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援助规制体系比较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同全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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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援助规制体系比较研究试读：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对外援助规模快速扩大，援助结构正在发生很大变化，管理机制不断创新，这些变化对现有的对外援助规制体系提出了挑战。所以，总结借鉴其他援助国或地区的经验，改进中国大陆的对外援助规制体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国际上对外援助规制经验丰富的国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成员国，它们在对外援助政策制定和立法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我国台湾地区也在对外援助立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对OECD主要援助国和台湾地区的对外援助规制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从法律角度进行研究，可以给我国改进对外援助管理体制提供重要的借鉴，而目前我国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本研究采用的“规制”一词，意为法律与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政策文件的总和。规制体系是政府就某一经济社会事务所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文件，以及根据这些法律和政策所建立起来的管理该事务的组织体系。所以，在形式上规制体系既包括政策或法律等规范性文件，也包括实施这些文件并实现文件规定目标的组织载体；在内容上，规制体系包括规制的目的和手段。

对外援助有不同的称谓，包括国际发展援助、官方发展援助等，本书研究的是官方从事的对外援助活动。书中涉及的非政府组织（NGO）对外援助活动也主要是NGO作为援助活动的执行者参与政府开展的对外援助活动。所以，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这些由政府拟定的对外援助政策法规以及执行这些政策法规的组织机构所构成的规制体系。

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研究、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包括两大部分：总论和案例研究。总论中，除了说明本书研究的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及方法等之外，还在各案例分析的基础之上，对各案例国或地区的对外援助规制体系的特点进行总结，试图找出对外援助规制制度的规律性。在案例研究中，本书选取了澳大利亚、韩国、英国、美国以及中国台湾作为案例，分别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援助规制体系和援助发展历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而且对国际上有关民间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的规制制度进行了初步研究。

国际上对外援助政策文件的形式包括政策声明和区域或国别发展合作规划等形式。政策声明又可以分为白皮书、向议会提交的内阁报告和多年总体规划等不同形式。本书研究的几个国家和地区都使用对外援助政策声明以及中长期的区域或国别发展合作规划。

对外援助法律可以归纳为五种：①对外援助基本法，原则性地规定了对外援助的目的、目标、原则、方式、管理和监督等；②对外援助组织法，是对外援助专门机构组建、职能、管理和运行的基本依据和规则；③对外援助行政规章和命令，具体规定了对外援助业务的管理和运行规则；④国际条约、双边或多边发展合作协议，做出了对外援助的某种承诺和落实承诺的原则或方式、方法等；⑤涉及对外援助活动的其他法律规定，如政府采购法、预算法或拨款法、对外贸易法和运输法等。世界上有的援助国有专门的对外援助法，有的国家则没有，它们更多地使用政策声明。

对外援助的组织体系包括决策机构、管理机构、监督机构、执行机构和产品或服务的提供机构。有些国家有专门的对外援助管理机构和执行机构，有的国家只有管理机构，而无专门的执行机构。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达成的决议、声明及宣言等国际“软法” 尽管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也成为各援助国或地区制定自身的对外援助政策和法律时必须考虑的重大因素。OECD成员国多数都是上述主要国际“软法”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制定者，在本国对外援助政策中贯彻国际“软法”的要求，也在国际上推动实施这些“软法”目标和准则，但这些国家也存在不履行承诺、逃避或者消极抵制国际“软法”的问题。

对外援助政策和法律都是为了明确对外援助的目的，规范对外援助的行为而制定。但是，对外援助立法的原因比较复杂，它并不是由政策转向法律的线性变化，而是受到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国内外因素和现实需要的综合影响。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到各国或地区的对外援助规制制度由分散的单项规定向有统一基本规范整合的制度体系、由短期性规范居多向稳定性强的长期规范转变的大致轨迹。

澳大利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外援助，是亚太地区重要的援助国，其援助金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直比较高。澳大利亚没有专门的对外援助法律，因为其相关法律比较健全，而且有系统、完善的援外政策。该国政府经过评估，认为有无专门的立法并不会影响对外援助的有效性。澳大利亚在援助项目的制定和执行上特别注重与国际“软法”的衔接和协调。

对外援助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联邦政府是对外援助决策的主体，主要参与者包括澳大利亚总理、外交贸易部部长等。尽管如此，联邦议会及澳大利亚国内的一些主要利益集团（如商会、从事对外援助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学术研究机构等）也对援助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另外，澳大利亚对外援助政策还受到国际环境包括安全环境、援助格局等的影响。

