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河森堡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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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智人试读：
序一
人类的文明史严格地讲是一部不文明史。因为最初的人类相互杀戮，弱肉强食，毫无怜悯之心。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至今还能生存在这个星球实属侥幸。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人类才得以喘息，开始思索一个问题，我们是谁，将向哪里去？
我们自诩已进入现代文明。我们跨过农业文明，走过工业文明，进入信息加智能革命，前景理应一片光明。我们在探索宇宙空间和脱氧核糖核酸时，打开了前人从未打开过的宏观与微观的窗口，内心颇有一丝得意；其实，这在上苍眼中显得十分幼稚可笑。我们已获得的有限文明并不是由文明推进的，而是由野蛮推进的，野蛮是文明最大的动力，“文明”其实非常懒惰。《进击的智人》讲述了这一过程，讲述得颇为认真且饶有兴趣。人类今日已经壮大到可以灭杀一切动物，也可以随时毁灭地球。如果有一天人类即将告别这个星球，我们又有机会反省一下的话，我们可以问上自己一句：究竟从哪一天、哪一刻起，我们踏上了不归路？是发明了这个星球不能自然生成的化合物，还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是发明了转基因食物，还是依赖人工智能生老病死？人类在匮乏的日子造就了自己，那在富裕的时候还能继续造就自己吗？
问题多多，几近无法解答，甚至无从下手。人类在今天十分慌乱，毫无章法。甚至连人类发展初期的“共情”能力都将消失殆尽。今天的人类，相生不如相克，相助不及相杀，相助是假象，相杀是愿望。只不过文明让我们把野蛮打扮一番，涂脂抹粉，捧上鲜花登门。我们有例证，自文明以来，我们将所有最先进的科技，首先应用在杀人武器上，至今对此毫无悔意还变本加厉，以致我们人类今天的处境并不比两三万年前濒于绝种时强多少。
可我们浑然不知，全世界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都把未来战争当作头等大事，武器的进步呈几何级增长，杀人概念的不断翻新，真让人痛心疾首。人类走到丰衣足食这一步多不易啊！曾经的母爱让人类的儿女日渐强大，这种示弱的高明之处今天回想起来无比温馨；我们身体变化与脑量增容之间的改变，让人类脑力与体力匹配得更佳，但事与愿违，脑力与体力分野生存，构成后世的矛盾冲突。人类在远古动物界中由弱小逐渐强大起来，思想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我们永远在错误中前行，试图找到正确的路。
时至今日，我们极需科学帮助、文学辅助。这本书抽丝剥茧，始终拽着人类生命的游丝，小心翼翼地从远古走来，让我们在阅读中重新认知自己。这一本书有两本书的容量，作者也标明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依我看，将此书分上下篇章为佳，因为上篇是自然法则，下篇是人文法则。
人类在没有文化产生之时，依然有那时的文明，欺软怕硬，委曲求全，抱团取暖，这种“文明”最为纯朴，反而为生存赢得机会；人类获取文明之后，阶级产生，领地意识和私有财产出现，人类立刻变得无比贪婪，人不如兽，还用发明的“文明”戕害同类、戕害动物。即便到今天，我们对动物甚至对自己仍缺乏一颗善待的心。
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上，我们看动物的处境，实际上就是在看我们自己的处境。这是一个生存的镜像反映。人类实在是假聪明，特别自以为是，又缺乏外在制约条件，想想真令人不寒而栗。
毫无疑问，我们进入了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利弊相随。好处是用几年时间即可获得过去一生的信息，坏处是在海量信息中不知所措。读一下河森堡的《进击的智人》一定会有收获。这是作者的处女作，能跨越如此高度，厚积薄发，印证了古语：后生可畏。
揆古察今，深谋远虑。是以为序。马未都戊戌十月初五夜序二匮乏塑造人类历史
河森堡的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如果大多数人平时读书都会喝几口水的话，那么读这本书，尤其是读到后面几章讲地质活动和瘟疫如何影响了古代中国的历史时，你可能是屏住呼吸的。
我一直觉得，一本好书应该以一个好的问题开始，因为一个好的问题往往会激发出人们十足的好奇心，促使人们捧起这本书一探究竟。比如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西班牙国王的探险队击溃了印加帝国并俘虏了皇帝阿塔瓦尔帕，为什么不是印加帝国的军队跨过大洋俘虏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戴蒙德的这个问题，受到了新几内亚岛上一位想要快速融入现代文明的土著首领的启发，而河森堡的这本书也是从新几内亚岛开始的。1957年，美国病毒学家在这个岛上接触到了“被诅咒”的妇女，她们会在凄惨诡异的狂笑中死去，而在打开她们的大脑后，会发现死者大脑内部已被侵蚀成海绵状，无一例外，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河森堡提出的观点，其实和很多主流的学说并不一致。但回顾人类的发展史，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自然学科，正是因为不同意见的存在，知识的边界才得以扩展，主线的缺憾才得以修订，颠覆的想法才得以产生。所以，敢于发表系统思考后的不同观点，更值得鼓励。
河森堡书中的核心关键词是匮乏。匮乏塑造了人类的模样，匮乏塑造了人类的历史。食物的匮乏让直立人走向草原，性资源的匮乏让男人们彼此搏斗，而饥荒中蛋白质的匮乏让人们不得不吞噬彼此的血肉。
16世纪以来的科学革命和随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掌控自然力量，通往富足社会的大门。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大科学工程带来了科技成果的密集涌现，再结合以信息时代全球化分工的产业网络，人类社会跨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大爆发的时代。顺着这个轨迹，戴曼迪斯和科特勒在《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中非常乐观地展望了人类富足的未来图景，而这样的富足，在智人30万年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高血脂、糖尿病困扰，而包括衣服在内的日常用品往往用不了几次便被丢弃。回顾过往，中国十几亿人口告别饥饿，有些地方人人开始有裤子穿，距今也不过才短短几十年，我们怎能轻易忘怀？可以说，匮乏统治了人类99.99%的历史，匮乏塑造了人体器官的工作模式，而应对匮乏则是我们思维方式的逻辑底层。回顾人类演化发展的历程，理解人类历史上所经历过的种种可以称之为惨烈的匮乏，能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现在，通往更美好的未来。
以匮乏为主线，河森堡在极为宏大的视野下，回顾了300万年的早期人类历史和8000年以来的农耕文明史，我们会发现有两种匮乏令人瞩目，即食物的匮乏和医疗的匮乏。解决食物的匮乏，需要协调人和作物、牲畜之间的关系；解决医疗的匮乏，则需要协调人和细菌、病毒之间的关系。
