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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8 15: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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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幼棣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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怅望山河

怅望山河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怅望山河作者:朱幼棣排版:Lucky Read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时间:2013-01-01ISBN:9787510047169本书由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李四光的旗帜

地震是有先兆的。四川西部是个危险地区

有没有力量把这个危险地区搞清楚?

要不要改写教科书和科技史?

李四光为什么说地震可以预报?

理念与信仰的召唤

周总理说:“李四光是一面旗帜。”001大地震的追问

2008年5月12日。农历四月初八。星期一。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88天。

立夏过了,暑气未盛。四川西部山地,油菜熟了,麦田泛黄。远山遮尽,天蓝云淡。

时光如寻常流过。突然,大地摇动,山崩地裂,随着声声轰响,灾难袭来。汶川、北川、青川、理县——顷刻山崩楼坍,废墟片片,满目疮痍。绵竹市汉旺镇广场上时钟的指针停在了那个时刻:14时28分。

消息传到了北京。1-1 时间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朱尧耿摄)

25分钟后,新华社发出快讯:强烈地震发生在四川境内——当时震中地点仍然不详。半个小时后,震级被修订为7.8级,6天后的5月18日又被修订为8.0级。震中终于确定,在位于汶川县境内的映秀镇附近(北纬31度、东经103.4度)。

消息传来。共和国总理当即决定改变已有的工作安排,赶往北京西郊军用机场。

下午4时40分,温家宝总理乘坐的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四川灾区。在飞机上,他破例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作出抗震救灾的指示——当晚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这条新闻。

此时,四川大地震的情况仍然不详。各地上报的伤亡人数只有几百人。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温家宝总理,一定凭着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判断,感觉到了灾情的严重。

雨,还在下着。总理来到了都江堰灾区,他身上已经淋湿。1-2 地震前的都江堰

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地震后一片瓦砾,像遭到一次无法解释清楚的巨大爆炸,四五十具孩子的遗体摆放在一边。触目惊心的景象使国人又一次目睹了什么叫灾难。

万众一心、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伟大抗震救灾展开了。

此后,有了数万大军排除万难,风雨兼程,从各地向灾区疾进。

此后,有了许许多多生死救援,无私奉献和生离死别、催人泪下的故事。

此后,有了年过花甲的温家宝总理在地震废墟中穿行,鼓励“孩子们挺住,我们一定会来救你”的喊话。总理流泪了,滑倒时手臂也划破了。还有,他罕见地发了火。从都江堰、青川到汶川和岷江峡谷中的映秀镇、唐家山堰塞湖,温总理好像几天之间苍老憔悴了许多,忧愁和皱纹布满了他的脸。

汶川,我今夜为你落泪,全国无数人为你落泪。

有一些毁灭是无法挽回的。汶川大地震在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造成了极其巨大的损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大地震撼动了世界。

全国的电视都在播出抗震救灾的节目,那些惊心动魄的画面感人肺腑。山体崩坍、桥梁断裂、路基毁损,徒步、肩背、怀抱、手抬,专列、卡车、直升机、冲锋舟。血汗、意志和激情,书写着生死接力,万人转移和千里寻亲。

灾难袭来,时间在分秒中流逝。

在悲痛绝望的雨夜,在逃离家园的险路上,那些废墟中传来的撕心裂肺的呼喊,那些熟悉又陌生的亲人的名字。瓦砾遍地,愁云惨雾,生的门槛依然遥远……1-3 地震废墟(朱尧耿摄)

巨大的悲痛攫住了我。当灾民们微渺的身影和脚印走出人们的视线,当瓦砾下生的希望被彻底掩埋,当军队和志愿者陆续离开,有篇报道用了一个“亮丽”的标题《汶川:明天的太阳是新的》——我觉得眼睛被灼伤了。

为什么会发生地震?

为什么没有一点预报?

为什么川西断裂带上的城市和乡村没有一点设防?

罹祸真的无法避免么?

——真是砌成此恨无重数!

由于缺乏足够的历史感和科学知识,有些复杂的谜团似乎变得深不可测,牢不可破。事情果真如此吗?—思考和追问是一种不好的习惯,但我还是忍不住。每当电视上出现一些理直气壮的“科学教导”,说什么世界性难题之类,对我来说特别不能接受。002听一听李四光的声音

采取了信息公开,媒体对抗震救灾大量迅速的报道,赢得了国际普遍赞誉。但隐隐中,似乎还有一些刻意的回避和严峻的禁忌——有些问题,提得过早可能不合时宜,而过晚又可能永远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我不愿纠结学术,也从来不会无端地怀疑。十多年新华社工业、科技与时政记者的职业磨炼,已经把我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但缠绕在我心头的是一些更潜在、更本质的疑惑,挥之不去。毕竟生活在民众科学觉醒的年代,我不想“闷搭”,于是在迷惑与沮丧中寻求解答——也是为了纪念和忘却。

不解释也罢,有些人最好永远缄口。—也许早就没有信仰和职业操守,早就已经叛离与放弃。

在电视节目中,经常插进一些专家关于地震的访谈,某些平常不大露面的业内人士,穿着笔挺的西服,打着领带,正襟危坐,手抱着放在胸前,对着媒体和观众,或侃侃而谈,或巧言善辩,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和自责。辩称“没有预报是正常”的,因为“地震是世界级难题”,中国当然只能无所作为。有一位老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嚅动着嘴唇,最后才好不容易挤出了一句话:“甚至,可能,有一点点自责。”——看这个电视节目时,我的心越揪越紧,说“自责”两个字有那么艰窘么?

垄断着地震信息资源,有话语权的专家领导,用比灾区抗震救灾部队急进更快的速度,轻易地占据了媒体的显著版面和黄金时段,把强震面前的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用地震“永远无法预报”的谎言,用专业名词层层包装着托出,截断了探讨核心问题的可能路径。瞬时,很多群众都觉得愤懑、失望,甚至绝望——这种情绪弥漫在天地之间。

这些年来,看惯了弄虚作假、沽名钓誉,听惯了大话、空话、假话,我似乎已经麻木。那些沉重的日子里,我找出了《李四光全集》重读,变得坚硬而沮丧的心,又一次受到有力的撞击。作为一个曾在浙江山沟中度过青春岁月的老地质队员,心一酸,几乎流出了眼泪。要不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在年轻时学习和从事过地质矿山技术工作的话,我对此也会茫然无知。——有幸在一生中踏入跨度很大的科学、新闻、经济、历史地理和文学领域,进行研究和写作,对机缘如此惠顾心存感激。