澳大利亚对外援助的管理组织体系涉及众多政府部门和机构。其中，1974年成立的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简称“澳发署”）是对外援助的首要负责机构，承担80%以上的对外援助项目的管理。澳大利亚通过实施“整体政府”方法，成立“发展有效性指导委员会”等促进内部机构的协调和加强对外援助的有效性。另外，澳大利亚政府还制定和实施了风险管理制度、注重结果的绩效管理和评估制度，以及通过透明度与援助信息公开制度等举措来加强对对外援助项目制定和实施的监督与管理。因此，澳大利亚的对外援助规制体系是比较完善和有效的。2013年底澳发署被撤并入外交贸易部，一个专门的援外管理机构消失了。这种做法与许多传统的援助国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和一些新兴的援助国纷纷成立或筹划援外管理专门机构恰恰相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韩国是OECD/DAC新成员，对外提供援助的历史较短且先经历了约30年大量接受外部援助的过程。韩国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贫穷国家迅速成长为世界经济大国和重要捐助国，在此期间，韩国对外援助法律开始孕育、援外活动渐成规模。

立法方面，在传统的东亚大陆法系渊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受英美政治法律制度影响而形成的一种近乎混合性法律体系的背景下，韩国对外援助立法表现得更加务实和注重立法效果，即根据对外援助发展的需要来立法。韩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立法权属国会专享；但由于历来行政强势的传统，当制定主要涉及政府机关自身的法律时，行政作用十分突出甚至成为主导。因此，可以认为韩国对外援助立法几乎完全根据（行政的）需要而制定。除了国会制定通过专门法律外，基于法律授权而颁布的总统令、总理令以及行政机关制定的有关规章也是韩国对外援助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在20世纪80～90年代分别制定了《经济合作基金法》和《韩国国际合作署法》等有关对外援助的单行法律。上述这两部法律分别规范优惠贷款和无偿援助，与韩国中央行政机关的企划财政部和外交（通商）部分工负责两类援助的管理体制相对应，并延续至今。为适应加入OECD/DAC的需要，2010年韩国颁布了综合性的对外援助基本法——《国际合作框架法》。至此，韩国对外援助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韩国企划财政部和外交（通商）部下分别设有对外合作基金和国际合作署，分别管理优惠贷款和无偿援助业务。此外，韩国还有30个左右的部门和机构参与对外援助。在各部委和机构之上，韩国成立了国际发展合作委员会，是对外援助的决策和协调机关，由国务总理主持，秘书处设在总理府。

韩国短时间内建立起了相对清晰、完整、公开的对外援助法律和管理体系，对外援助在资金规模、执行管理以及援助效果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尚存改进空间。例如，在对外援助组织管理结构以及职责划分，尤其是决策和预算控制，以及管理执行监督、问责机制、公共关系等方面都需要加以改进。

英国的对外援助与其殖民地的发展变化和殖民政策发展演变密切相关，在国际社会有重要影响，被誉为国际发展援助的典范。英国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议会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案；二是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白皮书。在议会通过的诸多法案中，较有影响的、意义重大的主要有1929年的《殖民地发展法案》、1940年的《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2002年的《国际发展法案》、2006年的《国际发展法案：透明度与报告》法案等。重要的白皮书有1975年的《英国援助政策重点的变化：为最贫困国家提供更多援助》、1997年的《消除世界贫困：21世纪面临的挑战》、2000年的《消除贫困：让全球化惠及穷人》等。英国是一些主要国际“软法”的倡导者，其国内法律和政策也与这些“软法”保持一致，并在实践中予以践行。

英国的对外援助组织体系中包括议会、内阁、财政部和国际发展部等很多部委。其中，国际发展部是专司对外援助的内阁级部门，也是主要的执行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向内阁提供决策建议、执行内阁决策，向议会和内阁报告，并负责同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协调。国际发展部在海内外建立办事机构，派驻人员，具体执行援助事务。同时，国际发展部也会对发展援助进行监督、评估等。除此以外，英国的商业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咨询机构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对外援助的执行工作。英国这种规制体系运行成本高昂，在国际上鲜有其他国家与其类似。

