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洪君 主编 金鑫 胡昊 执行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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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政党外交试读：
作者简介
于洪君，法学博士，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第二十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曾在俄罗斯顿河罗斯托夫大学做过高级访问学者。历任中共吉林省委党校教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处长、处长，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一秘、中央外办参赞，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兼新闻发言人，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勋章获得者。长期从事国际关系、世界政党和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现为多所高校学术机构的顾问、特聘专家和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过多部学术著作和数百篇学术理论文章。
金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教授，全国青联委员、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国际问题学科评审专家，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政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03年至200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历任中联部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当代世界出版社副社长，《当代世界》杂志社总编辑，安徽池州市委常委、副市长。主要从事政党政治、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外交、国外社会政治思潮、世界民族宗教等领域的研究，曾参与多个国家和省部级重大课题的研究，发表相关论文80多篇，新闻和文学作品近百篇，出版专著十余部。有影响的著作有：《中国问题报告》《世界问题报告》《中国民族问题报告》等。
胡昊，1988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9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博士学位。1994年起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东欧中亚局工作，历任处长和副局长。2004年至2005年在江苏省张家港市挂职任副书记。2007年至2010年任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参赞，2010年至2016年任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六局正局级参赞、副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大国关系、中俄关系、俄罗斯政党等。主要译著有：《拉赫莫诺夫总统：人与政治家》、《“9·11”和入侵伊拉克后的世界》、《又是普京——梅普轮流坐庄内幕揭秘》、《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俄罗斯向何处去》、《中国人在海参崴》等，发表论文和内部报告上百篇。序言昔日基于革命需要，而今服务总体外交——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与政党外交的几点思考于洪君
政党的产生和政党政治的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据统计，目前世界上190多个主权国家，除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个别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政党在活动。这些种类繁多的政党以及那些准政党、类政党型的社会组织，存在于各国千差万别并且不断变化的政治体制之中。它们除了在本国社会生活中发挥应有的功能作用，如动员民众参加选举，争取执政或参政地位、以执政党或共同执政党甚或反对党身份参与国是，等等，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这就是开展政党之间的国际联系与交往。目前，政党间的国际联系与交往，已成为许多国家对外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也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政党，无论其组织形式如何，内在性质如何，当它们作为在野党或反对党时，其国际交往与联系多为谋求必要的外部支持和帮助，为自身发展争取有利的外部条件。当它们处于执政党或参政党位置时，其对外交往与合作通常服务于执政需要，即为国家的发展和安全利益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就是一部专门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学术新作。书中对历史与现实的梳理，对理论与实践的总结，对经验与教训的思考，有助于读者全面认识当今世界政党交往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走向外部世界的历史脉络及其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由共产国际直接帮助建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新型革命政党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部队，就是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胸怀的进步力量，就同世界各国的革命组织和团体，特别是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即后来的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所属的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当时的俄国共产党[1]曾被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核心，俄共（布）发起成立并控制的共产国际，成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指挥部”。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与俄共（布）及共产国际保持着今日看来似乎不可理解的特殊关系，既深得其益也曾深受其害。1935年初，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苏联共产党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时，一方面获得了较为平等和独立自主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继续保持着多种渠道的接触和联系。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展抗日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的联系有所弱化，但与其他国家进步力量和友好人士的交往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友人，包括来华支援中国革命的外国共产党人，也包括来自美国的进步记者和友好人士，甚至还包括美国驻中国的一些军政人员。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共产党已无暇顾及国际共运事务，共产国际亦于1943年宣告解散，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1946～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了“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的国际战略思想，重新强化了与苏联共产党的联系和交往，并且从苏联方面获得了极为宝贵的政治支持和多方面的实际帮助。众所周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各族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国际联系，没有中国共产党争取到的外部支持，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当年这种特殊的对外联系和交往，为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历史性作用。
