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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永斌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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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试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序一

中国士大夫一向注重治生，孔子就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孔圣人认为，如果为了治生求富，无论什么营生都是可以考虑的。时代的步伐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日益完备、高度成熟，文人中第的比率日益降低，入仕的竞争日趋激烈，读书从政之外，寻求谋生之方显得愈益紧迫，极为必要。

明中期嘉定人沈龄称当时“文士无不重财者”，江阴人李诩记时人重财数例：曾有人向名士常熟人桑悦求文，托以亲昵，无润笔，桑悦说：“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苏州书画家唐寅，曾在孙思和家有一巨簿，录记所作，簿面题二字曰“利市”。苏州文人都穆雅有“不苟取”之名，曾患疾，当有人求字时，以帕裹头而强起，旁人请其休息，都穆说：“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马怀德曾为人向祝允明求字，问其“是见精神否”（当时人以取人钱为“见精神”——范按），祝回答“然”，并补充道：“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马又问何物，答称“青羊绒罢”（［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1“文士润笔”条，中华书局，1982年，第16页）。大名鼎鼎的苏州才子唐寅会试落第后，以书画为生，赋诗描摹其生涯：“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兴来只写江山卖，免受人间作业钱。”（［明］唐寅：《唐伯虎全集》补辑卷4《题画一百十三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34页）更吟诗自嘲：“抱膝腾腾一卷书，衣无重褚食无鱼。旁人写我谋生拙，拙在谋生乐有余。”（［明］唐寅：《唐伯虎全集》卷3《风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思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这些当时声名赫赫、后世景仰的江南文人，以书画易换衣食，获取润笔毫不含糊，活脱脱是文人治生的形象写照。到了嘉靖、万历之际，著名文人、官至兵部侍郎的徽商子弟汪道昆更曾借徽商之口说：“丈夫不为名高，则为厚利，安能郁郁坐困乎？”（［明］汪道昆：《太函集》卷28《沈文桢传》）清康熙十七年（1678），连后来成为著名理学家的陆陇其也认识到：“农工商贾是其本业，不可谓之俗物。”他读著名的古文大家苏州人汪琬的《钝翁类稿》有关“今之君子，仰无以养其亲，俯无以畜其妻子，饥寒之患，迫于肌肤，此其时与古异矣。当不得志，其能遁世长往，浩然于寂寞之滨哉？吾以是知其难也”一段时，大发感慨谓：“不觉为之慨然，不得不令人思许鲁斋‘治生为急’一语。”（［清］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5戊午中，中华书局，2016年，第136—137页）更有甚者，清初思想家唐甄（1630—1704），曾在苏州做牙人以谋生，有如此精彩问答：人问：“学诗书，明《春秋》，合乎古人之义，人皆称为君子，可谓贤矣，而何乃自污于市？”唐答：“今者贾客满堂，酒脯在厨，日得微利以活家人，妻奴相保，居于市廛，日食不匮，此救死之术也，子不我贺，而乃以诮我乎？”人问：“民之为道，士为贵，农次之，惟贾为下，而牙人尤下，先生为之，无奈近于利乎？”唐答：“吕尚卖饭于孟津，唐甄为牙于吴市，其义也一。”（唐甄：《潜书》上篇下《食难》，中华书局，1955年，第86—88页）唐甄与他人的问答，形象地说明，随着人生伦理价值观念的变化，治生求利有了理论依据，文人对自己的治生生涯自视甚高，辩护起来显得底气十足。明清文人，治生为急，数百年间，前后一脉相承，赓续不断。

对于这种极为平常极为普遍的明清时代文人治生现象，在学界已经引起注意，在不同层面上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也有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但既有研究远没有揭示出明清文人治生的丰富而生动的繁复面貌，对文人治生极为突出的江南地区还殊少细腻的描述和精到的考察。明清江南文士是极为突出的著名地域文人集团，其生活状态富有学术意义和现实参考意义。徐君永斌，以其明清史学和文学的知识积蓄，最近十余年肆力于明清江南文士的治生研究，搜集和征引了方志、文集、笔记等丰富材料，专门探讨江南文士群体的治生状况，撰成《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一书，为明清人文研究和江南社会生活史研究，奉献出了一部颇有新意、较有力度的心血之作。

全书分为上下篇，上篇主要考察分析文士的治生群体、治生途径、治生用途及其治生原因，以江南为地域范围，综合考察明清文士的治生活动和特点，并以代表性事例和人物加以说明和验证，更在相应篇章中附以处于不同时代从事不同治生行业的代表性个案，比较不同时代江南文士治生的共性与差异及其原因；下篇探讨作者所定江南范围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上海、徽州六大区域内的文士治生特点，考察文人治生的行业诸如处馆、游幕、书院、书画、刻书业、业农、经商等，并分析其侧重点。作者还在余论部分对文士治生与明清通俗文学的创作和传播的关系展开论述，以进一步论述文人治生与文学流播的关系。全书既分区域考察各地文人的治生情形及其异同，又分类型探讨江南文人治生的途径，更分析文人治生的用途和原因，既有总的论述，又择取各类代表作典型分析，清晰地揭示了明清江南文士的治生情形，较为形象地呈现出明清时期江南文人治生的风貌，从而较大程度地丰富和推进了明清生活史和江南人文史的研究。

永斌君为人朴实，凡事认真。承他厚意，感念师生之谊，每有新作，往往让我先睹为快。他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之前，曾将书稿交予我并请提修改建议。当时我觉得文如其人，《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一书，行文较为平实，较少跌宕起伏，但提供了不少生动事例，做了不少学理分析。若能博采事例，分类深入探讨，在现在的基础上不断深耕挖掘，在已有框架下完善提高，相信一定能够达致更高境界，做出新的学术贡献。于金陵草场门外寓所2017年2月14日

序二

我和永斌是同事。说是同事，其实共事时间很短——他到所里时，我已经退休了。但他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导师徐朔方步奎先生，却是我十分敬重，且有过交往、至今难忘的权威学者。

