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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8 19: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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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枕书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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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古书店风景

京都古书店风景试读:

京都书店之今昔

京都是日本的旧都,公元794年,桓武天皇迁都至此,废平城京、长冈京,据传统堪舆学选定平安京,“此国山河襟带,自然作城”。京都盆地有东山、北山、西山三面合围,高野川、贺茂川、桂川朝南流去,确可称“山河襟带”。又仿长安城里坊制,将城市划分作横平竖直的格局。柯南剧场版《迷宫的十字路口》有一首关于京都地名的歌谣,由北到南,将京都十条主干道串起来唱了个遍:“丸竹夷二押御池,姐三六角蛸锦,四绫佛高松万五……”也就是丸太町路、竹屋町路、夷川路等等。古代平安京分左右(东西)二京,右(西)京曰长安,左(东)京曰洛阳。右京地势低洼,水患繁兴,日渐衰落,于是城市中心也逐渐移往左京。“洛阳”这一古称在京都也留存至今。城内叫“洛中”,城外为“洛外”,如今还能见到“洛阳女子学校”“洛南小学”等名称。纵横的棋盘间,随处散落着历史悠久的寺庙、神社、老铺,动辄几百年历史,但京都几经兵燹火患,这些建筑多数度重建。

京都有古谚云:“都人官居五位。”意思是天子脚下的百姓抵得上五品官员。京都人有许多可矜傲的东西,悠久的历史,受自然恩惠的风土,平安贵族流传的文化,文雅动听的方言——外地人难免侧目,攒了许多京都人排外的故事。明治维新后,1869年国都东迁,京都遂与奈良同为旧都。从此“上京”的“京”成为东京,标准语也以关东语为本。各大企业、老字号纷纷向东都扩展势力,香店、笔铺、渍物店、和果子店……旧书店也不例外。

说起来,京都是日本图书业的滥觞之地。印刷技术普及之前,书籍流通只有抄写一途。平安时代(794-1185)中后期,渐有木版印刷的佛教经典流传。而这些印刷物只流行于寺庙、贵族间,并未流布民间,当时贵族阶层所用的文学书籍亦仅止于手抄卷本而已。

平安时代至镰仓时代(约1185-1333)以后,新旧宗派的寺院开始有各自印刷的经典,也产生了各种版本。如春日版,即奈良法相宗兴福寺的出版物,多卷子本与经折装,以宽治二年(1088)所刊《成唯识论》最为古老。镰仓时代,春日版大量流布,被供奉入各地寺院与神社,得以妥善保存。又如叡山版,是天台宗延历寺所出,今有《法华文句》。其余还有净土教版、高野版、泉涌寺版、南都版、东大寺版等等。

镰仓时代,儒学书籍日益多见。镰仓后期,受宋元时代禅学书籍出版兴旺之影响,以镰仓五山、京都五山为中心,出现了寺庙开版印行的刊本,即所谓“五山版”。其与此前的寺院出版物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以复刻、仿刻宋元版为主。佛教书籍之外,还刊行了中国流入的大量类书、诗文集,亦不乏日本本土著作。到南北朝时代(1336-1392),天龙寺、临川寺的出版事业迎来高潮,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刻工,相当活跃。

应仁之乱(1467-1477)后,京都佛教书籍的刊行略呈衰势,寺院出版活动日渐式微,而地方实力雄厚的大名仍保有较强的出版实力。直到战国时代的兵火平息,京都才又成为出版的中心。

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日本出版史有两大事件。其一为吉利支丹版的出现,其二为大量朝鲜本的传入。吉利支丹版即天主教传教士为传教与学习日语而以西洋活字印刷术出版的书籍,如《天草版平家物语》《日葡辞典》等。因德川幕府的禁教活动,鲜少传世,即便片纸零楮,也有很高价值。室町幕府时期,渐有朝鲜版经贸易、外交等途流入日本。但大量朝鲜铜活字与铜活字本流入,还要等到明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发起壬辰倭乱与丁酉倭乱(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时的掠夺。文禄二年(1593),丰臣秀吉将掳回的铜活字献给后阳成天皇。同年,后阳成天皇下令开版铜活字本《古文孝经》(今已不存)。庆长二年(1597),又印行《锦绣段》《劝学文》。《劝学文》跋云:“此法出朝鲜,甚无不便,因兹模写此书。”此后至庆长八年(1603),印刷有大量书籍,即敕版庆长本,版本价值很高,亦可反映当时公家贵族学问兴趣之所在。

江户时代(1603-1867)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中,京都牢牢占据出版中心的位置,那时候的图书,也多由寺院或官家所刻,非商业经营性质。江户初期,仍是京都独大,中期以后,江户、大阪与京都竞争激烈,而在佛教、美术工艺等书籍方面,依然难追京都。直到皇权复古、明治迁都,京都出版业才真正衰颓,难追昔日隆盛。

江户时代的出版物极为丰富,其中,佛教类图书约占半数,其次是儒学书籍与汉诗文集,这些被视为最正统的书籍,呼作“物之本”。绘本、御伽草纸、好色本、女训书、料理书、旅行书等老少妇孺咸宜的趣味书,呼作“草纸”。此外,还有开本较小便于携带的“小草纸”,以及“一枚摺”,即“瓦版”,多见于祭典等活动,类似新闻速报。

幕府初期,并不禁行好色本(艳情作品),书肆可公然售卖,书籍目录亦不避讳著者姓名。享保七年(1722),政府以好色本坏乱风俗、不利人心教化而一应禁行。宽政三年(1791),幕府整顿社会风气,实行抑商重农之策。学问方面独崇朱子学,禁阳明学,同时禁用奢侈品,禁浴场男女混浴,禁私娼艺妓,整肃出版物,艳情书刊被重教化、讲义气的物语故事取代。这些变动对不同领域的作家命运产生不小的影响——比如曾经极有人气的流行作家山东京传因作品多涉风月情爱,被处以刑罚,作品刻版也尽遭焚毁,而赶上时代风潮,专写侠义小说的曲亭马琴则一时炙手可热。二

京都的书店,在近世初期即已出现,最早只售卖由大阪堺港传入的汉籍(唐本)。而后,寺院或个人开始经营私刻书籍,手抄本、旧书也渐成为书店经营的内容。庆长年间(1596-1615),京都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出版从业者——本屋新七。他在庆长十四年(1609)刊行古活字版《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后集》,是日本最早标注书店名的出版物。

宽永年间(1624-1645),京都涌现大量书肆,兼有印刷、出版、贩卖职能。京都出版的全盛时期在元禄年间(1688-1704)。据《元禄太平记》(1702年版)载,京都有本屋七十二间,其中有林、村上、野田、善本、八尾、风月、秋田、上村、中野、武村十家最为著名,有“十哲”的美称。其中,村上即村上平乐寺勘兵卫店,代代经营法华宗书籍,也出版医书、启蒙书。明治以后第十一代主人将祖业让给别家,后更名平乐寺书店,仍继续出版佛教书籍,常用的《东方年表》即出自这家书店。