1951年初，已经成为新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的经验和做法，成立了专门从事党的对外工作的职能部门，即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共产党为保存情报资料并与各国共产党保持联系，成立了中央国际部，配合苏联外交部开展对外交往，承担外交部不便进行的政党国际交往工作。那时，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因素，因而只同马列主义性质的政党来往。据中联部前部长朱良回忆，当时中联部的主要任务，一是支援东方国家的革命，帮助那里的共产党人“决定党的路线”；二是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三是同全世界的共产党联络；四是支持越南反法战争，援助越南建设。此外，中联部还负责指导工青妇等组织的民间外交，领导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两个“外围团体”，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建立了联系，向它们介绍中国革命经验，为它们培养和训练干部。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中苏两国共产党在理论问题上的分歧演变为公开论战，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站在了苏联共产党一边，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处境日渐孤立，对外联系和交往急剧萎缩。“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潮干扰，新中国的外交事务受到了严重破坏，党的对外联系也遭遇重大挫折。那时，中国人自豪地高唱《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可实际上，世界上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仍屈指可数，有些国家与中国已经建立的外交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80多个共产党中的70多个完全断绝了关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那时只同亚洲的朝鲜、越南和欧洲的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四国执政党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即使同这些国家的党，党的关系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在非执政的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只与周边地区十多个主张武装斗争的党以及从“老党”中分裂出来的“左派”党，或是没有多少群众基础的所谓“新党”和小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上面提到的两个“外围组织”，也被解散。7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进一步萎缩。就连阿尔尼亚劳动党也开始公开抨击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考虑对外关系问题。1977年中国共产党与曾被斥为“修正主义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恢复了关系。党的领导人华国锋当时提议，中国共产党可以同非洲的民族主义政党建立党的关系，对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修正主义党”也要做工作。1981年，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作为中联部外围团体正式成立，其目的就是要以某种变通的和相对灵活的方式，同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义政党、社会党和其他政党与团体建立友好联系，以恢复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同外部世界的联系。
此时，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他明确提出，“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的关系”，即“新的、健康友好的关系”。他所提出的党的对外交往“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四项原则，随即被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认。这四项基本原则，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外开展党际关系的指导思想。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不但陆续恢复了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共产党的关系，同时还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并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展开了友好交往。党在对外交往中“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局面彻底结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相联系，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进程转入低潮，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南的政党急剧减少，另一方面政党政治在许多国家反而呈现加速发展的新局面，不同性质的政党在国际上的交往与联系更趋活跃。面对国际政党政治形态的新情况新动向，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奉行党际关系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开辟对外联系的新渠道新途径，不断探求对外交往的新方式新方法，迅速打造出党的对外关系新格局和新体制。
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进一步确认了党的对外交往的总体思路和原则。大会表示，中国共产党将同一切愿意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联系与合作，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形式更加灵活，内容更加丰富，也更具有开拓性和进取性。党的对外交往与联系，远远超出了团组互访、一般性信息交流等传统模式。第一，中国共产党与各种国际性政党组织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并适度参与其活动；第二，中国共产党发起并推动亚洲地区政党国际会议定期举行；第三，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相互关系发展为国家关系的重要基石；第四，中国共产党与各种类型的政党建立了定期举行理论研讨或高层对话机制；第五，中国共产党为发展中国家政党培训干部进入机制化发展阶段；第六，对外传播和智库交流在党的对外交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第七，党的领导人高度重视并直接领导和推动党的对外交往；第八，党中央各职能机构和地方党组织开始成为党的对外交往的行为主体；第九，在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或者没有政党活动的国家，党的对外交往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在上述所有这些党的对外交往活动中，交换党的自身建设经验，包括执政党治国理政经验，巩固和推进国家关系发展，宣传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和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传播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观、互利共赢的新合作观，倡导新的国际秩序观和共同安全观以及平等互鉴的人类文明观，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与国际交流，不仅是中国立体化外交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影响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央机关和地方党组织参与党的对外交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职能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中国共产党全方位、立体化、多领域开展对外交往的新局面逐渐形成。到2000年，中国共产党已与世界上14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政党和准政党型的社会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接触和联系。这些政党和组织，大部分处于执政地位或参与执政，有的虽然没有执政，但在本国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这些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底色不一，价值观体系光谱各异，但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普遍持积极态度，有些甚至对华非常友好。世界各国的政党和政党家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不断发展壮大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想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必须首先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要想探询并解开中国成功发展的秘诀，必须深入研究和解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执政经验。
