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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8 22: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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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欧·亨利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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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试读:

译本前言

张经浩

法国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要数莫泊桑,俄国当推契诃夫,美国则是欧·亨利。可以说,他们是世界上三位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

欧·亨利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1862年9月11日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格一位医生家。3岁丧母,幼时在堂亲办的一所私立学校读书。14岁到本地一家药房当学徒,前后干了5年。19岁到西部德克萨斯州一个牧场做客并养身体,住了两年。25岁与一位19岁的姑娘结婚,当年在《底特律自由报刊与真实》上首次发表作品。

这位作家仅享年四十八。他只写短篇小说,一生作品近三百篇,分别收在十四个短篇小说集里。至1920年,即他死后十年,他的小说销量达五百万册。1918年,美国设立了欧·亨利纪念奖,奖励每年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延续至今。

欧·亨利最有名的小说GiftsoftheMagi曾收入我国中学课本,篇名“礼物”。一个流行很广的译本译为“麦琪的礼物”。笔者译为“圣贤的礼物”。

欧·亨利曾明确说,他写作的目的只有一个:供读者消遣。这个目的使他的小说具有两个显著特点。最为人熟知和称道的特点是结尾出人意料。作家在展开故事情节时,将某一与主题密切相关但并不触及最重要事实的方面着力描写,最重要的事实却仅一笔带过,读者即使心细也难看出埋下的伏笔。结尾时,笔锋一转,写出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结局,叫人为其构思的巧妙拍案叫绝。

第二个特点是幽默。他的幽默有的表现为夸张,有的表现为语言俏皮。还有的表现在事情发展的结果,如《忙碌经纪人的婚姻大事》结尾的可笑。

然而,欧·亨利似乎以悲观的眼光看世界,作品很多以悲剧结尾。有的是大悲,例如《带家具的房间》中的主人公最后自杀,《最后一片叶》中的老画家死于肺炎。但更多的悲是小悲,如《多情女的面包》中的主人公求偶的愿望落空。

欧·亨利的作品受到读者广泛喜爱,但有的文艺批评家认为他的小说写得浅薄,有的说他的小说找不出一个写得真实的人物。对此,本译者不敢苟同。欧·亨利的作品反映了他对他所处社会的看法。他在1902年后移居纽约,成了专业作家。他在西部虽只在成年不久后居住了两年,但西部留给了他极深刻的印象。他的作品基本上写纽约和西部。纽约高楼林立,富翁众多,热闹繁华,但对于这些,欧·亨利只略带几笔。在他笔下,纽约是个神秘古怪的事情层出不穷的地方。他主要写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对纽约人有褒有贬。但是欧·亨利对西部人明显有好感。他们善良,淳朴,勤劳,能干,豪爽,富于同情心,特别是重朋友义气。

在欧·亨利的作品中,社会地位相同的人都有好有坏,但他的感情倾向、是非观念是非常清楚的。例如,他同情低工资的售货员,但也不客气地勾画出了她们的虚荣心。他揭露骗子的罪恶勾当,但并不讳言许多受骗的人本身就爱贪小便宜。

欧·亨利的小说之所以风靡一时,固然与他的写作技巧有关,但不能否认,也与他对社会和人物描写的真实性有关,尽管他的描写往往非常夸张。事实上,文学作品要想受读者欢迎,都必须真实反映生活。连神话、童话都不例外,它们反映的是人们的思想。

欧·亨利是美国作家,但其影响早已越出美国的国界。他的作品在我国早有翻译,但流传较早和较多的一个译本偏重直译。翻译界历来有直译与意译两个不同取向。本译者主张意译。我国当代大翻译家傅雷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不妨假定理想的译本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如果读本书的朋友觉得看本书像看欧·亨利的中文写作,而翻译界的朋友们将本书与原文对照,又觉得本书并未因文害意,本译者的劳动便算是得到了最大报偿。2009年8月于上海

警察与圣歌

索彼在麦迪逊广场@的长凳上老不得安稳。等到夜晚听到雁群拉大嗓门叫唤时,等到没海豹皮大衣的女人对丈夫殷勤起来时,也等到索彼在公园的発子上老不得安稳时,你就知道,冬天已指日可待。

一片落叶飘到索彼的膝上。这是冬先生送的名片。冬先生对麦迪逊广场的常客素来体贴,每年来前总要彬彬有礼地打个招呼。交叉路口处他的片子是叫北风送的,因为风是露天大厦的看门人,这一来睡街头的人就会有所准备。

索彼的心里已经有数,知道严冬逼近,他得单枪匹马想办法对付。所以他在凳上不得安稳了。

索彼过冬的打算并非什么宏图大略,他既没想去地中海游弋,也没想到南国休眠,或者在维苏威湾泛舟!他只巴望能到岛上待3个月。3个月里不愁吃住,有合得来的伙伴,北风吹不着,警察不找麻烦,他就谢天谢地,心满意足。好些年冬天他待在大方好客的布莱克韦尔监狱。比他命好的纽约人每年冬天买票去棕榈滩和里维埃拉,而索彼可怜巴巴,年年只能当穆罕默德,逃亡岛上。现在又到这种时候了,昨天夜里,他睡在这个老广场靠喷泉的长発上,用3份星期天的报纸垫着上身,盖住腿、脚,还是挡不住寒气。所以那个避难岛又浮现到索彼的脑海里。对市里无家可归的人本有什么救济,即所谓“施舍”,可他瞧不上眼。在索彼看来,“博爱”的慈悲之心还比不过法律。市里办的和慈善团体办的机构比比皆是,只要他肯进,有吃有住,能过规范的简朴生活。但索彼性傲,不肯要别人发善心相助。出自慈善家之手的馈赠,虽说你不破钞即可得,但要以心灵受屈辱为代价,件件如此。恺撒大将尚且没逃过布鲁特斯之手哪个要住慈善机构的床,非得先把一身洗干净不可,哪个要吃块面包,就得让人盘问自己的隐秘,因此还不如作一趟牢中客,固然监狱中规矩严格,但毕竟不会瞎干预君子的私事。

索彼一决定了去那岛上,便着手实现他的打算。要办到办法又多又容易。最惬意的是到哪家髙档餐馆美餐一顿,吃完直截了当说钱已用得精打光,让人往警察局一送,干干脆脆,没声没响。往下的事自有好说话的法官料理。

索彼从凳上起身,走出广场,穿过百老汇与五马路相交处老大一块平坦的柏油路口。他转进百老汇,在一家漂亮的咖啡馆前停下来,这儿夜夜摆着最上等的美酒佳肴,坐着衣冠华丽的宾客和社会中坚人物。

从背心最下一颗纽扣往上看,索彼觉得自己的仪表准没问题。脸刮得干干净净,上衣总算体面,还打了一根干净的黑色活结领带,那是感恩节一位女传教士送的。如果他没引起人怀疑,能走到这家店的一张桌子边,那就稳操胜券了。露出桌子的上半身叫服务员看不出破绽。索彼想,要只烤野鸭差不多,外带一瓶法国白葡萄酒和法国名干酪,一杯黑咖啡,一根雪茄。一美元一根的雪茄足够。几件东西加起来钱不会太多,太多了店老板会狠狠教训他一顿。吃完了喝完了他也就饱了,高高兴兴上路,去他过冬的避难所。

