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现当代文学论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施淑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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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现当代文学论集试读：

“东亚·思文丛书”缘起

本丛书拟选择国内外当代学者有关“东亚”的思想、历史、文化的研究著作，陆续刊行。“思文”者，既含思想文化之意，也含思考“文”之意。我们重新启用“文”这一称谓，自然是不想以某一学科为限界，而是期盼有新作可以反思近代学科制度、突破百年来形成的窠臼。

我们深知，“东亚”也是近代的产物，它首先来自他者的命名，反映了西方从“中心”远眺“边缘”的想象。在十九世纪兴起的全球化过程中，西洋文明和资本主义挟坚船利炮骎骎君临，我们被抛进一个被称为“现代”的秩序。在现代性的光晕下，我们接受了某种线性进化论式的时间/历史想象，也接受了“东亚”的空间概念。在这一线性上升阶段中，“东亚”被定位为幼年时代，被视为某种童蒙的隐喻。同时，眩目于“西方”这一新的普遍性，我们也开始想象、构筑“我们”的“西方”。就像一块硬币的两面，这其实也是我们构筑“东亚”的开始——对他者的认识与自我的建构往往是同一回事。而重审这一空间概念以及其间喧嚣的话语，叩问其中所蕴含的制度性和权力性，是本丛书的关心所在。

当然，何谓“东亚”，也不是这篇短短的“缘起”所能回答的。以今日的视点观之，一个封闭的、自在自明的“东亚”是不存在的，它只是某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性的历史命名。因此，我们无意去构筑某种本质性的“东亚”。本丛书意在从学术的角度展示“东亚”的复杂性。“东亚”是我们思考的场所，也是我们反思的对象。相对于近代以来建立的各种意识形态框架，重新审视现代性，以建立一种开放、多元、包容的和伦理的“文”，是我们的拳拳期盼。

丛书以专家匿名评审方式选择书稿，并聘请若干专家参与审稿工作。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香港实业家陈君实先生的鼎力支持。

艰难的历程——我所知道的施淑教授

施淑教授是我在台湾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的学长，1967年我进本科，1968年她硕士毕业，随即考上博士班，次年休学，再过一年到美国留学。我们两人同在台大的时间只有两年，而且届次相差太大，根本没有机会见面。

施老师离开台大后，我逐渐听别人谈起她。据说叶嘉莹先生决定赴美研究，不再回来，施老师因此不想再念下去，要到美国跟叶先生读书。后来叶先生转到加拿大教书，施老师也到同一个学校读博士。别人又跟我说，施老师的硕士论文很出色，已由文学院遴选为优秀论文出版。那时我进入硕士班，可以免费领取。为了学习写论文，我翻阅过一些学长们的硕士论文，但通篇读完的只有三本，施老师的即为其中之一。

施老师的硕士论文是从人类学、民俗学的角度讨论楚辞中的九歌和二招，论证九歌、二招和楚国的祭祀仪式和招魂习俗的密切关系。我至今记得论文的要点，到现在我对楚辞的理解还一直受到她的论述的影响。

叶先生和施老师先后离开台大，是因为当时台湾严酷的政治气氛。叶先生的丈夫莫名其妙被关押数年，出狱后找不到工作，后来有机会到了美国，无论如何也不想回台湾。为了家庭，叶先生当然也只好出国。施老师大学时代是个文艺青年，到台北之后，很快就读到陈映真的小说，对他非常佩服，两人早就认识。1968年施老师正在撰写硕士论文时，陈映真因思想问题被捕，这对施老师是极严重的打击。当时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只要家庭条件许可，都想到美国读书。对施老师来讲，这尤其重要。由于受到叶先生、陈映真，还有许世瑛先生、台静农先生的影响，她再也不能忍受台湾当局的思想禁锢。

后来，我又听说了一件事。叶先生有一年从加拿大回到她魂牵梦系的“北平”，又到处看了看，写了一首长篇的《祖国行》发表。这下子她进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回不了台湾。凡是上过叶先生课的人都很想念她，而这，一直要等1978年台湾解严以后才能实现，我们足足等了二十年。在这期间，施老师曾经自己出资，把她手边收藏的叶先生的旧诗稿付印成册，分赠给一些人。这当然需要一点勇气，也需要一点侠气。

大概在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我在刊物上看到施老师讨论汉代诗学的一篇文章，粗略一读，就知道暗中应用了马克思的文艺理论。那时候我也正透过英文“偷读”（那时还是禁书）马克思一类的著作，很容易辨认出来。我稍加探问，知道施老师已从加拿大回台湾，在淡江大学任教。

那时候的台湾正是热闹得很，党外反国民党的运动如火如荼，左翼乡土文学的思潮铺天盖地，搞得我们一些中文系的博士生和年轻学者无心读书，每天热血沸腾地看选举、看各种杂志，古典文学的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远。就在这种气氛下，施老师和我不约而同的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注在现、当代台湾文学上。这样，我们终于有机会在一些场合下见面了。

应该说，我们当时的心境是有些类似的，我们都向往民主、开放的社会，对国民党长期的禁锢与封闭深恶痛绝；同时，作为台籍知识分子，我们也希望“台湾人”早日获得他们理应拥有的参政权，不再由“外省人”“独霸”。正是在这种“热爱台湾”，希望台湾明天会更好的期盼下，我们宁愿放弃古典文学，走向台湾文学。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内，施老师写了一批非常精采的、有关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论文，在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研究上起了非常好的引导作用。

1990年左右，施老师出版了两本论文集，其中一本讨论早期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同时还论述了胡风、路翎和端木蕻良三位作家。我非常意外，不知道她在中国现代文学方面下了这么大的工夫。后来才了解，在加拿大读书时，这是她研究的论题。1977年回台湾后，在当时的戒严体制下，她当然不可能继续研究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所以，这个工作实际上只进行了一半。

这样，我们就看到，作为一个学者，施老师已经从古典文学转到中国左翼文学，再转到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她在每一方面的论著都不是很多，但其成就却是为台湾学术界所公认的。

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新、旧千年之交，施老师竟然决定抛弃她花了十年心血的台湾文学研究。但我完全能够理解。当我们决定在学术上改变方向时，我们是为了拥抱台湾的现实，希望为此稍尽绵薄之力。哪里想得到，这种热爱台湾的心情竟被外国势力和少数有心人所利用，形成了一种排斥异己的台湾民粹主义，而且还反过来仇视中国。在这种气氛下，我们的研究根本无人重视，因为所谓台湾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立场的宣示，毫无客观性可言。十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想起来就难过。不但施老师想找个新方向透透气，连我都想躲回到古典诗的世界中了。

但施老师到底不能忘情于台湾，因此她转向了伪满的文学，想从这里入手，再回过头来全面探讨所谓的“大东亚文学”。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确实有必要对这种现代东方的殖民主义思想展开批判性的研究。施老师这一选择无疑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同时，也可以有力地驳斥台独派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美化。

然而，就在施老师发表了令人瞩目的三篇论文以后，她却似乎想要停笔了。学生（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学生）跟我说，老师，你应该让施老师再积极一些，我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说实在的，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随着环境的变迁，或主动、或被迫的改变研究对象达四次之多，谁能不感到疲倦呢？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的时候，我也同样感到非常泄气，不知道自己以后还能干什么？有一阵子只能天天读东坡诗集或刘禹锡诗集，几乎什么文章都不想写。况且，每一次面对大环境的变化而不得不自我调整时，其实都意味着生命的转型。当你对前途感到困惑，不知何以自处时，是很难提出什么见解的，只能静待着另一种生机的出现。我是这样理解施老师最近这几年的心情的。

我所以写了这样一篇似乎有些伤感的序，是想要让大陆读者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不可能一辈子生活在幸福之中，而一个学者也是一个人，如果能从这本书中读到一个真诚的台湾学者的心情，大概同时也就能体会六十年来的台湾并不像许多大陆同胞所想象的那么美好。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陈映真。有很长的时间，他同时不被两岸知识分子所理解，现在他长期躺在病床上，大概也无法知道世界是如何变化的。想起来，施老师，还有我，都是比较幸运的，我们都看到世界似乎越来越不一样了。因此我相信，以施老师坚韧的生命力，一定还能找到另一种新的生活样态。刘禹锡有句诗说，“桑榆虽已晚，为霞尚满天”，我常常以此自我激励。有一位年轻的大陆学者安慰我说，现在四十岁只能算半成品，五十岁才算成品，六十可以成神品，七十、八十就进入圣品了。这话让人听了高兴，但倒也未必不合乎时势。想到许多大陆学者一辈子历尽沧桑，现在都八十多岁了，还读书、写作不辍，自己哪能算老？施老师也不过比我大几岁而已，她愿意整理旧作出版，应该是一种“推陈出新”的行为，至少她许许多多的学生都如此期望，这，施老师应该是知道的罢。2012年10月3日

自叙

自从走进文学天地，我就遭遇到一个分裂的世界。开始的时候，似懂非懂地读着的诗词小说，是一个远离光复后台湾惨淡匮乏的小镇生活的奇妙所在。1960年代到台北念大学，现代主义文艺的热潮首先使我没头没脑地沉浸在艰涩的理论和翻译作品间，觉得那就是生命的真象，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它拒斥并独立于党国教育的愚眛黑暗，烦嚣的、精神贫困的小市民社会，以及这之上的白色恐怖。

就在同一个时候，我发现了隐没在白色恐怖里的战后台湾思想的后街——台北牯岭街旧书摊。从旧书摊幸存的、零星的“五四”以后，特别是三四十年代的大陆作品，我战悸地看到了文学史的禁区，一个左翼作家群活动着的艺术和思想的彼岸。在那里，有我未曾想象到的人间的苦难，呼吸灼人的生命气息，以及理想主义的召唤。

这禁忌的召唤，连同现代主义宣示的荒谬虚无、“没有理由的反叛”等等信条，于是在那政治肃杀的时日里，在我不知道国共内战的历史意义，更不知有世界性的冷战思维结构的情况下，在我的理解中，文学于是除了是艺术形式的创新实验，还成了从权威、从社会现状裂解出去的异议的、前卫的、甚至是危险的存在，一个穿越生活的此岸和彼岸，满布着新生和毁灭的场域。这信念支持我朝向时代的异端，朝向彼岸思想的深处走去。

在孤独彷徨的摸索过程中，能够缓解我内心的恐惧，帮助我对文学史禁区继续保持探求欲望的是课堂上，像奇迹一样出现的，渡海来台师长们的一些言谈和讯息。其中，最使我感激和无法忘怀的首先是系主任许世瑛老师。

许世瑛老师是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先生的长公子，因为这缘故，透过传闻，我们约略知道光复后来台筹组台湾省编译馆，为台湾复归中国文化付出巨大心力的许寿裳先生，来台两年后离奇不幸的死亡与他在台传播推介鲁迅思想及文学的关联。也因为这缘故，当许世瑛老师有次在课堂上谈到他求学的过程，无视于白色恐怖，让我们惊讶不已地以庄重尊敬的口吻，坦然提及小时为他开蒙，教他认字的是鲁迅先生，而后又借给我当时被列为禁书的《闻一多全集》，要我用心阅读学习。就这样，在我心底，那被“恐共”“反共”教育横暴地阻绝了的鲁迅所代表的文学世界，于是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两岸——现当代文学论集自叙〖〗0同样让我感激和无法忘怀的是带领我在图书馆角落找到《中国新文学大系》，让我惊喜地发现台静农老师年轻时写的《红灯》、《蚯蚓们》等小说的叶嘉莹老师。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次杜甫诗课上，读杜甫的长诗《乐游园歌》，当讲解完这首诗的结句“此身吟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叶老师突然从唐朝转过身，在黑板上抄了一首没有标题、没有作者，只注明“近人作”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除了比较这首诗的结句与千年前杜甫的感怀，叶老师还要我们特别注意诗中蕴含的强烈情思。而这首让我感觉不寻常的、谜样的“近人作”的诗篇，直到我后来到加拿大读书，才在图书馆里赫然发现是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诗。

离开台湾，到加拿大念书，终于可以在北美的东亚图书馆里看到台湾的禁书，走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断层。在急切的搜寻和阅读中，最先打动我的是东北作家群。除了因为同属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的缘故，还因为童年时从家中长辈游历“满洲国”的照片，看到山海关、残破的古迹，听过“康德”、“新京”、“奉天”之类感觉上不像中国历史地理的年号和都市，使我对那传说中的冰雪大地充满好奇。1972年我于是无师自通地写下了平生第一篇现代文学评论，写下我对端木蕻良及其小说中的土地、人民和历史血泪的礼敬和感动。接下来在众多的作家作品中，胡风、路翎这两个文学巨灵，激起我对久悬心中的理想主义者精神现象以及相关的左翼文学思潮的追踪考掘。就是在胡风的著作里，我找到他翻译的杨逵的《送报夫》，吕赫若的《牛车》，他的翻译和简短的引言，让我第一次读到日据时代台湾左翼作家和作品，深刻惊喜地认识和感受到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宽阔巨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当“文革”神话急遽消散，颠倒的历史不知又将颠踬到何方，七十年代末，带着困顿的心情我回到政治高压依旧的台湾。天翻地覆之后，再度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自知因为资料的限制，已不可能继续才刚起步的大陆现代文学研究。面对当时炽烈展开的乡土文学论战和党外反对运动，我不禁茫然地思索着长久以来在新、老帝国主义的宰制播弄下，现实上已然分断的两岸的过去与未来，思索着经由胡风翻译，艺术上、思想上曾深深震撼我的杨逵、吕赫若的两篇小说可能隐藏的台湾文学史的又一断层。于是在教学之余，我试着从历史的荒烟蔓草找寻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踪迹，找寻殖民统治和白色恐怖掩埋不了的社会主义的、因而是追求人的自由解放的文学的声音。

面对这近乎全新的研究课题，在研究资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为了较真确地理解台湾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我于是试着由比较熟悉和关注的知识分子问题入手，探寻他们在殖民统治下的社会、政治活动及相应的思想上的分化，而后较集中地考察文学结社，左翼文学思潮与殖民地普罗文学运动，向来被高估的日据时代殖民现代化与小说创作的现代主义倾向和颓废意识等问题。随着1990年代台湾本土化及台湾主体性意识的高涨，厌倦于族群议题的纷扰，厌倦于政客的翻云覆雨，我于是转而思考与之有关的、带给二十世纪东亚人民巨大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在文艺领域的统制操作，从中国沦陷区及傀儡政权“满洲国”的文艺政策和创作实践，审视所谓“解放”亚洲，所谓“大东亚文学”的梦呓和幻影。连带地，回到历史现场，根据1930年代初台湾话文和乡土文学论争的原始资料，检讨被认为历史地存在过的，有别于中国认同的台湾主体意识和共同体想象的发轫的这场文学论争的政治意涵及历史意义。

回顾收在这集子里的论文，它们的贫乏单薄和不成系统，在在显示我能力和努力的不足，只不过这些缘自于文学史的断层的思考，它的零散断裂，或许正可以作为我在两岸分断的处境下，彷徨于理想和现实，摆荡在生命与生活的此岸与彼岸的困厄心理的见证。在这中间，让我感受到最大的冲激和痛苦经验的是有关欧坦生小说的“出土”。

欧坦生是光复初来台的福建作家，来台后以笔名丁树南，从事理论批评工作。1999年台北人间出版社的朋友们为寻找白色恐怖殉难作家蓝明谷遗作，把1946到1948年刊登在上海范泉先生主编的《文艺春秋》上，署名欧坦生的六篇小说，认定为蓝明谷作品，要我写篇评论。当我读完送来的十几篇小说，发现它们不像出自一人之手，但在找不到确切佐证的情况下，我只能在文章后面加了个“附记”表明内心疑惑。文章刊登前，我在报上读到病重住院的范泉先生，强忍身心巨痛，“以左手食指推着右手”一字一字写下的《哭台湾作家蓝明谷》。过了几个月，我从1990年1月号《新文学史料》找到钦鸿先生的《记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看到欧坦生的介绍，才终于解决了这文学史的问号。2002年冬天，我突然接到欧坦生先生以本名写给我一封信，全信的字迹都是颤抖的，我于是想起了范泉先生在绝笔的心境下，左手推着右手一字一字写下他的深情悼念的形象。毫无疑问，两位文坛前辈的颤抖字迹和他们的文学志业，都会是镌刻在百年来政治暴力造成的文学史恐怖岩层上的碑记。

1987年台湾废止长达四十年的戒严令，在解严后稍稍舒缓的空气下，我曾把讨论胡风、路翎、端木蕻良的文章，以及一篇为计划中的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而写的导论性文字《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1923—1932）》，于1990年交由台北新地出版社郭枫先生出版，书名为《

理想主义者的剪影

因为清华东亚文化讲座同人的热情帮助，给予这集子出版的机会，老友吕正惠教授在百忙中为它作序，编辑过程中得到徐秀慧教授和蔡钰淩小姐两位台湾清华大学校友的大力帮忙。在此谨致上最深挚的感谢。施淑2012年中秋节于台北淡水河畔理想主义者的剪影—青年胡风

胡风，原名张光人，又名张光莹，号谷非，1902年生于湖北蕲春，1925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就读，后来到日本留学。1933年春间，日本取缔共产党，胡风牵连在内，被日本警视厅监禁数月后遣送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开始他的文学事业，在这之前，他曾以谷非、谷音、张古音、[1]鼓声等笔名写过文章。胡风从日本回国后，二十年中间，他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路线虽有过争执，但基本上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在政治上他是站在进步方面”，“一直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立场”，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反动的法西[2]斯文化作过斗争”，有过贡献。这情形到解放后却演变成一个戏剧性的终结：1955年7月，经过将近三年的波谲云诡的批判和反抗，胡风终于以“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名被捕下狱，同时被卷入这事件的文艺工作者约三十人，成为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大的一次文艺[3]整风活动。这次发动了整个国家的文化机构，而且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加上按语的运动，就像延安时期以来的历次整风一样，其间的矛盾和发展，自然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文艺政策，甚至于牵涉到[4]文坛的宗派恩怨，这些原因已有不少著述论及，可以不必重述。这里只想就胡风早年的思想倾向，探讨这事件的发生契机，这除了对整个问题可以有较直接的透视外，对于下面要讨论的胡风的文艺观点和批评，也可以提供基础上的了解。注释[1]关于胡风生平资料可参考：（a）文艺报编辑部辑录：《关于胡风反革命活动的一些事实》，《文艺报》第12号（1955），页1～2。（b）鲁喟然：《胡风事件的前因后果》，页1～2，香港，南风出版社，1956。（c）杨燕南：《中共对胡风的斗争》，页78～82，香港，自由出版社，1956。（d）赵聪：《胡风爆炸的火花》，见《大陆文坛风景画》，页79～82，香港，友联出版社，1958。（e）王章陵：《中共的文艺整风》，页99～100，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1967。（f）何家槐：《一贯反革命的胡风》，见《一切爱国青年起来投入肃清暗藏敌人的战斗》，页10～24，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2]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云：“胡风曾经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文艺活动，在政治上他是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在这方面，胡风有他的贡献。他的文艺思想，也不是全部错误的，在某些个别的问题上，也含有正确的成分。”《文艺报》第2期（1953），页3。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云：“胡风同志是很早就参加革命文艺活动的文艺工作者。他一直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立场，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他的文艺思想也曾接受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影响。然而，在文艺的某些根本问题上，他却一直保持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又说：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革命文艺界，本来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胡风同志的错误的严重性在于他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并不用它来检查和改造自己的思想，仍然积极地宣传他那些错误观点，用它们来和革命文艺的新方向对抗。这样，他和他的支持者实际上就成为一个革命文艺界内部的反对派了”。《文艺报》第3期（1953），页12。这两篇文章是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先锋，它们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3]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扩大会议决议，通过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及撤销其所担任的职务，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文艺报》第11期（1955），页29。1955年7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长彭真宣布胡风被捕，见鲁喟然：《胡风事件的前因后果》，页27，香港，南风出版社，1956。有关胡风集团作家，见杨燕南：《中共对胡风的斗争》，《“胡风集团”的阵容》章，页77～125，香港，自由出版社，1956。[4]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所下的按语，登于《人民日报》1955年6月10日。同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等四学部成立大会，通过建议政府依法惩办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决议。见《新华月报国内外大事记》1955-1960，V．2，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Wash．D．C．，1972。研究胡风被整肃的著述，除注①b—e外，可参考：Merle Goldman：Hu Feng's Conflict with the Communist Literary Authorities，China Quarterly，no．12(1962)，pp．102~137。D．W．Fokkema：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1956-1960，pp．21-26，Mouton，the Hague，1965．C．T．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2nd ed．，Yale Univ．Press，1971，pp．304~308，326~336．一

