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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启治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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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白鹿原》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白鹿原》/何启治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4399-3

Ⅰ.①永… Ⅱ.①何… Ⅲ.①长篇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Ⅳ.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6464号

责任编辑　宋强

装帧设计　马诗音

责任印制　徐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00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5.375　插页 3

版　　次　2018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399-3

定　　价　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文前彩插1993年3月23日，何启治在西安《白鹿原》研讨会上（摄影者：郑文华）。1998年1月，陈忠实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优秀编辑颁奖后，与何启治摄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二楼会议室。1998年4月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后何启治和陈忠实合影。1998年10月，何启治对陈忠实进行专访时，与陈忠实摄于陕西省作家协会陈忠实办公室。2000年9月6日，《<白鹿原>评论集》研讨会在西安新闻大厦召开。这是会后陈忠实（前排中）和部分与会者合影。前排左起：李星、张雅茜、陈忠实、何启治、雷涛。后排左三李建军。2001年12月何启治与陈忠实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合影。2006年6月25日，何启治和陈忠实在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节目组制作现场。2006年6月25日，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节目主持人朱军现场釆访陈忠实和何启治。2012年5月，何启治在白鹿书院访问陈忠实。2012年5月，何启治摄于白鹿书院正门。2012年9月，缪俊杰、何启治等访问江西定南中学。图为何启治就《白鹿原》的话题作讲演。2012年9月12日，何启治到北京某宾馆看望陈忠实。2012年9月12日，何启治等到北京某宾馆看望陈忠实，时逢《白鹿原》面世20周年纪念版出版。图为陈忠实欣然为何启治等题签赠书。2012年9月12日，何启治与冯立三（右）到北京某宾馆看望陈忠实时合影。2015年1月23日，何启治等带着刚出版的《陈忠实文集》（10卷本）到西安探望病重的陈忠实。左起：周绚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陈忠实、何启治、刘稚（现任《白鹿原》责编）。2016年5月4日，何启治摄于陕西省作协陈忠实灵堂前。2016年5月4日，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等到陈宅向陈忠实表示沉痛的悼念，向其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左起：管士光、刘稚、陈勉力（陈忠实二女儿）、王翠英（陈忠实妻子）、何启治、陈黎力（陈忠实大女儿）、周绚隆、雷电。《白鹿原》是怎样诞生的（代自序）

2016年5月4日，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副总编辑周绚隆，以及现在的《白鹿原》责编刘稚赶到西安，在陈忠实的灵堂前向他表示沉痛悼念，向他的家属亲人表示诚挚的慰问。翌日清晨，我们便赶到市郊的西安殡仪馆咸宁厅参加吊唁活动。大厅前的广场挤满了自发前来吊唁的读者群众，有的高举着陈忠实的遗像，有的高举着不同版本的《白鹿原》。咸宁厅内高挂着陈忠实的巨幅遗像，在鲜花的簇拥下，陈忠实的遗体上庄严地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他的头下如他生前所愿枕着1993年初版的《白鹿原》。忠实遗像两旁的挽联为：“三秦文胆华夏风骨铸忠实人格笔蕴千钧担天道；终南气象灞原襟怀育白鹿精魂情含万汇传史音。”当我们一行在哀乐声中离开大厅，仍见广场上挤满了排队等候入场的人群；路上，仍见三五成群自发前来的读者。参加悼念活动的各界人士大约有近万人吧。我们在为忠实的逝世感到无比沉痛的同时也略觉欣慰，因为我们由他的葬礼而看到文学在今天依然神圣。

回想我与陈忠实的初识，是在1973年隆冬。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当编辑，分工管西北片，西安自然是重点。一日，在西安郊区区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上，我拦住了刚开完会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出来的陈忠实，约请他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陕西省作协向我推荐了陈忠实；也因为我刚刚在《陕西文艺》上看到陈忠实发表的两万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觉得已在关中平原上摸爬滚打十几年的陈忠实完全可以把它扩写为长篇；当然，还因为当时的人文社并没有可以发表中短篇小说的《当代》杂志（《当代》创刊于1979年）。大约他也感觉到我这个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这“高门楼”的编辑约稿的真诚，从此便记住了我，开始了我们长达40多年的友谊交往。

到1990年10月24日，我在陈忠实给我的回信里终于知道了他写长篇的一些信息。他在信里说：“关于长篇的内容……作品未成之前，我不想泄露太多，以免松劲……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能力的全部而为之的。究竟怎样，尚无把握，只能等写完后交您评阅。”又说，“此稿87年酝酿，88年拉出初稿，89年计划修改完成……我争取今冬再拼一下。”他表示：“待成稿后我即与您联系。您不要惦记，我已给朱（盛昌）应诺过，不会见异变卦的。也不要催，我承受不了催迫，需要平和的心绪做此事。”

我对陈忠实这连书名都没有透露但倾其全力而为之的长篇充满期待。后来，在1992年3月间，我终于收到陈忠实告知《白鹿原》已定稿的信。他在信里询问是由他送稿到北京还是由我们派人去取稿。我和主管《当代》的副总编朱盛昌商议后，决定派当代文学一编室的负责人高贤均和《当代》杂志的编辑洪清波去西安取稿。大约3月25日，陈忠实说：“在作家协会的客房里，我只是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他们，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而“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20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我匆匆读完信后嗷嗷嗷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信中说了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旅程中相继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天就立即给我写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战栗。”《白鹿原》在《当代》经洪清波、常振家、何启治、朱盛昌依次审稿并写下一致肯定的审稿意见，又在当代文学一编室经三位责任编辑（刘会军、高贤均、何启治）的三审后获得一致通过。我在1992年9月由《当代》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当代文学图书出版工作的副总编。在1993年1月18日的终审意见中，我认为：“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上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宏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长篇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白鹿原》连载于《当代》杂志1992年第六期和1993年第一期，单行本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3年6月出版，初版首印14850册。经过陈忠实的厚积薄发，勤勉创作，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6位编辑的劳动，《白鹿原》终于与读者见面了。面世20多年来，累计印数已达200多万册（主要是人文社出版的1993年初版本、修订本、精装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百年百种中国优秀文学图书书系”、20周年纪念版等）。盗印本已接近30种，其印数也与正版相近。可见，说《白鹿原》的实际印数已达400多万册，当不为过。

