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桦,岳卫平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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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玄机：权臣谋士的传奇人生试读：
序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历经重重磨难的伟大民族。王朝更替、云谲波诡的重大事件的发生、一些重大历史进程的前进或倒退，其间就少不了那些幼主或昏君身边的权臣们的干预和影响，也少不了明主身边那些谋士们的出谋划策。
对于古代臣子们的属性有一种分法是功臣、权臣、奸臣。功臣多含褒义；奸臣则是贬义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权臣的解释是“掌握大权而专横的大臣”。综观历史就会发现，这种贬义的倾向是值得商榷的。
在中国古代有这样一种现象，如果皇帝软弱，则一定有权臣当道。其忠奸之别，只在于他们是否误国乱国。他们或是鞠躬尽瘁、恪尽职守，为辅佐明君创造一朝盛世而青史留名；或是狐假虎威、助纣为虐，断送了大好河山而遗臭万年。权臣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势力，在数千年的文明长河中书写了绚丽多彩的篇章。权臣身份有当朝宗室、将帅、宰辅、外戚，乃至宦官等不一而足。这些权臣的人生归宿虽然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群臣的全貌，但却足以让人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中国历史风云的变迁和人性的善恶，更能让人体会到中国历史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个人的命运其实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时代特征。
而那些中国古代历史上风云一时的谋士们，他们或精于兵法，或善于治政，或长于抚民，或敏于任事，都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倾情演绎着自己，也演绎着历史。他们顺应历史的发展，顺乎人民的要求，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施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这对于解决社会重大冲突、缓和阶级矛盾、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无疑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些古代谋士中的一代翘楚们，用他们杰出的才能和智慧，以及非凡的计谋和韬略，为帝王们一统江山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们的不世奇功至今依然熠熠生辉。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帝王们重大决策的实施，社会长治久安局面的出现，乃至社会历史进程的停滞甚或向后，都是那些权臣谋士们一手促成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是他们精密谋划的结果，也是他们自身价值的必然体现。
权臣和谋士在沉浮进退之间影响或改变着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大批皇权体制下的权臣谋士们如八仙过海一样各显神通，演绎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他们是如何来扮演自己的人生角色的？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着怎样的地位？他们的沉浮进退究竟对中国历史有着怎样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随着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注，越来越受到大众的瞩目。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推动或阻碍着封建社会的向前发展。他们的命运往往同封建王朝血肉相连；他们的人生结局其实也注定了封建王朝的大体走向。
本书选取的是历代权臣谋士中的佼佼者，以历史典籍为依据记述其功过，向读者展示其真实面目。本书选材精当，史料详备，叙述生动，体例活泼，是一本雅俗共赏的历史读物，适合所有对历史和智谋感兴趣的朋友们。
第一章 权柄是他们手中的魔杖
天下熙熙，莫不为利，不同的是有的人用正当的方式取得利，有的人则相反。中国古代的那些权臣们尽情地挥舞手中的权柄魔杖，直接或间接地掌控了国家机器。
管仲——野心勃勃，誉满天下
管仲，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的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他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耻名不显于天下
管仲属于周王室比较疏远的亲族。有很多学者认为他是周初管叔的后裔，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他属于周穆王的后代。他的父亲管庄仲(后世为避汉明帝刘庄之讳改“庄”为“严”)去世得比较早。管仲由其母抚养长大。他的家族可能原来属于贵族，到了管仲这一代，早已家道中落了。因而管仲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比较艰苦，从事过一些下层人才做的职业。据一些史书记载，他“尝为圉人”，即为人养马以维持生计，也有人说他曾是“故成阴之狗盗，天下之庸夫”。这些都说明，那时管仲的地位确实不高，为一般人所轻视。幸运的是，管仲很早就和鲍叔牙成了好朋友。青年时期，他曾经和鲍叔牙一起在南阳经商，可惜都不太成功。因为贫困之故，每次分红利的时候，管仲总是要求多分给自己一些。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管仲的朋友，鲍叔牙知道后并没有责怪管仲，他知道管仲并不是贪财好货之人，之所以要求多分钱财，乃是因为家贫又要奉养老母之故。
年轻时期，管仲曾经替好朋友鲍叔牙谋划事情，因时机不利，结果使得事情反而更加糟糕。他曾经三次求仕，却得不到君主的信任，最终都以被逐结束；曾经三次参与保卫社稷的战争，却每次都因挂念老母而做了逃兵，没有被“军法从事”已属万幸。后来，孟子也把他当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典型，可见他的这段困苦不堪的经历在古代也是天下皆知了。在他人生中最为困难的阶段，自始至终都贯穿着鲍叔牙的理解和支持。这对管仲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坚持下去。而这段困苦的经历既给予管仲更多的磨砺，也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下层民众，细致而全面地了解齐国社会的利弊，为他后来执政齐国厉行改革打下了基础。
管仲的可贵之处就是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如此困苦的境遇中，他的心中始终燃烧着希望之火，那就是“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正是由于心中存有这种火苗，他才能平静地面对各种生活的苦难而不失态、不偏激。他在隐忍中等待，在困境中求索。那时的齐国处在齐襄公的统治之下。齐襄公是一个典型的荒淫残暴的君主，他的后宫“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就这样他还不满足，又和自己的妹妹通奸。后来，他的妹妹嫁给鲁桓公做夫人，兄妹之间仍然藕断丝连。最终发展到在鲁桓公到齐国访问时，为了肆无忌惮地淫乱，他们兄妹合谋，借机将鲁桓公灌醉杀死。本来在前几代君主的治理之下，齐国由疆域不过百里、“地泻卤、人民寡”的蕞尔小邦逐渐蔚为大国，到齐庄公、僖公时期，已经初具霸业的规模了。但经过齐襄公的胡作非为，齐国政局日非，国内动荡不安，许多贵族预感到将要大祸临头，纷纷避走国外。这其中就包括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当时公子纠在管仲、召忽的辅佐之下避走鲁国，而公子小白则在鲍叔牙的辅佐下到莒国去避祸。不过鲍叔牙当初对齐僖公令其辅佐公子小白很不满意，常常称病不朝。他认为小白将来没有希望继承君位，让他来辅佐小白，肯定是出于对他才能的不认可，是见弃于国君。而管仲却大不以为然。相反地，他对公子小白相当看好，认为一旦齐国情况有变，出来收拾局面的非小白不可。他为鲍叔牙对当时的形势做了详细的分析，力劝鲍叔牙出山。
鲍叔牙听从了管仲的意见，愉快地出来接受任命，竭力尽心侍奉小白。
恶贯满盈的齐襄公终于得到了报应，被公孙无知弑杀于宫。齐国陷于内乱。公孙无知自立为君，不久，又在雍林被杀。齐国一时没有了君主。公子小白和公子纠都拥有君位继承权，两人分别在各自所在国家的支持下展开了对国君之位的争夺。就路程而言，显然身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归程更近。管仲在鲁国的支持之下，于莒国通往齐国的大道上设下伏兵，半路截杀公子小白。他亲自拈弓搭箭，直射公子小白。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公子小白身上佩戴的带钩救了他一命。机智的小白就势躺倒装死，骗过了管仲，在国内国、高两大世族的接应下抢先回国即位，是为齐桓公。
被骗过的管仲与公子纠一伙认为公子小白已死，再没有人与他争夺君位，因此也就不急于赶路，六天后才到齐国，却发现公子小白已经继立为新君了。野心勃勃的鲁庄公原欲借扶立公子纠来干预齐国内政，建立自己的霸权，得知齐国已有新君后气急败坏，当即派兵进攻齐国，想以武力强行立公子纠为君。齐桓公也不示弱，他果断率军迎击，并在乾时会战中一举击溃鲁军。公子纠和管仲随鲁庄公败归鲁国。齐军乘胜追击，进入鲁国境内。桓公也急切地欲报一箭之仇，欲杀管仲而后快。另一方面，桓公也开始考虑组建领导班子的问题。劳苦功高的鲍叔牙理所当然地成为宰相的第一人选。可是，出乎桓公意料的是，鲍叔牙竟然坚辞不就。不仅如此，他还推荐差点要了齐桓公小命的管仲为相，并把管仲大大地夸赞了一番。
齐桓公大为不解，也一时难消心头之恨。鲍叔牙进一步向桓公解释，管仲的所作所为，都是缘于忠君之故；如能宽恕他并用之为相，他也一定像忠于公子纠那样效忠于您。鲍叔牙精辟的分析和他心存社稷的精神打动了齐桓公。于是齐桓公决意起用管仲为相。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把管仲夺回来。他们君臣决定继续向鲁国施加军事压力，以报仇为辞，并向鲁国提出要求。尽管鲁国大臣施伯看穿了齐国的真实意图，实欲以管仲为相以图谋霸业，但在齐国的军事压力下，鲁庄公不得不杀死公子纠而把管仲交还给齐国。
公子纠被杀之后，与管仲同辅公子纠的召忽随即杀身以殉。壮志未酬的管仲并不甘心这样稀里糊涂地死去或降敌，因而“请囚”。
虽然仍是阶下之囚，出于对老朋友鲍叔牙的信任和自己才干的自负，管仲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在归国的途中，他即兴创作了一首曲调激昂的《黄鹄之辞》。在他回到齐国之后，果然不出所料，在鲍叔牙的力荐下，齐桓公任命管仲为相。深谙世道的管仲并没有因此得意忘形，他深知自己的宏伟蓝图能否实现，取决于齐桓公是否真正信任自己，那些根基深厚的国、高等大贵族是否服从自己。因此，他首先要做的是使自己拥有足够的权威，并借此考验齐桓公。齐桓公是个很大度的君主，他答应了管仲全部的不情之请，任命他为上卿，爵位在老牌大贵族国氏、高氏之上，赐之“三归之家”，尊他为“仲父”，一举使管仲在齐国树立起崇高的威信。这样，历经磨难的管仲得以回国。从此，他的人生步入了另一个阶段，在书写自己人生壮丽篇章的同时，也开创了齐国数十年的霸业。
在完成一些基本的准备工作之后，管仲开始着手改革。
小疾不妨霸业
管仲改革，首先从战略的高度确立了一个大目标，就是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那时，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自平王东迁之后不断衰落。此时的天下或者说诸夏地区强烈需要一个霸主来作为秩序的维护者。当时郑国陷于内乱，自顾不暇；鲁国由于自身实力所限，有心无力；而齐国有了齐僖公打下的“小霸”的基础，恰恰处于崛起的最佳时期。管仲看准了这一点，勉励齐桓公树立起称霸的雄心，正体现了他作为杰出的战略家的高瞻远瞩。
可惜齐桓公本人在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称霸的野心，所以管仲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说服桓公接受这一目标。管仲清醒地意识到，在这天下大乱的环境下，齐国不可能独善其身。没有稳定、有序的外部环境，图谋发展就不可能有保证。因此，如果仅仅把“社稷可定”当作治理国家的目标，这在诸侯纷争的春秋时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只有把目标确定在“君霸王”上，把齐国的命运和天下的命运联系起来，则不仅社稷可定，而且霸业可成。因此他不惜以出走来要挟齐桓公，迫使他树立起称霸的雄心。
其实，齐桓公不称霸并非心里不愿意，乃是自知“寡人有疾”（好色），导致信心不足。管仲深知，不破除齐桓公的这一心理障碍，齐桓公也就难以真正树立起图谋霸业的雄心。于是管仲诚恳地向他指出：“你的这些缺点固然很不好，但是这些都不是什么要紧的大事，并不妨碍你成为一个大有作为的君主。”齐桓公听了很不高兴地说：“如果有这些缺点还不妨事的话，恐怕没有什么缺点算得上妨事了。”其实这种效果正是管仲想要的。他抓住这个时机，继续开导齐桓公：“作为国君来说，只有优柔寡断和不勤勉才是真正要不得的。因为优柔寡断就不能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不勤勉就不能成就大事。至于其他，谁还没有点缺点呢？”这一下子使得齐桓公信心大增，原来图谋霸业并不妨碍自己享受声色犬马、醇酒美女的，只要果断点、勤勉点就行了，那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管仲。管仲趁热打铁，向他推荐了公子举、公子开方、曹孙宿，让他们分别去鲁、卫、楚进行外交活动。
管仲勉励齐桓公称霸，能够从天下大势出发确定齐国改革的目标，其立足点无疑是高远的，非常有见地的，体现了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走向的。而他不对齐桓公求全责备，包容他的缺点，使齐桓公认可他的政治主张，并树立起称霸的信心，则充分显示了管仲的大智慧，善于区分轻重缓急，能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不动摇齐桓公的权威。固然，管仲也认为齐桓公的这三个毛病是很讨厌的，但他深知，如果苛求齐桓公，强迫他改掉所有的缺点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说到底这毕竟属于一个人的私德。对于国君来说，有良好的私德固然好，但不是主要的；只要能治理好国家，私德不怎么样也不失为一位好君主。
管仲深知，“欲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没有人才的支持什么事也办不成。因此他在为相之初就特别注意收揽英雄，选拔人才。据《管子•小匡》载，管仲为相三月，即向齐桓公推荐了五位人才——隰朋（大行）、宁戚（大司田）、王子城父（大司马）、宾胥无(大司理)、东郭牙（大谏之官）。这五个人全部被任用到重要位置，再加上鲍叔牙，初步组成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后来，这些人在经营霸业的过程中成为管仲不可或缺的帮手。
除此之外，管仲继承了太公望“尊贤上功”的路线，推行“三选制”和“上记制”，以选拔、补充人才和考核官员。这样就保证了国家对人才的选拔和控制，从而保证了后备官员的质量。故而齐国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为齐国图谋霸业提供了人才的保障。
齐国在齐襄公的胡作非为下，国事日非、政局混乱。齐桓公即位之后，面临的形势依然相当严峻，因而忧心忡忡，问计于管仲。面临这样一个烂摊子，改革内政便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管仲以“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的口号下对内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首先从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开始，协调好士农工商“四民”的关系。管仲认为士农工商四类人都是国家的基础。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士农工商四民的聚居地要有所区分，而且要相对稳定。实行这种“定民之居”的办法，不仅有利于管理，有利于分工，而且有利于同业内部的互相影响、互相学习。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寓兵于民，有利于兵民之间的转换。由于大家长期生活在一起，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能辨别出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无形中提高了齐国军队的战斗力。管仲还认为，老百姓太穷太富都不好。太富则对爵禄不会动心，太穷则不畏刑罚。两极分化会导致国家法令不行。为了保持“四民”相对平等的经济地位，他又提出对他们不能一视同仁，政策上必须有所倾斜。在发展商业的同时，必须打击富商巨贾。盐铁、粮食、布帛等重要物资均由国家垄断经营。
