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百科(第一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竭宝峰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军事百科(第一卷)试读：

前言

一个诞生了《孙子兵法》的国度，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度，一个曾威风凛凛的东方巨人，终于在十九世纪无可奈何地衰落了。曾几何时，这个国度曾最早使用金属兵器和战车，建筑了被誉为世界奇迹的万里长城，发明了火药、火器，诞生了姜尚、孙武、吴起等一大批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涌现出白起、韩信等无数用兵如神、百战百胜的著名将帅，创造了驱逐匈奴、连通西域、横扫欧亚大陆的历史神话。然而，先哲已逝，辉煌不再，战争带给这个国家的，更多的竟然是屈辱。时至今日，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依然能感受到这份屈辱所带来的隐痛。历史告诉人们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军事百科》一书告诉我们，当我们回首往事，为昔日的辉煌而自豪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昨日的屈辱，当我们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每一个理智的炎黄子孙都会感到肩负的历史重任。《中国军事百科》是一部全景式再现中国军事历史的大型图书，它在吸收国内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军事图文资料融为一体，直观地介绍中国军事历史的发展进程，全方位介绍中国军事的基础知识，内容涵盖中国军事的各个领域。

全书共分为四卷十二大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卷

国防历史

全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一致的原则，在把握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整体发展的基本前提下，以军队和战争的发展过程为主要线索，努力探索和再现武装力量在建设和运用中的运动轨迹，翔实客观地记述和评析了我国5000年包括历代军制、重要战争、武器装备、军事地理、军事后勤、军事思想、军事人物等有关方面在内的军事历史基本内容，力求正确地总结前人在军事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中国军事百科》的出版发行，为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华民族的悠久灿烂的军事历史，提供了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本书编纂出版得到许多前辈的关怀支持，同时，我们在编写过程中还程度不同地参阅吸收了有关方面提供的研究资料和历史资料。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意。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由于时间短，工作量大，可能有诸多不足，衷心希望各界及读者批评指正。《中国军事百科》编委会国防历史

历代疆域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东方大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灿烂的华夏文化。她那辽阔的疆域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民族历经了沧桑与变迁。

在原始社会中晚期，在古时神州大地的广袤地域内，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天我们祖国的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长期的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今冀、鲁、豫、苏、皖交界地区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方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涿鹿之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在距今约4600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进行了一场大战。这场大战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它也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较大规模的一场“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样，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据说蚩尤部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当时已经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擅长角牛氐，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部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后世所谓的“九州”。炎帝族为了维持生存，遂向同集团的黄帝部族求援。黄帝部族为了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答应炎帝部族的请求，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部族在涿鹿地区相遭遇了。当时蚩尤部族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一说72族），在力量上占据某种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部族便倚仗人多势众、武器优良等条件，主动向黄帝部族发起攻击。黄帝部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部族，并让“应龙蓄水”，即利用位处上流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部族的进攻。

这场“战争”，黄帝族虽经九战而九败（九为虚数，形容次数之多），但最后在玄女部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部族发动反击，终于一举击败蚩尤部族，并在冀州之野（冀州，即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战后，黄帝部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并举行了“封泰山”仪式，“命少清正司马鸟师”，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附众的氏族首领少清，统领九夷部众，强迫东夷集团同自己的华夏集团结为同盟，然后凯旋西归。

这场“战争”的大致经过情况是由神话传说所透露的，因此更具体的细节已无从考索了。但是神话毕竟是历史的投影，曲折地反映了事实的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涿鹿之战堪称为我国古代战争的滥觞。

涿鹿之战的结果，奠定了华夏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就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起来。

涿鹿之战后，我们的祖先，在华夏这块土地上，经过漫长的原始社会后，出现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这时，原始公社被彻底解体，阶级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正式出现了。到商朝，开始有了文字和历法，历史离开野蛮时代而进入文明时期，“国家”的形成也更加完备，随之便自然产生了国家的疆域和边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家版图。此后，从秦朝到清朝（前221年～1911年）的2000余年，共经历了16个主要朝代。这期间，中国出现过全国多民族大统一，国家版图广阔的“热胀”时代，也出现过地方割据，民族分裂和被外敌割占领土的“冷缩”局面，疆域时有变更。

国家版图的变迁，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历史现象，它与各个时代的国际环境和一个国家在这个时代所奉行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政策，都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综观历史，大凡在政治修明，国家实力强大，经济发展并勇于面向世界的时代，民族便呈现统一和兴旺，国家版图便十分辽阔和巩固。反之，在政治腐败，经济萎缩，轻视武备的历史时期，就必然出现民族分裂，甚至遭到外敌欺凌，主权遭践踏，领土被割占。这种版图时大时小的情况，就类似于物理学中的“热胀冷缩”现象。

我国历史上的秦、汉、隋、唐、元、明、清等王朝，基本上都是全国多民族统一的政权。这些封建王朝的疆域，是历史上中国版图的重要标志。秦、汉时期的疆域

从夏朝的出现，到秦朝的统一，经历了500多年的漫长岁月。

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前16世纪，汤灭夏，建立了商朝。前11世纪，周武王利用商朝纣王残暴奢侈，引起人民和各小国强烈不满的有利形势，在商朝社会矛盾最为激化，且对东夷战争十分疲乏的时候，联合起800多个反对纣王统治的小国和西南方各族武装，向纣的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进攻，开始了空前的“武王伐纣之举”。牧野一战，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奴隶制王朝西周。公元前770年，周的封国和其他小国逐渐强盛后，又纷纷脱离周的约束。这时，周的国力也日渐衰落，再无力挽回四分五裂的局势。各诸侯列国争霸的结果，加快了西周的崩溃。周王室历尽坎坷之后，被迫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史称东周。

东周的历史包括春秋（前770年～前476年）和战国（前476前～前221年）两个时期。这500多年，是我国政治发生重大变局和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相传西周时期共分封了1800多个诸侯国，到春秋时期兼并为100多个，而在政局上起作用的只有十几个。到战国时期，就只剩下7个大国和十几个小国了。

战国时期（前476前～前221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各诸侯国的制度、文字、度量衡、田亩大小，车轨大小等都不一样，这对封建经济和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同时，几百年来的兼并战争，人民担负着繁重的战费和兵役，渴望能过和平的生活，盼望中国能得到统一。再加之新登上历史舞台的地主阶级，也要求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专政。因此，在新兴的地主阶级的推动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开展了“变法”运动。李悝在魏国实行变法，吴起也在楚国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则是其中比较彻底的一场地主阶级政治革命。

秦国颁布的两次变法令规定：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军功；建立县制；奖励耕织。经过商鞅变法，秦国成功地废除了旧贵族政治特权，加强了国君的权力，使封建经济的发展比其他六国快，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秦国富强起来以后，开始向东发展势力。到战国晚期，秦国政治上采用“连横”，外交上采取离间，军事上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后打败了韩、魏、楚国，夺得了大片土地。公元前256年，秦灭了东周。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10年间，秦王嬴政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实现了统一全中国的宏愿，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秦王朝。秦朝在全国设36郡（后增至40郡），郡下设县，实行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全部统一在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对内加强控制，实施中央集权式管理；对外进行武力征伐。为了防止六国残余势力的反抗，把12万官户统统迁到都城咸阳分散居住，以加强控制和管理。在内部基本整顿好以后，为了解除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秦始皇果断地决定北击匈奴，以蒙恬为将，领兵30万，开始了反击匈奴贵族的战争，夺回了河套一带广大地区，并在那里建筑城邑，设置了44个郡县。接着又将内地的人民迁徙到那里居住，充实武备，巩固边防。这不仅便于全国行政建制的统一，而且具有加强军事防卫的意义。

公元前214年，秦朝又派军南进，统一了珠江流域的越族，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等3个郡，并迁移50万北方农民到这些地方与越人杂居，共同建设和保卫边疆。

但是，偏远的北方仍不时受到游牧民族的袭扰，秦军鞭长莫及，对其征伐常常是劳师误时。于是，秦朝又征发天下工匠农夫，大规模地修筑长城。这项巨大工程，把战国时期的秦、赵、燕3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再向东、向西延伸，筑成了一道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城防工事。这就是堪称世界军事工程史上伟大奇迹的“万里长城”。

秦统一中国后，不仅重视巩固当时的陆地疆域，而且对海疆的巩固和发展也很重视。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东巡齐地时，就曾沿着渤海南岸，巡视了山东半岛各重要港口。公元前215年，他就到了渤海北岸的碣石。五年后，他又沿山东半岛航行一周，在会稽岭和琅玡山立下了“功名会稽岭，骋望琅砑台”的石碑。如今，这块石碑就成了他重视海疆防务的历史见证。

秦王朝的疆域东至海，南到象郡（今崇左），西至陇西（今甘肃省临洮南），北到长城一带。这是当时确定了中国的疆域，疆域内的居民基本上是汉族，秦以后的中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向外开拓发展的。

秦始皇所作的上述事业，对于国家的统一、发展和巩固，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也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但是，秦始皇执政后期，政治上日益腐败，造成经济严重衰弱，引起了国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秦始皇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把民间藏书都收起来烧毁，又把460个对他有不满言论的儒生活埋了。这两件事历史上叫作“焚书”和“坑儒”。加之，他不顾民众的死活，一再加重剥削压榨人民钱财，不断摊派繁重不堪的徭役，为自己大造宫室和预建坟墓，到秦二世执政时期，这种状况依然有增无减，终于激起了全国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

秦末农民大起义迅速摧毁了秦王朝的统治。在许多起义队伍中，以项羽和刘邦的实力为最强。项羽是楚国贵族，在起义军中他自封为“西楚霸王”，他粗暴骄傲，不会团结和任用贤才；在打败秦军后，又推行旧的分封制度，把六国贵族分封成许多独立王国。这是违背人民统一愿望和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倒退行为。因此，在这一场争夺天下的大决战中，项羽注定要败在出身平民，但却善于用贤驭军的刘邦的手下。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封地为今陕西汉中）。项羽和刘邦为争夺全国的统治权，进行长期的战争，史称“楚汉之争”。结果项羽“霸王别姬”，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

西冯汉王朝初年，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尽量避免与北部边疆的少数民族——匈奴发生大地规模的战争，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以求得妥协。但是，匈奴族的贵族奴隶主集团还是经常袭扰汉的北部边郡，给那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严重威胁着汉朝的统治政权。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汉朝的国力已空前增强，对匈奴反击作战的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汉武帝适时地对匈奴实行了从消极防御到积极反击的战略转变，集中全国的力量，对匈奴开始了反击作战。

根据汉武帝的旨意，从公元前127年到公元前119年，汉军在优秀的青年将领卫青、霍去病的指挥下，先后在河南（指黄河河套以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漠南之战”、“河西之战”以及“漠北之战”等三大战役，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使匈奴族丧失了对汉军反击作战的有生力量，再不敢在沙漠以南建立王廷了。

汉对匈奴作战的胜利，给北部边郡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宁。后来匈奴贵族内部分裂，南匈奴向汉王朝投降，仍要求“和亲”，以取得汉朝的支持，汉朝便把宫女王昭君嫁给匈奴的单于，就是历史上被广为传颂的“昭君出塞”，但这与汉初屈辱的“和亲”政策相比，性质截然不同，完全是为了边疆和平和民族友好。此外，汉武帝还先后迁徙了100多万内地人民到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居住，让他们在那里与少数民族一道屯田生产，建设边疆，实边固防。

汉朝时期，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和新疆天山南北等地区，称作西域。当时的西域，有大大小小30多个国家，多数从事农耕，少数地着游牧生活。西汉初年西域被匈奴征服，每年被迫交纳很多的财物。汉武帝时期为了削弱匈奴的势力，解除匈奴对西汉的威胁，武帝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西域各国为反击匈奴作战略准备。

张骞第一次出使匈奴，因河西走廊还控制在匈奴人手里，张骞被单于扣留了10年，才得以脱身逃走，后经许多国家才辗转回到汉朝。这次经历，使张骞熟悉了西域各国的国情和匈奴占领区的地理情况，为汉军征伐匈奴发挥了重要作用。

霍去病率军打败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以后，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各国。张骞的这次西域之行，和许多国家建立起了联系，发展了汉朝同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并进而沟通了中国同西亚和欧洲的通商关系，开辟了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进行军事、政治管理，保护商旅往来，这便是西域地区正式归附中央政权的开始。

此外，汉武帝还派兵开发了两广、岭南地区，统一了四川、贵州、云南的许多部落，并开始与朝鲜、日本等国有所接触。

公元前51年，匈奴降汉，成了西汉王朝的属国。由于匈奴的降服，西域的开辟，西南的巩固，西汉时代的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面和南面至诲，西面扩展到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葱岭，北面远至大漠，西南延伸到云南、广西等地。隋、唐时期的疆域

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末，即从曹丕称帝、建魏（公元219年）到唐末的600多年里，前300年又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就取材于这个时期的前期。“三国鼎立”及其前后的中国疆域“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去，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是东汉帝国分裂前，一位名叫王粲的诗人，对当时人民在混战中的悲惨生活生动描述的一个片断。

东汉末年，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互相展开争夺残杀，在这场空前的大混战中，许多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相继被吞并，最后剩下曹操、刘备和孙权三家争夺天下。曹操和刘备都曾直接镇压黄巾军，孙权的父亲孙坚也镇压过黄巾军，他们都从镇压黄巾军中扩充了兵力，在互相吞并中夺得了地盘，逐渐壮大的。其中以曹操实力最强，他把东汉傀儡皇帝控制在自己手里，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史称“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先后消灭了比他实力强大的袁绍、袁术等割据势力，控制了黄河流域，便向南扩张，来争夺长江流域。

刘备的力量虽很单薄，但因他是汉的宗室，有一定号召力，加之有精通政治和军事的诸葛亮出谋划策，还有关羽、张飞等能征善战的勇将，实力也不可等闲视之。

孙权继承的是父兄打下的地盘，占据着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有一定的实力。

公元206年，曹操不战便夺得了荆州，进而兵逼孙权。这时刘备还未恢复元气，只有1万多兵，便与孙权结成同盟，共同抗击曹操。公元208年，孙、刘联军在赤壁大败曹操。曹操兵败后，不得不率领残军逃回北方。赤壁之战后，曹、刘、孙“三国鼎立”的局面便进一步形成了，曹操在北方建立魏王国，刘备在成都建立汉国，孙权则在建业（今南京）建立起了吴国。公元263年，魏司昭派兵首先灭了汉国；265年，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废了魏皇帝，建立晋，史称西晋；280年，晋又灭吴，至此三国分立的局面遂告结束，统一于晋。