没承想索彼一踏进店门,领班服务员一眼就瞧见了他那已经磨破的裤子和不成体统的鞋子。他被一双又有力又利落的手扳转身,没声没响推出来,那只野鸭也就逃脱了遭暗算的厄运。

索彼没再走百老汇路,觉得美餐一顿白食不是个办法,到岛上去此路不通,进那个既非天堂又非地狱的地方得另想办法。

走到六马路的一个路口,只见一家商店的玻璃橱窗电灯通亮,商品琳琅满目,索彼捡起块铺路石把玻璃砸碎了。行人从两边涌过来,跑在前头的正是个警察。索彼站着没动,双手插在衣袋里,望着那衣上有铜纽扣的人直笑。“干这事的家伙跑到哪儿去了?”警察气喘吁吁问。“难道你就不怀疑我?”索彼反问,声气里听得出带点儿挖苦,然而笑容可拘,像是在迎候好运道。

警察根本没怀疑上索彼。谁砸了橱窗都不会站着等警察抓,会拔腿就跑。警察发现有人跑过了半条马路,想赶搭一辆车,便拿着警棍追。索彼虽满心瞧不起他,但还是走了,第二次也没达到目的。

马路对过有家餐馆不太气派,是为那些食量大而钱包小的人开的,餐具厚重,空气污浊,汤清,餐巾布稀稀拉拉。索彼进这种地方穿着不像样的鞋和露出穷酸相的裤子是没人阻拦的。他坐到一张桌边,享用了牛排、烙饼、油煎卷,还有果馅饼,吃完他对服务员道出了实情:他身无分文。

索彼说:“你去叫警察吧,别让你大爷久等。”“用不着叫警察,”服务员说,声气柔和,眼里的火星却直往外冒,“来呀,康!”

两名服务员抓着索彼一推,他的左耳首先着地,咣当摔倒在硬邦邦的人行道上。他一节一节弯动着关节站起来,像是木匠一段一段打开曲尺,然后拍干净身上的灰。想叫警察抓起来似乎也是做美梦,到避难岛看来还路漫漫。站在相隔两家的药店门外的一名警察打了两声哈哈,巡马路去了。

索彼走过5个路口才算恢复勇气,又追求起警察来。这一次他异想天开,以为有十拿九稳的机会。一家商店的橱窗前站着位模样端庄可爱的年轻女郎,在津津有味地看里面摆的刮脸杯和墨水瓶架。离橱窗两码处站着位威严的大个子警察,背靠在消防龙头上。

索彼的方案是扮演一次惹人嫌遭人骂的“骚公鸡”。他瞄准的人儿文雅高贵,近在咫尺的警察忠于职守,使他信心十足,肯定会让警察扭住胳膊。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只要一扭他过冬就不用愁,可以上那个小岛,那个有好处又自由的小岛。

索彼把他那女教士送的领带结整平,缩进去的衣袖扯出来,帽子歪戴得不像话,轻手轻脚朝那姑娘走。他又是向她飞媚眼,又是无缘无故地咳嗽,又是清嗓门,一下子微笑,一下子又傻笑,骚公鸡那套可鄙可恶的伎俩,他厚起脸皮耍了个够。索彼斜眼一瞧,果见警察在盯着他看。女郎挪开几步,又聚精会神看着刮脸杯。索彼跟了过去,竟然挨到她身边,抓起帽子,说:“是你呀,贝德丽娅到我家玩玩,行吗?”

警察还在看着。被纠缠的姑娘只要弯一弯小指头,索彼当真得去他那在岛上的避难所。他想得真美,仿佛警察局的舒舒服服的暖气都能感觉到。姑娘转过脸来,伸出一只手,抓着索彼的衣袖。“那当然,迈克。不过,你得请我喝杯啤酒。”她喜气洋洋地说,“我本早想对你说话,就怪警察在死盯着。”

索彼大失所望,从警察身边走过时一点事也没有,还被那年轻女郎挽着,就像树上缠了根常春藤。监狱似乎与他无缘。

拐了一个弯后他甩开那女的撒腿跑,直跑到一个街上灯光最亮的地段。人夜以后,上这里的人有来找称心事儿的,有来赌咒发誓的,有来看歌剧的。穿长大衣和裘皮衣的男男女女不怕冬天的寒气,来来去去走得欢快。突然,索彼担心起来,怕自己中了什么邪,就不能让警察抓去。他想着想着有点胆寒,但就在这时又遇上了一名警察,那人在家剧院前站着,挺精神,使他立即捞到了根救命稻草,想起有“扰乱治安行为”这一条。索彼扯开粗嗓门,在人行道上醉汉般乱叫起来。他跳着,喊着,胡说八道着,无所不为,搅得连天公也不安宁。

警察甩着警棍,背转身干脆不瞧索彼,还对一个人说:“那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庆祝他们赛球给了哈德福学院一个大鸭蛋。就叫唤叫唤,没事。上头有交代,别理他们。”

索彼泄了气,徒劳无益的事只好作罢。难道不会有警察来逮他吗?他认为那个岛有些可望而不可即。风刮得冷飕飕,他把薄薄的上衣的纽扣扣上了。

他发现一个衣着漂亮的人在烟店里点雪茄烟,点烟的火晃来晃去。他的一把丝绸伞进门时放在门边了。索彼走进店,拿起伞,慢吞吞地走开,点雪茄烟的人忙赶过来。“是我的伞!”他厉声道。“还会是你的?”索彼用挖苦的声气反问,既强占他人财产,还污辱他人。“那你干吗不叫警察呀?我就要拿。是你的伞呐!干吗不叫警蔡呀?街口就站着一个!”

伞的主人放慢了脚步。索彼也放慢脚步,心头有种不祥之感,觉得命运又会与他作对。警察看着他们俩,好生纳闷。

伞主人说:“当——当然,唔——唔,你知道这种误会是怎么回事,就是我——要真是你的伞得请你原谅——我今天上午在餐馆捡到的。现在你认出来了,那——那还请你——”“当然是我的伞!”索彼恶声恶气说。

伞的前主人收兵回营。警察呢,发现一位披着在剧场看戏用的大外套的高个金发女郎在横过马路,便赶去帮那女的一把;一辆电车正开来,隔着两个街口。索彼往东走到一条在翻修的马路。他气得把伞扔进一个坑里,还咒骂那些戴头盔拿棍子的伙。他有心让他们来抓,可是他们把他当成不可能有过失的圣贤。

最后索彼到了东西向一条没那么明亮和热闹的马路。他打定主意顺这条路回麦迪逊广场,因为他回家的天性并未泯灭,尽管他的家只是广场的一条长発。然而,在一个特别幽静的街口索彼站住了。这里有一座山形墙老教堂,盖得很糟,模样古怪。一扇紫罗兰色的窗里还亮着灯,有位琴师反反复复练着琴,当然是为了在安息日唱圣歌时把琴弹得格外出色。索彼被飘来的优美音乐迷住了,靠在铁栏的圆环上出神。

天空挂着轮皎洁的明月,车辆与行人寥寥无几,屋檐下的麻雀睡梦中只会叽叽喳喳叫几声,此情此景会使人想起乡间教堂旁的墓地。琴师弹的圣歌把索彼牢牢拴在铁栏上。以往他也曾享受过温暖、甜蜜,有过朋友,产生过抱负,思想洁白无瑕,衣服干干净净,在那些日子他对圣歌非常熟悉。

