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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09 02: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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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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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五)

战史风云(五)试读:

内容简介

对于战争,或许其他的很多问题,我认为看关于战争的文章是有用的,但是一个问题,要去探究它的为什么,应该回到那个问题的本身的最微小的元素。战争,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本性,为利益而争夺的本性。一个人,有着自己的利益,当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争夺别人的利益时,就会形成一个集团,也就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有着共同利益就代表了团体内每一个人的利益。一个团体,一个种族,多个种族,一个国家,再到一个军事联盟,比如二战时候的德意日。其实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利益、生存空间的争夺。

第一章

二战幸存劳工讲述巴布亚新几内亚战俘营生活

近期,本报推出了《接抗战英魂回国》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国内数十家门户网站纷纷转载,得到了众多网友和读者的支持,许多热心人士提供线索。

2009年1月13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致电《法制周报》,提供了两名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劳工的线索。本报记者立即赶赴北京,独家采访了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先生,找到两名二战期间被日军掳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幸存劳工的回忆录和一手资料,两名幸存劳工曾与本报报道的抗战英魂们一起同甘共苦,经历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血泪史。

对于《法制周报》展的“接抗战英魂回国”活动,李宗远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九旬老人的辛酸记忆“不仅是被强征到日本,还有南洋、朝鲜等地……”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在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先生的讲述中逐渐清晰起来。

用李馆长的话来说,这是一段不能忘记的悲伤历史,炎黄子孙都应该铭记在心。

1999年,李宗远等人开始着手研究“被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幸存者状况”的课题。最开始的调查,了解到被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有4万余人,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关数据并不全,于是他们开始向外征集线索,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在调查中意外发现,被日本强征的中国劳工不仅去了日本一些企业,还远到了南洋和朝鲜等地,都过着非人的生活。其中江浙一带的被强征的中国劳工,被送往南洋干苦力。劳工中包括普通百姓、被俘的军人,传闻其中就有上海的“八百壮士”,但因为许多因素限制,该传闻一直未能核实。

在走访两名当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劳工后,一些不为人知的情况得到了核实。

90岁高龄的施方舟老人就是这两人中的一个。

李宗远先生向记者提供了当时访问施方舟的影像资料,当时着黄色T恤衫,一头银发,精神矍铄的施方舟老人,用地道的上海话回忆起一段中国劳工的血泪史。

施方舟系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人,曾经在上海贸易公司做会计,后返回老家。当时,日本人正在老人村子里抓壮丁,场景一片混乱,不明情况的施方舟,站在家里二楼的窗前观望,而被对方发现,并强行带走。将镇上所有人集中到一处后,日本人对众人拳打脚踢式审讯,当时一名日本翻译诬陷施是重庆方面的特工,被记下了名字,而对于那些“淘汰者”,日本人抽打一番耳光后,放走了。“当时附近铁路发生了一起爆炸,日本人就开始抓可疑的游击队员。”施的亲友说,由于老人经常外出工作,被“误认”为嫌疑犯,其实也可能是以此为借口抓劳工。

施回忆,当时镇上被抓了120人,全部是男劳力,都被暴打了一顿,一些人经受不了酷刑死掉了,而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半个月后,他被送到了南京的一个集中营。

施方舟的妻子一时焦急万分,头发也因此掉光了。思夫心切,施妻在向邻居借了200元钱后,带着一罐亲手做的小菜去探望丈夫,但被看守拒之门外,并没收了物品。

由于年事已高,施方舟已经记不清具体被关何地、关了多长时间。

施方舟介绍,他们被转移到上海吴淞口的一艘船上,而他们就被塞进了只装牲口的舱底,不知道将去何方。当时,一起出发的劳工船有数艘。

这些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将远赴南洋,一段中国劳工的血泪史即将翻开。当时,施方舟29岁,妻子才22岁,刚刚结婚不过8个月。

1500人只剩700余人

施方舟回忆,由于船上的淡水很少,一些人因口渴难耐,只好喝自己的尿液。有一次,无法再忍受的施去向日本人讨要水喝,却亲眼见到惨绝人寰的一幕:一名劳工偷偷跑进厨房灌了一瓶淡水,被日本岗哨发现了,对方强逼着这名劳工站在甲板上,然后用刺刀将劳工挑下大海,葬身鱼腹。原本两个星期的旅程,却经过45天的海上漂泊,才终于到了南洋的新不列颠岛(现在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小岛),当时岛上的劳工达到1500多人。

后来,施方舟将自己的经历讲述给自己的家人听。

施方舟的儿媳说,中国劳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挖山洞、储存弹药、建造军事要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作为日本军队的后勤补给地。最开始一些劳工水土不服,再加上岛上的蚊子很毒,将人咬得皮肤溃烂。另外,劳工们的居住环境很差,所谓的住房都是用树枝搭建的,很多人因此病了。“活埋的有24个!”施摇头感叹道,为了节省供养,日本人逼迫劳工自己挖坑,将一些生病的劳工活埋。另外,一些难以忍受的劳工跳海自杀了。

3年后,日本投降,但岛上的日本驻军却打算将山洞堵住,将劳工们全部活埋,多亏澳大利亚的军队及时赶到,施方舟等人才终于获救,而此时1500人只剩下了700多人,与施一起被抓的119名镇上的老乡,无一人生还。所有死亡的劳工的骨灰,全部遗留在异乡。

后来,澳大利亚政府接管,劳工们的生活开始走上正轨。由于当时中国国内内战,劳工们返乡遥遥无期。施开始给远在老家的妻子写信报平安,而此时的妻子在乡下教书过活,心情激动不已。“我原本将信留下作个纪念,但被小偷偷了。”施的妻子很遗憾地说。

澳大利亚政府开始组织中国劳工们在岛上耕作。1947年年底,国际红十字会派船将劳工们分两批接回中国。施是第二批返家的,先到香港,然后转往广州某军营。

在得知施的悲惨遭遇后,一位牧师主动告诉他,国民党政府准备将他“补充到新兵中去”,不想当“炮灰”的他,觉得非常失望。牧师通过向国民党政府交担保金,才使施得到自由。后来牧师又帮施买了返家的飞机票,让其飞往上海。随后,施方舟从上海返回老家。

6年后,结婚不到8个月就分开的夫妇,终于团聚。“穿树皮衣服,生活环境很差。”李宗远拜访的另外一名头戴白色毛巾、身穿黑色大衣的幸存劳工介绍,当时看到一份报纸才知道日本战败,终于得知获救了。

这两名幸存劳工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国内,而其他约600多名牺牲在战俘营的抗战英魂永远地留在了这个南太平洋的岛屿上。

还历史一个真相

李宗远介绍,抗战纪念馆曾通过媒体向更多的中国劳工和劳工家属征集当年的实物、历史图片和有关资料,迅速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许多劳工亲属为展览提供了自己珍藏多年的照片和实物。在纪念“九·一八事变”70周年时,位于宛平城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劳工血证”大型展览。展出了150张珍贵照片和60件实物,这些“劳工血证”是从全国征集来的千余张历史照片和近200件历史实物中遴选出来的。该次展览的所有图片、实物,大部分是从现存中国劳工和劳工家属中直接征集来的。为此,抗战纪念馆工作人员曾先后与5000个劳工家庭取得联系,足迹遍及京、津、冀、豫、沪等地,历时大半年,这在抗战馆的布展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你们这样做是在填补一段空缺的抗战历史,非常有意义。”李宗远对于本报推出的《接抗战英魂回国》系列报道,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李表示,由于历史原因,那段历史一直不太清晰,希望记者继续深入调查采访,还历史一个真相,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过去、铭记那段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另外,这样做可以记录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也是对国人的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李宗远表示,愿意无偿向本报提供所有的劳工资料,并表示将全力支持《法制周报》开展的此次活动。

中国空军亮相震惊世界:开国大典战鹰挟弹受阅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阅兵式,人民空军17架战机以整齐威武的队形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人民空军的首次公开亮相震惊了世界,它向世界宣告: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从此拥有了自己的空军部队。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脚步,人民空军至今走过了不平凡的成长之路。披着冬日暖阳,记者采访了当年驾机接受检阅的飞行员、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将军。翻开尘封的历史,老将军娓娓讲述了开国大典上驾机受阅的往事。

记者:请老将军介绍一下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前的情形。

林虎:1949年8月,中央军委航空局调我和孟进到北平南苑飞行中队当飞行员,担负保卫北平的任务。每天昼夜都在机场保持2至4架战斗机值班,国民党空军闻讯后,没有敢再来袭扰。8月下旬到9月初,朱德、聂荣臻先后视察了南苑机场。这时,飞行中队接到了一个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任务,就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空中校阅。

记者:阅兵任务确定后,训练是不是马上就展开了?

林虎:接到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任务,全队同志都很高兴,立即开始进行受阅编队队形的训练。起初,只用了9架P-51战斗机,编成3个“品”字队形拉开距离跟进,我编在总领队邢海帆的右侧。

记者:当时飞机数量少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林虎:后来聂荣臻到南苑机场看了一下,认为准备参加受阅的9架飞机太少,能不能有更多的飞机,战斗机修不出来,什么飞机都可以,能够安全通过天安门就行。随后,又凑了两架轰炸机、3架运输机、1架通讯机和两架教练机。这样,一共17架飞机,编成5个“品”字队形、1个双机梯队,前后跟进。

记者:当时只有17架飞机,为何人们在开国大典阅兵时看到的是26架飞机呢?

林虎:后来,周恩来副主席看过预演后提出,领队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为了增加飞机的数量,你们通过了天安门以后,战斗机可以到观众看不到的地方再转回去,接到教练机和通讯机后边。它飞得慢一点,你转回去再接上去,这样就有26架飞机受阅飞行了。

记者:受领空中受阅飞行的任务后,主要面临哪些困难?

林虎:一是时间紧,仅一个月时间。二是机种复杂,特别是机种之间飞行速度差别很大,要组成一个整体空中受阅机群,需要严密的组织协同和多次演练。三是飞行员彼此陌生,来自四面八方,互不熟悉。

记者:当时,大家都是怎么想的?

林虎:当时的气氛很好,工作也好做。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经历,驾驶过不同的飞机,但心里都装着一件事,就是力争全队准确、整齐、安全地通过天安门的上空。

记者:当时没有雷达之类的导航设备,是怎样解决引导受阅飞机准确飞越天安门这个问题的?

林虎:那时候没有现在的设备先进,也没有专用的航空地图,只能用北平地图当作航图,用尺子量量算算,把航线标定,选了通县的双桥镇。那里有个比较明显的楼房,上头摆上白布,如果天气能见度不好,只要到双桥上空把方向罗盘对好了,就可以直接飞到天安门上空。通过天安门还有一个问题,不能飞得太偏离地面游行队伍,高度也要刚好,观礼台上的人抬头就能看到,下边游行的也能看到。受阅飞行时,所有飞机在双桥会合,各分队领队机罗盘一定要对好,编好队形,再飞向天安门。

记者:南苑飞行队的首要任务是负责北平的防空安全,为了参加受阅编队飞行,动用了所有的飞机。如果在受阅中受到国民党飞机的偷袭怎么办?

林虎:经过几天的反复研究和推敲,上级向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提交了一个带弹受阅飞行的方案,并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认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聂荣臻亲自来到南苑机场挑选了带弹飞行的飞机和飞行员。

记者:按照世界阅兵的惯例,为安全起见,阅兵时任何兵种都不能携带实弹。飞机带弹受阅无疑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林虎:受阅前,各级领导最担心的是飞机的安全,专门请苏联专家机务人员检查把关飞机的质量,并在武器系统上贴上封条。在受阅飞行的前一天,每个受阅飞行人员都立下誓言,留下了这样一段誓词: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记者:受阅时的情形如何?

林虎: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开始的时候,预定参加空中受阅的飞行员都站在自己的飞机前面,准备起飞了。那时没有电视,只有广播,从喇叭里传来天安门城楼上的声音,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下午4点整,我们接到起飞命令,我驾驶的战斗机飞在第一梯队,按预定方案飞向天安门广场。起飞后,我与总领队长机保持好规定的队形,用余光看到了地面游行的群众。飞过天安门后,我们战斗机按照预定的方案,再转回去接到了教练机和通讯机的后面,又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记者:按历史记载,开国大典空中受阅方队任务完成得很好,外国记者在发出的报道中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你完成任务后的心情如何?

林虎:当晚朱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宴请受阅的陆海空三军代表。我们参加受阅飞行的9名战斗机飞行员乘车到达长安街时,看到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庆祝的群众,正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和“共产党万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挥手致意:“人民万岁!”“同志们好!”我们坐在汽车上,走了很长时间才到达北京饭店。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在宴会上,朱总司令讲话说,他今天终于成为三军总司令了。

记者:近60年来,空军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变化,战斗力不断增强。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林虎:看到空军的发展壮大,真是打心眼里高兴。作为我军第一代飞行员,可以说,我是人民空军创建、发展、壮大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空军的战机种类越来越齐全,性能越来越先进,尤其是第三代战机装备部队后,战斗力将大大增强。与此同时,高素质人才方阵也越来越强大,为空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的人力支持。展望未来,我们空军战鹰的翅膀会越来越硬,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国土防空任务。

日本企图打捞二战时被美军击沉的大和号战舰

中新网1月31日电“大和”号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的战列舰,曾号称“世界第一战列舰”、“日本帝国的救星”。1945年4月,该舰被美军击沉,距今已64年。

据日本共同社31日报道,“大和”号的母港所在地日本广岛县吴市计划将“大和”号的主炮等部分船体打捞出海,此前该市曾通过两次潜水调查打捞起了“大和”号上所载的喇叭、餐具等近百件物品。

报道称,提出设想的吴市商工会议所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后人战争的悲惨,并同时借此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大和”号于1941年在原吴海军工厂建成,标准排水量6.5万吨,全长263米。1945年4月在鹿儿岛坊之岬以西约200公里处被美国海军击沉,所在海域水深350米,当时船上的约3千名船员也一同沉海。

报道还称,由于整船打捞尚难筹措到足够资金,此次的对象仅为“大和”号上标志性的主炮塔(每座重2780吨)及船的前部。

在2005年,日本人还曾为拍摄大制作电影《男人的“大和”》而按原型复制了“大和”号,并引起广泛争议。

自上世纪30年代初叶起,已跻身于世界海军强国之列的日本开始在太平洋地区向美、英挑战,并在1937年确定首先建造两艘“大和”型战列舰,其中就包括“大和”号。其标准排水量64000吨,满载排水量73000吨,大口径主、副炮20余门,航速27节,装甲厚、防护能力强,号称同时命中两条鱼雷或数枚重磅航弹也不致影响战斗。

近代史上十个战争常败国

1.土耳其

十九世纪,土耳其被俄罗斯击败了3次——第一次是1812年,第二次是1829年,第三次是1878年。希腊人由于在1827年打败了土耳其人而获得独立。埃及则是在1832年、1839年和1840年3次战胜了土耳其。而在1912年到1913年间,土耳其在和意大利、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战争中全部失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站到了德国一方,成为同盟国的一员,结果被协约国打败了。土耳其唯一成为胜利者的一次是1922年和希腊的那次战争。

2.奥地利

在1792年到1814年间,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两次被法国人占领。1814年,在和其他国家一起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奥地利总算赢得了一次胜利。1859年,奥地利在法奥战争中又一次成为战败国。1866年当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发生战争时,普鲁士很快就成了战胜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作为同盟国的一员又遭受了失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奥地利作为德国的一部分再次成为战败国。从1945年起,奥地利开始奉行严格的中立立场。

