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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干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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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干随笔选试读：

前后

人生的三种颜色

三个朋友在开往远处的车上聊起了自己的个性和人生态度，说着说着就不由自主地与三种液体联系上，分别是酒、咖啡和茶。

酒是一位性情中人，做事为人大刀阔斧，有领袖风采。爱喝酒的人大都有朋友缘，餐桌上相识的不相识的，熟悉的不熟悉的，有利益关系的没利益关系的，三杯五杯下肚，往往称兄道弟，往往热情迸发，往往豪兴激增，霎时间四海之内皆朋友。因为酒，一位交际广泛而效率极高的人，他做生意白手起家，很快成为该市企业的多少强，他写诗，一个晚上能洋洋洒洒几百行。当然，这位老兄喝多了，也会对手下动点粗，第二天，惶然无知。一个身上充满酒精气息的人，你会感到他的活力，这活力必须与事业理想紧密相关，否则与暴力和虚无也常常分不开。在车上，他自我解嘲说，喝多了，就倒下了，就什么也做不了。酒精是人类奇怪的伙伴，人们欢庆时喝酒，痛苦时也爱喝酒。很多的国家都下戒酒令，但从来没有真正戒成。据说俄罗斯是酒鬼最多的国家，但就这个带着酒气的民族在二战时彻底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

爱喝咖啡的人，往往需要背景，需要装潢有特色的环境，需要那么一点温柔的音乐，当然还需要人群，需要穿行其间的侍者。咖啡馆是交际的场所，也是休闲的空间。咖啡馆里很少有隐秘的包间，在咖啡馆里大多是做一些透明的事，比如男女第一次约会往往是在咖啡馆，而不大聚餐，男女聚餐往往是暧昧的开始或暧昧的终结。喝咖啡有时也做些交易，但往往是水到渠成的形式，若是公关一般要放到酒楼去。喜欢约人喝咖啡的人，往往是看上去慢性子，其实是急性子的人。慢是因为咖啡只有一杯，不像喝酒那么一杯接着一杯干，也不像茶水那样可以不断地续，喝咖啡者虽有续杯的，但较少见，而且咖啡的内在力量也远在茶水之上，甚至超过酒。时常见到喝一大瓶白酒的人，但很少见到能喝一斤咖啡的，一斤咖啡水的容量不可怕，但饮那么多的咖啡恐怕心脏要爆炸了。喝酒者更多的是在自我表演，而喝咖啡者难免不抱有看客心态。因而好泡咖啡馆的，往往是对人生有些看透或偷懒的人，法国不少作家喜欢在咖啡馆写作，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一般看来写作是要安静的环境的，但明白写作者的那种看客心态，就觉得挺正常的了。

茶在饮料中恐怕算是最有文化含量的，现在遍布城市大街小巷的茶馆茶楼都是打“茶文化”的牌。茶是文化的载体，但现在的茶楼和茶馆与茶文化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反而与“牌文化”和“赌文化”联系紧密，现在很多地方的茶楼差不多是“牌楼”的代称，大家聚在那里“斗地主”。茶道是唐代文化传到日本之后现在出口转内销的，茶道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讲究个“圆”字，即茶道的表演者出手收手都得划出一个“圆”，像打太极似的，这倒深合中国的处世哲学。现在选择喝茶很少为了观赏茶道的，多半是一种社交的方式。温水泡茶慢慢浓，说的是喝茶的经验，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约人喝茶者往往是把自信隐含得很深，不轻易出手也不敢轻易出手，但出手则有必胜的把握。茶越喝越淡，如果三开不见成效，双方则陷入尴尬的境地；换茶重沏一道茶，则表明双方喝出了味道，有戏。不过，喝茶还是“酒余”或“饭余”，用于解酒或消食，当然也是用来进一步强化友谊和信任的方式，是进一步确认和稳固。茶培养人的耐心和忍性，也消蚀人的创造力和力比多。茶表面上看去温和并不刺激，但茶喝多了喝迟了往往会失眠，而失眠让你觉得无由头。第二天早晨，才恍然想起：嘿，昨晚喝茶喝多了，失眠了。

酒辣，茶涩，咖啡苦，三种味道都是人生中必然会品尝的滋味。喝酒需要群体，茶对饮更合适，而咖啡往往伴随着孤独，也是人生经常出现的境地。我个人认为，这三种饮料时常混杂于一个人的身上。碰到不同的人往往喝的不一样，与老友和好友相聚当然喝酒，与女性喝咖啡显绅士风度，与闲人喝茶最合适。不同心情喝的也不一样，喜庆自然需要酒，闲适喝点茶，苦闷来杯咖啡或许会缓解一些。不同年龄喝的也不一样，青年好酒，中年宜咖啡，晚年品茶。不同的空间也喝的不一样，你不能在小酒馆里喝咖啡，也不能在茶楼里喝酒大声喧哗，当然喝茶是个例外，路上车上都能喝，屋里屋外都能喝，但品茶就有很多讲究了。

题目叫《人生的三种颜色》，酒，色最淡，但力量最烈；咖啡，色最浓，味道最苦；茶，色不浓不淡，是最普通的人生色彩。美酒加咖啡，不是人生，是艺术，是娱乐，娱乐至死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活法。

三铭

我的墓志铭

有一位诗人这样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点警句的味道，也有点愤世嫉俗的味道。我是很喜欢这两句诗的，并嘱咐家人，假如有一天本人“壮烈”了，就以此作为墓志铭。可我现在改变了，我不想让它作为我的墓志铭了，我有了新的墓志铭。

这次的内容不是抄袭别人的，是我自己生病的时候想起来的。这次高烧四十度，头昏脑胀，思维出奇地活跃和灵敏，居然生出很多美好的构想和美妙的愿望，当然更多地是在思考生老病死这些所谓“永恒的主题”。情绪有点低落，心境倒也坦然。在想象死后的情景时，发现刻在墓碑上的铭文不那么恰当，还滞留着年轻时的稚嫩和单纯。将人简单地分为“卑鄙者”和“高尚者”两类实在是牵强，“卑鄙”和“高尚”是形容灵魂和品德的。品德在小学生的评语里可以说得很清楚，以后就难说了，可以见仁见智。灵魂的事最讲不清楚，在基督看来，我们生来就充满了罪恶，哪有高尚可言？更何况有些言行看似高尚的人，灵魂说不定很卑微，很委琐。相反，有时候一个人的言行让人看了十分可恶，他的灵魂可能非常纯净。十多年前看电影《巴黎圣母院》，非常憎恨那个名叫克洛德的教父，但现在想来，生活中有克洛德这样的人很正常。文学作品将他衣冠楚楚的外表和邪恶的灵魂深刻地揭露出来，才引起人们的僧恨，生活中那些无法看到的丑恶心灵，我们为什么不憎恨呢？电影和小说的作者对这位教父还是留有几分同情，克洛德的邪恶主要是源于宗教对人性的戕害，他渴望美，追求美，他对吉普赛女郎艾斯米拉达的倾慕、向往和追逐本身很难说不是人性的流露，只是他的人性被神性扭曲了，所以他卑鄙而邪恶。那么与他构成鲜明对照的夸西莫多就是高尚者么？我现在产生了怀疑。敲钟人和神父同样爱慕美，同样追求美，神父想占有艾斯米拉达，敲钟人进行了阻止，这可谓保护美。“占有”与“保护”之间是一种对立，但都是出于一种男性对女性的主宰心理，卡西莫多是因为知道他不可能占有，所以他必须保护，既然不能得到，也就不能让别的男人得到艾斯米拉达。这是敲钟人的潜意识。当我们称赞敲钟人夸西莫多时，是不是也把自己置于敲钟人的位置上来看待巴黎圣母院内外发生的一切呢？

