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眸人生.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郭发栋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凝眸人生.二试读：

写在前面

不揣谫陋，《凝眸人生》（共四集）第二集即将付梓。“写在前面”旨在作些说明。

成书之思。寒暑易节，年逾八旬。凝眸人生宛若浩瀚天空，星汉灿烂，遥不可及。而对人生这部永没句号的大书，深感不曾展卷，茫然不知所云。多年来，在人生这个领域里，钩玄提要，探幽析微，不懈采珠撷玉。澄心凝思，人生有几个断面，诸如：生存至要、生命的价值、如何錾刻塑人、何以做事、人生与读书、人生与家庭等，是每个人难以回避，生不容舍的。它们是人生的枢纽和制高点，它聚焦着人生魅力和价值光焰。故而，吾耿耿不寐，覃思终生，稍逊所悟，书于毫端。

本书独钟人生之旨，篇篇不离其宗。鉴于思想脉络的绸缪和人性、人情上的萦回舒卷，行文不宜断章立节，故各篇遴取不同视角，一题一议，各自成篇。

成书的心迹。首先是出身贫困。我出生时，家有父母和两个哥哥。薄田几亩，地瘠缺收。破院漏屋，家徒四壁，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几近乞讨度日。

长大后，妈妈对我说：在我半岁时，全身疥疮，仅有微弱的呼吸，邻居都说不行了。妈妈忍痛用一破筐把我放进去，脸上涂上黑煤，于天黑时把我送到村郊靠半山坡的荒坟中。妈妈一夜揪心难眠，因送走我时，我还有口气；所以，第二天天不亮，她独自一人，去荒坟中看我是死是活。妈妈说，她到了那里，弯腰摸了摸，谁知我的小手还在动，她就把我又捡了回来。这里由衷感恩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余一岁失怙。岁值日本入侵（1938年），连年天灾。母亲为让三个儿子活命，把十一岁的大哥送饭馆当学徒。将我卖到县城一里河。因养父虐待，我四岁那年，随人逃回老家。不久，母亲把二哥寄托邻里，又带我去一大户人家做奴仆。到了1942年河南大旱，颗粒无收。路有饿殍，哀鸿遍野，死人数百万。邻家难以度日，二哥失去寄处。母亲为救活我兄弟俩，走投无路，只好将我再次卖出。我由此更名改姓，终栖异乡，这就是我的童年。

1961年农历正月十一晚上，校长指派我到县师范学校去打井，时间是八个小时。这眼井三十米深，直径一米余。井已见水，到了熬井阶段。当夜约十时许，我耳听井筒内一阵嗡嗡声，本能地缩身紧贴井壁。轰隆一声巨响，一大木桶（俗称茅桶，作淘粪使用）连泥带水砸到井底。木桶粉碎，我被泥水溅成什么样子不言而喻。又过了两个小时，雷同的事再一次发生。我有幸躲过这两次殒命大难，这一天正是我25周岁的生日。月余，校长又指令我在师范附小的田野中掏机井。我正在井下挖泥时，背后井傍塌下一大土块，把我打压在井底泥水中三个半小时，拼死挣扎生命又一次站起……

19岁中师毕业走上讲坛。两年之余适逢1957年反右运动，政治生命旋跌低谷，斯须间成了囚徒。以后数十年的岁月风雨，浮沉跌宕，颠沛困顿，窘迫蹙额，人际漠漠，常被人视为异类而待之。井中之险与以后多次临渊战栗，无不与此嫌缘。

余生有幸赶上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崛起的春天。我又第二次偎依在组织的怀抱，感受党的温暖，从而也激起挥毫的热望。

业未竟，鬓已秋。风霜雨露之中，既沐浴到灿烂的阳光，领略了大自然的秀美，山河的壮丽，也感受到人心的善良，人情的甘醇馥香。人间馝馞根植矜曲，曲肱回味，萦怀寝兴，宛若陈酿津津。然坎坷的经历，余又多视角管窥到社会之复杂，蠡测到人性的多棱，颖悟到人心的倏变。也有缘在社会跌宕之中睥睨到人心鄙夷，世情益乖。尤其在天下风云乍起时，平素的“知己”者，似流星闪逝，如浮云飘散，从而也咀嚼到人情的冷暖，社会的炎凉，世界的悲惨。由是萌滋涂鸦些微人生的忖悟，但临纸握管，绠短汲深，惶恐之感也令己蹙颏不已。

著书立言，墨子主张“言而有益”，顾炎武主张“文不苟作”，“须有益于天下”。汉代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自纪》中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

吾寤平生粗犷有余，文气不足；学识贫瘠，不敢厕身文学的苍穹。举目书林，自己不曾在青灯之下宵衣展卷，更没有月上西楼衣带渐宽的体味。落笔很难达到言之成理，言之含情的境界。加之一生从教，阅历逼仄，笔墨之中难免凡人之见，俗人之言，伤及大雅，以致言不称物，文不逮意，谬误贻人。

清代乾隆年间，主编《四库全书》的著名学者纪晓岚曾经说过：“世间的道理与事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现在如再赘述，仍超不过古人的范围，又何必再多著述。”

陈继儒所著《小窗幽记》中云：“尽得世间之常道，才堪论出世。能够参透世间不变的道理，才足以谈论出世。”

余虽对人生品味些许，可读到作家孙犁之言：“只有完全体验人生的各种滋味，即经历了生离死别，兴衰成败，贫富荣辱，才能了解全部人生。”所以，搦笔惴惴不安。

为此常扪心夜思。人生这部大书，古今中外，从中国的《周易》、孔孟圣贤到外国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先哲，所著经典早已汗牛充栋，累累帙卷。即使皓首穷经，人的一生难读九牛之一毛，凭己羸弱笔力，即使殚精竭虑，也难凝瑰丽之一语。

穷理尽性，难以彻悟人生之玄妙，故多次握管，又多次敛纸合砚。

书海夜航，偶读郑板桥，谈及著书论理时，他曾撰文：“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当然这是郑板桥的谦辞，他从政为官之清廉，诗书文墨的底蕴名扬天下，历史早有定评。