据宽文五年(1665)版浅井了意编纂的京都地方志《京雀》载,寺町通自古为书店聚集的区域。配图描画生动,店前有一段延伸的木台,供客人等待。旁有木制“出箱”,盛装书本,上有“物之本や”字样。廊下是写着“本や”二字的暖帘,屋内可见堆叠的书籍——大概可以想象江户时期京都书店的情形。每日早晨,书店开门,将出箱、招牌搬到门前,挂上写有“本屋”或“书肆”的暖帘,招牌上写明“古本买卖”“儒书、佛书、和本、唐本”等字样。往来路人或张望,或在店门口翻书,或有熟客到店内小坐——且看今日寺町通老店竹苞楼的风景,大概可以想象几百年前的情状。据东京有三百余年历史的浅仓屋书店第十一代主人回忆,从前熟客到店里买书,会请到二楼小坐。若是大客户,则会请他亲自到仓库内看书,还有筵席招待。有些书店还兼营药房,卖些常见散剂,客人买了书,还会顺便给家里女眷买付药。这是江户旧书店的风情,亦可作参考。住吉具庆绘《洛中洛外图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中元禄年间京都书店的风景,店门口是过路卖花人宽文五年(1665)版京都地方志《京雀》中所绘寺町通书店情形

江户时代的出版商叫做“版元”,版元有自己的屋号、店面,很多直接写着“某某书肆”的招牌,相当于中国明清时代的书坊。其时出版商与书店是合二为一的,从制作版木到印刷、发售,是连贯一系的工作。而且,店里不仅出售自家的出版物,还有别家出版的新书及各种古旧书籍。书肆拥有版木,即拥有版权,只要通过书店联合会(本屋仲间)获得幕府町奉行所的许可,便可以出版、发行图书。一些拥有版木的寺庙、私塾,也会委托书肆印行书籍。比如伊藤仁斋开创的古义堂便拥有大量藏版,请书肆发行图书之际,可按发行数量收取费用。如古义堂藏版、享保庚子(1720)新刊、京兆文泉堂发行本《孟子古义》卷末有“古义堂藏板”之印,注明“每部有图章记号,无是者皆属赝本”“享保庚子新刊,京兆文泉堂发行”。

古代城市同类经营者集中在同一地域,日本称为“同业者町”。京都二条的药屋、夷川的家具屋、六条的数珠屋、西阵的吴服屋、东京神田神保町的古本屋街,又如过去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街,皆属“同业者町”。据《京雀》载,当时书店多分布在寺町御灵神社以南到五条、西堀川三条以南、一条堀川等区域。又据贞享二年(1685)刊刻的京都观光旅游书《京羽二重》载,书店多聚于寺町通。此时京都代表性书店多聚于寺町通、二条通、六条通、堀川附近。寺町通一带多有禅宗、天台宗寺院,专售佛教书籍的书肆自然很多。二条通临近乃公卿家、宫人、士家阶层所居之地,故多儒书、国学书。六条通有东西二本愿寺,佛书书肆亦颇繁荣。有关京都书店与寺庙的关系,与藤井文政堂主人聊天时,曾听到这样详细精彩的一段:“江户时藤井家并非专营佛教书。那时的书店,一般都有兼具出版、发售两种责任。读者有什么需求,就去印什么书,然后拿到店里卖。跟现在做畅销书是一个想法。京都寺庙多,老和尚教年轻僧人念经,就需要教科书,也就是各种经典。平常行动坐卧该有何规矩,如何为檀家举办葬礼,各宗派都有前代师傅写下的总结,也需整理出版。明治初年虽有废佛毁释、神佛分离的运动,但寺庙并没有彻底衰败,毕竟佛教在日本浸淫日久,势力盘根错节。与德川幕府世代交好的东西本愿寺面对时局,转向明治政府低头效忠,东本愿寺还响应政府号召派出大批僧侣远赴北海道垦荒。脱亚入欧之际,许多人出国留学,回来后用哲学研究方法看待佛教,写了很多书,我们也出版过。在我看来,明治以后佛教的发展,相对江户时代成果更大,因为研究者更有学问,佛教也近代化了。受此恩惠,当时京都的书店很兴旺。到明治二十年(1887)左右,我家就专营佛教书了。佛经主要有木版、珂罗版两种。明治末大正初,流行铜凸版印刷,木版师傅几乎绝迹。我家也不再出版木刻本。只有贝叶书院家的木版印刷技术至今未废,是京都唯一的一家。”

天明八年(1788)正月晦日,鸭川东侧民家遇火,因强风而瞬间蔓及五条、寺町通。黄昏时,连二条城也在大火中。这场大火是京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火灾,两日后方止,史称“天明大火”。当时京都市街八成以上化为灰烬,损失甚于应仁之乱。三条通一带集中的书商也大遭毁灭。重建过程中,有些书商舍弃原址,迁居寺町,比如钱屋惣四郎。惣四郎家初代名春重,生于享保八年(1723),幼年于堀川通的书肆钱屋仪兵卫店内当学徒。宽延四年(1751)在姊小路通的寺町西口开店,获准用主家钱屋之名,加入书林协会。二代店主春行遭遇天明大火,版木尽毁。文化二年(1805)迁居寺町御池下,即今本能寺前。同在姊小路通遭遇火灾的鸠居堂也搬到寺町通,离钱屋相距不远。钱屋惣四郎从此改店号曰竹苞楼,营业至今,与鸠居堂做了两百多年的老邻居。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突然迁往东京,素与出版界关系密切的公家、名士也多随往,以佛书为中心的出版活动停滞不前。历史悠久的传统书店因无法适应新时代而陆续关张,一些敢于创新的店主不得不远迁东京,幸好发展大多不错,譬如文求堂。

明治三十年(1897),京都大学建校,首开理工科。三十二年(1899)设法科、医科,三十九年(1906)设文科。京都高等工艺学校、京都绘画专门学校、京都府立医学专门学校、同志社、立命馆等也相继开校。最初大学周边鲜少旧书店,后来慢慢兴起,终成规模,京都出版业、旧书店藉此迎来转机。

大正末年,丸太町的书肆街约有二十五间书店。数量上虽超过寺町,但都创业于明治三十年(1897)之后。京都传统书店主要经营佛书、和书、美术书三大类,而当时丸太町只有一间关于美术、建筑的书店,其余均以周边大学师生为对象,经营学术、教辅书。寺町通书肆亦有发展,新开的有芸草堂、汇文堂等,此时仍可称京都最高水准的书店街。据日本经济学家胁村义太郎回忆,大正七年(1918)到大正十年(1921),他在第三高等学校(现在的京都大学前身之一)读书时,丸太町东侧,即冈崎、吉田学生街一带,一家书店也没有。出町柳附近以东、田中地区以及北部的下鸭地区,亦无一家书店。大正年间,田中、下鸭一带住了许多学者,但他们若欲购书,最近也得走到丸太町。三