我默默地想起离开矿山17年后,被地矿部授予“荣誉地质队员”时,从国家地矿部长宋瑞祥手中接过证书的情景。这些年来,获得的证书荣誉无数,但我始终觉得,“荣誉地质队员”是最有分量的,特别是在背包旅游登山时尚,而找矿和地学似乎已经成为历史背影的今天。

一同被授予荣誉的,还有20世纪50年代初创作了《地质队员之歌》的作者,他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几代人聚集在一起,几百人合唱。雄壮的歌声在北京地质礼堂里回荡:“是那山谷的风,吹动我们的旗帜,是那狂暴的雨,洗刷我们的帐篷……”

确实已经很遥远了。那旗帜上就有李四光的名字。1-4 1952年,周总理和李四光交谈

我们应该再听一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即使时隔多年,李四光的声音还是应该让全国人民听到——

1970年2月2日,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专业座谈会召开。

81岁的科学家李四光出现在会议上,走过高山大川的他,已是身患重病的老人了。李四光脸上苍老的皱纹,如劫难后破碎的大地与沟谷,他吃力地站起,一字一句,一字一顿,沉痛地说:“云南(通海地震)的情况实在使我们伤心,对不起毛主席。地震是有先兆的,我们是搞地震的,却没有能预报出来。我们天天讲为人民服务,没有为人民服好务。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要根据总理以预防为主的指示,要戴罪立功。我们是有罪的人!”

就在这次会议上,李四光环视与会者,严肃地指出:“四川西部是个危险地区,我们有没有力量去把这个危险地区搞清楚?”(《李四光全集》,第七卷,《论地震》)

会上,没有人能回答!

你可以不同意李四光的某些地学理论,开展学术上的讨论,但不能不敬重他的家国情怀。

从15岁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起,在求学、科学与革命道路上,开拓创新,顽强奋进。那一代大师博大的襟怀与学识,出色的组织和指挥才能,几乎没有后来者。站在巨大的地质图前,错综复杂的山川、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成矿机理,了然于胸。确实,不是一般的专家院士或学科带头人,这在中国并不缺少——李四光是共和国的部长,是科学技术一个方面的领军者,就像战争年代方面军的统帅一样,为毛泽东、周恩来所倚重。

预报地震是李四光晚年从事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可能有人会取笑他在“文革”期间的论著中夹着不少“套话”,但重读李四光的《论地震》时,可以看出他是从地质构造和地质力学,切入了地震地质和地震分析预测,充满了辩证法和科学的方法论。有系统的论文,更多的是他部署地震监测预报时的讲话谈话记录。绝无首鼠两端的躲闪,绝无英雄迟暮的景象。从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中,可以感觉到他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片真情和攻克科技难关的决心——这就是一个科学大师的赤子之心,也正是今天一些人所欠缺的。这也是科学巨匠为什么使人长久怀念的原因。

李四光的声音在深山空谷回响——

四川西部,正是今天发生在汶川8.0级强震的地方。38年里,岁月蹉跎,我们对这一地区做了多少工作?搞清楚了多少?

我们该怎样回答李四光的提问?003真实的谎言:“三大因素”决定地震无法预测

地震预测与预报是两个概念。

预测是根据地震地质研究与监测,判定某一地区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发生地震。

预报是根据预测向社会发布地震预报消息。有时间、范围、震级,有长期、中期、短期临震各种预报。

预测是预报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预测与预报,是防灾减灾的重要前提。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在风云激荡中迅猛发展。高新技术的异军突起,比尔·盖茨、戴尔们各领风骚,在此背景下,美国雄心勃勃的地震预报十年计划的失败,前景似乎显得有些黯淡。

但说美国和发达国家科学家“普遍”认为“地震不可能预报”也不是真实的,是一派胡言。我奇怪一些专家居然能在媒体上、镜头前,对着灾民和几亿观众把谎话说得如此坦然,不由得使人感叹,如今技术高到“说谎”也需要专业知识啊。

我手头就有美国斯特拉莱(A.N.Strahler)著的《自然地质学》(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1987)。业余时间翻翻地学书籍是我的爱好和习惯。这本书中就有一节“地震预报”。作者列举了几种预报地震的方法和国外一些成功的做法。由此看来,外国学者并不尽如国内一些不作为者所说的,认为地震统统不能预测和预报。

地质地震科学总是在艰难中显示出光明的前景。《自然地质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得克萨斯大学的地震学家在沿墨西哥湾的南部海岸发现了一个强震空缺段,大约有50公里长,已经50年没有显示地震活动了,在1976年突然有一系列小震活动。地震学家预感到一次大到里氏8级的地震可能会发生,这些科学家在1977年发出了地震预报,并向墨西哥政府建议在这个强震空缺段装置地震监察监测设备,但建议被政府否决。1978年11月29日,7.8级地震在这个强震空缺段发生。

斯特拉莱教授希望:“能够对类似的震隙建立强有力的监测,并且能做出很好的预报。使预报地震的发生时间缩短到只有几个星期而不是几年。”

一年上万次地震中,有感的不多,大震更是屈指可数——如强震发生在昆仑山、唐古拉山或其他偏远地区,人烟稀少,对我们的影响不大。但发生在经济发达或人口稠密地区,造成的后果就完全不同了。日复一日工作的平凡与寂寞,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与梦想,可能都会在一次大地的颤抖中被击得粉碎。

少年不识愁,白首搔更短。面对有几十亿年演化史的地球,面对不断变化动荡中的地球,人生苦短。守株待兔式的研究探索和“刻录”,难有大的作为,还可能遭遇不测之风险,感到惆怅茫然,甚至失望悲观是很自然的。

也许——,地质与地震学科,在中国也早已不是吸引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和学子们投身其中的行业了。国家地质矿产部,也合并演变成了国土资源部。

我们不能有更多的期待,更高的指望。可令人诧异的是,一位依然年轻的从事此项工作的专家对汶川地震的未能预报——觉得非常坦然。他竟堂而皇之地说:“三大因素——地球的不可入性、地震韵律的复杂性和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决定了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对一个地区来说,地震发生的重复性时间是很长的,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而进行科学研究的话,都有统计样本。而这个样本的获取,在有生之年都非常困难。”

这使我想到了所谓“学术阶级”和官僚体制性的冷漠,还有无耻——职业不能成就事业,不能推进科学发展,不能发挥一点实际作用,只是冠冕堂皇地赖以营生,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当个公务员、捧个铁饭碗。悠游生活,把这份工作精致地玩下去,与千百万民众的痛苦,与巨大灾难造成的家园的毁灭,竟如此隔膜,如此相隔千里。“有生之年”——言外之意是——你活在世上的时间不说屈指可数,也不会太长,还是多做点好事吧。可这位专家居然自己也用上了“有生之年”,认为人类不可能预测预报地震。唉,不说也罢,民众还能对这些人的学术成果寄予多大的希望与信任?!