学界大家季羡林有言：“书是给人家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些精辟之见对愚朽之激励，功莫大焉。老拙岁次桑榆之年，钟鸣漏尽，从不敢自暇自逸，两眼视力不及0.8；不懂电脑，不会上网，横撇竖捺全赖工笔书之。见识浅陋，秉性耿介，崇尚悃愊；面壁人生，秉笔直书；对字词篇点探赜浮泛，尤其是语言更无“逐字逐句，进行推敲”（作家孙犁语），贻笑大方之处在所难免，诚望读者勿悭赐教，谨敬。《凝眸人生》，虽十余载于帷幄之中揆情度理，恐难熔黄钟大吕之言；率尔操觚之斑依会清晰在目。幸望读者于暇豫浏览之中，钩沉对人生的幽思，抑或撷取片语只言，不弃之“垃圾”系列，则足堪欣慰。

幸蒙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舒乙先生题写书名，这鼎力之墨，使我欣慰，也让我深感他字犹千钧。值此宵衣旰食，愿奋笔疾书，以示钦意。

学友李索古先生，在健康状况欠佳的情况下，对本集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乐写序言，谨致悃谢。

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队。在本集成书过程中，得到不少热心朋友的鼎力支持，其中董庚学、史铭忠、高新民、上官松筠同志，对每篇文章，从命题立意、资料检索，更是付出沥血之劳；并对雏形文稿，逐篇字雕句琢加以润色，余谨表谢忱。对刘拴保同志不辞辛劳，整理打印，并在打印过程中对史料的核对和文字的勘误颇费心血，在此由衷致谢。

脱稿付梓，适幸王立年、任聪兰夫妇竭诚运筹，才使该书出版有望，谨垂首致谢。

本集中有四幅随文插图，是小孙女郭稷枢初习绘画的稚嫩之作。望包涵。作者2017年9月

人间八十最风流

这是渑池县教育局原局长上官珉老人《读郭发栋著〈凝眸人生〉有悟诗四首》中的一首。

上官老对《凝眸人生》（第一集）的评价十分中肯，我在拜读过郭老师的大作之后也有相同的感觉，所以我一直在企盼着郭老师大作的第二集和三、四集尽早面世。

也许有人说，郭老师毕竟是年逾八旬的老人，虽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其志可嘉，但毕竟“廉颇老矣”，不能不让人为之产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杞忧……

其实，这种担忧大可不必。辛弃疾早就说过，“人间八十最风流”（《鹊桥仙·为人庆八十席上戏作》），从郭老师的《凝眸人生》（第一集）所溢出的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我们自可相信他“不须更展画图看，自是个、寿星模样”（辛弃疾，同上）。我相信郭老师关于其余三集“将陆续分集付梓”的计划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他“言必信，行必果”，不会让我和喜欢他的读者失望的。

郭老师平生酷爱读书，退休前如此，退休后更是如此，有他的18架藏书可以作证。他读书，不是为了猎奇，不是为了作为茶余饭后向人卖弄的资本。他读书，是在采撷书山中的灵芝仙果，滋养饥渴的灵魂，开阔人生的阅历，增长修身济世的才智。每有所悟，他辄手自抄录原文、记下所思所得，分门别类予以珍藏。其执着，很像“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的李贺；其专注，很像采撷春茶嫩芽的茶姑幺妹；其勤奋，很像在花丛采集花粉的蜜蜂。数十年的沙里淘金，数十年的日积月累，一摞摞读书笔记，何啻千万言！有此支撑，厚积薄发的郭老师完成《凝眸人生》，岂非名厨烹小鲜，何难之有？

郭老师是个有家国情怀的长者，责任心极强。他不认同那种“六十岁告老还乡，七十岁打打麻将，八十岁晒晒太阳，九十岁躺在床上，百岁照片挂在墙上”的生活；他高吟“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日出日落谁为先，月缺并非月不圆。山景总须横侧看，晚晴也是艳阳天”；他不屈服于命运，相信“心存阳光，你就是自己的神”。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所悟能够对在人生旅途摸爬滚打的年轻人有所鉴戒，让“读者于茶余浏览之中，钩沉对人生的幽思，抑或撷取片言只语”，十余年来，郭老师将平生所积之读书札记，与对自己人生经历的解剖融合，潜心加以整理，呕心沥血，反复推敲，去粗取精，数易其稿；然犹不肯轻易付梓，虔诚请同事指瑕订误。凡睹此者，莫不肃然起敬。

郭老师果然言出必诺，在经过反反复复地精雕细琢之后，《凝眸人生》第二集终于要付梓了。蒙郭老师的垂爱，能在付梓前拜读他的华章，实乃余平生之一大快事。

和第一集一样，郭老师的第二集仍然保持了以下的特点。

探幽析微，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亲疏自然》，是谈论“亲戚”如何相处的。郭老师指出：“亲戚关系的确立是以血缘外延构建的。这个网络的形成虽然说有先天的因素，但也掺杂着各种社会因素，并非单纯的血缘关系。所以这种关系是亲是疏，没有必然性，无法推导出‘是亲戚就一定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结论。也正是基于此，国家法律才没有规定什么‘亲戚之间有相互救助的义务’。且不说一个人后天有无兄弟姊妹、姑姑姨姨等，就是有，人家也不是为了帮助你才来到这个世界的，即使这个世界上没有你，人家也是该来到这个世界还照样会来的，和你个人全然无关。所以，我们不要天真地认为，有了某种亲戚关系的存在，对方就必须倾情相助。那是不切实际的！”类似这样的独到见解，几乎篇篇皆有，每每读到这些几近禅理之处，常“心有戚戚焉”，顿觉醍醐灌顶，不由击节叹赏。

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寓哲理于逸闻趣事，无泛泛之高谈阔论。姑且以《再说“潇洒”人生》为例，为了说明“人生天马行空不如脚踏实地，疾步如飞不如稳步前行，潇洒放浪不如朴朴实实”的道理，郭老师不仅引述了先秦的老子、庄子、孟子、屈原，东汉的曹操，唐代的李白、司空图、权舆德，宋代的苏舜钦、苏轼、文天祥，明代的王实甫、揭傒斯、高攀龙和无名氏，清代的左宗棠等16人的诗文或戏剧，还引述了现当代的毛泽东、鲁迅、田汉、王蒙的诗文名言。作者娓娓而谈，闻者如沐春风，既长了识见，又广了见闻。从这个角度说来，郭老师的文集是熔思想性知识性于一炉，是一部老少咸宜的好书。