上世纪20年代中期,进入昭和时代以后,京都市内大学机构扩充,交通发展,对书店街的发展又产生不小影响。如市内开通熊野神社以北至京大西北角、百万遍区域的路面电车,京大农学部前至银阁寺前,以及百万遍至今出川、丸太町铺设了电车轨道,白川通、百万遍区域也逐渐有了书店的身影。但昭和初年,经济萧条,京都不少古本屋无力招聘店员,无法继续营业,颇有倒闭关张、书籍流散者。

京大出身的日本史学家林屋辰三郎在随笔集《历史·京都·艺能》中回忆道:“昭和十年(1935)左右,我的学生时代,京都的古本屋也属同业者町。从北白川附近的住处出发,首先是银阁寺道到百万遍这一段,由南到北呈之字形的第一区。接着熊野神社到寺町,丸太町通两侧是最为密集的第二区。再去往寺町通一带,即丸太町往南到五条为止的区域。如此逛下来,大抵已能满足古书之用。”

二战期间,京都虽未遭空袭,但还是深受战争影响。许多店主、店员都被征召出兵,留下家眷艰难照料生意,不少店铺不得不关张。战争后期,为躲避空袭而强制避难,又有许多书店倒闭。战后,大量读者来到京都买书,许多外地书商也纷纷到此搜书,京都市民纷纷出售自家藏书换取柴米度日。不少寺庙在农地改革中丧失领地,财产管理混乱,遂将自古以来的藏书、书画、古文书倒卖给旧书店,藉此维持生计。其中,也有不少被当做废纸化为纸浆。京都八坂神社西楼门(明治时期)八坂神社西楼门外的四条通(明治时期)20世纪初的京都书店20世纪初的京都纸笔墨店

战后百废待兴,京都的旧书业渐渐恢复发展。数十年来,旧书店渐由原先相对集中的状态散往市内各处。不过,书店与书店之间的地理距离并不甚远,虽从某片区逛到下一个片区也要费些工夫,但彼此并不孤立隔绝。

在昭和时代,新书店与旧书店的概念区分依然较为模糊,很多新书店同时经营旧书。直到现在,“古本屋”与“古书店”也没有严格界限。一般来说,将古籍、珍本称为“古书”,比新品便宜的普通书籍叫做“古本”。京都专营古书的,有众星堂、志满家,都在寺町区域。不少店都兼营二者,如紫阳书院、朋友书店。另外还有一种旧书店用语,将专门书、绝版书一类难得的旧书称为“黑色本”,将新出的并不那么难得的小说、漫画称为“白色本”。平成(元年为1989年)以来,出版形式、图书载体、购买模式均呈多样化,传统古本屋生意确不如前。90年代开始流行“新古书店”,即回收新刊漫画、教科书、光碟,再以极低的价格出售,风靡日本的Book Off即属此类。

现在,京都的古旧书店若以年代区分,大略有三类:其一,从江户时代继承家业的传统古本店。如下京区寺町五条以北的藤井文政堂,寺町三条、本能寺对面的佐佐木竹苞书楼。其二,明治时期或昭和初年创立的书店,创建之初一开风气,百余年来历尽风霜。关张者有之,更换字号者有之,风烛残年者有之,焕发新生命者亦有之。如汇文堂、临川书店、菊雄书店、其中堂、福田屋书店、萩书房、思文阁、竹冈书店、富山房等。其三,创业年龄较短者。此类风格最为多样,有不少一改传统旧书店的格局、氛围,独树一帜。如朋友书店、中井书房、紫阳书院、善行堂、山崎书店等,包括一些尚未加入古书协会的年轻书店,如町家古本はんのき。创业于上世纪20年代的浮世绘、版画、绘卷专营店大书堂,地处寺町通京极商店街,颇受外国人喜爱。店主是一对很有风度的兄弟。店内琳琅满目,惹人流连

若以各自主营图书类别区分,大略有四类:其一,综合类。如书砦梁山泊、中井书房、萩书房、菊雄书店、富山房、福田屋等。其二,与中国相关者。如朋友书店、汇文堂、紫阳书院。其中汉籍的个人收藏以紫阳书院店主为最,引进中国图书则以朋友书店最为迅速、专业。东海书店、高畑书店、中文出版社曾也引领京都中文书籍一时风气,可惜因经营等问题皆已无门市,惟故友偶尔联系店主,询问旧藏,或可觅得一二。其三,专营版画者。如大书堂、赤尾照文堂、绘草子等。其四,佛书类。如其中堂、藤井文政堂、三密堂、文荣堂、谷书店等。

若以地域区分,主要有五类:其一,河原町、寺町通一带。其二,百万遍京大圈。其三,同志社大学附近。其四,美术馆、丸太町通周边。其五,一乘寺近旁。以前二者分布最密,后三者略稀疏。不过一乘寺虽属洛北,却为京都新兴文艺聚集地,是故此处旧书店虽然新且少,实力亦不容小觑。

早在元禄、享保年间(1688-1735),京都各家书店(出版商)已形成官方默认的联合会,即“本屋仲间”,又云“书林仲间”。幕府通过书店联合会规范出版业,监管禁书,防止恶性竞争。政府不定期公布禁书目录,由各地书商翻刻周知。这种做法在昭和年间的旧书店联合会杂志《日本古书通信》中仍可见到。幕府对同业联盟的管理几经变更,天保改革(1830-1843)时曾一度下令取消全国各大商人、职人联合会。其时,书店若要出版图书,则需直接取得町奉行所的许可。到嘉永六年(1853),京都本屋仲间再度恢复。1931年,东京成立了古书籍商同业公会(“东京古书籍商组合”),次年结成全国古书籍商联盟。1947年,全国“古书籍商组合连合会”成立。1996年开设网站“日本古本屋”,类似孔夫子旧书网,如今有两千余家旧书店加盟。京都也有“古书籍商业协同组合”,历史已近百年,有加盟店一百余家。通过京都古书协会的网页可搜索市内旧书店图书,不过京都旧书店的观念似要比东京、大阪保守许多,有网店的店家已很难得,能在网上放出自家书目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在京都,依然能找到逛旧书店的感觉——非得到店里亲自过目才有所得。

京都旧书店中,还有一批热心者组成京都古书研究会,目前有二十家,如井上书店、赤尾照文堂、三密堂、其中堂、紫阳书院、萩书房、津田书店等。1978年8月,研究会发行季刊《京古本屋往来》,每份六十日元。英美文学研究者、随笔作家、和纸研究家寿岳文章(1900-1992)作刊首语《新风哟,吹吧——〈京古本屋往来〉创刊之际》,译介如下:

大正时代,中学优等生的我每月只有一回空暇去丸太町通的古本屋散步,乃是无上的乐趣。礼拜天也不闭店。上午九点左右,乘电车到寺町丸太町通下来往东,鸭川桥畔南侧有书店。主人很沉默,对书极熟悉。如今回想起来,我日后治英国文学,也与当年在这间店里的耳濡目染不无关联。

