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妮·弗兰克（德）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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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日记试读：
译本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搞种族主义，对犹太人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前后有六百多万犹太人死于他们的屠刀之下，他们这一臭名昭著的野蛮行径早已是路人皆知。在战后也有不少的电影、电视剧和书籍反映和涉及这方面的题材，可没有哪一部电影、电视剧或是书籍产生过像《安妮日记》这样大的影响。《安妮日记》最早出版于1947年，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可其遍及世界各地的影响非但没有衰减，反而有增长之势。在国内，情形也是这样，到现在《安妮日记》的中文版本已经多达几十种，至少有几十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它的中文译本，可读者对这部作品的需求量好像还是有增无减。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部不到二十万字的纪实性的日记体作品会吸引了一代又一代成千上万的成人读者和青少年读者？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或者说它的魅力到底来自哪里呢？
我以为，《安妮日记》的力量来自其真实性，它是对被德国法西斯所蹂躏的人们的两年多藏匿生涯的真实记录，是对作者这位花季少女在这样艰苦、危险的环境中其身心仍然能顽强健康地成长的真实记录。无论是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下，她都能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地去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为此，她不断进行着自我批评（心理剖析），顽强刻苦地学习，浏览群书，勤奋地练习写作。这里，我们不妨把作者安妮在几天内要学完、读完的东西摘录于此：“目前我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这听起来似乎很奇怪，我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堆积如山的学习任务。需要我简单地告诉你我所要做的工作吗？到明天我必须读完《伽利略传》的上部，因为书必须要还给图书馆了。昨天才开始看，但我能看完的。下周我想读《十字路口上的巴勒斯坦》和《伽利略传》的下部。昨天我看完了《查理五世》的第一部分，急需把我从中摘录出来的家谱材料和所做的笔记整理出来。接下来，对我从各种书籍中摘选出来的三页外来词汇，我要把它们读会、记熟、背写下来。第四件工作是我的电影明星照片乱得要死，必须整理了。这得用去好几天的时间，而安妮教授呢，就像上面说的，已经忙不过来了，乱就让它再乱一段时间吧。然后，这里还有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忒修斯，俄狄浦斯，珀琉斯，俄耳浦斯，伊阿宋，赫耳库勒斯，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来龙去脉，我都必须一一地理清楚，因为他们的行为事迹就像是一团乱麻，萦绕在我的脑子里。还应该了解一下古希腊雕塑家米朗和菲季阿斯德的材料，不然的话，我就完全不知道他们俩在整个图景中的位置。对七年战争和九年战争也要这样处理。现在，我把一切东西都混淆在一起了。唉，像我这样的烂记性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到了八十岁，还不知道会怎么忘事呢！”“噢，还有一件事：《圣经》。我需要多久才能读到苏珊娜沐浴的故事呢？还有索多玛和蛾摩拉的罪过又是怎么回事？有多少东西需要学、需要问啊！在此期间，我把普法尔兹的丽泽洛完全丢在一边了。”“你看出来了吗，凯蒂？我的工作满得都要溢出来了。”“现在，我们谈点别的。你早就知道，我的愿望是有一天成为一位女记者，再后来，成为一位名作家。这一宏伟的理想或是有点狂妄的梦想是否能够实现，还需要时间来证明，不过，我现在就已经有了一些好的题目了。不管怎样，战后我想写一部叫《密室》的书。能否成功还有待实践的证明。不过我的日记就是很好的素材。”“我还需要完成《凯迪的一生》。我已经想好了故事后来发展的情节……”“这个故事不是那种胡编乱造的感伤文字：它是以我父亲的生平做蓝本的。”
从以上的摘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妮绝不仅仅是一个15岁的孩子那么简单，她对欧洲历史、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以及《圣经》（以及犹太人在历史上和现在的悲惨遭遇）等都有深刻的了解。她在这方面的知识已经不亚于一个成年人。在写作方面也是如此，在坚持记这部日记的同时，她还写了一些篇幅较长的神话故事，还有这篇在写的《凯迪的一生》。有了这样一段充满危险充满艰辛的奇特经历，再加上她勤于思考，勤于学习、勤于写作，花季年龄的她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译者在开始时就提到，这部作品既是对藏匿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对安妮自己这两年中（从她13～15岁）身心之成长的真实记录。这两条线索并行，一直贯穿作品的始终，不过，明眼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作者最为关注的还是其内心、其心灵的成长。作者详细地描述了在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残酷的战争年代，在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受到极端限制的狭小环境中，她的脆弱的心灵如何一步步地向善、向好、向着自己心目中的目标、向着光明和美好去发展。为此，她不怕做最深刻的自我剖析，愿意把自己成长中的困惑、生理上的欲望和最为真实的自我都倾吐出来，我觉得这部作品最为感人、最为震撼人心的地方就在于此。我们都知道物质的东西终究要消亡或者是可以被毁灭的，但精神的东西是摧毁不了的，作者安妮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的这一心灵的力量就是不朽的、永存的。安妮在剖析自己时，是无私的，一点儿也不给自己留情面，可与此同时又是非常细腻、非常生动的，我们来看下面的这段颇为精彩的描述：“正如我跟你说过许多次的，我这个人是分裂为二的。一面是我的活蹦乱跳的高兴劲儿，我的轻率，我对生活的快乐的感受，最重要的是，欣赏事物之轻松面的能力，我的撒娇卖乖，拥抱，亲吻，还有不太正经的玩笑等，在我看并没有什么不对。我的这一面通常潜伏着，等待着偷袭我的另一面，更纯洁、深刻、优秀的一面。没有人知道安妮还有好的一面，这也是多数人忍受不了我的主要原因。噢，在一个下午里，我可以是让大家开心的小丑，可这之后的一个月里，大家再看到我，都会觉得我讨厌。实际上，在一个深刻的思想家的眼里，我只是一部浪漫电影——一种消遣、一段滑稽的插曲、一种很快就会被人们忘记的东西：不坏，可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好。我很不想告诉你这一点，但既然我知道这是实情，为什么我不能向你承认呢？我的较为轻松的、较为肤浅的一面总是偷偷地向我更深沉的那一面侵袭，而且总是得逞。你无法想象我常常是如何尝试着想推开这个轻浮的安妮，把它打下去、藏起来。可总是做不到，而且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担心通常了解我这一面的人发现我会有另一面，更好、更美的一面。我担心他们会取笑我，认为我荒唐可笑、多愁善感，再也不把我当回事了。我已经习惯了不被当回事，可那只是那个‘轻浮’的安妮习惯了这一点，能忍受这一点；那个‘深刻’的安妮太弱了，她不行。如果我强迫这个好的安妮上台亮相，哪怕只是十五分钟，一到该她说话的时候，她会像一只蚌一样闭合起来，而让那个轻浮的安妮来表演。在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她就已经不见踪影了。”“所以，这个好安妮在有人的时候，永远看不见。她从来也不肯露面，尽管在我一个人的时候她几乎总是在台上。我确切地知道，我想成为什么样儿的，我的内心是个什么样儿的。可不幸的是，我只有在一个人时才是那个样子。我认为自己的内心快乐，而别人却从外在认为我快乐，其原因也许就在这里，不，我确信这就是原因。我是受着那个内在的、更为纯洁的安妮的指引，但是在外表上，我只是一只喜欢嬉闹的小山羊，在拴着的时候，不断拉扯着绳索的小山羊。”“就像我告诉你的，我说出来的常常并不是我真实的感受，所以我就有了追男孩子、卖弄风情、耍小聪明和爱读爱情故事的名声。乐天派的安妮在那里大笑，给出轻率的回答，耸耸肩膀，装作她什么也不在乎的样子。而那个好静的安妮的反应则刚好相反。如果我是完全诚实的话，我就得承认我是在乎的，我正在非常努力地改变自己，可是我总是碰到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我的内心在哭泣。‘你看看吧，这就是你的下场。你被反对的意见、不满的目光、嘲讽的脸色和讨厌你的人包围着，这都是因为你不听你好的一面的劝告。’请相信我，凯蒂，我想去听，可并不奏效，因为如果我静下来、认真起来，每个人都会认为我又在演戏，于是我不得不用玩笑的话来替自己解围。那个时候，我甚至不敢跟我自己家里的人说话，他们会以为我病了，给我拿来阿司匹林和镇静剂，摸摸我的前额和脖子，看是不是发烧了，问我是不是肚子难受，数落我又在闹情绪，直到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因为每当人们一围着我不放时，我就生气、就伤心，最后我的整个人就反了过来，我的坏安妮到了外面，好安妮到了里面，不过，我还是在一直努力寻找着自己的路，立志成长为自己所憧憬所向望的……”
我认为，这部作品的魅力主要就在于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的心理逐渐走向成熟的真实、生动的描述。安妮心灵中的美好的东西，也是我们每个人所追求、所向往的，安妮崇尚自由，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追求内心的快乐和安宁，追求理想，追求友谊和真正的爱情。人类对这些方面的追求是永远不会中止的，所以《安妮日记》这部作品也会存在下去，直到永远。王晋华于中北大学外语系2015年1月25日
1942年6月12日 星期五
我想信任你，把什么都告诉你，我还从没有这样信任过谁，希望你能不断地给予我巨大的安慰和支持。
〔1942年9月28日安妮对这则日记添加了补白：
到目前为止，你（指日记本）对我确实是个极大的安慰，还有凯蒂也是，我定期给她写信。这种记日记的方式太好啦，现在，我每天几乎都等不及能在你上面写点什么的那个时候的到来，哦，我真庆幸有你陪伴我！〕安妮
1942年6月14日 星期日
我将从我得到你的那一刻写起，也就是我看见你和别的生日礼物一起躺在桌子上的那一刻（他们买你的时候我也跟着，不过那不算）。
6月12日星期五那天，我六点钟就醒了，这不奇怪，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
可那个时候我还不该起床，只好忍住好奇，挨到七点差一刻才起来。我再也等不及了，便走进餐室，莫提（那只猫咪）迎上来亲热地蹭我的腿。
七点刚过，我去看了爸爸妈妈后就到客厅打开我的礼物，你最先映入我的眼帘的，或许也是我最心爱的礼物。随后我看见一束玫瑰花、几支牡丹和一盆植物。爸爸妈妈送了我一件蓝色的衬衫、一盒棋具、一瓶葡萄汁、一副字谜卡、一罐冷霜、2.5盾零花钱和一张两本书的购物礼券。我还得到了一本书：《暗箱》（但玛格特已经有这本书了，所以我把它换成了别的东西）、一盘自制的饼干（当然是我自己烤的啦，现在我烤点心的水平可真不赖），妈妈还给了我很多糖果和一块草莓馅饼。还有一封奶奶写的信，来得不迟不早，赶得正好。
随后汉妮莉来叫我，我们一起去上学。课间休息时，我把饼干分给老师和同学，然后又接着上课。直到五点我才回到家，因为我又和班上其他人一起去了体育馆。（我的肩膀和臀部很容易脱臼，所以不能参加运动。）不过大家玩什么，由我这个“寿星”说了算，我给他们选了排球。打完球后，大家又在我身边围成圈跳舞，唱“生日快乐”歌。我到家时，姗妮·莱德曼已经在家里了。伊尔丝·瓦格纳、汉妮莉·哥斯拉尔和杰奎琳·范·马森从体育馆和我一起回家，我们是同班同学，汉妮莉和姗妮是我最好的两个朋友。人们看见我们在一起就会说：“安妮，汉妮莉和姗妮来啦。”杰奎琳·范·马森是我上了犹太中学才认识的，现在她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伊尔丝是汉妮莉最好的朋友，而姗妮在另一所学校上学，在那里有她自己的朋友。
她们送给我了一本漂亮的书：《尼德兰人传说故事集》。可是弄错了，送的是第二卷，我用另外两本书换来了第一卷。海伦阿姨送了我一副字谜卡片，斯蒂芬尼阿姨送给我一枚可爱的胸针，蕾尼阿姨送了一本非常奇妙的书：《黛茜上山记》。
今天早晨我躺在浴缸里想，如果我有一只像“铃丁丁”（Rin Tin Tin）那样的狗，该有多好。我也要叫它铃丁丁，还要把它带到学校去，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可以待在传达室里或自行车棚里。安妮
1942年6月15日 星期一
星期天下午我举办了生日聚会。班上同学迷死了铃丁丁的电影。我得到了两枚胸针、一张藏书票和两本书。我要说说学校和班上的事情，就从我的同学开始吧。
贝蒂·布罗门达尔看上去有些寒酸，我想多半是这样吧。她住在阿姆斯特丹西部一条僻静的街上，没人知道那条街在哪儿。她成绩很好，可那只是因为她学习很努力，而不是她聪明。她是个挺文静的女孩。
杰奎琳·范·马森大概要算我最好的朋友了，不过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朋友。一开始我以为杰奎琳会成为这种朋友，可我完全想错啦。
D.Q.（对那些不想提到真名的人，我用缩写字母代替其姓名）是很神经质的女孩，丢三落四，结果老师总是给她布置额外的家庭作业作为处罚。她脾气不错，尤其是对G.Z.。
E.S.话太多了，烦得很。她问你事情时老爱摸你头发，要不就摆弄你的纽扣。听说她受不了我，我才不在乎，我也不怎么喜欢她呢。
亨妮·密特斯是个性格开朗的好女孩，就是嗓门有点大，我们在室外玩耍时她真的很幼稚。亨妮有个朋友，叫蓓普，又脏又粗俗，对她有很不好的影响，真不幸。
对J.R.——我可以写上一整本书来讲她。J是个讨厌、鬼鬼祟祟、高傲自大、两面三刀、喜欢嚼舌根的人，她自以为很成熟。杰奎琳简直被她迷得团团转，真可耻。J很容易生气，动不动就哭鼻子，最要命的是还极爱炫耀。J小姐永远是正确的。她很有钱，满满一柜子漂亮的连衣裙，可穿在她身上都显得太老气。她以为自己多漂亮，她想错啦。我们俩谁都受不了对方。
伊尔丝·瓦格纳是个性格开朗的好女孩，不过也吹毛求疵得够呛，为了一件小事，可以整天在那儿唉声叹气。伊尔丝很喜欢我。她很聪明，就是有点儿懒。
汉妮莉·哥斯拉尔，在学校大家也叫她莱丝，她这人有点怪怪的。她很害羞，在外人面前难得说几句话，可在家里却想说啥说啥。不管你给她讲什么，她都会告诉她妈妈。不过，她总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最近我越来越欣赏她了。
南妮·范·普拉格茜加是个既好玩又懂事的小女孩。我觉得她很不错。她很聪明。对于她我就不多说啦。
埃菲耶·德·荣在我看来棒极了。虽然她才十二岁，可真像个淑女，把我当小孩似的看待。她也很乐于助人，我喜欢她。
G.Z.是我们班最美丽的女孩。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可人却有点笨。我想她可能要留级了，当然我没告诉她。（稍晚一些时候安妮添加了补白：让我十分惊讶的是，G.Z.竟然没有留级。）