回想《白鹿原》出版时的情景，可谓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一个作家一生的幸福，莫过于能为读者写出一部这样的好书来——那是不管有过怎样的争论，文学史都回避不了、也绕不过去的堪称经典的作品。

陈忠实是幸福的，也是光荣的。（原载2016年6月21日《人民日报》）● 永远的《白鹿原》● 走近《白鹿原》● 欣喜·理解·企盼● 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 白鹿原》档案● 不期而遇濮存昕● 我和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缘分● 我与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 独开水道也风流● 永生的忠实● 附录永远的《白鹿原》

海外舆论指出，“去年大陆文坛有两部轰动的长篇小说，出版之后一时洛阳纸贵，迅速畅销南北，成为出版界的奇迹。”（《交流》，1994年第十四期）这造成“洛阳纸贵”，“成为出版界的奇迹”的长篇小说之一，就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实际上，我们当初只把《白鹿原》看作很严肃的文学作品，并没有把它当作畅销书，所以初版只印了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册，稿费也只按千字三十元付酬。到盗印本蜂起，我们才手忙脚乱地加印；为维护作者的权益，也才主动重订合同，按最高标准的10％版税付酬。《白鹿原》，迄今累计印数为五十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册（含精装两千册），盗版书肯定超过正版书，实际总印数无疑已有一百多万册。

说明“洛阳纸贵”的一个小例子是：人文社前总编辑屠岸曾应音乐家瞿希贤的要求为他寻找《白鹿原》的下半部。原来，是瞿的女儿在法国学美术，一批海外读者在《当代》1992年第六期看到《白鹿原》的上半部后，便迫不及待地寻找它的下半部。可见海内外读者反响之强烈。《白鹿原》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居然有这么大的魅力呢？

原来，这是一部描述陕西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约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从清末民初写到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历史阶段。在这半个世纪中，国、共两党从联手进行反封建斗争到兄弟阋墙，分裂争斗，再到联合抗日和抗日战争惨胜后长达三四年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中间的艰难曲折、残酷惨烈，真有写不完的故事。而陈忠实就把这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生活浓缩地化为渭河平原上白鹿原这个村镇里一个家族两代子孙的矛盾纠葛和恩恩怨怨：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血雨腥风，剑拔弩张，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战栗。在作者精心结构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振聋发聩的人生活剧。

在这场历史性的大厮杀中，其主要人物大多是悲剧性的：共产党的坚强战士白灵被自己人活埋，红三十六军被叛徒告密而全军覆没，本质上真心拥护共产党的黑娃在解放后被错杀，革命的领导人鹿兆鹏不知所终……；为推翻满清封建王朝搞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很快走向反面，在反共中自毁江山，结果田福贤解放后被镇压，鹿子霖被吓傻；以小说主人公白嘉轩为代表的封建村族派在解放后的新社会中已经无所作为——白嘉轩所代表的阶级早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许多道德观念、哲学理想却无疑还有某种价值。此外，白嘉轩视如家人的老长工鹿三疯疯癫癫，白嘉轩视为祸水烂货的田小娥则死于鹿三的梭镖下……

由此可见，《白鹿原》的整个艺术基调显然是凝重、悲壮的，读来让人深深慨叹人生的变幻莫测，历史的沧桑无情。因此，读者看这样的小说时，其审美感觉无疑是又感动又沉重的。但作为一个编辑，我曾经向我的同事说过，我读《白鹿原》时还有一种“兴奋感”和“幸福感”。这种兴奋和幸福感当然指的是当时的专业评价和职业感觉，即一个文学编辑在阅读美文华章，在获得一部显然会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鸿篇巨著时的心情。这种对一部大作品发自心底的赞赏（尽管难免会有具体的修改意见或批评），会使有胆识，有经验和责任感的编辑情不自禁地向自己的领导拍胸脯保证：如果对这样的书稿在基本评价和判断上有失误，那就真是昏了头，瞎了眼，因而敢于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如果受到简单化的干预、责难和种种压力时，也就能坦然面对，不但敢为作品辩护，与这样的作品共荣辱，与其作者同进退，必要时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向领导立下“军令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近四十年的编辑，这样的职业状态确实少见——大约只有在1986年对张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承担终审责任时，有过与此相似的感觉和情况。

陈忠实，1942年6月22日生于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1962年毕业于西安市三十四中学。此后曾担任过农村中小学教师，从事过基层文化工作。他于1965年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2年为陕西省作协的专业作家。1966年2月1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现为中共陕西省委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忠实年轻时便很崇拜柳青，在文学创作特别是语言运用上也刻意学习柳青，后来竟有“小柳青”之称。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在他完成了《初夏》《蓝袍先生》等九部中篇小说，八十多篇短篇小说和五十多篇报告文学作品之后，他不但对以前的创作感到不满，而且也认识到“长大了的孩子还牵着大人的手走路是不可思议的”，因而自觉地要摆脱柳青的影响，以求真正的创新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个性。

小说《白鹿原》的艺术构思即在这种背景下完成于1987年。然后作者又在西安平原的三个县做了较深入的人文调查，同时做了其他文学、史学和艺术上的准备，才在1988年4月动笔。这时，陈忠实已认识到“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而他的创作，只“不过是竭尽截止到1987年时的全部艺术体验和艺术能力来展示……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的这种生命体验。”（《关于〈白鹿原〉的答问》，载《小说评论》）1993年第三期）这样，长篇小说《白鹿原》终于在1989年1月完成初稿，又经过反复琢磨、修改，在1992年1月完成二稿，并于同年3月改定。从构思到定稿历时近五年。

