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儒德
出版社：大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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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告诉你（下篇）：我爱和谐海洋试读：
营造和谐海洋（代序）
我们国家海陆兼备，黄土地和蓝海洋共同滋养了中华民族，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叶，中国航海事业始终雄踞世界前列，在海洋上创造了蓝色辉煌，并为世界航海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然而，中国长期处于“陆主海从”、“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自诩“天朝上国，富甲天下”，囿于高度集权的王朝统治，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根深蒂固的大陆文化体系、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窒息了民族的海洋意识与开拓精神，使中国无法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在明代，罢黜郑和航海是中国海洋史上的一道分水岭，中国的航海事业由顶峰跌落至谷底，沉沦了500多年，使中国坐失了走向海洋、引领世界的历史机遇，这是中华民族最为沉痛的遗憾与创伤。
海洋是一个连接世界的桥梁，任何沿海国家均以水为邻，逐水而达。世界各国无不遵循“走向海洋而繁荣，依靠海权而强盛”的发展规律。几乎所有大国的历史，均兴盛于海洋，又衰败于海洋。
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首举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他作为共和国首任元首，以新的视野来观察世界，剖析海洋、国家、海军间的关系，鲜明地指出：“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他力主“兴海权，振中华”，以适应靠海发展的历史潮流，建立海权保障，走向海洋。
然而，孙中山面临的是一个封建帝国遗留下的烂摊子，他根本无法整肃政府，推行海洋政策，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只落个“伤心问东亚海权”的结果，他的《国防十年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蓝色梦想”。
中国历史上不乏具有“兴海权，振中华”理想的思想家、军事家，但受“陆主海从”国策束缚，加上疲于应付侵略战争和国内战争，国家根本无暇顾及海洋，也就失去了建设海军的基础。所以，尽管海军发展起伏跌宕，也曾经建立过相当不错的海军舰队，结果却悲壮地发生了马尾“甲申沉戟”、威海“甲午海葬”、江阴“丁丑自戕”的惨剧，中国舰队未能出海御敌决战大海，却消失在自己家园内。
新中国成立，开国领袖毛泽东放眼海洋，从历史教训、国际形势和未来发展出发，以灵活的策略粉碎了西方的封锁，搭建了通往世界的桥梁；他亲自调研、确定了领海宽度，捍卫了国家海洋主权；他以大国的思维建设海军，发展海上威慑力量，保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他重视发展造船工业和远洋航运，提出了建立“海上长城”和“海上铁路”的海洋战略思想，既要捍卫国家海洋安全，又要实现从海洋走向世界。毛泽东的海军战略思想，指引中国稳步发展海洋产业，为建设海洋大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中国正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迈进。
当今世界尽管矛盾重重，战乱不断，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处理国际海洋问题的基本法律文件，它解决了世界性的两大问题：
其一，将占世界海洋面积近65％的海域及其海底资源定为“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它属于全人类，任何国家和个人均不得占有其任何部分，不承认其主权和主权权利的主张或行使。这就避免了为争夺海洋资源而引发战争，即可以实现“今后公海无大战”。它要求各国承诺“和平使用海洋”，让人类共同维护海洋和平，共享海洋资源。
其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出：各国承诺“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提倡“促进为和平目的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制定了一整套强制执行的法律程序，对防止争端升级为战争，维护世界的和平、正义和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前海洋划界争端尖锐难解，是海上战争的“导火索”，海洋划界争议中的“零和博弈”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人类会以理性和智慧解决海洋争端，海上“边界”可能逐渐被更现代化的、动态的、现实的、面向管理的“共同开发区”或“联合管理区”等新概念所取代，海洋管理朝向多元的（国家、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共同参与的、功能式的新概念演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超越主权的“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新概念下，提供了最具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向海洋“全球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人类历史告诫人们，战争屠杀生灵，结怨滋生仇恨，制造历史悲剧。只有回归理性，遵照国际公约，和平解决争端，才能达到共赢目的。人类共处一个地球，同拥一个海洋，海洋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和人类最后的美好家园。和平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和谐是和平的最高境界。让我们同世界人民一起，共同来营造一个求同存异、博大开放、共存同进的“和谐海洋”。陆儒德2011年8月第一章郑和航海告诉我们