当时,总是在这间旧书店悠然闲逛。买两三册英文书,穿过桥,将道路南侧的旧书店一间一间逛过去。回到熊野神社前,已近正午,腹中饥饿。午后在道路北侧的旧书店,由东向西继续逛,这一边好书店很多。逛书店实在是体力活,一天下来十分疲倦。若在秋冬,黄昏时,桥畔已沉浸在浓重暮色中。

还记得曾于竹苞楼修业的羽田竹仙堂、享有盛誉的其中堂、贝叶书院。

往昔京都古本屋那不可思议令人心动的感觉,如今还在么?若有,就在过去的基础上加深。若无,那就再寻回罢。我是何等的期待,期待那新风吹来,望诸君共勉。1.《京古本屋往来》创刊号(1978年8月) 2.3.《京古本屋往来》创刊号里的京都古书店分布图

这本杂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有旧书店介绍、书业掌故、新进书目等内容,也常请当时京都的知名学者、文人撰文,已成为了解京都旧书业史的重要资料。

1992年10月15日,《京古本屋往来》发行第五十号,有个很有趣的活动,让旧书店店主们展望十一年后,即该杂志第一百号时的未来。菊雄书店当时刚刚成立公司,只有五位社员,希望十一年后可以扩大生意规模——如今他们早做到了。福田屋书店的主人希望自己的趣味可以不仅局限于美术——小林隆雄先生爱好将棋、陶器,他的儿子正热心学习版本、古文字学,他们也做到了。山崎书店希望未来能一直专注美术书——确实如此。萩书房年轻的二代主人希望能有一栋大房子,一家人将书店、书库合并于一——也有未实现的梦想。翻阅故纸时看到这些,对照今日,或笑或叹,很感慨。

2003年,《京古本屋往来》一百号发行,至此休刊。2008年秋,京都古书研究会的新刊物《出帆》面世,一年一刊,已出到第四期,内容比《京古本屋往来》单薄不少。

而今买书,大半网购,然而逛旧书店的趣味,还是无法取代,每到店里,都忍不住买几本。只有这样,才是完成了“逛书店”的过程,也不致对店主太抱歉。与店主的交谊也令我难忘,他们往往有满怀闲话与八卦,只要时机适宜,言语契合,就会讲很久。而我只需细细听取,即可消磨大半日辰光。比如喜欢听汇文堂女主人谈论昔日京都学派诸贤旧事;常与福田屋的小林隆雄先生聊些生活琐事;紫阳书院的镰仓夫妇,各有所长,极为热心;中井书房的主人谦虚热心,自号“藏书一代”,不求将店传诸后世,只求尽心尽力,总能在他那里淘到惊喜的书;善行堂主人博学有趣,听他谈昭和时代的小说、诗歌,再合适不过;山崎书店主人擅长绘画,特立独行,待人又极温和;富山房书店的母女皆温柔亲切;临川书店每个月的古本即卖会最令人牵挂……

昭和五十年(1975)三月十日《洛味》有宫崎市定先生一篇《古本屋盛衰记》,文辞真切,贸然译出,作为本篇收束:

我考上京大时是大正末年,因此那之后五十余年,约半世纪以来,都在京都生活。其间虽亲身体会种种变化,而与我关系最密者,其一为古本屋。不过我囊中羞涩,并不能买太昂贵的,因此不是很吃得开,只是静观其变迁而已。

我以为,大正末年,京都古本屋似有两大系统。一是以寺町为中心、有渊源的老店,其中恐怕不少是从江户时代延续而来吧。因此主售和本、汉籍、美术书籍等等,半为古董,级别甚高。顾客亦为特殊的内行、收藏家,是我等清贫学生很难接近的存在。好容易得一册一年一出的目录集,朝里望一望,又见诸如不可光问价不买东西、久留无益等语。与之相反,可以轻松进入的是东丸太町通的古本屋,恐怕是京大建校以来专为学生而开的吧。当时市内电车只到熊野神社为止,所以书店大多集中面临在电车沿线。

当时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如今看来规模都很小,因此学生数也不多。随着各处设施逐渐扩张,各处也诞生了古本屋的群体。北部大谷大学,往下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一直往南以龙谷大学为中心,周围渐有三四家或六七家古本屋,直到今日。伴随市内电车今出川线的开通,以百万遍为中心,四方也有了新店,如今也许是规模最大的一处,比以前东丸太町更盛。

相似的变化在寺町也有。到大正末年,市内电车有东环线,二条以北穿过寺町通,以南穿过木屋町通,该线路废止后,开通了河原町线,寺町就成了背街小巷。因此就有店迁到河原町,或者开新店。

未必是说只要越热闹的地方就越适合开书店,比如四条通就没有孕育古本屋。四条西洞院有一家很大的店,不知什么时候也关张了。往新京极四条出口有一家店,一时看来似乎相当热闹,却也未长久,也许仅靠顾客多是做不成生意的吧。可见所谓的地理条件是很难讲的。概言之,几乎不必担心古本屋之间的恶性竞争,反而孤立无援才是很危险的。

近来古书展销会专利用百货商店,但过去百货店里并没有开办会场。据我所知,离京都宾馆不远,是昭和图书馆的展销会。听说之前是在六盛俱乐部举行,这我不大清楚。近来痛感出入展销会的人们风度仪态变得甚坏。过去的人们,若说是对书感兴趣,就会很懂得作为读书人的礼仪与谦恭。出入安静,温柔地取书阅读。即使是商品,书籍也和市场上那些茄子南瓜判然有别。

近来的书,已完全变成商品和盈利对象。要买书,并不是为了读书而爱书,却是将其当成投资对象来珍重。因而客人泥沙俱下,完全适用于抢购这样的词。那些拨开人群、横冲直撞的,毫无读书人该有的样子。所以展销会头一日,刚开始最好不要赶着去。到快结束的时候,人影变得稀疏后再去,悠然闲逛才好。这时也有不可思议者,能见到那些搜寻有关烹饪、缝纫书籍的主妇,真是少见。

最近顾客风度差,可能是会场狭窄、人流密集之过吧。昭和图书馆那会儿,好几十叠的大屋子,四面平列两排书架,内外皆可边走边看。看书时,因为下面是榻榻米,所以可以坐下看。空间有余裕,也不致手伸到别人面前取书。

东京的规模,总是比京都大了好几倍。前些日去日本桥的东急百货店看古书展,会场轩敞,所陈列的书,皆可散步其间,阅览书名。一册一册书像卡片一样摆放着,必须打开才能看到内容,谁都没有翻过就被旧书店主人带回去的书也很多吧。另外,神保町、赤门前古本屋街的盛况,也值我等京都人羡望。

古本屋是该街区文化程度的表征。这放诸四海亦通用,欧洲的话,无论怎么说,巴黎好像是发源地。因为古本屋负担着非常重要的文化使命。每日从印刷厂出来的大量新刊书籍,大部分被当做消费品,又回到造纸厂。其中,只有可作为长久财富的优秀书籍才能二度三度回到古本屋的店里。总之,新书是否能有传之后世的长久生命力,首先要经过古本屋的筛选。当然,这其中也有读者的需要,读者无论如何也是影子般的存在,而直接作出判断的当然是古本屋。如果不通过这里成为古本,也不能重现市场。这正是新书和旧书的根本性区别。新书书店只需要从相关公司半机械性地接受书籍,排在店内就可,并不需要多大的鉴别能力就能买卖,而古本屋则非如此。可以说,这是需要广博深厚之学识的专门职业。