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阐述，人体是基因建造的生存机器。其实，不仅仅是人体，人类的食物和感染人的病原体，也都是基因建造的生存机器，因此人类演化发展的真实世界，实际上是数万亿生命体中数万万亿DNA碱基序列彼此相互作用的世界。解决食物的匮乏，解决医疗的匮乏，归根结底，要回到DNA相互作用的基因世界。
在食物方面，如何解决中国人的饥饿问题？超级杂交水稻，因其历史性突破，无疑是一个经典案例。2000年5月11日，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和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中科院生物信息中心宣布共同启动“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基因测序辅助分子育种技术，不仅能够在短期内提高水稻、小米等粮食作物的产量，还能大幅提高多种肉类的产量。在不久的将来，这项技术还将与高效能量循环的水培植物工厂相结合，实现蔬菜瓜果蘑菇和鲜鱼的快速生产和良性循环。我相信，未来中国人不仅是能吃饱饭，更能吃好饭。
在医疗方面，传感染疾病始终是危及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极具破坏性。农业时代，由于对瘟疫缺乏行之有效的防护措施，人类只要遇到地震、水灾、旱灾、饥荒或战乱，几乎都会遭遇瘟疫大流行的惨境。而现在，得益于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和基因测序技术的进步，中国不但没有在汶川地震、雅安地震等自然灾害中发生重大疫情，而且能够主动抗击像SARS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甚至可以说，迅速破译SARS病毒的DNA序列，是人们打赢这场瘟疫战的关键。除了防控传感染疾病，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普及，人人都可以享受到基于自身基因数据的个性化医疗服务，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出生缺陷疾病有可能被清零，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肿瘤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也将大幅减少。我相信，人类与疾病的关系，将从得病就医转变为医健一体，从而实现及时获知健康风险，并尽可能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目标。虽然匮乏是个永远相对存在的状态，但尽力解决当前的匮乏，必将持续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新的希望。
我还想说一说阅读过程中的感受——我的确有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作为在国家博物馆讲解员这个工作岗位上努力长达七年的专业人士，河森堡拥有顶级的讲故事能力（大家可以看他在“一席”的同名演讲），阅读河森堡的文字，就像看山泉里跳跃的水珠哗啦啦地从眼前淌过，那是一种忘却环境，全身沉浸的心灵体验。
有了这本书，我们得以重新理解中国历史。本书的第二部分，紧接着人类史，叙述了从夏至清的中华文明史。在南北朝大分裂、明朝统治崩溃等一些特殊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和地质变化等外部环境的剧烈影响，也为我们了解史实全貌提供了新的观察维度。这本书还涉及不少国家博物馆的藏品，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国家博物馆之前读一读这本书，这样文物会变得更加鲜活，我们的心灵也会被穿越时空的厚重感所震撼。
有了这本书，许多有意思的问题将会得到解答，比如：为什么人类皮肤如此光滑？因为这有利于散热，祖先们借此发明了极为高效的捕猎方式，即在烈日下将那些有毛的猎物活活追死；为什么人类首先进入母系社会？因为狩猎并不是经常有收获，通过采集获取的食物占到了当时食物总量的60%—80%；为什么尼安德特人脑容量比智人还高却被智人消灭了？因为尼安德特人大脑的相当部分被用来发展和视觉有关的功能，因此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比智人差很多……
最后我想说，每个人都有必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物种的历史，关于人类的历史有许多杰出的著作，我会选择《人类简史》或者《枪炮、病菌与钢铁》送给我的同事和朋友，但如果要选一部本土作品，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这本《进击的智人》。华大基因CEO 尹烨前传前传闹鬼的新几内亚岛
岛上“闹鬼”了。
确切地说，是新几内亚岛东部某高地上的土著人部落里“闹鬼”了。
1957年3月的一天，美国的一位病毒学家在新几内亚岛担任医疗官时，接触了几个被巫术诅咒的妇女，这些妇女来自东部高地的一个名叫富雷（Fore）的原始部落，她们被送来就医是因为，不久前她们的身体突然开始出现一些异样：脸上不可自抑地露出奇怪诡异的傻笑，全身不停地颤抖，说话颠三倒四，走路丧失平衡能力等等，这让她们看起来就像被恶灵附体一样。更可怕的是，这种诡异的状况是不可逆的，会不断地恶化，通常在3到6个月后，被诅咒的人会彻底失去平衡能力而瘫倒在地，颤抖着发出凄惨诡异的狂笑，最后把自己活活饿死，是的，饿死。因为他们会渐渐失去吞咽的能力，口中就算塞满了食物也无法下咽。而这只是死亡的方式之一，另外的一种死法就煎熬多了——被诅咒的人会因为大小便失禁而整日瘫痪在自己的屎尿中狂笑，最终褥疮中毒而死。
对于20世纪50年代仍处于石器时代的富雷人来说，眼看着部落里的人们就像被恶灵附体一样接二连三地狂笑而死，这让他们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当地人认为，是别的部落用巫术诅咒了他们，所以才有了这闹鬼般的一幕幕，由于被“巫术”诅咒而死的人会难以自抑地颤抖，富雷人给这种巫术起了一个名字：库鲁（Kuru），在当地语言中为“颤抖”之意。
人类的历史一再地证明，恐惧往往和仇恨相生相伴。为了报复，富雷族的战士们双眼充血、咬牙切齿地拿起弓箭和长刀，阔步走进了新几内亚岛的绿色密林之中。
据统计，在1957年之后的5年时间里，“巫术”灭绝了富雷地区10%的人口，而巫术引发的仇杀则排在当地人致死原因的第二位。一时间，新几内亚岛的东部密林中，凄惨的哀号和诡异的狂笑交织在一起，绿色的密林中仿佛在上演着一场场血色的“喜剧”。“巫术”一类的说辞或许可以让当地人深信不疑，但是这绝不可能说服被“巫术”吸引到新几内亚岛的各国调查学者，在彼此的配合之下，学者们开始对富雷地区被“巫术”诅咒而死的人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被“巫术”诅咒的人里，女性的比例出奇地高，有专家据此推测，所谓的“巫术”其实是一种遗传病，由某个单一常染色体上的基因决定，在女性身上为显性，在男性身上为隐性。
然而这种可怕的假设很快就被更可怕的事实推翻，学者们发现，这种“巫术”并不是遗传病，而是传染病，因为它可以在群体中实现横向传染。凡是被“诅咒”而死的人，脑部都被某种东西蛀成了海绵状的中空结构，特别是与人体协调性密切相关的小脑部位，受到了格外严重的伤害，这种恐怖的脑部病变被认为是令受害者出现各种疯狂举动的直接原因。学者们将死者的脑组织注射进一只健康黑猩猩的脑中，经过两年的潜伏期之后，黑猩猩也出现了相同的小脑共济失调症状，这一切终于验证了学者的怀疑：所谓的“库鲁巫术”，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脑部神经系统疾病。