1973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到人文社，在当时的小说北组分管西北片；1981年调到《当代》杂志，又分工管西北、西南，陕西当然是重点。尽管这中间当援藏教师（1974—1976年）和参加《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1976—1980年），使我和当代创作界的联系有过六七年的中断，但和忠实以及西安的作家们的交谊并没有中止。1984年，我在《当代》编发过他的中篇小说《初夏》（此作被评论界认定为忠实的代表作之一）。到1992年，我和忠实的交往、友谊已有二十年了。

1992年3月，我收到陈忠实的来信。忠实在信里谈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情况，他说他很看重这部作品，也很看重《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态度，在我们表态之前，他不想把小说交给别的杂志和出版社，希望我们尽快派人去取稿。由于稿件的具体状况原先处于保密状态，我们在看到稿件之前当然不好说什么；但此前我们已经有过青年编辑简单表态而丢掉了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教训。因此，和另一些负责人商量后，我们决定派《当代》的洪清波和当代文学一编室的负责人高贤均一道去取稿，并提醒他们不能轻易地表态，不能轻易地否定这部长篇。岂料，他们把稿子带着上路，还在火车上就看开了，还没有看完就拍案叫好了。回到出版社，便按三级审稿制由好几个同志流水作业地快看。

对《白鹿原》，所有参与看稿的同仁的总体认识都是一致的，一些具体的意见分歧也在讨论、沟通中得到统一。这样，从1992年4月到6月，《当代》杂志的洪清波、常振家和我先后完成了对这部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审稿，主持《当代》工作的副总编朱盛昌也在8月上旬签署了同意按我的意见在《当代》杂志连载此稿的意见。同时，人文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也完成了对《白鹿原》的审读程序，并于1992年底正式发稿、在1993年6月出版了《白鹿原》的单行本（1992年9月我已改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当代文学出书工作的副总编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面对《白鹿原》这样一本厚重而有魅力的大书，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感到十分惊喜。《白鹿原》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我想，《白鹿原》的魅力首先在于它那扑面而来的真实感。

有论者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的真实观有三种，即：站在阶级、政党的立场上热情讴歌革命及其后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反思和批评政党所犯殃及国家和民众的极左的错误；以及“除了站在政党和人民的立场之外，还站在人类共同的立场上，从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或回顾或鸟瞰中国现当代的历史”。从这后者出发，就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出现了“第三种真实的文学艺术作品”，例如《白鹿原》《大国之魂》《秋菊打官司》等等。（参看洪水：《第三种真实》，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四期。）

这种三类分法是否准确、科学，尚可进一步讨论，但《白鹿原》所体现的、以比较实事求是的革命观和历史观来观照人生和历史，却无疑是正确的。作者正是站在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才有那样的大智大勇，才能对小说所要反映的时代生活作深刻的反思。小说因而也才会有非常惊人的真实感，它所表现的推翻满清王朝的国民革命，它写国、共两党又合作又争斗不休的历史，才能做到冷静、准确、可信。国、共两党在民主革命的初期，都拥有众多的热血青年、民族精英。但国、共两党在初期的造反革命活动中又都难免有幼稚、简单的一面，十分复杂的原因会造成双方都在革命过程中做了许多蠢事、错事。人为地为这灰暗的一面涂上亮色，终究难以面对时光的洗礼，而准确、形象地描绘出这一切，却无损于历史的辉煌。我在看到《白鹿原》第十六章写白灵、鹿兆海以铜元的正反定各自的入党对象，其后又在实践中互变为对方所在党的党员时，实在不敢贸然取笑他们的幼稚，而只能深深地感慨人生的变幻莫测和历史的沧桑无情。同样，白灵之被活埋，黑娃之被错杀，三十六军之覆灭，……在革命过程中的诸多悲惨事件面前，我们也不敢轻率地取笑革命党人的愚蠢和荒唐。毋宁说，这一切残酷的厮杀和催人泪下的牺牲，在根本上都是历史的必然，“都是我们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的必然”。因此，当忠实坦然地告诉我：他在《白鹿原》所表现的国、共两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历史时，虽不回避我党的种种失误，但“所选择的毕竟是共产党”时，当他说他只是提出忠告：“我们再不能容许把白灵这样的好同志活埋了”时，我是理解的，是由衷地认同的。

生活无比丰富，也十分复杂，任何伟大的作品都不可能穷尽生活的丰富和复杂性。但《白鹿原》在揭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的贡献是突破性的，是成功的，它真实形象地体现了最本质的生活真实，因而也就具有了生活本身的丰富和魅力。这是生活的力量，也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巨著必然具有的力量。

回顾《古船》《白鹿原》等作品面世后争议不息的状况，其中除去人为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争论是和对现实主义真实性在认识上的歧异大有关系。坚持传统观念的人难免会把只许写革命斗争的正义性才能体现现实主义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当作不可动摇的原则。与此不同的是，承认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主张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应该体现在作品写出人物和生活的丰富性和多义性。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会抛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观念，就会接受《古船》和《白鹿原》。

其次，《白鹿原》的巨大魅力来源于它所塑造的许多丰满而鲜活的，乃至堪称为典型的艺术形象。在小说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的结构框架中，它始终以人物为叙述的中心，通过人物命运的变迁来展示民族历史的演变。

白嘉轩，是作者着意刻画的艺术典型，是作者寄托着某种理想观念的农村族长形象。作为封建族长，他所代表的阶级注定要走向失败，但作为一个人格力量强大的人物，他在精神上又是卓然独立的。小说第十六章写他被黑娃指使的土匪同伙打断了腰，但仍不失威仪，一把夺过鹿三手里的牛鞭在夕阳中扶犁耕地，活脱脱展示了一幅形象有力、充满悲壮意味的人生苍凉之感的夕照图。作为代表传统仁义道德的、既讲原则又能身体力行的倔强正直的族长形象，白嘉轩是典型的，也是成功的。但在白嘉轩人格精神的悲剧结局里，也表达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精神肯定与否定参半，赞赏与批判同在的历史主义态度。

