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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8 08: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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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东升,蒋永清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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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手迹故事

陈云手迹故事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陈云手迹故事作者:孙东升,蒋永清排版:HMM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4-01ISBN:9787229111137本书由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Preface

在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像陈云这样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长期担任中央重要领导工作,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多次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是凤毛麟角的。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贡献给了党和人民,他的一生是伟大的、光辉的一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陈云同志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功勋,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陈云思想深邃,人格高尚,作风朴实,情趣雅致,是一位冷静、理性的革命家、战略家、实干家。他一生留有大量珍贵手迹,包括题词题字、书信短笺、讲话提纲、批示批注、文电手稿、书法赠言等等,内容精粹,资料珍贵,含蓄蕴藉,意味无穷。这些手泽,或关涉重大事件,或蕴含深刻思想,或饱含丰富感情,或寄寓深厚期望,可以说这些文字活动几乎陪伴了他的一生。在纪念他诞辰110周年之际,将这些珍贵手迹串联成有趣的故事,讲述手迹背后反映他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不平凡业绩和伟大贡献,我们认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陈云自幼喜欢写毛笔字,练就了扎实的书法功底。他晚年重操笔墨,从80岁开始,每天悬腕习字,一直写到90岁,十年如一日,去世时留下的书法墨宝有两万多张。他的书法清秀隽永,结构严谨庄重,行笔流畅自然。他不仅把练习书法作为一项锻炼身体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借以表达思想、抒发情怀。他经常书写一些书法作品赠送给同志、亲友,大部分则是应邀题字题词,均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陈云都始终善于用哲学的思辨方法思考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是他一生学习哲学最精辟的总结,是一个充满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贡献。在许多同志手里,都珍藏着陈云的书法作品,而这十五字条幅,是陈云最爱写的内容之一,也是很多同志珍藏的陈云手泽。

陈云常说:“一个人最愉快的事,就是参加革命,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一名普通党员,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常常书写“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并把它赠送给有关同志,反映出他始终具有的“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的崇高品格。

在党内,陈云以敢于坚持真理、党性原则坚定著称。他经常教育子女:对敌人,要横眉冷对、毫不屈服;对人民,要甘心俯首、尽心服务。他多次书写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赠送子女、党内同志,给予勉励、激励。

字如其人。欣赏、品味陈云的书法作品,可以窥见其敦厚朴实的人品,稳重内敛的性格,坚如磐石的精神,柔中寓刚的风格。这既是了解陈云、走进陈云内心世界的一条捷径,也是学习陈云精神风范的一种方法。《陈云手迹故事》这本书,正是这样以陈云生平业绩为线索,选取他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手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手迹背后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解读他的思想主张,以小见大,从不同侧面生动反映陈云的品格风范和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卓越功勋。

本书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孙东升、蒋永清担任主编,参加撰稿的青年学者有刘贵军、王达阳、孔昕、王桢。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借鉴、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致以谢意。由于水平所限,书稿难免挂一漏万,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

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陈 云八二、二、七日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陈  云一九八六、四、十三

发扬革命传统,做好印刷工作上海商务印刷厂九十周年陈  云一九八六、十、十九

这三幅题词中,第一幅是陈云为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所写的题词,第二、三幅是为建馆90周年所写的题词。

1919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这年暑假,从美丽的家乡——青浦县练塘镇颜安小学高小毕业后,家境贫寒的陈云不得不辍学在家。颜安小学的教师张行恭在家访中得知这一情况后,深为品学兼优的陈云惋惜。张行恭后来回忆说,对陈云的升学,我无多余经济补助,在就业方面,或可与他想想办法。他们听了很兴奋地感谢我的关怀。这访问就告一段落了。当日我回到学校,在课余后,就写一信与二弟张子宏。因子宏在1909年考进商务印书馆后已经十年,早已当上了文仪部主任。请他留意,或许有希望。果然不到一个月,他就来信招廖陈云同学去了。

张老师回忆中提到的“廖陈云”,就是陈云。他自幼过继给舅父廖家,所以他当年的姓名是廖陈云。

上海商务印书馆创立于1897年,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图书出版、印刷、发行机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职工运动的发源地之一。陈云于1919年12月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到1927年5月离开,长达近八年时间。这一时期,正是他世界观的形成和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时期。

进入印书馆后,陈云被分配到发行所文仪部做练习生。练习生和学徒不同,学徒三年满师后要到车间当老师傅,练习生满师后就升为职员。据商务印书馆的老员工回忆,陈云进来时年纪较小,只有十四五岁,而且由于自小营养不良,他的个头同柜台差不多高,所以只能踩在小板凳上卖货。每天“八进八出”,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对于少年陈云来说,工作非常辛苦。但陈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在和顾客的交流中,他深感自己知识上的不足,千方百计挤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文化知识,每天起早摸黑,苦练打算盘、记账等业务。工作之余,陈云继续保持从小养成的刻苦学习的习惯,读书、写字、背英语,成了他早晚的必修课。由于他悟性好,业务熟悉很快,对待顾客诚恳,服务热情、周到,手脚勤快,工作非常出色,深受顾客和师傅们的好评。尽管月薪很少,每月只有三四元钱,陈云仍然省吃俭用,结余下来一些钱寄给舅舅、舅母,有时还资助生活困难的同事。陈云经受住了艰苦劳动的磨炼,也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和注重实干的精神。由于陈云聪颖过人,做事谨慎细心,各部门常常争相调用。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近八年,后来还当上了分店文仪部主任。