坐在G.Z.旁边的是十二个女孩中的最后一个，那就是我。
关于男生，要说的太多啦，或者，说穿了，也没有那么多。
对我爱慕的人很多，毛里斯·科斯特就是一个，可是他也挺烦的。
萨利·施普林格心里不干净，听说已经彻底堕落啦。不过我认为他不错，挺有意思的一个人。
埃米耶尔·波威特是G.Z.的爱慕者，但她并不喜欢他。他这人很无聊。
罗伯·科恩曾经喜欢过我，可我再也受不了他了。他是个讨厌、虚伪、爱撒谎、整天哭哭啼啼又自认为了不起的小傻瓜。
马克斯·范·德维尔德来自梅登布利克的一家农场，不过正像玛格特说的，这个从农场来的孩子很不错。
赫尔曼·库普曼也很龌龊，跟约佩·德·比尔一样。后者是个调情老手，整天想着追女孩。
利奥·布罗姆是约佩·德·比尔最要好的朋友，可被他下流的思想给带坏啦。
阿尔伯特·德·梅斯基塔来自蒙台梭利学校，他跳了一级。他真的很聪明。利奥·斯莱格和他来自同一所学校，可没他聪明。
鲁·施托佩蒙是个矮小、愚笨的男孩，今年年中从阿尔梅罗市转到我们学校的。
C.N.总是做些他不该做的事。
雅克·科赛鲁特坐在我们后面，在C的旁边，我们（G.和我）差点笑死。
哈利·沙普是班上最规矩的男生。他很可爱。
沃纳·约瑟夫也很不错，但最近发生了太多变故，让他变得太静了点儿，不像从前那么有趣了。
山姆·所罗门是个来自贫民区的臭小子，一个名副其实的调皮蛋（他喜欢我！）。
艾佩·里姆很是一本正经，不过也是个臭小子。安妮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写日记还是件新鲜事。不只是我从前我没写过，还因为我觉得，不管我自己或是别人今后都不会对一个十三岁女生的胡思乱想感兴趣。不过没关系，我就喜欢写写画画，最要紧的是，我心里弊着好多话想说出来呢。“纸比人更有耐心。”在我心情有点沮丧的时候，我想起了这句话。那天我坐在家，双手托腮，无精打采，不知该就这样待着还是出门去。最后我留在原地，在那儿认真思考了一番。真的，纸的确更有耐心，何况我也不打算给任何人看这本硬皮笔记本，说得好听点叫“日记本”，除非我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就算是那样，也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现在可说到点儿上啦，我干吗非得写日记不可呢：因为我没有知心朋友。
这里我想解释一下，因为谁会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孤单呢。说来也奇怪。我有亲爱的父母和一个十六岁的姐姐，有大约三十个算得上朋友的人。有一大堆喜欢我的男生，他们爱慕的眼神就没法从我身上移开，为了瞟我一眼，经常在课堂上掏出一面小破镜子照来照去。我有深爱我的亲人、亲戚和一个温馨的家。表面上我好像啥都不缺，可就缺一个知心朋友。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我想的尽是怎么样好玩儿，说的尽是些日常的琐事。问题也就出在这儿，我们无法变得再亲近。我们相互间不能推心置腹，也许是我缺乏自信吧。可不管怪谁，情况就是这样，尽管我也非常遗憾，可我也无法改变。所以，我开始写日记。
现在，我长期以来想象自己有个知心朋友的念头进一步升华。我不愿意像大多数人那样马马虎虎地记些流水账，我要把日记当成我的知心朋友——这个朋友，我就叫她凯蒂吧。
要是我就这样没头没脑地讲起来，谁也听不懂我和凯蒂在谈什么，所以我得简单说说我的情况，虽然我讨厌这种介绍。
我的爸爸是我所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的爸爸，他三十六岁时才和二十五岁的妈妈结婚。我姐姐玛格特1926年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生。我是1929年6月12日出生，在法兰克福生活到四岁。因为我们是犹太人，爸爸1933年移民到了荷兰，当时他被任命为荷兰欧佩克达公司总经理，这家公司的产品用来制造果酱。我妈妈伊迪丝·霍兰德·弗兰克1933年9月跟爸爸一起来到荷兰，玛格特和我被送到德国的亚琛市跟外婆一起生活。该年12月玛格特到了荷兰，我是在来年的2月份，当时4岁的我被他们重重撂在桌子上，好像我是送给玛格特的一件生日礼物似的。
不久我进了蒙台梭利幼儿园。在那里我待到6岁，然后上一年级。我六年级的老师是库珀鲁斯夫人，她也是校长。毕业时我们伤心地道别，都流了泪，因为我进了犹太中学，玛格特也在那儿上学。
我们的心里还有着牵挂。因为我们留在德国的亲人仍在希特勒的反犹太人法令下遭受痛苦。1938年大屠杀后，我的两个舅舅逃到美国避难。年迈的外婆来到荷兰和我们一起生活。那时她七十三岁。
1940年5月后，我们的好日子就少了：先是战争，然后是协约投降，随后德国人来了，犹太人的麻烦从此开始。一道又一道的反犹太人法令让我们的自由受到极严厉的限制：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的星；犹太人必须交出自行车；犹太人禁止乘电车；也不准开车，包括私家车；犹太人只能在下午3点到5点购物；只能进出他们自己经营的理发店和美容院；犹太人在晚上8点以后到早晨6点以前禁止外出；犹太人禁止上戏院、电影院和进出其他娱乐场所；禁止使用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或其他体育场所；犹太人禁止划船，禁止参加任何公开的体育比赛；晚上8点以后犹太人不能在自家或朋友的花园里闲坐；犹太人不能到基督教徒的家中拜访；犹太人必须上犹太学校，等等。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可我们还得继续生活。杰奎琳总是对我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敢做了，做什么都害怕是犯禁。”
1941年夏天，外婆生病了，必须做手术，我的生日没顾上怎么去过。1940年我的生日也没能好好过，因为荷兰刚打完仗。1942年1月外婆去世。没有人知道我多么想念她，多么爱她。庆祝我1942年的生日，是想为前几次生日做些补偿，我的蜡烛中有一支是为外婆点亮的。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还不错，就这样迎来了今天这个日子：1942年6月20号，从这一天起我要认真写下我的每一篇日记。安妮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我这就正式开始写日记啦！这会儿多安静啊，正好我写作。爸爸妈妈都出去了，玛格特和几个年轻人到她的朋友特雷斯家去打乒乓球。最近我也经常打乒乓球。我们打得真够多，所以我们五个女孩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名叫“小熊座减二”。这个傻乎乎的名字可是闹了笑话才得来的。本来我们想给俱乐部起个特别点儿的名字；因为我们有五个人，就想到了小熊座。我们以为它有五颗星，结果弄错了，它和大熊座一样有七颗星，这就是“减二”的由来。伊尔丝·瓦格纳有一副乒乓球拍，只要我们想打，随时可以占用他们家的大餐厅。我们五个“球员”都爱吃冰激凌，尤其是夏天，打乒乓球很热，我们一打完就去拜访附近对犹太人营业的“奥西斯（绿洲之意——译者注）”或“特尔斐”冷饮店。我们早就不用担心身上的钱不够了——大多数时候奥西斯的生意都很好，所以我们总能从熟人或我们的追求者里，找到几个大方的小伙子，他们请我们吃的冰激凌，比我们平时一个星期吃的还多。
你也许有点吃惊吧，我这么小的年纪就在谈论追求者的事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要看情况而定，不过这种不良现象在我们学校还真普遍。只要哪个男生跟我搭讪，问能不能和我一起骑车回家，在我跟他聊上一会儿后，我敢肯定十有八九他会被我迷住，眼睛像被胶粘住一样尽往我身上盯。可惜这热情来得快冷得也快，因为我对他那热烈的注视连看也不想看，踩着脚踏板快活地一溜烟就去了。如果情况变得很糟，他们一个劲儿东拉西扯，还说些什么“请爸爸允许”这类话，我就把车头轻轻一歪，故意让书包掉在地上，结果那个小伙子不得不跳下车，拾起书包递给我，趁这当儿我已经转移话题了。这些算是老实的。不用说，还有那些抛飞吻的，想挽你胳膊的，不过他们绝对打错了算盘。这时我会跳下车子，拒绝他们的陪伴，要不就装出受了侮辱的样子，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各回各的家，别缠着我。好啦，今天就写到这里，我们已经建立了友谊的基础。明天再聊。安妮
1942年7月21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我们全班都提心吊胆。因为马上要开班会啦，老师将宣布谁升级谁留级。班上一半的同学都在打赌。坐在G.Z.和我后面的两个男生C.N.和雅克·科赛鲁特，都快让我们笑死了。他俩把整个假期存的零用钱都用来打赌。从早到晚都在说“你升得了”，“我不行”，“你行的”，“不，我不行”。G.用哀求的目光望着他们，我大发脾气，都没法让他俩安静下来。要叫我说的话，班上有那么多笨蛋，恐怕四分之一的人都得留级，可这也难说，因为老师是世上最捉摸不定的人。不过也许这次刚好能把该留的都留了级。我对自己和我的女友们并不太担心。
我们会通过的。我唯一有点儿信心不足的是数学。不管怎样，我们能做的只是等待。在结果出来前，我们会互相打气，让彼此莫灰心。
我和所有的老师都挺合得来。我们有九位老师：七位男老师，两位女老师。教我们数学的基辛先生是个守旧的老夫子，很长时间来对我非常恼火，因为我上课总爱讲话。在几次警告无效后，他给我布置了额外的家庭作业：一篇题为《话匣子》的作文。话匣子，这怎么写呢？等回头再考虑吧，我想。我在笔记本上潦草地记下了题目，塞进书包，然后努力保持镇静。
那天晚上，写完其他作业后，我的目光停在了笔记本里的那篇作文标题上。我一边咬着笔尖一边思考。谁都会拿这题目东拉西扯、稀稀拉拉地写上几句，但要写得巧妙就要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说话的必要性。我想啊想啊，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我写满了基辛先生要求的三页纸，自己非常满意。我辩解说爱讲话是女人的天性，我会努力克制，可要想彻底改掉它却不可能，因为我妈妈即便没有我的话多，至少跟我一样爱说话，对这种遗传的性格特点，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呢？
基辛先生看了我的作文笑得很开心，但当下一节课我又在底下说话时，他给我布置了第二篇作文。这次的题目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话匣子》。我写好交了上去，整整两堂课基辛先生没发什么牢骚。然而，第三节课上，他终于忍不住了：“安妮·弗兰克，作为上课说话的惩罚，请你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呱呱呱呱，唠叨小姐开讲啦》。”
全班大笑起来。我也只好跟着笑，虽然话匣子的作文让我几乎绞尽脑汁，再也没有灵感了。现在得想点有创意的新东西才行。我的朋友姗妮对诗歌很精通，她提议帮我的忙，把这篇作文写成一首诗。我高兴得跳起来。基辛先生用这个荒谬的题目让我出丑，现在我敢说他自己要成笑柄了。诗写好了，真是妙极啦！它写的是鸭妈妈、天鹅爸爸和三只鸭宝宝的故事，因为鸭宝宝们嘎嘎嘎地叫个不停，天鹅爸爸把他们啄死了。幸好基辛先生一眼看出这是个笑话。他在班上读了那首诗，还加上点评，后来又给其他几个班也读了。从那以后，基辛先生允许我上课讲话，不再罚我写作文。相反，基辛先生现在也很喜欢开玩笑了。安妮
1942年6月24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天气热极了。人人都热得气喘吁吁的，更倒霉的是，这么热的天气我到哪儿都只能步行。现在我才明白坐电车是件多么惬意的事，可犹太人再也不准享受这样的待遇；我们自己的两条腿足够用。昨天午休时我到让·卢肯街去看牙医。我们学校位于斯塔德斯蒂默图林，到那里要走很长一段路。下午我趴在课桌上都快睡着了。幸好，有人主动给我拿了点喝的东西。那个牙医的助手真是个好人。
我们唯一可用的交通工具是渡船。我们请求约瑟夫—伊色雷阿卡德运河边的摆渡人搭我们过河，他同意了。我们犹太人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不是荷兰人的错。
我希望自己不用上学。我的自行车在复活节假期被人偷了，妈妈的车又被爸爸托付给我们的基督徒朋友保管了。谢天谢地，暑假快到了，再过一星期我的痛苦就到头啦。
昨天早晨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经过自行车棚时，听见有人叫我。我回头一瞧，原来是昨天晚上我在朋友威尔玛家见过的一个漂亮男孩。他是威尔玛的姑表兄弟。我一直觉得威尔玛人很好，她的确不错，可她整天谈的都是男孩子，听得人厌烦。那个叫我的男孩走过来，忸忸怩怩地介绍说，他叫赫洛·西尔伯格。我有点吃惊，不知他想干什么，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他问能不能陪我去上学。“要是咱俩顺路，我就跟你走。”我回答说。于是我们就一同走了。赫洛十六岁，会讲各种有趣的故事。
今天早晨他又等我一起上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他天天这么做。安妮
1942年7月1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说实话直到今天我才有空给你写信。星期四一整天我都和朋友们在一起，星期五家里有客人，所以就拖到了今天。
赫洛和我上星期已经混熟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他的事情。他原来住在德国西部城市盖尔森基辛，现在和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他父母在比利时，但他不可能去那里。赫洛以前有个女朋友叫厄苏拉，我也认识她。她可爱极了，也无聊透了。赫洛认识了我，才发觉跟厄苏拉在一起多没劲。我就像他的兴奋剂。一个人有多大的用处，看来你自己还真不知道啊！
杰奎琳星期六晚上住在我们家，星期天下午到汉妮莉家去了，我无聊死了。
那天晚上赫洛说好要来我家的，可六点钟左右他打来电话，是我接的。他说：“我是赫洛·西尔伯格。请问可以和安妮讲话吗？”“哦，赫洛，我就是安妮。”“嗯，安妮，你好吗？”“我很好，谢谢。”“真的很抱歉，今晚不能来你家了，可我很想跟你谈谈。我十分钟后过来接你好吗？”“好的，一会见！”
我挂了电话，迅速换好衣裳，整理好头发。把头探出窗外张望，心里紧张极了。终于他出现了。可奇怪的是，我竟然没有冲下楼，而是静静地等着他按响门铃。我下楼开了门，他一见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安妮，我奶奶说你年纪太小，我不能老过来找你。她还说我该去洛温巴赫家，可你大概也知道我不再和厄苏拉一起出去玩了。”“我不清楚。怎么回事？你们两个吵架了吗？”“没有，根本没那回事。我告诉厄苏拉我们俩不合适，最好别走在一起了，不过还是欢迎她来我家，也希望她欢迎我去他们家。实际上我以为厄苏拉和别的男孩好上啦，所以才这样对她。但她没有。于是我叔叔叫我跟她道歉，我当然不愿意，因此我们就分了手。不过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现在我奶奶想让我和厄苏拉约会，而不是和你，我可不同意，也不会这么干。老人的想法有时真的很过时，不过我不必都听他们的。我需要我的爷爷奶奶换个角度想，他们也需要我。从现在起到星期三晚上我都有空。是这样的，我爷爷奶奶给我报了个雕刻班，可实际上我却去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参加的俱乐部。他们不让我去，他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也不是什么狂热分子，就是感兴趣。不过，最近俱乐部简直一团糟，我打算退出了。下星期三是我最后一次参加集会。这就是说星期三晚上、星期六下午和晚上，还有星期天下午我都可以见你了，也许还会有更多的时间呢。”“可要是你爷爷奶奶反对呢，你不该背着他们来。”“不是说情场如战场，任何手段都可行吗。”
这时我们经过了布兰克沃特书店，彼得·思琪弗和另外两个男孩在店里。彼得向我问好，这是很久以来他第一次这么做，我心里美滋滋的。
