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克里斯蒂·沃森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护士的故事试读：
作者手记
本书中描述的内容，来自我身为护士的亲身经历。为保护患者和同事们的隐私，我对人物及相关的地点信息做了变更，同时将一些情况和描述进行了合并处理，以进一步保护相关人员的身份信息。本书中若有任何与现实雷同之处，实属巧合。序★值得悬命一生之事护理工作是留给“那些因为太衰老、太虚弱、太爱醉酒、太肮脏、太愚蠢以及太笨拙而无法胜任其他任何事情的人”来做的。——弗洛伦丝·南丁格尔
护士并不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工作。关于职业，我设想过许多种可能，这常常惹得我那破落中学母校的就业顾问大为恼火。“海洋生物学家”是我列出的职业选项之一，当时，我脑中浮现出自己在阳光充沛的天气里整天穿着泳衣，跟海豚一起游泳的场景。不过，当发现海洋生物学家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威尔士的海岸边研究浮游生物时，我便重新考虑起这件事来。某个夏天，我在斯旺西花了一段时间观察我的曾姨祖母在厨房的大水槽里对付鲶鱼；还有一次，我上船出海，船上那群穿着黄靴子的男人毛发旺盛、身材魁梧，一边朝大海里撒尿，一边嘴里还一直骂骂咧咧。我还在早餐的时候吃了鸟蛤和紫菜面包。海洋生物学彻底没戏了。“学法律吧，”当同样被我搞得有些恼火的父母问老师我适合做什么时，一位老师评价说，“她能跟人争论一整天。”但我并没有集中精力学习的本事。我转而把目光投向其他动物和环境保护事业。我梦想成为《国家地理》的摄影师，这样就可以在炎热的异国他乡旅行，在赤日炎炎下整天穿着泳衣和人字拖生活。我参加游行和反活体解剖运动，在斯蒂夫尼奇灰色砖块搭建的镇中心散发传单，上面印着惨遭折磨的狗、被用来做化妆品实验直到眼睛变红的兔子，以及鲜血淋漓、瘦骨嶙峋的猫。我戴着在露天市场很便宜就能买到的政治徽章，结果那徽章越戴越松，直到某个晚上在胸前看到一小串针刺瘀痕时，我才发现它扎伤了我。在家里，我拒绝走进客厅，因为妈妈在汽车后[1]备厢集市上买了一个填充小鸡标本，还把它放在她的装饰品行列当中。我坐在台阶上，吃素食晚餐以示抗议，并说：“要我还是要小鸡？我可不想和谋杀扯上关系。”
我那拥有无穷耐心的妈妈，始终谅解我的青春期焦虑。她送走小鸡，又给我做了份奶酪三明治，还给了我一个拥抱。是她教会了我“善良的语言”，尽管我当时并不领情。第二天，我从学校生物部把一只小老鼠偷拿回家，救它逃脱被解剖的厄运。我给它取名弗特，希望它能跟我的宠物鼠弗兰克和平相处。弗兰克过去常常坐在我的肩膀上，[2]长尾巴摇来荡去，就像一条宣言项链。不用说，弗兰克把弗特吃掉了。
游泳运动员、爵士乐小号手、旅行中介、歌手、科学家……天文学家也是可能性之一，爸爸曾教给我每一个星座的名字，但十二岁那年，我发现这一切都是他编出来的。不过，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还是让他指着夜空，继续带着直冲天际的热情，把他的故事讲给我听。“那个——像河马一样的，你看到了吗？那个叫作奥里尔之肩。还有那个，是蓝铃花。你看得出那个形状吗，那些近乎银蓝色的星星？渔民们相信，只要你足够努力地仰望星空，星星们就会悄悄说出地球的秘密，就像可以从贝壳里听到大海的秘密一样。如果努力去听，你什么也听不到，但同时又能听到一切。”
我花了一个又一个小时，盯着星空，想要听清地球的秘密。夜深人静时，我会拉出床底的硬纸板箱，里面装满我的宝贝：旧信、破损的钥匙环、已逝爷爷的手表、一枚希腊德拉马克银币；从书桌底下抠下来的口香糖，它是我喜欢的男生嚼过的；从各种地方收集来的石头，还有一个大大的贝壳。我会站在自己的小屋里，抬头望着星空，一边把贝壳放在耳边。
一天晚上，小偷来我们家，打算偷放在后院储藏室冰箱里的肉。那个年代，人们常常趁后备厢集市大减价时，从绑着大喇叭的卡车上那些脏兮兮的男人手里一口气买一大堆肉。那个年代，警察们常常会在夜里出动，捉拿偷鸡（冰箱里的冻鸡）贼，我的观星活动也经常被他们的大呼小叫打断。宇宙已经对我的贝壳发出的信号做出回应：素食主义事关重大。我不确定那天晚上哪个情景更为诡异：是几个年轻人偷偷摸摸从别人家的冰箱里拿走一只冻鸡以及一大包冻羊排，还是一个瘦巴巴的小姑娘站在铺满月光的卧室里，正用一个大贝壳捂住耳朵。
我要做什么——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操碎了心，但我的朋友们似乎并不为此所动。那时，我还没想明白自己其实想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将会找到我正在追寻的事业（除了泳衣和明媚的阳光）：护士工作和写作，一直以来都是。
从十二岁开始，我就一直打零工。我在一家咖啡店工作，负责清理烤箱——那工作很恶心，我的搭档是一个抠门的女人，经常用一袋茶包泡三杯茶。我还做过送奶工，在冰天雪地里带着奶瓶走街串巷，直到感觉不到自己手指的存在。我也干过送报纸的活儿，直到有人发现我把报纸扔在一条烂巷子里。我没在学校花太多心思；家庭作业从来不做。我父母劝我放宽眼界，给我出主意，跟我讲大道理：“教育是通往所有地方的门票，你脑子很好使，可你却不想用。”我确实天生聪明，而且尽管我父母给了我这么好的天赋，也向我展示了生活的
[3]意趣，可我的学习成绩仍然糟糕，人也依旧轻狂。他们鼓励我多读书，结果我被哲学吞噬，开始苦心孤诣地寻找我诸多问题的答案：萨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加缪——他们让我丢了魂儿。对书籍的爱是父母赠予我的最佳礼物。我喜欢四处闲荡，但范围总是离我读的书不远；我把书藏在住宅区的各个角落：《小妇人》在黑巷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兹威尔的垃圾箱后面；狄更斯在补锅匠的破车底下。
十六岁那年，我离开学校，搬去和我二十多岁的男朋友以及他的四个二十多岁的男室友一起住。那时的生活简直混乱不堪，但我愉悦又满足地在录像店工作了一段时间，拿家用录像带从隔壁的中国外卖餐馆换鸡肉炒面吃。我的素食主义信念开始动摇，同时开始专心在店里放成人电影，朋友们坐满房间。我还想成为农民，就报名上了农业学校，坚持了两个星期。工商及技术教育委员会（BTEC）的旅游课程我坚持了一周。委婉点说，我找不到方向。