商务印书馆作为传播新文化的阵地,产生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先进分子。陈云在工作中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参加了上海通讯图书馆的读书活动,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这为他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献身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陈云怀着满腔热情,投身于火热的工人运动之中。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发动上海各阶层群众、学生进行罢工、罢市、罢课斗争,商务印书馆职工响应党的号召,纷纷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不久,商务印书馆下属的印刷所、发行所、编译所、总务处相继成立各自的职工组织,由于在领导罢工斗争中显示出卓越的组织才能、非凡的智慧和胆识,陈云被选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长。8月,陈云参与组织、领导了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的职工为改善生活待遇举行的罢工斗争。因这次罢工部署得当,组织周密,最终馆方不得不接受增加工资等复工条件。1925年,在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取得胜利之时,由中共党员董亦湘、恽雨棠介绍,陈云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编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总务处、发行所联合支部。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陈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陈云曾在早期的一份自传中这样回忆自己的入党经过:“入党动机显然由于罢工运动和阶级斗争之影响。此时看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至于《共产主义ABC》还看不懂。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罢工斗争和看了两本书就加入了党,但是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是要干革命,这个人生观的改革,对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那时确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于我影响很大。做店员的人,有家庭负担的人,常常在每个重要关头,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有冲突时,要不止一次的在脑筋中思想上发生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克服,必须赖于革命理论与思想,去克服个人利益的思想。比如,当我在参加革命后,资本家威胁我时,我想到吃饭问题会发生危害,但立即又想到:怕什么?手足健全的人到处去得,可以到黄埔军校,可以卖大饼油条,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没饭吃,归根结底,只有推翻现在的社会制度以后,才大家有饭吃。”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文化水平的提高,陈云开始尝试公开发表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据统计,在商务印书馆期间,陈云用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多篇文章,现在确定的至少有7篇。其中,在发行所职工会创办的地下刊物《职工》上先后发表6篇文章:《总工会是什么?》(署名“怀”)、《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署名“民”)、《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署名“民”)、《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署名“怀民”)、《和平之路》(署名“民”)、《自治与民众》(署名“民”)。此外,1925年11月9日《民国日报》附刊《觉悟》上发表一篇《悼苏民先生》(署名“民”)。发表文章不仅提高了陈云的文字功底和理论水平,更是陈云从事革命活动的一种方式,通过文章宣传革命,扩大影响。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陈云还参加了上海工人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中共党员,陈云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他不得不离开商务印书馆,转入秘密状态,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奋斗生涯。对于陈云的安危,他的恩师张行恭虽然得不到消息却十分关心。张行恭回忆说,直到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在重庆书铺子里,见到一本杂志的一则新鲜消息,标题是《商务印书馆出了两个财政部长》。另外,加一行小标题,是《一个是总经理,一个是学徒》。一看内容,总经理是王云五,是反动派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学徒是陈云,是苏区延安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并说明陈云部长原顶舅父家姓,学名廖陈云,现因舅父家已有了表弟,故恢复本姓。

对于自己的革命起点——商务印书馆,陈云终生怀有难以割舍的情感。解放战争时期,在领导接收东北大城市时期,陈云曾分别视察商务印书馆在长春、沈阳的分馆,并委托沈阳分馆转上海总馆问候张行恭、张子宏。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在拜访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张元济时还特意提起:“我不久前在东北工作,看到沈阳、长春这两个商务分馆各方面都很好。请放心!”后来张行恭给陈云写信,陈云回信表示感谢:“我衷心感谢你和子宏先生,因为你们帮助我离开练塘,进入商务,在那里使我有可能走向革命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云受命领导全国财经工作,再次回到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尽管工作忙碌,陈云却一直惦记着帮助过、关心过自己的人。1951年12月,陈云邀请张行恭兄弟和一些老同事前往兴国宾馆就餐。席间,谈到从青浦练塘到商务印书馆的这一段经历时,陈云一再对张行恭说:“没有先生你,就没有我今天。”

陈云始终关心、关注着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次,在会见商务印书馆工会主席石敏良时,陈云嘱咐道:“商务印书馆的工会工作,不能再像我们过去那样领导工人搞经济斗争了,否则就是自己拆自己的墙脚。解放了,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工会首要的任务就是领导工人抓生产,搞经济建设。”在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和90周年之际,陈云都亲笔题词。这些题词,热情赞扬了商务印书馆对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和革命事业作出的独特贡献。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

纪念五卅运动六十周年陈  云

五卅运动纪念碑陈  云

这是陈云为纪念五卅运动60周年所写的题词和碑铭。

陈云是中共早期高级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工人出身的领导人,也是卓越的工人运动领导人。周恩来曾说过,党的六大和六大以后,党中央领导层陆续充实了一些工人出身的同志。工人对马列主义容易接受。陈云就是其中之一。