进入21世纪这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服务于不断拓展的国家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进而也服务于中国为人类社会做出重大贡献这一历史使命。作为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和连续执政60余年的“老党”，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扩大和深化对外交往，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走向外部世界，展示自身良好形象，宣介国家内外政策，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内在需要。作为执政党新时期自身建设伟大工程的一条重要战线，这种交往已经十分紧密地统一和融合到国家的总体外交之中，是丰富多彩的当代中国大国外交无法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外国政党的对外交往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其未来走势如何发展，在外交实践中和国际关系理论中如何定位，众说纷纭，有些人不承认政党外交这一概念，将政党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笼统地归结为民间外交或民间交往。但无可争议的是，中国共产党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对外交往，绝对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这样的定义，不仅从理论上看是科学的、有事实依据的，从实践上是看也是必要的，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新布局所规定的。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更加重视党的对外交往、联系与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本人多次就此发表重要讲话，做出重要指示。在此背景下，有关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理论研究和规律性探讨进入新阶段，全党全社会已经形成的关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新认识新概念，得到进一步丰富。与此相关的新著述新成果亦不断问世。这为我们做好这个研究项目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们这一团队及其研究工作，在项目进行中得到了有关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但囿于自身能力和水平，再加上篇幅所限，相关材料和资料的使用不尽如人意，我们所做的分析和研究也未能充分到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是为序。[1] 当时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2年苏联成立后，俄共（布）改为联共（布），即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一章导论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意义一 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政党政治。政党不仅对一个国家的内政起主导作用，同时也影响一国的外交政策，并通过外交政策的传[1]导作用牵动着国际政治。随着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各国政党间的交往已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的普遍现象。政党作为新的重要行为主体，积极参与外交事务，丰富了现代外交的形式和内涵。政党外交已对国家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重视开展对外交往。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时期，为争取国际进步力量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做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政党外交成为我国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打破外部反华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和遏制，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发展成为新型的政党外交，为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走过了不平凡的90多年。截至201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同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经常性联系。90多年来党的对外工作的实践经验十分丰富，但对90多年对外交往的历史、理论进行系统性总结的成果很少。
政党外交的特色是什么？政党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是如何定位的？政党外交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应该是怎么样的关系？政党外交的决策过程和决策体制是怎样的？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迄今为止，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和决策阶层对这些问题均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
目前，国内外有关中国外交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政府外交这个层面，专门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对党的对外工作进行理论探索和升华的系统性成果非常少见。本书将从中国共产党这个特定主体、政党外交这个特定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进行全方位回顾，总结其经验教训，并就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工作重点、方式方法、机遇和挑战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二 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政党政治日益普及的背景下，政党对一国的内政及外交都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议会外交、军事外交、经济外交、民间外交等相互配合，共同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总体外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战线，在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以及总体外交全局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相对于丰富的政党外交实践而言，在政党外交研究领域，存在理论滞后于实践的客观情况。对90多年来党的对外交往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政党外交理论的深化，基本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当今世界随着以政党为主体的非政府性外交活动的大量涌现和日益活跃，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各类型政党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在新形势下，加强对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的研究，总结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经验和教训，深化对政党外交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历史、理论与实践，有助于填补中共党史研究中党的对外关系史的空白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历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对外工作在不同历史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在长达90多年的我党波澜壮阔的对外交往史中，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但是，在目前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关于中共外交史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政府这个层面开展的研究，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这个特定视角、从中国共产党这个特定主体进行研究的成果非常鲜见，本书将从政党对外交往这个角度，全面回顾和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对外交往的历程和经验，弥补中共党史研究中党的对外关系史的空白。