关于胡风的出身，据他1941年为一个外国杂志的征文附带写的一篇自传说，他出生在一个早已破落的世家，父母亲靠做豆腐维生，父亲性情刚直，治家非常严厉，而他的贫农出身的母亲，则是个慈善而多感的女人。他的大哥是个能干的做面的手艺人，二哥是个勤劳的佃农，因为这两个兄长的努力，他们家才“稍稍宽裕”了起来，不过在生活上仍是“受着绅士们底威胁”。由于劳动力不足，幼年的胡风[5]曾做过牧牛、看守稻子一类的事，直到十一二岁才被送进村学就读。根据这自传，胡风的阶级成分是不错的，可是在1955年整肃胡风运动全面展开时，《湖北日报》登出一篇文章，对胡风的家庭背景却有完全不同的说法。据该文报导，胡风一家远非“稍稍宽裕”所可形容，相反的，他的大哥是个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靠窑业、作坊、高利贷剥削当地乡民，因此被称做“五毒”、“恒丰湜内一霸”。至于他二哥，则是个不劳动、雇长工，被当地人称之为“细心细肝，面善心恶”的[6]狡猾地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一边可能经过爱与回忆的修饰，另一边可能为达到政治目的而有所膨胀，很难用为进一步探讨胡风早年生活和思想发展的根据。这里只有从他的时代和他早期的创作，寻找他由一个闭塞的村童如何走入文艺天地的一些消息。

像“五四”以后的许多作家一样，胡风在青年期是以诗人的姿态出现的。1937年他以《野花与箭》为集名，收辑了一些他早期的作品，在《题记》中，他希望读者把那些诗看做“曾经消耗了作者底少年生命的所爱和所憎底片影”。此外，他录下了当年他写在那些诗的抄本前的题词，其中有一条说：我底少年生涯是销磨在颓垣恶草中，这儿所留的是在那无路的颠仆里寻路的痕迹。虽然是毫不美观的伤痕啊，但它们却隐隐记着我“过去的悲哀”了。

在另一个抄本前，少年的胡风先引了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一段话，“我们生活中的精神痛苦，完全由我们永远是孤单的而来，我们一切的能力，我们一切的动作，简直只向着驱除寂寞的趋势走”。接着，他加上自己的表白：至于我，我徒然将我全个儿奉让的心愿，徒然将我灵魂的一切门户洞[7]开。然而我简直不能达到将我安置的地点。

这些题词加上那时而灰暗、时而激愤的诗篇，我们看到了一个大约可以称作“五四”精神特征之一的少年漂泊者世界，这是胡风在我们面前出现的第一个面影：寂寞、彷徨、不彻底的反抗和过多的叹息。1934年，他为《文学》杂志周年增刊写的《理想主义者时代底回忆》一文，曾大略叙述他早年的文学活动和思想变化的情形，文中他把自己从日本回国以前的阶段形容作“先天不足的理想主义者”，据他解释说，那是因传统的乱世文人逃避现实的“遗世”思想，加上“五四”运动后的思潮所给他的“没有注释的光明”而形成的一种心态[8]。这个阶段，是胡风的文学事业和思想的奠基时期，在时间上，它与被称作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伟大的十年”（1918—1927），大致上相合。就像新文学运动在这十年间经过许多复杂的变化，胡风个人的思想和生活在这期间的发展也是曲折的。下面我们来逐步探讨它的经过情形。

在村学里读了几年艰深的古文之后，大约在“五四”运动那年，胡风考入县城里一个新式的公立小学。一年后，因得不到满足，他反抗了家里的意见，跑到武昌去进中学，这时是1921年，胡风十九岁。对于这段不安定的求学生活，他后来解释说：当时对于一般以“法政专门”为唯一志愿的地主少爷们有了强烈的反感，在专门教《左传》《古文辞类纂》的小学里面又住不下去，只是隐约地想[9]着一定有更明亮的地方，因而跑了出来罢了。

这时“五四”运动已过去了两年，但是到了武昌后，在他就读的那个中学里，胡风发现他所向往的光明，只不过是在选本古文之外再加上一些繁重的课目，还有就是些成天在外面结交小政客的前辈以及热衷于学说英语的同学，他们当然不能成为胡风的同类。幸而这时新文艺作品大量出现了，他“狂热地像发现了奇迹似地接受了它们”[10]，让“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东西”在他“单纯的脑子里面跳

[11]舞”。这时，胡风结交了一个叫S君的同学，他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他们读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读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也读自由派的《努力周报》，思想上可以说是兼容并包。他在这段时间的生活，据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因“五四”运动退潮期的低回忧郁的情调在文艺里强烈地出现，加上他母亲的亡[12]故留给他的深沉的悲哀，使他“陷进了近于悲观的忧郁心情”。由于这缘故，这时他觉得使他“真正接近了文学也接近了人生”的两部作品是：冯雪峰、汪静之等人合著的《湖畔》诗集，以及王统照的小说《一叶》。他认为：前者教给了我被“五四”运动唤醒了“自我”的年青人底感觉，救出了我被周围的生活围困住了的心情；后者所吐出的幻灭后的叹息，恰恰提醒了[13]我在生活里面追求着什么的意识，使我很久地感到无名的怅惘。“人”的发现和“自我”的意识，这是胡风后来在评价“五四”文化运动时屡屡提到的，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讨论到。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年轻的胡风在踏入新文学的园地时，吸引他的并不是充斥当时[14]文坛的恋爱小说，不是以“礼拜六派”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故事，而是偏向较严肃的、当时的新青年的呼吸的一面。在他上面提到的作家中，郭沫若这时正沉醉在“生底颤动，灵底喊叫”的巅峰，在缪斯的感召下，狂热地挹取那“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来创造那“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15]的诗篇。胡风这时读的《女神之再生》就是藉女娲补天的神话，歌颂创造一个新的太阳的诗剧。另一边，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这四位“湖畔”诗人，则是生活在诗里的梦幻的年轻人，他们以抒情的调子，在爱与大自然中尽情歌唱自我和生命的悲欢。比起上面两个世界，王统照的《一叶》是比较灰色阴郁的，这位属于“文学研究会”的诗人和小说家，一直在爱与美的憧憬中，以他不灭的热情探索有理想有幻灭的现实和人生。从上面胡风走近文学的方向来看，他所要求的是属于新时代的气息是很明显的，而在选择上他大致是倾向于理想和梦幻的一面，而不是热烈喧嚣的青春世界，虽然他承认自己曾“贪馋地”读过郭沫若。由这个倾向发展下去，他很自然地走入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Vasely Eroshenko）和冰心女士的世界。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写起冰心的《春水》式的小诗，据说不到一年他就[16]写满了厚厚的两个抄本。

爱罗先珂和冰心是二十年代初期常出现在北京《晨报副镌》的作者，在当时年轻的知识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尤其爱罗先珂的世界主义[17]和乌托邦信念，更被当作福音似地传播着。胡风在武昌读《晨报副镌》时（1921—1923），正是孙伏园主编的时期，除了爱罗先珂的童话和诗，还不断刊登他对旧俄文学、思潮和社会问题的演讲，以及关[18]于他本人的思想和生活的介绍。从爱罗先珂方面，胡风觉得感动的并不是他为一般人称道的近于童话和梦境的诗的世界，而是这盲诗人所预言的人类的“光明的国土”，其中最有力地打动他的是那些作品中“在黑暗重压下的人物向往那光明的国土的心”。从冰心方面，胡风特别珍惜的是她的“爱的哲学”，这使他生活里残存的封建感情被灌溉得开起了花，并使他“激动在大多数文学青年所经验到的如茁的[19]情绪里面”。不论是爱罗先珂的理想的安那其社会，或者冰心的概念化了的人生与爱的说教，胡风之接受它们，可以说是被时代的痛苦击中，因而急于追求明亮和解决的心理的表现。茅盾在检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创作时曾说，从1922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为止，“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那时的作者对人生问题的态度，已经由“五四”初期的热烈追求的气氛，一方面转化成“向一定的‘药方’在潜行深入”，另一方面则是“苦闷彷徨与要求刺激成了循环”。前者发展为“冷观的虚弱的写实主义的倾向”，后者的颓废面目则“狂热地风靡了大多数的青年”，然而不论外形上有冷观苦笑和[20]享乐麻醉的分别，在根本上其为苦闷彷徨则一。冰心的作品，大概可以茅盾所说的“药方”来形容，它之膜拜母爱、儿童，讴歌大海和自然，事实上是不敢正视人生，而以想象取代现实的思维上的神秘化[21]的游戏。由于这缘故，胡风虽热心地写《春水》式的小诗，企图把现实生活的挫折和刚失去母亲的悲哀，化解于泰戈尔似的东方神秘和对大自然的礼赞，但问题并不能因之解决。对于这矛盾的心理，他有一段很好的自白，他说：冰心女士底皈依是从她底对于现实生活的感激而来的，而我底则恰恰相反：被像爱罗先珂底作品里面那样的沉重的空气压迫得呼吸都不能自如了，因而逼上梁山地幻想着孑然地站在绝顶上向遥空虚抱。所以并不能忘记身边[22]的现实。

他这时期写的诗，我们无缘读到，不过从他诗集中最早的两首诗《儿时的湖山》和《赠S》（1925），仍然可以看出他这段自白里所表现的，那因青年期的夸张和过早的被现实击败，以至于梦幻地转向遥空虚抱着理想和解救的影子。可以想见，他在那自我的独立王国里应该流连过不短的一段日子。不过随着阅读的增广和现实经历，胡风的社会意识逐渐抬头了，在这中间，促使他从孤独的绝顶走入人群的是1923年吴佩孚屠杀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惨案”。那时胡风二十一岁。

比起上海和北京，胡风当时就读的武昌，在文化活动上是逊色的。“五四”运动后，当新文艺刊物和文学团体像雨后春笋似地出现全国各地，湖北省却相当岑寂，以武昌而论，它发行过的少数几个刊物，像“星野社”的《星野》（《江声日报》副刊），“鞮声文艺社”的小型月刊《鞮声》，武昌大学“艺林社”编的《艺林旬刊》，都在1924[23]到1925年才出现，那时胡风已远离了武昌。可是作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它的光辉传统却被具体地保存在工人运动的新形式里，这活动被当地的早期共产党员恽代英、黄负生、林育南、李伯钊等人秘密组织和支持着。早在1919年，恽代英就在武昌成立利群织布厂，团结工农青年。在学生运动方面，恽代英等也于同年先后组织了“互助社”和“共存社”，并以工读互助的方式办了“利群书社”，代售进[24]步刊物，此外又发行《互助》、《我们的话》及主持《武汉星期评[25]论》，向知识青年传播社会主义思想。1921年夏天，湖北黄冈举行各地进步青年组织联合代表大会，毛泽东当时在长沙主持的“文化书[26]社”和恽代英办的“利群书社”，都曾派代表参加。1920年左右恽代英等又以学生为对象，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配合《武汉星期评论》，宣传有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支持学生和工人运动，讨论当时青年们关心的妇女解放、恋爱与婚姻自由等问题。直到1923年《武汉星期评论》停刊为止，恽代英、陈潭秋、董必武、萧[27]楚女等时常在上面发表文章，颇为社会注意。这刊物对胡风影响很大，他自己承认因它对于社会现状的揭发，使他“有了当时青年人所[28]有的愤激”。以胡风的年龄和他的不安于现实的倾向来看，他在武昌时除了读《武汉星期评论》和其他进步刊物，很可能还介入学生和工人运动，参加秘密组织。就在这种环境下，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而引起的大罢工爆发了，吴佩孚手下的湖北督军萧耀南和京汉铁路管理局长赵继贤等，在武汉工人罢工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23年2月7日，以血腥的屠杀结束这次罢工。这就是有名的“二七惨案”，是中国工人第一次有组织地从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的运动[29]。在这次运动后，胡风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分工会的代表》呈献给牺牲者，它发表在当时被称为四大副刊之一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这是胡风第一次发表作品，发表时用的是本名张光人[30]。“二七惨案”过去了，胡风也离开了那在他眼里“只是一片灰白了的武昌”，这是他第二次违反家里的意思，这次他到被当时南方的青年视为学艺圣地的南京，他在那里呆了两年多（1923—1925）[31]。就像他在武昌的生活结束于“二七惨案”的怒火中一样，他在南京求学的日子结束于影响更深远的上海“五卅惨案”。他的生命是与苦难的中国现代史一道成长的。注释[5]《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页191～192，上海，希望社，1946。这书解放后改名为《剑·文艺·人民》，1950年由上海泥土社出版。[6]《文艺报》第12期（1955）转载，页17～19。[7]《野花与箭》，页i-ii，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8]《文艺笔谈》，页399，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9]《文艺笔谈》，页400，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10]《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页192，上海，希望社，1946。[11]《文艺笔谈》，页401，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12]《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页192，上海，希望社，1946。[13]《文艺笔谈》，页401，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14]茅盾曾以笔名郎损在《小说月报》12卷8号发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统计1921年这3个月中120余篇小说的题材，结果是：“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全数百分之九十八”，可见当年恋爱小说盛行之一斑。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册《小说一集，导言》，页9引，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15]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合著：《三叶集》，页6，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16]《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页192，上海，希望社，1946。《文艺笔谈》，页401，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17]请参考周作人：《爱罗先珂君》一文，《泽泻集》，页77～95，香港，汇文阁书店，1972影印。这篇文章可代表当时中国知识界对爱罗先珂的了解和态度。[18]从1922年3月到1923年4月，爱罗先珂多次在北京演讲，讲稿翻译皆发表于《晨报副刊》，详目见《晨报副刊分类目录》，《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页505，521，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这些讲稿后来以书名《过去的幽灵》出版。[19]《文艺笔谈》，页401，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20]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册《小说一集，导言》，页12，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21]草川未雨：《繁星和春水》一文评冰心这两本诗集云：“其表现是犹疑恍忽的，是模糊的，对于人生，社会及自然未曾敢肯定过一下儿，只是站在一旁说话，因为不敢肯定，所以说出来的话多是离开现世的玄想，因之走到恍忽的路上”。又说冰心“不敢正视人生，只想去创造神奇”。见李希同编：《冰心论》，页78～79，86，上海，北新书局，1932。[22]《文艺笔谈》，页402，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23]关于“五四”以后全国文艺刊物、文艺团体概况，请参考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册《小说一集，导言》，页5～8，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湖北这几个刊物的创刊日期各为：《星野》1924年9月，《鞮声》1925年4月，《艺林旬刊》1925年1月。[24]栖梧老人：《“二七”回忆录》，页8～9，北京，工人出版社，1957。沈葆英（恽代英妻）：《同代英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文末附恽代英小传，见陈琮英、李星华等著，《烈士亲属的回忆》，页38，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25]《五四时期武汉进步刊物·团体》，《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页484～4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6]沈葆英（恽代英妻）：《同代英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文末附恽代英小传，见陈琮英、李星华等著《烈士亲属的回忆》，页38，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27]《“二七”回忆录》，页29～30。《五四时期武汉进步刊物·团体》，《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页485，487，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8]《文艺笔谈》，页402，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29]胡华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页34，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30]《文艺笔谈》，页402，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文章标题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页677，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1]《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页191～193，上海，希望社，1946。《文艺笔谈》，页402，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二

1923年2、3月间，胡风到了南京。以一个二十一岁的文学青年，带着《春水》似的诗情，爱罗先珂启示他的光明国土，还有记忆犹新的“二七惨案”，这只五四的漂鸟投赴当时“以它的新精神在全[32]国驰名”的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开始他生命中新的一页。

当胡风第一次违背家里要他成为一个清闲的读书人的愿望，从蕲春县城跑到武昌，这可能只是单纯的青少年期反抗心理的表现，在意识上，他除了成长期的朦胧的不安和不快乐外，未必有个一定的思想或方向。因此他虽不满于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上以法政专门代替科举出身的庸俗的市民观念，反抗子曰诗云之后的那个窒碍难通的、甚至于可笑的封建世界，对于自己的生命和社会的观念，他这时可能是相当模糊的。这情形正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种被“生活围困住了的心情”，一种“在生活里面追求着什么的意识”，除此之外，他大概再也没有更清晰更具体的抱负存在。可能由于这缘故，他到了武昌后再度对现实失望时，才会狂热地投入书刊中，在“五四”运动给他的“没有诠释的光明里”，扮演苍白的理想主义者的角色，在诗和小说里“接近了人生”，而不是从实际行动中找到拯救。在这情形下，“二七惨案”对他可以说是个春雷，蛰伏在自我的小天地中的他，终于得探出头来看看他所生活的中国了。带着这新的视觉，胡风到了南京，他的思想和行为不能不发生显著的变化。

东南大学附中是个实行道尔顿制的新式中学，学生可以自由选课，胡风选修新文艺班，和巴金同期。在就读期间，他结识几个在人格上和思想上给他很大影响的朋友，其中他特别提到的是叫W君和Y君的两个人，他说他们使他“更多地知道了更关切地触到了社会”[33]。根据胡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纪念革命中光荣牺牲的同志所写的长诗《安魂曲》，这两个人可能是宛希俨和杨天真。我们从这首长诗，可以看到胡风在南京时思想和心理的大概，以及上述二人给他的影响。在纪念杨天真的一段诗里，他这样写：一九二三年对于我们青少年的一群算得是一个回春的季节我像一条醒来了的土蛹感到了一股暖意我醒开了眼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你——你，一只正在试飞的蝴蝶

从这一节诗，可以看到1923年工人运动在胡风心目中的意义，也可以看出他遇到同好时的欣喜之情。诗中接着写他们一起生活的情景，那时杨天真每天上下课都带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胡风经常与他……一道到书店街去找过了一家又找另一家像是在冬天去找火种抓在手里就感到一股暖气