陈云参与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并走上革命道路,是从五卅运动开始的。1925年5月,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枪杀了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慨。5月30日,两千余名学生走上公共租界各马路游行示威,却遭到租界内警察的逮捕。反动警察的恶劣行径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更大愤慨,他们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反动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爱国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6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并宣布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举行总同盟罢工。上海学生联合会和总商会也宣布总罢课和总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陈云此时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杰出工运分子,也积极参与了这次运动。

6月3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等人联合12个学术团体,创办《公理日报》。《公理日报》是五卅运动中重要的舆论工具,对事件真相作了如实报道,声讨了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云积极参加商务印书馆举行的罢市、游行、募捐、义卖《公理日报》等活动。在运动中,陈云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

五卅运动后,反动军阀大肆镇压工人运动,取缔工会组织,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的总罢工转向局部的经济斗争,并把商务印书馆作为党发动罢工的重点之一。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中部分中低级职员和学徒,受到上海邮务工人为增加工资罢工三天且取得胜利一事的鼓舞,也开始酝酿举行罢工。陈云积极参与了对罢工的酝酿。8月,陈云担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全馆职工大罢工。在罢工过程中,陈云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周密计划,认真准备,在东方图书馆广场召开的商务印书馆四千职工大会上,代表罢工职工向馆方提出经过协商取得一致的复工条件,内容包括:承认工会,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废除包工制,优待女工,优待学徒,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陈云等人和馆方多次谈判,反复交涉,据理力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此次罢工前后,陈云的思想受到了彻底的洗礼,在罢工实践斗争中也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1925年八九月间,陈云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陈云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逐步成长为党内一名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陈云参加了上海工人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他曾受上海总工会的派遣,与驻扎在龙华的北伐军东路军谈判。1932年3月,陈云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开始参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

1933年1月,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将党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同博古一起,在中央特科的安排和护送下,于1月下旬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也由上海迁往苏区,同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改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陈云任党团书记、副委员长兼福利部部长。陈云到达苏区以后,经过多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对党和工会在领导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为苏区经济发展、巩固工农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陈云作了《关于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当前职工运动的总任务。职工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是:聚集力量,扩大队伍,准备迎接解放军;联合民族资本家,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保护一切公私营企业及其机器、物资;加强职工内部的团结,等等。在解放区,职工的任务则是:提高自己的觉悟,有组织地自觉地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工作,特别是发展工业生产,以保证战争胜利,满足人民需要。解放区工会工作的任务是: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下,团结、教育职工,使其在国营、公营和合作经营的企业中发挥管理能力;在私营企业中起监督作用;在个体劳动中促进技术改良和生产合作。陈云的报告适应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提出工人运动的不同任务,正确阐明实现工人运动的总任务与维护工人眼前具体经济利益间的关系,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0月10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各项社会建设任务繁重。如何在人民民主政权下建立不同以往的新型劳动关系,理顺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促进全体员工在新的政治基础上的团结,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工会工作新的任务。陈云呼吁重视技术和技术人员,主张工人加强自身学习,提高工作能力,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晚年陈云依然关注着工人运动事业的发展。1984年5月10日,陈云为《中国职工劳模列传》题写书名,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工人们的关心。1985年2月,五卅运动爆发60周年前夕,陈云挥笔写下“纪念五卅运动六十周年”、“五卅运动纪念碑”,表达了自己对工人运动的热爱和对革命烈士的怀念之情。领导小蒸、枫泾农民暴动

吴志喜烈士永垂不朽陈云敬书一九八四年八月

陆龙飞烈士永垂不朽陈云敬书一九八四年八月

这是陈云为在小蒸、枫泾暴动中牺牲的农民革命军总指挥吴志喜和枫泾农民军指挥陆龙飞所写的题词。

1926年7月,陈云在领导上海商务印书馆大罢工胜利后撰写了《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和将来》,总结和分析了中国多次运动失败的原因,提出“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之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唯一大主力。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中国农民不是柔弱的,是富有革命性的。怎样补救以往的失败和准备应付将来的策略,这是每个中国人的切身问题。尤其是已经觉悟的青年,应该担负起这种责任。到民间去,这是今后中国民族运动中的重要口号”。在中共早期高级领导人中,陈云较早地注意到了农民问题,也身体力行地领导了小蒸、枫泾农民暴动,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道路的尝试与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云所在的发行所职工会遭到国民党当局强行改组,职工会的权力被夺去,陈云等被排除出职工会。反革命军队血腥屠杀游行群众,查封了上海总工会,上海被一片白色恐怖笼罩。陈云回忆说:“四一二后我在发行所还能立脚,吴开先来改组我们工会,我们拒绝了三次,第四次硬要改选,我和其他共产党员(大多是1925年8月罢工之后加入了共产党)仍占最多数票,被吴开先硬圈去。”“工会被黄色领袖(即右派国民党)夺去。”这时,上海的革命形势已异常严峻,但陈云仍执着地坚持革命斗争。他写了一首打油诗,勉励一起工作的战友们:“铁窗风味,家常便饭。杀头枪毙,告老还乡。”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革命暂时进入低潮,陈云不得不离开商务印书馆,转入秘密状态。其间,陈云还曾托青浦同乡、中共党员俞仿莲将一箱重要文件和马列主义书籍由上海运回青浦隐藏。