索彼的心本就容易受感化,老教堂又有它的神力,所以,他的灵魂豁然醒悟。回想他跌进的泥坑,回想那些不光彩的岁月,卑鄙的欲望,破灭的希望,毁弃的才能以及为谋生计而有过的肮脏动机,心头掠过一阵恐惧。

也是在一瞬间,经过这种反省后,他振作起来了。他感到一阵冲动,来得又快又猛,决心与坎坷的命运搏斗。他要从泥坑中自拔,要洗心革面,要战胜缠住他的邪气。时间还来得及,他还相当年轻。他要重振往日的雄心,不屈不挠实现远大抱负。庄严而优美的琴声激起了他心灵深处的变化。明天他就去闹市区找工作。一位皮货进口商曾说愿雇他当司机。他明天去找他要这份工作。他会在世上有所作为。他会……

索彼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手臂,忙一回头,看见一个大脸盘的警察。“你在这儿干什么?”警察问。“没干什么。”索彼说。“跟我走。”警察说。

第二天上午,警庭的法官宣布道:“在岛上关押3个月。”

带家具的房间

下西城区有一片红砖楼,住在楼里的一大帮房客像时间一样永不停步,来去匆匆。他们处处无家,处处为家,从这间带家具的房子搬到那间带家具的房子,永远只是过客——不但住所无定,而且心绪、思想无定。他们把《家,幸福的家》这支歌唱得乱七八糟;他们的家神是搁在纸盒里提来提去的;他们没有葡萄藤,只是帽子上绕着装饰带,也没有无花果树,只有盆景。

所以这一带房子里住过的房客上千,有得说的事也该上千。当然,大多数索然无味。不过,如果说这帮匆匆过客连一两件奇闻也没有,那又不可思议。

一天天黑以后,一位年轻人在这片破败的红砖房中转着,按着门铃。来到第十二栋后,他把寒酸的手提包放在台阶上,掸去帽带上的灰,又揩揩额头。铃声很轻,是在隔得远远的、空荡荡的纵深处响。

这一家(就是他按了铃的第十二家)的女房东来开了门,他一见不由想起一条害虫,蛀光了果仁,已经吃饱了撑着,可还巴望有什么可吃的进到空果壳里来。

他问有没有空房间。“进来吧。”女房东说。她的声音是从喉管里发出的,而且喉管上似乎长了层苔,“三楼有一间,还刚空了一星期,你去看看吧。”

年轻人跟她上了楼。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微光照着黑乎乎的过道。两人的脚踩在楼梯的地毯上没一点声音。恐怕原来织出这块地毯的织机也认不出这块地毯来:它已面目全非,在有股臭味、不见阳光的空气中腐烂,变成青苔地衣似的东西,在楼梯上一块块扎了根,踩上去还粘脚,像是踩着了什么黏性强的有机物。在楼梯每个拐弯处的墙上都有壁龛,只是空着。也许壁龛里原摆过什么花草,然而禁不住又脏又臭的空气熏。还有一种可能是摆过什么神像,但不难想象,大小魔鬼趁屋子里黑,把它们拖进了罪恶的深渊,——让它们待在堆放家具的地窖里了。“就是这一间,”女房东长了层苔的喉咙说,“房间挺好,并不常空着,夏天还住过几位贵客。都是痛快人,到时就预付房租。水在走廊那头。斯普罗尔斯与穆尼住过3个月。他们是演杂耍的。那位布雷特·斯普罗尔斯小姐——你总该听说过她吧?哦,对,那是她的艺名。她把结婚证配个镜框,挂在梳妆台上方。气灯在这里。你看,壁柜多大。这间房人人喜欢,从没有久空过。”“当演员的人常到你这儿来住?”年轻人问“常来常往。上这儿的房客有一大批与剧场有关系。先生,你不知道,这一带就是剧院区。当演员的人从来就不在哪个地方久住。上我这儿的当然有。他们有来的,有去的,就这样。”

他租下了房间,预付一个星期租金。他说已经累了,想马上休息。钱如数交清。女房东告诉他,房间里什么都是现成的,连毛巾和水都已准备好。她正要转身走,年轻人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已经问过一千遍。“你记不记得房客里有个年轻姑娘,叫瓦什纳小姐,全名是埃勒威兹·瓦什纳?她很可能在登台演唱。是个漂亮姑娘,中等个子,身材苗条,头发深金黄色,左眼皮附近有颗黑病。”“这个名字我想不起来。他们当演员的今天住这间房明天住那间房,也今天叫这个名字明天叫那个名字。他们来的来,去的去。你说的名字我当真想不起来。”

白问,每次都白问,他不厌其烦地问了5个月,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白天花大气力找剧场经理、中介人、学校、歌舞团打听;夜晚在观众中转,从全是明星登台的大剧院直跑到下三流的音乐厅,连最怕在那儿找到朝思暮想的人的场所都不放过。他真心爱她,在千方百计找她。他相信,自离家出走后,她一定还在这座被水环抱的大城市的某个地方,只不过这座城市像一大片永无安稳之日的流沙,其中的沙粒不停地翻动,今天浮在表面的,明天又埋进泥土里。

开初带家具的房间对它的新客来了一番假热情,那是一种看来激动、热烈,其实却虚应事故的欢迎,就像娼妓虚情假意的笑。旧家具还有反光;一张床、两把椅上蒙着破织锦;两扇窗之间有一面一尺宽的廉价穿衣镜;墙角里搁着一两个描金画框,一副铜床架等等,这使他或多或少觉得还不坏。

客人有气无力地往椅上一靠。顿时,他像进了通天塔只听见操各种不同语言的人抢着告诉他这儿住过什么房客,简直乱成一团。

邋里邋遢的地席上铺着一方颜色杂七杂八的毯子,好似波涛汹涌的海洋中露出一个鲜花怒放的方形小岛。墙上糊着花花绿绿的墙纸,贴着无家无室的人在哪间客房都能看到的画,有《法国信新教的情侣》,《首次口角》,《新婚早餐》,《赛克在泉边》。

壁炉前歪吊着块本来还成样子的布,就像歌剧中亚马逊人身上随便缠着根宽带子。壁炉朴实而庄严的轮廓被盖住了。壁炉上放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一两只不值钱的花瓶,几张女演员像,一只药瓶,几张零星纸牌,都是以前的房客留下的。那些人原先也落难到这荒岛,后来遇到别的船相救,人到新的港口登了岸,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还留在荒岛上。

渐渐地,原先的房客留下的小物件让他看出了名堂,就像份密电码的字让他一个个破译了一样。梳妆台前的毯子上有一块地方磨光了毛,这说明许多漂亮女人在那儿踩过。墙上留着小手指印,那是小囚徒摸出来的,他们想见到阳光,呼吸新鲜空气。还留着一大块污渍,成放射形,像炸弹开花,显然是有人把一杯或者一瓶什么东西往墙上一甩甩出来的。穿衣镜让人用金刚石横着歪歪扭扭刻了个名字:玛丽。看来,以往的房客一个个都有股火气(也许是受不住这儿的过分冷漠发了火),一怒之下便把房间当出气筒。家具已被弄得遍体鳞伤。床上的弹簧东一个西一个冒出来,整个床便不成样子,活像只死于恶性痉挛的大怪物。壁炉上的大理石不知由于出了什么大乱子,被敲掉了一大块。地板上的每块木板各有各的伤痛,因为各自受过各自的冤屈。那些房客暂住这房间时都暂以这房间为家,却又产生这么多怨气,进行这么多破坏,真难以想象。但也许正由于他们需要家的天性没有真正泯灭却又不得满足,由于他们对冒牌家切齿痛恨,一腔怒火才烧了起来。只要真是自己家,哪怕一间茅棚,我们都会打扫、装饰、爱惜。