这种激情的日子，在理论与理论间生发着社会和革命的意识，毕竟脱不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因此在纪念宛希俨的诗节里，我们读到这样的句子：多情的时代但却是幼稚的时代当毛泽东思想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你离开了那个僵死的三段论法却祇能跌进了热情没有生根的“唯物主义”

根据上面的叙述，在南京的这段时期，应该是胡风开始关心社会主义学说的时期。当他在武昌时，他虽然看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和《武汉星期评论》，而且由恽代英等组织的“利群书社”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可能接触了一些进步刊物，但那时他刚由小县城出来，对于社会主义学说，他可能只像对待胡适等主办的《努力周报》或其他读物似的一视同仁，当作一种新的思潮去接受而不会注入特别的关心。此外，从他的《自传》和《理想主义者时代底回忆》等文来看，那时正在失母的哀痛中的他，占去他的心灵的是文艺作品而不是思想方面的论述。因此在武昌时，胡风似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了解，如果有，也可能不会超出爱罗先珂所传布的人道的、空想的安那其思想的范围，这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知识界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下面会讨论到。可是等到胡风到南京时，情形就改观了，这时他遇到了杨天真、宛希俨等加入了共产党而且把生命献给革命的朋友，他会正式研读起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事，虽然他可能像宛希俨一样，在阅读时脱离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因而“祇能跌进了热情没有生根的‘唯物主义’”，像他后来在诗中所指出的。这其间的情形，我们可以由《安魂曲》得到一些消息，在纪念杨天真的诗节里，胡风回忆他们共同读《国家与革命》时的情形：虽然我知道你不会读懂它正和我没有能够读懂它一样的但我还是觉得很高兴看到你把它夹在手上就彷彿隐隐地听见了一个声音：“是的，我们的生活将成为另一个样子[34]我们的路上将要出现完全不同的东西……”

关于胡风在南京时可能读到些什么社会主义思想著作，在他没有具体说明的情形下，只有从当时出版界有关的译介来推测。到1925年胡风离开南京为止，一般说来，除了杂志和报刊上不计其数的介绍[35]和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的并不多，不过他们一些较基础的、发生普遍影响的作品，有的已部分的或全部的被翻译出版，其中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劳农政府之成就与困难》等，这些都有单行[36]本或在刊物上连载。除此之外，根据上面引的诗所说，胡风与杨天真在一起时，杨天真上下课都带着《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情形来看，他们那时候除了读中文翻译之外，是直接由外文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因为这书直到1927年才有李春蕃（即柯柏年）的全译，而且是在汕头《岭东民国日报》副刊《革命》连载，它的单行本要到1929[37]年才出现。从这一点来看，胡风在这阶段交往的朋友中，他们的阅读范围可能相当广泛，相当前卫，耳濡目染之余，这向往光明的“先天不足的理想主义者”，可能多少吸收了些他迫切需要的进步思想的营养了。

在社团活动方面，“五卅惨案”以前的南京，影响较大而且与社会主义运动有关的应属“少年中国学会”。这个组织1919年成立于北京，1924年总会迁到南京，直到1925年解散为止，它的会员和分会遍布全国，当时曾有“网罗天下人才”之称。早期的共产党员有不少加入其中，如李大钊是发起人之一，恽代英、邓中夏、黄日葵等则积极参加它的活动。学会的宗旨是反对政治斗争，提倡社会事业，企图通过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和振兴实业来改造中国，对象是正在高等学校读书或从事文教工作的知识分子。由于它在思想方面提倡兼容并包，不赞成确定一种主义，因此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透过这个学会，在争取、团结和改造青年学生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1924年它的总会迁到南京以前，南京的分会曾创办过《少年世界》月刊，又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联系，发行《少年社会》，提倡实际社会活动，主张教育救国。这两个刊物和学会本身的机关杂志《少年中国》月刊，对于当时南京的学生运动发生指导的作用。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和上海的会员开会决议“到青年中间[38]去”，积极向学生灌输民族主义教育。胡风就在这个时候到了南京，他就读的那以“新精神”闻名全国的东南大学附中，想必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有关，因为二十年代的中国，凡新的与进步的，几乎与社会主义脱不了关系。

从理论到实践，这是每个革命者的必经之路，像惊蛰之后“醒来了的土蛹”的胡风，终于在南京正式参加学生运动了。而后，当“五卅”的大浪在上海掀起，他觉得整个社会都跳动在他面前，他“沉进了人群底海里，忘掉了一切”，在那反军阀反资本主义的怒潮中，他[39]成了南京市“奔走在街头和工厂里面的青年学生中间的一人”。比起两年多前他以一篇小说追悼“二七惨案”的死难者，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他是个实际付诸行动的斗士。就在这个时候，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解放斗争的革命先锋队的一员，那[40]时他二十三岁。在这些行动后面，有整个动乱的社会现实在推动和支持他。“二七惨案”后，全国的工人运动暂时陷入低潮，但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混战却方兴未艾。从1923年到“五卅”以前，北方政坛先后发生了1923年10月曹锟贿选的闹剧，“猪仔国会”、“猪仔议员”的称呼，成了当时政治局势的一幅漫画。接着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玉祥倒戈，属于英、美势力的直系溃败，1924年底，北京成立了奉、皖两系军阀扶持的段祺瑞临时执政政府，在日本人的羽翼下垄断了北方政权。同一个时候，南方发生广东商团叛变，逼迫孙中山下野，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并杀害大批示威游行的群众。在这天下大乱的局势中，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接纳共产党的意见，宣布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斗争目标，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政策，形成第一次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推动了群众革命运动，农民运动方面以湖南、广东为中心迅速地发展起来，工人方面则由1924年7月广州沙面工人反抗英国人的剥削而引起的罢工，把工人运动带到复兴时期。这新的情势发展到1925年，终于由反抗日本纱厂残酷压榨中国工人的大罢工为导火线，引发了震撼全国的五卅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高潮。这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市民纷纷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和示威游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从1925年6月起到1926年10月为止，坚持了将近一年半的广州与香港工人联合的省港大罢工，以及1925年6月为抗议“五卅惨案”和援助香[41]港工人，被英、法、葡军队杀伤两百余人的广州“沙基惨案”。从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里，当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抬起头来，他们看到的是如上的悲惨现实，武汉“二七惨案”曾引起他那属于“当时青年人所有的愤激”，这一次，当然更不能例外。

混乱的社会现实加上新的思想的影响，暂时把胡风从忧郁的深渊解放出来，这情形生动地表现在他在南京时所写的诗里，其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种期许的心理。在他1925写的《儿时的湖山》这首诗里，我们读到当他重访那使他觉得“惨然”的故乡的湖山之后，对自己、对未来下了这样的一道挑战的誓词：解放你底灵魂啊，要一个赤裸裸的你，唤醒你底国魂啊，要一个热烘烘的你，打倒这世界上庞大的木头神啊，要一个雄赳赳的你。你有四海为家的浪子啊，[42]归来何为！

紧接在这期许的心理之后，是热切的追求。在他同时期写的《赠S》里，胡风先劝告他在武昌时认识的朋友：“莫看天上的云／为苍狗／为河岳／它是太容易变了／稚弱的你／经不起诱惑呀”。接着他唱：朋友啊，也不要太信任了那渡头的舟子，河水东西流，浮云上下游，他盲目的生涯，怎能指示你前途的风波呀？

浮云流水，加上渡头的古舟子，正是文学少年们行吟不已的场所，在这里，胡风是决心与之告别了。为了服从时代的命令，他们必须前进，必须在跋涉中以荆棘刺出的血来破除“长途的静寂”，在死亡中“领略到牺牲的意味”。带着这决心，胡风从《春水》、《湖畔》的世界走出来，展开在他面前的道路是：天涯海角，有颗明星，朋友啊，捧着颤动的心，沸腾的血，严霜之夜冷月下，[43]我们寻去吧！

在上述的期许和追求的心理下，被远大的未来吸引，胡风结束他在南京奔走于工厂和学生运动的日子，1925年暑假，他考进“五四”以来被全国青年看成文化圣地的北京大学。从湖北蕲春乡下到北京，不到十年的时间，他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他所要求的跟鲁迅及其追随者并没有两样，那便是冲开黑暗的闸门，到光明的地方去，可是当他终于到达了心目中的光源所在的北京，他得到的是更大的失望和失落。在进行讨论这问题前，我们必须先看看胡风在南京时思想发展的另一情形。注释[32]《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页191～193，上海，希望社，1946。《文艺笔谈》，页402，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又杨燕南书，杨燕南：《中共对胡风的斗争》，页78，香港，自由出版社，1956。又据《理想主义者时代底回忆》一文云，胡风把小说付邮后就离开武昌，小说发表时他已到了南京。这篇文章登于1923年3月29日和30日的《觉悟》，因此他是在这以前到南京的。[33]《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页193，上海，希望社，1946。《文艺笔谈》，页403，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34]以上所引诗节各见《安魂曲》，页12～15，48，华北，天下图书公司，1950。[35]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云：“‘五四’运动以后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变成一种最时髦的事情了。各种流派都有人介绍。如雨后春笋似的出版物，几乎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个问题，有的三言两语，有的连篇累牍”。《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册，页5～7，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6]关于马、恩、列著作中译情形，详见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页442～443，452～454，北京，中华书局，1957。[37]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页455，456，北京，中华书局，1957。[38]《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页235，237，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9]《文艺笔谈》，页403，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40]见《文艺报》第11期（1955），页4；鲁喟然：《胡风事件的前因后果》，页2，香港，南风出版社，1956。赵聪：《胡风爆炸的火花》，见《大陆文坛风景画》，页80，香港，友联出版社，1958。[41]以上史实详见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三、四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梁寒冰编著：《中国现代革命史教学参考提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章，页50～6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6。[42]《野花与箭》，页4～5，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43]《野花与箭》，页7～8，10，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三

由于在东南大学附中念的是新文艺班，因此胡风除了被时代的浪潮推动，热切地寻求革命思想的火种之外，他那被“五四”文化唤醒了的自我意识，同时采取另一个姿态在成长着，那便是文学为他打开的内心世界。他后来在回忆南京生活的文章里说，那时他除了更多和更关切地接触到社会问题之外，他“对于文学的气息也更加敏感更加迷恋了”。又说：这时候我读了两本没头没脑地把我淹没了的书：托尔斯泰底《复活》和厨川白村底《苦闷的象征》。恋爱和艺术，似乎是表现人生里面的什么至上[44]的东西的两面，和我的社会行为渐渐地矛盾起来了。

这是胡风第一次“明确地”感觉到存在于他生活中的矛盾。从他这段话所说的“至上的”东西，还有前面讨论过的他在这阶段中的思想发展，我们知道他遭遇到的应该是进步的世界观和知识贵族的心灵生活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它之所以发生，正如胡风之接近社会主义思想一样，可以说是被他的时代以及被“五四”文化的内容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前面曾提到，当胡风在武昌开始接触新文学作品时，引起他兴趣的并不是鸳鸯蝴蝶的爱情故事，而是属于新时代气息的东西。此外，在选择上我们还发现他比较倾向于理想和梦幻的一面，而非青春的激情与狂想。从表面上看，这在当时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为代表的两大文学潮流中，是属于“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的一边，而非创造社所标榜的“狂风暴雨”式的浪漫，因此他从文学方面所受的影响似乎应与真实人生靠近，而不致陷入反抗和破坏的激情，或在颓废的深渊中沉沦，像创造社诸人一样。可是我们若历史地、社会地考察这一问题，当不难发现不论是以改造人生为出发点的文学研究会，或高唱自由浪漫的创造社，它们的作品，都是对1920年代初混乱的中国现状的一种情绪上的和意识上的反拨，因此可以说它们都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的批判者，它们间的不同只在表现的方式，那便是王瑶所说的：“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想从现实人生的认识里寻求改[45]革，创造社的作家们想用他们的热情来叫出改革的愿望”。此外，就组成分子来看，两者都是辛亥革命后知识阶层第一次分裂后的欧化派人物，他们除了在反国故、反封建的立场一致外，在思想根源上可以说都逃不出资本主义思想的范围，在文学的营养上，他们吸取到的大致是他们觉得迫切需要的而事实上未必能拯救他们的精神的偏方。关于这整个情形，鲁迅说：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是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 Wilde），尼采（Fr．Nietzsche），波特莱尔（Ch．Baudelaire），安特莱夫（L．Andrev）们所安[46]排的。

这是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为首的文艺从事者的一般处境，也是他们的心灵生活的场所。在这条件下，胡风从他起始接触到的中国作家的世界很快抵达厨川白村和托尔斯泰的“异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他会被后者的人道主义和前者那融柏格森和佛洛依德思想于一炉的艺术理论，“没头没脑”地淹没，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只不过是到达他的前行者的“五四”作家们所来自的创作力量的源头，只不过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文艺上的万神庙的所在而已。就在这万神庙里，胡风接受了“世纪末”的文艺醴泉的洗礼，在异邦诸神的护卫下找到了心灵的归止，但最后终于发现这一切和他的社会行为相抵触，这个问题一直纠缠他到日本留学后才解决。为了较具体地了解其中的症结所在，我们必须对当时的文学团体的各种主张，还有当时文艺思想的一般动向作一简单的考察。

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47]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如劳农一样。

这是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态度，也是它对文艺创作的基本观念。在这些信念下，文学研究会除了提倡“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48]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的创作，还注重西洋文学批评和翻译，他们接办当时已发行了十几年的《小说月报》，加以革新和扩充，使它成为新文学运动后的第一个纯文学杂志。在《改革宣言》中说：“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潮流之趋向，讨论中[49]国文学革进之方法”。在相同的意念下，他们又发行以翻译介绍为主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企图根本铲除以消遣主义的眼光来看文学，在丛书发行缘起里，他们进一步提出对文学的看法云：我们觉得文学是绝不容轻视的。他的伟大与影响，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与之相并的。他是人生的镜子，能够以慈祥和蔼的光明，把人们的一切阶级，一切国种界，一切人我界，都融合在里面，用深沉的人道的心灵，轻轻的把一切隔阂扫除掉。唯有他，能够立在混乱屠杀的现世界中，呼唤出人类一体的福音，使得压迫人的阶级，也能深深的同情被压迫的阶级。他是人们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的介绍者。被许多层次的隔板所间断的人们，由他的介[50]绍，始能恢复这个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

这里所谓“人道的心灵”，“人类一体的福音”，“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等，可以看出文学研究会诸人除了相信文学的特殊的社会功能外，还把它看作是超越的、站在人类意识生产的最高处的东西，它可以说是人类心灵的世界语。根据这些观念，他们翻译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西洋文学作品，希望通过它们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谋我们与人类全体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在宗旨上是：夫将欲取远大之规模尽贡献之责任，则预备研究，愈久愈博愈广，结果愈佳，即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或有研究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51]生的艺术，两无所袒。

由于文学研究会是“五四”运动后第一个新文艺团体，也是维持较久影响较大的一个，它的主张和态度，对新文学的从事者和新的文学观的确立不能不发生一定的作用，它在翻译和介绍上不偏袒任何主义和思想的宗旨，也为新文学的万神庙立下一个大概的规模。虽然在创作上他们鼓吹写实主义，但在与“时代的呼号相应答”的前提下[52]，他们为新文学开辟出来的仍是块集当代文艺流派于一体的百花齐放的园地。上面鲁迅说的世纪末果汁之一的安特莱夫，就是首先经他们翻译进来的，而被茅盾认为带有社会批判意味的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像冰心的《超人》，则是尼采哲学的死硬的翻版，到了孙俍工1925年发表的《海的渴慕者》，它的主角便纯然以“‘安那其思[53]想’的说教者的姿态出现了”。

当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在五卅运动以前的中国，急于在作品里为人生的意义定位，创造社诸人则更进一步想在文学中升华他们的“内心的要求”。这个自称“没有划一的主义”的文学团体，它的成员与文[54]学研究会一样，都是“在社会的桎梏之下呻吟着的‘时代儿’”，不同的是，他们是直接被资本主义社会陶养出来的青年，都在日本留学时深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在意识上就带着更大的世纪末的色彩，对文艺的观点也更带着脱离现实之后的绝对化的倾向。关于前一点郑伯奇曾说，创造社诸人因为在国外住得长久，当时外国流行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哲学上，理知主义的破产；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失败”，终于“使他们走上了反理知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上

[55]去”。他这里把浪漫和反理知相同对待，正道出了创造社作品的热情憧憬和苦闷颓废的双重性质的根源，而这是资本主义思想发展到二十世纪前后的一般趋向。至于文学观点的绝对化，则普遍表现在创造社的早期理论文字中，他们虽在《艺术之社会的意义》，《文艺之社会的使命》一类的论文里，高谈文艺的社会功能和时代使命，但归结起来那观点不外是“精神上的粮食”，“统一人类的情感和提高个人[56]的精神”等等，基本上和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观并没有两样。此外，他们更进一步把艺术本身的性质抽象化和孤立化，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一文中，在提出文学对时代、对国家的两大使命后，又特别强调“文学本身的使命”，他说：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种美的文学，纵或她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们，而她所给我们的美的快感与慰安，这些美的快感与慰安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们是不能不承认的。

接着又说：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的智与意的作用赋税太重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到了干燥的尽处。我们渴望着有美的文学来培养我们的优美的感情，把我们的生活洗刷了。文学是我们的精神生活的粮食，我们由文学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欢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跃！我们要追求文学的全！我们要实现文学的美！[57]

这差不多可以当作新文学的万神庙的一篇祷词了。

经过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鼓吹，文学之为胡风所说的人生的“至上的东西”的观念是确立了，而这养成大量的缪斯女神的中国追随者。1923年崛起于上海的“洒社（Musai）”，在作为宣言的《洒临凡曲》声称：我们乃是艺文之神；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也不知何为而生；……[58]我们一切作为祇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

接着，1924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在他们的刊物中显示：“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现心灵[59]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在这些前卫的新文学播种者的努力下，一个蔚为壮观的普遍的全国的文学活动开始到来，从1922到1926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曾在西欧活动过的文学流派纷至沓来地传入中国，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新古典主义，甚至表现派、未来派等当时尚未成熟的倾向，都在[60]那时的文坛露过一下面目。于是那新文学的万神庙一下子拥挤起来，举凡上述各流派的宗师都在里头有一席之地，接受他们的膜拜者的四[61]时燔祭。这种文学空气，加上“五四”以后的新思想界对于欧洲哲学的介绍，这就产生了一批新的知识贵族，一批从混乱的中国现实游离出来的艺术的波西米亚人，在没有国界、没有阶级的“人类一体的福音”中，追求和享受那“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像文学研究会等团体寄望于文学的最后目的一样。对于这情形，瞿秋白曾说：“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的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智识青年。这种智识阶层和早期的士大夫阶级的“逆子贰臣”（按即“五四”运动的新知识分子），同样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结果，同样是帝国主义以及军阀官僚的牺牲品，同样是被中国畸型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所“挤出轨道”的孤儿。但是，他们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们和农村的联系更稀薄了，他们没有前一辈的黎明期的清醒和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62]——反而传染了欧洲的世纪末的气质。