（二）研究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理论，有助于开拓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和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一样，是中国共产党整体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从理论体系的基本定位来看，是这样的一种次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因此，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源头上看，中国特色政党[2]外交理论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目前国内外对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研究非常薄弱，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实践中所采取的战略、行动及手段的内在本质和基本规律缺乏准确的把握。本书不是泛泛地研究党的对外交往的历史，而是在深入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作用、地位、理论、原则、目标、重点等根本性问题进行理论深化和升华，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政党外交学说和政党学说。（三）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有助于丰富我国的外交学理论
外交学是一门以外交行为及其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社会科学。外交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一国外交机构根据其本国的外交政策从事对外交涉、活动、手段和程序的综合。外交的本质、外交的形式、外交机构的活动、外交的规则与程序、外交技巧、外交战略与策略等均是外交学的研究内容。近年来，政党尤其是一国执政党对于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具有很大的影响，社会党国际、基督教民主党国际等政党国际性组织和欧洲社会党、欧洲绿党等区域性政党组织对于全球治理等问题的影响越来越大，加强对政党外交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行为。但从学术角度，系统研究政党外交的论文和论著非常稀缺。学术界甚至对“政党外交”的概念仍未做出统一且严格的界定。这种滞后的理论研究明显不能满足政党外交实践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党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加强对政党外交的系统研究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是为实现中国国内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服务的，本书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理论时，力图把政党外交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结合起来，把政党外交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全局中、放到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互动中、放到总体外交的战略部署中研究。本书研究政党外交兴起的时代背景，研究政党外交与其他外交形式的异同，研究政党外交的运行机制，总结政党外交的发展规律并上升为理论，可以丰富外交学的研究领域。（四）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历史和经验，有助于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更好地处理同外国政党的关系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书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历史和理论，除了要考察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的思想渊源外，更重要的是要总结中国共产党90多年对外交往所带来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是中共更加科学地制定对外政策的宝贵财富，可以为中共更加游刃有余地开展对外交往提供镜鉴。在新时期新阶段，在内外两个大局互动日益频繁、世界政党政治更加活跃、政党政治对国际关系影响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加强对党的对外工作发展历程和规律的研究，对党的对外工作的实践成就进行理论深化，在科学总结和阐释党的对外交往取得的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对党的对外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目标进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整合政党外交资源、进一步明确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着力点，使党的对外工作更好地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服务，更好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服务，更好地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综上，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既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对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实践的系统梳理和理论升华，不仅是对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完善，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外交学、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第二节 文献回顾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政党外交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专门的、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成果不多。
从专著来看，在20世纪，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已开展了近80年，但专门介绍政党外交及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理论的专著非常少，对于政党外交的介绍只是散落在一些国际关系图书关于外交类型介绍的相关章节中。在这些专著中，政党外交作为众多外交类型的一种形式，作者会对其做一些最基本的概貌性介绍，让读者只有最基本的概念接触，而没有更深入的理论了解。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政党外交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研究逐渐升温，国内陆续出版了几本专门描述政党外交和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著作，如王家瑞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许月梅著的《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研究》、朱良著的《对外工作回忆与思考》、吴兴唐著的《政党外交与国际关系》、舒新著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理论与实践》、杜艳华等著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交流史鉴》，这些著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从学术论文来看，中国知网的数据显示，1979年至2015年1月，以“政党外交”、“党际交往”、“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党的对外工作”为题名的文章比较少。2000年以前，每年发表的相关文章不到10篇。
从国内研究情况来看，目前已有的一些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纪实研究。主要著作有李健的《天堑通途——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纪实》，该著作以纪实的手法，对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到20世纪90年代对外交往的这一段历史，以纪实文学的笔法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但此类纪实性作品，重过程描写，轻史实考据，学术价值不高。