美国是现代较早开展对外援助并对此立法的国家。美国对外援助规制的第一个特点是形成了以《1961年对外援助法》为核心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实现了对外援助的法制化管理，并根据该法建立了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ID）。美国对外援助的法律体系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核心法律是《1961年对外援助法》，规定了美国对外援助的宗旨、目标、原则、种类、援助项目管理操作规范；第二，是专门针对某些援助地区和事务的专项规定；第三，是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关系法中涉及的对外援助条款；第四，是《拨款法案》，为相应的援助活动拨款。随着美国外交形势的不断变化，其对外援助法的内容被不断补充和修改。

美国对外援助规制的第二个特点是具有较为复杂和完善的管理组织体系。美国援外政策制定机制的核心是由国务院收集和编制各政府部门上报的援助规划并上交议会讨论，由议会审议并最终以立法的形式确定援助政策、优先领域和国别分配等内容，然后以拨款法案的形式确定援助预算。援外项目执行机制是由包括USAID在内的27家政府机构和众多的民间组织执行项目。在援外监督机制方面有议会、行政机构内部和公众的较为严格的审计和监督制度。近年来，美国在对外援助领域开始注重国际合作，并逐步强调以结果为导向的指导思想，同时开始强调对外援助的透明度和责任制。

由于对外援助既是外交政策，又是对外经济政策，既受国内政治影响，也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所以，美国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对其对外援助法律进行修正和补充，降低了其作为一项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由于外交处境的困难，我国台湾地区运用经济资源拓展外交空间是其对外关系的特色，其中对外援助可能是唯一有效的工具。台湾地区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主要以“两法一书”构成。其中，“两法”指《国际合作发展法》和《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设置条例》。前者是对外援助的基本法，后者是对外援助专门机构的组织法和授权法。“一书”反映了台湾地区的对外援助政策和指导思想。根据“两法”，台湾地区对外援助的主管部门是“外交部”，执行机构是“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前者是后者的上级主管部门，而且后者是援外的专门执行机构，但不是唯一的，也有其他部门和机构参与援外业务。“两法”的制定和施行过程反映出台湾对外援助主导权的部门之争，以及从经济主管部门外交专管部门转移的过程。

同世界上其他援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一样，中国大陆的对外援助规制制度同样包括政策和法律两个部分，且以政策文件为主。我国对外援助的政策文件主要是政策声明以及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对外援助的决定和指导意见，其中政策声明主要体现为政府领导人宣布的对外援助基本原则、援助承诺和政府发布的白皮书。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决定是我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根本指南和依据。我国现有的对外援助法规主要着眼于对外援助的具体操作事项，层级较低，相关的其他法规（如预算法）不能适应对外援助的工作实际。

当前我国对外援助的主管部门是商务部，负责拟定对外援助政策、规章、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审批各类援外项目并对项目实施进行全过程管理。商务部内设对外援助司，专司这项职责。商务部下设三个对外援助执行机构，分别是国际经济合作局、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分别负责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物资援助和人力资源培训。此外，中国进出口银行负责优惠贷款援助业务，但是在政策上归口由商务部主管。除了商务部之外，对外援助管理的重要部门还有财政部和外交部。除了这三个部门，还有其他20多个部委以及地方商务部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参与对外援助事务。为了加强对外援助部门之间的协调，我国建立了33家部门和机构参加的部级协调机制，并已召开了九次全国援外工作会议。

我国参与对外援助的民间组织数量非常有限，主要有中国红十字会、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其相应的政策法规也较少，主要是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参与人道主义救援和外派志愿者的政策和法规。

目前，我国对外援助规制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法律体系不够完善。首先，表现为没有基本法，现有的部门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法律层级较低；其次，对外援助存在随意性并缺乏透明度；最后，缺乏民间组织的参与。

为此，我国需要制定对外援助基本法，完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从纵横两个方向看，我国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可以包括两个层面、四个方面。纵向看，“两个层面”是基本法和实施细则。第一层是对外援助基本法，应规定对外援助的宗旨、目标、基本原则、援助方式、资金预算与使用、援助重点领域、组织体系等基本的重大事项，成为调整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定较低层级行政规章的依据。第二层是将基本法具体化和可操作化的实施细则，可由国务院或由国务院指定的主管部门制定。横向看，“四个方面”是以基本法为核心，外加实施细则、相关法律规定和国际协定。基本法规定了对外援助的重大基本事项，实施细则规定了援助活动具体运行事项，国际协定规定了具体国别援助或通过国际组织开展的援助事项，其他相关法律规定构成了对外援助活动的外在制度环境。

