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智库,刘伯奎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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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实验与实务的多头推展：社区教育工作指南试读：
从“师者”转向“侍者”（代序）
如果不是2003年突然发生一场变故，我也就不能从教师这个职业中分离出“师者”与“侍者”的不同身份了。那一年，一次领导约见谈话后，我非常不情愿地中止了正在顺利进行的教育部“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口才交际教学训练体系创建》的编写，走出上海科技学院，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领域，协助上海市嘉定区进行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的研究。这个全新领域让我意外感受到社会对“师者”角色的新要求——“为满足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提供服务”。说到提供服务，就是一种对“侍者”的职业要求了。“侍者”的体验立即扑面而来。在社会（社区）教育服务中，上自六七十岁的农村妇女、闲居老人，下至活蹦乱跳的中小学生，无论教师的备课多么认真、翔实，只要不能满足听课人的学习需求，他们很快就会以各种理由陆续离去或者开始说话聊天，甚至打闹嬉戏。可是，一旦授课的话题对上了他们的胃口，不仅座位全满，还会有人站在那里听课，而且讲课结束了，他们还会围上来，提出种种问题咨询求解。有些人还会索求联系方式，不久就打来电话，咨询交流各种各样的问题……
弹指一挥间已经过去了10年，从出任全国第一个设立在区县级基层的“上海嘉定区社区教育研究所”所长至今已有9个年头了。9年来，我扎根社会基层，研究社区居民的读书学习需求特点，并为满足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提供服务，帮助基层工作者进行社区教育项目研究，探索民族精神文化的完善与更新之路，而自己也从被动到主动、再到全身心地投入社区教育研究中，并持续著书立说。这段历程，不仅让我自己完成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型，而且使得自己对教师应当伴随社会转型完成角色转换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从历史传统来反思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尊师重教”。当然，这个“尊师重教”是有功利目的的：在科举应试时代，人们为了“学得屠龙术，货与帝王家”，从接受教育启蒙之初，就在“竞争淘汰”的理念下，为获取童生、秀才、举人、状元等不同头衔而逐级拼搏。至于状元是不是比童生的生存能力更强、为社会作出的贡献更大，通常是不会被过多关注的。谁在知识头衔的阶梯上爬得更高，谁就是更大的成功者。
很自然地，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习环境里，“应试必考”的知识才是读书学习之“本”，而能够帮助学生读懂“圣贤书”、“应试书”的师者，也就很自然地被提升到与“天、地、君、亲”平起平坐的地位，享受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殊荣。至于“师者”本人，为了向社会证明自己理当被如此厚待，除了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地强化学生应试能力、提升学生应试水平之外，还会在著书立说时，时时不离“圣贤书”之本，宁可写出来的文字艰涩难懂，也不愿意自露浅白，唯恐被批评思想不够深邃、阐释不够缜密，因此，历朝历代“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者，大有其人。
就以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为例，他的名著《管锥编》居然是用古文句式写作的，该书时间跨度从先秦迄于唐前，内容涉及音韵、训诂、经义、比较文化等多门学科。在该书中，钱先生对《周易》、《诗经》、《左传》、《史记》、《太平广记》、《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辞》以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古代典籍进行了详尽的考疏，同时还引用了拉丁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体现了他学贯中西的丰厚学养。显然，钱钟书先生是以“师者”的角色定位来写作《管锥编》的，展示的是先生本人对“圣贤书”的认知和理解，他并不在意读者中到底有多少人能读懂这本书。即便有人读不懂，那也只能因为自己水平太低而自惭形秽，却不能指责钱先生为什么要写得这么深奥。
然而，这一沿袭数千年的“精英教学”理念却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当今中国面临了挑战。“学习型”时代的到来，不仅推动着“士农工商、引车卖浆者流”也开始时时学习、处处学习，更把一种多样化、多层次的学习观引进了读书学习者的群体中。在这个群体中，学习需求的多样化，导致了人们学习内容、学习方式的多样，其中既有原先对所学知识全然无知而求知的，也有略有所知而求深入一步的。学生不仅学业水平差异明显，而且学习态度也因人而异。其中，浅尝辄止者有之，见异思迁者有之，临时抱佛脚者有之，叶公好龙者有之，当然，矢志不渝者也有之，从浅尝辄止、见异思迁者转变为矢志不渝者更有之。而“师者”的角色责任，就是“侍者”式地——为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努力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而不是一如既往地按照标准答案，淘汰式地选拔符合单一标准的“精英”。
面对这些因水平不一而需求不一的基数庞大的社会（社区）学习者群体，“以不变应万变”的教学大纲失去用武之地，“考，考，教师的法宝”更是永远失去了传统的威慑力。无论教师愿意与否，都必须开始思考怎样从“师者”转变为“侍者”，思考怎样满足社会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否则，就不是教师去淘汰社会（社区）学习者，而是社区学习者淘汰教师了。
有一个例子可以形象地比对出“师者”与“侍者”的特点差异。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中，孔乙己一腔热情地要教小伙计“茴香豆的茴字”的“4种写法”，可是小伙计毫无兴趣，“懒懒地回答，‘谁要你教……’”，随后就“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
假如我们把小说中的这一场景搬到学校的课堂上，显然，“师者”只要一番“朽木不可雕”式的训斥，再加上“看你怎么通过考试”的威慑，这个“小伙计”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去背熟“茴”字的4种写法了。但是，如果再将此场景转移到社会（社区）教育中，受到质询的反而会是“师者”：对于一个酒店“小伙计”，把“茴”字的各种写法塞满脑袋对他的职业发展有什么帮助吗？当然，如果“小伙计”今后转行对文字学之类的学科产生了兴趣，需要了解“茴”字的多种写法，那时再教给他“茴”字的4种写法也不迟（终身学习嘛）。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对比两者差异。2011年，日本发生了大地震并引发核泄漏的重大灾难，灾后不久，我国东北边境某城市通过社区教育机构向北京求助，要求提供相关指导，以使市民针对核污染作出相应的防范措施，北京市有关部门则委托科研机构作出回复。
如果科研机构的防核专家们持有的是孔乙己式的“师者”心态，那么他们可能就会借机夹着大厚本的系统教材，到那座边境城市，召集学习者，从核泄漏的类型、成因，以及系统化防范的种种举措开始，进行由浅入深的读书学习。当然，读书学习结束最好还要通过某种考核，以检验学习者的学习态度以及学习效果，或者再颁发一纸证书以证明学习的完成。但现实并非如此，北京的专家简明回答了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快速满足了社会的即时学习需求，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完成了从“师者”向“侍者”的角色转换。
比对传统学制教育中的“师者”和现代社会教育中的“侍者”的角色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前者好像某些高级餐馆，进入该餐馆者必须满足最低消费标准，不达最低消费标准者免入内。而后者则好像那些多样化经营的餐馆：可预订包房，也可随到随点；可置办宴席，也可亲朋小聚；高、中、低档悉听尊便；面条、大饼、米饭应有尽有。《社区教育实验与实务的多头推展——社区教育工作指南》一书，是我扎根上海嘉定基层10年，潜心从事基层社区教育实务推展与理论研究的一项成果。撰写该书的过程推动我经历了一次“精神炼狱”——一种从被动感知到理性自觉的、从偏好居高临下的“师者”向努力平等交流的“侍者”的转型。
通过本书的撰写，我对自己的定位越来越明确：是一名“师者”，更是一名“侍者”。刘伯奎2014年4月于上海嘉定寓所
上编 理论引领篇
本篇拟通过对实践工作中难以回避的主要概念的阐释，引导基层一线实践工作者坚持从大处着眼，明确前进方向，把握推进步骤，进而推动社区教育实验向纵深发展，推动社区教育实验向社区教育实务的转型。
本篇下设五章，分别从“古代聚焦、近代聚焦、当代聚焦、内涵聚焦、发展聚焦”五个不同角度，针对社区尤其是原发社区的特点认知来把握社区教育的内涵与外延。
其中，需要把握的关键点如下：
第一，社区教育以“人类群居地”为相对独立的地域构成，而且，越是向远古历史溯源，越是不难发现，原发社区在人类生存能力较弱因而活动范围较小的早期社会，往往“对外相对封闭、对内自成一体”。
第二，随着人类逐步进入文明社会，社区的外延也渐趋丰富。向外，开始组成社会（“社区教育”开始融入社会教育，成为后者的重要分支）；向内，出现相对独立的家庭、家族（“社区教育”于是开始派生出“家庭教育”的分支，并以后者为独立意义单位）。
第三，随着人类开始出现社会分工，不同阶层的人群产生各不相同的精神文化需求，形式上也渐趋多样化，由此开始出现针对不同人群的群体教育，继而又出现面向全体民众的社区教育，社区教育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第四，无论社区教育的内涵、外延如何演变发展，在社区内部或是同类人群内部，其理念与原则是人人必须遵照执行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社区教育逐步凸显出其内在功能——成为民族精神文化体系的融注源头，而社区则因其“言行举止规范、价值标准取舍”的教育渗透成为民族的道德与文明的浸润养成地。
第五，伴随着现代文明发展的进程，人类越来越自觉地把学习作为人生的重要内容，尽管社区教育不同于现代学校教育，但作为学校教育的能动补充，也逐步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
第一章 古代聚焦：社区教育是一种历史最为悠久的教育
一谈到教育，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学校、教室，想到教师、课程……其实，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已经被人们所熟悉适应了的现代教育模式，其实是17世纪才有的。捷克教育家扬·阿姆斯·夸美纽斯创制了学校体系，发明了班级授课制，这种主张和理念后来成为通行世界的现代学校教育的基础。那么，在这之前，一直上溯到原始社会，甚至再上溯到人类刚刚开始群居的时代，人们是怎样通过教育来传授生存技能和行为规范的呢？
生存技能（狩猎、采集果实等）可以动物式地一代代地言传身教，但言行举止标准显然属于人类独有的教学训练内容，只能通过“群居地教育”——社区教育来完成。也就是说，社区教育其实是一种历史最为悠久的面向全民的教育。
一、早在原始社会，我们民族就有了社区教育
要深刻了解社区教育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首先要知道社区教育在传统教育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它曾经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
有一点是永远值得我们自豪的，那就是当世界上很多民族还处于混沌、茫然的生存状态时，我们这个民族就已经出现了目标明确的教育行为，即自成体系的社区教育。
翻开教育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早在孔子之前，我们的教育行为就已经非常自觉了。例如，《礼记·学记》中讲：“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古时候教学的地方，一家中设有“塾” （私家学校），一党（五百家为党）中设有“庠”，一遂（一万两千五百家为遂）中设有“序”，一国之中设有“太学”。孟子也讲：“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显然，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面向全体民众、目标相当明确的教育行为。
到了汉朝，汉武帝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兴办太学，还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
到了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完善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一整套学校体制。
宋朝时，学校制度更为完善，在中央，有太学、国子学等；在地方，私人讲学的书院也开始兴起。书院注重依照封建伦理观念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行，在学习方法上也鼓励讨论、辩难，并让学生自讲心得，气氛比较活跃。
明朝大大强化了前代的科举制度。其八股取士制度严格控制了士人的思想，体现出强烈的君主专制色彩。明代中期以后，书院比较兴盛，明朝后期东林书院以其评识朝政的活动而著名。
清朝则基本承袭明代的教育制度，进入民国之后就步入中国近代历史了，这里暂且不讨论。
经过这一番快速浏览，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在我们悠久的民族教育史中，似乎不但找不到“社区教育”几个字，更看不到社区教育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中曾经发挥过的作用。莫非，社区教育是到了近现代以后才传入中国的一个“舶来品”吗？
要是把社区教育视为舶来品，似乎立即就能找到依据。“社区”一词在汉语中的正式出现，应当归功于费孝通先生。据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考证，“社区”这个词1932年才出现在中国。当时北平燕京大学邀请美国社会学家派克来中国讲学，派克是专门研究美国社区的，他来中国讲学讲到美国的“community”，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和学生经过认真研究后把“community”译为“社区”。据费孝通先生解释，之所以这样翻译，是打算用“社”表示群的意思，或者叫群体，用“区”表明一个位置，具有地理上的意义。后来，社区研究就成为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年轻才俊们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方法。他们这个群体也一度被海外称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换个角度来看，社区与社区教育，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专有名词，可能确实具有舶来品性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社区教育行为是在获得命名以后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如果在获得这一命名之前，我们这个民族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在某一个“区（域）”内面对特定“社（群）”进行教育活动的行为，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社区教育在那时就已经实际存在了。因为，如果说所谓社区是由某一群人在某一地域居住生活而形成的、与外部世界相对独立的人类群居地，那么，为帮助本社区成员更好地适应社区生存与社会发展特点，同时为推进本社区发展而面向社区居民实施的行为规范管理与精神文明教化，就是社区教育。
顺延着这个思路，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我们这个民族，社区教育是一种历史最为悠久的教育。我国著名的旅游景点——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原始公社遗址，是一个距今已有6000年之久的母系氏族部落的遗址，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原始部落的氏族社区。在半坡村遗址处，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将一个原始社区与外部截然分开，而在社区内部，则划分出了居住区、生产区，甚至还有坟区（人死了也要留在社区里，不能埋到外面任野兽撕咬）。显然，仅从半坡村遗址内不同功能区域的划分来看，当时已经出现了社会化管理：人们需要学习如何遵守适应社区内部生产、生活特点的管理规则，而全体成员自觉地遵守规则显然又有利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以断言，社区教育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在相当自觉地推展了。
也正是从半坡村原始公社遗址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社区教育，就是对本地域的全体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不分尊卑贵贱，一律必须遵守执行的言行举止教育。因而，也可以将社区教育界定为“历史最为悠久的面向全体居民的教育”。
为什么这样界定呢？
早期的社区教育，之所以带有鲜明的群体性特点，是因为职业分类简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时的生产方式进步缓慢，甚至还没有出现社会分工，至多存在着“男狩猎女采果”或者“男耕女织”之类的基于性别差异的分工，因此，社区教育的内容也相对单一。即使在社会分工出现以后，由于农耕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几乎千年不变，家族代代从事同一职业的现象非常普遍（特别是某些具有专业技术的行业，还有“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的规矩），因此社区教育内容仍然相对单一，主要承担“君臣父子”的伦理教化，以及“敦亲睦邻”的乡里和谐教育。诸如此类的教化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尊卑贵贱、全民一致的教育。农耕社会的社区教育始终保持着这一全民性教育的特点。
随着历史的发展，官办教育开始出现。由于其以“科举取士，选拔可为官家所用的人才”为手段，目标追求具有鲜明的功利特点，导致其在国民教育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以“伦理教化、敦亲睦邻”为主旨的传统社区教育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与“家教、族规、乡约”等逐步交融，为优化本地域的民风民俗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显然，各地个性化的“民风”、“民俗”的形成，正是通过社区教育这个载体千年传承、千年融注的结果。
二、西方社区教育的发端
如果说，以中华民族的文明教化进程为例，可以证明社区教育是一种历史最为悠久的、面向小地域内全体居民的教育，那么，转向外部世界，比如西方世界，能不能找到同样的例证呢？
翻开西方历史，一直上溯到古希腊，直到只有模糊记载的远古历史，也能找到具有高度自觉性的社区教育的例证。
在古希腊的教育文化发展史上，最能凸显社区教育特点的，莫过于以《荷马史诗》为标志的文化现象。荷马是公元前八九世纪之间的一位盲眼说唱诗人。他有两部口头传唱的作品，一部叫《伊利昂纪》，一部叫《奥德修纪》。这两部作品尽管可能是人们代代口头相传、逐步加工的产物，但是最后都划归到荷马名下，被统称为《荷马史诗》。这两部作品讲述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保存了远古文化真实、自然的特色，同时体现了远古人类对于天、地、人间的看法以及当时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2000多年来，西方人一直认为，《荷马史诗》是古代最伟大的史诗，马克思曾夸赞《荷马史诗》具有“永久的魅力”，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正因为《荷马史诗》无论在历史、地理，还是在民俗风情、价值观取向等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加之其独特的艺术技巧，它被以荷马为代表的说唱艺人走南闯北地在民间演绎传唱，而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社区教育借助民间说唱的形式在基层社区推展的过程。
同样地，当历史逐步地走向近代社会，欧洲开始出现城邦国家时，我们看到，社区教育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蓬勃发展。这一形式就是以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的戏剧为代表的城邦国家的戏剧节庆活动。
埃斯库罗斯笔下的盗火神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的发展，冒着得罪天神宙斯的风险，为人类盗来火种，自己却被宙斯绑在高加索山上，饱受每天被恶鹰啄光内脏（夜里再重新长成）的折磨。而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王，不幸一出生就活在“杀父娶母”这一预言的阴影里，但他一直与既定的命运进行勇敢的抗争。不幸的后果发生后，他又勇敢地承担后果。欧里庇德斯则开始将戏剧表演从天神之间的冲突、人与命运的冲突转向人与社会不公的现实冲突，他的作品《美狄亚》中的美狄亚以蛮族女性的社会弱势地位，通过杀死自己孩子让丈夫绝后的报复手段，勇敢地反抗男子的霸权地位……这些悲剧以极其强烈的戏剧感染力向观众宣传着一种国民精神、国民意识，在国家刚开始形成的阶段，其对国民精神文化养成的积极推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注意的是，三大悲剧家活跃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当时，希腊的奴隶主民主制开始形成。在这个体制内部，奴隶是不算人的，当然也就不能拥有人的权益。但是，非奴隶的自由民则无论贫富一律地位平等。当时的戏剧节庆活动面向全体自由民，戏剧成为教育自由民、宣传民主思想、巩固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政府大力鼓励写戏和看戏，而且每年都举行戏剧比赛，为了保证全体自由民都到剧场来看戏——接受教育，政府还向看戏的人发放观剧津贴。
古希腊城邦国家时期大力推广的戏剧节庆活动，实际上也是当时一种非常重要的社区教育形式，而且，和《荷马史诗》相比，戏剧节庆活动规模更大，推展更为自觉，其教育的功能也就更为凸显。
至于欧洲的中世纪，历来被研究者们认定为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因为在中世纪，教会一统天下，连封建君主登上王位都要经历“君权神授”的程序。至于民间百姓，更是只能顺从教会的“上帝创造世界”教旨，不得反思质疑。因而，从表面上看，与教会的愚民教育相伴的是社区教育的被压抑，面对全社会进行的社区教育似乎已经中断了。
然而，事实往往会同时展现出另外一面：欧洲中世纪的教会在当时其实也是文化启蒙、文化教育的中心。以哥白尼、布鲁诺等自然科学家，薄伽丘、拉伯雷等文学家，还有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画家为例，他们无不大大得益于教会文化的浸润，尤其是文学家、画家群体，他们善于从宗教故事、宗教戏剧等教会文化中吸取养分，其传世作品很多都与教会文化有关。
而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欧洲社区教育活动的开展，实际上也与教会以教区为单位独立进行教育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教会通过教区活动对本地域居民进行精神文化熏陶，也就成了社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甚至还可以在《圣经》中读到上帝非常重视社区教育的实录文字。
例如，《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中写到，上帝对以色列人实施管理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摩西向百姓传达了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的“十诫”以及有关的典章、戒规。这些文字内容被写在两块石板上，详细内容则由摩西口头宣讲，随后听讲人再分头去向下一层级人群宣讲。这种教育形式如果按照现代教育的理念来鉴定，是不是应当属于社区教育？
继续读《圣经》，我们还可以发现，随着人口的增加，社区教育的规模越来越大。《旧约·尼希米记》第八章中写道：“以色列人……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不难想象，这一大型社区教育的场面就是在当今的文明社会里也应当是很壮观的，更不用说在那文化荒芜的远古社会了，这怎么能不令人惊叹呢！
更应注意的是，欧洲中世纪尽管是教会占据了精神文化教育的统治地位，但是教会并没有垄断社区教育。在中世纪的欧洲已经出现社会阶层的分化，而伴随着社会的阶层分化，社区教育的内容也开始出现适应性分化。
欧洲封建制度确立以后，出现了直接表现世俗统治阶级思想的文化现象：骑士文化。所谓骑士，是当时的大封建主拥有的私人武装力量，骑士替大封建主打仗，得到赏赐转而成为小封建主，由此逐步形成一个骑士阶层。这个阶层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而又催生以同类身份的人群聚会为活动形式、以女主人为崇拜对象的“骑士沙龙文化”，这就相当于对外界封闭的小社区。简洁地说，骑士追求“忠君、护教、行侠”的道德信条，他们将爱慕对象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而从行动到精神都无条件地绝对忠实于她。于是，行侠冒险和追求爱情就构成了骑士文化的两大核心内容，而这两大核心内容后来又发展成为西方民族精神文化养成的重要构成部分。由于骑士阶层属于下层统治者，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不同于上层封建主和教会人士，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使他们得以广泛地接触社会，其言行理念、价值标准也就很自然地向社会扩散，逐步融入民族精神文化体系，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例如，西方的“女士优先”等一系列文明理念，可以在骑士文化中的“女性崇拜”那里找到源头。