我真正感到崩溃，是有一回因面试迟到，错过了必胜客餐厅儿童游乐区演艺人员的工作机会。而且尽管我当时只有十六岁，全然懵懂无知，但恋情告吹还是让我格外震惊。我的骄傲意味着我不能再回家了。我没有工作，无家可归。于是，我成了一名社区志愿服务者。那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份给年满十六岁而不是十八岁的工作人员提供住宿的工作。我被安排到一个由麻痹症协会（现在叫麻协会）运营的社区，每周可以赚到二十英镑的零用钱。我负责照料那些身体严重残疾的成年人：帮助他们上厕所、吃饭、穿衣服。那是我头一回觉得自己似乎在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我把素食主义抛到九霄云外，开始拥抱更远大的事业。我剃了个光头，穿着从慈善商店淘来的衣服，把零用钱统统花在苹果酒和香烟上。我一无所有，可是过得很快活。同时，那是我头一回跟护士一起工作。我看着那些训练有素的护士，就像生病的孩子看着父母。对于她们在做的事情和她们的工作本身，我羡慕得无话可说。“你应该去当护士，”她们中的一个说，“他们会给你一笔助学金，还有住的地方。”
我去了当地的图书馆，发现整栋楼里都是像我这样的流浪者。我去过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在年纪更小的时候还去过斯蒂夫尼奇的图书馆很多次。但这里的图书馆不只是个借书和学习的地方，它还是一个避难所。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睡着了，管理员便由着他睡下去。一个男人帮一个坐在机械轮椅上的女人拿了本放在书架顶层的书，那男人脖子上戴着一个标记，那个标记表明他是个孤独症患者。还有孩子们在里面跑来跑去，一伙稍大一点的孩子挤在一起，放声大笑。
我发现了玛丽·西戈尔（Mary Seacole）。和弗洛伦丝·南丁格尔一样，她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照护许多士兵。她从小玩给洋娃娃打针吃药的游戏，然后发展到宠物，以此尝试护理工作，最终真正去帮助人类。我以前从没把护理当作一种职业，但那时，我回忆起，小时候，我和哥哥那时经常故意把洋娃娃里面的填充物弄出来，或把它们的眼睛扯下来，这样我就能动手让它们恢复原本的样子。我还记得我的小学同学们会排成一队，让我来检查他们有没有贫血；我一定先向他们吹嘘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而等放学后，我会让他们排成一队，挨个儿翻他们的眼皮，看他们是否需要多吃洋葱和肝脏；还有数不清的嗓子疼的小伙伴，我会用手指轻轻按在他们的脖子上，像按在单簧管上一样，检查他们的“淋巴结”。
那些书里没写太多关于护理或如何从事这份职业的内容，所以我不确定自己能否胜任。我发现护理工作早在史书记载之前就已存在，在每种文化中都历史悠久。最早谈及护理工作的书面文字之一是公元前一世纪的印度医书《阇罗迦本集》（Charaka-samhita），书中说，护士应当同情每一个人。护理工作还跟伊斯兰教关系密切。公元七世纪初，虔诚的穆斯林会成为护士——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位专业护士鲁法伊达·宾特·萨阿德（Rufaidah bint Sa'ad），便因她的同情与共情，被描述为一位完美的护士。
同情、怜悯、共情：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造就一名好护士的品质。我时常回忆这次去白金汉郡图书馆的经历，因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些品质似乎总是匮乏的——这些我们已然遗忘或不再珍视的品质。但十六岁时，我精力旺盛，心怀憧憬和理想主义。而到了十七岁，我决定去追逐这一目标。我不想再变换职业选择，任自己游来荡去；我要成为一名护士。此外，我知道当了护士后，派对自不会少。
几个月后，不知怎的，尽管比官方规定的准入年龄十七岁半小几个星期，我还是误打误撞报上一门护理课程。我搬进贝德福德的护士总部，它位于医院后方，是一片很大的公寓区，充斥着砰砰砰的关门声以及不时传来的尖叫和笑声。在我这一层住的大部分是工作头一年的新人护士，还有几个放射专业和理疗专业的学生，偶尔还会有轮班的医生。学护理的学生几乎都年轻又狂野，第一次离家在外。爱尔兰女生的数量相当可观（“我们有两条路可选，”她们对我说，“护士，或修女。”）；男生很少（在那个年代，几乎都是基佬）。洗衣房在楼下，旁边是通风不良的电视房，里面的扶手椅是塑料涂层的。在暖气片二十四小时持续高热的作用下，只要坐在里面看一会儿电视，我的大腿后部就会粘在椅面上。漫不经心地脱口说出“我被粘在椅子上了”，我就这样与一位精神科见习医生相识，他后来做了我好几年男朋友。我的房间紧挨着卫生间，闻起来总是湿乎乎的，我有个朋友还在地毯上种过水芹。厨房很脏，冰箱里塞满过期食品。其中一个橱柜上贴着字条，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别动别人的食物。我们知道你是谁。
带回声的走廊里有部电话一直在响，昼夜不停。走廊里还经常回荡着吵架声、高跟鞋快速跺过的声音以及音量很大的音乐声。我们通常抽香烟，但大麻的气味就像某种持续存在的低分贝背景噪声，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对它浑然不觉。我们自由进出彼此的房间，从不锁门。在我的房间里，床铺的正上方贴着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心脏解剖图，还有一个搁架，上面放着护理学教材和翻烂了的小说，床边还有一堆哲学书。房间里有一个热水壶、一台没法调小的电暖气和一扇打不开的窗子。有一个可以洗东西的水槽（洗身体或杯子），可以掸灰，可以呕吐，还可以在厕所堵塞的几个星期里解决小解的问题。对于我的同龄人来说，这条件算不上优越；但我长期在社区公用房和别人共居一室，在那之前则和男友还有他的男室友们住在一座房子里，所以这地方对我而言简直是天堂。
不过，头一个晚上总是最难熬的。我不知道作为一个护士，自己该做点儿什么，于是开始后悔没有向那个鼓励我做护士的前辈请教更多问题。我害怕失败，害怕看到父母在听到我再一次改变心意之后的表情。他们已经因为我要当护士的决定受够了惊吓：我爸爸竟然真的放声大笑起来。我的工作要我成为一个照顾别人的人，可他们依然觉得我是个没法照顾别人的叛逆孩子。他们没法想象我会全身心投入这样一桩事关善良的职业。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没法入睡，听邻屋的女孩和她男友争吵。她男友是个身形瘦长、喜怒无常的保安，似乎正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和她住在一起。即便他们消停下来，我也没法入睡。我脑袋里的疑惑不住翻腾。我知道自己至少要在教室里好好学习一下，才不会失手让人送命，或不得不去做清洗老人阴茎之类的恐怖事情。但我还是满心焦虑。我起身上厕所，厕所是整层楼共用的；看到厕所门上粘着一条用过的卫生巾时，我开始干呕。除了因为那玩意儿本身就很恶心，我记得我当时只要看到血就会犯晕。