3.玻利维亚

1828年,也就是玻利维亚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获得独立的3年后,遭到秘鲁入侵并被击败。1835年,玻利维亚的总统安德来·桑塔克鲁兹成功地使秘鲁和玻利维亚结成联邦,并成立了联邦政府。这个政府一直持续到1839年。不久,智利占领了玻利维亚,掠夺了大量的资源。1879年,玻利维亚再次和秘鲁结盟,但很快又遭到了智利的入侵,并且不得不割让了沿海地区的一个省。从1932年到1935年,玻利维亚又参加了几次战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其中包括和巴拉圭人进行的代价惨重的查科之战。玻利维亚自从1825年独立以来,由于屡战屡败,最初的领土已丧失了将近一半。

4.埃及

埃及是从1832年到1840年和土耳仆人进行了3次战争后赢得独立的。1882年英国侵略并占领了埃及,并且统治这个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8年,埃及干预了以色列国的建立,结果却以自己尴尬的失败而告终。1956年,以色列和英、法军队击败埃及军队,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但是7天之后,占领军撤出了埃及。埃及重新控制了苏伊士运河直到1967年。这一年的6月5日,以色列又向埃及发动了突然袭击,在短短4天时间里就赢得了胜利。1973年,埃及向以色列发动反击,强渡苏伊士运河,并且摧毁了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进入西奈半岛。但是以色列军队很快又反败为胜,在16天战争结束时,收复了失去的土地。埃及总统萨达特意识到在不到30年时间内埃及人已经输了4场战争,所以他终于在1979年3月26日和以色列总理贝京签订了和平条约。

5.法国

虽然法国军队在拿破仑统治期间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但是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使法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1862年到1867年间,法国镇压墨西哥人品义的战争最后也以失败告终,法国军队于1867年被迫离开了墨西哥。而在普法战争中(1870—1871),德国人打败了法军并且占领了法国北部。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是胜利的一方,但是从人员死伤状况看,这一胜利是太昂贵了——整整一代的法国人死在了战场上——而获得的却又少得可怜,法国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法国来说胜利等于失败。1940年,希特勒用闪电战侵占了法国,直到1944年才被英美联军解放。战后的法国曾进行过两次战争,一次是印度支那战争(1946—1954),另一次是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法国最后也都成了失败者。

6.保加利亚

1885年的俄土战争使保加利亚成为独立国家之后,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间发生了战争,但前者很快就成了失败者。在1912年和1913年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保加利亚与它的盟友希腊、塞尔维亚、黑山一起击败了土耳其,成为胜利者;但在一年之后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时,保加利亚却遭受了惨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保加利亚参加了同盟国,与德国人一起被协约国击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保加利亚又一次成为德国的帮凶,直到1944年被苏联军队攻占。

7.意大利

在我的印象中,自从罗马帝国因为突厥后裔的入侵以及鼠疫的双重打击而崩溃之后,似乎胜利之神就远离了地中海。大家还记得意大利上次打胜仗是什么时候吗?注意:不是指意大利足球队!

8.匈牙利

1848年,匈牙利的爱国者们举行武装起义,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下取得了独立。一年之后,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军队击败了匈牙利人,将匈牙利并入奥地利,成为一个半自治的王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匈牙利是战败国。1919年匈牙利在和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短暂的战争中又成了失败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作为纳粹德国的盟邦,还派军队去苏联作战。苏联军队在1944年占领了匈牙利。1956年,匈牙利人发动起义反对苏联军队的继续占领,但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

9.芬兰

芬兰曾经是沙皇俄国的一部分,在俄国革命期间,芬兰获得了独立。但是,1939年又遭受苏联入侵,在这场苏芬战争中,芬兰方面死亡约2万5千人,而苏联军队死亡20万人。但由于苏联国力的强大,芬兰最后还是战败并割让了10%的土地给苏联。1941年,芬兰成为希特勒德国的盟邦,芬兰人曾经帮助德国包围了列宁格勒。但到了1944年,芬兰还是被苏联军队占领了。虽然芬兰在每一次战争中均遭败绩,但却依然保持着独立。

10.德国

德国在1871年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它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但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军队的死亡人数是18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350万人,另外还有1000万平民在这两次大战中死亡。

被遗忘的朝鲜大屠杀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大约有十万之众的左翼人士和无辜平民遭到韩国李承晚政府的屠杀,而美国却对屠杀暴行袖手旁观。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几经努力,才终于揭开这段湮埋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历史。

朝鲜战争结束迄今已半个多世纪了。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之前,经历了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后又经历了越南战争的洗礼,因此他们常将朝鲜战争称之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

但五十多年来,政治家、军事家和研究者并未遗忘这场战争,各国陆续解密的档案成为研究朝鲜战争的重要文献。美国国家档案馆作为保管联邦政府档案的重要机构,保存了大量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的档案。数年来,随着该馆对朝鲜战争档案的解密,越来越多的秘密被人们发现。

2008年5月至6月,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布了一批解密档案,这批档案记载了1950年战争爆发之初韩国军方和警方如何对左翼人士及其同情者进行大规模屠杀的事实,被杀害的人数可能高达10万之众。2008年,韩国一直在挖掘遇害者遗骸,调查事件真相。

台风掀开墓葬坑

这批解密档案显示,在1950年6月朝鲜军队大举南下之际,韩国军队和警方在数周内清空监狱内的政治犯,将大量犯人(其中许多为妇女和儿童)迅速地分批集中处决,抛尸于临时挖成的坑中和废弃的矿井中,大多数被害者都没有经过审判程序。在此过程中,美国人不但坐视不管,反而在事后帮韩国掩盖罪行。

战后,反共的威权政府长期统治韩国,一直试图掩盖它犯下屠杀暴行。直到上世纪80年代,韩国开始了民主化进程,这才为最终解决这桩历史悬案提供了政治契机。2002年,一场台风横扫韩国,将一个埋有众多遇难者遗骨的墓葬坑掀开;一家电视台在一个封闭矿井内发现了被草草掩埋的大量遇难者遗骸;美国方面解密的档案则为韩国人挖掘历史提供了数量空前的信息保证。

2005年,时任总统的卢武铉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对朝鲜南方和北方的战时恐怖行为展开了调查,三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上称,仅对全国150个屠杀掩埋地中的4个进行挖掘后,就清理出400多具凌乱堆叠的遇难者遗骸,骷髅的颅骨上弹孔明晰可辨,遗骸的手部还绑着锈迹斑斑的铁丝。委员会经过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将档案文件与目击者和幸存者的证词相匹配,已经正式确认了两个大型处决场——分别是韩国中部的清原和东南海岸的蔚山。

美联社在一篇报道中坦承,由于政府长期刻意地掩盖,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韩国人对这段往事也知之甚少。上世纪80年代末,资深朝鲜战争学者、延世大学教授朴明林从民间艰难地了解到这段尘封历史的时候,不禁大为感慨:“我哭了,天哪,这是我的祖国么?这是真的么?”

是的,这是一段血腥的历史,一个民族因意识形态而对立而分裂而相互杀戮。

屠杀——从战前开始

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南北方分别被美国和苏联占领,从此半岛陷入分裂。此后南北双方在冷战加剧的国际形势下,意识形态上的纠纷日益严重。1948年,李承晚在韩国执政后,更是对所有左翼党派和团体的政治活动进行压制,将3万左翼人士抓入监狱。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韩国政府对左翼人士及其亲属的杀戮。我国知名朝鲜战争研究专家沈志华编纂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文件》中,记载了这些惨剧:“在奉化郡肃青面奔清里,仅仅是因为游击队曾经过该村,就有20多人被同时枪杀。在永东郡的许古屯,因为村民有民主主义情绪,村中200家人中就有200多人被枪杀。这种大规模屠杀的例子非常多,游击队员朴炳都有18个亲属被杀害。在永东郡,我们游击队员的所有亲属,包括堂表兄弟在内,都被杀害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北方军队势如破竹攻入南方,李承晚的部队一触即溃。次年起接任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马修·李奇微在自己所著《朝鲜战争—李奇微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了战争爆发时的态势:“北朝鲜人民军不仅为这次进攻作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还拟制了详细周密的计划,甚至连派某些部队混杂在难民之中潜入南朝鲜境内、破坏交通、散布恐怖言论以及摧毁坚固工事等问题都考虑到了。”这些潜入南方的北方秘密力量给韩国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军事压力,为后来韩国军方进一步捕杀左翼势力提供了部分口实。

3天后,北方军队就占领了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释放了汉城监狱中的囚犯,其中有数千人加入了北方军队。消息传来,溃退中的韩国政府更加惊惶。由于担心左翼政治力量加入敌方阵营,韩国政府决定“国家教导团”(韩国政府之前成立的对左翼人士进行教育和管理的专门机构)控制的左翼人士由警察系统来看管,并开始准备大肆屠杀。

美国国家档案馆一份长达78页的材料记录了当时美军顾问艾默里奇中校从韩国的金钟元上校处了解到的情况,金钟元称,“为了不让釜山的政治犯加入敌军,计划处决监狱中约3500名共产党人”。艾默里奇安慰他说,北方军队不会那么快打过来。但事实上,美国人最后还是有条件地默许了韩国人的计划。艾默里奇写道:“金钟元答应直到战局更为吃紧时才去处决犯人。金钟元被告知一旦北方军队到达釜山外围,他就可以打开监狱大门,用机枪对犯人进行扫射”。这是这批解密档案中发现的第一份美军认可此类屠杀行为的文件。

于是,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

镜头中的人间地狱

汉城南部90英里处的Sannae山谷是个狭窄而安静的地方。然而,1950年7月的几天里,鲜血和枪声是这片宁静之地的主旋律。成卡车的政治犯被从大田监狱运到这里,走向生命的终点。一些美军军官前往观看了被称之为“宰火鸡”的血腥场面,并拍下了许多骇人的屠杀镜头。

在山谷里,被反绑双手身穿白衣的犯人们,顺从地弯着腰,面向土沟挤在一起。韩国军警走到囚犯们身后,朝他们脑后开枪,尸体就势滚入沟中。一位现年83岁的李姓警察参加了当年的行刑,至今仍对勾动扳机“心怀罪感”。他回忆说:“许多犯人是普通罪犯,还有被诱捕来的不识字的农民,他们本不该死,他们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现场的警察们有的从未杀过人,拿枪的手发抖,以致没有射中要害,有些犯人只是受了伤。但警察们最后受命不留活口,还活着的犯人遭到再次枪杀。

在这里被杀害的犯人多达3000-7000人,尸体叠着尸体,堆满了六条沟,延伸至1英里外。填满死者的大坑很快被掩埋了。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些大坑连同半岛上其它屠杀现场一起进入历史的深坑,被人“遗忘”了。

在美国非官方文件中也有其他屠杀场景的描述。曾任美国空军情报官员的唐纳德·尼克尔斯在1981年自行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中隐晦地提到,他目睹了汉城南部20英里处水原地区约1800名韩国犯人被屠杀的事件。

1950年8月2日,一份获取自北方军队的文件与唐纳德·尼克尔斯的记录的相互映证。这份已被华盛顿解密的文件述及了在韩国12座城市发生的大屠杀,水原有1000人被杀,大田有4000人被杀。这份早期的朝鲜北方的文件没有提及当时在边境地区仍在进行的屠杀,如单在釜山就有1万多人被杀——这是一位名为Chan hyun的韩国立法人员在1960年经调查得出的结论。在李承晚下台后,朴正熙军政府执政前的短短的12个月的民主政府执政期间,他完成了这一调查工作。

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历史学家估算,大约有10万人被害。这一数字是基于釜山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推断做出的,相比当时韩国2000万的人口总数,这一比例相当惊人。仅在庆尚南道就有25000人被杀,“国家教导团”中的3万人大多数也被杀害了。

一位名叫Koh Chung-ryol的57岁的韩国妇女说,她时年29岁的父亲在警方大规模的抓捕中被错抓,之后在Sannae山谷被杀。她说:“父亲被杀后,我母亲毁掉了父亲的所有照片,怕家庭被贴上通共的标签。母亲试图抹掉关于父亲的一切回忆,这种悲痛真是难以言表……”。五十余年过去了,很多家庭仍不堪回首那段丧亲之痛。

旁观的美国人

大屠杀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后,美国人在一系列屠杀事件中的立场成为人们追问的焦点。在目前解密的档案中,美国可以用“态度暧昧”来形容。如此重视“民主”和“人权”的美国政府缘何采取旁观立场呢?这要从美国长期的反共产主义政策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共意识形态在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为提高,成为二战后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内容。苏联在东欧主宰地位的强化以及中苏结盟,进一步增加了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慌。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为人们所熟知的约瑟夫·麦卡锡成为美国反共政策的急先锋。麦卡锡在1946年凭借依靠反共观点当选为参议员,任职期间经常发表攻击共产党的演说,谴责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马歇尔对待共产主义的软弱态度。1950年—1954年,麦卡锡开列黑名单的做法在美国朝野造成一片混乱,包括查理·卓别林和钱学森在内的一批著名人士因此离开美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浓厚的反共氛围中,美国参加了朝鲜战争,这就直接决定了美国对韩国屠杀左翼人士的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英国记者阿兰·威宁顿在1950年夏天跟随南下的北方军队进入屠杀现场,他在报道中写道:“美国军官乘数辆吉普车到达现场,监督了屠杀的执行……尸体苍白的手和脚从泥土中伸出来”。但他在英国《每日工人报》上的报道被美国驻英国大使斥为“杜撰”,当时美国军事报道把重点集中到了北方军队在大田进行的报复性杀戮上。

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早在威宁顿的报道发出之前,就以“机密件”的形式向国内报告了韩国军警的屠杀行径。解密档案显示,美国驻韩国大使馆的陆军武官爱德华兹中校在将大田监狱屠杀的照片发往华盛顿的军事情报机构时说:“数以千计的政治犯在几周内被韩国政府处决”。

文件显示,1950年8月,“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在东京就知道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300人在韩国大邱(Daegu)被杀害的消息,一份发自韩国的美军文件用“惨绝人寰”来形容现场的情景:尸体滚下山谷,数小时后还能听到一息尚存的人们发出的呻吟。但麦克阿瑟对这个消息无动于衷。后来英国人对韩国人的屠杀行为表示抗议,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敷衍说,“我们在尽全力制止暴行”。但真实的情况却是,麦克阿瑟视屠杀为“韩国内部事务”,禁止美军进行干预(1950年12月19日的一份电报)!