我最近在研读美学著作时发现美丑只有一纸之隔，这张纸是透明的，是人为想象出来的界限，就像人类为了研究地球的方便，把地球画出回归线、南北极、赤道一样，这些线在地球上根本不存在，完全是人为的结果。美与丑的界限与回归线一样，本不存在，混沌难分，人们需要它存在，于是就有了一张透明纸之“隔”，实际上“隔”是不存在的。所谓“丑学”、“化丑为美”、“丑恶美”等等只不过是打通了这张透明的纸，与世界重新混沌一体。于是习惯于“隔”的人便产生了晕眩，产生了困惑。

我最推崇的那两句墓志铭便犯了划清界限的错误，人活着的时候总是希望四处通行，死了以后别人才会注意到他的墓志铭。墓志铭往往不是一个人的总结，有时恰恰是他的开始。他的忏悔、他的没有实现的理想可能借助墓志铭来实现。他人撰的不算数，最明白的是自己。所以，我的墓志铭暂时保密，请读者原谅。

我的陋室铭

在文人下海成为社会新闻一大景观的今天，刘禹锡的《陋室铭》基本上成了文人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也是自我麻醉的法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后来有人把《陋室铭》中自清的境界改为非常俗气的楹联“花香不在多，室雅何须大”，这与刘禹锡安贫乐道、自视清高、独善其身的文人心态相去甚远了。“陋室铭精神”并非自刘禹锡始，有史记载以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不能施展鸿图大业，不能拥有更大的精神空间和生存空间的时候差不多都是遵循这一原则活下来的。连中国现代史的大师鲁迅也难例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在商贾高于文人的今天，“陋室铭精神”难免显得懦弱和迂腐，甚至有点阿Q气，但毕竟是知识分子唯一的保护伞和一层难与世俗混淆的保护色。

人活在世界上总是要有居住空间的，这空间至少有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的，第二个层次则是精神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人们总是希望自己占有的空间能够广阔些、辉煌些。在某种意义上，人的全部价值或许就在于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现在居住在我楼下的高晓声曾写过一篇优秀小说《李顺大造屋》，以前我也始终认为这是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生存和精神的戕害，现在发现李顺大的造屋与秦始皇修建阿房宫在精神领域里是等值的，他们都是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去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因为人的努力达到极限，精神和物质的空间便重合于一体），虽然规模、形式有着极大的差别，但质是一致的、相同的。刘禹锡的意义就在于他知道不能拥有两种同样广大的空间，不能求得物质的“山高”、“水深”，只能保持“名”与“灵”这样“德馨”的抽象空间去与“陋室”抗争，从而达到一种心理平衡，获得一种精神的解脱。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

虽然同样居于陋室（刘禹锡的陋室多半是一种自谦，或者是与庙堂之高相比而言，比吾等的居住之所不知要大多少倍），但我始终不能对其传世之作《陋室铭》产生共鸣和认同。可能是我的心灵深处有许多卑污之念尚未澄清，更主要的是我的精神空间的狭窄远远没有达到“仙”“灵”这样空阔神渺的境界。现在居住在陋室之中，我常常感到是自己的无能以及由这种无能所带来的烦恼与悲哀。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告诫我们：“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我是多么渴望自己早日成为“君子”，进入“何陋之有”的状态啊。遂作陋室铭以志之。

我的座右铭

最早知道“座右铭”这个词还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是“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的时代。当时实在不知道“座右铭”为何物，但对它充满了敬畏之意，甚至懵懵懂懂地把它与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到的李鼎铭先生混为一谈。我常常因此而惭愧自己的幼稚与糊涂，始终搞不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十年之后读大学，我才真正明白“座右铭”的含义。它原是一种文体，古人写完之后把它放在座位的右边，用以自警、自律、自奋，表达一种做人的准则，一种志向或一种情结。并知道了它的出处。“座右铭”典出《文选·崔瑷<座右铭>》一文：“瑷兄璋为人所杀，瑷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铭以自戒，尝置座右，故曰座右铭也。”我恍然大悟，虽然以前没有弄懂“座右铭”的本意，但我所信奉的“座右铭”却早已存在。

我曾经把保尔·柯察金的名言贴在床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座右铭，而是一代人的座右铭。近来读到王蒙先生的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发现这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几代青年人的有限的几条人生定理之一。我不想奚落自己曾经坚贞不移地要侍奉到底的警句和格言，但我已经不能够以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因为我虽年过而立，离人生之旅的终极在正常情况下还有比较漫长的距离，可现在我已经不能说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在很长时间内，我觉得自己所作所为不用说“最壮丽”了，就是离崇高、正直、人格这些次强烈的“旋律”也相差甚远，常常为一己的私利、自我的生存、个性的发展消耗了很多的精力，度过了许多苍白而不壮丽的生命岁月。我倘若再把它置于“座右”，那无疑是可恶的亵渎。

可人似乎又不能没有类似“座右铭”这样的生存原则和生活理想，就好像在茫茫的大海上不能没有航标灯似的。可当你把某种信仰、某种蓝图作为一种终极价值来寻求时，你又会被不由自主地嵌入到一种缺乏弹性的结构之中，你的灵性、你的自由、你的张力、你的超能可能因为这一坐标位置的确定得到空前的发挥，但更可能因为已经固定的结构而受到束缚、受到窒息。人在怎样的意义上实现自我价值，古今中外很多的哲人作过很伟大的研究和阐述，“座右铭”只是极为寻常的一种立志方式，但立什么样的志，志能否真实而不虚幻，志与人的充分发展是否冲突，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呢？

我揭去了旧日的“座右铭”，不是为了告别一个时代，而是为了埋葬一段自己虚假而矛盾的人生，重新在玻璃板下压上用毛笔写的两个字：自然。以表示自己不再勉强去追逐什么，不再刻意去表现什么。