年轻房客靠在椅子上,任凭脑海里的思绪轻轻飘。飘着飘着,他听到了别的房间里传来的声音,嗅到了别的房间传来的气味。有人在淫荡地吃吃笑,有人在不绝口地骂,有人在骨碌碌掷骰子,有人在哼催眠曲,有人抽抽噎嘻哭,听得最清楚的是欢快的五弦琴声。还有乒乒乓乓的门响,高架铁路上一趟一趟的火车叫,后围墙上的猫嚎。他嗅出了屋子里的味不是一股正常气味,而是一股发潮的怪味,冷飕飕,带霉臭,像是堆放油布和霉变、发烂的木制品的地下室里发出的。

他靠着没动,突然又闻到一股浓郁的木樨草香。像是一阵风送来的,直扑鼻孔,他闻得十分真切,就好比见到有血有肉的来客,错不了。年轻人似乎听到了有人叫唤,大声道什么事,亲爱的?——他还一跃而起,往四周望着。浓郁的香味没有消退,萦绕在他前后左右。他竟然伸出手抓,一时间六神无主。香味怎么可能开口叫人呢?一定是听到了声音。但是声音怎么能摸他、抚弄他呢?“她住过这房间!”他嚷了起来。又一纵身起来,想找出什么东西证实。他有把握,凡是归她所有的,甚至她碰过的东西,再小他也准能认出来。这股经久不绝的木樨草香是她喜爱的,天天用的,究竟从哪儿来呢?

房间几乎没怎么收拾。梳妆台的薄台布上东一只西一只放着五六只发夹。发夹是哪个女人都少不了的朋友,什么也不能说明,就像一个仅属于阴性,但既不表示语气也没有时态变化的词。他没有细看,知道再看也看不出个名堂来。一翻梳妆台的抽屉,发现了一方小小的破手帕。他把手帕贴到脸上,闻到的是刺鼻的金盏草味,忙往地上一扔。在另一个抽屉里他发现了几粒纽扣,一张节目单,一张当铺铺主的名片,两颗忘了吃的白软糖,一本圆梦的书。书里夹着一根女人用的黑锻蝴蝶结,他一见愣住了,说不清是喜是悲。但黑缎蝴蝶结也是女人都用的装饰品,平平常常,不是谁所独有,说明不了问题。

接着他像猪狗嗅到什么气味般满房间乱窜,扫视墙壁,肌到地上察看地蓆隆起的地方,搜索壁炉、桌子、窗帘、吊着的挂着的东西,房角那个放不稳的柜子,一心要找出点线索,却没发现她就在身边,在心头,在上空,在围着他转,在依偎着他,在搂着他,在追寻他,在冥冥中呼唤他,虽然无声,他这凡人的耳朵也听到了这凄惨的呼唤。他又一次大声应道:“在这里,亲爱的!”他一转身,大睁着眼,什么人也没有见到。他闻到的木樨草香味怎会有形,有色,会张开双手,会表示爱情呢?苍天在上,这股香味来自何方呢?香味怎么能发出声音叫唤呢?他又开始搜寻。

他找遍每一条缝隙,每一个角落,只找到了瓶塞、香烟。这些东西他不屑一顾。但有一次他在地蓆的折缝里发现了一根抽了半截的烟,他把它塞到脚底下踩扁了,还恶狠狠骂了一声。他把整间房一寸一寸搜遍了。别的房客丢下的乌七八糟的小东西发现不少,但是他在找寻的那个人,那个很可能在这里住过,而且灵魂似乎仍在这里徘徊的人,却没见留下遗迹。

后来他想到了女房东。

他跑出闹鬼的房间,下了楼,走到一间露出亮光的房。女房东听到敲门声出来了。他极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请问,我来前是谁住过这房间?”他问道。“我就再告诉你一遍吧,先生。我说过了,是斯普罗尔斯与穆尼。她演出的时候叫布雷特·斯普罗尔斯小姐,其实是穆尼太太。我这房子可是有声誉的房子。结婚证还框在镜框里,挂在——”“斯普罗尔斯小姐是怎么样个人?我是说她的长相。”“你问这呀一长着黑头发,又矮又壮实,脸挺古怪。夫妻俩上星期二走的。”“他们来之前呢?”“是一位单身男人,与车行打交道的。他还赖了我一星期房租没付。再往前数是克劳德太太带着两个孩子,住了4个月。他们来之前住的是多伊尔先生,一个老头,他的儿子轮流替他付房租。他住了半年。这样数数也就有一年时间了。再往前的我忘了,先生。”

他向她道了声谢,有气无力地回到自己房间。房间里静悄悄。曾使他忙了好大一阵的东西没有了。木樨草的香味已经消失,闻到的是霉家具的陈腐气味,就是贮藏室的窒息气味。

希望的破灭使他失去了信心。他坐着眼望嘶嘶发响的黄煤气灯发呆。过了一会,他走到床边,把床单撕成破布条,然后用小刀把破布条牢牢塞进门缝里和窗缝里,一条缝没漏。做得万无一失后,他灭了灯,然后把煤气开足,往床上一躺,什么也不再想。

也就在这一个晚上,麦库尔太太拿了个罐子来打啤酒。打过啤酒她与珀迪太太在地下室聊天。这种地下室不同一般,常有房东太太凑到一起,虫子也不会死。“今天晚上我三楼的后房租出去了。”珀迪太太说,摆在两人间的啤酒还有圈泡没消是个年轻人租的,他到现在睡了两小时了。”“这事当真,拍迪太太?”麦库尔太太问道,心里好生佩服。“那种房间还能租出去,你真有两下子。难道你对他说了实话?”她迷惑不解,最后忍不住轻声问,声音发哑。“房间里配上家具就是为出租。我没有对他说实话,麦库尔太太。”珀迪太太那长了苔的喉管答话道。“你说得有理,太太。我们过日子靠的就是租出去房间。太太你真在行。要是听说床上自杀死过人,不肯租的人可多着呐。”“你也说得对,我们总还得过日子。”珀迪太太说。“太太,那可不?上个星期,也是这日子,我还帮你收拾了三楼的后房间。那漂亮妞想不到要开煤气自杀。珀迪太太,你看她的小脸多逗人爱。”“你没说错,她也算得上个标致人儿,就可惜左眼皮上长坏了颗痣。”珀迪太太既赞同又挑了点刺。“麦库尔太太,再来一杯!”