明朝“七下西洋”创世界奇迹，
郑和在海外被尊崇为“圣人”。
封建朝廷贬斥下西洋为“弊政”，
不少国人对郑和贡献茫然无知。郑和七下西洋英俊的舰队统帅郑和
在公元1405年，广袤海洋尚被当做无边际的神秘世界，西方最有名的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尚未出生，中国的郑和便率领“体势巍然，巨无与敌”、世界上最大的舰队扬帆西航，驰骋太平洋，横越印度洋，接近好望角，遍访亚非30余国。郑和船队，在世界上率先使用了指南针导航、船尾舵操纵和水密舱防沉等先进航海技术，其实力超越了当时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郑和下西洋，将世界航海推向了鼎盛，激励、推动了世界大航海运动。
郑和34岁受命“钦差正使总兵太监”，指挥208艘船舶、27 800多人组成的远洋编队开始七下西洋，历时28年，遍访亚非30多国，谱写了我国航海史上的辉煌篇章，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
在第七次下西洋时，郑和已经年过六旬，但他不因功高而停止拼搏，也不因受宠而去享荣华富贵，欣然领旨再度出洋。终因积劳成疾，在62岁时殉职于归航途中。郑和的一生便是一部传奇的航海史书，他所体现的航海精神和航海经历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国家富强靠海洋
郑和幼年时，便在昆明滇池习水玩船，聆听祖父和父亲讲述横渡大洋朝圣麦加的故事，知晓海上航行的艰险。郑和是内宫太监，也是明皇朱棣的亲信，长期经历国事，具有战略视野，懂得海洋对国家的重要性。
郑和是明朝少有的经历了长期海上航行“下东洋”和“下西洋”的朝廷高官，他在对外交往中，深深体会到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海上威慑力量，以“扬威异域”，营造“四夷顺，中国宁”的周边安全环境。
郑和明白，他所执行的“赍赐航海”，实行“厚往薄来”，做的是“赔本买卖”，这种朝贡贸易非长久之计。虽然“下西洋”并非商业活动，但郑和力主在舰队保护下，开展平等交易的“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郑和从官商贸易和货物交换中，敏锐地发现了巨大的贸易商机。郑和以他的亲身经历昭示朝廷和国人：1．海洋对国家至关重要，欲国家富强，必须开放，走向海洋；放弃海洋，国家便面临危险。2．依靠海军作后盾，扩大经商，繁荣贸易，是国家富强之路。3．重视周边环境，处好“邻居”关系。失去“南洋”，将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
当得悉朝廷要终止下西洋活动时，郑和向明皇谏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而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
然而，封建朝廷对这些重要的海洋观念“听不懂”，便束之高阁，“下西洋”被当做“弊政”。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郑和伟业在中国航海史上成为昙花一现，“郑和之后竟没有第二个郑和”。中国迈进了大海，有了海权理论，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却不能成为海洋国家，这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和平外交靠实力
15世纪初，在封建禁锢的王国里，突然驶出了一支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航行距离最远、持续时间最长的舰队，这是中国人在海洋上创造的惊世杰作。这一奇迹的出现，是明朝利用良好的和平环境和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契机，积极发展造船、港口、航海事业，努力提高综合国力的结果，是“永乐盛世”的体现。据《成祖实录》统计：永乐年间，共改、造海船2860艘，其中计划下西洋用的新船2228艘。孙中山先生感叹：“郑和竟能于14个月之中，而造成64艘之大舶，载运28000人，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
郑和奉旨“下西洋”，将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心中十分清楚，欲实现明皇“耀威海外”的宗旨，必须依靠强大的海上实力，保证远航安全进行。所以，郑和亲自组织了一支举世无双的强大舰队，以应对各种复杂局面。一路上，郑和船队开辟航区、扫清航路、剿灭海盗、礼行天下，与沿途各国进行友好交往、和平贸易，是郑和海权思想的成功实践，为大航海时代绝无仅有的历史记录。“七下西洋”航迹图
中国是“礼仪之邦”，奉行“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尽管郑和舰队“所向无敌”，具有“为所欲为”的实力，但郑和出使西洋，忠实地执行明皇“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没有侵略过一个国家，没有建立一块殖民地，纯系友好的“和平之旅”，受到沿途各国的热情欢迎。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郑和航海的和平性质，彰显了人类的良知与理性。对比殖民者所走过的血腥掠夺、侵略和扩张道路，郑和的和平航海闪耀出灿烂的光芒。
中国走向海洋是历史的必然，建设强大海军是时代使然，但中国将会秉持郑和航海展示的“强不执弱”、“富不侮贫”、“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军事外交精神，在处理周边关系时，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务实外交政策，彰显中国政府“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中国致力于“和平利用海洋”，同世界人民共享海洋福祉。国史之光“航海日”
航海先驱 郑和是世界大航海运动的先驱者，他率领舰队七下西洋，致力于建立友好睦邻关系，保障周边和平环境；发展对外贸易，繁荣亚非经济；开展文化交流，促进友好往来；扶正祛邪，平息匪患内乱，发展远洋航海，促进世界交流，实现了国家间和平共处、民族间互谅团结、宗教间共尊和谐的大好局面。郑和宝船同哥伦布旗舰比较
郑和航海的起航时间，要比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早87年，比首先绕过好望角的达·伽马早92年，比进行环球航行的麦哲伦早114年。
郑和航海的宝船，是以上三位航海家无法比拟的。哥伦布的旗舰同郑和高耸入云的九桅十二帆的宝船并靠在一起，如同宝船上的一只舢板。