可做起来又谈何容易！我时常感到自己生活得不那么自然。

感受生命

疾病

很多事情是你想不到的。疾病是你想不到的，它侵染了你的时候你想不到，你想不到世界上还有疾病这种东西会与你发生联系，等你发现它与你发生联系时，你已经是一个病人了。其实，疾病是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的，疾病依附于生命，有生命才有疾病，没有生命就谈不上什么疾病了。没有一个全无疾病的人，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大大小小的疾病，只是部位不同、程度不同而已。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人类始终是与疾病为伍的，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与疾病为伍的，正因为有了疾病和死亡，生命才成其为生命，人类才格外珍惜生命。倘若没有疾病造成的死亡，人类的欲望就不会受到最有效的抑制。要是当年秦始皇的仙梦成真，我们很难说是不是还在秦王朝的统治下挣扎。慈禧“驾崩”之后，辛亥革命的火焰便摧枯拉朽般焚毁了黑暗的满清帝国。疾病让生命受损，死亡令伟人抱憾，但疾病和死亡同样会以大自然的法则清除罪恶和灾难。疾病对善恶、美丑一视同仁。等我们发现疾病是与生俱来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病人还是人，还是完整的人，还是真实的人，不是异类，更不是敌人，它是人多重形态中的一个层面而已。坦然地对待疾病，不仅是患者应有的心态，也是健康人的健康心态。

病区

病区是连接患者、医生、护士、家属、探视者的一个枢纽，病区里集中了医院的所有表征。一个没有病区的医院只能叫门诊部。现代医学的精华可能在实验室里，现代医学的实用性和社会性全方位地体现在病区里。我以前对病区全无概念，只觉得它是一个神秘的所在，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小社会，要表现这个小社会有待以后用小说去多层次地描述，这里先说一点最直观的感受。

住院有时会产生一种服牢役的错觉。这种错觉并不是说病员丧失了自由，住院者并不要求太多的自由，他对失去的自由便没有什么知觉，而是缘于医生护士们称呼病员的方法，完全是监狱式的，她们对病员都称编号，比如我睡8号病床，护士就叫我8号，我听了心里有一种很古怪的感受，我想我是有名有姓的人，是一个有个性、有特征的人，怎么在换了一个环境以后就被浓缩精简为一个阿拉伯数字呢？可病区的管理也有它的难处，“铁打的病床流水的病员”，她（他）们没办法记住病人姓名，叫数字是最简捷而有效的方法，是最科学、最能避免失误的办法，中国人同姓同名太多，名字相近、相似者更是随处可见，倘若用错了药、打错了针，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可编号的方法毕竟少了些人情味，能不能有一种既科学又富有人情味的新的方式？因为现代医学早就证明，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二者缺一不可。能不能在病人住院伊始就在心理上给予一个温馨的宽慰呢？

病区有着严格的作息时间，几点服药，几点输液，几点量体温，几点查房，几点探视，几点休息，都是雷打不动的。医生护士对自己要求严格，对我们也不例外。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起床后叠被，那要求跟部队营房是一样的。我平常在家或出差懒得叠被，可住院以后不行了，护士们要求把被叠得规范。我起初不会叠，总是等护土来叠，可后来发现整个病房就我一个人没按规范叠被，只好从头学起。遗憾的是到现在我叠的被还是不符合要求，幸亏是住院，要是进营房当兵，早就被“班长”“退货”打背包回家了。

病区除了让人有牢役、军营两种错觉外，还有进学校之感，能接受新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我们平常接触不到的，即使接触到了也不会用心去听去学习，比如有关人体的常识，有关血液、心脏、肝、肾各方面的知识，有关养生、健身、延年的学问，由于人在病床，听起来格外亲切，也格外用心。这些方面的知识不仅是医生、护士传授给我们，同在病房的病友们也各有所长，相互交流也得益不少。除了医学保健方面的知识外，还会接触到其他新知识和信息。病员来自各行各业，大家在各自的单位和专业都有新的见闻和新的见解，闲谈时会很自然地“倒”出来，无意中长了见识。和我同一病房的老刘在索马里干过“外援”，他对索马里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他给我们讲述他撤离索马里的经过更是悬念迭起，真可谓虎口余生。他的经历让我觉得我们虚构的很多小说实在是苍白无力。

这时，你觉得病区是一家旅店，住院是一次特殊的旅行。

身体

什么最好？身体最好。人在病中觉得健康太重要了，只有住进医院你才会更加感到健康是人最宝贵的财富。

人们往往在失去时才知道珍惜。

珍惜我们的身体吧，这比珍惜生命更重要。生命是抽象的，而身体是具体的，它具体到每一个部位，每一根关节，关系到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身体把生命演绎为一个个乐章，而这乐章的每一个音符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演奏。平常我们喜欢说体验生命，其实那是在实现人生的价值，是将生命这具血肉之躯放到功利的天平上去“体验”的。躺到病床上，医生护士动用各种设备和仪器对你的身体进行一系列的物理性、化学性的功能检查时，你才有机会体验一下自己身体，当你发现以往被我们文学语言神话了的生命是如此抽象枯燥时，会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我们的生命可以用一大堆冰冷的数字来代替、计算，我们的身体由一大堆零件组装而成，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思想、我们拼命奋斗的伟大价值和理想竟是受制于这样一些我们不屑的物质和物质化的指标和参数，会有何样怪异的感受？

伟大而渺小的人，伟大而渺小的灵智。

健康（一）

并不是每一个健康的身躯里都拥有一种健康的人生，就像每一个健康的心脏并不代表健康的心灵一样。有时一些不太健康甚或颇为病态的人往往拥有超常的思想和奇异的灵魂，写出《追忆逝水年华》这样传世之作的普鲁斯特长年患有哮喘，写出《城堡》这种惊世骇俗名著的卡夫卡是个结核病患者，我们尊敬的鲁迅先生生前的健康状况实在不敢让人恭维。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用今天的词说是残疾人，可他的心灵是那样的健康，他的世界是那样的宏大。

也不是说病态的身体就一定能成就伟大的思想和超凡的人生，疾病也同样能产生病态的人格和病态的人生。人类的很多灾难和祸害都与这种病态有关。人在病态时会有无数愚蠢而残暴的想法和举动，监狱里的罪犯无不患有生理疾病或精神疾病。倘若是普通人的病态尚不能对人类造成巨大危害，如果是一国之君或是一族之长的病态影响到他对国计民生的决策，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昏聩的帝王往往有一副病入膏盲的皮囊，残暴的君主都免不了心理的阴暗和精神的变态。

可见健康与否对人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它只是对人制约诸多因素当中的一个方面，它和其他因素综合在一起产生的合力才会把人推到某种极致。

