壁炉中倾泻而出,进入城市的空气中。在1578年,有报道说,伊丽莎白一世“对海煤烟的味道感到无比伤心和苦恼”。1603年,伦敦一个酿酒富商的儿子,休·普拉特(Hugh Platt),写了一本书,试图把伦敦从煤烟中拯救出来,那书的名字叫“煤球——一种新型、便宜和精巧的燃料,由海煤和其他易燃物混合而成,气味甜美,储量丰富”(A new, cheape, and delicate Fire of Cole-balles, wherein Seacole is by mixture of other combustible bodies both sweetened and multiplied)。普拉特在当时已经很出名了,因为他写过一本教女人如何养颜的小册子。在这本介绍煤球的书中,普拉特指出,煤烟已经对伦敦的建筑物和植物带来了危害,但他并不把这视为一个全新的难题。他的专利技术是从在美洲大陆的实践中得出的,方法是用煤和肥土制成煤球,他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煤烟的排放,至于原理则是不可明言的。

在17世纪,随着伦敦居民燃煤量的增长以及城市的扩展,伦敦的空气质量变得越来越糟糕。有一本名叫“防烟”(Fumifugium,该词从拉丁文fumo“烟”和fugo“驱走”而来)的书,生动详细地描述了这一问题。这本书是1661年写成的,作者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是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兼政府官员。他对艺术、建筑、园艺和政治都很感兴趣,他发现伦敦的空气质量比欧洲任何其他城市都差。他看到煤烟从各种资源中喷薄而出,于是写道:“伦敦这座城市号称理性动物的聚居地、至高无上的君主宝座,其实更像埃特纳火山、火神的庭院、斯特龙博利火山岛,或者地狱的边缘。”1700年,作家蒂莫西·诺斯(Timothy Nourse)发表了一篇研究伦敦空气的论文,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虽然伦敦充满魅力与荣誉,但那空气中充斥的浓郁的煤烟却意味着,“也许在欧洲所有的城市中,再也没有比伦敦更肮脏、更令人不快的地方了”。

当然,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伦敦的空气究竟受到了怎样的污染,但许多逸闻趣事却让我们略知一二。伊夫林在书中描述了阳光是如何艰难地穿透煤烟,还写道,旅行者往往在几公里之外,还没有看到伦敦,就已经先闻到了煤烟的味道。他还观察到,煤烟所到之处都会留下一种“黑乎乎的细屑”,那细屑“不仅含有硫,而且还有刺激性和穿透性很强的酒精,能够腐蚀最纯的铁棒和最硬的石头”。诺斯也警告人们注意煤烟对建筑物造成的损伤;的确,“我可以明确地说,煤烟用它那隐匿的邪恶之手,损害并威胁着建筑物”。

煤烟对物质的破坏并不仅限于户外。伊夫林提醒人们,煤灰可以渗入每一个房间,“悄悄溜进我们非常隐秘的壁橱和最珍贵的储藏室”,在每样东西上留下“黑色的肮脏微粒”。家具、被褥,尤其是壁挂,都遭到了煤烟的严重侵扰。诺斯写道,挂毯由于常年遭受煤烟的破坏,“不仅会失去华采,而且还会散发出浓烈的臭味”,因此,改用壁板装饰墙壁成为一种时尚。

布料也深受煤烟和煤灰的危害,需要经常清洗。这不仅恶化了伦敦原本就已经相当严重的卫生问题,而且使得伦敦富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更加悬殊。诺斯所关注的,更多是有地位的人们的处境,而非他们的财富,因为为了去除被污染的空气中的煤烟味道和煤灰颗粒,他们已经濒临破产。“总之,在这么多不可避免的麻烦中,那些富人无法舒服而清爽地生活,无法做到举止文雅、气定神闲,而要想采取大规模的改善措施,则需要更多的金钱,这是目前他们尚不具备的;其他那些(其实是很多)人的生活天地更为狭窄,却心怀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雄心壮志,但由于其出身和资质的限制,他们往往会力不从心地败下阵来,转而与和自己水平、地位差不多的人结伴前行。”

被雨吸收的煤烟也确实是个难题。雨水涤去空气中的煤灰,再落到地面上时就成了一个个黑点儿(18世纪的伦敦人喜欢撑黑色的防护伞,这毫不奇怪)。于是,这些煤灰就为伦敦那以脏闻名的街道铺上了一层黑色的地毯,直到它再次变干、被风吹散。诺斯也曾抱怨街道上的那股煤烟微尘,他写道:“当人们认为自己在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其实已将含有硫黄、散发着臭气的颗粒吸进了肺里,这些极具杀伤力的颗粒足以使普通的喷嚏恶化成能使人中风的那种喷嚏。”然后,按照伊夫林的描述,这些煤灰都一股脑儿流进了泰晤士河,它们给那些游泳的人们穿上了一件看得见的黑色外套,即使他们离伦敦城还有几公里的距离。

污染对植物的影响一开始就很明显。普拉特在1603年开出的“煤球”的处方,正是为了减少园林所受的污染。1661年,伊夫林写道,煤烟已经使蜜蜂和花趋于灭亡,许多品种的花都从伦敦绝迹了。至于果树,生长在伦敦的“那些倒霉的水果”有一种“苦涩的、令人不愉快的”味道,而且都不能完全成熟。1700年,一本名叫“城市园丁”(City Gardener)的书问世了,书中列举了一些可以在煤烟中顽强生存下来的植物,它们将因此而在伦敦及其他燃煤城市中备受欢迎。伊夫林确定地说,他所指责的污染也正危害着伦敦居民

的健康。伦敦人的痰变得越来越黑,他们还不停地咳嗽、吸

溜鼻涕,教堂里时时有责骂声、吐唾沫声,伊夫林把这一切

都归罪于煤。他音乐界的朋友从乡下来到伦敦之后,纷纷抱

怨他们的音域不再那么宽广了。伊夫林还描述了游客们来到

伦敦后,通常将出现种种身体不适的症状,而当他们一离开

伦敦,这些症状就马上消失了。总的说来,他相信,“伦敦

是世界上咳嗽、肺结核和其他肺病最猖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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