11世纪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化，欧洲各国出现了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中心的城市，这就形成了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文化中心，由此又产生了为满足市民阶层的精神需求的社区世俗文化教育。
市民文化教育顺应市民精神文化需求而生，多为民间创作。与教会文学不同，市民文学立足于本阶层的社会地位，为满足本阶层的精神文化需求而发展成长。市民文化常用幽默诙谐的笔调，临摹世态人情，用讽刺、寓意的手法鞭挞封建领主和宗教迷信，讽刺贵族的专横和教士的贪婪，歌颂市民阶层的聪明才智，借此树立市民阶层在精神文化层面的角色地位与自信心。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世纪的欧洲在西方教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从那时起，社区教育开始从城邦国家的全民（自由民或公民）教育转为分别面向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进行的同类人群的群体性教育。
当历史跨越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进入工业革命时期以后，随着社会阶层的新的变化，社区教育也出现了新的发展特点。
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美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大量地集中在城市社区中，一种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社区教育也就应运而生。
由于英国当时位居全球工业发展水平的最前列，而19世纪的伦敦东区的社区状况之糟糕也是举世瞩目的（1845年，年方24岁的恩格斯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其中以调查报告的实录形式展现了困居在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群体——也就是当前在我们国内被统称为“外来失地农民”群体的极为恶劣的生存现状，这里囿于篇幅，暂不赘述），很自然地，一种为满足新的社会群体需求的教育服务由此诞生。
1884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伦敦东区传教士巴涅特为纪念年轻的亡友——牛津大学经济系讲师汤因比——服务于贫民、工人的崇高精神，在自己所属的教区建立了第一所社区睦邻中心，并定名为汤因比馆。随后，类似的社区服务机构在英国各地相继成立。
此后，美国的一些社会工作者在参观了汤因比馆等社区睦邻中心以后，于1886年回国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社区中心。由此开始，社区中心的发展极为迅速，社会影响迅速扩大，至今其影响面已经扩展至全球。
正是巴涅特及其创建的汤因比馆最终推动着社区教育、社区学习走上了一条独立于教会教育、教会学习的发展之路，之后再经由美国社会工作者的大力推展，时至今日，社区中心终于发展成为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且形式多样的为社区学习服务的形式。
三、西方社区教育理念对我们民族的第一次浸润
当我们快速浏览了我们民族与欧洲的社区教育发展进程后，不难发现一个现象：无论是远古的氏族公社以说唱为形式的全民教育、城邦国家以戏剧演出为形式的国民教育，还是后来以沙龙为形式的骑士精神教育，它们都定位明确，且满足于在本地域实施，无意向外部世界扩展。
但是，当教会开始以教区为单位、以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为目的、以教化启蒙为己任介入社区教育以后，西方的社区教育就出现了借助教会的力量向外部世界传播的趋向。于是，古代中国的传统社区教育也就有了与海外传入的社区教育逐步交相融合的机会。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前，西方社区教育对我们民族的传统社区教育在理念与实务两个层面上，曾经有过两次大的阶段性的浸润。
西方教会进入中国，在形式上保持了以“教堂—教区—社区”为中心的地域推展特点。由于其先驱人物同时拥有先进的科学理念与科学知识，这就使得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向社会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
囿于篇幅，这里以明朝万历年间进入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利玛窦，以及之后进入中国的汤若望、南怀仁为例，将16世纪到17世纪西方文化对中国“社区—社会”的影响略作介绍：
利玛窦（1552—1610）于1583年来到中国，他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了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对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传教为目的的利玛窦初到中国的时候，因为担心被驱逐，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目的，只是表示出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他和同伴们一起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赢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带来的地图、星盘和三棱镜，以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来传授科学知识以吸引更多的中国人。
1596年9月22日，利玛窦在南昌成功预测了一次日食，这使得他在当地名声大振，为他的讲学活动以及进一步接触上层社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1596年利玛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利玛窦随即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皇帝，以获得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
经过长达数年的努力，利玛窦带着礼物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他进呈了自鸣钟、《圣经》、《坤舆万国全图》、大西洋琴等礼物，获得了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利玛窦成功在北京觐见皇帝，并且在士大夫中赢得良好声誉，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启了便利之门，而且也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他们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赢得中国人的好感。
1610年5月11日，57岁的利玛窦在北京去世。明神宗同意了耶稣会士的请求，允许将他葬在北京西郊名为“滕公栅栏”的墓地，利玛窦成为第一个被中国皇帝赐地埋葬的欧洲人。
汤若望，原名亚当·沙尔，德国科隆的日耳曼人。他于1623年1月25日到达北京，在中国生活了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最终安葬于北京利玛窦墓旁。汤若望于雍正朝被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他沿用了利玛窦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汤若望在天历等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以及撰写的一系列注重实践的著述，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西学东渐的进程中，他的功绩不可磨灭。
汤若望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当年（1623）10月8日出现的月食。后来他又准确地预测了第二年（1624）9月的月食。他还用罗马计算月食的方法，计算了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后来，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他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首次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到中国。在之后的历法改革中他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644年清军进入北京，明亡。汤若望因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他多次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顺治元年（1644）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并准确预测了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被清廷定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后来，汤若望将利玛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汤若望工作的地点则是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并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1661年，顺治皇帝病逝，年仅8岁的康熙皇帝登基，大权旁落鳌拜等人之手。汤若望立即遭到旧臣的诬告，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望被捕，险被处死，后被太皇太后（顺治母亲）保下，但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两个月后病逝。
南怀仁，字敦伯，又字勋卿，1623年10月9日生，1641年9月29日入耶稣会，1658年来华，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是当时国家天文台（钦天监）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1688年1月28日南怀仁在北京逝世，享年66岁。
1669年4月1日，南怀仁被授以钦天监监副。4月9日礼部再奉旨，“历法天文，概第南怀仁料理”。同年，南怀仁撰《历法不得已辨》，逐条驳斥杨光先、吴明炫在历法推算方面的错误。针对中国传统的观象占候、堪舆占卜等观念，这一年他还撰著了《妄推吉凶之辨》、《妄占辨》和《妄择辨》来反驳论辩。
南怀仁供职钦天监后做的一件大事是改造观象台，制作适用于西洋新法的天文仪器。该项工程于康熙八年（1669）八月着手，经过四年多的努力，于康熙十二年（1673）用铜铸成六件大型天文仪器，安装在北京观象台上，它们是：测定天体黄道坐标的黄道经纬仪、测定天体赤道坐标的赤道经纬仪、测定天体地平坐标的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又名象限仪）、测定两个天体间角距离的纪限仪和表演天象的天体仪，这些仪器取代了深仪和简仪等传统仪器。南怀仁设计监制的仪器，典雅精美，不仅是观测天象的仪器，而且也是瑰丽的艺术品。它们作为中西科学交流的历史见证，至今仍陈列在北京古观象台。
南怀仁最著名的西文著作是《欧洲天文学》（AstronomiaEuropean）。此书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在中国介绍的西方所有科技知识。
南怀仁在著作中多处引用《几何原本》中的命题，将几何学的许多知识介绍到中国。在《仪象学》中，有多幅图表示了几何作图的知识。在介绍几何作图的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当时使用的作图和测量工具。南怀仁在《仪象志》和《穷理学》两部著作中，介绍了力学的基础知识，包括重力、重量、重心、比重、浮力、材料强度、单摆、自由落体运动等知识，同时还介绍了光的折射和色散方面的知识。
南怀仁在《新制灵台仪象志》中，介绍了机械方面的许多知识。他的另一部未刊刻的著作《穷理学》也包含了关于简单机械的相当丰富的知识。《穷理学》于康熙二十二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1683年10月16日）进呈，共60卷，是南怀仁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此书依据“格物穷理”的概念，综合以往所成、汇通中西著作编撰而成，是当时传入西学之集大成者，此书现仅存十数卷残抄本。在《穷理学》的第七卷“轻重之理推”（共131节）中，有82节是关于简单机械的知识，详细叙述了天平、等子、杠杆、滑车、圆轮和藤线等六种简单机械的性质、原理、计算和应用。
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第一代传教士群体，进入中国的主要任务和主要活动是传教，但是，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向中国社会多层次、多方位地灌输现代科学知识与科学理念。所以我们在进行历史回顾时，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他们在科普方面为我们民族作出的贡献。应当注意的是，以这三人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传教士，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有的人甚至为了坚持科学实践、反对迷信妄说而身陷囹圄，饱受牢狱之灾。
他们这种持之以恒的弘扬科学知识的行为，是以“教堂—教区—社区”为中心展开的，这就使得他们的传教行为同时也成为向中国国民弘扬科学知识、普及科学教育的社会教育行为，把他们的成就归之于西方社区教育理念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浸润，并非虚妄浮夸之辞。
进一步思考，因为我们民族的原发社区教育在纲常伦理教化上功勋卓著，而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理念的社会养成方面相对薄弱，以致几百年后“义和团运动”爆发时，还有大批的中国民众相信“画符弄鬼可以保护自己刀枪不入”，直到“五四运动”开始，我们民族才发出对“德赛二先生（民主与科学）”的呼唤。这样看来，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们这种一代一代持之以恒的“科普”行为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
四、西方社区教育理念对我们民族的第二次浸润
2010年9月15日《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刊登《冰点特稿：石门坎往昔》（记者 雷宇），文章介绍了位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最西部山区的小村石门坎，20世纪初，在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柏格理毕其一生的教育感化下发生的巨大变化。
半个多世纪以前，这个位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最西部山区的小村，从穷困落后的状态，一跃变成中国西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自从1905年传教士柏格理将现代教育带入这个村庄开始这里曾经结出一枚中国早期现代教育的最优秀的硕果。
在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到来之前，石门坎和周围所有的苗族村落一样，不仅贫穷，文化也十分落后。当时，附近苗寨里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能数到两位数。几个寨子里才能找出一两个懂汉语的老人，这些老人很受欢迎，因为所有人上街赶场都要找他们去当翻译。
1905年，这个瘦高的英国男人开始在石门坎兴建学校，并于第二年招生，开启了让当地人耳目一新的教育。在当地人嘴里，柏格理建学校的故事至今还被讲得绘声绘色。传说，他向当地的彝族首领要一块地办学，说只需要“一张牛皮”大小就可以。首领以为微不足道，答应把这块地送给他，这位牧师于是将一张牛皮割成细条，用这些细条围起一块足有80多亩的土地。
这所最初只有一个“初小班”的学校逐步发展扩大。到1912年学校已经发展成一个完善的小学，设有高级、初级班以及男女两部，并取名为“光华小学”。柏格理还在学校后面建造了宿舍、礼堂、游泳池、运动场——这些对当地人来说完全陌生的新鲜事物。
来到石门坎之后，柏格理脱下洋服，换上一身苗族打扮——粗麻布的苗服和草鞋，和苗族人一同吃住。苗族人说，他为人和蔼，十分尊重苗族人，路上不管遇到谁，总是先让道，口里说声“得罪”。
除了办学校，柏格理还着手整理苗族文字。当时，苗族并没有文字，人们靠着古代歌谣传承历史故事。柏格理会同精通英文的苗汉知识分子，潜心研究，经过几次失败，终于为苗族创立了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文字分“小字母”和“大字母”，用小字母表示声调，里头包含常见的拉丁字母以及自创的几何图形。这套文字在许多村寨至今沿用。
柏格理还把自己热爱的足球运动带到了石门坎，这让石门坎人的足球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近闻名。
当光华小学第一批苗族学生小学毕业时，柏格理决定选送其中的优秀学生到大城市深造。1913年，石门坎破天荒地派一批小“留学生”到成都学习。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了石门坎，并成为当地第一代苗族教师。此后，这个传统延续下来。一批又一批孩子从这个过去没有现代教育的地方去到城市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光华小学成为一座同时拥有小学和中学的现代学校。20世纪的上半叶，这里的毕业生，有很多考取过硕士、博士，其中有十多人曾担任省部级的高官。
不过，柏格理本人并未亲眼看到这些。1915年9月，光华小学流行斑疹伤寒，这名51岁的英国校长因护理患伤寒症的学生而染病去世。
但是，柏格理的精神薪火相传，在这里创造了多个“第一”。这里兴建了威宁县第一所中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双语教学学校，开了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修起了贵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球场。这里有过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和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这里是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
当时，要从国外寄信到石门坎，只需要在信封上写下“中国石门坎”的地址，邮差就能把信件准确地送到这里。柏格理开启的现代教育，让石门坎变成学者笔下的“西南苗族文化最高区”和“中国西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当年石门坎留下的很多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柏格理为石门坎带来了西式的现代文化教育，尽管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这个贫穷小村里仍然有英语很好的老人。几年前，几个英国人来到石门坎，遇到了当年光华小学的毕业生，他们用英语对话，交流非常顺畅，一旁的翻译根本不需要开口。
完全按照现代标准设置的运动会，成为当时石门坎最引人瞩目之处。无论是柏格理还是他的继任者，都在发展教育、文化的同时，把体育放在很高的位置。学校除了开设文化课程，还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径、骑马、舞蹈、歌舞等多项活动。而每年端午节举行的“全民运动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石门坎的地域范围。1932年，石门坎的运动会已经开到第21届，贵州、云南、湖南、四川等地的100多支运动队前来参加，连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威宁县县长雷新民也亲临现场。有人略作考察，比赛内容包括学生团体操、田径、跳远、跳高、撑竿跳高、三级跳远、掷铁饼、标枪、足球，高年级的国术十三路弹腿、拳术等。到1934年，第23届石门坎运动会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足有两万多人。这样的辉煌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贵州省毕节地区参加国家和省足球比赛的队伍有一半以上的队员出自石门坎。而在1959的国家足球队里，石门坎人也不在少数。
光华小学第三任校长朱焕章1935年从华西大学毕业。毕业典礼上前来观礼的蒋介石认为朱焕章代表毕业生的发言“语言通俗，道理深奥”，希望他留在重庆绥靖公署工作，却被朱拒绝。回到家的朱焕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宋美龄送的良种鸡在当地繁衍，建成了“朱校长的养鸡场”。
在朱焕章之前，有一批毕业生还在当地建起麻风病院，开了中国西南部人道对待传染病患者之先河。直到今天，仍有患者住在那里。经过几年努力，到20世纪40年代，石门坎已经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社区。在这个山村中，有医院、游泳池、麻风病院、孤儿院，人们开辟了果园，建起了手工业和农业实业推广部，甚至有邮政代办所。
从石门坎送出第一批小学毕业生开始，返乡教学几乎成为所有石门坎学生的选择。他们往往外出攻读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然后回到母校教书。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文化大革命”前，光华小学的历任校长都是该校毕业生，而且都有本科以上学历。在这样的表率下，众多学子义无反顾地返回石门坎，再源源不断地把学生输送到石门坎以外的苗族地区，使贫穷的石门坎成为苗族的文化中心、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和人才中心。
一名社会学家评价“石门坎现象”时说，这个“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环模式，与今天在西部比比皆是的人才困境形成了巨大反差。一方面，西部乡村教育仍然在苦苦挣扎；另一方面，人往高处走在信奉市场经济的今天成为流行的行为规则，于是一些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迅速地忘却那些挣扎着的乡亲，忘却自己的根。而石门坎却是人才前赴后继、教育薪火相传。
在当时的中国，柏格理并不是一位绝无仅有的人物。例如，位于广西南部的大海之中的涠洲岛，它之所以能够从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成为现在广西著名的旅游景点，同样也要感谢西方传教士薪火相传的社区教育行为。
据当地教堂的碑记，广西涠洲客家人原籍广东，大约在1850年间因为与外族械斗事败，陷入走投无路境地，恰蒙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唐神父救助接济。涠洲客家人深受其爱德精神感动，慕道者越来越多。痛心于他们居无定所之苦，唐神父向清廷申请特许教民前往海中的一个荒岛居住，这就是今天的涠洲岛。
1853年，范神父接任，大兴土木，经过十年努力，一座哥特式教堂于1863年落成。涠洲教会原属广东广州教区管辖，1920年先后在此开办男女修院、孤儿院等。后由于交通不便，相继迁移至北海镇（今之广西北海市）。原任本堂神父共约10位。1938年日寇入侵，教堂成为居民避难所。日寇残杀无辜，两位神父亦遭杀害。抗战胜利后，神父骨骸移葬横岭。1946年由一古姓神父重整教务，恢复宗教活动，开办小学、建设卫生院。只是好景不长，解放后众神父被关押劳改，教务、教育活动也一度中止。
1978年12月后，政府拨款维修教堂。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女士曾经亲临教堂参观，捐助人民币一万元，购置跪凳、台椅，铺砌地板，宗教活动重新恢复，后来成为涠洲岛重要旅游景点。
囿于篇幅，我们在考察18—19世纪西方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二次浸润进程时，只列举柏格理神父、涠洲岛教堂的神父作为难以计数的西方传教士的代表，借以缅怀他们在我们民族还缺乏现代科学理念引导的百年岁月里，以“教堂—教区—社区”为教育中心，扎根基层，面向中国底层民众，坚持为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而奉献毕生精力的感人事迹，作为后人，在作历史回顾时是不应当忘却他们的。
五、结语
通过对历史的简单回顾，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所谓社区教育，是一种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以某一人群居住地为地域标志实施的群体教育，是一种只要有群居的人就必然会随之出现的教育形式，它以规范人们言行举止（管理特点）、提升人们精神文化层次（教育特点）为目标，进而推动本地域（社区）物质文化生活的可持续发展。
它先于学校教育而诞生于人类群居地，在学校教育诞生以后，仍以其紧跟时代变化、紧贴社会生活的特点及时调整自己的教育内容与形式。当社会出现了阶层分化，出现了精神需求的变化差异以后，社区教育也会在内容与形式方面作出适应性的调整、裂变，进而使自身的发展贴近社会生活而得以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社区教育是一种看似没有固定模式、没有外力强制的教育，却是一种渗透力极强且全民一律如此的教育。