然而，刚刚在长期战争以后统一起来的西晋王朝，由于统治阶级的荒淫腐化和内部的战乱（史称“八王之乱”），统治力量不断遭到削弱，这时，长城外面的一些少数民族向长城内迁徙，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部落的人，历史上称他们为“五胡”，即五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的上层贵族，趁西晋王朝发生“八王之乱”之际，举行叛乱。最后，西晋王朝被匈奴所建的汉国灭亡，黄河流域先后又出现了16个由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国家，互相吞并厮杀。后来，黄河流域的各少数民族又逐渐统一为北魏。西晋灭亡后，汉族统治阶级南迁到长江流域，重新建立起了东晋王朝，一度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东晋最后又被刘宋所灭，长江流域历经宋、齐、梁、陈4朝，历史上称这一段历史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最后为北方的隋王朝所灭，中国经过了300年的分裂之后，又走向了统一。隋朝疆域

中国经过300年的大分裂以后，北朝的农业比南朝发达，经济基础也较稳固，公元581年出身于北朝西魏、北周官僚贵族，官至北周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的杨坚，在周宣帝死后，周静帝年幼，国内动乱之机，代周称帝，建立隋朝，史称隋文帝。公元589年，杨坚又挥军南渡长江，灭亡了南朝的陈，使分裂了几百年的中国，重新统一于隋王朝。

经长期遭受分裂和战乱取得统一的隋王朝，经济凋敝，国力虚弱，人民渴望和平安定和恢复生产。隋文帝杨坚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位期间生活简朴，对贪官污吏的刑罚很严，并从富国强兵入手，采取一系列整顿和改革措施，以增强国力和军力。在政治上，改革官制，确立三省制，罢郡为州，简化地方行政机构，规定各级官吏均由朝廷任免，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以才选人。在经济上，颁布均田和租调新令，减轻赋税徭役；整顿户籍，扩大垦田面积，兴修水利，储粮备战备荒。在军事上，进一步深化始于北魏、北周以来的军事改革，确立府兵制，把军事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重视武备，训练出了一支较有战斗力的军队。同时，在对敌战略上采取政治上离间、分化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

由于隋文帝励精图治，隋王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日益强盛，终于使秦汉以来的我国疆域又逐步得到了恢复。为了加强南北交通，隋王朝于公元608年先后征发民工200多万人，开凿出一条贯通中原南北的大运河。这条举世罕见的人工运河，全长4000多公里，以洛阳为中心，东北通到涿郡，东南通到余杭，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流域。大运河的开通，对我国南北地区的经济交流，军队作战的机动和巩固隋朝对全国的统治，起了重要大作用。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隋朝以前称夷州，隋改称琉球，我国高山族人民很早就在这里开发、生息，三国时期，吴王孙权曾在公元230年派遣卫温和诸葛直二将军领兵1万人航海到台湾。公元607至608年，隋朝也两次派朱宽到琉球（即台湾）。610年又派陈棱、张镇周率兵万余人，从义安（今广东潮安）泛海到琉球驻扎，以加强台湾的军事防务。

但是，炀帝杨广篡夺皇位后却倒行逆施，荒淫无度。对内残酷剥削和实行野蛮统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三次兵败高丽，进一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灾难。隋文帝时代人民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他的手中被挥霍殆尽。最后，把一个统一了仅28年的中国又变成了四分五裂的世界。唐朝的疆域

公元618年，腐朽的隋朝为唐所灭。唐朝统治中国近300年之久，其版图东到大海，西达咸海，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库页岛一带，南及南海。是我国历史上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疆域广大的时代。

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总结前代统治阶级的经验，适时地调整了统治政策，采取为政清廉，轻徭薄赋，选用贤才，加强中央集权，团结各族人民，发展社会生产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使国家很快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在后来的武则天和唐玄宗执政期间，又继续奖励农耕，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史称“开元盛世”。不论是“贞观之治”，还是“开元盛世”，唐王朝除了政治修明，注重发展经济之外，都十分重视

国防建设

公元630年，唐军大破东突厥后，对数十万突厥降民采取保全其部落，顺应其风俗，教之以礼仪，并全部安置在河套一带游牧戍边。后来，西突厥的贵族主动接受唐的册封，承认唐朝中央政权的领导。公元640年，唐朝为了加强对西突厥地区的管理，在高昌（后来移至龟兹）设立安西都护府，负责管理天山以南至葱岭以西、阿姆河流域的辽阔地区。公元702年，唐朝为巩固西北边疆，又在庭州设立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

安西、北庭都护府，是唐朝设在西域地区的两个最高统治机构，统率几万边防军，保卫着我国的西北边疆的安全。尤其是安西都护府，掌管着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重兵，对巩固西北边防和维护中国通往西亚的陆路交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回纥是维吾尔族的祖先，居住在色楞格河一带，过着游牧生活，他们性格剽悍，擅长骑射。唐王朝在攻灭东突厥后，回纥逐渐向南发展，同唐朝的接触密切起来。公元744年，回纥首领骨力裴罗统一了回纥各部，控制着东自黑龙江上游，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唐对回纥采取团结和睦的政策，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从而使辽阔的北部边疆统一到了祖国的版图之内。

公元7世纪初，西南边境的吐蕃（今西藏自治区）国王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松赞干布仰慕大唐威望，多次遣使向唐朝送礼求婚。唐太宗便将文成公主允嫁松赞干布，谱写了一曲不朽的民族团结的历史佳话，促进了藏、汉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联系与交流。公元710年，唐中宗又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首领赞普赤德祖赞。赤德祖赞在上唐中宗的表文里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东”。这就进一步密切了唐、蕃的关系。

我国东北边疆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很早就居住着今天的满、赫哲、达斡尔等少数民族，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和汉族人民共同开发了这块土地。公元698年，大祚荣统一各部落，建立政权。公元713年，唐太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从此，这个政权就以渤海为号。公元722号，唐朝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伯力设立勃利州，726年又在黑龙江流域设黑水都督府。此外，在乌苏里江流域和滨海地区还设有忽汗州、率兵府等机构。

现在彝族和白族的祖先在唐朝初年称作“六诏”，六诏里最南面的叫南诏。南诏最附唐朝，并接受唐王朝的领导。公元738年，唐玄宗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并允许它合并其他五诏。促进了云南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巩固了唐朝对西南边陲的统治。

唐时，南海诸岛已正式纳入我国疆域，属崖州都督府管辖。同时，台湾岛和大陆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元、明时期的疆域

元代与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疆域广阔，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疆域较巩固的辉煌时代。

公元1271年，来自中国北方的蒙古贵族统治者忽必烈，继成吉思汗等统一蒙古，征服欧亚之后，在南下侵宋的过程中建立了元朝。尔后，忽必烈继续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亡了南宋王朝，最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使中国呈现出空前的大统一局面。

元朝时的中国，疆域广大，较之汉唐盛世更加辽阔，其领土东北至鄂尔库次克海，北至西伯利亚大陆，西至新疆，西南至西藏、云南，南至印度河流域，东至于海，横跨欧、亚两洲。大元帝国，这个从游牧民族发展起来的军事帝国，它所夺的每一寸土地，几乎都是从战争开始，以武威获得而告终的。

大唐王朝在经过300余年的盛世以后，由于藩镇（节度使）割据，军阀混战，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和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在神州大地点燃了以王仙芝、黄巢为代表的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唐末农民大起义被唐王朝残酷镇压后，唐代的统治也随着覆灭了，一个统一的中国再次陷入了五代十国的军阀大混战之中。在军阀混战中起家得势的宋太祖赵匡胤，虽然陆续消灭了南方各国的割据政权，建立一个所谓统一的宋朝，但远不能跟前代汉唐盛世相比，是微弱和不完整的统一，他只重视了消灭内部的割据势力，忽视边境防务。对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国无可奈何，对后晋割去幽蓟16州的土地也无力收复，企图以屈辱求得边境的安宁。宋王朝先是对北方的辽国（契丹族）和西北的夏国（党项族）用“岁币”求和，在联合东北新兴的女真族金国灭了辽国后，又用屈辱投降政策对待金。北宋王朝后来由于内部投降派得势，终于招致女真贵族占领中原，连徽、钦两帝都作了金的俘虏。南宋建立后，最高统治者仍执迷不悟，继续重用投降派，从而扼杀了抗战派和广大爱国军民的抗金事业，进一步屈辱投降，称臣割地、以致引火烧身，最终走向了被灭亡的道路。

正当中国几个分裂的少数民族日益腐朽，南宋王朝江河日下的时候，我国北方大漠上的蒙古族，则在“一代天娇”成吉思汗的统领下，迅速强大起来。它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东征西伐，统一蒙古，攻灭西夏，加兵金朝，扫荡中原，饮马长江，最后灭亡了南宋，开始了入主中国和征服欧亚的宏伟历史。

蒙古族是我国境内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过着游牧生活，并兼以狩猎。统一前，各部落之间为掠夺财富，经常相互进行战争。在这种“天下扰攘，相互攻伐，人不安生”的血族复仇的动乱年代，蒙古人民生活非常痛苦，早就渴望统一。在长期的部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铁木真，不仅敏锐的看到了这一历史潮流，而且开始以实际行动来顺应人民的这一愿望。

经过长期苦战，公元1206年，铁木真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实现了统一。在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至大沙漠，北达贝尔加湖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蒙占历史上第一个军事奴隶制国家。同年，蒙古各部在斡难河河源召开大会，正式推举铁木真做大汗，尊称“成吉思汗”。“成吉思”在蒙古语中，是强大、巩固的意思，“汗”，就是皇帝。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推行军政合一的“领户分封”制，较快地实现了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各封地内的牧民必须向政府和封主交纳物品和担负军役；这些牧民被编为十、百、千、万户，是一种在奴隶主新贵族统辖之下的军事组织，平时畜牧生产，战时出征作战。这就是蒙古人所谓的“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人皆为兵的制度。

蒙古国没有固定的疆域防守，其国防纯属攻势。成吉思汗的策略在于强化战争机器，壮大军事力量，它对内采取强有力的军事统治，防止各部落的分裂；对外以进攻的态势，进行武力征服。蒙古统一以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

公元1209年，蒙古军大败西夏；1218年，蒙古军攻灭了西辽，1234年又攻灭了金朝。至此，中国由几个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转变为蒙古与南宋的对峙。

公元1235年，蒙古贵族对南宋王朝展开了全面的军事进攻。至1279年，已建立元朝并迁都大都（今北京）的元太祖忽必烈，对退守厂圭山（今广东新惠县南海中）的宋朝发动最后进攻，灭亡了南宋，中国复归统一。

从蒙古统一到整个中国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长期割据的分裂局面，重建了幅员辽阔的国家，对于促进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因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有贡献的著名帝王，他们所建立的大元帝国更是古今中外“以兵立国”的典型。

元朝统一中国后，面对辽阔的疆域和众多的民族，特别是还不稳定的政局，元世祖忽必烈采取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改革相结合的措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坚决打击和镇压反叛势力，注重从体制上改变蒙古人落后的部落分封的奴隶制的统治方法，消除诸侯分立，相互争夺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忽必烈还吸取了一些汉族封建统治的制度：

首先，元朝在中央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设机密院掌管全国军事；设御史台负责对封建官员的监察；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辅佐皇帝发布政令，同时直接管辖大都及其和它邻近的地区。在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管理。行省中的岭北行中书省，包括今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一带；辽阳行中书省，包括黑龙江中、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西伯利亚东部地区。其他行省的范围，一般都比现在的省大，或者包括现在的几个省。边远的云南地区，也建立了行省。那时我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有了更新的发展。元朝在澎湖设置了澎湖巡检司，负责管理澎湖和台湾的行政事务。

元朝还在中央设立了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并向西藏地方委派官吏，驻扎军队，清查户口，征收赋税，实行有效的管理，使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

其次，废除了地方长官世袭制，采取定期和不定期轮换的办法，分化和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势，加强皇权，确立皇帝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同时，对朝廷的有功之臣将封地改为赐田，使拥有封地的贵族只能成为一般地主，难以自立为王。

其三，元朝在军事制度上解除拥有武装的地方豪强的兵权，由军政机构统一统率全国武装力量，集兵权于中央之手，减少割据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与此同时，元朝还建立了两支担负不同任务的军队，一支是由皇帝直接掌握的战略机动部队，称宿卫军或朝廷禁军；另一支是归枢密院调遣的镇戍军，其任务是担负地方的镇戍和保卫边疆的安全。

在海防事业方面，元朝已建立起一支规模较大的海军，并在边防地区的重要港口设立万户府，有海军长期镇守。

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幅员最大的国家。元代的封建帝王，特别是立国之初的几位皇帝，为巩固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利益所提出和推行的治国治军思想和策略，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所推崇。然而，由于蒙古贵族统治者以优等民族自居，对汉族及其他民族倍加歧视和压迫，对外不断进行侵略和杀戮，不仅使各族人民受到了巨大的损害，而且也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个以侵略扩张为目的的封建王朝，尽管建立了当时“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宏伟帝国”，但在经历了忽必烈时期18年和元成宗铁穆耳统治的13年盛世之后，也不得不在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中，在政治、经济、军事的腐败中，最终走向了衰亡之路。

公元1368年，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朱元璋，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后来，就是率领的一支起义军，由于实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政策，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剪灭群雄，摧毁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大明王朝。

明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一面着手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增加财政收入，巩固已取得的统治；一面继续用兵，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完善周边疆域的防务，明王朝从加强对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人手，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策略。洪武年间，明朝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立乌斯藏都指挥司，委派藏族上层僧侣充任宣慰使、宣抚使和安抚使等官职，赐给他们印信，借他们在藏族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对西藏实施有效的管理。接着，明王朝又封哈密的统治者为忠顺王，代理朝廷总管西域事务。