读步奎先生的大作，总觉得他与人论争，芒角犀利，讲理论道，英气逼人，想象中，他一定是位十分严厉、难于接近的人。1990年，在第一次“海峡两岸明清小说金陵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徐先生。那时，我只是《明清小说研究》的一名普通编辑，负责会务接待等事宜。因为有上面所说的“想象”，见面时，颇觉惴惴。但不久，我就发现，大会发言，徐先生确实如我想象的那样，严肃严谨，在一些成名学者面前，他亦不苟言笑，但对我这个无名小辈，却很“客气”，说读过我和欧阳健的《水浒新议》，“名实相副”，确实“新”；说我们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很有价值，勉励我继续努力，俨然一位邻家老翁，和蔼可亲。徐先生的汤显祖研究，成就之巨，中外闻名，而汤显祖是我们江西临川人，无形中，似也拉近了我们的情感距离。这是不是佛家的所谓“缘”？

那次会后，我曾多次书信请益，徐先生都谆谆教诲，还把他的大著《小说考信编》赠我，附信中有“对于《水浒传》的作者，我与你们江苏的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欢迎批评”的话。又记得他给我寄过一篇研究宋懋澄的稿子，亦附有一信，说：“如果不合贵刊的要求，掷还就是，千万不要勉强。”丝毫没有名家的架子。

听传言，徐先生对学生很严厉，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对自己的学生却似乎爱护有加，常流露出一种“舐犊之情”。记得他曾寄过一篇廖可斌的稿子给我，稿子中附有一信，信中讲了他推荐这篇稿子的理由。坚持学术原则的同时，就很有些护犊的意味。

徐先生仙逝时，他的学生把讣告发给我。悲痛之余，我代表《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古代小说研究网”，写了两句挽词，寄给治丧委员会以示哀悼：“徐步奎先生千古——学界巨星陨　风范人间留”。因为悲痛，不问平仄对仗，只抒内心而已。

还记得永斌到文学所之时，知道他是徐先生的博士，“严师高徒”，我内心真是喜悦无限，期待无限。

对于永斌的研究，在他到文学所之前，我了解不多。直到院里决定，要选择一批新近进院博士的博士论文，出一套博士论文丛书，要我参加评选时，我才认真地拜读他的研究成果。永斌送选的著作是《凌濛初考证》。这是一部实证性研究著作，资料搜罗完备，论证合理充分，颇能服人，与乃师的研究路子相类。

如今步奎先生仙逝十周年了，他的弟子永斌又把《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的大著寄给我，嘱我写序。这是永斌对我的信任，竟不由得又想起步奎先生来。

读完永斌的论著，第一印象仍然是：永斌继承乃师步奎先生的传统，在做着实证性的研究——一种从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开始，广泛搜罗资料，产生并论证自己观点的研究。这是一种需要全身心潜入、浮躁不得、功利不得的艰难研究。看得出永斌对自己职业的执着。而读者要读这部著作，我则建议先从论著的《后记》读起。《后记》中，永斌叙述了写作这部论著的因缘。研究者写作论文，触发于自己经历的情况并不少见。而永斌的叙述，更令我感动。永斌的感恩态度也令我更了解他的为人。读过这篇《后记》，我也更能体会《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一书论述文人治生与文人生存、文人创作、文化传播之间的紧密关联，更能理解这论题对拓展明清文学、文化史研究视野的价值。

我们常说，穷愁著书。论杜甫，总会提及他的贫穷生活；谈曹雪芹作《红楼梦》，常常用“举家食粥酒常赊”说明其著《红楼梦》的原因。这固然不错，但杜甫毕竟还有所茅屋可居，曹雪芹毕竟还有粥可食，有酒可赊；若一个人真到了生活不下去的时候，还能著书么？特别是还能著很多有价值的书么？若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治生”而有吃有穿，坚持著述，还能做文学传播的工作，岂不也是一件好事？凌濛初正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治生”，成就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等多达五十余种编著。李渔不正是靠着组班巡演、芥子园印书，成就着自己的《连城璧》《十二楼》《闲情偶寄》等小说戏曲创作和理论论著？甚至唐伯虎绘画的名声、成就，也与他的卖画相关。尽管凌濛初、李渔的作品难与杜甫、曹雪芹相比。

在论著中，永斌将面上的论证与个案的研究结合进行，这样的点面结合，既避免了仅有面上研究，容易流于浮泛的毛病，又避免了只研究个案，容易出现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问题。

对个案的选择，永斌也十分用心，选择得颇为精准。比如他选了唐寅、凌濛初、李渔、张履祥四人，四人是四种典型：唐寅是书画家治生的代表，凌濛初是以刻书业为生计的代表，李渔是出版兼组班演戏的典型，张履祥则是多种途径治生的代表。由唐寅以书画治生，论证这种治生手段对书画创作及书画市场繁荣的影响；由凌濛初的刻书和“二拍”的创作，论证文人治生对小说创作及其传播的影响，这已如上述；而由李渔的刻书并组班演出，则论证了文人治生对推进小说和戏剧创作并传播的作用；由张履祥的治生，又论证了“四民异业而同道”新观念的产生。再比如，他选了《儒林外史》作为个案进行分析，指出《儒林外史》中对虞博士处馆、牛玉圃卖文、马二先生以及匡超人选文等等文人治生生活的描写、治生文士形象的塑造，证明文人治生已经是当时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等等，都达到了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再结合其他面上的分析研究，永斌有关“文士治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作品特别是明清戏曲小说的大量诞生，二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一方面，文士通过治生获得了薪酬，改善了明清文士的生活环境，为以后的明清戏曲小说创作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读者的接受程度和市场的反馈，又对作家的创作提出了切近读者和市场的文学编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戏曲小说题材和艺术性的变化。文士治生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通过文士和书商的合作，文士使其文学作品得到销售渠道和传播渠道，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特别是明清戏曲小说不断得到社会的认知和认可，扩大了戏曲小说作品的接受度；另一方面，随着明清戏曲小说的不断传播，书商得到的利润不断扩大，文士的薪酬也不断增加，促进了文士的创作动机”，丰富了文学作品创作题材的结论，便有了很强的说服力。