第二天早上的职业健康检查确认了我易犯恶心的体质。我们每个人都要被采集血样。“完善你们的档案，”采血师宣布，“在你们有人被针刺伤，或感染艾滋病病毒时有用。我们能够检查出你是否已经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阳性。”那是一九九四年，关于艾滋病的谣言和恐惧四处弥漫。采血师给我的手臂绑上止血带。“你是学护士，还是学医的？”她问我。
我看着针头，鲜血正渐渐充满针管，房间开始变得模糊。她的声音越来越远。“克里斯蒂，克里斯蒂！”醒来时，我正躺在地板上，腿还搭在椅子上，采血师出现在我正上方。她笑了：“你没事了？”
我慢慢用胳膊肘撑起身子，眼神重新聚焦。“怎么回事？”“你晕倒了，亲爱的。真不幸，看来你得重新考虑一下职业规划了。”
在二十年的护士生涯中，我付出许多，但收获更多。我想同你分享这桩非凡事业中的悲伤与喜乐。跟我一起穿过病房，从出生到死亡；穿过儿童特护区，推开双扇门来到内科病房；响应电铃敲击的哔哔声，奔跑着穿过走廊，路过药房和职工餐厅，来到急诊室。我们将探索医院本身，以及护理工作的方方面面。我刚开始时以为，护理工作涉及化学、生物学、物理学、药物学以及解剖学；而我现在知道，护理工作的真谛在于哲学、心理学、艺术、伦理以及政治。我们在人生路上总会遇到这些人：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你可能早已熟识这些人，因为我们都会在人生的某些时刻受到照护。我们每个人，都是护士。[1] 汽车后备厢集市（car-boot sale），980年9月，英国人巴里·佩维特（Barry Peverett）在肯特郡一个农场组织了全球首个汽车后备厢集市。那时，十几辆汽车一字排开，车主从后备厢取出自家的闲置物品，摆出阵势叫卖。此后，这个汽车后备厢集市越来越红火，持续至今。（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注）[2] 宣言项链（Statement Necklace），起源于欧美，设计夸张大胆，带有浓烈的舞台感和装饰感。[3] 原文为法文（joie de vivre）。1★静脉之树人人有权享有为维持他本人和亲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这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和医疗服务。——《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
我经过桥上，朝它边缘呈锯齿形的阴影走去，注视着桥下淡蓝而近乎绿灰色的光摇曳在水面上：黄昏已至。万籁俱寂，圆月当空。几个女人突然变换方向，从我身边走过。她们穿着派对服装，化着烟熏妆；一个躺在睡袋里的男人蜷缩在墙边，脑袋旁边的咖啡杯里有几枚硬币。除了偶尔驶过的黑色出租车，以及零星的夜班巴士，路上空空荡荡。但还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人要去医院：一律穿着磨破的平底鞋，背着帆布背包，面色苍白，体态佝偻。
我进入医院地界，走过院子里那座总敞着门的小教堂。小教堂里黑漆漆的，只有微弱的灯光和几点烛火。教堂里有一个本子，上面写满各种留言和祈愿。那绝对会是你读到过的最悲惨的文字。
医护人员正从大门涌入：有的推着自行车，有的小心翼翼地走着，努力避开任何携带信件和旅行袋的人焦急求助的目光，这些人手里往往牵着哭闹的孩子，或用轮椅推着双腿盖着毯子的年长亲属。到早上九点，会有一个乐于助人的志愿者出现，身上还挂着条幅，上面写着：需要帮助吗？那是肯，他已经七十岁了，他的孙女曾因败血症入院，接受卵巢癌的后续治疗；“我想帮帮那些像我一样的人，举手之劳。”他会派发医院的平面布局图，给人指路，附送一个微笑。医院地图上的涂色与地板上的彩色条纹相对应，方便人们分辨方位。每天都至少有一回，会有一个人沿着黄色条纹边蹦边唱：“我们要去找巫师[1]了……”
我走过候诊大厅，这里聚集着更多的人：富人和穷人，残疾人和健全人，种族、文化和年龄各异的人。我常常看到一个女人在喃喃自语，她穿着拖鞋，身上散发着尿味，坐在一个装满塑料袋的手推车旁。她有时会大呼小叫，好像很痛苦，保安的头会从窗口突然探出来，看看有什么异常，但瞬即又不见了。不过，她今天不在这里。我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尽管医院里有暖气，她却依旧裹着厚厚的红外套。她抬头看了我几秒，眼里满是惊恐和悲伤。她似乎完全迷失了方向，就像孤身一人，尽管她身边人流汹涌。她的头发，曾经是卷发，现在因为不事打理而显得凌乱；这让我想起奶奶生病时的发型，以及她是如何愤懑于没法拥有一台完美的吹风机。她闭上眼睛休息，额头靠在双手上。
我喜欢穿行在医院里。医院向来都是庇护之所。斯里兰卡国王潘杜卡巴雅（前四三七—前三六七）曾在他的王国各处设立产房——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专门用于照护患者的机构。公元八〇五年，巴格达建成一所精神病医院。当时的法律禁止这些早期的医疗机构将那些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患者拒之门外。十三世纪时，埃及的嘉拉温（Qalawun）医院就规定：“无论患者远道而来或居于此地，来自本邦还是异国，体格强壮还是虚弱，身份高贵抑或卑贱，贫穷抑或富有，有业还是无业，视力健全抑或残疾，身染恶疾抑或心智抱恙，学富五车抑或目不识丁，所有医疗费用均由本医院承担。”
我继续走着，路过医院的礼品商店，看到“祝贺”“早日康复”“深表同情”的卡片依序分开陈列。礼品店旁边是一个小服装店，没什么人来买衣服，但店主很擅长讲故事，且了解医院里发生的大小事情。再旁边是公共卫生间，里面会有患者崩溃晕厥，或注射海洛因，偶尔还可能遭到攻击——有一次还发生过强奸事件。卫生间对面是书报摊和二十四小时咖啡店，那儿的破咖啡机中流出来的酸腐牛奶，曾经淹没了正下方地下室里存放的急救除颤器。
我转过拐角，回头瞥看那个穿红色厚外套的女人，她差点撞到一个帮厨推着的大号手推车，手推车散发出漂白剂、霉菌和飞机餐的气味。咖啡店左手边是电梯，总有一群人在周围等待。医院建在十分昂贵的地块上，垂直生长；于是大部分病房都位于不断扩大的医院建筑的主静脉和动脉上。不过这些拥有许多窗户的长病房仍遵循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在医院建筑布局方面的建议：要意识到良好的建筑和医院设计对改善患者健康状况的作用。她建议病房应当设计成狭长的形状，同时配以高高的窗户，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新鲜空气与阳光。在她于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八年间同曼彻斯特建筑师托马斯·沃辛顿（Thomas Worthington）的通信中，南丁格尔也强调了护士们的实际需求：“如有必要，可否拓宽厨房空间，以供护士小憩片刻？”