不倚老卖老自吹自擂，敢直面自己的弱点缺点自我解剖，说真话、说实话，是郭老师文集的又一特色。文章中，郭老师除了引述典故逸闻外，还不时把自己置于显微镜下，用自己的“糗事”“囧事”现身说法，很有巴金先生《真话集》的风骨。相信读过《凝眸人生》第一集的朋友，都还会记得《冲动》中这样的片段：“教训深痛，记忆犹新的一幕是，县里举办一场职工篮球赛，也是在进入决赛时，争夺冠军之战如火如荼。因裁判的一球裁决引起争执，双方顿时唇枪舌剑。其中一方五名队员退至后方篮下，整好队列。霎时间场上场下气氛凝固，几近爆炸之前的死寂。队列中走出一人振臂领呼：请裁判出场！观众哗然，人声鼎沸。此一鲁莽之举轰动邻近几县。这个领呼者就是在下——十足的蠢人。此后该球队受到两年不许参赛的处罚，自己也因此被调离县城。”相信朋友们也会记得《从“吃不饱”说起》中这样的片段：“紧靠我菜畦的一端是邻居的一片土豆，我每次浇地都捎带放水浇一遍，举手之劳，乐意而为。土豆苗得水长得真欢，望去茁壮喜人。之后土豆到了收获季节。主人挖了不少窝，挖不出土豆。询问我是否给浇水了，我以实相告，浇过几次。主人听后哭笑不得——土豆不敢浇水。如此善举误了人家一茬的收成。本意虽然想办好事，结果帮了倒忙，好在是主人没有怪罪。”第二集中这样的片段也不少见，相信读了就会知道。

郭老师不耻下问，从善若流。第一集中有些字词似乎生僻，给读者阅读造成了障碍，郭老师闻过则喜，在第二集中，努力改变行文风格，力求通俗易懂。细心的读者在阅读时可能会察觉到这一点，我就不再赘言。

以上是余拜读后的一孔之见，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野叟献曝，不揣浅陋，觍颜写出，聊作引玉之砖。望郭老师指正，望读者指正。李索古丁酉年荷月于三门峡槖山书屋

胡马乡梓情深深

偶读《今晚报》（2015年12月28日）一文，题目是“胡马依北风”。

文章说，1992年，在台北召开的一个关于蒙古文化的研讨会上，一位长者发表了一篇论文，说蒙古的马，对家乡的方向是非常敏锐的。文中所举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蒙古为支援越南的抗美斗争，赠送五匹马。这五匹马是用卡车、火车运送到越南的。五匹马到了越南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少了一匹，怎么也找不到。半年之后，在乌兰巴托的市郊牧场，牧场主一天早上忽然发现，老远的地方有一匹钉有马蹄铁的瘦马在徘徊。当他走近这匹马时，发现马的眼睛里流出大滴大滴的眼泪。这马正是他半年前送到越南的那匹！

有人问长者，那匹马是怎么回来的呢？他说，古人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之说，可能是北方的风吧，北方的气息，马闻得出来。还有一说，老马识途，蒙古马出发之前，一定对着家乡嘶鸣，注意星象，这样就不会走不回来。

对这些说法的科学性，我不知道。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白马飞飞”的故事却使人难忘。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某骑兵团戚连长在新疆尼勒克草原选购到一匹名叫“飞飞”的白马。它俊美神奇，性体刚烈，然颇通人性。在训练中样样优秀，在战场上更是骁勇善战，机智敏捷。

在一次激战中，八路军伤亡惨重。大病初愈的飞飞驮着受伤的连长躲进一片树林，它俯在连长身边，对着连长口吐热气去温热寒冷中连长的身躯。鬼子追来了，它为了掩护主人，纵身跑出树林引开了敌人的视线，但终因体力不支被日军俘虏。可它对日军的种种优待和诱惑视而不见，以绝食抗争。五天后，白马飞飞趁机逃脱，拖着奄奄一息的病体返回八路军驻地。

日本侵略军将领黑森对此发出不解地感叹：“一匹马都不能征服，何况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马儿为什么有如此浓浓的乡情，我不识马性，说不出所以然。但中华儿女几千年来无论命运把他们安排到哪里，他们永远铭记着“我的根在中国”。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苏武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不幸被扣留。面对匈奴贵族的威胁利诱，苏武断然拒绝投降。匈奴先是把苏武囚禁在大地窖里，断其饮食。苏武就将毡毛和残雪一起吞下充饥，几日不死。匈奴以为他有神力，就把他迁移到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放羊。临行前，单于对苏武说：“什么时候这些羊生下羊羔，我就让你回到你的大汉去。”可这些羊全是公羊。就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他渴了吃雪，饿了挖野鼠收集的野果充饥，冷了就偎依着羊取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手持的使节上挂着的旄牛尾装饰物也掉光了，头发和胡须也都花白了，但归汉之心仍坚如磐石。前后历时19年，回到故国时，他已是花甲老人了。

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那种身在异国为异客，胸中长存中国心的海外赤子更是多如河汉繁星……

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抗战期间，仅1939年至1942年，就有3200多名华侨放弃了国外优越平静的生活，从世界各地归来，做起了国内紧缺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活跃在被称作“死亡公路”“抗战生命线”的滇缅公路的国际运输线上。他们当中，有1000多人为国捐躯。虽然他们并不像飞虎队那样被世人知晓，但他们却同样是值得我们铭记的爱国志士，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南侨机工”。

回溯历史，当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至海外，华人华侨很快掀起归国热潮。一时间，从印度尼西亚开往香港的船上，多数为归国华侨。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侨居国外的科学家5000余人，而到1956年底，已有近2000人回归祖国。

华罗庚，国际数学大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开拓者，“中国解析数论学派”创始人。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美国著名数学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的院士。”1948年，他被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聘为正教授，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奔向祖国的怀抱。他在给留美中国学生写的公开信中言辞恳切地号召：“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

茅以升是著名的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他在桥梁专业领域的理论和技术令许多美国企业动心，一份份聘书送上门来。可茅以升没有接受聘请，而是决定回国。美国有些人劝他：“科学是没有祖国的，是超越国界的。科学家的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条件差，你留在美国贡献会更大。”茅以升回答：“科学虽然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1919年，茅以升带着一身本领回到国内，开始了为国造桥的事业。现在浙江省钱塘江上那座雄伟壮观的大桥，就是茅以升设计并主持建造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在他离美回国若干年后，美国一位专栏作家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金波尔（美国当时的海军次长）的话说错了，钱学森在科学上的价值，岂止抵三个师或五个师的兵力。他替中共研究的飞弹，不但完全平衡了中共与美国之间战略武力的差距，也使中国对苏联的威胁产生抗衡，同时，在美、苏两大军事强国之间，中国以其飞弹实力加上十亿人口，与苏、美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简直是以一人之力换一国之力。”（《人民日报》1998年4月24日）不管这位作家的评价是否有夸大的成分，但对于钱学森这位科学家的价值，他的重要性，确是说到了肯綮之处。