论著的标题是《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其研究的背景，主要放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对此，我又不能不说，论者眼光犀利，着眼点正确。宋代通俗文学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商品经济发展，这使得某些文学具有了商品的色彩，尤其是通俗文学，比如通俗小说与戏曲。到了明代，随着整个社会——尤其是江南社会——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士农工商，商虽然仍居末位，地位却有相当程度的提高，至少是鄙视的程度有很大的减轻。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的“四民异业而同道”新观念的产生，正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反映。而文学的商品色彩，相较于宋，此时亦更见浓重。这种社会现实，无疑为文人的治生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扩展了他们的谋生范围；又正是这种环境，加重了明清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浓重的商品色彩。于是这种研究，也就有了必要与可能。

如上所述，永斌的着眼点主要在明清江南文士的身上，但论著所涉，实不止于明清这个时代的文人，也不止于江南这个地域。比如，书中曾对唐宋两代，尤其是宋代文人的治生状况作了不少的分析阐述，像穆修于京都相国寺设肆鬻书、崔唐臣科举落第后从事经商、书会才人创作话本等等。这些论述，似乎与论题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因为，从中我们可以见出源流，也看得出这部论著的“史”的厚重。论著论证的文士治生手段也很多，绝不止于我在上面所提到的，比如文士的收受润笔、文士的游食等等。有关这些，读者诸君可以从书中读出，毋庸我再赘言。

拉拉杂杂写了上述这些话，算是我读此书的一些心得，更是一种续缘——与步奎先生结缘的延续。有门生如此，步奎先生在天之灵，当亦感慰藉。借用步奎先生的话：永斌，继续努力吧。草于海南三亚山营村

引言

一、明代之前文士治生概况

文士从事治生活动，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如子贡、范蠡、白圭等人都是文士治生的典型代表；又如战国四君子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广收门客，许多身怀一技之长的文士慕名投奔其门下，成为他们的食客或贵宾。许多文士游食于江湖。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出山辅佐刘备之前，就曾“躬耕于南亩”；另外三国时期的许多名士如徐庶、庞统、荀彧、荀攸、贾诩、郭嘉等，都是依附于乱世豪杰的杰出谋士。其后历朝历代都不乏治生之文士，不过宋代之前的文士治生状况，文献记载较少，这可能与宋代之前对文士治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关系。延至宋代，文士治生开始逐渐增多起来，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有宋一代，朝廷实行崇文政策，优礼文士，扩大科举录取规模，提高文士的待遇，自上而下，形成了尊师重道、重文轻武的风气，即使是贵为皇帝、王公大臣亦多不免如此。文士的地位空前提高，尤以北宋为最，如宋太宗曾以感慨的口气对其近臣言：“学士之职，清切(1)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中央的重要职位多由馆阁文士担任：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

十常八九也。……其余不至辅相而为一时之名臣者，亦不可胜数。

(2)

社会上对士人亦是刮目相看，就连富甲一方的商人也以能攀附士人为荣，如朱彧在其《萍洲可谈》卷1“买妾价贵捉婿费多”条中云：“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3)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诸如此类记载颇多。尽管如此，还有许多宋代文士出于各种原因，汲汲于治生或从事商业活动，其中既有功成名就的文士，又有落第士子和落魄文士，但以后者为多。

宋代名士包括踏入仕途的文士去从事治生或商业活动，并不是因为自身经济困难，而主要是出于当时社会上崇尚酬请名士作文或撰写墓志铭的世风的影响，宋代的经济发展及文学艺术商品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名士治生主要是通过为他人撰文或撰写墓志铭来获取报酬，有时具有商品化的特点。这种现象在唐代就已盛行，如南宋时的洪迈(4)曾云：“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卖碑文及墓志铭者更是大有人在，如韩愈、李邕、王缙均为一时之能手，并获得了巨(5)额酬金，时人讥之曰“谀墓金”。宋代文士为他人撰文或撰写碑铭以获酬金的现象更比前代为重，宋人洪迈曾为此感叹道：“本朝此风(6)犹存，唯苏坡公于天下未尝铭墓。”不过，这种为他人做谀文并收润笔物的现象自元丰以后始趋严重，如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3“谢肉牒”条云：“盖改牒为状，自元丰始，日趋于谀矣。且前辈(7)交际，其馈止于如此，未尝过于丰侈也。”在宋人的一些笔记小说中也多有记载，如文莹《玉壶清话》卷10中云“韩熙载才名远闻，(8)四方载金帛求为文章碑表，如李邕焉。俸入赏赉，倍于他等”。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1“孙仲益作墓碑”条云：“孙仲益每为人作墓碑，得润笔甚富，所以家益丰。”岳珂《桯史》卷6“鸿庆铭墓”条中云“孙仲益（觌）《鸿庆集》，太半铭志，一时文名猎猎起，四方争辇金帛请，日至不暇给。今集中多云云，盖谀墓之常，不足咤”。这种作文者与主家之间的买卖风气愈演愈烈，即使是与宋朝敌对的金朝也曾重金购买宋人之作，如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6“斩桧书”条中云：“胡澹庵上书乞斩秦桧，金虏闻之，以千金求其书。”不过这多是出于政治目的。

唐代文士多坐等所求之人奉送酬谢，而宋代文士除此以外，尚有许多为他人撰文者直接向主家索取报酬，即使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亦不例外；另外，对酬谢物的种类及奉送的形式也有一定的要求。今人李向民先生的《中国艺术经济史》也曾论述这个问题，认为这是由于卖(9)文者商业意识的加强。时人对此多有记载，如欧阳修《归田录》卷1曾云：王元之在翰林，尝草夏州李继迁制，继迁送润笔物数倍于常，

然用启头书送，拒而不纳。盖惜事体也。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

润笔物稍后时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送。相承(10)