我想象着她曾走过的足迹，同时盯着自己的步子，走过患者转送区，那里有一屋子的人等着回家。他们都病弱得没法坐公交，也没钱打车；他们也没有能来接他们的亲属。这些患者坐在轮椅和塑料椅子上，穿着外套，或披着晨衣、盖着毯子，盯着自动门外出现的一张张陌生面孔和天空，眼神茫然。成排的椅子后面，无人触碰的自动售货机嗡嗡作响。我想知道这些人——大部分都上了年纪，身体虚弱——是不是饿了，身上痛不痛，有没有觉得害怕。我其实是知道答案的。我离开医院时，候诊室比我进来时还要满。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于患者们来说，突遭疾病或事故的打击，在急诊室中为生命而战绝不是什么幸运的事，但能有亲朋好友陪在身边，他们也许已算足够幸运。
护工室的门打开，传来一连串空氧气瓶持续相碰的叮当声，仿佛一盘巨型撞柱游戏。同时出现了一位头发卷曲、眉头紧锁的女人，她戴着麦当娜式的听筒和麦克风，手拿大号记事簿。她是那种我想花时间与之交往的人，但尽管我很努力，她还是会在我跟她说“你好”之后问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仿佛我是个陌生人。好吧，我还会继续努力的。
护工室隔壁是药房：一个面向成年人的大型糖果店。里面有抽出来的托盘，还有无穷无尽的各类药片，排起来足有几千米长。药房内部就像华尔街的一个交易大厅，沿着灯光昏暗的楼梯，一直延伸到地下室；地下室里有各种药物，分类收纳在急救箱中，每次开启时都需要做好标签，以免弄乱，方便之后重新补充并加以密封。在英国，投入使用的许多药物都未得到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卓越研究所的许可，这并非特例。比如在美国的儿科用药里，也只有二到三成的药物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许可。
医药代表即销售人员，曾经是医院里的兴奋之源。很容易认出这些人：他们和药剂师一样，穿得比医生体面。他们穿着由设计师量身打造的套装，散发出汽车销售员的风度，外加博得顾问医师青睐的能力（要越过医师助理们的阻碍），这些都意味着他们是一支由二三十岁的英俊毕业生组成的卧底队伍，成绩没够上医学院，现在却天天来医院报到。病房里医药代表的到来，在过去通常意味着比萨、钢笔、记事本和其他小礼物。“透明性”意味着现在没办法让医药代表请客吃大餐了，医生们也不被允许收受贿赂而让医院采购或指定某种药物，来取代另外一种同类药物。尽管如此，医药代表们还是会到医院来，派发宣传材料（所有医生和护士家里都有印着药名的钢笔和杯子，我的小女儿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家里的一只泰迪熊玩偶情有独钟，而小熊的T恤上印的是一种抗抑郁药物的广告）。
药房有一个小窗口，实习护士们来来回回，负责取“外卖”（给患者带回家使用的药物，就像餐馆里的外卖）；还有一扇门，只有蜂鸣器响的时候，你才可以进去，领取一些特定的药品或药剂。
我的办公室在药房上面三层，里面酷热而拥挤，铺着地毯，门外管道裸露，捕鼠器散放，但我们待在这里的时间并不多。我在几秒钟内环顾房间，眼睛扫过桌子。桌子上面放着过期的气管插管和坏了的除颤器垫（“这些玩意儿用起来火花四溅，但这只是传闻，所以用不着惊慌！”）；还有一袋从医院食堂偷拿的褐色酱汁。在跟当值的执业护士——负责在夜间管理医院，处理从床位安排到重大事件、安全措施和恐怖袭击等各类医院事务的高级护士——交完班，我们偶尔会在这里小歇，吃点儿吐司或煎炸食物作早餐。桌上还有一份厚厚的[2]死者病例，等着被送到丧亲办公室；另外还有一大罐不含咖啡因的咖啡，来这里的第一天我就得知它在那里，但多年来从来没人碰过。
作为一名复苏专员，我扮演的是一个奇怪的复合型角色——一名专门负责复苏术的护士。我们的团队主要由经验丰富的前重症监护护士（比如我），或是急诊科护士组成，但有时也会有护理人员和见习医生（训练有素的助理手术师）参与进来。我们指导护士、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复苏术的相关内容，同时携带着应急信号器（或呼叫器），它会带着我们奔赴医院的各个区域：病房、手术室、咖啡店、楼梯井、精神科门诊、停车场和老年病房。我们团队作业，协助队伍处理各类急诊和心脏骤停。
我在一面临时用的屏风后面换衣服。办公室没有专门换衣服的地方，我们也没时间去卫生间换；于是多年来，这面屏风便一直承担着这个功能。紧急呼叫器响起来，一边闪光一边发出警报：“成人急救，大食堂。”呼叫器可能一整天都默不作声，而换个日子，它又可能一天叫上五六次。医护人员可以通过拨打“2222”来发出呼叫，同时说明急救类型：成人、儿科、产科、新生儿或外科创伤。在医院里，这种急救呼叫并不多见，有时可能意味着发生了很可怕的状况，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虚惊一场：比如患者单纯晕倒或假装癫痫发作；还有一回，是有人被马蜂蜇了。“我的建议，”一位同事在我第一天上班时告诉我，“是你要非常、非常、非常慢地往事发地点跑。你不知道等着你的是什么事情，而在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情况时，你也肯定不想成为第一个赶到现场的。”
但我现在已经驾轻就熟，所以一听到“复苏专员”的呼叫声，我便一步两个台阶地跑下楼，穿过立着巨大的维多利亚女王雕像的医院中央大厅。大厅里有台钢琴，每次弹钢琴的人都让人惊讶。今天出现在钢琴前的是一位建筑工人，他穿着一件很扎眼的夹克，正在弹莫扎特。我从一个步履缓慢的女人和一个喜气洋洋的男人身边跑过，他们推着一辆崭新的儿童车，里面坐着一个小宝宝，车上还系着个气球，上面写着：“祝贺：是个男孩！”由于收发室门口的人很多，我不得不放慢脚步。收发室的窗口不断传出咒骂声和收音机声，偶尔伸出一只手，把邮件扔到外面排队的人手里。我飞快地走向那台从来都很难用的提款机以及医院食堂，迷迷糊糊的工作人员正在里面吃他们的煎炸类早餐。