星期一晚上赫洛到我家见爸爸妈妈。我买了一块蛋糕和一些糖果，还准备了茶、点心和书。但赫洛和我都不喜欢规规矩矩坐在家里。于是我们出去散步，直到八点十分他才把我送回家。爸爸很生气，说我不按时回家太不像话。我不得不答应以后八点差十分一定回家。赫洛邀我星期六去他家。
威尔玛告诉我有天晚上赫洛在她家玩，她问他：“你最喜欢谁，厄苏拉还是安妮？”
他回答说：“这不关你的事。”
可临走时他又说（那天晚上他们俩没再讲过话）：“好吧，我更喜欢安妮，别告诉任何人，再见！”说罢一溜烟出了门。
从赫洛的一言一行，我都可以看出他爱上我了，生活里有些变化也不错。玛格特会说赫洛非常适合我。我也这么想。可这远远不够呢。妈妈对他赞不绝口：“一个帅气的男孩，又懂事又有礼貌。”我很高兴他这么讨人喜欢。只有我的女友们例外。赫洛说她们太幼稚，他说得对。杰奎琳还在拿他和我打趣，可我并没有爱上他，真的没有。我可以跟男孩子交朋友。没人会在乎这一点。
妈妈总是问我以后想嫁给谁，我敢说她肯定猜不到是彼得，因为我亲口告诉她别往那上面想，镇定得连眼皮都没眨一下。我爱彼得，胜过我爱任何人，我安慰自己说，他只是为了掩饰对我的感情，才和别的女孩子搅在一起。也许他以为我在和赫洛谈恋爱，我们可没有啊。赫洛只是朋友，或者像妈妈说的，一个护花使者。安妮
1942年7月5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星期五在犹太剧院按期举行了升级典礼。我的成绩不算太差。有一门课得了D，数学得了C-，还有两个B+，两个B-，其余的都是B。爸爸妈妈都很高兴，说到成绩，他们和别的家长态度不一样。他们才不担心我学习的好坏呢，只要我身体健康，过得开心，别老跟他们顶嘴就行。只要这三件事做到了，其他的一切都可以顺其自然。
我和他们正好相反。我可不想成为一个差等生。犹太中学录取我是有条件的。本来我应该在蒙台梭利学校读七年级，但后来犹太人的孩子只能上犹太人学校，我们费了很多口舌，才说服埃尔泰先生接收我和莱丝·哥斯拉尔。莱丝也通过了，只是得补考几何。
可怜的莱丝。她在家做功课真不容易；她的小妹妹，一个被宠坏的两岁小女孩，整天在她房间里玩耍。只要嘉比有丁点儿不满意，就会大哭大叫，而只要莱丝没照看好嘉比，哥斯拉尔太太就会大喊大叫。结果莱丝根本没法做作业，照这样下去，她上那些辅导课又有什么用呢？哥斯拉尔这家子也真够呛。哥斯拉尔太太的父母住在他们隔壁，可在他们家吃饭。他们有一个女仆，一个小不点，哥斯拉尔先生总是心不在焉，见不到人影，哥斯拉尔太太成天神经兮兮、脾气暴躁，还又怀上了个孩子。莱丝这样笨手笨脚的人，在这种家庭里怎么招架得住！
姐姐也拿到了成绩单。像往常一样优异。如果学校评“优等生”的话，她肯定当之无愧。她太聪明啦。
爸爸最近常常待在家里，因为在办公室里没事可做。一个人发现自己变得多余了，这种感觉一定很糟糕。克莱曼先生接管了欧佩克达公司，库格勒先生接管了吉斯公司，这是1941年成立的一家经营香料及香料替代品的公司。
几天前，我们在附近的广场散步时，爸爸开始提到藏匿的事情。他说与外界隔绝后，我们的日子会变得很难熬。我问他为什么现在提这事。“唉，安妮，”他回答道，“你知道这一年多来，我们都在把衣服、食物和家具转移到别人家去。我们不想让这些财产落到德国人手里，更不想让我们自己被抓走。所以我们要主动离开，而不是坐等他们来抓人。”“那是什么时候，爸爸？”他说得那么郑重其事，我吓坏了。“别担心。我们会把一切安排好的，现在抓紧时间，先享受着这自由、无羁缚的生活吧。”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哦，但愿爸爸说的那种可怕的日子离我们还很遥远。
门铃响了，是赫洛。就写到这里吧。安妮
1942年7月8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从星期天早上到现在，好像过了许多年似的。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整个世界仿佛突然天翻地覆了。可是你瞧，凯蒂，我还活着，爸爸说这是最要紧的事情。我还活得好好的，但不要问我在哪里，又是怎么过的。我今天说的话，你可能一句都听不懂，那就让我从星期天下午发生的事给你讲起吧。
三点钟（赫洛离开了，但说好他随后再来），门铃响了。我没听见，我在阳台上，在阳光下懒洋洋地看着书。过了一会儿玛格特在厨房门口出现了，神情非常不安。“爸爸收到了党卫队送来的召集令，”她低声说，“妈妈去见凡·达恩先生了。”（凡·达恩先生是爸爸的生意合伙人，也是他的好朋友。）
我惊呆了。召集令：谁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集中营和凄凉的牢房的场景，在我脑海中一幕幕闪过。怎么能让爸爸去那种地方呢？“他当然不会去的，”我们坐在客厅等候时，玛格特肯定地说，“妈妈去问凡·达恩先生，我们能不能明天就搬到藏身的地方。凡·达恩一家会和我们一起去住。我们总共七个人。”随后是沉默。我们都说不出话了。想到爸爸去犹太人医院探望病人，现在根本不知道情况怎样了，等妈妈等得这么久，天又这么热，要担心的事太多了——这一切使我们变得默不作声。
突然门铃又响了。“是赫洛。”我说。“别开门！”玛格特大声阻止我。不过她根本没必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听见妈妈和范·达恩先生在楼下跟赫洛说话，随后他们两人走了进来，门在身后关上了。每次门铃一响，我和玛格特就会蹑手蹑脚，轮番到楼下去看是不是爸爸回来了，除了他谁也不让进来。后来凡·达恩先生想单独和妈妈谈话，把我们俩支出了房间。
我们坐在卧室里时，玛格特告诉我召集令不是给爸爸的，是给她的。这让我又吓了一跳，我哭起来。玛格特十六岁了，显然他们想把这个年龄的女孩单独送走。谢天谢地，她不会去的；妈妈亲口这么说的，爸爸告诉我要躲起来时，一定也是这个意思。躲起来……我们会往哪儿躲呢？在城里，还是在乡下？在房子里，还是在破旧的木棚里？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躲藏？……这些问题我都不该问，可它们就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子里打着转。
玛格特和我开始把我们最重要的物品装进书包里。我塞进去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日记本，然后是卷发器、课本、一把梳子和一些旧信件。明知道我们就要藏起来过日子啦，我却尽装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可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错。对我来说回忆比衣裳更重要。
五点左右，爸爸终于回来了。我们打电话给克莱曼先生问他晚上能不能来一趟。凡·达恩先生去找梅普了。梅普来了，装了满满一口袋鞋子、裙子、夹克衫、内衣和袜子走，还告诉我们晚上会再来一趟。随后家里安静下来；我们谁都不想吃东西。天还是很热，一切都让人觉得怪怪的。
我们楼上的大房间租给了戈尔德施米特先生，一个三十多岁、离了婚的男人，这天晚上他显然无事可做，尽管我们一再礼貌地暗示，他仍然待到十点才上楼去。
十一点，梅普和让·吉斯来了。梅普从1933年起就在父亲的公司上班，现在是我们亲密的朋友，她丈夫让也是。鞋子、袜子、书和内衣又一次消失在梅普的包里和让的深深的口袋里。他们俩离开时已经十一点半。
我累坏了，虽然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晚睡在自己的床上，还是倒头就睡着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半妈妈叫我才醒。幸好天气没有星期六那么热；一场暖烘烘的雨下了一整天。
我们四个人都裹在一层又一层衣服里，看上去好像要在冰箱里过夜似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量多带些衣服。像我们这种处境的犹太人，没有谁敢带着装满衣服的箱子出门。我穿了两件汗衫、三条内裤、一件连衣裙、外面再套一条短裙、一件夹克衫、一件雨衣、两双袜子、笨重的鞋子、一顶帽子、一条围巾，还有很多别的东西。还没出门，我就憋得喘不过气来，可谁有工夫关心我的感受呢。
玛格特的书包里塞满了课本，随后她推出自行车，由梅普带路，骑上车消失在巨大的未知世界中。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对我们藏身的地方我还一无所知。
七点半钟，我们出发，门在身后关上了。我心爱的猫咪莫提是和我告别的唯一的生灵。我们给戈尔德施米特先生留了一张字条，请他将莫提送给好心的愿意照看它的邻居。
那收得光秃秃的床铺，桌上吃剩的早餐，厨房里留给莫提的一磅肉——所有这些都给人造成我们匆匆离去的印象。但我们根本顾不上这些。我们只想走出那个家，逃得远远的，安全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明天再聊。安妮
1942年7月9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我们就这样在瓢泼大雨中走着，爸爸、妈妈和我，每个人背着一个书包，提着一只购物袋，书包和袋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物品，装得太满都快膨出来了。路上那些赶早上班的人向我们投来同情的目光；从他们脸上你能看出他们很抱歉，因为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交通工具；我们衣服上这颗耀眼的黄星说明了一切。
我们上路后，爸爸妈妈才把藏身的计划一点一滴告诉了我。几个月来我们不断把家具和衣裳从家里搬走，能搬多少搬多少。我们原定7月16日搬到藏身的地方，由于接到玛格特的召集令，计划不得不提前十天进行，所以我们那边的房间还有些乱，只好将就一下了。
藏身的地方位于爸爸的办公楼内。这对外人来说有点不好理解，不过我会解释的。爸爸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多，只有库格勒先生、克莱曼先生、梅普和一位二十三岁的打字员贝普·沃斯库勒，他们都知道我们要来。但贝普的爸爸沃斯库勒先生和跟他一起在仓库工作的两个助手，还不知情。
我给你描述一下这幢办公楼吧。底楼的大仓库是用来做加工间和储藏室用的，它里面被分成好些不同的房间，比如商品储藏室、研磨肉桂、丁香和胡椒替代品的磨粉室。
仓库门旁边还有一扇门，是从外面进入办公室的入口。进门后，你得再过一道中门，才看见一段楼梯，楼梯顶上又是一道门，门上镶的毛玻璃上写着“办公室”几个黑色的字。这就是前办公室，它宽敞明亮，设备齐全。贝普、梅普和克莱曼先生白天就在这里工作。穿过一个小隔间（这里放着保险柜、衣柜和一只大橱柜），就来到了又小又暗、不透气的后办公室。库格勒先生和凡·达恩先生以前合用这间办公室，现在只有库格勒先生一个人了。
也可以穿过小过道，从一扇玻璃门直接进入这里，但玻璃门得从里面打开，从外面是很难开的。从这间办公室出来，穿过一条狭长的过道，经过储煤仓，再上四级楼梯，你就来到私人办公室了——这是整幢办公楼最“豪华”的房间。雅致的桃花心木家具，油毡地板上铺着一张张小地毯，一台收音机，一盏工艺台灯，每样东西都漂亮极了。隔壁是间宽敞的厨房，里面有台热水器和两只煤气灶，它旁边是浴室。这就是二楼。
从二楼的过道走上一段木楼梯就来到了三楼。楼顶是一个楼梯间，左右两边各有一扇门。左边的门通向储藏室和阁楼（位于办公楼的前部）。还有一段又长又陡的荷兰式楼梯，通向另一扇临街的门。
楼梯间右边的门通向“密室”（位于办公楼后部）。谁也想不到，在这扇灰色的不起眼的门背后藏着这么多房间。门口有一小级台阶，上了台阶就到密室里面。正对着门又是一段很陡的楼梯。左边是一条窄窄的过道，通向弗兰克一家的起居室兼卧室。在它隔壁的小房间，是弗兰克家两位小姐的卧室兼书房。楼梯右边是洗手间，没有窗户，但有一个洗脸池。角落里的一扇门通向厕所；另一扇门则通向玛格特和我的房间。走上楼梯，打开顶端的门，你会惊讶地发现，坐落在运河边上这幢古老的房屋里竟有如此宽敞明亮的房间。
房间里有一个火炉（因为它曾是库格勒先生的实验室）和一个水槽。这里就是凡·达恩夫妇的卧室兼厨房，也是我们共用的客厅、饭厅和书房。一间很小的过道间将用作彼得·凡·达恩的卧室。此外，和办公楼前面一样，这里也有顶楼和阁楼。你瞧，那就是。现在我把整个可爱的密室给你介绍完啦！安妮
1942年7月10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这样啰啰唆唆地给你介绍我们的住处，你大概听烦了吧，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知道我最后是在哪儿安下身的。至于怎么安身的，你从我后面的信中就会了解。
不过，还是让我接着讲吧。我们到了王子运河街263号后，梅普马上过来，带我们穿过二楼长长的过道，沿木楼梯来到三楼的密室。随后她关上门走了，只把我们留在里面。玛格特已经骑车先到了，正在等我们。
我们的起居室里和其他房间里都堆满了东西，乱得没法形容。过去几个月来一批批送到这里的纸箱，全都堆在地上和床上。小房间里的床单和被褥从地板一直摞到了天花板。如果我们晚上想睡在铺好的床铺上，就得动手清理这个烂摊子。妈妈和玛格特一动也动不了。她们躺在光溜溜的床垫上，又累又伤心，总之糟透了。可爸爸和我，我们家两个出色的“清洁工”，立即开始干了起来。
整整一天，我们都在拆打包的箱子，把东西放进橱柜，往墙上钉钉子，把乱糟糟的房间收拾整洁，直到晚上累得筋疲力尽，才倒在干干净净的床铺上。这一天我们都没吃一口热饭，可我们毫不在意；妈妈和玛格特太累太紧张吃不下东西，爸爸和我又太忙了。
星期四早上，我们接着干头天晚上撂下的活。贝普和梅普带着我们的配给券去杂货店买东西，爸爸继续修补遮光屏，我们擦洗厨房的地板，这一天又从早忙到晚。直到前天，星期三，我才有空想想我人生中发生的这场剧变。从我来到密室，第一次有时间和你聊一会儿，告诉你这些事情，弄明白对于我来说已经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些什么。安妮
1942年7月11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爸爸、妈妈和玛格特还是不习惯威斯特陶伦大钟的鸣声，它每隔十五分钟就报一次时。我已经习惯了，一开始我就喜欢它，那声音多令人安心啊，尤其在夜里。你一定想听我说说现在这种藏起来的感觉。怎么说呢，其实我心里也不清楚。我不指望在这幢楼里找到家的感觉，可我也不讨厌这儿。我们就像在一幢陌生的公寓里度假。用这种方式看目前的处境，确实有些怪，可事情就是这样的啊。密室是一个理想的避难所。这里也许有点潮湿，地势还有点向一边倒的感觉，但整个阿姆斯特丹，不，整个荷兰可能都再找不到这么舒适的藏身之地了。
我们的卧室现在还很简陋，什么装饰也没有，墙壁光秃秃的。不过感谢爸爸，他把我所有的明信片和我收集的电影明星照片都提前带来了，还带了一把刷子和一瓶胶水。我把明信片和照片都贴到墙上。现在墙壁看上去漂亮多了。等凡·达恩先生来了后，我们就可以用阁楼上的木料做橱柜和其他小用品了。
玛格特和妈妈的精神恢复了些。昨天妈妈感觉还不错，竟然可以做豌豆汤，这是她来这里后头一回做汤。可随后她到楼下说话，把煮汤的事忘得精光，豆子全烧焦了，粘在锅底，怎么刮也刮不下来。
昨天晚上，我们四个人到楼下的私人办公室去收听英国广播。我害怕极了，唯恐被人发现，一个劲儿恳求爸爸送我回楼上。妈妈知道我很不安，陪我一起上去了。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怕被邻居听见或看见了。我们到这里的第一天就缝了窗帘。可说实话，那叫什么窗帘啊，因为我们除了花花绿绿、形状和质地参差不齐的零碎布条，什么也没有，爸爸和我用很不专业的缝纫技术，把这些布条歪歪扭扭地缝到一起，就算是窗帘。我们把这些“艺术品”钉在窗户上，希望到重见天日那一天都不会掉下来。
我们这幢楼房的右边是克格公司的分部，它的总部在荷兰赞丹市，左边是一家家具厂。尽管下班后那些房子里就没人了，可我们发出的声音还是可能透过墙壁被人听到。玛格特得了重感冒，我们却不许她晚上咳嗽，还给她服了大量的可待因（用鸦片制成的止痛镇咳药——译者注）。
凡·达恩一家星期二来，这让我有了盼头。等他们来了后，这里会有趣得多，也不会这么静悄悄的了。一到晚上和半夜，这里就静得我心里发慌，如果这些帮助我们的朋友有一个愿意睡在这儿，要我为他做什么都行。
不过，怎么说这里也不算太糟，好歹我们还能在这儿做饭，还能在爸爸的办公室里听收音机。