健康（二）

健康是一种指数，是一种平均值。我们今天说某人健康其实是凭一种感觉，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健康是一大堆符合规范的数据，你的心跳、体温、血脂、血压等等必须在那个指数的上下浮动，否则便是不健康的症状。判断健康与否的指数并不是上苍所定的，而是大多数人生命机体各种数据的平均值，这种平均值是对人生命指数的一种抽象。然而这种抽象落实到每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生命形态上又显出它的可疑来，没有哪一个具体的人的体检数据能够与那些数字吻合得天衣无缝的，他总会在哪一点上与哪个“标准”有差距，而这差距从医学角度看就是“有病”。也就是说真正纯粹的百分之百健康的人并不存在，所谓的正常其实是集无数个不十分正常的人的混乱数据的一种中和反映。

健康是一种形态，生命又是一种形态。生命不等于健康，健康也可能没有生命力。健康是抽象的、科学的，而生命个体是具象的、感性的。健康是普遍性的原则。生命总是以不规则的状态向前发展，在大自然中人们不能找到两片相同的树叶，在人类中找不到两枚完全相同的指纹。对于人的指纹，现代科学可以找到它的很多共性，甚至可以借助指纹的种种变化来确认人的疾病所在以及病因，可人类永不雷同的指纹便使那些关于指纹的科学论说显得有些机械。

事实上，人更多的时候是处于那种既非健康又非疾病的“第三状态”，这“第三状态”是现代病、城市病、文明病。因为在现代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并不需要像在农业社会或前工业社会在工作时保证充分的体力和充沛的精力，生产的机械化和程序的电脑化，萎缩了人的肌肉，也萎缩了人的健康。在农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里带病工作被视为一种敬业或老板的残忍，而在现在，带着不健康的躯体到单位上班丝毫也不会影响工作，因为大多数的工作并不需要体力和健康的体魄（那些野外作业的工种除外）。繁重的劳动量在某种程度上刺激着人们的健康发展，而轻逸自在的工作方式反而钝化了人们肌体的活力，久而久之形成某种惯性，人们便习惯在“第三状态”滑行，并认为这样才是健康的。

健康的含义有时就是这样被篡改的。

不过也不要担心这种文明病，这种文明病的发现和确认首先是借助人类文明的成果进行的，只有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和极限才有可能产生文明病，否则那些在文明出现之前的疾患只会被遮蔽而得不到命名。事实上这些疾患的出现（更多的是发现，很多疾患早已有之），这些扰人的现代病、文明病和城市病并没有影响人类的健康和寿命。现在能够说得出名目的疾病种类显然要比一个世纪前要多得多，可人的平均寿命却没有比一个世纪前减少，反而有了惊人的增长。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人在发现更多疾病的同时发现更多通往健康的渠道？亦或是人在发现更多健康的方式的同时发现了新的疾病的存在？健康和疾病是如此的密切相关，共生共长。有时真让人弄不清楚我们是比过去活得更健康了？还是不健康了？也难怪我们常常在唠叨过去的身体是如何的健壮、如何的抵抗力强。

营养

营养的概念与现代医学有关。在饥懂的岁月里，医生对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开出营养不良的诊断。充分的营养确实是健康的首要保证，营养匮乏的肌体最容易遭受病毒的袭击。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生活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叫汪玉贤的名医。他的特长是为患病孱弱的儿童割“观音腐”，那些儿童大多长期低烧、面色黄黑、不思饮食，汪医生在他的手腕割去一块皮，过一阵那孩子百病消除、健康如常了。多年以后我重返故里，碰见年老的汪医生，便寻问他是否还割“观音腐”。他说早不割了，现在孩子营养那么好，怎会要割“观音腐”呢？原来这“观音腐”并不是什么病，而是那些乡村的孩子由于自幼营养缺乏，身体机能下降，转为拒绝营养，因而百病滋生。汪医生割的部位实是刺激胃神经，恢复肌体对营养的吸收能力，一般家长在孩子“手术”后都会做些鱼肉蛋这类营养丰富的食物给孩子吃，所以小孩恢复得特别快。

毫无疑问，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充分的营养往往会是医治百病的良药。然而在那贫穷的岁月里，谁也没想到过分的营养也会成为疾病的温床。今日城市人的很多疾病都与营养有关，不是匮乏而是过剩，是俗话说的富贵病。不用说那心血方面的疾病，光是方兴未艾的减肥运动就足以说明人们今天是怎样憎恨脂肪这营养的外化物。有资料统计过，人的平均身高在增加，没有看到资料说人的平均体重在增加。可有一则资料报道说上海有25％的人属肥胖（超过标准体重），可见人的体重增长要比身高快得多。

营养开始成为人的负担，人们在得到美食的愉悦之后，又不得不与这些美食中的高蛋白、高脂肪、高能量作“斗争”，通过运动或药物来消耗这些热量和营养，以防它们淤积、沉淀在体内，从而带来那些讨厌的富贵病。

于是营养的概念在发生变化，大鱼大肉不再是人们羡慕的食物，人们明白山珍海味也未见得就比青菜萝卜有更多的维生素，以至于一度出现市民们争买有虫眼蔬菜的趣事。那些以前视为没有营养的食品成为新的绿色食品，那些从前视作粗粮的杂粮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佳品，那些粗纤维的草类、那些被遗弃很久的食品重新回到了我们的餐桌上。这一次不是抚今追昔、忆苦思甜，而是为了健康地生活。

向鲁迅学习爱

我读鲁迅的作品很迟，好像是1972年，我刚开始上初中，不是在教材上读到的，而是自己从新华书店里买的一本《彷徨》看的。说实在的，第一次看鲁迅并没有特别喜欢，而是带着好多的疑惑。那本小说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但扉页收有《彷徨》第一版的封面，我看了以后也非常奇怪，鲁迅怎么到私人书店出书呢？最大的疑惑是小说的内容，当时的文艺流行“三突出”理论，我们的老师比较热衷于文学，按今天的说法也应该叫文学青年，他专门给我们讲“三突出”的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我当时刚弄懂这一原则，去套用鲁迅的小说，就发现鲁迅的小说没有一篇能够对上，鲁迅的小说中甚至没有一个正面人物，遑论英雄人物了。《彷徨》的第一篇是《祝福》，样林嫂是一个受害者，有点逆来顺受的味道，最多也是怀疑，没有白毛女式的愤怒和反抗，这让我大失所望。虽然我知道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但在那个时代里，他的文字风格其实是与流行的文风是有些“隔”的，与我们阅读期待有距离，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艳阳天》、《金光大道》那样的以阶级斗争为主体的作品。

虽然不喜欢鲁迅的小说（其实是读不懂），但我喜欢摘抄鲁迅的格言，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摘录了好多鲁迅的语录，像“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等等，都是写作文的好句子。当时的作文以大批判为主，除了引用毛主席语录外，便是鲁迅的格言了。毛主席的话基本是宏大叙事，往往没有太具体的针对性，而鲁迅的话全是点穴式的到位，更具有战斗力和杀伤力，特别是要贬损反动派的时候，你觉得引用鲁迅真过瘾。