黑娃（鹿兆谦）与白嘉轩同是《白鹿原》中的悲剧人物，其命运的起伏波澜却显得更多变而丰富一些。其人生的角色也迭经变更，由长工而农协主任，而习旅警卫，而土匪二把手，而县保安团营长，最后被错杀在人民政府副县长的岗位上。大起大落升降浮沉的黑娃不但是推动《白鹿原》故事情节变化发展的关键人物，而且其悲剧性格和命运的变迁也体现着相当鲜明的时代特色，包含着相当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思想内涵。由黑娃这个刚烈不屈的灵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静静的顿河》中那个一会儿在白军、一会儿投红军，而最终厌烦地把枪扔到顿河急流中去的葛里高利。

黑娃的恋人田小娥，表面看似淫荡，实际上也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女性形象。她真心爱黑娃，被鹿子霖霸占后人性并未泯灭，最后死于鹿三的梭镖下，仍然化为一群灰白色的飞娥盘桓不去，真是一个美丽而痛苦的精灵。

此外，老一辈人中作为与白嘉轩相对应的人物的族长鹿子霖，“圣人”似的朱先生，神奇的老中医冷先生，长工鹿三，以及第二代年轻人中的白灵、鹿兆鹏、鹿兆海、白孝文等等，都是一些真实可信的、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在一部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塑造出如此多样血肉丰满、内涵深刻的艺术形象，有力地显示了作者察人观世的冷峻深沉和描摹人物的艺术功力，确实难能可贵。

第三，我认为《白鹿原》的魅力还来源于它比较完美地体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追求。

作为以叙事为主要表现手段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叙述的过程中，描摹人物注意性格化，记述事件讲究情节化，叙述情节力求故事化。而这一切都服从和服务于小说的可读性。有关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意蕴和深刻的哲理性大都能融化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之中，再加上结构上的精巧严谨、疏密有致和文学语言运用上的雅俗适度，就使作品以其高度的艺术功力而取得了雅俗共赏的审美阅读效果。

由此可见，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娱乐消遣、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教化作用等多种功能。一个有经验的、有责任感的编辑，在面对《白鹿原》这样杰出的现实主义巨著时，在赞美、兴奋之余，固然不会求全责备，以“白璧无瑕”的标准来要求它，但也不会对它可能存在的、或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置之不顾。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审读书稿的过程中，曾经注意到如下几个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

其一，是对小说情节涉及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几次重大事件的评价和提法。《白鹿原》曾经不明指地写到“渭华暴动”。（十六章第276页：“三天后的一个夜晚，中国北方最大的一次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暴动发生了。”）后来又在二十二章写到“红三十六军”（实为二十六军）盲动进攻西安，军政委（“姜政委”）叛变，还有“南有瑞金北有茂钦”（第388页）等语，而且写得相当详尽实在——虽然作者已有意小说化，如军长刘志丹化为“廖军长”，尽量和纪实材料拉开了一点距离。鉴于小说《刘志丹》曾一度蒙冤后来又平反的历史教训，我们对此采取了慎重的态度，除自己查阅有关革命历史资料外，还特地询问过作者。忠实很自信地说，小说所写事件都有史实为据。他说，他曾到茂钦等地去瞻仰调查过，那里至今还有革命前辈题词和革命文物陈列；西安也每年都有纪念渭华暴动的活动。既然作者已对查有实据的史料作了小说化的处理，如改动人物姓名，部队番号，人物关系，拉开了与生活原型的距离，这样既尊重历史，又作了适当的艺术处理，在小说创作中应该是允许的，便未作改动。

其二，我们也注意到小说中关于白嘉轩与鹿三这种地主与长工的和谐、甚至亲如家人的关系的描写。我们就此咨询过几位陕西籍的作家和学者。据说关中传统文化中，确实具有倡导鼓励这种和谐关系的成分。既然白嘉轩是关中文化身体力行的半自觉的代表（自觉的代表是朱先生），是作者某种道德理想的化身，这样来描绘他和鹿三的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我们也考虑到，《白鹿原》所表现的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鹿子霖的奸险、淫邪，岳维山、田福贤反攻倒算时的凶残，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横征暴敛……读来令人发指。白嘉轩对长工和乡人讲仁义，也和他的个人品质有关，是个性使然。成熟的读者，当不致把白嘉轩与鹿三的和谐关系理解成为地主与农民普遍的阶级关系。何况，一个阶级一种典型的主张早已被证明是违背科学的理论了。

其三，是如何掌握小说创作中两性关系描写的尺度和分寸感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作者自己表示，他“在传统的性封闭和西方性解放中间无法回避”，因而定下了“用一种理性的健全心理来解释和叙述作品人物的性格形态，性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结构”，以及“把握住一个分寸，即不以性作为诱饵诱惑读者”这两条准则。（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载《小说评论》1993年第三期。）

我们认为，小说中的性描写是对传统文化所压抑的生命力的张扬和展示，是人物性格刻画和命运描写所需要的。当然，考虑到我们的国情和读者层面的复杂性，掌握一定的分寸也是必要的。这样，在征得作者同意的前提下，经过适当的删节或作淡化、虚写处理之后，虽然不敢说绝无偏颇，但大体上可以说是符合作者所定的准则和艺术创作规律的，因而不但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例如，田小娥被郭举人强迫泡枣那一段，既揭示了传统性文化的一角，又表现了小娥的反抗性格；白嘉轩之讨七房女人，既说明传统文化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的深远影响，又突出了白嘉轩为传宗接代而百折不挠的顽强个性；而白孝文和小娥之间相当奇特、曲折的两性关系的描写，既反映了白嘉轩严格的传统家教，也构成了白、鹿两家争斗中的重要情节，还揭示了鹿子霖的阴险卑劣和小娥人性未泯的一面。我想，如同《静静的顿河》中不能没有阿克西尼亚这个丰富而复杂的女性形象一样，《白鹿原》中的田小娥也是绝不可少的人物——陈忠实笔下这个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我们实在不能简单地以“坏女人”视之。我们从《白鹿原》以田小娥为核心人物所展开的两性关系描写中，确实可以看到许多意蕴深刻的精彩篇章。《白鹿原》自然并非白璧无瑕。但如有的论者所言，它有弱笔，却没有明显的败笔。从整体上、从根本上说，《白鹿原》是一部厚实、凝重、丰富而有魅力的大书，则是肯定的。你可以非议它局部的失误，却无法抹煞它整体的辉煌；你可以不一定承认它是宏伟的史诗式的作品，但只要不带偏见，你就不得不看到这是既有历史深度和新鲜感，又有可读性，既有突破旧观念的认识价值，又有雅俗共赏的审美价值的现实主义长篇巨著。