这些站在历史的尖端，被畸形的社会关系挤出轨道的时代儿，在表现上与十九世纪中叶后聚集于欧洲艺术沙龙的流浪者十分相似，但二者的发展途径却刚好相反。那便是说：前者是巴黎公社革命后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是在幻灭的感觉下逃入自我和艺术的象牙塔；后者则是在他们原有的作为社会批判的“五四”启蒙精神的基础上，传染到了世纪末的疾病，因此当新的社会危机发生，他们往往会因本身的热度的关系，首先卷入革命浪潮里而成为时代的号角。创造社诸人在“五卅”之后，立刻成为革命文学的吹鼓手，立刻由高歌灵魂的新生的“凤凰涅槃”转向“普罗列塔利亚底文学”，就是对这一切的最好

[63]说明。在上述的条件下，在新的客观情势尚未成熟前，胡风发现他那置身艺术的象牙塔里的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这情形当他到北京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注释[44]《文艺笔谈》，页403，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45]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页53，香港，波文书局影印，1972。[46]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册《小说二集，导言》，页5～6，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47]《文学研究会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册，页75～76，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48]《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册《小说一集，导言》，页4，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49]《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册，页80，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50]《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册，页77，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51]《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册，页81，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52]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云：文学研究会“提倡血与泪的文学，主张人们必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册，页9引，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53]《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册《小说一集，导言》，页20，21，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54]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册《小说三集，导言》，页8～9，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55]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册《小说二集，导言》，页12，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56]详见成仿吾：《艺术之社会的意义》（1924），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1923）等文。张若英编：《新文学运动史资料》，页333～338，339～345，上海，光明书局，1936。[57]《新文学运动史资料》，页328，上海，光明书局，1936。[58]鲁迅：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册《小说二集，导言》，页4，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Musai为拉丁文缪斯女神。[59]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册《小说二集，导言》，页5，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60]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册《小说三集，导言》，页2～3，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关于新文学运动到1925年为止介绍西方文学理论和作品的情形，请参考B．S．McDougall：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1919～1925，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Tokyo，1971。[61]除了上面鲁迅所谓的世纪末的诸作家，郑伯奇在《小说三集导言》也列举了一些，详见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册《小说三集，导言》，页11，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62]《瞿秋白文集》第二册，页995，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63]《凤凰涅槃》为郭沫若诗剧，1920年写，1928年定稿，见《沫若文集》第一册，页32～44，香港，三联书店，1957。又瞿秋白云“五四”到“五卅”之间的这些新起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热度’关系，往往首先卷进革命的怒潮，但是，也会首先‘落荒’或者‘颓废’，甚至‘叛变’——如果不坚决的克服自己的浪漫蒂克主义”。《瞿秋白文集》第二册，页995～99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四

乘着“五卅”爱国运动的退潮，胡风在1925年的夏天到达北京，看样子他是一踏入这老舍的《四世同堂》的古城，就觉失望。在纪念杨天真的诗里，他写道：在五卅的热浪里面我们都喊哑了嗓子当我们一道走到了北京呼吸到的却是那么灰冷冷的空气我找不着那个“五四”的火光渐渐被旧中国底重压吸住了[64]陷进了追悼的哀伤里面

前后不过六年，在胡风眼中，“五四”精神在北京是整个的熄灭了。当鲁迅在“五四”运动后的第三年把北京形容作“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65]有趣味，而且甚至于没有好奇心”，六年之后，胡风的体验则是[66]“渺小地被浸在”一种“封建社会的氛围里面”。时间似乎是复辟了一切。这对于几年来一直活在“五四”精神的召唤里，而且刚从“五卅”的工人、学生运动中走出来的胡风，不能不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之陷入追悼“五四”的哀伤是可想见的。这样的，他在北大待了一年，找不到他要的，第二年，也就是1926年，他转入了以“新[67]鲜健康驰名”的清华大学，结果是“更得不到满足”。在他这两年灰色的生活中，北京并不是风平浪静的。1926年3月18日，北京群众和学生为反抗日舰炮击大沽口国民军，以及随之而来的英、美、日等八国公使向北洋政府提出自由航行权的通牒，在天安门前举行大示威，当队伍游行至国务院前，遭警卫开枪屠杀，事后段祺瑞下令通缉示威领导人李大钊、徐谦、顾兆熊等五人，令稿由章士钊起草，嫁祸共产党鼓动暴乱。这次运动，北京多数大中学都参加，有学生多人死亡，事后举行的盛大追悼会中，群众的悲愤之情为前所未有。这就是继“五卅”之后的“三·一八惨案”，也即鲁迅所称的“民国以来最黑[68]暗的一天”。当这惨案发生时，胡风适不在北京，他在大屠杀后的第三天才回来，回来后“看了死者们的血衣，悲愤不堪”，于是写了《给死者》一诗。这是胡风留下来的在北京时写的诗中，情绪最激动的一篇，最末两小节云：“我们底心颤动了／来呀，来呀／我们底兄[69]弟！”“我们底心愤恨了／来呀，来呀／我们底仇敌！”战斗的姿势，历历可见。

北大和清华的教育不能使他满足，依靠上述的假想敌来维持战斗的热情，毕竟不能继续太久，精神苦闷的胡风，这时又跌回他在南京时经历过的那作为“苦闷的象征”的艺术世界，他“渐渐地偏向到了能够寄托远思的文学方面”，而且开始接触西方古典文学世界。但作为一个被“五四”精神哺养起来的理想主义者，他的要求，自不能停止于那渺茫的古典世界。他的回忆文字里说：因为到底年轻而且还抱有对于生活的爱着，能够吸引我的依然是呼吸灼人的现代人底东西——用了农民底原生的韧力忍受着生活上的一切磨折的苏德曼底《忧愁夫人》，像漠漠的冰原似的又冷又硬的路卜旬底《灰色马》，我都在自己的独特的领悟下得到感激了。

这是与现实生活的呼吸相关连的一面，因此，在同样的心情下，他又“在中国新文学创作里面发现了真实的赤裸的人生和它底搏战”。与这相对的是一种心灵上的高蹈的追求，这表现在他对日本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的作品的感动里，他说：不懂当时的日本社会运动对于他的影响，因而也就不能够理解他望着维持“理想”底绝对存在的社会基础渐渐崩溃下去而流了出来的挽歌似的调子，也许正因为如此，有岛武郎在《与幼小者》里面对于“无劫的世界”的[70]顶礼，几次地读着它我都激动地流了泪。

一边是对于一个无劫的世界的顶礼，一边则感动于真实赤裸的人生的挣扎，这种对立的情绪，可以看出是他数年前同时感动于《湖畔》、《春水》等诗集以及《一叶》的延续，只不过他这时的心理是更复杂和曲折的。我们可以由他提到的这些作家和作品，来认识他所谓的对生活的爱以及他心目中的“现代人底东西”，究竟带着什么性质，这一点对于了解他的思想和感情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上面胡风提到的三个作家中，苏德曼（Hermann Sudermann）和有岛武郎是比较为我们熟悉的作家，而在上面引的话中，胡风也相当扼要地说明了他们的作品的精神，因此这里只需简单谈谈他们的思想。有岛武郎是日本明治末期崛起文坛的白桦派作家，这个由武者小路实笃领导的文学团体，受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影响很大，思想倾向上是肯定人生，主张以理想改造社会，因此被称作人道派或理想主义者。有岛武郎在英国时会见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P．A．Kropotkin），加入白桦派后即追随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进行改造社会的理想，后来厌世自杀。苏德曼是德国自然主义的戏剧和小说家，他从事创作时正好接着青年日耳曼（Young Germany）和青年黑格尔派（Young Hegelians）运动的余绪，因此作品中注意到经济生活的影响，重视人物的心理和性格的社会因素，同时还带有十九[71]世纪末再现于德国文学的狂飙（Strum und Drang）性质。从新文学运动后被介绍进来的外国作家来看，上述二人并无特别的显著之处，但路卜旬（Viktorovich Ropshin）却是相当值得注意的，我们可以从胡风之喜欢他的作品，掌握到他这阶段的思想发展的脉络。

路卜旬原名Boris V．Savinkov，是俄国大革命时代的一个恐怖分子，属于当时的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政治上极端反对沙皇和反对布尔什维克，思想上则受十九世纪末俄国神秘主义大师梅列日可夫斯基（D．S．Merezhkovsky）夫妇的影响。在十九世纪末的俄国现代化运动中，梅氏是个重要的领导者，思想上带有泛斯拉夫主义（Slavophilism）和东正教色彩，希望由宗教革命和立宪来改造俄国社会。他的追随者曾按这信念发起宗教哲学运动（Religious-Philosophical Movement），一时风靡了整个圣彼得堡。俄国大革命后，他们对立宪和宗教革命完全绝望，于是转而采取恐怖暴力的手段进行最后反抗，他们先后逃往华沙和巴黎，进行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在华沙时，路卜旬和梅氏门徒曾企图与波兰结合起来打列宁政府，但他们的用意不久就被波兰人唾弃。《灰色马》（The Pale Horse）出版于1909年，写的就是路卜旬在沙皇俄国的暴力恐怖活动的经历，1923年他又出版了《黑色马》（The Black Horse），写他流[72]亡国外反布尔什维克的情形。《灰色马》表现的是一个恐怖分子的内心生活，主角是个无神论者，他反对人间的一切道德和法律，甚至于连自己主持的暗杀活动和他们党的宗旨“土地和自由”，也没信仰，他所有的只是怀疑和厌倦，只是一种“异样的淡漠”的感觉。对他来说，生命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话，因此他把一切诉诸手枪，包括他自己的生命在内。这小说的翻译能够在1923年逃过北洋政府的检查网，发行全国，不能不说是个大讽刺，而胡风之被他吸引，主要该是那虚无暴烈的思想的魅力所致，也就是他所说的“像漠漠的冰原似的又冷又硬”的感觉。关于这点，郑振铎在译本《引言》中曾云他译这部书的原因有二，第一是他受了书中大胆直率的思想与美丽真切的艺术所感动，其次是：我觉察得佐治（按即主角）式的青年，在现在过渡时代的中国渐渐的多了起来。虽然他们不是实际的反动者，革命者，然而在思想方面，他们确是带有极浓厚的佐治的虚无思想的——怀疑，不安而且漠视一切。这部书的介[73]绍，也许对于这一类人与许多要了解他们的人，至少有可以参考的地方。

按照这段话，《灰色马》的思想倾向在当时中国的青年中是相当普遍的，甚至于已成了社会问题，这与瞿秋白指出的当时迅速发展起来的波西米亚青年，情形大致相同。就社会因素而言，《灰色马》的精神现象既发生于大革命前的俄国，处于过渡时期的二十年代的中国，对它无疑是个发展的温床。此外，作为一种向往或一种解决方式来看，暴力和理想也许可以看作是当时较进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要求的两面，就像虚无主义和人道主义同时蓬勃地发展于二十世纪前后的俄国一样。由这些情形看来，可以说胡风只不过是拜时代之赐的一匹“灰色马”而已，他之一方面感动于那带着人道的微温的无劫世界，一方面又被那掌握死亡权柄的灰色马吸引，在根本上并无抵触。从这表现在精神上的双重性质，我们找到了青年期的胡风的内心生活实况，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发展，与二十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布有密切关系，因此这里必须对这个问题稍加探讨。

无政府主义思想被介绍到中国是先于马克思主义的，早在1912年，刘师复就先后组织了“心社”、“晦鸣学社”，发行刊物《晦鸣录》（后改名《民声》），开始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到了1917年，北京大学学生组织了“实社”，出版刊物《自由录》，这时“实社”和南京的“群社”、广州的“心社”，曾被称作鼎足而三的“极端自由的小[74]团体”，颇引起社会注意。如果我们以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为中国最早[75]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那么无政府主义在这时早已成为宗派了。从1920年到1923年，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因为它的几个主要刊物都在这段时间出现，如《民钟》、《学汇》（北京《国风日报》副刊）、《工余》、《互助》、《奋斗》等，其中《民钟》维持最久（1922—1927），影响最大。除了这些明白地表现立场的刊物外，还有些杂志在宗旨和内容上都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如《北大学生周刊》，还有前面提过的《少年中国》月刊等。据统计，1923年以前全国发行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有七十多种，这还不包括翻译，无政府[76]主义的组织则超过二十个，可谓极一时之盛。当时北洋军阀视之如毒蛇猛兽的所谓“过激分子”，差不多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代名词。这思潮能够在短时间内广为流布，原因在于军阀长期混战，政府屡次更迭，内忧外患之下，人民产生极端厌恶政治和急于摆脱现状的情绪，因此，“无政府”一词不啻为救病灵药。至于知识分子趋之若狂，又有其特殊原因，那便是：中国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具有主观、片面、虚浮和急于求成的性格，当他们产生革命的要求时，最合他们的口味的不是严整的科学社[77]会主义体系，而是空洞浮夸的乌托邦和惊世骇俗的无政府主义。

就发展情形来看，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着重言论宣传而不是恐怖活动，他们的开山祖刘师复，早年曾积极地主张政治暗杀，后来则一反其道，成为人道主义者。一般而论，他们信奉的是Anarchism，很少有Nihilism的成分，因此在论述中一直用“安那其主义”一词。在理论方面，他们的主要根据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和泛劳动主义，有时再加上普鲁东（P．J．Proudhon）、巴枯宁（M．A．Bakunin）、高德曼（Emma Goldman）、泰戈尔、甘地、大杉荣（日本）等人的思想。这些人的著作，他们曾相当系统地[78]翻译过来，作为他们的言论和行动的基础。在一般主张方面，他们提倡绝对的自由，抽象的人道、和平、正义、博爱等——总之，一切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如果按马克思所说封建制社会的思想是以道德名誉为代表形态，而资本主义时代则以自由平等思想为其指示器的话——行动方面以农民运动代替工人运动，以“据耕”代替罢[79]工，由改造个人进而至改造社会等。终极目的则是建立一个“真自由、真平等、真博爱”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政府共产社会，换言之，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乌托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80]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配合上述的信念，他们曾草拟了《中国无政府主义团纲领草案》企图施之于全国改[81]造工作。在实际活动方向，他们影响较大的是工读互助团及糅合俄[82]国和日本模式的“新村”计划，二者中，前者的成绩较为显著。

在所有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中，唯一与上述空想和改良色彩对立的是北京大学学生办的《奋斗》，这刊物反对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而代之以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史蒂纳（M．Stirner）的理论及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他们把这称之为“奋斗主义”，主张采取破坏和暴力的手段，对一切都抱着虚无的态度。他们曾经出版《破坏专号》，其中有篇文章说：“真正的革命，只是抵抗，只是暴动，抗税哪！罢工哪！爆烈弹哪！武力威吓哪！这都是革命的福音，这都是革命的唯[83]一能事”。话是这么说，但却从来不曾付诸行动。《奋斗》的态度反映了当时的学生对北洋政府迫害进步青年的愤恨，与它同时流布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后来也逐渐带着这倾向，它公开批评和揭露[84]军阀政府的黑暗，明目张胆地鼓吹革命。这两份刊物虽仅在1920年昙花一现，前者出了9期，后者出了17期，但他们对青年学生应有一定的影响。它们的主张也许可以看出“五四”以后较激进的知识青年，受了各式各样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后，他们的热情、理想和内心的革命要求的表面化。作为一种精神倾向来看，这种诉诸情绪和自我行动的态度，与前面说过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浮夸、惊世骇俗的气味，是互为因果的，尤以年轻未成熟的青年为然，而这就是胡风所走的道路。

当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发展过程中，一件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多数早期共产党员都曾是它的信仰者或同情者。较著名的如前面提过的恽代英，开始时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在武汉组织工农学生运动时，作为指导思想的就是由他个人的一些戒律、信条等演绎出来的，它们的内容与刘师复当年创办“心社”等时的戒约并无不同，此外，他在《少年中国》发表的文章，也大都是无政府主义思想[85]的东西。又如“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分子王光祈提出工读互助的[86]号召时，赞助他实现这构想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和蔡元培。李大钊除了积极支持和参加学会的各种活动外，同时还是《少年中国》的撰稿人，他在上面发表的文章如《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在观点上仍脱不了该学会的“少年中国乌托邦”性质，例如他说：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87]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

又如陈独秀虽于1921年9月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在《新青年》上展开辩论，但他把这单纯看作社会主义思想内部的斗争，因此批判得并不彻底，他的文章有些地方虽触到“无政府党是资产阶级的好朋友”的问题，但大部分的讨论都成了是否可以根本废除法律这问题的[88]烦琐议论和空谈。这些情形除了显示早期共产党员由空想的社会主义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变化痕迹外，还反映了无政府主义标榜的人道、正义、平等、自由等抽象的“永恒”的原则，在当时进步的知识界具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一切再加上当时翻译过来的，那带着末世感的西洋文学，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逐渐深化的矛盾，无疑会助长那挣扎于理想和现实、人道与罪恶之间而最终被怀疑和厌倦嘲讽了的安那其心理。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灰色马》成了当时的文学青年们的经典，而它的主角也成了他们心目中的“现代英雄”。俞平伯在他那热情洋溢的《跋灰色马译本》中，由心理分析的观点论主角的双重人格、他的矛盾和“没奈何”，根据这，他除了赞美这小说“弥漫了现代的精神”之外，进一步认同说：“像佐治式的青年的悲哀，原来就是我们[89]底悲哀哟！”当时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瞿秋白，虽然由布尔什维克健康清新的视觉，诊断路卜旬所代言的“神经质颓废派的知识阶级”的诸种症状及其社会根源，但对于小说本身，却止不住一再赞美说作者“真正尽了他‘艺术的真实’之重任”，而这小说则是俄国社会革[90]命党陈列馆中的“优美成绩”。如是，在思想批判之余，这本描写“最后的虚无主义者”的小说，自有其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艺术价值和意义了。