因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历史学家们说:“最重要的是美国人没有制止屠杀,而且在现场拍照,撰写报告。”芝加哥大学的朝鲜战争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也认为美国对屠杀负有责任:“在数千人遭到屠杀的事实面前,美国不仅无动于衷,而且有意封锁大田地区的屠杀事实。”

真相揭开之后的和解之路

2008年1月,韩国总统卢武铉为当年在蔚山发生的870人被屠杀事件进行道歉,称这是“当时政府犯下的罪行”。政府的开明举动给“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08年的工作平添了一抹亮色,这一年,来委员会确认了1950年—1951年期间的16起屠杀事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现有240名工作人员,但年度预算为1900万美元的资金在如此宏大的工作前显得捉襟见肘。委员会要在2010年前出台一份最终的全面报告,但以后的工作开展却并不是很乐观。

首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权力有限。韩国官方规定,委员会的任务是发掘真相,为修正教科书和其他记录提出意见,建议以赔款等形式抚慰受害人亲属,因此不可能将仍在世的作恶者押上审判席。有韩国保守人士认为,委员会的活动将揭开旧日的伤疤,因为一些村庄中的左翼和右翼势力相互进行过血腥报复,这反而不利于和解工作的开展。

其次,正如美联社在一则报道中指出的那样,年代的久远和寥寥无几的幸存者造成委员会举证困难,能站出来的老兵不多,一些受害者也不愿接受委员会的采访。现任总统李明博所在的大国家党,是一个保守的右翼党派,因此委员会能否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乃至预算都不明了。

告诸往而知来者,唯有让人们知晓历史真相,才能以史为鉴。正如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中所说:“通过揭露这些真相,我们希望能为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疗伤止痛,并教育人们(不仅是韩国人,还包括整个国际社会)避免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

揭秘英军猫眼激光:可预先发现隐蔽狙击手

隐蔽的狙击手:绝大多数使用声学或热传感器的系统要在等到狙击手第一次开火后才能锁定他们的方位。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随着一项激光监视技术在英国揭开神秘面纱并投入使用,英军可在狙击手或者刺客扣动扳机前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一直以来,欧洲和美国公司便加紧研究反狙击手技术,以应对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本国面临的威胁。但绝大多数使用声学或热传感器的系统要在等到狙击手第一次开火后才能锁定他们的方位。

欧洲航空防务航天公司(以下简称EADS)研制的技术旨在利用瞄准具反射光线在狙击手扣动扳机前锁定他们的方位并提醒可能面临的威胁。威尔士新港EADS Innovation Works公司研究小组负责人彼得·塔尔伯特-琼斯(Peter Talbot-Jones)表示:“其原理与公路中央的‘猫眼’(装在公路上用于在黑暗中指示交通的反光道钉)是一样的。”“猫眼”的功能与猫的视网膜类似,通过反射车头灯的光线照亮道路。

EADS的反狙击手激光监视技术名为“ELLIPSE”,类似一个装在三脚架上的雷达测速仪,工作时用激光束监视受保护的区域。一旦碰到任何透镜,就会发生反射。塔尔伯特-琼斯说:“我们的目的是用狙击手的技术来对付他们。”这位负责人随英军一起征战阿富汗战场,在那里,前苏联制造的狙击步枪Dragunov非常容易获得。

在政治集会举行地或者体育场,如果将几台ELLIPSE部署在重要人物周围,一旦用“三角测量法”(这项技术使用GPS卫星导航)发现狙击手的瞄准具,狙击手的方位立即暴露无遗。塔尔伯特-琼斯表示,照相机镜头和双筒望远镜发生的“无害”反射可以得到确认并加以放弃。

多年来,搜寻狙击手的手段就像好莱坞惊悚片所描述的那样,利用人力侦察寻找敌军神枪手或者喜欢独来独往的刺客可能的藏身地点。直到最近,科技手段才让这座天平发生倾斜。英国国防科技集团Qinetiq最近发布了一款名为“EARS”手掌大小的设备,可利用声学原理锁定狙击手方位。据悉,EADS是在反导弹研究中无意间发现了可用于挫败狙击手的光学技术的,他们希望将这项技术应用于伦敦2012年奥运会,作为保护高官和重要人员的一种防御手段。

来自狙击手的“平民威胁”让人不免回想起曾经发生过的暗杀行动,例如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遇刺悲剧。一周之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便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任非洲裔总统。在此之前,美国已大力加强安保工作,确保宣誓当日万无一失。2008年,科罗拉多州警方逮捕了3名男子并查获了狙击设备,声称他们企图刺杀奥巴马,但随后又表示3人不会带来严重威胁。EADS的项目反映出,由于军方面临预算压力,国防公司在安全技术方面的努力开始呈多样化趋势。

揭秘中国护航舰队打海盗的“四道防线”

有着信息时代武器配备的现代军舰与仅有普通轻型火器装备的海盗作战,基本上只存在单方面的打击在中国军舰赴索马里护航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明确指出,中国军队参与护航舰艇上载有先进武器装备,足以应付海盗;众多军事专家也似乎达成共识,使用目前两艘导弹驱逐舰上的先进武器对付海盗,无异于“牛刀杀鸡”,绰绰有余;而更有网友直言,假若中国军舰拥有如此先进武器还让索马里海盗占了便宜,就应该“自沉以谢天下”。这种“自信满满”究竟源于何处?笔者详细考量了双方武器配置,从军事角度试予解析。海盗遇到军舰胜机渺茫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军舰与海盗之间的战斗,根本就是“两个时代”的战斗。

不对等的攻击距离

在现代军事上,距离决定胜负。目前索马里海盗掌握的武器,主要有56式冲锋枪、AKM突击步枪、RPD 7.62mm轻机枪和RPG-7 40mm火箭筒。而以上轻武器有效射程均在千米以内,索马里海盗在数次劫持商船过程中,高举RPG-7 40mm火箭筒进行恐吓,令不少商船乖乖就范,但实际上,这种火箭筒的射程只有数百米。因此,海盗如果真要对中国军舰以及舰上成员造成有效杀伤,只有一种选择:驾驶快艇冲向军舰,利用上述武器接近射击。2006年就曾发生过索马里海盗袭击美国军舰,并让军舰上的美国大兵“有些慌乱”的事件,但这股海盗最终也被消灭,这种小艇冲锋,也被专家们在袭击二字之前冠以“自杀性”,其结局可见一斑。

从海盗目前掌握的武器来看,威力最强,对军舰威胁最大的要数RPG-7火箭筒了。现代驱逐舰舰体钢板确实很薄,装甲防护能力不如坦克,而海盗所用的那种苏制RPG-7系列火箭筒,配用的破甲弹头足以摧毁二战后第一代主战坦克,破甲深度可以达到100毫米,驱逐舰的舷侧钢板想抵抗这种攻击似乎很难。但这种简单化的矛与盾的较量,是发生在冷兵器时代和火器时代初期的,建立在对方的火箭筒能够接触到中方军舰舰体的基础上。而中国军队派出的导弹驱逐舰,是本国最先进的作战舰艇,达到21世纪初的先进水平,以这样的现代武器与还处在简单火器阶段的海盗作战,根本就是“两个时代的战争”,其差距如同挥舞大刀长矛的步兵,遇到现代严阵以待的机枪阵地,获胜机会趋近于零。

从侦查上看,两艘导弹驱逐舰都拥有范围数十公里的雷达,而171舰更因拥有相控阵反恐雷达而被军迷们称为“中华神盾”。所以当索马里海盗眼巴巴望见中方军舰之前,舰上人员早已在雷达图上“端详”海盗船只许久了。而驱逐舰上配备的近程和中程导弹,射程可达1000千米。实际上,据资深兵器专家李大成分析,驱逐舰上的导弹不太可能用来打击海盗,根本原因在于导弹造价过于昂贵,单价高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美元,在其他武器可以解决战斗的情况下,无需劳民伤财。

四道防线

目前以中国军队护航舰艇的武器配备来看,可以组成四道火力拦截线。第一道防线主要由主炮担当。中方两艘驱逐舰上都装备有100毫米的大口径主炮,这种主炮有效射程在10km左右,海盗通常驾驶的快艇只要命中一发炮弹即可遭受重创。请注意,与一战、二战中海战双方舰炮互设,在对方军舰附近溅起高高浪花不同,信息化时代的舰炮不再是仅由人工目测发射的武器,而是拥有精确制导的增程弹、近炸高杀伤破片弹和带有数十颗子弹的灵巧弹,精确程度远超简单火器时代。

第二道防线由副炮组成,中方驱逐舰上均装备了小口径副炮,这种副炮射程在4km左右,每分钟能发射4000~5000发炮弹,可使来犯敌船瞬间千疮百孔,变成海上飘动的筛子。这些炮弹织成的密集弹幕连高速飞行的导弹都能拦截,速度仅为导弹十分之一的海盗快艇,实难越雷池半步。在此条件下,假设海盗侥幸至极,逃脱了精确主炮轰击,又穿过了副炮的弹幕(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对他们的考验还远远没有终结。

为配合这次打击海盗任务,中国军队还专门加装了由高射机枪和榴弹发射器组成的第三道防线。据有关人士透露,这种高射机枪口径为12.7毫米,也可以用于向海面平射,射程为1.5km左右,每分钟能发射80发子弹;在舰艇顶部,还安装有射程达400~2000米的榴弹发射器,这两种武器组成近程强大火力网,能给海盗船以毁灭性打击。第四道防线则由特战队员和水兵组成,他们拥有95式自动步枪、95式轻机枪、88式狙击步枪以及手枪等轻武器,能对突破上述三道防线的海盗予以打击。

索马里海盗只有自动步枪等轻型武器,这些武器射程普遍只有2000米左右,中国军队完全可以对袭击中方船只的海盗在其射程之外就将其消灭。假设与海盗接触发生在夜间,海盗利用夜色掩护袭击中方军舰,是否有望成功?实际上,为防范海盗利用夜色的掩护发起袭击,中方护航舰艇上还装备了红外夜视仪,让黑夜与白昼无异。

特种作战队员的优势

据此,似乎海盗向中方军舰发起攻击无异以卵击石,而国内外军事学专家也早有定论,以海盗求财保命的动机,主动攻击中方军舰的可能性并不大,更可能遇到的情况是在商船上劫持人质,与中方对峙。

对此中方采取的战术很可能是派出舰载直升机,搭载海军特战队员,在人质商船上进行突降,迅速制服恐怖分子,遇到顽抗则就地消灭。虽然海军特战队不携带重武器,以95突击步枪为主,但身穿防弹衣,携带即时通话对讲设备,遇到黑夜还有红外夜视设备。而战士们都经过严格选拔,身高1米75以上,经过了三年以上残酷的特种训练,在索降、射击、体能、格斗、制敌等方面成绩突出。除了解救人质特种作战中的枪战和近身格斗可能将考验我方特种战士、极少数海盗拥有的肩扛式导弹对中方舰载直升机具有一定威胁外,海盗很难有机会接近军舰,更不用说对舰上人员造成伤害——毕竟,信息时代武器与普通轻型火器的实力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唯一女战俘最后回国

在朝鲜战争双方签定停战协议后,美军交出来的战俘名单中,实际统计情况如下:

中国人民志愿军实际被俘人员21374人。

其中:中朝两国愿意并被遣返的战俘统计

国籍1952年7月小批交换伤病员1953年8月—9月交换全部战俘总计

中国1030人5640人(含1名女俘)6670人

北朝鲜5640含(446平民,3名女俘)70183(含473名女俘,23名儿童)75823

这场战争中,我们志愿军只有一名女战俘。

只有一名女战俘?完全不象有些文章和书中那样,大肆渲染和炒做的说集中营里有很多志愿军的女战俘,多么英勇,受了多少屈辱,如何被轮奸,又如何赤身裸体地抢过敌人的枪,向美国人扫射,以至遭到美军机枪的毁灭?可能吗?

当然,在朝鲜战争中究竟有多少志愿军女兵失踪和牺牲,至今无法统计,可能有些女兵被俘时就被杀害,而真正有记载的,被送进美军战俘营的,的确只有一名志愿军女俘。

这个唯一的女战俘叫杨玉华,当时只有16岁,四川人,是180师绷带所(师卫生队)的一名护士。

180师绷带所(师卫生队)共有29名女护士。她们绝大部分在敌包围圈尚未封口时,由师后勤部医政股股长史锦昌带领,随180师司政后机关组成的第二梯队撤过北汉江,冲出包围圈,其中个别人在途中被敌机的轰炸而牺牲。

女护士当中只有小杨没随二梯队出去,因为小杨在几天前抢救伤员时把自己的炒面全给了伤员和担架员,而自己则挖野菜充饥,结果中毒,上吐下泻,无法行动。5月26日半昏迷状态的小杨也被强制上担架随几十个伤员的担架队后撤,路遇敌人炮击,十几个伤员和担架员牺牲,担架队躲进一个废弃的铁路隧洞,但敌机向隧洞里发射了多枚火箭弹,担架队员和隧洞口附近的伤员全部牺牲,只剩下担架比较靠里面一点的五名不能动的伤病员,小杨也在其中。

5月27日上午五名不能动的伤病员被美军搜索队发现,全部送往美军的野战医院。小杨当时穿的男装,头发很短,满身泥水和污垢,美军没发现她是女同志。

到达敌医院,小杨得到治疗,很快病愈,遂主动参加对其他志愿军伤病员的护理工作,直到七月中旬美军才发现她是女同志,立即将她送往釜山女俘收容所。

据当时在战俘营任翻译的张泽石同志证明,整个战俘营只有小杨一个女志愿军战俘。后来还是由张泽石陪她到的朝鲜女战俘营。由于朝鲜女战俘营里的战俘干部有很多都是原四野部队朝鲜师的,整个女战俘营又只有小杨一个志愿军,所以全体朝鲜女俘都对小杨很关照。

对小杨在战俘营的情况,各种回忆录均有不同记载,比如一次朝鲜女俘集体绝食,一名美军女少尉专门端着饭菜给小杨,以为她是中国人不会参加绝食。被小杨一把把饭菜打翻,虽受到美军的毒打,但却受到全体朝鲜女俘的尊重和敬仰。

1953年8月8日下午,被关押了两年多的小杨随473名朝鲜女俘一起被美军从釜山押上火车,每个车厢塞了很多人,女俘们大声唱歌,美军往每个车厢里丢了三颗催泪弹,杨玉华奋不顾身的用身体掩护朝鲜女俘和她们的孩子,三颗催泪弹都在她身上燃烧,把她烧伤了。9日车到板门店,小杨戴着自己做的解放帽,举着自制的五星红旗见到了亲人,结束了战俘的生活。

回国后,小杨也被送到昌图战俘归来管理所,经过审查,她回到故乡,几十年如一日的在一个山村小学教书。

作为一个女军人,被俘是她最大的不幸,但历史记住了她,人民记住了她,她永远是中国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对遣返回来的杨玉华说:“你终于回到祖国怀抱里了,祖国象母亲一样关怀着你,希望你好好休息,保重身体。”

中国完胜印度事后为何撤军?