日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为怪也。中国古代文士耻于言利的观念荡然无存，作文者公然向主家索要润笔报酬，若主家送报酬不及时，为人作文者就派人去催要，主家有时拖欠不付，有的作文者还比较注重奉送润笔物的形式，如上文所提到的王元之不接受主家“用启头书送”，这种现象在宋代已是司空见惯。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明臣》中又云王元之不接受主家李继迁(11)所送的润笔物——五十匹马，这说明宋代已出现作文者对润笔物种类的要求。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中亦云：“王禹玉作《庞颍公神道碑》，其家送润笔金帛外，参以古书名画三十种，杜荀鹤及第时(12)试卷亦是一种。”就连欧阳修这样的名家也有这样的遭遇，如欧阳修的《归田录》卷2曾云其老友——书法名家蔡襄因为其《集古录目序》刻石，收取其润笔物事：蔡君谟既为余书《集古录目序》刻石……余以鼠须栗尾笔、

铜绿笔格、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为润笔，君谟大笑，以为太清

而不俗。后月余，有人遗余以清泉香饼一箧者，君谟闻之叹曰：(13)“香饼来迟，使我润笔独无此一种佳物。”兹又可笑也。文莹《玉壶清话》卷2中又记载宰相和凝的门生李翰向其索要润笔报酬一事：会凝作相，翰为承旨，适当批诏，次日于玉堂，辄开和相旧

阁，悉取图书器玩，留一诗于榻，携之尽去，云：“座主登庸附

凤阁，门生批诏立鳌头。玉堂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润笔不？”

(14)竟然趁其座主不在时，取己所爱，作为自己的润笔之酬。

卖文者不仅以为以文取酬理所当然，而且有的还为此争长论短，如王明清的《挥麈录·后录》卷11“孙仲益作墓碑”条载孙仲益作墓碑事：有为晋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志铭，先遣人达意于孙云：“文成，缣帛良粟，各当以千濡毫也。”仲益欣然落笔，且溢美

之。既刻成，遂寒前盟，以纸笔、龙涎、建茗代其数，且作启以

谢之。仲益极不堪，即以骈俪之词报之，略云：“米五斗而作传，

绢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见也。立道旁碣，虽无愧词；谀

墓中人，遂成虚语。”甚至有些文士以文还“债”，不过这些名士卖文还“债”不是因生活贫困等经济原因所致，而主要是以之作为高兴之余所偿还的“人情债”。如吴臣《能改斋漫录》卷9“文贵自然”条中云王禹玉曾“以钱二万，酒十壶饷吕梦得，梦得作启谢之”。苏轼曾有以所写诗来抵黎子云秀才的款待事：“东坡自儋耳北归，临行以诗留别黎子云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见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后批曰：‘新酿佳(15)甚，求一具理，临行写此，以折菜钱。’”

一般而言，宋代名士或有官职的文士生活比较优越，无衣食之忧，况且还能通过给他人作文或碑铭赚取丰厚的酬谢。但也有少数有官职的文士或世家子弟，生活亦十分艰苦，甚至到了贫困已极的地步。如徐度《却扫编》卷上中云：“李才元大临仕仁宗朝为馆职，家贫甚，僮仆不具，多躬执践役。一日自秣马，会例赐御书，使者及门适见之，嗟叹而去。”后有人作诗述其贫苦：“待诏先生穷巷居，箪瓢屡空方晏如。自操井臼秣羸马，却整衣冠迎赐书。王人驻车久叹息，天子闻(16)之动颜色。”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二章清贫”条又云：章文庄参政与其兄宗卿，虽世家五马，而清贫自若。少依乡

校，沈丞相该之家学相连，章日过其门。沈氏少年与客坐于厅事，

时方严冬，二章衣不掩胫，沈哂之曰：“此人会著及时衣。”

处于下层社会的文士，特别是家境贫寒或仕途未达的士子，他们不像功成名就或家境富裕的文士那样潇洒，他们常常处于为生计而犯愁的境地，如《冷斋夜话》卷2“雷轰荐福碑”条云范仲淹救助一贫寒书生事：“书生自言天下之至寒饿者，无在某右。时盛行欧阳率更书，《荐福寺碑》墨本直千钱。文正为具纸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师。”可惜范仲淹救助书生未成，当其为书生准备好纸墨后，不幸碑被雷击碎。又如宋代永嘉学派的著名人物叶适和陈亮的早年生活就十分穷苦。叶适出身于“贫匮三世”之家。在叶适17岁时，叶家遭水灾，“自是连困厄，无常居，随就辄迁，凡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门无(17)路，或栋宇不完”，虽靠其父教书维持家用，然“多不继”。陈亮亦很贫苦，如其曾自言：“会亮涉历家难，穷愁困顿，零丁孤苦，皆(18)世人耳目之所未尝见者。”甚至穷到父死无钱安葬，只好向人借贷的地步：“葬不克自力，乃从人贷钱以葬。坟墓未干，顽然欲以教人(19)自名，求钱以偿其负，因得窃衣食以苟旦暮之活。”为此许多下层文士在科举未第后或仕途未达前，不得不从事治生，如叶适的父亲就靠教书维持家用，陈亮在未出仕之前就曾以躬耕垄亩和教书为治生手段，在其著述（《陈亮集》）中多次提到他早年的治生情况，今略举一二，如卷27“与韩无咎尚书”条云“今但与妻孥并力耕桑以图温饱，虽书册亦已一切弃去”；同卷“又戊戌冬书与吕伯恭”条云“亮入冬无一事，遂与田里相忘矣”；卷29“复黄伯起”条又云“亮方学为老农老圃者也，足下肯访之于畦垄之间，使亮放锄释瓮”。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李梦庚”条中曾云襄阳人李梦庚“善文，不偶，归而治生”；龚明之《中吴纪闻》卷6“朱氏盛衰”条曾云“朱冲微时，以常卖为业，后其家稍温，易为药肆”。这样的事例尚多，兹不赘述。他们常常为养家糊口而奔走，正如吴自牧《梦粱录》中所言的那样，他们不得不依靠各种手段来维持自己或家庭的生计：姑以今时府第宅舍言之，食客者：有训导蒙童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

竹写兰，名曰“食客”，此谓之闲人也。更有一等不著业艺，食

于人家者，此是无成子弟，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今则百

艺不通，专精陪涉富豪子弟郎君，游宴执役，甘为下流，及相伴

外方官员财主，到都营干。又有猥下之徒，与妓馆家书写柬贴取

送之类。更专以参随役之生……大抵此辈，若顾之则贪婪不已，(20)