第二类是有关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大事记和相关内部资料。主要是负责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职能部门编辑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1949年10月～2009年12月）、《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概况》（1949～2009）等，从总体上说，这种“大事记”、“概况”还属于原始资料的汇编，尚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不过，从此类“大事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中大的标志性事件的发展脉络，为学术界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第三类是关于我国几代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想和党际交往思想研究。中共几代领导人党际交往的思想和实践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学者就此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如陈立中的《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党际关系原则论析》、许屹山的《建国后毛泽东党际关系理论及实践》、宋敏的《求同存异——邓小平党际政治伦理思想论析》、曹文明的《论邓小平的党际思想》、刘小燕的《邓小平江泽民党际关系思想之比较》、余仕勇的《论江泽民的新型政党外交观》等。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对党际关系理论的历史贡献，也有为数不多的文章专门论及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耿飚等对党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贡献，如徐行的《周恩来的党际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戴秉国的《试论刘少奇党际关系思想与实践》、许凤林的《王稼祥的党际外交思想述论》、王家瑞的《耿飚同志为发展党的对外工作作出重要贡献》等。
关于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在：一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党际交往原则；二是强调党与党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处；三是主张党与党之间要彼此谅解和互利互[3]让；四是认为党与党之间要团结协商和求同存异。关于邓小平的党际关系思想，有学者认为，其贡献在：一是提出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二是倡导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一切向前看；三是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党际和国家关系；四是强调发展党际关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关于江泽民的党际关系思想，有学者认为，其贡献在：一是坚持党际交往四项原则不动摇；二是主张开展全方位的党际交往；三是强调通过党际交往促进多领域合作。关于胡锦涛的党际关系思想，有学者认为，其贡献主要有四：一是提出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主张党际交往服务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三是强调为推进党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四是倡导党际交往要致力于树立党的良好国际形象。
第四类是关于中共对外交往的原则、经验、规律等宏观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比较多。在交往原则方面，主要有“四原则说”，如李宏在《论政党外交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提出，政党外交应遵循四大原则：尊重并遵守当代国家外交的基本原则、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超越意识形态的原则和互利共赢的原则。在交往经验方面，主要有“五经验说”，如余科杰在《论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基本经验》中总结了中共对外交往的五条经验，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与党和国家的具体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用中国特色的党际关系理论和政党外交思想指导实践；区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党际关系应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关系，国家利益应成为政党外交的最高准则；既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也坚持国家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和淡化意识形态，并不等于放弃意识形态追求；坚持[4]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在交往的规律方面，主要有“四规律说”：党的对外工作必须坚持科学的指导思想、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大势、必须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必须遵循正确的党际关系原则。此类研究，总体上比较宏观、笼统、宽泛。
第五类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与部分地区和有关重要国家党际关系的历史回顾与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地区和重要国家的政党关系是近年来政党外交研究的新领域，集中刊发了不少成果。主要成果有吴志成、王天韵的《中国共产党对欧交往的历史回顾与思考》，王翠文的《中国共产党对拉丁美洲交往的历史进程及启示》，张睿壮、刘丰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的对美交往》，金鑫的《中国共产党对俄交往的历史回顾与启示》，高雅的《中国共产党与阿拉伯国家政党外交研究》等，此类论文既回顾了中共与相关国家和地区交往的数十年历程，又得出了几点深刻的启示，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但缺憾是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只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政党交往，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政党交往，囿于资料所限，国内很少有公开成果出现。
第六类是关于新时期政党外交面临的机遇、挑战和目标任务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比较少。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在新时期，中共对外交往主要有三方面机遇：一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为中共对外交往提供了难得机遇。二是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政党国际组织影响上升，为中国对外交往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三是政党在各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日益增大、重要性持续上升，为中共开展对外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关于中共对外交往的制约因素，学者们认为，主要有二：一是意识形态差异分歧以及认知偏差仍是制约中共开展政党外交的重要因素。二是部分政党组织结构松散、政党经费拮据是制约一些外国政党与中共开展交往的重要因素。关于新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和任务，学者们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积极主动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通过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促进和巩固国家关系，积极支持和配合我国总体外交在国际舞台的斗争。二是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通过政党渠道，促进对外经济技术的交流和合作。三是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服务。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政党在治国理政经验方面的交流，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第七类是从党的建设的角度研究政党外交。主要研究成果有：王少华的《政党外交与执政能力建设》，该文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与外国政党的交流，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政党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自觉优化执政环境，从而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吴兴唐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党的事业发展同行》一文，也从政党外交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角度，对政党外交的定位进行了研究。