那时侯中学教材也有鲁迅的小说，但始终看不太明白，朦朦胧胧，只有印象，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记得《故乡》的景色描写给人的印象很深，孔乙己的“窃书不为偷”很好笑，至于小说的妙处和深刻处就说不上了。《伤逝》是鲁迅小说中唯一让我一读就喜欢的作品，那种特别欧化的句式和饱含激情的叙事态度在“文革”时期简直就是天外来客，仅这一篇《伤逝》就让我觉得鲁迅特别的可爱，让我觉得鲁迅也有巴金《家》里的炽热和忧伤，不只是冷峻和冷讽。当然，喜欢《伤逝》还因为他写到了爱情，我们年轻时都希望在小说里读到爱情，而鲁迅的小说除了《伤逝》外，一点也不“小资”。鲁迅《伤逝》里写了爱情的悲剧，写得那么凄伤优美，弄得我们后来一写情书就“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什么什么”那般悲痛。

真正让我喜欢上鲁迅的，是他的《野草》。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第一次读到《野草》时被《野草》里奇美的意象和极端鲁迅个人化的气势打动。《野草》写得就是年轻，它对应的是一颗年轻的心。《野草》有《伤逝》的热情和气象，有一段时间我疯狂地喜欢《野草》，经常高声朗诵，甚至将自己的笔名也与《野草》挂上了钩，叫“野草之”。虽然这个笔名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但我在好多购买的书上不写自己的本名王干，而写笔名“野草之”，我模仿《野草》写了好多散文诗一样的习作，表达少年时的烦恼和郁闷，署名一律“野草之”。

鲁迅的作品对我个人生活发生巨大影响的是《两地书》。“野草之”的文章从来没有见诸报刊，但有着特别的价值，用它“发表”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个人化写作”。从1978年开始我用“野草之”给我的女朋友写情书，一直到结婚，前后有五年的时间，字数抵得上一部长篇小说。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我当时的女朋友也是一个文学青年，我最初和她的交往当然是互相交换作品看，我把自己署名“野草之”的诗歌给她看了，她对诗歌没有太多的赞许，但对笔名称赞不已，说这笔名就是一首最好的诗。后来我试探着给她写情诗，但用的是“创作”的名义，她开始还是以旁观者客观地评价，到后来就“和”了。你来我往几次之后，有一天，她红着脸问我：你看过《两地书》吗？我一愣，脸也红了，我知道这是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集，里面还有一些让人脸红的句子，情急之下，我说：你有吗？能借给我看看吗？我当时的女朋友居然有一套《鲁迅全集》，这也让我特别羡慕。她下乡插队时，父母的单位可以赠送一些东西，一般人都索要铺盖一类的生活用品，而她却要了一套《鲁迅全集》，这让所有的人感到意外。高考之后，这套全集在我们班上就特别的“牛”，我们经常向她借书看。《两地书》是她最喜欢的书，她第一次借给别人看。我那一次向她借了《两地书》以后，我们就开始模仿《两地书》，通信，我的署名便是“野草之”，对她的称谓也学鲁迅称广平兄一样称她××兄。我和我的女朋友在毕业分配之后，又有一段两地分居的日子，通信由原先的虚拟变成了真正的两地，通信就更频繁了。后来我们把通信集装订起来，也叫《两地书》。

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我们如此平庸，连情书都没有一点创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经常会把文学当作生活的教科书，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情书的了解和运用，几乎全是从《两地书》开始的。《两地书》不仅具有文本上的意义，它告诉我们如何运用情书这一文体，更重要的是鲁迅这么一个文化伟人，在和那么多“敌人”战斗的同时仍然儿女情长，仍然寸心柔肠。“怜子未必不丈夫”，他让我们明白爱情不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事，卿卿我我并不影响一个人的伟大，爱情，在伟人和凡人的生活中，都应该有位置。《爱情的位置》是刘心武的一篇轰动全国的小说，你想连爱情的位置都要讨论，可见我们当时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在我们阅读这篇小说之前，我们就确定了爱情的位置，因为有鲁迅的榜样，有《两地书》这样的爱情范本，我们就敢去爱。

对鲁迅的崇拜，一段时间让我在生活中暗暗模仿他说话的口气和手势（当然是想象的），连发型也理成鲁式的板寸。但久而久之，我发现我成不了鲁迅，我个人的气质和性情与鲁迅相距甚远，连模仿秀也秀不好，也不敢像有些人亲切地把鲁迅简称为“先生”，我是不配做他的学生的。

老舍与说话

我是一个南方人，到现在北京话也不能听个百分百，要是真正的老北京老胡同说起地道的老北京话来，我就接不上茬。至于说嘛，也只能用一用流行的词儿，发音有时还跑调。但我很喜欢北京话写成的小说，比如王朔，我对他最初的认同不是他的价值观念，也不是他的小说形式，王朔小说的价值观念固然有他的突破性，但王朔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在他之前的徐星和刘索拉以及陈建功、张辛欣等人的作品中已有表达，王朔的小说形式基本上是写实，有时还借鉴一点国外通俗小说的路子，说不上有什么惊世骇俗。王朔真正的价值在于他的语言，记得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王朔的文章，便是用《王朔的新京味小说》这个题目，据王朔自己说，这也是他第一次被官方的报纸评介。王朔的语言影响的不仅是文学，还有影视，还有媒体，更有网络，现在打开报纸和网络，一不小心就能看到一个王朔味十足的标题。

我对王朔语言的认同受到老舍的影响。很多人不知道我曾经是一个有点疯狂的老舍迷，我见老舍的书就买，买了就读，有一阵我读老舍的作品，就像有人读金庸的小说上了瘾一样，看了一本还想看第二本。我可能把老舍的小说（至少1985年前出版的小说）全部看完了，我知道这在同龄人中不多见。我起初看老舍的小说是因为《沙家浜》里沙奶奶有句台词，叫“那敢情好”，我们的语文老师认定这是错别字，应该是“感情好”，并写信反映到上级部门，后来上面解释说“敢情”是北京的方言。我当时就有些疑惑：《沙家浜》说的是我们江苏苏南的事，怎么用起北京方言呢？这该是样板戏的败笔吧？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语文老师，语文老师胆战心惊地警告我，不要乱说，不许怀疑样板戏。尽管如此，但我对北京的方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敢情”仿佛外语似的，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粉碎“四人帮”之后，老舍是最先解禁的作家之一，他的《骆驼样子》、《龙须沟》、《茶馆》很快“重见天日”，虽说是“重见”，对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读完中小学的青年来说，却是“首见”，非常新鲜的。坦率地说，我第一次看老舍的《龙须沟》、《茶馆》的剧本并没有感到特别激动，只是感到琐碎，感到一些“无聊”的人在说一些无聊的话，于我心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期待相差甚远。那时候北京人艺上演的话剧是郭沫若的《蔡文姬》，没有电视，有广播放演出的录音，我们喜欢听郭沫若带诗味的话剧。但等我读《骆驼样子》时，我被样子的命运打动了。在我以前阅读的小说中，从未读过像《骆驼祥子》这样以所谓“中间人物”为主角的作品，也从没读过这样零度感情呈现的生活状态、原生态的小说，我也不明白文学史为何说它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如果这样的话，批判现实主义是不是比现实主义更有力量？或许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对现实主义的问题进行思考，之后才会有“新写实”之类的话题，其实“新写实”就是一种回归，回归到老舍式的现实主义上面来，当然融进了新的技巧和观念。