云南、贵州和两广地区，长期以来就是苗、瑶、彝、侗、僮、黎、傣等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历代封建王朝的中央政府，其权力很难扩展到这一地区。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明王朝先是在这些地区设立土司，后改设流官，专门负责这些地区的防务管理。

为了有效控制边远疆域，公元1409年明王朝的中央政府在东北地区设置了奴儿干都司，负责管理西起额嫩河，东至库页岛，南濒日本海，北抵外兴安岭的辽阔地区。并在那里驻守军队，设置驿站。其中一条主要的驿站线，北起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城，南接辽东，一直通往都城北京。

明王朝从其建国开始，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用了将近200年的时间，修筑、加固了北部长城。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气势雄伟，蜿蜒13000多里。明代长城大部分至今仍基本完好，成为世界上的一项伟大的古老工程，被现代的一位外国政治这家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明王朝的统治者除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了陆地周边防务外，还继承了元朝重视海防的传统，继续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理台湾和澎湖的军务，并于明洪武初年，开始在沿海设置卫所，建立水军，以抵御倭寇。到了明朝中期，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已分别建立了54个卫所，（每卫约5000人）；127个千户所（每所约1000人）；230个巡检司；1338座烽墩烽堡，有效地防御了倭寇对我海疆的入侵和骚扰，维护了元代以来统一起来的辽阔疆域。清朝的疆域

清王朝建立之后，经过一段休养生息，到康熙、乾隆年间，史称“康乾盛世”，国家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国力强大，幅员广阔，其疆域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到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南至南海诸岛，堪称当时世界上的一等强国。

然而，也是这一时期起，由于封建制度的固有缺陷，清王朝的统治者盲目地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梦呓中，抱残守缺，不思改革进取，赶上当时世界飞速发展的历史潮流，开始“落日的辉煌”的悲剧中。从18世纪中叶起，清王朝的统治日渐衰败。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先后打开了中国的海疆和陆疆大门，接踵闯入我国境内，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割去了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华民族从几千年来的兴盛强大，一下走到了屈辱与垂危的边缘。

清王朝前后期疆域的两大显著变化，是历史上中国版图的最后一次“热胀”与“冷缩”，它深刻地反映了清王朝前后期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兴衰状况。清王朝初期的疆域

明王朝前期，散居在长白山黑龙江一带的女真族的建州部逐渐强大起来，其首领爱新觉罗氏，曾接受明朝所封的官职。后来，女真族的努尔哈赤（清太祖）统一了各部落，并树起了反明的旗帜。163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清太宗）立国，并自称皇帝。

清王朝建立后，因朝鲜仍支持晚明政权，就发兵侵略朝鲜，迫使朝鲜投降称臣。然而大举向明进攻，攻破正东的直隶（今河北省），兵逼北京城下。这时，腐朽的明朝统治集团已无力抵御边患。清军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协助下，先镇压了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并灭亡了明王朝。

刚刚建立起来的清王朝，政局极不稳定。到康熙亲政时，南方还有吴三桂等“三藩”割据数省；东南海上有郑成功的后代占据台湾；西北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子制造民族分裂；沙俄侵略者又凯觎我国西北、东北边疆。一个偌大的中国，实际上没有统一。于是，康熙帝便开始了实现全国统一和反对早期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军事斗争。公元1637年，康熙帝毅然下令撤藩，并派遣大军，经过8年南征北战，平定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以及一些地方官员联合发动的叛乱，使中国避免了又一次大分裂。

1683年，清军胜利进驻台湾，并设置一府三县，隶福建省，驻守重兵。这样，长期与大陆分裂的台湾地区，又重新获得了统一，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685年，清政府派军进攻侵入我国黑龙江游域的沙俄侵略军，摧毁了俄军在雅克萨建立的侵略据点，赶走了侵略军，并迫使沙俄政府同意进行谈判，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往东至海为界，外兴安岭以北，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以西属俄国，外兴安岭以南，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以东属中国。条约明确划定了中俄两国东段的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1690年至1697年，康熙帝三次率军亲征西北，打败了准噶尔贵族的分裂势力，有效地控制了漠北蒙古。1733年，清政府设置将军，驻乌里亚苏台，统辖噶尔噶四部和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二区，加强了清政府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1755年至1758年，清政府再次向西北用兵，会攻伊犁，平定了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撤纳与沙俄勾结发动的叛乱，挫败了沙俄企图分割我西北地区的阴谋。

在此期间，清政府还派兵平定了回部贵族大和卓和小和卓兄弟发动的叛乱，重新统一了新疆地区。1762年，清政府在新疆设伊犁将军，统治天山南北两路，并在新疆各地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哨所），进一步加强了西北地区的防务。

清王朝初年，清政府就着手稳定西藏局势，正式赐予喇嘛教首领五世达赖和五世班禅以“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还规定了以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的制度。1727年，清政府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常驻拉萨，同达赖和班禅共同管理西藏，使清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清朝前期对海防建设也较为重视。早在清军入关以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就率水师统一了黑龙江中下游和滨海地区各部落。入关后，更加重视海疆防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先后建立了沿海水师，设立水师提督，并在各海防要地，增设和改建了许多海岸炮台和建造船厂。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对沿海岛屿的管理。那时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均属琼州万州所辖，

清王朝前期，在国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和经济、文化的联系与发展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对外，积极进行了反对早期殖民主义者侵略的斗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清朝后期的疆域

清王朝后期，中国封建社会便进入了衰世。正当中国社会穿着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小鞋”而步履艰难之际，17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接着西欧各国相继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桎梏，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资产阶级不断去寻找和扩大新的原料产地和新的商品销售市场。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亚洲、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先后都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接着，侵略的魔爪开始伸向东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封建落后的中国，首先成了英国强盗眼中的肥肉和吞噬的对象。于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上百年间，中国便一直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对象。

从1840年到1919年的80年里，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侵略战争，把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据不完全统计，80年里，共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条款700多个，其中同清政府签订的就有500多个，同北洋军阀签订的有100多个。逼迫清政府割地多达440多万平方公里，赔款约8亿2千万两白银；开放口岸多达82个。这些不平等条约，就是一些套在中国这个世界巨人身上的沉重镣铐！这些不平等条约，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抢劫和侮辱的铁证！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并享受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使中国主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英国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

1911年10月，在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这场革命的成果却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窃取。他对内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实行封建军事独裁统治，对外继续出卖国家主权，充当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工具。在袁世凯被赶下历史舞台后，中国国民党领导的的中华民国诞生了。然而，这时的帝国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为了摆脱困境，决定趁蒋介石全力进行大规模内战的机会，大举侵略中国，妄图把中国变成它一家独霸的殖民地。1931年“九·一八”事件以后，由于蒋介石采取消极的不抵抗政策，使日本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占领了我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的广大领土以及全部领海和我国西南的部分地区。

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为重，摒弃前嫌，同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抗日军民，经过8年的艰苦奋战，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了解放战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才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主权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今天，我们伟大祖国除台湾、南中国海的一些岛屿外，已是边有边防，海有海防，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广大的边疆各族人民，日夜保卫着我们神圣的祖国边防，保卫着边疆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和平劳动和幸福生活。国防建设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防措施

翻开我国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五百余年的历史画卷，无处不见戈戟狼烟、铁马突奔。“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大国兼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新兴的地主阶级战胜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弱肉强食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相传西周初期，天下有大小诸侯1200余国，经过弱肉强食的激烈兼并战争，到战国后期，就只剩下七个国家。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的奴隶剥开始瓦解、封建制度开始形成及确立的历史大变革时期。新旧两种制度的变更，不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而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的形式来实现的。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先进生产关系的逐步形成，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国家形态、社会经济都较前有了大的发展，并影响到国防的形态和国防实践。这一时期的国防，因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形态诸因素的影响，呈现出独有的特色。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中，“国不富”则无称雄之本；“兵不强”则无争霸之力。国贫兵弱，就可能被蚕食兼并。各诸侯国为了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非常崇尚武备，重视国防建设，采取各种办法富国强兵，图强称霸。这一时期主要各诸侯国的国防，呈现出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修明政治，变法图强。周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衰退，诸侯国力量的日渐增长，必然导致权力和领土的再分配。在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争雄图霸及兼并战争中，各诸侯国间的国土疆域，随着实力的消长，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呈现出国无定局，疆无定势的纷争局面。各诸侯国为适应丧武必亡的历史发展潮流，避免在弱肉强食兼并的战争中被蚕食或消灭，都在积极改革政治、变法图强，采取重武备、蓄战力、修政治、行变法，对内富国强兵，扩充武力；对外“兼昧攻弱”，扩展疆域。如：齐桓变法，称霸东方；秦孝图强，称雄西域；成王法兴，楚问九鼎；胡服骑射，兵强马壮，等等。二是繁荣经济，裕民固本。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达到自强称霸的目的，无不重视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力、充实武备。这也是这一时期经济繁荣、昌盛的社会原因。为发展经济，加强武备，各诸侯国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废除井田，推行赋税；销山煮海，繁荣工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建立赎刑，聚敛兵器等，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加强了国家武备建设。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春秋时期的齐国与战国时期的秦国。经济的繁荣，依赖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取决于生产力的解放程度。春秋时期商贾出身的管仲出任齐相后，为使齐国富强，首先从整顿国政入手，推行乡制，发展经济。他分全国为21乡（每两千家为一乡），其中工商乡6，士、农乡15。乡制使工商专心本业，免服兵税，主要从事生产贸易以裕财源。他奖励商人通行于各国之间，广泛开展“国际”贸易，并利用齐国渔盐之利的优势，设盐官煮海为盐，设铁官制家具，销山铸钱，调整物价，以多种渠道发展商业，促进了齐国经济的繁荣。齐国如此，其他诸侯国也很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据史书记载，晋国大商人坐着金玉装饰的车子，穿着刺绣华丽的衣服，结接诸侯卿大夫。在郑国，国君和商人签订盟约，以国君不侵犯商人的利益为条件，使商人保证不迁移到别国去。郑国重视商业和商人，商人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如郑国商人弦高潞遇秦军偷袭郑国，便假托君命送牛犒师，使秦军疑郑国已有准备，遂撤军而回。发展农业，积蓄粮食，是各诸侯国发展经济，以图争霸的主要内容。战国时期的秦国，以商鞅为相实行变法，就强调鼓励个体家庭经济，发展农业。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对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而贫困的，把其全家作为官奴。三是改革军制，演武练兵。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军队武器装备的更新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加强国防建设，都十分重视发展军事技术和改革国防领导与军队体制。西周时期，军权完全控制在周王手中，只有被周王封为诸侯之首的“元侯”，才允许建立一定数量的常备军，其他诸侯国只能建立常备卫队，有的连建立正式常备卫队的权力也没有。西周末期，诸侯国势力开始崛起，诸侯国纷纷建立自己的军队，但周天子仍用王室建三军，大诸侯国建二军，小诸侯国建一军的制度加以约束。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纷纷扩大军队规模，增加编制员额，加强军事实力的竞争。春秋前期，大国如齐、鲁、晋、秦等，兵力一般为3万左右；到春秋末期，兵力就增加至10万左右。这些军队的编制以晋国为例，晋献公十六年（前661年）时，开始扩编为上、下两军，晋文公四年（前638年）又扩编为上、中、下三军。次年，在三军之外再增编三支独立的步兵部队——三行。晋文公八年（前629年），又将三军和三行改编为上、中、下三军和新上、新下五军。晋景公十二年（前588年），又扩编为上、中、下和新上、中、下六军。这一时期，随着军队建制的扩大，数量的增多，新的作战兵种也开始出现。步兵开始出现在春秋末期，进入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骑兵和舟师也相继问世；各国的军队，在兵种上，已由过去单一的车兵发展为车兵、步兵、骑兵、舟师四个兵种的多兵种军队。春秋以前，国家上层统治中官员文武不分，平时管理政事，战时统兵作战。战国时期，各新兴地主阶级执政后，因政治、军事的需要，在国君之下，先后建立了以相和将为首的官僚政治机构，出现了专职的军将和独立的军事系统。四是奖赏军功，激励士气。春秋战国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战”。据鲁史《春秋》的记载，在春秋时期近300年的时间里，军事行动就有483次之多。战国时期，不仅战频繁，战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在残酷、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各国为激励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都建立了严格的赏罚制度，以军功受爵、赐田、“食封”。从而，演武为上、从戎为荣成为社会风尚。五是研究方略，繁荣兵学。各国在频繁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为谋求生存与强国之道，都十分重视对战争方略的研究与探索。这一时期，兵学之花争奇斗艳，名将云涌，形成了我国古代兵学繁荣与鼎盛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造就了一大批杰出名的军事人物，如著名军事家管仲、魏舒、孙武、吴起、孙膑等，著名将领乐毅、蒙恬、白起、廉颇、李牧等；著有流传千古的旷世兵学奇书，至今仍广为流传的《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尉缭子》《孙膑兵法》等等。春秋战国时期兵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谋略和谋略在战争中的运用，普遍受到各国的重视。当时讲求谋略，推崇谋战之风盛行。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从考虑国防全局出发的战略性谋略，从某一作战行动出发的战役、战术性谋略，以及各种养士；用间、攻心等辅助性谋略得到了广泛运用，对各诸侯国的国防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秦朝的国防建设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亡六国，结束战国“七雄”争霸的政治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秦王朝。秦王嬴政将古代的“三皇”、“五帝”之称谓合二为一，自称皇帝，表示自己超过前代的一切最高统治者，并宣布自己为这个国家的“始皇帝”，史称秦始皇。此后，秦朝的国防就担负起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政权、抗击外族入侵的双重任务。这时，北方草原上的一个古老民族——匈奴，因为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武力达到空前未有的强盛，不时侵扰秦王朝的东北、西北地区。为巩固边防，秦始皇主要采取了以下综合治理措施：巩固集权促进统一