第八类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政党外交。主要研究成果有：宋效峰的《新时期我国的政党外交与和谐世界构建》，该文认为，倡导和谐世界建设，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活动注入了新的内涵。新时期，在继续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指导地位的同时，我国政党外交在理念和实践上都要适应和谐世界建设的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创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不懈努力。刘明的《政党外交与国家软实力提升》一文，通过对2003～2009年中共重要对外交往活动的考察，总结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在国家软实力提升中的功能以及需注意的相关问题。从软实力的视角对政党外交作用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从国外研究情况看，相对于国内的相关研究来说，在20世纪，国外对政党外交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就更少了，但也有一些成果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国外一些有关中共党史的专著、国际共运专著、重要人物传记和当事人的工作回忆录中，也涉及一些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历史侧面和片段，但没有上升到理论和规律层面。
近年来，国外论述中共对外交往的文章逐渐增多。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写了题为《中国的“静悄悄外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文章，重点介绍了中联部的角[5]色、历史沿革、组织结构和活动。《冷战研究》杂志发表专文《早期卡斯特罗时代中国与古巴的关系》，论述古巴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6]的关系。《中国季刊》专文论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研究》杂志也有专文描写邓小平时代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共产党的关系。当然，国外有些成果的立场和观点与国内并不完全一致，有些观点比较偏颇片面，但也有一些真知灼见，一些文章刊载了国内鲜见的宝贵历史文献和资料。尽管国外近年来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共对外交往的历史和现状的文章，但是国外从理论层面对政党外交进行研究的文章非常少。
与蓬勃发展的政党外交实践相比，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共对外交往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但仍存在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党外交的进一步发展。总体上看，目前对于政党外交和中共对外交往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和零散状态，尽管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
一是从时间上看，我国学术界对政党外交的研究起步较晚。政党外交研究是一个新课题，2000年以前涉及政党外交的内容主要散见于报纸刊发的中联部的对外工作总结，2000年以后社会上以论文形式发表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或政党外交的文章才逐渐增多。
二是从内容上看，理论研究匮乏，尚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政党外交理论。从目前发表的成果来看，多数学者重视对政党外交的历史演进、方针原则的宏观研究，很少有文章从国际机制理论、全球治理理论、多轨外交理论等层面分析政党外交的形成、作用和影响。
三是从方法上看，目前的研究方法相对单一。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研究领域，既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党建理论，又包括外交理论，还涉及国际关系领域，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因而需要进行综合性的交叉研究。但从研究现状看，研究方法比较简单，关于政党对外交往的意义和作用等宏观问题的研究居多，小中见大的案例性、实证性研究颇少。
为适应政党外交蓬勃发展的新形势，国内学者应紧跟时代步伐，加强对政党外交的研究，积极为新时期开拓政党外交工作新局面建言献策，提供厚实的理论支撑。今后学术界的研究应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深化对政党外交理论的研究。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成熟的政党外交理论会对政党外交的实践起到重要先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活动，它是国际关系中日渐活跃的政党外交活动的一部分，也是各类政党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结果。它映照的是政党政治的普及、外交主体多元化及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对于政党外交和中共对外交往的研究，应突破单个国家、单个政党的局限，联系整个世界政党政治的变迁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跳出传统的经验主义的研究藩篱，注重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具体来说，对于政党外交基础理论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政党政治与国际政治、党际关系与国际关系、政党外交与总体外交的辩证关系的研究尚待深入。未来的政党外交研究，不仅可以从外交学、国际关系学着手，还可以从国际制度、全球治理、博弈论等多种国际关系理论切入。对于区域和跨区域层面的多边政党交流活动、地区性政党的国际活动等，学术界还可以从地区主义理论、地缘政治理论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
二是要拓宽政党外交研究的领域。学术界对中共对外交往进行的研究，除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历程、战略、原则外，还要研究国外政党和政党组织开展对外交往的举措经验和参与外交决策的权重影响，尤其要研究欧洲议会几大党团的运作体制及其对华决策过程，研究四大国际性政党组织开展多边交往的相关情况。国内学者擅长关于政党外交的宏观战略性问题的研究，对于案例研究、微观领域研究重视不够，今后学术界应加强微观领域的研究，如政党财务、政党外交与其他外交形式的关系、政党外交的决策程序和运行机制、中共与国外某个具体政党交往是如何影响和推动一国政府外交的、中共与国际和地区不同类型政党交往情况、中共与某个国家某个政党的交往情况等，均应纳入研究的视野。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更加立体、多元，才能为当下和今后的政党外交发展提供充足的理论滋养。第三节 研究思路
本书将着重研究以下几方面内容。一 从历史和理论层面，对政党外交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研究
研究内容包括：政党外交的概念界定、政党外交的形成和发展、政党外交的作用、政党外交与其他外交形式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等。
一般来说，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必须对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概念界定。在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历史、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之前，必须首先对政党外交的内涵和外延、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的相互关系等做出正确的区分和界定。推动政党外交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很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促使政党外交发展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本书在对政党外交、党际交往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探寻政党外交形成及发展过程，阐述政党外交越来越频繁的原因，分析政党外交的作用和功能。本书认为，政党制度的形成和政党政治的普及为政党外交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促进了政党外交的发展。政党为了提高自身执政能力而主动“走出去”交流互鉴是政党外交发展的内在动力。二 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对外工作的具体实践进行历史考察