管仲针对发展农业和商业也做出了许多改革。不仅考虑到了土地的情况，而且考虑到了年景，当然比不分青红皂白征收同样的赋税要合理得多，要更便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管仲的这一改革措施实际上是对旧的井田制度的根本变革和瓦解。他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准确地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做出英明抉择，极大地促进了齐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管仲提出“关市几而不征”，对于来往的货物，无论是几经周转，都免征关税和市税。这一政策的施行极大地刺激了齐国商业的发展，也吸引了周边诸侯国的商人前来齐国做生意，令“诸侯称广焉”，不仅大大有利于齐国人民的富裕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而且用经济的纽带紧紧地把诸侯国与齐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另外，为了增加军资，解决军队的武器问题，管仲还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值与车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这样在不加重人民负担的情况下就很轻松地改善了军队的装备，同时又使犯罪的人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一政策受到了人民的拥护。
把齐国一步步送上霸主的宝座
经过对内政的改革整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这时的齐桓公也不再安分了，有了“从事于诸侯”的想法，时不时想拿鲁、宋等在当时来说并不算小的诸侯国开刀。深谋远虑的管仲深知时机并未成熟。成就霸业固然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但绝不是单纯仰仗武力来对其他诸侯国进行压服那么简单的事，需要综合运用政治、外交、军事等多种手段，对于诸侯国该拉的拉、该打的打、该灭的灭、该帮的帮。要使他们心服口服，真心拥戴，这才是真正的霸主。在形势有利于齐国的情况下，更不能轻举妄动。一招不慎，就有可能将大好时机白白地葬送。因而他极力劝阻。可惜桓公年少气盛，一意孤行，为报鲁国帮助公子纠与自己争夺君位之仇，悍然发动对鲁国的战争。不料鲁军同仇敌忾，在曹刿指挥下一鼓作气，击溃齐军，把齐桓公弄得灰头土脸。经过这次教训，齐桓公老实多了，重新又回到管仲的思路上来。管仲抓住时机，在外交方面推出了两大措施：一是树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号召天下诸侯；二是改善与中原诸侯国的关系，尽可能把诸夏团结在齐国周围。历史证明，管仲推出这两大措施是富有远见卓识的。正是这两大举措，一步步把齐国送上霸主的位置。
当时，宋国刚刚经历一场内乱。宋桓公新立，尚未得到各国诸侯的承认。另外，周釐王也刚刚即位。这两件事为管仲的外交策略的推行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管仲建议齐桓公遣使去周王室朝贺，向天下诸侯做出尊王的姿态，同时借机请周天子下令，让诸侯承认宋桓公，借以拉拢宋国。周釐王见强大的齐国前来朝贺，简直受宠若惊。他也乐得做顺水人情，就把召集诸侯会盟及承认宋桓公这件事以王命的形式交给了齐桓公。这样，齐桓公便名正言顺地在北杏(今山东东阿县北)大会诸侯，令宋、陈、蔡、邾等国参加，共同确认宋国君位，安定宋国；对于一直不怎么驯服的遂、谭两国则乘机找借口灭掉；同时又警告了试图阻挠桓公称霸的鲁国。管仲策划的这次会盟提高了齐桓公在诸侯中的威信，为桓公称霸打下了基础。
北杏会盟的举行虽然勉强算得上成功，但离完美还差得远。参加者除宋外都为小国，且为数不多。更可恨的是，连近邻鲁国也没有参加。这促使管仲对齐国外交政策进行反思，决心改变过去那种以邻为壑的做法，改善关系，修好邻邦，以巩固齐国的地位。其具体做法主要是返还过去侵占的邻国领地，宽容大度，取信于邻。
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是“四邻大亲”，增强了齐国的“国际”号召力，为齐桓公攘夷创造了条件。原来一直与齐国为敌的鲁国及对齐国不服气的宋国也被拉拢进来，成为齐国的盟国。公元前667年，周王任命齐桓公为“侯伯”。齐桓公成为由天子正式册封的霸主。
齐桓公称霸后，为巩固霸业，团结诸夏，开始率领中原诸侯对夷狄展开反攻，即所谓“攘夷”。为了救燕，齐桓公与管仲、隰朋北伐山戎，直至令支、孤竹。齐国君臣上下同心，克服了艰难险阻，终于战胜山戎，达到救援燕国的目的。燕庄公为感谢齐桓公，亲自送桓公回到齐国，再次大大提升了桓公的威望。诸侯都愿意听从齐国的。公元前661年，狄人伐邢。管仲向桓公建议出兵伐狄救邢。桓公派兵，打退狄人。不久，狄人又攻邢国。齐桓公再邀宋、曹两国出兵救邢，并把邢国的都城迁到夷仪(今山东聊城县西)，又帮助邢国筑城，救助邢国难民。公元前660年，狄人伐卫，灭了卫国。齐桓公邀宋国出兵，救卫，收拢卫国难民，重建卫都于楚丘(今河南滑县)。此举又为齐桓公在诸侯国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
与此同时，南方的楚国不断北侵，兼并了许多小国，又连年伐郑，威胁中原。管仲深知，不制伏这个强敌，齐桓公霸业的含金量就不高。恰巧，公元前657年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桓公与夫人蔡姬在一条船中嬉戏，蔡姬一时调皮，加上她又熟悉水性，就不停地晃船。齐桓公很害怕，制止蔡姬，但她不听。下船之后，齐桓公就把她休了。蔡国自然很不高兴，又将蔡姬另嫁他人。桓公听说后，大发雷霆，决意兴兵讨伐。于是，管仲因齐桓公欲伐蔡而建议他伐楚，也好师出有名，不致落个因妇人伐人国的恶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宋、陈、卫、郑、许、曹等国军队，在击溃蔡国之后，兴师伐楚。双方对峙于楚地的陉。楚成王慑于齐桓公兵多势众，只好请求议和。管仲见好就收，劝齐桓公退兵，陈师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东)，与楚订立了召陵之盟，消除了楚对中原各国的威胁。齐国对楚国的这次胜利，完全是管仲综合运用外交、军事、政治等多种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范，既保存了齐国的实力，又制伏了当时最强大的敌人楚国，顺利地把桓公的霸业推向了顶峰。
公元前651年，周惠王去世，太子姬郑的地位并不稳固。为了安定王室，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为天子，是为周襄王。之后，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派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诸侯朝拜之车)，不要桓公下拜受赐。在管仲劝说下，桓公还是依照周礼下拜受赐。同年秋，齐又和诸侯会于葵丘。周再派宰孔参加。这时的齐国已经全面压倒它的竞争对手晋、楚、秦。齐桓公成为中原的霸主。
管仲一生丰功伟绩颇多，但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却多为后人诟病。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3年)，管仲病重。桓公亲往探视，曾问及管仲身后择相之事。
针对这一问题，管仲在摸清齐桓公的想法之后，对易牙、竖刁、开方、鲍叔牙、隰朋等人的善恶及优缺点做了详尽的剖析，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桓公在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对他们量才叙用，扬长避短，做到“善任”。只可惜管仲所荐的接班人隰朋在管仲去世后不久也撒手归西。最终齐桓公违背了管仲的临终箴言，执意重用易牙、竖刁、开方三个小人，致使鲍叔牙忧愤而死。最终他自己落了个尸体在床达67天无人收殓，以致尸虫爬到了门外的可悲下场。齐国陷入内乱，霸业随即衰落。然而，这一切都是在管仲死后发生的，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要求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依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他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当然，管仲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所以他也有历史局限。如为齐桓公创立霸业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改革中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等。
霍光——“准皇帝”的悲喜人生
霍光，跟随汉武帝近30年，是武帝时期的重要谋臣。汉武帝死后，他受命为汉昭帝的辅政大臣，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20年，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成为西汉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麒麟阁十一功臣第一。
效周公，辅幼主
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出身颇有一点戏剧性。他的父亲叫霍中孺。史书对霍中孺记载不多，只知道他曾作为一个县吏被派到平阳侯家做事。这个平阳侯是汉武帝的姐夫，家中奴仆成群。估计霍中孺长得模样还不错，在平阳侯家里供职的时候，被一个叫卫少儿的侍女看中，两个人一拍即合，发生了一段风流韵事，生下了霍去病。这个卫少儿也不是简单人物，她的妹妹就是后来武帝的皇后卫子夫，弟弟便是后来的大将军卫青。霍中孺和卫少儿私通，但却没能娶她，而是在任职期满后一个人回到了平阳老家，在家里又娶了老婆，生下了霍光。
武帝在平阳侯家看中了卫子夫，并把她带到宫中。卫子夫备受武帝的宠幸，被册封为皇后。霍去病因这层关系受到武帝贵幸。霍去病直到成人后，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霍中孺，只恨没机会相见。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21岁的霍去病以骠骑将军之职，率兵西出河西走廊，出击匈奴，路过河东。到了平阳地界，霍去病派手下将霍中孺请到一个驿舍相见。父子相认，百感交集，涕泗滂沱之际感谢上苍给了他们一个相见的机会，霍去病为感谢生育之恩，为父亲购置大量田产奴婢，方才率军西去。霍将军得胜还朝之时，复经平阳。这一次，他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一起带走了。当年霍光刚刚十多岁，跟着这位风光无限的哥哥走进了长安，走进了朝廷，走进了风云变幻的政治旅途。
霍光聪明伶俐，好学善问，深受霍去病喜爱。虽然他年龄尚小，霍去病还是替他谋了一个郎官的职位，为他以后的发展做好了铺垫。不久霍光被擢升为诸曹侍中，成为武帝近侍，得以接近汉武帝。霍光和哥哥霍去病兄弟情深，相处融洽，只可惜霍去病命不长寿，正在事业大有作为之际突然撒手人寰。霍去病曾经为汉武帝出击匈奴立下不世之功，武帝自然十分感念，爱屋及乌，对他的弟弟便也青睐有加。霍去病逝世不久，霍光被擢升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专门负责武帝的安全，出则奉车，入侍左右，成了武帝的贴身近臣。此后的二十多年，直到武帝去世，霍光从未离开过武帝身边。在此时期，他小心谨慎，尽职尽责，极大地博得了武帝的好感，获得了武帝的信任，为他以后成为托孤大臣奠定了基础。
霍光身材挺拔，皮肤白皙，双目有神，长须美髯，生得一副古典美男形象，可能也是继承了乃父风范。他做人沉静详审，行事细致周密，甚至到了令人叹服的地步。有人特意记下他的行事，发现他每一次进出宫殿的时候，迈出脚步的起始点都在同一个位置，几乎分毫不差。霍光的工作也不曾有过一丝马虎或疏漏，处理问题干净利落、细密周详。这样的性格，自然被汉武帝看在眼里。汉武帝十分欣赏他的为臣之道，认为霍光是一个可以托以大事之人。
历朝历代，到了上一代帝王衰老的时候，围绕皇位的继承问题，往往上演一出出明争暗斗的好戏。任是汉武帝雄才大略，老谋深算，到了晚年，也没能避免一场因为争夺皇位而演化的流血冲突。
汉武帝的太子刘据本是卫皇后所生，具有合法的继承皇位的权利。然而由于宫廷的斗争和奸人谗言，武帝却对温和仁让的太子越来越不满意。征和二年(前91年)，廷尉江充勾结丞相刘屈氂、将军李广利等谋立昌邑王刘髆，借汉武帝晚年多疑的性格，称太子车驾经常驶入皇上专用的驰道，早有不臣之心，并谎称在太子宫中挖出了诅咒武帝的木人，诬陷太子以巫蛊之罪。太子刘据被逼而反，与父亲在长安刀兵相见，血战数日，事败自杀。这场悲剧给武帝的一生抹上了浓重的黑色，对七十多岁的汉武帝来说也是一场致命的打击。事后，经过平心静气的思索，还没有糊涂透顶的汉武帝深知自己培养多年的太子是被自己逼上了绝路，眼看自己的身体已是日薄西山，其余的儿子却都不是可以托付天下的材料：昌邑王刘髆自是不可复用；那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一贯骄奢淫逸，目无王法，绝对不堪国家之重任；自己倒是对幼子刘弗陵十分钟爱，可他的年龄实在太小。朝廷之上众臣为了一己之利，也纷纷猜测、人心惶惶。严峻的形势令老年丧子的武帝备感凄凉，一生果敢决断的他此时遇到莫大的难题。终于，武帝决定立年幼的刘弗陵为太子，并准备挑选一位顾命大臣辅佐幼主。他的心里想好了一个人，觉得此人稳重可靠、素来忠心，堪能担此辅佐大任。这个人就是霍光。
武帝特意命画工根据古代周公辅佐年幼成王的故事，绘制了一幅周公背负小成王接受诸侯朝见的挂图，命名为“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专门赐给了霍光。其中深意，不言而喻。
后元二年(前87年)春天，连日的病痛使汉武帝清楚地知道自己已是病入膏肓。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的武帝在五柞宫下诏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封金日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让他们跪在自己的卧床之下，接受遗诏，辅佐幼主。
第二天，一代天骄、雄才大略的汉武大帝驾崩。太子刘弗陵继承皇位，是为孝昭皇帝，时年八岁。受遗诏辅佐昭帝的霍光从此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运筹策，化危机
武帝病死，霍光正式接受汉武帝遗诏，与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共同辅佐朝政。年幼的昭帝将一切政务交给了霍光处理。霍光由此掌握了汉朝政府的最高权力。
然而，统治集团内的权力斗争不但没有随着昭帝的即位而消弭，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昭帝登基不久，一股在辅政大臣中间的以反对霍光为目的，谋废昭帝的阴谋如暗流般涌动起来，严峻地考验着霍光的政治能力。
与霍光同时辅政的上官桀和霍光本为儿女亲家。霍光的大女儿嫁给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为妻，并生有一女。为了谋取朝廷的最高权力并使自己能够长久得势，上官桀依附于昭帝之姊鄂邑长公主，将自己年幼的孙女送入皇宫作为昭帝的婕妤，一年后又立为皇后。这一次上官家沾上了皇亲国戚的光，上官安受封骠骑将军、桑乐侯。上官父子俱为将军，现在有了椒房之重，朝中地位自然大大提升。每当霍光休息日，上官桀得以代为决事，权势一时大盛，形成和霍光争权之势。上官桀自然明白自己在朝廷地位提高的根由，他对长公主也是心存感激、寻机报答。恰好这个长公主和一个叫丁外人的河间下人勾搭在了一起。只是因为汉例，非列侯不能娶公主为妻，长公主因此不能与他结为连理。这成为她心头的一桩愁事。上官桀父子为了报答长公主对自己家的垂青，为丁外人向霍光求封。本来这也是件成人之美的好事，霍光却以无功不得封侯为由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既然封侯不成，上官父子又求任命丁外人为光禄大夫，以便借光禄大夫出入宫闱的便利，叫有情人能常见个面，却又被霍光拒绝。这一次，不但上官父子脸上无光，连长公主也是大为愠怒。自此两家开始怨恨霍光。
另一位辅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自认为在汉武帝时期制定盐铁专营的政策，为武帝的财政事业鞍前马后出力不小，正是由于自己的努力才使国家府库财源充盈，功劳莫之能比，不甘居于霍光之下，遂产生了推翻霍光，由他与上官桀来主政的欲念。当时，还有一个与昭帝同父异母的燕王刘旦，因长于昭帝而不得嗣立，心里一直愤愤不平，无时无刻不在谋划取而代之。而最大的障碍便是辅政大臣霍光。
对霍光共同的仇视促使上官父子、长公主、桑弘羊与燕王刘旦勾结起来，共同对付霍光，形成了以长公主和燕王刘旦为首的一股反霍势力。上官桀内心的想法是要先利用燕王刘旦的身份发动政变，在政变成功之后，由他来掌握朝政。这个暂时联合起来的政治集团开始盯紧霍光，寻找时机向霍光开刀。
始元六年(前81年)，上官桀、燕王刘旦等人加紧了政变的准备工作。燕王刘旦将夺取帝位的赌注押在上官桀身上，前后派遣十多人，带了大批金银珠宝，贿赂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以求稳固自己的联盟。经过谋划，他们袭用“清君侧”的故伎，以燕王刘旦的名义上书昭帝，捏造说：“霍光正检阅京都兵备，京都附近道路都要戒严，是僭越天子仪仗；将被匈奴扣留19年的苏武召还京都，任为典属国，意欲借取匈奴兵力图谋不轨；把自己的党羽杨敞提拔为搜粟都尉，擅自调动益莫府校尉入府密谋。所有这些，都表明霍光专权自恣，有不臣之谋。”燕王刘旦同时声称为了防止奸臣变乱，要入朝宿卫。上官桀等到霍光外出休假时，将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妄图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罪状”，由桑弘羊挟持朝臣共同胁迫霍光，从而废掉汉昭帝。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在昭帝那里，他们碰了一个软钉子。当燕王刘旦的奏章到达汉昭帝那里后，就被汉昭帝扣压，不予理睬。
次日早朝，霍光上朝，得知上官桀等人的举动，心惊肉跳，就在近臣谋划之室止步，等候昭帝的态度。汉昭帝上朝后目视朝臣，见朝臣中没有霍光，问道：“大将军哪里去了？”上官桀乘机回答：“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状，他不敢来上朝了。”昭帝显得十分平静，随即召霍光觐见。霍光入朝，摘下帽子，叩头请罪。没想到14岁的昭帝却语出惊人，只听他说：“请大将军戴上帽子，你是没有罪的。我知道那封书信所言非实。你检阅所属兵力，调动校尉，时间还没有10天，燕王刘旦远在外地，怎么能够这么快就知道呢？况且，你如果真的要有非分之想？何须调动一个小小的校尉呢？”