克莱曼先生、梅普，还有贝普·沃斯库勒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我们已经把一筐筐大黄、草莓和樱桃装进了罐头，所以眼下还不会闲得无聊。何况还有大量书籍可供阅读，我们还打算买许多游戏和娱乐器具。当然啦，窗子外面看都别想看一眼，更不要说走出去了。保持安静也是必需的，以免被楼下的人听见。
昨天我们全都忙得不亦乐乎。库格勒先生拿来两柳条箱樱桃，让我们去掉樱桃核后做罐头用。我们计划好了，等箱子空了就用它们做个书架。
有人在叫我了。安妮（1942年9月29日安妮对这则日记添加了补白：不能到外面去，这让我有说不出的难受。更让我害怕的是，我们藏身的地方万一被人发现了，我们会被枪打死的。天哪，这景象想起来真是可怕极了。）
1942年7月12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上个月大家都对我很好，因为我过生日，可我还是感到妈妈和玛格特一天天地跟我疏远了。今天我干活很卖力，他们夸奖了我，可才过了五分钟，就对我挑起刺儿来。
他们对待我，和他们对玛格特是多么的不同啊。举个例说吧，那天因为玛格特弄坏了吸尘器，我们的灯都不亮了。妈妈却说：“噢，玛格特，看来你还不习惯干这活儿，不然就不会使劲拽插头绳子。”玛格特咕哝了几句，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今天下午，我想把妈妈写的购物清单上字迹潦草的地方重写一下，她不仅不同意，还痛骂了我一顿，弄得全家人都为这事大动肝火。
我跟他们合不来，在过去的几星期里我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了。我们在一起时都很感情用事，而我自己更是这样。他们总是说，我们四个人能待在一起多么幸福，我们相处得多么融洽，根本没有人替我想一想，我一点儿也感受不到他们说的融洽。
爸爸是唯一理解我的人，虽然他常常帮妈妈和玛格特说话。还有一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是听他们在外人面前谈论我，说我怎么大喊大叫，说我的行为举止多么没教养。他们还不时地谈起莫提，根本不管我受不受得了。莫提是我心头的痛，我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她，可谁又知道我是这么想念她呢。一想起这些，我的眼里就饱含泪水。哦，亲爱的莫提，我爱她爱得做梦都盼着她能回到我们身边来。
我有那么多的梦想，却不得不面对现实，要在这里生活到战争结束为止。我们不能越雷池一步，仅有的来客就是梅普、她的丈夫让、贝普·沃斯库勒、沃斯库勒先生、库格勒先生、克莱曼先生和他太太，虽然她害怕太危险了至今还没来看过我们。
1942年9月安妮对这则日记添加了补白：
爸爸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对我是那么包容理解。要是我们俩能推心置腹、痛痛快快地谈一次，该多好啊，可我一跟他说话就忍不住掉眼泪。在我这个年龄这是免不了的吧。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可真要那样又会无聊的。
到现在为止，我的日记都是记的心里话。我还没有写出过什么有趣的、日后可以读给大家听的。今后我要少写点多愁善感的东西，多关心现实。安妮
1942年8月14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我把你丢下一个月了，日子一天天过得那么平淡乏味，我几乎找不到什么新鲜的、值得写的东西。7月13日，凡·达恩一家来了。我们本以为他们14日才来，但从13日到16日，德国人不断给犹太人发召集令，弄得人心惶惶，反正早一天总比晚一天好吧，所以他们提前一天来了。
彼得·凡·达恩是早晨九点半到的（我们还在吃早饭）。彼得快十六岁了，是个腼腆、笨手笨脚的男孩，所以别太把他的到来当回事儿。凡·达恩夫妇半小时后也到了。
最好笑的是，凡·达恩太太的帽盒里装了一只便壶。“没有便壶我就找不到家的感觉。”她大声说，一边在她的沙发床底下给便壶找了个固定位置。凡·达恩先生倒没带便壶，胳膊下面却吃力地夹着一张折叠茶几。
从他们来那天开始，我们大家就在一起吃饭，不出三天，我们七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庭了。不用说，凡·达恩讲了许多我们离开后发生的事，他们毕竟在外面的世界多待了一个星期。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我们的房子和戈尔德施米特先生的情况。
凡·达恩先生告诉我们：“星期一早上九点，戈尔德施米特先生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过去一趟。我马上赶过去了，戈尔德施米特见了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给我看了你们留的便条。按你们的嘱托，他说打算把猫送给邻居，我告诉他这主意不错。由于他害怕房子会被搜查，我们仔细地查看了房间，把里里外外给拾掇整齐了，桌上吃剩的早餐给清理了。突然我看见书桌上有本记事簿，上面写着马斯特里赫特的一个地址。虽然我明知这是故意放在那里的，还是装出又惊又怕的样子，请戈尔德施米特先生把这张会惹麻烦的纸给烧掉了。我指天发誓，说我压根儿不知道你们去哪儿了，不过那个地址让我想起了什么。‘戈尔德施米特先生，’我说，‘我知道这地址是咋回事儿了。大约半年前，有个高级军官到办公室来找弗兰克先生。他俩好像是一块儿长大的。他答应只要弗兰克先生需要，就会帮他。我记起来了，他就驻扎在马斯特里赫特。我想这位军官说话是算数的，一定在想法让他们一家先到比利时，再到瑞士。如果弗兰克的朋友问起来，你这样说一点儿事也没有。当然，马斯特里赫特就别提了。’说完这些我就走了。看来你们的朋友都相信了我的话，后来我碰到好几个人都这么对我说的。”
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好玩极了，当凡·达恩先生讲了另一些人的传言，他们的想象力简直惊人，我们更是笑了个够。比如，有一个和我们住得不远的人家说，他们亲眼看见我们四个人大清晨骑着自行车离开了，而另一个女人非常肯定地说，我们是半夜被一辆军车送走的。安妮
1942年8月21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密室”现在真的成了一个秘密的家了。为了找出私藏的自行车，很多房子被德国人搜查。库格勒先生想了个主意，如果在密室入口处做一个书柜，用活动的铰链固定，可以像门一样开关，肯定不错。沃斯库勒先生负责这个木工活儿（他已经知道我们七个人藏在这儿，还帮了不少忙）。
现在我们要到楼下去，就必须躬起身子往下跳。前三天，我们的头不断撞在低矮的门框上，额头被碰得大包小包的。后来彼得用毛巾包了木屑钉在门框上。让我们看看这个垫子管不管用吧！
我最近没怎么学习。我给自己放假放到九月。爸爸打算到时候辅导我，当然得先准备好课本。
我们的生活一成不变。彼得今天洗了头，不过这没什么好说的。凡·达恩先生和我总是闹别扭。妈妈一直把我当成小孩子，真让人受不了。除此之外，情况还不错。我觉得彼得还是一点儿也不招人喜欢。他讨厌死了，整天躺在床上，偶尔起来做点木工活，又回去呼呼大睡。真是个呆子！
今天早晨妈妈又狠狠训了我一顿。我们俩对什么事都意见相反。还是爸爸最贴心，他有时也会为我头痛，可从来不超过五分钟。
外面的天气真好，一个美丽的夏日，我们抛开一切烦恼，躺在阁楼的折叠床上，懒洋洋地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时光。安妮
1942年9月21日安妮对这则日记添加了补白：
凡·达恩先生最近对我好极了。我虽然什么也没说，心里可美滋滋的。
1942年9月2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凡·达恩先生和他太太大吵了一架。我从没见过这样吵架的，爸爸妈妈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互相大吼大叫。争吵的原因不过是些鸡毛蒜皮、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有什么法子呢，各人有各人的脾气嘛。
最难过的当然是彼得啦，他夹在中间眼睁睁看两个大人吵架，谁也不拿他当回事儿。他太敏感，又太懒惰。昨天他发现他的舌头是青的，不是粉红色的，急得坐立不安。不过这反常的现象来得快也去得快。今天他的脖子发僵，所以裹了一条厚厚的围巾。他老人家不是抱怨腰痛，就是报怨心痛，还有肾脏和肝脏也成问题。他是个地道的疑病症患者！（真有这么毛病的人，是吗？）
妈妈和凡·达恩太太处得也不太好，经常为一点小事磕磕碰碰。举个小例子吧，凡·达恩太太把她自己的三条床单从我们共用的衣橱里拿走了。她说妈妈的床单完全够大家用了。要是她发现妈妈也学着她干，一定会大吃一惊吧。
还有呢，因为吃饭用的是凡·达恩家的餐具，没用我们的，凡·达恩太太恼火极了。她就是想不通我们的餐具都上哪儿去了。其实就在她眼皮底下——在阁楼上的纸板箱里，而箱子放在一大堆欧佩克达公司的广告材料后面。只要我们一直躲在这儿，那些盘子就休想取出来。这样也好，因为我老摔坏东西！昨天我又打碎了凡·达恩太太的一只汤碗。“啊！”她恼羞成怒地大叫道，“你就不能小心点儿吗？我可只剩这一个碗啦。”
请记住，凯蒂，这是两位女士用糟糕的荷兰语说话（我不敢评论先生们，那太冒犯他们了）。如果你听见她们蹩脚的发音，你会笑破肚皮的。我们已经懒得纠正她们了，这一点儿用也没有。所以，凡是我引用妈妈或凡·达恩太太说的话，我都会使用正确的荷兰语，不再鹦鹉学舌，把她们的错误重复一遍了。
上星期，我们平淡乏味的生活里增添了一段小插曲。起因是彼得和一本关于女人的书。我给你解释下吧，玛格特和彼得几乎可以阅读库格勒先生借来的每一本书。可大人们却偏偏把这本书扣下了。这下彼得好奇得不得了。那本书究竟有什么不能看的呢？于是他趁着他妈妈在楼下说话，把书拿走了，带着战利品躲到了阁楼上。连着两天都没事。凡·达恩太太对此心知肚明，可什么也不说，直到被凡·达恩先生发现了。他大发雷霆，把书抢走，以为这就了事啦。谁知他完全低估了儿子的好奇心。彼得对他这番虚张声势根本不来气，千方百计要把这本有趣的书弄回来，读完剩下的部分。
与此同时，凡·达恩太太想知道妈妈对这事怎么看。妈妈说这本书确实不适合玛格特，但让她读其他的书并没有坏处。“你瞧，凡·达恩太太，”妈妈说，“玛格特和彼得的情况不同。首先，玛格特是女孩子，女孩总是比男孩早熟。其次，她已经读了很多严肃的书，对那些不该看的东西不会感兴趣。第三，玛格特又聪明又懂事，她在那么优秀的学校上四年级，这就说明问题了。”
凡·达恩太太虽然同意妈妈的话，可还是认为，让年轻人读那些为成年人写的书在原则上是不对的。
就在大家为这事发表意见的当儿，彼得找到了一个好时机。一到晚上七点半，大家都去私人办公室听广播，谁也顾不上他和那本书了，他便又带着他的宝贝悄悄溜到阁楼上。八点半，他该下来了，可他一头栽进书里忘了时间，结果下楼的时候，正好碰见他爸爸回房间。接下来的一幕可想而知啦：在一记耳光、一顿拳头和一番争夺之后，那本宝贝书躺到了桌上，而彼得则逃到阁楼去了。
事情就这样持续到我们吃饭的时候。彼得一直待在楼上。谁也没去管他；看来他只好饿着肚子去睡觉了。我们正吃着东西，愉快地聊着天，冷不防听到一声刺耳的口哨声。我们放下叉子，面面相觑，吓得脸都发白了。
接着我们听见彼得的声音从烟囱里传来：“我决不下楼！”
凡·达恩先生从椅子上跳起来，餐巾落到地板上，脸涨得通红，只听他大喊道：“别太过分了！”
爸爸担心再闹下去会出什么意外，一把揪住凡·达恩先生的胳膊，和他一起上了阁楼。一阵反抗和踢打之后，彼得回到自己房间把门关上了，我们继续吃饭。
凡·达恩太太想给她的宝贝儿子留一片面包，凡·达恩先生坚决不准：“他要不马上认错，就让他睡阁楼！”
我们反对说，罚他挨饿足够了，要是他感冒了怎么办？我们可没法给他请医生啊！
彼得没认错，又回到了阁楼上。
凡·达恩先生决定再也不管了，因为第二天早晨他看见彼得的床有人睡过。七点钟彼得又上了阁楼，但在爸爸的好言劝说下，他终于下楼来了。整整三天，彼得板着脸，不说一句话，随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安妮
1942年9月21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些关于密室的新闻。我的沙发床上面安了一盏灯，以后半夜间轰炸声响起来时，我拉一下绳子灯就亮了。可眼下我还不能用它，因为我们的窗户白天夜里都开着一条缝。
凡·达恩家的男同胞做了一个很实用的木纹食品柜，还装了真正的纱门。这个漂亮的柜子先放在彼得的房间里，后来为了空气流通搬到阁楼上。原先放柜子的地方，现在放了一个架子。我建议彼得把他的桌子挪到架子底下，找块漂亮的小地毯当桌布。这样他的小窝就更舒适了，虽然我可不想睡在那儿。
凡·达恩太太简直让人受不了。一个劲儿责怪我在楼上喋喋不休，可有什么法子呢，我一张嘴，话就会像豆子样往外蹦！这位太太现在有了一个新把戏，一到该她洗碗的时候就用上了：只要锅里还剩一点点食物，她就摆在那里任它发臭，也不倒进盘子里，她这样做无非是想逃避洗碗的责任罢了。到了下午，玛格特不得不洗一大堆锅碗瓢盆，这位太太就会大惊小怪地说：“哦，可怜的玛格特，你事情真多！”
库格勒先生每隔一周就会带几本给我这个年龄的女孩看的书。我对《无忧的约普》系列故事着迷得要命。我喜欢西西·范·马斯费尔特（荷兰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她的书对安妮影响很大——译者注）写的每一本小说。《最快活的夏季》这本书我已经看了四遍，可书里那些有趣的段落还是一读就想笑。
爸爸和我最近在整理家谱，他边干活边给我讲了每个人的情况。我开始学功课了。在法语上用了不少工夫，每天都死记硬背五个不规则动词。谁让我把学校里学的差不多忘光了呢。
彼得很不情愿地学着英语。我们已经弄到了一些课本，我还从家里带了许多笔记本、铅笔、橡皮擦和标签贴。皮姆（爸爸的昵称）让我教他荷兰语。我很乐意，条件是他得教我法语和其他科目。不过他也太差劲了，总是犯些你想都想不到的错误！
我有时会收听伦敦播出的荷兰语节目。伯恩哈德亲王最近宣布，朱莉安娜公主明年一月要生小宝宝了，我觉得这消息太棒了。不过大家对我这么喜欢荷兰王室的新闻，都有些不理解。
几天前的晚上，我成了大家谈论的话题。大家一致认为，我是个浅薄无知的孩子。我可不想到了十四五岁还这么无知，所以第二天我学习得特别用心。他们还谈了我看书的事，这也不准我看，那也不让我读。比如妈妈正在看的《丈夫、妻子和仆人》，就不准我看（玛格特却可以看！）。他们说得等我的思想变得更成熟，像我的天才姐姐一样才能看。随后，他们又谈起我对哲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的无知（我赶紧翻开词典查这些词语的意思），说实话，我对些东西真的一无所知。不过走着瞧，明年我就不一样啦！
我过冬的衣裳只有一件长袖连衣裙和三件羊毛开衫，好可怕。爸爸同意我织一件白色的毛衣，毛线不是很好看，只要暖和就行。我们的一些衣服保存在朋友那里，可惜得等战争结束才能穿了，当然啦，如果那时它们还在的话。
我刚好写完有关凡·达恩太太那段话，她就走进了房间。我啪的一声合上了日记本。“噢，安妮，我能看一眼吗？”“不行，凡·达恩太太。”“就看看最后一页好吗？”“不，最后一页也不行，凡·达恩太太。”
天哪，我差点吓死啦。因为最后一页上正好是写的批评她的话。
每天都会发生些事情，可我实在太累了，懒得把它们都记下来。安妮
1942年9月25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爸爸有个叫德瑞尔的朋友，七十多岁，又病又穷，聋得吓人。可他身边还有个比他小二十七岁，和他一样穷得要命的累赘老婆。她胳膊上、手上和脚上，戴满了真真假假的镯子和戒指，这些都是过去生活还富裕的时候留下的。这位德瑞尔先生给爸爸添了很多麻烦。我真佩服他跟这可怜的老人打电话时那天大的耐心。我们还住在家里时，妈妈曾劝他把留声机放在电话旁边，让它每三分钟重复一次：“好的，德瑞尔先生”或“不行，德瑞尔先生”。因为对爸爸又长又耐心的答复，那老头一句也听不懂。
今天德瑞尔先生给办公室打来电话，问库格勒先生能不能去看看他。库格勒先生心情不太好，说他会让梅普过去，后来梅普把见面取消了。德瑞尔太太又打来三次电话，可已经告诉他们梅普整个下午都不在办公室，梅普只好模仿贝普的声音接电话。结果从楼下到楼上，大家都笑坏了。现在每次电话铃响，贝普就会说：“是，德瑞尔太太！”梅普忍不住发笑，结果电话那头的人就会听到一阵咯咯的不礼貌的笑声。你能想象这情景吗？这真是世界上最棒的办公室。老板和职员都好玩儿极了！