研究重点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共产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工人党、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其他进步力量之间的关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对外战略的演变过程进行追溯，客观分析“一边倒”对外战略的确立、“支左反修”与“支持世界革命”战略的推行、“一条线”和“一大片”对外战略的调整、全方位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的定位、新型党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等，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资借鉴。
本书将以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为基础，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对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与各国各类政党交往的历史进行全方位回顾，以史带论，将党的对外交往史置于“中共党史”、“中国外交史”的总体框架中谋篇布局。以历史发展过程为经，以重大事件为纬，重点记述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中重大事件发生、发展、演变的背景、过程和结果。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政党交往情况的叙述，争取准确反映党的对外工作的全过程和全貌，注重突出党的对外方针政策和决策的演变过程。三 在全面回顾党的对外交往历史的基础上，梳理政党外交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对党的对外工作的成就、经验和规律进行系统总结和提炼
党的对外工作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均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党际关系理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际关系思想。本书对党的对外工作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进行了宏观考察，对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的内涵进行了新的阐释，对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特点和作用进行了归纳和提炼。四 全面分析新时期党的对外交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一步明确党的对外工作的目标和任务
在辩证分析政党政治与国际政治、党际关系与国际关系、政党外交与总体外交的基础上，系统阐述政党外交的内涵、地位、作用、指导方针及其制约因素，为新时期开拓政党外交工作新局面提出对策和建议。第四节 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一 理论基础
到目前为止，关于政党外交和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理论还没有成型。本书将从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范式中吸取养分，以此作为研究政党外交的理论基础。尽管有些理论解释的对象原本并不是政党外交，但这对于加深我们对政党外交的理解是有帮助的。（一）全球治理理论
全球治理理论是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而产生的重要新兴理论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涵盖面最广、影响最大、渗透力最强的全球发展趋势，全世界陷入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之中。全球化在改变着世界的各个方面、为世界带来巨大增长机会与社会繁荣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产生着全球性问题。全球金融风险扩大、贸易摩擦增加、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环境污染、病毒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这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而出现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具有跨国性和公共性，靠单个国家无法解决。为了维护全球的共同利益、维持全球的正常秩序，人类社会携手合作进行全球综合治理十分必要。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成为国际政治学中引人注目的热门理论。
全球治理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参与全球性问题治理的行为主体的多元性。全球治理理论为政党外交的迅猛发展提供了理论支点。政党作为国际关系的新型主体，作为治理主体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由于全球问题纷繁复杂，仅靠政府间国际组织是不能解决的，各种政党间国际组织的兴起可以弥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不足之处。全球性问题频繁出现，需要各类政党尤其是各国执政党，在全球范围内共同磋商，这为开展政党外交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有力地推动了政党外交的发展。近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类政党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纷纷发声，阐述自己的政策主张，政党交流与对话更加活跃。本书在论述政党外交的起源、政党外交的发展趋势、政党外交与其他外交形式关系等问题时，将适当运用全球治理理论来阐释。（二）外交决策理论
外交决策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行为主义兴起的产物，其目的在于考察和探讨一个国家是如何制定外交政策的。研究外交决策过程、探寻影响外交决策的相关因素、设计和应用外交决策模型是外交决策研究的主要内容。1971年，格拉汉姆·艾利森在《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提出三种决策模型：理性行为者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官僚政治模型。这三种模型的广泛使用对后来的决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外交决策理论对于政党外交的研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外交决策理论原先主要是针对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外交而提出来的，尽管决策的行为体不同，政党外交也可借用外交决策理论。政党外交参与者非常多，除了政党领袖、专司政党对外交往的职能部门、政党影响下的工青妇等外围组织外，政党地方领导人、有政党背景的议会领导人、思想库等均参与其中。这些行为体是如何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应该纳入政党外交理论的研究范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对中国外交战略方针的制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作为政党外交的主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作为政党外交的职能部门，在推动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发展中作用巨大。本书将运用外交决策理论来研究政党和政党领袖在外交决策当中的作用。（三）多轨外交理论“多轨外交”这个术语最早由美国学者路易丝·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提出。这一概念是对“第一轨”、“第二轨”外交范式的扩展。美国前外交官约瑟夫·蒙特维尔曾率先提出“二轨”的概念，用来指非国家行为者参与的非官方外交领域的谈判活动，但随着外交形式和手段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第二轨这一说法已不再能够涵盖平民[7]参与的多样性及广度和深度”，于是产生了多轨外交理论。当今的外交行为主体，早已从主权国家这一单一行为主体扩展到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政党、非政府组织等多个层面。政党、民间组织和个人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当中。广义上的外交，内容十分丰富，在中国，我们把政府外交、政党外交、民间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军事外交等，统称为“总体外交”。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交往的目的重在长远，不强求一时一地的立竿见影。在我国“总体外交”中，政党外交发挥“第二轨道”或者“一轨半”管道的作用，是政府外交的补充。党际交往特别是执政党之间的交流，能够为国家关系的良性发展营造宽松舒适的政治环境，[8]对政府外交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本书将适当运用多轨外交理论来研究政党外交的功能和定位。