为了巩固这个前所未有的封建大国，秦始皇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政治上，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称皇帝；二是中央机构由三公九卿组成；三是地方行政单位分为郡、县两级。这套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新发展，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巩固统一，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在此后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各封建王朝基本上都沿用了这一制度。为了维护封建的政治制度，秦王朝建立了与其适应的军事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军权的高度集中和军队的高度统一。在朝廷设太尉，执掌全国军政，为武官之长，只有带兵权，没有用兵权，军队高级军将的任免、军队的调动，均须出自皇帝的命令，并从措施制度上保证了军权始终集中在皇帝的手中。筑路通邮，置燧报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拥有了齐、楚、燕、赵、韩、魏六国的全部领土。其疆域东至大海，西至甘青高原，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与东胡和匈奴接壤。秦在灭亡六国的过程中，由于燕、赵两国均倾全力忙于抗击强秦，无力北顾，北部边防松弛，结果匈奴乘虚南下，兵锋已达阴山、云中、九原等地。秦之上郡、陇西等边境地区也常遭匈奴袭扰。这样就使秦都城咸阳及关中地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此时，秦虽然统一了六国，但中国的西南、东南部的广大地区还未完全统一。秦征战十年，灭亡六国，其实只是完成了统一的第一步，面对北方的威胁和进一步完成统一大业的要求，秦始皇在内部秩序获得初步安定后，即着手加强武备，做开拓北方、南方疆域的准备工作。秦始皇曾先后五次出巡，进行实地勘察。公元前215年他亲自沿边境地带巡视，以了解边境地区的形势和匈奴入侵袭扰的情况。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征调大批人员，修建工程浩大的驰道。驰道以秦都咸阳为中心，东至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南至今湖北、湖南，西至今甘肃东部，北至今河北、山西北部。与此同时，又修直道，自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境）直通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在当时，全国之内都有宽大而平坦的道路。秦始皇开辟全国性的交通网，为向边境地区大规模调兵运粮提供了道路条件，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国防意义。

秦王朝在建立全国交通的同时，还沿这些道路和边防线建立了大量的亭、烽燧和邮驿等设施，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以军事目的为主的通讯制度。秦王朝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在全国建亭驿、筑烽燧，充分利用视、听信号传报敌情，及时掌握敌情和指挥军队，这在当时应当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这对以后秦军南平百越，北逐匈奴，并取得重大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北逐匈奴，大修长城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青年蒙恬文武兼备，深得秦始皇信任。此时，匈奴主力在阴山西部与贺兰山北部，一部侵入中国北边，散布于陇西及河套地区。蒙恬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率主力由上郡（今陕西榆林）向河套北部地区进发，另以一部兵力由北郡（今甘肃庆阳县）出萧关，进入河套南部，以扫荡河套地区的匈奴。待河套地区的匈奴扫清以后，再分兵两路，主力由河套西北部渡黄河，攻取五原与狼山山脉，一部兵力由河套西南渡黄河，攻取贺兰山脉高地，与进取狼山之主力会合。公元前215年夏秋时节，蒙恬按照所定方略，挥军向匈奴发起进攻，黄河以南地区很快就为秦军所收复。公元前214年春，秦军主力由五原渡过黄河，迅速进至狼山山脉，一部兵力渡河后攻占贺兰山地区。匈奴在秦军的猛烈攻击下，向北逃走。至此，原秦、赵边境地区全被收复，秦北逐匈奴之战胜利结束。

为了巩固北逐匈奴的重大胜利，保卫北部边境的安全，秦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的防御措施。首先是建立地方政权，设立九原郡，郡治所在今内蒙古的五原县；其次便是大修长城，修筑由高朝沿阴山山脉至云中原赵国之长城，并新修由高阙沿狼山至榆关之长城，同时责令云、代、上谷、渔阳、右北平等郡组织人力加修连接燕赵的云中原长城，经过多年修筑，长城成为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临洮北）、东至辽东，绵延一万余公里的防护屏障。秦始皇还下令大规模移民充边，实行戍边与垦殖相结合的办法，发展边境经济，以巩固边防。与此同时，还令蒙恬率大军长期镇守上郡（今陕西榆林）以防匈奴对北部边疆的袭扰。南征百越，设郡而治

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派屠睢率50万大军，对南方的百越展开了大规模的征讨战争。屠睢兵分5路，经过艰苦的战斗，取得了统一江南的重大战果。尔后秦始皇又命屠睢进军西瓯。西瓯越族顽强抗击，屠睢兵败被杀。在秦军遭此严重挫折后，秦始皇又派尉陀（即赵陀）等率大军南下，经过艰苦征战，终于平定了西瓯和南粤，统一了中国南方的广大地区。为了巩固秦王朝对岭南地区的统治；秦始皇设置了闽中郡（郡治在今福建省福州市）、南海郡（郡治在今广东省广州市）、桂林郡（郡治在今广西桂林市）和象郡，选调官吏，迁徙人口，以发展当地的经济。

秦朝后期，由于秦始皇横征暴敛，滥施法度，激发了各种矛盾，引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于公元前207年，就在农民大起义的风暴雨中轰然而灭。秦朝自秦王政于公元前221年称帝，公元前207年灭亡，仅传二代，历时15年，但秦王朝的国防事业，在中国国防史上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汉时期的国防战略

在秦末的农民大起义中，农民起义军领袖刘邦于公元前206年夺取政权，建立了西汉王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都长安，史称西汉。西汉王朝从汉高祖刘邦五年（公元前206年）起，至西汉末代皇帝孺子婴三年（公元8年）止，经12帝，历时210年。

西汉王朝统治的200余年间，其国防建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汉高祖刘邦开始，经惠、吕后、文、景共世，62年。西汉政权对内发展生产，整军习武，增强国力，平息内乱；对外则北和匈奴，南霸南越，争取时间，富国强兵，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空前繁荣景象。第二阶段，从汉武帝刘彻起，经昭、宣、元，共4帝108年。在此期间，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集中全国的力量开始消除边患的大反击，先后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实现最终征服匈奴的战略，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两次派张骞等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断了匈奴右臂，使之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公元前51年，匈奴被迫降汉，成为西汉的属国。第三阶段，西汉末期，从汉成帝经哀、平二帝，共3帝王年，由于成、平二帝昏唐腐败，外戚专权，帝权旁落，西汉王朝日趋衰微，最终为王莽所篡夺。

西汉时期国防建设的特点，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

西汉在开国之初，匈奴军于公元前201年围攻韩王信于马邑（今山西朔州），韩王信投降，并引匈奴军南下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翌年，即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32万，由晋阳北上迎击匈奴，结果被匈奴冒顿单于率领的40万精骑围困于白登，史称“白登之围”。后用陈平计，才得以逃归。

刘邦在“白登之围”这次兵败之后，对初建之时汉王朝的国力、军力和整个汉匈斗争的形势作了冷静分析，认识到由于长期战乱，国力不足，对北方边地势力强大的匈奴，只有实行“和亲政策”。所谓“和亲政策”就是汉王朝皇帝要向匈奴送嫁公主，每年汉王朝要向匈奴奉送一定数额的絮、缯、金、帛、酒、米等副产品；汉王朝在边境开“关市”，准许汉人同北方民族互相交换货物。由于西汉王朝实行了“和亲政策”，匈奴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南侵，边患明显减少，这就为西汉王朝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使朝廷得以集中精力整顿内政，发展经济，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同时，由于“关市”的开放，使量牛马得以输入，这对当时西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

汉高祖刘邦在匈奴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的南侵之后，就着手对王朝内部的整顿。刘邦是以征战取得天下的，世有“马上皇帝”之称。当谋士陆贾劝他要重视文治，实行“文武并用”、“文武相配”之策时，刘邦对这一套开始并重视。在他完成了认识上的转变之后，就推行了一系列“文武并用”的安邦治国的政策。诸如：在经济上采取了“重农”的政策，一是“兵皆罢归家”以充实农业生产。二是赐予军吏卒爵位。三是号召逃亡人口回乡，他还下令解放了因生活困难而沦为奴婢的人。四是减轻田租，十五税一。这些政策的实行，使当时的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上建立完整的法律制度。刘邦鉴于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登基不久，就着手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使朝中百官能按照统一的制度治理国家。他令萧何定律令，韩信等定军法，张苍定历法及度量衡程式，很快就建立起了西汉王朝的各项制度，对于巩固西汉政权，恢复和促进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生活秩序，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汉立国之初，满朝文武，多是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的功臣，他们擅长于疆场上的厮杀，却不通礼仪，不懂文治。刘邦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便令叔孙通尽快制定朝中礼仪，并组织群臣学习，贯彻执行，以确保皇帝在统治集团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进而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军事上整军讲武增强军力。刘邦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增强国防实力，一方面大量裁减军队，充实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积极整军讲武，修武备，强军力。刘邦采用“文武并用”、“文武相配”的政策治理天下，充分利用“和平时期”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与此同时，又积极训练军队，增强军力，这些都为200余年西汉国家的基本安定奠定了基础。“以农为本”的经济政策

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后其子刘盈继皇帝位，史称汉惠帝。由于惠帝年幼懦弱，西汉王朝一度曾由吕后专政，并大封吕氏子弟为王。刘氏皇族与吕氏子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惠帝、吕后死后，诸吕为乱。西汉王朝平定了诸吕叛乱，立刘邦之子、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汉文帝时期，西汉王朝进一步巩固，社会生活秩序更加好转，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逐步走向蓬勃发展，出现了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盛世”的“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多次发布劝农诏，奖励农耕。汉景帝（刘启）也“朕亲耕，后亲桑，为天下先”。为了鼓励农耕，文、景两帝先后颁发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减轻田租，减轻徭役，提倡节俭等。汉文帝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均无所增益。他所宠爱的慎夫人，也是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汉景兢兢业业地执行了半个多世纪“以农为本”的政策，因而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西汉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为强兵创造了条件，也为以后对匈奴的作战，保证北部边境的和平安宁，积蓄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出击匈奴大获全胜

公元前156年，刘彻做了西汉的第5任皇帝，即汉武帝。斯人7岁为太子，16岁即帝位，71岁去世，在位50多年，占了西汉王朝1/4的时间。西汉王朝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到了武帝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有利于汉朝的变化。但是，当时匈奴的力量还很强大，其领地东起嫩江、松花江以西，北起西伯利亚，南至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当时汉军是以步兵为主的步、车、骑联合部队，骑兵虽有一定发展，但同匈奴相比，还处于劣势。而匈奴则是全民皆兵，全军皆骑，驰骋疆场，如风驰电掣。同时，匈奴的作战目的，不在得地，而在掠夺财帛牛羊，行动飘忽，动止无常。因此，以步兵为主汉军，要与匈奴的骑兵作战，很难获胜。汉武帝即位之初，除了继续对匈奴执行“和亲政策”，防御其入侵外，另一方面就利用争取到的时间，富国强兵，做好出击匈奴的一切军事准备。

汉武帝刘彻为夺取出击匈奴的胜利，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外交上，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完成了出击匈奴的一切战争准备。从公元前127年起，一场决定汉、匈双方命运、影响极其深远的战略大反攻开始了。这场战争，持续了47年之久，双方投入了以骑兵为主的近百万大军，其作战正面，东起辽东凌原沿整个万里长城，西至天山车师（今乌鲁木齐东南），纵深从河套越阴山，直达大漠以北，规模之大，空前未有。

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略反攻，前后其进行了11次，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反击河南、袭取河西、漠北决战等三次战役。西汉王朝这次规模空前的对匈奴的战略反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汉武帝时期反匈奴战争的胜利，在我国古代国防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制止了匈奴对内地文化区域的侵扰破坏，保护了先进的封建经济的发展，而且使北方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局面，促进了北部边境地区的进一步开发，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加速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中国今天疆域的基石，促进了中国与东亚、西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实边固边”的边防措施

西汉汉文帝时，匈奴骑兵多次寇犯北部边境。汉朝当局在继续执行开国所制定的“和亲政策”的同时，积极采取了一系列“实边固边”边防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一是在边关要地配置边防军；二是输粟实边。这是文帝时的政治家晁错提出来的。为了北防匈奴，他主张奖励人民输粟实边，依输粟多少。赐给一定的爵位，或赦免罪过，并令输者将粟运至长城沿线，待边境一带的粮食足够5年之用后，再运至内地各郡县收藏。这一政策的实行，不仅使国家的粮食大增，而且为巩固边防，特别是为汉武帝时的大规模反击匈奴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三是徙民实边。晁错在其《筹边策》中提出，在边境要害之处，建立城邑，高城深堑，以防匈奴袭扰。朝廷接受了晁错的建议，徙民以实边。当时，每一城邑徙民不下千家，城邑中修建房舍，配置农具，设置医巫，以救疾病。对于愿意在边境定居的人，有罪者，免其罪，无功者赐爵位。初徙迁时，由国家供给徙民衣食，直到能自给时为止，并免除一家的征役。在边境的城邑中，还建立了伍、里、连、邑制，选择邑中有才能、习风俗、知民心者充任首领，平时组织徙民操习骑射，战时则率民应战。徙民安居后，各安其业，不令再迁。这样就使每个城邑都成为坚固的军事要塞，从而加强了边境地区的防务；四是“以夷制夷”。汉文帝时期，把与匈奴风俗习惯相同的胡、义渠、等少数民族组织起来，发给坚甲、利矢、絮衣、战马等，并指派通晓匈奴风俗之良将统率，驻守边境险要之处，并与汉军相配合，使两军互相策应，各用其长，与汉朝边民共同保卫边境地区的安全。

汉武帝在取得对匈奴战略反攻的胜利后，为巩固已收复的广大地区，加强北部边防建设，借鉴和发展了自秦王朝以来的固边措施，在河南地区筑朔方城，设朔方、五原两郡，并从内地徙民10万到那里安家落户。公元前119年，再次徙民70余万与边地几十万屯戍部队一起加强北部边防。汉王朝在东起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县）的地区内，设立田官，督率戍卒屯田，由官府供给牛犁谷种，把以前的草原牧场，变成了碧绿的牧场；为确保河西地区的安全，又修筑了新的长城，自敦煌郡起连接老长城，沿长城全线每隔5里、10里的地方置亭堠、设烽火台，派戍卒瞭望，一旦发现敌情，白天燃燧，夜间举烽，传递几百里，用以防备匈奴的突然袭扰。