但这手续还有一则前提,即读者要买新书。如果读者有眼光,多多买进即使作为旧书也能有市场的新书,再将之卖成旧书,古本业亦因此繁荣。一开始就只当成消费品来购买的新书,读完后弃置,也就不能回流到旧书店了。

所以,主体无论如何也是读者。印刷文化不论盛衰,都取决于读者的态度。好书被售卖也好,流往古本屋也罢,皆由读者而定。再换句话说,给阅读好书的人们以金钱和时间,是最重要的文化振兴策略。人们将之视为消费品用之即弃,那么也很难孕育出什么文化来。

往事未远:朋友书店

刚到京都时,赁居于吉田山东侧、银阁寺道旁的小木楼,离学校很近。下雨天不骑车,步行穿过山中,经神乐冈町的小道,在今出川通旁的地藏菩萨跟前拐弯,从学校东面侧门进去。比平常骑自行车沿今出川通走的那段要起伏有趣,山道两边多民宅、花圃,十分宁静。据说王国维曾住在神乐冈町八番地某处。1900年年底,二十四岁的王国维曾到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数理。1911年辛亥革命后,罗振玉与王国维又携家眷侨居日本达五年之久。王国维在《丙辰日记》中道:“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已四岁余。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1913年3月26日王国维致缪荃孙书信有云:“半月以后,移居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背吉田山,面如意岳,而与罗、董二公新居极近,地亦幽胜,惟去市略远耳。” 据师长前辈口耳相传,神乐冈八番地的旧居今已不存,被一座新宅院取代,住着一户金姓韩国人家。同志社大学的钱鸥先生曾道:“有一次,我带北大的陈平原夫妇去看王国维的故居,这家的太太从屋内的屏幕看到我们一直在房子外指指点点,就跑出来问我们。我就告诉她是这样一回事,她听了显得很惊讶也很高兴,带我们进屋内参观。”

神乐冈八番地当年“去市略远”,如今虽走几步即有超市、便利店,然而仍极幽静。半山腰有一家门面朝大文字山的朋友书店,专售东洋学相关书籍。刚来时见到仓库门口堆满的中国图书公司的纸箱,很觉亲切。店门很窄,内有书室两间。外间靠墙两排大书架,中间一排,角落散置数处小书架,多为文史类书籍,亦多京大人文研究所的学报和这家书店自己出版的影印本、学者论著。内间多小说、戏曲、方志、诗词,搜罗之广不逊国内旧书店。但中国大陆图书因是进口,价格自然也高,多为原价的两三倍,甚至更昂。柜台里是一间办公室,三两位工作人员埋头理书,见有人来,会默默出来为你开灯,又悄声回去。室内堆满书籍,书架间仅容一身挪转。墙边有折叠梯,可自取。店里客人很少,非常静。我常常只看不买,觉得不好意思时也买过几本图书目录。还有平乐寺书店出版的掌中版《东方年表》,大谷大学的藤岛达朗、野上俊静编,到2007年已是三十六次印刷,店里标价四折。

某个下雪的夜里,放学回家。本已走过一段,却又被店里柔光照拂的书墙吸引,转身过去。角落里有些书本久无人光顾,覆了薄薄尘灰,不知它们几时到此,又与我相遇,心里一动。那两本价格并不低的《国朝宫史》和《国朝宫史续编》就是在这恍惚间买下。

每年11月京大的东洋史研究会,朋友书店都会在会场摆书摊。有大量中日两国出版的经典图书,折扣虽然不多,但琳琅满目,氛围极好。有些国内出版的文史图书,印数不多,也较冷门,这里却能第一时间见到。曾向店家赞叹进书速度,主人土江洋宇淡然笑道:“这是自然。我们店跟中华书局有来往,每次都是从北京那边直接进货。不谦虚地说,书局的书,我们这里的搜罗速度也不比大陆一般旧书店差……”

这位土江先生是朋友书店的第二代主人。创业者——他的父亲土江澄男先生毕业于京大法学部,最早在大安文化贸易公司工作,对中国图书、中国出版业很感兴趣。大安公司今虽已不存,却在中日出版交流史上留下过重要痕迹。1951年,大安书店创业,主营中国书刊,通过中国的国际书店进口图书。1955年,大安文化贸易有限公司成立。大安公司不少人与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共产党关系甚密,也不乏对“文革”抱有支持态度者。上世纪60年代,大安引进不少与“文革”有关的报刊书籍,也出版了一些日本学者支持“文革”的论著。当时在日本经销中国图书,是风险很高的生意。据何明星《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一书记载,大安书店经理小林实弥曾因向中国出口书刊,被日本警方拘留。日中友好协会事务局长小则正元也曾因发行中国出版的《人民日报》,被日本当局以“宣传赤化”为由,判处五年苦役。日中友好协会向大安施加压力,命他们停止进口、销售中国书籍。1969年,大安宣布倒闭,而大安出身的很多职员却将中国图书带到各处。土江澄男在京都开创朋友书店,小林实弥等人在东京开创燎原书店,原大安职员关敏昌在东京开设满江红书店。现在燎原书店仍是东京中国学的重要坐标,虽然店主称经营艰难,不如从前。

土江澄男在1988年纪念中国国际书店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中提到当时日本畅销中文书的目录:

1958年,我很幸运能在与国际书店有贸易关系的大安公司京都分社找到了工作,从此我与国际书店的关系更密切。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成就开始在出版界反映出来,这期间发行了几百种古籍,相继出版的有:《百衲本二十四史》《水经注疏》《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国语》《战国策》《资治通鉴》《李太白全集》《杜工部全集》《论语正义》《孟子正义》《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陔馀丛考》《二十四史考异》《少室山房笔丛》《蛾术编》等等。这个时期还公布了古籍出版十二年计划,其内容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示出版文化的远大前景。

朋友书店初在宇治,不久迁到神乐冈町。那是1973年,当时洋宇先生才小学二年级。虽地处幽僻,但离京大很近,很快成为文史专业师生日常光顾的地方。后来在北白川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南侧又开了家分店,彼处以考古、辞典等大开本书籍见长,亦多古籍。土江父子做生意很有些老派人的作风,店里到了什么新书,会通知老主顾。哪位老师哪个研究所感兴趣,他们会将书亲自送上门。90年代初期戴燕在京大时曾见此景:“隔一两天就会见朋友书店的人到研究室来送书,送书人面目清秀、西装笔挺,肩上扛重重的一只大纸箱,挨个敲门。起初我想不到这便是老土江的儿子。后来熟一点,知道他的任务是出外勤,每天开车去学校、研究所或人们家里送书。”(《在京都卖中文书》,见《买书琐记》,三联书店2005年版)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南侧的分店