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14岁的昭帝一语揭穿。所有朝廷大臣对昭帝如此聪明善断无不表示惊叹。昭帝对上官桀等人无中生有大加申斥。这下轮到上官桀等人惊慌失措、冷汗直冒了。从此，不管上官桀之流对霍光如何诬蔑，昭帝再不相信，总是说：“大将军忠心耿耿，受先帝遗嘱来辅佐我，再有诋毁者一定严加治罪！”上官桀等人也再不敢轻言是非。霍光的辅政地位经过此次变故，反而得到了稳固。
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愈发觉得面临危机，决定孤注一掷，发动武装政变。他们计划由长公主出面宴请霍光，埋伏兵士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迎立燕王刘旦为帝。也是该着他们不能成事，就在这危急关头，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回家后将事情无意间告诉了自己的父亲。这位父亲一向敬重霍光，一听事情不对，马上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司马迁之婿)告发。杨敞则连夜驰马转告了谏议大夫杜延年。杜延年又急忙告知霍光。霍光掌握了上官桀等人的武装政变计划，当机立断，先发制人，将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丁外人等主谋统统逮捕，斩草除根，诛灭了他们的家族。长公主、燕王刘旦自知不得赦免，遂先后自杀身亡。这场由上官父子为主谋的政变预谋被霍光彻底地粉碎在摇篮之中。9岁的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又是霍光的外孙女，幸运地未被废黜。
霍光执政后面临的第一场政治危机在霍光的运筹下以胜利而告终，初步显示了霍光的政治手腕。接下来昭帝在位的13年里，霍光牢牢掌握政局，大权独揽，威震海内。
废昏帝，稳大局
元平元年(前74年)，年仅21岁、开明聪慧的汉昭帝竟然一病不起，不治身亡。更为严重的是，汉昭帝没有子嗣，刚刚平静的朝局又掀起波澜。由谁来继承皇位，又成了摆在公卿大臣们面前最棘手的问题。当时，汉武帝的儿子只有广陵王刘胥还在，但是由于刘胥品行不端，汉武帝在世时就觉得他有失皇家体统，不能君临天下；而立别人似乎又不合礼法。正在霍光等犹豫不决时，一位郎官上书说：“周太王废太伯而立王季，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只要是合适，即使是废长立幼，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这一上书为霍光找到了依据，霍光一时大喜，将此人提拔为九江太守，并将其上书遍示群臣，以皇太后的名义，派遣行大鸿胪事的少府史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一起迎接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入京，继承大统。
然而事与愿违，这刘贺却是一个比刘胥更为荒诞不经的花花公子。还是昌邑王时，他就荒淫放纵，属下屡劝不止。听到要进京继承皇位，他喜不自胜，竟然骑马狂奔一日五百里，路上还强抢民女，供其淫乐。即位以后，他更是毫无节制。在昭帝大丧期间，刘贺就歌舞不断，吃喝游乐，淫乱后宫，在位27天，诸般丧德之事，竟有1127件，这引起霍光和满朝文武的不满。更令霍光难以容忍的是，刘贺将昌邑诸臣悉数带到宫内，加官晋爵，妄图行文帝故法，夺取权柄。
在危机面前，霍光又一次展现了自己的铁腕手段，决定废掉刘贺。在动手以前，霍光和自己的亲信大司农田延年商量，得到了田延年的大力支持。田延年说：“伊尹为相，废太甲以安宗庙，忠君之名留于后世，你现在是国家的柱石，为什么就不能更选贤者立之呢？这样做不仅不会有非议，而且您就是汉代的伊尹。”
决心一定，霍光暗暗安排车骑将军张安世调动军队护卫，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们到未央宫，说：“昌邑王行为悖乱，众所周知，恐怕早晚要危害社稷。你们说怎么办？”群臣见到军队进宫，杀气腾腾，早已胆战心惊，又听得霍光此言，一个个汗出如浆，惊恐失色，口不能言。田延年抽出宝剑，大声呵斥道：“先帝托孤于将军，把天下交给他，是因为将军忠心能安刘氏。现在社稷将倾，将军死后有何面目见先帝！今天所议之事，实在是国家大体，应该速决，迟则生乱。今天哪位不答应，我将斩之。”众人一看形势，都叩头说：“现在天下之命运掌握在将军手中，我们听大将军吩咐。”霍光于是率领众臣将太后迎到未央宫，安排停当，以皇太后的名义召刘贺。
刘贺还不知道霍光的计谋，率领自己从昌邑带来的一班臣子来见太后。到了中黄门，霍光趁刘贺还不知情，令人将其随从挡在门外，只让他孤身一人进入。车骑将军张安世率羽林军将刘贺的随从二百多人赶到金马门外，一起绑了，送进了廷尉府。刘贺发觉形势不对头，然而为时已晚，未央宫承明殿内外都是霍光安排的披甲持兵武士。此时的他已无力回天，只能听任霍光摆布。
霍光令尚书令宣读以群臣名义上奏皇太后的奏疏，历数刘贺诸种失德行为，奏请皇太后宣布废除刘贺帝位。刘贺从登基到被废，一共27天，屁股还没坐稳，就灰溜溜地又回到自己的封地昌邑去了。刘贺好歹还捡了一条性命，他从昌邑带来的随从可就没那么幸运了。霍光就给他们治了一个陷王于恶的罪名。二百余人尽数斩首，一时间号呼喊冤之声，充塞市中。霍光以其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当机立断的铁腕手段，又一次在政治斗争中取得了全胜。
昌邑王刘贺是被干净利落地废掉了，接下来又是立君的老问题。汉武帝的子孙们在这个时候本就不多了，活着的几个也并非可堪君临天下之人。光禄大夫丙吉上书霍光，推荐流落到民间的汉武帝曾孙、戾太子刘据后代刘询，说这位皇曾孙德才兼备、仁义谦和，可成为一代明君。刘询在戾太子受巫蛊之祸时，侥幸未死，流落到民间抚养，现已长大成人，并已娶民间女子许氏为妻。据说早在昭帝之时，就有谶言说民间有帝王之气，而且宫中虫咬树叶成为“公孙病已立”字样。这位皇曾孙恰好原名就叫刘病已，倒是应验了谶言所言。霍光也觉得立此人为帝较为适合。于是奏白太后，派遣宗正刘德去曾孙刘病已家，先是赐御衣，洗沐更换，迎到宗正府，到未央宫参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然后由霍光奉上皇帝玺绶，参谒高帝庙，令其即皇帝位，君临天下。这就是孝宣皇帝，史称汉宣帝。
霍光的拥立之功立即得到了回报。宣帝即位伊始，立即下诏说：“褒奖有德之人，赏赐大功之事，古今亦然。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宿卫忠正，宣德明恩，守节秉义，安定宗庙，加封其一万七千户。”霍光食邑达到了两万户，赏赐的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布帛三万匹，奴婢一百七十人，马两千匹，甲第一区。大将军霍光至此真正是口含天宪，手握乾坤，人臣之荣至此极矣。
改革带来“昭宣中兴”
从汉武帝去世以后，到宣帝即位8年，霍光秉政前后20年时间。20年间，刘汉政权实际掌握在霍家之手。这20年，赖霍光的忠心勤勉，汉朝天下一时百姓充实，四夷宾服，真正实现了武帝“务使蛮夷不敢窥视中国，务使奸佞不敢觊觎神器”的遗愿。历史上称这段时间的统治为“昭宣中兴”。
武帝时期，致力于扩边征伐，汲汲于反击匈奴，为了缓解战争带来的财政空虚，施行了严酷的算缗、告缗等税收政策来增加赋税收入，采取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方式开辟财源，使朝廷具备了支持长期战争的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官营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行，逐步使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而“农民重苦，女红再税”的状况，以及“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的局面，使得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日趋贫困。
霍光执政之初，就已经意识到朝廷政策扰民的事实，开始了一系列旨在反思汉武时代政策、宽政养民和恢复社会生产的行动。
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闰十二月，霍光就派遣当时的廷尉王平等五人出行郡国，察举贤良，访问民间疾苦、冤难以及失去职业的人，为制定下步的施政方针做准备。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霍光将郡国所举的贤良人士接入京城，由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召开了一次公开讨论朝政的会议，史称盐铁会议。本次会议主要讨论朝廷的盐铁专卖、酒榷、均输等平准政策。会议围绕坚持还是罢废盐铁官营、均输问题展开了辩论，并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怎样对待匈奴、国内的治理等重大问题，实际上是对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的总评价，也是昭帝实施新的政策前的一次大讨论。因为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施，直接损害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因而他们要求改变这一政策；而代表当时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以这一政策给汉朝带来强盛为理由，坚决反对改变这一政策。这场争论的内容由桓宽整理成《盐铁论》一书，为朝廷政策的调整做了准备。后来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废除，部分地抑制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整了阶级关系，从而使汉朝的经济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
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春耕时节，霍光派专员到各地察看生产情况，命令当地府衙将种子和粮食借给缺粮少籽的贫民；到了秋天收获季节，霍光又下令贫民无需归还春天所借种子，并在歉收年份免除当年田租赋税。这些措施，为霍光在民间赢得了口碑。
霍光执政20年，知时务之要，采用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策略，恢复与匈奴的和亲政策，为汉朝统治的稳固、为社会的安定和继续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执政的这段时期，史称堪与“文景之治”的业绩相媲美。
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春天，霍光一病不起。这位叱咤西汉政坛风云二十年的国家柱石不久病逝。在生命垂危之际，宣帝亲自到府中探视。在他死后，宣帝与皇太后又亲自为他主持丧礼，治丧礼仪一律按皇帝的规格办理，将其葬于茂陵武帝之侧，赐金缕玉衣，梓棺套椁，填土封冢，陵前建祠，置守陵园邑二百户。汉宣帝亲自下诏，颂扬霍光“定万世之策以安社稷，天下臣庶，咸以安宁……功如萧相国”，赐谥号宣成侯，册封霍光之侄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霍光之子霍禹袭爵为博陆侯，霍山之兄霍云为冠阳侯。霍光作为一代权臣，生时极尽荣耀，死后封妻荫子，对他来说可谓善始善终了。
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下诏将霍光的相貌画在麒麟阁，以表示思念股肱之意。麒麟阁上霍光俯视着朝廷的风云变幻和政权更迭，俯视着家业的兴衰荣辱，泉下有知，不知会有如何感慨感叹。对他来说，是非功过，就只有交由后人来评说了。
霍光秉持汉朝政权前后达20年，他忠于汉室，老成持重，而又果敢善断，知人善任，实为具有深谋远略的政治家。他击败上官桀等人发动的政变，废刘贺，立汉宣帝，使汉室转危为安，其政治胆略颇可与萧何相比；他改变武帝末年急征暴敛、赋税无度的政策，不断调整阶级关系，与民休息，使汉代的经济出现了又一个发展时期，这也说明他以国家为重，以民生为重的治国思想。
曾国藩——大清王朝中兴名臣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他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湖湘大地。他在家乡拉起了一支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没落、衰败之际，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贵人相助，平步青云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1811年出生于湘乡县荷叶塘。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上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公元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公元1838年，曾国藩刚满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踏上仕途，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穆彰阿当时是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权势显赫，门生遍布朝廷内外。曾国藩会考中试，主考官就是穆彰阿。二人遂有师生之谊。穆彰阿赏识曾国藩的才干，曾国藩对穆彰阿也非常恭敬。交往之中，穆彰阿很关照曾国藩。一次，他向曾国藩询问皇上召见情况。曾国藩说：“我在那里等了半天，也未见人来传呼，只好回来。”穆彰阿又问：“你看见壁间所悬挂的字幅没？”见曾国藩答不上来，穆彰阿怅然说：“机缘可惜！”曾国藩很乖巧，立即起身，向穆倒地一拜，说：“愚生不才，求恩师指点。”穆彰阿思索半天，召来仆人说：“赶快将四百两银子送给内监，嘱其将壁间字幅秉烛代录。此金作为报酬。”太监将壁上的历朝圣训抄录出来。曾国藩连夜细读，背得滚瓜烂熟。
第二天，皇上召见曾国藩。他熟记在心的圣训派上用场了，面对皇上的提问，回答得很合皇上心意。皇上非常高兴，对穆彰阿说：“你说他遇事留心，我试了一下，确实如此。”从此，曾国藩青云直上。公元1847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两年后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在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由“寒门”儒生骤升二品京官的高位，升迁之快连他自己都觉得意外。他写信对祖父说：“孙儿承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又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升擢不次，实在有些惶恐。”又不无得意地对他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而得内阁学士者，唯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曾国藩对穆彰阿更是感恩戴德，他深有体会地说：“一个人想要做点事，除了机遇之外，还要有贵人相助。”
过了两年，曾国藩升授礼部右侍郎，正式参预朝政大事，开始了政治生涯。
屡败屡战，文臣封侯
公元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经过两年多的奋战，起义军从广西进入湖南、湖北，势如破竹，顺长江而下，攻占江西、安徽、江苏。太平军攻占南京后，随即定都于此，并改称天京，建立了与清政府对立的农民政权。清政府先后调集大批军队前往广西、湖南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八旗兵和绿营兵早已衰败不堪，结果镇压不成反而落败。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一片慌乱。无奈之中，清政府只好起用地方地主武装来协助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1854年2月12日，太平军西征军在湖北黄州大获全胜，烧毁清军兵营11座，湖广总督吴文熔投水而死。咸丰帝得报，急令曾国藩统带炮船兵勇，顺江而下，直达武汉。2月25日，曾国藩率湘军水陆士兵一万七千余人，浩浩荡荡挥师北上。临行之前，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的檄文，号召地主阶级势力一同镇压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2月27日，太平军的西征军占领岳州，连下湘阴、靖港、宁乡，大有长驱直入之势，前锋距湖南省城长沙仅有六七十里，长沙城内一片慌乱。曾国藩派塔齐布、周凤山、杨载福分别率领水陆湘军沿湘江北上迎击。太平军见湘军来势汹汹，便退出岳州，撤往湖北。湘军后来遇到林绍璋的援军，两军会合后再次南下，杀向湖南。湘军占领岳州后，塔齐布、周凤山乘势进占湖北通城。4月4日，王錱与太平军交战于羊楼司，大败，逃回岳州。4月7日，太平军攻城，王錱弃城，曾国藩率部退守长沙。太平军乘胜追击，占领岳州、靖港、宁乡，前锋攻克湘潭，直逼长沙。
曾国藩虽然吃了败仗，但湘军主力并没有受损。为了冲破包围，曾国藩于25日先派塔齐布率陆军对湘潭太平军猛攻，随后又派褚汝航、彭玉麟、杨载福率水师五营驰援。湘军水师凭借船炮的优势，冲溃由民船组成的太平军水营，经过激战，攻陷湘潭。湘军另一路由曾国藩率领，于28日攻打靖港。由于太平军炮轰舟逼，又遇上西南风，水流过急，湘军战船不能停泊，中炮起火，五营水兵都被歼灭。陆军见状也纷纷跨浮桥溃逃。曾国藩执剑督阵，并在岸边竖令旗，上面写着“过旗者斩”。只是这个时候逃命要紧，谁还管他军规不军规，士兵都绕过旗狂奔。曾国藩过去曾多次讥笑清朝绿营兵不能打仗，现在看到自己训练的湘军也一败涂地，实在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一气之下跳了江，幸好被随员救起逃回长沙。
湖南官吏原来就憎恨曾国藩多事，轻视湘军，听说湘军打了败仗，正好有了理由向湖南巡抚骆秉章告状，要求参劾曾国藩，解散湘军。曾国藩自己也觉得难辞其咎，便写好遗嘱，让曾国葆买回棺木，准备以死谢罪。咸丰帝接到湘军失败的奏禀，质问曾国藩为什么节节失败。曾国藩这时倒冷静下来了，灵机一动，把手下人将原来准备的奏折上写的“累战累败”，改成“累败累战”。又把他买回棺材想死的事，改成“带棺出征，与粤匪决一死战，不获全胜，决不生还”作为军令状，附在奏折的后面。这道奏折使咸丰帝对曾国藩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但对他大加赞赏，还让他继续处理军事。