晚上我有时会上楼去和凡·达恩夫妇聊一会儿。我们一起吃着“樟脑丸饼干”（因为饼干放在搁了樟脑丸的衣柜里），聊得很开心。最近我们谈的话题和彼得有关。我告诉他们彼得老拍我的脸，我很不喜欢。他们俩完全用一副成人的口气对我说，我能不能像喜欢哥哥一样喜欢彼得，因为他就像对妹妹一样爱护我。“噢，不行！”我回答道，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哎哟，我才不干呢！”幸好没说出口！我又说彼得有点儿木讷，可能因为太害羞了。和女孩子接触太少的男孩，通常都这样。
我不得不说“密室委员会”（我们这里男士们的机构）太有创意啦，听听他们想出来的好办法吧：为了把消息传递给布洛克斯先生（他是欧佩克达公司的销售代理，也是冒险为我们藏东西的一个朋友），他们先给公司的顾客——西兰岛（丹麦最大的岛——译者注）南部的一位店主打一封信，要他填好表格后，用随信附上的信封寄回。那个信封上有爸爸事先写好的地址。信从西兰岛一寄回来，表格就被取出来，换成爸爸亲手写的信。这样布洛克斯读到爸爸的信时，一点儿破绽也看不出来。他们选择西兰岛的那个省，是因为那儿离比利时近，信件很容易混过边境。何况如果没有特许通行证的话，谁也去不了那儿。像布洛克斯那样一个普通的销售员，是不可能拿到特许通行证的。
昨晚爸爸睡觉的时候东倒西歪，又从床上跌下来了。他说脚冷，我把自己的睡袜给了他。结果五分钟后他把袜子扔到地上，又把毯子拉过头顶，因为灯光让他心烦。灯关上后，他才小心翼翼地把头伸出来。他这番折腾真笑人。随后我们聊起了玛格特和彼得，彼得说玛格特是个“爱管闲事的人”。爸爸的声音从被子里传来：“爱管闲事的大妈。”
莫西、彼得带来的猫，现在对我越来越友好了，不过我还是有点怕她。安妮
1942年9月27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妈妈和我今天进行了一场所谓的“讨论”，可说着说着我就流眼泪了，太讨厌啦。但我实在忍不住啊。爸爸一直对我很好，也非常理解我。每当这种时候我一点儿也受不了妈妈。我在她眼里简直就像个陌生人；连我对那些最普通的事情是怎么想的，她都搞不清楚。
我们谈起女佣的话题，谈到是不是该像现在这样叫她们“家政服务员”。妈妈说等战争结束后，大家肯定都会这么叫。我不同意她的看法。结果她就说我老在那里谈“以后怎样”，还做出一副大小姐的样子，虽然我根本没有。我不觉得谈论空中楼阁有什么不对的，只要你别太当真就是了。幸亏爸爸总是站在我这边。
我和玛格特的关系处得也不好。尽管我们没像楼上的那一家子大吵大闹过，但也并不那么融洽。玛格特和妈妈的性格跟我的简直格格不入。我对我的女友们都比对妈妈更了解。真遗憾，是吗？
不知第几次了，凡·达恩太太又板起一张脸。她真是个喜怒无常的人，她把自己的东西一件件不断地搬走并锁起来。对凡·达恩太太这种“搞失踪的行为”，妈妈真该用同样的方法报复一下，不然太不公平了。
有些人，比如凡·达恩夫妇，他们不仅特别喜欢管教自家的孩子，还以管教别人的孩子为乐。玛格特是不需要他们那一套的，她天生就听话、善良、聪明，完美极了，可我跟她一比，浑身就都是缺点了。一次又一次，房间里充满了凡·达恩先生的警告和我毫不服气的反驳。多亏爸爸妈妈总是护着我，为我辩解。不然的话，我准得脸不红心不跳地跟凡·达恩先生吵一番。他们老是叫我少说点话，管好自己的事，谦虚一些，可那些条条框框我根本做不到。虽然爸爸妈妈对我期望并不太高，可要不是爸爸那么有耐心，我早就不指望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了。
吃饭的时候，要是我少吃了一口讨厌的蔬菜，多吃了点土豆，凡·达恩夫妇，尤其是凡·达恩太太就看不惯了，觉得我太娇生惯养。“别老吃土豆呀，安妮，吃些青菜吧。”“不，谢谢，”我回答说，“我只想吃土豆。”“蔬菜对你身体有好处；你妈妈也这么说。多吃些吧。”凡·达恩太太固执地劝着，直到爸爸打断她，说我有权拒绝不喜欢吃的东西。
这下凡·达恩太太恼羞成怒了：“你真该在我们家长大，我们对孩子可不是这么教的。我看你们的教育有问题。安妮实在被惯坏了。我才不许她这样呢，安妮要是我的女儿……”“安妮要是我的女儿……”——每次她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都会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和结束语。谢天谢地，我才不要做她的女儿呢！
还是接着谈教育孩子的话题吧。昨天凡·达恩太太发表完她小小的演讲之后，大家沉默了一会儿。随后爸爸说：“我觉得，安妮很懂事。至少她学会了不打断你没完没了的说教。至于多吃蔬菜的事，我得说有些人是锅笑壶黑。”
凡·达恩太太像泄了气的皮球。不用说，“锅”是指她自己，因为她晚上不吃豆子和别的甘蓝类蔬菜，她说吃了会“放气”。难道我不会找同样的理由吗？真是个笨蛋，对吧？不管怎样，希望她再也不好意思说我啦。
你要是看见凡·达恩太太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才好笑呢。我就不会像她那样，她背地里为这事儿恼火得很。安妮
1942年9月28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昨天我还没写完就不得不停笔。我巴不得马上告诉你我们的另一场争吵，不过还是先说说我的看法吧。大人们动不动就为了芝麻大的事儿吵嘴，这真让人觉得稀奇。我一直以为吵架是孩子们干的事，等他们长大了就不会了。当然啦，有时发生争执是免不了的。但在我们这里，连日常的交流简直也变成了口角。本来我满可以对这种事情习以为常，可我做不到，永远做不到，因为几乎每一场“争论”都是针对我的。（他们把这叫“争论”而不是“争吵”，可这有什么区别呢！）
他们把我说得一无是处：我的行为，我的性格，我的仪态举止；从头到脚没一处不被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刺耳的批评和高声的叱责，经常劈头盖脸落在我身上。只因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长辈，我就该默默忍耐。我才不会呢！我才不要忍气吞声呢。我要让他们明白安妮·弗兰克不是三岁大的小毛孩。让他们睁大眼睛闭上嘴，弄清楚应该管好他们自己的言谈举止，而不是我的。看他们还会不会那样教训我，又简单又粗野地对待我！一次又一次，他们的粗鲁，凡·达恩太太的愚蠢，所有这一切……让我惊得目瞪口呆。不过，等我习惯了他们这套，这不会等太久的，我就会以牙还牙，让他们也感受感受，看他们还会不会是这副腔调！我真像凡·达恩家说的那样，没礼貌，任性，倔强，爱出风头，愚蠢，懒惰（还有好多好多缺点）吗？不，当然不是。我知道自己有缺点，可他们也太夸大了吧！凯蒂，你不知道，他们这样责备和嘲笑我，我真的气坏了。这股怒火早晚会爆发的，等着瞧吧。
好啦，关于争吵的事说得够多了，你该厌烦了吧。不过我还想给你讲讲我们吃饭时的一场对话，有趣得很。
我们不知不觉谈到了皮姆，说他多么谦虚，多么和蔼。这一点恐怕人人都得承认，连傻子也不会怀疑。这时凡·达恩太太（随便你谈什么她都要插一嘴）突然说道：“我也很谦虚、很温和呀，比我丈夫好多了！”
你听过比这更可笑的话吗？这话本身就证明了她一点儿也不够谦虚！
凡·达恩先生觉得既然他太太提到了自己，有必要作一番解释，他平静地回答：“我不想谦虚，也不想温和。依我看啊，你争强好胜可占了不少便宜！”随后他转过脸对我说：“不要太谦虚太温和了，安妮，这对你一点儿好处也没有。”
妈妈同意他的观点。不过凡·达恩太太照例又要发表一番高见。这次她没直接针对我，而是对爸爸妈妈说：“你们的人生观太奇怪了，所以才会这样教育安妮。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事情可不是这样的。我看不是时代变了，而是你们这个现代家庭太与众不同了！”
她这番话直接攻击了妈妈教育子女的方法，而妈妈也不是第一次为自己辩解了。凡·达恩太太的脸涨得通红，这使她很难堪。爱脸红的人生起气来会更冲动，结果也会更快地败给对手。
妈妈却面不改色，一心只想快点结束这场讨论，她想了一下，回答道：“说实话，凡·达恩太太，我认为一个人还是不要过分谦虚才好。我丈夫、玛格特，还有彼得都是特别谦虚的人。而你丈夫、安妮和我，虽然说不上跟他们刚好相反，但也不会随随便便受人摆布。”
凡·达恩太太嚷起来：“噢，弗兰克太太，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说自己谦虚，难道说错了吗。你怎么能说我喜欢摆布别人呢？”“我没说你喜欢摆布别人，可也不能说你是个谦虚的人。”“我真想知道我怎么摆布别人了！在这儿我要是不照顾好自己，就会饿死，谁也帮不了我。可这并不表明我就没有你丈夫那么谦虚了。”
对这种荒唐的辩解，妈妈除了一笑了之还有啥办法呢。可这种态度更惹恼了凡·达恩太太。天生没一点口才的她，偏要强词夺理地争辩，一会儿德语，一会儿荷兰语，最后连自己都搞不清在说什么了，无奈之下她才从椅子上站起来，准备离开房间。就在这当儿，她的目光落到了我身上。你真该瞧瞧她那副德性！我也够倒霉啦，凡·达恩太太回头瞧的时候，我正摇头晃脑，又嘲讽又同情地看着她。我不是有意这么做的，刚才听她的演说太专心，听得忘形了。凡·达恩太太转过身来，对我一顿训斥。她说着下流、粗俗的德国话，难听死了，活像个肥胖的红脸泼妇。那场面真好看。如果我会画画，一定把她的样子画下来。这个没头脑的女人，蠢得叫我吃惊！从这件事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只有在和一个人有过一场激烈的交锋之后，你才会了解这个人，才能对他的性格做出正确的判断！安妮
1942年9月29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躲起来生活，会遇到多少的怪事儿啊！想想吧，我们洗澡竟没有浴缸，只能坐在洗衣桶里洗。这还不算，因为只有办公室（我是说整个楼下）才有热水，我们七个人不得不轮流享用这宝贵的机会。既然我们的性格各不相同，何况对这种事谁都会有几分害羞，我们洗澡的地方也不一样。彼得选的是厨房，尽管那里有一扇玻璃门。每到他洗澡时，他就会依次走到我们面前打招呼，叫我们半小时内不要打厨房外面经过。他认为这样足够了。凡·达恩先生在自己房间里洗，为了安全起见，他宁可不嫌麻烦地把热水从楼下提到楼上。凡·达恩太太到现在还没洗过澡，她还在考虑哪个地方最合适。爸爸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洗，妈妈躲在厨房火炉的挡板后面洗。玛格特和我选中了前办公室。那里一到星期六下午就拉上了窗帘，我们只好摸黑瞎搓一气，这时我们其中的一个负责望风的就透过窗帘缝隙，好奇地窥视着外面来来往往、有趣的行人打发时间。
不过现在我不再喜欢那地方了，从上周开始我就在寻找一个更舒适的角落。彼得给我出了个主意，叫我把桶搬到那个宽敞的办公室洗手间里。这样我就可以坐在里面，开着灯，锁上门，把水尽情往身上倒，不用人帮忙，也不用担心被人看见。星期天，我第一次使用了这个可爱的“浴室”，虽然感觉有点儿不习惯，还是很满意。
上星期三水暖工在楼下干活，他把办公室厕所里的水管移到过道里，以防严寒的冬天管子被冻坏。水暖工的“来访”令人很不愉快。我们不仅一整天都不能开水龙头，连上厕所也得忍着。我告诉你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儿不雅，但我可没那么假正经。我们一到秘室的那天，爸爸和我就用罐头瓶子做了个临时应急用的便壶。水暖工在楼下忙活的时候，这个玻璃罐子派上了用场，我们白天就用这个罐子解决问题。不过在我看来，这还算不上什么困难的事，最恼火的是你必须一动不动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能说。你根本想象不到这对“呱呱小姐”来说有多难受。平时我们还能悄悄讲话，现在不能说话不能走动，更是难熬十倍。
一连三天坐下来，我的屁股又疼又僵。多亏晚上还能做操放松一下。安妮
1942年10月1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昨天我吓惨啦。八点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我以为有人找上门来，你明白我指的是谁。后来大家都肯定地说，不是有人搞恶作剧，就是邮差干的，我才放下了心。
这里的生活安静极了。莱文索恩先生是个小个子犹太药剂师，在厨房为库格勒先生工作。他对这幢楼房很熟悉，我们一直很担心他突然冒出个念头，想进来看看曾经的实验室。所以我们安静得像一群小耗子。谁能想到三个月前那么活泼好动的安妮，现在竟可以一动不动连续坐好几个小时？还有什么她做不到的呢？
9月29日是凡·达恩太太的生日。我们虽然没热烈地庆贺，可还是送了她鲜花和小礼物，还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食物。她丈夫送了她一束康乃馨，这似乎是他们家的传统。
我顺便再说点凡·达恩太太的事吧。她竟然在爸爸面前卖弄风情，真让人气恼。她摸他的脸和头，把裙子撩得高高的，说些一点儿也不好笑的“俏皮话”，千方百计想吸引爸爸注意。幸好爸爸根本不觉得她可爱、有魅力，对她的挑逗没什么反应。不过你知道，我是个爱忌妒的人，对她的这种调情，实在看不惯。再说啦，我妈妈就不会对凡·达恩先生这么做的，这话我是当着凡·达恩太太的面说的。
彼得有时也很好玩儿。我们有个共同点：都喜欢乔装打扮。这给大家增添了不少乐子。一天晚上，我们又化上妆出现在大家面前，彼得穿着她妈妈的紧身连衣裙，戴一顶女帽；我穿着他的西装，戴着鸭舌帽。大人们都笑得前仰后合，我们也开心得不得了。
贝普从毕海夫百货公司给我和玛格特买了两条新裙子。布料难看得吓人，像是装土豆的麻袋。这种货色百货公司在战前是不敢卖的，可玛格特那条竟要价24盾，我的是7.75盾。
还有件让人期盼的事呢：贝普给玛格特、彼得和我订了一套速记函授教程。等着瞧吧，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速记高手啦。不管怎么说，会用密码写东西真的挺好玩儿。
我的左手食指痛得要命，所以不能熨衣裳了。
真幸运！
凡·达恩先生希望吃饭时我坐在他旁边，因为他看不惯玛格特吃得那么少。有点变化也不错，正合我的意。外面院子里老是有只小黑猫在游荡，让我总想起我亲爱的莫提。还有个理由让我乐于接受改变座位的提议，妈妈总是喜欢找我的碴儿，特别是吃饭的时候。现在让玛格特去听她唠叨吧，或者说平息她的唠叨吧，因为妈妈是不会对玛格特说挖苦话的。这怎么可能呢，在她眼里，玛格特简直就是个完美的圣人！最近我经常这样嘲笑她，玛格特为此很气恼。也许这能教她懂得做人不要那么虚伪。她早该改改她的德性啦。
我讲个特别逗的笑话，来结束这篇大杂烩日记吧。这是凡·达恩先生说的笑话：
什么东西走路咔嚓咔嚓九百九十九下，然后啪嗒一下？
有一条腿畸形的蜈蚣。
拜拜。安妮
1942年10月3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昨天每个人都在尽情取笑我，因为我挨着凡·达恩先生躺在床上。“这个年龄！真不害臊！”他们说了很多这种话，真蠢。我永远不可能像他们说的那样，想跟凡·达恩先生睡觉。
妈妈和我昨天又吵了一架，事情都是她挑起的，她却跟爸爸告我的状，把过错都推在我身上，还哭了起来，弄得我也哭了，我本来就头痛得要命。后来我对爸爸说我更爱“他”而不是妈妈，他回答说这只不过是我一时的气话，我可不那么认为。我真受不了妈妈，所以我得随时控制情绪，不要冲她发火，即使气得想扇她耳光也要保持平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讨厌她。爸爸说妈妈不舒服的时候，我应该主动关心她，我才不想这么做呢，因为我根本不爱她。我可以想象妈妈有一天会死去，却无法想象爸爸也会死。我真卑鄙，可我就这么想的啊。希望妈妈永远不要读到这些话，不要读到我写下的任何东西。
我获得许可可以多看几本成人看的书了。眼下我忙着读妮可·凡·祖赫特伦写的《伊娃的青春》。我觉得它和专门写给少女看的书没什么不同。伊娃以为孩子像苹果一样长在树上，成熟后就被鹳鸟衔去送给他们的母亲。可伊娃看见女友的猫生小猫崽儿时，小猫从大猫的身体里出来，于是她想，猫也像鸡一样会生蛋和孵蛋；妈妈想要孩子时就到楼上去生蛋，再从蛋里孵出宝宝来。孩子孵出来后，妈妈因为一直蹲着简直都累坏了。有段时间，伊娃也想要个孩子。她找来一条羊毛围巾铺在地上，好让蛋落在上面，然后她蹲下来使劲用力，还学母鸡咯咯地叫唤，可等了半天，连蛋的影子都没有。过了好久，终于有什么掉下来了，但那不是蛋，而是一根“香肠”样的东西！伊娃很不好意思，以为自己生病了。这故事真好玩儿，是吗？这本书还讲了那些在街上出卖肉体、换取金钱的女人的故事。我要是像那样站在男人面前，会无地自容。此外，还提到伊娃来月经了。啊，真希望我也快点来月经，这样我就真的长大了。
爸爸又在那里嘟囔着吓唬我，说要把日记本拿走。太可怕啦！从现在起，我要把它藏起来。安妮
1942年10月7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我幻想着……