张锲说：“《白鹿原》给了我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阅读快感和享受。”有“初读《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红楼梦》时那种感觉”。（见1993年7月16日《白鹿原》北京讨论会纪要。）

范曾读《白鹿原》后即赋七律一首：“白鹿灵辞渭水陂，荒原陌上隳宗祠。旌旗五色凫成隼，史倒千秋智变痴。仰首青天人去后，镇身危塔蛾飞时。奇书一卷非春梦，浩叹翻为酒漏卮”。并附言：“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甲戌秋余于巴黎读之，感极悲生，不能自已，夜半披衣吟成七律一首，所谓天涯知己斯足证矣。”（据范曾赠《白鹿原》作者手迹）

海外评论者梁亮指出：“由作品的深度与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从〈白鹿原〉和〈废都〉看大陆文学》，载《交流》1994年第十四期）

……不必再引了。仅此数例可见海内外读者对《白鹿原》评价之高和反响之热烈。

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堪称为“大书”的优秀作品，而不知呵护、赞赏和热爱的民族，也同样是可悲的。我们有的人为什么比较愿意、比较容易欢呼、赞叹外国的优秀作品（例如《静静的顿河》）为皇皇巨著，却不敢或不愿理直气壮地肯定《白鹿原》是堪与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媲美的、厚重而有魅力的大书呢？！

幸而，想非难甚至压制《白鹿原》的毕竟是很少数人。

幸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一批资深编辑组成的评委会通过讨论和无记名投票，还能一致同意授予《白鹿原》以炎黄杯“人民文学奖”（1986—1994年）。《白鹿原》一出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走向进步和成熟的表现。

啊，《白鹿原》，永远的《白鹿原》，具有惊人魅力的《白鹿原》，你是中国当代文学不朽的诗篇，你是千万读者心中永恒的歌。1996年11月3日夜草成于北京十里堡寓所（原载《漓江》杂志1997年第1期）走近《白鹿原》

关心中国、关心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读者，当会在1993年惊喜地发现一道绚丽的文学风景，这就是连载于1992年第六期、1993年第一期的《当代》杂志，而后于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这部近50万字的大书是如何诞生的，它的魅力缘何而来，为什么这部长篇小说的修订本至1997年岁末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殊荣……作为《白鹿原》的终审人和责任编辑之一，我愿和读者一起走近《白鹿原》，以探寻其中的奥秘。《白鹿原》是只有高中毕业学历的陕西作家陈忠实历经五六年的苦心经营才完成的大书，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完成并发表了《初夏》《蓝袍先生》等9部中篇小说和100多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之后的1986年，进入44岁的陈忠实突然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突然强烈地意识到50岁这年龄大关的恐惧。他想，如果到知天命之年还没有一本死时可以当枕头的书，此后的日子将无法想象。于是，在完成了史料、社会人文资料和其他艺术准备之后，这位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便撇开大城市里的尘嚣杂务，独自回到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在他故乡的祖屋里，调动他的全部生活库存和他对人生的思考，抽雪茄，喝酽茶，过着清苦的日子，而一心一意去建构和撰写我们这个民族的秘史——那足以体现“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载《小说评论》1993年第三期）。

从1988年4月到1992年3月，陈忠实两易其稿，写写停停，历时四五年而完成了这部约50万字的长篇小说。

生活无比丰富，也十分复杂，任何伟大的作品都不可能穷尽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白鹿原》在揭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却是成功的。它的艺术真实形象地体现了最本质的生活真实，因而也就具有了生活本身的丰富和魅力。

此外，《白鹿原》在叙述的过程中，描摹人物注意性格化，记述事件讲究情节化，叙述情节力求故事化，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小说的可读性。相关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意蕴和深刻的哲理性大都能融化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之中，再加上结构上的精巧严谨、疏密有致和文学语言运用上的雅俗适度，就使作品取得了雅俗共赏的审美阅读效果。

这样恢宏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人物可视为艺术典型），就使《白鹿原》在当代中国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张锲说：“《白鹿原》给了我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阅读快感和享受，”有“初读《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红楼梦》时那种感觉。”（引自《白鹿原》讨论纪要，载《小说评论》1993年第五期）。走近《白鹿原》，你会欣喜地发现眼前是一座风光无限、撼人心魄的当代文学高峰。（原载1998年2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欣喜·理解·企盼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议，从1995年启动到1997年12月19日揭晓，历经23人专家审读小组（读书班）和23人评委会的艰苦努力、反复磋商，而终于有了结果，即：王火的《战争和人》（一、二、三部），陈忠实的《白鹿原》，刘斯奋的《白门柳》（一、二部）和刘玉民的《骚动之秋》获此殊荣。消息传来，真有一种耕耘者终于有了丰硕收获的欣喜。

我与这四部获奖长篇小说的作者认识有先后，交往有深浅，但他们都是我的文友。对他们获得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我自当表示由衷的祝贺。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可以说任何文学评奖，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议，都难免有遗珠之憾。此次“茅盾文学奖”自然也一样。然而，作为一个有三十八年工龄的文学编辑，窃以为此次评奖有两大进步，无疑当予充分肯定。其一，是不搞平衡，无论申报或最后投票表决，都不考虑平衡。这个出版社有没有，那个出版社有没有，谁出自中央，谁出自地方……凡此并不考虑，而着重要考虑的就是作品在深刻思想内涵和丰厚审美意蕴等方面是否出类拔萃。惟其如此，在二十部候选篇目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才会有八部，而最后评选出来的四部小说，它才可能拥有四分之三的多数。其二，是不回避有争议的作品。《白鹿原》自1993年面世以来，固然是好评如潮，深受各个层次读者的青睐，但确实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尖锐的责难和简单的行政干预。在这种情况下，评委会仍能从总体上肯定《白鹿原》是一部艺术精湛的长篇佳作，在作者接受修订意见后决定授予茅盾文学奖，实在是大有胆识和气魄之举。