那个身穿红外套、眼神悲伤的女人，看上去既瘦小又虚弱。脱下外套时，她显得更瘦小了。她在里面穿了件花衬衫，却把扣子扣错了。她的皮肤皱巴巴的，很干，头发花白；眼睛湿润，嘴唇却干裂；她凌乱的头发闻起来有一股酸味。一只婚戒拴在一条银链上，挂在她锁骨稍稍靠上的位置。她的眼睛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身子不停颤抖。她坐在食堂里，意识清醒，身边已经围了几个急救小组的成员：一位高级医生，一位初级医生，一位麻醉师和一位当值的执业护士。他们看起来并不是很紧张。执业护士苔芙是我的朋友，她做急救科护士已经很多年了。看到她总会让人感到心安：她一如既往地平静。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来一条毯子——你或许会觉得这很容易，但事实并非如此。她正跪在患者面前，把一个小传感器连在后者的手指上，以记录她的含氧量。“早上好！”苔芙说。“嗨——抱歉，我刚才在换衣服。”
一个搬运工推着急救推床过来了。紧急呼叫发出，急救床也会收到呼叫，通常情况下，它会随急救团队一起到达。推床上安放有大量设备，简直是一间带轮子的病房。除了氧气瓶、吸出器、除颤器、急救药品，还有一大堆其他设备，从血糖检测仪到呼吸机，应有尽有。“贝蒂有点胸痛，所有的指标都还正常。她觉得很冷，能找个体温计过来吗？”苔芙转向医生们，“要是你们觉得有必要，我们就带她去急诊室。”“她需要做一个十二导联心电图。”说完，高级医生便转身离开，并没有注意到初级医生转了转眼珠，嘴里咕哝着，低声说：“你觉得呢？”“我可以把她交给你吗？”他边跑边问我。他们的本职工作和急救队一样忙，每当呼叫器响起，他们就要放下一切跑过来，有时甚至会把手术台上的患者留给见习医生。
我点点头。“嗨，贝蒂。”我握住患者的手，感到冰冰凉，“我是克里斯蒂，我会找张推床过来，带你去急诊室。没什么好担心的，但我们最好先做个检查。我觉得我来医院的时候见过你，在问诊台，对吗？”[3]“贝蒂今天早上是来见患者联络人的。但她来得太早，所以就去喝了杯咖啡，然后就感到胸闷。她的指标都正常，但还是感觉很难受，是吗，贝蒂？”
我注意到她的表情。恐慌。“贝蒂的丈夫最近刚刚因心脏病过世。”“我很抱歉。”说着，我把她的毯子裹得更紧一点。她的体温确实低到有些危险的程度。“现在感觉怎么样？还疼吗？”
她摇了摇头。“我不想麻烦你们。”她说，“并没有太难受。可能是我自己吃了什么坏掉的东西。”
贝蒂看上去并不像是心脏病发作（心肌梗死），尽管上了年纪的女性在心脏病发作时并不总会表现出你预期中的典型症状——胸痛、麻木、胸闷，带有刺痛感，像针扎一样——有时甚至不会感觉到疼痛。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缺血性心脏病是最常见死因，也是导致患者入院的主要原因。我们见过很多患者在医院时心脏病发作，虽然他们中有很多人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到医院的。他们可能只是来做牙科治疗预约，或探访亲属，或只是采个血样，而医院环境的压力似乎足以将人击垮。心脏病发作不同于心脏骤停。心脏病发作是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或动脉硬化引起的——血液向身体各组织的供血受到了限制，同时各组织因缺少氧气和葡萄糖的补充，无法继续保持活力。心脏骤停指的是各种原因导致的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但贝蒂并没有出汗或面色发灰，她的脉搏尽管微弱，但仍很有规律，清晰可辨。
在我和搬运工的帮助下，贝蒂慢慢爬上推床，我帮她坐起来，并用毯子尽可能裹住她瘦弱的肩膀。我还在她脸上戴了一个非换气氧气面罩——面罩底部有一个柔软的袋子，可以保持高氧气浓度。在心脏病发作的治疗中，氧气会成为潜在的危险，因为它可能会对已经收缩的血管造成挤压。但在对生命垂危的患者进行紧急治疗时，氧气是必不可少的。你要是宿醉，吸点氧也有好处。但它的气味实际上很恶心，很干，而且面罩会模糊你的视线，令恐惧加倍。
我试着安抚贝蒂。“这能让你舒服一点。”搬运工推着床，我则走在她旁边，我们就像在医院的动脉里流动，微小的阻塞都会迫使我们停步，直到人们让开，我们才能通过。
在历史上，人们对动脉和静脉一直有着诸多误解。公元二世纪，古希腊生物学家、哲学家，同时还曾执业行医的盖伦（他是格斗士们的外科医生）认为，“动物全身的动脉与静脉相互混合”，他还认为静脉当中含有自然的灵气，而动脉中则有动物的灵气。在中世纪，人们认为动脉中含有精血——生命的精气。尽管我们现在的理解已经超越这些结论，但历史观点依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研究中，盖伦发现了对于动脉而言时至今日依然正确的认知（也可用来比喻医院）：“它很有助于滋养动物身体的各个部分。”
我们右手边的走廊里藏着一间医院放映厅，那里专门为患者和家属放映最新影片（工作人员显然也可以去看，但我从没见过哪位相识的工作人员有闲暇去看电影）。放映厅里还有由慈善机构买单的护士专用座椅，以方便护士在场处理任何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放映厅旁边是性健康门诊（总是繁忙，只有人站着的空间）。贝蒂和我继续前进，经过门诊部，有一群人正围在一个坐着轮椅的人周围，那人嘴里叼着根没点燃的香烟，耳朵后还夹着一根，正在大声咒骂。他身后有一个吊瓶架，吊瓶架连着一个装着带泡沫的透明液体的大圆筒。透明的液体流进一根白色的细管，这根细管的末端像是搞错位置的脐带，插进他的胸腔。“快到了。”我说。
这些人，这混乱的场面，堪比医院的精血。枝杈纵横的大小动脉和静脉，最终指向同一个中心：急诊室。
急诊室很可怕。它提醒我们生命是脆弱的——还有什么会比这更可怕呢？急诊室让我们明白：即便付出十二万分的小心，我们也无从预知有谁会在人行道上摔一跤，导致大脑严重出血；谁家的屋顶会突然垮塌，导致某人不得不接受创伤性截肢、脖子折断、后背折断，甚至失血致死；或是一对夫妇结婚六十年，最终妻子却由于痴呆症造成丈夫重伤。再或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一个男人被一个小混混刺了一刀，刀子直插心脏；或一个孕妇遭人殴打，被踢中肚腹。
急诊室也很美丽。人们患难与共，一切冲突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一天中，急诊科护士肯定没有任何余暇来恍神，每一天都在强烈的感知和省察，以及真切的生活中度过。但每次推开这扇门，我的手总是不由颤抖——即使是现在，在我做了这么多年护士之后。尽管我断断续续在这里工作了很长时间，并且最终成了一名复苏专员，但我从没在急诊室做过全职工作。护理工作需要流动性，即便置身于自己不熟悉的环境中，你也需要适应同事和患者对你的需求，将自己的精力用在他们需要的地方。尽管如此，急诊室还是让我害怕。不像食堂工作人员发现贝蒂稍有异样就可以拨打2222，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只有在情况极度紧急或需要专业医生到场救治时，才可以向急救小组求援。