为了东山再起，曾国藩对湘军进行了重整，解散了逃跑的营部，免除了弟弟曾国葆的职务。而与太平军拼命的彭玉麟、塔齐布、杨载福营则得到了扩充和壮大。这样湘军很快又发展起来了。
7月7日，曾国藩派褚汝航、夏銮、彭玉麟、杨载福领水师四营进逼岳州。7月24日，太平军迎战失利，连夜退守城陵矶要塞。8月9日，陈辉龙、沙镇邦、褚汝航、夏銮四人率部飞舟直抵城陵矶下，落入太平军早已设好的伏击圈内，全部被歼。曾国藩听到消息，伤心痛哭。8月11日，湘军塔齐布在战斗中杀死太平军猛将曾天养。太平军无心恋战，退守湖北。湘军于是水陆并进，乘势入鄂。太平军见湘军来势汹汹，于10月13日夜间弃城撤往田家镇。湘军于是占领武昌。
咸丰帝得知湘军攻占武昌的消息，非常高兴，立即下旨任命曾国藩担任湖北巡抚，还对军机大臣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个书生，居然能建立这样的奇功。”不过也有人提醒他说曾国藩的势力扩大对国家是个威胁。咸丰帝马上醒悟，打消把地方督抚大权交给曾国藩的念头。曾国藩收到让他担任湖北巡抚的圣旨时，假意推辞。然而曾国藩的辞谢奏疏还没送到北京，咸丰帝就改变了主意，只赏给他一个兵部侍郎的头衔，还倒打一耙，让他好好反省反省。曾国藩打下重镇不但没有得赏，反而受了一通训斥，实在有些悲哀。于是，他就想通过作战求胜以邀宠。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从武昌东下江西后，曾国藩指挥湘军陆师奔命作战于长江南、北两岸，佯攻坚城，精锐暗销，最后造成了湖口、九江水师溃败，败走南昌的被动局面。因为他逃奔南昌寄人篱下，反而与江西巡抚不断闹矛盾，最后还参奏陈启迈。陈启迈虽然被革职，可是这也增加了清政府对曾国藩的反感。最终，曾国藩被削除兵权。江西湘军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正好为太平军第三次攻陷武昌制造了机会。
公元1858年6月，太平军发生内讧。石达开率部离开天京进入浙江，连克数县。浙江全省告急。于是，胡林翼、骆秉章向朝廷建议起用曾国藩支援浙江。咸丰同意了。7月13日，曾国藩接旨，实在高兴异常，17日就马上奔赴前线。8月，石达开率领部队进入福建。咸丰帝命令曾国藩改援福建。曾国藩屯军江西建昌。
当时，太平军在安徽战场大获胜利。八月，陈玉成、李世贤、吴如孝部攻占庐州。11月15日，陈玉成、李秀成在庐州三河镇全歼湘军李续宾部。李续宾自杀，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被击毙。于是，清政府命令曾国藩进攻安徽。
曾国藩在安徽的首要军事目标是安庆。安庆是天京在长江上游的最后一道屏障。攻下安庆，不仅能够乘势东下进攻天京，同时可以切断太平天国长江南北的物资来源。公元1860年春，曾国藩乘太平军回攻江南大营之机，向安庆发起了进攻。3月底，曾国藩命令曾国荃率领万人驻集贤关外，进逼安庆城下，另派多隆阿统军万人进攻桐城，阻击太平军的援军；又命令李续宜率万人驻青草塥为援兵。6月，湘军攻占枞阳，形成了对安庆的包围。
此时，太平军再破清军江南大营，顺势东取苏州、常州。清政府大为恐慌，强制命令曾国藩从安庆撤围东下，救援苏、常。不料曾国藩说攻克安庆是收回南京的重要一步，拒绝撤围。6月8日，清政府见曾国藩按兵不动，就赏给他兵部尚书头衔，还让他兼任两江总督。8月10日，又让他担任钦差大臣，办理江南军务，大江南北水陆各军都归他节制。这下子曾国藩大权在握，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
为了打破湘军对安庆的包围，太平军在安庆外围与湘军进行了反复较量。1860年12月1日，李秀成部攻克黟县，距曾国藩祁门大营仅80里。而曾国藩身边只有3000防兵，他自料难活，连遗嘱都写好了。而李秀成却东走浙江，让曾国藩逃过一劫。1861年4月9日，太平军攻克景德镇，兵锋直指祁门。曾国藩的后援被切断，他悲观地再次写好遗嘱。不料，太平军与左宗棠交战失利，弃景德镇东走浙江。曾国藩再次保全了性命。8月，陈玉成调集大军合救安庆，5万大军入集贤关猛攻湘军。曾国荃指挥湘军拼死抵抗，同时，用数十万斤火药对安庆守军轮番炮轰。9月5日，曾国荃部轰倒安庆北门城墙，越壕攻入城中。
曾国藩进驻安庆后，就开始休整部队，招募新兵，筹集军饷，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军械所，为进攻南京做准备。直到1862年3月，才开始进攻南京。他本着“欲拔根本，先剪枝叶”的战略方针，决定先进攻江苏、浙江，对南京形成大包围态势，然后分进合击，最后夺取南京。
1864年3月，曾国荃部湘军对南京形成合围以后，便展开激烈的攻城作战。曾国藩多方筹措银两，补发欠饷，以稳定和鼓舞军心士气。经过4个月的苦战，湘军终于在7月19日攻破南京城。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功劳不小，被封为太子太保，并被授予一等毅勇侯，开了有清300年中“文臣封侯”的先例。
师夷长技以自强
在镇压太平军的战斗中，曾国藩的谋略的确作用不小，不过也离不开武器的先进。随着镇压太平天国的深入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曾国藩意识到清廷内忧外患的形势已十分严峻了，这时候只有“自强”、“自富”才能解救朝廷的危机。于是，在攻克安庆之后，曾国藩就建立了安庆军械所。这就是洋务运功的开端。
他常常对幕僚说：“自强的基本要务，一是革新政治，二是寻求人才。而目下最为急迫的工作就是学会西洋制造船炮的技术。一旦我们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么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或相互对敌，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我们与洋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无论是仇视他们或感谢他们，终将落得一无是处。”因此，建立安庆军械所之后，曾国藩便决定以全力去制造轮船火器。当他听说无锡有两位奇才——徐寿、华蘅芳时，便请江苏巡抚薛焕四处访求。
公元1861年12月，薛焕将徐寿、华蘅芳送至安庆大营。曾国藩曾对洋人独揽制造机器的技术、权力很是不满，一直图谋思考良策予以抵制。于是，他令徐寿在安庆创建机器局。在曾国藩的大力支持和徐寿、华蘅芳的努力下，安庆军械所在成立不足4年的时间里，凭借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制造火器弹药，尤为可贵的是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它标志着中国进入制造机器的新时期。中国的近代工业由此开始。
曾国藩也认识到中国自造轮船军火的重要性，只有中国自身具有这种能力，才能摆脱外国的挟制，达到自立自强的境地。他一方面希望采购机器，一方面也在寻找其他的机会获取生产轮船军火的能力。
公元1865年至1868年之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终于完成了第一艘自造轮船。轮船逆水时速70华里，顺水时速120华里。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成功的第一艘真正近代火轮船。曾国藩亲自登轮，在长江中试航一遭，感到非常满意，命名为“恬吉”号。
曾国藩又采纳容闳的建议在制造局之下附设兵工学堂，招收青年人入学，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培养各种工程人才。局中另设“翻译学馆”，专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西方书籍。译书的方式多数是由局中所聘西洋人口述，然后由精通绘图和算学的华蘅芳、徐寿等加以笔录。译成的书即交局中印刷所大量刊印，应各方需索，广为散布。
同治末年，翻译学馆已译成书籍数十种，至光绪末年，则多达一百七十余种。翻译的范围也由机械船炮扩及各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及至军事、医药等书。国内各地对西学开始有所了解，大多数都是通过江南制造局所译西书而获得的。
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从为官方面来说，他是清末一个难得的清廉之臣。他个人很开明，功成之后，湘军势力如日中天，他懂得功成身退之理，自请裁撤湘军数万人，消除了皇上的疑忌。此后他转而投入洋务运动，成为清政府最重要的地方洋务代表之一。曾国藩的个人修养堪称古典士大夫的道德楷模。他首先是个儒者，治家律己几近圣贤；其次，他也精通理学，曾经师从当时的理学大师唐鉴和倭仁。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力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第二章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古代的那些文臣谋士们往往会在皇帝最危险的时候，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挺身而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帮皇帝消弭困难于无形，化解困厄于突发。他们就是皇帝身边的救火队员，哪里有险情，他们就需要随时随地在当下把困难解决。
张良——名利双收又明哲保身的“奇士”
在西汉开国的功臣中，张良是一个胸藏韬略、腹有奇谋、眼光高远、长于决断的人，正如刘邦所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他是中国历史上功成名就、名利双收和善于明哲保身的典型人物。
下邳拾履奇遇记
张良，字子房，出生于战国末期，是韩国贵族后裔。在战国七雄中，韩国的国力较弱，一直在夹缝中生存。但张良所在的家庭在韩国却堪称显赫之家。他的祖父张开地是韩国三朝元老，做过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三朝的丞相，德高望重，在韩国朝野上下深得众望。他的父亲张平虽然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没有经过什么大风大浪，却也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做过韩釐王、桓惠王的丞相。父子两人历相五朝，这在整个战国时代恐怕都是个奇迹。由此也可以看出，韩王对张家的恩宠确实非同寻常。这大概也是后来张良要誓死报效韩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就在这个时候，秦国加快了对东方六国的军事行动。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秦军大举攻韩。韩军当然不是这支虎狼之师的对手。一番交战之后，韩军大败。秦军攻占了韩国都城，俘虏了韩王安，随后尽取韩国领土，将其纳入秦国版图，置为颍川郡。韩国宣告灭亡。而这一年，距张良的父亲张平去世恰恰20年。后来在博浪沙，张良行刺秦始皇也没有成功，亡命到下邳城。
在下邳城的亡命生涯中，张良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对付秦朝这么一个强大的王朝，光靠零星的恐怖行动是无法动摇它的根基的，也没有办法达到光复韩国的目的，必须想想其他办法。张良开始变得稳重起来，那个血气方刚的“愤青”渐渐消失了，他想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报仇复国之路。
一天，张良闲来无事在下邳桥上漫步，他在桥上踱来踱去，若有所思。这时，一位穿着粗布短衣、举止有些异常的老翁来到张良旁边。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张良，然后在桥边坐下。
刚坐下一会儿，老翁就故意把鞋脱下来扔到桥下，然后回过头来对张良说：“小伙子，你赶快下去把鞋给我捡上来！”
张良听了感到很惊讶，老翁与他素不相识，怎么能以这种口吻跟他说话？一股无名火从心中陡然升起，他又转念一想，老翁都一大把年纪了，跟他逞强算什么本事呢！况且自己是被秦始皇通缉的要犯，万一因为这件事露出了马脚，被官府抓去就不妙了。于是，他强忍怒火，表现出一副乐于效劳的样子，到桥下去把鞋捡了上来。
可是，老翁不但不向他道谢，反而得寸进尺地说：“小伙子，替我穿上！”
这一次，张良并没有生气。他想，鞋都捡上来了，还生什么气呢？既然他叫我给他穿上，那我就好事做到底吧！张良二话没说，就跪下来给老翁穿鞋。
老翁伸出脚让他把鞋穿好，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一笑，起身离去了。
老翁离去的身影让张良感到有些吃惊。先前来的时候，他还有些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现在怎么这样潇洒，甚至还有几分飘逸。张良不由怔立当地。
那老翁走出一里多地，又转身走了回来，对张良说：“看来，你这小子还可以教导。记住我的话，五天后的拂晓在这里和我相会。”
张良没有犹豫，立即跪下，说：“是。”
五天后的拂晓，张良如约前往。当他来到桥边时，发现老翁已经先他到来了。
看见张良，老翁很生气，他说：“跟老人约会，应该先老人而到，没想到你比我这个老头子还后到，这是为什么？”于是他转身离去了，说，“五天以后还是这个地方，希望你下次不要迟到。”
转眼又到了第五天。这天鸡刚叫，张良就起身前往。可是，当他到达桥边时，发现老翁又先到了那里。
这一次，老翁更加生气，他说：“上次跟你说过不要迟到，怎么又迟到了？”于是又转身离去，离去时又说，“五天以后早点儿来，还是这个地方。”
五天很快就到了，张良憋了一肚子气，发誓这次一定要比老翁先到。还没有到半夜，他就起身来到了桥边。这一次，他终于比老翁先到，心里暗自高兴，心想看你这次还怎么说我。
过了一会儿，老翁也来了，他很高兴地说：“年轻人，做事就应该这样。”随后，他拿出一本帛书，对张良说，“我看你是个可以教导的人。这些天，我是在考验你的意志力，看你沉不沉得住气。你终于达到了我的要求。现在我把这本书传授给你。你要仔细研习，读懂了这本书，你将来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了。我敢断言，十年后你会发迹，十三年后你到济北来见我。告诉你，谷城山下的那块黄石就是我。”老翁说完将书交给张良，转身就离去了。从此，张良再也没有见到这个成就他万世英名的老翁。这位老翁就是历史上传说的黄石公。
天亮以后，张良打开那本书，发现原来竟然是《太公兵法)(一说是《黄石公三略》)。张良觉得此书非同寻常，于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研习诵读它，渐渐烂熟于心。
对《太公兵法》谙熟于心的张良从此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莽撞了，做什么事都要谋而后动，逐渐成为了一位工于谋略的奇人。
在下邳期间，张良结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叫项伯。项伯和项梁是兄弟，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儿子，兄弟两人都是项羽的叔父。楚国灭亡之后，项梁带着侄儿项羽逃到了吴中，项伯则逃到了下邳。在下邳，他碰到了同是朝廷钦犯的张良。不过此时的张良已经隐姓埋名在下邳城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算是扎稳了脚跟，没有人知道他就是那位策划刺杀秦始皇的张良。项伯见到张良时，正苦于无处藏身，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窘境。张良果断地收留了他，算是救了项伯一命。
鸿门宴力挽狂澜
秦始皇虽然躲过了张良的行刺，但秦王朝并没能因此而摆脱迅速败亡的命运。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逝于出巡的途中。秦二世继位后，变本加厉地用强权统治天下，闹得民怨鼎沸。一场大的社会风暴即将来临。
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率先在大泽乡举起反秦大旗。起义军攻州掠郡，不到两个月就发展到几十万人。此时的历史形势也促使张良加入到了反秦起义的行列。他聚集了百余名少年，拉起一支队伍，在下邳一带开展反秦活动。他自知靠手中这点人马难成反秦气候，打算去投靠一支实力比较雄厚的反秦队伍。不久，一个叫景驹的人在留县(今江苏沛县东南)自立为楚王，扯起反秦大旗，以“光复楚国”号召，四处招兵买马，张良决定前往投靠景驹。
在途中，张良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关键人物。这个人就是刘邦。刘邦是沛县人，陈胜起义后，他率众杀死了县令，起兵反秦，自称沛公。起兵不久，他的部将雍齿就背叛他，据守丰邑和他作对。刘邦率兵攻打他，却不能取胜，很是苦恼，打算去景驹那里搬取救兵，不想却与张良相遇。
刘邦素闻张良之名，对他早有几分景仰；而张良也早就听说过刘邦的不少传奇故事。二人一见如故。张良以《太公兵法》中的策略去试探刘邦，想不到刘邦竟然一触即通，不但能完全领会张良的意思，并且在应用上也能做到恰到好处。张良不禁感叹道：“沛公真是天生英才呀！”二人相见恨晚，于是将兵马合为一处，统一归刘邦指挥。刘邦封张良为厩将(统领骑兵的将领)。从此，张良的命运就紧紧地跟刘邦联系在了一起。
张良不仅善于奇谋，而且还非常重视发动群众。他为刘邦总结出了这样一条道理：战争不能光靠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还要辅之以政治手段。刘邦深知，在他的部下当中，善战的武将众多，懂兵法的高级参谋人员则太少，而像张良这样工于奇谋的更是少之又少。更重要的是他和张良一见如故；张良所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思想，总是很适合他的胃口。之后的西征途中，张良给刘邦出了很多高明的主意，对刘邦成功率先进入关中、抢得逐鹿天下的先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207年10月，刘邦率军向咸阳城进发，到达灞上(今陕西西安东南)。秦王子婴不战而降。刘邦顺利抵达咸阳城。进入咸阳后，刘邦看到秦宫里华美的陈设、漂亮的宫女，以及数不尽的金银珠宝，作为一介市井之徒，他很难抵得住秦王朝宫室的诱惑，就想住下来快活一番。
张良对他说：“正因为秦王朝暴虐无道，天下才反叛它，所以沛公您今天才能进入咸阳，来到这里。我听说，大凡为天下铲除暴政、替天行道的人，都应当以朴素为本。如今沛公您刚刚进入咸阳，就想贪图安逸，沉溺于声色犬马，这就和人们通常所谓的‘助桀为虐’没有什么区别。”刘邦素来尊重张良，见张良说得如此郑重，只好率军返回灞上。