除了上述几种理论和范式之外，本书在论述政党国际性组织和多边政党外交的作用时，也会运用国际机制理论、地区主义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等理论，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二 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同时运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努力拓宽本书研究的视野，增强立论的科学性和研究的适用性。具体有以下几种方法。（一）坚持史论结合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党际关系思想以及我党几代领导集体关于党际关系的论述为指导，把党的对外工作放在波澜壮阔的中共历史长卷中考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力求客观地、辩证地研究和分析问题，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结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二）注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把中共党史、国际共运、政党政治、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学科结合起来，把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和对外工作放到国际时局、国际关系的背景下考察，避免单一学科的分析，从多个角度深入考察和分析中共国际战略和对外工作。（三）比较研究法
本书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政党外交理论之间的历史渊源，揭示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与经典作家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通过横向研究国外一些政党开展政党外交的经验和做法，阐释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政党外交的“中国特色”。在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90多年的历史进行描述时，对文献资料的使用，尽可能做到客观全面，不虚美，不掩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三 可能的创新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本书跳出传统的经验主义的研究藩篱，综合运用全球治理、多轨外交、地区主义等理论，把国际共运、中共党史、政党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学科结合起来，注重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从理论层面厘清政党外交的概念，阐述政党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原因，分析政党外交的作用和功能，介绍政党外交与其他外交形式的联系与区别，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创新，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的政党外交学理论。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书从政党外交这个特定视角，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以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用大量的篇幅，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对中共建党以来与各国各类政党交往的历史进行全方位回顾，力图填补中共党史研究中党的对外关系史的部分空白。
第三，在实践应用上，本书在对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特点和作用、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原则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和宏观考察的基础上，全面分析新时期中共政党外交面临的机遇和制约因素，对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成就、经验和规律进行系统总结和升华，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视角剖析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发展趋势，提出新形势下政党外交的目标和任务，为新时期更好地开展政党外交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和对策，因而本书对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拓政党外交工作新局面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突出研究的针对性、实效性和适用性，是本书的又一创新。[1] 周余云：《“另一条平行的外交渠道”——政党外交引人瞩目》，《人民日报》2002年5月10日。[2] 吴兴唐：《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与党的事业发展同行》，《红旗文稿》2011年第6期。[3] 李嘉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及实践》，《攀登》2010年第6期。[4] 余科杰：《论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基本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3期。[5] Shambaugh David L，“China’s Quiet Diplomacy：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5，No.1，March 2007，pp.26-54.[6] Cheng Yinghong，“Sino-Cuban Relations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astro Regim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9，No.3，Summer 2007，pp.78-114.[7] 〔美〕路易丝·戴蒙德、〔美〕约翰·麦克唐纳：《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李永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4页。[8] 周余云：《论政党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7期。第二章政党外交的基本理论第一节 政党外交相关概念界定
一般来说，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必须首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基础理论研究。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因此，必须首先厘清什么是“政党外交”，对其概念做相对准确的界定。
相对于政府外交来说，政党外交还是个新生概念，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政党外交的使用时间并不长。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政党外交”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先在中国一些学者的文章和著作中出现，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后才被官方媒体正式使用，在此之前，学术界和官方经常用“党际关系”，“党的对外交往”或“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等来描述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细细算起，从“政党外交”这个词语首次出现到现在，使用时间尚还不到20年。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对政党外交的概念仍没有统一的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定义。从国外文献看，就笔者目力所及，在国外相关期刊网的检索中，极少有文章用“政党外交”这个词，更别说对这个词进行准确概念界定了。
综合目前的研究文献，国内理论界对于政党外交的概念大体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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