党的八七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后,中共江苏省委发出的《农民运动计划》中指出,目前主要工作是抗租抗税抗捐,“利用今年冬防土匪盗起时,造成各地暴动”,动员在上海的共产党员到外县去发动农民,组织秋收暴动。为加强领导,全省被划为13个区,其中松江区包括松江、金山、青浦3县。陈云回忆说:“我即报名,经过区委康生允许,即与省委王若飞同志商量,派我回青浦章练塘去作农民运动。”1927年9月底,陈云同中共青浦独立支部取得联系,参加了中共青浦独立支部会议,研究和决定了返回青浦的计划。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陈云先是由上海绕道嘉善西塘。据当时掩护过陈云的高庭梁回忆说:“约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深秋,陈云穿了一件灰色熟罗绸长衫来寻我,我留他在店里楼上和我一起住宿。他告诉我,在上海,有一天商务印书馆里出现了三四个身穿对胸纽短衫、头戴‘大英’帽、不三不四的人,他感到有危险,就暂避到西塘。他不愿抛头露面,我陪他到镇郊东岳庙、七老爷庙等处白相相(上海方言,即游玩——编者注)。住两三天,他说要到练塘去,我给他雇了一只脚划船送去。我们在一起只讲些别后情况,我当时也不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这样,陈云秘密回到了青浦小蒸,同中共地下党员陆铨生、吴志喜等取得联系,随后又同在青浦县国民党党部任秘书、坚持地下斗争的夏采曦等取得联系,组织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在家乡青浦,陈云深入乡村,在重固、练塘、金泽等地亲自召开党员会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分析青浦农民运动情况和利弊,确定青浦地区抗租斗争的内容,提出农民减租具体措施,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进行抗租斗争。在陈云的号召下,练塘地区20多个村庄建立了农会。为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陈云亲自发展农会骨干曹象波、曹兴达、徐秋松、胡秀清等12人参加中国共产党,组建青浦西乡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使练塘、小蒸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决定,陈云主持成立了中共青浦县委,担任县委书记,并召开中共青浦县委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传达中共六大精神,作国内外形势报告,提出县委的方针是力求隐蔽,积蓄力量,有条件地发展新党员,重点是整顿组织,设立县委交通站。陈云后来回忆说:“1927年9、10月后回乡作农运时,开始无名义。1、2月后成立县委,我为书记。夏采曦上海受训之后回乡,他为书记,因为他在县城内任县党部(国民党)之秘书,便于领导东西两乡。”在青浦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共青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相继建立,青浦到处留下陈云撒播的革命火种。

小蒸“十月朝”祭神仪式结束后,陈云同吴志喜、陆铨生在庙后荒坟地上对3000多名赶庙会的农民发表演说:“为了翻身,我们必须革命,革命是艰苦的。我们穷人只有跟党走,大家心连心,捏成一个拳,才能砸烂千年铁锁链,翻身得解放。”陈云历数地主剥削农民的罪行,说明只有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才能有饭吃、有衣穿,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进行抗租斗争。这次演讲为小蒸、枫泾地区的农民暴动作了思想上的发动。随后,中共江苏省委相继发出《江苏省农民运动的计划》和《江苏省委农民运动之第三次计划》,肯定了上半年以来的斗争,要求在最近几个月内加紧工作,充分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革命军,开展暴动和抗租抗税斗争,创造总暴动局面,并明确提出“一切政权归农民委员会”的口号。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指示,青浦县委决定建立农民革命军总指挥部,吴志喜任总指挥,陈云任政治委员。接着,观音堂地区建立了农民武装纠察队,小蒸、枫泾地区建立了农民革命军。

在中共江苏省委制定的《江苏各县暴动计划》的指导下,小蒸、枫泾地区武装暴动紧锣密鼓地筹备进行。然而,一向疼爱陈云的舅父担心陈云的个人安危,再三进行劝阻。陈云后来回忆说:“在1927年秋收暴动时,我的舅父已经知道乡下快要暴动了,那时他在我面前哭着说:我们是穷人家,将来靠你吃饭,你如果暴动了,不能立足,家庭将来不知如何过活,你还是去找找朋友找些职业吧!当时矛盾的思想又起来了,‘不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个人及家庭问题没有出路,只有到了革命成功时每个人可以劳动而得食时,人人家庭都可解放,我的家庭也就解放了’。”正是凭借着这种对革命的忠贞和对解放全体劳苦大众的热忱,陈云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坚定不移。