汉武帝刘彻，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一面反击匈奴，一面加强边防建设，巩固胜利。他推行兵民屯戌、军民协同、且耕且守的固边措施，较之“徙民实边”更为扎实有效。他在位54年，对匈奴进行了40余年的大小战争，抗击了匈奴的侵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是我国古代一位很作为的皇帝。但是，他在建树辉煌事业的同时，连年的战争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库存的余财。到了晚年，他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下诏“罪己”，“深陈既往之悔”，申明“当今务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还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鼓励农业生产。由于武帝晚年及时调整大政方针，才使昭、宣二帝继承了他临死前制定的“思富养民”方针，恢复了民力，也增强了国防实力，避免了重蹈秦始皇的覆辙。

公元前86年，武帝死后，昭帝（刘弗陵）即位。昭帝在位13年，继续实行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政策，统治相对稳定，国力也有所恢复，汉、匈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处于僵持状态。公元前74年，汉宣帝（刘询）即位。他继承昭帝的遗法，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又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深得百姓的拥护。在国力得到恢复之后，宣帝又开始反击匈奴。公元前72年，宣帝派御史大夫田广明等率大军20万，出塞2000余里，联合乌孙夹击匈奴。这是自武帝以后，对匈奴的一次最大规模的作战。由于匈奴得到消息后，尽驱其牲畜远遁，这次出击未获重大战果。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归附了汉朝。宣帝令熟悉西域的侍郎郑吉出任西域都护，兼护南北两道36国，从此，汉在西域的统治地位完全确立。自武帝通西域起70余年来，西汉王朝联络西域，切断匈奴右臂的计划已完全实现。宣帝不仅在河西地区设立了武都郡，还将屯垦区扩大到乌孙赤谷城。这对于巩固祖国的西北边境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宣帝，表示归附西朝廷。宜帝给呼韩邪单于以隆重的礼遇，位在诸侯王之上，并举行了有数万少数民族参加的庆祝盛会，从此确立了匈奴呼韩邪单于政权与西汉王朝政治关系。

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归附，结束了自“白登之围”以来，汉匈两族长达100多年的战争状态两族人民从此转入了和平友好的新时期，密切了塞北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

西汉王朝对匈奴的百年战争，自然有压迫和侵略的因素，但对于消除汉朝的外患，保卫国家安全，对于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因为这些战争，一是奠定了中华民族疆域的基础，使中国的疆域西至葱岭，东至海，南至交趾北部，北至大漠。二是保卫了边境的安全，使边境人民得以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开发、建设边疆。三是打开了中国与中亚的通路，传播了先进的汉族文化，输入了外国的特产和文化，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西汉王朝自汉元帝（刘奭）起便日趋衰落，到成帝（刘骜）时便走上了崩溃的道路。公元8年，王莽夺取了刘氏政权，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至此结束了西汉王朝210年的封建统治。公元18年前后，中国大地爆发了赤眉、铜马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东汉时期的国防政策

在西汉末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中，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南阳豪强集团的首领刘秀，于公元25年在洛阳建立了政权，做了皇帝，史称东汉王朝。刘秀称帝后，经过12年的征战，最后攻蜀破陇，平定天下，统一全国。

东汉自刘秀称帝（汉光武帝）起，到献帝（刘协）帝位为曹丕所篡，共历12帝，195年。东汉的国防建设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光武帝刘秀起，经明帝（刘庄）、章帝（刘火旦）到和帝（刘肇）初年，是东汉的发展和兴盛时期，国防日益强大。在此期间，光武帝20年励精图治，明、章二帝及诸功臣嗣裔袭其父祖雄风，奋发向上，有所作为，北破匈奴，西定西域，南通蛮獠，国家如旭日东升，光照寰宇。公元89年至公元91年，东汉王朝派车骑将军窦宪率军出塞千里，彻底消灭北匈奴，“燕然勒石”。但是，从各帝后期开始，外戚专权，宦官祸国，官逼民反，边患四起，东汉王朝日趋衰落，国防也在内忧外患难与共中瓦解。其后便是群雄割据，军阀混战，最后出现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局面。

东汉初年，因为经过二三十年的战乱，社会经济凋蔽，人口锐减，到处是一派萧条，边患也相当严重。在北方，有匈奴寇犯上党（今山西长子西）、天水（今甘肃永靖东北）、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在东北，有鲜卑寇辽东、乌桓入寇代郡以东之边陲；在西方，有先零寇金城（今甘肃永靖东北），参狼羌寇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在西南，有武陵蛮寇湘西，交趾蛮寇广东。在这些边患中，以匈奴最为强大，又接近于当时东汉王朝的政治中心区域。因此，匈奴的侵扰，对东汉王朝的威胁最大。当时，只要中原一旦发生内乱，周边诸族就会乘隙而入，围攻中原。为此，刘秀对周边诸族暂取守势。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的措施。东汉王朝在国防建设方面的主要措施是，一是招举贤良，集权中央。削弱“三公”的权力，加强尚书台的权力，是刘秀在建国后加强中央集权的一项重要措施。他认为他的功臣武将多是戎马出身，既缺乏治国经验，又往往自恃有功而不遵守法纪。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刘秀一方面将其中功劳最大的100多人封为列侯，给予他们很尊贵的地位，以表彰他们的功勋，另一方面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并规定除极少数人之外，其余皆不得参与朝政，只是“以列侯奉朝请”。刘秀十分重视那些隐居山林，不仕王莽政权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既熟悉封建制度，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且情操高尚，不与时沉浮。所以，在他做了皇帝后，派人多方访求，招举贤良；重礼征聘。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刘秀在建国不久，就下诏削弱“三公”，即司徒、司空、太尉的权力，把实际权力集中于尚书台，使其逐渐成为实际上的中央政府和决策机构。由于尚书台直接听命于皇帝，使皇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刘秀还下诏撤销了郡国都尉的建制，将其职权归于郡太守。后来，他又解散了地方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四个兵种，又取消了每年郡国都试制度。这样一来，地方军队便很少了；地方军权随之被大大削弱。与此同时，刘秀还扩大了以南、北军为核心的中央军队的编制，增强了中央的军事实力。二是简役轻徭，省兵裁吏。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为了尽快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其统治地位，在经济上采取解放奴婢、省兵裁吏、减轻田赋、厉行节约等措施。刘秀身体力行，认真实行了紧缩开支的节约政策。当时，刘秀自己“身衣大练，色无重采，耳不听郑玉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连宫廷生活也有所节制，“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当时“节约”问题还被定为汉制，即所谓“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因此，光武刘秀一代，“节约之风，行于天下”。刘秀的这些措施，对当时经济的恢复，生产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光武后期，国家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官吏普遍增加了俸禄。到明帝时，就出现了“百姓殷富，牛羊被野”的繁荣局面，全国的人口也增加到了3400多万以上。三是重击匈奴，再通西域。在王莽之末，匈奴即已叛变，王莽时也曾发大兵击匈奴而无功。东汉初期，盘据在渔阳的彭宠、五原的卢芳的割据势力，都勾结匈奴，借外族势力进行内战。当时，东汉王朝忙于国内的统一战争，无暇北顾，便贿赂匈奴，求通旧好。但匈奴却恃其兵强马壮，有现存的傀儡可以利用，中原也有可乘之机，所以不断地制造边境事端，挥军寇犯。东汉朝廷也曾派兵征讨，但却劳而无功。刘秀鉴于东汉天下初定，百废待举，故对匈奴采取了忍让防守政策，暂取守抛，避免战事，以求自和休养生息。东汉对匈奴的这一政策。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前后，由于蒙古高原发生了大旱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使得游牧于这里的匈奴族“人畜饥疫，死耗大半”。恰在此时，匈奴族内部也发生了内乱和分裂，结果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匈奴贵族投降了东汉，是为南匈奴；另一部分分别向西北方向迁徙，是为北匈奴。北匈奴因为据有天山以北的草原与天山以南的沙漠田土，仍不时寇犯中原。同时，北方的鲜卑亦渐次强大成为东汉政权新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东汉政府决定采取新的对策，一方面以巨大的军费供给南匈奴，使之成为西北的屏障，以抵御北匈奴。另一方面，招抚乌桓，构成东北的缓冲地带，以阻止鲜卑的南下。公元65年（明帝永平八年），汉明帝又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驻屯重兵，名曰“度辽营”，以防止南、北匈奴秘密勾通。但是，北匈奴仍然屡犯边境，抢掠人畜，焚烧城邑，致使河西一带城门昼闭。面对这种情况，汉明帝决定“击匈奴，通西域”，重振汉帝国声威。

经过一番准备，汉明帝于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2月，命窦固、耿忠等，率精骑1.2万余人，由酒泉敦煌出发，向天山方向进发，攻击北匈奴，割裂了北匈奴与车师诸国（按：指西域三十六国）的联系，斩断了北匈奴的右擘。东汉王朝此次大举出击匈奴，意义极为重大，在军事上，取得了经吐鲁番盆地进入天山南麓北道诸国的咽喉之地，不仅可陷北匈奴于孤立之地，而且可以保卫地处天山南北西域诸国的安全，为此后班超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在经济上，汉军此次所攻占的伊吾庐等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取得此地，可为今后继续北击匈奴提供物资保障。并这开通中亚商路、发展对贸易奠定了基础。

东汉王朝为了进一步在西域建立自己的统治，吸取西汉王朝的教训，在对北匈奴实行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采取了政治怀柔的政策。班超是继西汉张骞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大探险家。他通晓军事，很有胆量，又娴习政治策略，富于权谋。公元73年，班超奉朝命赴西域，未带一兵一卒，只有吏士36人。到达鄯善后，迫使动摇不定的鄯善王归汉，并纳于为质。接着，班超又招服了于阗。公元74年，废掉匈奴所立的疏勒王（系龟兹人），改立疏勒人为王。经过很大的努力，驱逐了匈奴的势力，控制了西域南道。公元75年，汉明帝死，匈奴贵族又支持焉耆、龟兹等国攻杀西域都护和校尉，控制了北道。因国内大丧，朝廷诏令班超放弃对南道的经营回朝。但南道诸国苦留班超，班超遂决计留守西域，他团结疏勒，打败匈奴控制的姑墨（今阿克苏）和东莎车，稳定了南道的形势。公元90年（汉和帝永元二年），大月氏贵霜王朝以7万兵力入侵，班超率南道诸国的军队击退了这次入侵，威震了西域。接着，班超又经营北道诸地。公元91年（永元三年），北道的龟兹也投降了班超。这时，汉各帝令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永元四年，班超又发龟兹等国兵，讨伐焉耆等国，并重新控制了焉耆；于是，西域诸地重新归于东汉的统辖之下。班超经营西域30年，恢复了东汉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统治，巩固了内地与西域诸地的联系，再次打通了“丝绸之路”，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东汉王朝到和帝（刘肇）时，发展到全盛时期的顶点。公元89年（和帝永元元年），东汉王朝兵分3路，再次展开了对北匈奴的征战，汉军又再度出现于天山以北，大败匈奴于稽落山（今蒙古国西南部）。此次战役，汉军由车骑将军窦宪统领，率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绿道等12骑士；及南匈奴、西羌诸兵，浩浩荡荡，出塞3000余里，降匈奴部落81，人口20余万。窦宪还登上蒸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并令护军班固作铭，刻石勒功，纪录汉王朝的威德。后世所称的“燕然勒石”，即指此事。

公元91年（永元三年），东汉王朝为了彻底消除北域边患，令窦宪率部再次出击，攻伐北匈奴。此次出战，汉军出塞5000余里，大获全胜，生擒北单于母阏氏，斩名王以下5000余级，北单于仅率数人逃脱，从此不知去向。

东汉王朝的全盛时期并不长久，到了汉安帝（刘枯）中期，东汉政权便开始腐烂。尤其是东汉后其，其统治更是“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

东汉王朝后期，由于统治集团沉重的经济盘肃剥，残暴的政治统治，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愤怒。公元184年（汉灵帝中平元年），广大贫苦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在张角等人的领导下，爆发了大起义，敲响了东汉王朝灭亡的丧钟。

公元190年，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豪强大地主董卓乘乱废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献帝之后，朝野上下，唯权是尚。于是，地方封建势力，纷纷拥兵自重，互相混战，互相兼并，弱肉强食，把中国推向入了一个军阀混战动乱的政治局面。三国时期的国防措施

东汉末年，在农民起义失败后，地方的封建势力又相互混战了十多年。公元200年（汉献帝建安五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后，逐步统一了北方。公元208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又率军南下进攻荆州。刘备和孙权联军，在赤壁（今湖北蒲圻市，已改称赤壁市）打败曹军。从此，曹操集团占据北方；孙权集团占据长江下游的扬州地区；刘备集团占据荆州的大部，后又进占益州。公元220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为魏，建都洛阳。公元221年，刘备自称汉帝，建都成都，史称蜀国或蜀汉。公元229年，孙权也在江东称帝，国号吴，建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从此，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中国进入了“三足鼎立”的三国时期。

魏、蜀、吴三国都有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国防建设的基本目标都是在鼎立的政治格局中求存争雄，力图一统天下。在这个目标的驱动下，三国统治集团都非常重视军事，致力于国防建设，并采取了带有普遍意义的一些作法：推行“养民屯田”政策“民以食为本”，东汉末年的各个割据势力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粮食的充裕与否。当时有些声势浩大的军阀，就是因为军粮不足，结果无敌自破，更谈不上兼并天下了。因此，魏、蜀、吴三国都非常重视发展农业，以求兵民足食。魏国实行“养民屯田，十年然后用之”的方针；蜀相诸葛亮采取“民安食足而后用之”的方针，在内修政理，外复关盟，治戎讲武的同时，务农殖谷，修都江堰，发展蜀锦生产；吴国则采取“施德缓刑，赋息调”、“保江东，观成效”之策。曹操在汉献帝迁都许昌的当年，就决定在许昌附近推行屯田。为了确保屯田的实行，曹操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在中央设大司农，地方设风典农校尉、屯田都尉等官员，广泛招募流亡农民来耕种土地。屯田的农民称为“屯田客”，一律按军事组织编制，严格管理，不得随意离开土地，并对“屯田客”实行免除兵役、徭役“政策”。“屯田客”用自己耕牛屯田收获的粮食，一半交公一半归己：用官牛屯田收获的粮食，六成归公四成留己。为了能使广大“屯客”安心生产，曹操在组织管理上，采取自愿的原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使屯田制度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当时，除民屯外，还有军屯，二者性质相同，但军屯是以营为单位生产，每营配“佃兵”60人，且战且耕。曹操推行屯田，在当时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也使大量流离失所的农民安定下来，争取了民心，保证了兵源。这对于曹操集团势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蜀汉王朝以租调等收入供应军队。由于军队的主力长期屯于汉中地区，多则10万，少亦5万，所以军粮供应就成了重要问题。诸葛亮五次率军北伐，就有两次因军粮不继而撤军。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把发展生产作为保障北定中原的一项重要措施，视粮食为“军之要最”。诸葛亮为了解决军中的粮食问题，首先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推行“务农殖谷”政策。他不仅在和平年代“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就是在战争时期，也要利用作战间隙“休士劝农”，分兵屯田，实行“兵农合一”。