所谓“三大因素”,被描绘成三道永远迈不过去的“门槛”,这已不仅是研究能力差和水平低的问题,还有明显的反科学性。

百般辩解,回避真相,把地震地质和预报科学搅成了一团迷局,变成了出类拔萃、心存高远之士都走不出去,反会抹一身黑的泥淖,这就使人产生了极度的不真实感——其实,每一个概念,都被故意偷换了。这里有担当与躲闪开脱的差异,有勇气与怯懦的区别,有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

不说百花齐放,不说学术的繁荣,也不说科学的真理讨论——有些技术问题可以回到专业杂志上去探讨争辩。我不想用过分刻薄和激烈的语言来反驳,但被种种原因藏匿和删改了的真实与秘密,不能永远隐藏。

对于简朴或深刻接近真实的人来说,因为有一条看不见的心路,时时通向正在进行的汶川灾区的生死大营救——我写到这一层,已经不再高看“专家”,也不再有迷信,只是觉得很累。

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在地震灾害对共和国构成巨大威胁之际,当地震活动的裂缝像累累刀痕刻划在川西大地上的时候——专家们大谈地壳厚度,地震震源深度,以及震前并无“任何征兆”等,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

似乎大震前无有感小震,便不能预报。

令人不解和愤懑的是,大震前发生了有感小震,仍不发预报。004玉树最初震颤之后,为什么没有预警?

汶川大地震两年后,与汶川同位于巴颜喀拉地块边缘的青海玉树,在2010年4月13日早晨7时49分,发生了7.1级强震。

在大震前2小时,即5时39分——玉树天还未放亮,发生了4.7级有感地震,有的人在睡梦中惊醒,甚至跑出了房间。

尽管大震前已有小震,这次同样没有对强震作出任何预报或预警。

有位专家此后又在媒体上面不改色地说,玉树地震没及时作预报,因为“不能确定小震后有没有大震”。—我猜想,有人也许正在准备拟写近期玉树地区“不会有大震”,“不要轻信谣言,群众不要惊慌”,以安定人心的通报罢。

2小时的间隔不能说太短。

此时专家在干什么?值班室收到紧急报告了吗?——抑或,晓梦还未残?

需要万无一失的证据才能“确定”吗?防不了一万,万一就不值得重视、就不是失责吗?

有位学过地貌的媒体专家又出来解释说,人眼看天空,可以望得很远,而地底下几米都看不到,所以地震不可能预测预报——真是可笑至极、荒唐至极。天空还有云雾呢?天气不能预报吗?只有肉眼见到才实么?1-5 灾区被毁坏的建筑(朱尧耿摄)

玉树地震后,有位专家说,玉树地区200公里范围内1900年以来,没有记录到7级以上地震。“200公里”的界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为什么不说250公里或300公里?其实,如果目光再稍稍挪远一点,向东,便是1976年发生了两次7.2级地震的甘孜松潘;向西,就是2001年11月14日发生过8.1级大地震的东昆仑山。—玉树,正是位于两次强震断裂带中间的“沉寂”地带。

沉寂,在地震断裂带意味着大量能量在断裂带中积聚,风险有可能已经步步逼近。

总之,左右都不行,有先兆与无征兆都无用。因而,地震科学只好“歇菜了”,监测全部成了“马后炮”。成了小震后无大震,大震后说余震不大的“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的“套路”、“套话”。

既然不能预报地震发生,怎么可以预报近期没有大震强震呢?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在不作为中,在麻痹大意中,玉树,2小时后7.1级强震如期而至,最终酿成了大灾。005“地壳只是一张薄薄的纸”

我想起了李四光,他把地壳看成“一张薄薄的纸”。

毕竟是大师,大师就是与众不同。科学的发展与上升,需要巨匠的眼光和枢纽性的开创。真知灼见不惧怕时间的流逝。

李四光曾经形象地比喻:“地球的直径假定是1米多的球体的话,而地球的表层就像一张薄薄的纸一样。根据这个事实,指引了我们注意到地球表层构造的问题,地震是在特殊的有构造形态的地带(或地区、地点)发生的。”(《李四光全集》,第七卷,《论地震》)

确实,地震发生在地壳上,而不是发生在地心,不需要削尖脑袋进入地球里面。世界上绝大多数造成破坏较大的地震,都是浅层地震浅源地震,即距地表5—20公里。现在,地球深钻可深入地壳5000多米,核爆炸也可影响地壳10公里的浅层。——人工地震已经成为石油等勘探的重要方法。

这次汶川也是距地表10公里的浅层地震——世界上95豫以上的破坏性地震也都发生在浅层。可一些人偏偏拿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的深层地震来混淆,说深不可测。遗憾的潮冲击着,我想,话说到这一层,也就不需要捅破了。

2010年4月13日青海玉树7.1级强震的震源,最初报道是33公里,后来修正为14公里,也属于浅源地震。

还有什么论点?用专家的话说地震“韵律”的复杂性?

——地球自身真是“震荡”得奇怪,灾难还有艺术一般的韵律?其实,完全可以说得直白一点,让老百姓能懂。这是从哪个角度,怎样看的问题。有的人只看到地震是地球的震动,把震动说成“韵律”。

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复杂中看出简单,看出地震的本质,这是大师的睿智。李四光认为,“地震就是岩石受到力的作用,达到一定的临界程度,岩石承受不了的时候,便会发生破裂而产生震动。”(《李四光全集》,第七卷,《论地震》)

中国人是酷爱“三”的,像“大三元”之类。专家们偏偏也酷爱,地震不可预测论大因素之三,也是个貌似科学,其实设有“危险”陷阱的命题,即地震的“小概率性和重复性”。

其实,大地“翻身”、地壳破裂产生的震动绝不偶然。

每年世界发生上万次地震。20世纪有三分之一的陆上破坏性地震发生在我国,每年发生数千次,这个概率性能说小吗?