1928年1月3日,因暴动消息泄露,暴动迫在眉睫。陈云得悉水警枪船已向小蒸镇西开来的消息后,同吴志喜、夏采曦决定立即行动,一面派人到小蒸附近的曹家浜、姚渡等村发动群众,造成拦阻枪船的声势;一面由陈云、吴志喜率领农民军在小蒸西北的殷庄头阻击枪船。枪船遭阻击后,向练塘方向逃窜。农民军没有追赶,为保存有生力量,转移至新浜乡钱家草一带待命。至此,小蒸和枫泾地区武装暴动开始。青浦、嘉定两县派出军警,对青浦农运进行“围剿”,反动地主武装也疯狂反扑。1月12日,陈云向江苏省委报告工作后返回枫泾,与吴志喜等布置打下枫泾、进攻嘉善的计划。陈云后来回忆说:“当时是盲动主义,省委发了一支手枪就杀起土豪来,打死10余人,开始不知要枪,后来收集枪支30余,集合百人作队伍,才向土豪要枪。此时有了钱我又回上海买枪。”鉴于敌人增兵枫泾,陈云决定到上海筹集武器,吴志喜等则继续在小蒸、枫泾收缴团防局及地主的武装,加强农民军的力量。

暴动失利后,吴志喜、陆龙飞等十余人在蒋家浜村突围时被捕,押往松江驻军的监狱。松江、青浦一带贴满了陈云等24人的通缉令,白色恐怖中陈云坚持领导农民运动,同时不顾个人安危,转移处于险境中的革命同志,营救被捕同志。吴志喜、陆龙飞在狱中获悉组织正在营救的消息后,由吴志喜执笔给陈云等回信。信中说,入狱的有龙飞与我,还有三位农民,我同龙飞都已承认真实身份,大概我们的命是保不住了。牺牲我两人是不要紧的,你们的工作是要紧的,你们要赶快离开松江,这里危险不能住。中共中央军委派人前来营救,要求打入国民党反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组织起义,但由于力量不够,都没有做到。1月26日,吴志喜、陆龙飞分别被敌人杀害于松江和枫泾,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陈云念念不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友们。1949年6月,陈云给老战友陆铨生之子陆恺悌回信。在信中,陈云表明了自己对革命者家庭和个人的观点:“从个人方面说,我与你父亲都顾不上子弟的入学和生活,没有尽到父兄的责任。但是这点我们当年都计算了的,如果只顾一个人的家庭子弟,就无法努力于改造整个社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弃家奔走。”陈云还深情回顾了当年和老战友们一起战斗的情景:“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我与你父亲和吴志喜同志(当年冬被残杀了)在小蒸进行农民运动时就住在吃在你们家里。”陈云鼓励革命子弟要像父兄一样,大公无私,努力为社会作贡献。松江解放一周年时,陈云写信给时任松江区公署专员顾复生,要求他查询陆龙飞、吴志喜尸骨的安葬情况,说:“陆龙飞和吴志喜是同时被敌人枪杀的,当时对松江人民影响很大。”1984年8月,陈云为烈士吴志喜、陆龙飞题词,表达了对他们的怀念和敬意。金沙江畔渡江壮举

红军渡江纪念碑陈  云一九九二、四月九日

这是陈云为金沙江畔红军渡江纪念碑题写的碑铭。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大踏步进退,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吸引滇军东调,然后突然从贵州西进,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战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

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的“围剿”,实现战略上的转移,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抓紧敌人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抢渡天险金沙江,把一直紧紧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远远抛在后面。陈云后来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说:“赤军入滇目的本在渡过金沙江,故即分兵两路入滇:主力则占沾益、马龙、寻甸、嵩明而直逼昆明;而其另一路则先在滇黔边吸引黔滇军,曾击败犹国才之五团,缴获甚多,乘胜入滇占宣威、东川两府,后直趋巧家县而渡过金沙江。赤军之主力逼近昆明时,昆明及全省震动。但赤军目的并不在占昆明,而是引诱滇军不向金沙江边而急援昆明。”

然而,红军“由于没有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全军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里,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用这种侦察方法,至多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往往要走不少弯路”(《随军西行见闻录》)。关键时刻,中央红军巧获了一批军用地图,解了燃眉之急。陈云在后来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说道:“这里必须叙述一件事,就是云南的龙云将军无意中帮了我们很大的忙。龙云本想派飞机给四川的一位将军送去军用地图和大批药品,可是飞行员病了,于是龙云决定派汽车送去。有一位司机自告奋勇,愿意担此重任。我们攻克一座城镇后,我和司令部的其他几位同志从公路上过,发现迎面驶来一辆汽车。我们当即缴获了这辆汽车,在车上发现了几十份军用地图和大批治伤的好药。这些正是我们急需的东西。我们打开这些地图,发现有九处渡口。我们还了解到,有的渡口只有一条渡船,有的渡口有三条渡船。这使我们对成功渡江信心大增。”

金沙江水流湍急,两岸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羊肠小道通向岸边。“金沙江宽约等于黄浦江之一半,立于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水流自西而东,流速极快,计每秒钟约有四五米特。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已有一二尺,而风雨作时,则水浪骤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风势,真是吓人。”(《随军西行见闻录》)国民党为防止红军渡江,已下令把所有船只掳往对岸,并控制对岸渡口。红军能否顺利渡过金沙江,关系着全党和全军的安危。5月3日,陈云随军委纵队抵达金沙江边的皎平渡。“但为迷惑追军而故意西占禄劝、武定,更西进而占元谋,由元谋北上至龙街佯作渡河。这一调虎离山之计,追军确又上一大当。”(《随军西行见闻录》)