孙权在江东也实行了大规模的屯田。在他的倡导下，吴国改变了秦汉时期“火耕水耨”的落后耕作方法，开始推行两牛一犁的耕作法。耕作技术的改进，使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为吴胜利地进行战争提供了条件。坚持“从严治军”

军队是国防的主要支柱，国防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队的战斗力，而如何治军，又是考察和检验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曹操在十分重视“从严治军”、以法治军。他平时治军严格，因而他的军队都很能打仗，也打了许多胜仗。官渡之战后，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和地盘的扩大，曹操更加重视了对军队的整治，以提高其战斗力。同曹操一样，诸葛亮在治理蜀汉军队时，也十分重视威之以法，赏罚必信。他认为，要使士兵听从将领的指挥，就必须依靠法治。早在刘备夺取益州时，诸葛亮就制定了蜀国法典《蜀科》，提赏以兴功，罚以禁奸”，以激励文臣武将效忠蜀汉政权。诸葛亮所推行的政策对于提高蜀汉军队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都十分重视“教兵讲武”，加强平时军队的军事训练，其中以诸葛亮尤为突出。他认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他说：“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因此，他非常注重“救兵讲武”。在训练中，诸葛亮提倡“扬士族之能”，充分发挥士卒的主观能动作用。由于蜀军训练有素，在北伐作战中，“止如山，进如风，调动自如”。后来，诸葛亮因病于五丈原，蜀军撤退后，魏将司马懿见蜀军留下的营地，不禁连声称赞诸葛亮不愧是一位治军的“天下奇才”。重视研制军队的新兵器和新战法

为实现自己的国防目标，魏、蜀、吴三国都很重视军队新兵器和新战法的研制。在这方面，蜀汉的成就最引人注目。精良的兵器，是提高军队战斗力、巩固国防的重要物质保证。诸葛亮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他不仅改制了连弩，使之可“十矢俱发”，成为当时的第一流的兵器，还多次下令，对兵器的质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魏、蜀、吴的国君，从巩固国防的目的出发，都善于处理与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关系，制定了极为巧妙和实用的周边战略。三国之间，或合纵连横，或抑此扬彼，或远交近攻，关系错综复杂，为其生存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诸葛亮在治理蜀汉的过程中，极力主张蜀吴联盟，共抗曹魏。当“南中”郡发生武装暴乱时，他主次分明，十分明智地采用“攻心为上”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联吴伐魏，是诸葛亮为蜀汉制定的基本外交战略。为此，诸葛亮多次说服孙权与刘备联盟，孤立曹操，因而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这一段历史经验，对于当代国防建设，依然有着借鉴的意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国防政策

两晋、南北朝时期长达300年余年。中国的这一段历史，是分而又合，合而又分，就是这样的政治形势，推动着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发兵南进灭吴，建立西晋王朝，全国由长期分裂复归统一，到晋王朝推行偃武修文政策，使国防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最终酿成“八王之乱”而导致西晋王朝的覆灭，尔后即出现南北朝的长期对峙，最后由隋重新实现全国的统一，前后经历了300余年的分合岁月。这一时期，政治局势分合轮转，几度变迁，形成了长期的战乱局面。从西晋的“八王之乱”开始，到“五胡”进入中原；从十六国的纷争，到南北朝的对峙，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战乱此起彼伏，中华民族分崩离析。统治阶级在政治的腐败和长期的战争，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中原汉族人民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异常突出，出现了春秋战国以来上的又一次国家大分裂。这一时期的国防，也因国家的分裂与混乱，出现了历史的大倒退。两晋时期的国防措施

公元265年，掌握曹魏政权的司马氏家族发动宫廷政变，以相代帝，取代魏元帝曹奂而自立，建立了以司马氏为首的世族联合专政性质的晋王朝，历史上称之为西晋。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全国由分裂复归统一，结束了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及其以后的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西晋在灭吴后，国防强盛达到了顶点，晋武帝司马炎挟能征惯战之师达70万之众，军力之强，世无能敌。但此后短短的十余年间，因任用外藩导致外军脱离中央而兵权旁落，加上内部相互攻杀，使国防实力一落千丈，因此出现了“飞檄征天下兵”时竟无一兵一卒来援的情况，以致在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进攻面前束手无策，落得个江山易手、社稷无主的悲剧。纵观西晋王朝的由兴到衰、由强到弱，由统一到分裂的历史过程，其根源在于西晋王朝的国防政策和国防指导方略上的失误。晋武帝在统一中国后撤销地方武装，实行同姓诸王和任用外藩掌握外军兵权的三项军事改革，实际是犯了强固国防、稳定政权之大忌。

公元316年11月，匈奴族的汉国首领刘曜率军攻陷长安，灭了西晋。次年，晋王室被迫东迁，琅琊王司马睿在大族势力的支持下即皇帝位，号元帝，立国江东，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史称东晋。

南迁后的东晋，虽占长江流域中心地带之地利，但其国土实难与西晋相比。东晋元帝时期，其国土只有扬州、江州、荆州、湘州、广州、宁州、徐州等8州和梁、益、豫3州的各一部分，其中徐州还属侨郡。后历代帝王执政时，曾数次北征无功，其疆域均未有大的拓展。整个东晋时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接壤之地，终不出今江苏、安徽、湖北等省之境。东晋国土疆域的狭小，造成物资匮乏，无回旋余地，实是东晋国防脆弱的客观原因。

以司马睿为首的东晋王朝，是一个由江南和江北的门阀世家大族组合而成的封建统治集团。在这个统治集团的政权中，王、谢、庾、桓四大族的势力为最大，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原高级士族出身的政治家王导和其兄王敦。王氏兄弟不仅是东晋王朝的实际创造者，而且是晋元帝朝廷的重要决策者。公元518年晋元帝在建康登基后，王氏兄弟采取联络北、南士族的政治手段，收揽大批北方士族作骨干，招纳南方士族作辅助，自作士族的首领。因此，王氏兄弟在东晋王朝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最显赫的人物，当时社会就流传有“王与马（按：指晋元帝司马睿），共天下”之说。东晋王朝政权的这种组合性质，决定了其国防的脆弱性。一是从东晋王朝国防实力来看，王朝的军队除中军外，主要是由江南、江北门阀世族所统领的军队组合而成。他们虽然名义上都是王朝的军队，受中央政府的管辖和节制，但因为由门阀世族统领，自成体系，驻屯一方，各持兵权，并不绝对服从中央政权的指挥，使国防难以形成整体力量。二是南、北门阀世族间争权夺利，互相倾扎、相互制约、各怀异心，使得东晋政权在极不稳定中苟延残喘。三是内乱相寻，篡夺不已，也是工业区晋王朝国防脆弱的一个原因。

东晋立国江东百余年，虽有多次北伐，但均为无功而返，国土也终无大的拓展，究其原因，就是其“苟安江左”的国防政策所致。晋元帝司马睿本是庸人，既无兴国之威，又无治国之才，对恢复中原旧土缺乏兴趣和信心，只想做个偏安皇帝，从来不做北伐的准备。不仅如此，司马睿还深怕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起崇高的威望，以致功高震主，对自己的权位不利，因此权力反对北伐，为北伐设置种种障碍。与此同时，东晋统治集团与民众的矛盾也相当尖锐。东晋王朝推行的政治、经济政策，进一步加重了对民众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和反抗，这也是东晋王朝实行“苟安江左”，无力恢复旧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世兵制形成于三国时期，由西晋延至东晋，已经趋于腐朽衰微之势。西晋灭亡后，军户主要居住的中原地区被少数民族占领，江左司马睿集团完全丧失了对军户的控制，兵源枯竭，不仅无法扩建新军，就连现有军队的兵员补充都有困难，不得不采用调发奴隶，查征隐户，搜捕逃犯和使用罪犯等手段来增补军户。与此同时，由于世兵地位的低下，大批士座逃亡，加剧了军户数量的锐减，造成军队士气不振，战斗力越来越弱，最终形成了世兵制衰竭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世兵制的衰竭导致兵员不足和军队战斗力的下降，也是东晋国防脆弱的重要原因。南北朝时期的国防政策

公元420年，低级士族出身的东晋北府兵的著名将领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而自立为帝，创建宋朝，在江左建立起刘宋政权。此后，江左共历宋、齐、梁、陈等4朝，直至公元589年江左的陈朝为隋所灭，南朝统治共达170年。总的来说，江左4朝是国防废弛，政治衰败。

在北方，西晋灭亡后以反晋为名的战乱转为匈奴、鲜卑、羯、氐、羌等等个少数民族豪酋相继混战的阶段，进入了十六国的战乱时期。这一时期，从西晋贾后专权起，至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中国北部止，历时150多年，是我国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遭受巨大破坏的历史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十六国时期，各国的统治集团通过封建割据的形式，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政权后，为了获得政权的巩固，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对外无不采取攻战掠夺为主要形式的国防战略方针。他们利用少数民族游牧经济军事性强，部族内部全民皆兵和以骑兵为主便于征战的优势，以积极的军事进攻来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在防务上，除对边境的险关要道和重要军事据点派兵镇守外，主要力量则用于对外扩张。匈奴刘渊的汉国、石勒的后赵国、冉闵的魏国以及占据中原的前魏和统一中国北方的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等国，都是十六国时期以攻占掠夺为主要国防特征的典型代表。

北朝从公元386年北魏建国时算起，至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王朝止，历经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等朝代，共约159年。北朝时期，各国都重视加强武备与国防建设，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重大方略，因此，与南朝相比，北朝要强盛得多。

东晋后期，鲜卑拓跋王圭以武力统一了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割据的分裂局面，建立了北朝时期最强盛的魏国，史称其为北魏。

北魏时期，道武帝拓跋王圭纵横江北，每战必胜，迅速建立封建大国的原因，在于重视加强武备和国防，实行了诸如“务农息民”的富国政策、“班赐群臣”的奖战措施、“增置吏员”与设镇固防的政略、“招纳汉士”的政治制度等。这些政策、政略和制度的有效实施，就为鲜卑统治集团稳定政权，立足中原，建立强国，乃至最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北魏后期，因六镇兵变之乱，被一分为二，成为东魏、西魏两个国家。公元534年，东魏建都于邺，后因高欢父子拥兵专权，仅历一帝，在位17年，即为高欢子高洋所篡代，建立齐国，史称北齐。北齐经6帝，统治仅28年。东魏、北齐时期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些国防建设的措施有：修城增邑，设镇布防；亲掌军权，练兵双将；以鲜卑为骨干的多种兵制并举。这些措施有利于边境的平静和国家安全，也使东魏对西魏，北齐击柔然、突厥、契丹等国的征战中，大都获得了胜利，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军事强国。

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为高欢所逼，从洛阳逃入关中，夏州刺使宇文泰迎孝武帝迁都长安。次年，宇文泰毒死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西魏政权完全被宇文泰控制。公元557年宇文泰家族废恭帝，立宇文泰次子宇文觉为天王；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同年，北周灭了北齐，使中国的北方再次获得了统一。西魏、北周时期的国防概括起来讲，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改革兵制，实行府兵。西魏、北周创立的府兵制，实行时间虽然不长，但这一制度的建立，对当时和以后的军队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是我国国防史上的重要一环。二是讲武教战，重视训练。西魏、北周十分重视军队的训练，其讲武教战形成了制度。

因为西魏、北周重视军队与国防建设，国家的武备力量迅速增强，到灭北齐后，军队的总兵力多达50万以上，成为南北朝时期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朝的国防建设

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北周宣帝的岳父），废宣帝之子周静帝而夺取了皇位，建立隋朝，改元开皇，号隋文帝。

隋王朝从公元581年建立，到618年灭亡，仅历二帝，共37年。同秦代一样，隋王朝也是一朝兴暮衰、昙花一现的皇朝。隋朝虽立国不到40年，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一些重大的改革和创造，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隋王朝的极盛时期，全国有郡190，县1255，户万余，疆域西到且末（今属新疆），北至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东南至于海，东西9300里，南北14815里。国势繁荣昌盛，号称大隋帝国。特别是隋文帝杨坚时期，重视国防建设，在其制定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时，都以富国强兵和社会安定为目标，并努力付诸实施，取得了巨大成就。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荒淫残暴，好战喜功，穷兵黩武，造成生产凋敝，国力衰竭，民怨沸腾，很快就走向灭亡。隋王朝的国防，先强后衰，其经验教训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对兵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王朝后，吸取北周的教训，在强化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同时，对兵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隋朝的兵制改革，集中反映在对府兵制度的完善上。府兵制源于西魏和北周。西魏时期，府兵“不编户籍”，不从事生产，兵农分离，除执勤、作战、训练外，不担负其他赋役徭役。北周武帝时，由于府兵数量激增，大量均田户的农民当了府兵，府兵不从事生产的先例被打破，开始采取平时生产，农闲教战的形式，但由于其军籍专列，不归地方州县管辖，其家属往往隋军居住，不能长居久安，给其生产、生活造成很多困难。为了发展府兵制度，加强府兵建设，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朝廷规定男子成丁的年龄为18岁，每年服役1个月。开皇三年，又把成丁的年龄放宽到2l岁，将每年服役的时间缩短成20天。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隋在统一全国后，朝廷又对府兵制作一些改革，使府兵除继续保留军籍外，与自己的家属一起要在州县落籍。他们同民众一样依据均田法受领田地，不日从事生产，战时出征。府兵均免除赋税和徭役，自备兵甲粮草。这样府兵的家属即可同民户一样安居乐业，不再随从府兵流动了。隋王朝对西魏以来府兵制的这一改革，使府兵制由过去的兵民分离，兵民分治而成为兵民共籍，兵民合治，兵民屯田，“寓兵于农”的军事制度。与此同时，隋文帝立国后，对官制也进行了改革，在朝廷设左右卫等十二府，分别统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军队。十二卫府的大将军直接由皇帝赐封和指挥，从而进一步将军权集中于皇帝的手中。隋王朝开国后，对地方军也进行了整顿，改变了兵隋将姓的宗法隶属关系，清除了私兵、部族兵的遗痕。此外，在边境及内地的重要州县设置总管，负责这一地域的军事，统一邻近诸州的军事管理和防各建设。从国防需要出发，修仓储粮，备战备荒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从国防的需要出发下诏全国，要广筑仓，多积粮。当时，京师有仓廪，州有州仓，社有社仓，以备荒年与战祸。隋代的粮仓分两类，一曰官仓，一曰义仓。官仓是国家的仓库，支配权属政府；义仓是民间自行设置的公共粮仓，第二年收获季节，各家户按贫富等级出粮，储存于义仓，由乡官管理，遇有荒年，就地赈济。隋王朝广建粮仓，大量储备粮食，不仅有效地预防了灾荒之年的民饥之苦，而且对于平时强兵足食和战时兵马食用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隋王朝建立后，为掌握全国户口，拓宽兵源，令全国州县查证隐户，并论据朝廷规定的标准和式样，每年初春，逐家依样分户划等入册，按级上报，作为政府当年征发赋税徭役的依据。通过这一措施，隋王朝对全国人口的控制得到了加强。到隋炀帝大业年间，全国人口由开皇初期的40余万户，猛增至90余万户。20年间，人口数字翻了一番，不俟大大挖掘了国家的劳动力，而且也大大拓宽了国家兵员的来源。筑城修路，开凿运河，加强国防建设