郑和下西洋的编队，多达208艘；哥伦布的最多17艘，达·伽马的最多20艘。
郑和宝船的吨位，约几千吨；哥伦布船233吨，达·伽马船400吨。
以上说明：备受世界推崇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航海英雄，尽管为“世界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作出了杰出贡献，但他们的航迹只是在郑和开辟的航道上继续延伸。
历史贡献 郑和开创的中国海上优势一直持续了5个多世纪，在世界海洋史上，郑和下西洋是光彩夺目的一枝奇葩，对催化人类文明的发展、世界经济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在中国和世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中国著名学者梁启超在百年前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感叹郑和“运用如此庞硕之艨艟，凌越万里，叹我大国民之气魄，询非他族所能几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中国历史上“前有司马迁，后有郑和，皆国史之光也”。
韩国学者崔在洙写道：“在15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航海史之前，先有以东方为中心的灿烂的航海文明，欧洲的航海是在继承了东方的航海文明之后才得以发展起来的。这些装点古代及中世纪灿烂的东方航海文明的群星之中，郑和将军是最后一颗璀璨的明星。”7月11日郑和船队奉旨起航情景再现
今天，我们应该从世界文化名人的角度来评价和纪念伟大的郑和。郑和航海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中国航海事业和建设海洋强国的伟大进程中将永放光芒。1998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千禧海洋探险世界航海名人，郑和是唯一列入的东方人；世纪之交，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全球100位世界名人，郑和名列其中，是中国6位入选人之一。“大发现碑”
西方认识误区 在葡萄牙里斯本建造的“大发现碑”，宛如一艘驶向大西洋的古老帆船,正面写着：“献给亨利和发现海上之路的英雄。”站立船头的第一人是亨利，随后为达·伽马和哥伦布等大航海家。但是，其中唯独缺少郑和为代表的东方航海先驱，只能说明这是欧洲大航海的纪念碑。在《世界航海史》等著作中，也没有郑和下西洋的全面介绍，很多外国航海人员心目中只有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而对郑和七下西洋知者寥寥，甚至有人还说：“中国一直是一个非航海民族。”
设立“航海日” 2005年，全国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时，国务院批准将郑和船队起航的7月11日设立为中国“航海日”，作为中国唯一的全国性法定海洋文化节日。由交通部牵头、24个部委和省市领导参加，组成了航海日活动组织工作委员会（简称航海日组委会），作为统筹、协调和指导全国“航海日”工作的长效运行机构。
温家宝总理题词：“航海先驱，和平使者。”“航海日”既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进一步认识航海在世界文明发展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弘扬中国悠久的航海文明和海洋文化，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提升国民的海洋意识和建设航海强国的使命感，激励国人热爱航海事业，促进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努力建设航运强国和海洋强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推进“和平利用海洋”事业的发展。“航海日”永久性标志，是一个蓝白相间的圆形图徽，于2006年7月11日在上海“航海日”大会上开始使用，它是从全国征集作品中评选出来的，作者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张锦华。
主题：将历史与现代融为一体，表现当今“朝气蓬勃、扬帆奋进”的中国航海事业。“中国航海日”永久性标志
白帆：标志上半部分用现代手法将“帆”形和数字“7·11”结合起来，既体现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多重桅杆”特色，又突出纪念郑和航海的起航时间，寓意传承中国历史悠久的航海文化。
船体：标志下半部分用传统手法，将“如意纹”与水波纹相结合构建船体，以增添美感和动感，彰显中华文化特色和“吉祥美好”的内涵，呈现中华民族“和”的思想精髓、“礼”的精神境界及中国奉行的“睦邻友好”的外交主张。
色调：主色调为蓝色，体现海洋与蓝色国土的概念，树立热爱祖国、亲和海洋、敬仰航海的民族意识。
图形：采用正圆形，体现圆圆满满、共建“和谐海洋”的寓意，象征中国人民希望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
航海日会旗：将“航海日”标志置于蓝色长方形旗帜中央，构成中国“航海日”会旗。每年7月11日，在中国“航海日”主会场举行隆重交接仪式，由主办城市的市长将会旗交给下一届举办城市的市长，并将会旗存放在该市，这是一种荣誉与责任的象征，也是航海精神与航海传统的传承和发扬。北京、上海、青岛、太仓、大连、泉州和舟山历届庆祝“航海日”活动，不仅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而且已经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与特点：（1）设立了“航海日”永久性标志与“航海日”会旗；（2）将常年的航海活动与“7·11航海日”庆祝大会相结合；（3）每年颁发不同项目的“郑和航海贡献奖”，表彰航海有功人员；（4）每年举办高质量的“郑和与航海国际论坛”，以提升航海文化内涵；（5）每年采集各地的水，在庆祝大会上举行汇聚“和谐之水”仪式；（6）在庆祝大会上，举行承办城市之间的“航海日”会旗交接仪式。第二章悲壮的近代海军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支舰队，但在外国军舰的淫威下，甲申沉戟、甲午海葬、丁丑自戕，均发生在自己的领水内，深深地刺痛着中国人民的心。黄海大战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也是一个古航海国家，具有建设强大海军的客观需要和必备条件。但海军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并不高，留下了太多的惨烈与悲壮。