2008年11月12日,外交部解密了从1961年到1965年期间的外交档案。在本次开放的档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涉及1962年10月至11月间当年中印边界冲突的机密文件。

胜利后为何主动撤军

1962年,中国和印度之间因为边界争端而发生了冲突。从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这场冲突持续了1个月左右,中国军队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可是,此后中国军队主动停火并后撤。至今仍有一些人表示不理解,认为中国外交过于软弱,当时应当将本属于中国的领土夺回,但本次解密的外交档案却向我们表明了中国外交的宽宏雅量。

1963年1月的一份解密档案中写道:为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边防部队不仅主动停火、主动后撤,而且还把战斗中缴获的军用物资主动交还给印度方面。1962年12月14日和16日,中国政府曾两次照会通知印度政府,中国方面表示,中印边界问题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而不应当通过武力解决,希望中印边境冲突不要再起……向印方移交军用物资,就是中国政府为了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友好步骤之一。

可是,“中国方面采取的每一个善意行动,至今都没有从印度方面得到积极的响应。相反,却往往遭到印政府的歪曲和污蔑,称中国的自卫反击战是一场‘侵略战争’。”但是,中国政府也对未来寄予希望:“中印边界问题总是要和平解决的,希望印度政府改变蓄意敌视中国的态度。”

亚非国家对此战持何态度

根据1962年底的外交档案,从1962年11月13日起,周恩来总理曾在一星期内,向几内亚、古巴等数十个亚非国家领导人通报中印边界情况,客观介绍了中印边界问题的背景和发展。

中印战争发生后,与两国都很友好的一些亚非国家并不是坐视不管,而是采取了积极的斡旋行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就曾分别公开致信刘少奇和印度总统及总理。在致刘少奇的信中,他表示欢迎和赞扬我国政府11月21日的停战声明;在致印方的信中称,为了中印的友好、亚非各国团结和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阴谋,希望印度接受中国和平解决争端的建议。

马里总统凯塔也表示出了同样的愿望。1962年10月24日,他称中印之战为:“亚洲两个兄弟国家之间的敌对行动”。凯塔愿意从中斡旋,以挽救日趋严重的局势。

周总理回信罗素介绍情况

解密档案显示,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希望中印双方能够尽快停火撤退,通过磋商解决争端。

对于罗素的来信,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给予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给罗素回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中印边界的历史形成问题。

在印度挑起冲突后,周恩来积极主动地通过外交努力,让国际社会客观了解到冲突的真实情况,争取支持。

为何公布交还武器清单

中印之战后,中国政府并未立即对外公布交还印度武器的清单,而是在战争结束了几个月后才予以正式公布。在此次解密的外交档案中,记者找到了原因。一份档案中记载,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在1963年1月8日发表谈话称,印度方面从中国方面接收了一批中国边防部队缴获的印军装备,这些装备都已“损坏不堪”,中国方面交还这些装备是为了“宣传的目的”。

档案显示,关于中国边防部队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交还印度方面一事,中国政府之前并未予以公布,而且中国报纸也没有做过任何透露。中国政府只是两次照会印度政府通知了有关情况,这无论如何不能叫做“宣传”。“实际上,第一次公布这件事并且就此掀起一场恶意污蔑中国的宣传运动的,正是印度自己。”中国政府现在是“不得不公布有关事实真相”。

在这份档案的后面,列出了所有交还印度的军用物资清单,足有四页纸的内容。“任何没有成见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国政府这一行动是一种友好、慷慨的行动。正如清单所表明的,中国交还的物资,绝大部分是完好的,清单中所列的一部分损坏了的武器和装备,也都是印军在撤退时自行破坏了的和在战斗中损坏了的。”

印度俘虏获准庆祝国庆日

在一份1962年12月17日的档案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给外交部条法司发函咨询关于印军俘虏的事。当时关押在西藏察隅的印军俘虏要求在1月26日庆祝印度国庆日。

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看到申请后作出批示,说要向外交部的同志咨询一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国际惯例。外交部条法司一位叶参赞进行了回复,表示认可。

战争中印军遗体的处理

一份名为《中国和印度红十字会就收集印军遗体的来往文件》的解密档案记录:1963年4月初,印度红十字会致电中国红十字会,要求到中国境内的奇普恰普河等六个地区收集在战斗中死亡的印军遗体。随后,中国红十字会复电称,印军遗体已妥为埋葬。可对方仍要求来中国境内按印方习俗处理遗体。

对于印方的再次要求,中国红十字会表示,为了照顾印度习惯,与有关当局联系后,将派出工作人员于1963年8月15日分批前往上述六个地区。1963年8月30日左右,结束了清理和焚化遗体工作。在这项工作完成后,将把骨灰和遗体交还给印度红十字会。中国如此周到的安排,印方红十字会却不领情,声称将直接派出几个小组乘直升机飞入中国境内。中国红十字会最终致电对方称,中国政府已要求印政府停止印度红十字会的上述行动。后来,印方再未就此事致电中国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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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界问题近年仍棘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李巍分析称,中印关系目前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复杂、最有可能爆发潜在冲突的一对双边关系之一。

中印边界问题最远可以追溯到1914年英国殖民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它把东段原本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英属印度,中国历届政府均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度乘机取得了对“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事实上的占领。1962年10月,印方挑起中印边界战争,印度军队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溃逃,中国军队本来已经接管了原本属于中国的领土,但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退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度此后又逐渐将军事力量推进到“麦克马洪线”附近。现今,“麦克马洪线”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印边界谈判的关键性症结所在。中印几次边界谈判都因此无功而返。

外交部开放的档案表明,早在1962年中印战争期间,中国为了维护大局就做出了很多建设性的举动。今天,中印双方更应捐弃前嫌,面向未来,以更加广阔的胸怀和前瞻性的勇气,解决双方有争议的领土争议问题。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所作出的贡献和榜样。

朱德一封电报吓退胡宗南大军

1943年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收到这份电报,我心里一惊,送给胡宗南。他看了两遍,又让我念了一遍。他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提出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

我已有思想准备,不改常态地说:应该查明是谁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但共产国际解散,委座不许公开评论。“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胡宗南问:你看怎么查?我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给共产党。

胡宗南要我把他下属的特务头子刘大军找来,我退出。在这种场合,胡一向不让第三者参加。

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将朱德的电报广为宣传。

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照常让我出席。

会上,胡未提“是谁泄密”的问题,只提“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委座对共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三五九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五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有人则主张暂缓,理由是:陇东“暴民”是乌合之众,第三十八集团军进剿近月,尚未报捷,对陕北之敌更不可轻视。朱德的电报使事机败露,如日军闻讯,乘机渡河,难以收拾。现可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

胡宗南作结论。他说: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劳,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可惜国军长期未打胜仗。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他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送他核发。他核发时,还参照我的意见,作了些修改。

1943年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但要查明有无“泄密”、“通匪”情事。不久,刘大军报胡,“通匪”事正在查,“泄密”事有两件:(1)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9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2)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胡宗南大骂张涤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刘大军经胡批准,将两个“匪谍”嫌疑犯送西安劳动营关押。

这几天我未单独外出,直到7月10日,才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

揭秘:日军别动队百余人围攻八路军总部

新华社记者云杉在《追我魂魄》一文中,提到1942年日军在太行山区突袭八路军总部之战中,曾经使用了一支化装成八路军,专门以我军指挥机关为目标的特殊部队。

这支叫做“特别挺进杀人队”的日军特种部队,成员衣着、武器完全模仿八路军,活动于根据地腹地,以奔袭八路军指挥中枢、狙杀八路军高级军官、搜集情报和破坏为主要任务。在《刘伯承与一九四二年反扫荡》一文中,中国方面是这样记述这支日军的:“每人印发了八路军首脑的照片、简历和我兵力部署图、假印信、假路条。并对整个行动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身着便衣,面涂褐色,伪装成我党政军工作人员,自带数日粮秣和雨衣行囊,甚至脚穿草鞋,背大背包,不走大路,不生火做饭,不宿村庄住店,或分散潜伏于大道两侧之麦地、窑洞、山谷内窃听我电话,或捕我单个人员,或用小型电台侦察报告我军动向……行进途中得知邓小平在太岳,又在‘邓小平’的照片下特地注明‘在太岳’三个字。后来刘伯承得知此事后,认为日军情报之准确之细致值得八路军借鉴。”

几十年后,这支日军的真实面目随着《八路扮益子挺身队》(装扮成八路军的益子挺身队)这份日文资料的公开,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上图为化装成八路军的“益子挺身队”照片,从左向右分别是中队长益子重雄、第二小队小队长猪股、第一小队长佐佐木。说明提到佐佐木和第三小队小队长大和屋在作战中阵亡。

且让我们随着这份日文资料,用复述加评注的方式,一起来看一看所谓“特别挺进杀人队”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部队吧。《八路扮益子挺身队》一文,是日本战争回忆文集《山西侵攻》中的一篇,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背景介绍,第二部分说明所谓“特别挺进杀人队”的编成,第三部分则是它的作战情况。

关于背景方面的介绍,内容是这样的:1942年5月,日军第一军在华北发动大规模扫荡,称为“晋冀豫边区作战”,目的在于彻底消灭在山西东南部的八路军根据地。然而,此前的作战中,八路军总能巧妙地避开日军锋芒,坚壁清野,迅速将主力跳出圈外,使日军无处发力,八路军反而在扫荡中越扫越壮大。针对这种情况,日军第一军要求各部队采取更为灵活的战法,力争一举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在这种要求之下,扫荡的主力日军第三十六师团遂制定方案,以一部化装成八路军深入根据地展开特种作战。

关于这个背景,个人认为还可作些补充。所谓日军的“晋冀豫边区作战”,即冈村宁次所作“C号计划”,计划在1942年5月15日至7 月20日间,对华北八路军太行、太岳两区进行扫荡,出动兵力为两个师团主力,一个师团一部,另四个独立混成旅团。这是一次与4月的冀南扫荡、5月的冀中五一大扫荡相呼应的大规模进攻,目的在于全部占领太行根据地,消灭在此地活动的八路军主力(主要是一二九师刘伯承部),通过这三次扫荡将八路军赶出华北。

整个战斗,从5月15日开始,日军首先进攻太岳军区,太岳军区主力三八六旅果断跳出日军包围,使日军扑空。但日军对此早有准备,并没有穷追不舍,而是利用太岳主力转移,太行区较为孤立的机会,全军于19日掉头,四面围击以涉县、偏关(有误,偏关在晋西北)、辽县(今左权县)为中心的太行区。由于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都在这个地域,有大量非战斗人员和后方机关而警戒力量不足,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战死,部队和机关遭到了较为严重的损失。

日军的“特别挺身杀人队”,就是在这次作战中登场的。

所谓“特别挺身杀人队”,实际由日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特别关照第三十六师团组建,下辖两个分队,分别是来自第二二三联队的“益子挺身队”和第二二四联队的“大川挺身队”。

让我们看看日文资料中对这支部队的描述吧。

在《八路扮益子挺身队》一文中,对“益子挺身队”是这样描述,这支部队由益子重雄中尉指挥,前身即益子重雄所部第三中队,经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全军着八路军军服,所部含军官4名,士兵102名,另附雨宫宪兵曹长指挥的汉奸特务工作队员18人,共计124人,携带从无线电收发报机到重机枪等各种装备,在主力发起攻击前三天,即5月21日,即潜入辽县八路军根据地开始活动。

从“益子挺身队”的编成,可以判断“大川挺身队”的人数也在150人左右,但两支部队的任务不同,益子部队的目标是八路军总部,大川挺身队的目标是一二九师师部。《八路扮益子挺身队》一文,没有关于“大川挺身队”的作战记载,只记录了“益子挺身队”的作战,大致如下:

5月21日,从辽县出发后,向南南东(军事术语,东南偏南方向)方向前进,距县城10公里处绕过八路军警戒部队的阵地。

5月22日,发生小规模战斗,占据附近标高2,100米的制高点。这时,八路军已经发现日军的攻击,正在频繁更换驻地。益子挺身队根据无线电指示,不断调整方向。午夜,袭击据称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五军寺(原文如此,实际为“武军寺”),但一无所获,八路军指挥部踪影不见。

5月23日,在辽县东南25公里处萨拉齐山,被两千余中国军队包围,包括白刃战的激烈战斗持续终日。直到入夜,该路日军才利用夜色的掩护突围成功。

继续向东,在郭家峪发现八路军的转移部队,正是该部寻找的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分三个纵队突围,其中彭德怀和左权的第一纵队从南向北试图突围,正走向益子挺身队的方向。

5月24日,经过整天激战,日军记载当时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在此战中负伤,殿后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战死,八路军未能携带左权将军的遗体突围。中方记载日军此战炮火猛烈并有空军轰炸,而该文中进攻郭家峪的日军仅仅提及“益子挺身队”的百余人。

5月25日,该队日军继续向东,在天文村附近扫荡,造成中国方面较大损失。

这段纪录,结合中方材料和日方其他部队的作战资料,可看到其中内容有些可信,有些则不尽属实。实战中这支日军的作用与描述颇有出入。

这是因为八路军对日军拥有这样一支特种部队早有警惕,因此其奇袭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好。早在5月3日,八路军就得到情报:“日伪特务机关已将刺探到的总部和一二九师领导人的照片、履历资料汇集成册,下发‘挺身队’和特工人员。”情报之详细,甚至提到了前面所说日军知道“邓小平在太岳”。这也是八路军第一次注意到这支“穿八路军军装的日军”。刘伯承对此非常重视,要求各敌工站加紧收集相关情报,并再次电告太岳军区注意赴太岳检查指导工作的邓小平的安全。根据地内部,对敌特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其间,日本特务曾经化装到小曲“帮助土改”,结果被当地群众识破。这一结果还直接导致此后经小曲突袭一二九师师部的“大川挺身队”提前曝光。

否则,刘伯承的总部就危险了。

益子重雄的部队在5月22日夜向武军寺(日文中为五军寺)的八路军总部部分机关发动奇袭,结果扑空。事实上,早在这一天早上,他们的行踪在桐峪西北老林圪洞附近已经被民兵发现,八路军总部并得到这样详细的报告:“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便衣,携带小型电台,约有一百人,后去向不明。”可见,这路日军刚一出动,身份就已经暴露,根本就没人把他们当作八路军。彭、左综合判断情报,随后决定总部开始转移。这份报告成为八路军总部决定迅速转移的有力依据之一。

另一路日军大川桃吉部,冒充八路军新六旅一部试图袭击一二九师在会里村的师部。这支敌军化妆较像,竟然在当地农会帮助下于22日渡过漳河,并在岸边的宋家庄与八路军部队同村吃饭,接着就骑自行车奔袭会里。应该说日军的情报还是比较准确的,动作也很迅捷。不过,当时日军判断八路军总部所在的麻田是一二九师总部。这个错误的信息使大川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犹豫,因为他的任务是突袭一二九师师部,怕自己贸然攻击会里打错目标。结果,刘伯承恰好在此时组织一二九师师部撤离。等大川确认了情报赶到,一二九师总部已经撤离几个小时了。刘伯承和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是晚上9点离开会里的,大川是11点赶到!