那么，《白鹿原》的修订是否如有的人所顾虑的，是“伤筋动骨”而至于“面目全非”呢？作为《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和责任编辑之一，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非也。实际上，评委会的主要修订意见不过是：“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这个人物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说，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描写可能引出误解，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改。”（见《文艺报》1997年12月25日第152期“本报讯”）在评议过程中，评委会主持人即打电话给陈忠实，传达了上述修订意见。忠实表示，他本来就准备对《白鹿原》作适当修订，本来就已意识到这些需要修改的地方。于是，借作品再版的机会，忠实又一次躲到西安市郊一个安静的地方，平心静气地对书稿进行修订：一些与情节和人物性格刻画没多大关系的、较直露的性行为的描写被删去了，政治上可能引起误读的几个地方或者删除，或者加上了倾向性较鲜明的文字，……就是作者发现的错别字和标点问题，也都一一予以订正。修订稿于去年11月底寄到出版社，修订本于12月中旬出书。

牡丹终究是牡丹。修订过的《白鹿原》不过是去掉了枝叶上的一点瑕疵，而牡丹的华贵、价值和富丽却丝毫无损。1992年，陈忠实交出《白鹿原》而尚未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的正式答复时，曾经相当悲壮地对妻子说：“这下子如果不成（功），咱就养鸡去。”他当然不必到鸡场去打发以后的日子，《白鹿原》确实是作者离开人世时可以放在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

由此看来，理解、支持《白鹿原》的修订和获奖就是理解、支持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白鹿原》的修订和获奖如同其他三部作品的获奖一样，未必会让每一个人满意，但会获得广大读者和行家的认同，却是无疑的。

要在每年发表、出版数百上千部长篇小说的国家体现评奖的导向性、权威性和公正性，确非易事。但我们已经迈开了重要的一步。此次获奖的四部长篇小说不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决非浮躁之作。王火写《战争和人》用了近四十年（1951—1985年），“文革”中120万字的第一部初稿被毁和其后的脑震荡和一目失明，都挡不住作者坚持不渝的努力。陈忠实写《白鹿原》从动笔到改定用了四年，此前的准备和构思在外。刘斯奋完成《白门柳》（一、二部），前后用了十七年。《骚动之秋》则是刘玉民三年笔耕的结晶。这里面有的只是一往无前、坚韧不拔的精神。浮躁之气确实与他们无缘。显然，四部获奖作品都是作者扎扎实实的创造性劳动的成果，都是足月产的宁馨儿，而决非时下某些急功近利的作者炮制的“剖腹产儿”或“早产儿”所能比拟的。我想，力戒浮躁之气，踏踏实实地从事创造性的劳动，既是有志于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也是我们文学编辑工作者共同的使命。

近年来，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着力于抓原创，抓精品，并以自己出色的工作赢得许多优秀作家的支持。从1996年以来，《人间正道》（周梅森）、《缱绻与决绝》（赵德发）、《我是太阳》（邓一光）、《丹青引》（王小鹰）、《北方城郭》（柳建伟）、《天下财富》（周梅森）、《尘埃落定》（阿来）等优秀长篇小说的出版，当是其中比较突出的成果。以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定和颁奖为契机，我们自当一如既往地继续努力。我们所殷切企盼的长篇小说大繁荣的黄金时代也许不会太遥远了。1998年3月10日（原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3月11日）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一、艰辛漫长的跋涉

为了禳灾求福，母亲在他的本命年里给他织了一根鲜红的腰带。半年后，他依旧勒着这条已经变成紫黑色的腰带，脚下穿着一双磨薄了鞋底的旧布鞋，和二十多个在家乡小学毕业的同学一道，跟随着班主任杜老师，到三十里外的历史名镇灞桥去投考中学。国道上的砂石很快磨穿了薄薄的鞋底，磨烂了孩子幼嫩的脚后跟，血渗湿了鞋底和鞋帮。脚伤使这个十三岁的孩子觉得全身乏力，眼泪立即涌出眼眶，他真怕赶不上走在前面的老师和同学。他又爱面子，不愿说因为没有好鞋子而磨烂了脚后跟。自救的办法是捋一把杨树叶子塞进鞋窝儿；不成，又狠下心从书包里摸出那块擦脸用的布巾做了应急的鞋垫，踮着脚急急地往前赶；终于布巾也磨得稀烂后，便只好从书包里拿出课本，一扎一扎地撕下来塞进鞋窝儿里，可直到课本撕完，他还是远远地落在后面。心惊肉跳的疼痛，迫使他瘫坐在路边。

这时，一声声火车汽笛的嘶鸣在耳边震响，随即便有一股无形的神力从生命的深处腾起，穿过勒着紫黑色腰带的腹部冲进胸膛又冲上脑顶，他愤怒地认定：人可不能永远穿着没有后底儿的破布鞋走路呀！……他咬着牙，挺起腰杆儿，总算在离学校考场还有一二里远的地方追赶上了老师和同学，却依然保守着脚跟受伤的秘密。

这个孩子终于上了中学，在同班五十个同学中是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便坐在头排第一张课桌上。但勉强上完初一第一学期，他便面临着暂时失学的命运。那时，父亲靠卖树（一根丈五长的椽子只能卖到一块五毛钱）供他上学已经难以为继。他必须休学一年，以便让一脸豪气的父亲实现一年后让他哥哥投考师范再腾出手来供他复学的谋略。在不得已呈上休学申请书后，这刚交十四岁的孩子在送他走出校门的温柔善良的女老师的眼睛里看见了晶莹透亮的泪珠。为了避免号啕大哭，他立刻低头咬紧了嘴唇。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去，同时还是有一小股酸水从眼睛里冒出。他顺手用袖头揩干净泪水，再一次虔诚地深深向女老师鞠躬，牢记着她“明年的今天一定来报到复学”的叮嘱，然后转身离去。