不顾之则强颜取奉，必满其意而后已。

由此可以看出，身处下层社会的文士治生途径是多样的：或为“馆客”，取得束脩；或投靠豪家大族，成为豪家大族的“食客”或家臣，来养家糊口。有的甚至沦落到不顾廉耻、热衷谋利、强颜取奉的地步。

教书或做“馆客”，是宋代下层文士治生的一种重要手段。时人笔记小说中也多有记载或描述，其中以落第或尚未发达的士子为多。他们虽以教书或做“馆客”为生，但其中有许多文士仍是十分清贫，只不过勉强度日而已。如刘斧《青琐高议·补遗》“李生白银”条云：“李秀才者，亮州人。家贫，置小学教童蒙，日止十人，朝夕供给不足。”马永卿《懒真子录》卷5中云：“洛中士人张起宗字起宗，以教(21)小童为生，居于会节园侧，年四十余。”王得臣《麈史》卷中《诗话》中云：“张颂公美，颍昌人，举进士不第，尝馆于吾家义方斋。”(22)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7中云：“张文定公齐贤，河南人。少为举子，贫甚，客河南尹张全义门下，饮啖兼数人。自言平时未尝饱，遇(23)村人作愿斋方饱。”同书卷8云：“薛简肃公知成都，范蜀公方为举子，一见爱之，馆于府第，俾与子弟讲学。”同书卷13又云：“章惇者，郇公之疏族，举进士，在京师馆于郇公之第。”有的下层文士家贫为人做工，在余闲时以授业的方式来补贴家用，如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3《程说》中云潭州长邑人程说“家甚贫，说为工以日给(24)其家，暇则就学舍授业”。张舜民《画墁录》中又记一事：“嘉祐末，余在太学，有佣书陈逵者，携一子方孩，饥冻不可支，书亦不(25)佳。”甚至为救其父脱罪，与其弟回家掘其祖坟，取墓中之物。亦有不愿求仕的文士以之为业，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4《高逸》云：“时有同郡刘巽，治《三传》，年老博学，躬耕不仕，以讲授为(26)业。”

投靠豪家大族或显宦之门，成为其“食客”或家臣，也是下层文士治生的一种途径，在宋代也不乏其例。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中云：“尤著者江州陈氏……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27)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文莹《玉壶清话》卷1云：“黄夷简(28)闲雅有诗名，在钱忠懿王俶幕中，陪尊俎二十年。”刘斧《青琐高议》别集卷3《越娘记》中云西洛人杨舜俞：“少苦学，颇有才。久(29)客都下，多依倚显宦门。”周密《齐东野语》卷3“诛韩侂胄本末”条云“师旦本平江书佐，侂胄顷为钤辖日，尝以为笔吏，后依韩门”。魏泰《东轩笔录》卷14又记载了范仲淹在睢阳屡遭孙秀才“索游上(30)谒”，打秋风。也有士子通过游幕得到较好的待遇，如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乙编卷1“妒妇喻”条云张无垢在浙江游幕时处境较优，连转官亦所不愿，为此众人不解，张曾对人透露其缘由：“既请月俸，又受供给，偶然进书，又便受赏。”

还有一部分下层文士通过直接到市面上去卖文、卖画、相字等手段，把他们的知识化为商品，以达其治生的目的，如《梦粱录》卷13“夜市”条云：衣市有李济卖酸文，崔官人相字摊，梅竹扇面儿，张人画山

水扇。……灌肺岭曹德明易课。……盖都人公私营干，深夜方归

故也。刘斧《青琐高议》别集卷1“西池春游”条中云潭州人侯诚叔“久寓都下，惟以笔耕自给”。又如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贾廖碑帖”条曾记载婺州人王用和为贾师宪摹拓碑帖，获得丰厚酬谢。更有甚者，还出现了专为求官职之人指点门路的“卖阙者”，如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卖阙沈官人”条曾记载：昔有卖阙沈官人者，本吴兴之族，专以卖阙为生，膳百余指。

或遇到部干堂之人，欲得便家见阙者，或指定何路，或干僻阙，

虽部胥掌阙簿者，亦不过按图索骏。时方员多阙少，动是三、五

政，十年殊不易得。必往扣之，门外之履常满。彼必先与谐价邀

物为质，或立文约，然后言某处为见阙，某处减两政。生意可谓十分红火。

宋代文士还常常亲自参与一些商业活动，甚至出现了经商和贸易的热潮，这是与宋代以前显著不同之处，在其规模和种类上，也远远超过了宋代以前。宋代文士也不再耻于言利，重视工商，如叶适、陈亮、吕祖谦、徐积等人即是杰出代表。叶适曾云：“百物皆可以为货，(31)而钱并制其权。”他又云“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32)本，非正论也”，“工必于官府，是使余民艰于器用也。商之市井，农之田野，固不待上之教令矣。其要欲使四民事为之，其理固当然，(33)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陈亮云：“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34)也。……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35)吕祖谦云：“天下事，何尝一件不是学，如百工技艺。”徐积亦云：“知夫农本，而不知乎商贾者市井之本，则小民何依焉？故或依于农，或依于工，或依于商贾行旅，各得其所依，则各得其所养，然(36)后教化可行，刑罚可省，患盗可以息盗也。”又如岳珂《桯史》卷6“富翁五贼”条中曾记载一士人向富人请教致富之事。由此可以看出，宋代有些文士在观念上已有所改变，由传统的耻于言利向重视工商转变。

文士从事书市贸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一部分人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活所需外，不乏有以之为致富的途径，时人记载颇多。如黄休复《茅亭客话》卷10“杜大举”条云杜鼑昇“鬻书自给”，这里是用来维持生计。《道山清话》中曾云：张文潜尝言，近时印书盛行，而鬻书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负

担。有一士人尽掊其家所有约百余千买书，将以入京。至中涂，

遇一士人，取书目阅之，爱其书而贫，不能得。家有数古铜器，

将以货之。而鬻书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见喜甚，乃曰：“毋庸

货也，我将与汝估其直而两易之。”于是尽以随行之书换数十铜(37)