在钱学森的身上蕴含着丰厚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尤其是爱国主义贯穿了他生命的主旋律。在他的人生四季中，无论是生命的春天，成熟的夏天，收获的秋天，还是“满目青山夕照明”的冬天，他都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情怀。当身在异国，羁縻难归时，在美国的法庭上，他以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宣布：“我是大唐的后代，我的一腔热血只能报国。我的根在中国。”

好个“我的根在中国”！行程万里，不忘初心；树高千丈，不忘其本。让我们欣喜的是，今日在海外打拼的青年才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上了回国创业之路。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回国定居后，写下《归根》诗一首明志。其诗云：“苦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这些海外赤子，为什么能够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我们不妨听听他们的回答。

邓兴旺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北京大学长期特聘教授，他曾经是美国耶鲁大学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系终身教授，2013年4月30日当选美国科学院新科院士。他长期从事植物分子遗传及生理学方面的研究，曾多次在《细胞》《科学》《自然》等世界权威刊物上发表很有影响的学术文章。他领导的实验室所取得的成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研究成果成为行业标准。2015年7月他放弃了耶鲁大学终身教授身份，回到北大全职任职。有记者发去微信采访他：“你为什么要回国？”他很快给了回复：“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祖国到底是什么。到了国外，你就会发现，你比想象中更爱身后这个国家，会爱到热泪盈眶。因为那是家，是根。”《人民日报》2016年3月29日发表文章说，“八成留学生回国发展！”《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5》说，截至2015年底，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已达404.21万，年均增长率19.06%。回国人数不断增加，从1978年的248人，增加到2015年的40.91万，累计回国人数达到221.86万，年均增长率22.46%。“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灿烂的花朵。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这是1950年初，26岁的留美学生朱光亚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这样慷慨陈词。时间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然今天重读，更感醇香浓浓，陈酿味长。

老一辈科学家不远万里，以身许国，正因为他们深深懂得：个人的成就即使再耀眼，如果无助或无益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最终都将黯然失色。

胡马能从异国他乡远涉万里重返故土，可谓不忘本。“本”者，草木之根也。没有根，花草树木就无以生存。同样，一个人失去根本，不管天涯海角漂泊何处，栖宿何地，就宛如霜秋一叶。

人的生命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中进行的，个人生活离不开民族群体的活动及其创设的环境、背景和氛围。可以说，一个人、一个民族都是有“根”的，身上都打着无形的“烙印”。

家国情怀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浴火重生，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五千载而生生不息，皆因根植于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重如巍巍昆仑，固若海底磐石。

鞠躬尽瘁的军马

曾在《解放军报》读到一文。

当年7月，连长陈富裕和几名战士，一同驱车前往喀喇昆仑山以海拔高度命名的5042前哨班。

途中停车，连长径直向一堆石头前走去，在那里，他脱下军帽，低头肃立默哀。

连长回到车上后给兵士们讲了那堆石头的故事。

那里，埋着连队的一匹马。这匹马是1987年从伊犁河畔来到风雪高原的。它的使命除了陪伴战士执勤巡逻，便是给5042前哨班运送给养。马通人性，有时候兵累了，把给养往马背上一放，拍拍马背，说：“老马，你辛苦一趟吧。”这马就能步履蹒跚地走上山顶。12年来，它先后跑了1200多次，送上去的物资达12吨之多。

去年，马老得实在走不动了。6月的一天，天气出奇的好，老马主动走出马厩，用牙齿扯着战士的衣襟，让我们将给养捆在它那瘦骨嶙峋的脊梁上，向山顶走去。士兵们预测到什么事情要发生，不约而同跟在老马的身后，缓缓送它前行。

老马步履沉重，鼻翼翕动，终于支持不住了。只见它一个趔趄倒在地上，一声长啸，七窍出血，五分钟后气息全无。临死的那一刻，它那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恋恋不舍地望着身边的士兵。这一刻是那么长，又觉得格外的短，士兵们终于痛哭失声。遂急向连队报告，连队又向营团上报。团里答复：“厚葬。”

于是，连队给老马披红戴花，安葬在石坟里……

车内，空气像凝固一般安静，此刻连长沙哑的嗓子已经说不出话来。

下山时，我们再次把车开到石坟，采来一束芳草，放在老马的坟前……（《解放军报》2000年9月25日）

每读一次短文，我总是血脉贲张，心潮起伏，眼眶湿润。老马无言，用牙齿扯住人们的衣襟，示意把给养捆在它的背上，它似乎明白这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程，自己该倒下了。它的精神用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经典语言来称颂，是当之无愧的。

我不禁想起了曹孟德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大自然在给我们生命的同时，也就赋予我们一份担当，我们就应当像老马那样“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臧克家《老马》），无怨无悔、任劳任怨、恪尽职守、责无旁贷，不用任何花言巧语为自己的失职渎职辩解。

能够恪尽职守至死不渝者，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反而可以征服对手，赢得对手的敬重。

在巴西的丛林里曾发生这样一件事。一个猎人在射杀一只豹子时，突然看到这只豹子拖着流出肠子的躯体，艰难地爬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爬到两只幼豹的面前，在拼死支撑着，继续尽着给幼豹喂奶的责任。就在这个喂奶的过程中，这只雌豹慢慢地倒了下去……看到这一幕的猎人流着眼泪折断了猎枪。此后他从狩猎者变成一名保护动物的卫士，在森林里挂起了“善待动物”的牌子，时刻保护着森林里的动物。

动物的担当精神震撼了我。我平生为国家工作几十年，自以为挺辛苦的，但与老马和雌豹相比，真的愧汗不已。

天地生人，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一日就尽一日之责。有责不担，正气难彰；履职尽责，失职知愧。尤其是享受国家俸禄者，不管有乌纱或无乌纱、乌纱大或乌纱小，都应当司其职、尽其责，任何失职或渎职都是罪过。