所谓看似没有固定模式，是指其以各种可以利用的形式（例如乡约、族规、家教，音乐、戏剧、美术，甚至交谈、沟通、聊天等）进行精神文化渗透。就拿“岳母刺字”这一典故来说，岳飞母亲在岳飞后背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无疑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严格地说这一行为应当归属于“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原本就属于社区教育下位的一个独立意义单位，因此这就是一种社区教育。
所谓渗透力极强，是指其言行规范、价值标准深入民族精神文化体系之后，就逐步成为社区教育的一种模式。仍以“岳母刺字”为例它已成为我们民族家庭教育中，母亲教育子女的一个样板、一种示范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积极影响。
所谓全体一律如此，是指人们尽管可能拥有各不相同的社会角色与职业身份，生活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层面，但是，面对来自社区的言行举止规范和价值观念确立的精神文化渗透，却是全体必须一律遵循的。
社区教育既可以是由教育者（或者社区管理者）实施的一种言行规范教育，也可以是社区居民之间通过交流沟通达成的一种价值观念的趋同。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我国传统的农村社区，社区精神文化对于全体社区居民的言行举止规范、价值标准取舍所具有的强有力的方向引导，以及通过日常生活对无论贫富贵贱的社区居民的健全人格的浸润养成。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个人尽管可能一直生活在穷乡僻壤，也没有接受过什么学校教育，却能懂得必须以“认认真真做事规规矩矩做人”为自己的生存原则，懂得“富贵不欺乡党”，懂得“远亲不如近邻”，明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大道理。这也就凸显了社区教育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精神浸润功能。
第二章 近代聚焦：社区教育是目标具体明确的地域性教育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华传统精神文化，具有一种自成体系且个性鲜明的特点，这一特点可以从种种俗语、古话中见到（俗语、古话也是传统社区教育“教化”本地居民的一种有效形式），例如：“父母在，不远游”、“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离地三尺有神明”、“慎独”等。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各种国外的思想理念逐步进入中国，西方关于社区和社区教育的研究理念与社会实践被介绍到中国，国人开始寻求其与“尽管没有社区教育之名，却久有社区教育之实”的中国本土教育相结合的发展之路，进而正式形成中国现代社会的社区教育。
一、近代中国的社区教育实践（一）
在我国，最早倡导中国本土社区研究的是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和吴景超先生。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竭力主张把社区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本土化的实地调查研究，并且用这种研究成果去启发或修正一般的社会学理论。吴文藻的论文《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能》、《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等都践行了上述观点。此外，吴文藻还组织燕京大学的一批学生开展社会调查与研究，希望通过本土化的调查与研究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之路，培养一批植根于中国土壤的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在吴文藻先生的示范和培养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批立足于本土实情、研究中国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社区的社会学家，他们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社区研究的成果，如费孝通的《花蓝瑶社会组织》、《清河：一个乡镇村落社区》、《江村经济》、《禄村农田》，林耀华的《梁山彝族家》，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土地与商业》、《洱村小农经济》，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等。
除了在理论层面迈开了扎扎实实的研究步伐外，当时的中国还有更多教育界、政界人士从各自坚持的理念出发，开始大力推展现代中国的社区教育实践。（一）黄炎培先生的教育实践与理念
在中国，最早提出“划区实验农村教育”的是黄炎培先生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中华职教社”）。1925年8月黄炎培曾提出一个“山西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中华职教社随之提出“试验农村改进计划”，并于1926年7月以沪宁线上的昆山徐公桥为第一试办区域。办法是在徐公桥成立乡村改进会，下分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共7个部门。1928年开始为期6年的试验，主要工作为：农业方面，建立农艺试验场，设立农具、农产品陈列室，发放改良种子；金融方面，组织信用合作社，借低利贷给农民；卫生方面，建立公共诊疗所；教育方面，建立4所公立小学，2所私立小学，2个流动教室，开办夜校（用《农民千字课》作教材，教授农业常识、公民常识和乡村信条等），并建立阅书室，竖立格言牌，举行露天识字、讲演等活动。试验于1934年完毕，后交地方办理。
此外，中华职教社还在镇江黄墟、吴县善人桥、上海郊区等地开办过农村改进试验区。为了培养从事农村改造工作的人才，中华职教社在徐公桥办了讲习所，1933年秋在沪西清河泾创办农村服务专修科，在浙江余姚县诸家桥办了“浙江诸家桥农村改进试验学校”。中华职教社的农村改进把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放在首位，采取“富政教合一”的方针，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黄炎培先生的教育理念是：“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之问题，阙生计。曰：求根本解决生计问题，惟阙教育。”与当时的许多学者一样黄炎培认为，中国致贫弱之一大患是“民多分利少生利”，这种倾向不仅不利于国家的真正富强，还会导致内部纷争，耗尽国本。在黄炎培看来，人类社会之所以纷扰不宁，是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人生而有求求之不得而有争，有争而有杀，爱群之心泯灭，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大千世界，惨祸遂伏其中。因此，“人类间唯一大问题，是‘全生去杀’”。中国要自强自救，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大问题，具体的办法便是实施职业教育。黄炎培认为，要解决“全生去杀”这一问题，“从客体言，在增进所以供给生活需求之分量与效用；从本体言，在广其知以大其爱”。而职业教育正是“增进所以供给生活需求”的最好手段。（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实践与理念
1923年，早年留学美国的陶行知先生放弃了在大学任教的人生坦途，走出象牙塔，先后奔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活动。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陶行知在1927年创办了晓庄中心小学和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1932年，陶行知草拟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提出工学团要综合工场、学校、社会的职能，实施六大训练，即：普通的军事训练、生产训练、科学训练、识字训练、民权训练和生活训练。同年，他在上海与宝山之间筹办了山海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包括青年工学团（其中的青年夜校后改为共和茶园）、儿童工学团（儿童识字班）、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和山海木工场等。儿童工学团采取“小先生制”，把失学儿童组织起来，让他们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因此也叫自动工学团。学习内容主要是陶行知编的《老少通千字课》。此外工学团还修路、筑堤，办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试验停止。
陶行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学办了三十年，依然换汤不换药，卖尽力气，不过是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老八股’与民众生活无关，‘洋八股’依然与人民生活无关……‘老八股’与‘洋八股’虽有新旧的不同，但都是靠着片面的工具来表现的。这片面的工具就是文字与书本。”陶行知把“亲物”作为生活教育的原则之一，一贯重视科学教育，主张教育要面向生产，与工农业生产实际相结合，而在教学方法上坚持手脑并用，教学合一。陶行知认为，只有实行“教学做合一”，即“事怎么做就怎么学，怎么学就怎么教育，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手脑并用，才能求得“真知”，培养学生社会生活、生产和创造的能力。
以上提到的这些教育家注重识字教育和基本生存技能教育，他们是现代中国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的奠基人。同时，另有一批与他们教育实践与理念不同的教育家更注重于对基层国民进行精神文化的启蒙引导，他们则成为现代中国社区教育的奠基人。二者之间的不同在于：前者将学校教育的理念引用到社区中来，注重在社区进行内容统一、标准统一的学校式教育；而后者则贴近社区、深入社区，为满足社区自身的精神文化发展需求提供教育服务。这里囿于篇幅，只能以当时个性特色比较鲜明的晏阳初、梁漱溟两位先生的社区教育实践与理念为例，略作介绍。
二、近代中国的社区教育实践（二）
要回顾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教育家们投身社区教育的实践活动就不能不提到晏阳初、梁漱溟等著名人士。下面就对二位先贤的社区教育活动作简要介绍。（一）晏阳初的社区教育活动实践与理念
晏阳初于1913年入读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后转入美国耶鲁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并于1918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19年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学，毕业后获硕士学位。《南方周末》2003年7月17日在“鄢烈山专栏”中发表了为《晏阳初传》一书撰写的评介文章《平民教育家的实践与精神》。文中写到：1920年，晏阳初回到中国，在归国前，他立志不做官，不发财将终生献给劳苦的大众。回国后他首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期间编制刊行了《平民千字科》等教材1922年，晏阳初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并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不久他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先后招生2500余人。这是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试验，该试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一些毛泽东研究者认为，毛泽东是受到晏阳初思想的影响才认识到要以简单、务实和经济的方式真正地融入民间。1923年，在长沙获得成功的晏阳初来到北京，在文化名人张伯荃、蒋梦麟、陶行知以及时任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于3月26日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晏阳初任总干事。平教会成立后，先后在华北、华中、华东、华西、华南开展义务扫盲活动。
1926年，晏阳初与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来到河北定县翟城村，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1929年，平教会总会迁往定县，全力以赴地在这里开展乡村教育的实践。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教育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环节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
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活动都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着眼于小处：为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平教会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及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教授她们科学的助产方式；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民政部次长肯定了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教育实践，并决定将晏阳初的经验向全国推广，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在每个省划出一个县作为乡村教育试点，其间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衡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和华西试验区等乡村教育实验区。1940年乡村建设育才院改名为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任院长。
1936年，平教会总会在战争威胁下离开定县，向南撤退。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乡村教育实验被迫夭折。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晏阳初游说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会议员为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提供资助，最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条名为“晏阳初条款”的法案，法案规定“四亿二千万对华经援总额中须拨付不少于百分之五、不多于百分之十的额度，用于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复兴”。1949年，晏阳初辗转到了中国台湾，不久即离台赴美，协助南美洲、非洲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的平民教育推进运动。（二）梁漱溟的社区教育活动实践与理念
梁漱溟于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任讲师期间他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胸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放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1924年，他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辞去北大教职，来到山东，先后发表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并在河南、山东等地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梁漱溟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而后又于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长达年的农村改革试验被迫中止。《经济导报》2004年2月25日刊登了记者吴玉庆、郭涛发自山东邹平的采访报道《梁漱溟邹平7年农村改革》。文中写到，梁漱溟的最先提法是乡村建设。梁漱溟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邹平研究院享有很多特权，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梁漱溟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只在邹平保留了一个县政府。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更像是“无为而治”，更多的时候，梁漱溟把工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行政拨付。
因为宣布穷人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也都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虽然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后来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然而教育使老百姓经济上有了改变，比如他们学会了种蚕、种棉花，还开展了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
梁漱溟在从事乡村建设早期就指出，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重建乡土中国，使乡下人有所信仰、有所信赖、有所信托，此乃未来中国建筑新政治的基础。从西方引进的选举制度，选举人地位似比被选举人高，这与乡土中国习惯上服从上级大相径庭，也是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农村无法推行的一大原因。按照梁漱溟的想法，乡学、村学发展起来之后，不仅成为当地教育机构，而且由此演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在政治生活中起到引导、推动农民参与团体生活，关心团体的事情。
梁漱溟还认为，乡土中国的重建，一定要重建乡村中的人际关系重建中国传统社会的乡规民约，用道德的力量去整合乡村，而不是用斗争、分化的手段去均贫富，去劫富济贫。他指出，传统中国农村的富裕阶层主要是通过勤劳节俭而致富，很少通过野蛮掠夺、残酷剥削成为地主，中国农村中的土地分配大致均衡，是比较充分地市场化后的结果农村各阶层对土地的占有大致上并没有多少偏差。小农经济在近代的衰败，主要是因为工业化的侵袭，而不是农村中地主的剥削。
三、中国社区教育一度中断的原因
粗略地翻阅一下历史，我们看到，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教育者都非常重视民众的社区教育。这样一来，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区教育在中华大地上非常有效地发挥了提升社会文明、推进社会和谐的功能，而在此后数十年里，社区教育却销声匿迹了呢？
导致社区教育在中国社会被中断的最主要原因是战争。20世纪30年代，日寇侵略中国，直接中断了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人物的中国社区教育，此后，连绵不断的战争更使得人们难以顾及社区教育的推展和研究。
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什么社区教育还是没能复兴呢？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曾经撰文阐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因为当时我国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影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严密控制下的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由国家统一管理，‘社会人’都成为‘单位人’，社会所有成员都归国家管辖的各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统一管理，农民归集体农庄集体管理。这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使整个社会被国家垄断，管理很死、很严，缺少基层人民自治，缺少生机与活力。所以，苏联垮台绝不是偶然的。从社区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因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背离了巴黎公社初步实现的工人民主自治的优良传统，背离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没有真正实现社会自治，苏联人民没有能够真正当家做主。所以当党中央领导人犯严重错误，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没有人起来保卫社会主义，反而有人感到推倒压在人民头上的党和国家的垄断会使人民获得解放。可见，这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严重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
单纯从理论的角度看，高放教授的观点有理有据。但是他的观点主要是从政治体制角度着眼的，要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明白。
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写道：“《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社区教育在中国长期得不到重视的根本原因。当社区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生活中处于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地位时，社区建设与社区教育一般也只能处于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状态。也就是说，即使有研究者对社区教育进行了非常认真深入的研究，他的成果不论有多高的水平、多大的价值，最终也只能处于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状态，不可能得到重视。
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高度集权，并没有社区组织和社区教育对国家的经济生产，以及社会的结构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社区建设与社区教育也就处在一种难以受到重视的状态。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原先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开始简政放权“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逐步转变为“小政府、大社会”。过去很多由政府承担的职能，现在开始向社区转移，现代社区的历史责任终于在当代中国凸显出来，社区教育也就顺理成章地开始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只是，从形式上看，村落还是原来的村落，街道还是原来的街道居民委员会还是原来的居民委员会，有的甚至连办公地点都没有改变只是将原来的“街道”、“居委会”换了一个牌子——“社区”，它的职能就发生改变了吗？
事实的确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正是改革开放激活了沉睡已久的中国社区建设与中国社区教育。这个变化的最早表现是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人口流动。
从全国的角度来综合考察，随着“单位体制”的逐步瓦解，大量的社会职能向社区回归和转移，人们由过去隶属单位、依赖单位，变为走进社区、依托社会，社区开始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重要场所和实现社会整合功能的基础单元。
再转而从农村乡镇的角度考察，变化基本相同。原先生活在村、镇等原发社区里面的人由于升学、就业等原因迁移出去了，外面的人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迁移进来。这种变化导致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等级差异）被打乱，原先固定已久的“拆了墙就是一家子”的情感联系（亲缘关系）被淡化。尤其是在农村，早些年，端上一碗饭能去好几家串门的密切，现在甚至变成了楼上楼下都互相不认识的淡漠。这些缺乏情感交流的陌生人，由于生产劳动的重新组合和各自新签订的合同契约，组合为一个新的社区。
在此意义上，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新型社区，在组合特点上接近于现代社区。从国际方面看，国门打开后，一批一批的中国人走出去，一批一批的外国人走进来；从国内方面看，管理机制的改革，激活人才流动，激活产业转岗，整个国家也就像一个很大的社区一样，靠生产关系的重新组合和各种合同契约逐步完善。很自然地，国家需要完成的国民教育方面的种种任务（包括国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言行举止规范教育和价值观念养成教育），相当一部分就责无旁贷地由社区来承担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社区在社会基层遍布之日，就是现代社区教育复兴之时了。