在19世纪，清代曾建立了称雄远东，居美、日之前的近代海军舰队，但均被敌国舰队歼灭在自己的家园内。历史证明：即使建立了实力强大的舰队，但战略目标不清，战术运用失误，战斗必然失败，最终消逝在海洋上。我们应当汲取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惨烈的甲申沉戟
在中国海军史上，中国人民不能忘记两场惨烈的海战，那就是南有甲申沉戟，福建水师沉舰马江；北有甲午海葬，北洋水师葬身威海。中国好不容易创建的两支近代海军舰队，未能扬威海上，却被敌人堵在自己的港湾里，悲壮地覆灭在自己的家门口，导致“舰毁海防溃，国破山河碎”的国殇。这是刻骨铭心的国耻，长流不尽的军泪。
19世纪中期，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这种状况也刺激了中国人民，催生了洋务运动，开始了历时30余年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中心的“自强、求富”运动。
1874年11月，清廷进行了空前的海防大讨论，明确“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为国家久远之图”。光绪皇帝于1875年发布上谕：“着手筹办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中国人开始制枪造炮、造船购舰、建设海军了，这是中国国防建设的重大转变。
至1884年中法战争前夕，福建水师已经成为一支较强的舰队，主力舰有“扬武”、“琛航”、“永保”、“伏波”、“济安”、“飞云”、“振威”、“福星”、“艺新”9艘国产木质军舰和“福胜”、“建胜”2艘购自英国的铁制炮艇，官兵1400多人，舰艇总排水量1万多吨。马尾港区狭窄，航道曲折，礁石浅滩密布，很难进行机动作战。周围山上筑有岸防炮台，部署陆军24个营。如能统一指挥，发挥海陆协防优势，完全可以制敌，使入侵者“有来无回”。
1884年，法国政府派遣舰队，不断骚扰中国沿海，公然向清政府施压，妄图勒索巨额赔款。8月间，正式组建了法国在海外最大的舰队——法国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舰队司令。法国政府玩弄的如意算盘是：入侵中国，围而不攻，高压威慑，迫使清政府支付赔款，只要清政府愿付8000万法郎，法军即可撤离。
尽管清政府惧怕与法军开战，一再强调不能“衅自我开”，但也没有屈服于法国外交和军事的双重讹诈。清廷看到已无和平解决希望，被迫公开宣称：“如法国固执己见违反公约，中国政府将不惜一战。”光绪皇帝颁电旨：“法国不退出兵船，唯有即与决战，目前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毋稍顾忌。”但福建水师官员却消极待战，还在静候皇上再发开战电旨，甚至派员赴法舰乞求延缓开战。
孤拔诡计多端，摸透了清政府不懂利用国际法来保护自己和海军官员“保船乞和”的心态，以“游历”为名，非法将旗舰“伏尔达”号为首的11艘排水量达14500吨的军舰及2艘鱼雷艇、4艘炮艇先后开进马尾港，占据了有利位置，几乎是“一对一”地抛锚于清军舰艇近旁，全面做好了全歼福建水师的攻击准备。
而福建水师，犯了四个致命的错误：
1．临战乞和失斗志。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对法国远东舰队的强盗行径，满脑子“和为上，战必败”的求和妥协思想。福建水师消极地“避战求和”，下令“必须让敌炮先开，我方还击，故各管驾（舰长）不敢妄动”。
2．引狼入室遭暗算。法国侵略军利用清朝官员对国际法的无知和求和心切的心态，堂而皇之地以“游历”为名，将舰队驶入福建水师的基地——马尾港。福建水师不仅毫不阻挡，还给予法舰“友好的款待”。于是，在马江的江面上，竟然出现了中国军舰同法国军舰“友好”对峙，相伴锚泊40多天的咄咄怪事。
3．临战慌乱误战机。战火即将点燃，但朝廷对和或战的意见不一。光绪颁旨：“目前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毋稍顾忌。”而慈禧太后等认为“和为上，战必败”，船政大臣、福州将军等前线官员毫无主张，还在致电清廷询问战守之策，但得到的多是“彼若不动，我亦不发”的命令，于是下达严令“无旨不得先行开炮，必待敌船开火，始准还击，违者虽胜尤斩”。就这样，福建海军完全自己束缚了手脚，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
4．良机给敌自挨打。江河作战受水流影响，选择开火时机极为重要，甚至决定着战斗胜负。战前,中国舰队泊于马江上游，法军舰艇居于下游。涨潮时，所有的锚泊舰均船首朝向外口，中国军舰的舰首正对着法国军舰的舰尾，处于攻击的有利位置，完全可以击沉法国旗舰，甚至一举击垮法国舰队。但中国舰队一直消极等候朝廷的开战命令，眼巴巴地贻误戎机，终于铸成败局。
法军司令孤拔很懂得这一战机的重要性，涨潮时提心吊胆地坐镇“伏尔达”号，不敢下驾驶台一步，唯恐清军在涨潮时先行开火，使法国舰队陷于灭顶之灾。敢于冒险的孤拔把赌注压在清朝“求和怕战”的战略思维上。
法军根据法国当局“不必等候中国回答，即可攻击”的作战命令，当开始落潮，法国军舰的舰首对准清军舰艇的舰尾时，向中国军舰猛烈开火。顿时，马尾江面水柱冲天，一片火海。
福建水师官兵浴血抗击，英勇杀敌。“扬武”号旗舰是一艘著名的训练舰，曾培育出邓世昌等一批杰出的水师人才，训练素质较高。在涨潮时间，各炮就一直瞄准“伏尔达”号，可随时给予入侵者致命打击，但翘首盼望的“开火”命令一直没有等到。刚转入落潮时，“伏尔达”号和2艘鱼雷艇同时用鱼雷和舰炮向“扬武”号发起攻击。“扬武”号的官兵在弹雨中沉着应战，一面转向，一面射击，第一炮便击中“伏尔达”号舰桥，炸死了引航员汤姆斯，震倒了司令官孤拔。
敌46号鱼雷艇施放鱼雷命中了“扬武”号，“扬武”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用后主炮重创了该艇。就在“扬武”号沉没的瞬间，还将龙旗升到了桅顶，向法舰射出了最后一发炮弹。连法国军官也称赞：“‘扬武’号表现出勇敢和英雄的优美榜样。”“振威”号遭受法军4艘巡洋舰的围攻，弹痕累累，舰体倾斜，十分危急。舰长许寿山指挥若定，一面指挥射击，一面奋力驾舰冲向“德斯丹”号。但在多艘敌舰夹击下，“振威”号弹药库中弹爆炸，船体急剧下沉。许寿山亲自拉动击发引绳，向“德斯丹”号发射出最后一发炮弹，炸伤了敌舰长和两名水手，随后，“振威”号便沉入江中。
此时，中弹起火的“飞云”号，不顾烈焰裹舰，赶来掩护“振威”号，在航行中沉没。舰长高腾云两腿被炸断，仍坚持指挥，落入水中牺牲。福建水师官兵英勇杀敌，展现了中华儿女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马尾“昭忠祠”
马江之战，法国以赌徒的侥幸心理得胜，中国在慌乱无主中落败。苦心筹建的福建水师，在自己的基地内，经历不到一小时的战斗，军舰全部毁沉在法军的炮火下，“艟舻破碎，将校伤残”，是中国海军史上的奇耻大辱。朝廷昏愚，庸将误国，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一块国耻碑。