于是专家就把它缩小到一个“地区”,一个点上,认为地震在一个点上没有不断地“冒泡”、“鼓包”。

如果视野稍开阔一些,即使同一个地区、同一条断裂带相距不太远的地方,如这次汶川大地震发生的著名龙门山活动断裂带,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大地震,地震概率也不是太小,绝非无迹可寻。

不必追溯到远古——

1713年9月4日,四川西北部茂县叠溪7级地震。

1933年8月25日,同是茂县叠溪镇附近,再次发生了7.5级地震。

1976年,北面的松潘发生了两次7.2级大地震。叠溪和松潘大地震相隔了43年。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8.0级大地震。从时间的参数来看,汶川大地震距松潘地震为32年。

如果我们的视线,沿着四川西部地形图上的黄褐色,缓缓移向西北——从松潘、甘孜,沿断裂带往西,便是青海的玉树。2010年4月13日这里发生的里氏7.1级大地震,离1976年松潘地震正好34年。

有资料表明,在过去一千多年里,龙门山断裂带的地震并不太活跃。据说从1610—1900年只有2次强震记载——事实上这种说法也不太靠谱。因为那时没有现代地震监测,古人文字记载多数也很简略,特别是在川西人烟稀少的深山区发生,就很难确定它的强度。像《灌县县志》记载有不少“岷山崩”的古地震,实际上强度烈度,甚至震中的地点都很难确定,除非作详细深入的古地震调查。

至少,1900—2000年这100年间,在中龙门山断裂带记录到的5级以上地震则比较完整,共发生了14次,即1900年邛崃地震、1913年北川地震、1933年理县和茂县地震、1940年茂县地震、1941年康定地震、1949年康定地震、1952年康定和汶川地震、1958年北川地震、1970年大邑地震和1999年绵竹地震等。

同一地震带上,相距不太远的叠溪、松潘、汶川、玉树这四次7级以上大地震的彼此间隔,都只有三四十年。

—难道冥冥之中,有什么巧合吗?

汶川大地震后,沿着龙门山断裂带发生了上万次余震,向着一个方向展布的密集的震源,犹如彗星拖着长尾。其中5级以上的地震,甚至延绵到川陕边界的青川、平武地区。一位专家前些天对着媒体还成竹在胸,说什么不出所料,余震范围不会超出多少公里。话音刚落,5.2级的地震就在陕西宁强“鼓”了出来,远超专家的“断言”。

——学问应该老实,龙门山断裂的上盘已经很深,和秦岭断裂的关系并不很清楚,构造十分复杂。比如,长江、黄河、澜沧江在上游的三江源地区,大体上是沿着三条断裂带奔流的,几百公里的距离,彼此有何关联?算不算在同一个地区呢?

回到地震不可测报的“三大因素”上来。其第三条是在同一地区“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即重复性。

他们所说的地震没有“重复性”,实际上缩小成了地图上的一个点。若干年前发生过地震,下次哪年再在这个点上闹地震?映秀镇是汶川大地震的震中,下次地震猴年马月再在映秀发生?大地震在“点上”真是不可重复!——其实,在理论上,这个问题早已不存在,下面我们还要说到。

以前我只听说过小偷作案有重复性和连续性,一个惯犯作案得手的方法,往往都会沿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犯罪心理所决定的,一次尝试得到满足,形成持续作案心理,这是作案人自己不能抑制的,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会不由自主地使用“惯用”的路径和方法作案。这些手法特点可以从案发现场的调查中获得——这就给掌握犯罪规律,收集同类信息,加强串案分析、实施并案侦查提供了条件。并案,可以丰富破案条件,拓宽侦查思路,及时、恰当地选准切入口和突破口,实现对系列案件的突破。这从侦查科学上来说,就是对规律的把握和认识。

再笨的小偷,也不会用相同的手法,短时间内对同一个点、同一家住宅商店轮番踩点,多次洗劫。即使不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案发现场,只要作案手法上有重复性和连续性,实际上能为人们认识掌握犯罪规律,串案、并案决策提供依据。优秀的侦察员,可以根据这些不同的规律,判定和侦破流窜作案的情况。看来,有些越来越有预谋无所作为的专家,还不如优秀的侦察员。

对地震发生规律、几率和复杂性的认识,已经不断深化。没有人盯着某一处大地震后出现的重复性进行研究。

早在1970年10月,一些地震工作者就对小震与强震有不同的认识,认为大地震从整个构造上来考虑,更有“填空性”而不是“重复性”——即比较活跃的断裂带,那些地方似乎沉寂得异常,是地震的“空白点”,就更有发生地震的可能。

梅世蓉研究员曾在《地震战线》上,发表了《从华北地区强震活动的规律性,论危险区划分的一个途径》。文中指出:“在确定强活动带上哪些地区可能发生强震时,不能一般地使用重复性原则,必须充分考虑大地震发生具有填空性,因而对那些活动带上过去尚未发生过大地震,但介于强震中间,又具有发生大地震条件的地区应给予足够的注意。”

——原理其实很简单,强震可能是成组孕育和发生的,主要活动断裂带上已破裂的地段近期内不会发生新的破裂。一个强震的发生,势必对本地区的应力进行调整——就像一个魔术师脚踩着四个鸡蛋,破碎了两个,而另两个蛋壳的碎裂是迟早的事情,只是破坏性的副能量正在加速积累罢了——因此,断裂带上的强震空缺段倒更值得关注。

龙门山大断裂带中,1713年和1933年茂县——叠溪两次大地震和1976年的松潘、平武两大地震,都发生在断裂带的上盘,从填空性来考虑,沿着岷江峡谷,用蓝色来涂染已发生过地震的破裂段,余下的不就是汶川及南部地区吗?006“叔叔,为什么要地震?”

汶川5·12大地震过后,与重灾区北川毗邻的四川安县有一所帐篷小学,这里是济南军区某装甲团擂鼓镇方向救援队所驻扎的国家地质公园。这里最出名的是深水硅质生物礁化石,记录了沧海桑田的巨变——青藏高原的隆起和古地中海(特提斯海)的消亡。

看到帐篷边成天转着几个无学可上的孩子,战士把孩子们召集到部队的帐篷里,由修理连的官兵给他们上课,渐渐地吸纳了附近200多名学生,发展成了“帐篷小学”。一位军官被孩子们称为“校长叔叔”。解放军、志愿者和老师给孩子们带来了欢乐。可一谈到地震,孩子们顿时变得木然。一个女孩拉着“校长叔叔”问:“叔叔,你说,为什么要地震?为什么要地震啊?”