我到了瑞士。爸爸和我睡在一个房间。男孩们的书房变成了客厅，我在那里接待客人。他们给我带来了很多新家具，有茶几、书桌、扶手椅和沙发床。每样东西都那么棒。我高兴极了。几天后，爸爸给了我150盾，当然是换成了瑞士的钱了，可我还是喜欢叫它们盾。爸爸说我可以用它们买我需要的一切。（此外，我每周都得到1盾零用钱，可以买我想要的任何东西。）我和伯恩德一起出去买东西啦，我们买了：三件贴身棉内衣，每件0.50盾，共1.50盾三条棉底裤，每条0.50盾，共1.50盾三件羊毛贴身衣，每件0.75盾，共2.25盾三条羊毛底裤，每条0.75盾，共2.25盾两件衬裙，每件0.50盾，共1.00盾两个文胸（最小号），每个0.50盾，共1.00盾五件睡衣，每件0.50盾，共5.00盾一件夏季睡袍，每件2.50盾一件冬季睡袍，每件3.00盾两件女式短睡衣，每件0.75盾，共1.50盾一个小枕头，每个1.00盾一双轻便拖鞋，每双1.00盾一双棉拖鞋，每双1.50盾一双夏天的鞋（上学穿），每双1.50盾一双夏天的鞋（正式场合穿），每双2.00盾一双冬天的鞋（上学穿），每双2.50盾一双冬天的鞋（正式场合穿），每双3.00盾两条围裙，每条0.50盾，共1.00盾二十五条手帕，每条0.05盾，共1.00盾四双长筒丝袜，每双0.75盾，共3.00盾四双及膝长袜，每双0.50盾，共2.00盾四双短袜，每双0.25盾，共1.00盾四双厚长筒袜，每双1.00盾，共2.00盾三股白纱线（织内衣和帽子），共1.50盾三股蓝纱线（织毛衣和裙子），共1.50盾三股花线（织帽子和围巾），共1.50盾若干围巾、腰带、领饰和纽扣，共1.25盾
加上：两件上学穿的连衣裙（夏天），两件上学穿的连衣裙（冬天），两件高档连衣裙（夏天），两件高档连衣裙（冬天），一件夏季短裙，一件高档冬季短裙，一件上学穿的冬季短裙，一件雨衣，一件夏季外套，一件冬季外套，两顶有边帽，两顶无边帽。总计108盾。
两个钱包，一套溜冰服，一双溜冰鞋，一套化妆品（包括粉饼、粉底霜、洁面霜、防晒霜、棉花、急救包、胭脂、口红、眉笔、浴用盐、爽身粉、古龙香水、肥皂、粉扑）。
再加上四件毛衣，每件1.50盾；四件女式衬衣，每件1.00盾；零杂物品，每项10.00盾；以及书籍和礼品，每样4.50盾。安妮
1942年10月9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今天只有一些可怕的、令人沮丧的消息告诉你。我们的犹太人朋友和熟人，正在被大批地带走。盖世太保对他们野蛮极了，用运牲口的货车把他们押到德伦特（荷兰东部一个省份——译者注）的威斯特伯克大集中营去。他们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往那里送。梅普给我们讲了那些企图逃跑的人们的情况。那个集中营可怕得很。人们几乎什么吃的也没有，更不要说喝的了，每天只提供一个钟头的饮用水，几千人共用一个厕所，一个洗脸池。男人女人睡在同一间屋子里，妇女和儿童都被剃成光头。逃跑是不可能的；有许多看守，而且被剃光的脑袋也给他们打上了鲜明的记号。
如果在荷兰都这么糟糕，那些被德国人送到更远更荒凉地方去的犹太人，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猜他们大部分都被杀害了。英国电台说他们被毒气毒死了。那也许是死得最快的方法吧。
我害怕极了。梅普讲的这些事情那么恐怖，那么令人心碎，连她也感到惊慌不安。她告诉我们，几天前，盖世太保把一个瘸腿的犹太老妇人撂在她家门口，他们找车子去了。那个老太太被刺眼的探照灯和头顶上扫射英国飞机的枪炮声吓坏了。梅普却不敢让她进屋。没人敢这么做。被德国人抓住受罚可不是好玩儿的。
贝普的心情也不好。她的男朋友被送到德国去了。每次飞机从头顶飞过，她都害怕炸弹会一股脑儿扔在伯图斯的头上。“哦，别担心，他可没那么走运”或“一颗炸弹就全搞定啦”，这时候还对她开这种玩笑实在太过分了。不光是伯图斯一个人被送到德国服劳役，每天都有一车又一车的年轻男人被带走。火车在小站停车时有些人想趁机逃跑，但只有很少人能逃脱，找地方躲起来。
我这篇悲伤的日记还没写完呢。你听说过“人质”吗？这是对抵抗分子的最新惩罚。你想不出比这更恐怖的事了。优秀的市民——那些无辜的人——被抓起来等待枪毙。如果盖世太保找不到真正的捣蛋分子，就随便抓五个人质，让他们背靠墙站成一排……然后他们的死讯被登在报纸上，叫作“致命事故”。
自称为优秀人种的德国人，我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不，这不是真的。希特勒早就剥夺了我们的国籍。对犹太人来说，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德国人更大的敌人了。安妮
1942年10月14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我忙坏啦。昨天翻译了一章《美丽的莉芙迈丝》，还摘抄了很多书里的词汇。然后做了一道讨厌的数学题，又翻译了三页法语语法。今天学了法语语法和历史。我实在不想每天做那些可怕的数学题了。爸爸也认为它们非常的烦。
虽然比起爸爸来，我的数学稍好一点，可其实我们两个都不怎么样，经常得请玛格特帮忙。我还在努力学速记，我喜欢这门课。玛格特、彼得和我三个人中，我的进步最大。
我读了《风暴的家庭》。它很不错，但比不上《无忧的约普》系列。这两本书里有些相同的字眼，不过这不奇怪，是同一个作者的手笔嘛。西西·凡·马斯费尔特真是个了不起的作家。以后我一定也让我的孩子们读她写的书。
另外，我还读了很多科尔纳写的剧本。我喜欢他写的东西。例如，《海德薇格》《来自不来梅的堂兄弟》《家庭女教师》《绿色的多米诺骨牌》等。
妈妈、玛格特和我现在又成为好朋友了。就要这样做才对。昨晚玛格特和我头挨着头躺在我的床上，挤得要命，可是也很好玩儿。她问我能不能偶尔看看我的日记。“有些部分可以看。”我说，然后我问能不能看她的。她也同意我看她的日记。
接着我们聊起了未来，我问她长大后想干什么，她神神秘秘的，不肯说。我猜可能是老师一类的职业吧；不过，我也不太肯定，只是觉得有可能罢了。我真是太爱管闲事啦。
今天早上我把彼得从他的床上赶走，自个儿躺在上面。他很生气，不过我才不管呢。他应该时常对我更好点儿才对。不说别的，昨晚上我还给了他一个苹果呢。
我曾问玛格特我是不是很丑。她说我很可爱，眼睛很漂亮。她说得有点儿含糊，不是吗？
好啦，下次再聊吧！安妮
又及：今天早上我们都称了体重。玛格特现在132磅，妈妈136磅，爸爸155磅，安妮96磅，彼得148磅，凡·达恩太太117磅，凡·达恩先生165磅。我来这里三个月重了19磅。很不错，是吗？
1942年10月20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我的手还在发抖，尽管受到惊吓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我得说明一下，这幢楼房有五个灭火器。有个木匠（随便你管他叫什么）要来灌灭火器，办公室的人真傻，忘了告诉我们。结果我们都没保持安静，直到我听到从楼梯间传来的敲击声（透过活动书架）。我马上想到可能是那个木匠，赶忙去告诉贝普（她和我们在一起吃午饭），现在她不能回到楼下。爸爸和我在门口守着，听那个人什么时候离开。大约干了一刻钟活儿后，他把锤子和其他工具放在书架上（我们猜测），然后拼命敲门。我们吓得脸都白了。莫非他听见了什么可疑的声音，想检查这个神秘兮兮的书架吗？多半是的，因为他不停地又敲又拉、又推又摇。
想到这个陌生人就快发现我们藏身的宝地，我差点吓晕了。正当我以为这下日子到头啦，我们听见了克莱曼的声音：“开门，是我。”我们立即给他开了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固定书架的挂钩被卡住了，没人能进来告诉我们木匠要来。木匠走了后，克莱曼先生上来叫贝普，才发现门打不开了。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在我想象中，那个想闯进密室来的人，不断长啊长啊，直到变成一个巨人，变成世界上最残忍的法西斯分子。可怕极了！幸好一切正常，至少这一回是一场虚惊。
星期一我们这里开心极了。梅普和让来和我们一起过夜。玛格特和我晚上睡在爸妈的房间里，这样他们俩就可以睡我们的床了。晚餐十分可口，是特意为他们准备的。这场聚会被暂时打断了一下，爸爸的灯短路了，我们顿时陷入黑暗中。怎么办？保险丝倒有，可装保险丝的盒子在房子后面黑黢黢的仓库里，摸黑去那儿可不是件愉快的事。不过，男士们还是大着胆子去了，十分钟后我们收起了蜡烛。
今天早晨我起得很早。让已经穿好了衣服。因为八点半要赶去上班，他八点钟就上楼吃了早饭。我进房间的时候，梅普正忙着穿衣裳，我看见她穿的贴身内衣，和我骑车时穿的一样。玛格特和我也匆匆穿好衣服上了楼，比我们平时要早一些。我们高高兴兴吃完饭，梅普就下楼了。外面在下大雨，她很庆幸用不着骑车上班了。爸爸和我整理了床铺，随后我学了五个不规则法语动词。真用功，是吗？
玛格特和彼得在我们的房间里看书，莫西挨着玛格特，蜷缩在沙发上。我记完了单词，也和他们一起看书。我读的是《森林永远歌唱》。非常优美的一本书，感觉与众不同。我快看完了。
下个星期该贝普来和我们一起过夜啦。安妮
1942年10月29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我着急得要命。爸爸生病了，满身的疹子，还发着高烧，好像在出麻疹。想想吧，我们都不能为他请医生！妈妈让他出了很多汗，希望这样可以退烧。
今天早上梅普对我们说凡·达恩家里的家具全被搬走了。我们还没告诉凡·达恩太太。她最近有些神经质，我们可不想听她唉声叹气，念叨她抛下的那些漂亮的餐具和精致的桌椅。我们的很多好东西也丢下了。可现在报怨这些有什么用呢？
爸爸想让我开始读黑贝尔和其他德国名作家的书。我现在看德语书看得很顺畅了，虽然还是喜欢念出声，不习惯默读，可还过得去吧。（但我会习惯的。）爸爸从书柜里取下了歌德和席勒的剧本，打算每天晚上读一点给我听。我们已经开始读《唐·卡洛斯》了。妈妈也学爸爸的样子，把她的祈祷书塞在我手里。为礼貌起见，我读了几段德语的祈祷文。它们听起来当然很动听，却无法打动我。为什么她要强迫我虔诚呢？
明天我们要头一次给炉子生火了。烟囱恐怕有好多年都没打扫过，房间里没准会烟雾弥漫。希望那东西还通风！安妮
1942年11月2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星期五晚上贝普在我们这里过夜。很有意思，可她喝了些酒，睡得不太好。除此以外，没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我昨天晚上头痛得厉害，一早就睡了。玛格特又开始惹我生气了。
今天早上我给办公室整理一盒索引卡片，它们从桌上掉下来，全搞混了。不一会儿我就快发疯啦。我叫玛格特和彼得帮忙，他们两个都懒得来，于是，我把卡片搁了起来，自己也不干了。
我才没那么傻，把这种事儿全包揽在自己身上！安妮
又及：我忘了提一件重要的事，可能我马上要来月经了。因为最近我常常发现内裤上有白色的污迹，妈妈估计说就快来了。我都等不及啦。这可是件大事啊！糟糕的我竟然没有卫生巾用，现在不可能买到。我也不能用妈妈的卫生棉条，只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才能用。
1944年1月22日安妮对这则日记添加了补白：
我再也不能写这样的东西了。
现在重读一年半前写的日记，我为自己的幼稚和单纯感到惊讶。说心里话，虽然我很希望还像从前那么单纯，但我知道永远不可能了。对我自己情绪的变化，对玛格特和爸妈的评论，我记忆犹新，仿佛它们是我昨天才记下来的。但对别的事我也写得那么率直，这让我有些没想到。重读它们我真的很难为情，因为在我记忆中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回忆比现实要愉快得多。可我的日记却写得这么粗俗。不过，再也不会这样啦。
我能理解自己想家的心情，以及思念莫提的心情。自从躲到这里以后，我会时而朦胧、时而清晰地期盼着有人能完全信任我、爱我（包括身体的爱抚）。这种渴望时强时弱，可从没有消逝过。
1942年11月5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英国人终于在非洲打了几场胜仗，斯大林格勒到现在也没沦陷。今天早上男人们都很高兴，我们喝了咖啡和茶。此外没什么特别值得提及的。
这星期我读了很多书，但没怎么做功课。事情就该是这样的。这才是成功之路，对吧。
妈妈和我最近处得还不错，可我们永远不能心有灵犀。爸爸虽然很少谈他的感情，但他会一直是我最贴心的人。我们生火取暖已经有几天了，屋子里还满是烟雾。要是有暖气就好啦，这么想的可能不光我一个人吧。玛格特真是个“讨厌鬼”（简直没法形容她），从早到晚都惹人生气。安妮
1942年11月7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妈妈最近有些烦躁，这对我来说，可不是好兆头。爸爸妈妈从不责备玛格特，把什么事都怪在我身上，这难道只是巧合吗？举个例说吧，昨天晚上，玛格特在看一本插图很漂亮的书。过了一会儿她起身把书放在一边，我正好没事，就拿起来看上面的插图。玛格特回来了，看见她的书在我手中，皱起眉头，生气地叫我还给她。我还想再看会儿，可玛格特就不让了，这时妈妈插嘴说：“玛格特在看那本书，还给她。”
爸爸进来了，根本没问怎么回事，就以为玛格特受了冤枉，狠狠地对我说：“我倒想瞧瞧你会怎么样，要是玛格特拿了你的书！”
我一下子泄气了，扔下书，“怒气冲冲地”（按他们的说法）离开了房间。其实我没有怒气冲冲的，只是很伤心罢了。
爸爸没了解情况就做出判断是不对的。我本来会很快把书还给玛格特，如果爸爸妈妈不插进来，忙着帮她说话，好像她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
妈妈当然是要帮玛格特说话的。她俩总是互相帮衬着。我早就习惯了，对妈妈的责备只当耳旁风，对玛格特的喜怒无常也装没看见。我爱她们，只因为她们是妈妈和姐姐，我并不爱她们这两个人本身。对我来说，她们就是去跳河，也没多大关系。爸爸就不一样啦，看到他对玛格特偏心，不管她做什么都赞成，对她赞不绝口，亲热地拥抱她，我就感到一阵阵钻心的痛，因为爸爸是我最爱的人。我干什么都学爸爸的样，这世上没有人比爸爸更让我牵挂了。可他却一点儿不觉得他对玛格特和我的态度不一样。玛格特确实天性聪明，听话，又那么漂亮和优秀。但我也不该被忽视呀。可在这个家里我总是小丑，是捣蛋鬼。我为自己的过错受着双倍惩罚：不仅挨他们的骂，自己也觉得无可救药。爸爸对我那种漫不经心的爱，和那些所谓的严肃的谈话，再也不能让我满足了。我想从爸爸那里得到的感情是他不可能给我的。我不忌妒玛格特，从来没有，也不羡慕她的聪明和美貌。我只是希望爸爸真心爱我，不是因为我是他的女儿，而因为我就是我，是安妮自己。
我总想黏着爸爸，因为我对妈妈越来越看不惯了，只有跟爸爸保持亲近，我心中那最后一缕家的感觉才不会完全消逝。他不明白，有时我必须发泄对妈妈的不满。他不想谈这些，只要一说到妈妈的短处他就回避。可妈妈呢，缺点又实在太多啦，真让我头痛。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不能成天忍受她的粗心、她的挖苦，还有她那副铁石心肠，我更受不了她把什么过错都推在我身上。
我的性格和妈妈正好相反，所以总免不了吵嘴。我不想评价她；我没有那个资格。我只不过想把她当一位母亲看待。但她对于我算不上母亲——我得自己做我的母亲。我和他们越来越疏远。我走我自己的路，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我走对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这个我必须叫“妈妈”的女人，与我心目中理想的母亲和妻子的形象，差得实在太远了。
我常常对自己说，不要学妈妈不好的地方。我希望只看到她的优点，希望她的不足在我自己身上得到弥补。但希望终归是希望，最要命的是爸爸和妈妈竟一点儿也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不足，不知道我对他们有多么失望。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正能让孩子们快乐的父母呢？
有时我觉得这是上帝在有意考验我，考验我的现在和将来。我得靠自己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人，没有人可以给我做榜样，也没人能给我提建议，不过这样也好，我最终会变得更强大。