然而，这一年的休学竟意想不到地使他失去了上大学读书的机会。一九六二年他二十岁时高中毕业。“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上一年这个学校有50％的学生考取了大学，今年四个班能上大学的只有一个个位数。成绩在班上数前三名的他名落孙山，他们全班剃了个光头。父亲临终时忏悔说：“我对不住你，错过一年……让你错过了几十年……”

四年后，二十四岁的他迎来了“文革”的大灾难。此前那几年他一边当中小学教师，一边迷醉于文学，发表了《樱桃红了》《迎春曲》等几篇散文作品。“文革”风暴席卷大地的时候，他那宿办兼一的小套间的门框上贴着一副白纸对联，是毛泽东的诗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门楣横批为：送瘟神。门框右上角吊着一只灯笼，当然也是用白纸糊成的。被大人操纵的孩子们让这些冥国鬼域的标志物在他这风雨够不着的小套间里整整保存了三个月之久，让他一日不下八次地接受心灵的警示和对脸皮的磨砺。这人生的第一次大尴尬使特别要面子的他顿觉自己完了，死了——起码是文学的生命完结了。没什么文化的姐姐和上了大学的表妹劝慰他的话竟惊人地一致：“想开点儿，你看看刘少奇刘澜涛都给斗了游了，咱们算啥？”

经历过人生大尴尬的生命体验之后，他对自己说，如果还要走创作之路，那就“得按自己的心之所思去说自己的话去做自己的事了”。

他在二十六岁的一九六八年结婚。没有念完初中的妻子后来为他生下两女一男。以后，他在长达十七年的农村基层工作中，每月工资由三十元增加到三十九元，却要养活五口之家，物质生活上真是不堪重负。最困难时，孩子的尿布、褥子都没有替换的，也没有充足的柴禾烧炕——只好很节省地用一点柴禾在做饭时顺带烧热一块光溜溜的小脸盆那么大的河石，然后用这烧热了的石头当暖水袋来暖孩子的被头和尿布。此时他已经是公社的副书记兼副主任。

他在政治和物质生活的双重艰难下，依然断断续续地写他谙熟于心的农村题材小说。自一九七九年起有《幸福》《信任》等短篇小说面世。一九八二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乡村》。同年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他从此时结束了高中毕业以后在农村基层长达二十年的生活。

如果说，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八二年这二十年不打一点折扣的农村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生活库存，那么，以后的整整十年（至一九九二年）就是他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成熟期。

他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躲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的老家旧屋里。一求耳根清静；二求读书以弥补文学专业上的欠缺；三求消化他所拥有的生活资源，创作出数量上越来越多、质量上越来越高的文学作品来。直至一九九二年年底以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而一鸣惊人。

下列作品，可视为他在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二年走向成熟这十年的主要创作成果：

一九八二年七月：短篇小说集《乡村》出版；

一九八六年六月：中篇小说集《初夏》出版；

一九八八年四月：中篇小说集《四妹子》出版；

一九九一年一月：短篇小说集《到老白杨树后去》出版；

一九九一年一月：《创作感受集》出版；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中篇小说集《夭折》出版；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代》杂志第六期开始连载。《白鹿原》的诞生并非偶然。那是他在完成了《初夏》等九部中篇、八十多篇短篇小说和五十多篇报告文学作品之后，由《蓝袍先生》的创作而触发了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的结果。这部长篇从一九八六年起做了两年的构思和史料、艺术等方面的准备，至一九八八年四月动笔，到一九九二年三月定稿，历经四年的写作修改才告完成。《白鹿原》连载于一九九二年《当代》第六期和一九九三年《当代》第一期，一九九三年六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白鹿原》一问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其畅销和广受海内外读者赞赏欢迎的程度，可谓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所罕见。迄今人文社的累计印数（含修订本、精装本和“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已达六十六万一千册。此外还收入他的“小说自选集”和“文集”，海外则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版、台湾新锐出版社版和韩文版、日文版先后面世。《白鹿原》面世后确实出现了好评如潮、畅销不衰的盛况，却也一直有不同的争论、批评乃至粗暴的压制。然而，牡丹终究是牡丹。尽管它本身还存在某些不足，但那些非科学的批评、压制，却无损于牡丹的价值、华贵和富丽。它先是荣获陕西省第二届“双五”文学奖最佳作品奖和第二届“炎黄杯”人民文学奖。后来，略加修订的《白鹿原》又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荣获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日，它的作者终于登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台。

他——这个已满脸沧桑，却有一双炯炯有神大眼睛的五十六岁的汉子就是陈忠实。这个一九四二年诞生于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的那个叫作西蒋村的孩子，几十年前曾经穿着鞋底磨穿的旧布鞋，脚后跟淌着血从这不足百户的小村子里走向灞桥，走向西安，如今又堂堂正正地走向北京，走向世界，攀登上中国当代文学殿堂的高峰。《白鹿原》确如海外评论者梁亮所说，“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从〈白鹿原〉和〈废都〉看大陆文学》，载《交流》一九九四年第一期）。那么，我们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是当代中国作家群中的佼佼者之一，也就不算夸张了——他毕竟以自己震惊中外文坛的非同凡响的佳作而达到了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高度。二、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

陈忠实从一个痴爱文学的青少年，到成长为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的作家，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漫长的道路。

一九五九年，他在西安市18中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就是一个柳青迷。当时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还叫《稻季风波》，由《延河》杂志每期登载两章，他就每月准时到邮局去花两毛来钱买一本《延河》——这两毛来钱当时对他来说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