马江之战的牺牲者，包括江岸炮台及陆军官兵共1000余人，后来葬于马尾山麓，建有“昭忠祠”，供后人悼念追思。悲壮的甲午海战
1894年，中、日两国经历了3次海战。6月的丰岛海上遭遇战，拉开了“甲午海战”的序幕；8月的黄海大海战，是中国陷于不利战局的转折点；1894年年末至1895年年初的威海之战，中国的北洋水师全部被歼。悲壮的甲午海战，是中国历史上又一块国耻碑，同“甲申”悲剧一起被称为“二甲国耻”。
丰岛遇袭 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天皇就下诏书，要“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将征服朝鲜和中国奉为国策，把海军建设置于“当今第一要务”。日本舰队虎视眈眈，寻机“消灭清国海军于黄海”，为入侵朝鲜、中国扫清道路，是日军的军事战略目标。
朝鲜当时为中国的附属国，日本人采用“先占朝鲜，再战中国”的策略，发动朝鲜政变，挟持国王，扶植傀儡，将朝鲜作为入侵中国的跳板。而中国当局完全低估了日本的战略意图和冒险发动战争的野心，一直把希望寄托在外国的调停上。李鸿章说：“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战，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他命令中国的舰长“不得妄启衅端”，对即将打响的海上战争茫然无知，毫无迎战准备。
1894年7月25日，中国在朝鲜执行护航任务的巡洋舰“济远”号、“广乙”号，自朝鲜牙山口锚地驶返威海港，在丰岛以西海面突然遭遇日本“吉野”号、“秋津洲”号和“浪速”号巡洋舰的袭击。由于日本军舰占有优势，而且实施偷袭作战，中国军舰仓促应战，一开始便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
激战中，“济远”号瞄准日本旗舰“吉野”号，多发炮弹命中，一发炮弹贯穿“吉野”舰体，击中主机舱，可惜没有爆炸。“济远”号在敌舰围攻下，指挥台多次中弹，舰体遭受重创，13人牺牲，27人受伤，鲜血染红了甲板。“广乙”号曾击中日舰“浪速”左舷，炸毁其后锚机和备用锚。但“广乙”号被击中驾驶台，牺牲30余人，实难坚持作战，在撤离战场途中触礁搁浅，舰长林国强下令纵火焚舰，率残部70多人登岸，后来辗转回国。
正当日舰追击合围“济远”号时，突然发现清军运输舰“操江”号和“高升”号驶经战场。日军兵分两路，“浪速”号、“秋津洲”号去拦击两艘运输舰，由“吉野”号追击“济远”号。“吉野”凭着23节对“济远”15节的航速优势，追及近处，猛烈炮击“济远”号，“济远”号的形势十分危急。日舰命令“济远”号停航，并逐渐接近该舰。此时，炮手王国成和李仕茂见状义愤填膺，转动后主炮，瞄准“吉野”号连发四炮，击中“吉野”号桅楼、舰艏和舰体，使其舰艏即刻低俯。“吉野”号被“济远”号的英勇行为所慑服，不敢再战，只得掉头退离。“济远”号乘机西驶撤回威海港。
清军运输舰“操江”号从大沽口出发，装载着20万两饷银、20门大炮、3000支步枪和大量弹药，经威海港驶往朝鲜牙山途中，遇上清军租用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该船装载1100多名清军，也是从塘沽前往牙山。就在两艘军舰即将到达朝鲜，驶至丰岛外海时，偶然闯入了战场。
日舰“秋津洲”号很快追上了只有7节航速的“操江”号。在敌人炮火淫威下，“操江”号放弃了抵抗，在烧毁机要文件后，向日舰投降。“操江”号被押送至佐世保港，所装武器及20万两白银悉数落入日本人手中。被俘清军遭受游街凌辱，并被关入监狱，直至1895年7月遣返回国。日舰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
日舰“浪速”号在舰长东乡平八郎指挥下，追上挂着英国国旗的“高升”号，迫其抛锚接受“临检”，企图俘虏该船。船长高惠梯出示英国执照，提出抗议，要求依照国际法，驶回战争开始前的始发港——中国大沽口。日本人强行胁迫“高升”号起锚跟日舰走，高惠梯准备服从。但船上中国官兵表示：“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如不能退回大沽口，只有拼死一战，决不投降。”船长再次要求谈判，告诉日本人：“船上官兵坚持要求驶回始发港，这是符合国际法的公平合理要求，因为出发时还是和平时期。”
然而，东乡平八郎根本不予理睬，毫无人性地决定击沉该舰。日舰驶近距“高升”号150米处，6门右舷炮齐射，并发射一枚鱼雷，“高升”号锅炉舱被击中爆炸，舰体翻转，沉没水中。日军不顾国际法，野蛮地用快炮屠杀落水人员，历经一小时之久，鲜血染红海水，场面十分惨烈。结果，除被在战场附近观战的英国、法国、德国军舰救起245人外，其余871名中国官兵和56名中、英、菲籍船员沉海殉难。这是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之一。
丰岛海战，虽是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但它是甲午战争的第一仗，牵涉国际政治多边角逐。这是日本“投石问路”的一招，试探中国的实力和决心，考验英国的对日态度。北洋水师的弱点，英国的纵容，大大助长了日本海军的嚣张气焰。
黄海血战 甲午海战之中，黄海海战是真正意义的海战，在世界海战史上被称为“经典海战”之一。在世界海战史的著作中，较多称其为鸭绿江海战、大东沟海战。其实，称“黄海海战”更为确切，因为战斗是在离鸭绿江口较远的海洋岛与大鹿岛之间的黄海海域上展开的。
丰岛海战后，1894年8月1日，中国和日本同时向对方正式宣战。光绪为首的主战派自诩海军强大，屡屡电谕李鸿章，要求主动出海寻找日舰决战。而李鸿章等水师头目，对丰岛战斗后的战争形势茫然莫辨，根本没有制定出对日作战方针，认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从而采取“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方针。
1894年9月15日，丁汝昌率领北洋水师主力部队18艘舰艇从威海港驶抵大连湾，泊于台子山、和尚岛、大孤山和三山岛环抱的宽阔海域内，准备执行护航任务。这是中国海军最壮观的聚集，也是北洋水师的最后一次检阅。其中，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每舰吨位7335吨，航速14.5节，主炮口径305毫米，配有3个鱼雷发射管，是远东最大军舰，日本人“畏如虎豹”，视为主要打击目标。
1894年9月16日凌晨，从旅顺出发的“新裕”号等5艘运兵船，搭载陆军10个营4000名官兵，在丁汝昌率领的北洋舰队护送下，浩浩荡荡驶向目的地大东沟。17日早晨，护航任务顺利完成，运兵船先行返回大连。“定远”号等10艘主力军舰在大鹿岛东南方向抛锚，计划18日早晨返回大连。
日本海军为执行“歼灭清军舰队于黄海”的策略，集中主力舰队，张开大网在搜寻北洋水师。当得知清朝舰队将要从大东沟返回大连的情报，便把舰队隐蔽埋伏在海洋岛，准备偷袭北洋舰队。