除了我还有谁会读这些日记呢？除了我自己，谁还能给我安慰呢？我内心多么渴望安慰，我常常感到自己很软弱，而不是坚强。我明白自己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每天都决心做得更好一点儿。
他们对我的态度常常自相矛盾。今天还说安妮是个懂事的女孩，有权知道一切，明天又说安妮是个笨蛋，什么也不懂，她知道的那些东西都是从书本上读来的！我已经不是个孩子，也不是被宠坏了的小宝贝，怎么能随便做什么，都被人嘲笑。我有自己的想法、计划和理想，只是现在还说不清楚罢了。
天哪。我脑子里乱极了，一到晚上我一个人时，还有白天我得忍受那些讨厌的人和事时，就会这样。他们总是误解我的意思。这就是我更愿意写日记的原因——我想开始就开始，想结束就结束，凯蒂对我永远都那么有耐心。我答应过她，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坚持走下去，找到我自己的路，忍住不流泪。我真的希望这样做有帮助，当然，更希望有个爱我的人给我鼓励，哪怕一次也好。
不要责备我，我和别人一样，有时忍耐到极限，也会爆发的。安妮
1942年11月9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昨天是彼得的生日，他十六岁了。我八点就上了楼，和彼得一起看他的生日礼物。他收到了一副棋盘游戏、一只剃须刀和一个打火机。他不怎么抽烟，实际上一点儿也不抽，但打火机真的很棒。
中午一点，凡·达恩先生告诉我们英国人已经到达了突尼斯、阿尔及尔、卡萨布兰卡和奥兰。这消息太令人振奋啦。“这是结束的开始。”大家都这么说，但英国首相丘吉尔（他在英国一定也听到人们这么说）却在广播里宣告：“这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不过，也许这是开始的结束。”你能听出这些说法有什么不同吗？不管怎样，我们有理由乐观。苏联的斯大林格勒已经被围困三个月了，还是没有落到德国人手中。
现在我给你讲讲密室的食物供应情况吧。（先说明一下，楼上住的都是些真正的馋鬼。）
我们的面包每天由克莱曼先生的朋友，一位好心的面包师送到楼下。当然啦，面包没有从前在家里那么多，但也足够了。我们还从黑市上购买食品配给券，价格一直在涨，已经从27盾涨到了33盾。那只不过是些印了字的纸片啊！
为了有足够的食物储备，我们储存了几百听罐头，还买了三百磅豆子。这不光是给我们自己吃，也给办公室员工吃。我们把麻袋装的豆子，用钩子挂在密室入口处的过道里。可它们太沉，有的袋子已经裂缝了。于是我们决定把豆子搬到阁楼上，彼得承担了这个重任。总共有六袋豆子，其中五袋都被他完好无损地搬上去了，就在他忙着搬最后一袋时，袋子破了，褐色的豆子像一股洪水，不，像雹子一样滚出来，在空中飞溅，洒得满楼梯都是。袋子里装了整整五十磅豆子，响声大得惊人。楼下的人都以为房子要塌下来砸在头顶上了。彼得先是傻了眼，随后看见我站在楼梯底下，像一座小岛，淹没在豆子的汪洋中，褐色的波浪拍打着我的腿和脚，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们马上开始捡豆子。可它们那么小，又滑溜溜的，简直无孔不入。现在我们每次上楼去，就会弯下腰，四处搜寻，然后交给凡·达恩太太满满一捧从地上拾起来的豆子。
我差点忘了说，爸爸的病已经好了。安妮
又及：刚才听广播说，阿尔及尔被攻下了。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和奥兰几天前已经在英军手中。现在我们等着突尼斯的消息。
1942年11月11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好消息！密室将迎来第八个成员啦！
这是真的，我们一直觉得这里有足够的地方和食物，可以再多藏一个人，只是担心这会给库格勒先生和克莱曼先生增加负担。但我们听到的犹太人受的迫害，一天比一天更恐怖，所以爸爸试探了一下他们两人的口气。他们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要说危险的话，七个人和八个人都是一样的。”他们说得对。既然这么定了，我们便坐下来，在心里把熟人仔细想了一遍，想找一个能融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合适的人。这并不太难。爸爸否定了凡·达恩家所有的亲戚，最后我们选中了一个叫阿尔弗雷德·杜塞尔的牙医。他和一个迷人的、信基督教的女子住在一起，那个女子比他年轻得多。他们大概还没结婚，不过那不重要。我们都觉得他性格安静，很有教养，从我们的初步了解来看，他是个好人。梅普对他很熟悉，由她做好必要的安排。杜塞尔先生将睡在玛格特和我的房间里。玛格特只好睡折叠床啦。（杜塞尔先生来了后，玛格特睡在她们父母的房间里——原注。）我们会请杜塞尔先生带一些填补蛀牙的东西来。安妮
1942年11月12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梅普给我们讲了她去见杜塞尔医生的事。她一进房间，杜塞尔医生就问她知道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起来吗。她说倒是有这样一个地方，杜塞尔听了高兴极了。梅普告诉他，要想躲起来就要尽快，最好是星期六。可他却说那根本不可能，因为他得整理病历，结清账户，还得给几个病人看病。今天早上我们听梅普说了这些话，都认为他这样拖延很不明智。他做这些事，难免要向很多人解释，而我们认为对这些人是应该保密的。梅普又到杜塞尔那里，劝他星期六过来，但他说真的不行，现在初步定在了星期一。
杜塞尔医生对我们的提议竟一点儿都不积极，让我觉得很奇怪。如果他在大街上被抓走了，他的病历和病人对他来说还有什么用吗？为什么要耽搁呢？要我说啊，爸爸这么迁就他，真愚蠢。
就这样啦，没别的新闻了。安妮
1942年11月17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杜塞尔先生来了。一切都很顺利。梅普告诉他上午十一点在邮局前面某个地方等待，有人会来找他。他按时到了指定地点，克莱曼先生走过来，说他等的那个人不能来了，让他到办公室去见梅普。然后克莱曼先生乘电车回办公室，杜塞尔先生在后面步行。
十一点二十分，杜塞尔敲开了办公室的门。梅普让他脱下外套，这样就没人看见那颗黄星了；随后把他带到私人办公室，在那里他和克莱曼先生一直待到清洁女工离开。梅普借口私人办公室有别的用途，把杜塞尔领上楼，打开活动书架，进了密室，杜塞尔先生一脸惊讶。
与此同时，我们七个人围坐在餐桌边，等待这位新加入我们大家庭的成员，准备用咖啡和法国干邑迎接他。梅普先把他带到了弗兰克一家的房间。他马上认出了我们的家具，可还不知道我们就在楼上。当梅普告诉他后，他吃惊得差点没晕倒。幸亏梅普没再吊他胃口，把他领上了楼。杜塞尔先生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目瞪口呆地盯着我们，半天说不出话来，好像要从我们脸上看出什么名堂。随后他结结巴巴地问道：“可，可是……你们不是在比利时吗？那个军官，汽车，没来吗？你们逃跑没成功吗？”
我们给他讲了事情的全部经过，说我们为了迷惑德国人，还有那些想打听我们下落的人，故意散布了军官和汽车的谣言。杜塞尔先生对这个妙计佩服得说不出话来。随后他参观了密室其余的部分，发现我们这个可爱的藏身处竟如此实用，除了惊奇地左顾右盼，简直不知该做什么好了。我们一起吃了午饭。他小睡一会儿之后，和我们一起喝了茶，把梅普提前带来的一些行李整理好。这么一来，他总算有了些家的感觉，特别是当我们把一份打印好的“密室守则”（凡·达恩家制作）给他看了之后。“密室”简介和指南
一个为犹太人和流离失所者提供膳宿的独特的临时机构。
全年开放：位于美丽、安静、树木环绕的阿姆斯特丹市中心。附近无私人住宅。可乘13路、17路电车抵达，也可以开车或骑自行车。对于那些已被德国当局禁用上述交通工具的人，可步行到达。随时提供带家具和不带家具的客房和套房，供应三餐，亦可自便。
房租：免费。
饮食：低脂肪。
浴室及多处内外墙提供自来水（抱歉，不能洗澡）。温暖舒适的柴火炉可用于取暖。
私人收音机可直接收听伦敦、纽约、特拉维夫及其他许多电台。下午6点以后向所有房客开放，但禁止收听德国广播，播放古典音乐时例外。绝对禁止收听德国新闻（不论来自哪个电台），绝对禁止向他人传播此类新闻。
休息时间：晚上10点至早上7：30；星期天延长至早上10：15。特殊情况下，房客白天的休息时间也需统一安排，谨遵管理部门指示。为确保所有人的安全，必须严格遵守规定的休息时间！
自由活动：任何人不得外出，除非有进一步的通知。
语言使用：任何时候都必须轻声说话。只能使用文明人的语言，因此禁止说德语。
阅读和放松：禁止读德国书籍，古典作品和学术著作例外。其他书籍可任选。
健身操：每天锻炼。
唱歌：仅能在下午6点以后小声唱。
电影：需事先安排。
课程：每周一次速记课。英语、法语、数学和历史课全天均可学习。听课者以授课方式支付课时费，例如，教授荷兰语。
小型家庭宠物由单独的部门照顾（害虫除外，需申请特别许可证）。
用餐时间：
早餐：每天早上9点。星期日和节假日大约上午11：30。
午餐：量少而清淡。下午1：15至1：45。
晚餐：冷餐或热餐。就餐时间依新闻广播时间而定。
对帮助者的义务：房客应当随时做好参与办公室工作的准备。
沐浴：星期天早上9：00以后所有房客均可使用洗衣桶。卫生间、厨房、私人办公室和前办公室均可用作浴室，各人自便。
酒精：仅供医用。
完。安妮
1942年11月19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像我们大家所期望的那样，杜塞尔先生是个很好的人。他一点儿也不在乎和我合用一个房间，说实话，我不太情愿让陌生人用我的东西，但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做出牺牲，我很高兴做这样一个小小的牺牲。爸爸说：“只要能多救一个朋友，别的事情都不重要了。”他说得太对啦。
杜塞尔先生来到这里的第一天，问了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清洁女工什么时候来办公室，什么时候能用洗手间，什么时候可以上厕所。很好笑是吧，可对于我们，这些都不是小事儿。白天我们不能吵闹，以免被楼下的人听见，如果有人在外面干活，比如那个清洁工，就得格外小心。我耐心地给杜塞尔先生解释着这一切，他理解得那么慢，真让我吃惊。每件事他都要问两遍，可还是记不住。他大概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弄昏了头，等过一阵就会好的。除此以外，别的都还顺利。
杜塞尔给我们讲了很多外面的事情，我们和外面的世界已经隔离得那么久了，而他带来的都是令人心碎的消息。数不清的朋友和熟人被带走，遭受可怕的厄运。每天晚上，绿色和灰色的军车在大街上一辆辆驶过。警察挨家挨户敲门，询问里面有没有犹太人住。如果有，立即全家被带走。如果没有，又接着查另一家。除了躲起来的，没人能逃出他们的魔掌。他们常常带着名单四处抓人，所到之处总是可以大捞一把；还提供赏金，告发一个人可以得很多钱。这就像古代买卖奴隶一样。我这么说没有贬低犹太人的意思，实在是太悲惨了。每到晚上，我常常透过夜色，看到一长队一长队无辜的善良的人，带着哭泣的孩子不停地往前走着，几个看守的家伙对他们呼来喝去，任意欺凌打骂，直至他们倒在地上。无人能幸免。病人、老人、孩子、婴儿和孕妇，所有人都朝着死亡行进。
我们真幸运，能躲在这儿，远离暴行。如果不是因为牵挂那些我们无力帮助的、心爱的朋友们的命运，根本无须去想这些痛苦的事情。当我最亲爱的朋友在外面某个地方，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倒在地上的时候，我却睡在温暖的床上，这让我有一种负疚感。
想到我昔日的好友们，现在落到人间最凶残的恶魔手中，任凭摆布，我不寒而栗。
这一切都只因他们是犹太人。安妮
1942年11月20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的关于犹太人的消息很少，我们也尽量保持乐观。梅普有时会提到某个朋友的遭遇，妈妈和凡·达恩太太听了就会哭起来。所以她觉得还是少说为好。现在杜塞尔先生来了，我们就接二连三地问他，而他讲的一切是那么恐怖和可怕，我们想忘也忘不掉。也许等这些事在我们脑海里的印象淡薄了之后，我们又会像原来一样有说有笑。如果一直像现在这样闷闷不乐，对我们自己和外面那些人有什么好处呢？把密室变成一个忧伤的“囚室”，有什么意义呢？
不管做什么，我都会想起那些被抓走的人。我会突然忍住笑声，为自己这么高兴感到羞耻。可难道我要整天哭哭啼啼过日子吗？不，我做不到。沮丧会过去的。
除了这些，还有个人的烦恼，和我刚才讲的那些痛苦与不幸比起来，它们太微不足道了。可我还是要告诉你，最近我觉得自己很孤独，内心空荡荡的，被巨大的空虚包围着。过去我很少想这些，因为我心里装的全是朋友和玩乐。现在却不是想我听到的各种惨事，就是想我自己。我想了好久，总算明白了，不管爸爸对我多好，也代替不了我以前的世界。说到感情的事，妈妈和玛格特在我心中早就没有位置了。
我为什么要用这些傻话来烦你呢？凯蒂，我知道自己太不懂得感恩了，老是受到指责，还要想这么多悲哀的事，简直令我晕头转向！安妮
1942年11月29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我们用电用得太多了，超过了配给量。现在不得不拼命省着用，但还是有可能停电。两个星期黑灯瞎火，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是吗？不过谁说得准呢，也许要不了那么久。每天下午四点或四点半一过，光线就暗得要命，我们只好想出各种奇招来消磨时间：猜谜语，摸黑做健身操，讲英语或法语，评论书籍……但过不了多久，这些都让人腻烦了。昨天我发现了一个新的消遣：用一副高倍望远镜偷看附近亮着灯的人家。白天我们的窗帘甚至开一条缝也不行，但天一黑就不要紧了。
我没想到邻居们会这么有趣。至少我们的邻居是这样。我看见几个人在吃晚饭，有一家人在拍家庭电影，街对面一个牙医正在给一个吓坏了的老太婆看牙。
听说杜塞尔先生跟孩子们处得很好，很喜欢他们，没想到他其实是个一味要求别人循规蹈矩的老迂夫子，说教起来没完没了让人难以忍受。由于我不得不荣幸地（！）和他老人家分享我那间小得可怜的屋子，况且我又被大家公认是三个年轻人里表现最差的，所以我要么小心翼翼，免得那些老生常谈的训斥和告诫一股脑儿落在我身上，要么对他的唠叨装没听见。如果杜塞尔先生不搬弄是非，如果他没有偏偏选中妈妈当听众，我这么做倒还管用。可杜塞尔先生一批评我，妈妈就会添油加醋，把我再狠狠训一通。这还没完呢，要是运气够好的话，接下来的五分钟，没准还得听凡·达恩太太说长论短！
真的，像我这样“没教养的坏孩子”，生活在一个吹毛求疵的大家庭里，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可真的不好过。
一到晚上躺在床上时，我就想起加在我身上的数不清的过错、莫须有的缺点，我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弄糊涂了，不知该笑还是该哭，这全看心情的好坏。然后我一边迷迷糊糊快要睡着了，一边还在想些稀奇古怪的念头：我希望现在这个我不是我自己，不是我想象中的自己，我希望我做的一切比现在好，不，比想象中的我做得更好。
噢，亲爱的凯蒂，我把你也弄糊涂了吧。原谅我，在这个缺吃少穿的非常时期，我不想把我写的东西随便画掉，浪费纸张是可耻的。所以我想劝你对我上面那些话就别再读了，更不要追根究底非弄明白不可，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弄明白的！安妮
1942年12月7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今年的光明节和圣尼古拉节差一天就重合了。光明节我们过得不太热闹，只互相送了些小礼物，点了蜡烛。因为蜡烛短缺，我们只点了十分钟，不过只要我们唱了圣歌就可以了。凡·达恩先生用木头做了一个光明节烛台（犹太教仪式用的一种枝形烛台——译者注），他想得真周到。
星期六的圣尼古拉节好玩得多。晚饭时贝普和梅普忙着跟爸爸窃窃私语，我们猜一定在商量什么好事，好奇得不得了。果然，八点钟，我们一个接一个下了楼，穿过黑黢黢的过道（我害怕得发抖，只想安全地回到楼上！）到了那个小隔间。这个房间没有窗户，我们让灯都亮起来。随后爸爸打开了大橱柜的门。“啊，太棒啦！”我们齐声喊道。
柜子角落里有一个装饰着彩纸的大篮子，还有黑彼得的面具。
我们很快提着篮子上了楼。篮子里装着给每个人的小礼物，还各配了一首诗。对圣尼古拉节这些诗你都很熟悉了，我就不在这里讲给你听啦。
我得到了一个丘比娃娃，爸爸得到了一副书夹，其余的我就不提了。不管怎么说，这主意很棒，我们八个人还从没庆祝过圣尼古拉节呢，这真是个不错的开始。安妮