凡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吏，无不葆有“无为则愧”的良心操守。唐人韦应物在苏州刺史任上碰到大旱饥荒，百姓纷纷外逃，遂感慨“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白居易在县尉任上，看到“家田输税尽”、拾穗“充饥肠”的老妪时，不由产生“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的自责。

白云千载，往事悠悠，今人的思想境界理当超越古人。但遗憾的是有些公职人员事业心弱化，责任感淡漠，尸位素餐，恓恓无为。他们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对工作敷衍塞责，得过且过，遇到矛盾绕着走，见到好处抢破头；该抓的不抓，该干的不干，真比“公堂木偶”还面目可憎。也有一些人不以懒政怠政为耻，反抱怨“权力受限，官事难干，人事难为”，产生了“行有愧而心不愧”的扭曲心理。他们高高在上，无心深入基层、融进百姓之中；不思服务群众，一心投机钻营；完全忘记党的宗旨，忘记造福百姓的初心。

群众对这种公职人员十分反感，说他们：“上午点个卯，下午玩电脑，等着下班了”，“平平安安占位子，舒舒服服领票子，庸庸碌碌混日子”……

群众说，这些看上去“安分守己”“兢兢业业”的“踏实”干部，其实就是一群寄生虫。就国家大业去看，他们消耗了国家资源，浪费了建设时间，迟滞了社会前进的车轮，贻误的是发展良机，丧失的是群众信任，动摇的是党的执政根基。小康社会的实现是等不来的，懒政也是一种背叛使命。表面看起来，他们没有贪污受贿的墨吏那样丑陋可恶，但它的腐蚀作用和吞噬国家命运的能量，与“老虎”“苍蝇”们一样，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隐形杀手。

治庸问责迫在眉睫。近年来，地方上冲突不少，群体性事件时有所闻，这其中有贪腐因素，更多的是干部失职，对工作得过且过、推诿苟且而酿成的。若没有断然措施，长此以往，则遗患无穷。

责任就是使命，使命高于生命。生命可以抛弃，使命必须完成。“老马”做到了这一点，宁肯驮上物品累死于路途，也不愿瞑目于槽枥之间。

责任就是军令，在执行责任时就应一丝不苟，不迁就、不徇私。虽然看上去这有点冰冷，但它卫护的是国家的利益，无比神圣。列宁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次列宁到斯莫尔尼宫开会，却被卫兵拦住了，坚持要看他的通行证。随行的同志说：“放行吧，放行吧！他是列宁！”卫兵却坚守职责：“没有通行证，谁也不准进！”直到列宁拿出通行证，卫兵才放行。卫兵不因他是列宁而轻易放行，他的职责意识令人钦佩。“好事可以分享，自己的责任自己要负”，这是犹太人的做人原则，因为他们懂得人永远无法逃避责任。人自瞒自欺易，但想遮住他人的眼睛很难。不管你把事情的责任推给谁还是归咎于客观，自己的责任都是永远无法抹去的。责任感是人们自己给自己的约法，是不成文的也是最严格的束心之纪。它鞭策人们忠于职守，也历练着人们，升华着人们做人的境界。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谈及为国尽责者，人们多推崇三国时诸葛亮，称道他“鞠躬尽瘁”的精神，而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总理。他说：“我这个当总理的眼皮始终不敢合上！一合上，十几亿人的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醋就完全看不到了。”即便在生命最后的587天时间里，他的眼皮也未敢合上。期间他做过大小手术14次，进行各种谈话216次，接见外宾63次，召开会议40次……以至于临终时只留下“我累了”一句话。（《解放军报》2017年5月5日）

在周总理身上，我们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到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有资料统计，1974年1～5月的139天中，有9天是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74天是每天工作14～18小时；有38天是每天工作19～23小时；有5天是连续工作24小时……（《人民日报》2004年10月19日）

周恩来的一生是个大爱大牺牲的典范。我们还是任选一天他的工作日记，看看他的工作量吧。1974年3月26日——

下午三时：起床

下午四时：与尼雷尔和谈（五楼）

晚七时：陪餐

晚十时：政治局会议

晨二时半：约民航同志开会

晨七时：在七号楼办公

中午十二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

下午二时：休息（《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

很多人都会记得晚年周恩来坐在沙发上的照片，枯瘦、憔悴，手上、脸上多处布下老年斑，唯有那一缕安详的目光一如既往。他真的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息尚存，奋斗不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2020年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我们更需要“老马”精神。如果我们人人像“老马”一样，那么强国之日定将指日可待。老马识途

礼赞“只管种”精神

城郊有一老农，每到春季谷雨前后，他总是提着盛有不同豆类的篮子，在田间和路旁的边角隙处，撒上种子，多少年来，从无间断。

一次，我问他：“你在这些地方点上种子，秋季收成咋样？”老农憨笑着说：“管它哩，我只管种，看着这些闲地荒了，怪可惜的。”

耳听老农自感欣慰的语气，对有无收获不曾多想。这让我忆起几年前在一个赤日炎炎的伏中天气里，一位长者自掏250元，把卖瓜的半车斗西瓜一次买下，让他认识的人和门前邻里都拿走了，自己一个没要。对他这一举动，拿瓜人大惑不解，询问其故，他只说：“叫你拿你拿就是了。”邻里们后来才了解到：卖瓜的这夫妇俩是外地农村来的，这车瓜在他门口已卖了五天，中间又经两次大雨，他俩晚上露宿大街，家里还有老小。当年西瓜种植太多，几毛钱一斤也很难卖。老人此举就是为他们帮忙。难怪老人看着西瓜一会儿被拿光了时，面带悦色对卖瓜的夫妇只说了一句话：“快回家吧！”

这两位长者之为，让我想到胡适年轻时种竹子的故事。

胡适第一次从美国回国，一到故乡，母亲就对他说：“你种的毛竹现在已经成林了。你去菜园看看。”

胡适说：“妈，我没有种过竹，菜园里哪会有我种的竹子？”母亲说：“你去看。”胡适进了菜园一看，果然长满了毛竹，总有上千根了。母亲后来告诉他，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房族里的春富叔挑着一大捆竹子走过，他看到胡适站在路旁，便递了一根竹子给他，说是给他做烟管。胡适拿了竹子回家对母亲说：“春富叔给我做烟管，我又不会吸烟，把它种在花坛里吧。”漫漫十多年，那根竹子在花坛里长得很快，发旺起来，花坛太小了，母亲就叫人把它移到菜园里去，真的旺满了菜园，还向别人的菜园蔓延开去，连胡适自己也记不起，认不出了。