圣贤的礼物

1块8毛7,就这么些钱,其中6毛是小铜币,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在杂货商、菜贩、肉店老板那儿硬赖来的,每次闹得脸发臊,心里明白买东西这样斤斤计较免不了暗地里让人笑话尖钻。德拉数了3遍,数来数去还是1块8毛7,而第二天要过圣诞节。

除了扑到寒酸的小床上痛哭一场外,还能怎样呢?德拉果然如此。她这一哭叫人顿生感慨,觉得人生就是哭哭笑笑,以哭为主。

趁这家人家的女主人哭得声音渐渐小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她的家。一套带家具的公寓,每星期租金8元。虽然没真正到破烂得难以形容,看上去确也称得上叫花窝。

楼下的过道里有个信箱,却绝不会有信放进去;还有个电铃按钮,那要等神仙下凡来了才会按响。另外还有张名片,上书“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迪林厄姆”几个字是名片主人在过去每星期挣30块钱的好时光心血来潮加上的。现在收人减少到了20块,这几个字也变得模糊,仿佛是真想打退堂鼓。尽管如此,每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回家走到自己楼上的房间,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太太,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德拉,总是亲切地叫他“吉姆”,还紧紧拥抱他。这当然是件好事。

德拉哭过以后往脸上扑了一点点粉。她站到窗口朝外望,见到一只灰猫在一家人家灰蒙蒙的后院的灰色围篱上走,便采采看着。第二天就是圣诞节,她给吉姆买礼物的钱却只有1块8毛7。她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了好几个月,还只积到这个数目。20块一星期不好花,开销比她估计的大,周周如此,,给吉姆买礼物的钱只有1块8毛7!她那吉姆!给吉姆买点好东西的如意算盘她已打了好多次。要买件漂亮、不寻常、珍贵的。就是说,既然是送给吉姆,这件东西总得像个样。

房间的两扇窗户间嵙面穿衣镜。8块钱一套的房间里.的穿衣镜你也许见过。一个瘦而灵活的人迅速一晃,靠接踵而过的长条片断影像,能大致准确看出自己的模样。德拉身材苗条,已掌握了这套本领。

她突然旋风般从窗口转到镜子前站着。她的眼变得闪亮,脸却失去血色,过了整整20秒才复原。她三下两下解散头发,让它全披落下来。

现在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引为自豪的财宝有两件。一件是吉姆的金表,他祖父传给他父亲,他父亲又传给他。另一件是德拉的长发。如果希巴女王也住公寓,只相隔一条通道,德拉把一头秀发哪天披到窗外一晾,女王陛下的珍宝、礼物便会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把他的财宝堆在地下室,自己充当看门人,吉姆每次从门前过时一亮出他的表,所罗门王便要嫉妒得直扯胡须。

德拉的一头秀发披散开来光闪闪金灿灿,好似一道黄色的瀑布。头发拖过了膝盖,又似加在她身上的长衫。接着她赶快又盘起来,六神不安。她稍一犹豫,站着没动,一两滴大泪珠就滅落到了破红地毯上。

她穿上旧棕色上衣,戴上旧棕色帽,摆动长裙,脚步轻轻走出房间,下了楼,来到大街,眼里晶莹的泪花还在闪烁。

她走到一家店铺,招牌是“索弗罗尼夫人发制品店”。德拉跑步上了一段阶梯,气喘吁吁,好不容易才定下神。那位夫人个子大,白得出奇,一副面孔冷冰冰,叫索弗罗尼名不符实。“我的头发你买吗?”德拉问。“我买头发。”女店主说。“你把帽子取下来让我看看头发什么样。”

一头棕色瀑布般的秀发披落下来。

女店主用一只老练的手托起头发,说:“值20块。”“快拿钱来。”德拉说。

啊,终于有了!接下的两个钟头是长着玫瑰色翅膀飞过的——我真是在乱用比喻,就只当我没说。反正,为了给吉姆买礼物,德拉四处搜索商店。

终于,她搜索到了。这东西无疑是为吉姆一人特制的,哪家店的哪件礼物都比不上,她巳把所有店上上下下找遍了。原来是根白金表链,款式简朴,不以外表装饰而单靠本身质地就能显示其身价。但凡好商品都应该如此。甚至,它与金表也相配。德拉一眼看到就知道它注定要归吉姆。这东西与吉姆一样,朴实无华,惠在其中:这样形容两者都当之无愧。店里以21元的价格卖给了她。她匆匆赶回家,还剩下8毛7。金表配上这条表链,吉姆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大大方方看时间。金表虽然华贵,但他没有表链,仅用根旧皮带,有时只好偷偷看时间。

德拉回家以后没那么飘飘然,冷静和理智多了。爱情使她慷慨献出了头发,现在她拿出卷发钳,点着煤气,做善后工作。亲爱的朋友,善后工作是件难上加难的工作--件了不起的工作。

没出40分钟,她头上盖满紧贴在头皮上的小发卷,活像一个逃学的学生。她对着镜子,左看右看,照了又照。“吉姆一看不把我宰了也会说我是科尼游乐场的歌舞女。”她自言自语着。“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哎,就1块8毛7,还能买什么?”

晚上7点,咖啡煮好了,炉子上的煎锅也已经烧热,只等下牛排。

吉姆从来没晚回过家。德拉把白金表链对折着攥在手心里,在靠近他必经之门摆着的桌子的一个角上坐下来。刚坐下就听到了吉姆开始上楼的脚步声,她脸刷地一下白了。她有个习惯,就是对每天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默默祷告几句。于是,她在心里念着:“上帝保佑,他还会觉得我漂亮!”

门开了,吉姆走进来后随手又关上。他显得消瘦,表情严肃。可怜这人,才22岁,就背上了家庭的包揪。他得新买件大衣,又没有手套。

进门后他站住了,一动不动,像是长毛猎狗嗅到了鹌鹑味。两只眼死死盯着德拉,眼里的表情她看不明白,只觉得害怕。那是既非愤怒,也非惊奇,也非不赞同,也非厌恶的神情,与她预料中的任何一种表情都不一样。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脸上的神情异样。

德拉慢慢地、慢慢地从桌子边站起身,向他走去。“吉姆!”她大声喊了起来。“别这样看我,亲爱的!我把头发剪了,卖了,因为不给你买件礼物圣诞节我没法过。头发还会长,你不会往心里去,对吗?我是没办法才干的。我的头发长得飞快。吉姆,说一句‘圣诞快乐’!我们高高兴兴过个节吧。你还不知道我给你买了一件多好、多漂亮的礼物。”“你把头发剪啦?”吉姆不解地问道,仿佛他绞尽了脑汁也没弄明白这件明明摆在眼前的事。“剪下卖啦,”德拉说,“现在这个样子你不喜欢吗?剪掉头发我还是我,对吗?”

吉姆好奇地往四下里瞧。“你说你的头发已经没有啦?”他问,神态几乎痴痴呆呆。“你用不着找,”德拉说,“我告诉你,卖都卖掉啦——卖掉没有啦!亲爱的,今晚是圣诞前夜。原谅我,头发是为了你卖掉的。我头上的头发还能数清有多少根,可是我对你的爱谁也没法数。吉姆,要我放牛排了吗?”突然她的语气变得严肃且带着温柔。

吉姆似乎一下从恍惚中清醒过来。他紧抱着他的德拉。现在暂按下他们俩不表,先让我们抽10秒钟时间清醒地思量一下一个与他们俩无关的问题:每周8块钱与每年100万有什么差异?数学家与智者都会给你错误的答案。东方三贤人曾送过珍贵的礼物,但礼物中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句晦涩的话是什么意思看后文自会明白。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扔到桌上。

他说:“你千万别误会。剪发也好,修脸也好,洗头也好,那有什么关系?我都会同样爱你。你把那个包打开看看,就会明白刚才我见到你为什么会有那种表情。”德拉一双白嫩嫩的手一下就解开绳,打开了包。她顿时高兴得叫了起来。然而,唉,女人善变,她又号啕大哭了。这一来她丈夫得使尽浑身解数安慰她。

原来,包里包着的是发梳--整套发梳,两鬓用的,后脑用的,应有尽有,就是德拉在百老汇一家商店橱窗里看得都舍不得离去的那套。漂亮极了,纯玳瑁的,边上镶着珠宝,插在她那头秀发上颜色也是再相称不过的了。这一套发梳价格昂贵,她从心眼里喜爱、赞叹,但压根却没想买过。现在发梳已经到手,但是该配这套久久向往的装饰品的头发却没有了!