器，亟返其家。从《道山清话》的记载可以看出，在宋代有许多文士从事贩书活动，甚至有的士人将全部资产投资于书市，并在此展现出一幅宋代文士从事易货贸易的画面。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名臣》中又云：“时蔡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38)颇获厚利。虏使至，密市以还。”鬻书者善于把握书市需求信息，及时推销畅销书，从而获得厚利，就连外国也跟风而来，可见当时的书市贸易比较盛行。

书市的繁荣也带动了刻书业的发展。除了官刻外，出现了许多私人刻书，虽然北宋京师——开封是北方十分著名的刻书中心，但据叶德辉《书林清话》所论，宋代的私人刻书主要集中在南方，尤其是南宋时期；就书籍的刻印质量而言：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开封）比岁印板，

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39)

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这与宋代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已转移到南方，及南宋时全国的政治、文化重心也已转移到南方，且南方较少受到战乱破坏有很大的关系。许多文士亦参与其中，如建安余氏家族即是宋代最著名的刻书世家，清臣钟音给乾隆帝的奏折中曾云：余氏后人余廷勷等呈出族谱，载其先世自北宋建阳县之书

林，即以刊书为业。彼时外省板少。余氏独于他处购选纸料，印

记“勤有”二字，纸板俱佳，是以建安书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

沿已久。宋理宗时，有余文兴号勤有居士，亦系袭旧有堂名为号。

(40)

南宋临安陈氏书坊的刻书也很著名。其他地方也有许多刻书坊肆，但主要集中在浙、赣、皖、蜀、闽等地。他们在刻书的同时也从事书籍出售。有的文士在罢官后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如魏泰《东轩笔录》卷3（《杨文公谈苑》“穆修”条亦有记载，内容完全相同）中云穆修被逐出官场之后，“是故衣食不能给，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41)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

宋代又是说唱艺术比较盛行的时代，说话、杂剧等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甚至还流传到宫中。虽然这些艺术形式的演出主要由民间艺人担负，但其所依据的话本、剧本等有许多是由宋代文士创作的，而这些文士就是通常所言的“才人”，有的还为此形成了自己的行会组织，即“书会”。在周密的《武林旧事》卷6“诸色伎艺人”条中就有“书会”一项，并开列出当时在杭州的主要书会才人及其部分作品：李霜涯（作赚绝伦）、李大官人（谭词）、叶庚、周竹窗、平江周二郎（猢狲）、贾廿二郎。据记载，两宋的书会主要有：永嘉书会、武林书会、古杭书会、九山书会、玉京书会、元贞书会、敬先书会等。供给说唱艺人的话本、剧本，并不是无偿的，今人李向达先生经过研究，认为：这些“书会”作家并不是无偿将作品赠送出去，而是有偿

的，有时甚至还会因众多艺人争购新本而发生争执。不仅杂剧、

说书艺人争求新本，而且歌唱艺人也会为求得新词而与文学家发(42)

生交易关系。今人唐文标也在研读叶梦得《避暑新话》与宋翔凤《乐府余论》关于词人柳永的记载后，认为：“我们相信柳永能拿到的润笔，必与韩愈的‘谀墓金’大有分别，但从柳永的生活来看，也许下开以后职业写(43)曲人之风。”唐氏之论断柳永为人作词曲拿润笔酬谢，并在一定程度上以此为生是比较合乎实际的，虽然李向民先生批评他的论断“也许下开以后职业写曲人之风”不太确切，因为早在唐代就有李益卖新词的事例出现。由上可以看出，宋代的书会才人，至少是一部分书会才人在为说唱艺人或剧团等艺术团体提供作品时收取一定的报酬，到元明时期，更是如此。

除此以外，有的文士还从事一些与其不甚相关的行业，甚至是一些低贱的行业，这在宋代以前是很少见的。如钱易《南部新书·壬》中曾记载胡生“以钉铰为业……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业，真隐(44)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又有记载：“古都向有吴生者，专以偏僻之术为业，江湖推为巨擘。居朝天门，(45)开大茶肆，无赖少年竞登其门。”赵令畤《侯鲭录》卷8中曾云：(46)“唐白岑遇异人，传发背方，其验十全，岑卖弄求利。”有的家族允许士子的家庭在其未出仕前从事这类低贱的行业以治生，但在其出仕后就予以停止，如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云：“成都士大夫家法严。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47)城北郭氏卖豉亦然。”

宋代的经济贸易比较活跃，有的文士也走上经商之路，宋代文士参与经商，多是始自失意于科举和仕途后，他们常常以之为业，对科举和仕途亦不再留恋，这从叶梦得《避暑录话》卷4中所记载的福建人崔唐臣科举落第后从事经商一事中可以看出，如崔唐臣对其两同学谈起自己的经商过程：初倒箧中，有钱百千，以其半买此舟。往来江湖间，意所欲

往则从之。初不为定止。以其半居货，间取其赢以自给，粗足即

已，不求有余，差愈于应举觅官时也。在给其同学的留刺中又云：“集仙二客问生涯，买得渔舟度岁华。案(48)有黄庭樽有酒，少风波处便为家。”

最后，再让我们看一看曾任过官职的宋代文士在罢职或去职后的治生状况。由于宋朝历代政府崇尚文教，并优待文士，因此入仕文士的待遇较高，所以除了极个别现象，宋代仕子多是衣食无忧的，即使为人作文或铭碑赚取酬谢，也不是因为生计所逼；但是当仕子因某种原因被罢职或去职后，除了家境富裕的文士外，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为了谋生，他们常常不得不从事治生。他们从事的谋生职业也是多样的，甚至从事一些时人认为很低贱的行业。时人对此多有记载，如上文所提到的在《东轩笔录》和《杨文公谈苑》中记载的犯官穆修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后遇赦释放，流落江外。赋命穷薄，稍得钱帛，即遇盗，或卧病，费竭然后已，是故衣食不能给。”晚年只好以刻书、卖书为生。张师正的《括异志》卷1“陈靖”条曾记载巨野人陈靖“以公事忤郡太守，辄致所事而去。……未几，诏下，以太子中舍致仕。值岁荒，徙家京师，卖药自给”。