17日10时，“定远”号的瞭望哨发现了从海洋岛方向前来袭击的日本舰队，日军旗舰“松岛”号等12艘战舰正以单纵队战斗队形迎面驶来。北洋水师编队立即起锚以横队向西南方向迎敌。12时35分，敌我编队相距5300米，“定远”号首先用305毫米巨炮对日舰发起攻击，其他各舰一起向日舰齐射，日舰同时向我编队密集开炮，世界上第一次近代铁甲舰队之间的大编队作战由此开始。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旗舰“定远”号
由于风向不利，炮火硝烟吹向我方，影响了目力瞄准，北洋舰队第一次齐射命中率较低，错失了利用“定远”号、“镇远”号巨炮先期重创敌舰、挫其锐气的良好机会。随着距离缩短，日舰迅速变换队形，利用速射炮等优势，4艘日舰集中攻击我编队右翼火力最薄弱的“扬威”号和“超勇”号。“扬威”号、“超勇”号官兵顽强抵抗，奋力杀敌，先后重创敌舰“吉野”号、“高千穗”号和“秋津洲”号，“浪速”号的艏水线部分被击穿。但“扬威”、“超勇”两舰也相继中弹，起火后沉没，两名舰长英勇殉难。
北洋水师集中攻击日联合舰队的指挥舰“松岛”号，击毁其320毫米主炮的旋回装置和后炮座，使其战斗力大减。其余日舰“严岛”号、“桥立”号中弹多发，受到重创；“比睿”号、“赤城”号被打得燃起熊熊大火，“舰上军官几乎非死即伤”。
北洋水师“定远”号和“镇远”号越战越勇，冒着弹雨冲锋陷阵，集中攻击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的座舰“西京丸”号，击中其甲板和轮机舱，迫使其挂出“我舵故障”的信号。赶来参战的中国“福龙”号鱼雷艇在400米至40米的近距离内连续发射三发鱼雷，吓得桦山资纪闭上眼睛喊“完了，我事已毕！”可惜，很可能是鱼雷性能失效，三枚鱼雷竟无一爆炸，“西京丸”号侥幸免于葬身黄海，狼狈地退出了战场。
战斗开始时，北洋舰队指挥丁汝昌被巨炮气浪掀翻，身负重伤，他坚持坐在甲板上指挥战斗，鼓励官兵英勇杀敌。但信号装置被毁，舰队失去统一指挥，大大降低了协同作战的能力。更致命的是弹药储备不足，不少是无引信的练习弹和装药不足的炮弹，甚至还有内装沙子的炮弹。无疑，清廷的腐败和消极备战帮助了敌人。
由于通信工具原始，难以进行有序的编队作战，几十艘舰艇在不大的海区内穿插攻击，基本上处于混战状态，主要靠视距内的协同配合。刚投入战斗的“平远”号，攻势凌厉，气势凶猛，用260毫米主炮击中日本“松岛”号旗舰，洞穿多个舱室，击毁其主炮和鱼雷发射管，毙伤多人。黄海大战开始时的队形“致远”号舰长邓世昌始终挺立在指挥台上，英勇作战。当旗舰“定远”号桅杆折断、帅旗坠海时，他驾舰开足马力驶于“定远”号之前，吸引火力，掩护旗舰，驾舰却重陷敌阵，遭受日舰围攻。邓世昌在舰损弹尽的危难时刻，决心撞击敌舰，不幸舰体中弹炸裂沉没，邓世昌英勇殉国。“济远”号、“广甲”号受敌舰围攻，舰体受损，炮械损坏，伤亡惨重。“济远”号挂出“本舰已受重伤”旗语，撤离战场返回旅顺港；“广甲”号跟随其后驶返大连湾，搁浅在三山岛；“来远”号、“靖远”号分别中弹几百发，舱室进水，舱面大火，被迫退出战斗，驶往大鹿岛附近浅水区堵漏、灭火；“经远”号以一敌四，冒着弹雨奋勇炮击日舰，终于寡不敌众，在烈焰中炸裂沉没。英雄舰“致远”号巡洋舰
由于“致远”号舍身保帅，“定远”号得以扑灭大火，重新投入战斗。整个北洋水师只剩下“定远”号、“镇远”号两艘战列舰，凭借坚固的装甲和官兵的英勇抗击，虽屡屡中弹，多次起火，仍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两舰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开炮击中敌指挥舰“松岛”号，引发了弹药舱爆炸，黄海海面上响起了令人恐怖的巨大爆炸声。“松岛”号甲板上的火炮及设备全部被摧毁，死伤惨重，丧失了指挥和作战能力，被迫放弃指挥，挂起了“各舰自由行动”的信号旗。敌旗舰重伤，严重挫伤了日军的士气。“定远”号、“镇远”号弹痕累累，中弹数百上千，人员伤亡很大，但官兵们搬开同伴的尸体，不断用巨炮轰击敌人。经过6小时的激战，两舰主炮弹药告罄，只靠练习用的实心弹来打击敌舰，失去了击沉和重创敌舰的机会。
战斗进行至17时40分，日舰惧怕“定远”号、“镇远”号的巨炮和鱼雷艇的攻击，先行南撤，驶往朝鲜大同江以南锚地。北洋水师“定远”、“镇远”、“平远”、“广丙”四舰一起追击逃遁的日舰，但由于各舰均是带伤航行，无力撵上日舰。约18时，北洋水师6艘舰艇汽笛长鸣，告别血与火的战场和为国捐躯的战友，转向西南方向，朝旅顺港返航。黄海大海战示意图
战斗结果：北洋舰队“扬威”号、“超勇”号、“致远”号、“经远”号四舰沉毁，“广甲”号在撤离战场途中触礁报废，“定远”号、“镇远”号、“来远”号、“靖远”号等均有较大损伤，共牺牲水师官兵600多名，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
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松岛”号、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座舰“西京丸”号和“吉野”号、“比睿”号、“赤城”号五舰受到重创，其余日舰均中弹受伤。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北洋舰队领导不力，海上指挥混乱，作战弹药不足，导致舰队遭受重创。但在整个战役中，舰队完成了护送陆军登陆的任务，重创了敌旗舰“松岛”号和军令部长的座舰“西京丸”号，在激战中保住了“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粉碎了日军“聚歼清军于黄海”的企图。而且，是日舰被迫先行退离战场，在我军追击中结束战斗。所以，不能说是“北洋水师惨败”，客观地说，双方难分胜败。英国人勃兰德在《李鸿章传》中写道：“如果这些大炮有适量的弹药及时供应，鸭绿江之役很有可能中国方面获胜，因为丁汝昌提督是有斗志的人，而他的水手们也都极有骨气。”
威海海葬 黄海海战后，日本决定发动辽东半岛战役，攻占旅顺、大连，再进行直隶决战，迫使清廷就范。1894年11月7日，就在紫禁城内慈禧太后60寿辰庆典的歌舞声中，日军兵不血刃轻取大连湾。当晚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匆匆撤离旅顺口，驶回威海港。11月22日，日军从陆上攻占旅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杀死无辜中国百姓2万余人。北洋水师苦心创建的远东第一海军基地和远东第一大船坞全都落入日本人手中。
陆军出身的丁汝昌，不懂发挥舰队机动性的优势。自黄海海战后，北洋水师死抱清朝“避战保船”的消极防御策略，加上“镇远”号触礁受损，修复后只能以7节航速“行船放炮”，更不敢轻易出海打击敌人。
当时退守威海的北洋水师，尚有“定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丙”等6艘战舰和13艘鱼雷艇，“镇远”号也可利用其巨炮进行近岸支援作战。如能同陆上炮台和港口水雷部队协同配合，伺机出海攻击，可以掌握一定的战场主动权。但丁汝昌顽固地采取了株守港口、坐待援兵的下策。