接着,日军总部根据一二九师电台信号,通知大川挺身队继续向王堡追击一二九师师部。

如果被这支日军缠上,刘伯承的处境将十分危险,因为他的身边带有大量的后勤机关和非战斗人员。正在这时,第五军分区司令皮定钧发来的一份电报,通知了刘伯承这支奇特敌军的动向:“小曲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百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这份情报实际上是小曲民兵22日就发出的,但因为情报转手,耽误了时间,23日才送到刘伯承手中。

如果大川第一次突击更快一些,开玩笑说,这份情报够皮定钧司令上军事法庭了。不过,这足够让刘伯承躲开这个敌手的第二次打击。一二九师师部当即第二次转移,大川扑了空,得知刘已进山,感到追不上,只好转向偏关会合日军主力去了。

这路日军可说无功而返。

根据《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实录》,“益子挺身队”真正给八路军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它首先发现了撤到郭家峪的八路军总部,并将这一情报报告给在潞芳指挥作战的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这直接导致了日军调整部署对八路军总部采取全线围击。

当时,八路军总部面临和一二九师师部同样的困境,但应对上出现了一些纰漏。这主要是前一阶段八路军总部在集中精力应付日军对冀中的大扫荡,对自身安全考虑不足;前几次八路军总部遭到突袭,最终无恙的原因是一二九师主力在周边活动,以重大代价保卫了总部。这一次一二九师师部同时遭到攻击,自顾不暇。此外,机关和非战斗人员对突围拖累甚大,23日彭德怀下令总部撤退,全军要到24日晚上才能起身,而且行动迟缓。在益子挺身队的准确情报帮助下,日军在十字岭截住了撤退中的彭德怀纵队进行猛烈围攻并以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反复轰炸,本来以为可以寻隙觅缝的八路军却钻进了日军的伏击圈。尽管总部经过激战最终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因此遭受极大损失,左权将军就是在此战中殉国的。

此战后,八路军即以此为教训,对后勤和非战斗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

从日方的描述看,日军对特种部队的使用,还不算很到位。这种部队,是匕首,是狡狐,一击即退,而不在硬拼。看到日军津津乐道“益子挺身队”和两千对手血战一天,就可以理解二战中日军特种部队为何没有多少建树了——日军还是习惯像蛮牛一样的打法,并不懂得特种部队该怎么打仗。“益子挺身队”的情报导致八路军总部在突围中陷入苦战,本来是这支部队此战的亮点,日军却因为这不能展现有多少自己的具体战果而没有重视。“益子挺身队”到底有多大损失,至今不得而知。不过,从残存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所题名叫佐佐木的军官阵亡于则界村,根据《中国山西省地理图册》,山西有两个则界村,一个在陵川,另一个在涉县,正是麻田的附近。而益子重雄战后回忆,他在中国的战场上,共计损失了173名部下,其中87人算是“白骨凯旋”,还有86人的骨头,都扔在了中国。他在中国担任军事主官的最高位置,就是二二三联队第三中队中队长和“益子挺身队”的队长了(此后担任军事幕僚,不再直接指挥部队)。这173名部下,其中有多少属于“益子挺身队”,我们只能猜测了。

最后提一下,“益子挺身队”还将左权将军的死归入自己的战绩。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战斗中,左权将军的遗体是三名党校学生仓促下葬的。因此,在此后的电文中左权牺牲的消息泄密,导致日军专门返回战场进行发掘并拍照炫耀战果。此后中方重新迁葬。左权将军遗体上的创伤显示他死于近距离炮弹的爆炸,而“益子挺身队”因为化装奔袭,最重型的武器是机枪,他们的纪录,也表示“左权将军”死于其用轻武器的突袭。

核对双方纪录,这个说法倒不是纯粹的争功谎言。八路军方面,也记载这支日军化装成八路军和老百姓,绕过八路军欧致富团和七二九团的阻击线,在十字岭和南艾铺之间突然向八路军发起攻击,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不过,所谓的“左权将军”,肯定不是左权本人,因为左权此时已经在十字岭上,冲过了日军的两道封锁线,并在第三道封锁线处牺牲。

个人认为,这个“左权将军”,可能是朝鲜独立同盟主席金白渊,他也在此战中牺牲。朝鲜方面后来的回忆说他“突然遭到敌人特务的射击而死”。很可能是“益子挺身队”看到他使用短枪,并带有警卫员,因此认为金是重要干部。日军发现左权死于此役是根据截获八路军电报了解到的,并不知道他牺牲的经过,所以金白渊被认为是左权也就不奇怪了。

无疑,和“益子挺身队”、“大川挺身队”的战斗,让八路军积累了和日军特种部队进行战斗的经验。

国民政府同情犹太人计划收留逾十万难民

翻开浩瀚史籍,人们不难发现: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富有同情心最肯帮助他人的一个民族,历朝历代都有诚心诚意地支援帮助外来民族的感人记载。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一心一意支援帮助外来民族的历史记载被时间淹没了,成了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忆了。二战初期,中国国民政府曾计划收留10万犹太难民就是一例。

1938年11月,一位犹太青年因其家庭受到德国法西斯迫害,持枪闯入德国驻法国大使馆,企图刺杀德国大使,结果误将三等秘书杀死。希特勒以此为借口在欧洲发动了大规模的排犹运动,致使欧洲犹太人纷纷逃离。

正当犹太难民走投无路之际,中国的上海对犹太人敞开了大门,使得成百上千的犹太人蜂拥而至。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日军大举入侵的战乱之中,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处境既表示同情,又苦于无法容纳。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都希望能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据相关历史档案资料记载,1939年3月2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提议,在中国的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特区,容纳无家可归的犹太人。他还设想在中国西南接近国际通道的地方,划定若干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犹太人的居住区,由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负责筹划该区的建设和管理,同时设置犹太失业技术人员登记机构,招收其中的专门人才,进入后方各部门工作,为中国的抗战出力。孙科的提议立刻引起了政府内部的广泛讨论。

中国国民政府对犹太难民的关注,引起了欧洲犹太人的积极响应。一位名叫白尔格拉斯的德籍犹太实业家,在考察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后,感到中华大地是犹太人相对理想的居住地,于是拟订了《移植中欧犹太人来华之计划》,提出将10万犹太人移居到中国。他在计划里写道:“拟准10万犹太人移住中国内地,中国政府予以保护(移民之权利与义务应与中国公民同等),选择气候上与经济上适宜之一地或数地,供给居住机会,并保障其居留及工作之权利。”为争取中国政府对该计划的支持,白尔格拉斯还表示,每名犹太人入境时将向中国政府交纳50英镑。

在中国国内,民间组织“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也始终关注着犹太人问题。该会于1939年5月派人到上海进行调查,发现犹太人已达万人以上,聚集于租界难民收容所,衣食缺乏问题日趋严重。出于人道关怀和抗战前途考虑,该会积极商讨解决办法。他们在收到了白尔格拉斯的移民计划,认为计划中的多数条款可以接受,少数条款需要补充和修改,于是增加了“犹太人来中国后,须无条件入中国国籍”、“中国方面组织犹太人移民委员会”等内容,形成《犹太人移民中国意见书》,上报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与此同时,白尔格拉斯也致函国民党秘书长朱家骅,商谈解决10万犹太人来华的问题。朱家骅接函后感到事情重大而复杂,需要周密考虑,于是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分析移民计划的利弊。他认为,此计划的有利方面在于可以引起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能够吸收国际资本和技术人才;不利方面在于犹太人善于经商,容易扰乱中国的商业秩序,也不适于农村开发。再说,国籍问题也难以解决,如让他们全部加入中国国籍,势必会与德国产生矛盾。他将自己的分析写成报告直接上报给蒋介石。

正当中国官方和民间都为犹太人来华事宜进行积极筹划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出了另一种主张,即利用犹太人从事土地开垦。他给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发了一封电报,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云南省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数十里没有人烟的地方很多,如此多的良田弃之可惜。近来听说犹太人云集上海,他们知识丰富,财力雄厚,如果能将他们移到云南开垦荒地,必定一举而多得。但龙云对自己的主张是否可行并没有十分把握,他恳请张群上报国民政府,让政府定夺,如有可行性,立即拟订具体办法。张群接到电报后,立刻向行政院作了报告。

随着多种建议和计划的提出,容留犹太人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引起了国民政府高层及蒋介石的高度关注。国民政府认为,即使抗战战事再紧张,条件再困难,也要将这一问题圆满解决。蒋介石在接到孙科的提议后,当即批复:“原则同意,交行政院筹议。”行政院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专门召开会议,就犹太人国籍、领事裁判权、内地居住、入境手续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不少修改意见。

1939年4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会议,在行政院决议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将犹太人分为有国籍和无国籍两部分,帮助的主要对象是无国籍犹太人,他们在中国驻外领事馆将得到特别通行证,准许进入中国国境;入境后暂时寄居于通商口岸,不往内地安排;在就业方面,各级政府予以特别照顾。这一决定作出后不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犹太移民计划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多,国民政府感到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1939年7月21日,行政院就收留犹太移民计划再次召开审查会,内政部、外交部和经济部也派了代表参加,提出3项基本原则,对白尔格拉斯的计划提出6点办法。其核心内容是:犹太人可进入中国境内,无国籍者享受特殊待遇,有国籍者与其他外国人同等待遇,均只能分散居住于通商口岸;成立移民委员会;成立专门运送犹太人来华的运输公司一事与中国现行法律不符,不予批准;每一犹太人入境,须携带200英镑;其余问题处理方法不变。至于龙云的建议,等上述条款具体实施时再行磋商。这些原则和办法是国民政府的最终决定,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至此,容留犹太人的计划尘埃落定。

然而,随着抗战战局的急转直下,中国沿海城市几乎全为日军占领,不可能容留大量犹太人;另一方面,中国的抗战越来越艰苦,国民政府难以为如此众多的犹太人提供有效的帮助。中国大规模收留犹太人的计划虽然最终没有全面实施,但当时中国人这种热情无私的救助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却被许多犹太人牢记在心里。

国民政府曾想建犹太人特区接收十万难民

提起犹太人在二战中被迫害的悲惨历史,许多人都会想到,当年的上海曾敞开怀抱,使几万犹太人得到庇护,免遭被杀戮的命运。其实,中国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国民政府曾制订过一个大规模容留犹太人的计划,但由于抗战形势的恶化未能全部实现。

借助犹太移民进行抗战

1938年11月,一位犹太青年因其家庭受到德国法西斯的迫害,持枪闯入德国驻法国大使馆,企图刺杀大使,结果误将三等秘书杀死。希特勒以此为借口在欧洲发动了大规模的排犹运动,致使欧洲犹太人纷纷逃离。中国的上海对犹太人敞开了大门,成百上千的犹太人蜂拥而至。然而,当时的中国也处于战乱之中,国民政府对犹太人的处境既表示同情,又苦于无法容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希望能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图:二战期间,滞留上海的犹太人在领取救济食物。

1939年3月2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提议,在中国的西南边区划定犹太人特区,容纳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孙科阐述了建立犹太人特区的3点理由:奉行孙中山先生援助弱小民族的遗训;争取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利用犹太人的人力和财力,加强抗战力量。孙科还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他设想在中国的西南边区,接近国际通道的地方,划定若干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犹太人的居住区,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负责筹划该区的建设和管理,同时设置犹太失业技术人员登记机构,招收其中的专门人才,进入后方各部门工作,为抗战出力。孙科的提议立刻引起了政府内部的广泛讨论。

犹太实业家想向中国移民10万

就在中国政府讨论如何收留犹太人的同时,一位名叫白尔格拉斯的德籍犹太实业家也在千方百计地为欧洲犹太人谋生路。图:龙云曾建议吸纳犹太移民开垦云南的荒地白尔格拉斯制订了一个庞大的犹太人移民计划,打算向各国移民30万至50万人。他考察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后,感到中华大地是犹太人相对理想的居住地,于是拟订了《移植中欧犹太人来华之计划》,提出将10万犹太人移居到中国。他在计划里写道:“拟准10万犹太人移住中国内地,中国政府予以保护(移民之权利与义务应与中国公民同等),选择气候上与经济上适宜之一地或数地,供给居住机会,并保障其居留及工作之权利。”为争取中国政府对该计划的支持,白尔格拉斯还表示,每名犹太人入境时将向中国政府交纳50英镑。

民间组织建议犹太人入中国籍

在中国国内,民间组织“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也始终关注着犹太人问题。该会于1939年5月派人到上海进行调查,发现犹太人已达万人以上,聚集于租界难民收容所,衣食缺乏问题日趋严重。出于人道关怀和抗战前途考虑,该会积极商讨解决办法。恰在此时,他们收到了白尔格拉斯的移民计划,认为计划中的多数条款可以接受,少数条款需要补充和修改,于是增加了“犹太人来中国后,须无条件入中国国籍”、“中国方面组织犹太人移民委员会”等内容,形成《犹太人移民中国意见》,上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与此同时,白尔格拉斯也致函国民党秘书长朱家骅,商谈解决10万犹太人来华的问题。朱家骅接函后感到事情重大而复杂,需要周密考虑,于是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分析移民计划的利弊。他认为,此计划的有利方面在于可以引起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能够吸收国际资本和技术人才;不利方面在于犹太人善于经商,容易扰乱中国的商业秩序,也不适于农村开发。再说,国籍问题也难以解决,如让他们全部加入中国国籍,势必会与德国产生矛盾。他将自己的分析写成报告直接上报给蒋介石。

正当官方和民间都为犹太人来华事宜进行筹划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出了另一种主张,即利用犹太人从事土地开垦。他给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发了一封电报,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云南省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数十里没有人烟的地方很多,如此多的良田弃之可惜。近来听说犹太人云集上海,他们知识丰富,财力雄厚,如果能将他们移到云南开垦荒地,必定一举而多得。但龙云对自己的主张是否可行并没有十分把握,他恳请张群上报国民政府,让政府定夺,如有可行性,立即拟订具体办法。张群接到电报后,立刻向行政院作了报告。

蒋介石下令研究犹太移民计划

随着多种建议和计划的提出,容留犹太人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引起蒋介石的高度关注。他意识到,即使战事再紧张,条件再困难,也要将这一问题圆满解决。他接到孙科的提议后,当即批复:“原则同意,交行政院筹议。”行政院遵照蒋介石的指示,专门召开会议,就犹太人国籍、领事裁判权、内地居住、入境手续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不少修改意见。

1939年4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会议,在行政院决议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将犹太人分为有国籍和无国籍两部分,帮助的主要对象是无国籍犹太人,他们在中国驻外领事馆将得到特别通行证,准许进入中国国境;入境后暂时寄居于通商口岸,不往内地安排;在就业方面,各级政府予以特别照顾。这一决定作出后不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犹太移民计划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多,国民政府感到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1939年7月21日,行政院就收留犹太移民计划再次召开审查会,内政部、外交部和经济部也派了代表参加,提出3项基本原则,对白尔格拉斯的计划提出6点办法。其核心内容是:犹太人可进入中国境内,无国籍者享受特殊待遇,有国籍者与其他外国人同等待遇,均只能分散居住于通商口岸;成立移民委员会;成立专门运送犹太人来华的运输公司一事与中国现行法律不符,不予批准;每一犹太人入境,须携带200英镑;其余问题处理方法不变。至于龙云的建议,等上述条款具体实施时再行磋商。这些原则和办法是国民政府的最终决定,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至此,容留犹太人的计划尘埃落定。

然而,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国沿海城市几乎全为日军占领,不可能容留大量犹太人;另一方面,中国的抗战越来越艰苦,国民政府难以为如此众多的犹太人提供有效的帮助。最终,中国大规模收留犹太人的计划没有全面实施。

第二章

中印战争:中国士兵打到印度大平原时惊呆了

在长达千年的中印关系史上,“99.99%都是友好交往的,只有0.01%是不愉快的……”(温家宝语)。不过,外交部解密的第三批档案中,恰好涵盖了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这次“边界上的不愉快”。“我们是不是打出印度了?”