四、结语
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区建设和社区教育的兴衰演变，我们看到，越是接近现代社会，社区教育的目标就越是具体明确。例如，晏阳初认定中国农民患有“愚、贫、弱、私”四大病症，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教育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环节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梁漱溟则认定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观念的更新。他在山东邹平实施的社区教育实验中，甚至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只在邹平保留了一个县政府，以“无为而治”对农民进行精神教育启蒙。
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社区教育具有一种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其教育浸润具有一种对社区的强烈的依附性。一方面，社区管理的功能通过社区教育显现效果；另一方面，社区教育效果的显现又不能离开社会管理功能的发挥。因此就不难理解，当社区建设在国家行政管理机制中处于可有可无状态时，社区教育也就很自然地开始消退，进入可有可无的隐匿状态。
第三章 当代聚焦：社区教育是注重自主学习的社会教育
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于从这样的角度来评价自己的民族：中华民族不但是一个爱好学习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着悠久终身学习传统的民族。例如，我们的民间俗话中就有“活到老，学到老”的说法，这显然可以看作是对终身学习的精辟总结；我们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某种意义上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在生活实践中学习，并且坚持终身学习的理想。孔子对于终身学习也有过许多描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是对学习状态及心境的描绘；“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则是对学习方式的一种指导；“朝闻道，夕死可矣”表现了对于学习目标追求的执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说的是随时随处都有可以学习的目标和内容。
但是，如果转换一个角度，也不难发现我们民族其实还有着不喜欢学习的一面，或者说我们这个民族其实和其他民族一样，也有不太爱学习的人群。关于这一点，魏晋时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概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形象的旁证。《桃花源记》表面上描绘了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的小农经济的理想社会。但它实际上揭示了我们民族传统精神文化体系的构成基础以及形成的内在原因，因此，这篇写于1600年前的短文，实在不应当只被看作是一篇小小的文学作品。
首先，从游记中我们看到，农耕社会的人们由于对土地高度的生存依赖，往往除了自然灾害、战争动乱等原因之外，整个家族或部落很少发生流动迁徙的行为。例如，桃花源的形成原因就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这一整个部落为了躲避一时的战乱而来到桃花源，因为这里有可供他们生存的土地，于是他们安于现状，在这陌生的洞天世界一待就是数百年，从此不再离开。
其次，正是这种一家一户对于土地高度依赖的生产生存方式，造就了桃花源中人相对封闭的生存状态。为什么？因为各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已经完全决定了自己的现实生活水平与未来的可持续生存能力，别人家（包括桃花源外面人家）的13亩地、130亩地、1300亩地的经营状况如何，基本上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也就不去关心了。
再次，桃花源中人非常注重“对内有序和谐，对外排斥封闭”。他们能在一个封闭的小天地里，共生共存数百年之久，堪称“有序和谐”的标本，但是，这毕竟只是一潭死水式的静态和谐。我们看到，尽管武陵人的意外闯入也唤起他们对于外面世界的好奇，“咸来问讯”，并且为外部世界发生的变化而“叹惋”，但同时，他们对外部世界排斥的心态也非常鲜明，其证据有三：一是对外部大千世界毫不关心，历史已经越过几百年，而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二是他们也不希望外部世界了解桃花源里面的情况，所以他们告知这个武陵人“不足为外人道也”；三是武陵人出来后重寻桃花源，找不到了，显然，他们把自己重新封闭起来，“隔绝于世”了。
正是基于上述三点原因，我们不难看到，至少在“桃花源”中，人们颇为认同一种基本上不大学习甚至是不需学习的生活生存方式。这里，透过《桃花源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证据之一：从《桃花源记》中的主人公“武陵捕鱼人”在一次迷路之后，沿着一条小溪很快就可以到达桃花源的记载来看，桃花源离外部世界并不遥远，但是，桃花源中人竟然自避秦乱以来“与外人间隔”长达数百年之久，而且“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鲜明地表现出“对外部世界毫无所知并且缺乏主动认知的激情”状态。
证据之二：在《桃花源记》正文之后，陶渊明还附有一首诗，附录如下：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迳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在这首描绘世外桃源理想生活的诗中，作者细腻地描述了这种无须费脑费神地学习也能活得安逸的理想生活。
首先，桃花源中的人，不仅与外部世界隔绝，而且互相之间住得也很近（“鸡犬互鸣吠”），却是“荒路暧交通”（暧，隐蔽之意），显然桃花源中的人互相之间平时也较少交际往来。
其次，桃花源中人，“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待人接物礼仪和秦朝古制一样，而且连穿的衣服也和秦朝时一样，没有任何更新变化，这显然是日常生活中缺乏与外界的交流因而缺乏更新变化的一个旁证。
再次，桃花源中人，“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则更是显现了一种“无须学习”的快乐：既然春夏秋冬四季在自然交替，何必要去关注季节变化呢？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过日子不是很好吗？何必去动脑子，费心思呢？
应当看到，“桃花源”固然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但是，桃花源中人的这种生活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却可以看作是农耕时代小自耕农人生理念的一种现实反映。
这就推动着我们去反思以下几个问题：桃花源中的人为什么会漠视学习？相反地，人为什么要学习？当今时代的人为什么要终身学习？
一、时代发展要求人们终身学习
面对着以孔子为代表的终身学习观与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表现的“何须学习”的态度差异，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学习？
显然，就学习而言，孔子与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凸显的观念存在着一种对立。一位自称为入世之人，因而强调时时要学习，终身要学习（《庄子·大宗师》中记载：“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另一位则向往一种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生活，因而主张无须学习也可以生活得很快乐。时至今日，我们在生活中都还可以找到将这两种观念付诸实践的人群。而且，我们不难从孔子与陶渊明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找到这两种对立观点产生的原因。
孔子生活于春秋末年——这是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是列国争强的时代。社会不同阶层的各种思想同现并存，各种观念纷至沓来迫使人们学习思考以作出抉择，因为“落后是要挨打的”。显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变革发展时代里，人们要使自己更为强而有力，就必须注重学习。
至于陶渊明，我们当然不能将他列为不学习者。《桃花源记》恐怕也不能认定为只是陶渊明的凭空虚构，这部作品的产生其实也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否则也不可能流传千年。《桃花源记》描绘的正是小自耕农社会的人生形态之一——在一个与外界相对封闭的小天地里，人们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生活空间狭窄，生活内容单调，生产劳动只是传统经验的简单重复，人们见到的、听到的都是重复了千遍万遍的熟人熟事。这种生活状态决定了人们的消极学习态度，因为学习与不学习都是同样过一辈子。
仔细考察处于稳定和平状态中的小自耕农的社会，在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文化领域之间，可能会长期保持着一种相互适应的关系。
例如，农耕社会对于天时的依赖，导致了人们生活方式也必须顺应天时。“春播种，夏耕种，秋收获，冬储藏”的农业生产节奏，让农民养成了春秋两季高度紧张的周期规律，同时也养成了完成“冬藏”任务后不再有生产目标的无所事事——“冬闲”的状态。
而与之相对应的，作为精神文化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我们这个民族的读书学习观也有着小自耕农“农忙—农闲”阶段变化特点的刻痕。例如，有些人在功名目标没有实现之前（相当于一年种植的收获没有完成之前），可以“头悬梁，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一旦“鲤鱼跃过龙门”，“十年寒窗苦，一举天下闻”（收获入仓），从此“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他们读书的目的和农民耕作农田的目的一样，都是追求生活的手段。学习只是成就功名的敲门砖（千钟黍、黄金屋、颜如玉）。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机关部门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现象：有人在谋得一个职业岗位以后，便过上“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
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学习方式，与农民种地的风格近似。“春种秋收”的不同阶段界限分明，“种的时节不收，收的时节不种”。“春种”完全看个人努力；“秋收”则期盼老天爷开恩——靠天收。而“十年寒窗苦，一举天下闻”的读书学习模式本质上也与农民种地一样：十年寒窗苦，完全看个人努力，一举天下闻，则同样需要一些运气，还要期盼老天爷开恩。
但是，改革开放推动我们这个民族进入了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不学习的民族是不能自立于世界的，而不能自立于世界的民族是难以生存的。于是，伴随着整个国家转向市场经济，我国在经济、文化领域开始腾飞，人们发现必须坚持时时学习、处处学习，以至终身学习，才能适应时代变化。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当今时代人们为什么不但要学习，而且还要坚持终身学习的根本原因：从大道理上说，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发展的特点；从小道理上说，则是为了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不言自明的内在动因是：落后是要挨打的，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而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学习方式，则与市场经济的风格相似市场经济的生产、收获方式是随时可种，随时可收，而且种的同时即可收，收的同时即可种，甚至是收即是种，种即是收。而现在读大学可以在学习之余去打工，还可以休学一段时期去打工，或者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学校读书。
由于市场经济时代工作与学习的交相融合，学习即工作，工作即学习，由此形成“终身学习”理念（一次拼搏的胜利成功，实际上就在宣告下一次拼搏即将开始）。这就难怪球王贝利面对提问“你一生进过无数次球，你觉得踢得最好的球是哪一次？”时回答：“下一个。”贝利的答话，从哲学角度分析，堪称终身学习时代的标志性回答。它告诉我们，人们必须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发展前进。
二、非自主类学习与自主类学习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发生过一件轰动全国的事件，叫做“刘介梅忘本回头”。刘介梅是一位农民出身的国家干部，因为家中经济条件好转，有了一些想发财致富的念头，于是被舆论定性为“忘本”。在一次“忆苦思甜”展览会上，他看到了一些解放前的讨饭篮、打狗棍之类的展品之后，这位国家干部“痛改前非”，重新过起艰苦朴素的生活，再也不想发财致富了。
当然，“刘介梅忘本回头”这个事件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也就从那个时期开始，在思想教育领域渐渐地形成了一种模式，即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忆苦思甜”展览会，或者集体吃一顿“忆苦思甜饭，于是，很多思想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久而久之，“知足常乐”的精神文化理念就主控了人们的思想意识。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人们开始了解国外的种种学术流派，其中有一个理论对国民心理的影响尤为深刻，那就是马斯洛心理学。马斯洛心理学认为，人是有需求的动物，但只有尚未满足的需求才能影响人的行为。因此，也只有了解人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需求，才能激发其工作热情。人的需求由低向高可分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严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一旦某种需求得到了满足，更高一层的需求就会出现。而且只有当前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后面的需求才会显示其充分的重要性。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与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忆苦思甜”教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歧：马斯洛心理学要求人们向前看，以新的需求为前进方向并为之努力；而后者则要求回头看，沾沾自喜于已经取得的成功、成绩，故步自封，总体要求是满足现状。换个通俗的说法，前者是“不知足常乐”，而后者则是“知足常乐”。“不知足常乐”推动人们不满足现状，不断确立新的人生追求，并在这种追求中感受快乐，而不断追求的前提就是要不断学习；而“知足常乐”则是引导人们满足现状，同时弱化新的人生追求，与此对应的，坚持学习的动力也就被削弱了。
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分析人们的学习需求，就不难理解，对于任何一位学习者来说，及时调整学习内容，以满足学习者的人生发展需求（不知足常乐），是坚持终身学习的一项基本原则。
顺应上述分析，现代社会人们投身于学习，主要是因为有三大具体的目标需求：
第一，取得某种社会认可的资格（例如，小学毕业生、中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等），以作为进入社会的凭证。这种学习一般表现出逐步提升的特点，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今天，这种过去多集中在人生前一阶段进行的读书学习行为（例如，从小学不间断地读到大学毕业）已经可以与工作谋生交叉进行，因而可以持续终生。
第二，掌握某种行业的必备技能（例如，教师职业技能、律师职业技能、公务员职业技能等）。这种学习随个人的人生发展需求变化而改变，同样具有可以持续终生的特点。
第三，提升某种精神文化的水平和境界（例如怎样欣赏音乐、美术作品，怎样陶冶自己的情操，怎样提升自己的审美等）。这种学习随个人的兴趣爱好而逐步提升并发展变化，因而同样具有可以持续终生的特点。
由于以这三大人生目标追求为引领的学习具有足以持续终生的特点，终身学习理念遂逐步渗入全社会。学习目的的多样化追求引起学习方式的多样化推展，而传统的“学校—班级”教学机制难以满足终身学习时代社会成员的多样化追求，于是，社区教育得以复兴。
社区教育的复兴，首先推动人们把学习分为“非自主类学习”与“自主类学习”两大类别，以便进一步明确社区教育在国民教育机制中的角色定位。（一）非自主类学习
所谓非自主类学习，是指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不由学习者自主决定而由他人（多数由教育方）决定的学习模式。而学习者之所以接受这种学习，是基于两种情况：一种是学习者自己不知道自己应该学什么以及怎样学，需要得到他人的指导；另一种是学习者为了取得某种有助于个人立足于社会的资格，必须按照资格授予部门的规定去完成学业，由此出现非自主类学习。
应当看到，非自主类学习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种学习类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人生时间有限，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要求人们加快学习的步伐，而非要等到有了学习需求时再去学习，可能为时已晚。而非自主类学习中规定的内容与方式，很多都是前人实践与经验的科学总结，因而，及时适度地接受非自主类学习，不仅有助于学习者不走弯路，而且有助于达到事半功倍的最佳学习效果。
在当今时代，非自主类学习随处可见。例如我国的基础教育就属于非自主类学习，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学什么与怎么学不是由学习者自我设定，而是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教育机构统一规定；同时，家长如果拒绝让未成年孩子接受应有的基础教育，还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再如，当前社会上各行各业日益普遍的职业考试，必须按照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的教学计划进行，这也属于非自主类学习，这种学习的价值在于一是保证求职者在进入该职业领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从事该职业应有的系统化知识和基本能力；二是职业考试有利于保证竞争上岗的公平合理。
在我国，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基本上都属于非自主类学习，其非自主特点主要表现为，学生必须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完成学业。学什么（学习什么课程）的决定权在很大程度上不在学生自己手上，在这一阶段，学生能够自主决定的往往只有学习态度——认真学习，完成学业，并得到主管部门的认可（获取毕业文凭）。
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学习毕竟是学习者自己的事情，因此，非自主类学习对于学习者来说，就有一个何时开始、何时终止的问题。在不该介入的时候介入，难免会对学习者身心与学习兴趣造成伤害；在该终止的时候不终止，同样也会对学习者的可持续发展与自主提高形成压抑。而目前在我国，非自主类学习客观上仍存在很多不足，过早介入和延迟终止都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过早介入的最典型表现，莫过于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儿童心理学告诉我们，儿童在幼儿阶段与小学阶段都是有学习的。但两种学习的最大区别在于：幼儿阶段的学习是在游戏过程中进行的，通俗地说，就是在玩耍中学习。而近些年来，在“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的影响下，某些幼儿园引入小学教育的内容，甚至还明确规定了汉字识字量、数学计算水平以及英语的词汇量等硬性指标。应当看到，这种做法在某些幼童身上，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由于它违背了幼童成长阶段的生理特点、心理特点和认知特点等一般规律，因此可能会产生种种难以预想的问题。因此，面对全体儿童的幼儿园小学化的做法应当慎之又慎。
延迟终止的最典型表现，莫过于“本科教育方式中学化、研究生教育方式本科化”。这种特点的具体表现，就是学习者仍然必须接受按照考试成绩来评定学习效果的模式。应当看到，进入高等教育阶段以后，非自主类学习就应当积极向自主类学习过渡、转化。诚然，此阶段的学习仍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为该专业方向的既定内容（非自主类学习内容），但是，由于学习者此时已经成年，学什么内容已经可以由自己选定。如果仍然以他们是否完成了规定的课程为标准，而对他们的个人学习兴趣、学习自主性不予关注，就可能导致这些学生毕业后高分低能的严重后果。
实践证明，从人的心理发育、意志培养等角度考察，教育者应当从学习者开始非自主类学习的初始阶段就注意激发其学习兴趣，逐步强化其主动学习的成分，如果未能及时促成这种过渡性转移，使学习者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学习状态，就可能会出现种种问题。例如每到填报高考志愿时，都有相当一批高中毕业生一片茫然，他们不知道自己学习兴趣、发展方向究竟在哪里，于是不得不让家长与学校越俎代庖，这就是非自主类学习延迟撤出，从而使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受到长期压抑的结果。而“本科教育方式中学化、研究生教育方式本科化”则更是这种自主学习能力弱化的延伸。（二）自主类学习
所谓自主类学习，是指学习者为了提高自己、优化自己而进行的学习，学习者不仅自主确定学习内容，而且有时连学习方式也自主决定，更为重要的，是学习者自主产生学习需求。由于此类学习往往出现在学习者成年以后，学习者的目的明确，学习的积极性较高。由于此类学习形式个性化需求比较鲜明，学校教育往往难以承担，很自然地，社区教育将在社区成员自主类学习中唱主角。
自主类学习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次：1.主动层次
自主学习的主动层次较多地出现在与非自主学习发生了某种交叉的内容上。例如，高考针对的学习者原本是已经完成高中学业的年轻人但是由于历史、个人等多方面原因，近几年来在我国陆续出现了“高龄高考者”，他们尽管已经人到中老年，但学习热情与积极性依然不亚于在考场内拼搏的年轻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显然是主动学习者。但是由于此类学习者的直接目标是通过高考，以进入高等院校读书，圆大学梦，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只表现为一种主观意愿，而在服从教学计划安排、接受教师指导学习以及参加考核等方面仍然和处于非自主学习阶段的年轻人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在这一层次，学习者往往多表现为：不但学习主动，而且能够想方设法排除困难，努力争取获得优秀的学习业绩。
但是，在非学历学习方面，例如在学习某种专业技术，尤其是业余学习驾驶、烹饪等带有一定规范要求的生活实用技能时，进入主动层次的学习者往往会对学习精益求精。在这方面的学习中，绝大多数人都会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自觉，而且学习态度也十分端正。2.能动层次
在这一层次的学习中，学习者不但积极主动，而且在“学什么与“怎么学”方面自主决定。和主动层次的学习者相比，该层次的学习者的最大特点是对追求目标没有自我满足的上限（不会以取得某种资格、学历为目标）。例如，虔诚的宗教徒为了研究佛理可以不惜代价不辞辛苦，甚至可以奉献毕生的精力。中国历史上只身徒步前往印度取经后被载入史册的玄奘和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唐初时，他去长安、成都等地受学，请教了许多有学问的高僧，发现我国佛教宗派教义存在分歧，译经不全，于是决心到佛教发源地天竺去学佛学。贞观元年，玄奘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冒越宪章，私往天竺”，长途跋涉五万余里，历尽千辛万苦。贞观十九年，玄奘返抵长安，历56国，带回佛经657部，回国后又花了19年时间，翻译佛经75部，共1335卷，1300多万字，由此成为唐朝佛学唯识宗创始人，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3.快乐层次
快乐层次的自主学习，可以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由于学习者有兴趣爱好而刻苦学习（例如戏剧方面的业余票友），尽管这种兴趣爱好的每一步提升，都需要学习者付出艰苦的努力，但学习者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第二种则是学习者由于长期的全身心的投入，已经进入物我合一的境界，在别人看来为了达到这种境界所付出的超常辛苦，在学习者看来却不值一提。这一种学习态度，多出现在科学家、艺术家，或者某一领域杰出的代表人物身上。
我们不妨以我国少数民族舞蹈家杨丽萍为例，她对舞蹈事业的痴迷以及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得她获得“舞神”的称号。对她来说，舞蹈是她的人生第一需求，从多年前使她一举成为“孔雀公主”的独舞《雀之灵》，到后来使她声名再次大振的群舞《云南映象》，我们看到，她的人生中，有一个不变的总体目标追求，那就是在舞蹈事业上追求不断的成功。只有在舞台上，她才能感觉到别人难以体味的人生价值。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不仅勤学苦练，甚至连吃饭的基本需求都可以降低，她严格控制淀粉类食物的摄取量，而代之以水果、蔬菜。对于这种付出，杨丽萍认为不过是为了成功必须付出的代价，她是“以吃苦为理所当然”，甚至是“以苦为乐”的。