既然“巫术”是传染病，那么调查学者的第一反应是，这种病其实是由某种微生物感染导致。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种病的患者没有出现任何炎症反应，使用抗生素也不见任何效果，专家们搞不清楚这种病的致病因子是什么，但是它偏偏又能传染，这实在是太诡异了。新几内亚岛的热带雨林中，仿佛真的蕴含着某种超自然力量，原始部落里的巫术与现代社会的科技在诡异狰狞的狂笑声中开始了一场暗流汹涌的较量。
当我们回顾这场科学技术与“超自然力量”的交锋时，并不能责备科学家们在较量开始时处于下风，因为把富雷人脑子蛀空的东西在当时完全处于科学家的认知边界以外，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想到人脑可以感染这种东西——朊病毒。
朊病毒大约是一般的病毒的千分之一大小，甚至更小，并且仅仅存在于脑部和脊髓中，它在人体中既不引发任何炎症，也不产生任何抗体，由于它的结构实在是太简单了，以至于后来的一位生物化学家斯坦利·B.普鲁西内（Stanley B. Prusiner）表示，它甚至连病毒都算不上，而仅仅是一种具有感染性的蛋白粒子，它可以在人脑中造成蛋白质的错误折叠，最后使得人的脑组织变成像海绵一样的中空结构。
这种比病毒结构还要简单的致病因子，之所以可以在富雷人的部落中广泛传播，在于新几内亚岛上长期存在的一种骇人的习俗：吃人。
如果让我填写一份调查问卷，写出我心目中最恐怖的地方，我会毫不犹豫地写上“曾经的新几内亚岛”这几个字。它恐怖到什么程度呢？美国作家理查德·罗德斯在他的作品《致命的盛宴》中曾经写到过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19世纪的水手在驾船路过新几内亚岛时，往往会小心翼翼地和这个岛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水手在这个岛附近由于触礁等原因落水，那么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朝着与新几内亚岛相反的方向使劲游。新几内亚岛的民族分布情况极其复杂，有统计显示，目前世界上大约有6 000种语言，其中的1/5到1/4都分布在新几内亚岛上，有些语言的使用者甚至只有几十人，这个岛屿上的各种民族像马赛克碎片一样错综复杂地分布着，其中一些民族有食人的传统，也就是说，新几内亚岛上分布着各种食人部落，富雷人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请你想象这样一个情景：你，是一个水手，划船路过新几内亚岛，结果在海岸线附近不小心触礁落水了。你在海里一边踩着水一边四处张望，就在这时，岛上雨林中的一些土著人发现你落水了，马上从雨林深处跑出来，站在岸边静静地看着你，不喊、不骂也不叫，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你。如果你沿着海岸线往东游，他们就跟着你往东走，你往西游，他们就往西走，如果你朝岸边游过去，他们就举起武器等着你，如果你往回游，他们也不追你，只是站在原地继续默默地盯着你，而你身后是无边无际的大海。
事实上，曾经的新几内亚岛上分布着各种食人部落，他们食人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对于富雷人来说，他们习惯于吃去世的亲人，以承载自己的追思并释放死者的灵魂，这样一来，每个富雷人的肚子都成为了亲人的墓园。
富雷人的部落中虽然盛行食人之风，但是男人通常是不参加这种宴席的，因为他们觉得吃人会削弱他们的战斗力，真正的食人者其实是部落里的妇女和孩子。而学者发现的朊病毒，恰恰存在于死者的大脑和脊髓中。当死者的大脑被富雷族妇女挖出来放进嘴里时，当死者的脊髓被富雷族儿童吮吸时，朊病毒就顺势侵入他们的身体里，引发蛋白质在脑组织中的一系列错误折叠，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被“库鲁巫术”诅咒的通常是部落里的妇女和儿童。
如此看来，同类相食似乎是大自然为人类设下的一个禁忌，挑战这个禁忌便会遭到自然力量的反噬，“库鲁巫术”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既然如此，为什么新几内亚岛上还会有食人的习俗？就目前的一种理论来看，新几内亚岛的环境并不适合大规模地饲养猪、牛、羊、马一类的大型牲畜，在外部的先进技术传入和普及之前，新几内亚当地一些部落也曾试着饲养过猪，但是养猪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有的小猪仔甚至是喝妇女的乳汁长大的。没有大规模的牲畜饲养，当地人的蛋白质来源就非常有限，所以任何动物蛋白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比如让很多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毛蜘蛛，他们抓起来烤熟就吃下了，有的木头被水长期浸泡长出的船蛆，也成了当地人口中的美食。那么刚刚死去的人呢？几十公斤重的新鲜人肉在当地一部分土著人眼中自然没有任何浪费的理由。
在国家博物馆多年的工作经验让我始终相信一个原则：人类历史中任何社会行为，都有其自然科学的底层逻辑。新几内亚岛的食人习俗也是如此。我的偶像，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新几内亚岛进行常年的观察和调研后提出了一个关于当地食人风俗的观点：新几内亚岛之所以会存在食人的习俗，很可能是由于当地蛋白质的匮乏。
这与恩格斯当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食人现象的描述颇为相似：是食物的匮乏，让人们吞噬彼此的血肉。
故事还没有讲完，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点上了一个血淋淋的逗号。后来专家们发现，在富雷人部落中，有的人曾经长期食用人肉，但却并没有被库鲁症杀死，解释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其实就存在于这些幸存食人者的身体里，确切地说，是在他们的第20号染色体上。人类第20号染色体上有一个基因被称为PRNP，是关于朊蛋白的基因，如果这个基因的第129位是杂合子的话，那么这一基因的主人将对朊蛋白病有较强的抵抗力，这也是为什么有这种基因的富雷人可以在食用人肉以后幸存下来。但是后来，专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做了广泛的调查，发现这种抵抗朊病毒的基因在各个民族中普遍存在，这一现象指向了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我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是被食人的历史筛选出来的。
在上古洪荒之际，远古时代的人类也面临着新几内亚岛上的那种绝境，在食物或者蛋白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彼此追逐和杀戮，胜利者肢解了失败者，并且吞噬了他们的血肉，那些对朊病毒没有抵抗基因的胜利者随即被蛀空了大脑，在屎尿中惨笑而死；那些有抵抗基因的胜利者则存活下来，生下了同样具有抵抗基因的后代，他们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延续到了今天。
在“败者为肉，胜者食之”的血腥历史中，在与匮乏战斗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把基因和血脉一代一代地传递到了今天，传递到了你和我的身上。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匮乏又是怎么塑造人类的？不如让我们追随着祖先的背影，走向历史的地平线，从头开始说起，从人类祖先的第一缕曙光开始说起。第一部分匮乏塑造了我们第1章我们凭什么说自己是人朝鲜动物园里的黑猩猩会用打火机给自己点烟，它使用打火机的样子熟练得像个老烟枪。既然动物也可以使用火和工具，那么，什么才是区分人和动物的清晰边界呢？火、语言、工具？