中印边界反击战,中国是胜利者。据说,因为反击进展顺利,奉命实施纵深处穿插、远距离迂回的一队中国士兵打得兴起,只管往前冲,收不住脚了。突然,冲在最前面的几名士兵目瞪口呆地站住不动,不敢往前冲,后面的人上来一看,也大惊失色。“妈呀,前面怎么就没有山了呢?”原来,冲过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放眼望去,前面已经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了。一名士兵小心翼翼地问指导员:“我们是不是打出印度,打到美国去了?”指导员毕竟见多识广:“你知道个啥?前面就是印度次大陆了,再往前冲,你就掉进印度洋了……”

这当然是个“笑话”。不过,这则真实的笑话仍然深刻反映了1962年10月厚重的历史背景:1962年的10月,中国国内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结束;那时候,蒋介石不断高喊要趁机反攻大陆;那时候,中苏“友好”也早已转为“龃龉”;那时候,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中印关系上,都站在印度一边;那时候还有趾高气昂的印度尼赫鲁政府,尼赫鲁对印度疆土的胃口之大,甚至超出了英国殖民者。

查阅档案可知。1962年10月10日上午,印军入侵中国扯冬地区,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进攻,打死打伤解放军11人。20日凌晨7时,印军的进攻规模更趋扩大。也就是在这一天(10月20日),中国边防部队从东西两线进行猛烈还击。

反击战出奇地顺利

或许是此前中国军队受够了“窝囊气”,或许是印度军队没有想到中国军队敢于突然发起反击。总之,中国军队的反击出奇顺利。某部半个紧急凑起来的连队,硬是在邦迪拉山口,阻击了装备齐全的3000多名印军。还有一支中国军队一路向南穿插,打到德让宗。其中一个连的先头部队比逃跑的印军跑得还快。在印度人惊讶的注视下,他们一枪不发,穿小城而过,掉了个头,把印军堵在了德让宗。

边界上的反击战进行了一个月,印度政府已开始准备“全国总动员”,并求助美国出兵直接干预。可是,11月21日,中国军队突然停止前进……查阅档案可知。中国外交部此时宣布:自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注意,这里说的是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因为边境的短暂“不愉快”,中国军队俘虏了印军准将以下7000多人,而中方“无一人被俘”。

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1962年11月11日(反击战尚未宣告结束),一份报告说:一名被俘的印度军官,对于“战俘营”的称谓表示不满。他说,“中印之间未宣战,我不是战俘”。外交部等单位为此向高层提出,鉴于印度战俘分别被我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关押,考虑到他们的“牢骚”有一定道理。因此建议我军的印军战俘营——对外改称为“中国西藏(或新疆)边防部队印度军人收容所”。

印度战俘闹事

外交部解密档案中的一个真实故事,展示了中国军队是世界上真正做到优待俘虏的军队。4月21日晨,我西藏战俘营六队印俘卡耐尔·辛格越出了收容所规定的俘虏活动范围。我警卫战士上前劝阻,辛格不听劝阻,与我卫兵发生争执。争执中,辛格抓住了中国卫兵的武器,守卫战士情急之下,开枪把卡耐尔·辛格打伤了。

事发之后,俘虏中“反动分子趁机煽动闹事”。印度军官谢绍底亚和爱茵格等,暗中命令印军俘虏把衣服脱下来,连同被褥,从窗户扔出室外,并煽动四个队开始绝食。

面对此种危机局面,中方的态度是:积极治疗受伤者,并宣布将认真调查此事。一份来自解放军基层的报告说:“4月22日,除少数反动分子对我持有敌意,15%左右的俘虏,思想上想和我们靠近但又不敢公开表示外,70%的俘虏已经能够主动向我方工作人员打招呼,表示友好。”“下午四时,六队召集了俘虏区的队长、班长开会……会后,在座的两名印军上尉表示‘同意司令官的讲话’。到晚上八时半,七、八、九各队俘虏,也陆续取回了衣服、被褥,开始煮饭。至此,俘虏的生活秩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俄罗斯称:中国索马里护航军舰将被美国击沉

已经有消息证明,美国军队对索马里海盗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他们抓到索马里海盗就放掉了。

为何全世界的军力都用在派军舰去维护航运秩序,而不能通过联合国正常渠道,在索马里建立一个合法的符合民意的政府呢?哪个成本更大?可见,索马里海盗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肯定有大国政治力量在背后作祟,阻扰并使得问题无法通过联合国渠道正常解决。

今年的一系列事件,可以映射出美国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惊慌,并且,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美国西方又面临二战后最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我相信美国西方一直在策划对中国的一次重挫其信心和日益膨胀的“强国”形象的行动,虽然,美国西方对中国本土的军事包围实际上早就按部就班的形成了,“冷战”作战人马以及势力也早就潜入了中国的每个阶层和角落,但是,这些彻底拆解中国的周密计划,属于冷水煮青蛙,必须经过长时间蛰伏,而美国西方经济危机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关头,必须通过一些激烈的动作,而改变经济的衰势,对中国发起战略核攻击或者生物武器投放,就目前来说,美国和西方的技术还没有达到能完全保证自己不受到危害的程度,美国西方手上现有的最有力量的牌,就是常规武器。

在远离中国大陆的公海,中国路基导弹无法支援的情况下,对中国军舰发起一次攻击,是最好不过的时机了。击沉了白击沉,借口跟上次轰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一样——误会而已。中国只有继续吞下自己被打碎的牙齿,因为实在没有可以拿得出的招数来对付。

由此分析,中国军舰赴索马里护航,是不是中了敌人的预谋呢?

国府“敦刻尔克”撤退民生轮船公司功劳大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当时入川的长江通道在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乘”大马力小船之后,才能经长江三峡溯江进川。自古有“川鄂咽喉”之称的宜昌,此刻成了战时国家向后方大撤退的中转地。

1938年10月底,距宜昌仅300公里的华中重镇武汉沦陷后,撤退浪潮达到顶峰。此时,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挤满了源源不断的难民和滚滚而来的战时物资,各类滞留人员最多时达到3万。人们焦急地盼望“换乘”,但人多船少,很多人要等半月甚至一个月。从宜昌城区通惠路到船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除了源源不断的人流,还有撤至四川的物流——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等。史料记载,当时的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军工民用企业的重要机器设备和物资,以及国民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学校的重要设备和珍贵文物等,都须经宜昌大撤退而抢运入川。此时,张自忠将军率领的第33集团军,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几十万出川增援的军队和装备,也亟待通过长江航线,从后方奔赴抗日战场。

1938年秋,宜昌江边从如今一马路到13码头数公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亟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而此时日军正在疯狂地向宜昌推进,敌机不停地轰炸宜昌。更为严峻的是,10月中旬以后,长江上游适宜较大轮船航行的中水位,只剩下40天左右,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就无法入川了。当时能走峡江的只有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船运载能力只有200吨至600吨。按这样的运力计算,全部物资和人员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10月23日,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这年1月6日走马上任的交通部常务次长卢作孚来到宜昌,负责组织指挥抢运。半个多月前,国民政府军政部曾经命令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阻拦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卢作孚拒绝了军政部的命令,他反对这种自毁家园的做法,要求全力组织他的船队用实力参加抗日救亡。

当时,在宜昌的民生公司,楼上楼下都是焦急盼望购票入川和请求安排货物上船的人员,秩序相当混乱。卢作孚到宜后立即召开公司紧急会议后,通宵达旦做出一份紧急运输方案,1938年10月24日清晨,他亲自向公司各机构代表进行部署:停止一切交涉应酬,马上安排抢运。40天之内,将所有的人员和货物运走。卢作孚向员工说明了他的计划: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为了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石牌上端的三斗坪,当即返回。后来证实,中国军队凭险死守石牌,日军从未越过,因而这赢得了运送时间的英明决策。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赴抗日前线的兵员,顺江而下。

民生公司出动了仅有的22艘轮船加上两艘外轮,同时征用850余只民间木船,后来陆续增加到2000余只木船,抢运轻型物资。为了搬卸方便,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为了尽快抢送难民难童,他对客运舱实行“座票制”,将二等舱铺位一律改为座票,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客运量。同时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货物运费只收平时的1/10。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开出宜昌港。在卢作孚亲自护送下,第一批上船的几百名孤儿难童,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从这一天起,开始了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宜昌大撤退”。

在宜的当事人回忆,卢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各个码头,亲自了解船只航行情况,深夜他还要到江边各个码头去检查装货进度。英勇的宜昌人民、特别是民生公司的员工和宜昌码头工人,在卢作孚的统一指挥下,冒着敌机空袭的炮火,抢在枯水季之前,仅用40天时间,输送了三万多滞宜人员和十万吨极其珍贵的兵工等重要工业物资,胜利完成了大撤退的艰巨任务。相关史料记载,惊心动魄的40天集中抢运之后,到宜昌沦陷之前,宜昌港累计转运了150余万难民,100万吨物资。

针对大撤退中的物资抢运,专家指出:“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及其他军需物资,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保证。”

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宜昌大撤退”比做“敦刻尔克大撤退”,很快就得到了舆论的普遍认同。他认为“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邓小平复出第一仗:西沙海战赢南越

1974年1月19日,人民海军对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军舰进行自卫反击,击沉敌护卫舰一艘,击伤敌驱逐舰三艘,毙伤敌100余人。这场以劣胜优的海战,已经成为指导我军海上作战的经典战例。时任海军榆林基地副司令员的魏鸣森老人,披露了此次海战的秘闻。

周恩来声明:西沙群岛一向是中国领土

中国四大海岛之一的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200多海里,是亚洲东北部通往东南亚的必航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汉武帝时期,中国人就开发了西沙群岛。1951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声明:西沙群岛一向是中国领土。

1956年5月,南越当局提出西沙和南沙群岛归他们所有,派军队非法侵占。中国政府再次声明西沙群岛是中国领土。1973年9月,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被划进南越当局的版图。1974年1月,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派出一艘驱逐舰和三艘护卫舰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

1月15日13时,南越军舰骚扰我在甘泉岛附近正常生产的渔轮,并炮击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甘泉岛。1月16日,海军南海舰队指示:西沙情况紧急,调兄弟舰队已经来不及,由魏鸣森任海上编队指挥员,照以前指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打第一枪。如敌人进攻,坚决自卫还击。19时37分,两艘刚刚抢修出厂的轻型猎潜艇出发,驶入西沙海域。1月17日南越军队侵占了金银岛和甘泉岛。

既要寸土必争,又不使战争扩大

1月17日深夜,周恩来打电话给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力,问有关西沙的细节,说西沙可能引发一场战争,这个问题很大,需请示毛主席定。1月18日20时,周恩来召开作战会议,总的方针是:后发制人,政治上争取主动,既要寸土必争,又不使战争扩大。

已经到达西沙的魏鸣森在艇上召集紧急战备会议,转入战时状态。

1月18日凌晨3时,从情报中得知南越军舰准备拂晓前强行登陆晋卿岛。南越军舰总吨位在6000吨左右,装备有127毫米口径以下的火炮约50门。我们虽然也是四艘军舰,但总吨位才1600吨,火炮数量少,口径也小,又处于被动的内线阵位。但小也有小的好处,机动灵活。魏鸣森运用近战原则,贴上去,钻到敌舰火炮的死角,敌舰就只能乖乖挨打了。最终我们的小艇取得胜利,将五星红旗插到岛的最高处。

1月19日一大早,四艘南越军舰分左右两群又来了。5时40分,周恩来再次给总参作战部打电话,看来西沙情况发展很快,恐怕今天就有打起来的可能,原计划调动的兵力不一定来得及了。中央研究决定,由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桥、陈锡联、苏振华六人组成领导小组,叶剑英、邓小平负责,代表党中央到总参作战部指挥西沙海战。

周恩来的电话刚放下,邓小平、叶剑英等就到了总参作战部值班室。副总长向仲华、海军副司令员孔照年、空军副司令员张积慧也来了。此时,邓小平经毛泽东提议刚刚复出,1974年1月5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是他停职7年后指挥的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邓小平第一句话就说,先把情况汇报一下。然后说,要首先明确一下指挥关系,陆海空参战部队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接着,邓小平口述作战命令,作战参谋复诵一遍,他改动了几个字和个别标点,问其他领导,有没有不同意见。然后,邓小平把手一挥,果断地说:“发。”就这样,一份份电报发往广州军区。

接到捷报,邓小平捻灭香烟说,我们该吃饭了吧

魏鸣森指挥两只小艇在南越军舰距离50米时,突然退车左转,右舵进车,与南越军舰成一字形同步漂泊。因东北季风的影响,南越军舰不时调整舰位和队形,我编队也随着变换,始终躲在敌舰的炮火盲区中。

1月19日8时5分,南越16号军舰违规插进我389号艇的航线,将389艇的舰舷栏杆挂断。魏鸣森命令389艇冷静,尽量回避。9时04分,一艘南越军舰后甲板上的小口径机枪打了两枪。南越军舰首先射击,是把进攻的主动权交给了我们,只是苦于兵力弱小,又被岛屿分散,魏鸣森不得不另选战机。

10时21分,南越四艘军舰成战斗队形开来,并猛烈开炮,企图强行登陆广金岛和琛航岛。魏鸣森立即命令全速接敌,冒着强大的炮火,我两组编队相靠,从2000多米一直冲到敌舰几十米处,首先把敌舰冲散。

战斗打响一小时后,南越三艘军舰一艘重伤,两艘重创,先后逃离战区,只剩一艘军舰活蹦乱跳了。我们的271艇和396艇也负了轻伤,弹药已经不多,要击沉南越10号舰,只有靠271和274艇上的100发深水火箭弹了。11时32分,我281编队经过两天一夜的航行,抄近道闯过有名的风浪险区七洲洋增援来了。第一个冲击就把南越军舰打着了火,第二个冲击敌舰机舱起火。到第三个冲击,281艇的一排重炮弹打出去,也就十几分钟,位于羚羊礁以南1.5海里处的南越10号舰起火,弹药库爆炸,右倾下沉。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战史上的第一次对外海上作战,取得赫赫战果。14时,总参作战部收到前线战报,叶剑英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

邓小平轻轻捻灭手中的香烟,说我们该吃饭了吧?离开作战值班室前,邓小平给广州军区发电报,定下指挥西沙海战的最后一个决心: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继续扩大战果,收复被南越侵略军非法侵占的珊瑚、甘泉、金银岛。

1月20日13时,3座海岛全部被收复,俘虏48人,其中包括一名美国联络官。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将俘虏全部遣返。西沙海战牺牲的18位烈士,战后被安葬在琛航岛的最高处,航标灯建在烈士纪念碑顶上。

美国内战中南北狙击高手的顶尖对决

1861年由海勒姆·柏丹上校指挥的狙击团(也称特等射手团)是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狙击部队。狙击团的士兵都能在600英尺的距离上连射十发,并以不超过5英寸的平均误差击中靶心。士兵们身着暗绿色制服作为伪装,在400码以下的接敌距离内对敌方目标人员进行精确打击。

1862年5月,驻守于维吉尼亚州约克镇一带的南军士兵陷入了恐慌。北方军队里一些身穿绿装的射手,成了他们的噩梦。炮兵是他们钟爱的目标,而负责填炮的炮手尤其不幸,因为他们必须站起来从大炮的前膛填充炮弹——每当这时,就有致命的子弹飞过来。这些神出鬼没的神射手来自美国第一特等射手团。由于他们的出色表现,约翰·波特准将向特等射手团的指挥官海勒姆·柏丹上校写了一封嘉奖信,在信中,他引用B·麦克莱伦少将的话称赞他们:“你的人将叛军打得狼狈不堪。我很高兴看到我手下有一支如此精锐的射手部队。”

绿装杀手团

1861年7月,北军在布尔朗战役中失利后,神枪手海勒姆·柏丹肩负了一项新使命:组织一支与众不同的部队。美国陆军部采纳了他的建议,组织和训练一支由最好的射手组成的队伍,作为对付南军的利器。柏丹在北方的报纸上刊登了征兵广告,专门招募有良好射击基础的志愿兵。没过多久,柏丹位于新泽西州威霍肯的军营中就聚集了大量热血澎湃的应征者。

应征者们必须通过严格的射击测试——在200码的距离射击10发,每发必须落在10英寸直径的圆圈内。测试合格的新兵被分入一个特等射手团,开始接受更加严格的训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第一特等射手团投入了战斗。该团下辖十个连级编制,由来自于不同州的士兵组成。除此之外,剩下的人员仍有八个连队以上的规模,组成第二特等射手团。特等射手团的神射手们装备了统一的制服:绿色的法国军用平顶帽,统一样式的暗绿色宽松上衣,起初是蓝色的裤子,很快也被绿色的取代。这一身绿装,加上一手让敌人胆寒的枪法,“绿装杀手”的英雄形象一时深入人心。