校长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搞得措手不及:“地震是自然现象,我们只能多学知识,以后争取能预测地震,减少伤亡。”

孩子显然对“校长叔叔”关于地震的解释不满意,依旧攥着他的衣襟不松手,流出了眼泪。——新华社这篇报道的题目是《叔叔,你说,为什么要地震啊?》

灾区的许多孩子肯定读过《十万个为什么?》。

这本书并没有谈地震是否可以预报的问题,而是提出“地震为什么是可以预报的?”[《十万个为什么?》(地学上),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而汶川大地震后,这原本已有的科学定论,现在反倒成了问题,有了疑问。

有位留过洋的专家,在电视上眨巴着亮晶晶的眼睛说:“美国是不搞地震预测预报的,他们只搞研究,世界上多数国家也不预报地震。”言外之意,科学如此发达的国家都不搞,况且还只是“研究研究”,中国还搞什么地震预报?!—按照这位专家的话,“解放军叔叔”希望孩子多学知识,争取将来能预测地震,减少伤亡,简直就是“误导”孩子。接下去的问题是,教科书要不要改写?《十万个为什么?》要不要修改和重写?1-6 中科院:震后的北川县城

孩子不满意。我们也不满意。广大人民群众也不满意。——对那些专家“原因查明”、地震无法预报之类解释和辩解。

在巨大灾难中,科学的精神和信念不能垮坍。

请记往那些失去亲人的孩子,记住那些渴望真实的含泪的眼睛。

—这所曾经有过的帐篷小学位于四川盆地西北边缘,龙门山脉中北段,群山与涪江冲积平原接壤地带。第二章“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有字的书与无字的书

海原,南北经地震带的生死节点

邢台大地震:巨人对话与中国地震预报的发端

李四光:“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海城,紧急启动的政府危机处理007地震,有字的书与无字的书

人类漫长的历史,始终与地震地质灾害相伴。

东非大裂谷,是我们的祖先最先站立起来的地方。

那里雨水丰沛,鲜花盛开,森林茂密,成群的动物漫游。东非大裂谷曾被描绘成人类浪漫的伊甸园。现在,奥莫河谷成了荒芜之地。不能把人类离开大裂谷出走,简单地描绘成手持长矛,紧紧追赶鹿群跳羚之类迁移——那只是一些动漫片的想象。

毫无疑问,一定有火山地震之类的大灾变摧毁了家园,使祖先的逃离和出走成了一条不归路。

中国的文明史,有过古代地震科学的光荣。凡上过学的人都知道科学家张衡,和他发明的神奇的“候风地动仪”。

张衡生活在汉代,人类第一架地震仪诞生于公元132年,距今1800多年了。这台仪器制成后,安放在河南洛阳附近的灵台。据记载,公元138年陇西发生大地震,千里之外的洛阳城人们并无感觉,但地动仪却测到了。许多人都不相信地震发生。几天后,驿马送来了消息,证实了那里的地震发生,于是朝廷内外尽皆信服。张衡和他的地动仪,使我们民族多了两千年的一份自豪。

天才的科学家如同流星般灿烂地划过,不管古代还是现代。否则,对一个早起的民族来说,黑暗的夜空就难以照亮,在混沌中摸索就会迷失前行的方向。

科学大师的离去,往往会带走他的思想、他的智慧,甚至他的工艺。张衡地动仪的制造方法就没有记录留传下来,也没有“国宝档案”可查。东都洛阳尽失往昔的辉煌,战乱、灾难和重建的多次轮回,现在已成了中原一个寻常的城市。

据说,故宫博物院的一位专家,根据文献的记载,凭想象“仿制”了一台地动仪,这就是我们在教科书图片上看到有点像“啤酒桶”的那台。有一次人们把“啤酒桶”送到日本展出时,正逢日本地震,人都感觉得到摇晃,可“地动仪”一点儿反应也没有,甚至用手摇晃着桌面也掉不下龙嘴里的小球,只好拿根棍子伸进龙嘴里,把小球捅了下来。——于是,一些日本人不相信张衡具有无与伦比的天赋,怀疑起地动仪存在的真实性来。古人真有这么高超的技艺,有如神明吗?

但他们忘记了,人的生命虽有时间的限度,芸芸众生,高龄与早逝者,相差也只有几度春秋,但彼此走过的路程,攀援的思想路径和高度却大不相同。高山仰止,我等心生惭愧。无疑,一个人知识的形成正是所具有的天赋的根源——像酿酒、制醋,或者永远是水。

无论如何,历史不能含糊,更何况是科学的轴线。终于,有人经过潜心研究,找到了张衡地动仪的关键核心技术,是悬柱还是立柱问题。据说制造出了终于能测出地震的高仿“候风地动仪”。——但高仿,已经是文物市场上的专用名词了。

两千年的时光实在遥远,接近智者,接近张衡并不容易。应当承认,任何科学的发现、地震科学和监测大门的开启,都是一个人或几代人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无论是动手还是动脑,我们一点也不比先贤高明。

山川大地是一本无字的书。特别是地层剖面,记录着地球演化所经历的各个“节令”的巡回,刻有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而辨认和通读已实属不易,更不用说理解了。但数千年来我国关于地震历史的记录,文字资料浩如瀚海。还是来读读有字的书吧。

我国历代都十分重视地震,统治者认为大地摇动,山崩地裂是“天诫”,关乎国运衰祥,各地必须上报朝廷,史官还要把它当作大事记载下来。这是故宫里为什么地震资料如此丰富的原因。数千年中国地震史,各种典籍与方志中涉及地震的记载条目数以万计,这些地震灾害记录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

历史上最早一次关于地震的记载是在公元前1831年,“夏帝发七年泰山震”,编年史《竹书纪年》有录。

短短8个字,有具体明确的时间、地点,但震情不详。

司马迁作《史记》时,游历了我国许多地方,亲自考察了不少地震遗迹。同时,他还查阅了大量皇家典籍史料,因此,记载翔实可靠。《史记》中关于地震的记载最早一条是公元前780年,即周幽王二年的破坏性地震,“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川是指渭河、泾河、洛河。但震中在哪里?为什么关中的这几条大河会出现断流?很可能是上游滑坡和泥石流,堵塞了河道,形成了数个堰塞湖。震后这三条河流上的堰塞湖有没有溃决?从这次大地震影响的广度和破坏性来看,强度可能在8级以上。震中大约是在陕西岐山附近。

我国丰富的地震资料中,不仅记载了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所造成的破坏、损失和人员伤亡等基本情况,还记载了地震时大地变形、涌沙喷水等种种自然现象。这些都为后人认识地震提供了依据。

我翻阅《中卫县志》,其中记载有关1709年宁夏中卫南7.5级地震的:“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十二日辰时,地大震。初大声自西北来,轰轰如雷。官舍民房、城垣边墙皆倾覆。河南各堡平地水淹没踝,有鱼游。推出大石,有合抱者,井水激射,高出数尺,压毙男妇二千余口。自是连震五十余日,势虽稍减,然犹日夜十余次或二三次。人悉露栖,过年余始定。”