她把发梳紧紧贴在胸口,好不容易才眼泪汪汪地抬起头来,露出了笑容,说:“吉姆,我的头发长得快!”

接着德拉像只被烫着的小猫般跳起来,大声嚷嚷:“哎呀,哎呀!”

吉姆还没见到给他买的漂亮礼物呢!她一摊手掌,把礼物亮了出来。那无知无觉的贵重白金亮闪闪,似乎是在反射她那幸福的、充满热情的心的光辉。“不是好极了吗,吉姆?我跑遍了纽约才买到。现在你一天得看100次表。把表给我,让我看看它配上了表链有多漂亮。”

吉姆没有照她说的办,歪倒在床上,用双手枕着头,笑了。“德拉,我们把圣诞节的礼物收起来,暂时保存好。两件东西都太宝贵,但现在用不着。我给你买梳子没钱,把表卖了。现在你就去烧牛排吧。”他说。

诸位知道,三贤人是智者,是大智大慧的人,到马厩里给圣子送来了礼物,从而开创了送圣诞礼之风。由于人有智慧,无疑他们的礼物便是智慧的结晶,也意味着人们互赠互馈理所当然。鄙人在本篇给诸位讲述的只是公寓里两个傻乎乎的年轻人平淡无奇的事,他们太缺少智慧,为了对方竟然白白牺牲了家中至宝。但最后让我对当今的聪明人说一句:在所有送礼的人中,这两人却又是最聪明的;在所有授受礼物的人中,像他们那样的人是最聪明的。无论海角天涯,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他们就是圣贤。

二十年后

一位巡警在马路上威风凛凛地走着。他的威武是习惯成自然,而不是摆给人看的架势,因为行人已少而又少。时间还不到夜晚10点,但眼见要下雨,冷风一阵紧似一阵,马路上就巳空空荡荡了。

他边走边一家家打量,还不时转过头,用警惕的目光向平静的通衢大道两头远望,那甩警棍的动作多姿多彩,再加上体格魁伟,却不带傲气,看起来是好一个太平天下的卫士的形象。这一带收市早。你偶尔看到还亮着灯的店或者是烟店,或者是通宵餐馆,大多数店铺却早早关了门。

走到一个路段的正中时,警察突然放慢了脚步。一家灭了灯的五金店门口,有个男子斜靠门站着,嘴里叼根烟,并没点着。看到警察走过来他抢先说话了。“没事,警官,我在等一位朋友,”他镇定自若地说,“20年前约好现在相见。你听了觉得奇怪,是吗?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可以把事情说给你听听。20年前,这家店是一家餐馆,叫大乔·布雷迪餐馆。”“餐馆早5年就没有了。”警察说。

站在店门边的人划着根火柴点烟。火柴光一照,只见这人长着个方下巴,脸色发白,目光倒炯炯有神,右边眉毛附近留着个小白伤疤。领带扣针歪别着,上面镶着颗大钻石。

那人说:“20年前,我跟吉米·韦尔斯在这儿的餐馆吃饭。他是我最要好的哥儿们,世界上顶呱呱的小子。我俩是在纽约长大的,亲亲热热像兄弟俩。我18岁,吉米20岁。第二天我要去西部闯荡。在吉米看来天下似乎只有一个纽约。你就是拽也无法把他拽出纽约,那天晚上,我们约定,就从那一天那一刻算起,整整20年后在这地方再会面,不论我们的处境如何,也不论要走多远的路。我想,过了这20年,好歹各人也该知道了自己的命运,混出了点名堂。”“这事倒挺新鲜。时隔20年才又见上一面,未免太久了点。分手以后你知道你朋友的消息吗?”警察问。

那人答道:“说起来我们也有过一段书信往来,但过了一两年便断了联系。你知道西部那边地方有多大,而我来来往往又行踪无定。但是我知道要是吉米还活着,准会上这儿来找我。要说忠诚可靠,这老兄天底下数第一,他绝不会忘。今天晚上我千里迢迢跑到这家店门口等着,如果老朋友当真来,跑这一趟值得。”

等朋友的人掏出块漂亮的表,表面上镶着小宝石。“10点差3分他说,”“我们在餐馆分手的时间是10点整。”“你在西部混得还不错吧?”警察问。“你猜对了!吉米要是比得上我一半就算他不赖。他是个大好人,就是迟钝了点。我发财可也不容易,非多长几个心眼不可。在纽约什么都守着老套套。人要开窍得到西部去。”

警察甩着警棍,又开步了。“我得走啦!希望你的朋友真能来。到时候没来你就走吗?”“不会。”他说。“至少我等他半个钟头。如果吉米还活在这世上,等半小时他准来。再见,警官。”“再见,先生。”警官说着又继续巡逻,边走边一家家打量。

这时冷飕飕的毛毛雨降了下来,原来风一阵阵吹,现在是不停地吹。这一带为数很少的几个行人把大衣领翻上来,手插进口袋里,加快脚步,默默赶路,自认倒霉没赶上好天气。五金店门口的那个人抽着烟还在等。他千里迢迢来赴年轻时朋友的约会,干这种完全没准的事可说是荒唐。

他等了约莫20分钟后,一位高个子大步流星穿过马路径直朝他走来。这人穿着长外套,衣领翻上来盖住了耳朵。“鲍勃,真是你吗?”来者不敢相信地问道。“吉米·韦尔斯,你来了呀!”站在门边的人高声叫起来。“哎呀呀!”刚来的人也高声叫,一把抓起对方的两只手。“果然是鲍勃。我知道只要你还活着,一定会上这儿来。哟,哟,哟,20年,可不算短呀!鲍勃,原来的餐馆已经没有了,要是还在就好,我们可以到里面再吃上一顿。在西部混得怎么样,老弟?”“好极啦!我想到手的都到手了。吉米,你变了很多。奇怪,你怎么又长了两三寸呢?”“是呀,满20后我又长了些。”“你在纽约怎么样,吉米?”“还过得去。我在市里的一个部门谋了个位置。鲍勃,走吧,我们到一个熟悉的地方去畅谈往日的事情。”

两人手挽手沿马路走着。从西部归来的那个志得意满,讲起这些年的作为。另一个把头缩在大衣领里,津津有昧地听。

十字路口有家药房,仍灯火辉煌。到了灯光下,两人同时转身瞪大眼看着对方的脸。

从西部来的那个突然站住了,松开手臂。“你不是吉米·韦尔斯!”他惊叫起来。“20年的时间的确长,但再长的时间也不会把鹰钩鼻变成扁鼻。”“20年足可以把一些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鲍勃,你已被捕10分钟了。芝加哥认为你可能上我们这儿来,打了电报说想与你谈谈。放老实点,知道吗?老实才聪明。有人叫我带张条子给你,看完了我们再去局里。你到那儿窗子下看,是巡警韦尔斯写的。”

从西部来的人打开交给他的小纸条。开始看的时候他的手还正常,但到看完时却抖得厉害。条子上只写了几句话:

鲍勃:我准时到了约定地点。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原来是芝加哥通缉的罪犯。我不便自己动手,便找了位便衣代劳。

吉米

最后一片叶

华盛顿广场往西有一小片地区的街道横七竖八,像乱摊着的小布条,名曰“胡同区”。这些胡同拐弯抹角,叫人摸不着头脑,甚至一条胡同会自身交叉一两回。有一次,一位画家发现,这种小巷也有一种难能可贵之处。要是有谁上这儿来收颜料、纸张、画布钱,会沿街转回老地方,连一分一文都收不着!