这是后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他小说的语言。在这之前，我常常听人说“学生腔”这个词，我并不是太明白，我甚至觉得那些学生腔还是一种文采呢！可我读了老舍的小说之后，明白了什么是学生腔，明白了什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不是文采，小说是生活。记得《骆驼祥子》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样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地道的口语，地道的北京话，没有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子，也没有做出一副学问家的样子，像是聊天，又像是侃大山，完全是生活化的叙述。老舍小说发出的那种特殊语言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后来又买了《离婚》、《二马》、《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小说，一本一本地看，着了迷。更重要的是我对北京话的表现力简直推崇备至，我在老舍小说中不仅找到了“敢情”一词，还发现“敢情”除了“那敢情好”的语义之外，还有另外的用法，比如《骆驼祥子》中“怨不得你躲着我呢，敢情这儿有个小妖精似的小老妈儿”，这儿的“敢情”是指发现了原来没有发现的情况和“那敢情好”的当然之意不同。

老舍小说中大量的北京方言并不造成阅读障碍，在语境中能明白意思，但我不过瘾，为了更好地了解小说，也是更好地了解北京话，我还专门买了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玉秀编著的《老舍作品中的北京话词语例释》，像读词典似的，读得饶有兴趣，我终于能明白钱钟书读词典为什么读得津津有味了。所以1987年到《文艺报》工作不久，我时不时地蹦几句北京话来，让同事们一愣：你刚来不久，倒学得快！其实我只能说词儿，连不成句子，那些词都是当初读书读来的。

我是通过老舍的小说来了解北京，并且爱上北京这座城市的。除了对老舍小说中的语词感兴趣，我对北京的地名也充满了兴趣，所以没有到北京之前，我对北京的地名已经很熟悉，因而一到北京就感到格外地亲切。北京城的可爱，除了历史、文物、风景之外，老舍也是北京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老觉得文学史对老舍的评价没有到位，就文学本体的价值而言，老舍和鲁迅是一样的高峰。如果就语言的影响而言，他仅次于毛泽东、鲁迅，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语言的影响，随处可见。以前我不明白汪曾棋、林斤澜为什么老爱模仿京腔说话，也不明白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为什么推崇老舍，但你到了北京，你就会发现老舍与这座城市是融在一起的，你会发现北京话是那么的迷人。

我常常听人说一本书、一个作家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有时候会觉得那是一种夸张，如果说谁的作品改变了我的一生，我自己觉得也有些矫情，可他又确确实实影响你的人生进程。比如我吧，两进北京，就是对北京城的一种迷恋，对北京文化的钟爱。第一次到北京是个青年，有闯天下的成分，1989年回到南京。十二年之后，年近不惑，在南方已经过得上小日子，但北京在我心里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有时候你会感到那种诱惑在心里燃烧，禁不住让我又重返北京，很多人奇怪，虽然这些年有到上海、广州、昆明和其他城市发展的机会，而且条件还不错，但我知道这些城市的精神和我没有血脉上的联系，我自己知道我的血液里有北京文化的基因，我宁可和那些刚分配的大学生住在一起。因为我能走在老舍写到的那些胡同里，呼吸到老舍小说里的空气，在北京的阳光和风里生活，哪怕有“非典”，有沙尘暴，那也是一种亲切，一种关怀。

汪曾祺与生活

汪曾棋在《徙》的开头写道。

很多人也消失了。汪曾棋也消失了。他的“歌声”依然在文坛回荡，他的文字永远不会消失。

汪曾棋，一个奇怪的名字，就这样躺进了文学史。

很多人喜欢汪曾棋，有人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棋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哦，小说可以这么写？！现在的年轻人体会不到当初我们读到汪曾棋的那种新奇、兴奋和不安，《异秉》、《受戒》、《大淖记事》、《陈小手》那样一批小说让好多的评论家和学者大跌眼镜，也让年轻的作者和读者如痴如醉，有人这样评论汪曾棋的小说：“初读似水，再读似酒。”奇怪的是当时正是现代派和先锋派大行其道的时候，仿佛是一种讽刺，汪曾棋以地道的汉语风味广受青睐。年近六旬的作家成为年轻人的偶像，包括好多狂傲的自以为是的先锋派和后来以国际性写作为标准的准国际作家也在老先生面前甘作弟子。

我第一次读汪曾棋的小说的时候，并不是在他大红大紫的时候，而是在“文革”期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暑假在外婆家，从四舅的抽屉里翻到了一本旧的《人民文学》，上面有一篇小说叫《王全》，很耐看，也觉得有点怪，印象极深，但并不知道是汪曾棋写的，直到后来看到《汪曾棋小说选》时，才恍然大悟。很多人都是因为读了《受戒》、《大淖记事》才慢慢了解汪曾棋的，我则是读了《异秉》之后就对汪曾棋感兴趣的。《异秉》当时发在顾尔谭主编的《雨花》上，很少有刊物转载，也很少有人评介，而那一年我却碰巧订了《雨花》。《异秉》我看了之后的第一感觉像解放前的人写的，与我父辈的生活极其相似，更重要的是小说的功力力透纸背。等读到《受戒》、《大淖记事》之后，就更加激动了。不仅因为他写的是家乡的生活，而是他把“解放前”的生活也写得那么美。孙犁也是写生活美的高手，但他写的都是劳动人民，而且都与抗战有关。汪曾棋写的都是市井，与抗战也无关，最让我震惊的是他在《大淖记事》里写到巧云被刘号长奸污之后，居然没有《白毛女》里那种愤怒和反抗，“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我原先脑子里的阶级斗争观念一下子被击穿了。刘号长与巧云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巧云居然没有“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后来锡匠们还是游行反抗了），还有她的贞洁观呢？《大淖记事》没有简单地搬用阶级斗争的观念和道德的观念来写小说，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需要勇气的。当然，老先生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让小说写得更生活化一些。我读汪曾棋的小说，经常产生这样的念头：哦，原来生活是这样的，哦，原来日常生活也这么美好！因为景慕汪曾棋的小说，一段时间我竟能整段整段地背出来，心想，什么时候能见老先生一面多好。1983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最想见的人便是汪曾棋，便查地图找到北京京剧院，我倒了好几趟车终于找到了京剧院。我以为京剧院也像我们的机关一样正常上班了，可找了半天，才撞到一个人，他说汪曾棋在七楼编剧室上班，我欣喜若狂。爬上七楼，可整个楼层一个人也没有，我又到六楼、五楼、四楼，没有一个人上班。就像今天那些追星族，我在京剧院空等了半天。