急诊室不可预测。不过这里也有一些惯例可循。一周当中，早晨来的常常是那些整晚照顾孩子的母亲，她们在清冷的晨光中感受并未更好，反而更糟。白天经常会有事故伤者，夜间则属于那些既约不到家庭医生、又不肯请病假的上班族。工作日夜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而只有病得严重时，人们才在夜里挂急诊。但从周四夜里一直到周一早晨，从派对现场来的姑娘小伙会挤满整条走廊，眼神迷乱、浑身抽搐；而周日早上的人流量很稳定，来得越晚的人，情况就越严重：姑娘和小伙们以各种方式吞下安非他命，瞳孔会变得像月亮一样大；还有些酗酒的海洛因使用者，他们的瞳孔会变得像针眼一样小，什么都看不见，一点光线也透不进。
急诊室里经常挤满警察和大呼小叫的患者家属，只能用一层薄薄的窗帘把他们跟患者隔开。患者们也挤在一起，中风的老人身旁是个酒鬼，再往旁边是高血压的孕妇、手部受伤的木匠、多发性硬化症首次发作的患者、患有镰状细胞危象的年轻人，或身患败血症的孩子。心脏病发作、脑动脉瘤、中风、肺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脑炎、疟疾、哮喘、肝功能衰竭、肾结石、异位妊娠、烧伤、被殴打以及精神崩溃……被狗咬伤、折断骨头、呼吸衰竭、被东西卡住、服药过量、被马踢伤、精神病、被钉子钉伤、枪伤和刺伤。还有一次，一个人的脑袋被锯掉了一半。
贝蒂一脸痛苦的表情。当我们穿过候诊大厅时，她伸出手，想抓住我的手。候诊的患者有的坐在塑料座椅上，有的站在墙边排队，靠着宣传海报。没人看她。他们的目光从她身上穿过，仿佛她是个看不见的人。我经过时，看了眼墙上的海报，上面写着：如果您在过去的48小时内持续呕吐或发生腹泻，请告知主管医生。如果您是年龄在12—50周岁的女性，请告知放射科医生您是否有孕在身。弄伤了自己？被人伤到了？病痛发作？请拨打国民健康专线。胸口痛？喘不上气？请拨打999。
海报旁边有一个水槽，墙上固定了两个容器。一个里面装着洗手液，另一个里面是空的：酒精消毒液已经不再使用。以前有一些酒鬼经常来医院偷酒精消毒液喝，以满足他们摄入酒精的需求。那些对酒精渴望到如此程度的人显然需要救治，但当务之急，只能是先把酒精消毒液拿走。没人有空从水槽下面抬起一个无家可归的酒鬼，为他们给自己身体造成的任何损伤提供治疗。肝硬化导致的食管静脉曲张出血是我见过的最痛苦的情况之一——喉咙里的血管会爆裂，鲜血喷涌而出。而且就像酒精依赖引起的各种并发症一样，它可能会由比你想象中少很多的酒精诱发。
在我们身边，坐在小椅子里的候诊患者大多有人陪伴。此时已顾不上争吵，他们两手相握，轻抚彼此的发丝。有些患者在哭泣。候诊[4][5]大厅里的场景，让我想起霍加斯在《金酒小巷》中对伦敦的描绘。贫穷是显而易见的。这里随处可见喝得醉醺醺的母亲和瘦骨嶙峋的父亲。整个房间弥漫着汗臭和陈血的金属味。自一二一五年以来，急诊室的变化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当时在伦敦经营一家医院的修女和修士便把它看作给穷人、患者以及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一八六〇年七月九日，有一家这一类医院的第一批护士开始接受培训。学成毕业的时候，她们将有机会去弗洛伦丝·南丁格尔的家里拜访她本人——对于一些人来说，私下跟她见面肯定是个难得的机会，但这事也有点吓人：南丁格尔对学校里的每个护士都做了笔记，记录的内容包括她们的“性格”。她会怎么记录我呢？
尽管护理行业在那时已相当正式，但在整个十九世纪，医院一直都给穷人留了一块空间。护理工作本身回荡着历史的余韵：倘若没有这份工作，护士们只能想方设法嫁作人妇。当然，现如今有很多已婚护士；而身为一名初级护士，我在行业内认识很多未婚护士，其中一些住在“斯宾塞府邸”的护士之家，我们经常把那里称作“老处女之家”，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需要为出色的护理工作付出多少。护理是一份每天都需要你付出灵魂的职业，然而，能用来关怀那些正处于最脆弱状态的患者的精神能量并不是无穷无尽的。和大多数护士一样，在很多日子里，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掏空，没办法再付出更多能量。我很庆幸，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如此包容我。
贝蒂咳了几声，随即用手捂住嘴。她瘦弱的肩膀在颤抖，伸出手想够我放在床尾的手提包。我帮她把包拿到腿上，她从包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巾，擦了擦嘴，然后放回去。她仍然把包拿在手里，紧紧抓着，像个孩子。我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就快到了。”
我们从大门口经过，室外停着一队救护车：当患者们还躺在坚硬的急救推床上时，医生便会时不时挤进去对他们进行治疗，同时为暂时腾不出床位的状况表示抱歉。有一个清洁工正在不停拖地，偶尔会抬起头，冲上面的空气大喊：她患有长期的精神疾病，而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显然不是一个具有判断力的雇主。这里的医护人员来自任何可能的国家，拥有各异的身份背景，这些特点在他们所服务的患者身上也如出一辙。和我共事的护士们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她们中有人无家可归；有人在为学业赚钱；有人的家人正生命垂危，甚至本人正罹患癌症；有人在工作之外还要照顾老人和小孩；有人是同性恋，有人是异性恋，有人是酷儿，有人是变性人；有人是难民，有人家境殷实，有人则来自警察结队才敢出巡的那些街区。无疑，很少能有一种职业，其从业人员的组成是如此多样。
护理工作具有流动性，护士们流动于病房和特殊护理工作之间。在伦敦，医院之间护士的流动率很高；而在英国其他地区，护士们可以在一家医院里待得更久，扎下根来。“我要是想升职，也只能等有人退休或去世。”一个搬去坎布里亚郡乡下的朋友对我说。但无论在什么地方的医院，都会有一群人受雇于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满足各类需求：比如给新生儿做衣服或在商店工作的女人、餐厅员工、被服间女工、药房助手、生物医学工程师。
急诊室里，语言门类繁多，口音南北有异，接待处后张贴的翻译人员名单一直在变长，实际中却很少派上用场。患者们经常有年轻亲属做伴，或可以在医院的搬运工和清洁工里面找到自己的“老乡”。非专业翻译经常引发争议：医生和护士会怀疑词不达意、翻译不准，但这总比专门去找个翻译更高效。