黄河边上的中卫县城是当时的边戍重镇。其城创建于元代以前,并经明清多次增修扩充。滚滚的黄河由西而来,从贺兰山和黄河南岸的香山形成的峡谷中穿过,然后掉头北去。发源于六盘山的清水河从南往北流,在中卫与中宁县之间注入黄河——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条河床附近,隐伏着中卫——同心大断裂。1709年的中卫南7.5级大地震就发生在这条断裂带上。

在这次大地震中,中卫县震中附近的官署、民房、店舍等建筑大部分被震毁。县署、西路同知署、副将署等较坚固的官房也被地震震毁,一般百姓简陋的房屋更难幸免。地震中,学宫独存一间正殿,两侧房屋、明伦堂、斋房等尽震毁。中卫高庙一楼阁被震倒塌。

我两次去中卫,当时为了考察生态环境,我带回了《中卫县志》。县志还记载有:“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地复大震,宁郡城垣、公廨、民房倾颓殆尽。”—可见活跃的构造带上,还是不断有“重复”的地震现象发生的。

那天黄昏,我登上了中卫高庙。

北望大漠,南眺黄河,长风浩浩,千百只雨燕在天空中盘旋飞翔。三百年前地震灾害的踪迹难觅,地质构造、断裂带是一个潜伏着的巨大系统。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活,也许,注定要跟灾难相逢,灾难会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降临呢?2-1 固原城南门镇西楼及碑亭

站在高庙上眺望,远方山谷中有烟霭升起。在那铁似的颜色中,一切都变得迷离不清。我想得很多。确实,人的知识是有限的,科学的每一个判断,既可望成功,也濒临失误的危险。但我们不放弃,不抛弃。

目光从中卫越过黄河,会依稀望见沿清水河向南的条条道路。而在视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便是海原、固原那黄土旱塬,那里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2-2 固原前提督署赏门,震后墙倒架在(1921年翁文灏、谢家荣摄)

近百年来,我国大地上发生的震级最强,造成破坏最大的,要数1920年海原大地震、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了。

对于唐山和川西汶川地震的强度与惨烈,人们已经熟知。因此,海原大地震准备多说一些,不仅因为震级最大,为8.5级;而且,海原与汶川大地震同发生在我国“南北地震带”上。对海原大地震的调查,是我国现代地震科学调查与观测的开端。008海原,南北地震带北段的生死节点

在我国地图上,如果从云南的澜沧江,到内蒙古的临河,画一条直线,在这条贯穿南北的直线两侧,密集分布着强震震中——不但历史上多次发生过大地震,而且至今仍异常活跃。

这条我国最著名的地震带,从构造上看,并不存在一条延绵不断、纵贯南北的地震带,而是由若干条大断裂时断时续共同组成的。这条地震带的地质和地震活动的成因,则是相同的,大部分沿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带,地形图上的色彩从焦黄红褐,转为藤黄与浅绿的连接处。其实,这也是一条地震科学的轴线——只要长久地凝视那片高原山川,长时间地细细读图和沉思,内心的波澜就会涌动,眼睛就会干涩疼痛。

河谷深切,峭壁林立,山峦突起,岩崩泥石流等灾害频发,人们生存的环境十分恶劣。其中与这相交或相切的著名断裂带,有澜沧——腾冲断裂带、鲜水河——安宁河——小江断裂带和祁连山断裂带,等等。三百多年来,在这条南北地震带上就发生了7次8级和8级以上地震,强度略小一级的地震更是不可胜数。

海原位于南北断裂带的北段,是黄土高原叠皱中一个不起眼的县。1920年以前,世界上还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偏远贫穷、回族聚居的地方。

1920年12月16日。农历十一月初七。夜幕落下,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到处堆积着幽蓝的残雪。穷街陋巷,山野荒村,闪烁着几点寥落的灯火,传来几声犬吠。

灾难袭来的当夜,干渴荒凉的西海固各个村镇,人们已早早关了家门,老人在炕头吸烟,婆姨在豆油灯下纳鞋底。有的全家炕上只有一条棉被。因为冷,不少人钻进了被窝,娃娃们多已睡着了。

晚8点6分。蓦然,闪闪的电光亮起,把窗户照得惨白。接着,伴随着巨大响声,天摇地动,地上的一切,锅碗瓢勺板凳柜子,被抛上又被掷下,强烈的撼动持续了十几分钟。在可怕的声响中,灰尘腾起,梁落屋塌墙倒。接着,如飓风刮过一般,无形的力量横扫大地,席卷一切。

从甘肃的景泰,到西安州、海原,再到固原、静宁、德隆和会宁,在这片数万平方公里新月形的地带上,一座座县城,数千个村镇被夷为平地。山梁崩裂,河沟阻断,黄尘冲天而起。海原古老厚实的城墙也在剧烈的摇晃中纷纷垮塌。

灾难来得突然,大地有如狂涛骇浪击拍一般晃动。许多人被吓蒙了,夺门无路,逃跑不及,房屋窑洞不断坍塌,无数人被埋压在废墟砖块泥石之下,死伤狼藉,哭喊声四起。

海原大地震受灾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造成23.4万多人死亡。其中海原县死了7.3万,占全县总人口的60豫,许多人家遭灭门之灾。——陇西盆地、六盘山区交通不便,没有大中城市,人口并不稠密,但波及面大,加上地震发生在晚上,当时人们都在屋内,村镇房屋几乎全部倒塌,才造成这样巨大的伤亡。

海原大地震震撼了世界。

地震有感范围很大,北京、广州、福州、香港均有震感,据当时上海报纸报道,地震甚至扰乱了最高法院在宣判会上的判决,法庭上人们莫名惊呆了一会儿。海原大地震波及范围与汶川大地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中国只有一个地震观察台,设在上海郊区的佘山。—现在那风景秀丽的地方建了个会议中心,还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教堂。世界各国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海原地震。8.5级,属世界级的特大地震,大约只有2011年日本东部海底大地震能与之相比。

灾后,是漫长寒冷的冬天。震中在西北边地,消息断绝。当时军阀割据,北洋政府高官忙于争权夺利,没有人会关注这一特大灾害带来的惨剧。地方政府救灾也极其不力,甘肃省省长、督军、议长只是联名就海原地震灾情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和甘肃地震哀告书,向社会各界求助,恳请救助甘肃灾民,仅此而已。救灾活动主要在民间展开,甘肃省旅京同学会为募集资金奔走呼号,但影响有限,筹集到的赈灾银只有30万两。对如此巨大的地震灾难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2-3 海原县城内地震后79日之惨状,居民食住缺乏,群相哀号呼救。