1895年1月25日，日军开始进攻威海卫，由于陆上守军不战而逃，港口四周陆地完全被日军占领，北洋舰队腹背受敌。尽管水师官兵英勇奋战，击伤“筑紫”号、“葛城”号等多艘敌舰，但形势仍然十分危急。
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向刘公岛发起总攻，用8艘军舰堵住北口，派15艘军舰围攻南口。由于北洋舰队受敌陆、海夹击，舰艇损失惨重，士气开始崩溃。尽管丁汝昌挺身于战火中指挥作战，决心与舰共存亡，但随着“定远”号、“靖远”号受伤搁浅，已无力回天。
丁汝昌忍痛几次下令炸沉“镇远”号，不致被日军俘获蒙羞，竟无人执行这道最后的命令。面对日军的诱降，丁汝昌断然拒绝，高呼：“决不弃报国大义，今唯一死以尽臣职。”他托人完成最后的交代：“毁其提督印章，把北洋水师档案护送烟台。”威海卫上演了令中国人汗颜的悲壮一幕：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吞饮烟膏殉国；
代理提督刘步蟾悲愤服药自尽；
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自杀身亡；“镇远”号代舰长杨用霖衔枪自尽。
2月16日，中、日军方代表在日舰“松岛”号签订了《威海降约》，日本人宣布“镇远”号等10艘清舰被俘获。
1895年2月17日，黑云低垂，海面昏沉，被卸去舰炮的军舰“康济”号，载着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杨用霖等的灵柩及威海卫的守军1000多人，异常凄凉地驶离已经挂着日本旗的威海港，静静地驶回烟台港。驾驶“康济”号的萨镇冰，亲自操纵舵轮，望着水师将领及学友的灵柩，他眼中无泪，心在燃烧。威海海战，标志清政府苦心经营15年、曾称雄东亚的中国铁甲舰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不久，李鸿章同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遗址“海军公所”女作家冰心的遗言
1896年，签订《马关条约》一周年祭，革命家谭嗣同写下诗词《有感》：“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昊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现代女作家冰心，为甲午失败万分悲切，她发誓要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为《甲午海战》，可是每当提笔便泪流满颊，写不下去，最后仅仅写了一个开头，但留下了她的肺腑之言：“不要忘了甲午海战！”无奈的丁丑自戕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海军没能从“甲午”阴影中复苏，而是沉沦到了低谷。到1928年，全国共有舰艇110余艘，总排水量仅6万吨，平均吨位只有545吨。数量少、吨位小、舰龄老、设备旧，没有一艘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战斗舰艇。全年海军经费，尚不足外国造一艘战斗舰一半的费用。
蒋介石执政时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心思集中在利用陆军和空军打内战上，提出“要采取‘陆主海从’原则”，扼杀了中国海军振兴的机会。在抗日战争前夕，大大小小滥竽充数的舰艇共有124艘，总排水量6.8万吨，大量是没有战斗力的巡逻艇。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当年曾与世界强国海军一起参加英王加冕盛典，风光一时，但已是四十高龄，武器装备陈旧落后。
而日本海军在“甲午海战”胜利的强劲刺激下迅速扩充壮大。1937年6月统计，日本海军舰艇的总排水量已经达到115.3万吨，总兵力达到12.6万人，并且占据了旅顺、青岛、上海、马公等重要军港，呈海上包围之势，使弱小的中国海军完全被封闭在江河领海，处于被动挨打的极端不利态势。
抗战爆发后，1937年7月29日，日本驻华副武官向中国海军当局提出无理要求：中国政府不得抵抗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行动，如果中国海军不按此执行，就要用武力歼灭。日本还专为侵华而设置了一个“第三舰队”，驻扎于上海，用来对付沿海中国军队。国都南京城及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均成了日本人的“内江”，敌舰随意长驱直入。中国国门洞开，有海无防，弱小的中国舰艇被侵略者像“赶鸭子”一样圈在内河里。
1937年8月，日本军舰有大举入侵长江，攻打上海、南京的企图。民国海军无力把敌舰赶出长江，想出了一个“绝招”，用自己的军舰封堵长江，阻拦在长江中上游的数十艘日本舰船和3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减少侵略军攻击上海、南京的战斗力。
蒋介石亲自下命令，由海军部长陈绍宽执行，一夜之间，把包括“海筹”号、“海圻”号、“海琛”号、“海容”号等4艘巡洋舰和大名鼎鼎的“通济”号训练舰在内的12艘军舰、23艘商船及8艘趸船，一字排开，打开海底门，沉入长江。这是世界海军史上罕见的军舰集体自戕行为，是中国海军第三次覆灭在自家水域里。
从此，民国海军溃不成军，只能凭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抗日，有的把军舰的大炮搬上陆地，有的自造水雷打游击，在抗日的战场上为祖国主权而浴血苦战。
中国历史上三支铁甲舰队均消失在自己的家园内，给了我们深深的启示：中国要强大，不但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而且要会正确地运用海军，发挥海军的机动作战性能。邓公足壮海军威
甲午海战失败是中国的国耻，但北洋水师官兵与敌浴血奋战，谱写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敌的悲壮历史。“致远”号是一艘英雄的军舰，舰长邓世昌是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一艘军舰、一位舰长，浓缩着中国近代海军的崛起与衰亡，折射着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散发着光彩夺目的奇光异彩。清代爱国诗人黄遵宪为悼念甲午英烈，写下了著名诗句：“金戈铁马英灵在，倘借神力旋乾坤。”烈士的“神力”是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需要我们去缅怀和学习。邓世昌像