组织体系方面，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决定了我国对外援助是平等互利的南南合作性质，因此，现有的组织制度安排并无不妥。但是，为了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可考虑建立超部门的“国际发展合作协调委员会”，或称为“对外经济合作协调委员会”，由国务院总理或主管副总理直接领导，负责总体协调和制定对外援助的政策与战略，监督和评估对外援助实施情况，并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提交年度报告。协调委员会成员可包括参与对外援助的相关部门和机构，秘书处可常设于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内设立对外经济合作的监督评估机关，检视和调查对外援助管理部门和执行机构的经费支出、运行管理效果及相关政策执行等情况。

我国应尽快建立科学的对外援助规划和评估体系，将对外援助资金从部门预算单列出来，支持民间组织参与对外援助，增强我国的软实力外交和民间外交，积极参与国际“软法”的起草和制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国自身的利益。在对外援助立法中要充分考虑和吸收国际“软法”中反映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合理诉求的成分，使中国的对外援助规制从基本价值观和原则上既保持本国的特色和追求，又符合人类社会和世界发展的潮流，保持我们对外援助规制既符合现实，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充分的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

第一，对外援助规制体系的系统性。对外援助规制体系由政策和法律等规范性制度文件及其组织载体组成。良好运行的对外援助规制体系需要其中各部分之间良好的配合，即法律、政策与其组织的结构和运行之间相契合。从我国和国际经验可以看到，一个援助国政策使用得多一些，法律可能会少一些；法律规定多一些，对政策的利用可能会少一些；多与少又与该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等方面密切相关。因此，对外援助规制体系是镶嵌于援助国整个政治经济制度中的一小部分，不仅应将对外援助规制体系本身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而且应把它放在援助国的整个制度环境中去看待，不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地判断一国对外援助规制体系的优劣。

第二，对外援助规制体系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外援助政策和法律都是为了明确对外援助的目的，并规范对外援助的行为而制定。但是，对外援助立法的原因比较复杂，并不是由政策转向法律的线性变化，而是受到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国内外因素和现实需要的综合影响。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到各国或地区的对外援助规制制度由分散的单项规定向有统一基本规范整合的制度体系、由短期性规范居多向稳定性强的长期规范转变的大致轨迹。

第三，对外援助基本法的主要作用。从5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援助规制体系研究的情况看，对外援助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外援助法一般都确立了援助宗旨、目的、原则、基本战略、重点领域、援助方式、资金来源和部门分工及其权限等内容，这些规定为对外援助活动确定了基本规范，使对外援助的参与者有章可循，而且法律具有比较强的稳定性，有助于增强对外援助政策的连续性，从而增强其可预测性。在职责明晰规定的基础上，可以厘清参与部门的各自权限，降低对外援助政策决策和执行的盲目性、随意性和职能冲突，有助于加强问责制。明示的对外援助法律和政策文件，有助于公众了解对外援助政策和援助效果，增加透明度，争取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其二，尽管在有些国家（如美国和韩国）由于参与部门众多，对外援助法律难以完全解决部门协调的问题。但是，总体而言，对外援助法律规定的部门职责分工有利于加强对外援助参与部门之间的协调，从而提高对外援助的管理效率。

其三，对于对外援助规制制度（尤其是对外援助立法）是否有助于提高援助效果，本书研究发现，这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相关性。韩国《国际发展合作框架法》的出台，减轻了受援国与韩国多个援助部门进行协调的负担，有助于增强援助项目的相关性。但是，总体而言，对外援助规制制度对援助效果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对援助效果能够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很多，其中受援国接受援助的规制体系和治理能力是重要而关键的影响因素。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很多，本书不再赘述。

所以，对外援助基本法的必要性也不是毋庸置疑的。是否需要制定对外援助基本法取决于相关规制制度适应对外援助工作需要的程度。如果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能够适度规范对外援助活动的有效开展，制定对外援助基本法就不一定是必需的；反之，如果相关的法律或政策规定不能很好地满足开展对外援助工作的需要，那么，在不能大规模系统地调整这些法律政策的情况下，就需要专门制定对外援助基本法，以满足对外援助事务的特殊需要。从澳大利亚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到，高级别的政策声明能够在确定援助宗旨、目标、原则、基本战略等方面发挥作用，提高对外援助政策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争取民众支持。而且，没有专门的对外援助基本法也使澳大利亚政府在撤并澳发署时没有遇到重大的法律障碍。