对杨丽萍来说，生活中的这种近乎“自我磨炼”的状态很可能会持续一生，不会因为实现了某一具体的目标，已经达到了事业的顶峰而有所改变。在某种意义上，她已经达到与舞蹈事业“物我一体”的境界，名利富贵对她来说早已成为浮云。只要她还能在舞台上表演，她就愿意继续付出代价，作出牺牲，承受失败，并从中感受到人生的最大快乐，而且，这种最大的快乐是不可替代的。谁都无法用巨额金钱、名誉地位打动杨丽萍，使她离开自己钟爱的舞台，去过另一种世俗的常态生活。
在她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种献身精神、一种忘我境界（忘却自己付出的牺牲，忘却自己经历的痛苦）。只有进入这种“我即舞蹈，舞蹈即我”的境界，学习者才有可能产生持之以恒的热情，才有可能最终实现与学习内容的“物我一体”的融合，而只有这种融合，才能够使学习者真正进入学习的快乐层次。
为了将上述结论转化为一种具体的感受，我们不妨将其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种种现象略作对比。例如，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高考备战中，多少青年学子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学习态度固然是非常积极主动的，但是，对于这种学习方式，恐怕很少有人因为从中享受到快乐而终生坚持的。再例如，每年7月是大学生毕业的日子，国内某些高校校园里会出现学生集体以撕毁教科书这种类似恶作剧的行为，来表示自己将从此告别清苦读书年代的事件。从这些现象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人如果以读书学习为苦，那么，尽管在既定目标没有实现以前，他能做到积极主动、勤奋努力，一旦目标实现，或者有了不必读书学习也能实现既定目标的途径时，他可能就会放弃“清苦”的读书学习生活。
反之，当一个人在读书学习中进入“快乐层次”，那么，只要是在追求既定目标的人生轨道上，即使是为了能够前进某一小步而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也不会觉得苦。并且，即使既定目标实现了，他也会重新设定新目标，并再次开始为实现新的目标而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完全没有就主动学习与快乐学习进行道德层面比对的意思，而只是意在揭示两种不同的学习形态。而且还应当看到这两种学习形态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的，主动学习中有快乐学习成分，快乐学习中必然包含主动学习，二者只是在追求终极目标的过程中逐渐拉开层次的差距。而“物我一体”的快乐学习，确实是自主学习的最高层次。
三、怎样在快乐中推进自主学习
通过上文对于学习类型的分析，我们已经不难清楚地把握社区教育在全民学习的推进过程中，应当如何进行角色定位。
首先，非自主类学习往往不仅有规范的教学推进计划，而且对于从业者有着明确的职业资格要求，针对此类学习开展的中小学教育、职业技能教育的服务范围往往同时已经覆盖并跨越了居民社区，因此，社区教育就难以再次进行覆盖（既没有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也没有这一必要）。因而在此类学习中，社区教育应当发挥“拾遗补阙”的功能，对本地域的学校教育进行充实完善。例如，可以针对落榜者以及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及时完成相应学业者适当开设成人文化补习（小学、初中、高中乃至高等教育），结业后颁发相应文凭。但是应当注意，社区教育介入非自主类学习领域，应当坚持“拾遗补阙”的角色定位，此类教育服务工作无论怎样推展，都不可能等同于社区教育主打工作。
与此同时，社区教育工作者还应当注意，在对本地域的非自主类教育进行拾遗补阙的工作推展时，不要简单克隆学校教育的模式，而要注重引进快乐学习的要素。在当今学校教育应试压力较大的形势下，这一点尤其重要，社区教育如果成功引进了快乐学习要素，将为学校素质教育的推进开辟一个新的领地。
顺应这一思路就不难发现，社区教育的主业应当是在自主类学习领域（而且往往还是非学历教育的自主类学习），这样就与学校教育形成了既分工明确又融合互补的角色关系。
既然社区教育不但应当与学校教育有所不同，而且更注重为满足居民的自主类学习需求提供服务指导，那么结合自主类学习的三个层次，社区教育的重点服务环节应当是提升主动层次学习、推进能动层次学习和彰显快乐层次学习。
我们看到，在自主类学习人群中，能够进入到快乐层次的，往往都是学习愿望比较强烈而且自主学习能力较强的人（在当前的社区活动中，这些人往往不仅是自主学习的带头人物，而且还同时是社区教育各项活动开展不可或缺的志愿者），这些人对于社区来说，堪称多多益善。有了他们，社区教育在本地域的复兴就有了坚实的人力基础，而且有了他们，社区教育在本地域的推展就有了样板和标杆。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社区教育在自主类学习领域开展工作对于完善与更新我们民族精神文化体系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从自主类学习的三个提升层次看，主动层次表现为为了既定目标可以吃苦（但往往目标追求一旦实现即不再持续吃苦）；能动层次表现为为了理想的完美实现，不在意吃多少苦，以及要吃多长时间的苦；而快乐学习并不是认定学习就不苦，而是学习者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将这种学习之苦的体验同步转化为层次提升的心境愉悦，换句话说，快乐学习者的示范意义不仅在于通过学习可持续提高自身水平，更在于他们能够“转苦为乐”。
中国人读书学习，往往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来自勉自励。这两句对仗工整的谚语实际上只有两个关键字，一个是“勤”，一个是“苦”。这两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的传统学习方式，而且还带有评价标准的含义，时至今日未见根本性改变。如果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是人们苦读书的基本标准，那么，“头悬梁，锥刺股”就可以说是我们民族读书学习勤奋的楷模，最好还要能“废寝忘食”，反之，不勤不苦就不是一个好的学习者。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当年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能一举轰动中华大地，其中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陈景润先生破解哥德巴赫猜想的过程处处透露出“勤苦”的传统美德之光，陈景润先生也因勤苦成了天下学子的行为楷模。
正是传统精神文化中的这一刻痕，使得当今中国的成功人士在回忆自己如何学习时，也往往以“勤”、“苦”二字为突出重点。不仅如此，勤苦者往往还会受到社会的推崇。
学习苦吗？学习肯定苦，在别人玩乐时，你在读书；在别人休闲时，你在思考，这肯定是一种吃苦，尤其是苦读书却没有别人成绩好，勤思考却不如别人想得深，就会觉得尤其苦。但是，读书真的苦吗？也未必。问题在于你是为什么而读书学习。如果你是被动地服从于某种外部力量的安排（甚至是压力）而不得不学习，那么学习就很苦；如果你是主动地为了自己的某种追求而学习，那么，再苦的学习你也不会觉得苦。
我国著名钢琴家殷承宗曾尖锐地批评当前中国家庭中音乐教育的“父母喜欢，小孩不喜欢”的现象。他认为，孩子被动地接受钢琴教育，不断地参加比赛、考级，这对个人音乐前途来说是致命伤。因为“艺术不是技术”，“不是谁跑得快就最好，它表现的是一种情感、思想，需要厚而广的根基，需要积淀”。他还分享了自己的心得：“弹琴要用三个H：Head（头）、Hands（手）、Heart（心），这三个H都用到了，才会成功。”
显然，殷承宗先生用三个H来弹琴，实际上就是在呼唤自主学习一个人只有进入自主学习状态，才能够自主设立进取目标，才能迸发为追求目标而不惜代价的主动性，也才能够自行转苦为乐，并最终实现终身学习。
显然，小至一个社区，大到一个民族，能够在学习过程中转苦为乐的人越多，就意味着能够坚持终身学习的人越多。社区教育坚持立足社会底层，以提升、推进和彰显自主类学习为己任，对于我们整个民族落实终身学习理念、创建学习型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结语
几年前，笔者曾经在一次下基层检查工作时，在一所老年大学门口看到一副非常熟悉的对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突然觉得这副对联贴在这个地方有点尴尬。于是就向这所老年大学办学点负责人提出了意见：
步入老年，人生的顶峰已经走过，现在开始进入“夕阳红”阶段按照终身学习的理念，老年人当然也应当坚持学习，但是终究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拼搏。青年人生面临着太多的目标追求，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不能不“勤、苦”拼搏、发奋读书。可是，进入老年阶段以后人生的任务使命、目标追求大多已经完成，我们怎么能还要求他们“勤、苦”学习呢？我们总不能提醒他们“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老人读书时”吧？
这位负责人一时语塞，我们双方都陷入了思考，随即笔者提出一个建议：既然老年阶段的读书学习已经淡化了功利需求，而更多是由兴趣驱使，那么就应当把老年阶段的读书学习调整为——为人生充实而学习，为人生快乐而学习。如果认同这一观点，那么是不是可以将这副对联改两个字：把“勤”改为“闲”，把“苦”改为“乐”，变成“书山有路闲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一番交流之后，这位负责人欣然同意。
其实，岂止是老年人不应当再“勤、苦”地读书学习，就是年轻人，过于埋头以“勤、苦”为标准地刻苦学习，究竟能够在人生路上走多远，也是值得深思的，而一旦进入能够自行转苦为乐的快乐学习层次，那么，其终身自主学习的基础就奠定了。
如果说，引进并确立快乐学习的理念是社区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那么社区教育的根本任务就不在于完成了多少教育培训任务，而在于通过为满足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服务的同时，提升主动学习层次，推进能动学习层次，进而在全民范围内确立快乐学习理念，这是全体社区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之一。
第四章 内涵聚焦：社区教育是为满足居民学习需求的个性教育
社区教育在人类发展史上，可以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它在人类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和出现文字交流以前，人们的交流沟通能力还在初级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出现，甚至可以说，在人类形成群居（社区）之日它就已经同时萌生。显然，社区教育是不同于在现代社会早已取得稳定地位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教”与“学”角色关系确定的另外一种形式的教育。因此，当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思考社区教育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时，还需要进一步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社区教育和当今时代普遍存在的学校教育有什么不同？
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教育从年龄段上划分，可以有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包括学前教育、老年教育在内的多种层次的教育；从教育开展的场所划分，可以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多种类型的教育；从教育开展的内容划分，又可以列出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以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从教育开展的具体形式划分，又可以有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等等。
那么，社区教育的角色与地位如何确定？
一、当代社区教育的个性化地位与独有价值
将当代社区教育和多种类型的学校教育略作比对，我们不难发现当代中国社区教育的个性化地位与独有价值。
社区教育可以有明确的模式，也可以没有明确的模式，既可以是正规教育，也可以是非正规教育。在教学内容方面，可以是一种无界限的教育服务，是除学校教育之外的、只要学校教育没有管到就会自然去占领的教育，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教育，是最能体现终身教育特点的教育。
社区教育还是最不讲究教育形式与附加设施的教育。我们看到，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是近代社会才出现的，它需要地点固定的教学场所、预先设定的教学内容、身份限定的教师资质……而社区教育固然并不排斥这些现代教育必需的形式与条件，但是，并不“唯形式、唯条件”是论，社区内外、家庭内外，距离远近，资质高低皆不限，随时随地都可以展开。
社区教育是最具精神文化意义的教育。我们看到，学历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目标追求明确的教育，通常以取得文凭、证书等作为学业结束的标志。而社区教育通常很难以取得学历、获得证书为学业结束标志，它关注的是本社区居民学习发展的终身需求，因而，最能实现精神文化方面的拓展。
社区教育又是一种缺乏行政制约力的教育。我们知道，学历教育往往有法律支撑、合同保证，例如，拒绝接受义务教育者，可能受到法律制裁。但是，社区教育缺乏对社区成员的强制力，一般是社区居民先出现学习需求，然后才有社区为满足成员学习需求提供针对性服务的社区教育。（一）当代社区教育是“填补空白地带”的教育
当我们面对学校教育的各种不同分类形式时，不难发现，种种学校教育类型，一言以蔽之，往往都是一种“板块切割”式教育（或以年龄段为据，或以教育场所为据，或以教育形式为据，或以教育内容为据），或者打一个比方，上述之种种教育无不是一种“割据”式教育。在这种“割据”式的教育中，每种教育类型都各自占领自己的专属领域，对于所属领域之外的教育需求一般不会予以过多的关注。这样切割的优点在于界域显明，责任明确。而缺点则是经过切割分类以后，从总体上看，教育模块必须出现界域边沿的“中间空白地带”。
就以国民教育以年龄为据的分类形式为例，从幼儿教育到小学教育，到初中教育，到高中教育，再到高等教育，表面上看起来，一环紧扣一环，连接紧密，但是，由于这种教育类型对于学生的接纳手段是逐步淘汰制，这就使得国民教育总体上表现为金字塔形结构。在这种逐步向高一级升登的过程中同时存在着被逐步淘汰的学生，被考试淘汰的学生表面上看是流向社会，实际上则难免进入了国民教育的“三不管”空白地带，如果对于这些被淘汰的学生没有相应的补救手段，他们就可能沦为不被教育机构关注的“失学青少年”。
在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余年的今天，传统教育的种种类型无不面临着如何改革更新，以进一步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需求的问题。显然，这种“切割”式教育分类所导致的“三不管”空白地带更需要一种新的教育形式来填充，而能够随形就势地填补这些空白地带的教育，就是社区教育。
由此我们不难找到社区教育的定位——立足于传统教育条块切割之后的空白地带。进而言之，凡是各类学校教育不管的教育内容与受教育对象，都可以纳入社区教育管辖范畴，而将这些教育内容与被教育对象通过某种特定的形式进行有机融合，从而构成了社区教育。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对于这种空白地带，我们应当持以辩证的态度理解认识之。社区教育虽然是立足于空白地带的教育，但是并非与现代教育水火不容，它也可以包含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的内容；社区教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但是其中显然含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成分；社区教育不能简单划归为正规教育或非正规教育，它既可以有正规教育的成分，又可以有非正规教育的成分。
面对传统的教育板块切割分类，社区教育表现为一种随形就势、日常渗透的特点。它并不与任何一种传统教育板块争夺地盘，而是以一种有机黏合的形式，以其渗透性、过渡性、多样性等特点，把各种传统的教育板块黏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而这个整体就是全民意义上的终身教育体系。也就是说，有了系统化的社区教育，就为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当代社区教育是“推进教育本质复归”的教育
翻开中外教育史，我们不难看到，人类几乎从教育发展的起始阶段，就一直把“因材（人）施教”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只要坚持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使受教育者理解、接受教育内容，进而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那么教育者显然就必须根据受教育者个人的具体情况来确定自己的教育手段、教育内容。
在《论语》这部儒家经典中，无处不闪耀着“因材（人）施教的教育理念。《论语·先进》中记载，子路有一次问孔子：“知道了应当做的事就应当马上去做，对吗？”孔子回答：“还有父亲和兄长在呢怎么能不请教他们就马上做呢？”同样的问题又被另一个学生冉有提出来了：“知道了应当做的事就应当马上去做，对吗？”孔子回答：“应当马上就去做。”公西华一直在旁边，于是觉得奇怪，问孔子：“子路问您，知道了应当做的事情就应当马上去做，对吗？您回答，还有父兄在呢，不可以。冉有问您，知道了应当做的事情就应当马上去做，对吗您回答，应当马上就去做。把我弄糊涂了，先生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孔子说：“冉有遇事容易畏缩不前，所以我激励他要勇于行动；子路喜欢争强好胜，所以我要他遇事冷静，多听取别人意见。”
人类社会教育起始阶段的这种“因材（人）施教”的特点，很快就受到了现代教育模式的冲击。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创建了学校班级教育理论，使得教育形式发展成以一名教师面对一个班级的学生传授知识的“批量教育”模式，教育的社会功能被极大强化。但与此同时，“因材施教”的内涵逐渐由“因学生施教”转向“因教材施教”，学生的个性特点被漠视，学生的个性需求被淡化。尤其是在当今中国，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学生群体逐步变成了现代教育流水线上以班级为单位被集体加工、最后以考试为检验手段的教育产品。
社区教育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之所以会实现对现代教育的突破与创新，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教育理念的更新需求。现代正规教育在其发展进程中，以“教”为本的理念被逐步强化，而社区教育凸显的恰恰是以“学”为本的理念。坚持“以学为本”，就必须坚持教育者为学习者服务。这种完全以满足社区成员学习需求为目的，为社区成员学习需求服务的灵活机动的教育模式，正体现了社区教育对传统的教学模式的创新，也正凸显了其向“教育本质的复归”。
二、当代中国社区教育的特点
社区教育在世界各国的复兴，因其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的差异而各具特点。同样地，在当代中国，在政府治理模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进程中，在国家政治格局由“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换的过程中，社区教育的复兴凸显了带有中国特色的个性化特点。（一）由传统的“以教为主”开始向“以学为主”转移过渡
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的宗法社会，是一个内部等级差异明确、“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封闭结构。所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强调自上而下的“圣人教化”，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说，也从来都是将“自上而下”进行的言行教化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以孔子为例，虽然他在世时并不得志，他在《论语》中被记录下来的“应当怎么做和不应当怎么做”的种种说法，当时也没有什么人视为圣典。但是，自孔子之后的历朝历代却将其越抬越高，将他的言行评价标准规定为民族精神文化体系的规范内容，并由此确立了以自上而下的言行教化来构建民族精神文化体系的大一统模式。时至今日，在我国这一传统模式仍然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力。
远的不说，就从20世纪初年在中华大地上曾经热闹一时的“打倒孔家店”开始，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接着一个的带有“移风易俗”性质的新思想运动，如“反对封建迷信”、“过革命化春节”等再往后又有以树立共产主义新思想为目标的“学习雷锋运动”等。在这些此起彼伏的运动的背后，或多或少都寄托着来自运动发动者的美好愿望——希望借助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教化模式，提高国民的精神文化水平与道德水平。而在这些美好愿望的深处，我们不难体会到一种坚定不移的教育理念，那就是：教育，是圣人（或者范围延伸到精英的专有权利，或者换句话说，是由民族精英们确定了我们民族应当有什么样的精神文化以后，再通过官方批准的教育行为来对人民实施教化。
这一“以教为主”的理念在中国学校的正规教育中已经达到了一种极致。从科举制度的“代圣贤立言”的“敲门砖”式学习模式，到现代应试教育的所谓“只关心标准答案”的教学模式，不仅体现了学习者主体地位丧失的悲哀，同时也暴露了教育者消极被动的无奈。
然而，社区教育却给中国教育的传统理念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冲击这一冲击的核心是：必须以满足社区成员学习需求为主，为满足社区成员学习需求服务。这一点正是社区教育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创新价值之所在。（二）由正规办学重新向“非正规”办学拓展
社区教育必须针对社区居民的个性化需求展开的特点，开始推进教育本质的复归。这种复归首先指向的，就是所谓正规教育对于社区教育发展的习惯性束缚。
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叫做“名不正言不顺”。以办学而言，中国有着世界上最早的学校，有着世界上最早的专事教育工作的教师，这无疑是我们民族值得自豪的地方。但与此同时，现代教育也在人们的精神深处留下这样的刻痕：人们接受教育，应当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应当在正规院校进行。在社区开展社区教育，难免“不正规”。这一理念不仅会使得求学者多排斥社区教育而去接受正规教育，而且也会导致社区教育在潜移默化中以正规教育模式为自己定位，进而影响社区教育工作者，影响社区教育总体水平的提高。而当代中国社区教育之所以能够复兴，就是因为它突破了正规教育理念的束缚。
社区教育对正规教育理念的突破与创新点之一，就在于突破了正规教育课程与教材的统一规定。
从全国的宏观角度考察，正规教育内容板块的构成，无论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似乎都有着“千人一面”的特点。就算在不同的省、市，你都可以从其教学内容上一眼看出这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因为，这些教育在具体展开时，无不有着统一的课程名称、统一的课程标准以及统一的教材范本。对于这种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以教为本”的教学模式，其主要表现为：以大致相同的教学模式、教学进度完成大致相同的教学任务。
而社区教育在具体展开时，并不硬性排斥这种统一的课程名称、课程标准与教材范本。如果说这是对正规教育内容板块的传承，那么，在这种传承过程中，社区教育的因地制宜特点，又构成了其创新的一面。我们看到，正规教育模式往往需要有固定的教学场所、固定的教学设施、固定的师资队伍、事先编制的教学计划，以及坐等学生上门报名参加学习的组织模式等。而社区教育的展开却可以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没有固定的教学设施、没有编制确定的师资队伍，甚至没有事先编制的教学计划，完全是依照社区成员的学习需求，没有场地可以借用场地，没有教学设施可以借用教学设施，没有编制确定的师资，可以利用非政府组织与志愿者队伍来展开教学活动。而且，社区教育以满足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为目标，其中既对居民学习需求相对一致的群体提供班级学习服务，也对个别居民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甚至可以“送教上门”，体现出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的教学特点。
三、关于当代社区教育命名的一点思考
2005年7月29日，在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件可能会载入中国教育史册的大事。这次会议在全国率先通过了一项地方性法规——《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紧随其后，上海、浙江、湖北等地也加紧了为终身教育设立地方性法规的步伐。
其实，在此之前，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一个重要潮流，一些国家和地区早就开始了将终身教育法制化、体系化的努力。例如，美国早在1976年修订高等教育法时，就专门规定了终身学习的内容，随后颁布了《终身学习法案》（LifelongLearningAct）；日本1990年制定了《终身学习振兴法》，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此外，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也分别于1999年和200年通过了相关法律；德国虽没有专门立法，但在宪法中也有终身教育条款。