海原地震断裂带长约237公里,宽10—20公里。

在这条断裂带穿过的地方,海原县城、安西州和干盐池等城镇村庄,几乎荡然无存。受伤的人得不到治疗,哀鸿遍野。家毁人亡,灾民流离失所,甚至出现了数十里内,人烟断绝,鸡犬灭迹的惨象。据《甘陕地震记略》记载,大震后灾区人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苦人多依火坑取暖,衣棉素薄,一日失所,复值严冬大风,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

还有更悲剧的事情。固原县西公驿有一户人家地震中房屋塌了,人幸免于难,丈夫带着老婆和孩子匆忙逃到山中露宿。几天后,男的决定自己回家看看,等他从倒塌房屋的废墟中找出点衣物粮食转回山中时,发现妻子、女儿、儿子已被狼群啮食。

1922年第5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有一篇克劳斯、麦考米尔合撰的《在山走动的地方》报道,其中描述了海原大地震时发生的几个现象:在夜间移动的大山,似瀑布飞落般的山崩,陷进房屋和骆驼的大裂缝,以及把村庄席卷进升起的松软土海里的一切……

次年4月,受民国政府内务、教育和农商部的委派,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率领谢家荣、王烈、苏本如、易受楷、杨警吾等年轻的地质学家,赴地震灾区进行考察。

荒村寥落,惨景依然,黄土原上只有零星的绿意。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现代科学初创时期,也是大师辈出的年代。翁文灏是浙江宁波人,与李四光同岁,即生于1889年。他13岁中秀才,19岁赴欧洲留学,4年后获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翁文灏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并创办了北平地质调查所。他忠厚诚笃,颇有才干。地质学家谢家荣则是翁文灏的助手和学生。

翁文灏这位地质大师的出场,背景是黄土高原上灾后惨淡的底色,络绎不绝的逃难人群和寒鸦急急飞过。他裹着棉袍,带病坐在骡车上,眼里充满了同情和忧伤。他们实在无力帮助灾民。

长途颠簸到了灾区后,他们立即开始工作。在4个月里,6个人或步行,或骑小毛驴,进行了广泛艰苦的野外考察,走访灾民,对地震前后种种情况进行追访调查。有如人们评价翁文灏对中国地质事业的贡献所说的,“担斧入山,披荆斩棘”。

翁文灏赴海原调查时,李四光还辗转欧洲,在回国途中。

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和李四光,是20世纪地学界公认的4位大师。翁文灏和李四光都有从政的经历。翁文灏和蒋介石是宁波老乡,他作为专家上庐山给国民政府高官讲课后,便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请专家讲课也许是现代中国政治的一种传统,就像学术需要政治的支持一样。学者与政治家一样,相互来往和欣赏,往往都在同一个层次和量级上。

回到海原地震考察上来。

目睹了灾后人民的悲惨生活,翁文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们用心记录了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坏,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多方面的地震科学研究。翁文灏、谢家荣和王烈分别总结整理形成报告。地质学家谢家荣在他的报告里说,此行的目的,不仅是地震的灾害调查,尤其注意进行科学研究,所以除了调查震灾情况,勘察山崩地裂现象外,还进行了地质方面的研究,探明这次地震的发生与地壳之间的关系,收集了大量宏观异常现象,如地声、地光、气象异常、井水涨落等。

书生本色,民生为先,国难为重。他们在三份专题考察调查报告中,都表述了对今后开展地震预报的强烈愿望。除对地震发生的情形做了详尽描述之外,谢家荣、翁文灏等人也表达了对于地震预防及应对的很多意见。翁文灏在《为条陈调查甘肃地震意见呈请》中表示,地震之烈是世界所恒有,但此次海原大地震死人之多却是各国所罕闻,外国地震,人民大抵受伤者多,而死亡者少,海原地震则死者甚多。他认为和这里民众多穴居黄土坡内,即便有房屋也多是泥筑有关。翁文灏由此提出“宜劝人民建筑时,务用木柱梁柱相维,庶能支持”,还包括培植森林和开浚水利。——这大概是我国最早提出建筑防震抗震,并改善生态环境的建议,以减轻地震地质灾害造成的破坏和损失。

传统木结构房屋的抗震功能在汶川“5·12”大地震中再次得到证实。如广元的三国古城昭化,大到城楼小到民居,大多是经过修缮的传统木结构房屋。古城内3500多居民,无一人在地震中死亡。不管房屋损坏还是伤亡人数,都明显好于周边地区。

有关地震研究,翁文灏建议“中央观象台”和地质调查所应通力合作,改变目前一无专门设备,二无专门人才的局面。他还特别提及“地震仪”的设置:“汉时张衡造地动仪,陇西地震长安先知。是我国原为地震仪发明最早之国,惜继起无人,遂至失传。近代欧美、日本所用之地震计,则视古代地震仪尤大进步,能于波动状态为极精细之研究……此不可不早为之计者也。”

翁文灏、谢家荣等还绘制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张地震等线图,开启了我国现代地震研究之门。

海原大地震震中位于干盐池(当时属靖远县)附近。可以看出,海原正位于南北断裂带向西,向河西走廊转折之处。海原县所在屈吴山与六盘山相连,干盐池位于鄂尔多斯西缘拗陷带,过去应是较大的咸水湖,为一个断陷构造,可能有多条断裂在这里相交,是地质构造上很不稳定的“节点”。

中国20世纪现代地质科学,一开始就接触到地震地质这个重大的课题,从丁文江、翁文灏等宗师的开创中起步,在李四光等人的奋斗中达到高峰。009邢台大地震。关于地震的巨人对话。中国地震预报的发端

1966年早春,华北大地乍暖还寒。

3月8日至3月29日,邢台地区连续遭到5次6级以上强震的袭击。其中最大为7.2级,震中烈度为10度。京津地域有强烈震感。河北省80个县市,17633个村庄受灾。这次地震中,8064人死亡,3.8万人受伤。

位于震中附近的村庄,几乎所有房屋倒塌,被夷为平地。

邢台发生强烈地震的当天下午,周总理在中南海会议室听取了地震汇报。会上,周总理多次问及能不能搞地震预报问题。

当时有的同志说:“这个比较难,国际上还没有解决。”

周总理对这种观点并不赞同,他说:“国际没有解决。我们自己就不能解决吗?”(《人民日报》1979年3月7日《我国地震科学事业的引路人》)