年轻时的陈忠实对《创业史》的深爱之情超过了他当时读过的一切文学作品，原因就在于柳青对关中农村风光和农民生活的描写之真实超过了当时他能看到的一切写农村的文学作品。对一个初中学生来说谈不上更多文艺理论上的分析，主要是真实可信，柳青笔下的人物都能在他周围找到影子，这就够了。《创业史》在六十年代初出版，到七十年代初忠实先后买过七本，到“文革”上五七干校时，他背包里除了“毛选”就是一本《创业史》。但现在一本都没有了，总是读一本丢一本，被别人拿走了。

因为特别喜欢《创业史》和柳青的散文、特写，在他初期的创作中也就难免模仿、学习柳青。如七十年代发表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和《高家兄弟》等，也就被认为是从语言到农村氛围的营造给人的艺术感觉都很像柳青。这在当时自然是一种肯定——虽然小说所表现的农村生活故事还离不开写阶级斗争的基调。可以说，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陈忠实的作品从语言习惯到艺术品位都还没有离开柳青的影响。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便有了明显的变化。据忠实说，他和柳青其实并没有什么个人的交往，“文革”初期，才第一次偶然看见戴着纸糊的高帽在卡车上被押着游斗的柳青。后来又分别于七三、七四年先后在省出版局和文化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座谈会上听柳青谈文学创作，却不敢向前与柳青变谈。那时柳青刚刚在政治上得到解放，但健康状况不好，一边讲话一边用个喷雾器往嗓子里喷药，然后才能顺过气来说下去。他讲话容易激动，没有讲话稿，也不讲什么套话，但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他来开会就穿一身黑褂子，像老农一样朴实。

在柳青生前，忠实就在这种场合见过他几面。对于柳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代作家的形象是肯定的，忠实尤其尊敬他在“文革”这个畸形年代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到一九九六年柳青八十周年诞辰时，忠实以省作协的名义张罗重修了柳青墓，并郑重地在柳青墓前的祭词中，重申柳青对作家所从事的创造性劳动的独到见解：“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是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忠实认为，柳青的“愚人”精神和应该把创作看作终身事业的见解对作家们具有最基本的警示意义。

然而，早期的学习和对柳青永远的尊敬是一回事，而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最终应该走自己的路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到了八十年代的中期，忠实已经从更广泛的学习和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的阴影。譬如孩子学步，一旦自己能够站起来的时候就必须甩开大人的手走自己的路。就艺术创作而言更应如此，必须尽早甩开所崇拜者那只无形的手，才能走好自己的路。

陈忠实并不缺少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其实他自己就一直生活、工作在农民中间。

从一九六二年他高中毕业到一九八二年调陕西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他就一直在农村。先当农村的中小学教师，后当基层干部，公社副书记兼副主任一当就是十年，到一九七八年新时期开始才从公社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工作。作为农村基层干部，除了人事组织工作，其他如大田生产、养猪种菜他统统都要管。关于农村的大政策、小政策他何止是知道而已，完全可以说是直接的执行贯彻者和参与者。一九七七年夏他还是公社平整土地学大寨的总指挥，整整三个月坐镇在第一线，带领一千多人去实现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蓄水、蓄肥田的任务；一九七八年上半年他还是总指挥，组织公社的人力在灞河修筑八华里的河堤，它现在还发挥着挡水护田的作用。因而，对于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生活，陈忠实可以说不经意间就谙熟于心，对农村的各色人物由于经常厮混在一起，自然也和对自己的身边人乃至家里人那样熟悉。

然而，仅仅熟悉农村的生活和各色人物对创作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陈忠实虽然有没上成大学的缺憾，但新时期以来他没有放过可能得到的自学的机会。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他曾经较集中地读了莫泊桑和契诃夫的短篇，读了《世界短篇小说选集》（上、中、下三册，含上百位作家的佳作）。阅读不但使他关注小说的艺术结构，而且认识到作家不仅要熟悉生活，感受生活，而且要把感受生活的能力提高到感受生命的程度，那创作就会得到一种升华。这种体会是通过阅读作品得到的感悟。比如写十月革命的作品，他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同类作品中是进入了生命体验的有深度的作品。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中，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独特的感觉就来自生命的体验。包括阿连德的《妹妹》，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都是生命体验比较深刻的作品。总之，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争取人的合理的生存状态，这是忠实在广泛阅读后产生的对生命体验的深刻体会和强烈共鸣。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他认为张贤亮的《绿化树》就是这样的有深度的好作品。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忠实对自己的创作才有了新的思考和新的追求。他因而对自己以前的作品也有了新的评判，如一九八四年的中篇小说《初夏》等颇得好评的作品，他认为也只是写好了感人的生活故事，只是生活体验的产物。而到了一九八五年写《蓝袍先生》，才有了突破，才接近了生命体验的深度。真实的生活故事可以感动读者，但只有写好了人的生存状态，表现出生命意识中深层的东西，才能在读者心灵的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和真正的震撼。忠实认为，他到写《蓝袍先生》时已经有所感悟，但认真地去努力表现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人物的生存状态，那还是到《白鹿原》才算完成。

总之，有了这种认识和感悟，有了写作《蓝袍先生》时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还有生命本身发出的强大的蕴含欲望的张力，使忠实强烈地意识到，如果到他五十岁还不能完成一本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那以后的日子将难以想象怎么过。这是在一九八六年，在忠实刚交四十四岁时面对人生的重大课题。然后便有了两年的认真的思考和扎扎实实的准备，以及长达四年之久（一九八八年四月至一九九二年三月）坚忍不拔的努力，而后才有史诗式的长篇巨制《白鹿原》的诞生。三、《白鹿原》：撼人心魄的艺术高峰

在一九八五年创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时候，陈忠实便开始了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为了完成一部堪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为了完成这部曾经拟名为“古原”、后来定名为《白鹿原》的长篇小说，陈忠实花了两三年的时间作了几方面的准备：一是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包括查阅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搞社会调查；二是学习和了解中国近代史，阅读《近代史》《兴起和衰落》《日本人》《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梦的解释》《美的历程》《艺术创造工程》等中外研究民族问题和心理学、美学的新著；三是艺术上的准备，认真选读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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