而早在2003年初，刚刚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林强就向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提交了一份议案，呼吁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全民终身学习法》，以促进全民终身学习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发展，提高全民素质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人才基础。
读者在关注此类消息时，可能会忽视一些细节：福建省最终通过的这一地方法规是《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而林强先生向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提交的议案是《全民终身学习法》，一个提法是“终身教育”，一个提法是“终身学习”，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
简单地从内容上看，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甚至可以认定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提法。以《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为例，其第一条就写得很明确：“为发展终身教育，鼓励终身学习，提高公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显然，条例认为二者之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而就林强先生提案的目的而言，也是为了加强终身教育，大力培养各方面人才。因而，从字面上看，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基本上是一回事。
但是，与国外对比，我们还是能看到一点差异，那就是国外提得较多的还是“终身学习”，不仅美国、日本等国设立的是以“终身学习为名的法案，我国台湾地区设立的也是有关“终身学习”的法律，而国内正在轰轰烈烈推进的则是“终身教育”地方性法规，二者之间真的没有差异吗？如果确有差异，又体现在哪里呢？（一）关于终身学习与终身教育的哲学思考
终身学习与终身教育二者之间，首先表现为一种相辅相成关系。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世界教育报告2000（教育的权利走向全民终身教育）》所指出的：“‘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概念，后者基本上是实现前者的先决条件（基石）。”也就是说“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在理论上表现出相当高的同一性，它们不但可以被认定为一种教育（学习）理念或教育（学习）思潮，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同时存在、互相依存的，终身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基础和前提。“终身教育”涉及的工作，既包括领导者的决策、促进和管理工作，也包括实施者的组织安排活动；既包括教育者怎样“教”，也包括学习者怎样“学”。而“终身学习”是以学习者为主体，强调个人学习活动在一生中自主地、多方面地、持续地进行。
但是，从哲学的角度，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思考，我们还是不难看出，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其最大差异就在于，“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分别突出的是两个不同的行为主体。终身教育在实践中表现为一种能够满足求学者一生教育需求的教育体制，其行为主体是教育资源的管理者，在中国大陆，是指国家或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终身学习是一种贯穿着求学者一生的求知行为，其行为主体是单个的学习者。
进一步分析，即使是同一求学者的主动学习与接受教育，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主动学习应当是一种自觉意识，是求学者为了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种自发行为；而接受教育，则显现出一种被动性特点，是将自己置身于一种有待改造的被动地位。当然，在理论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终身教育是实现终身学习的基础和前提，终身学习是终身教育体系建立的动机和目的。但是，二者尽管可能在相当高的程度上显现出同一性，但也还是存在着差异而不能简单地视为完全等同。
如此一番分析，目的在于说明这样一个问题：行为主体的不同和立法名称的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的实施后果。终身教育所关注的，往往是能否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制度与体系。而终身学习所关注的，是学习者怎样有效坚持终身学习，以及他在坚持学习的过程中怎样得到及时有效的学习指导和帮助。而且，这种学习指导和帮助还要能落实以下三点：一是要能体现学习者的个体化需求和发展需要；二是要能尊重学习者的个体学习权利，重视学习者的个体参与意识；三是要能凸显学习者对学习内容、过程和方法的自主选择，注重自我设计和自我完善。
在我国，发展终身教育，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原本就处于强势地位的各级政府，如果再通过终身教育立法的途径加强决策权，很可能会导致其重点关注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案设计不科学。如果政府官员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主动将自己从“管理者”角色转变为“服务者”角色，那么，就可能导致政府建立的终身教育体制与国民的终身学习需求之间出现脱节，甚至产生某种对立。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个是“终身教育”，一个是“终身学习”，从字面上看不过是两个字的不同，在实践操作层面却可能引发截然不同的后果。长期延续的这种“重管理、轻服务”的教育理念时至今日已经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有的甚至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因此，在我国，为“终身学习”立法，转而凸显学习者的主体地位与自主学习需求，强调教育方为学习者服务——这一角度的调整绝不仅仅具有理论上的价值，而将有利于推动长期不被重视甚至遭到漠视的学习者角色地位的回归，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二）“学习者”主体地位长期丧失的历史反思
从社会大环境的角度考察，在我们这个民族，教育方处于强势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小孩子往往从幼童时代开始就被要求发奋学习，而且，“学什么”与“怎么学”往往由家长、学校来规定，至于学习者怎样及时地从非主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移，则往往处于被漠视状态。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学习者即使在学业上取得成功，往往也必须归功于导师、家长，学习者难以体会自主学习的成就感，也就难以享受到自主学习的快乐。
教育方应当意识到，即使只是个人学习，实际上也有着不同层次即使学习者还在幼童阶段，也应当在设法调动其主动学习的热情以后使自己实施的教育，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努力贴近学习者的需求逐步提高学习者的人生学习层次。
学习层次提高主要体现在两个环节：
环节之一：在非自主类学习环节，教育者应通过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教学方法的完善，积极推动学习者由“要我学”的被动状态向“我要学”的主动状态过渡。“我要学”与“要我学”相比，前者的学习主动性不仅远远高于后者，而且前者迎战困难的意志、持之以恒的韧劲也远远高于后者，因而，其最终取得成功的概率也远远高于后者。
环节之二：教育者应根据学习者的具体情况，推动其从非自主类学习环节及时向自主类学习环节转换。自主类学习与非自主类学习相比后者往往是在他人的引导下，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路，其正确率固然更高，但是创新价值往往不大；而前者探索未知领域的主动性、挑战疑难问题的积极性远远高于后者，因而，其最终取得创新成果、获得重大成就的概率也远远高于后者。
如果不能在以上这两个环节及时完成转移与过渡，我们的学习就会出现问题，不仅学习者的学习热情会受到压抑，而且可能使学习者走向学习初衷的反面。而目前的现实是，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但存在，而且还在持续发生。囿于篇幅，这里列举数例作为佐证。【案例4.1】2005年12月27日，在天津，一个名叫张××的初中二年级学生在网吧连续上网36小时后，从海河外滩一栋24层的高楼楼顶，双臂平伸，双脚交叉成“飞天”姿势，纵身跃起朝着东南方向的大海“飞”去，落地身亡。北京军区总医院经过综合分析后开出一份医学证明：“张××曾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因长期沉溺网络游戏最终导致自杀。我院工作人员通过对他留下的网游笔记和遗书等资料进行医学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张××生前因过度沉溺不健康网络游戏，患有严重的‘网络成瘾综合征’。”能够证明张××即使在沉溺于网络游戏时，仍然爱动脑筋、勤于思考的证据，就是他留下的长达8万字的网游小说《守望者传》。显然，他不是一个消极被动地被网络游戏吸引的玩家。他留下的遗书表明，他之所以沉溺网络游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在学校学习中的挫败感。在遗书中他写道：“我是个垃圾，真正的垃圾，什么都干不好的垃圾……可有什么用啊，我是个没有（用）的垃圾，光会让他们失望……哎，虽说人人都有闪光点，可我的那些，真是少的（得）可怜。我什么事情都干不好，立下的誓言有许多都完不成，圣诞刚刚过去了，我也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相信，会有转世，也会有天堂、地狱，来世如果我还是个人，我一定会做最好的孩子的……”
想想看，谁能够让一个曾品学兼优的初中孩子至死都认定自己是垃圾？不是他的父母，也不是他的任课教师，只能是以应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教育评价体系。这就难怪张××尽管曾经品学兼优，最终也不得不自认是“垃圾，真正的垃圾，什么都干不好的垃圾”，不得不转向在《守望者传》有限的几万字中去倾注自己的精力、才华了。【案例4.2】2006年中，哈佛中美国际交流协作机构主席汤××向记者透露，在申请哈佛大学HAUSCR中美学生领袖峰会中出现的一些情况表明：“本来应该由学生自己完成的申请工作，却让很多家长给代办了。”据报道，有来自全国的1200多名高中生报名参加该次峰会，主办方采用了哈佛大学招生录取的模式。令主办方意外的是，前来缴报名费的绝大多数是学生家长，有关峰会的各类咨询电话也多由家长打来，身为本次峰会主角的学生们却没有意识到这完全是自己的分内事。很多家长包揽一切，前来缴报名费的学生家长不停地向工作人员陈述自己孩子的种种优点。即使孩子没有被录取，跑来质问组委会的也还是家长：“我儿子是学生会主席，为什么选不上？”由于录取结果只在峰会的官方网站上公布，需要学生个人账号才能查看，而家长却对账号密码了如指掌，擅自打开孩子的邮箱。主办机构的一名负责人强调：“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学生领袖应具备学术能力、创业精神、领袖气质和公民意识，而基本的自立能力是这些素质的基础。”
不难看出，本应当是一个由孩子自己决定是否“要学”的选择却被父母（管理者）变成了“要他学”的强制教育，学生的“学习者主体地位”就这样被剥夺了。【案例4.3】2006年中，媒体报道：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学生谭××5月20日从学校出走，整整两个月没有与学校和家人联系。父母心急如焚，学校保留了谭××的学籍，希望其能够尽快返校完成自己的学业。24岁的谭××是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人，2001年以理科675分的成绩成为江陵县的理科第一名，顺利考入清华大学。本来应该于2005年毕业的他因为学习成绩不合格被延期一年毕业。而2006年7月就可以毕业的他却在5月份不辞而别。5月20日，他的父亲在儿子寝室看到一封信，信中称“我会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在10年之内我应该不会出现在任何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当然也有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原因是“我真的不想读书了。这几年当中，除了第一学期，我从没有认真地学习过。我对读书真的没有兴趣，我以前的表现只是因为我喜欢出风头而已，并不是真的喜欢读书”，“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也考虑过很久，不是一时冲动……一直以来，我就是个麻烦制造者”。在谭爸爸的心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儿子“对学习没有兴趣”的现实。他说，谭××从小学习刻苦，从来不用家人操心，并且刚刚进入清华大学时，还向家人承诺“先考硕士再考博士”。据媒体报道，半年以后，河南警方在漯河市一家小餐馆找到了失踪半年的谭××。
明明是一个原本热爱学习，并且也进入了国内一流高等学府学习的学习者，在经历四年学习以后，不但对学习完全失去了兴趣，就连与家庭、社会的亲情、友情也一并割断，究竟是谁扼杀了他的学习热情？【案例4.4】2006年中，网络上再次爆出一条新闻，早在十年前失踪，当时向家人承诺十年后回来的博士生张×，没有应诺出现，而他的父母、妹妹历经十年煎熬，早已接近崩溃。据报道，张×于1971年9月17日出生在胶东半岛一个山海环绕的小渔村，张×的爸爸是一名船员，常年在海上漂泊。张×聪明，学习自觉又用功，成绩优异，从不用家长操心。1989年高考时，他报考了大连一所大学的电子系，成为山东省当年唯一被该校录取的学生。大学期间，他获得“一等奖学金”、“辽宁省三好学生”等荣誉，还入了党。1995年，他又以综合成绩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博士。他却在与女友谈婚论嫁的时候，突然留下几封书信，就此失踪，从此音讯全无。而他在留给家人的书信中写有“或许五年，或许十年，我一定会回来的”。这一许诺最终成为对其家人的一种精神煎熬。这样一名优秀学生，在给未婚妻留下的信中作出了极差的自我评价：“蔚儿：与其长久的伤害你，不如到此为止！现在我深深了解了自己的性格弱点，我不会给你带来幸福的。你一定要吸取和我交往的教训，分清良莠，无论在哪个世界，我都会祝福你的。”
在上述几则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几位当事人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旁观角度审视他们的人生轨迹，这些当事人（学习者）不仅聪明、睿智，而且成绩优秀、骄人，基本上都可以认定为读书学习方面的佼佼者。但是通过他们留下的书信文字，却令人惊奇地发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一致认定自己是彻底的失败者，是“垃圾”、“莠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上述数例不禁令人联想到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宝玉的聪明睿智是毋庸置疑的。小说中写到，只要涉及宝玉有兴趣的领域，他不但积极主动，而且才华横溢，使得一贯对宝玉抱有成见的贾政也不能不感到欣慰。可是，一旦转入到“要他学”的非自主类学习领域，宝玉就立即变成了一个不合格的顽劣之徒。如果说，宝玉最后的离家出走已经在预示，个性化的人才如果得不到“我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的良好环境，就难免会被“要我学什么我就只能学什么”的管理模式所压抑，最终甚至会被毁灭。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今中国，应当大声为“终身学习”呼吁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凸显了社区教育“为满足社区居民学习需求服务”——凸显学习者的主体意识与主体地位的时代意义。应当看到的是，“拨乱反正”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社区教育当然也没有能力对学校的应试教育进行行政干预，但是，社区教育毕竟给“以学习者为主的理念开辟了一块难得的领地，随之而来的就是社区教育工作者怎样通过多样化的教育活动充分展示素质教育的应有魅力，以其成功案例从学校教育的外围对应试教育进行“拾遗补阙”的多方面的浸润性渗透最终确立素质教育的应有地位。
一则来自国外的典型案例报道《差生出国变身动画天才 其父批中国教育体制》也许能够给一线社区教育工作者提供多角度的思考。【案例4.5】8年前，王××还是上海某初中的初二学生，他所在的班级当时集中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工子女。而同样是教工子女的王××却由于上课爱讲话，对读书不感兴趣，成为老师心中标准的差生。又由于他调皮叛逆的性格，逐渐成为老师最头疼的学生，屡教不改的他甚至被班主任安排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的最后一排。出于无奈，王爸爸在儿子14岁时把他送到了美国去。“那时候只是盼着他能不再惹麻烦，把书读下去就行。”王爸爸说。如今的王××今非昔比，身高一米八的他，成为费城艺术学院的大四学生，并屡获奖学金，通过在动画领域的开拓，他已在美国贷款买了一幢三层小楼，最近，他还在Saytek全美动画比赛中获得了个人组的冠军。对于这样的转变，王××表示，除了基础还可以外，学校氛围和老师对学生截然不同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原因。他说，接茬、开玩笑、过于热爱运动等是他过去的致命缺点，但美国老师根本不会批评，相反还会鼓励。最突出的例子是，一次他像过去在国内一样插嘴，当堂纠正了美国中学老师的一个错误，没想到，老师当场就说：“你真是个天才。“太受鼓励了。”王××感叹。正是那些记忆犹新的鼓励促使他真正开始自觉地学习和奋斗，使他开始摆脱原来差生的自卑心理。与此同时拉小提琴、踢足球等技能使王××在学校立刻就受到重视。“原来国内的音乐老师都不理会我会拉小提琴，但在美国，老师一得知我会拉琴就立刻让我加入了管弦乐团。”王××说。对于儿子身上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王爸爸在给报社的来信中将问题的矛头直指国内学校和老师，直接归咎于教育体制存在的缺陷以及教师的素质和教学方法等。王爸爸写道：“是我们教育中的问题把许多本应成材的孩子弄成了水泥脑袋。”
面对着当前国内学校教育“以教为本”一时难以彻底扭转的现状，社区教育的复兴不仅要防止重蹈学校教育“以教为本”的覆辙，注意坚持“为满足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服务”的原则立场，坚持从“以教为本”向“以学为本”回归，同时还要努力通过各种手段落实“快乐学习”的理念，浸润式推动学校教育逐步实现向“以学为本”的教育本质的复归。
四、结语
如果将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看成是一座大厦，将对不合格者坚持淘汰理念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看成是功能各异的门、窗、墙壁、地板……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到，如果没有社区教育的弥补功能，这座国民教育大厦可能就是构建齐全，但却“疏而有漏”的建筑。因为从初中升入高中时，难免会淘汰一批不合格者，高中升入大学，又将淘汰一批不合格者……这些被学校教育和职业竞聘岗位淘汰的人，一旦出局，先前的那些部门一般也就不再对其有过多关注，而他们最终都将回归社区。因此，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就将成为社区教育服务的中心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社区教育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理念的具体显现。
社区教育就以这样的理念，以满足社区居民的现实需求并提高他们立足社会的能力为目标，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服务。社区教育对学习者“来者不拒，而且永不淘汰”的特性就犹如水泥砂浆，不仅以其强黏合性将门、窗、墙壁、地板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且以其强渗透性填缝补洞，使得国民教育体系最终成为一座坚实稳固、有机统一的大厦。还应当看到的是，社区教育强调“终身学习、自主学习”的理念，对于当前我国学校教育“重统一要求的教”而“轻个性各异的学”的不良倾向，也将形成一种有效的更新。因此，在现代社会，如果社区教育缺位或功能不足，国民教育体系就难免结构松散、八面漏风，最终直接影响国民生活质量与国家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即使从水泥砂浆的类比角度来看待社区教育，其自身也具有一种系统化构成。水泥砂浆必须按照一定的投料比例搭配搅拌才能产生预期功能，社区教育子系统也有其自身的成分构成与比例要求，只是这种成分构成与比例要求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不相同，总体上以满足社区生存与发展需求为原则。因此，社区教育工作者应当注意因地制宜、以变应变，避免“南橘北枳”现象的发生。
第五章 发展聚焦：社区教育是推进“终身学习”的服务性教育
如果我们把2001年教育部宣布在全国开展社区教育实验活动视为社区教育的传统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的内在复兴，那么，1996年，由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中提出的21世纪的学习观，即“学会生存、学会做事、学会学习与学会共同生活”，就是我们推展社区教育的行动指南。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应当看到，一个社会是由多个层次组成的，而在政府部门和企业事业部门，其工作人员获取的有效信息不仅最丰富，而且也最及时。换句话说，他们在接受21世纪学习观“学会生存、学会做事、学会学习与学会共同生活”这一方面，显然处于先进行列（或者称其为“精英群体”）。相比之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不仅获取社会信息的途径比较单一，信息量也相对较少，而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压抑了他们的学习需求，然而，他们在社会上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他们的理念与认识客观上不仅将对社会产生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而且也决定了全社会接受21世纪学习观的水平。
因此，如果21世纪学习观的普及，有“自上而下”（通过精英群体去影响社会中下层乃至底层人群）的推进，又有“自下而上”（直接向底层市民宣传）的鼓动，双向交融所达到的社会效果，无疑要比单一针对精英群体“自上而下”地逐步推进要好，在“化被动为主动，化阻力为动力”方面，效果也更好。也就是说，社区教育贴近底层居民，运用各种手段、形式宣传、确立21世纪学习观，其角色地位不可或缺，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那么，在现代社区里，面对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快速变化，人们的学习需求主要由学校教育承担以后，社区教育又将从什么角度入手，为满足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服务呢？
显然，社区教育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和现代教育体制去争夺地盘，但是，只要针对现代教育体制过于学科专业化、不同教育板块之间存在缝隙的特点“见缝插针”，就足以获得足够大的、可供自己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
由于现代社区与原发社区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生活标志，这4个“学会”在现代社区教育体系中，显然也就具有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内涵。
一、学会生存
把“学会生存”作为社区学习的重要内容向社区居民提出，也许会有人不禁想问：学会生存？我已经长到这么大了，难道我还不会生存？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只有中国至今依然位居世界大国之列，难道我们民族不会生存？
其实，学会“生存”远非“活着”那么简单，它是一个既历史久远又颇为深奥的哲学命题。据说，在古希腊宗教中心戴尔菲阿波罗神庙的墙上，镌刻着这样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还曾对这句话进行过论证和解说。其实，这句箴言向人们提出的是一个关乎人生观的大问题。往大里说，它要求人们思考我是谁？我的人生价值在哪里？我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而活着？往小里说，它要求人们理性把握自己的兴趣、欲望、激情、特长、好恶、理想，努力使自己的一生不但活得有意义、有价值，而且活得自觉、活得理性。（一）我们为什么要重新学习如何生存
学会生存，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
在传统的宗法制社会里，由于个人很少迁徙流动，人们生活的社区实际上是一个代代相传的熟人社区，而维系这个熟人社区安定和平的则是宗法制社会的天理人伦，将其转移到社区居民的精神层面上，则是要求每一个人扮演好自己的社区角色身份。这种角色身份对社区居民的总体要求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政治体制上的君臣关系也只不过是家庭伦理关系的政治化、社会化）。由于在这样的社区里，个人只是社区绵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链环，所以谁也没有能力与天理人伦相抗衡，这就迫使人们必须注重自己的社区角色（或者称之为类型角色）。例如，身为父亲（或儿子），就要按照伦理要求当好这个父亲（或儿子），至于为当好这个父亲（或儿子）需要个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值得不值得付出这个代价，是不予考虑的。这种理念发展到极端，就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口号。