我推着贝蒂进门，经过单独隔出的儿童急诊室，那里是一排病床，最末端放着一条长长的长方形桌子，桌子的一边堆着几摞文件：未复苏表格、观察图表、入院记录。还有架子和玻璃门，玻璃门后的抽屉柜里装满设备，门口还备有急救推床，上面配有处理心脏骤停需要用到的所有设备。贝蒂环顾四周，脑袋从一边轻轻摇到另一边。她紧紧把手提包抓在胸前。不过，在我们经过时，每个人都在看我，而没有看贝蒂。她仍然是隐身的。[6]
在复苏区的尽头，有一个男人躺在推床上，旁边是两个医护人员，一个狱警站在一旁。还有几位警察在场——不过他们站在护士休息室那边，所以可能跟他们没有关系。“我们从一个患者身上取下来一些异物，”曾经有一个医护人员告诉我，“给异物套了两层袋子。”医护人员说话很有意思，即便在非工作场合，他们也会使用一些相对正式的措辞。我经常好奇这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突然笑出声，还是以免在交班后哭起来或干呕。我问她“套了两层袋子”是什么意思，她说是因为那些东西太脏了。“他把那些东西放进了屁眼里，手机，还有充电器。”[7]
一个创伤小组穿着绝地武士袍（一种罩袍），围在下一个患者周围：首席顾问医师、护士一、麻醉师、整形外科医生，以及护士二。我把贝蒂推到一边。“你和这位搬运工——他叫杰米——待一会儿，好吗？我马上回来。”
急诊室的主管护士桑德拉很显眼。她是那种看上去最难应付的女人，走路带风，眼睛不停扫视四周。我不清楚医生和护士为什么突然都围到急诊室来，但很显然，他们都是冒险家。他们看上去娴熟而镇定，动用他们简单直接的智慧，站在那里思考着。我认识的每一个急诊室护士都令人惊异地擅长嘲讽，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在这里工作的先决条件。
桑德拉正站在一个床位前，那里也围了一群护士和医生，中间是一个正在哭泣的患者。
我走过去。“嗨，桑德拉。我有个患者，贝蒂——食堂刚才发出紧急求救，她胸口痛。你看该把她送到哪儿？”
桑德拉朝我点点头。“我们这里满员了，很明显。需要现在就给她安排床位吗？”
我看了贝蒂一眼，她在房间另一边，仍然紧紧抓着她的包。不过搬运工在和她聊天，她还睁着眼睛。我很高兴她没有往这边看。“三处刺伤，”桑德拉说，朝哭声的方向示意，“整晚都没消停。”
我突然明白，她上的是昨晚的夜班，一直到现在：十四个小时，一直站着。人们好奇护士们是如何负担住在伦敦的成本的，但实际上她们根本不住在这里。大多数护士和桑德拉一样，从郊外赶来，路上两三个小时，再上十二个半小时夜班。
两个护士正在检查几小包红细胞上的标记信息，其他护士已经把除颤器贴在患者胸口，大家分配任务。
身前的机器突然警报大作，桑德拉立刻扑向那个被刺伤的伤者。我从床位前走开。“去一床。”她反复说。
搬运工帮我把贝蒂的推床推到隔间的另一边。
我们经过一个患者，她正在来回摇晃，看上去很可能会伤到自己：她躺在一张临时床铺上，一个安全的地方，地板上放着一些枕头。她需要暂时待在这里，直到被送进没有尖锐边角和物品的特殊病房。急诊室为精神疾病患者设立了特别房间，尽管特别房间总是不可避免地满员。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在紧急状况下是没办法等待的——普通患者可以等待十二个小时甚至更久，但急诊室的环境并不适合已经极度脆弱、神志不清的患者。
急诊室里负责精神障碍患者联络的护士通体文身，穿着一双鞋带磨损的马丁靴。她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了。责任的重负让她喘不过气，制度本身也在失效，但她仍不得不始终保持冷静。这个患者显然非常痛苦，正在费力地喘气，护士就坐在她身边的地板上，温柔地跟她低声说着话，偶尔还会遭到踢打。我不知道她要在这里坐多久。根据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卓越研究所的资料，一年内上报的针对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工作人员的袭击事件达六万八千六百八十三起，其中百分之六十九的攻击者都存在精神障碍。“上报”这个词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据估计，针对医院工作人员的暴力侵犯行为，每年将导致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损失六千九百万英镑。如果每个护士把每次袭击事件都上报又会如何？据我所知，这位坐在地板上的护士，根本不会为自己今天承受的拳打脚踢写什么报告。她只会一直坐在这里，不去计较患者做了什么，同时忽略自己身上的瘀伤。“看看这位可怜的护士，”当我们经过她身边时，贝蒂开口了，“他们给你们这些小姑娘的工资根本就不够。”
我们离开复苏区，经过急诊室隔间的门口，桑德拉仍然在忙碌。我们穿过主治区，经过走廊里一排躺在推床上的患者，他们在等待被送进病房。这些人都病得很重，急需床位，但病房已满；或他们已经经过分诊——病情的严重性已经得到评估，需要在四小时内获得进一步诊治，所以他们正在等待医生，但在这样的日子里显然需要等待更久。或始终无人问津，直到在推床上死去。
搬运工把贝蒂推到正在清理的空床边。一个我不认识的护士正忙着收拾床铺、椅子，把显示屏和手推车擦干净，一边还冲我笑了笑。墙上有一块白板，白板旁有一个水槽，水槽上放着一包手套，还有一小块放罩袍的地方。水槽上方备有洗手液和“希必洁”消毒液，以取代酒精消毒液，尽可能降低传染风险。我穿上罩袍，帮忙把贝蒂移到床上。还没等我开口说话，那个护士就冲了出去。“我去拿十二导联心电图。”她说。
贝蒂的状况比之前更糟了。她的脸似乎凹陷了下去，人在发抖，牙齿打战。她的面色跟她脑袋下面的床单一个样，整个人看上去仿佛要消失在云层里。我帮她把毯子盖上，动作尽量小心：她的皮肤就像纸一样薄，胳膊上带着深浅不一的瘀伤，仿佛一枝夏末将枯的玫瑰。毯子是蓝色的，有点扎人，盖好之后，她还在颤抖。
我给她又量了一次体温——把一个小小的仪器放在她的耳朵里，测量完毕后，仪器会自动发出哔哔声。贝蒂的皮肤倒不像之前那么冷了，但老年人的体温往往不易判断。有时，一个体温很低的老人——而不是很高——却可能患有败血症：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感染。我一直对体温，以及它得以维持人的生命正常运转的微小区间很感兴趣。为了维持生命，我们必须把自身的核心温度控制在相当严格的系数范围内。但我们却可以在严寒中生存：在冬天的户外濒于冻死的人能够有效关闭自己的大脑，由此形成一种保护机制。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恶性高热症，它是对麻醉药的一种罕见反应，会导致患者体温升高，直到大脑在颅内沸腾。