当我们在说人类时，我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为大家介绍展览时，通常会从一个古怪的问题开始。我会对来访的观众说，今天在这个展厅里的各位想必都是人，至少自认为是人，那么大家凭什么说自己是人呢？从各位自身的角度来看，人类和其他的物种之间清晰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在国博做讲解员的一个好处就在于，我们可以从观众那里得到各种各样有趣的反馈。
有的观众说，只有人类可以使用火，动物则不会。听起来确实如此，我们很少能回想起动物使用火的情景，那么“火的使用”是否可以算作人和动物之间的边界线呢？实际情况却没有那么简单。朝鲜平壤动物园里有一只黑猩猩，它长期观察了人类的行为以后竟然学会了抽烟，它用打火机给自己点烟时的样子熟练得像个老烟枪，目光放松淡然，深沉的侧脸在迷离的烟雾中看起来像一个厌倦了江湖恩怨而选择在胡同里修车维生的“老炮儿”。当然，动物园里抽烟的黑猩猩是个个例，抽烟本身是不健康的，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于黑猩猩。不如我们换一个例子，在美国有一只著名的雄性倭黑猩猩（黑猩猩的近亲）名叫坎兹（Kanzi），它在火的使用方面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坎兹不仅仅可以用火简单地烧东西，它在点火之前还会小心翼翼地收集柴火，将柴火整理好之后用火柴点燃，再在火上摆放烤架和锅具，然后坐下来给自己做饭。这一系列的行为表明，坎兹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是在有规划、有目的地使用火。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动物使用火的情况并不是孤例，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只有人类会使用火的话，那就等于承认坎兹和平壤动物园里的那个抽烟的“老炮儿”也是人，这显然并不符合事实。
有人或许会觉得以上这两个例子并不能充分地说明问题，因为它们使用火的过程中人类干预太多，那么自然状态下是否也有动物可以自发地使用火呢？答案是有的，比如澳洲的一些鸟类，森林起火时，会故意叼起一些着火的枝条扔到森林中未着火的区域以扩大火势，这样一来它们就能在混乱中饱餐一顿了，就好像为了免费吃自助餐而在餐厅里纵火一样。这些鸟类的流氓行为也可以说明，是否会利用火并不是区分人和其他动物的清晰的边界。
还有人说，人类有语言，而动物没有。我们确实很少听到动物在一起用语言交流，互相“说话”。但是语言的本质其实是靠振动介质（比如空气或水）产生声音，进而在个体之间传递信息。不少动物，尤其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其实是可以用这种形式进行简单交流的。鲸鱼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有些种类的鲸鱼可以将自己的“歌声”传播几百英里进而与其他鲸鱼进行交流。一英里相当于1.6千米，假设“鲸歌”的传播距离为200英里，那么换算成公制足足有320千米，这几乎相当于你站在北京的大街上，用自己的嗓子和一个位于石家庄的人“说话”，就声音信息的传播范围而言，鲸鱼比我们人类语言要强很多。
有趣的是，动物不仅可以用声音进行交流，甚至在动物的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些曾经被认为只有人类语言中才有的现象。比如，达尔文时代人们就曾经意识到，栖息在不同地区的同一种鸟类，鸣叫时也存在着因为文化传承的差异而导致的“地方方言”。那些小鸟也不是天生就会鸣叫的，雏鸟就像人类婴儿一样，需要从父母和社会中的其他“老鸟”那里学习如何用声音表达自己，需要经历一个从咿呀学语到流畅表达的过程。
更令人惊奇的是，动物之间不仅可以用语言进行交流，有的动物甚至可以理解人类社会中的数字或文字符号所表达的抽象概念。比如，中山大学有一位人类学家曾经介绍过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一段难忘经历。他在日本进修时就读于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这个研究所里曾经饲养过一只名叫“小爱”的黑猩猩，它已经掌握了1 000多个英文单词和500多个汉字（这已经是小学文化水平了），并且可以通过iPad（平板电脑）的输入法用汉字表达自己的想法，向科研人员要苹果吃。2004年，小爱还策划过一次成功的越狱行动，当时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黑猩猩认识数字，所以饲养员在输入实验室电子门禁的密码时没有刻意遮挡，小爱在饲养员身后暗中观察，记住了实验室的安全密码，带着自己的另外一只黑猩猩朋友越狱了。
黑猩猩性情凶狠而且力量极强，它们可以把手指粗的铁棍子拧弯，所以黑猩猩是猛兽，是完全具备杀人能力的，如果实验室的黑猩猩跑到外边把路人掐死，实验室要负重大责任。当时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吓坏了，不得不求助于警察和自卫队，一起抓捕这两个“识数”的逃犯，所幸最后这两个“逃犯”由于肚子饿，自己回实验室自首了，没有酿成大祸。
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对语言、数字甚至文字的理解和掌握，未必是区分人和其他物种的清晰的边界。
每当话题进行到这的时候，都会有人眼睛一亮，笃定地说，我知道了，人和动物之间最大的一个差异在于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而动物不会。不得不说，给出这个答案的人在中学时想必是个认真学习的好学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正统的观点，我在中学的政治课中就从老师那里听到过这个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和实际情况有多大程度的契合呢？
黑猩猩在野外生存时常会捕食一种猴子，这种猴子叫婴猴，它们因时常会发出像婴儿一样的叫声而得名。婴猴是一种夜行动物，白天则习惯在树洞里睡觉。黑猩猩喜欢吃婴猴，逐渐地摸索出了婴猴的活动规律，只要发现一个树洞就凑过去观察一番，看看洞里是否有婴猴。如果有，黑猩猩就会想办法把它抓出来吃掉。有的黑猩猩很聪明，它不敢直接伸手去掏婴猴，因为害怕婴猴咬它的手，于是捡起小树枝去挑逗洞里的婴猴，婴猴自然不会轻易就范，死死地蜷缩在树洞里不肯露头，于是黑猩猩便想出一招，它发现地上横放着一些大树杈，便挑选一根合适的，把上面的小枝杈掰掉，然后用牙齿啃咬大树杈的尖端，直到树杈变得非常尖锐，像长矛的矛尖一样，接着黑猩猩便把长矛一样的树杈用力地捅进树洞深处，把婴猴活活扎死在里面，然后再伸手把它们掏出来撕碎吃掉。
在黑猩猩捕食婴猴的过程中，它们不仅会使用工具，甚至还会制作工具和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进行猎杀活动。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假如你是一只黑猩猩，在雨林中漫步时突然口渴了，不远处的地面上有一个小水坑，坑口的面积比较小，水位也很低，作为一只吻部扁平的黑猩猩，你要怎样做才能喝到水呢？
有人说，可以像乌鸦喝水那样往水坑里扔石头；有人说，把水坑挖大一些；还有人说，可以找一些空心的植物茎部，将其做成吸管……