经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了然于胡风所谓的“现代人底东西”，在思想上大致属于什么性质，对于他称自己为“先天不足的理想主义者”，也可以有更具体的了解。总的说来，作为一个带着革命热情的波西米亚人的胡风，虽然对于现实和社会抱有爱和希望，但因为他的年青，他在北京的灰色生活，不免于使他陷入几年前以北大“奋斗社”为代表的安那其青年的“虚无主义的人生观”之中，也就是那标榜由“心的要求”、“心的作用”来产生革命，但终至于先尝到了他们的“追求不已”的心灵所带来的“要求——厌倦——要求”的恶[91]性循环的苦果。这一切，当我们后面讨论到他的文学观点时，就会显现得更为明朗。此外，我们从他形容那些“现代人底东西”为“呼吸灼人”的一点来看，可以感觉到这时文学对他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而是他内心的一切纠葛的活动场所。可以说，他这时遭遇到的已不单单是在观念上放弃社会生活之外另有一人生的“至上的东西”就可解决，反而是那作为至上的东西的艺术在接受现实的验证，在提示他生为一个社会的人的矛盾的问题。在南京时，胡风曾相信恋爱和艺术是代表人生的至上东西的两面，经过在北京两年灰色失望的生活，他这时可能进一步面临了这观念本身的窘境，那便是《灰色马》的主角至死都无法达到的：“接吻吧，不要思想了”！注释[64]《安魂曲》，页17～18，华北，天下图书公司，1950。[65]《为俄国歌剧团》，此文写于1922年，见《鲁迅全集》第二册，页102，10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66]《文艺笔谈》，页403，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67]《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页193，希望社，上海，1946。[68]见《无花的蔷薇之二》。三·一八之后，鲁迅除了这篇杂文表示他的抗议外，另有《死地》、《可笑与可惨》、《纪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新的蔷薇》等一系列文章，反复批评这惨案，这些文章皆收于《华盖集续篇》，《鲁迅全集》第三册，页24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关于三·一八惨案经过情形，详见林本元：《三·一八惨案始末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页895，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69]《野花与箭》，页14～16，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70]《文艺笔谈》，页403～404，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71]关于Young Germany，Young Hegelians 运动及其影响可参考Peter Demetz：Marx，Engels，and the Poets：Origins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English trans．by J．L．Sammos，pp．2333，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72]D．S．Mirsky：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ed & abrid．by F．J．Whitfield，Alfred，A．Knopf，pp．413416，N．Y．1949；Roland Gaucher：TerroristFrom Tsarist to O．A．S．，trans．by P．Spurlin，Secker & Warbug，pp．4551，103122，London，1968．[73]孙俍工编：《新文艺评论》，页447～448，上海，民智书局，1923。[74]《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册，页215，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关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简介详见贝马丁（Martin Bernel）：《刘师复与中国无政府主义》，《民声》，页5～7，香港，龙门书店影印，1967。[75]《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册，页12，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76]《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册，页258，264，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关于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刊物的介绍，请参考本书《无政府主义的几种刊物》一章，页212～269。[77]《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册，页1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78]在当时的无政府主义刊物中，系统地翻译介绍该派著述的首推《民钟》。《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册，页242，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79]《民钟》1卷5期（1923年7月）载剑魂《罢工与据耕》一文，认为罢工运动“不止非彻底的办法，还要使社会上多加了一层不幸”，又说：“农人的团体比较工人容易结合；农人结合的感情，又更比较工人浓挚”，因此鼓吹农民运动。“据耕”是指农民把土地收归己有，拒绝完纳租税的一种自发反抗斗争。《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册，页248。[80]《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册，页218～219。[81]《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册，页250。[82]1919年7月2日左舜生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小组织之提倡》一文，提倡新农主义，获得许多知识分子共鸣，参加讨论者基本上赞成集合一批人脱离现有社会，创办一个新村式的小天地，后来又专门围绕工读互助团问题进行讨论。到了1919年底，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在北京《晨报》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提议在城市中组织“男女生活互助杜”，经过他奔走筹划之后，终于在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支持下，正式发起了工读互助团。这团体吸引了不少要求进步的学生，在北大等校举办“素菜食堂”，实行半工半读。工读互助团成立后，在青年知识界轰动一时，武昌、南京、天津、湖南、上海、浙江等地的学生都想照样组织。详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册，页243～247，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三册，页278～280。[83]《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册，页243～246，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84]《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册，页249～250。[85]据栖梧老人《“二七”回忆录》云恽代英是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因为不满意现状，想在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创造一种接近现实的新的人生，他有四大戒律：不吃酒，不抽烟，不穿绸缎，不做官。有四大愿望：改造自己，改造家庭，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有四大工作步骤：个人自修，朋友互助，由乡村教育发展新村运动，由文化运动来发动改革政治运动。后来以这种思想为中心，成立共存社，共存杜的纲领，差不多是由他的四大戒律、四大愿望、四大工作步骤演绎出来的”。栖梧老人：《“二七”回忆录》，页9，北京，工人出版社，1957。刘师复1912年在上海组织心社，所订戒约十二条为：“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坐轿及人力车，不婚姻，不称族性，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等。《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册，页229。[86]1919年7月2日左舜生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小组织之提倡》一文，提倡新农主义，获得许多知识分子共鸣，参加讨论者基本上赞成集合一批人脱离现有社会，创办一个新村式的小天地，后来又专门围绕工读互助团问题进行讨论。到了1919年底，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在北京《晨报》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提议在城市中组织“男女生活互助杜”，经过他奔走筹划之后，终于在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支持下，正式发起了工读互助团。这团体吸引了不少要求进步的学生，在北大等校举办“素菜食堂”，实行半工半读。工读互助团成立后，在青年知识界轰动一时，武昌、南京、天津、湖南、上海、浙江等地的学生都想照样组织。《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册，页243～247，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三册，页278～280。[87]《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册，页251，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又1921年以前恽代英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和通信，份量并不下于王光祈，“但就整个思想倾向说来，还带有改良思想和空想主义的残余，对于个人修养，教育和少数人的工读互助组织很感兴趣，而对于政治活动却很少提及”。同上注。[88]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思想者于1920年5、6月间曾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展开一场“强权卫公理”的论辩。1921年8月《新青年》9卷4号有《讨论无政府主义》专辑，发表陈独秀与区声白的六封往来长信，以将来社会组织问题和终极的法律存废问题为中心，进行论战。后来区声白又在《学汇》（北京《国风日报》副刊）104—109期发表《答陈独秀君的疑问》一文，广泛地就各社会问题回驳陈独秀，坚持他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立场。详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册，页26～27，188～191；第三册，页257～258。《新青年》第9卷，总页449～480，东京，汲古书院影印，1961。[89]《小说月报》14卷10期，1923年10月。[90]《灰色马与俄国社会运动》，《小说月报》14卷2期，1923年2月。[91]奋斗社主张破坏国家，破坏近世文明的“宇宙革命”和“虚无主义的人生观”，他们认为：“革命家都是把感情的自我所认识的看作唯一的真理，所以真理就是主观，主观以外没有什么真理”（见第6号《革命与哲学》）。又说：“有意识的革命，是自觉的、积极的、从下而上的；因许多不安于现实生活的人，心觉着社会政治的腐败，非根本推翻不可，于是因不满意的境地，定革命目的，因革命目的，定革命底行为”。如是他们认为革命产生自“心的要求”和“心的作用”，但因心的要求是“追求无已，以动作为中心的作用”，于是便得出了“要求-厌倦-要求”这一虚无主义的人生观的公式（见第4号《革命的目的与手段》）。《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册，页233～237，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五“高蹈的追求并没有使我离开血肉的生活，或者说，高蹈的追求正是执着于血肉的生活之一表现”，这是胡风对于自己在北京时的文学生活的解释，因此当1927年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国内革命的高潮“在南方呼呼地起来了以后”，他又抛弃了一切，开始“更艰辛的搏

[92]战”。这一次他到过上海、武汉和江西，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下，接受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应有的挑战，他这次的行动可能开始于1927年3月20日北洋政府以搜查共产党为名大捕北京学生，而后结[93]束于1929年他到日本留学为止。这个阶段，曾经虚无过的“现代人”的胡风，他的内心喜剧终于和他的革命行动一道爆发出来。

1927年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紧急阶段，在1926年的北伐胜利声中，帝国主义为维持它在中国的统治权利，进一步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他们除了和中国的反动官僚结合，派出不少政客到南方进行所谓“政治南伐”的阴谋，还直接施行屠杀威胁的政策。1926年9月，英国人炮击四川万县，造成万县惨案，1927年1月，美国军队直接屠杀武汉工人，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英、美、日等国藉口侨民被杀害，开炮轰击南京。与这同时，蒋介石以南昌为中心，积极与帝国主义和大资本家合作，迫害革命阵营。3月上旬发生了江西赣州事件，3月下旬，先在安庆、福州开始恐怖的屠杀，接着又在重庆发生屠杀群众的“三·三一惨案”，进入4月后，这一连串的事件终于以上海“四·一二”大血案达到了恐怖的最高峰。“四·一二”惨案是继上海工人反孙传芳的三次起义之后发生的。1927年3月，上海被起义的工人占领后，蒋介石指使黄金荣、杜月笙等青红帮组织的“中华共进会”，在4月12日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接着又下令当时在上海的白崇禧驻军射杀请愿的群众，死伤无数，当时适逢大雨，街道顿成血河。这惨状在叶绍钧的长篇《倪焕之》中，有极深刻的反映。经过这次大屠杀，白色恐怖异常严重，上海总工会等被封，蒋介石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三天后，广东发生了“四·一五惨案”，共产党员陈延年、萧楚女、罗亦农等先后牺牲，在北方则有李大钊等于4月28日被北洋政府杀害，风声鹤唳之中，宁汉对立的局面出现，而人民的血继续在流。5月21日长沙发生屠杀工农的“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举行分裂会议，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分裂，共产党也发出宣言，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并痛斥反革命的罪恶，这就开始了“七·一五”武汉地区的大屠杀，清党运动下，白色恐怖遍布全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也于迫害和黑暗中结束。就在这一年9月，因被到处声讨而卜居广州的“青年叛徒领袖”鲁迅悲哀地说：“今年似乎是青年特[94]别容易死掉的年头”。

紧接着“七·一五”武汉清共，南昌发生了著名的“八一起义”，中国工农红军诞生；接着有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的秋收起义，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再接着是12月的广州起义，工农民主政权——广州公社——短暂地出现。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们是中国红军战争的序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由此开端。这多事之秋的1927年，可能是胡风到那时为止生活得最紧张的一年。离开北京前，他可能在段祺瑞的白色恐怖下退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下后先到上海，后来回原籍工作，武汉清共后逃到江西，第[95]二年又回到上海，而后出国。下面我们来看看他在这阶段的几个留影。

当革命的号角响彻整个南中国，曾经是“灰色马”的胡风，虽然冲出了他那“异样的淡漠”的生活，正式使用起他的手枪，但在上海的血腥战场上，他的出阵姿势是颇出人意料的。在纪念杨天真的诗里，我们读到：大革命把我们唤回了南方我们都在向旧中国作战了但我却战得那么无知那么儿戏……碰了几碰以后我孤寂地退了出来一面向它唱着诅咒的歌一面向自己唱着怀恋的歌

不需多加解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分明是蒋光慈笔下的《少年漂泊者》了。不同的是蒋光慈可以在他的小说展开任何符合理想的革命经历，而胡风必须在现实的验证下，从斗争的火线下退回，再度安排想象中的行动日程，因此接下来的故事是，杨天真被捕后他们的一个同伴说：“我要去当土匪”，胡风则是：“我要写一本小说”，写“一个找路的青年／想要冲破压住他的阴暗和悲苦”，几经搏战之后：“他被击败了／最后只有躺在黄昏的铁轨上面／……让铁轮子在他的肉体上辗了过去”。带着这构想，胡风“过了大半年求乞式的生活”，而后：隐士似地躲进了一座高山但四个月的时光飞走了祇仅仅写出了几百个字我绝望了抛开了那一只笔“先天不足的理想主义者”的胡风，他的“灰色马”式的悲壮事业，于是只能以喜剧的想象方式解决了。就这样，当杨天真和他的几个朋友相继为革命献身，胡风忏悔：“我甚至没有献出／我灵魂里的[96]尸体的爱和热”；他又忏悔：“然而，在革命的环境中间，我还一[97]面在写着忧郁的诗”。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这革命的波西米亚人的整个内心喜剧了。在这样的情形下，当彷徨中的鲁迅嘲笑在斗争中呐喊的太阳社、创造社青年为“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时，胡风则回到他的彷徨的老路，接着他在北京写的《风沙中》、《旅途》一类的诗，继续唱他那“人海中的孤独者”之歌，继续拥抱他的“好友”[98]“黑夜”。对于这一段在容共和清共间奔命的日子，胡风后来说：起初还不过是在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的忙碌中间有时抽出日记本子或波特莱尔来“润泽”一下自己，等到被冲得筋疲力尽了以后，就觉得几乎没有藏身之所了。为了保持一些东西逃避一些东西，虽然不得不在各处流转，但[99]从前的追求或执着不能抬起头来……。

既曾依靠波特莱尔那来自鸦片烟的灵感的润泽，革命中的胡风，不能不写出下面的《恶之华》式的句子来纪念杨天真：沙提曼，眼鼻之海与头发之林，都有着有肺痨表征的你微黄的面影，沙提曼，乌鸦之群在荒山底枯树巅噪晚的时光，我将匍匐在古道旁冥想[100]你沉重的足音……

靠着这沉重的足音，无论如何，是很难敲响革命的战鼓了，于是退了阵的胡风，在《闷》与《心儿病了》之际，恳求他的战友“忘掉罢”，忘掉他曾许诺过的：“我是在奔赴我底梦境／将带给你片片的[101]福音”进一步，他告诉那企图为他拂去“世纪底悲哀”的哥哥：苟有一个深冬之夕，风儿怒号雨儿奔腾，在怪鸟底呼叫里，飞来了浩漫的歌声，那么，听罢，听罢，它就是我底鬼灵！[102]它就是我底鬼灵！

理想的梦境破碎了，爱罗先珂的“光明的国土”也遥不可及，在死的冥想中，1928年，胡风消沉到写出“不须以‘死井’状我底心情／更毋须以‘凉月’写我底生命”的《寒夜》一诗，诗中说：不能狂吻着过去的伤迹，流点基督之泪，一切强暴底袭来，羞涩地张不起两臂——祇一双未死的脚儿，不自主地拖着拖着，一步一步地……。……我愿倾一杯绯红的浓酒，在我剖开了的胸膛里，我惨伤，我狂醉，在昏迷错乱中，有了亲爱的友，也有了仇恨的敌。或身穿百衲之衣朝则沿门乞食，夜则蜷卧于母亲荒冢之侧，如忆起在母亲怀抱里的故事时，[103]就紧抱着冷月下的枯草而啜泣。

正如胡风自己所说：“先天不足的理想主义者在这里是彻底地败[104]战了”，他因执着于“五四”运动给他的“没有注释的光明”而发的追求，在此也不能不来个没有光明的终局。尘埃落定之后，他写了长诗《幻灭之歌》，在“寺院似的夜”里，告别了他“来路凄迷，[105]去路也凄迷”的赶路生涯。

1929年夏末，失去了“蓬蓬勃勃的‘赶路’的心情”的胡风，在短暂的休息后，写出恢复了一点生机的《夕阳之歌》，诗中说：[106]“夕阳的火犹是红红／可以煖煖青春的梦”，靠着这余烬，胡风再度燃起寻找更明亮的地方的欲望，像他当年离家到武昌求学时一样。他说：我又油然地感到了似乎需要曾经引着我坚实地走了很远的路的远方的或物了。那时候，明确地浮到意识上面来了的是几个互相寄托过年幼的热情的朋友。他们有的已经成了新鬼，有的是沉入了不可知的地方。但我怀念着了他们，似乎感到了他们底呼吸，觉得在我底朦胧的眺望里高踞着的或物依然[107]是他们正在用粗大的线条画着的路轨所要达到的。

这一次，他远渡重洋到当时传说中的红日乍升的日本去。在那里，他遇到了小林多喜二等共产国际的兄弟，发现了“马列主义的大海似[108]的甘泉”，它“烧化了”他“心里的冰冻”，使他弄明白了他这“败战了的理想主义者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而且更重要的，它使他[109]“解消了纠缠过七八年的社会观和艺术观的矛盾”。这一切，正如他前此的波西米亚式的革命的梦幻必须在斗争的火线上才能澄清一样，他这即将获得的光明仍旧有待事实的验证，而它表现在他日后的文学斗争的道路上。（1977）注释[92]《文艺笔谈》，页404，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93]据秋吉久纪夫、樋口进合编《解放後の文學論爭資料》云胡风于1927年到日本留学，但根据胡风《自传》及《理想主义者时代底回忆》二文，他应于1929年才到日本。二氏说见该书页7，日本北九州市，中国文学评论社出版，1964。又菊池三郎云胡风于1925年在东京被日本政府逮捕，此说亦误，见氏著《中国革命文学运动史》附录《中国近代文学史年表（1918-1953）》，页480，东京，风间出版株式会社，1973。[94]《谈“激烈”》，见《而已集》，《鲁迅全集》第三册，页46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以上所述史实见胡华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页83～92，99～104，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梁寒冰编著：《中国现代革命史教学参考提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章，页61～64，73～7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6。[95]《文艺学习》1955年第7期，页4。杨燕南：《中共对胡风的斗争》，页79，香港，自由出版社，1956。《安魂曲》，页30～31，44，48～50，华北，天下图书公司，1950。他到武汉时可能是1927年的春天，《安魂曲》写到宛希俨时说，“春光如海的季节来了/我在红色的武汉找到了你”。[96]以上所引诗见《安魂曲》，页19～20，31～37，华北，天下图书公司，1950。[97]《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页193，上海，希望社，1946。[98]《野花与箭》，页17～22，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99]《文艺笔谈》，页405，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100]《冬之三部曲》序，《野花与箭》，页52，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据胡风自注云：“沙提曼是一个死友绰号”，这些句子又出现在《安魂曲》纪念杨天真的诗节中，因此沙提曼是杨天真。诗句见《安魂曲》，页28，华北，天下图书公司，1950。[101]《给——》，《野花与箭》，页27～28，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其他二诗见页30～35。[102]《献给大哥》，《野花与箭》，页44～45，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103]《野花与箭》，页58～61，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104]《文艺笔谈》，页408，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105]这首诗写于1928年3月，《野花与箭》，页64～73。[106]《野花与箭》，页74～77。[107]《文艺笔谈》，页398～399。[108]《安魂曲》中写到小林多喜二，胡风自云当到日本时：“折磨着我的／这个古国封建的伤痛／闷住了我的／这个古国底历史的悲凉／还是一重又一重地压住了我的灵魂／但我遇见了你们的战列／……终于发现了马列主义的／大海似的甘泉”。又说他读马列作品时感到有一股暖流通过全身血液：“暖流！暖流！／你烧化了我心里的冰冻／暖流！暖流！／你烧毁了我身上的死皮／（连我那个苦鬼母亲底影子也在内）”。《安魂曲》，页87～88，华北，天下图书公司，1950。[109]胡风在日本时曾参加东京“艺术学研究会”，结识了小林多喜二，见秋吉久纪夫、口进合编：《解放後の文學論爭資料》，页7，日本北九州，中国文学评论出版社；竹内实：《現代中國の文學——展開と論理》，页77，东京，研究社。胡风：《理想主义者时代底回忆》亦述及，《文艺笔谈》，页408～409，此处引文见页409。

论端木蕻良的小说

端木蕻良是出现于“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东北作家，与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等属于同一时期。这些东北籍作家在当时的文坛表现出一个共同的创作倾向，那就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与反抗，对于被蹂躏的乡土的爱与悲诉。他们的作品最常被提到的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一般的批评者讨论到抗战爆发前后的东北情况，几乎都以这两部长篇小说作为那沃野沦于日帝魔掌后，发生了的所有阴惨的、瘀血的故事的表征。如果就两部小说在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一点来看，它们是有足够的理由被推举为描写那个阶段的东北苦难史的代表作品。毫无疑问，这两个长篇是以血迹泼画出来的人间惨象，大动乱中的多角度特写，它们的存在将永远是对于侵略者血腥行径的有力控诉，对于受难者被凌辱及其抗争史实的肃穆敬礼。然而我们若把对于探索那一时代的民族苦难的视角扩大一些，相信很快会发现一位以东北的血泪史为轴心，而以更大的幅度，更深沉的爱与憎，更热炽的心血与希望，把整个民族在抗战前后的灾厄像史诗一样呈现出来的作家，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端木蕻良。