为了顺利渡过金沙江,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成立了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率领先遣营抢占渡口,消灭江岸敌人,搜集船只,组织架桥,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五军团顺利渡江。陈云被任命为渡河司令部政委,负责在南岸指挥部队上船。据当时在地方工作部工作过的刘英回忆说:“陈云当地方工作部部长时间很短……毛主席等中央纵队的领导同志认为陈云很有能力,善于指挥,部队也信服他。所以,哪里需要,就派他到哪里,就像政治局的一个代表。”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详细生动地描述了这一过程:“赤军渡河时,不能架浮桥,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6只船,大者可渡30人,小者可渡11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从船底流入,每次来回,均需专人在船舱中将流入之水以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复渡,故危险异常。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为了保证部队在短时间内尽快渡过金沙江,陈云统一指挥调度。他们精心组织,并规定了严格纪律,使渡江秩序井然,“一切渡河部队均需听命于这个渡河指挥部”,要求“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时,沿途贴布渡河纪律……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那一只船。海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座位次序……即如赤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需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同时,陈云根据实际情况,发动船夫,“闻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工人中大部吸鸦片,赤军则命人烧云南鸦片一大锅,随便由工人抽吸不算钱。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共党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

在以陈云和刘伯承为首的渡河司令部精心组织领导下,到5月9日,红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陈云和刘伯承是在大部队过完后最后才走的。陈云后来说:“赤军之渡金沙江为自离江西以来,最险要最得意之事。”“我在这九个昼夜中几乎没有合过眼。”并自豪地说:“我曾亲自渡过金沙江,我亦觉此事为平生一大幸事,使我永远不能忘却者。”

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直逼会理城下,把国民党“追剿”部队远远甩在后面,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行动的主动权。红军战士还就渡江编了一出新剧,讽刺蒋介石,说他尾随中央红军历经数省,好不容易追到金沙江畔,却只在空船上捡到一双破草鞋。陈云在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说:“我们渡江之后,居于主动地位。我们可以阻止敌人过江。我们的处境逐渐好转。从此西征开始进入第四阶段。”

1992年,为纪念中央红军这一伟大壮举,渡江纪念碑在云南禄劝县金沙江皎平渡渡口落成,陈云特地亲笔题词:“红军渡江纪念碑。”弥足珍贵的遵义会议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会)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陈  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陈云亲笔写的关于遵义会议情况的手稿,是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弥足珍贵的文献档案资料。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旬,红军开始突围长征,由于实行“大搬家式的行动”,队伍行动迟缓,始终无法冲出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红五军团担任全军战略转移的殿后掩护,任务异常艰巨。中革军委决定派陈云到五军团担任党代表。

湘江之战,是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一次突围。在这次突围中,中央红军损折过半,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湘江之战后,中共中央相继召开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的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单纯防御战略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他的发言得到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大多数人的支持。

遵义会议集中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作为参会的四个政治局常委之一,陈云对于扭转中共和红军面临的危局,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坚定地支持改换中央和红军的领导人,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意会议作出的“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了毛泽东担任领导,使红军从此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的决议。会后,陈云按照会议精神,写下了这份详细的提纲。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军事上摆脱了被动局面。对于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变动和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苏联和共产国际却无从知晓。此时,恢复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成为中共中央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交给陈云一个重要任务——回上海恢复党组织,并通过上海党组织尽快重新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1935年6月上旬,在红军攻占四川天全、芦山后,陈云肩负着特殊使命,带着刘伯承的两封亲笔信秘密离开长征队伍,踏上了新的征程。然而,陈云到上海后,发现此时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恢复党的工作已完全没有可能。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中共在上海的一些人员转移到莫斯科,陈云也在其中。

1935年9月上旬,陈云等人抵达莫斯科。当时共产国际七大结束不久,陈云和中共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成员王明、滕代远等一起,受到斯大林等联共中央领导人接见。陈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地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详细、客观的报告,使当时已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准确消息的共产国际有机会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了全新的认识。

张闻天夫人刘英曾回忆说,遵义会议后,要改组后勤队,那时后勤队叫红七纵队,它是负责部队搬运工作的。毛主席指示,部队要缩编,机关要精简轻装,要舍得丢掉坛坛罐罐,并让陈云负责这件事。当时,整个后勤队带的东西很多,陈云就大刀阔斧地砍,除了档案资料、报话台、银元等必须随身携带外,其他能舍弃的都要下决心处理掉,该扔的扔,该埋的埋。陈云办这件事确实很果断,很有气魄。经过整顿,我们后勤纵队中,比较年轻力壮的同志都充实到战斗部队。这些事都是陈云办的,中央认为陈云能办事、会办事。

遵义会议召开几十年后,专家在研究过程中却遇到了难题。由于遵义会议召开时环境险恶、条件困难,会议未能留下完整的资料,以致会议的一些重要细节在党史研究和宣传中说法不一,比如会议召开的时间、出席的人员与人数、作出什么决定,等等。有关遵义会议的文献留传后世的只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和《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主要是纠正博古和李德在反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等方面问题,并没有涉及改组党中央的领导问题。如何复原遵义会议就产生了一定困难,特别是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主要议题、中央在遵义会议期间人事重大变动等情况,均缺乏坚实的史实作依据。