少年立志从军 邓世昌小学毕业后跟随经商的父亲“闯江湖”，游历沿海城市，后定居于上海。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使他大开眼界。当时上海闹市区布满“租界”，成了外国人的乐园。黄浦江边，醒目地挂着“海关”、“洋行”、“运输公司”这类外国牌子。黄浦江内停靠和航行的全是外国轮船，长驱直入，横冲直撞，行我江河如走“内湖”。少年邓世昌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愤然感叹：“中外通商日盛，外舰来华日多，中国的弱点都被外人探知，假使中国不用西法建立海军，一旦强邻肇衅，何以御之？”
一次，邓世昌读到当朝重臣李鸿章的奏文：“今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广）集京师及各国腹里，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万里；军械机器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至，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心情异常激动，下定决心报考了马尾船政学堂，成为中国海军第一届驾驶班的学生，誓为国家海防奉献一生。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马尾船政学堂，以英、法海军的模式实施教育，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河，为加速中国近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成了“海军将领的摇篮”。毛泽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1866年马尾船政学堂开办以来，中国算是有了现代、近代海军，这个学校出了许多人才，光是海军提督、海军总司令就出了好几个。”
邓世昌在学堂苦读5年，奋发学习，自强不息，“各门考核屡列优等”。他老练稳重，“执事惟谨”，是同学中的“大哥”，享有很高威信。福建船政总管沈葆桢对他长期观察、考核后，称赞邓世昌为“最伶俐的青年”，破格奖以五品军功，先后委任为“琛航”舰大副和“海东云”舰的舰长。邓世昌爱舰如家，刻苦钻研操船技术，在海军里享有“驾船如驾马，鸣炮如鸣镝”的赞誉，是马尾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他治军赏罚分明，训练严格，办事公正，勤于研究兵书战法，一心扑在海军事业上。
越洋功绩卓著 1879年，邓世昌和林泰曾两位舰长奉命率领300多名官兵赴英国接收海军订购的两艘巡洋舰“扬威”号和“超勇”号。该型舰长67米，航速15节，排水量1350吨，前、后主炮口径254毫米，装甲舰体。1881年，两舰在英国纽卡斯尔竣工，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中国军舰第一次在英国国土上升起“飞龙戏珠的黄色三角旗”（简称黄龙旗），结束了以往由英国人接舰，挂着英国旗开到中国港口举行交接仪式的历史。
8月17日，邓世昌、林泰曾驾驶着“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驶离英国。离港时，纽卡斯尔市议会发来贺电：“值此贵国海军将士驾舰离港归国之际，请接受我们诚挚的祝贺。多年来，贵国资质聪明之海军军官多人在我皇家海军学院深造，成绩优异。相信新舰到华之后，必将‘扬威’慑敌于东亚，‘超勇’驰骋于海战，为贵国海军倍添荣光。”中国军人首次独自驾驶军舰航经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中国南海，先后驶入香港、上海、大沽口和旅顺港。电影《甲午风云》剧照
1887年初，李鸿章再次派邓世昌及叶祖珪、林永升、丘宝仁四位舰长赴英国，接收“致远”号、“靖远”号和“经远”号、“来远”号四艘巡洋舰。四舰系两组“姐妹舰”，排水量分别为2300吨和2900吨，航速分别为18节和15.5节，分别装有210毫米和150毫米主炮，均配有四联鱼雷发射管。邓世昌全权负责这次重要的接舰工作。
1887年9月12日，邓世昌等驾驶着四艘巡洋舰，并拖带着一艘“左队一”号远海鱼雷快艇，启程回国。邓世昌沿途带领编队进行各种操演，使官兵很快熟悉新舰，训练水平大大提高。由于过度劳累，他患了风寒症，但仍然“扶病监视行船”。他强调自力更生，整个航行中“不另保险，省费数十万”。“致远”号军官合影（中立者邓世昌）
邓世昌担任“致远”等舰的舰长20多年，多次出使欧洲，率领中国舰队从欧洲返回祖国，受到朝廷褒奖，被授予花翎提督衔，不愧为近代中国海军的精英人物。
黄海威名留芳1894年中、日黄海大战，是一场国家间海洋意识的较量，是两国海上力量的大比拼。邓世昌指挥“致远”号冲锋在前，英勇作战。当旗舰“定远”桅杆折断、帅旗坠海时，他自悬帅旗吸引火力，掩护旗舰，稳固军心。旗舰的危险解除了，但“致远”号深陷敌阵，遭到日舰围攻。邓世昌在舰损弹尽的危难时刻，决心撞击敌舰、与敌同沉。他甩辫高呼：“我们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虽死，而海军声威俱在，是报国之时也。”他亲自操舵全速向敌舰“吉野”号冲去，不幸舰体中弹，爆炸沉没。邓世昌落水后，推开战友送来的救生圈，叱呵衔其臂膀和头发拼力救援的爱犬，誓与军舰、官兵同存亡。
一代名将殒灭，山海哭泣，朝野震悼。“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全国官民敬献匾文、挽幛千百个。光绪皇帝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还亲撰祭文和碑文，称邓世昌为同李广、周瑜、哥舒翰等历史名将齐名的英杰，悼曰：“伏波横海，具折冲千里之威；劲草疾风，标烈士百年之节”，“奋击则寡能敌众，冲锋则义不顾身”，“抒浩气而壮山河，留英光以争日月”。邓世昌的英名凝聚着国魂、民族魂、军魂，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今天，在大鹿岛东山坡上修建了邓世昌与甲午无名烈士墓，墓墙上是著名散文家王充闾先生的题字“甲午英烈永垂不朽”，以缅怀先烈，昭示今人。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郑观应诗云：“东沟海战天如墨，炮震烟迷船掀侧。致远鼓楫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勇哉壮节首捐躯，无愧同胞夸胆识。”歌颂了邓世昌及“致远”号官兵的英勇无畏。第三章严复境遇说明什么
一位是思想家，一位是政治家，严复与伊藤博文同时期留学英国，却在不同文化的国家里担当着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严复（右上）与伊藤博文（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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