隋朝初年，北部边境地区杂居着众多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部的强大骑兵，勇猛快捷，飘忽不定，经常分入内地袭扰，其中尤以突厥之患为最。隋王朝开国之初，南方有陈朝为敌，北方有住在阿尔泰山以南的突厥为患难。为此，隋朝廷拟定了先挥师江南扫平陈朝，尔后率兵北征，削平突厥，北守南攻，先南后北的破敌保国方略。

隋统治中原后，突厥对西北地区的侵扰屡加频繁，且规模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隋王朝在对突厥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先后数征发丁壮加固和增筑长城，开修道路，以增强军队机动作战的能力，扼制突厥对边陲的大规模骚扰和寇犯。公元585年，隋王朝已用计将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降隋，西突厥却对北部边境的骚扰依然如故。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初冬，朝廷派司农少卿崔仲方发陕西、甘肃、宁夏民夫自朔方（今陕西横山县西）至灵武（今宁夏灵武县）修筑长城，东距黄河、西到绥州（今陕西绥德县），绵亘700余里。第二年初春，再次令崔仲秋方发丁15万于朔方以东沿边险要修筑数十城寨。隋炀帝时，新建东都洛阳，征发丁男数十万人，挖掘防御东、西两京的壕堑，自龙门（今山西河津市）起，东接长平（今山西高平县）、汲县（今河南汲县）抵槛清关（今河南新乡县西北）、襄城（今河南襄城），达到上洛（今陕西商县），置关设防。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初夏，发河北10余郡民众凿太行山，开修了涿郡（今属河北）通往并州（今山西太原）的太道。……我国的主要河流大部分从西而东的流去，南北交通极为不便。隋统一全国后，为解决两京官吏下军队的粮食和“关河悬远，兵为赴急”的问题，加强两京的联系和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开始大规模征发民夫开凿运河。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南起余杭，北至涿郡，以洛阳为中心，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大水系，全长5000里。这条人工开凿的大运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和划时代的意义。其永济渠不当时中原政权控制河北和东北地区的重要交通线，能济渠与江南水系连接起来，实为当时扼制东南部的一条重要的交通命脉，大运河在当时交通条件下，就经济而言，可以运输民食；就军事而言，宜兵赴急，可以输送将士和武器；就政治而言，可以传递政令和文书，是我国国防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之一。对突厥实施全面反击

隋朝建立后，由于隋文帝杨坚推行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正确政策，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而手工业的发展又为隋王朝的兵器制造创造了技术条件，这就为军队改善武器装备奠定了基础。隋初，由于国力有限，对于北部边境突厥的侵扰，朝廷只好筑城修路，对突厥暂取守势。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春，突厥沙钵略可汗再次率军南犯。这时，隋文帝杨坚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准备，军力已有很大增强，决心转守为攻，对突厥实施全面反击。是年初夏，朝廷以卫王杨爽等为行军元帅，兵分八路出击突厥。杨爽在朔州道（今山西朔州）大破沙钵略军，沙钵略兵败北逃；杨弘出灵州歼灭突厥军数千人；阴寿出卢龙寨，窦荣在高越原（今甘肃武威西）都取得了胜利。突厥的阿波可汗，素与沙钵略可汗部不和，沙钵略部在与隋军激战时，未能赴援。沙钵略兵败后，深怕沙钵略怪罪于他，遂遣使来朝归附。沙钵略逃归后，闻阿波已经归降于隋，盛怒之下，率兵攻破阿波王庭，杀其老幼，夺其六畜。阿波可汗愤而投奔达头可汗部，得到达头的援助，回击沙钵略。至此，突厥内乱不已，相互攻伐不休。

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突厥达头可汗向隋朝投降。隋军攻击沙钵略可汗，沙钵略屡遭惨败，是年也遣使入朝求和。阿波可汗因连与沙钵略混战，其势力日渐强大，东与沙钵居地相接，西有龟兹、铁勒、伊吾等广阔的地域，号称西突厥。自此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开皇五年，隋文帝遣使联络阿波可汗，表示对阿波的支持。由此，沙钵略感到西面有达头、阿波，东面又怕契丹的攻击，遂遣使向隋王朝求救，请求率部落到漠南，寄居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隋文帝同意了沙钵略的请求，并命杨广出兵援助。沙钵勒得隋军的声援，击败阿波可汗部。沙钵勒得到隋军的援助，击败了阿波可汗军。沙钵略遂向隋立约，表示“永为藩属国”，受隋保护。隋文帝对沙钵略、达头及阿波可汗各部均予以安抚。

突厥自公元6世纪中期以来，连续多年寇犯边境，边境居民深受其害。隋文帝在同突厥的斗争中，采纳长孙晟之谋，采用政治离间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略，最终削弱了突厥的势力，使其俯首称臣，从而消除了边患，这隋军挥师南下，统一全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隋炀帝时，凭借文帝积累的巨大人力和财富，“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怒，以怒兴师”，贪欲与年俱增。他对内，连年大兴土木，开凿大运河，掘暂开道，修筑长城，使上百万的民众因不堪折磨和劳累过度而死亡。对外，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他在征伐西域，拓地数千里后，又连续三次用兵高丽。三次旷日持久，出动了庞大的军队，却一败再败，使国力消耗，国防实力削弱，隋王朝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怒涛下，于公元618年宣告灭亡。唐朝的国防战略

唐朝是在隋王朝的基础建立的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它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多承袭隋朝。亲眼目睹隋末农民起义风暴的唐太宗李世民“以亡隋为戒”，在隋之旧制上革故鼎新，制定了一系列使国家繁荣进步的方略。尤其是革新政治、发展经济、强化国防军事、抚内睦邻的治国之策，使社会经济、文化、科学得到了迅速发展，成功地实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战略防御构想，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头等强国。但到唐玄宗统治的后期，由于朝政的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引发了绵延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从此，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内忧外患并起，大一统的中国又陷于五代十国的混战之中。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王朝的许多国防措施与特点反映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国防特征，因而更具普遍的意义。

唐朝当局在国防建设的主要措施和建树有：为消除北方边患，积极做反击突厥寇犯的军事准备

唐朝统一全国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北方边境地区的突厥入侵。唐高祖武德初年，突厥处罗可汗深入太原大肆抢掠。处罗死后，其弟颉利可汗即位，协助割据北境的苑君璋进攻雁门。以后侵扰的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对中原人民虏掠和残害也屡演屡烈。武德七年（公元622年），颉利可汗率骑兵10万分路南侵，掠夺财物不可胜计，掳去男女人口5000有余，自此无岁不入。

唐朝在武德四年（公元627年）基本统一全国后，即开始准备对突厥的讨伐。这一年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军分4路入寇，秦王李世民率军抗击取得了胜利。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颉利可汗再次寇犯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进逼渭水便桥北，距长安仅40里路程。这时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他亲自驾临便桥南，隔渭水与之对阵。颉利可汗见唐军军容齐整，不敢决战，请求讲和而引退。至此，唐太宗李世民决心扫除突厥，并在军事上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到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王朝已有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社会经济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兵精粮足，具备了反击突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这时，突厥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势力大衰。唐太宗见反击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命并州（今山西太原市）都督徐世责力、兵部尚书李靖、大将军柴绍等率10万大军征讨突厥。翌年初，李靖等部大破突厥，突厥突利可汗来降，颉利可汗遁走铁山，遣使伪言请和。李靖指挥大军乘胜出击，出其不意地生擒颉利可汗，俘其众10余万，将东突厥基本消灭。唐把归降的突厥将士安置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一带，设置4个都督府加以管理。又在东突厥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到唐高宗时，再置单于、安北二大都护府加强防务。此后，东突厥势力再起，突厥贵族阿史那骨咄禄起兵反唐，连年挑起战端，但皆为唐军击败，只好在强大的唐王朝面前俯首称臣。

强大一时的东突厥为唐军所灭，周边诸族为之大震，纷纷归附。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周边地区各部落的首领到长安宫门前朝贡，尊请唐太宗称“天可汗”。唐太宗令诸夷从今往后为唐王朝守边境。从此，唐王朝的国力日盛。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李责力等又奉命率军击灭了雄霸大漠以北的薛延陀部，降服了受薛延陀部控制的回纥、拔野古、仆骨、同罗、浑、契芯、多滥葛、思结、阿跌、跌结、斛薛等11个部落和葛罗禄、骨利干等部。唐在漠北设立了坚昆都督府。唐高宗（李治）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统治时期，多次侵扰唐朝的边境。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朝廷派大将军苏定方、萧嗣业等打败沙钵罗，荡平了西突厥。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毗沙等数十个汗国都臣服于唐。唐王朝在天山北路设置了北庭都护府，在天山南路分设16个都督府，统领当地的政治和军事。在唐王朝的东北边境，居住着契丹、奚、室韦、革末革曷、勃海等东胡部族。唐威服诸部后，在黑龙江流域设立了黑水都督府，册封乌苏里江流域粟末部建立的勃海政权的首领为渤海郡王。

唐朝极盛时期的疆域，东接海，兼有高丽半岛（今朝鲜半岛），南到日南（今越南广治一带），西至安西（今新疆至中亚巴尔喀什湖一带），北到安加拉河、贝加尔湖一带。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既重视用兵，也注重强兵

唐朝前期的统治者们不仅重视用兵，而且注重强兵，对军队的建设都极为关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反隋前就着手发展和扩充自己的军力，并设立了大将军府，用以加强对军队的建设和兵权的控制。在占据长安建立政权后，为了解决战时的兵源和粮食供应的困难，沿用了隋朝耕战结合的府兵制。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居安思危，发奋强兵，首先其父承袭前朝的府兵制度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使府兵的组织体制、征调办法、兵员补充、训练教阅等都有了完备的制度，从而使北魏以来创建的府兵制，进入了完善时期。改革后的府兵制，仍然采取以卫统府的办法。唐太宗将唐初设立的军府权限降低，数量增加，并将“军府”改成“折冲府”；把统领军府的骠骑、车骑将军改名为折冲都尉和左、右果毅都尉，全国共设置634个折冲府。这些折冲府分别隶属于中央12卫府。折冲府又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府领兵1200人，中府领兵1000人，下府领兵800人。折冲府下辖团，每团200人，团设有校尉；团下设旅，每旅100人，旅置旅帅；旅下辖队，每队50人，队设有队正；队又辖火，每火10人，火由火长统领。这种组织编制序列严密，进一步加强了进行朝廷对府兵的控制。

唐朝在加强府兵制建设的同时，对府兵的服役和征调制度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一方面具有精兵的含义，另一方面府兵卫士多选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子弟充当，使其通过充军而进入仕途，扩大了统治阶级在军队中的力量。唐诗中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通过改革，使唐王朝全民屯兵屯田，劳武结合，扩大了兵源，增强了民众的国防观念；同时，使兵役比较平均，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和国家军费的开支。唐王朝通过对府兵制的改革和加强训练等其他一些措施，很快把诸卫府兵训练成了将强兵勇，能征善战的精锐，极大增强了唐王朝的国防力量。

唐朝的统治者明白，性能优良的兵器和技术装备，是提高和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统一剑形、改革兵器、研制战船，就成为唐王建国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并且取得了很明显的成就。唐代的兵器生产规模相当庞大，除各州官府掌管的军器作坊外，朝廷还直辖有京都及扬、洪、宣等州的大规模军器制造作坊。在管理上，唐初即在朝廷置军器监，统管全国军器的研究与制造，在各州、县挑选优秀工匠另立户籍，按番服役，专门从事兵器的研制。军器监还经常召集技术高超的军器匠总结交流制造经验，鼓励他们不断分行发明，并对有贡献者予以奖赏。这些措施和办法的实施，对唐代兵器的改良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唐朝在兵器的发展与创新中，特别值得自豪的是黑色火药的首创成功及首次在军事上的应用。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唐代炼丹家们首创了硫磺“伏火法”；唐宪宗（李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又创“伏火矾法”。经过200余年的艰苦的努力，终于发明了黑色火药。唐哀宗天祐元年（公元904年），郑王番在攻豫章（今南昌）时，“发机飞火”，把龙沙门烧毁。据北宋初年许洞在其《虎钤经》中云：“飞火”就是火炮、火箭之类的兵器。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火药应用于军事的记载。唐朝火药的发明和军事上的应用，预示着人类兵器发展史上新时代的到来。