第四，构建对外援助规制体系的基本思路。对外援助规制体系是一个系统，不仅包括最高层次的政策声明或对外援助基本法，还包括援助活动的具体制度规则，以及执行这些制度规则的组织体系。最高层次的政策声明和基本法只是描绘了基本原则和规制框架，援助工作的运行还需要依靠更为具体的政策法规和管理细则。这些法规和细则除了对外援助基本法的实施细则之外，还存在于预算法、信息公开法、审计法、政府采购法等重要法律中，它们构成了对外援助运行的外在环境。因此，修改这些法律以适应对外援助工作的需要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对外援助立法应以原则性的框架为宜，不宜包括过多的操作性细节。因为随着内外情势的变化，对外援助政策和措施有必要进行调整，如果法律规定过细，涉及操作层面的规则，就需要调整法律，而法律的调整相对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不仅会影响援助调整的效率，而且会影响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科学、合理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机制可能是提高援助管理效率和效果的更直接的因素。本书研究表明，一个相对独立且有相对完整的管理权限的专门机构有助于提高援助的管理效率和效果，有助于促进援助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也有助于加强援外业务绩效的考核与问责机制。但是，任何问题都有两面性，专门机构的设立会带来部门利益、本位主义，产生援助行业利益的依赖者。因此，即使制定对外援助基本法，关于对外援助主管部门也不宜规定在其中，可授权行政首脑确定主管部门，由立法机关备案，以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这是政府在设立专门机构时需要慎之又慎地考虑的问题。

Abstract

Along with its fast economic growth，China has rapidly increased its foreign aid in recent years. The structure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of its aid programs are also experiencing changes. The existing foreign aid regulatory system of China is now facing new challenges.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donor countries or region to improve China’s foreign aid regulatory system has thus become an urgent task.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DAC） have richer experiences and research outcomes on policy-and law-making on foreign aid. Taiwan of China has also formulated its law on foreign aid.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 of key OECD/DAC members and Taiwan of China on aid regulatory systems，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making，this research is aimed to provide lesson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mainland China to improve its aid management system. This also intends to fill the research gap in mainland China.

The term of regulation in this book refers to the combination of laws and policy papers that bear binding force. The term of regulatory system refers to a system composed of laws，policies and their organizational carriers. Therefore，a regulatory system not only includes normative documents such as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but also the organizational carriers that help implement these documents and fulfil their objectives. With regard to the content，a regulatory system will include the purposes and means of regulating.

Foreign aid is interchangeably termed 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term of foreign aid in this book refers to the official aid by a government to other countries. When NGOs’ foreign aid is discussed，it mainly refers to the aid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implemented by NGOs under governmental aid programs.

The methodology of this research is a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documentation research，case stud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book consists of two major parts：an overview and case studies. The overview include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search background，literature review，and the purposes，contents and methodologies of the research，and findings of the regulatory system of the selected countries or region on the basis of case studies. The overview is designed to try to identify the principles of building an aid regulatory system. The case studies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aid and aid regulatory systems in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or region：Australia，South Korea，the United Kingdom，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of China.

The forms of policy papers on foreign aid mainly include policy statements and regional or countr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lanning documents. The forms of policy statements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white paper，cabinet reports to parliament/congress and multi-year planning documents. The cases studied in this book all formulate policy statements and intermediate or long-term regional or countr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lanning documents.

Foreign aid law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e following five types：（1）basic laws，setting forth the purposes，objectives，principles，modalities，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foreign aid；（2）organizational laws，regulating the formation，function，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special organization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administering foreign aid；（3）administrative rules and decrees，specifically providing rules for foreign aid business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4）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reements，making aid commitments or providing principles or methods for fulfilling the commitments；and（5）other regulations that are related to foreign aid activities，such a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budgeting and appropriation law，foreign trade regul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rules，etc. While some countries have formulated specific foreign aid law，others have not and they mainly use policy statements.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s of foreign aid include decision-making body，administrative entity，supervision body，executing agency and products or service provider.In some countries or regions，there are specialized administrative entities and executing agencies；but in others no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 “soft laws”，such as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and declara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though not legally binding，are becoming important and key factors for donor countries or regions to consider when formulating their foreign aid policies or laws. Member countries of OECD are the major advocators and formulators of international soft laws on foreign aid，not only following these soft laws in their own foreign aid policies，but also push other countries to adopt and implement the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set forth in them. However，it should be noted that some OECD member countries also do not fully fulfil their commitments and passively resist international soft laws.