在封建社会，“存天理，灭人欲”的标准对家庭伦理和个人情感的控制曾经达到一种无孔不入的细密程度。于是，我们看到，梁山伯与祝英台真心相爱，尽管祝英台的父亲是一位难得的开明父亲（他不但同意女儿女扮男装外出数年读书求学，而且在得知女儿私订终身后，居然还不加看管，让梁祝二人楼台私会。在当时的中国，这显然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但是由于祝英台违反了身为子女必须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伦理标准，父亲无论多么开明也难以宽恕，梁祝爱情就只能以悲剧收场。再比如，我国古代名著《儒林外史》第48回中，爱女至深但也迂腐至深的老夫子王玉辉在得知女婿得病身亡后，竟然鼓动女儿主动殉节，以“从一而终”来换取一座“烈女牌坊”，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这种以社会角色来压抑个人需求、生存欲望的理念，虽然从20世纪初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冲击，但是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却至今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的巨大变革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的并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人们生存理念与自主意识的觉醒。而一旦人们开始思考“我为什么活着”，那么如何生存就成为人们需要学习的问题，因为一个人能够活着不等于这个人已经学会了生存。
2005年9月22日的《燕赵都市报》上刊登了一篇《一个工人的20年家庭收支账》的文章，实际上就可以视为这位工人对自己一生的伦理角色的反思。
文中的主人公张××是唐山市的一名退休工人。从1985年元月1日起，张××每天写家庭日记，记下家庭的每一笔收支账目。他为儿子专门做了一页收支账目。儿子上高中花了9000多元，上大学花费了4万元。儿子大学毕业后买房子、娶媳妇，共花了十几万元。20年间，张××家里除了儿子的支出外，其他一切消费总共8万元左右。结论显得有点残酷：“连卖酒瓶的钱都算上，才挣了29万多元。其中儿子就花了近21万。”这是张××对家庭经济日记作总结时最感慨的结论之一：他的人生努力的全部价值，最后凝结成为儿子人生的奠基石——这当然也不失为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但是以牺牲自我来完成自己的伦理角色，这种价值体现多少显得有点悲凉——张××的一生似乎已经被集中在如何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当好这个父亲了，如果儿子成了材，那么也不枉他身为父亲的一番心血，万一儿子不成器，他的人生价值又该如何体现？
张××的人生反思的价值在于：他的人生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看当今中国社会，有多少人仍然将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生成功的目标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通过孩子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孩子成功，则自己人生无憾；反之，孩子一旦出现意外，或者步入歧途，自己的人生努力就显得毫无价值。
在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余年后的今天，双向考察家庭与社会便不难发现，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变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句是“国家正在从一个宗法制的伦理道德主导的社会向现代法制—法治社会过渡”；另一句是“国民生活正在从千人一面的类型化生活向各不相同的个性化生活过渡”。在这一重大历史过渡时期，人们开始弱化伦理角色的制约，以新的角色开始新的自主人生的追求。例如，人们不再恪守“父母在，不远游”，而是可以为了人生理想离乡背井，甚至漂洋过海去国外打拼。但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张××式的人生依然俯拾皆是。很多人一生呕心沥血，只为能够当好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而且，他们还远没有达到张××的理性自觉高度，没有像他那样开始清醒反思单一追求伦理角色的价值和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反思正是我们民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适应社会，通过社区“学会生存”的社会基础。（二）怎样在多元化的目标追求中学会生存
在传统的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里，人们往往不大考虑“如何生存”的问题。他们出生在哪里，往往就会老死在哪里。在生存手段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凭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本能，继承祖先的技能，就能和祖先一样成家立业，延续香火。
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这一生存理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大政府、小社会”的管理体制使得人人努力成为“单位人”，因为只要能够依附上单位，就意味着有了饭碗（条件好的单位还被称为“铁饭碗”），而单位人的最大特点是：对单位的依附性特别强。也正因为如此，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国营单位—大集体单位—小集体单位”的行政结构，已经使得很多中国人淡漠了自主生存的意识，不但自己是这个单位的人，而且期盼子女后代也成为这个单位的人。这种意识根深蒂固，以至于改革开放以来要打破“铁饭碗”，倡导职工“下岗”再就业，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得很多人无法适应。
但是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风浪的频频冲击已经使得“下海”、“辞职”、“跳槽”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在这种种现象的背后，中国人终于开始在多元化的目标追求中学习如何生存。其中，尤为明显的就是淡化伦理角色制约，强化社会角色需求。这一变化直接推动着人们人生目标追求的多样化。
据了解，2005年，中央和国家机关的97个部门面向社会公开招考1万名公务员，报名期间，竟有50万人通过了报考部门的资格审查，录取的比例高达501，比高考录取难得多。另从上海招考工作部门得到的消息说，2005年上海市公务员报考人数和录取人数的比例是151，个别职位甚至达到1001。多年来，“公务员报考热”一直未见“退烧”。又据江苏公务员信息网2010年12月25日报道：“国考报名第八日：最热职位竞争比例达32531。”
有专家分析，“公务员热”的根本原因是公务员职业稳定性高，整体工资水平居于社会中等偏上，而且，其职业发展、工资福利、退休养老等方面通常也都有较完备的保障体系，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也比较高。说来说去，这比自己吃辛受苦下海“捞生活”，要舒服得多了。何况，在我们这个还没有完全革除“官本位”思想的社会里，公务员还是进入仕途的一条捷径，不能排除有部分人是在这一原始动力的推动下加入考“公”队伍的。
2006年7月7日《联合时报》上刊登了这样一篇短文：《由出家人报考公务员想到的》。文中写到，前不久，南京玄武寺主持传法师报名参加了南京市宗教局副局长的公开选拔，有媒体称，这是首位参加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考试的出家人。尽管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传法师未能通过初审，但是，连心静如水、刻苦修行的僧人都已经开始有兴趣加入考“公”的队伍，这就足见人们对于自己人生社会角色的重视。
然而，伴随着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大学毕业生的就职标准也越降越低。2013年1月19日，新华网发表新华社记者强勇的报道《大学生“争抢”环卫工的惑与忧》。报道称：2012年10月中旬，哈尔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457名具有事业编制的“80后”环卫工人，引发社会热议。记者从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共有1.1万人报考这些岗位，录取比例高达251。最后，有7186名考生缴费成功，其中本科生大约3000人，研究生29人，两者占比超过四成。经过最终的考试和培训，2013年1月初，448名有事业编制的环卫工正式走上清扫保洁作业一线。据了解，这次招聘录取的环卫工人中本科学历者占到81%，另有7人拥有研究生学历。不少市民表示，环卫工作固然值得尊重，但竟有这么多大学生蜂拥而来，不能不让公众心生疑惑，他们真愿意拿起扫帚扫大街吗？
经过记者的深入调查了解到，之所以有这么多大学生应聘环卫工人岗位，根本原因在于，此次招聘的环卫工和以往有本质不同，这次招聘的环卫工都是正式的事业编制，工资和社会保险等均按现行事业单位工勤岗位标准执行，这在哈尔滨环卫系统招聘历史上也是首次。此外，录用后连续工作三年并且年度考核优秀者，将有机会转为管理或专业类岗位，新进的外地人员还能落户哈尔滨。
旱涝保收的事业编制使得环卫工岗位成了人人争夺的“香饽饽”一位落选的研究生语出惊人：“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还有人回忆，此前山东招聘事业编制的大学生掏粪工时，报考情况同样火爆。
种种现象表明我们面临着的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这种价值多元特点给传统生活模式带来的一大冲击即是，一方面，人们不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开始努力自己勾画自己的人生轨迹；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往往还是难以摆脱传统生存理念的束缚，甚至读书学习的目的也难以摆脱“千钟黍”、“黄金屋”、“颜如玉的束缚，以致时至今日，我们在择业标准上，似乎还是比较单一，而且多将“待遇好、稳定和旱涝保收”作为优选标准。显然，面对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个人必须独立思考，认真分析自己的强项和弱项，自主取舍，确立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三）结语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人们的生存方式已经发生并仍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例如，家庭组成方式的多样化，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念受到冲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结婚但不要孩子”，甚至有的人情愿养宠物，也不想生养孩子；此外，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自杀、杀人现象……如果说杀人行为本质上表现为杀人者将自己的人生挫折或失败迁怒于外部世界，那么自杀现象本质上就表现为自杀者对于自己生存价值的一种否定，两大类现象都可以归结到“如何生存”的问题上，或者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有学会通过适应社会去求得生存。
对于此类现象不是简单地进行“道德批评”、“道德谴责”就万事大吉的，它们已经在时时提醒世人：学会生存，这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处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中国人的人生必修课。而对于社区教育工作者来说，则更要思考种种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这些原因其实是我们民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以后，在“学习生存”的大课题下，必须认真对待的具体问题。
二、学会做事
把“学会做事”作为社区学习的重要内容向社区居民提出，同样会有人不禁想问：学会做事？曾经创造了人类最为辉煌的文明成果的中华子民怎么可能不会做事？
应当指出的是，如果只是就事论事地讨论中华子民究竟会不会做事，恐怕是很难争论出什么结果的。但是，正如俗话所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只要我们跳出“就事论事”的窠臼，或者说，努力使自己站到历史的高度来审视问题，就不难得出中国人究竟是不是需要重新开始“学习（学会）做事”的结论了。
首先，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桃花源”式的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到今天的海陆空立体高速四通八达、天堑变通途的“地球村”，人们的生存环境在改变，生活方式在改变，那么中国人是不是需要重新开始“学习做事”以适应新的时代特点？
其次，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存环境到市场经济、商品流通的大发展环境，生产方式变了，交际往来的性质变了，追求的目标变了，中国人是不是需要重新开始“学会做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实与个体一样，任何一个方面的落后都会使整体水平下降，但只要导致这种落后的原因得到解决，局面很快就会发生扭转。然而，一旦这种落后及其原因是全局性的、长期性的，而且人们对这种落后见怪不怪的话，那么问题就不能轻视而应当认真分析思考了，因为问题的根源可能扎根在民族精神文化体系上，这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解决问题，而应踏踏实实地思考自己究竟应当如何去学会做事了。（一）是“为活着而做事”还是“为发展而做事”
人生在世为什么要做事？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却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因为它决定人们将如何去做事。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中的绝大部分人拥有着什么样的“做事观”，将直接决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
我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的地大物博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周围环境只要能够提供某一种生存资源，那么，一群人或者一大群人就能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活下去，这块山水好，日子就过得好一点，这块山水差，日子就过得差一点。生产力水平未见提高，经济实力更是未见发展，显然，这是一种简单的活命方式，或者说，这是一种“人吃饭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并做事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有饭吃”的互为因果的做事观。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做事观，其实根源在于小农经济“靠天收的特点，这迫使他们不得不认同“人能能不过命运”，不得不接受“知足常乐”的理念。这种理念又进而迫使他们一求能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做事、存活，二求能够代代相传、延续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满足了这两点，人生足矣。
应当看到，这样的做事理念，对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来说，是有着相当的合理性的，甚至转而用现代的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还可以拔高认识——“知足常乐”理念有助于形成天人合一的低碳的可循环经济。但是，从一个开放的、充满竞争的“地球村”角度来看，面对着“落后是要挨打的”无情局面，这种“为活着而做事”观念的落后一面就暴露出来了。“为活着而做事”与“为发展而做事”的理念差异主要体现在两点上：为发展而做事的理念表现为不做没有发展前景的事，不做不可持续发展的事。
而“为活着而做事”的理念的落后点之一在于：只要还能够维持现状“活”下去，人就不太愿意离开自己已经熟悉的环境，不太愿意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尝试一种新的事业，也就是说，不太愿意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支撑这种做事理念的，就是自己还能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地活着，尽管其中有的人难免最终沦为“涸泽之鱼”。
其落后点之二在于：即使已经面临困难，人在进行反思时，往往会把主要责任归之于外部世界的风雪冰霜、世态炎凉。或者即使在某种情境下，有人迈出了新的一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很快就“小富即安”，就好像《水浒传》中水泊梁山原先的头领白衣秀士王伦，刚在梁山上小获成功就立即开始构建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天地。
有人曾经这样对比过犹太人与中国人的做事观：有人在公路边开了一个修车铺，由于来往的汽车司机很多，修车铺生意很好。如果这桩生意被犹太人看到了，那么，他可能会在这家车铺旁边开一个饭店，司机可以利用修车时间解决吃饭问题。又有一位犹太人看到了，他可能就在饭店、修车铺旁边再盖一个旅馆，有的车子当天修不好，车铺连夜加班，司机就可以有旅馆休息。此后，随着生意规模的扩大，又有一位犹太人看到了，他可能会在旁边再盖一个小超市，卖一些日用品和当地的土特产，司机在修车、吃饭、休息之余，再买一点当地土特产带回家去。这样一来，当地的经济就逐步繁荣起来，甚至会因此逐步形成一个小镇（town），而这些商户之间，因为优势互补、繁荣共享而人际关系日渐融洽。但是，如果这桩生意是被中国人看到的，情况就可能完全不一样，第一家修车铺的生意兴隆，很快就会导致旁边出现第二家修车铺、第三家修车铺……原先车铺的生意就会被后来者争抢分割，于是生意日渐清淡，最后还可能出现入不敷出、经营倒闭的状况，而同为修车铺老板，大家更免不了会明争暗斗，关系日渐紧张。
客观地说，这个故事在描绘中国人的做事观方面还是比较贴切的。我们不妨仍以公路边为例，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建设部《关于完善加油站行业发展规划的意见》（国经贸贸易〔2003〕147号）早就制定文件规定标准，即：“国道、省道每百公里加油数量原则上不得超过6对；高速公路加油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原则上每百公里不超过2对”，“城区加油站服务半径应控制在不低于0.9公里”。但是，据报道，在广西某公路交汇段，近20公里的公路旁，竟建有24个加油站，规模一个比一个大，装修一个比一个阔气，而据统计，每天路过当地的车辆也不过四五千辆，为争夺客源，各加油站使出浑身解数，除设有汽修配件、超市和饭店外，还特设休息室、会议室，甚至包括桑拿、洗浴、健身在内的休闲娱乐场所，未等车子进站停稳，穿着短裙的服务员就端上茶水和热奶追着让司机免费品尝。有的加油站还摆满物品，大到电视机、洗衣机、金项链，小到茶杯、手电筒，只要加够一定数量的油，就奉送礼品。不难想象，在这样明争暗斗的氛围中做生意，怎么能实现事业的发展壮大？
这些现象不仅在各个地方普遍存在，而且在各个领域也比比皆是。诸如富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服装一条街”、“家用电器一条街”，以及“小吃一条街”等。诸如此类“一窝蜂，一起上”的现象已经在提醒我们，中国人需要学会做事的问题之所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会凸显而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做事观，并且要逐步确立为发展而做事的做事观。（二）继续“苦作舟”还是尽快学会“巧作舟”
即使我们终于认识到，在今天这种开放的、充满竞争的环境中，应当确立为发展而做事的新做事观，我们还将面临传统做事观的阻碍。具体地说，这一层阻碍表现为，是坚持“苦作舟”，还是学会“巧作舟”——这是时代要求我们“学会做事”的另一层内涵。“苦作舟”一语，来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话虽说的是读书，但是只要放大考察角度，就不难看到，在传统的做事观中，中国人似乎始终坚持一种以苦为荣的标准，甚至不吃苦就做不成事的判断。
例如，我们习惯于赞赏：起早贪黑、埋头苦干、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并且，这种赞赏一旦上升到精神文化层面，它就转化为一种价值观念，对人们如何做事产生一种标准、一种评价乃至一种鞭策功能，诸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把苦吃尽就不会有甜来推崇苦干），“头悬梁，锥刺股”（推崇苦读），“三十年媳妇熬成婆（推崇苦熬）……反之，我们对于凡是不愿意吃苦的做事态度基本上都持批评乃至否定态度。就以孔老夫子而言，他是不轻易批评人的，可他的弟子宰予大白天睡觉，就立即被他斥之为“朽木不可雕也”。其实宰予究竟为什么在大白天睡觉，是不能妄下结论的，可能是因为他苦读一夜，白天不得不补一觉呢？然而，《论语》中留下来的简洁文字告诉我们，只因为宰予在应当读书的白天睡觉，就被孔老夫子斥为“朽木”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做事观：不吃苦就做不成事。
一旦这种以吃苦为标准的理念得以确立，那么为了达到别人已经达到的目标，就有人会以“别人花一分力气，我花十倍力气”的苦干来追求同等目标的实现，转换一个角度思考，人们也就会逐步淡化对“追求巧干，以避免吃这番苦头”的创新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不利于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精神文化理念。
其实，苦干精神固然可以推进事业成功，但是，“厌恶苦干、努力避免苦干”的“巧干”理念也许更有助于推进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更有助于人们取得更大的成功。例如，人们厌恶“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劳动，于是就苦心钻研，发明了播种机、插秧机、收割机……人们厌恶两腿走路的辛苦，于是就苦心钻研，发明了自行车、汽车、火车……“好逸恶劳”的人客观上推进了科技的进步。人们如果不是在有了电扇、电视的享受之后，又连抬腿举手之“劳”都厌恶的话，为什么要给它们加上定时器、遥控开关呢？
进一步转换角度思考，农耕社会崇尚“吃苦”，并不是因为农耕社会的人有吃苦的癖好。吃苦的第一原因，是小自耕农生产力水平低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顺应天时而不得不如此。因此，一方面是需要抢天时、抢季节而吃苦，另一方面则是在生产力水平一致的情况下，谁下的功夫更深（更辛苦），谁最后的成功就可能更大。
转入市场经济以后，人们做事的总体风格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形势瞬息万变，不仅导致了人们很难有规律地做事，而且还很难有闲下来的时候，不得不在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的忙碌中被动地辛苦着。因此，在这种新的时代特点下，如果仍然一味地崇尚苦干、崇尚拼搏，崇尚“头悬梁，锥刺股”，恐怕就会面临一个可怕的问题——“过劳死”。
近些年来，与我们有着相似的精神文化传统的日本在转入市场经济以后所遭遇的“过劳死”问题，早就在悄无声息地逼近中国人。例如，从1999年5月4日，中国火腿大王春都集团董事长高风来的突然弃世，到2004年11月7日，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因患直肠癌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企业家盛年殒命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
在知识分子领域，“过劳死”的问题尤为严重。目前，我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在全国各类人群平均寿命中，已经明显处于末尾水平，只有50岁出头。至于在影视界，陈逸飞、高秀敏、古月、傅彪，都是在事业的顶峰意外身亡。
又据《新民周刊》2011年8月17日报道：2010年12月27日凌晨，《江西日报》某副刊编辑回家后猝死，年仅28岁，未婚，为家中独子；2011年5月18日，央视财经频道资深编辑马××当天中午去世，年仅36岁，此前被诊出胃癌晚期；5月22日凌晨，《深圳晚报》出色的文艺记者黄×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年仅30岁；5月29日，上海著名广播主持人，无数人记忆中的“上海之声”张××凌晨去世，他半年前因骨头疼就诊时被查出患有肺癌，临终时不过55岁；6月6日凌晨，《西安日报》执行总编辑宋××去世，年仅58岁……
2006年6月，一篇题为“加班是万恶之源——哀悼华为公司因过度劳累病逝的员工”的帖子在天涯等网络论坛引起轩然大波。胡××原先身体非常棒，据他的同学回忆，在读本科的时候，他常常连续踢五六个小时的足球，晚上还可以玩通宵。后来他在公司从事一个封闭研发的工作，经常加班加点，长时间在实验室依靠一个睡垫打地铺，加班时间最长到次日凌晨2点左右，早上却依旧早起，8点钟吃早饭，9点钟打卡上班。长期超过身体负荷的工作损害了胡××的免疫系统，导致他身体素质急剧下降，其公司发言人也向媒体承认，员工胡××的死亡确实与过度劳累有关。
上述“过劳死”频生的现象实际上说明，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尽管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却没有学会在市场经济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做事。