刘邦回到灞上，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召集关中父老集会，向他们公开宣布：“根据怀王与诸将的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我将成为关中王。现在我与诸位约定三条：废除秦的严刑苛法，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约法三章”。刘邦此举赢得了关中地区的民心，这为他后来从汉中回师关中，平定三秦，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刘邦进入咸阳后不久，项羽也率领各路诸侯大军向咸阳进发。当他到达函谷关时，得知刘邦已进入咸阳多时了；而且刘邦居然派兵把守函谷关，不让他入关进入咸阳。项羽火冒三丈，一举发兵攻占了函谷关。
就这样，原来在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支军队就要走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这时，项羽的叔父项伯因为一直对张良心存感激，要找机会报答张良。他见项羽正积极备战，准备第二天攻打刘邦，心里非常担心。于是连夜偷偷跑到张良那里，告诉他项羽明天早上就要攻打刘邦，希望张良能够跟着自己逃走，不要跟着刘邦枉送性命。但张良和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看重情义的人。此时他自然不会抛下刘邦不管。于是他让项伯稍等片刻，他要先去和刘邦道个别。
张良见到刘邦，把这一紧急军情向他做了汇报。刘邦听了，脸色骤变，不知如何是好。张良便问他是怎么得罪项羽的。
刘邦于是向张良和盘托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有人教他不要让项羽和其他诸侯的军队入关的。
张良于是叫他赶快去见项伯，通过他向项王说明他并没有背叛项王的意思。刘邦一见项伯，就像是看到多年不见的贵客似的非常兴奋，硬是以对待兄长的礼节款待项伯。一番客套、一番交情之后，刘邦开始向项伯表明“心迹”。项伯表示愿意连夜赶回鸿门，代刘邦向项羽表明心迹，并叮嘱他明天早上要早点儿亲自来项王那里谢罪。
第二天一早，刘邦就带着包括张良在内的一百多名随从前往鸿门拜见项王。一见到项羽，刘邦就赶紧上前赔罪。在接受了刘邦的赔礼道歉后，项羽下令摆酒设宴，答谢刘邦前来冰释前嫌，并要与刘邦尽兴聊一聊各自分兵作战以来的所见所闻。
席间，亚父范增屡次给项羽递眼色，并三次举起玉玦，要项羽解决掉刘邦。但项羽不为所动。他只好叫来项庄，要他在宴会上舞剑助兴，乘隙一举结果刘邦。
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项伯也拔剑出鞘，说项庄一个人舞剑太孤单，不如两个人对舞。在舞剑的过程中，项庄有几次险些得手，但每到关键时刻项伯总是用身体掩护刘邦，结果导致项庄始终不能得手。尽管如此，情势看上去依然非常危急。
这下可急坏了张良，他立即起身步出营帐外，来到军门找到樊哙，要他进去保护沛公。
樊哙一手握着宝剑，一手提着盾牌闯入军门。项羽见状，立即按着宝剑直起身子，厉声责问樊哙。
张良生怕项羽此时失去了控制，那样的话，刘邦就是插翅也难逃了。于是他赶紧上前说：“请项王息怒，这位是为沛公驾车的驭手樊哙。没有得到项王的指示就冒冒失失地闯进来，还请项王恕罪！”
樊哙刚坐下一会儿，刘邦便起身借口要上厕所，并顺便把樊哙叫了出来。
沛公出去以后，项王派都尉陈平前去召唤沛公，但许久不见回来。张良起身对项羽说他出去看一看。张良找到了刘邦。刘邦想就此离去，但还没有向项王告辞，正在发愁。樊哙认为不要管那么多，既然是做大事，那么就不应拘泥小节。况且现在人家是刀和砧板，他们是人家砧板上的鱼肉，还是赶紧走掉为妙。张良认为，此刻再不脱身，到时候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刘邦于是让张良留下来向项王致谢，留下白璧一双献给项王，玉斗一对送给亚父。
在整个鸿门宴中，张良虽然不是主角，但是他很好地扮演了绿叶的角色。在鸿门宴上，如果不是张良随机应变，如果不是他在关键时刻出去召来樊哙，那么就是有十个项伯“以身翼蔽沛公”，刘邦也难逃一死；如果不是他留下来辞谢，刘邦的不告而辞同样会给范增等人以发兵攻击的借口。总之，在鸿门宴上，张良这位配角在刘邦生死攸关的时刻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刘邦事事依赖和期待张良，因为他相信，每到关键时刻，张良总能将事情摆平。
屡出良谋，助刘邦定天下
项羽进入咸阳后，大肆逞威，不但纵兵劫掠，而且放火焚烧宫室。据说阿房宫就被他一把火烧了三个月。他自封为西楚霸王，接着分封诸侯。刘邦也没有如怀王当初与诸将所约定的那样被封为关中王，而是被封到了偏远的巴、蜀一带，名为汉王。
刘邦心有不甘，他想得到汉中的地盘。毕竟汉中离关中更近一点。于是，他派人给项伯送去了十分丰厚的礼物，要他到项羽那里通融一下，希望能得到汉中。果然，刘邦如愿以偿，顺利地得到了汉中之地，定都南郑。
张良不是带兵打仗的能手，一方面是因为他长于奇谋，拙于战术，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体弱多病，不适合领兵作战。所以，他一直未曾单独领兵作战，而是作为谋臣时时跟随汉王。如果说韩信是刘邦集团的前敌总指挥，那么张良就是刘邦集团的总部参谋长。
由于刘邦所面临的战场是楚汉相争的正面战场，常常免不了要和项羽作战。
汉王三年(前204年)，项羽又来挑战刘邦。他突出奇兵，将汉王刘邦包围在荥阳。面对楚军强大的攻势和项羽在战场上的尽情表演，刘邦很是恐惧，也非常担心，于是和郦食其商量，看该采取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削弱楚国的势力。
郦食其认为，只要重新扶立六国诸侯的后代，让他们全都接受册封，他们的君臣百姓必然会感念汉王的恩德，仰慕其大仁大义，从而心甘情愿地做汉王的臣民；只要汉王的德义能够在全天下推广，那就可以南面称霸了；即使是西楚霸王项羽，也必定会提起衣襟前来朝拜汉王。
刘邦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就叫郦食其赶快去刻印，随后就带着它启程去分封六国诸侯之后。就在这时，张良回来了。听到刘邦将要分封的讯息后，他认为此举大为不妥。他随即抓起刘邦跟前的筷子，列举了不能分封诸侯之后的八大原因。他还断言，如果刘邦果真采纳了郦食其的策略，并照这样去做了，那么刘邦图谋天下的大势就一去不复返了。
听了张良这一系列切中要害、入情入理的分析，汉王连饭也吃不下了。他越听越不是滋味，吐出口中的食物，连声骂郦食其是个愚蠢的腐儒，几乎坏了他的大事。随即下令赶紧销毁那些封印。一场闹剧就这样在张良的教训声中草草收场。
在楚汉相争期间，刘邦虽然在正面战场上被项羽打得焦头烂额，屡战屡败，但在其他战场上却取得了惊人的战绩，尤其是韩信率领的那支军队。韩信不愧是当时天下第一的军事天才。任何一支看似没有战斗力的军队一到了他的手里，他很快能将其打造成一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的铁军。此时的韩信威名震动天下，举手投足之间就能左右天下格局的走势。正因为如此，他希望刘邦能对他的赫赫战功有所表彰，于是便派使者前往刘邦所在的荥阳前线，要求刘邦封他为“假王”。
这时的刘邦正为眼前的战局犯愁，听了韩信来使的请求后，立即破口大骂。张良和陈平恰好在刘邦身边。一见刘邦情绪失控，张良急忙踩了刘邦一脚，并悄声对刘邦说：“现在荥阳的形势对汉军十分不利。以韩信现在的实力和威望，如果他真的要称王，那么大王您能阻止他吗？这样恐怕反而会促使他心生变故，不如将计就计，因势利导，答应他的要求，封他为齐王，好好地安抚他，让他安心地防守齐地，从而使项羽在战略上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刘邦听张良这么一说，猛然醒悟，于是立即派张良前往齐地，立韩信为齐王，并征发韩信之军进攻楚军。
刘邦封韩信为齐王后，彻底打消了项羽希望出现的韩信自立为王，楚、汉、齐三国鼎立的局面。从此，韩信站在了刘邦这一边，不时从齐国向项羽的后方发动局部进攻。而彭越又不断地在项羽的后方往来袭击他的运输线。在正面战场上的刘邦则屡败屡战，不断地从关中地区征调来大批生力军和项羽拼消耗。英布、刘贾等人也隔三差五地从侧翼对项羽发起攻击和骚扰。加上此前项羽中了陈平的反间计，赶走了谋士范增，得力猛将龙且在齐国战死，而另一位大将钟离昧又无端受到了他的猜忌，他的手下已经没有一位能替他独当一面的将领。从战略态势上讲，项羽已经陷入了被包围的境地，而且时时面临着兵疲粮尽的危险。
刘邦抓住有利时机，向项羽展开了政治攻势。他先派陆贾到项羽处，要求项羽释放他的父亲和妻子，双方和解，各自罢兵。项羽没有答应。不久，刘邦又选派了一位善于辞令的儒生前去劝说项羽，希望罢兵讲和，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项羽答应了。
由于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刘邦也觉得累了，就想松一口气，打算率军回关中休养。可是张良和那位堪称阴谋家的陈平却不答应。两人对刘邦说，他们已经占有了大半个天下，诸侯纷纷归附和支持他们，而项羽则陷入了兵疲粮尽、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现在正是彻底消灭项羽的最好时机。如果不趁这个有利时机击败项羽，那么，一旦等他缓过劲儿来，恢复了元气，要想打败他就难了。换句话说，不趁眼前这个大好的时机消灭项羽，就等于是放虎归山、养虎遗患。
每到关键时刻，张良总会给刘邦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而每到关键时刻，刘邦总是会毫无保留地采纳和接受张良的意见。这大概就是他们君臣的相知、相依、相助。刘邦听张良这么一说，立刻来了精神，也顾不得什么和平协议，立即挥师越过鸿沟，马不停蹄地追击项羽。
最后，韩信采取十面埋伏的战法，终于打败了项羽。项羽在乌江边上自杀身亡，悲壮地结束了自己轰轰烈烈的一生，死时年仅31岁。
封一人，安群臣
刘邦灭掉项羽以后，天下诸侯纷纷劝进，拥戴他登基即帝位，成为天下共主，建立汉朝。为了感谢天下诸侯和一些功臣宿将的拥戴之功，刘邦要分封一批诸侯和功臣。张良虽然没有带兵打过仗，不曾有过战功，但是刘邦还是让他自行选择齐国的三万户作为食邑。
不过，张良明白，既然刘邦视他为“帝王师”，那么对他的奇谋同样会有所忌惮，现在如果接受刘邦的建议，在齐国自择三万户，将来要是有小人嫉妒，从中挑拨，诬陷自己在齐国图谋不轨，刘邦同样会猜忌自己，继而对自己下手。因此，他坚持不领他的这份厚礼。
刘邦巴不得所有的功臣都像张良这样推辞谦让，毕竟，谁又愿意把自己家的地盘多分给人家呢？于是他封张良为留侯，让他和萧何等人一起受封。
不过，刘邦这次分封功臣只封了二十多人，显然不能满足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神。他们这么多年之所以愿意跟随刘邦出生入死、抛妻别子，就是因为他们认定刘邦最终能取得天下，想跟着刘邦沾点光，被封个一官半职。于是这些将官们彼此之间日夜争功、表功，以期引起皇上的注意。有些将领在彼此争功相持不下时，甚至还拔剑相向。
留侯张良看在眼里，忧在心里，他深深为刘邦担心。在他看来，分封功臣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到底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不是靠谁一句话说了就算的，需要逐一核定；而核定功劳又是一件耗费时日和人力的事情。但是此事决不能拖延，至少要先让将士们吃下定心丸，让他们明白只要有功，就一定能够得到封赏。于是他心生一计，打算让刘邦对功臣们表现出积极的姿态，让他们安下心来。
一天，汉皇刘邦在洛阳南宫(起初定都之处)与张良议事，他从阁道上看到很多将领坐在沙地上互相议论，那情形好像是在争议什么大事似的。于是他问张良那帮人在商量什么。
留侯张良故作危言耸听状，回答刘邦说：“陛下您难道不知道吗？他们这是在商议如何谋反呢。”
刘邦非常吃惊，连忙问道：“此话怎讲？天下已经归附，社会趋于安定，他们凭什么要谋反呢？”
留侯说：“这个并不难理解。陛下想一想，您以平民的身份起兵反秦，然后与项羽相争，靠着这些人得了天下。如今陛下做了天子，而得到封赏的人只有二十多位。除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功勋卓著，无可争议外，像萧何、曹参等人差不多都是与陛下关系亲密的故旧好友。而此前被陛下所诛杀的都是陛下平时所痛恨的人。陛下想一想，这么多年的仗打下来，立过战功的人数不胜数。现在根据军吏所核定的功劳簿，如果陛下都比照前面这二十几人，按比例分别对每个立功的将士进行封赏，那么即使陛下把整个天下拿出来，也不够封赏的。正因为如此，这些人担心陛下不能全部封赏，并借他们以前犯下的过错而诛杀他们，所以就聚集在一起图谋造反。”
张良的这个故事编得天衣无缝。刘邦听了面露忧色，急忙问张良该怎么办。张良见刘邦上套了，趁机要刘邦赶快封赏雍齿，让群臣看看连雍齿这种他最痛恨的人都得到了封赏，他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自己必然会得到封赏呢？
刘邦欣然地采纳了张良的建议，随即大摆酒宴，大宴群臣，当众下诏宣布封雍齿为什方侯，并责成丞相、御史尽快核定各位将领功劳的大小，以便继续进行封赏，群臣山呼“万岁”。宴会结束后，大家不再去争什么战功了，彼此都高兴地说：“连雍齿都被封为什方侯，我们这些人就更用不着担心了。”
于是，争功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朝廷上下一团和气。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张良的奇策妙计。
巧用智谋，保住刘盈太子位
刘邦迁都长安后，留侯张良也跟随刘邦进入了关中。天下已经安定，虽然也有零星的反叛之事发生，但那些事有陈平及其他一些文武大臣帮助刘邦，令刘邦对付起这些叛将来也并不怎么费力。
此时，由于吕后的专权，刘邦非常厌烦吕后，对吕后所生的儿子太子刘盈也很看不惯。刘盈生性懦弱，没有阳刚之气，全不像在乱世中历练出来的人。刘邦认为他禁不起大事。相反，赵王如意（戚夫人所生）却非常聪明伶俐，长相及一举一动和刘邦都颇有几分神似，深得刘邦喜欢。于是刘邦便产生了废立之意，打算废掉太子刘盈，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
然而，刘邦此议一出，立即招来了众多文武大臣的一致反对。一则因为自周朝以来，嫡长子继位已是法定的惯例。一些大臣甚至引经据典，说当年晋国之所以会引起大乱，就是因为废长立幼；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同样是因为废长立幼。尤其是那位给汉朝制定礼仪的叔孙通，更是不惜以死相谏。二则因为刘邦的汉王朝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夫妻店。吕后经常参与军国大事，文武大臣都和她很熟。尤其是跟随刘邦从沛县起兵的那帮文臣武将，他们都很尊重吕后(樊哙还是她的妹夫)。吕后自从在沛县嫁给刘邦后，一直待刘邦的这群难兄难弟不薄，所以他们普遍都支持和同情吕后。但吕后还是不能放心。她早知留侯张良擅长奇谋，皇上对他非常信任，每到关键时刻总是会找他拿主意。于是，她赶紧派建成侯吕泽去求张良帮忙。
已经习惯于不问世事的张良当然不愿管这些事。他不愿意卷入党派之争，拒绝了吕泽的请求。因为他认为废立太子一事完全是皇上根据自身的偏爱而定的事情，立谁都是立他的儿子；这是至亲骨肉之间的事，外人是不好去插手这种事情的。
但是，不管张良怎么推辞，吕泽就是不死心。因为得不到张良的计策，他在吕后那里交不了差。
张良见无法推脱，看来不想办法是不行了。但是他已闭门不问朝事一年多了，这个时候出面劝说刘邦，刘邦肯定会不高兴，说不定还会怀疑他闭门修炼是假，于密室中图谋不轨是真。于是他给吕泽出主意说，叫太子派人带着太子自己的亲笔书信，用谦恭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迎请四位长者，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商山四皓”。
这四个人来到长安后，住在建成侯吕泽家里。
汉十一年(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起兵叛乱。此时刘邦正身患重病，想让太子率领军队前去征讨叛军。建成侯吕泽听说此事后，想知道是凶是吉，于是立即回去问“商山四皓”。
四人得知此事，认为如果陛下现在真的命太子率军前去平叛，那么事情就危险了，太子的地位恐怕将难以保住。他们告诉吕泽让吕后见了刘邦该如何哭诉，以使他收回成命。
不得已，刘邦只好统领诸将御驾亲征，凡是在京留守的文武大臣都前往灞上送行。留侯张良虽然有病在身，但也勉强起来送到曲邮。他劝刘邦不要跟楚国人争较一时的高低，要以打赢全局的战争为目的。
刘邦看到张良拖着弱不禁风的病体还不忘为自己献计献策，感慨万分，叫他好好养好身体。张良见刘邦动了故旧之情，于是趁机劝谏刘邦任命太子为将军，以确保京城不出意外。
刘邦答应了张良的请求，并嘱咐张良多多辅佐太子。张良自然也满口答应。
汉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得胜从前线归来，由于受了伤，病得更加厉害。他想起刘盈这个不禁事、懦弱无能的儿子，认为他挑不起大汉的天下，加上戚夫人不停地吹枕边风，越发想废掉太子。
留侯张良听说后，亲自前往劝谏。但刘邦这次似乎已经铁了心，一向对张良言听计从的他这次居然听不进张良的劝告。张良见状也不再多说什么，从此称病，再也不理朝中之事，继续修炼他的导引辟谷之术。
一天，刘邦大宴群臣。宴会开始后，太子刘盈在旁边侍奉刘邦，而在太子身后始终跟着四个人。这四个人都在80岁以上，须发皆白，鹤发童颜，衣冠服饰十分奇特，气质不同于常人。刘邦感到很奇怪，忙问他们是什么人。
这四个人见刘邦亲自询问，便纷纷上前自报家门，各自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一个叫做东园公，一个叫甪里先生，一个叫绮里季，一个叫夏黄公。
刘邦听了大惊，因为他寻求诸位长者好几年了，他们都不领情。而现在他们却愿意跟他的儿子交游，刘邦对此十分不解。
他们回答说：“陛下轻视士人，谩骂儒生，对小民傲慢无礼。我们都是信守道义的人，不愿受辱，所以对陛下敬而远之，逃亡隐藏起来。后来，我们听说太子为人仁厚孝顺、恭谨谦逊、爱慕士人，天下人没有不伸长脖子甘愿为太子效死的。于是，我们就主动找上门来了。”
刘邦听他们这么一说，心里又恼又喜，恼的是废立太子的事恐怕就要搁浅了，喜的是刘盈居然能让“商山四皓”甘愿为他效力，说明他还不至于那么懦弱无能，于是向四人道谢说：“既然如此，那么就有劳诸位始终如一地调教和保护太子吧。”
从此，刘邦再也不提废立太子之事。然而，刘盈之所以能最终保住太子之位，虽说是因为刘邦看到有“商山四皓”辅佐太子，觉得太子根基已固，又有以吕后为首的吕氏集团的支持，才最终打消了废立的念头。但是，刘盈之所以能得到“商山四皓”的辅佐，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留侯张良向他推荐了这四个人。并告诉他如何才能请出这四个人。而后来事态的发展也确实如张良所料。如果不是张良临时支招，刘盈及吕后恐怕早就被打入冷宫了。