胡适的随心插竹，竟然一竹成园，这真乃无意插竹竹成林。“只管种”的老农，和为卖瓜人解困的长者，他们的非常之举，一时会令人不解：市场经济，商品社会，人们渐渐习惯了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有一番经济评估，有利则为，无利则弃。这使得人们的思想意识从纯朴、真诚被“红利”所浸淫。特别是“有偿服务”的概念肆虐泛滥，不管什么事，不管干什么，都要把利益的筹码先放在重要位置上，认真讨价还价一番。由此濡染，这自然使得人们的生活呈现庸俗的实用主义，使人们在更多地追求短期实效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转换视角，即使老农到了秋季不曾是种豆得豆，更不望“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但这些鲜活的谷物，为大地增添了绿色，净化了空气，这有益于生态环境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替人卖瓜，为人解困的精神更是在为社会的精神文明增光添彩。

人活着总是要有一点精神，如果人的一切行为都与“利”连接起来，画上等号，让“利”吞噬人的灵魂，人皆为利在奔忙，把人演变成“利”的攫取机，天下的一切都散发“利”的味道，人活着的意义当是有缺憾的。

这两位老人不计收获的人生理念，在清华大学赵家和教授的人生中，让人们看到又一种“只管种”精神的版本。

赵家和教授是清华第一届优秀毕业生，因他各科成绩优异，在校时被大家羡称“清华园里顶级的聪明人”。在学校发展的新建项目和机构设立中，大家又敬称他为不可或缺的拓荒者。因此，同行人也略带惋惜地议论：“以他的聪明才智，留在无线电系，奔个院士当是不为难的。可让他转（指工作调整），他就转，一点折扣也不打。”“他就像炭火一样，在每个需要燃烧的地方燃烧，恪尽职守，无声无息。”

就是这样为事业心无二致的俊逸之秀，倒有一个与他极不般配的雅号——“抠门教授”：一美元买的化纤毛衣，一穿就是十几年。房间里最高档物品，还是多年前学生们赠给他的液晶电视。平生衣着是长期不变的一件破罩衣，一顶小皮帽，全身的行头不超过人民币一百元。退休后，无论是被聘到深圳还是美国，他总是自带铺盖、炊具等日常生活所需，租住普通房间。

赵教授真的生活拮据吗？显然不是。他自身的工资和受聘都是高薪，那何以如此给自己生活上过不去呢？

这位“抠门教授”将一生抠出来的二十多万美金让从事金融投资的学生刘迅经营。当他得知“账户里有500万了”时，他看到实现梦想的绿灯亮了。他说：“我也没有大的本事，锦上添花的事做不了，就做点雪中送炭的事情吧。”

2006年，他向江西、吉林、湖北、甘肃……寄出了第一笔助学款。2009年向西部地区寄出第二笔助学款，整整六年，他捐资助学从不留名。即使在癌症晚期，一直住在校内医院，舍不得用进口药，怕浪费国家资源。2012年7月22日，这位“抠门教授”走了，他捐出了所有的积蓄1500多万，资助了2204名贫寒学生，他把遗体捐给校医院做研究。他只管辛勤播种了一生，没见到“收获”……

直到四年后的2016年，这位默默无闻在教育战线只知耕耘者的事迹才从他的接力者那里传给了人们。

常言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只管耕耘，不计收获，未必就没收获；有了耕耘，就急切盼望收获的也未必就一定有收获。不乏其例，付出没有回报，投资打了水漂的事多去了。所以人生在世，面对该做的事、能做的事、可做的事不必斤斤计较收获如何，有无成果并不重要，做的过程对社会而言就已经有了收获。

清人左宗棠，一个落榜举人，放着四书五经不读，八股不作，对教书也不热心。反而埋头潜心研究科学种田方法，并著作《广区田图说》。同时深入研究舆地学，自己在家里绘制地图，这着实让人感到不解。

左宗棠在研究种田时，不迷信古人，只相信实践。他认真核算每亩田的总穗数，大胆怀疑前人“穗稀秸大谷”的说法，施行密植。为此，他还和长工姜志美多次争吵起来。他认真总结自己的种田经验，并写了本《朴存阁农书》。

他自绘地图的方式也很特别：先制作一张皇舆图，纵横各为九尺。图上画成方格，假定每格各为一百里，并用五种颜色来区分各地生产的农作物。根据这张总图，各省又分为府县，并都作了说明，险要重地逐一标注，严谨而专业。他用一年时间，全新的“皇舆图”诞生了。他的这些付出，在当时看来真是无用之功，更不会有什么前景可言。

若干年后，左宗棠带兵于陕西、甘肃、新疆，这期间，他领兵明显有两大优势。一是军粮筹措完全来自当地，不需清政府支援调拨，而且比较容易征得；一是他派兵布阵多是恰到好处，让当时的俄国人对他熟知冲边要塞的军事才能望其项背。其实这两点也正是左宗棠当年对农业研究和自绘地图的收获，只不过是在当时看来无用的耕耘，多年后才见到了“红利”而已。

左宗棠的早年耕耘，虽然收获晚了一些，他还是深有感怀的。1865年，他身居闽浙总督时，在给大儿子的信中说：“古人经济学问，都是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实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言外之意是，人的一生该耕耘时只管下功夫耕耘。

梁启超曾于1927年2月6日给儿子写了封家书。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平生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作甚？着急它做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梁漱溟先生也曾教育儿子：“当然要先从此项学问入手，嗣则要一边做，一边研究，边学边做，边做边学，终身如此，努力不已。至于成就何事抑在学，似可不管，即有无成就，亦可不管，昔人云：‘但问耕耘，不问收获’是也。”

闻一多先生在其诗集《红烛》中，也引用“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为序诗的最后一句，以此来激励自己，鼓舞世人。

梁启超在家书中写的“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说是曾国藩所言，但此言不是曾国藩首创，而是清代理学大家太常寺卿唐鉴送给曾国藩的一句话。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将自己所著《畿辅水利》及亲笔楷书条幅“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赠予曾国藩。曾公对此极为推崇，书此联于居室。后来在收入曾国藩日记时改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从梁漱溟和闻一多对此联的引用，足见人们对此言的推崇和敬畏。究其实，这句话还是老农的直白：“只管种”。