1981年秋天，阔别家乡四十年的汪曾棋回乡了，当时我的女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你崇拜的汪曾棋要做学术报告。我便从百里之外的兴化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轮船，再转汽车赶到了高邮。这一折腾，从早晨六点到高邮百花书场已是下午两点半了，我匆匆进入会场，还好，报告还未开始。不一会儿，汪曾棋来了，我远远觉得他满面红光，精神头儿十足。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小时，谈自己的小说，谈鲁迅，谈沈从文、孙犁，也谈契诃夫、艾略特、舒婷。他谈兴浓烈，只是天色已晚，他意犹未尽。他谈的不是文学外部的东西，都是些关于艺术本体、内部结构方面的见解，尤其是他对文学语言的阐释颇为深刻。当时一些人在谈论文学本体以外的内容时往往津津有味，头头是道，可一进入艺术内部结构只是泛泛一带而过，而汪曾棋却能游刃有余，深谙三昧。二十出头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优秀的作家，也是第一次听到如此的文学真经，我仿佛站到高山之巅，领略到无限风光。我当时几乎把他讲的话全部“吃”进肚子里，像一块吸足了水分的海绵。从百花书场里出来，我觉得自己有些微醺，被陈年老酿“灌”的。到现在，他说的那些话，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能够走上文学评论的道路，也是因为与汪曾棋的不解之缘。1982年，我们看到《北京文学》上汪曾棋的短篇小说《鉴赏家》，爱不释手，便和同学费振钟、陆晓声合写了一篇万字的评论，比小说还要长。后来我们索性扩展开去，写成了《论汪曾棋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一文，投给当时的《文学评论》，没想到这家权威的刊物准备录用，我们有些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文学评论》太大了，也太难发文章了。迄今为止，《文学评论》依然是评论界权威的刊物之一，而在20世纪80年代则是绝对“NO.1”。尽管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这篇文章发在《文学评论丛刊》25期上，但树立了我们在文学上的信心，尤其把我们推到了文学评论的一个前沿地带，确立了主攻的方向。自那开始，我就一发而不可收，在文学评论的道路上，一直走到现在。虽然不是汪曾棋直接把我带上文学评论的路，但因为阅读他的作品，提高了我的文学鉴赏力，以此作为文学评论的一个基本的参照，自然是一个比较高的起点。

汪曾棋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20世纪80年代，汪曾棋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20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名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尤其在“寻根”浪潮涌起一些人唯《百年孤独》是瞻的时候，汪曾棋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的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

汪曾棋在他的作品中，很少大波大澜，很少戏剧性，写的都是极其日常的生活，极其平常的生活，可依然时时闪现着文学的光彩。写日常生活，写市井生活，很容易沉闷，也很容易琐碎，但也是最容易见人性的。汪曾棋用他的实践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也是文学，甚至是文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以前一直对写实的日常的作品有偏见，可我阅读研究了汪曾棋之后，我改变了自己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写实作品特别是“新写实”小说进行了较早的开发和研究。

汪曾棋不仅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也影响了我的生活观念。因为老乡的缘故，也因为研究他作品的缘故，我和他本人有了很多的交往，我发现他不仅是在小说中审美，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按照美的原则进行生活的。可以说，他的生活完全是审美化的。比如，他喜欢下厨，且做得一手好菜，他是有名的美食家，他认为那也是在做一部作品，并没有因为锅碗瓢勺、油盐酱醋影响审美。我是有幸多次品尝到他手艺的人，他做的菜也像他做的作品一样，数量少，品种也不多，但每次都有那么一两个特别有特点。我最后一次吃到他做的菜，是他去世前的半个月，那天有个法国人要吃正宗的北京豆汁，汪曾棋就做了改进，加了一点羊油和毛豆熬，他告诉我说，豆汁这东西特吸油，猪油多了又腻，正好家里的羊油又派不上用，羊油鲜而不腻，熬豆汁合味。他说“合味”的“合”发的是高邮乡音“ge”。这豆汁果然下酒，我们俩把一瓶酒喝了。之后他送我到电梯口，没想到，这成了永诀。

热爱生活，在生活当中寻找诗意和审美，可生活并不全是诗意和审美，汪先生对此似乎毫无怨言，他身上那种知足常乐甚至逆来顺受的生活态度颇让我吃惊。很多人没有想到汪先生直到死前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一直住他太太施松卿的房子，先在白堆子，后来在蒲黄榆，都是他太太在新华社的房子。有一次我跟老先生开玩笑，说你们家阴盛阳衰呀。老先生呵呵一笑，抽着烟，没有搭腔。也有人替汪曾棋打抱不平，向中央反映汪的住房问题，可绕了半天，居然要中国作协解决他的住房问题，而汪的工作关系又不在中国作协，这个著名作家的房子问题就不了了之了。汪曾棋向我述说这件事时，一点也不恼怒，好像他早就知道自己的房子只能“挂靠”在太太那里。他在白堆子的住处我没有去过，但蒲黄榆的居所我去了无数次，没有客厅，稍大的一间做了客厅，太太和小女儿合住一间，他自己在一间六七平米的小屋写作、画画、休息，很多的佳作就是在蒲黄榆的那间小屋里写出来的。蒲黄榆原是一个不起眼的地名，因为汪曾棋，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地方。我最后一次见老先生，发现他搬到虎坊桥福州会馆街的一幢大楼，这一次，老先生有了自己的画室，他可以尽情画他的画了。他刚搬进去的时候兴奋得画个通宵。我以为是给他“落实政策”，可一问原来是大儿子汪朗把自己分的房子给父母住。汪朗是个孝子，他了解父母的心。汪曾棋在儿子的“大房子”里走完他人生的最后的路程。

以后我碰到类似房子这种不公平的事再也不怨天尤人，汪曾棋用小说和他的生活告诉我们怎样生活是美好的，怎样才是“抒情的人道主义”。

静夜思

平静如水

我一直向往这样一种境界：平静如水。

因为我不能进入这种境界，所以我特别向往。

平静如水是怎样一种境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它是人生的一种很高的境界：忘却了忧乐，又不是没有忧乐；忧乐全然了知，却不为忧乐所动，像一丛脱落了绿叶红果的灌木，在和煦的晚风中自由地呼吸。忧乐不知的平静，不是平静而是麻木，麻木是对世界的陌生，麻木是对生活的浅薄，麻木其外在形态与平静相似，但麻木不是曾经有过花红枝绿之后的删繁就简，麻木是未老先衰的枯萎，是生命未展开便萧条的僵叶。