下邳拾履13年后张良随刘邦经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看到了那位送他兵书的老翁所说的那块黄石。张良不忘老翁的传授指点之恩，于是就把那块黄石取回来，把它当做最珍贵的宝物供起来，四时祭祀。
张良死后，他的后人按照他的遗嘱，将那块黄石和他一起安葬了。此后，张良的后人每次上坟以及在伏日、腊日祭祀张良时，都要一并祭祀那块黄石。
留侯张良与韩信、萧何被誉为西汉“开国三杰”。他的谋略不亚于韩信，然而他之所以没有像韩信那样招致灭门之祸，得以终其天年，除了他不统领兵马，手里没有兵权，避免了刘邦的猜忌外，更主要的是他淡泊名利，不计较功名得失，对世事看得很开。而且，张良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功高而不震主，也得益于他淡泊名利、来去明白。因此，历代身居官场而游刃有余且能明哲保身者往往对他推崇有加。其实，他的明哲保身术也很简单，归纳起来不外乎几句话：关键时刻要拿得出主意，大是大非面前要坚决拥护高层；敏感问题不要多嘴，身外之物不可贪恋。不过，说起来虽然简单，但自古以来，真正做到这些的人并不多。看来，大道至简，天下莫不知，但要躬身实践，却并不那么容易。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诸葛亮有经天纬地之才。他深谋远虑，有扭转乾坤之力。他神机妙算，料事如神。他草船借箭，舌战群儒，赤壁之战借东风；他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司马面前摆空城；他调兵遣将，知人善用。他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辅助刘备建蜀国，兴汉业，励精图治，呕心沥血。诸葛亮一生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代诸葛武侯，其智慧，千载流传；其忠诚，为后世人所景仰。
隐居山野，谋划天下
诸葛亮是东汉徐州琅琊郡阳都人。诸葛家族是秦末跟从陈涉起义的将军葛婴的后代。葛婴有功但是却被陈涉所杀。到西汉时，文帝追录他的功绩，封他的孙子为诸县侯。后来，葛家由诸县迁到阳都。阳都先前已有葛姓，当地人为了把他们和当地葛姓区别开来，便称他们为“诸葛”。诸葛后来便成了他们的姓氏。
诸葛亮的远祖诸葛丰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诸葛家族做过高官的并不多。在诸葛亮之前，其父亲仅做到泰山郡郡丞。诸葛亮从小就历经战乱：先是黄巾农民起义的浪潮冲击了他的家乡，然后是曹操征陶谦，攻徐州，家乡再次受到骚扰和破坏。诸葛亮早年家境困难，幼年时生母章氏病故，八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这时，家中有一个比他仅大五岁的哥哥诸葛瑾，另外有一个弟弟诸葛均、两个姐姐。兄弟姐妹几人靠叔父诸葛玄抚养。徐州一带战乱不已，难以安居。叔父诸葛玄被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赴任时，除留下诸葛瑾在家之外，把诸葛亮姐弟几个全部带到了豫章。此时诸葛亮大约15岁。
诸葛玄到豫章上任不久，东汉朝廷又派朱皓为豫章太守。朱皓上任时，从扬州刺史刘繇那里借来兵马，强行赶走诸葛玄。诸葛玄只好带着诸葛亮姐弟投奔荆州刘表。后来，诸葛玄病卒，诸葛亮只好到隆中隐居。诸葛亮的这段人生经历，对他后来的一生事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自幼身历战乱，使他很早就关注国家命运，有以天下为怀的胸襟，树立起改变现状的志向抱负。自幼丧失父母，也使他较早自立、成熟，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毅力。他27岁就在政治上十分成熟，担当大任；后来在危难之秋独力支撑西蜀局面，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进兵伐魏。这种百折不挠的坚毅性格，与他自幼就经受磨难有关。
诸葛亮躬耕隆中的十余年间，中原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以袁绍、曹操为主的两支势力强大的军阀。官渡之战后，曹操成为北方霸主。同时，孙权在江南继承孙策之基业，对北方战事坐观成败，集中力量治理内政。官渡之战袁绍失败后，刘备逃到荆州投奔刘表。刘表拨给他一些人马，让他驻在新野。刘备在荆州住了几年，刘表一直把他当上等宾客来招待。
刘备在多年的军阀混战中，由于势单力薄，始终没有占据到一个固定的地盘。刘备在屡遭挫折之后，被迫率军屯驻新野。这时徐庶拜见刘备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刘备答道：“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于是刘备亲自到诸葛亮的家中，三顾茅庐之后，终于见到了诸葛亮。
刘备坦率地说：“如今汉室衰落，大权落在奸臣手里。我知道自己能力差，却很想挽回这个局面，只是想不出好办法，所以特地来请先生指点。”
诸葛亮看到刘备这样虚心请教，也就推心置腹地跟刘备谈了自己的主张。他说：“现在曹操已经战胜袁绍，拥有一百万兵力，而且他又挟持天子发号施令。这就不能光凭武力和他争胜负了。孙权占据江东一带，已经三代。江东地势险要，现在百姓归附他，还有一批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力。看来也只能和他联合，不能打他的主意。”
接着，诸葛亮分析了荆州和益州（今四川成都市）的形势，认为荆州是一个军事要地，可是刘表是守不住这块地方的。益州土地肥沃广阔，向来称为“天府之国”。可是刘璋懦弱无能，大家都对他不满意。
最后，他说：“将军是皇室的后代，天下闻名。如果您能占领荆、益两州的地方，对外联合孙权，对内整顿内政，一旦有机会，就可以从荆州、益州两路进军，攻击曹操。到那时，有谁不欢迎将军呢？能够这样，功业就可以成就，汉室也可以恢复了。”
刘备听到诸葛亮高屋建瓴的一番言谈，非常钦佩眼前这个青年人，恳求他出山，和自己一起建功立业。自此诸葛亮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才干卓越，促成三国鼎立
荆州牧刘表坐守江汉，孱弱无能，不但不能应对复杂的局势，而且连家事也处理不好。刘表因受后妻蔡氏积年累月的挑唆，使长子刘琦深感自危，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身处窘境而又一筹莫展的刘琦一向钦敬诸葛亮的谋略，多次求教。诸葛亮总是回避，以免捅出乱子危及刘备在荆州的地位。后来刘琦听从诸葛亮的建议，乘机请求率部出镇江夏，走为上策。这样，诸葛亮的一招妙计不仅使刘琦化险为夷，避免了祸起萧墙，而且也为刘备积蓄了一支外援力量。
联吴抗曹是诸葛亮一贯的主张，所以诸葛亮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对吴关系，建立了孙刘联盟，从而在赤壁大战中打败曹操，形成三国鼎立的初步形势。
公元208年，曹操打败袁绍、基本平定北方后，继而统兵20万南下荆州，这使原本相对平静的江南一带顿起战火。正在此紧要关头，荆州牧刘表突然病死，其次子刘琮继任荆州牧。面对强敌压境，畏敌如虎的刘琮不战而举城投降。这使屯兵新野的刘备十分危急，只得弃城南撤。他最初打算直奔江陵。然而当刘备南撤时，新野及沿途百姓愿跟随者竟达10万之众，这使得刘备行军非常迟缓。鉴于形势紧迫，有人劝刘备加快行军速度，但刘备不忍心抛弃这些愿跟随他的百姓。当走至当阳长坂时，刘备终于被曹军追上了。冲杀之中，刘备只带着诸葛亮、张飞等数十骑逃脱，最后逃至夏口，不久转移到樊口屯驻下来。
刘备败走，曹操抢占了江陵。由于曹操此时率军已大破刘备和刘琦军，占领了荆州全境，因此刘备对曹操来说已不足为虑了。于是曹操把作战的矛头转向了割据东吴的孙权，并积极进行东进的准备。这样一来，孙权开始面临着生死的选择。
曹操威逼东吴，这恰好给屯兵樊口，生存于魏、吴夹缝之中的刘备和诸葛亮带来联吴抗曹的最有利时机。诸葛亮审时度势，决定亲自赶赴东吴游说孙权共同抗击曹军。其时，孙权也有联合刘备抗击曹操之意。在此之前，孙权曾派鲁肃以吊唁刘表为名与刘备联络。但是曹操势力过于强大；刘备新败后，曹军更是士气高昂，准备一举夺下江东。此时此刻，孙权就不得不仔细掂量，或战或和，或举国抗曹，或俯首称臣。这使他犹豫不决，一时难做决断。另外，他手下的大臣和将军们也有两种不同意见，分为了两派，一派主战，一派主和，这使孙权更加左右为难。正在此时，诸葛亮只身乘船来到东吴，在柴桑见到了孙权。他凭借一身胆略和超群的外交才能，舌战群儒，一举说服了孙权，使其坚定了联合抗曹的最后决心。孙权依诸葛亮之言，立即调拨3万精兵，由周瑜和老将程普分别担任左右都督，鲁肃为参军校尉，同诸葛亮一起前往樊口与刘备军队会合抗曹。诸葛亮凭智慧和口才一下为刘备争取了东吴10万之众，并带回3万东吴精兵，这为扭转当时整个中国局势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孙刘联军采用火攻之计于赤壁大败曹军。号称几十万大军的曹操仅带20余骑从华容道逃脱。赤壁大战之后，周瑜从曹军手中夺回了江陵；刘备与诸葛亮则带兵南下，夺得荆州南部的江南四郡，并在刘琦病死后领荆州牧，屯兵公安。后来，刘备和诸葛亮为实现“隆中对”中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进一步向孙权借用荆州江北各郡，从而将其军队从公安移驻到江陵。至此，刘备才真正有了一个栖身之所。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
自赤壁之战以后，刘备总算有了荆州作为立足之地。诸葛亮又开始将眼光投向了益州这一战略要地。益州的谋取将会进一步巩固赤壁之战后的成果，为蜀国的建立和北伐起到根本的作用。同时这一战略也为刘备集团起到了旗帜性的作用，为国家吸引人才、团结内部、激励群臣、抗衡曹操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时，占据益州的是刘璋。益州本地的“大姓”豪族任意侵占人民土地、财产，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刘璋也不想法制止，致使益州这个“天府之国”，乌烟瘴气，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和主客籍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都很尖锐。公元211年，正当诸葛亮、庞统和刘备讨论进攻益州的时候，益州牧刘璋派遣法正到荆州来迎接刘备入蜀；不久，又派法正和孟达给刘备送去4000兵士，以助刘备守御，并前后赠给刘备以“巨亿”的钱财作为兵饷。后来刘备决定留下诸葛亮、关羽等镇守荆州，亲率庞统和黄忠、魏延等谋臣武将及数万军队向益州进发。
刘备从江州北面沿江取水路向涪城进发。刘璋亲率步骑三万多人，赶往距成都360里的涪城与刘备相会。刘备到达涪城，刘璋亲自出迎，两人相见，非常喜悦。
这时，张松、法正、庞统等都向刘备献计，趁机杀掉刘璋坐得益州。刘备坚决不从，只是在涪城安顿了下来。
刘璋和刘备在涪城住了3个多月。这期间，刘璋给刘备增加了大量兵众和财物，请他向北讨伐张鲁，自己回成都去了。刘备统军向北到了葭萌，就停了下来，忽然接到诸葛亮送来的报告，说孙权派人把孙夫人接回东吴去了，阿斗差点也被带去。刘备预感事情复杂，决定尽快解决益州问题。刘璋对刘备取占益州的意图已有所觉察，形势很是危急。刘备借口曹操来攻，向刘璋求借兵物。刘璋予以拒绝。这时，内应张松因机事不密，被刘璋收斩。刘璋下令各处关隘严加防范，同刘备绝裂。刘备有了借口，立即斩了杨怀、高沛，夺了白水关。自此，双方正式摊牌。刘备拉开了收川战争的序幕。
刘备收并白水军后，挥师南下，进据涪城，并且击退了刘璋军，然后与庞统亲率主力进攻雒城。结果，雒城久攻不下，军师庞统也被乱箭射死于落凤坡。刘璋又派兵打算切断刘备后路。刘备感到形势危急，写信叫关平速去荆州请诸葛亮前来。
诸葛亮接到刘备的信，把大印交给关羽，命令文官马良、伊籍、向朗、糜竺，武将糜芳、廖化、关平、周仓等，留下辅佐关羽，同守荆州，然后亲自点兵入川：先拨精兵一万，教张飞统领，从大路杀奔巴州、雒城之西；又拨一支兵，令赵云为先锋，溯江西上，会于雒城；诸葛亮随后引简雍、蒋琬率大军起行。
张飞带领人马快速前进，所到之处，但降者秋毫无犯，一直通过汉川路，到达巴郡，用计收降了巴郡太守严颜。因此严颜为前部，张飞领军随后，所到之处，尽是严颜所管辖。40多处关隘的守军都被严颜劝降。他们很快就到了雒城。诸葛亮和赵云后来也赶到。诸葛亮调兵遣将，用计擒杀了张任，很快攻下了雒城。
刘备、诸葛亮乘胜追击，一面亲率主力直逼成都，一面分兵去攻占成都周围诸郡，进而合围成都。这时，因兵败而投靠张鲁的西凉马超也来归顺了刘备，领兵到成都前来助战。刘璋见大势已去，开城出降。后来，刘备让刘璋带上全部财物，并佩带振威将军印绶，去南郡公安居住。
刘备进入成都，大摆庆功酒宴，犒劳三军，论功行赏。刘备以荆州牧又兼领益州牧，拜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将后方政务一概交给他处理。诸葛亮也就全力以赴地辅助刘备治理巴蜀。
内修政治，外安南中
诸葛亮治蜀期间，重视修明政治，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严明法度，发展生产，严格治军，确保了蜀汉政权的稳固和前线的军需及兵源。
选贤任能是诸葛亮治国的首要措施。他坚决摈除用人唯亲的做法。为了招纳贤士，他在成都筑起了招贤台，广揽人才，使四方八面的人前来投奔。其中既有刘备原来的部属，又有刘表的部属，还有刘璋的旧臣，还有外部投奔而来者。诸葛亮不拘出身门第，不论资历，同时也很注意在下层普通人员中发现和举荐人才。他先后对杨洪、何祗的提拔，当时最受称道。
杨洪门下何祗任督军从事时，游戏放纵，不勤所职。听说诸葛亮前来视察，何祗连夜张灯审案办公。待到查问，何祗对答如流，无所凝滞。诸葛亮很是惊异其才，于是提拔他为成都令，后因政绩卓著升任为广汉太守。李严、杨洪、何祗原本职位相距很大，而后来同为太守。这样，蜀汉上下对诸葛亮以德才选士都深表佩服。
诸葛亮不仅自己留意选拔贤才，而且十分注意教育下属官员不要嫉贤妒能，注意向上推荐有德才之士。当广汉太守姚伯向诸葛亮荐举自己有才能的部下时，诸葛亮很是称赏，并要其他官员向他学习。
诸葛亮把严明法令、整顿吏治放在首位，以获得良好的政治局面。经过诸葛亮大力整治，蜀汉朝廷法威大振，政令严明，官吏不敢作恶，百姓人人向善，“道不拾遗，风化肃然”，从而提高了各级官吏的积极性和国家机构的工作效率。
诸葛亮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积极推行奖励耕战的政策。即使在前线的将士也必须从事农业生产。他还曾经招募5000名青壮年到汉中屯田，并命令汉中太守兼任督农，把农业收成作为衡量政绩的标准。农业的发展充实了国力，为以后的军事行动准备了物质条件。诸葛亮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创设堰官专门管理都江堰；调遣一千多名青壮年疏通河道，使都江堰水利工程的自流灌溉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保障了西蜀农业的发展。
诸葛亮把直接关系人民生活和国家税收的盐铁开采经营权收归官府所有，专门设置了盐府校尉和司金中郎等官职，选拔有理财能力的官吏担任此职，管理食盐和铁器的生产，并且经常亲自过问盐铁生产经营状况。这些措施极大地增加了蜀汉政权的财政收入。
诸葛亮卓越的军事才干也表现在治军的一整套方法上。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克敌制胜的军队。他从西蜀国弱人少的实际情况出发，十分注重苦练精兵，建立纪律严明的军队。他特别讲究兵法的运用，而且结合实战，创造出有名的“八阵图”；制定了有关练军、行军、扎营、作战、撤退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要求行军安静而神速，宿营驻寨的布置必须坚实而有条理。蜀军经过诸葛亮的严格训练，战斗力大为提高。
刘备死后，蜀汉政权面临着深重的危机：强曹在北，仇吴在东，国力大大削弱，内部也很不稳定，南中叛乱不断。诸葛亮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受命开始总理蜀汉的军政事务。
三国时期隶属于蜀汉管辖的南中地区，包括今天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带，古称“夷越之地”。由于东汉统治者的“赋敛烦扰”，激起了南中各族人民的反抗。残酷的镇压使得人民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而一部分少数民族奴隶主和汉族豪强地方势力时刻都在伺机激化矛盾，以便达到他们割据自雄的目的。由于上层分子雍闿、孟获等的造谣和煽动宣传，不少人受骗跑到叛军中去。叛乱几乎遍及整个南中地区。
公元225年3月，经过近两年的“闭关息民”，在把内政外交各方面安排好后，诸葛亮感到出兵平定南中叛乱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亲自统领大军南下平叛。
诸葛亮采用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来平定南中之乱。诸葛亮采取反间计杀了叛乱首领雍闿、朱褒，全歼高定部后，五月渡过泸水，开始征讨孟获。孟获收编雍闿等人的余部，继续与蜀军对峙。作为少数民族的首领，孟获在南中为“夷汉所服”，是当地一位很有影响和威望的人物。诸葛亮决定收服孟获，然后使他从心里臣服蜀汉政权，在西南少数民族中造成影响，以便长期稳定南中局势。
取得平叛南夷的胜利后，诸葛亮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来管理，不再驻留汉人官吏和军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诸葛亮说：“留人有三不宜，其一留汉族官吏，就要留兵，而所需军粮难以解决；其二战争刚刚结束，双方各有死伤，留汉人而不留兵，必成后患；其三南中常有废杀之举，自嫌衅血，如留汉人，不敢相信。因此用夷人自治，使夷汉各族相安无事。”并且，诸葛亮还选拔少数民族中威望很高的首领到蜀汉朝廷中任职，增强了民族团结。
为了巩固南中的安定，巩固蜀汉中央集权的统治地位，诸葛亮在南中扩大和健全了郡县制，推行部曲制度，把原来南中四个郡重新划分为六个郡，并遣一些比较可靠、有能力、熟悉当地情况的官员做太守。他们都比较重视整顿吏治，贯彻诸葛亮的各项政策，对巩固蜀汉对南中地区的统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诸葛亮“和抚”南中地区的措施和方针既巩固了蜀汉政权，又促进了南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样，在南中这个大后方得到巩固后，诸葛亮即按照他的既定方略，加紧训练兵马，强化武装力量，积极筹划北伐中原。
北伐，北伐，北伐
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死，其子曹睿继帝位。诸葛亮抓住这个大好时机，把蜀中诸事安排妥当后，第二年便率领大军开往汉中一带，准备北伐。