老农口中的“只管种”，虽少文采，胜似文采，真乃“清水出芙蓉”，简洁、干练，让老农勤劳、纯朴、憨厚、本分的做人形象惟妙惟肖跃然纸上。

每个人以“只管种”的心态待人，就会荡去心灵上的雾霾，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本本分分，不以“聪明”待人。尤其在需要施助者面前，只管举步相扶，不思恩泽，不计回报，义当勇为时就是作出牺牲也无怨无悔。有了这等胸怀的人，就不会把自己做的一件好事记上一辈子，还要常挂嘴边念念叨叨，唯恐他人不知道。当今这等“只管种”精神正与日弘扬广大：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志愿者团体、慈善组织犹如雨后春笋蓬勃涌现，令人欣喜不已。

一个人若常怀“但问收获”的心态，从人际往来到创业做事，不管身居何处，都会散发出重利轻义的味来，从而毁损个人形象，玷污做人品格。若以“只问耕耘”的理念面世谋事，就会抵御“得”的浸淫，就会远离“得”的羁扰，让自己的人生多一份灿烂的阳光，多一条绿色的通道。

缺失“只问耕耘”的人生理念，不管你练就哪家武艺，登上哪家舞台，演技如何绝伦，“得”的雾霾总使你的形象显得黯淡无光。就算自己偏居一隅搞出一点名堂，也总难为社会做出贡献。当一个人身陷“只问收获”的泥淖之中，纵然有三头六臂，使尽浑身解数，也难逃泥人一个令人不屑入目。“只管种”是对工作和事业的“只问耕耘”精神；“只管种”的人生是“不问收获”的忘我人生。当今“只问耕耘”的精神激励着成千上万的工作团队和个人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默默做出贡献，我们由衷地礼赞他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其实二者相互依存。躬耕田间的过程就已经是一种收获，就是人生的享受，就是在人间正道上奋进，即使颗粒无收，这种只管耕耘的精神永远是社会进步所不可或缺的。

人生不管走在哪条道上，迈步不一定就能走到目的地，但担心走不到终点而原地驻足，那就注定永远不能到达理想的伊甸园。

凡事总希冀有美满的结果才投入，可能永远见不到结果。所以该做的事，当走的路，就只管去做去走。

在竞技场上，太多的竞技者穷毕生心血也终不能登上领奖台，比如足球运动员有可能在赛场上一生都不曾破门，但给观众留下的财富是他在绿茵场上落下的粒粒汗珠。

信仰

庄严的抉择

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只要你活着，并且有正常的思维。也许有人会说，我就没有什么信仰，不信服任何宗教，也不信服任何主义。其实，你的“不信服”，也是一种“信仰”；你所否定的，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你没有说出的与之相对的那种“信服”或者“信仰”，也正是这种“信仰”给了你否定那些你“不信服”的“宗教”和“主义”的勇气和动力。

梁启超说：“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从中医学的角度讲，“元气”亦称“源气”，指人体维持组织器官生理功能的基本物质与活动能力。它像树根一样，触动了“信仰”就是触动了树的根基。

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人有信仰，它是一种敬服和信奉的主观性情感，是人类独自的情怀。没有信仰，人类难以走到今天，更无法继续前行。

人没有“信仰”就没有敬畏，没有敬畏就没有德性。信仰问题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解决的是对心灵的约束。正因为如此，无神论者伏尔泰才说，就算世界上没有神，我们也要造个神，用之作为“信仰”来守住道德底线。“信仰”对个人而言，可以说是自己人生的“导航系统”，就是对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做进行根本控制的思想理念。这个理念的确立，直接操控着自己所走的人生之路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信仰”有正确与错误之分、高尚与低俗之别、善良与丑恶之异。

高尚的信仰，是人类精神需求的最高层次，它能激发无与伦比的力量。坚守这种信仰，它能让人披荆斩棘去战胜前进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而不自甘颓废堕落。

高尚的信仰是黑夜里的灯塔，是光芒四射的朝阳。人有了崇高的信仰，再看世间万象，对一切是非、真假、善恶、美丑，就能点燃烛照，不至于“拔剑四顾心茫然”，不至于“一失足成千古恨”。

选择什么信仰，首先是对所选信仰的意识形态的内涵要有认知，要认清所选信仰的本质和宗旨。因为“信仰”的前提是“信”，是对一种意识形态由衷的认同和服膺，“仰”是因为认同和服膺而萌于心田的维护和追随。所以，选择什么信仰，应是对它有百分之百的认知，微许的含糊，都是对所选信仰的不严肃，不负责的态度是万万要不得的，也是绝不该有的。因为任何一种信仰都带有政治和阶级属性。

因此，选择“信仰”务必慎重。虽然选择什么样的“信仰”是一个人的自由，任何人勉强不得干预不得。可一旦确立，它就成了自己人生奋斗的纲领，成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它将指导着自己的人生走向，关乎着自己事业的成败。它就意味着，自己的一生要为之付出，这付出有时也包括自己宝贵的生命。这就要求个人在选择信仰时，一定要对信仰的意识形态、精神诉求用心甄别，要弄清它说的什么、做的什么、为的什么、社会价值是什么；弄清它是为国、为民，还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某些个人。切莫不辨善恶是非误入歧途，酿下恶果，既毁掉自己，又贻害亲朋和社会。

大千世界“乱花渐欲迷人眼”，选择信仰它考验着一个人的知识、智慧、社会认识经验及他人摸不着、看不透的个人内心世界。历史的册页上记载着太多的饱学之士、社会名流，或曰富有“政治头脑”“洞明世事”者选择了错误的信仰，给自己留下遗憾，给后人留下无聊的谈资。所以在对个人信仰做出抉择时至少还要做到两个考量：一是此信仰值不值自己去信，值则信，不值则弃；一是拷问自己对选择的信仰能否做到鞠躬尽瘁。换言之，怀着些许杂念，不管走进哪家“信仰”之门，都是不幸和灾难。有些人被某些天花乱坠的“信仰”所裹胁，从而陷入某种狂热与迷信，害人、害己、害社会。

放眼社会，人们的信仰千差万别：有人选择皈依宗教，有人选择物质崇拜，有人选择虚无遁世，有人选择唯利谋己。20世纪的中国早期，有那么一批人选择了共产主义学说。这无疑是人生正确信仰的选择——因为它是以尊重科学为基本理念，是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是有益于社会向前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有益于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即利国利民合乎人性和自然规律的。