The intents of making foreign aid policies and laws are generally the same，that is，to clarify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foreign aid and to regulate the behaviors of aid agencies. However，the reasons for formulating foreign aid laws are actually complicated. It is not a result of linear change from policy paper to laws，but a consequenc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system，legal institution，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and realistic needs. Nevertheless，there seems to be a tendency that foreign aid regulatory systems are moving from dispersed single special regulations to uniformed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from short-term regulations to long-term stable regulations.

Australia started to provide foreign aid from the 1950s and is a major dono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ustralia has also maintained a relatively high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gross national indicators （GNI） ratio. Australia has not set up specific foreign aid act because it has a relatively sound legal system and systematic aid polic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considered that there was no clear connection between specialized foreign aid law and aid effectiveness after assessment. Australia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oordination and harmoniz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soft laws” in the programm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its aid projects.

Foreign aid is a major component of Australia’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akes charge in making decisions related to foreign aid. The major participants include the Primer and Minister of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Nevertheless，the Federal Parliament and other major stakeholders such as business councils，NGOs engaged in foreign assistance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ls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ng foreign aid polices. In addition，Australia foreign aid policy is also shaped by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id architecture.

Australia’s aid administ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ystem involves many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The Austral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USAID），established in 1974，had long been the principal agency and managed more than 80% of Australian aid budget. Through the “whole-of-government” strategy and the set-up of the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Steering Committee”，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ntends to improve coordination among internal agencies and aid effectiveness. To strengthe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n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oreign aid programs，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s also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polices related to risk management，result-oriente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review as well as 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Therefore，the foreign aid regulatory system in Australia is robust and effective. However，in the end of 2013，AUSAID as an executive agency was abolished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This was inconsistent with many of the traditional donors that established specialized agency or some emerging donors that recently established or prepared to set an agency of such kind. This is a move that needs further research.

As a new member of OECD/DAC，South Korea has a relatively shorter history in providing outgoing aid. It actually received external aid for about 30 year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ng from a poor country into a world economic power and major donor，South Korea began to legalize foreign aid.

As to the legislation，under a mixed legal system of both east Asia origins and Anglo-Saxon influence after WWII the lawmaking of Korea ODA demonstrates strong nature of pro-practices and pro-effects，i.e. laws are made only as a must. Although legislation is the privilege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by separation of powers，the Executive has strong role in law-making process because of its traditional mighty especially when the law is directly related to itself. It can even be said ODA legislation in Korea is simply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legislations by the national assembly there are presidential decree，prime minister’s Order and regulation or guidelines issued by the executive system which also constitute the rest important part of governing rules for aid. The Fore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und Act/EDCF，Kore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Act and some other acts were proclaimed early in the 80’s and 90’s of last century respectively，but the comprehensive and overwhelming law for foreign aid-Framework Act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was only enacted in 2010，coinciding with the country’s admission into the DAC. The Korean legal system of development aid was thus basically formed.

Foreign Economic Cooperation Fund and Kore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were established under the Ministry of Strategy and Finance an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 manage concessional loans and grants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there are more than 30 other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involved in foreign aid activities. South Korea also established the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IDC） to act as the foreign aid decision-making and coordination body. CIDC is presid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Secretariat is hos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South Korea has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clear，sound and open legal and administration system on foreign aid within a short time. It has made progress in aid scale，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aid effectiveness. Nevertheless，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For example，South Korea can have a clearer organizational and management structure as well as division of labors and responsibilities，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decision-making，budget control，supervision of implementation，accountability and public relations.

UK’s foreign aid，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ts colonies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colonial policies，is influential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s hailed as the model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he foreign aid legal system in the UK consists of two major parts：acts that are passed by the Parliament and bear binding force；and white papers issued by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acts mainly include Colonial Development Act 1929，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Act 1940，Overseas Resources Act 1947，Overseas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Act 1980，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ct 2002，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porting and Transparency） Act 2006 and so on. The white papers mainly include Assista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for Overseas Development 1960，The Changing Emphasis of Britain’s Aid Policies：More help for the Poorest 1975，Eliminating World Poverty：A Challenge for the 21st Century 1997，and Eliminating World Poverty：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for the Poor 2000. UK is also an advocator of some major international “soft laws”. It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coherence of its own aid acts with the soft laws and puts these laws into its own aid practice.

The foreign aid organizational system in the UK includes the Parliament，the Cabinet，the Treasury and the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Among them，DFID as a cabinet member is specifically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foreign aid. DFID is also the major executive agency and its functions include making policy proposals to the Cabinet，implementing decisions of the Cabinet，reporting to the Parliament and the Cabine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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