公元228年春，诸葛亮开始北伐，决定先取陇右，再下关中。为了迷惑魏军，他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声称要从斜谷出兵攻打郿城，并派赵云、邓芝带一队兵马作为疑兵，进据斜谷道，佯做一副要攻取郿城的样子。诸葛亮却暗中亲率大队人马，突然偷袭魏军据守的祁山。蜀军经过几年时间的养精蓄锐，兵强将勇，战阵整齐，号令严明，锐气很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一举攻占祁山。祁山以北由曹魏所属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守军，相继俯首投降。诸葛亮在冀县一带收降了后来成为西蜀名将的姜维，但是整体的战略却因为马谡丢失街亭而失败。马谡本来是一个只善纸上谈兵、无实际作战经验的人。诸葛亮不禁想起刘备临终的告诫：“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内心极为悔恨。错用马谡，致使整个战局失利。回到汉中，他立即按军法把马谡斩首，然后上表后主，自贬丞相之职，贬秩三等为右将军，以明国法。
公元228年冬天，曹魏大将曹休被东吴鄱阳太守周鲂行使假降计打得大败。魏军主力大部分被吸引东下，救助曹休，使得关中空虚。诸葛亮乘此时机，又亲率大军杀出散关，包围了陈仓。陈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古来兵家必争之地。陈仓守将郝昭很有谋略。魏蜀两国士兵激烈的战斗一直打了二十多天。蜀军粮草将尽，又探得曹魏救兵也将赶到，诸葛亮下令退兵。魏国将军王双恃勇轻敌，领兵穷追，被诸葛亮设伏斩杀。蜀军退兵回到汉中。
公元229年春，诸葛亮第三次北伐。鉴于前两次远攻失利，这次采取了近取固本的方案。他派部将陈式进兵攻取武都、阴平二郡，亲统大军继后，率军西上，以策应陈式。当魏国雍州刺史郭淮从陇西起兵进击陈式时，诸葛亮大军突然兵临建成，惊走了郭淮，攻取了二郡。诸葛亮留兵驻守，又对当地民众做了一番安抚工作，然后收兵返归汉中。从此武都、阴平二郡正式纳入蜀汉版图。
公元231年春天，诸葛亮第四次北伐。他命李严往汉中督办粮草，供应前方，自己亲率大军北攻，团团包围了魏军固守的祁山。魏主曹睿得讯，立即派司马懿率大军火速去救。诸葛亮听后，果断地留下王平带部分精锐军马继续攻打祁山，而自己亲率蜀军主力迎战。
两军在上邦遭遇。蜀军击败魏军，趁势命3万精兵把陇上小麦割完，运到卤城打晒去了。司马懿与副都督郭淮议定，发兵两路攻打在卤城打晒麦子的蜀军。魏军乘夜来到卤城下，把城围得铁桶一样。司马懿传令攻城。岂知诸葛亮早有防备。城上万弩齐发，矢石如雨。魏军不敢前进。正在这时，四面火光冲天，喊声震天，四路伏兵一齐杀来。卤城四门大开，城内蜀军杀出，里应外合，大败魏军。司马懿引败军奋死杀出重围，占领了一座山头。郭淮也领着败兵到山后扎营，坚守不出，与蜀军遥遥相对，以期蜀军粮尽后再去攻打。与此同时，司马懿一面令郭淮去偷袭剑阁，切断蜀军粮道；一面发檄文星夜往雍、凉两州调拨人马。岂知诸葛亮已先派重兵把守剑阁。郭淮见蜀军有准备，只好退兵。
这次北伐，诸葛亮采纳了杨仪的建议，把北伐之兵与汉中之兵分做两班，以百日为期交换使用。当时在诸葛亮身边的8万蜀军中，有4万是马上要换班的。在这4万蜀兵收拾停当准备启程时，忽报西凉军马20万来助战，司马懿又引兵来攻卤城，蜀兵无不惊骇。杨仪即计议把换班要去的4万蜀军留下退敌，待汉中兵到了，然后替换。诸葛亮听了说：“不可，我用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他们都有父母妻子在家等着。我今天就是有危难，也决不留他们。”随即传令应去之兵当日便行。众军士听了，都大呼说：“丞相如此施恩于我们，我们愿意暂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军，以报丞相！”到了此时，诸葛亮便说：“大家既要和我出战，可以出城安营。等敌军到时，不要等待他们有所准备，便急攻之。这就是以逸待劳之法也。”众兵士领命出城，怀着必胜的信心列阵而待。
西凉人马杀来时，已经人困马乏，正准备安营歇息，忽被蜀军一拥而进。西凉兵猝不及防，往后便退。蜀军奋力追杀，杀得西凉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丢下许多军械、武器、辎重狼狈逃走了。诸葛亮收了得胜之兵，回城犒劳。
公元234年2月，诸葛亮率领10万大军杀奔斜谷口，第五次北伐曹魏。兵出斜谷后，他一面指挥大军向前推进，占据武功，扎营五丈原；一面派使者前往东吴，约请孙权从东面出兵向曹魏进发，以形成曹魏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
蜀魏两军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筑营对峙。司马懿派郑文诈降以图劫营。诸葛亮将计就计，击败魏军。因此，司马懿又故伎重施，坚守不战，以待蜀军粮绝，从中取利。曹魏兵多势重，粮草充足，而且主帅司马懿又足智多谋；蜀军远道而来，粮草运输困难。诸葛亮清醒地认识到，同曹魏的这场战争事实上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艰苦战争。因此他一面寻找机会打击魏军，一面“分兵屯田”，生产粮食供应军需，准备以此为基础，同曹魏军队长期作战。
不久，消息传来，孙权的军队被魏明帝率领的大军击溃，撤回了江东。这时，蜀魏两军已经在渭水南对峙数月，仍然没有机会进行大的决战。诸葛亮几次派人向司马懿挑战。司马懿都命令魏军坚守不出，企图以逸待劳，拖垮蜀军，使其粮尽自退。
八月间，诸葛亮积劳成疾，病情日益严重。诸葛亮病重的消息传到成都，后主刘禅急命尚书李福星夜到军中探望，并询问今后的国家大计。诸葛亮流着泪对李福说：“我不幸中途离世，虚废了国家大事，得罪天下。我死后，你们一定要忠心辅佐后主。国家旧制，不可改变；我所用的人，也不可轻易废用。我的兵法都传授给了姜维，他自然能继承我的遗志，为国家出力。我命在旦夕之间，现有遗表上奏天子。”诸葛亮深知将不久于人世，不仅对国家大事做了确切安排，还对蜀军撤退做了周密部署。之后不久，他病逝于五丈原。
诸葛亮是我国2000年封建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政治思想是法家和儒家并用；个人的修养中又杂糅着道家的思想。诸葛亮认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体现了他在自身修养上所持的道家思想，这一点对于蜀国其他官员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忠于汉室，要求统一，这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是和道家完全不同的；他教后主尊“申、韩、管子”，自己又以法治国，显然在这方面信奉的是法家思想。可以说，诸葛亮将几种思想很好地结合起来，尽全力治理蜀国，也确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诸葛亮重视身教，身教重于言教，体现了他以身作则的儒学精神。诸葛亮生前为官清廉、清心寡欲，力求改变东汉官员贪图享乐、浮华淫逸的官场风气。他生活十分俭朴，并常以春秋楚相孙叔敖自比。他在最后一次北伐前给刘禅的上疏中公布了自己的财产，从中便可看出这一代名臣、名相是如何地刻苦自持，以端正社会风气的。
刘基——神机妙算的千古人豪
刘基（1311~1375年），字伯温，谥文成，温州文成县南田（旧属青田县）人。故时人称他刘青田。明洪武三年封诚意伯，人们又称他刘诚意。武宗正德九年被追赠太师，谥文成，后人又称他刘文成、文成公。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他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诸葛武侯。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
受邀出山，施展抱负
刘基出生在浙江处州府青田县南田山武阳村一个诗书世家里。他虚心好学，才智出众，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年轻时就在家乡出了名。大家都说他有魏徵、诸葛孔明之才。公元1333年，刘基赴元朝京城大都参加会试，一举考中进士，在家闲居三年后，才被元朝政府授为江西高安县丞。作为天子门生，他还是无比感激元朝皇帝赐给自己这一施展才华的机会，以实现自幼立下的宏图大志。所以他一出仕就抱定要用自己的全部才华和忠诚去干一番大事业的决心。县丞虽然是个辅佐县令的小官，刘基却并没有因为位卑职微而敷衍塞责。他勤于职守，执法严明，很快就做出了政绩。
元朝末年，官府衙门受贿成风。刘基清正廉洁反受同僚们的嫉恨和排挤。尤其是刘基得罪了蒙古族官员，使他们对其更不能容，群起攻击，造谣毁谤。刘基秉性耿直，决不随波逐流。他看到在这种环境中自己很难有所作为了，于是毅然投劾辞职，回归青田老家，闭门读书。
刘基的第一次入仕在地方上已经有了一些作为，所以声名在外。他辞官回家不到3年，江浙行省以儒学副提举起用他，授行省考试官。但这次当官与前次一样，并未长久。到任后不久，他见不平事激愤直言的脾气又犯了，上书揭发了监察御史失职的事。上司斥责他多管闲事，所言不实。他一气之下，又辞职而去，在心灰意懒中移居杭州，寄情山水；在西子湖畔、武林山麓饮酒赋诗，遣兴自娱。
刘基本是个满腹经纶、才气横溢的名士，原想进士及第后能建功立业、济世报国，但入仕后，却几经沉浮，终不能得志。追昔抚今，他感慨万千，于是在归隐青田老家后发愤著述，写下了一部重要的传世著作《郁离子》。
正当刘基在家埋头著述之时，浙东局势突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也彻底改变了他在乡间默默著述的隐居生活，使他终于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发挥才智，成为功冠一代、名传千古的明代开国文臣。朱元璋的出现正是这一契机的开始。
公元1352年，淮西红巾军朱元璋在濠州起兵。后来他利用刘福通在北方抗击元军之际，挥兵向南进发，一路上下滁州、取太平、占金陵，建立了根据地；随后又进军安徽，直逼浙江，连下婺州、衢州、处州等地。在不到6年工夫里，他就从一个小小的九夫长变为一方之雄。他不但自己英勇骁战，善于组织指挥，而且重视网罗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服务；尤其在听纳名儒范常、陶安、朱升、唐仲实等“禁屠杀、安人心、占金陵及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等策略和建议后，势力和声望有很大提高，便更尊重有识之士。他每到一地总是先拜访当地名士，召请他们出来。朱元璋占据处州以后，听说浙东名士刘基正隐居青田老家，便派人携带重金聘请刘基。作为元朝的臣子投奔义军，对于名儒刘基来说是一种背叛失节的行为，使他难下决心跟从朱元璋。于是他便以身体有疾、风烛残年的老母需要尽孝、两个儿子尚未成年需要教养为由婉言拒绝了。
朱元璋只得再次派江南名士、处州路总管孙炎前往青田邀请。看到元王朝的不可救药，体会到朱元璋的诚意及群雄中只有朱元璋成得了气候的事实，刘基终于决定应聘出山、辅佐朱元璋建立大业。于是他打点行装，由青田赶往金陵。
刘基一到金陵，朱元璋马上亲自接见，接着以谦恭的态度向刘基请教灭元兴邦、统一宇内的策略。刘基当即呈上早已构思拟就的时务十八策，详细分析形势，列叙各项谋略方策。朱元璋听毕大喜过望，直恨相见太晚，立即命令有司建造礼贤馆，以上宾之礼奉待刘基，并将他安排在身边，参与机密要事的谋议。朱元璋的信任使刘基深为感动，庆幸自己遇到了明主，也大大触发了他为国为民效力的夙愿。于是他出谋划策，帮助朱元璋征东平西，逐鹿中原，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高瞻远瞩，为朱元璋制定战略方针
刘基初到金陵时，朱元璋在军事政治上正处于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金陵站稳脚跟后，朱元璋占据了浙江部分地区，使其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但东边张士诚和西边陈友谅也都不弱，而且他们有联合夹攻朱元璋的意图，对朱元璋形成很大威胁。其次，朱元璋虽早有效法沛公刘邦的志愿，但一直未立起自己的旗号，而尊奉刘福通控制下的小明王韩林儿为主，受他的封爵，用龙凤年号。因此，打破军事上张陈的夹击、政治上受制于人的局面，是朱元璋继续发展势力、争雄取胜的关键一步。
公元1360年5月，陈友谅攻下了南京外围的重镇太平，杀了朱元璋的养子朱文逊及守将花云。他还在太平立国，自称皇帝，并且调集舟师，从江州向东直指应天，声称此役有张士诚配合，攻陷应天指日可待。在陈友谅的嚣张气焰面前，朱元璋的部将感到局势紧张。朱元璋采纳刘基的计策，巧出奇兵打败了陈友谅的进攻。朱元璋不仅取得了保卫应天的胜利，还一鼓作气收复了太平，巩固了金陵这块根据地。此役仅在刘基投奔后的两个月，就充分显示了刘基卓越的军事才能。
陈友谅虽退守江西、湖北一带，但他和张士诚仍然是朱元璋的主要劲敌。为了扫平群雄，北定中原，最后推翻元朝政权，朱元璋军中对东张西陈两个战略方向持有不同的看法。多数将领主张先易后难，即先打张士诚。这一战略思想对朱元璋也产生了影响。
刘基的主张则相反，他认为张士诚生性怯弱，胸无大志，只求自保，这种人不足为虑。而陈友谅野心勃勃，力量也强，又据长江上游，其威胁最大。若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定会乘虚攻我；可是如果先讨伐陈友谅，张士诚则不一定敢轻举妄动，所以应当先除陈。陈氏一灭，张氏自孤，这样就容易攻伐了。这两人要是被平定了，就可北上，席卷中原。大业便可告成了。刘基的分析高瞻远瞩，应该说是朱元璋扫平四海、建立大业的唯一正确战略方案。朱元璋采纳刘基之策，决定先征陈友谅，再攻张士诚，在全面胜利的道路上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
公元1361年，朱元璋亲率三军溯长江西征陈友谅。他们首先攻打安庆，结果没能取胜。刘基知道陈友谅重兵驻防安庆，其老巢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必定空虚，便建议马上转攻江州，果然一举拿下。陈友谅弃逃武昌。不久，陈友谅部臣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以保留部队为条件前来议降。朱元璋听从刘基的劝告，接受胡廷瑞的条件。胡廷瑞投降后，其他守将见此纷纷效仿。整个江西很快并入朱元璋的版图。公元1363年4月，陈友谅乘朱元璋北上解小明王韩林儿安丰被围之机，从武昌率军倾城而出，围攻洪都，想夺回这一重镇。守将朱文正力拒抵抗。两军相持多日。7月，朱元璋率大军南下，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上。刘基日夜随侍朱元璋左右，参与军机。两军鏖战，血染湖水。双方死伤惨重，最后在湖面上相持不下。这时刘基向朱元璋献计，建议派重兵扼守鄱阳湖四周出口之处，以困陈友谅。不久，陈友谅率残军突围，想从小港岔口处逃窜，结果被朱元璋军扼住。陈友谅战死，余军大溃。消灭陈友谅势力以后，朱元璋马不停蹄，立即又挥戈东进，征伐张士诚。公元1367年9月，他攻占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张士诚走投无路，自缢身死。自此长江中下游地区尽归朱元璋所有。朱元璋对刘基说：“先生是我创立江山的第一等功臣。”由此可见刘基对于大明王朝的建立的功劳之大。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北伐大都、推翻元朝统治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凯歌声中，宣布了明朝的建立。他登基称帝，改元洪武，定都南京，拜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和太子赞善大夫。刘基虽然不受丞相之职，在公元1371年，朱元璋论功行赏时，还是授他弘文馆学士，封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诚意伯等一系列要职和头衔。
碰到朱元璋，安享晚年成为一种奢望
大凡一个王朝的开国功臣，或韬光养晦，安享晚年，或骄横恣肆，最终被戮。然而，像刘基这样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却还是少见。
朱元璋曾将刘基比作张良，于是就有人也将刘基与张良比较。明人廖道南就说，汉代大封功臣，张良仅要求封为“留侯”就满足了，然后专心于道术，明哲保身，传说中还变成了神仙；而刘基却没有急流勇退，反而犹豫在朝，最终就像野鸡投于网罗、野象因其象牙而遭杀身之祸。
其实，在洪武元年(1368年)刘基被授予御史中丞职务的时候，他还是很有点意气风发的。中书省都事李彬犯下贪纵之罪。李彬是丞相李善长的亲戚。李善长请刘基缓治李彬之狱。刘基坚决主张查办，并派人专程向远在汴梁的朱元璋汇报。李善长却在朱元璋面前抢先告了一状，说刘基“专恣”。对于专制君主来说，臣下的专恣自是不可容忍。朱元璋对刘基的宠信开始打折扣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刘基的方术似乎也不灵验了。天大旱，刘基进言道：“阵亡士兵的妻室共有数万之众，居于别营，阴气郁结；工匠死后，尸骸未收；张士诚的降卒们都编入了军户。这三点有干天和，所以发生旱灾。”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建议，妥加处理。谁料十天过后，依旧大旱。至此，刘基只得卷铺盖回老家。
但刘基毕竟是开国元勋，朱元璋没有一下子做绝。仅仅三个月之后，刘基又被召回了京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刘基被封为诚意伯。微妙的是，此时的朱元璋对刘基不再是言听计从了。例如，朱元璋对李善长不满，想换杨宪、汪广洋或胡惟庸为相，咨询刘基的意见。刘基据实情指出了各人的缺点，认为三人都不宜为相。然而，朱元璋后来却将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先后起用为相。刘基所说的一番话，传到三人耳朵里，明摆着是得罪人。可见，刘基在明朝建国之后的生活，过得非常压抑。
刘基年轻时所写的诗，抑扬顿挫，豪气非常，使人读了热血沸腾。但功成名就后，他反而屡屡哀叹穷病衰老，昔日的豪气荡然无存。设身处地一想，也很容易了解他的难言之隐。想当年他同朱元璋一块起义，老谋深算，运筹帷幄，大策方略多是他一人擘划。那时如果分道扬镳，收纳一班豪杰，自己干去，当日的宇中，真不知是谁的天下？可恨费尽了心血，都为他人做了嫁衣。好容易造反成功了，大明帝国成立了，自己得到的是什么？不过是一个诚意伯的虚头衔，一些金玉粟帛的零星赏赐罢了。比之朱元璋的富有四海、南面而王、生杀予夺集于一身，何尝不是天壤之别。加之，朱元璋猜忌嗜杀，屡兴大狱，少者牵连几千人，多者累万。眼看着身边的故朋旧友杀的杀，族的族，流的流，说不定哪一日就会杀到自己的头上来！自己又是功高震主的人，走了不好，不走也不好。此中难言之痛，想来很少人能知道吧！