1956年,苏共中央决定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移交给中方,中央办公厅即派中央档案馆工作人员赴莫斯科,把1922年至1943年间有关中共中央的档案,带回北京。这批文献数量巨大,足有几百箱,后来一直存放在中央档案馆。《(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这批档案中的一件。由于这份文件没有署名,没有注明日期,也没有找到上下相关的部分,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这份文件在1980年以前,除了向为数很少的党史研究部门提供过复印件外,一直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更没有人知道它的意义。

1982年4月23日,中央档案馆工作人员将手稿的复制件分送给参加过遵义会议的聂荣臻、杨尚昆和邓小平等同志,请他们辨别鉴定。后来复制件送到陈云手中。在杭州休养的陈云看后,确定这份文件就是自己当年所写的传达提纲。陈云撰写的这份《(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真实地记述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历史情况,对遵义会议酝酿的过程、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党的重要文献。

1983年8月,这份档案在《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刊出。在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前夕,陈云亲笔题词“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198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份档案,题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延安时期七年中组部部长

怎样做一个革命者

为革命奋斗到底

三股看法

了解革命的道路

长期苦干

牺牲精神

铁窗杀头

不为利升官发财(苏联)

革命利益高于一切

一致与矛盾

在具体问题上,不在责人。

宋廉,

学生已经两次,还有家庭(二)学习精神

高谩是进步的敌人。

新老干部问题

自我批评

批人则易,批己则难

被批评者之态度(三)守纪律

革命行动与组织须有纪律(A)上级每个号召必完成之,

如共党中央之生产、学习等。(B)说易做难——说话易真守纪律难。

只举二项:个人服从组织:“力公”还价值。

少数服从多数:通过别人意见时——如少奇

这是1938年4月14日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怎样做一个革命者》的讲话提纲。

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陈云到达延安后,担任了长达七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这段时间里,他把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创的见解和观点,作出了不少科学的决策,在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使党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1937年11月29日,32岁的陈云搭乘王明、康生等从苏联回国的飞机到达延安。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会议根据形势发展的变化,对各地的工作重新作出部署,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也进行了调整。由于博古同王明、周恩来、董必武等被派往武汉长江局工作,会议决定由陈云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从这时开始,陈云的主要精力放在党的组织工作上,达七年之久。

陈云接手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全国范围内只有4万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且大部分集中在革命根据地,同当时开展全民族抗战的形势需要很不适应。陈云上任不久,就提出要面向全国理顺组织机构。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体系,由中央局、分局、省市委构成,根据地推到什么地方,组织建设、组织机构就跟到什么地方。

1938年3月,根据毛泽东在3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建议,陈云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决议》还指出,党内在发展党员问题上要打破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关门主义倾向;另一种是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于取消党的发展的严重倾向。《决议》要求,把发展党员作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的工作之一。陈云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党的组织工作上,不仅要面向延安、陕甘宁边区,而且还要面向全国各个敌后根据地,面向国统区的党组织,面向敌占区的党组织。他要求中央组织部要建立相应的机构,确定人员,来尽量了解各方面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以便制定不同的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领导。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成为了中央组织部的指导方针。

陈云还适时地提出建议,协助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适用于不同地区的方针政策。关于根据地,陈云提出“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的方针,主张既要抓党员的数量,又要抓党员的质量。关于国民党统治区,陈云提出要警惕国民党“反水”,要执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党内小党外大”的方针,既要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又要学会保护自己。陈云主张打破“中上层分子都不好”的旧传统观念,把统一战线工作重点放在中上层人士身上。

关于敌占区,陈云创造性地提出“除了本身精干以外,领导机关要放在外头”的新方针,就是将领导机关放在离根据地近一点的地方,在外面指挥,以避免领导机关一被破坏就导致白区工作的瘫痪。陈云说:“过去在白区工作时,领导机关一被破坏,就全完了,连人都找不到。这怎样能行呢?一定要改变!”把“领导机关放在外头”的主张,适合敌占区的情况,既便于保存我们的力量,又能及时做好敌占区党的工作。后来,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蒋介石公开地进行反共,这一方针得到继续执行。

上述切合实际又有极强操作性的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扩大了统一战线,有效地促进了党组织的迅猛发展。到1938年底,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全国的中共党员人数就从4万多增加到50多万。