总而言之，在宋代，有许多文士从事于治生和商业活动，名人或踏入仕途的文士从事这类活动多不是因为生活贫苦所致，其治生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为主家作文或撰写碑铭来获取报酬，且具有一定的商业化的特点；下层文士常常是因经济拮据不得不忙于治生或经商，其从事治生的手段是多样的，甚至从事一些为时人不齿的行业，去职或遭罢官的文士，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元代，虽历时短暂，但亦不乏文士治生者。元朝建国后，长期废止科举，对中土文士采取打压和歧视政策，许多文士不得不走向民间，参与词曲创作，此为元杂剧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士参与民间曲艺创作和舞台艺术而取酬，虽缺乏文献记载，但学界多认为这种现象会有所存在。刘基于元代末年，曾弃官隐于家乡，以授徒为业。元代理学家许衡“学者以治生为急”的治生思想深刻影响了明清文士。

综上所述，明清之前，文士治生现象就已存在，乱世之际，游食于权贵者尤多，有的功成身退而经商，有的甚至成为一代富商，文士治生的状况情形不一。到了宋代，文士治生的现象日渐普遍，治生的途径呈现多样化特征，文士开始由轻视治生向重视工商的观念转变，元代许衡的治生思想更是将文士治生的重要性提到一个新高度。

二、研究概况

对于明清文士治生问题的研究，现代学者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有国内学者由关注幕府研究涉及文士游幕研究，从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发表了一些颇具学术价值的开创性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至中国改革开放这段时期，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国内学者基本上未有文士治生方面的论文、著述出现，而在境外如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地有学者发表了一些有关幕府方面的文章，也涉及文士游幕治生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行，许多文士或官员下海经商，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在中国学术界也兴起了研究文士或官员治生问题的热潮。

学界对文士治生及其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文士与“润笔”的专题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文士通过为人作文、书画等获得酬谢的数额、方式、支付形式等内容进行探析，往往在整体论述中国古代文士与“润笔”之时，兼论及明清时期江浙文士的“润笔”情况。如童回《唐伯虎、祝枝山和稿酬》（《编辑学刊》1986年第4期），廖传江《试论我国古代的稿费》〔《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程章灿《谁得了便宜——碑志文润笔及其他》（《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3期），彭印川《“润笔”：中国古代文人的稿费》（《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8年第3期），彭勇《明代士夫追求润笔现象试析》（《史林》2003年第2期），唐明辉、李丽萍《古代文人的“润笔”及支付形式》（《零陵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赵晓兰《我国近代稿酬制度的确立与原因分析》（《中国出版》2009年Z3期），刘春玲《论晚明士大夫的润笔风气》（《阴山学刊》2010年第3期），翟勇《明代诗文的功利化趋势——嘉靖、隆庆文人何良俊诗文解读》〔《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等。廖传江文对文士作文受酬这一现象的产生以及特有的形式和本质特征进行了探讨。彭印川文考察了中国古代文士“润笔”的历史演变及“润笔”的数额、厚薄。彭勇文分析和考察了明代士大夫获取“润笔”的不同方式、“润笔”的支付形式及其促使文士获取“润笔”的因素，并指出这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因“文化”的生产者——“士夫”思想上的解放，消费是其最直接的动力。唐明辉、李丽萍文综合考察了中国古代文士收取“润笔”的情形及“润笔”的三种支付形式：钱物并举、实物、银钱的特点。赵晓兰文认为我国稿酬制度是从近代开始的。近代稿酬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免费刊登到书稿付酬再到报刊来稿付酬的演变过程。稿酬制度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也是知识分子观念转变的结果，同时与科举制度的废除也有一定的关系。稿酬制度的确立是我国新闻出版业逐步进入近代化运作阶段的重要标志。刘春玲文认为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活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传统社会结构松动与士人治生观念的变化，导致士人对经典化生活模式最终背离并走上世俗化的生存道路，士人润笔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反映了士人自我独立意识的萌动，是一种合理行为，尽管其中也有消极影响，但对士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翟勇文认为明代诗文之所以衰落，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明代诗文功用的转变原因不可忽视。奉和、雅集、题画之诗充斥明人诗文集。不幸的是，此类诗歌仅仅成为日常雅致生活的点缀及交往的媒介。文章之中的代笔、请托之作更是比比皆是，文士往往借此显己扬名、赚取润笔。

（二）关于文士游幕的专题研究

海内外学者对研究中国古代幕府颇为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早在民国初年，曾有“绍兴师爷研究会”，并于1920年出版了董坚志所编的《绍兴师爷》，不过此书只是辑载了一些绍兴师爷折狱谋略与奇闻轶事，在严格意义上算不得研究之作。其后，张荫徽、李鼎芳于1935年在《大公报·史地周刊》上刊发《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大公报·史地周刊》第63期，1935年5月24日），对曾国藩及其幕府的情况，如曾国藩与其幕僚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对晚清政治的影响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李鼎芳又以此文为蓝图，并搜集了一些新史料，编成《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文通书局，1947年）。此后，沈《幕府制的检讨》（《国专月刊》第3卷第4号，1936年）、戴振辉《五代的游幕》（《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07期，1936年10月16日）、刘樊《五代的幕府》（《食货》第5卷第6期，1937年）、杜衡《中国历史上之幕职》（《再生》第216、217期，1948年）等文章相继发表，对中国古代幕府进行了探究。到了40年代，全增佑、张纯明又相继发表了纵论清代幕府制度的文章——《清代幕僚制度论》（《思想与时代》第31、32期，1944年）、《清代的幕制》（《岭南学报》第9卷第2期，1949年）。《清代幕僚制度论》一文论述了清代幕友制度的形成、确立原因和幕友对主官的制衡作用，并对幕友中影响最大的“绍兴师爷”群体形成的原因作了探讨，关于“幕友制度萌芽于明中叶以后，而完成于清初”的论断，为后来学者所普遍接受。张纯明《清代的幕制》一文概述了历代幕府制度，并重点就清代“幕的性质”“幕的种类”“幕的流品”等进行比较具体的分析。全、张二人的文章，为清代幕府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50—70年代期间，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中国台湾，以及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除继续就清代幕府进行宏观探讨外，研究重点已放在游幕活动的具体问题及游幕生活上。这一时期，台湾政治大学的缨全吉教授可谓是这方面最著名的研究者，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清代幕府的论文，并出版了《清代幕府人事制度》一书（台湾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1971年），此书将研究重点放在官幕关系、幕席类别、游幕方式、游幕条件、幕才培养、幕馆要领、幕府生活诸方面，是首部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清代幕府的专著。其次日本的宫崎市定《清代の胥吏と幕友——特に雍正朝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研究》第16卷第4号，1958年）、藤冈次郎《清朝にぉける地方官、幕友、胥吏及び家人——清朝地方行政研究のための亻〡トニ》（《北海道学艺大学纪要》第12卷第1号，1961年），分别就清代胥吏和幕友的关系问题做了探讨，韩国汉城大学的闵斗基教授则在其所撰《清代幕友制与行政秩序的特性——以乾隆朝前后为中心》（见闵著《中国近代史研究——绅士层的思想与行动》，［汉城］一潮阁1983年重版。此文初发于《历史学报》1962年第17、18合辑）一文中，以较大篇幅，专门就幕友制的弊害问题做了考察。