显然，市场经济正在挥舞着“过劳死”的大棒，强迫我们纠正“埋头苦干”、“别人一遍我十遍”的传统，进而迫使人们转而思考怎样确立“巧干”理念，以保持事业与个人的可持续发展。（三）结语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的时代迈进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时代。两个时代对于人们的“做事观”实际上有着不同的标准和要求。
在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时代，一个人生而为农民、工人（或者教师、工程技术人员），那么他往往是“我生产什么（学什么）就向社会提供什么”，如果我生产的产品（或拥有的专业知识技能）社会不需要，那我也没有办法，如果社会需要的技术或产品我没有，那我就只能面对社会需求干瞪眼。于是，传统的农民难免去重复叶圣陶先生早年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中看似丰收实为歉收的悲剧，而传统的专业技术人员也难免空怀本领却找不到工作。这种悲剧在进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时代更是频频发生，社会需求的不断改变，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使得人们很难再坚持“一招鲜，吃遍天”，社会对成功者的评价标准也已经改为：社会需要什么，你能相应的生产并提供什么，哪怕你没有不会，但是你能学习、创造并满足社会需求，你就是真正的成功人士。
对于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特点的做事方式，我们暂且冠之以“巧作舟”。其意有二：一是由于市场经济往往只承认“功劳”，不承认“苦劳”，所以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应当放弃传统的苦干，而更推崇巧干二是市场经济注重成本投入的核算，将推动人们去寻求“四两拨千斤的巧干，同时也就推动人们越来越关注有创意地干、能创新地干，而只有这种巧干，才能有效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才能最终推动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这种分析难免以偏概全，但是，我们应该不难理解：从宏观角度考察，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时代的做事观，正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时代要加以修正乃至扬弃的做事观。只要传统精神文化的落后一面还在影响着我们做事，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迈开大步，跨入世界先进民族之列。因此，竞争时代下达给我们的又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学会做事——而在学会做事的诸项步骤中，第一大项就是要扬弃我们固有的做事观，从“为生存而做事”尽快转向“为发展而做事”，从“苦作舟尽快地转向“巧作舟”，而作为个人，则是以社会需求为自己的做事方向，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能够有效满足社会需求的人。
应当指出的是，在全民范围倡导“学会做事”，并不仅仅是位居民族前列的“精英人物”的任务（中国精英在各个领域里“擅长做事”的杰出表现早已为世界所瞩目），难点还在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终日为“衣食温饱”而忙碌的弱势人群，而教育他们、启发他们、引导他们的任务担纲者，眼下看来还只能是社区教育。
三、学会学习
在2005年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质量论坛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质量管理司司长孙波说，我国缺乏自主品牌，只能靠大量投入资源来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此外，由于我国出口的大量产品是加工产品和贴牌产品，直接导致利润的大量流失。
目前，我国虽然有数百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很少，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不到10%，品牌发展滞后。
时至今日，尽管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但是，早在“2005中国自主创新·品牌高层论坛”上，当讨论到是什么因素妨碍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时候，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检测中心主任张仲梁先生对于现状的评价仍然不乐观：“在技术创新领域，中国缺少的不是成就，而是有价值的成就；不是论文的数量，而是有价值的论文的品质。我们缺乏的不是模仿，而是原创；缺少的不是竞争，而是合作；缺少的不是探讨，而是宽容。”
在谈到为什么中国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步履艰难的问题时，他说，中国今天的很多问题，特别是技术问题，从科技界到企业界都不要期待所谓的赶超，因为这种赶超实际上带来的并不是真正的创新。在谈到怎么才能造就一个支持、鼓励、支撑技术创新和自主创新的环境时，他又说，我们至少需要付出两个方面的努力，第一个是在创新内部的人要改造我们自己，第二个是在创新共同体外面的人要为创新共同体的创新行为创造一个好的土壤。
张仲梁先生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的解答，实际上击中了中国全面发展的三处软肋。其一，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以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口号往往包含“赶超”的字眼，其实，“赶超”二字中，“赶”为实， “超”为虚，因为当我们终于气喘吁吁地达到国际××年代的水平时，国外早已实现了新的目标，于是你又被迫开始下一轮的追赶，其结果导致我们始终在没完没了地赶超）。几十年来，由于我们始终被迫在别人已经走过的路上前行，所以这其实不是真正的创新。其二，我们始终未能在创新内部改造我们自己。其三，即使有人才作出了创新，也缺乏一个好的发育土壤，多年来并没有形成一个对于“独创、原创、首创”实施有效保护的法治环境。
将这样两则消息置于本节文字的开头，意在说明“学会学习”的问题不但重要，而且也为我们民族所必需。例如，要想在创新机制的内部改造创新者自己，显然，需要创新者学会学习——不要再以埋头赶超的理念跟在别人后面模仿、克隆，而要走出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一）为什么“中国多学者，美国多专家”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有着最为悠久的读书历史，即使是备受诟病的科举制度，也曾经对于推进中华文化的发展发挥过难以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于世界各国如何从国家层面推进人才的培养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例如，《南方周末》就曾经刊登过《科举在国外》的专论文章。其中写到，早在19世纪时，就有英国人评价中国的科举制度：“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果然此后不久，英国议会通过辩论，确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很快，这一制度就走向制度化、正规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官员都必须经过竞争性考试。
面对中国的学习传统，连美国都曾经发出过自惭形秽的感叹。187年美国文官委员会在报告中宣称：“当我们的大陆尚处于洪荒时代，孔子已经在讲授德政，中国人已在读书，使用指南针、火药和乘法表。然而东方世界里这一最文明的国家对于科举制度的运用，将比上述任何东西都更能夺走我们美国人的优势（如果我们算得上有什么优势的话）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倘若不充分肯定中国的宗教或帝制的作用，必将无从作出解释。”1883年，以平等竞争为原则的文官考试法案获得美国国会通过，该法案规定政府事务官的录用，必须经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从此以后，考试录用事务官，成为美国文官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1893年，美国文官考试制度完全确立。
至于我们的近邻如何向我们学习，时间就更早了。以韩国为例，从958年起至1894年，韩国的科举制在历史上存在了937年，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时间最长，也最完备的科举制度。以至韩国有“我国公道，惟在科举”，“私门塞而公道开，浮华斥而真儒出”之说。科举制直至1894年才遭废除。如果不是因为日本的压迫，科举还将延续一段时间。其他国家如日本、越南，也无不曾以科举制度推进学习、选拔人才。
如此观之，中国人应当是最早学会学习，也最善于学习的了。为什么要在21世纪的今天，反而要提出“学会学习”的说法，好像中国人不会学习似的？
说中国人不会学习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有太多的人在太多的时间里进行着千人一面的完全相同的学习。例如，科举制度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它虽然在形式上有其公平公正的一面，但是，从内容上看，在全国范围内以同样一篇代圣贤立言的文章来决出胜负高下，这种学习付出的人力物力代价是不是也太大了？所以，当英国开始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时，吸取的只是科举考试平等竞争原则和择优录用的方法，后来这种做法同样被其他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仿效。
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在谈及中外教育模式的差异时，往往会一言以蔽之：“中国多学者，美国多专家。”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我们的人才选拔体制非常注重对相同的知识技能的死记硬背与重复模仿，以致中国的学生尽管可能毕业于不同学校，但是因为他们就读于相同的专业，有着相同的知识结构要求，所以当这些学生毕业走出校门后，也形成了基本一致的思考方式和行为原则。反之，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外学校教育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与兴趣特长的多向延伸，学生之间存在着知识结构的较大差异与兴趣专长的多方向发展，因而，美国多的是不同领域各显神通的“专门家”。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有一则轶事，人们曾经在电视上看到他坐着轮椅出现，那是他一次在一家大楼前的水门汀地上脚底打滑摔伤所致，而为他提起索赔诉讼的律师，就是一位在美国非常出名的专家。这位专家专门受理当事人各种失足摔伤后向大楼索赔的官司。美国的专家群体个性化、细致化程度可见一斑，也由此看出我国与外国在人才培养模式与素质技能优化方面的差异了。
由于我们的学校教育系统不太注重创新学习的培养理念，也疏于对学生个体注重创新素质的优化训练，而且应试教育直接导致学生只注重死记硬背和重复模仿的学习，因此，在这一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佼佼者，当他们迈出校门走上工作岗位时，也就难免顺从有余，创新不足难以成为自主创新的领军人物了。（二）“敲门砖”式的学习态度压抑了中国人的学习热情
中国人不喜欢读书学习吗？对于这个问题，恐怕谁也不能回答说“是的”。因为当今中国，拥有着世界上人数最为庞大的学生大军，学生群体逐渐向低龄化发展，甚至有的人从牙牙学语开始就已经舍弃游戏、牺牲童年，开始了系统化的读书学习。据中国扶贫基金会2005年的一项大型调查，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分别为9422元和2936元，如果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含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一个人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而目前，我国在校贫困生的比例为20%，约240万；特困生则为5%—10%，约16万。如此之多的青年学子，即使冒着严重透支家庭基本经济收入的风险也要去学校读书，能说中国人不爱读书学习吗？遗憾的是，这一局面时至今日，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那么，我们能说中国人喜欢读书学习吗？对于这个问题，恐怕同样谁也不能回答说“是的”。据广泛的社会调查，中国人的读书热情正在持续下降，读书人数逐年减少。以2003年的调查为例，中国只有51.7%的识字国民读书，同时，人们读杂志的比例比5年前下降了一半之多，已经有很多人表示不知道四大名著。即使在硕士生、博士生群体中，坚持苦读却对所学专业毫无兴趣者比比皆是。而据新华网2011年月21日报道，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1日公布的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达到77.1%，比2009年的72.0%增加了5.1个百分点。图书、报纸、杂志的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2009年均有增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首席研究员郝振省认为，我国国民综合阅读率的上升得益于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许多城市的政府部门都把“阅读月”“阅读周”作为为老百姓办的实事来抓。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服务工程以及新闻出版产业的发展，为全民阅读提供了保障。领导同志的身体力行，也对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读书氛围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学习，原本应当是个人的事务，为什么在当今中国学习者的队伍中，存在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那么多对所学知识毫无兴趣却长达数年仍坚持苦读的学习者，为什么读书学习这样一个原本纯粹是个人的行为，现在却要通过政府举办“阅读月”、“阅读周”，以及“读书节”之类的活动来大力推进？
这个问题寻根求源，要从中国人读书学习的真正目的开始分析。毋庸讳言，在中国，从古至今，人们在读书学习时往往都会附加以另外的目标追求。老祖宗早就直言不讳地明确宣告，书中自有“黄金屋”、“千钟黍”、“颜如玉”。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层次，另外也有人为实现个人理想而读书，为民族振兴而读书，他们实际上属于一个更高的层次……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目标追求表现为一种多层次的金字塔形结构，目标追求的精神层次越高，追求者人数越少，因此，分析中国人是不是需要“学会学习”，不能只是满足于精英群体的杰出表现，而应将目标方向对准最为庞大的基层学习者队伍，也就是说，要立足于社会基层，扎根于分析基层群体，进而有针对性地设计解决方法、提升途径，而这一切，都是基层社区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旦转向最基层的学习者，问题就会随之凸现：当那数以百万计的贫寒学子预支了家庭将来的可能性收入去学校读书时（城市里的青年学生求学目的本质上也与农村学生一样），他们每一个人心中都非常清楚：这笔钱实际上是父母的一种投资款（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身上则重压着家庭寄予的“成龙成凤”的期盼）。而当这些学子身背着如此沉重的经济压力、道德压力去读书时，其实是心知肚明的——自己去学校读书和种庄稼、养殖、开小饭店等行为一样，不过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赢利”——改变家庭的现状。当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有把书读好才有可能偿还债务时，只要所读的书能够帮助自己还债，自己对所读的书是不是有兴趣，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学生，对所学知识毫无兴趣却能从小学到大学，长达数年仍坚持苦读的根本原因。
当数以百万计的学生怀着如此相同的目标追求、迈着同样的学习步伐，千军万马地挤上“读书—高考—读大学—就业”的独木桥时，学习就被异化成了一场拼搏，读书学习的过程也就成了夺取社会入场券的“敲门砖”。这种人生拼搏的危险在于，它实际上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要通过两个关口。
我们看到，第一个“关口”是教育管理部门，他对学生的审查是批量进行的，合格的成绩是学生“过关”的敲门砖，达到标准就能通过，只要考试合格就能成功（成为成功者）。这一阶段的“过关”可以是分批（或一届一届）进行（以获得国家认可的毕业证书为合格标志）。但是，第一关刚过，第二关随之而来，这第二个“关口”就是市场，而市场批准学生“过关”的审查却是单个进行的，标准也各有不同，有的不但要看能力，而且还要看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这样一来，就难免出现如下状况：学生在第一个“关口”顺利通过以后很有可能在第二个“关口”的高门槛前，被拦在门外不得进入，或者即使获准进入，也难免与当初投资时的追求目标落差明显，这时，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
问题之一，读书学习的敲门砖价值用尽，继续在读书学习上打拼已经难以显现经济价值，于是进入“求学投资寻求回报阶段”，从此开始，想方设法多赚钱还债成为第一要务，于是学生不再去关注如何进一步读书学习。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办学校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更热爱读书学习，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却不爱读书。
问题之二，家庭在投资时所抱的期望化为泡影，学习期间投入的金钱资本不但有可能血本无归，连学生本人的生计都可能成问题。这更是一个悖论：办学校的目的原本是为了强化人们在现代社会立足生存、持续发展的能力，然而却培养出相当一部分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都极其匮乏，既无能力立足于社会创造财富，又无能力偿还前期欠债的群体这一群体的“长期负债”状态将大大削弱他们寻求社会发展的意志而且更有可能压抑他们、迫使他们走向人生既定目标的另外一面。（三）结语
即使只借助上述文字近似于“以偏概全”式的分析，我们也应该不难看出，注重死记硬背与重复模仿的学习方式，以及把学习当作“敲门砖”的“实用主义”态度，已经使得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最早开始读书学习的中华民族，在“如何学习”方面开始落后了。
显然，面对着世界各民族发展竞争的日趋激烈，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学习”，这是时代的发展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而从全民意义上推进“学会学习”的进程，显然并不仅仅是单一学校教育能够完成的任务社区教育立足于社区生活，立足于日常生活的浸润渗透，从社会底层运用多种手段向全体居民灌输“学会学习”的理念，这一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四、学会共同生活
2003年，在杭州举办的首届长三角社区教育发展论坛上，笔者作为上海总代表在论坛上发言，发言中谈到《报刊文摘》上转载的一篇报道：
近年来，在国外的不同地方已经出现了内容不同但都是针对中国人的公益广告，该篇报道中引用的三张广告海报主题均是在外国的中文告示。
第一则广告的背景图案是一个港湾，中央的旗杆飘着美国的国旗，确切的地点是美国的珍珠港，而广告的主标题是“垃圾桶在此”，副标题是“在美国珍珠港，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
第二则广告的背景是一座宏伟的教堂，它的名字是巴黎圣母院，广告的标题为“请保持安静”，副标题是“在巴黎圣母院，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
最后一则广告的背景是一群庙宇式建筑物，标题是“请便后冲水”，副标题是“在泰国皇宫，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
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说上述之种种不良表现，只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那么无论问题多么严重，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如果在“地球村”里，甚至是只要是中国人所到之处，就会有此类的批评此起彼伏地出现，那么，对这个问题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它已经证明：当代国民确实需要面对在未来世界里“学习共同生活”的重大问题。（一）中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太关注外部世界
笔者在《中华文化与中国社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曾经分析了民族精神文化的特点及其形成依据，认为中华民族在其精神文化体系构成中，家族亲情文明表现有余而社会交往文明表现不足。
这一特点是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逐步融聚而成的。农业生产对土地的依赖性，使得整个民族较少流动、迁徙（除非因为战乱、灾荒等原因），这就使得这个民族基本上是在一种熟人社会中绵延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以家族亲情为中心，向朋友、熟人延伸的宗法制社会的道德文明体系。这一体系的特点是，人们往往不太关心与己无关的外部世界，大者，“不知秦汉，无论魏晋”；小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因为外部世界与自己关联不大。
对于在宗法制社会体制中形成的“家族亲情文明”，我们可以称之为“亲情文化”。例如，古代的由“卧冰求鲤”、“割股疗亲”等故事构成的“二十四孝”和“孟母三迁”、“养不教，父之过”，以及“忤逆不孝为十恶不赦之首”等一系列以家庭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亲情文化的逐步形成，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在亲情文化这一点上，处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巅峰位置上。
这一特点不仅导致了人们在古代的一言一行都必须严格受到伦理亲情的控制，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及子女即使已经成年，也应当遵徇“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甚至直至今日，社会上还在继续上演着“举家负债供孩子读书”、“背着父亲去上学”等诸如此类的催人泪下的亲情故事。尤其是在农村，这一点仍然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
但是，一旦转向与没有亲情关系的外部世界的交往时，中国人往往就不太关注公共文明，在这一方面出现的问题是不争的事实。
例如在旧中国的农村，一代又一代人曾经上演过的“抢水”风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当相邻村庄的共用水源因为天旱等方面的原因出现供应不足时，如果分配用水的问题协商不当，就可能引发风波双方（或多方）就可能从原先的相安无事一变而为生死对头，于是就会发生械斗，甚至造成人员伤亡。而那些献出生命和热血的人所追求的，则是与自己有着亲缘关系的人的生存条件的改善，至于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械斗对方的生存条件同时被恶化，则不予关注了。
本节在开头部分提及的国人在国外不讲文明以致引起国外反感的三则报道，从精神文化层面分析，也是因为“那里不是我家”——不在亲情文明的关注范围之内。要说明这个问题并不困难：这些能够去国外游览的中国人，会在他们自己家里乱扔垃圾，大小便后不冲马桶，在家人休息时大声喧哗吗？
之所以应当从精神文化的深层次上来反思诸如此类的不文明现象实在是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一种个别现象，在社会各阶层的人群中都很普遍。2006年上半年，电影《无极》剧组在云南“碧沽天池”拍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事件轰动了全国——饭盒、酒瓶、塑料袋、雨衣等生活垃圾代替了原本的杜鹃花海，人造钢架、破败木桥无人撤走成为“残景”——这一貌似孤立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显现出了传统精神文化的含义：如果“碧沽天池”与剧组有权属关系，或者说是剧组什么人的私家园林，他们会这样随意糟践吗？
也许是想与电影《无极》剧组的劣迹形成对比吧，有人在媒体上报道了国外是怎样在外景地拍电影的：《魔戒》的影迷都知道“伊多拉斯”，这是《双塔奇兵》中洛汗国的王都，它在新西兰的外景地十分偏僻，途中要经过一座600米高的白雪皑皑的山丘，离最近的乡镇至少有一小时的车程。据了解，当年摄制组的工作人员修了一条5公里长的山路和两座便桥直通山顶。由于地点偏远，还要考虑自然气候的因素，“伊多拉斯”的布景是用钢筋水泥建造，足以抵挡时速130公里的强风吹袭，这个壮观的布景花了6个月才搭建完成。电影杀青后，摄制组又花了整整6个月让拍摄地完全恢复原貌，把铺好的道路都拆掉，所有出现损伤的地方，再种上草木。拍摄当时，有些地方为了防止对草地的破坏，摄制人员甚至铺上地毯进行保护。因此，环境保护的开销成为《魔戒》巨额成本中的一个大项。不仅如此，据说当年《魔戒》甚至还专门聘请一名环保专业的律师，在影片摄制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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