3月9日,即强震发生后第二天,周总理即赶赴邢台。此后的一个月里他又多次来到地震灾区,察看灾情,听取汇报,部署抗震救灾工作。他先后到过隆尧的城关、白家寨,宁晋县的东庄、耿庄桥,束鹿县的王口乡,冀县的码头李乡,巨鹿县的何寨等特重灾区。在苍茫的暮色中,周总理站在废墟上,在无数灾民面前喊话,传达中央的关怀,鼓舞大家战胜灾难。记者拍下了这一历史性的镜头,总理在地震灾区的形象永远定格在共和国的历史画卷里。2-4 邢台地震后,周恩来总理到灾区看望灾民。

在隆尧县简陋的地震救灾指挥部里,周总理在听取灾情汇报后说:“查了县志,在这里1200年以前,已有过大地震,我们的祖先只给我们留下了记录,没有留下经验。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还可以只留下记录吗?不能!必须从中取得经验,希望转告科学工作队伍,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来……知道这在外国也是从未解决的问题,难道我们不可以提前解决吗?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地震记载,但缺少对地震现象的观察和研究的经验。这次地震我们付出的代价很重,损失很大,必须从中吸取经验,不能依然停止在只有记录而没有经验的地步。虽然地震的规律问题是国际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发扬独创精神,来努力突破科学难题,向地球开战。”

北京,中南海。

国务院邢台抗震救灾办公会在这里召开。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

在这次会上,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报,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有不同意见,持不能预报观点的还似乎很有道理,有的甚至说,这是国际上都没有解决的难题,搞地震预报是笑话,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办到,我们怎么做得到。(《李四光全集》,第七卷,《论地震》)会议陷入了僵局。

周总理目光炯炯,问:“谁还要发言?”

会议室一片沉默。总理又问:“没有了?”

他转过脸去,请李四光部长讲话。他说,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报,我想请李四光说一说。

李四光的伟大在于藐视困难、不倦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这是成就科学大家的基本条件。李四光说,我们不能总这样议论纷纷,不要“议论纷纷,兵已渡河”,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崩一个。跟在地震后面跑,总是被动,要赶到地震前面去!

李四光坚定地说:“我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如果地震是不能预报的话,我们做的工作就没有意义了。”

真是一锤定音——他这一著名的论断以后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会议上还强调过多次。这句话的含义坚定而又深刻。

——假如地震根本不能预报,政府成立专业地震机构,建立地震监测队伍,地震研究机构就没有必要了。如果仅仅是基础性的研究,尽可以让中国科学院、地质科学院来承担。弦外之音是——人民养育了你们,你们看着办吧!

持地震不能预报观点的人顿时语塞。

李四光接着说:“地震不是发生在天空或某一个星球上,而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绝大多数发生在地壳里,一年全球发生地震500万次左右,其中95豫是浅震,一般在地下5—10公里上下。破坏性大的地震并不是在地球上平均分布,而是在地壳上某些地带集中分布。震源位置绝大多数在某些构造带上,特别是断裂带上。这是可以预报的前提条件。”

李四光是战略型的科学家,在地学界是绝对的泰斗,他磊落而自信,以其鲜明的观点和形象的阐述,使那些反对者无言以对。

周恩来总理肯定了李四光的观点,起到了“力排众议”的作用。—这不仅是关于地震的高层对话,也是把握社会和科技发展形势,敢于开创新路的巨人间的共鸣。

有了李四光的认同和支持,对突破地震预报难题,周总理更有信心了。

4月1日下午,周总理再次来到邢台灾区,他搭乘直升飞机降落在宁晋县耿桥村的一片庄稼地上。他走出机舱后,穿过麦田,径直来到在当地召开的群众大会会场。周总理走上由两辆卡车车厢临时搭起来的台上,没有任何仪式,无需介绍,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很快认出了总理,欢呼起来。总理挥了挥双手,饱含深情地说:“乡亲们,同胞们!你们受灾了,你们受苦了,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来看望你们来了!”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地震发生已经二十多天了,成千上万灾民还住在简易棚子里,党中央毛主席关心,政府关心帮助,还有什么过不去的难关?总理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灾区群众战胜困难,抗灾自救,重建家园,搞好春耕的决心。

群众大会结束后,总理专门来到设在会场附近帐篷里的地震考察队,在观看了地震台地震仪后,周总理又来到了分析组的帐篷,和年轻的地震工作者、大学生交谈,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就在这震中的简陋帐篷里,总理对青年人说:“地震预报在我们这一代可能不能实现了,但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解决地震预报问题!”“要好好研究,解决这个(地震预报)问题!”

周总理确实抓住邢台地震不放,抓住地震预报工作不放。

1966年4月27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李四光和地球勘探学家翁文波。总理说:“今天请你们来,就是希望你们搞地震预报,这是我交给你们的任务。”他们就如何开展地震预报,从何处着手,哪些是地震重点危险区域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此后,“文革”动乱不已,造成的灾难,远胜过大地灾变的岁月。身处逆境,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仍一直关心地震预报工作,国家从财力、人力上不断加强地震队伍建设。1969年渤海7.4级地震发生后,7月18日,周总理在中南海小礼堂听取了震情的汇报。中科院、地质部等单位的造反派山头林立,互相攻击,地震监测研究和预防力量受到很大的影响。周总理就在这次会上提出成立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以李四光为组长,并成立了中央地震办公室——这是后来国家地震局的前身。

周总理提出统一全国地震力量,其目的非常明确:排除各种干扰,尽快突破地震预报的难题。

1969年渤海7.4级地震,发生在海底的构造带上。海浪汹涌,环渤海陆地上没有造成大的破坏。人们当时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它对中国北方大地震的触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它像一把紧锁着的锁,一旦松动和打开,就可能开启海城和唐山地震构造带新一轮活动——我国北方大地震的爆发进入了倒计时,危险正在步步逼近。

1970年,当周总理听到通海地震前曾观测到一些前兆现象,有人在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从而减少了伤亡时,又及时指出:“地震预报问题,你们要好好攻,人口这么多的国家,攻不破这点怎么能行啊!要有雄心壮志!”010李四光: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与一开始就踏入地学大门的翁文灏不同,李四光早年留学日本,在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机械。他15岁加入同盟会,是最早一批同盟会会员。革命先驱孙中山用“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来勉励这位少年才俊。

李四光学成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积极参加革命,担任过一段时间湖北省政府工业部门的厅局级领导。后来目睹官场的腐败,遂弃官再赴英国继续求学。28岁时,在伯明翰大学转学地质,并获得硕士学位。

李四光最初研究基础地质,在返国途中,还特地到欧洲不少地方考察地质地貌。地学的发现和挑战基于游历和野外科考。李四光头脑里没有权威定论的限制和模式,不久,便以第四纪冰期的研究成果蜚声海内外学界。

几百万年前开始的第四纪,是地球上又一次寒冷时期。当时的青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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