碰上朱元璋这样的猜忌之主，归乡隐居，安享晚年，对刘基来说也成了奢望。刘基意识到自己直言敢谏得罪了许多人，因此想从官场及早抽身，回乡过安逸清闲的生活，免遭不测之祸，多次上书请求告老回乡。洪武四年，刘基回到故里。在乡间，他谢绝一切官府往来，每日只是饮酒弈棋、读书吟诗，从不谈论过去功绩。但他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厄运。洪武六年(1373年)，胡惟庸出任丞相。他对刘基不荐举自己为相怀恨在心，于是在皇上面前诬陷刘基，说他在家乡谋占了一块王气之地作自己的墓地，图谋不轨。朱元璋最忌讳的就是有人篡位，于是革掉了刘基的俸禄，准备严加查办。
老迈的刘基吓得从家乡星夜兼程来到南京，再不敢回家乡，抑郁惊恐成疾。胡惟庸派医生诊治。服过药后，他却觉腹中郁结，估计也是遭了胡惟庸的毒手。一直到他病得实在不行，朱元璋才一纸赐文，送刘基回乡。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十六日，刘基卒于家中。据说，他死前遗命锉骨扬灰，恐是无稽之谈。实际上他是被葬于其乡夏山上。
后人有谒刘基墓诗，“卧龙名大终黄土”。再英武的谋略之士，终究逃不脱黄土一抔的命运；空留下旷世奇功、诗文美名和数不尽的神话传说，供后人品味。
刘基天文地理、阴阳五行、军事韬略、兵法智术、农事医学无所不精，顶着神秘色彩的光环，是能未卜先知、透彻天机，有着非凡智慧和谋略的神秘人物，故有“智圣”之美誉，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刘基为明王朝的建立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他为人刚直，胆识过人。朱元璋称其为“吾之子房(张良)也”。民间有“上有诸葛孔明，下有刘基伯温”的称道。他运用出其不意的战术，每遇战事往往以奇计制胜。刘基的运筹帷幄、神机妙算不仅使同僚下属钦佩不已，也博得了朱元璋的信任与尊敬。朱元璋将他比做汉代谋臣张良，尊称他“老先生”而不呼其名，经常和他一起商量军政大事，有时遇有重大决策，仅召他一人进密室相议，一谈便是半日。朱元璋有时对他几乎到了依赖的程度。刘基也以朱元璋为不世之遇，悉心辅佐，知无不言，为朱氏大明王朝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姚广孝——神秘的和尚军师
姚广孝，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出生于1335年。生逢乱世的他从小好学，擅长吟诗作画，14岁出家，取名道衍。通儒、道、佛诸家之学，善诗文，精通阴阳术数。交际广泛，与文学家宋濂、杨基等交友，又从灵应宫道士席应真习道家《易经》、方术及兵家之学。朱棣“靖难”兵变前，他曾推荐相士袁珙以占卜等方式，并通过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分析，促使燕王朱棣坚定信心；又于王府后苑训练军士，打制军器，做好军事准备。朱棣即位后，他被授以官僧录司左善世，收郑和为菩萨戒弟子，法号福吉祥，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十八日病逝庆寿寺。“帝震悼，辍视朝二日”，以僧礼葬；百官吊唁者竟“肩摩踵接，添郭溢衢”。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洪熙元年，加赠少师，配享成祖庙庭。
形如病虎、不甘寂寞的奇才怪僧
姚广孝早年的生平事迹极为简略，连他最初的名字都不清楚。“广孝”是明成祖称帝后赐给他的名。史籍只载他是江苏长洲人，祖上世代为医。但他对行医不感兴趣，而热衷于诵经参禅的僧侣生活，14岁时出家为僧，取法名为“道衍”。
这位小和尚聪明好学，经常向一些高僧名士求教，不但念熟了佛经，还学到了许多阴阳术数之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求知欲也越来越强烈，不满足于在一个僻地野寺为僧，开始云游名山大寺，结识了许多高僧，有了更远大的抱负。
在云游中，他逐渐认识到，出家为僧不是他的终极目的；纵观古来的豪杰名士，哪一个不是因在社会上轰轰烈烈干了一番事业而青史留名的呢？有一次，他游览了北固山，触景生情，即兴赋诗，诗中流露出这种建功立业的抱负，引起同行僧人宗泐的注意。
宗泐是南京僧录司的左善世。僧录司是管理全国佛事的官署。宗泐在里面任职，结交颇广。姚广孝有意结识他，邀他一道游览北固山。北固山位于镇江北面的长江边上，是风景胜地和军事要地。当年辛弃疾在镇江任知府时，曾登山赋词，慨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现在姚广孝一个出家人也写诗表达跃跃欲试的情感。宗泐觉得很惊讶，对他说：“这哪里像出家人写的诗呀！”
姚广孝笑了笑，默而不答。他心里在说：“出家人和出家人可不一样，就像当年陈胜和那些佣耕。那些佣耕只知道低头拉犁，陈胜却知道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
河南嵩山寺是始建于北魏时期的古寺，鼎鼎大名。姚广孝前去游观，想不到却碰上了当时著名的相士袁珙。袁珙自称是唐代相面大师袁天纲的后代，相面从不出差错，所以当时许多达官贵人都奉他为上宾。姚广孝亦粗通骨相学，且颇为自负，所以虽然遇见了袁珙，却并未请他给自己相面。可袁珙一见到姚广孝，就觉得此人与众不同。他拦住姚广孝，反复端详了一段时间，说：“你是哪里来的怪异僧人？三角眼，形如病虎，却浑身散发着杀气。你肯定是一个刘秉忠式的人物！”
姚广孝对刘秉忠可是太熟悉了，熟悉中还带着羡慕和企盼。刘秉忠原是一个僧人，后来出山当了忽必烈的谋士，帮助忽必烈建立了元朝，统一了中国。听袁珙说自己像刘秉忠，姚广孝虽表面上不置可否，但心里暗自高兴。同时也不得不佩服袁珙眼力非凡，能透过人的外表看到内心志意。
他倾心与袁珙相交，结为密友。可是，纵然自己确实像刘秉忠，那么像忽必烈那样的藩王又何从得识呢？姚广孝期盼着这种时机。时机青睐有准备的头脑。洪武十五年(1382年)，姚广孝结识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
这一年八月，明太祖的皇后马皇后病死了，安葬在南京钟山南麓的孝陵。母后去世了，儿子们当然要赶来南京服丧送葬。更何况马皇后生前母仪天下，在皇子和朝臣中有很高的威望。在外地做藩王的皇子们接到讣告后，都迅速赶赴南京来了，其中包括在北平做燕王的朱棣。
朱元璋共有26个儿子，所有儿子的名字都带“木”字旁，例如长子叫朱标，四子叫朱棣，其余如朱柏、朱桂，等等。而且由于帝王迷信五行相生，所以朱元璋的子孙以后取名字一律按五行相生的次序排列。木生火，所以朱标的儿子叫朱允炆，朱棣的儿子叫朱高炽；火生土，所以朱高炽的儿子叫朱瞻基。依次相传，一直传到最后一个带木字旁的帝王朱由检(崇祯皇帝)。
朱棣于洪武三年被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就藩北平。北平是北方重镇，镇守朔漠一带，防御元蒙残余势力，所以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燕王朱棣于皇子中最称英武，富有文韬武略。
马皇后的葬礼过后，燕王等几个藩王余哀未尽，为表示孝心，请求父皇挑选几个僧人随他们回藩府，在藩府为马皇后诵经祈福。儿子们孝心可嘉，明太祖当即允准，令僧录司推荐僧人。僧录司左善世宗泐负责为燕王挑人选，他想起了在北固山赋诗言志的姚广孝，就把姚广孝推荐给了燕王。
姚广孝没有迟疑，跟着燕王去了北平。二人结识的详细过程，已不可详考了。但是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的是姚广孝一见到燕王，就感到他气度不凡，有帝王之相；燕王一见到姚广孝，也感到他谈吐不俗，有富贵之相。二人一见如故。姚广孝还私下对燕王说：“如果你让我跟随你，我一定奉一顶白帽子给大王戴。”这话中含有一个猜字的谜语。“王”字的上边加个“白”字，就成了皇帝的“皇”字。燕王聪慧，想必清楚这话中的含意。
然而这毕竟是个野史传说，不一定可靠。其理由是：洪武十五年，皇太子朱标还健在，燕王和姚广孝在结识未深的情况下，还不敢露骨地表示夺嗣称皇。
可是这个传说亦非无风之浪，它起码可以说明燕王和姚广孝言语投机，志趣相合。
47岁的姚广孝跟着22岁的燕王奔赴北平去了。他的公开身份是诵经祈福的僧人，所以燕王不便任命他做官，而让他在北平庆寿寺当主持。
姚广孝身穿僧衣，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无心为死人诵经祈福，他要帮助活人干一番大事业。很快，他就成为燕王府的常客、熟客、密客。
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福薄命浅，没等到继位就死去了。65岁的朱元璋很伤心，也很费心：“皇储是从皇子中另选呢，还是立朱标16岁的儿子朱允炆？”
姚广孝和燕王闻此变故，心中的希望顿时变得炽热起来。看来“给燕王送顶白帽子”并不只是一句笑话，还真有可能变成现实！
为燕王朱棣撑腰打气，秘密策划“靖难之役”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继位，下诏改明年为建文元年，是为建文帝。
建文帝身边有两个亲信辅臣，一个是兵部左侍郎齐泰，一个是侍读学士黄子澄。他俩都清楚，建文帝最大的威胁来自拥兵在外的藩王，所以当务之急是削夺藩王的权势，以巩固中央集权。这一考虑本是正确的，但是建文帝和他的辅臣十分迂阔，缺乏处理现实政治问题的机变和才能，结果在操作中出现了重大失误。
既然要削藩，就得选准目标。诸王中燕王势力最强，所以只要迅速削弱了他，别的藩王也就不制自服了。可是黄子澄却迂腐地认为“图难于其易”，应先翦除别的藩王，最后再动燕王。
这种“打草惊蛇”的做法，使燕王获得了充足的准备时间，使姚广孝觅得了伺机反扑的计策。
燕王也知道建文帝必定要削藩，可是一时之间又拿不定主意，只好靠装病来避免建文帝的猜忌。但是，随着周王、湘王、齐王、桂王、岷王或被削去藩号，或废为庶人，或终身幽禁，或被赐死，燕王“唇亡齿寒”的感觉一天比一天严重，恐惧之下很想举兵反抗，但又下不了这个决心。要知道，建文帝是名正言顺当上皇帝的，自己贸然起兵反抗朝廷，这可是大逆不道的篡位之举，能有多少胜算？
姚广孝敏锐地觉察到燕王的矛盾心情。事已至此，有进无退；退则必然成为建文帝的阶下囚。姚广孝采用了许多计策，极力鼓动燕王立即起兵。
在燕王缺少自信心的情况下，正常的劝说反倒不如巫术迷信来得有效。姚广孝调动了种种奇方异术，千方百计为燕王撑腰打气。
他学过阴阳术数之学，略通占卜。有一次他拿着三枚铜钱，请燕王玩“观音课”的占卜游戏。燕王刚掷出一枚铜钱，姚广孝就假装惊讶跳起来说：“殿下要做皇帝吗？”燕王欲说还休，马上制止说：“不得胡说。”但从燕王的神情中，姚广孝已猜出燕王想承认，又不敢承认。另有一次，二人在一起玩对对联的游戏。燕王先出上联：“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氷(冰)。”姚广孝略加思索，立即对出下联：“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燕王虽明白姚广孝的语意，但还是沉吟不语。
光靠自己的力量不够，姚广孝又请来“外援”，召相面先生袁珙来北平。他先在燕王面前渲染袁珙的相术如何灵验，惹起了燕王的好奇心，同意让袁珙来为自己相一次。燕王故意穿上卫兵的服装，和其他9个卫兵混在一起在酒馆饮酒，而后召袁珙进来辨识。姚广孝早已把燕王的神态告知了袁珙。袁珙又是察言观色的老手，自然轻而易举地就能认出燕王。他走进酒馆一看，马上就跪在燕王面前，说：“殿下怎么这么不自爱，穿着士兵的服装呢？”燕王给9个卫兵使了个眼色。那9个卫士故意笑话袁珙，说他认错了人。但袁珙就是认准了燕王，长跪不起，口口声声称殿下。燕王见袁珙果然神通广大，便带他回宫密谈。到了宫中，袁珙又仔细端详了燕王一番，说：“殿下龙行虎步，日角插天，怕不是个太平天子吧？”燕王回答：“近日廷臣屡议削藩，区区北平，尚恐难保，还有什么奢望？”袁珙趁势说道：“殿下已年近40了，一过40，胡须长过了肚脐，就能登上皇位。如果不应验，就请挖去我的双眼！”燕王十分高兴，重赏了袁珙，同时严嘱不得对外人泄露此事。
袁珙刚走，姚广孝又请来了另一位朋友金忠。金忠精通《易经》，善于卜筮，在北平以占卜为生，生意兴隆。人称之为神人。燕王以生病为名，召金忠前来占卜。金忠巧施手段，使燕王得了一个“铸印乘轩”的吉卦，并借机发挥道：“这个卦相贵不可言。”暗示燕王有天子之命，要顺应天命，切勿坐失良机。
字也猜了，面也相了，卦也算了，种种迹象都表明燕王有望成功。燕王信心大增，向姚广孝公开表明了心意，决意发难。二人朝夕聚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兵。
要起兵就要先练兵。可是建文帝已在北平燕王府布置了许多耳目，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练兵又不是小阵势，如何能掩人耳目？姚广孝有的是办法。他在后苑建了一个大地下室，上面再盖上房屋，周围一圈是又高又厚的墙垣，墙根下再埋上大大小小的瓮缸。为了不使打造军器、操练士兵的声音外泄，他又让人在后苑养了大群的鹅鸭，用鹅鸭的叫声来遮掩练兵的声音。
计划是相当的周密了，可谓神不知，鬼不觉。但是日子久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建文帝还是得到了可靠的消息：燕王要起兵谋反。在与齐泰、黄子澄二位辅臣商议之后，建文帝诏令北平都指挥张信逮捕燕王。在这个关键时刻，建文帝又犯了一次大错。他完全可以诏告天下，以私自练兵谋反的罪名公开讨伐燕王，占得舆论的优势，而不能随便派一个大臣去执行这个任务。更何况，建文帝情报不灵，事先根本不知道张信与燕王过从甚密、暗中通气。
结果，张信不但不去逮捕燕王，反而把建文帝的密令告诉了燕王。
燕王知道箭已在弦，不得不发，立即召来姚广孝、金忠等人，密议举兵。正在谈话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暴风雨，吹落了屋檐上的几片瓦。燕王以为是不祥之兆，心中很不高兴，脸上布满愁容，流露出举棋不定的神色。
姚广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风吹瓦落，虽然是突发的小事，但它有可能左右燕王的情绪，使燕王意志消沉、临战退缩，必须设法巧为解释，打消燕王的疑虑。姚广孝的脑子在急速运转，搜索一切可以利用的知识。他想起春秋时期的城濮之战。战前，晋文公惧怕楚成王，做了一个梦。梦中他与楚成王搏斗，楚成王趴在自己身上吸饮他的脑子。梦醒后，晋文公觉得是个噩梦，不禁害怕起来，想退兵。谋士狐偃圆梦说：“这是个吉兆！主公仰面朝天，象征得到上天的帮助；楚王面向地，象征服罪。而且他吸食了主公的脑汁，象征着被主公柔服了。”晋文公听后，解除了疑惧，率军迎战，大败楚军。
姚广孝又想起《易经》“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的话语，不禁计上心头，喜滋滋地笑道：“这是上天示瑞，殿下不要不高兴啊！”燕王不解，心情烦躁地呵斥道：“疾风暴雨，怎能说是祥瑞？”
姚广孝不紧不慢地说：“飞龙在天，哪能没有风雨？这说明殿下是真龙天子，一说举兵起事，上天马上就以风雨相从。旧瓦堕地，换住黄屋。这是吉兆，说明殿下很快就要当皇帝了！”
燕王听了，觉得有理，便转忧为喜，问应如何行动。姚广孝说：殿下的手下，以张玉、朱能二位战将最为勇敢、忠诚。请立即召来，令他们募集壮士，守卫王府，占领北平。然后发布檄文，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称自己的军队为“靖难军”，意思是说皇帝受到奸臣的包围，遭遇大难，燕王是出兵来解难的。
起兵的檄文，是姚广孝精心撰写的。为了避免犯上作乱的指责，檄文把起兵的目的说成是“清君侧”，即要除掉奸臣齐泰、黄子澄，而不说是针对建文帝的。
但姚广孝又告诉燕王，一旦起兵，就不要再承认建文年号，而沿用洪武年号，以显示燕王与朱元璋的特殊关系和感情，收揽人心。
一切布置停当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五日，燕王在北平誓师，正式起兵反抗朝廷。
历时三年之久的靖难之役拉开了战幕。
坚守北平，为外战燕王献锦囊妙计
燕王起兵后，采纳姚广孝的建议，并没有立即挥军南下，而是先夺取北平附近的怀来、龙门、上谷、云中等地，巩固后方，待建文帝北伐军远道而来时，再以逸待劳。
建文帝闻听朱棣叛乱，便祭告太庙，废朱棣为庶人，诏示天下。同时任命老将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都督宁忠为副将，率兵三十万北伐。
耿炳文的军队抵达河北真定时，燕王决定南下迎击。临走时，他嘱令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由姚广孝辅佐世子守城。姚广孝表示，燕王自可放心在外征战，他将誓死守卫北平。
燕王领军连下雄县、莫州，直趋真定。耿炳文想不到燕王会主动出击，所以将军队分营驻扎在滹沱河南北岸。燕王出奇兵绕到南军背后攻击。耿炳文猝不及防，军营被冲乱，副将李坚、宁忠被俘，降者三千余人。耿炳文逃入真定，闭门固守。燕王攻城不下，返回北平。
建文帝先败头阵，十分恼怒。他采纳黄子澄的计议，撤回耿炳文，改用曹国公李景隆为大将军，集结五十万大军北进。
李景隆大军浩浩荡荡北上，兵锋直指北平。姚广孝建议，乘南军尚未到来，燕王可移师东北，潜袭大宁，夺取那里的精兵，再来迎击南军。大宁是宁王朱权的封地，东控辽左，西接宣府，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尤其是朵颜三卫骑兵，都骁勇善战。
燕王依计而行，留世子和姚广孝守北平，自率主力远袭大宁。
可是李景隆进军迅速，很快就越过卢沟桥，直逼北平城下。北平的主力军都随燕王去大宁了，城中尽是老弱士兵，形势十分危急。姚广孝镇定自若，劝世子朱高炽说：“兵不在多而在勇。得人心即可固若金汤。应关心百姓，激励部下。上下齐心，合力防守。”朱高炽非常尊重姚广孝，便常到居民中问寒问暖，体恤百姓，同时以身作则，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巡视城防，鼓舞士气。姚广孝又致信燕王妃徐氏，请她出面感召士兵。这位王妃是明初大将徐达的长女，出身将门，很有威望。在姚广孝的调度下，城内的老百姓也上城助守，众志成城，严阵以待。
李景隆以为燕王在外，正可一举攻下北平，于是督众猛攻，希图速战决战，一鼓作气拿下北平。但姚广孝和朱高炽率领军民死守，李景隆攻了十余天仍未能得逞，只好在城门外屯驻，长期围困。敌强我弱，一般作战原则是高垒不出，据城防守。但姚广孝认为不能拘泥于常规，可伺机主动出击，骚扰敌军。他挑选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勇士，半夜缒城而出，偷袭敌营。这些夜袭的奇兵机动灵活，这里杀一阵，那里放一把火，搅得敌人不得安宁，令敌人夜里休息不好，白天组织不起强有力的进攻。就这样，他们用最小的代价来疲扰南军，收效很大。李景隆攻城攻不下，离城门太近又惧怕夜袭火攻，只好退兵十里稍作休整。
姚广孝致函燕王，劝他夺占大宁后，火速驰援北平，内外夹击以破南军。
李景隆经过一番休整，卷土重来，猛攻九门。九门险象环生，特别是彰义门，几乎被攻破。姚广孝督众死守，危急时刻连妇女儿童也被征发登城，投掷瓦石御敌。李景隆无奈，派人打造了云梯，准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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