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进步的方针,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一大批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党员数量有了大规模发展,党的队伍的成分和思想状况也变得复杂起来,陈云的注意力还放在党员素质的提高上面。1938年4月,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题为《怎样做一个革命者》的报告。报告指出,做一个革命者,就要准备为革命奋斗到底。什么叫到底?就是到人死的时候,上海话叫“翘辫子”的时候。因此,做革命者,第一要了解革命道理;第二要作好长期苦干的准备;第三要有牺牲精神,不怕铁窗、杀头,也不为名利和升官发财。在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相矛盾时,要服从革命利益。要安于职守,克服只喜欢做上层工作而不喜欢做下层工作的倾向。同志们的知识还只是在书本上、课堂上学来的,真正的学习还只是一个开始。为革命奋斗到底的理想信念,是陈云一直强调和推重的。1938年6月,在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三周年的时候,陈云作了一个讲话,特意提出:“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到死了为止。这九个字似乎很容易念的一句口号。但脑筋里想一下,这九个字就很沉重,尤其是‘底’字。”“临时干一下还是干到底?——干一世。一世是长时间——不是半途而废,确定以后专为共(产)主(义)革命而生活。不可免地要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两段话,既是对已逝的瞿秋白等革命先烈的肯定,也是对当时众多的新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年轻同志的要求。

对党员干部,陈云始终是严格要求。他亲自处理刘力功违纪一事,就是一例。刘力功是个知识分子,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大毕业后又进入延安党校训练班学习。毕业时党组织决定让他到基层去锻炼,这是抗大和党校毕业分配的原则。但刘力功却坚持要进马列学院学习或回原籍工作,否则就退党。陈云和党组织先后七次找他谈话,帮助他认识基层工作的需要和组织分配的原则,但他仍执迷不悟。刘力功蔑视组织的再三教育,不仅不去华北基层,反而提出“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否则,拒绝执行党的决议”。最终,根据党规党章,刘力功被开除党籍。陈云以刘力功事件为引子,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为什么开除刘力功党籍”的大讨论,并亲自撰文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解放》杂志上发表。他说:“究竟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分配工作时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呢?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决议的义务。除此之外,决不能增加一点权利,也决不能附加一个条件,否则就违犯了党的纪律。”他专门抽出时间,参加机关、学校的大讨论,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优势的国家,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严格的纪律,将无法防止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如果党不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就不能去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因此破坏党纪,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我们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倾向作斗争。”这次讨论在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中引起很大震动。干部、学生纷纷从刘力功事件中检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检查是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否遵守党的纪律,是否言行一致地执行党的决议。

在严格要求党员干部的同时,陈云也十分关心他们的学习进步和生活情况。“用父母爱儿女之心来爱护干部”,这是陈云在延安当中央组织部部长时的口头禅,也是他对待干部的行动准则。他经常告诫大家:“爱护人很重要。凡是提拔干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当牵涉到一个干部政治生命问题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地处理。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的袁宝华回忆说:“陈云真是个非常公道的人,非常公道,他看一个人他总是看他的长处。我到中央组织部第一次和我谈话,他就这样讲:你到中央组织部来工作,要树立一个观念,要看干部的长处。因为中央组织部我们是要用干部,你要光看他的短处,没有一个可用之人了,必须发现他的长处,这样我们才使用每个人的长处。”

陈云坚持用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思想统领组织工作的全局,使我们党的力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党的七大召开时,我们党的党员人数已由1937年的4万多人发展到120万左右,干部人数也由3万多人发展到了40万左右。陈云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巨大贡献。抓住南满敌人的“牛尾巴”

辽沈决战  辽沈决战陈  云一九八五、十一、二十

这是陈云1985年11月20日为《辽沈决战》题写的书名。

陈云在党内以经济专家著称,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奠基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被称为“红色掌柜”。然而,陈云也曾有过一段意义非凡的军事生涯,这可能并不广为人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云一度负责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需生产。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长征开始后,陈云被中革军委任命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红五军团下辖第十三师和第三十四师,每师三个团,共1万余人,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由于“左”倾思想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连连失利,始终没有摆脱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包围圈。红五军团担负殿后任务,同国民党追击部队的战斗更加频繁、激烈。陈云后来说:“长征时五军团打后卫,天天有战斗,没好好睡过觉。”“我作为后卫部队的政委,有责任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由于长征前没有进行政治动员,随着困难的加大和距离根据地越来越远,部分江西籍战士出现了开小差的现象。陈云亲自深入连队,到第十三师召集各团政委、总支书记开会,研究如何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经过陈云的调查研究和同师团干部的谈话,陈云认为原因主要有:一是战略转移前政治动员不够;二是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领导能力差;三是连队的支部工作不健全,等等。在接着的十多天内,陈云同十三师指战员们一起行军和战斗,深入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开小差的现象大为减少。

1934年12月黎平会议后,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兼任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随后,陈云离开红五军团,前往军委纵队就职,离开了一线军事岗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东北特殊的战略地位和雄厚的资源基础,使其成为国共两党首先角逐、争夺的最为重要的战略地区。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与苏联的联系,并将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对华东、华北、西北解放区造成南北夹击之势。相反,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改变自己薄弱的物质基础,形成不受国民党包围的战略基地,摆脱长期被四面包围的局面。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中央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彭真担任书记。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随即,陈云受命奔赴东北战场,开始了他三年零八个月不寻常的驰骋东北战场的历程。

东北局建立后,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陈云任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陈云当时对东北形势的认识十分深刻,提出北满地区的任务有三:一是剿匪;二是把发动群众看成是一切工作的根本,给农民分地;三是使北满成为兵源及练兵的基地。目标是将北满建设成为全东北的大后方和最巩固的根据地。

1946年6月15日,党中央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总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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