1862年,第一特等射手团在春季的半岛战役中初次亮相。当时,麦克莱伦将军试图在约克河和詹姆士河之间由东向西推进,进而占领里士满。第一次实战中,军火部许诺为射手们配备的更加先进的和精确的后膛装弹的夏普斯步枪还没有及时发到他们手中,除了少数人使用的是自己带来的安装了伸缩目标瞄准器的民用步枪外,大多数射手使用的都是造价低廉的柯尔特式五连发转轮步枪。

柏丹的神射手们被派往第三军团波特将军所指挥的第一师。他们乘坐运输船随麦克莱伦的前锋部队一起前往位于门罗要塞,并马上投入到战斗当中。3月27日,神射手们接到命令,要去展开一场侦察行动。

第一师要沿两条平行公路的西面向南军的防线搜索,柏丹上校和瑞普利中校则指挥各自的分遣队为波特的几翼带路。士兵们非常兴奋,他们终于等到了一个实战的机会。但是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第一战意义重大,“这次行动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声誉。”

然而,他们虽然作为先头部队目睹了敌人的骑兵溃逃,但他们只跟敌人交了几次火。大约到中午的时候,神射手们就被叫回了营地。他们中的一个神射手回忆说,那次行动“就像一次假日旅行一样。”

向约克镇推进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更多的联邦士兵抵达门罗要塞,北军要准备对约克镇的南军防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了。4月3日傍晚,神射手们接到命令,要他们准备三天的口粮,于次日凌晨向约克镇出发。这一次,他们又被指派为先头部队。

在最初前进的几英里中,神射手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南军的骑兵仍然在他们前面晃,并密切注视着北军军队的动向。终于,当行进了大约20英里之后,他们在一个溪流交叉口发现了一个临时的土木工事。柏丹下令出动一个连队作为散兵对工事发起进攻,其余的连队则前进到很近的距离内作为支援。“我们马上布置好散兵并向据点靠近,”一名神射手回忆道,“那里只有两小撮炮兵,我们盯得很紧,他们只要从工事里一露头出来就会被我们击毙。”柏丹的手下都“以树桩和其它物体作掩护,让叛军们找不到可以瞄准和射击的目标。”这一撮炮兵很识相地撤离了工事。

柏丹的部队继续对撤退的南军部队进行追踪,并俘虏了一些士兵,并骄傲地把自己的旗帜插在了敌人的工事上。

4月5日一大早,柏丹的部队开始向约克镇的外围防线推进。他们在雨中穿越原野和森林,并于早上10点开始同敌人交火。南军军队发现北军逼近后,开始朝他们的位置炮轰,迫使他们不能前进。不过,当射手们发现头顶上飞过的炮弹并不能对他们造成有效伤害后,他们就爬起来开始重新前进,并驱赶被俘获的叛军士兵走在他们的前面。

当离敌人的工事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们暂停下来等待新的命令和增援。不久,波特将军的第一师陆续抵达工事附近。军官们开始商讨具体的作战方案,而此时南军炮兵也开始对北军进行更大规模的炮轰。第一特等射手团的A连和G连被选派作为散兵来保护炮手,剩下的人则去压制敌人炮兵的火力。

在柏丹手下许多让叛军们心惊胆颤的神射手。其中有一个叫做杜鲁门·海德的,是一个尤其让叛军士兵害怕的射手。当内战爆发的时候,海德已经52岁,他获得了同伴们的广泛好感和高度评价,同伴们都叫他“加州大兵”,他的名字出现在当时很多神射手关于约克镇一战的记录里。从南军那儿逃过来的奴隶曾经讲述了发生在1862年4月5日的“屠杀”,当时“南军在桃园附近有一个连的炮兵,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只剩下12个能动的了。这些都是拜那个加州大兵所赐。”

不过,这些战绩卓著的神射手们也吸引了南军越来越多的注意。有一次,一个躲在树上的南军射手打死了射手团里一名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士兵。当时,愤怒的瑞普利中校马上跑出去捡起那个死去的士兵的枪,瞄准树梢的敌人扣动了扳机。人们不知道中校是否打死了那个人,但是那棵树上确实再也没有子弹射过来。

4月5日晚上9点过,第一特等射手团的士兵们接到换班的命令,撤退到后面的树林里进行修整。在第一天的战斗中,他们中有三人阵亡、六人受伤。

他们赢得了对手的尊敬

约克镇的敌军防御工事看起来很坚固,麦克莱伦决定采取围攻战术。在接下来四周的时间里,特等射手团里的神射手们被免除了繁重的杂役,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击毙敌人的炮兵,与南方的神射手对射,保护挖掘堑壕和修筑工事的士兵,和工事最前线的敌人交战,以及支撑哨兵线。

随着工事的不断推进,他们的包围圈和堑壕距敌人也越来越近。“对方一枪打过来,我们就会马上还上一枪,然后对方每个一千码射程内的枪眼都会归于沉默,”瑞普利中校这样骄傲地描述他们的成绩。柏丹手下的神射手们也有力地压制了叛军轻武器的火力。他写道,“叛军的步兵刚开始还能对我们进行有力地回击,但当他们发现只要一露头就会面临被打死的危险后,就不敢轻易露头了。”

正如瑞普利所描述的那样,神射手的存在使南军的防御工事工作变得十分危险。于是,一些南军改变了策略。第一特等射手团的一位军官在日记中悲痛地写道:“叛军强迫他们的黑人奴隶填充炮弹。如果他们拒绝,叛军就用枪射他们;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去填充炮弹,我们就不能不射他们。”

南军的军官们经常会愚蠢到把自己暴露在野外。有一次,波特将军把几个神射手叫到面前,命令他们把一名在远处工事上的南军军官“从他负责修筑的那些工程上赶走。”随后,其中一个神射手跟随参谋来到最前线。当参谋把目标人物指给他之后,这个神射手马上找到一个好位置,然后开始小心地瞄准并开火。第一枪他失败了。调整射程之后,他又试了两枪,但是也都放空了。经过反复检查,他将枪口抬高后又开了一枪。这一次目标倒下了——据说当时的距离已经超过了1000码。

特等射手团的战绩很快传播开来,前线的军官们纷纷要求得到柏丹的神射手的援助。4月19日,卡斯柏·特利普上校带领A连和C连,前往威廉·F·史密斯准将所在部,去对付一些妨碍和牵制工事修筑的敌方炮兵。一个留在后方的神射手羡慕地说,“他们拿着好枪,而且离叛军只有250码远。加州大兵依然收获累累。”

为了应付柏丹的神射手们带来的麻烦,南军也派出了自己的神射手。不久以后,双方的神射手们开始交锋。南军的神射手很快就赢得了柏丹手下人的尊敬。“到达约克镇之后不久,我们就发现叛军也有了装备了夏普斯步枪的神射手,”一名第一特等神射手团的军官写道,“我敢说他们的枪法都非常好,一点儿也不比我见过的差。”

有一次,一个由八名神射手组成的分遣队引起了一个优秀的南军神射手的注意。柏丹手下的这些神射手,在步枪掩体的顶部,放置了一块长形的拥有四个3英寸直径射击孔的木板,并通过这些小孔进行射击。而在与他们相对的叛军掩体内,一名南军士兵则使用一把伸缩目标瞄准器步枪开始对每个射击孔进行瞄准射击,一名特等射手团的士兵被击毙。事后调查得知,柏丹部署在这个位置的小分队装备的是柯尔特式五发转轮步枪,根本不是拥有伸缩目标瞄准器步枪的敌人的对手。

J·史密斯·布朗中尉十分生气,他到附近向撒迪厄斯·莫特上尉的第三纽约炮兵连求救。在经过小心的瞄准之后,炮兵们将一颗炮弹送到了那个南军神射手所在的位置,炮弹“在掩体内爆炸,沙袋、木料、枪支以及人都被炸得到处乱飞。”

两边的神射手都赢得了对手的尊敬,交火逐渐成为一场特殊的竞赛。柏丹手下的一个神射手回忆说,有一次他往堑壕外面窥视,一颗子弹“把我帽子的一角从我的头上打了下来。”看到人倒地之后,对方的神射手认为他击毙了一个目标。当南方人开始大声欢呼的时候,北军的士兵告知了对手他们的失误,“这当然让他们大失所望。”

柏丹团里的神射手是敌人最觊觎的目标。每当一个特等射手团的成员在散兵壕被射杀后,那些南军士兵就会想法设法弄到他的尸体。他们取走死者身上装备精良的武器,然后在尸体上留一个纸条,称他们希望搞到更多的枪支。而同时期南方的报纸上,也会刊登一些类似于“麦克莱伦的神射手被一个肯塔基州的猎人取下了脑袋”之类的消息,以鼓舞南军的士气。

在约克镇前线,柏丹的手下谈的最多的是一个特殊的南军神射手——一个黑人。他躲在离他们的前线超过1000码远的一颗中空的树干中,使用一把伸缩目标瞄准器步枪,有效地压制了北军的警戒哨。第一特等射手团的两名神射手被派去处理这个威胁。他们中的一个来自G连,名字叫布朗。他装备的是一把小型伸缩目标瞄准器步枪,重量只有32.5磅重。他们埋伏了好长时间,但是这个大个子黑人一直都没有暴露自己。天快黑的时候,一阵黑烟从工事附近的树里飘起,随后一颗子弹无声地从我们头边飞过。我们终于发现他了。通过望远镜,我能看到他那张黑脸正从树后面向这边窥视。我举起枪后随即开火。不过看来我并没能打中他,但却把他吓得跳了出来。与此同时,布朗开枪了。随后,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这位黑人倒下了。之后才发现,布朗将他的视镜提高到了1500码!

其实,这种利用中空的树作为掩护的方法,只是双方的神射手们使用的战术之一。还有一次,柏丹又一名神射手被击毙,柏丹马上对敌人的防线进行仔细地勘查。借助于望远镜,他注意到远处敌方工事上有一个低矮的土墩,这个“小土墩”会定期地出现和消失,很显然这是敌人的伪饰。随后,上校命令手下趁夜色赶紧挖好一个射击掩体。第二天早晨,“小土墩”再次出现,一个神射手马上在掩体下射出一颗子弹,那个“小土墩”再也没有出现过。

神射手的荣耀

随着约克镇围攻地推进,神射手们所面临的危险也在不断增加。他们离敌人越来越近——到围攻战的末期双方的射击掩体的距离达到50码之内。柏丹命令手下不准随便开火,“不要射击,除非是敌人先开火”。但敌人每天都会发起“竞赛”,于是神射手们也小心翼翼地遵守着柏丹的另一条命令:“无论何时,只要你看到敌人的脑袋,马上向他射击。”后来,一个围城战期间恰好在南军工事内部的老黑人说:“老天啊!我们只要竖起一顶帽子,马上就会有一颗子弹在它上面打一个洞。”神射手们的枪法被描写得出神入化。

当麦克莱伦将军的堑壕线越来越接近约克镇南军工事的时候,南军认识到是到了该放弃防线的时候了。5月4日早上,在探知敌人已从工事撤出之后之后,一个团长请求让自己首先带团进入工事。然而,查尔斯·詹姆士准将拒绝了这名团长的请求,并把这个荣誉给了六个神射手。

波特将军在战后的报告中称赞了这些神射手,“整个围城战期间,柏丹上校和瑞普利中校领导的特等射手团,在贴近敌人工事的掩体射击以及压制敌人神射手的火力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理应被授予荣誉。”不过,对神射手们所有的赞誉都可以用纽约精兵旅一个士兵的一句话来进行总结。在一封家信中,他这样写道:“柏丹的神射手证明他们是我们军队中一个最有用的组织。”

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叛变后差点抓住项英和陈毅

最近,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反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的电视连续剧《浴血坚持》中有一个叫龚楚民的叛徒,他带领国民党军队大肆搜剿红军和游击队,并化装成红军企图抓捕中共中央分局领导人项英、陈毅等。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上,这个叛徒的真实姓名叫龚楚。龚楚,曾用名龚鹤村,广东乐昌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党的许多重要军事活动,并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由于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和敌人的利诱,叛变投敌,给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特别是给赣粤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造成了重大损失。那么,他曾参加了哪些重要军事活动?是如何叛变的?最后结局怎样?

龚楚早年参加过粤军和从事农民运动,曾任广东北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1917年,龚楚入粤军第2旅,曾担任班长、旅部副官,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学习。1920年后,龚楚先后任粤军排长、连长。1923年,龚楚任国民革命军攻鄂军少校参谋,参加攻打湖南作战。失败后被派到广州通讯处工作。

1924年6月,龚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到广东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5月,龚楚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1927年2月,龚楚任中共乐昌支部书记。同年5月,龚楚率领乐昌农民军与北江工农军汇合,组成工农讨逆军,任总指挥,指挥讨逆军赴武汉参加讨伐蒋介石活动。讨逆军到达湖南耒阳时,被改编为第13军补充团,龚楚任团长。

1931年8月,龚楚伤愈后经香港辗转到达中央苏区,曾任红7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模范团团长、红1军团第3师第7团团长、粤赣军区第22师师长等职。

1934年9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龚楚为赣南军区司令员,钟循仁为赣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央军委令龚楚严格督促该军区第65团采取积极行动,向龙布、长河一带开展游击战,消灭这一带的土匪和粤军。9月21日,龚楚、钟循仁向朱德、周恩来、项英报告了打击和消灭敌人的部署。随后,将各县区军事部改组为游击司令部,开展游击活动。

1934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宣布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五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红24师和红10军,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项英、陈毅等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接替主力红军防务,掩护主力红军集结,配合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

国民党军政当局在军事“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手段引诱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变节投降,以分化瓦解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龚楚革命意志不坚定,革命失利时多次脱离革命队伍潜回家乡。面对国民党的残酷军事“清剿”和政治上的引诱,龚楚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经不起失败、艰苦、生死的考验,悲观动摇。1935年5月2日,龚楚率一个连到郴县黄茅村。当夜,龚楚趁警卫人员熟睡之机,叛逃回到广东乐昌。不久,龚楚投靠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先后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红军队伍中出现了少数经不起考验和各种诱惑的变节投敌的将士,其中职位最高者当算是龚楚,从这个意义上说,龚楚是红军第一叛将。

1935年10月13日,龚楚带领国民党粤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企图消灭该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他们先与土匪周文山部假打一阵,然后说是湘南红军,来找关系,诱使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叛变。后在北山龙西石以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游击队员投降。游击队员奋起反抗,除八九人冲出包围外,其余30余人壮烈牺牲。10月20日,龚楚、何长林又带领粤军“抄剿”项英、陈毅的驻地,途中偶遇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侦察员吴少华等,要吴带路去见项英、陈毅。吴少华识破龚楚的阴谋,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等听见枪声后迅速转移。龚楚听到山上枪响,不知道山上有多少红军,又想到自己在山下处于不利地形,贪生怕死的他慌忙带着队伍沿着下山的小路逃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龚楚在第五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后历任第七战区少校参谋、第四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龚楚曾任徐州市市长、广东省参议会议员、广州行辕高参、广东仁化县县长等职。

1949年5月,龚楚任广东省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兼保安司令。10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北江,龚楚带领保安团逃到乐昌县瑶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劝龚楚投诚。龚楚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得已于11月率残部下山投诚,随后,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问题。12月,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广东省领导人经请示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策反国民党军海南守将、龚楚的同乡薛岳。龚楚满口答应,但到香港后却滞留在香港,而没有去劝降薛岳。后改名龚松庵,在香港定居,曾出版《我与红军》、《龚楚将军回忆录》。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关于不再追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犯罪行为的公告后,1990年9月龚楚回到广东乐昌。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家乡去世,终年94岁。