土江澄男与京大众学者交谊颇厚。吉川幸次郎过世后,他写过一篇追忆文章,录之如下:

四五天前,贝塚茂树先生到店里来,从他那里听说了一个坏消息。四月八日凌晨,吉川幸次郎先生遽然辞世。前夜骤雨乍停,蓝天虽有太阳,却是薄寒天气。我们住的银阁寺、哲学之道、北白川一带的樱花开得极好,也正是这样的日子。

回想起来商人(中国书籍进口生意)与客人之间二十余年的情分,实在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说尽。

首先想起来的,是京都大学文学部二楼的研究室。被锐利的目光凝视,对方用低沉的威严的声音缓缓说着事情。内容虽已忘记,那种很紧张、脊背冒冷汗的感觉却记忆犹新。后来先生退休,住在离银阁寺很近的地方,离我们店也很近。这七年里,时常到店里来。我也到先生府上拜访过。脊背冒冷汗的紧张感虽然没有了,但因为不开玩笑也不闲聊,所以那种挥之不去的紧张感仍然能够记得。

前年春天,先生感冒,卧病数日。我登门问候。不久恢复后,先生缓步来到店里,右手慢悠悠拿出一只纸包,道:“谢谢你来看我,我太太跟我说了。这个给你孩子吃吧。好像挺容易化的,请放到冰箱里吧。”那是白川通的法国点心店“Dong Co”家的冰激凌蛋糕。先生回去后,我心里虽然很过意不去。但先生无微不至的关心,令我很开心。

我们这样做卖书生意的,和相当多的大学老师有来往。其中也有对我们冷眼相待的。而吉川先生却始终如一,平等相待,言辞亦极亲切。且很多老师退休后购书数量明显降低,而吉川先生却连报纸杂志都要亲自过目。对中国的新刊出版动向也很留心。订购的书送迟了,也仅是委婉地提一句而已。

从书商角度来看,先生确实是杰出的研究者。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先生在守夜时道:“感觉一个时代结束了。”

当晚,我感觉寂寞,饮酒到深夜。四月九日乃先生私葬之期。终[1]日霖雨不停。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是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一生著述、翻译极丰,京都大学文学部至今仍有研究班整理其遗稿。他少年时结识亦师亦友的青木正儿,对其一生兴趣所向影响深刻。十九岁高中毕业的春天,游历中国江南,对中国文化更为倾慕。在京大文学部读书时,跟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学习考证学、汉语、中国古典文学。1928年到1931年间留学北京,回日本后到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工作——即今天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兼任京大文学部讲师。为彻底融入中国,当时他与前辈仓石武四郎同穿长衫马褂,同说汉语,同用汉文写论文。他1932年结婚,终生居住在京都左京区,写过不少回忆之作,如《白川记》《田中记》《白川庐怀旧》,情味深切。1979年任中国文学研究者访华团团长,在中国访问三周。次年4月8日病逝,葬于京都东山区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大谷本庙。他弟子众多,竹内实、清水茂、高桥和巳、笕文生、笕久美子、兴膳宏……惠风桃李,绵延不绝。哲嗣吉川忠夫先生继承家学,出身京大,专业是中国中世思想史,2009年起任日本东方学会会长。

土江澄男提到的那家法国点心店创业于1905年,在全国都有分店。京都北白川这家至今仍在,离我住处不远,烤面包尤其出名,偶尔也会买来吃。

吉川幸次郎大正九年(1920)九月开始在第三高等学校念书,租住在北白川追分町一户农家二层小楼内。那时候,百万遍东北角还没有什么人家。东面北面农田俨然。他日常爱在白川疏水道旁散步,水田蛙声一片,傍晚可见爱宕山被夕阳染作金色的轮廓与知恩寺巨大的屋顶。等到他留学中国回来,京大农学部已建成,市内电车也开通,风貌大变——如今屋舍密集、车水马龙的百万遍,近百年前竟如此荒芜过。他住在北白川东小仓町人文研究所北面不远的地方[2],那里离点心店“Dong Co”(此名来自堂吉诃德,即Don Quixote)不算远。若从家中去买点心,再步行到神乐冈町的朋友书店,约略五六百米脚程。那时土江澄男也是静静坐在里屋埋头整理图书么?听到拉门声响,是吉川先生从怀里拿出一盒点心?

往事并未远去,皆有迹可循,亦可怀孺慕之思。

土江澄男与铃木虎雄也有交情。铃木先生过世后,藏书大部分移到京大文学部图书馆,个人手稿及友朋书札一直装箱保存在家中书斋内。后因铃木先生的孙子需用书斋作学习房间,长子铃木泰平即决定将父亲的手稿信札托付给土江澄男。数年后为整理出版,才将手稿要回。信札仍留土江处,其中有王国维的七封书札。1995年,土江澄男将此寄赠京大文学部博物馆。学者钱鸥曾整理此七封佚札,并据此考证王国维客寓的具体地址(见《清华汉学研究》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常常穿过吉田山清幽的小道,到朋友书店逛逛,或者去真如堂的廊下默坐一时

土江澄男过世后,其子洋宇继承家业。生意虽无大差别,本店的出版业亦颇顺利,但洋宇先生坦承:“我做这生意只是纯粹的继承父业而已。对中国文史、出版学等等,我并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也谈不上太多心得。”类似的话常能从旧书店主人口里听到。某某书店的夫人继承亡夫的产业,却道:“我对书一点都不了解,也不喜欢看书。但是丈夫喜欢,我必须守着他的家业。”某某书店主人从岳父那里继承产业,也道不爱读书,只为生意,且家道艰难,着实无味,却也无法云云。家族继承制使这些旧书店暂无消亡之危,但前景仍渺茫:接下来还能继续几代?自来京都不唯旧书店,还有许多和果子店、和服店、竹器店等等,主人突然辞世,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只好骤然关门。平安神宫附近有一家口碑很好的拉面店“一番星”,主人森川良平二十岁出头即学做拉面。当了几年学徒后自己尝试做,先从手推车路边摊开始,不久有了自己的铺面,到今天已过去四十余年。他家最为称道的汤头,在这四十余年中从未断过火。他只有两个女儿,长女已嫁到外地,次女年逾三十仍未婚嫁。他很想招婿,将店号传下,但次女对此似乎并不以为然。他只好每每长叹,羡慕京都另一家五十余年历史的老拉面店ますたに顺利找到继承人。

2011年春天我搬离旧居,迁至北白川附近,渐少去神乐冈町的朋友书店。去年秋来虽忙于论文,然每周仍能坚持安排数日到人文研究所抄书,看窗外橘柚转黄,经冬不落。常去那家分店,那里人更少,空间比总店开阔,常令我疑心身在北京,以为出门就是隆福寺或灯市口。黄昏店里要下班,走出去在隔壁张一元买包茶叶,不要贵的,拎在手里慢吞吞回家去。平时在学校,吃过中饭,到吉田山散步,走着走着就到店里。仍舍不得买什么,站在那里看,直到饱足方离开,只低声说句谢谢。