贝蒂的体温还算不上极端，但仍然很低，有些危险。我怀疑她家里一定没有暖气。在英国，数百万人缺乏生活燃料，付不起暖气费。“贝蒂，我去给你拿一个加温熊抱器过来，它能够吹热风，让你暖和一点，用起来可舒服了。刚才出去的那个护士去拿检查心脏的仪器了，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切是否正常。”“谢谢你，姑娘。不过我觉得还好。我不想麻烦你们。我看见你们都特别忙。我知道那个检查心脏的机器……”“一点都不麻烦。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帮助你的。”我对她笑了笑，握住她的一只手，轻轻捏了一下，“我去给你弄个三明治，再来杯茶，好吗？”
贝蒂笑了。“你人真好。”她说。“我去看看我能搞来点什么。”
我在旁边的小隔间里找到一台加温器，一个护士从旁边的帘子后探出头，朝我笑了笑。“这东西别的地方可没有。”他说。“五号床那个小姑娘，脸色是荧光黄的。”弗朗西斯科，一个我在护士学校时认识的西班牙护士解释说，一边朝我们走来。他站在我身旁，双手比画着说：“跟霓虹灯一个颜色，所以我们叫了儿科急救小组。我们西班牙可见不到小孩栽倒在水沟里，只有一只脚穿着鞋。但在这里，这种事儿太平常了。我们觉得她是自杀。肝损伤，扑热息痛过量，你知道的。我们开始给她治疗，把血样拿去做毒物检验。但等她醒过来，我们问她，她自己倒乐了。‘我没自杀，’她说，‘脸上是我自己涂的。’”弗朗西斯科钻到他的床位旁，把帘子猛地拉上。
我把机器拿给贝蒂，在路上买了个鸡蛋水芹三明治。三明治看起来干巴巴的，边缘是机器切的整齐弧形，看着让人没什么胃口。我很想给贝蒂切一片厚厚的新鲜面包，再涂上真正的黄油和果酱。
等我回来时，床边的护士已经连好心电图仪器，并且在贝蒂的胸前贴上月牙形贴纸。“他们说看起来还可以。”她告诉我。
我并不惊讶。贝蒂的丈夫死于心脏病发作，而她现在胸口发痛。尽管直接下结论绝不明智，但我敢肯定她会这样是因为惊恐发作。“好消息，”我说，“现在我可以让你暖和一点了。”熊抱器是用类似织物的白色波纹纸制成的。把它盖在贝蒂身上，接通电源，它就会把她包围起来，仿佛一个热气球。她的体温理论上每小时可以升高一度，而她同样很低的血糖——毫无疑问，是因为没怎么吃东西——在吃过三明治、喝过茶后也应当回到正常水平。找一个可以拉过来用的电源插座并不容易，所以我挪了挪椅子和一些可以移动的设备，也包括贝蒂本人。熊抱器终于启动了。“这真的像是拥抱。”她说。她看上去立马就开始有些好转，还把手放在胸前的戒指上。“熊抱器就是这样。我先走开一会儿，你在这儿休息，贝蒂，刚才那个护士待会儿就会回来，好吗？”
她点了点头，微微笑了笑。“这个材料，”她说，“让我想起我的结婚礼服。”
我看向熊抱器，又转向贝蒂的眼睛。她的眼睛正泛着光。我停住脚步。贝蒂没有病，没有动脉增厚，不需要借助手术、药物和医疗技术进行治疗。但她的确需要一些东西，一些护士可以给予她的东西。我又握起她的手，机器的温暖使我们两个人的体温同步。很难讲什么时候我的手开始变凉，她的手开始温暖我。“我们当时找不到做礼服的布料，”她说，“但是我们有一些降落伞绸。那时我们也吃鸡蛋水芹三明治，我记得这味道。我们还吃加冕[8]鸡，不过斯坦把葡萄干都挑了出来。我那老头子太可恶了，从来不吃水果蔬菜。”她笑了，“你知道吗，我以前经常偷着在他的炖牛肉里面‘加料’——捣一点胡萝卜和甘蓝放进去。但每次他都能吃出来。他会假装被噎住了，让我拍他的后背。这老傻瓜。”
如果一对夫妻一起生活了一辈子，当其中一位撒手人寰，那么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另一位也会随之辞世。我们当然没法在死因一栏里写“死于心碎”，但我相信事实就是如此。心碎的人不会再费心照料自己。他们不吃东西，不洗澡，不睡觉。他们一个人身处两个世界，因悲恸而全身发冷。
我发现贝蒂的家人没有陪在她身边，不像我祖父去世后我奶奶有人照料。没有人看着她好好吃饭，给她安慰的拥抱，让她生活在温暖的房子里，给她服适量的安眠药和热水。悲伤过度会引发生理反应，而一杯甜茶，实际上就能帮到休克的患者，让血糖回升到无危险的水平。甜茶可以防止癫痫、晕厥，甚至救人一命，而由严重疾病、悲伤过度或休克引发的血糖过低，要比你想象的更容易发生。它并不一定跟糖尿病有关，而且很容易解决；但一旦没能及时解决，便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贝蒂独居在自己的公寓里，这比任何科学仪器都能够更确切地解释她的健康状况和引发胸痛的原因，还有她为什么会狼吞虎咽地几口解决掉那个干巴巴的三明治。再次开口说话时，她脸色好了不少，身体也更加灵活，身子坐起来了一点。我站在原地，听她说话，握着她枯瘦的手，手上的皮肤跟波纹纸一样皱纹遍布。她说话时，渐渐停止发抖，最后身子平静而温暖。
我没法在她身边待太久。在病床的帘子后面，其他患者的家属正生着气；他们可能正盯着我，轻轻地来回踱步。我得赶快回到复苏办公室，填好今天的表格，送到相关部门。还有培训要进行，还有仪器要检查，而且我的上司肯定想知道我死到哪儿去了——他说我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有太多事要做了。
但我还是又留了一会儿，闭着眼睛，听她说话。贝蒂讲了一个很美的故事，只要我听得足够认真，我就不会再看到那个虚弱的老妇人，独自躺在医院的推床上。我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女人，身上穿着降落伞绸做成的裙子，正跟丈夫斯坦一起翩翩起舞。[1] 939年电影《绿野仙踪》中的插曲，按照故事情节，主人公多萝茜只要沿着“黄砖路”（yellow brick road）走，便可以找到巫师奥兹。[2] 丧亲办公室（Bereavement Office），医院中一个专门负责为过世者亲属提供咨询建议、移交遗物及办理各种手续的机构。[3] 一种“中间人”，通常受雇于医院，负责医患双方的沟通，帮助患者及其家属更好地选择医疗方案，同时将患者的意见反馈给院方，以优化其服务。[4] 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英国著名画家、版画家、讽刺画家和欧洲连环漫画的先驱。他的作品风格跨度极广，从卓越的现实主义肖像画到连环画系列都有。其现实讽刺风格深入人心，后来这种风格被称为“霍加斯风格”，他也被称为“英国绘画之父”。[5] 《金酒小巷》（Gin Lane），霍加斯的代表作，描绘贫民烂醉街头的场景，其中最著名的细节，是一个孩子从一个女人的怀中跌出，而女人因醉酒浑然不觉。[6] 复苏区（the resuscitation area），英国医院急诊室的一个特定区域，为昏迷患者（尤其是被救护车送来的）提供复苏治疗。大多数地区综合医院都具有这一功能区。[7] 绝地武士袍（tabards），《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中绝地武士的装束，亦音译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