对于端木蕻良的生平，因资料的限制，我们所知不多，仅知他是东北人，本名曹家京，1932年在北京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抗战时期[1]曾经在塞外（绥远、察哈尔一带）参加过解放军收编队伍的工作，[2]1942年左右曾在香港主编过《时代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住在大陆，似仍从事于文艺方面的工作。他的作品在1949年以前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憎恨》、《风陵渡》，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以及《陪都花絮》。1949年以后，他曾写了一个平剧《戚继光斩子》和一个评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其他另有一些散文和杂文发表于一些文学杂志上。除此之外，未见有任何单行的创作集问世。因资料所限，本文仅以《憎恨》、《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为依据，来探讨和剖析这一作家的[3]思想与作品。

关于端木蕻良的家世与所生长的社会环境，我们从他自传性的作品《科尔沁旗草原》这部小说，知道他出生东北草原一个大地主家族。他的祖先可能是因水灾从山东逃到东北，到了他的父亲一代，他的家族“土巴味”已经很少存在了，因为“这地主是太成熟了，而且已经接近了都市生活的熏染”，可是那农民的历史背景使他无法摆脱土地的羁绊，放情的去迎合高度的文化生活，于是作者的父亲便形成[4]“一种特定的有威仪的烦躁于颓废”的生活态度。作者对于他的幼年生活及其亲族，在《大地的海》后记中曾稍加描述，因为这对于他的思想及表现于作品中的世界观，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将它抄录在这儿：跟着生的苦辛，我的生命，是降落在伟大的关东草原上。那万里的广漠，无比的荒涼，那红胡子粗犷的大脸，哥萨克式的顽健的雇农，蒙古狗的深夜的惨阴的吠号，胡三仙姑的荒诞的传说……这一切奇异的怪忒的草原的构图，在儿时，常常在深夜的梦寐里闯进我幼小的灵魂。在那残酷的幻想底下，安排下血饼一样凝固的恐惧和疑问。好像我十分的不应该生在这个地方，我对一切都陌生，疑惧。

这是作者对于他的出生地的第一个认识。与这些粗暴的大自然影像同时投入作者幼小的心灵的是人间的阴惨，作者说对那一切他只有“睁开一双无所知的眼睛无理解的望着”，他看到大地主无餍足的苛索，佃农的悲苦命运，其中最深刻留在他记忆里的是他的母亲“被掠夺的身世”，那便是身为一个大县城里第一个大地主的作者的父亲，以残刻的方法掠夺一个佃农的女儿——作者的母亲——的史实。关于这点，作者认为是浸印在他血液里无法拂去的阴影，他说：这种流动在血液里的憎、爱，是不容易在我的澈骨的忧郁里脱落下去吧！而父系这一族，搜索一切的智慧、迫害、镇压，来向母系的那族去施舍，这[5]种冤仇也凝固在我儿时的眼里，永远不会洗掉。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作者说他对于他的故乡的理解一切都是“惨阴”的。当他开始创作以后，这一种理解便以他的父系和母系间的倾轧作为骨干，形成他对中国农业社会的精神和意识的描述剖析的起点。《科尔沁旗草原》一书，就是以他的家族史作为基型，探讨农村中地主和佃农间因历史与社会的条件所促成的倾轧和不幸的诸种面影。此外，像《大地的海》、《大江》以及《憎恨》集中的一些短篇，也都明白的显示出作者对于这一问题曾注入大量的关心和思索。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讨论。

降生在那么广漠凄凉的草原里，且又被安排在阴郁的家族史的矛盾的尖端上，先天上就决定了端木蕻良不寻常的心灵生活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血液里流着两种不同的质素，从父系方面，他得到莽原的子民那奔放的、剽悍的、掠夺的品质，以及与古老的族望俱生的阴冷智慧和对生命的颓废感。从母系方面，他得到的是与这些对立的质素，那是弥漫于农业大众的纯良、粗拙、倔强而又正直的性格，像一首田园诗一样的美丽和凄凉。如作者所说，他的父系和母系间的诸种关系是流动在他血液里的先天的爱与憎，脱落不去的忧郁与冤仇，我们可以想见这一畸型的家庭背景，对于作者在认识人生及社会现实上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深刻的。同时，我们若把追索的眼光从他的家族史引开，相信马上会了解这样的矛盾也正是凝固于农业社会中，迫害者与被害者之间的关系的骨架或缩写，它几乎毫无例外的存在于古老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上。不同的是端木蕻良禀承了造成那矛盾的两种对立质素于一身，从出生就开始接受这一病态的社会关系的哺乳。在精神生活方面，他从幼小时就身受病态的环境所造成的欢乐和痛苦，以及隐藏于所有享受后面的他的母亲系族方面不幸的遭遇的阴影。在实际生活上，他同时经历了大地主的豪华生活面与小农的悲苦命运。前者是文化的、有教养的，但同时不免流于堕落、残忍和精神的病痛，后者虽然健康和朴实，然而在现实生活的挣扎中，被压榨出来的也不过是呻吟和泪水罢了。所有这些经历给作者取用不尽的写作素材，它呈现给作者一幅关系复杂的社会构图。我们从他作品中对农村生活的巨幅描写，以及对两个阶层的人物的心理与形象的细致而具体的把握，就不难看出他对于农业社会的了解是深刻的而且达到很高的真实性。

如果说端木蕻良的家族历史是培养他认识阶级冲突的羊水，那么日本军阀在东北阴谋成立起来的伪满洲国及其侵略的暴行，便是催生他对国家及民族的理解和热爱的阵痛。我们在这儿所要讨论到的他的作品是写于1930到1940年间，为了使我们对于问题的探讨能找到适恰的坐标，此处必须把那10年间发生于社会上及文艺界的大事稍作叙述。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由鲁迅领导，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与解放区群众文艺运动相呼应的一个文学团体。1931年春天，“左联”五烈士被捕，“左联”发表《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同年，“九一八”事爆发，日本人挟持溥仪建立伪满洲国。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鲁迅、茅盾等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有名的《八一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及“一二·一六”两次救亡运动，文艺界发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上海文化界发表两次《救国运动宣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同年，南京沦陷，北平伪政府成立。以上是当时的局势以及文化界的反应大要，也即是当时文艺创作者所依凭的时代背景。由这些大事引导出来的敌人的侵略和杀戮，国共间的冲突及社会动乱的面影，都具体的呈现于文学和其他艺术作品中，端木蕻良的小说自不能超越于时代的暴风圈之外，尤其因为他是生长于最早沦陷于日帝魔手的东北，时代的动乱对他的创作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大地的海》是描写关东莲花泡人民联合朝鲜革命分子和游击队反抗日本统治者的故事，《大江》写由猎人出身的铁岭和做过土匪的李三麻子，投身抗日战争，在群体中改造自己的故事。此外在《憎恨》集里的几个短篇，也大半能够直接或间接的找出所反映的事实来。

抗日战争是一个使整个民族的生活发生了全面变化的战争，可以说那是使任何曾思考过自由与奴役、屈辱与死亡等问题的国民所共同感觉到的一个危机处境，而这样的处境已迫使他们面临抉择及行动的瞬间，因为当时的人们几乎可以不通过大众传播，就直接经验到灾难进行的实况，或者感觉到整个社会在动乱的阴影下所产生的焦灼和不安。在这样的情势里，即使当时的文学团体不呼求抗日救亡，不唤醒作家们认识群众、认识现实，相信只要是具有民族的感情与意识到“人”的意义的作家，都会在战火前重新思索人类和生命的问题，并提出他们对于社会现实和历史演进的新的了解、新的期望与设计。关于这一点胡风曾有一个相当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当日绝大多数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因战争而“取得了在从未经验过的规模上、也在从未经验过的波动里面和现实生活的结合”，在这样的条件下：当被战斗的任务所燃烧的作家的意志一旦和在战争底动员下面急激变动着的现实生活相接触相结合，民族底现实就全面地用活的面貌显现了。这就使得作家们有可能各个从自己底道路上，各个在可能的限度上更深入地，更[6]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统一地，去认识生活、把握生活、表现生活。

和当时的所有作家一样，端木蕻良分尝了时代给予创作者的共同条件和内容。下面我们将逐一探讨他对整个社会现实取用什么样的视觉和认识，他的作品给那个时代什么样的诠释。注释[1]《憎恨·后记》，页185～186，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9年新版。[2]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页56，现代出版社，1947。[3]这四部作品为作者于1932年至1939年间的创作。为保存作品的原貌计，本文凡有引用处依据旧版，兹将出版日期及书局注明如下：《憎恨》，文化生活出版杜，1937；《科尔沁旗草原》，上海，开明书店，1939；《大地的海》，生活书店，1938；《大江》，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如有引用1949年以后新版，当另注明。[4]《科尔沁旗草原·后记》，页514。[5]以上所引见《大地的海·后记》，页375～376。[6]胡风：《在新的情势下面》，见批评文集《论民族形式问题》，页15～16。二、形式与风格

一个作家所使用的创作方法以及所遵行的文学上的理论或主义，对于他的作品的性格与风貌应该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对于研究端木蕻良的作品更有根本上的重要性，因为在这几十年的白话文学史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像他一样深刻的自觉到创作方法的重要性的小说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曾说：端木蕻良的小说在文字的驭使方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大陆作家中最丰富的一位，又说他的风格有一种吴尔夫式的缛丽（a Wolfe-like-exuberance），并特别指出长篇小说《大江》中对于长江的地理描写、伤兵们在干涸的野地里找水的几段描写，最足表现作者在文字与想象[7]上的特色，他认为那是近代其他中国小说家从未达到的成就。这段批评很精到，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端木蕻良对写作技巧的自白。《科尔沁旗草原》是以大地主丁家的兴衰史为中心，探讨关东大草原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在历史中的演变，是一部五百多页的作品。在处理这个庞杂的题材时，作者对表现的方法和形式很费过一番斟酌。他在小说的后记里说，他写的是那家族的“多边姿态”，方法上则是“电影底片的剪接”。对于这点，他又说，他写出的很多，同时也改削了很多，在描写上他认为自己是缜密的，但在剪接上他是很粗鲁的，因为他认为像《红楼梦》那样伟大的作品，它之所以烦琐是由于它的时代的缘故。在这里作者同时透露了他的雄心，那便是这部小说的结构：上半是大草原的直截面，下半是它的横切面。上半可以表现出它不同年[8]轮的历史，下半可以看出它的各方面的姿态。

为达到这一构想，《科尔沁旗草原》这部小说共分十九章，作者以前三章描述丁家地主的形成，也即关东草原上一个叫鹚鹭湖的地方，一批山东灾民加入当地社会组织的历史。第一章以传说性很浓厚的笔法，像历史电影的开场一样把被水灾驱迫而流亡的群众图像，细心而典型的呈现出来。接下来的两章，重点都放在丁家财源无限膨胀的描写，它们继承第一章中那个被传说笼罩的丁家第一代主人以神道发迹的故事，开始正面的写丁家继承者如何在现实生活上排挤掉当地土生地主的财富和地位，建立他们自己的威望，并从而走上一个成熟的地主逸乐、残忍及半庸俗的文化生活。在这一条主线的四周，作者以十分感情和锐利的笔调点染当地的乡俗、佃农的生活，企图用这些场景把那个社会的现实生活及群众的道德意识和信仰立体化起来，作为科尔沁旗草原现实及精神的肌理的一个组织图。从第四章开始，如作者在标题上所指示“这是真正的故事的起头”（1956年作家出版社印行的新版，除作大量删改外并把所有的标题都除去了），从这一章开始，小说的进行便环绕两个中心人物的生活和理想而发展，从他们身上一一呈现出作者所处的时代的精神激变、社会的动荡和农村的解体。主角之一大山，是一个贫农的儿子，另一个主角丁宁，他的母亲是大山的姑母，然而他们两人却属于对峙的两个阶级，他们间虽曾有过一段亲密的共同生活，然而在不同的社会条件的限制下，他们终于走上一种对立的关系。作者说小说的下半部——其实是从第四章开始——是在描写大草原各方面的姿态，那便是由两个主角所代表的两个阶级间的冲突和纠葛呈现出来的。

端木蕻良对于他自己所称的“电影底片的剪接”手法，在创作实践上是相当忠实的在遵行，虽然自《科尔沁旗草原》后，他在解释他的创作过程时不再强调这一点，但从他的另外两个长篇《大地的海》和《大江》，都可看出这种用意的痕迹，甚至于他所写的短篇也不例外。《大江》是他的第三个长篇创作，在这小说的后记里，作者对于创作的态度提出一些很严肃的看法，这些看法就是在30多年之后的今天仍可见出它们的深刻性，我把它抄在这儿。首先是关于描写事物的态度：对于精确性过度的爱好，指使我有着接触各种广泛的或偏僻的知识的必要。为了要表达一个人，我必须得尽可能的叙述出他的族系来，无论他的家族展开得如何局促或者简直没有发展过。而且，我也必须写出他们活动的场景来不可，即使在他们卑微的生活里，他们从小到老只走过一里半路。而且，为了要明确的知道这场景的特质和绝对的真实，我甚至于对这一地带岩石的断层也起了嗜好。也愿意知道他们用以抹墙的泥土是否混有铁粒，以致落雨[9]之后，土墙因而变红起来……。

在这种观点之下，作者认为如果不是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上来判别人事，那么“在叙述事实里绝难安置一个有生命的主人”；同样的，不从物理学和化学的认识上来反映自然界，则“那被写出来的气候，没有经纬度的差异，被写出来的土质，不能断定那是黑钙土或紫棕壤”，而那样的描写是不可能真实的，因此他反对作家是风景的浮夸者或感情的即景者，他认为在描写时“从地理的分布上和气候的变[10]异上来注视一种人事上的活动”，乃是作家“必具的常识”。与这种精确的描写的要求同时发生的是作者处理问题的方法和认识，他说：我是服膺这样的方法的，不但看见表面，而且要深入内部，研究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先把每一个组成部份隔离起来，研究他的发展过程，它的形成的历史之后，再去看出环境对于事务的影响及事务对于环境的影响。然后再回到这对象的发生，变化，进化和变革，一直到这对象的最后[11]的影响。

端木蕻良的这些见解当然不会是他独自的发明，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其中带有唯物论和现实主义倾向，这是他受当时文坛上的流行的文学理论影响的必然结果。譬如在同一篇后记中，他对巴尔扎克、左[12]拉、莎士比亚等的批评便是直接来自瞿秋白翻译的几篇批评论文，然而他对于创作问题有这样高度的了解并自觉的运用到创作实践中，这一点是不能不特别注意的。他对于创作理论的了解和运用，也即我们上面提到的他自称为电影底片的剪接手法还有描写及处理问题的态度，都深刻的决定了他的作品的形式和风格，那便是浓厚的抒情性、叙述上缺乏故事的连续性以及结构上的散漫和零乱。前两种特质在作者优异的才华和丰富的情感支持下，还不至于损害作品的艺术成就，但后者却不能不说是个相当大的缺陷了。关于这一点，凡批评他的小说的大概都指出过，如夏志清说他的小说结构混乱、情节的发展不完全，鲁迅说作者的短篇《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开头有些“使人[13]坠入五里雾中”的感觉。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有更详细的批评，他说作者过于喜欢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说明人物的性格，使人物的表现不够具体，同时结构也很松懈，这是受他所谓电影剪接的影响。他总结的说：他太喜欢那种堆积词藻的句子和所谓电影式的剪接手法了。结果常常使[14]人物的性格不太明显，而且语句的丰富也有时便变成累赘了。

上面所有的批评都是相当正确的，作者小说结构的驾驭上的失败是不容讳言的，然而与其把这失败的原因归于作者之运用电影剪接手法，不如说是因为他写作经验未成熟的缘故。这可以从他后来写的《大地的海》和《大江》两个长篇看出来，我们在这两部作品里看出作者是渐渐改正了这个缺点，尤其在《憎恨》集中那些写于1933到1937年间的短篇，就小说艺术上说几乎都是很完美的作品。

关于结构上的散漫和零乱，在此我们可以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来：如《科尔沁旗草原》第三章介绍丁家当代地主出场的那段描写，人称由“小爷”突兀的变成“父亲”，因此这人物在故事发展中的时间和地位一下子是无法使人明白的。相同的情形，作者把书中两个主角大山和丁宁引入小说时，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究竟以什么身份和历史介入事件之中。最失败的地方应该是对于事件发展的处理，比如《科尔沁旗草原》第十二章以后描述农民的“推地”风波，游击队、马贼、日本兵争夺县城的事，丁宁和大山的正面冲突等等，都难以找到线索把它们的发展和彼此间的关系串连起来。相同的情形发生于《大地的海》里农民反抗日本人压迫的过程的描写，其中以莲花泡人民武装反抗日本人的那天晚上，忽然加入一个被形容为“四方型的汉子”，活生生从一个孕妇腹中取出胎儿的事，最不可思议（见小说第三十一章），另外如《大江》中两个主角在军队中的经历，大半是不连贯的一些特写。可以说作者在构筑小说中的事件时，几乎很少意识到把它们设计为一个完整的、互相牵制的机体，很少关心到事件在变化中的组织与关系，因此每一个事件和场景变成像电影的独立特写一样，就其本身说是精细和正确的呈现着，但对于整体的逻辑或辩证性方面是缺乏的。虽然作者说他在创作上重视“研究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可惜他真的做到的却只是把每一个组成部分“隔离起来”，当作单独的事象去处理它们，精确而成功的把握它们，而对于它们所依存的整个情势却很少考虑它在构成上的重要性了。

当我们接触多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再回过头去读端木蕻良的小说，在接受上大致不会有什么困难。可是在三十年代的文坛，“左联”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正被看做一种“新潮”思想似的涌进来，它几乎领导了当时整个文艺思潮，成为思想较进步的作家共同趋赴的方向，它对于作品明快和准确的要求，对于文学的大众化的强调，在当时的创作倾向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这种文学气候之下，端木蕻良虽为“左联”的一员，而且也服膺创作必须是对生活的一种[15]“有机的”认识，或者以术语说：“对事务内在的辩证的发展”的认识，但他对于“左联”创作纲领中提出的作品体裁要以“简单明了”[16]为原则，却无法接受。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他的才华和性格不能“简单明了”的理解事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的深刻认识，即他所说的传达上的“精确性”及“有机的”处理事象，而这一成就在当时的文学发展水平上是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的。我们知道白话文学从《新青年》杂志开始到抗战前的革命文学论战止，其间不过十多年却反覆了欧洲为时约二百年的浪漫、写实、自然、象征主义等[17]文学主流，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发生后，支配着创作意识的是“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等口号，在报导文学和街头剧的热浪中，几乎不容作者思考作品和艺术形式除了大众化之外是否另有可能及必要。在这样的时候，端木蕻良把创作从漫画及速写的方式脱离出来，企图给小说寻求一种更雄辩、更具说服力的形式，这对于小说艺术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一步。可惜的是在炮火的威胁和对国难的激情下，不容他仔细的琢磨作品，否则以他的才华加上对于创作的严肃态度应该会写出更完美的作品来。