那么黑猩猩是怎么做的呢？中山大学的学者发现，黑猩猩会随手从身边抓一把树叶放到嘴里，嚼得非常松软，变成像海绵一样的絮状结构，再用这团“海绵”放进水坑吸水，等“海绵”吸满水之后，黑猩猩再把水挤出来喝掉。
由此可见，“制作和使用工具”也不能成为区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清晰的边界。
那么这个边界到底在哪里呢？
一个非常伟大的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Dame Jane Goodall），用将近50年的时间在野外观察野生动物。之后这位伟大的动物学家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一条清晰的边界可以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分开。”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什么事情是只有人类能做而别的物种绝对做不到的。当我们在此思考“人和其他物种之间清晰的边界”这个问题时，珍妮·古道尔或许给了我们一些额外的启迪。无数的证据和事实都说明，人类只是自然界中普通的一员，并不比动物高贵，动物也并不比人类低贱。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消耗一些动物制品，但是在我们观察自然和接触自然的时候，尽力做到理性和克制或许才是正确的态度。
行文至此，忍不住说一点题外话，今天一些环保主义的拥护者时常会遭到调侃和讥讽，有人批评他们的环保主张流于表面。作为一个支持环境保护的人，我想说的是，环境保护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出于感情的，也应该是出于理性的。人类最高效、最可靠的获取知识的方法不是空想，而是去观察自然界中的客观事物，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自然界中绚丽缤纷的各类物种才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我们通过观察抹香鲸的身体结构，设计出了性能优异的攻击型核潜艇；我们通过观察微生物的生态，设计出了用特殊病毒消灭具有抗药性细菌的疗法；我们在观察鸟类的鼻孔结构时得到了启迪，大大改进了飞机发动机的进气结构。类似的这些灵感，仅靠人类自己拍脑门空想是想不出来的，即使真的想出来，也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从工程和医学，从艺术到体育，很多人类社会中的棘手问题，其解决方案就在大自然中，就在大自然万千物种的身上，肆意地破坏环境、灭绝物种，不加克制地去侮辱和杀戮野生动物，在我看来无异于把成吨成吨的博士论文倒进焚化炉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智行为。在受过正规训练的专业人士指导下，尽力保护自然界中各个物种的生息和繁衍，才是理智和正当的选择。
如果真如珍妮·古道尔爵士所说的那样，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的话，我们该如何给“人类”这两个字做一个大体上准确、规范的描述呢？
目前的一种学术观点认为，所谓的人类，可以被大体描述为“习惯性直立行走的灵长类”。企鹅虽然习惯直立行走，但是企鹅不属于灵长类。黑猩猩虽然属于灵长类，但是黑猩猩不习惯直立行走。既习惯性直立行走，又属于灵长类的，就是我们——人。
我先解释一下灵长类的基本概念，生物在分类单元上大体可以划分为界、门、纲、目、科、属、种这几个层次（每层内还有更多的细分），随着层次的递进，某种生物在整个生命系统中的分类情况就会越来越清晰、具体。比如正在读这本书的你，在生物学中的分类就是：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
打个比方，如果给我的手机做个类似的分类，或许可以分为：工具界–通讯工具门–手机纲–智能手机目–苹果科–iPhone属–iPhone7种。随着分类层级由大到小层层递进，概念也逐渐地从宽泛变得具体。
灵长类是哺乳纲下的一个目，虽然学术界对其内部分类还存在不少争论，但是从新生代早期到今天，地球历史中大概有660种现生种和化石种被划分到了灵长类下，黑猩猩、大猩猩、金丝猴、狒狒等都是这一大家族的成员。灵长类的物种通常有一个重要特征：大拇指可以和其他四指对握，进而完成诸如抓、握、攀、扣、捏、按等精细的“手部”动作，这些机能是灵长类动物们在植被茂密的雨林中为了适应环境而逐渐演化出来的。
这个蓝色星球上的生命故事在磅礴的背景音乐下继续向前推进，而“造物主”却已经在热带雨林的树荫下微笑着埋下了一个深深的伏笔。
匮乏塑造了我们。第一波匮乏，马上就要袭来了。复杂行为的底层逻辑
生物的性状是基因和环境共振造成的，当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时，有些物种不得不在演化的十字路口处做出自己的抉择。
在冬季，中国北方的一些城市时常会在街道上撒盐以消解积雪，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这是因为盐度可以影响水的冰点，盐度越高，结冰所需的温度就相对越低。反之，盐度越低，结冰的所需温度相对也越高。当我们在街道上撒盐时，融了盐的积水要想结冰就需要更冷的天气和更低的温度，如果天气相对没那么冷，一部分积雪就被融化了。
我想，或许正是因为水在结冰时有上述的特质，这个世界才出现了习惯性直立行走的灵长类：人类。
如果我们打开世界地图便会发现，北美大陆和南美大陆之间有一条细细的路桥将二者相连，这就是巴拿马地峡，它的存在使得太平洋和大西洋很难在中美洲地区进行直接的海水交换。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按照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大约在500万年前，北美大陆和南美大陆之间是被海水隔离开的，并没有中间的陆路相连，这使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可以进行直接的海水交换，两者的盐度也因此保持一致。但是在距今大约500万年前到300万年前的这段时间里，随着板块的运动，南美洲开始逐渐向北美洲接近，最终南北两大板块迎头相撞，巨大的压力和能量通过海底火山喷涌而出，岛屿随之形成，海底也在巨大作用力的扭曲和挤压下被顺势推出了海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水渐渐退去，岛屿也连成了一片，巴拿马地峡便形成了。
巴拿马地峡的形成深刻地影响了地球的气候，也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这个蓝色星球上无数物种的命运，恐鹤（Phorusrhacos）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一种曾经生活在南美洲的巨型鸟类，据推测，它站立时的身高可达到2.5米，体重可达130千克。这种比姚明还要高两头的巨鸟曾经用它消防斧一样的巨喙残暴地统治着南美洲，毫不夸张地说，数百万年前，南美洲的大片土地都曾经笼罩在“恐鹤王朝”的阴影之下。正如后来美洲的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毁灭于欧洲侵略者的军事打击一样，“恐鹤王朝”也被一股来自外部的暴力所推翻，目前的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在南北美洲被巴拿马海峡联通之后，大量的北美物种开始通过陆路入侵南美，其中就包括另一种猛兽——剑齿虎。“恐鹤王朝”在“剑齿虎帝国”的侵略之下节节败退，最终在地球上彻底消失。