在地方督抚幕府的研究方面，王尔敏《淮军志》（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分析了李鸿章幕府的组成、人才状况及影响，并整理出同治年间139位李鸿章幕府人物的活动情况表，颇具资料价值。美国学者福尔瑟姆（Kenneth E.Folsom）的著作“Friends，Guests，And Colleagues——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8。后于2002年被刘悦斌、刘兰芝翻译成中译本，收入王庆成、虞和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书名为《朋友·客人·同事：晚清幕府制度研究》）主要对曾国藩幕府与李鸿章幕府进行了研究，美国学者波特（Jonathan Porter）的著作《曾国藩的幕僚》（“Tseng Kuo-fan's Private Bureaucrac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72）着重分析了曾国藩幕府的特点，并与传统幕府相比较，将曾国藩幕府划分为“内幕”（Inner Mu—Fu）、“外幕”（Out Mu—Fu）两个组成部分，分析了其组成部分的特点和功能。

80年代至现在，大陆学者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明清幕府制度的宏观研究，对胡宗宪幕府、陶澍幕府、曾国藩幕府、李鸿章幕府、袁世凯幕府的研究，对州县衙门幕友制度的研究，对学人游幕的研究等几个方面。如陈宝良《明代幕宾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在区分幕职与幕宾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明代的幕宾制度，认为明初即有幕府制度存在，而至迟到正统年间，已有“自己用人”的例子；幕宾流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由此形成聘幕之风；幕宾的身份以生员为主；主、幕之间，既是宾、师，又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幕宾的职掌，包括主文牍、备咨询、佐治民事、帮闲；幕宾的出现，既是幕官制形同虚设以及科举的产物，又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孙志鹏的硕士论文《胡宗宪幕僚群体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3年）从胡宗宪幕府的形成原因、幕僚群体的作用和内心世界做了探析。郑天挺《清代的幕府》（《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清代幕府制度的变迁》（《学术研究》1980年第6期）两篇文章根据幕府职能、宾主关系、幕宾社会地位等的变化，对清代幕府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并考察了“幕客的来源”问题。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和朱谐汉《曾国藩的幕府及其“功业”》（《历史档案》1994年第2期）对曾国藩幕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马昌华主编的《淮系人物列传》（黄山书社，1995年）一书为李鸿章幕府的数十名主要宾僚立传，又另制《淮系集团文职人员表》，搜集整理了数百名李鸿章幕府宾僚的活动资料。成晓军在《曾国藩的幕僚们》（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一书中，选取与曾国藩关系密切的八位著名幕僚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左宗棠、刘蓉、罗泽南、李元度、丁日昌，将其置于当时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认识、理解，以评传形式分别展示了他们在修身、齐家、从政、治军、学术等方面深受曾国藩培育、砥砺的全过程，书后附有“曾国藩的其他重要幕僚”，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梁勤主编的《曾国藩全书：曾国藩及其幕府》（远东出版社，2002年）一书对曾国藩幕府的入幕途径、幕僚职责、主幕关系、出幕之后的情形、幕府组成情况、幕府中重要人物、幕僚人数统计诸多方面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李志茗《晚清四大幕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对晚清陶澍幕府、曾国藩幕府、李鸿章幕府、袁世凯幕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考察，对学界较少涉及的陶澍幕府与袁世凯幕府的研究颇具学术价值。

研究州县幕友也引起学界的关注。在这一时期，研究州县幕友的学术文章主要有朱金甫《论清代州县之幕友》（收入《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吴爱明、夏宏图《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绍兴师爷”的研究尤为深入，如项文惠《绍兴师爷》（南京出版社，1991年）、王振忠《绍兴师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郭建《绍兴师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从不同层面对“绍兴师爷”进行了考察。其中以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一书最为详尽和深入，此书以幕业群体“绍兴师爷”为主体，综合分析和考察了清代幕业的成因、幕业的人才来源、幕业的特点、幕业的内容、幕业的学成、幕业的生活状况、幕业的道德规范、幕业的职业观念八个方面。李乔《中国的师爷》（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对中国幕友也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

在学人游幕研究方面，尚小明的两部著作《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清代士人游幕表》（中华书局，2005年）对清代学人游幕的研究非常详尽和深入。前者是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的，此书对清代学人游幕的发展演变、清代不同时期重要的学人幕府的情况及学人游幕期间进行的学术活动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后者对清代士人游幕进行量化分析，并从大量史籍中钩稽出学人游幕的资料，制作出了颇具学术价值的《清代士人游幕表》。另外赵园在《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2、3期上相继发表的《明清之际士人游幕及有关的经验表述——以易堂诸子为例（一）》《明清之际士人游幕及有关的经验表述——以易堂诸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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