朋友书店电话:075-761-1285 传真:075-761-8150 营业时间:本店9:00~18:00 分店10:00~17:00 节假日休息

偶遇之趣:井上书店

刚到京都的半年,日常活动范围很小,不外乎百万遍到银阁寺一带。每天上下学,就把这一段今出川通的几家旧书店逛得很熟。普通旧书店能买的文库本、单行本、画册,刚接触时漫无目标,胡乱买了不少。当时就知道些国内也有名的日本作家,譬如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夏目漱石一类,古代文学里就知道《枕草子》《源氏物语》《今昔物语》之类。单行本不大舍得买,只买文库本,买回去认真看了的也十分有限,到现在多还束之高阁。

这一阶段过去,也略有了些买文库本的心得。比如新潮文库、角川文库的小说很好,文春文库是文艺春秋发行的文库,也多为小说。筑摩书房的筑摩文库出过一系列个人全集,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森鸥外、太宰治、泉镜花、宫泽贤治等,内容丰富,价格低廉,也重印过不少绝版书。日本最早的文库本系列肇始于岩波文库,对书籍的流通、培养日本人读书的兴趣,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岩波文库根据书封颜色分为五类,亦称岩波五色本。蓝色为日本思想、东洋思想、佛教、历史地理、音乐美术、哲学、教育、宗教、自然科学,黄色为日本古典文学,绿色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白色为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红色为外国文学。

日本出版业发达,书籍品类繁多,几年来养成的习惯是,没有明确目标时,先看出版社。岩波文库、中公文库、小学馆、中央公论社、汲古书院、山川出版社、东京创元社、弘文堂、平凡社、角川文库都很值得信任。以前常光顾有斐阁,这家出版社专门出版法律书籍。再看著者履历。日本书籍在勒口或封底通常都附有著者履历,写明出生地、毕业学校、研究方向、著作成果,一目了然,无多赘语。国公立大学毕业的著者往往令人信赖,一般写得不会特别离谱。经过两道初筛,多半会有发现。当然日本出版社极多,也有一些名气不那么大的,做的书却非常好。至于著者的履历,只是一项附加参考,不能完全凭信。这方法虽绝对了些,必使我错过不少好书,但经此筛选,坏书也很少,且为我开辟了一小径分叉的花园。

譬如某日随手发现一册《柳田国男入门》,作者鹤见太郎,我此前并未听说过。履历称其毕业于明治学院大学文学部,在京都大学修过博士课程,现任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粗略阅过,觉得内容也简明有趣,于是买下。后来才知鹤见太郎生于政治、学术世家,父亲是评论家、哲学家鹤见俊辅,母亲是英国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横山贞子,祖父则是政治家鹤见祐辅。鲁迅译过鹤见祐辅的杂感集《思想·山水·人物》,国内也出过鹤见俊辅的《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这些发现是乱逛书店时得来的乐趣,姑且记录一笔。

闲篇良久,且说学校附近常去的一家旧书店:井上书店。当年在店里淘过不少文库本。店主井上道夫,京都人。书店1947年由父亲创业,店址在知恩寺以东,京大农学部以西。玻璃店门内有书架两排,三面墙全是书架。柜台左排书架外侧有许多文库本小说,内侧有大量岩波文库与岩波新书,角落有一部分为讲谈社现代新书,搜罗之广别家少见。右排书架外侧有不少与藏书、版本有关的书籍,内侧有辞典、世界史及美术、电影、音乐等艺术书刊。左手边一墙书为历史、经济、建筑、理工类。柜台后面一墙为京都历史、洋书、古地图。右手边一墙书为宗教、思想类。柜台前置一小书架,多为东洋史类书籍。井上书店1947年创业,店址在知恩寺以东,京大农学部以西(本文摄影:庄方)对学生尤其和善的井上先生

某日黄昏路过这里,挑了些文库本。提着书袋刚走出两步,又从柜台前的小书架找出四册关于法制史的书,如1967年创文社版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1966年东京大学出版会版仁井田陞《中国的农村家族》。井上笑道,都是刚收来,原是私人收藏。果然扉页钤有藏书印,主人姓佐佐木。当时未带足现金,井上说可为我留着,哪天有空再来。次日到店里,井上道学生清贫,为我省去零头,将书妥当包装毕,笑云:“刚收来的旧书,这么快就找到合适的主人,想必原来的主人也可安心。”

又一日在校外吃饭,逛到店里,未见有什么感兴趣的书。见一本《韩国民话》,要价八百,因无太大兴趣,也没有砍价。忽见柜台内全套小学馆《图说日本文化的历史》,问价,曰一千日元。见我迟疑,井上笑,七百日元,你要喜欢就拿走吧。虽是普及类图书,见此低价又不忍放下,犹豫片刻点头买下。他高高兴兴帮我装了几大袋。见我根本提不动,笑说,你可以每天到店里拿一些!又笑,年轻人要多锻炼。身体好,才能有力气读书。

他知道我很宅,很少出门,走到四条也嫌远,就告诉我自己最喜欢跑步和骑车,年纪虽然大了,偶尔还是能骑个车到滋贺看看琵琶湖。

读《京古本屋通信》时,看到井上二十多年前许下的愿望是:希望有一天,店里的书都整理为电子资料,平素放在仓库。店里腾出空间改为吃茶店。客人在网上订货,来店里跟店主谈天喝茶,尽兴了再拿书走。

如今店里的面貌没有太大改变,书目也没有电子化。回想当初的心愿,井上笑道:“我老啦,没什么特别的动力做什么了。不过只要还在学校附近一日,就要好好地为学生们找些书。否则占着这样的地利,也实在对不起你们。”

井上书店电话/传真:075-781-3352 Email:wave421@blue.ocn.ne.jp 营业时间:10:00~19:00 周日休息

再见,小林先生:福田屋书店

百万遍沿东大路向北,到御荫通,路口东北角有一家旧书店,叫福田屋。窗玻璃上贴了好几张日本古地图,很好看。门外一张长凳,堆了些折价书籍、图录,还有一架文库本。十字路口的人等红绿灯时,偶尔会被书摊吸引过去翻一翻。

我第一次到店里是问主人那古地图是否出售,主人道,那是店里的收藏,不卖。店内三排书架,从地面接到天花板。账台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木头已呈现熟糯深沉的颜色。店里书籍分类全面,一般专业书如历史、文学、民俗、地理、艺术、社会、经济,均有涉及,此外美术、书法、建筑类画册数量可观。

买过画文堂一册《浮世绘·明治秘画》,东大路铎解说,1980年版,内有明治时代浮世绘师富冈永洗的《八云的誓约》、武内桂舟的《夜樱》等等。那时候印行的画册不少偏色严重,细节也潦草模糊,这本内页印图虽非高清复印,却难得细腻明朗。

富冈永洗青年时代曾在军队担任制图之役,后辞职,拜在狩野派画师小林永濯门下,专注浮世绘创作。他当过很长时间的插画师,给报纸每天连载的小说配图,也给小学教科书画过画。他的画在当时很有名,与水野年方、田半古并称明治三大美人画家。据说,报纸不用他的插画,当日销量会明显降低。他四十二岁时,死于当时文人常有的肺结核,对画家的创作生涯而言是很可惜的事。福田屋书店旧址