恐鹤只是被这场剧烈的地质变动影响的无数物种之一，远在非洲东部，还有一些灵长类也被波及。恐鹤王朝在南美覆灭，而一个新的王朝即将在东非崛起。
随着巴拿马地峡的形成，太平洋和大西洋在中美洲地区渐渐地被隔离开了，不仅两者之间的海水交换因此受阻，而且北半球热带地区横贯全球的水道也被切断，墨西哥湾洋流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由于低纬度东北信风的影响，大西洋蒸腾出的水汽不断地被吹入太平洋，太平洋也因此在水汽和其造成的降雨影响下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淡水补充，可是巴拿马海峡的阻隔使得太平洋无法通过和大西洋进行海水交换而补充盐分，于是太平洋海水的盐度开始不断降低。如同环卫工人在北京冬天的街道上撒盐化雪的原理一样，盐度的降低使得海水更容易结冰，于是北极地区被淡水“稀释”了的太平洋海水更容易冻结起来，北冰洋海冰面积也随之扩大。这一切在形成了自我反馈后会不断地持续加强，全球气温也在其造成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中逐渐变得干燥而寒冷。当然，全球气候的变化是无数种因素共振造成的结果，巴拿马地峡的形成只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正如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军胜所说的那样：“巴拿马地峡的形成诱发了一个以前没有报道过的海气正反馈机制，这个反馈机制是造成第四纪冰期的最直接原因。”
除了巴拿马地峡的假说，还有一种关于第四纪冰期形成的假说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那就是“米兰科维奇假说”。
塞尔维亚学者米兰科维奇（Milankovitch)在20世纪40年代曾提出一个理论，他认为地球气候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球偏心率、地轴倾斜度和岁差等因素的影响。简单来说，地球在公转和自转的过程中，并不会保持绝对意义上的稳定。就拿公转轨道来说，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会在偏圆形和偏椭圆形两种状态下缓慢地相互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有多慢？每个周期大概耗时10万年，公转轨道的不同形状也会影响太阳输送给地球能量的多少。此外，地轴倾斜的角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对黄道面的垂线，地轴的倾斜角度大概在24.5度和22.1度之间往复变化，这个地轴角度大小的变化周期大概4万年，这当然也会影响到地球的气候，毕竟太阳直射点的移动范围变了。再之后就是岁差或者说地轴进动带来的影响，地球的地轴不仅会在角度大小上发生变化，其本身的指向也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变化着，这使得地球仿佛如一个晃晃悠悠甩动头部的陀螺一般，地轴在摇摆中完成一个周期大概需要25 800年。公转轨道周期、地轴倾斜角度周期、岁差周期，这三个周期叠加共振起来，会规律性地影响地球的气候。米兰科维奇表示，当地球的地轴角度变小，且北半球夏季地球处于远日点时，冰期就会降临，大量的水分会以冰雪的形式被封锁在高纬度地区，广袤的冰盖当然会加剧阳光的反射，造成气温进一步降低，冰盖也随之进一步加大，而正是在这种自我反馈的过程中，地球渐渐陷入了极寒的封冻之中，就目前学界来说，“米兰科维奇假说”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可。
如果我们漂浮在从上新世（530万年前—258.8万年前）到更新世（258.8万年前—117万年前）的太空中俯瞰地球，并且将时间的流逝速度变成1秒对应1万年的话，用不了几分钟，就能看到北半球白色的冰原从高纬度向南方“流淌”并扩散，仿佛造物主在北极碰洒了一杯冰激凌奶昔。“冰奶昔”流淌过的陆地，肃杀的寒风带来了无尽的幽寒，青青绿草也被冰雪深深地埋葬。与此同时，在东非，墨绿色渐渐褪去，浅绿色晕染开来，那是因为地球上大量的水分以冰雪的形式被封锁在高纬度地区，干燥和寒冷叠加上东非大裂谷极端的地形，使得非洲东部大片的雨林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广袤稀疏的草原。对于树栖灵长类动物来说，曾经熟悉的生存环境消失了，到它们做出命运抉择的时刻了。
如果我是地球生命故事的总导演，我一定要让摄影师给树栖古猿踏上陆地的那一步拍一个清晰的特写，并且让背景音乐在此刻达到最高潮。当年阿姆斯特朗在登月出舱之际，说了那句名言：“这对于我本人来说只是一小步，而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却是个巨大的飞跃。”生命故事进行到这里，我也要安排同样的桥段，镜头里是古猿的慢动作特写，旁白是一个深沉浑厚的男声：“对于这只无名古猿来说，这只是从树上走下来的一小步，而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却是一个伟大的开始。”
面对环境的变化，一部分灵长类选择和雨林一起撤退，另外一部分则选择走出鸟啼猿鸣的丰美雨林，挺进长风吹拂的苍茫草原。我们说过，人类大体可以被描述为“习惯性直立行走的灵长类”，但至于直立行走是如何开始的，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可以说服所有人的定论。通常来说，像直立行走这种复杂的行为，其起源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共振造成的结果，但是这些因素往往都受一个底层逻辑的支配，那就是像幽灵一样的两个字：“匮乏”。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家雅布龙斯基（N. G. Jablonski）和她的支持者们持有的观点是：动物直立的体态其实是某种威慑行为。在人类和猿类的社会中，当某些个体意识到冲突临近时，通常会站立起来，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以恐吓对方并且表达自己强硬的姿态。我想有人可能会有类似的经历，当你坐着和一个人进行一场并不愉快的交流时，对方如果突然起身站立，往往意味着他情绪激动，甚至可能会将冲突升级；当老师在办公室教训学生时，学生不停地顶嘴，老师就会站起来加大“火力”；当辩论赛进入白热化阶段时，情绪激动但又处于下风的辩手会下意识地站起身来向对方猛烈“开火”。
这种起立示威的方式并不是人类的专利，很多灵长类物种都会使用同样的套路，几百万年前的古猿也是如此。在环境的巨变下，食物分布得很不均匀，古猿群体时常会面临严重的食物匮乏，为了争夺有限而又不可或缺的食物，古猿群体内爆发了日益频繁且激烈的矛盾，恐吓往往可以在真正的冲突爆发之前就分出胜负，那么更善于直立起来的个体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则更有可能成为赢家，进而占有更多的资源，繁衍更多的后代。所以，在这派观点看来，直立行走的“根源”有可能在于双脚站立起来的恐吓行为。
这种学术观点或许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但是这个理论还远远没有成为学界的共识。
另外一种理论也是从食物匮乏的角度出发的，那就是著名的“摄食假说”。这派观点认为，当同一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争夺同一种食物的时候，它们会由四肢着地改为蹲坐，或者双脚直立站起来，这样就能腾出双手来采拣食物并快速地送入口中。换句话说，直立的姿势有效地加快了摄食的速度。这在食物匮乏且充满竞争的环境下当然是个巨大的优势。