与结构上的散漫对立的是一种抒情诗似的风格，我们如果把端木蕻良长篇小说的每个章节细心的阅读，首先将是被它丰富绮丽的文字和汹涌的想象惊愕住，接着就会发现那些想象与文字对于事物的形象及其内在规律的一种诗似的把捉力，那是精确而深入的。这种成就，相信在当时的小说创作中似乎是无出其右的。我们可以说端木蕻良对于事物的理解是由一种饱满的感性作基础，这种能力使他能够捕捉对象交错纷杂的各个层面，而当他把这经验再现出来时，他绝少经过抽象的诠释，只以生动而极具张力的意象一一呈现出来，他的知力在这过程中只参预组织和设计的工作，使它们符合他对于对象的经验的秩序或节奏。这样说也许会把这创作法与欧战后的新批评派创作理论建立起关系而发生文学思潮的时代性混淆，或如作者讥评批评家时说[18]的：“坐在一支莫名其妙的火箭上来和时间竞赛”。但是在当时的文坛，这种创作观应该不是什么全新的理念，征之于当时象征派诗学的风行及各种流派文学理论的介绍，相信足够提供端木蕻良这种创作法在发生上的基础。同时，即使他不曾十分有意的追随这在当时刚萌芽中的创作观，而只诉诸潜意识的、或自觉的一种创作力，以他的才华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优异的抒情技巧和观照事象的才能，都必然指向这种高度的、纯粹的艺术创造及形式的发掘和发展。

在抒情的倾向下，端木蕻良的小说在品质上具有秀美的、华丽的、暗郁的、蓬勃的诸种色调，这些品质大凡天生的抒情歌者都共同具有，所以不必在这里一一剖述。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流动在他作品中瑰异的和近乎秘教的一种气息。这品质在我们的白话文学传统中似乎很少存在过，比较上曾在创作里触及它的是沈从文描写湘西风情的作品，以及艾芜写他在滇缅边界的经历的几篇短篇，但这两位作者几乎一例的以民俗画采集者的态度，去对异地的风俗作实录的工作，他们真实的然而也平面的把见闻移到纸上，所以他们作品中的神秘氛围是附带于所写的异地风光的必然结果，而非产生自作者对于那些社会组织和性质的了解。端木蕻良则是不同的，我们只好说他是对潜伏在人性中的狂暴、凶妖、阴暗及自然界的怪异性了解得相当深刻而且被魇住了的作者，而这些东西绝非作者迷幻世界的产物，它们确实存在于我们这温柔敦厚的古老民族的性格里，甚至于那早被时间风化掉的岩土层也不缺乏这些品质。作者对于这类世界的感觉和理解绝少夸张，如果一定要说他曾夸张过，那么便是他喜欢把这些性质浓缩与压挤在一个相当素朴的人物或简单的事件上，于是那体积常承受不住过度的膨胀而变形，使人发生像经过特定的装扮及处理过的灯光照射下的舞台的感觉。这便是作者文字造形上瑰异性的由来，也正是王瑶批评作者语句、词藻的丰富成为累赘，心理分析的描写方式使人物显得神秘而模糊的原因。但作者对于人物及事象在可能范围内所作的尽情的剖析和描写，却使它们的性格状貌像立体主义的画一样呈现在我们眼前，每个剖面的纹理、组织都达到高度的精确性。同时，由于作者从不忽略人物性格阴暗的底层，从不忽略这些质素对于一个活人或一段风景在构成上的重要性，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很少让人感觉教条式的正面或反面的单调的人格典型，而是活生生的在生活中挣扎的人。

总的说来，本文所要讨论的端木蕻良的作品，除了短篇的《乡愁》、《吞蛇儿》、《被撞破了的脸孔》，故事的地点在都市，其他的作品，它们的场景都被安置于关东草原、塞外、长江及其沿岸的闭塞村落，他们的人物主要是未成熟的知识青年、猎户、农人、土匪及深门大户里的侈靡仕女。在这样的世界中，作品本来就容易倾向于怪异的色彩，何况作者所揭示的常属于发生在这不寻常的构图间，人类内在的尖锐的冲突和疯狂的战争，这就更加深了作品的怪异和瑰奇的性质。此外作者着意于把人物和事件以特写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以极缛丽的、创造性的文字去描摹规划它们的纹理，因此这些作品在风格上总是流动着华丽和致密的感觉。就作品的整个形式来说，则因作者未能有效的驭使其庞杂的想象力，同时过度的专注于个别事象的剖析，使整个结构与节奏陷于凌乱不齐，因此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常是一幅气魄恢宏、而又充满了喧嚣与强烈色彩的梦魇般的图画，它的力量总使我们不由自主的眩惑和被征服。会有这样的形式和表现，作者的不成熟及其无可怀疑的创作才华是主要的原因，而当时的动乱局势与社会上普遍的焦灼苦闷的氛围，是助长这梦魇的形成和扩展的外在因素。作品的形式和风格经常暗示着时代与作者的精神状态，端木蕻良作品的风貌正好为这一点作了一个忠实的注脚。注释[7]C．T．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Yale Univ．Press，1962，p．316．[8]《科尔沁旗草原》，页513～514。[9]《大江》后记，页291。[10]以上所引同上注，页292。[11]《大江》后记，页299。[12]参照《大江》后记，页295～296，302。及瞿秋白译：《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拉法格：左拉的《金钱》》，《列宁论托尔斯泰》等论文，见《瞿秋白文集（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13]《憎恨》后记，页185，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新版。[14]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页132。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15]端木蕻良在一篇题目为《创造和生活》的文章里曾说：“不了解生活的本质，而祇记录它的现象，是伪文学”，又说要了解生活必须“把一个过程有机的来认识”而非单单去“解释”和“说明”。见《文艺春秋》4卷5期（1947），页8。[16]本文凡引用“左联”对文学的主张皆见于《中国左翼联盟的成立》一文中当时通过的创作《纲领》，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不再一一注明。两篇文章见《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一卷，页281～282，287～291，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17]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序》，页1～2。香港文学研究社影印本。[18]《大江·后记》，页301。三、少年安那其歌者

端木蕻良在《科尔沁旗草原》后记介绍主角丁宁时说：他是一个“从天而降”在关东草原“振臂一呼的大学生”，又说：“他有新一代[19]青年的共同的血液”。在这部小说里，从作者对于中心人物的选择，我们看到了他趋向世界时所取的角度和位置，从小说中丁宁的造型，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于他的时代的道德内容、精神向度等的理解和诠释。如果这两点加起来是作者世界观的发生及呈现的整个生态过程，那么作者的创作起点是站在两个坐标的交叉点上：新时代以及青年。这两重坐标决定了这部作品的社会—历史性，同时也袒露了在那情境下作者个人的中心意识，那便是少年安那其的歌者。“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文学是不缺乏描写未熟的、个人主义的浪漫英雄作品，巴金的大部分小说就是这类产物。端木蕻良在时代上和巴金属于同一时期，因此他笔下的丁宁所作所为几乎和当时小说中的少年英雄形象没有根本上的差别，唯一不同的是丁宁是那群少年安那其者中最杰出的一座塑像，因为他几乎囊括了成为那样一个人物的每一必备成分。生为一个关东大地主的儿子，他曾在江南的学府里放浪过一阵，和朋友组织一个“新人社”，在营火会里互相批判被热气吹胀了的自己的形象，他们的目标是：“一个新人，一个智慧的新

[20]人”。后来，这样的生活也有些厌倦了，某个暑假，他想起了故乡，于是在送别的筵席上他用“一点没有夸张的诗句”歌颂大草原哥萨克式的健康，而“征服了南国绮靡之音，博得了青春的友情的喝采”。就这样的，一位救难英雄从云端降落到大草原上。回到草原两个月之后，他在他的俄罗斯庄园主似的领地里，却听到“在每个刚健的阴影里”，“埋伏着无数的被损害了的被压榨的病弱的呻吟”，同时他也看到他家濒于破产的窘境。从此他的良心和他从江南带回来的文化，促使他着手进行伟大的工作，那便是改造原来健康而如今“到处都是软弱、萎顿、黑死病似的一团”的大草原及其人民。他把在江南学到的“新人”的构想，运用到目前的工作，第一个对象是他穷苦的姨母的女儿“春兄”，他想解除她的镣铐，送她到外边读书，他解释自己这项工作是：“我想把你这块材料还原你的价值”，而他所说的价值是科尔沁旗草原赋予它的子民的“雄迈的、超人的、蕴蓄的、强固的暴力和野劲”，他认为这种力量是草原精神的象征，而不幸在历史的积压与阶级倾轧下，它已经萎化及病弱了，他相信这也正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缩影，因为“科尔沁旗草原就是我们古老的种族的全型”。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一方面想假借教育提供人民一面“镜子”去认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一方面企图改善佃农的生活，并计划把东北的经济从日本人的侵略和垄断下挽救过来。就在他这工作的第一步——给他属下的佃农减租粮——正要实行时，因他的表兄大山站在佃户的一边，领导那些在旱灾威胁下的佃农推地（即不租田来种），这事情严重的伤害了他，基于他对大山的感情和友爱，基于他的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他激怒了，疯狂的改变他的“初衷”，狠狠的说：“我不能投降他们这些泥腿！”于是不管佃户后来如何恳求续租，他下决心任凭地“撂荒”，他跟佃户说：“我不租了！我愿把地放兔子！”就这样他这幕伟大的改革计划幻灭了，而他自己也带着无比的“创伤”，离开草原，结束几个月前他“凯旋样地把自己带回到这新兴的莽野来，想用这绮丽的沃野，葱郁的山林，北国的雕风，从大戈壁吹来的变异的天气，老农顽健的白髯，女人黑炭精的眸子”，“来充实自己，作些有光有色的事业”的决心，因为他是太疲倦了。

总结以上丁宁所作所为的事，我们看到端木蕻良几乎不曾增减一笔的把一个俄罗斯风的人道英雄形象移植到中国，这可以说是作者的宿命，也即是他被他个人的知识及社会阶级圈限住的痕迹。这种心态清楚不过的表现在作者为丁宁勾勒出来的一张脸谱，在一次“新人社”的营火会里，作者借会员的集体批判说：我可以简单的用一个公式来说明，是这样的——Nihilism+Egoism+Sentimentalism+Bolsivikism=丁宁ism．（页385）

这公式的定义是一个“亚力山大的坯子”或成吉斯汗、尼罗王式的人物，拥有“司芬克士的聪颖”及“一种可怕的厌倦和无穷的张口渴望”等等，其终极目的是要用“脊椎骨来支撑时代的天幕”。在这样的热度下，什么形式的谵语都出现了，比方：我是Proerustes的刀子，我敢负有这种自负，因为我受过新时代的任命和委托，把我所不愿见的不承认的习惯、道德、制度，都投到一切否定的虚无里去吧，这是必须如此的，这是我对时代的清除！我没有宽恕，我没有原宥，在我的字汇里，我祇有暴动和争强，没有和平、顺受……。（页444～445）

与这类梦呓呼应的是丁宁提供给草原人民的一些术语和路线。在旱灾、推地的威胁加上日本皇军及马贼血洗县城的谣言中间，他会用肃穆的语调告诉那被命运压挤得惊惶不堪的春兄：你们“缺乏一面镜子”去“认识你们自己所代表的这雄阔的草原的力量”！同样的，他以托尔斯泰的著作教育那服侍他的女佣灵子，要她了解人道主义的庄严意义，并且在他猎户出身的表兄大山面前批判《水浒传》及《红楼梦》的人物典型。然而这些只认识土地的价值的中国群众，对于他的精神热度是完全免疫的，他们对于那些艰深的语言和问题只有睁大眼睛，茫然不解的注视，他们要的不是福音和修辞，他们只懂得逼到眼前的旱灾和战乱对于生命的威胁。因此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不幸的，终于还是那激情的少年安那其者丁宁自己。当他自极度的昏热冷却过来，开始时也狠狠的诅咒自己“毕竟是等于零数”，可是真正占据他的意识的是一种自怜的情绪，一场感伤之后，他在下面的又一个公式里开释了自己：佛说人生悲剧有两章，哈孟雷特的哀伤，唐吉诃德先生的横冲直撞。如今，这两幕戏，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排成了一场。（页388）

这一场精神的寒热症是相当可观的了，可以说那几乎是中国开始现代化以来，知识分子心理病痛的最具规模的总并发，而其结果也像许多被革命的热情驱使的启蒙英雄一样，在一阵抽搐之后，以被害者的姿态草草收场了。这种不彻底的态度，甚至也出现在丁宁个人的道德生活上。《科尔沁旗草原》第八章标题《猪的喜剧》，便是展露丁宁与一个叫“三十三奶”的婶子，于一场失乐园式的戏剧之后，混凝着童贞与羞耻、被辱与自我珍惜的一种道德挣扎。为了他的纯洁与受害，丁宁曾咒骂那是“跳蚤的有意义的袭击”，同时以托尔斯泰在《复活》里揭示的上流社会对待爱情的市侩意识，痛楚地想到那因传统社会的腐溃而失丧了快乐的牺牲者。就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把自己从罪恶里开释出来了，因为三十三奶是一只盘旋在他身边的“无耻的苍蝇”，而替代蛇的工作的是“混蛋”的酒精，而且无论如何他是“不能多想”的，所以即便是“猪”吧，一段美丽的自白、一场青苍的汗就足够把一切洗涤净尽，终其极他仍是“立在一切崇高之上”的拜火教主Zarathustra！在此必须附带提出的是前一章《三奶家》，可能是《红楼梦》之后描写大家族仕女群腐败、侈纵最深刻也最全面的一段文字，那种对于肉体的泥泞与燎烧的感觉的揭发，如实的传达出自我中心的少年安那其者对于肉体罪恶的过度敏感与惊恐，同时也显示出生长于地主之家的端木蕻良，在庸俗无血的道德意识之下，被人性的萎暗面深深魇住过的经历，他憎恶着，然而也无可奈何的。相似于这种因不洁的侵袭而来的痉挛，曾在《科尔沁旗草原》及后来的作品中于一些猥邪的小人物身上片断的出现过。对待这些情境，作者总是以不带任何姑息的爱与同情的态度去处理，没有恶意的扭曲与夸张，仅以平实的、肃穆的笔调传达那无可避免的人性倾向。这一点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何以端木蕻良的作品总是含容一种深广无私的爱与热力，并[21]弥漫着胡风曾赞美过的“健康的气息”的理由。他的作品几乎全是高歌着人类鹰扬的、洁净的、健康的品质，而在格调上则恒常散发出一种呼吸高原空气似的昂奋的、强劲的男子气息，虽然有时不免流于精神的酩酊或情绪的过度亢奋，无论如何那总是确确实实的生命底气息。

当丁宁的心智癫痫于他构想中的“新人”及其改革计划的高峰，偶然他也会止步，稍稍回首他究竟做了些什么。这样的时候，他的反省与自责虽仍带着咏叹及自怜的调子，然而里头夹杂着的尖锐的、噬啮的声音，却使我们触到那只有满怀未被斵丧的良心与爱的少年，才能发出的辛辣的、熬苦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补赎的痛楚。也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确实的把捉到端木蕻良个人的、以及他代为传导出来的当代中国知识青年的脉跳和体温。下面一段话可以作为三十年代前后的中国，那些被传统指派来骑在群众头上的少年地主，不由自主的陶醉和心虚的自白：我悲叹这大草原的虚无的命运，我同情了那些被遗弃的被压抑的。但是我之对他们并无好处，我对他们，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我祇不过是很形式的位置在他们之上，我不属于他们，祇属于我自己。在我不属于他们的时候，我立的是特别的高……这时我是最高的存在，没有人再能比拟我，没有人再能估计我，虽然我自己的脚，却常似自忖的像似有点悬空，有点前后闪跌。但我这时是最足兴奋的，最足自豪，最满意的自我享乐，我是属于我自己的……。（页202）

像这样的“悬空”的快乐和自足，尽管也颇足陶陶然，但总免除不了孤绝和寂寞来袭吧，因此自然会有下面的战悸的、没有方向与对象的告解了：我将在他们（群众）眼中成为一个优良的魔法的手段者，一个超越的支配者的典型，一个如历来他们所歌颂所赞叹的科尔沁旗草原的英雄地主的独特的作风。受他们不了解的膜拜，受他们幻想中的怨毒。（页382）

关于中国农村地主与群众间心灵及感情关系的游离，端木蕻良不曾在他的创作里详细探讨过，但“不了解的膜拜”和“幻想中的怨毒”两句话，却相当正确的把握住阶级病态的形成及实质，同时也点出社会罪恶的症结所在。在这罪恶的结构下面，几千年来许多人坦然的接受那明知是因不了解而来的膜拜，许多人也只能藉怨毒来宣泄自己的不幸，甚而至于戕害他们自主的权利。于是患了道德冷感症的士大夫们纵横在我们的大半部文化史上，用他们的理解，留给我们不少步武适度闲雅雍容的生民乐章。他们是立得很高的，而且也很自足于他们的成绩，因为他们有群众所不能企及的神圣武器：教育及知识，然而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便是这无往不利的法宝也有人觉得该被提出来检讨的必要了。当丁宁发觉他居然无法控制自己庞杂的思潮，只有废然的这样说着：也许我的未被统制过的教育、知识，就是很适合的去把我配置成功为一架沓乱的思绪的没有圆心的机器吧，这机器必须是命定的永远的轮转，永远的没有停止。（页204）

有时则一点也不宽容的、恶毒的嘲讽起自己了：我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吗？我崇高的地方在哪里，我超越的地方又是什么呢？（页203）

当然，所有这类的冷嘲热讽也不过是血亏的知识青年习见的谵语罢了，充其量那是附带于自我挫败感之后的对于一切事物——包括自己在内——的嫌弃和厌拒，而且自怜自伤的情绪是贯串它的骨干的。但倘若丁宁不曾对他自己的阶级与地位感觉倦怠，不曾对他那“命定的永远的轮转，永远的没有停止”的知识生活发生这么虚无的态度，他必无从产生对实际行动的渴望，而会像癫痫病患者一样以自己的大脑为圆心，在人类精神文化的领域里作周而复始的晕旋的回转了。上面丁宁招供的他对自己只是很形式的位置在群众之上的认识，以及自忖到其悬空和前后闪跌的处境，是使他渴望实际行动及回归到人群中的原因，而它同时也决定了他的行动之无一定的方向和基础并缺乏正面意义的命运，它限制了他的行动的内容及发展，使他只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少年安那其者，一个殉身于他的脸谱上早已标明的“可怕的厌倦和无穷的张口渴望”的不成熟的英雄。他是激情与憧憬的产儿，注定永远不会成长，永远不会衰老，只会在高度亢奋之后骤然死亡。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生长于日本帝国主义用来为它的侵略祭旗的东北，端木蕻良用他的心血细细雕凿出来的丁宁的形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及历史的意义的。他的意义不在于启示一个新的精神境界，他的任务也不是像黑格尔历史哲学中那作为时代精神化身的历史人物（a world historical individual），伸出力强的手来敲击另一时代的大门。相反的，他的存在是为结束一个面目模糊、自我迷失的时代，也即“五四”以后，知识界波荡于诸多外来“主义”所造成的离心状态。那一个时代，它的精神毫无疑问是激昂的、高亢的，它在知识、道德、人性等等心灵领域的开拓也是广大的，然而它的无餍止的心智冒险，却使它成为一个隐藏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秘密因而连自己的意义也界定不了的司芬克士，在人类文化的莽原上焦灼的、迷惘的注视。在这样的时候，一身披挂西方各式主义的盔甲而在脸上找不出一丝中国文化的线条的丁宁出阵了，高举图写着“司芬克士的聪颖”的盾牌，挥舞那狂想中用来“支撑时代天幕”的脊椎骨的长矛，他的战绩注定是等于零数的，因为他冲入的是一个不能以他的武器和方式来解决的战争，而他战斗力量的去处是比唐吉诃德还不幸的，因为他连中国的风车也认识不清，他的刀剑只有砍向自己。带着自己造成的伤痕，丁宁从那象征整个中国的科尔沁旗草原消失了，这一消失，代表着当代知识界由西方移植过来的一切新中国社会的创造神话、设计图样的总结，也即是那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历史进化中的使命及意义的总结。从丁宁身上，我们看到当代知识界的精神版图，它是蓬勃的、病态的扩张的，它注定要完结于一阵思想、意识极度混乱的高潮，因为它的启蒙性质不容它持久的进行一无结果的破坏与建设的游戏，尤有甚者，当时逼过来的一个更严重的危机，也即决定民族存亡的外来侵略，更不容它留恋于那种没有现实基础的精力的浪费和陶醉，历史逼迫它认识日本皇军的刺刀和血腥，催促它取用一条比较壮实的、因此也是艰辛的路子去长成。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历史条件之下，端木蕻良为少年安那其者丁宁所作的礼赞，实质上已成为对于一个在逝去中的时代的一首悲壮的、同时也是乡愁的挽歌。