平静如水是经历了绚烂之后的平淡，是经过了喧嚣之后的安宁，是激烈风暴之后的风平浪静。风平了，浪静了，所以水平如镜。“镜”与“静”不能通用，但它们的声音是从用同一种口形发出，舌尖轻轻点点上腭，气流便从鼻缝之间游出，这个声音是让人息怒止愤的，可能不那么慷慨洪亮，可能不那么引人注意，但它是平稳和成熟的。“镜”在某种程度上又意味着“静”，在镜子面前人们都会凝心静气地审视一下自己，平静也就自然包涵着自我审视的反思与自省。

所以平静，所以如水。

水并不意味着就是平静，但如水之态肯定与喧嚣无关，与浮躁无关。心境本是一汪清水，风是动静之源，风来了，水成浪涌之势，水会言说水会舞蹈，水为一个目标奔流不息；风走了，水作腼腆之状，水在沉思水在静想，水又恢复了初始之状——平和无求。

风是什么？欲望？理想？本能？精神？为什么会驱动这么多的岁月，为什么会吹皱那么多的生命？岁月如水，生命如水，在风这无形的魔力指使下，上演了人间多少的悲喜剧。

水是什么？人心？岁月？身体？灵魂？平静时它是至高无上的心灵，喧哗时它是行尸走肉的身体。风来时，它是烦恼，风走时，它是菩提。树欲静而风不止，水欲静而风不走，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树即风，风即水，人心本是岁月，岁月方显人心。无风即如水，如水即平静。平静如水即无风之时无风之季，是人生的成熟时分，也是人生的冬眠之日。禅说非风动是树动，禅又说非树动乃心动，禅还说树亦未动心亦未动，这或许应叫作平静如水。

平静如水只能是如水的平静，水的平静也只是波澜壮阔的对应物，水在平静时也有涟漪也有波纹，心在平静时也有思想和智慧的水花溅起。要不然就用另一个比喻，心死如灰，灰虽然还会在风中飘扬起来，那只是飘扬而已，它已经无根了，它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水是有根的，水和土地时时相连，它流到哪里都不会丧失故土。

我向往这样一种境界：平静如水。

因为我不能进入这种境界，所以我特别向往。

从容

从容，从从容容，常被用来形容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态度，特别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在一些突发事件面前的沉着冷静和自如，它显然是一个褒义词，是与慌乱、紧张、失态之类有失风度的贬义词相对的。从容虽然不是一种美德，可作为人的一种外在的姿态是与美德一样为人们称道的。仔细咀嚼，这从容说到底多少有些宿命的成分，不从容的人往往怨天尤人，往往摆出一副抗拒的姿态。容者，容纳也，从容者的一个明显的特征便是能面对各种事态、各种人生，不以自己的喜好厌恶作为前提，如果以个人的好恶作为前提，则有了排斥性，无法从容。从者，顺其势也，从容者之所以从容，是因为他能够根据事物的自身逻辑，遵从事物应有的纹理进行自己的选择，在他人制定或设定的格局中确立自己的定位。在这个意上说，从容是一种接受的哲学，是一种被动的美学，是无法选择的选择。

从容在其表现的形式上来说，主要体现为一种节奏，更确切地说，是保持了正常的生活节奏。从容是由人的脸色、言语、举止来体现的，在遇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之后，一个人如果能够不走路风风火火或步履蹒跚，不面如桃花或脸灰似土，不言词奇快或结结巴巴，而能够按照正常的生活节奏行事，就是一种从容。那些节奏变化多的人，往往是一些敏感气质者，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太容易受到外界的暗示，因而会不自觉的改变节奏，失去常态。缺少稳定节奏的人与从容无缘，而对外在事物反应相对迟钝的人一般比那些反应奇快的要显得从容自信。

从容还是非常态境遇下人的反应和表现，成语里有“从容不迫”、“从容就义”两例，都是说人在该“迫”的时候而没有“迫”，从容自然可贵了。其实从容者是想通了，自然“就义”或其他的无法选择的选择已不可逆转，失态就更无济于事，还不如坦然处之。还有一种从容，是因为信仰的作用，高僧们涅槃，无不从容，烈士们献身，也不慌乱。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随着社会的日趋多元，给予人们表现从容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没有了战争，没有了运动，没有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没有了枪林弹雨，没有了口号和游行，“大义”找不到“凛然”的空间，从容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宽容。有一个叫利奥塔的外国学者曾学着尼采的腔调宣布“知识分子死了”，颇有一种送知识分子上“刑场”的味道，姑且不论此言是否有理，也不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是就会以牺牲知识分子的价值作为代价，毫无疑问的是知识分子今天需要从容不迫的心境和姿态了。有人惊呼人文精神失落，被视为一种不从容，“同流合污”则更不是从容。总之，大义凛然地面对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姿态辉煌难再了的事实，学会从容，就可能找到新的平衡点。假如知识分子能把自己的职业当作一种信仰来侍奉，就可能做到像伟人说的那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闲庭信步便是从容。闲庭信步还是一种优美的节奏。

沉思

沉思是一种无语状态。我们在无语的时候才有可能沉思，语言是沉思湖面上的风波，只有风波消失了，沉思之湖才会恢复本来的面貌。

沉思并不是思想家的专利，也不是哲学家的面具，沉思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权利，都可以分享的幸福。沉思不是苦恼，苦恼是对生活功利、现实利益的一种裁决方式，沉思则是一种对旧日生活的抚摸与追怀，是在平常心支配下的宁静人生。

老人最容易沉思，因为老人经历了社会生活太多的经验和教训，他有理由也有可能静坐在那里反复咀嚼昔日时光的辉煌与黯淡，而这种沉思便不是为了总结出什么要义来重新面对生活或者传之后世让后人少些曲折与黯淡，这种沉思是近乎“零”的透明无瑕，只是为了沉思而沉思，老人的心里已经消除了很多的界限，年轻时为之亢奋的事物和感情已经被他淡化如水了。

少女也爱沉思，欧洲文艺复兴的巨匠们几乎都画过沉思的少女。少女的沉思是未被污染过的星空，少女的沉思是无边的思绪不知往哪儿涌动，便凝聚在无欲无望的坐标上。她们涉世未深或尚未涉世，你想让她往世俗化方面想象也很难，因为她不知世俗为何物。因而少女的沉思与老人的沉思有某种一致，都是在“无”的情志下进行的，只不过老人是经历了“有”之后的“虚无”，少女是未经尘世的空白，前者是“有”的极限，后者则是“有”的开始，真正的纯粹看来是存在于“有”与“无”之间，是一种边缘的游移状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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