不过我想，即使数百万年前的古猿真的在食物匮乏的前提之下，甩开腮帮子、竖起后槽牙，开始了一场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的竞速吃饭比赛，这种理论或许也只是一小部分原因，除此之外，人的直立行走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还有一种观点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它依然和匮乏有关：随着气候的剧烈变化，雨林繁密的植被逐渐变得稀疏，林地渐渐地被大片的草原隔离开来，古猿曾经依赖的食物随着雨林的褪去，分布得更加广泛且稀疏。为了应对这种食物的匮乏，古猿们不得不从一个摄食地迁徙到另外一个摄食地，但是两地之间的距离往往相隔很远，在能量补充困难且需要长距离转移的环境中，一种节能的移动方式就有了巨大的优势，那就是站起来用双腿走路。美国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教授丹尼尔·利伯曼（Daniel E. Lieberman）在介绍这个观点时举了一个生动的实例：黑猩猩是自然界中和我们有着最近共同祖先的物种，600万年前我们和黑猩猩才从同一个祖先那里逐渐分化开来，所以黑猩猩在自然界中和我们亲缘关系最近。但是当黑猩猩被科研人员套上氧气面罩并且推上跑步机的时候，学者发现它们这种依赖四肢的移动方式在相同的里程中所消耗的能量竟然是人类的4倍。举个直观的例子，如果我们把黑猩猩从北京出发“走”到天津的能量交给人类，那么人类大概能用这些能量从北京出发走到山西太原。当然这个例子并不是非常恰当，首先，无论是黑猩猩还是人，移动距离都没有那么长，在野外状态下，黑猩猩每天的移动距离大约为2~3千米。其次，在人类刚刚开始直立行走的时候，姿态还不能像现代人这样协调自如。按照利伯曼教授的说法，当年他们的走路方式在节能方面也许只比黑猩猩略有优势而已。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我们把一个物种搜索食物的范围假设为一个圆的话，那么这个摄食范围的面积和其移动半径的平方是成正比的。早期人类移动半径增大一点，其摄食范围就会随之扩大许多。移动半径增加到原来的2倍，摄食范围就会是原来的4倍，移动半径扩大到原来的4倍，摄食范围就会是原来的16倍。如果我们假设食物的分布在大范围内是大体均匀的，也就意味着作为能量来源的食物量也将暴涨到原来的16倍。不得不说，早期人类用直立行走的方式去应对匮乏，实在是个妙不可言的主意，因为这种行动方式不仅“节流”，而且大大地“开源”。更善于直立行走的个体，其优势会以几何倍数的速度扩大，毫无疑问，这在匮乏的环境中是个巨大的选择优势。
当然，关于人类是如何开始直立行走的理论远远不止这些，它们未必与数百万年前的事实完全一致，但是每当有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我们就能以这些理论为基础，尽可能地拼凑出当年的事实，描绘出数百万年前人类祖先的背影。
长风吹过萧索的东非草原，野兽迎着朝阳发出苍凉的嘶吼，地平线的远方，几个灵长类动物的身影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移动着：直立行走。当他们走到一片结有果实的林地时，发现那里早已有了主人，双方充满警惕地相互接近，同时都尽可能挺起身体以展示自己的高大和强硬，林地的前主人在反复权衡了双方的实力后选择了知趣地退让，对于这片林地新的主人来说，长途跋涉终于换来了回报。他们走到树下抬起双手以最快的速度把所能触及的一切食物都塞进嘴里大口咀嚼，毕竟在匮乏的大环境之中，无数双觊觎的眼睛会盯着这片并不丰饶的林地，如果他们不抓紧时间，也许在不久以后，这片林地就会再一次迎来新的主人。
朝阳中，东非草原上“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化作了一个个清晰的剪影，刚出地平线的太阳为他们镶上了一层暗金色的光晕。长风吹拂着浩瀚的草海，不仅掀起一阵阵绿浪，也吹乱了那些灵长类动物的毛发。伫立在风中的他们挺起身体望向远方，似乎在寻找未来的方向。其实他们的命运之路不在远方，而在他们的双脚之下。第2章站起来的我们为什么我们的脑容量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大脑袋这一害死无数妇女和婴儿的性状带来的弊端如此显著，我们却依然进化成了今天这副“大头鬼”的模样？直立行走的麻烦“匮乏”是个幽灵，你永远也无法真正地战胜它，当你向这个幽灵挥出拳头时，它会像烟一样散逸，又像雾一样聚合。每当我们暂时解决了匮乏带来的一部分麻烦时，另外一些新的麻烦又会应运而生，继续纠缠我们。
直立行走这个解决方案同样遭到了幽灵的反噬。事实上，灵长类动物的身体结构在漫长的演化历程中已经和环境非常契合了，当今世界上其他的灵长类动物，骨骼受力均匀，四肢动作协调，但是直立起来的体态却让同为灵长类的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变得脆弱且笨拙。直立体态的缺点很明显：一些四肢触地行走的灵长类动物，其体重相对均匀地负荷在与地面近乎平行的脊柱上；而直立行走的人，上半身的体重则全部压在腰椎上，这是很要命的。正常情况下人类的腰椎有5块（也有特殊情况），每块椎骨之间还垫着富有弹性的椎间盘，起到减震和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跳跃的时候，来自地面的冲击力没有通过脊柱的传导把大脑震坏，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富有弹性的椎间盘。人类直立行走之后，五块腰椎骨和连接它们的腰椎间盘承载着上半身几十公斤的重量，在长期的重压和磨损下，腰椎间盘的纤维会老化、破裂，包裹在内的髓核会被上半身的巨大重量从椎骨间挤出来，压迫在神经上，其后果就是腰酸腿疼、下肢麻痹。
我父亲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的受害者，他十几年如一日地坐在电脑前“拱猪”，每次一拱就是好几个小时，常年的压迫下，他的腰椎间盘们咬牙切齿地密谋了一场罢工来给上半身一点颜色看看。有一次他心满意足地从电脑桌前起身时，突然有一种巨大的疼痛感袭来。然后颤颤巍巍、一步三歇地挪动到床上，10米的距离，他大汗淋漓地走了15分钟。他的腰疼得厉害，双腿无力，大夫的诊断结果是腰椎间盘突出。从X光片来看，他的腰椎间盘从腰椎骨之间突了出来，并且面目可憎地挤压在神经根上，大夫说这是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在我看来，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长期久坐“拱猪”的习惯导致的，我父亲“拱”了一辈子“猪”，最后反过来被“猪”拱伤了腰。