难怪,没多久那些搞艺术的人便纷至沓来,云集又古又怪的格林威治村。他们图房租便宜,专找窗户朝北的房间,18世纪山形墙屋和荷兰式小阁楼。又从六马路买来几只大圆筒形锡杯,一两只火锅,立起了“门户”。

休易与乔安西两人的画室就是在一栋矮墩墩的三层砖房的顶层。乔安西昵称为乔安娜。两人一个是緬因州人,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人,首次相逢是在八马路德尔蒙尼克饭店的餐桌上。她们同样爱好艺术,同样吃着凉拌菊苣,同样穿着大袖管衣服,这一来,便合租了一间房作画室。这是5月间的事。

到了11月,一位冷酷、看不见的不速之客闯进了这一带,伸出只冰凉的手今天碰碰这个,明天碰碰那个。医生称这位客人为“肺炎”。在广场以东,这瘟神简直横行无忌,害起人来一动手就几十,但走到长着青苔、迷宫似的“胡同区”,他放慢了脚步。

你决不会说肺炎先生是位老侠士。让加利福尼亚州的和风都吹得没有了血色的小个子女人哪会经得起喘粗气的老糊涂的铁拳?而他偏偏就打了乔安西。乔安西躺在油漆铁床上没有力气动弹,两眼呆望着荷兰式小窗对面的砖墙。

一天上午,那位忙碌的医生皱皱灰色浓眉,把休易叫到过道里。“现在十成希望只剩下一成。”医生一边甩下体温表里的水银一边说。“这成希望取决于她抱不抱活下去的决心。遇上一心想照顾棺材店生意的人,纵有灵丹妙药也不顶用。这位小姐已经认定自己再也好不了。就不知她还有什么心事吗?”“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湾。”休易答道。“画画?你扯到哪儿去哪!我是问她心里有没有还留恋的事。比方说,心里还会想着哪位男人。”“男人?男人还会值得她想?”休易的声音尖得像单簧口琴,“没这种事,医生。”“那就麻烦了。”医生说,“我一定尽力而为,凡医学上有的办法都会采用。但是如果病人盘算起会有多少辆马车送葬来,药物的疗效就要打个对折。要是她能问起今年冬天大衣的衣袖时兴什么式样,那么我对你说吧,她的希望就不是一成,而是两成。”

医生走了以后,休易到画室里哭了一场,把条日本餐巾全哭湿了。哭过后她拿着画板昂首阔步走进乔安西的房间,还一边吹口哨,吹音律多的切分音。

乔安西脸朝窗躺在被窝里,一动没动。休易以为她睡着了,忙不吹了。

她摆好画板,开始替杂志社作小说的钢笔画插图。年轻作者要踏上文学之路得先替杂志社写短篇小说,美术工作者要闯出艺术之路得先替杂志社作小说的插图。

小说的主人公是爱达荷州的牛仔,休易在画主人公穿的漂亮马裤和单眼镜时,好几次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她赶紧走到床边。

乔安西睁大着眼在望窗外,边数数,是倒着数的。“12”,她数着。过了一会,“11”。又过了会,“10”“9”。又过了会,“8”“7”,两个数几乎是接着数。

休易觉得奇怪,看着窗外。有什么可数呢?见到的只是个空荡荡的冷落院子和20英尺外一栋砖房的墙。一根老而又老的藤趴在墙上,有半堵墙高,巴巴结结,靠近根部的地方已经萎缩,藤叶几乎全被冷飕飕的秋风吹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还紧贴在破败的墙上。“怎么啦?”休易问。“6”,乔安西又在数,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现在落得快了。3天前还有将近100,叫我数得头发痛。现在容易。又掉了一片,只剩下5片。”“5片什么?快跟我说。”“5片藤叶。那根藤上的。等最后一片掉下来,我也就完了。早3天我已经明白。难道医生没对你说?”“快别胡思乱想啦!”休易觉得这太荒唐,不屑一顾地说一根老藤上的叶子跟你的病好不好得了有什么相干!丫头,别乱来,就因为你平日里喜欢那根藤。“不要这么傻里傻气。今天上午医生还对我说,你很快好起来的希望是——让我想想他的原话来着——对啦,他说你的希望有9成!想想看,这可以比作我们到了纽约有可能坐电车,或者走路时遇上一栋新房子。来,喝点儿汤,喝了我就再画画,卖给编辑,得了钱给你这病娃娃买名牌紫葡萄酒,再买点猪排,给我自己解馋。”“葡萄酒用不着再买。”乔安西说,眼睛还盯着窗外,“又掉了一片。汤我也不要。只剩下4片叶了。要是天黑前我看到最后一片掉下来就好,见到了我也好闭眼。”“乔安西,你听我的,闭上眼睛,别再看窗外,等我把这幅插图画完,怎么样?”休易弯下身对她说“这些画明天等着交。画画得光线好,要不然,我就会把窗帘放下。”“那你不能到别的房间画?”乔安西没好气地反问。“我得在这儿陪着你。再说,我也不能让你看着几片藤叶发傻气。”休易答道。“那你画完了得告诉我,我想看着最后一片飘下来。”乔安西边说边闭上眼睛,脸惨白,躺着不动,像尊倒下的石膏像。“我不愿再等。也不愿想什么。一切我都不要了,只愿像一片没有了生命力的败叶一样,往下飘,飘。”“安心睡一会吧。”休易说“我画退隐的老矿工要个模特儿,得找贝尔曼来。我只出去一会儿。别动,等我回来。”

贝尔曼老头也能画画,就住在下面一楼。他已年过六旬,头像希腊神话中半人半兽的森林神的,身子像小鬼的,胡须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的,鬈曲着从头顺身子往下垂。他作画没搞出个名堂来,挥舞了40年的画笔,却连艺术女神的长衫边都没碰着。他一心要画出个惊人之作,但至今还没开笔。近些年除了涂涂抹抹弄一张商业画或广告画,他什么也没搞,就靠替这一带请不起职业模特儿的年轻画家当模特儿挣几个钱。他喝起杜松子酒来没有节制,还不停叨念要搞的惊人之作。此外这小个子老头凶神恶煞,谁软绵绵的就瞧不起谁,自诩为保护楼上两位年轻画家的看家猛犬。