中日首代护卫舰对比:中国“江湖”攻击力更强

2007年11月,我国南海舰队“深圳”号导弹驱逐舰访问日本。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海军“宁海”号访问横滨以来,中国海军舰艇又一次出访日本。按照先前的约定,日本海上自卫队“涟”号导弹驱逐舰也于2008年6月回访我国。一时,中日双方的海军交流又一次成为热点。笔者觉得利用这次机会对两国导弹护卫舰的发展进行回顾,并做适当的比较,倒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话题。为此,笔者特撰写此文,以馈读者。

70年代反舰与反潜

上世纪70年代,世界海军技术正处在一个大的发展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随着导弹技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军用舰艇导弹化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而且,经过50、60年代导弹舰艇初创的过渡时期,此时的导弹舰艇已经走向成熟。当时东亚地区的两大强国——中国和日本自然也能够体会到这股时代的潮流,都自行设计成功了第一代导弹护卫舰。但是,由于两国面对国际环境的不同,以及海军作战任务的差别,中国和日本的导弹护卫舰设计从一开始就是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起步发展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海军的建设思路一直是以岸防和近海作战为主在当时中国海军的序列里,反舰作战任务主要由鱼雷艇、导弹艇等小型作战舰艇以及潜艇、海军航空兵来完成的,以“空、潜、快”攻击进入我领海的敌作战舰艇一直是基本的战术原则。但是,小型舰艇抗风浪能力和续航力都比较差,在恶劣天气下以及执行较远距离的作战任务时显得力不从心。在1974年西沙海战中,我方出动的舰艇以猎潜艇、小型扫雷舰为主,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赢的实在是悬。所以,单纯发展小型舰艇显然不能满足海上作战的需要。

在国产第一代导弹护卫舰正式服役之前,中国唯一能发射反舰导弹的护卫舰只有“成都”级。该级舰的原型是前苏联“里加”级火炮鱼雷护卫舰,中国干上世纪50年代引进仿制,并且于1971—1975年间加装反舰导弹,成为导弹护卫舰。“成都”级舰体较小,装备的反舰导弹只有两枚,作战效能低下,而反舰能力更强的作战平台就只有当时数量还非常有限的“旅大”级和改装后的“鞍山”级导弹驱逐舰。为了替换仍在勉强服役且已经陈旧不堪的旧日本海军赔偿舰和其他杂式火炮护卫舰,填补“成长期以来,小型鱼雷艇一直是中国海军的主力都”级和“旅大”级、“鞍山”级之间的空白,增加在中、近海的反舰火力密度,中国研制了自行设计的第一款导弹护卫舰,这就是“江湖”I级导弹护卫舰。

而在同时期的日本,导弹护卫舰的研制工作也在进行之中。与中国面临的情况不同,日本由于战败,丧失了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沦落为美国的附庸力量。13本海上自卫队(以下简称“日本海自”)的实力也难以担负起独立的攻防作战任务,仅用来配合美国太平洋舰队在西北太平洋的军事行动。按照冷战时期美国“分配”给日本海自的作战任务,其需要在战时确保西北太平洋交通线的安全,利用反潜舰艇等装备把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潜艇封锁在日本海内。阻止其进入西太平洋;同时,海上自卫队的扫雷舰艇需要在战时清除敌人(主要是前苏联)布设的水雷,保证航道安全畅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海自的装备性能也就自然而然地向反潜、扫雷的方向倾斜,对反舰和防空等任务则很少考虑,因为这些方面由美国海空军负责。因此,日本海自装备的第一种导弹护卫舰——“筑后”级也就成了一艘名副其实的反潜护卫舰。

下面我们对比一下两型导弹护卫舰的基本性能。首先,从基本结构和尺寸上来看:中国“江湖”I级导弹护卫舰采用了高干舷平甲板船型,艏柱前倾,舰艏有较大舷弧和短舷墙,以改善舰在大风浪航行时的甲板上浪。主船体结构为纵骨架式,采用高强度台金钢,内部部分结构采用铝合金材料。全舰共分12个水密隔舱,可在任意两个相邻舱室进水情况下保持不沉。舭部设减摇鳍装置。全舰总长1032米,宽108米,型深63米,吃水3.19米,标准排水量1600吨,满载排水量2000吨。日本“筑后”级同样采用高平甲板船型,全长93米,宽1O.8米,吃水35米,标准排水量1480吨,满载排水量1700吨。从以上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江湖”I级和“筑后”级排水量相当,都属于1500吨级别的中型护卫舰。在舰体设计上,“江湖”I级的长宽比较大,“筑后”级则较小。较大的长宽比能够获得较高的航速,但是舰艇的适航能力和抗风浪能力会受到负面影响。“江湖”I级之所以采用较大的长宽比,是因为当时中国海军舰艇设计人员偏重干追求舰艇的高航速,将护卫舰当成海上反舰武器平台使用,只要其能寻找到战机把反舰导弹发射出去就达到了作战目的,并不要求在海上长时间逗留,而且较高的航速对捕捉战机以及躲避敌方攻击有一定的优势。“筑后”级则不同,其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反潜,需要较长的海上逗留时间和比较稳定安静的平台,对速度要求比较低。舰艇在高速航行时会发出很大的噪音,对反潜作战相当不利。不同的作战目的和不同的设计思想,造成了两型护卫舰基本结构和尺寸上的不同。

在动力和航速方面,“江湖”级采用2台12PA68Tc柴油机,每台功率5884千瓦,双机双桨双舵,舰艇最大航速26节。“筑后”级同样采用全柴动力,使用4台2942千瓦柴油机,其中每2台柴油机并联驱动一套主轴和螺旋桨,全舰一共两具螺旋桨驱动,最高航速25节。双方采用不同的动力配置方案也是有原因的。对于中国来讲,当时缺乏大功率汽轮机、特别是适合舰艇使用的燃气轮机制造技术,很多中型作战舰艇虽然一直追求高航速,但是由于技术限制而无法使用燃气轮机,只能使用大型柴油机作为主动力。这使得当时中国海军虽然非常强调舰艇的高航速,但是自行研制的护卫舰航速始终停留在20-25节左右。从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样的航速未必不够用,但对于当时把大中型舰艇当“超级导弹艇”来用的中国海军来说,这一航速显然还是太低。“筑后”级采用4台柴油机2—2并联方式,更多的还是考虑到反潜作战的需要。在反潜巡逻搜索的时候,可以只开动两台柴油机,各带动一个螺旋桨,使军舰维持在经济航速,这样可以降低噪音辐射、增加续航时间,需要高速机动的时候则4台柴油机全部工作。显然在动力系统的安排上,“筑后”级显得更加从容、更能适台其作战任务的需要。

舰载武器是两级护卫舰差别最大的地方。“江湖”I级导弹护卫舰完全是被当作一次性海上反舰导弹发射平台使用的,并且其作战效力和火力密度要大干“成都”级护卫舰;而对于反潜和防空等任务,由于设计思想和技术上的限制,都没有作什么特别的考虑因此,“江湖”I级导弹护卫舰的火力配置严重地向反舰方向倾斜。该舰装有2座双联回转式大型反舰导弹发射架,一共装备4枚“上游”一1大型反舰导弹。这种技术上来源于前苏联“冥河”反舰导弹的武器采用液体火箭发动机作为动力,使用舰上的352“方结”导弹制导雷达提供射击参数,利用时间继电器自主控制装置和自带的雷达进行制导控制,有效射程90公里,战斗部重量513公斤,单发威力足以毁伤敌方大型舰艇。但是,这种老式的反舰导弹发射准备时间长、飞行高度高、速度慢,容易被干扰和拦截,并不是一种效能很高的反舰武器。除了反舰导弹,“江湖”型导弹护卫舰还在舰首和舰尾各安装一门100毫米单管舰炮,其属于前苏联B-34型100毫米舰炮的仿制型,弹道性能好,射程和威力都比较可观,但是自动化程度很低,战斗中水兵们必须在甲板上手动操作,实战效能并不是很强。不过在对岸上目标轰击等方面,该炮还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该炮由一座装设在指挥台后上方的光学测距仪提供目标参数。

在反潜方面,“江湖”I型装备一部中频舰壳声呐,反潜武器为舰首2座65式250毫米5管反潜火箭发射器,射程1200米:舰尾4座64式深弹发射炮和2组深弹滚架。其中,65式250毫米5管反潜火箭发射器一向是中国海军的标准反潜装备,从037型猎潜艇、65型护卫舰到新服役的052B型导弹驱逐舰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这种武器有结构简单、价格低廉、火力密度大等优点,长期受到中国海军的欢迎,是近程反潜的利器。舰尾的深弹发射炮和深弹滚架则是更加传统的反潜武器,虽然技术含量比较低,但实战中的威力还是可观的。这样的反潜武器配置在近距离上有火力密度大、攻击方式多的好处,但是反潜手段过于原始,也缺乏远程反潜火力。

防空性能可以说是“江湖”I级最大的软肋。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研制成功成熟的舰用防空导弹,“江湖”I不得不装备6座61式双联37毫米高炮以应付防空作战,如此密集的高炮配置在战后世界各国的护卫舰中可以说非常少见。但是,这种人工操作的高炮没有炮瞄雷达指挥,在防空作战中只能利用舰上的“眼罩”对海/对低空警戒雷达和光学测距仪提供有限的射击参数,几乎完全靠炮手手动操作射击。其技术水平还停留在美国海军二战时期的水准,反应速度慢、火力通道少、射程近,只能对付中低速的螺旋桨飞机,难以有效拦截现代海战中高速来袭的反舰导弹甚至临空的高速喷气攻击机。当时的中国海军其实面临着巨大的防空压力,在北方,昔日的“老大哥”苏联已经成为最危险的仇敌。一旦战争爆发,苏联海空军发射的大量反舰导弹将严重威胁到中国海军的大中型作战舰艇。而在东南沿海,美国和国民党海空军的各种作战飞机也将是中国大中型作战舰艇的巨大威胁。面临这样严峻的形势,中国的海军技术人员何尝不想大幅度提高舰艇的防空能力。可是由于技术水平落后的限制,舰用防空导弹的发展十分缓慢,好不容易设计成功的“江东”级防空导弹护卫舰也由于导弹系统可靠程度低、效率低下而长期无法真正担当舰队防空的重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各型舰艇上安装大量高炮以求自保。

再来看一看“筑后”级,其在设计之初就是作为单纯的反潜护卫舰建造的。如同“江湖”I级严重偏向反舰火力一样,“筑后”级也理所当然地严重偏向了反潜火力。“筑后”级的烟囱后方、尾部桅杆前的甲板上,安装了一套美制MK112/37..潜导弹发射箱,用来发射美制“阿斯洛克”反潜导弹,这也是“筑后”级上唯一的导弹武器。“阿斯洛克”反潜导弹是美、日、加拿大等国海军标准的反潜武器,射程2—10公里,战斗部为一枚MK46轻型自导鱼雷。作战时,“阿斯洛克”反潜导弹通过“筑后”级上的OQS3A舰壳声呐提供目标参数,从MK113发射箱中以45度角发射升空,弹体加速按预定的弹道飞行。当达到预定射程所必需的速度时,点火分离装置发出电信号,引爆固体火箭助推器的分离装置,使火箭助推器分离。由弹体构架和战斗部组成的部分继续沿弹道惯性飞行,到达预定时间(到达目标上空附近时),点火分离装置再次发出电信号引爆弹体构架分离装置,使战斗部与弹体构架分离。战斗部携带的是一枚声自导鱼雷,鱼雷后部的降落伞打开,使鱼雷减速安全入水。鱼雷入水后降落伞解脱,同时鱼雷启动并下潜到预定深度,利用声自导系统搜索、跟踪并攻击敌方潜艇。除了“阿斯洛克”,“筑后”级还装备有2座68型HOS301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美国制造的MK46—5反潜鱼雷,用于近距离反潜。

在反舰武器方面,“筑后”级的武器可以用“可怜”来形容。该级舰没有装备任何反舰导弹,只有一座MK33型76毫米双管舰炮,反舰能力远弱于中国同时期的“江湖”I级。不过,“筑后”级上的MK33舰炮有GFCS-1舰炮指挥仪和1B型炮瞄雷达控制,射速达50发,分,单论舰炮的作战能力要比“江湖”I强。在反舰武器方面两舰差别巨大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当然是设计思想的不同,这个前面已经论述过。其二,则是冷战时期东西方集团对反舰导弹的认识有很大差距。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因为在航空母舰等领域落后于西方、海军总体实力比西方国家要差,为了挽回这种差距,采用了大力发展反舰导弹的思路,希望用突防能力强、威力大的反舰导弹摧毁西方的海上优势,以不对称的方式和对手抗衡。因此,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的主战舰艇上普遍装备了早期以“冥河”为代表的反舰导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把反舰攻击任务交给了航空母舰上的舰载航空兵,对于航空母舰以外的其他作战舰艇,仍旧以火炮作为主要对海攻击武器。在反舰导弹的认识上西方国家直后知后觉,而且长期认为大威力远程防空导弹也可以当作反舰导弹来用。因此,西方早期的舰载防空导弹,如“黄铜骑士”、“海标枪”、“海蛇”等都有反舰能力。等西方国家真正认识到反舰导弹的价值、开发专门的反舰导弹,已经是70年代末的事情了。

在防空方面,“筑后”级的火力也非常贫弱,只有两座博福斯40毫米单管自动炮。该炮由MK51副炮指挥仪控制,自动化程度比“江湖”级的61式37毫米高射炮略高,但同样只能用于对付速度比较低的目标,对于反舰导弹等目标仍然无法做到有效拦截。除了两座40毫米炮,MK33型76毫米炮也具备定的防空能力,但同样无法拦截反舰导弹。因此,虽然“筑后”级的防空武器在技术水平上要比“江湖”级高一些,但并没有本质上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量制造“江湖”级后,中国海军于1982年起陆续装备了3艘改进型“江湖”护卫舰,按照北约习惯称其为“江湖”级导弹护卫舰。该舰的设计布局与“江湖”级基本相同,但外观上有一些区别,比如取消舰首的舷墙,烟囱外型也有了些许改变。据某些资料称,“江湖”II型采用了法国制造的皮尔斯蒂克柴油机,航速达到28节。如果属实的话,那么可以说明当时的中国海军仍旧比较重视舰艇航速。在武器装备方面,“江湖”II型也有了一些改进,比如用2座封闭式双管100毫米自动舰炮代替了原来的100毫米单管炮,并且使用一座安装在舰桥顶端后部的343“黄蜂头”火控雷达控制,在对海上目标和对陆地目标射击能力上已经不亚于“筑后”级上的MK33型76毫米炮,在威力和射击密度上则明显超过后者。在防空火力方面,虽然仍旧没有装备防空导弹,但是在舰尾甲板室上方安装了1套341“赖斯兰普”火控雷达,用以控制4座37毫米高炮,对空作战效能也达到了“筑后”级的水平,而且火力密度更大。另外,为了完成中国海军长期重视的近海防空雷达警戒任务,“江湖”I在服役后还装备了一套二坐标对空警戒雷达,能在战时起到海上雷达指挥所的作用。

从各个方面比较下来,上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的导弹护卫舰基本上在同一水平线上,“江湖”I/II和“筑后”级虽然设计的侧重点不同,造成了武器等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很难说谁胜过谁。按笔者的看法,“江湖”I/II级攻击性更强,能给敌人带来更大的威胁,但是自身生存能力不足,加上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动力等方面显得比较局促;“筑后”级则更多地仰赖国外技术,其基本设计和动力布置更为从容,但除了反潜,对敌方的威胁要远比前者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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