腰椎间盘突出只是直立行走给人类带来的众多麻烦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胃下坠、疝气和心血管疾病等麻烦。直立行走的体态还给人类留下了一个极其深远的隐患，那就是人类女性痛苦的分娩。事实上，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在特殊情况下也会用双腿站起来走上几步，但是它们的动作并不协调，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好像一个虚张声势的醉汉。当然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它们的大腿结构和脚趾方向并不适合直立行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它们的盆骨相对于身高来说太宽了。无论是人类还是黑猩猩，都会受到世界上基础物理规律的支配，如果想用下肢行走，那么身体重心在地面上的投影应该在下肢支撑面之内，或者在快速移动时至少不能偏移支撑面太远，现在大家可以低头看看自己的胯部，假如你的盆骨宽度是现在的两倍，你走起路来会怎样？你需要像黑猩猩那样甩着屁股走才能保持平衡。但是以这种步态每前进一步都会消耗更多的能量。在长途跋涉的过程中，多消耗的能量累积起来会大到让我们难以承受，在资源匮乏的压力之下，这种宽盆骨的身体结构实在是太不划算了。在这种筛选压力之下，人类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逐渐演化出了相对于身高来说更窄的盆骨，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直立行走时靠轻微的身体摆动保持平衡，大大减少能量的损耗。但是匮乏这个幽灵不会轻易地放过人类。盆骨变小了，意味着女性的产道也随之变得局促，这个性状与人体演化出的另外一个性状以极其残酷的方式发生了共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杀死了无数的妇女和儿童，也深刻而久远地改变了人类的命运轨迹，那个和窄盆骨残酷共振的性状就是人类脑容量的增大。
我曾经就读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小学，这个小学位于一个狭窄胡同的深处，我小时候放学时，如果正好赶上某个司机把小轿车开进胡同里，那条胡同就会被这辆车以及上百个小学生和学生家长堵得水泄不通。我在想，如果哪一天小学放学时，一个愚蠢的司机把工地里的大型水泥搅拌车开进这条狭小逼仄的胡同，又会怎样呢？那大型工程车要想通过那个胡同得多难？现在想想，可能就像人类的婴儿从母亲的产道里出来那么难吧。
在剖腹产技术和现代卫生概念普及以前，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往往都要挤过“分娩”这道鬼门关。婴儿需要让自己的大脑袋穿过母亲盆骨中间的位置，再在产道里连续多次调整自己的姿势，才能来到这个世界上并开始自己的人生，但是很多宝宝的人生在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们没能被顺利地生出来。且不说旧石器时代，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时期，新生儿死亡率最高还能达到匪夷所思的300‰，也就是说每10个新生儿里会有3个死亡。产妇死亡率也高达到14.9‰，平均下来，当时的中国，每24小时里，因分娩而死的孕妇就有大约500个，这个数字有多可怕呢？如果今天军队里一个团在战场上的死亡人数达到500，那么这个团基本就失去作战能力了。这种规模的妇女死亡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每天都在上演，每天。
当然，这触目惊心的数字是由很多因素叠加导致的，而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人体本身的结构：相对于母亲窄小的盆骨和产道来说，婴儿的头颅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我们追溯到三百多万年前的古猿时代，会发现那时候直立行走的雌性古猿就已经有了狭窄的盆骨，彼时他们的头颅还没有大到现代人的程度，分娩也没有现代人这么困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祖先的颅骨里那个叫大脑的器官，体积变得越来越大，结构也越来越复杂，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长出更大的脑袋来盛放它。为了降低分娩时带来的风险，在漫长的演化岁月中，人类逐渐采取了一种尴尬但是取巧的方式来解决大脑袋小盆骨的困扰，那就是趁胎儿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时就先把他“挤”出来。瑞士生物学家波特曼（Adolf Portmann）曾经提出一个理论叫作“生理性早产”（Physiological Prematurity），他认为人类的婴儿普遍早产了1到3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就是婴儿对母亲窄小产道的适应。我非常认同这一理论，因为人类的婴儿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半成品，刚生下来的小宝宝躺在床上甚至无法自己翻身，而角马的幼崽出生之后，几乎立刻就可以和父母一起在草原上奔跑了。人类的婴儿在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时候过早地离开了妈妈的身体，小宝宝需要在父母的照顾下发育很久才能独立生活，而这一切都因为我们那“碍事”的大脑袋。
为什么我们的脑容量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大脑袋这一害死无数妇女和婴儿的性状带来的弊端是如此的直观和残酷，我们却依然演化成了今天这副“大头鬼”的样子？
因为这一性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更大。
至于为什么，恐怕就需要再次从古猿开始讲起了。知识是很重要的
200多万年前的上新世，东非草原，一只古猿站在一座低矮的土坡上，看着直通天际的浩瀚草海，表情迷茫。这一年的年景不好，干旱来得比往年更猛烈持久，一些小河断流了，还有一些本该结出丰饶果实的林地也变得焦黄枯萎，任何能放进嘴里的东西都找不到了。“匮乏”这个幽灵在炽热的阳光下发出绵长的呻吟，东非草原的地平线被腾起的热浪掀起如火的涟漪。古猿那突起的眉弓使得他的双眼被笼罩在阴影之中，他微微地低下头，稳住自己的呼吸，眯起双眼，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应对“匮乏”的考验，那就是思考。
人类的脑容量为什么会增大？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脑容量的增大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单一因素就可以造成的，数百万年的时间里，到底是什么样的选择压力使得人类大脑演化得越来越大？我们与其坐在书桌前拍脑袋苦思冥想，不如去大自然里聆听一下其他物种的教诲，或许它们可以给我们一部分答案。
1993年，坦桑尼亚塔兰吉雷国家公园（Tarangire National Park）大旱，公园里的象群被匮乏逼入了绝境。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令他们印象深刻的现象，那就是当干旱来临之际，一支由年长雌象带领的象群果断地离开了常驻地，开始长途跋涉并向一个丰饶但是遥远的新家园迁徙；而另外一支由相对年轻的雌象带领的象群，却固执地坚守在国家公园原来的栖息地，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实在是个错误的选择。那年的干旱来得异常凶猛，国家公园里幼象的死亡率暴涨至往年的10倍，81头小象中有16头夭折，其中的10头属于那个年轻雌象所带领的象群。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那个年轻的雌象领袖不能像另外一只年长的领袖那样，带领着自己的族群迁徙到丰饶但是遥远的新家园呢？研究人员给出的答案是，那只年轻的雌象缺乏相关的知识。
这两个象群的领袖，年长的45岁，年轻的只有33岁，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12年的年龄差在匮乏来临时导致了生死之别。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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