休易去时贝尔曼果然在楼下他那间又暗又邋遢的房间里,浑身杜松子酒气冲天。屋角里画架上绷着块白画布,就等画上幅惊人之作,但等了25年还是一笔未画。休易告诉他,乔安西在胡思乱想,把自己比作一片弱不禁风的藤叶,等到力气亏空,在这世界再也巴不住时,会飘落下来。

贝尔曼老头的一双红眼睛正不停地流泪,但听到这般白痴似的胡想,他连鄙薄带挖苦叫了一阵。“什么话!”他嚷着看到混账藤叶掉了就会想死,世上还真有这种蠢货?这种事还是头一回听说。叫我陪你们胡闹,当什么退隐的笨驴子的模特儿,我可不爱干。你怎么让那种怪事钻到她脑瓜子里去啦?哎哟,乔安西那小家伙也可怜。”“她病得厉害,身体太虚弱。”休易说,“脑子烧糊涂了,老胡思乱想。贝尔曼先生,既然你不愿给我当模特儿,那就算了,没关系。不过我看,你这老头也够呛,太啰唆。”“你们女人就是女人!”贝尔曼又是大喊大叫起来,“谁说我不愿意?走吧,我跟你去。这老半天我的话意思就是愿意。天老爷!乔安西小姐是大好人,怎么就病倒在这种地方?哪天我画出张绝妙的画,我们一块儿远走高飞。老天爷!行啦。”

两人上楼时乔安西睡着了。休易把窗帘放得严严实实,打个手势把贝尔曼带进了另一间房。他们在房里瞧着窗外的那根藤,心里不由得害怕。接着,两人你看我,我看你,好一会没说话。冰冷的雨在不停地下,还夹着雪。贝尔曼穿件旧蓝色衬衫,坐到个翻转的水壶上当退隐的矿工,那水壶是充作石头的。

休易只睡了一个小时,到早上醒来时,只见乔安西睁大两只无神的眼睛盯住放下来的绿窗帘。“卷起来,我要看。”她有气无力说。

休易照办了,也是有气无力。

可是,看啊!经过漫漫长夜的一夜风吹雨打,竟然还有一片藤叶趴在砖墙上。这是藤上的最后一片叶,叶柄附近依旧深绿,但锯齿形边缘已经枯败发黄。它顽强地挂在离地面20英尺高的一根枝上。“这是最后一片叶。”乔安西说我还以为晚上它准会掉。我听见了风声。今天它会掉的,我的死期也就来了。”“乖乖,乖乖!你不愿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着想。丢下我怎么办呢?”休易说,把消瘦的脸贴到枕头上。

但是乔安西没有答话。即将踏上黄泉路的人的心灵是无比孤寂的。乔安西与朋友、与人世一步一步拉开了距离,而幻觉在这时间便越来越难摆脱。

这一天慢慢过去了,天色尽管已暗下来,她们还是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藤叶牢牢趴在墙上。后来,夜幕降临,北风又紧,雨敲打着窗户,也从矮荷兰式屋檐上倾泻而下。

天刚亮,乔安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叫拉开窗帘。

藤叶还在。

乔安西躺在床上久久看着。后来她叫唤休易,休易正在翻动煤气炉上鸡汤里的鸡。

乔安西说休易,我太不应该。不知是怎么鬼使神差那片叶老掉不下来,可见我原来心绪不好。想死是罪过。你这就给我盛点鸡汤来,还有牛奶,牛奶里搁点葡萄酒——等等!先拿面小镜子来,再把几个枕头垫到我身边,让我坐起来看你烧菜。

过了一小时,她说:“休易,我希望以后能去画那不勒斯湾。”

下午医生来了。医生刚走,休易找个借口跑进走廊。“有五成希望。”医生握着休易的手说,“只要护理得好,就能战胜疾病。现在我得去楼下看另一个病人。他叫贝尔曼,肯定也是个画画的。又是肺炎。他年纪大、体质弱,病又来势凶,已经没有了希望,但今天还是要送医院,医院的条件好些。”

第二天,医生对休易说:“她出了危险期。你们胜利了。剩下的事是营养和护理。”

这天下午,休易坐到乔安西躺的床上,织着条根本用不着的蓝色羊毛披肩,已经无忧无虑。织着织着,她伸出只手连人带枕头搂着乔安西。“有件事告诉你,小宝贝。”她说。“贝尔曼先生得肺炎今天死在医院。他只病了两天。头一天早上看门人在楼下房间发现他难受得要命,衣服、鞋子全湿了,摸起来冰凉。谁也猜不着他在又是风又是雨的夜晚上哪儿去了。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灯笼,还亮着,又发现楼梯搬动了地方,几支画笔东一支西一支扔着,一块调色板上调了绿颜料和黄颜料。现在你看窗外,乖乖。墙上还趴着最后一片藤叶。你不是奇怪为什么风吹着它也不飘不动吗?唉,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在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的晚上,他在墙上画了一片。”

财神与爱神

已退休的罗氏尤里克肥皂制造商和专利人安东尼·罗克沃尔老头在五马路府邸的藏书室里望着窗外咧开嘴笑了。他的右邻吉·范·斯凯莱特·萨福克-琼斯正从家里出来,朝等候在外的小轿车走。这贵族气十足的俱乐部会员每次如此,要对肥皂大王宫正面意大利复兴期式的雕刻轻蔑地哼一哼鼻子。“这又傲又不中用的老东西!”太上肥皂王说“等着吧,你要是不瞧着点,将来就准得夹着尾巴滚蛋。到了夏天我把房子漆得五光十色,看你那荷兰鼻子还翘不翘得了。”

接着安东尼·罗克沃尔走到藏书室门口喊了声:“迈克!”他是从来不用铃的,那嗓门在堪萨斯州的大草原上喊一声曾经震破蓝天,如今雄风仍不减当年。“你去告诉少爷,出门前先来我这儿一趟。”安东尼吩咐闻声进来的仆人道。

罗克沃尔少爷进了藏书室后,老头子撂下报纸看着他,一张光滑红润的大脸上的表情严肃里带着慈祥。他一只手揉着满头白发,一只手把口袋里的钥匙弄得哗哗响。“理查德,你用的肥皂什么价?”安东尼·罗克沃尔问。

理查德大学毕业回家才半年,被问得有些莫名其妙。他至今没有摸透他父亲大人的脾气,这老爷子就像一个初次赴会的姑娘,意想不到的问题问个没完没了。“大概是6元一打,爸爸。”“你的衣呢?”“一般60来元。”“你是有身价的人。”安东尼说话的口气一点不含糊,“我听说那些公子哥儿用的肥皂是24元一打,穿的衣服破了百元大关。你有的是钱花,谁都比不上,但一直很规矩,从不乱来。我现在还用尤里克,不光是因为感情上割不断,而且这肥皂最实惠。你买块肥皂只有一毛钱的真货色,其余的钱都花在劣质香料和装潢上。论年龄、地位、条件,你这样的人用五毛钱一块的最合适。我说过,你是有身价的人。有人说,真有身价的人三代才能出一个。他们没说对。身价靠钱,就像造肥皂靠油脂一样。钱给了你身价。他娘的!靠着钱,我也几乎身价百倍。我这人是又粗又野又招人嫌,跟左邻右舍的两个荷兰老爷没什么两样。他们两位见我在他们中买了房产,弄得夜里常睡不好觉。”“有些事钱并不能办到。”罗克沃尔少爷说,现出了发愁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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