被端木蕻良批判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的丁宁，随着他的时代的风向无疾而终了。在同一个时候，作者的少年安那其意识却附托在另一个形式上彰显出来，那便是与丁宁在同一场戏中扮演对手的猎人大山。这个人物无论在社会地位或行动方式，都与丁宁成对蹠关系，正因为如此，丁宁欠缺的所有质素便完完全全的在他身上赋形，套用作者的赞语，那是一个“行动的巨人”。大山，这个使丁宁敬爱与慑服的高大汉子，是凝固了草原的一切精神及力量的象征，作者对他所倾注的感情是不下于对丁宁的热爱的，他把他拟为群众力量的正确发展的典型，让他领导，同时也代表当代觉醒中的农民意识。他的造型，我们不必在这里细述，因为他实际上就是丁宁梦呓中的那个力强的英雄的现实形象，只不过他是由关东草原的风雪、泥土以及广漠雕塑成的，他无法以任何“主义”去思索和定义。我们必须于认识这条平行于丁宁的粗大黑线之后，才能掌握住《科尔沁旗草原》这部小说中作为主导的少年安那其意识的全貌，那是积极的，崇拜力量并敢于接受挑战的，它之命定失败，在于我们前面分析过的无一定的方向及个人的激情，或更正确的说，在于它的安那其性质。同样的，我们必须从大山像山一样站定在地面的身体，与丁宁之在人类文化的高空酩酊的姿态，才能看清作者端木蕻良对于他的时代的理解及历史进展的透视之由来与实质。总的说来，他的理解仍脱不了知识分子由高处俯瞰所得的模糊印象，它稀释了构成社会病态的现实生活真相，因此其预测也是浮泛的、充满浪漫的诗情的——谁能相信丁宁的脑子加上大山的力量就可以扭转草原的命运？所有这些见解毫无疑问是起源于启蒙式的爱与激情，以及对于萌芽中的群众力量的不正确估计，这使它完全以个人对于一个美好世界的狂想为中心，把虚幻的光明及解救不着边际的以神话英雄的姿态向外喷射。此外，促使这种姿势如此强固的形成，还因作者个人的身世与所生长的地理环境而来的对于男性及力量的浪漫性崇拜，因为草原地主传统的剽悍的意志力，加上那广漠的、神秘莫测的草原，这一幅奇异的精神及生活的构图，正是在形式上及实质上培养浪漫英雄的温床。端木蕻良之强调个人的、即兴的行动，是先天的被草原人民遗传中拓荒的、掠夺的性格决定了的，何况他因文化及教育获得的知识，更使这性格得以无限的扩张，丁宁的存在因此而来，大山又何尝不是？两个人物的性格加在一起，表现了作者端木蕻良所代言的那一个时代的知识界与象征年青的中国灵魂的东北人民，企图寻求结合时的内在冲突与精力的误用。

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普鲁东，描述理想的安那其社会的经典句子是，那样的社会：“它的中心到处都是，它的范围永不存在”（a society：“it has its center everywhere and its circumference nowhere”）。生为草原之子的端木蕻良，在“九一八”的枪炮声里结束他对大草原及知识层的讴歌，从那以后，他走入正接受战火洗礼的广大国土。带着草原给他的新鲜的锐利的视觉，他殷切的注视那场前所未有的大动乱，逐渐的他了解，那等待整个民族共同建立的新的社会，它的中心是意志，它的范围是群众。注释[19]《科尔沁旗草原》，页516～518。[20]凡引号中文字皆为小说原句，为避免繁累计，除大段引述外概不标明页次。[21]胡风：《生人底气息》，见批评文集《密云期风习小纪》，页127，汉口，海燕出版社，1940。四、地之子

1933年端木蕻良完成《科尔沁旗草原》，他把小说的最后一章留给“九一八”事变前夕群众骚动不安的实况描写，因为那时候他对于群众心理及力量的发展方向，还缺乏把握的能力，而他又不能相信当时一般小说中出现的“自发性的绝对的觉醒”的农民英雄，会是在当时“中国的土地里”真正生长出来过。他对于大山的刻画，虽然带着夸张和激情的笔调，但他只让大山在小说里是“一个未完成的性格”；只不过预期他会“更向光明走近，更向时代吮吸，他的性格，将更能推动真实，而他自己也更向真实学习”。基于作者对创作所负的庄严的道德感，在那一阶段，他不愿“自己说谎，还强奸着自己去相信，[22]把真实掐弄得如我们所愿意听的那么短。”与这严肃的写实态度对应的是作者对于社会激变期的农民心理的分析，那是对许许多多死而复生的阿Q道德意识的总清算，因此也预示一个新的契机。他的理解是这样的：五千年的镣铐，会使囚徒的脖颈磨平了，在听天由命的说教下，他们会把自己的叛逆的思想自首在观音大士之前的。这样你可以听见旱烟管里的悲叹，小茶馆里的呶呶，但对于神的意志并无违反。但是，你以为这些驯良的农夫也就永远的祈祷在观世音之前吗？在忍耐破裂了的时候，狮子的不常见的吼声，会在那广大的草原上吼起来了。这时候，他们要报复的，他们要瞻仰瞻仰这法相庄严的裸体，这时候，他们是摇[23]天撼地的草莽之王。

描写这一系列的意识变化的过程，分别出现于《科尔沁旗草原》的几个独立篇章，以及作者于1933到1937年间写的一些十分完美的短篇。属于报复之前的悲叹的如《科尔沁旗草原》第十二章《南园子之夜》、十四章《大伙房》，短篇《鹚鹭湖的忧郁》、《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表现出报复的吼声和姿态的，《科尔沁旗草原》最后一章《一个结束的结束和另一个开始的开始》，是最典型最具规模的表现，在短篇中则有《浑河的急流》、《憎恨》、《雪夜》等。1937年，作者把他的短篇以《憎恨》为书名结集出版，《后记》里说：“相信憎恨是战斗的火源，战斗是爱的澄清，爱的创造。相信没有憎的爱是罪恶的姑息。”寥寥数语，却是这一系列短篇的精神所在。这一个集子里的短篇，无一不是关于群众及社会现实的问题，而其心理则是辗转于惶惶不安的大动乱前后的情绪，至于作为它的中心意识的是人类天生的爱与憎，具有原始的纯良与暴烈。这个意识的形成是因作者由他的知识层视角，骤然转换到由一群还不认识未来及方向的大众身上出发，那一刻的双重迷惘所造成的。换句话说，这集子是结合了作者在理解及透视上的短暂迷失，以及群众挣断锁链前后，它的力量找不到正确表现形式时的混茫的产物。这样说是基于这些作品对于罪恶及暴力的攻击，就作者的创作意识及群众的反应来看，大半全凭天生的爱憎与报复，少有冷静的思索与检讨，因此它们虽有现实根据，而对于当时新的社会情势及发展中的群众意识主流缺乏反映，因为那时还无法发生这种认识。然而，必须特别提出的是，作者的才华及他逐渐成熟的写实态度，使这些在时代中迷失了的作品，保留下来那正在消失中的传统中国群众意识的、性格的几个传神特写，也因这原因，这些短篇的艺术成就将永不褪落。把上面刚说过的这些特性完整的显示出来的是作者于1935年写成的长篇《大地的海》。《科尔沁旗草原》中，端木蕻良虽曾用不少篇幅描写农民群像，而且因方言土语的纯熟连用，使人觉得他所写的确实是来自泥土的大众，然而那些人物因为经营不够，都只像速写一样的草率、缺乏实体感，更不用说性格的刻画了。从《大地的海》开始，作者塑造及描写乡土人物的才能，还有他所贯注于他们的感情，才炫人的表现出来。本文开始时曾说过，作者因他的矛盾的家族史，在情感方面一直怀着对于被压迫的佃农——也即他的母系的象征——的爱与同情。《科尔沁旗草原》中，作者于知识分子式的寒热病里，仍把与丁宁敌对的大山塑造成一个完美而令人尊敬的人格，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等到他的梦呓在外来侵略的灾厄前消失了，他发现真正能支持住他摇摆的心智的是那些活着的、强劲的农民与土地，他的歌声便因此而发了。在《大地的海》中，这心理便以作者完全把感情与寄望指向大地与人民表现出来，而那感情是无可比拟的温煦和深厚的。下面一段话是作者写这个长篇的动机，我们从里头可以找到他因日本人的侵略而唤起的对群众、土地、社会、时代的感情与理解的讯息：我常想。这被世界艳称着的沃土，黑色的草原的怒海，该用她悠长的历史吞食了多少善良的灵魂？他们用儿子对母亲的爱来用铲用锄用镰刀来侍奉大地，大地不响着，大地渴了喝他们的血，大地的土壤瘠薄了时，他们将血输送给牠。他们就是一柄有血有肉的活犁，被一只罪恶的黑手逼扼着，向前无休止的走。先是王爷，后来是大帅，大帅之后是少帅，……最后还把“日之根”海水舀给他们喝。虽然海水是苦涩的，是盐卤的，然而，他们说这是王[24]道，是乐土。

在这一段话里，我们发现作者的控诉虽因对日本侵略的憎恨和愤怒而发，可是更根本的颤悸却是来自对于两重无形的势力的理解，一是大自然的侵吞性，一是历史制度的压榨。我们必须认清了作者对这两重势力的颤悸感，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会说他对故乡的理解“一切都是惨阴的”，他会对于农民的“没有例外的一生”带着那么深的爱与痛楚感，而又在这样的基础上，尽情的歌颂他的被蹂躏的乡土。他的心理，可能也是每个活着的中国人心理，是很容易理解的：那是吾土吾民，是永不能舍弃的母亲祖国。《大地的海》这部小说，便是一首因敌人侵略而流的鲜血给涂抹得更鲜明的这种心理的史诗。这里，我们必须先看看作者对于“大地”的特殊了解。

在我们的描写农村的文学作品里，对于大地的态度，大约总是不带批判的把它赋以纯洁、亲切、生命等等象征意义。比方像叶紫、吴组缃、赵树理等优秀的农村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只是对于农业社会组织的病态的针砭，而很少把土地及自然力当作独立的对象，探索其本身的意义及农民在它约制下的意识及反应。因为在传统理解中，土地永远是看待人类的，永远是使人类得以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的凭借，它注视人类历史的不断演换，可是很少人还它以注视、或大胆的思索它的存在究竟是怎么回事。端木蕻良当然不能从这个理解范围跳出很远，尤其我们文化中久远而牢固的山水传统，它之逃向、或臣服、或境界更高的泯化于自然的意识形态，也不容一下子被摧廓净尽，端木蕻良对于大自然的态度与别的创作者之稍有不同，因此只能说是一种惊疑、或者没来由的畏惧罢了。这种心态的形成，凡锐敏的、真的在莽原与山岭中生活过的人，大概都会发生，不同的是端木蕻良特别全面的去感觉它，而且是以农民的、而非文人的形式把他的感觉表现出来。先看看他怎么写大地吧，《大地的海》开头就这么说：假若世界上要有荒凉而辽阔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要不是那顶顶荒凉，顶顶辽阔的地方，至少也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

它之所以出色，是因为使人想到：“夜的鬼魅从这草原上飞过也要感到孤单难忍”，又因为：“一支晨风，如它高兴，准可从这一端吹到地平线的尽头，不会在中途碰见一星儿的挫折”，如它真的碰上了，“那准是一块被犁头掀起的淌着黑色的血液的混凝的泥土”。对于这样的洪荒，人类的解释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只好把它归因到无餍足的铺张着的泥土了：是的，在这块大地上，如抛去泥土不提，这地上还有什么可说的奇迹呢，还有什么可以令人笃信的证物呢？而且这土地到底还成了什么土地呢，这荒凉的草原还恁能再向人夸耀它无比的荒凉呢？（页2）

这些文字和感情是够素朴和平实了，然而也因它的简单，它所传导出来的空虚和神秘的感觉才够叫人窒息的，它的无事不可发生的静默才足以撼人神经的。

与这沉寂迫人的自然现象相对的是作者在另一个长篇《大江》中，对于长江形势的描写，那完全是咆哮着“阴险和恶毒”的森人景象，比方它的岩石：江流的两岸的石子也是奇特的，有一段是湛黑的岩石，它一挂一挂的排成了沉着的铁链，一半跌落在江里，一半裸出在水面。龙鳞甲是斜角的石片组成的，摺叠在细沙上，如同整只垂死的蜥蜴。……马肺石是被几千万只肺痨的细菌所腐蚀，一束脓疽溃烂的肺在江沿上倒挂着。污黑的血就是从这上面向下滴搭……。（页3）

上面提到的彻底的广漠、岑寂、阴森、雄奇等等性质，是作者对于大自然的一般性体认，但是最为他所不解而却又使他有亲密及慑服的感情的是土，是关东大地，它的存在，它的律则是谁也不能测知而又不能不俯从的。比方从它内里长出的植物吧，它竟把一切花叶“都化作了尖锐而激愤的针刺，向曲折的枝梢张出”，以致使牛羊都要从它身上逃开，“怔忡的、踌躇的、对这出奇的原野，吐露着不能了解的哀鸣”。但人们与土地是有神秘的契约的，那儿，在母亲们意识到她们就要生产了，一定叫人把坑蓆揭开，“好让儿子第一次亲着的人间的事物是土”，“她们知道土是喜悦这样的，因为只有土才是儿子的真正的母亲”。母亲把初生的婴儿的肚脐埋藏了，报告大地的儿子已经来到人间，这便是人与地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人们把自身和母亲共同呼吸的血管，在降世的第一天割断，埋在地上，这就可作人与地立约的记号。（页27-28）

人类有许多古老的祷文，记录人与神的约誓，它的文字韵律像诅咒一样，它的内容是人的虔心的、敬畏的顺服。端木蕻良写在上面的这一则人与土的永约，也是这样的祷文，这样的誓言。那么，它的订定可不是证明土的胜利吗？被侵吞、被征服的不是大地之子吗？他们如何在它的上面扩张，他们的血就注定是要如何为它流尽，拓荒精神是这约誓的唯一信物。

倘说自然会教育人类，那么关东草原的子民从大地得到的便不可能是华茨华斯从英国的严峻湖山学来的整饬的品行，他们是不作兴那样的，在那个秘教似的约誓下面，他们的道德一定得以如下的形式发展：北风逞着荒寒的挺劲，在青年的红萝菠皮色的鼓挣挣的小腮膀上，写出自信、要强和侮慢。在老人的额角的皱纹上，则蘸满了古铜色的金粉，狠狠画出两条不可调和的固执和粗鲁的摺痕。（页5）

那么他们的情感生活呢？农夫有着和肩膀一样宽的灵魂。有时会寂寞的不着边际的哀伤着自己，有时又在毫无意义的作了愉快的大笑。对着生人，也怀着磅礴的热烈粗鲁，父亲对儿子样密切的愿望。对着自己的亲人则反而像仇敌那样疏远着，因为他们不会在作态上表示感情，他们以为真实的感情是无须表现的，倘一表现便显得琐碎、卑下。（页5～6）

他们就是这样的，因此若有一个人在伤心，在他的胸膛里一定可以听见“心的一寸一寸的磔裂声”，如在哭泣，滴落的泪水也会“透出一种颤动的金属声”。而年老的祖父，“可以坐在篝火前和死去整整十年了的祖母，叨叨咕咕的谈上一个夜晚”。再有比这些更亲密更了解的文字来形容大地及其子民吗？再有比这些描述更能构造人类素朴的、然而也是雄奇的形象吗？恐怕是很少可能的了。

前面的分析加上农村在历史中形成的阶级病态，是端木蕻良对于“吾土吾民”的整个理解，也是《大地的海》这部小说创作意识的基础。关于作者对阶级病态的观察，我们前一节已讨论过，这里不再赘述。剩下的便是作者如何在这基础上揭示群众心理在敌人迫害下的变化及发展了。《大地的海》故事很简单：关东一个叫莲花泡的地方，“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和伪满洲国勾结，强迫农民铲平刚长苗的高粱田修筑公路，农民从被压迫到反抗的经过。人物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艾老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像长白山的独挺松一样长青，完全草原式的个人主义英雄。他的儿子来头，一个不大言语的小伙子，忧郁、倨傲、脸上找不出一丝邪恶的线条，一如新生的大地一样。还有一个小酒店的老板郝老爷，他在生命的晚年，被就要“回到土里去”的念头搞得有点不安。剩下的便是把“组织”和“反抗”的观念带给村民的革命分子。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只从艾老爹和来头父子身上，探索农民心理的变化。

艾老爹无疑是代表一切成熟的东北农夫的典型，热爱大地，因此当他听到要亲手铲平他用血汗种出来的高粱苗，他第一个反应是拿锄头敲伪满警察的脑袋，但结果高粱苗还是要铲的，于是他的第二个行动是在修筑公路时跳出来，阻止农民“修他妈的西方大道”。这些行动的心理基础是这样的：从前我以为挺一挺就过去了，也许南京发大兵出关来，也许俄大鼻子替咱们打个胜仗，就过去了……。（页183）

没有人能替他解决问题，那传统的“挺一挺”哲学，最后是以下面的迸出火来的痛苦方式结束的，铲高粱苗时：（艾老爹）以曾经哺养过大地的锄头去斩断自己血汗所滋生的小苗。而这时艾老爹并不感到难受，反而同一个诅咒人生的魔鬼，加速的在促使宇宙趋于毁灭的一样觉着痛快。觉得异常的不可忍耐。（艾老爹）反而因为由于悲惨和过度的冲动，所酿成的酩酊，使得他接触的一切和所想起一切，都在脑袋里面昏暗起来。显得益加意志模糊，不知如何处理眼前的事物。而现在他单是顺从一种筋肉的习惯，挥发着他原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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