当然，选择共产主义作为信仰的人，那就要担当它的使命，坚守它的神圣性和维护它的绝对权威性，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不能背叛。罗广斌在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江竹筠（江姐）在跟他谈话时说：“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一旦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要做好随时随地为党、为社会大众牺牲一切的准备，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对党都要绝对忠诚，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刘国志也告诉罗广斌：“我们都有背叛封建家庭的相同经历，当我们选择干革命的时候，就要懂得革命的前提条件就是对党的忠诚，假如做不到这一点，可以不做选择，一旦选择，就不能背叛。”（百家讲坛《信仰的力量》）

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胸襟，就要摒弃个人荣辱得失的龌龊心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反动派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疯狂叫嚣“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放过一个”。一年之中，共产党员就被杀了1.8万人，革命群众被杀了近30万，被捕者更是不计其数。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徐特立、彭德怀、罗荣桓等一大批革命家，大义存胸，毅然决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国大将许光达，当时在黄埔军校学习，毫不畏惧国民党右派强迫共产党员登记退党的威胁，坚决表示“死不退出共产党”。抗战时期，叶挺将军被国民党囚禁了五年。有一天，国民党特务问他：“叶军长，如果你能出狱，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呢？”叶挺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我能出去，第一件事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要坚守党的秘密、对党绝对忠诚。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上，有一位红色女特工——张露萍。她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开始做秘密情报工作，19岁不幸被捕，在牢房度过近六个春秋后，于1945年7月14日在息烽县被杀害。被关在同一监狱的韩子栋（《红岩》中“疯老头”的原型）在谈到张露萍等人被枪杀的情况时说：他们七个人是以“军统违纪”被关进监狱的，可从言谈举止看我们感觉他们不像是军统特务……当他们被押出去枪杀的时候，几乎是一步一回头，眼睛死死地看着我们。我们看见他们嘴唇在颤抖，感觉到他们想要说什么，但是一直到他们从我们的目光中消失，他们都没有说出一个字！他们至死都没有暴露党的秘密。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就要有为了人民的利益敢于舍弃自己一切的精神。君不见，为了“崇高的信仰”，有的人放弃了“鸦飞不过的田产”，有的人背离了“自小熟悉的阶级”，他们本可以随波逐流可偏要激流勇进，本可以锦衣玉食却不惜向死而生。据统计，埋骨南京雨花台的烈士，74%受过高等教育；死难渣滓洞的英灵，70%出身富裕家庭。

南昌起义失败后，革命进入了低潮。贺龙却在这时申请加入共产党。当时入党介绍人问他：“贺龙同志，你的动产、不动产、现金等还剩多少？”贺龙淡然一笑，摊开双手说：“我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你的社会关系呢？”“以前的社会关系，参加革命后都不来往了。”

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就要有为了党和人民利益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的勇气。“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的就义诗喊出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何长工同志，1930年7月，担任红八军军长的他，率领红军攻克长沙后，反动派对他在湖南华容的家人进行报复，将他的三十多位亲人抓起来残忍杀害，其中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但他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选择了共产党，就意味着要在这“最崇高的信仰”指引下，由“旧我”而“新我”，更好地为人民鞠躬尽瘁，奋斗不息。周恩来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就说过：“我认定的主义是一定不变了，并且很坚定地要为它宣传奔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用微弱的声音低声唱着的是《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地质学家李四光入党时已临近古稀之年，他说自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刚刚开始”。许德珩在89岁高龄入党，他说：“这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是当代人类的最崇高的“信仰”，是最纯粹的“信仰”，不是贪官污吏投机取巧升官发财的捷径。习近平在全国反腐会议上讲，当官就不要想着发财。如果你没有立党为公的思想准备，那就还是听一听孙中山先生当年对报考黄埔军校考生们的训诫吧：“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见黄埔军校门联）

笔者无意臧否其他“信仰”，只是想，每个人生长于社会，不论尊崇何种“信仰”，其行为都不能危害社会，践踏道义，伤害人类。否则再动听的说辞、再“玄妙”的“经典”，都难免是谬误之论、浅陋贻害之说。凡不能给社会发展、国家富强、人类文明以积极的作用，都难免有歪理邪说之嫌。

铭肌镂骨：对“信仰”的选择，谨当慎之；它是神圣的，更是庄严的！

信仰与生命

信仰是心灵的憧憬，也是心灵的涅槃。

1927年的黄麻起义领导人程昭续被捕后，敌人用刺刀顶住他的脖子问：“你是要脑袋，还是要共产党？”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老子要的当然是共产党！”随后便是血染大地的一幕。

1929年7月，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不幸被捕，敌人见到引诱不成，就挖掉他的双眼，挑断他的脚筋和手筋，然后把他放到蒸笼里活活蒸死。可这惨绝人寰的酷刑在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的面前却又是何等苍白！“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引以为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了党。”这是方志敏烈士的一段誓言。“黑暗一定会消失，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来到，美丽的未来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这是方志敏同志遇害前的最后一句话。

面对血腥的屠刀，共产党人为何有“坚挺脊梁死，决不跪着生”的铮铮铁骨？答案只有一个——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

1935年6月18日，一位新闻记者见证了国民政府枪杀瞿秋白的一幕，并写下了《毕命前一刹那》，披露于多种报刊。“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晨，闻瞿之末日已临，笔者随往狱中视之。及至其卧室，见瞿正在挥毫，书写绝句……书毕而毕命之书已下。遂解至中山公园。瞿信步行至亭前，见真馔一席，美酒一瓮，列于亭子中央。乃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公馀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至刑场，前后军士押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犹回顾视，似有所感。既至刑场，自请仰卧受刑，态度仍极从容，枪声一鸣，瞿遂长辞人世”……

有评论曰：“有道是：‘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秋白是从容就义的。而赐予他这份死之从容的，是一种高远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中间包含中国传统文化所弘扬的‘威武不能屈’‘死亦为鬼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志士气节；但更为重要也具本质意义的，却无疑是伴随着世界潮流崛起于现代中国的共产主义信仰”。（《光明日报》2016年1月15日）

瞿秋白的从容就义，给当时三十余万共产党人上了一堂肃穆的“信仰”课。真正的信仰坚守，实际上就是为着理想而奋斗，朝着理想而迈进。因此，它常常具有超越现状、不计利害、不顾得失的力量。

古人说：“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本根不摇，则枝叶茂盛”。共产党人的根是深植在马克思主义的沃土里，忠于自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