江户至明治大正,浮世绘师风流辈出,从最早描绘世相的风俗画,到锦绘,到美人画、职人绘、武者绘、风景绘的全盛期,到幕末明治变革期的新高潮。其时进口外国颜料色彩丰富、价格低廉,社会变革期题材丰富,西洋人对浮世绘的欣赏,都是当时浮世绘大盛的原因。有名的画师,如描绘幕末战争、大奥风情、明治上流社会生活的杨洲周延,被称为“最后的浮世绘师”的月冈芳年,狩野派传人河锅晓斋——那幅奇崛之作《放屁合战绘卷》即出自其手。明治维新以后,新闻、摄影的发展使浮世绘这种旧时代的消遣日渐冷落,很多画师转去为报纸杂志连载的小说创作插画。当时的小说装帧十分精致,书套外封、封面、扉页常有优美的配图。当中最有名的恐属“镜花本”——泉镜花的小说流行一时,出版物装帧亦极尽华美细致。他来往的插画师中,有两位相交最笃,镝木清方与小村雪岱。而今镜花本已成绝唱,那个时代的装帧也作遗响。一则精美如斯的装帧成本过高,不适宜当下纸书也萧条的市场。二则这种风格的插画早已式微。2013年末到金泽泉镜花纪念馆见到多种精美的镜花本,其时大雪满城,中庭山茶盛开,好像镜花笔下之景。

富冈永洗画风清淡,笔下女子多姿容清瘦,面露哀愁。有一幅扇面,画的是素衣绿腰带的女子,手执朱红团扇,回首遥望一轮皎洁满月,身边一位额发初覆的小女孩儿,绿衣红带,以手掩襟,也侧首望月,意境很好。不过他传世作品较少,也远不如清方、雪岱等人有名。不太清楚他创作春画的契机,过去的浮世绘师作春画的本也不少。只是晚近的春画不甚注重背景,单突出男女场面,失了不少意味。翻下来,只有某页画上女子髻上团花缀长穗的簪子有些意思。镝木清方《明治风俗》之四月、五月、六月(1935年)

那日在店里还看到淡交社1973年版阳明文库藏近卫家熙作《花木真写》,印数仅一千册,标价一万日元,堪称精品。

近卫家熙(1677-1736)是江户前中期的公家,生于京都。历任内大臣、右大臣、左大臣、关白、摄政、太政大臣,后出家,号豫乐院。他是藤原家的后人,母亲是后水尾天皇的皇女常子内亲王,妻子是灵元天皇的皇女宪子内亲王,女儿尚子也在皇室任女御,一生荣华。他精于书法、绘画、茶道,在职官制度方面也很有研究,曾费二十年心血校勘《唐六典》,刊行于世。《花木真写》共春夏秋三卷。春之卷绘植物三十七种,夏之卷四十六种,秋之卷四十种,共计一百二十三种。江户时代博物学兴盛,各家图谱相继问世。家熙此三卷描绘植物笔法雅致,色彩温润,是很好的花木小品。且细节相当准确,可以当成很有参考价值的植物图谱。无怪京大出身的植物学家北村四郎初见此作时惊叹:“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图谱)非常详细、准确……在日本名物学方面,以其精细正确的观察,称得上划时代之作。”此言非虚。譬如夏之卷的石竹,绘根、茎、叶、蕾、花,并多种花色兼作参考。秋之卷中的棉花一图,绘叶、蕾、花、半熟的棉桃、成熟的棉桃,完全是植物图谱的规范。近卫家熙《花木真写》

家熙本人对本草学很有造诣,与当时京都著名的本草学者松冈玄达有往来。在记录其言行的《槐记》中有一则,享保九年(1718)闰四月十七日:“向松冈询问黄蕙为何种花卉。琉球程顺息诗中称此为海老根。莫非乃日本之物?故程氏直以海老根呼之?”次日记载云:“昨日在玄达处获悉,黄蕙和名乃箬兰(本亦有蒻兰之名)。紫色曰紫兰,黄色曰黄兰。”黄蕙,即鹤顶兰,兰科草本植物。古代诸花谱罕见著录。近人南海区金策著《岭南兰言》,云岭南兰花一百二十余种,附录类兰非兰品中见其名。屈大均《广东新语》亦提到“有鹤顶兰、凤兰”。

我在店内翻阅《花木真写》,很喜欢。然而当时赶着去学校,不便携带这么大的开本,且身上现金不足,心道明日再来也可,故犹豫未买。然而第二天过来,此书已售出。店家安慰我说,这书虽印数不多,但知道的人也少,非市所稀见,嘱我在别家店内多加留意。后来确实在别家见到此书,却是三四万的高价,至今尚未买下,颇悔当日失之交臂。

日本二玄社复制过大量中国书画珍品,质量绝佳。1958年开始发行《书迹名品丛刊》,全两百零八册,影响书坛甚远。启功先生曾赞美,“历经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后,原作多已损坏,至少色彩灰暗,早已失去了原有的风采。这些复制品,都恢复了原作最初的色泽,简直整旧如新”。福田屋家有《书迹名品丛刊》零本出售,搜罗甚广,价格低廉。我曾买过《隋唐写经集》《东晋王羲之尺牍集》等,一册仅百元,别家鲜有此价。后来过去想再挑几本,惜已全数售罄。后与同门师兄聊天,对方谈起周边旧书店,对福田屋尤为赞叹,提起某日在店里把剩下所有的《书迹名品丛刊》都买下,很是满足。同门之间常有口味相近的,哪天店里摆出一批新书,若去得晚,则往往一无所获。回头一看,哟,感兴趣的书可都在某位同学的书架上呢。二

福田屋创业于昭和十二年(1937),如今传到第三代,在店里最常看到的是二代主人小林隆雄。小林先生是非常可亲、有趣的人。他生于关东的琦玉县,少年时对陶艺感兴趣,来到京都学艺,认识了古本屋家的小姐——福田屋初代主人的女儿。后来做了他家的婿养子,继承了屋号,留在了京都。他说:“京都这个地方,满地都是历史的痕迹。走两步就有典故,走两步就有往事。生活节奏缓慢,大家行走的步子都比东京慢了好几拍。在这里住久了,去其他地方就有些不习惯。”他的儿子是一位沉默腼腆的青年,曾问小林先生,令郎可有其他职业?答曰本业就是开书店。如果他不喜欢继承家业,想做别的,怎么办?小林笑曰,哪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余地呢。咱们这个店,在这里开了七八十年,不知受到多少顾客的关照。虽然这些年读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但还是有人喜欢来逛逛旧书店。那么我们福田屋就有使命继续下去。

这种“使命感”,是京都很多老店自然而然的情感。

我平时上下学经常路过这个街角,只要时间充裕,都会停下来进门看看,渐渐和小林先生熟起来。周日店里休息,路过时看到紧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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