又及：我们也给楼下每个人送了礼物，给梅普和贝普送现金很合适；给其他人送的都是从过去那些好日子留下的东西。
今天我们听说凡·达恩先生的烟灰缸，杜塞尔先生的相框和爸爸的书夹，都出自沃斯库勒先生的手艺。一个人竟有这么灵巧的双手，真神奇！
1942年12月10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凡·达恩先生以前做过肉类、香肠和香料生意。他对香料非常了解，公司因此雇用了他。现在，他做香肠的手艺也派上了用场，真让我们高兴。
我们买了很多肉（当然是从黑市买的），打算储备起来，以供不时之需。凡·达恩先生要把它们做成好几种不同的香肠。看他做香肠真好玩儿：先把肉块放进绞肉机里绞碎，要绞两至三次；然后把配料加到碎肉里，再用一根长管子把拌好的肉料灌进肠衣。中午我们吃了些小香肠加泡菜，但那些装罐头的香肠必须先晾干，于是我们从天花板上吊了一根杆子，把香肠挂上去。现在每个人走进房间，看见摇来晃去的香肠都忍不住大笑。那样子真滑稽。
厨房里一片混乱。凡·达恩先生穿着他妻子的围裙，看上去更胖了，他忙着摆弄那些肉。血糊糊的手、红通通的脸和污迹斑斑的围裙，使他看上去活像个屠夫。凡·达恩太太一心几用：又是拿着书学荷兰语，又是搅拌锅里的汤，又是瞧他丈夫弄肉，还不忘唉声叹气抱怨她受伤的肋骨。上了年纪的（！）女人想减掉屁股上的脂肪，就得受这种罪！杜塞尔的一只眼睛发炎了，他坐在火炉边往眼睛上敷甘菊茶。皮姆为了享受从窗帘缝隙透进来的一缕阳光，不得不把椅子挪来挪去，免得挡了路。风湿一定又在折磨他，因为他弯着腰，一脸痛苦地盯着凡·达恩先生忙碌。他让我想起在贫民区看到的那些年迈的病人。彼得和猫咪莫西在房间里追着玩儿。妈妈，玛格特和我在剥煮土豆的皮。不过你猜得到，我们谁也没好好干，眼睛都忙着瞅凡·达恩先生呢。
杜塞尔的牙科门诊开张啦。为了找点乐子，让我讲讲他给第一个病人看病的情况吧。
妈妈在熨衣裳，凡·达恩太太坐在屋子中间的椅子上，成了第一个病号。杜塞尔像模像样地打开箱子，又向我们要了些古龙香水做消毒剂用，要了些凡士林当蜡用。他查看了凡·达恩太太的牙齿，发现有两颗坏牙，他一碰，凡·达恩太太就龇牙咧嘴，发出嗷嗷的叫声。在一番漫长仔细的检查后（对凡·达恩太太来说很漫长，实际只用了两分钟），杜塞尔开始把坏牙钻空。凡·达恩太太可没想他这么干，她使劲地挥胳膊蹬腿，结果杜塞尔一松手，探针卡在了凡·达恩太太牙齿里……这才是火上浇油呢！凡·达恩太太一阵猛烈的乱踢乱打，一边惨叫着（当一件工具卡在你嘴里，你叫得要多惨有多惨），想把那玩意儿弄出来，反而让它嵌得更深。杜塞尔双手叉腰，平静地看着这一幕，其余的看客哈哈大笑。说实话，我们这么做很不应该。换了我，一定会叫得更凶。一番拳打脚踢、声嘶力竭的折腾后，凡·达恩太太终于把那东西拔出来了。杜塞尔先生立即接着干活，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次他动作很快，没让凡·达恩太太瞎折腾。不过，他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人帮忙吧，至少有两个助手：凡·达恩先生和我干得很出色。这整个场景，就像中世纪的一幅版画——《庸医出诊记》。只是病人可没那么好的耐心，她还得照看“她的汤”、“她的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要凡·达恩太太再当一回病号，那得等上些日子啦！安妮
1942年12月13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我坐在前办公室，这里很舒服，挂着厚厚的窗帘，我透过窗帘缝隙偷看外面。光线有些昏暗，但还看得见给你写信。
看外面来来往往的行人真有意思。他们一个个都走得急匆匆的，差点摔倒。那些骑自行车的人，你根本来不及看清楚，就嗖地一下过去了。住这附近的人看上去不太体面。孩子们特别邋遢，你都不想用手指尖碰一下他们。这是些拖着鼻涕的真正的贫民窟孩子。他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昨天下午，我和玛格特洗澡时，我问她：“要是我们拿根钓鱼竿，等那些孩子走过的时候，把他们一个个钓起来，扔进澡盆里洗干净，把衣裳给他们补好，你说会怎样呢……”“明天他们会又和原来一样脏，一样穿得破破烂烂。”玛格特回答。
我说这些蠢话干什么。可看的东西还很多呢，汽车、小船和窗外的雨。我能听见电车的声音，孩子们的喧闹声，这让我觉得很开心。
我们的思想同我们的生活一样的平淡。它们就像旋转木马，从犹太人转到食物，从食物转到政治。对了，说起犹太人，昨天我透过窗帘就看到了两个。我像看见了世界一大奇迹似的。那种感觉真奇怪，仿佛我向当局告发了他们，然后偷偷看着他们受罪。
在我们的房子对面有一只游艇。船长和他的老婆孩子一起住在上面。他有一只汪汪叫个不停的狗。只要它一跑到甲板上来，我们就会听见它吠叫，看见它摇尾巴。
噢，真遗憾，下雨啦，人们都躲到雨伞里去了。我只能看见许多雨衣，时不时闪过一个戴帽子的后脑勺。说实话，现在我都不需要仔细打量，只要瞥一眼，就能看出那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们吃了太多的土豆而身材肥胖，身着或红或绿的大衣，脚穿破旧的高跟鞋，胳膊上的购物袋摇来晃去，一脸凶巴巴的样子或是一团和气，这全看他们丈夫的脾气好不好了。安妮
1942年12月22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密室里一片喜气，因为过圣诞节我们都会额外得到四分之一磅的黄油。报上说每个人有半磅，但那只是从政府领到配给券的人们才有的福分，躲起来的人就别想了。我们有八个人，从黑市上却只能买到四张配给券。每个人都在盘算着用这份黄油做点什么。今天早上我烤了两块蛋糕和一些小饼干。楼上忙坏了，妈妈告诉我得做完所有的家务活儿，才能去看书和学习。
凡·达恩太太肋骨受了伤，躺在床上休息。她不停地抱怨，叫人给她换绷带，对什么事都看不顺眼。我真希望她快点好起来，这样就可以收拾她自己的摊子啦，我得承认，她很勤快，也爱整洁，只要身体和脑子不出毛病，她是很快活的。
因为我“太吵”了，白天大家总在我耳边“嘘，嘘”。好像我白天还没听够似的，我的宝贝室友想了个好主意，整晚对我发“嘘嘘”声。按他的说法，我连翻身都不行。我才不想听他那套，下次他再这么“嘘”我，我也要“嘘”他。
他变得越来越气人，越来越自私了。只有刚来的那个星期，他大方地请我吃过饼干，后来连饼干的影子我都见不着啦。特别让人气愤的是星期天早上，天才蒙蒙亮他就拉开灯，做他的运动。
虽说只有十分钟，我就像煎熬了几个小时，因为我用来加长床铺的那些椅子，在我昏昏欲睡的脑袋下面一个劲儿摇啊抖啊。等他终于用几个有力的挥臂动作结束放松运动后，他老人家开始穿衣裳了。内衣挂在钩子上，他得先拖着笨重的身体从我床边走过去，把它们取下来，再笨拙地走回来。可领带还放在桌子上，这下他不得不再次跌跌撞撞经过我那些破椅子。
可我干吗非得浪费时间来抱怨一个讨厌的老头呢。这么做一点用也没有。我想了好多报复的点子，比如说把灯泡拧下来，把门给锁上，把他的衣服藏起来，可遗憾的是这些计划通通都被放弃了，算啦，还是跟他和平相处吧。
瞧，我变得多懂事！在这里我们做什么都得多用脑子想想：不管是学习，听别人说话还是自己说话，我们得学会帮助别人，对人友善，让着别人，天知道还有什么该做的！我真怕我的脑子（它本来就不怎么够用）在这里几下被用光了，等到战争结束就什么都不剩了。安妮
1943年1月13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今天早上我老被打断，弄得什么事情也没做成。
我们又有了新消遣，往包装袋里装肉汁粉。肉汁粉是吉斯公司的产品。库格勒先生没能找到打包的人，只好让我们干，而且这也更划算。这简直是囚犯干的活儿。无聊极了，我们干得头昏眼花，还尽傻笑。
外面正发生着可怕的事。不论白天黑夜，都有可怜的无助的人们从家里被抓走。他们只能随身带个背包和一点现金，就连这点东西也可能在路上被抢走。家被拆散，男人、女人和孩子被迫分开。孩子们放学回家，不见父母的踪影。女人买菜回来，发现房门被封，家人不知去向。荷兰的基督徒同样生活在恐惧中，因为他们的孩子都被送到德国做苦力了。人人都吓坏了。每天晚上，数百架飞机穿过荷兰上空飞往德国的城市，把炸弹扔在那片土地上。在俄国和非洲，每小时都有成百上千人战死。全世界都在打仗，没人能躲过这场战争。虽然盟军打得还不错，但战争的结束还是那么遥遥无期。
相比之下，我们多么幸运。比千百万人都幸运得多。这里既安静又安全，我们还有钱买吃的。可我们又多自私啊，愉快地谈论着“战后”的生活，满脑子想着新衣裳和新鞋子。我们本该把每分钱都省下来，等战争结束后去帮助他人，去努力挽救任何人的生命。
在这附近玩耍的孩子们只有单薄的衬衫和木鞋穿。他们没有外套，没有帽子，没有袜子，也没人来帮助他们。他们从冰冷的家里走出来，穿过冰冷的街道，走进更加冰冷的教室，只有一根胡萝卜填充他们饿得咕咕叫的肚子。荷兰的情况糟透了，一群群的孩子在大街上拦住行人，就为了乞讨一小块面包。
我可以没完没了地向你诉说战争带来的痛苦，但这只会使我变得更加悲伤。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静静地等待，等这一切结束。无论犹太人还是基督徒都在等待，全世界都在等待。可很多人等来的却只有死亡。安妮
1943年1月30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我愤怒极了，却不能表现出来。我想大吼大叫，狠狠地跺脚，大哭一场，抓住妈妈使劲地摇晃，天知道还有什么发泄的方式。每天我都得忍受妈妈那些难听的话、嘲讽的表情和莫名其妙的指责，它们像从绷紧的弦上射出的箭一样，刺痛我，扎在我胸口上拔不出来。我想冲着妈妈大叫，冲着玛格特、凡·达恩一家、杜塞尔，还有爸爸大叫：“别管我，让我好好睡一觉，哪怕只是一晚上，不要哭肿了眼睛、头昏脑涨地去入睡。让我离开，远离这一切，远离这世界！”可我不能那么做，不能让他们看到我内心的困惑，看到他们给我造成的伤害。我不想让他们投来同情的目光，或是嘲讽的微笑。那只会让我气得更厉害。
只要我一讲话，他们就认为我在炫耀，我保持沉默他们说我可笑，我发表意见他们说我粗鲁无礼，我想出了好主意他们说我狡猾，我累了他们说我偷懒，我多吃一口东西他们说我自私，还有愚蠢、懦弱、打小算盘等等。从早到晚，我从他们嘴里听到的都是我是个多么令人讨厌的家伙。我想对他们的话不在意，假装没听见，可我做不到，我是那么在意。我真希望老天爷给我换一副脾气，让我变成一个不会惹恼任何人的乖孩子。
但那怎么可能呢！我性格天生就是这样啊，我可不认为我是个坏人。为了讨好每个人，他们想都想不到我多么努力。和他们一起待在楼上时，我总是拼命挤出一副笑脸，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内心的伤痛。
不止一次，在听完妈妈一通无理的责备后，我气冲冲地告诉她：“我不在乎你说什么，妈妈。拜托你不要管我了好吗？——反正我已经无可救药啦。”妈妈当然会叫我别顶嘴，接下来的两天她真的对我不闻不问。可好景不长，转眼她就把我的话忘得精光，又和大家一个腔调了。
我可不能一会儿笑容满面，一会儿又怒气冲冲地过日子。我最好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唉，尽管不可能有那么好的办法。我要保留自己的看法，也许有一天，我可以用他们嘲笑我的话来嘲笑他们。安妮
1943年2月5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好久没向你提起过那些吵嘴的事了，一切还是老样子。刚开始，杜塞尔先生还想把我们那些来得快、去得也快的磕磕碰碰当回事儿，现在他已经见怪不怪，不再当和事佬了。
玛格特和彼得简直不能叫“年轻人”，他们俩都死气沉沉、无聊透顶。和他们相比，我就太扎眼了，结果大家老对我说：“玛格特和彼得就不会那样做。你怎么就不学学你姐姐！”真是烦死了。
说实话，我压根儿没打算学玛格特的样子。她太软弱太被动了，什么事都被别人的意见左右，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我可不要像她那样。我要活得有主见！不过这些想法我都闷在心里。如果我用这些话辩解，只会被他们嘲笑一通。
吃饭的时候气氛常常紧张极了。幸好，办公室的人中午有时会上来和我们一起喝汤，多亏这些“汤客”，我们饭桌上才少了一些冲突。
今天下午凡·达恩先生又说起玛格特吃得太少。“我想你是为了保持身材吧。”他用嘲讽的语气说。
妈妈自然要护着玛格特了，她提高了嗓门回答道：“我再也受不了你的这些蠢话啦。”
凡·达恩太太的脸涨得通红。凡·达恩先生两眼发直，什么也没说。
不过，我们也经常有开心的时候。前几天凡·达恩太太聊起以前的事，让我们着实笑了个够。她说那时候她和爸爸多么合得来，她多会卖弄风情。“你们知道吗，我爸爸告诉我，如果哪个男人对我毛手毛脚，我就说，某某先生，别忘了我是淑女。这样他就明白我的意思啦。”我们差点没笑破肚皮，好像这真是个很棒的笑话。
连彼得有时也会给我们带来些乐子，虽然他不怎么吭声。他有个怪癖，特别喜欢用外来语，连意思都没搞清楚就乱用。有一天下午我们不能上厕所，因为办公室有客人。彼得急慌了，非上不可。他用完之后不能冲马桶，为了提醒我们，就在洗手间门上贴了张纸条，上面写着：“RSVP——毒气！”他当然是想说：“当心厕所的臭气！”他以为用上RSVP这个词更文雅，却根本不知道它的意思是“敬请回复”（RSVP是法语“请回复”的缩写——译者注）。安妮
1943年2月27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皮姆在期待着反攻的那一天。丘吉尔得了肺炎，但已经在好转了。甘地，热爱自由的印度勇士，不知道是第几次绝食了。
凡·达恩太太自称是宿命论者。可枪炮声一响起来最害怕的人是谁呢？
不是别人，正是这位佩特伦爱拉·凡·达恩。
让给我们带来了一封主教写给教民们的信。信写得很优美，很鼓舞人心。“荷兰人民，站起来，采取行动吧。每个人都必须拿起武器，为我们国家的、我们人民的和我们宗教的自由而战斗！请伸出你们的援手，立即投入行动吧！”这是他们从布道坛上发出的劝告。这会有用吗？对我们这些犹太人来说，这样的帮助实在太迟了。
你知道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这幢楼房的房主没跟库格勒先生和克莱曼先生商量，就把房子卖了。一天早上，新房主带着建筑师一起来看房子。幸好克莱曼先生当时在办公室。他带着这位房主把各处都看了，除了密室。这时他谎称钥匙忘在家里，那位新主人没再多问。希望他到此为止，不要再回头来看什么了。不然我们的麻烦就大啦！
爸爸腾出了一个卡片盒，给我和玛格特装索引卡片。这些索引卡片有一面是空白的，我们准备用来写阅读索引的，把我们看过的书籍名称、作者和阅读日期都记在上面。我又学了两个新词：“妓院”和“卖弄风骚的女人”。我还得到了一个新笔记本，专门用来记我学的单词。
刚分好的黄油和人造奶油摆上桌啦。每个人的盘子里都有一份。可分配很不公平。凡·达恩家（早餐总是由他们来做）给他们自己的，比起给我们的要足足多出一倍。爸爸妈妈很不喜欢为这种事儿争吵，真遗憾，要我说啊，对他们这种人就该以牙还牙。安妮
1943年3月4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凡·达恩太太有了个新外号，我们都开始叫她“比弗布鲁克太太”。你肯定一头雾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让我给你讲讲吧。有位比弗布鲁克先生经常在英国电台里说，盟军对德国的轰炸太不够劲了。凡·达恩太太总是跟每个人唱反调，包括丘吉尔首相和新闻报道，这回却完全赞同比弗布鲁克的看法。所以我们认为她干脆嫁给比弗布鲁克先生得啦，她还真把这当成恭维了，于是，我们决定从现在起就叫她比弗布鲁克太太。
仓库招收了一个新员工，原来的那个被送到德国去了。这对他来说很糟糕，对我们却是件好事，因为新员工不会像他那么熟悉这幢楼房。我们一直不放心在仓库干活的那些人。
甘地开始吃东西了。
黑市的生意兴隆。如果我们的钱足够多，买得起那些贵得吓人的黑市食品，没准会吃撑的。我们吃的土豆，是蔬菜商从纳粹国防军手里买来，然后一袋袋送到私人办公室的。他猜我们可能藏在这儿，所以特意选在午饭时间送来，这样在仓库里干活的人就不会看见了。
楼下正在研磨胡椒，弄得我们不停地打喷嚏和咳嗽。每个上楼来的人，都用一声响亮的“阿嚏”向我们问好。凡·达恩太太说她再也不下去了，再闻到胡椒味儿她就该生病了。
我觉得爸爸干的这一行不太好，整天不是果胶就是胡椒。既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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