唐朝的商业及对外交流比较活跃。由于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唐代造船业的进步和造船技术的改进。当时的造船业规模空前，遍布于长江、淮河、黄河和沿海诸地。官府在这些地区都建有造船基地，仅扬州一地朝廷就置有10个大型造船场，专造巨型船舰。唐朝廷为了发展水师，提高水战能力，对船舰的建造非常重视。唐初，就多次大规模地制造战船，装备水军。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渊为削平江南割据势力，曾建造了战舰2000余艘。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为东征高丽，命“将作大匠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战舰四百余艘”。以后，太宗又再次征发江南12州的式匠，为水军建造大战舰数百艘，大大改善了唐水军的装备，提高了水军的作战能力。唐德宗（李适）时，荆南节度使李皋研究建造了的水战“车船”，军士踏动船舷两侧的轮子，轮翼击水行进快速似马。这种战船航行时省人省力，速度加快，宜兵赴急，在战舰发展史上是个创举。从国防建设的需要出发，重视养马，加强马政建设

马是古代军事力量构成中的重要因素，车兵、骑兵、乃至军事运输都离不开马。唐朝廷把加强马政建设作为改善军队装备、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唐开国不久就在西部的陇右一带建立了牧马基地，并设置了以太仆卿张万岁为首的牧马机构，下设牧监、副牧监，还有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等官吏。将马分编为群，每群皆设一群长，15群置一尉，由牧尉统管。以后，牧马组织与官职几经变革和完善，使马政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加强。牧马业的发展和马匹的增多，给唐军骑兵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唐王朝的历代帝王，对骑兵的建设以及对骑兵在战斗中的作用都很重视。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不但关心马政的建设与发展，而且尤为精通骑射术，擅长发挥骑兵的机动灵活、长途奔袭的特点，并在历次作战中常以轻骑迂回敌后，攻其无备，以赢得战斗的胜利。从国防斗争需要的高度出发，加强对交通的开发和利用

唐朝从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国防稳固的高度重视对交通的开发和利用。当时的陆地交通以长安为中心，东经洛阳至汴（今河南开封），到宋（今河南商丘）再通胶东半岛；西由岐州（今陕西凤翔）通往四川，西北经凉州（河西节度使驻地，今甘肃武威）至西域诸国约1.2万里；北路从长安经太原，到范阳（今北京）；南道由荆（今湖北江陵县）至襄（今湖北襄樊市），再南入长沙经广西达于广州（今广州市）。以上道路是长安通往各地的主要交通枢纽，从这些交通枢纽到其他地区皆畅通无阻，且沿路都设有接待过往行人的店肆，在当时条件下大大增强了运输能力，加速了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军事要地的建设。唐代的水路交通，首先有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又有长江、淮河以及南方许多河流湖泊，构成纵横交错的水道交通网，把沿途许多经济和军事戍镇联结起来。

唐朝不仅重视内地的交通建设，而且为了加强对边境诸夷的控制和与海外的联系，大力开发了通往边境的陆路和海上交通。据唐史记载，当时通往海外的水路有两条干线，一是自登州（今山东蓬莱县）通过渤海湾到高丽（今朝鲜）；二是从广州入海，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到印度、锡兰，再西到阿拉伯（大食国）。通往四夷和海外的陆路主要有5条：一是自夏州（今陕西横山）达于大同、云中道；二是由安西进入西域道，将西域诸国连结起来，再向外通往西亚、欧、非各地；三是从营州（今河北昌黎县）至安东道（今朝鲜平壤），把高丽境内42州及9个都府连结起来；四是通往少数民族回纥等地的道路；五是由交州通往天竺道的道路。这些海陆交通的开发，增进了唐王朝与海外诸国及边境少数民族的交往，同时也为御边固防创造了条件。运用联姻和亲政策来缓和与周边诸族的矛盾，以保卫国家的安全

公元7世纪，正当唐朝的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在其南隅的冰山雪原上，也出现了一个新兴的藏族王朝——吐蕃，吐蕃王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立了吐蕃奴隶制王国后，遂与中原的唐王朝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并对汉藏友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松赞干布热爱大唐文化，羡慕大唐的文明发达。他在唐初就几次派人到长安学习，并请求与唐通婚。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再次派遣吐蕃大相禄东赞率领一队骑士，携带大批珍宝，到长安请求通婚。唐太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同意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唐高宗时，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文成公主深受藏族人民的崇敬。唐中宗（李显）时，又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这两位公主没有辜负唐王朝的期望，为汉藏两族的团结做了许多事情，使吐蕃与唐朝的联系更加密切，双方结成了甥之好。

唐朝尤其是其前期的统治者所采取的和亲睦邻政策，不仅平息了当时周边四邻所发生的动乱，捍卫了大唐帝国的国家安全，使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和平、昌盛的重要历史时期，而且促进了我国各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大发展、大融合、大团结，为中国这个伟大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朝自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安史叛乱”后，又经历了150余年的藩镇军阀混战和以王仙芝、黄巢为领袖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风暴。在这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农民起义的叛徒朱全忠见风使舵，乘起义军处境危急的形势，倒戈投向唐王朝。这个农民起义军的叛徒，从此便以镇压农民起义军和削藩为名，开始实现自己的野心。经过几年的征战虏掠，朱全忠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和地盘，取得了“挟天了以令诸侯”的地位。唐昭宗（李晔）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朱全忠毁了长安城，挟持唐昭宗到洛阳，不久将昭宗暗杀，立13岁的李木兄做皇帝，号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三月，朱全忠强迫唐哀帝重演了所谓“禅位”的丑剧，自立为帝，因其曾封为梁王，所以号称后梁。至此，唐王朝遂告结束，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时期。

所谓“五代”，是指当时中原地区相继出现的五个朝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共历14帝，统治了53年（公元907年～公元960年）。所谓“十国”，是指南方和山西地区先后建立的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即南平）、北汉等政权。此外，与“五代十国”并存的还有新兴于东北的契丹（即后来的辽国），以及先已存在于东北边境的渤海、西南边境的南诏（后称大理）、吐蕃等小国。“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纷扰割裂的战乱时代，是唐后期藩镇割据的继续和扩大。这个时期，政局极度混乱，政权更迭，朝云暮雨，“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武夫悍将风涌而起，各据一地，呼王称帝，争霸天下。他们朝立为帝夕被人夺，如同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五代后期，郭威所建立的后周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大有收复大江南北，统一中国的趋势。后周的开国之君郭威，史称周太祖，他出身贫寒，取代后汉建立后周后，生活节俭，革除弊政，比较关心民间疾苦。他死后，养子柴荣即位，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新皇帝。他不仅有治国治军和驾驭战争的雄才大略，而且还有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抱负和信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和准备，使后周的国力很快得到增强，就在他率军南征北战，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不幸病死军中，年仅40岁。两宋时期的国防政策

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他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为帝。公元960年，周禁军统帅——殿前都检点赵匡胤，谎报契丹和北汉联兵入侵，朝廷信以为真，遂命他统兵出征御敌，军至陈桥（今河南开封东北40里）发动兵变。赵匡胤旋即回师开封，废掉后周小皇帝柴宗训，建立宋朝，后被尊为宋太祖。

宋朝建立后，为了消灭内部可能举行叛变的武装势力，抵抗外族的侵扰，实行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军事、财政政策。如：宰执掌兵，受制于帝；强干弱枝，以文制武；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守内虚外，内外相制等。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虽改变了中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对于宋王朝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政权、军权、财权的过度集中，却导致了军力削弱，国防危机加深，官僚机构臃肿，“冗官”、“冗兵”、“冗费”泛滥成灾，使宋朝成为我国古代史上罕见的积贫积弱的一代王朝。因而，随着金兵大举南下，北宋沦亡，南宋偏隅临安。应当说，宋王朝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统一，是历史的一个进步，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宋王朝的统一却是局部的统一，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不是中国统一的王朝。北宋时，辽、西夏政权与其对峙。南宋时，金朝雄据淮河、秦岭以北，南宋王朝只能偏安于东南一隅。

宋朝的国防，有其成功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教训，诸如，“守内虚外”、“三冗”成灾、省兵置将、执意求和等等。但是，宋朝却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的一个重要时期。宋朝国防其成功之处及历史教训，有以下几个方面：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对峙的政治局面

北宋取代后周之际，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尚未结束。当时，在北方有强大的契丹及其卵翼下的北汉，在南面和西边，有南唐、吴越、南汉、后蜀等较大的割据政权；在福建有陈洪进割据漳、泉一带，周行逢割据湖南一带，高保融割据荆南等。这些大小割据势力中，北汉依靠契丹的支持与宋为敌；南唐虽然慑于宋军的兵威，想方设法讨好赵氏，暗中却与宋军严阵以待；后蜀和南汉也极力想保持割据地位，对宋持敌对态度；吴越虽然顺从于宋，但也仍然割据五方。对宋王朝来说，当时的形势是“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政权后，在消灭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势力、稳定局势的同时，即着手统一全国的战争。他经过认真分析，听取大臣建议，制定了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战争方略。根据这一方略，公元963年，宋太祖出兵攻荆南（南平），接着又挥师挺进湖南。荆、湖两个割据势力被削平后，就使南汉暴露在宋军的兵锋之下，后蜀、南唐的翼侧也暴露无遗。这就使宋太祖获得了进军钳击后蜀和南唐的有利战略态势。

公元972年2月，宋军进逼广州，南汉刘金长投降。947年9月宋大将曹彬率10万大军进攻南唐，南唐主李煜降。削平南唐是宋太祖领导的统一战争胜利的高峰。南唐亡后，割据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一些势力，基本上为宋所灭。

公元976年（宋开宝九年）10月20日夜，宋太祖赵匡胤突然死去，其弟赵光义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史称宋太宗。宋太宗即位之后，立志把其兄统一全国的未竟事业进行下去。公元978年，迫于宋王朝的军事压力，割据漳州、泉州的陈洪进献土归降；吴越钱亻叔也归宋称臣。至此，南方的割据势力削平，消灭北方割据势力的时机已经成熟。宋太宗遂把北征灭汉的战略目标提到议事日程。

宋太宗从外交和军事两个方面进行了灭亡北汉的准备。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派遣了6批使臣赴辽，对了作出和平友好的姿态，对辽使来宋也盛情款待，以此来离间辽与北汉的关系，掩盖自己的战略企图，使辽放松了同宋进行军事对抗的准备。与此同时，又加紧精选将士，进行紧张的战前训练，加紧修造兵器和攻城器械。

公元979年正月，宋军在潘美的统率下，兵分4路，围攻北汉的统治中心太原。辽军未能阻止宋军的进攻，派出的援军被宋军在石岭关击溃，几乎全军覆没。宋军对太原围攻日急，北汉被迫投降。北汉被削平后，中原地区和南方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分崩离析的五代十局面宣告结束，从此北宋王朝开始了100余年的局部弹琴局面。“弱干强枝”，以文制武的国防措施

宋朝立国之后，为了巩固统治，防止军权旁落，“陈桥兵变”事件的重演，解除了高级次的政权，削弱了宰相的权力，强化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宋王朝在枢密院下设“三衙”，即殿前都指挥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持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故又称“三司”，是分掌皇帝三支亲军的最高指挥机关。“三衙”的长官合称三帅，即殿帅、马帅、步帅。“三衙”鼎立，互相制约，最高指挥权属皇帝，虽有掌兵之职，但无用兵之权。宋王朝废除了后周两司统兵体制，代之以品秩较低的“三衙”九员长官分统禁军。这种军事体制，对于强化皇帝对军队的控制，消除兵祸，保持社会稳定，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一切权力归皇帝，事不得专而又相互掣肘，主帅在战场上往往不能根据瞬息万变的情况而贻误战机，与此同时，朝廷又宠用儒臣，乐文轻武，在全国上下形成了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格局，并得用内臣（宦官）领兵或充任监军，以挟将帅。宋王朝不但把这些措施作为立国之法，而且作为遵循的家法传之后世。这些措施对于巩固和强化统治阶级的中央集权，防止藩镇割据，安定内部，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过分重文轻武，削弱和抑制军人的地位和作用，其结果必然导致文官的得宠跋扈，武将的悲观怨愤，文武官员之间矛盾加重；吏治愈益败坏，武备日益废弛，军队的战斗力逐步下降。因此，宋王朝在“强干弱枝”以文制武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播下了国防危机的种子。“三冗”成灾，积贫积弱的国防实力

宋朝的真宗（赵恒）、仁宗（赵祯）统治时期起，行政机构越来越庞大，财政负担急剧增加，“冗官”、“冗兵”、“冗费”，合称“三冗”，泛滥成灾，阶级矛盾也随之尖锐起来。从宋太宗（原名赵光义，后改为赵炅）时期起，就出现了机构重复，官员数额迅速增加的情况，到真宗时，这种现象就更加泛滥，官僚机构叠床架屋，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官员越来越多，这就使官僚队伍迅速膨胀，许多无真才实学的纨衤夸子弟。甚至刚出生不久的幼儿都被列入官僚队伍的名单。为了安排这些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朝廷对各级政府机构采取“有定官，无限员”的办法，尽量扩大各级政府机构的容量。仁宗时，这种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更加恶性发展。由于官僚人数恶性膨胀，官僚机构臃肿不堪，因而衙门作风盛行，官员奢侈腐化，办事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冗官”之灾日益严重。宋开国之初，禁军、厢军总额约22万，到真宗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增至66.6万多人；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为91万人。到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增加到126万人。宋代的兵役制度，始终以募兵为主。立国初期，禁军所招募来的职业兵，都经过严格挑选，素质较好，在统一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仁宗以后，由于战争频繁，军队员额猛增，招募兵员的数量逐年扩大，导致了滥募滥招成风，兵员质量急剧下降。宋王朝的募兵制，实际上是终身养兵制。农民一旦招募入伍，便终身为兵，军中老弱士兵比比皆是。由于宋军的素质如此，在与辽、金、西夏等军队作战时，往往不战自败。宋王朝的“冗官”、“冗兵”之灾，给国家财政带来极大影响，又酿成了“冗费”之灾。宋王朝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享受着优厚的薪俸待遇。两府大臣宰相和枢密使，每月俸钱高达三百千，足够购买上等良田100多亩，还有其他附加的一些费用，在一般情况下，一名禁军年需五十千，一名厢兵年开支三十千。军队数量的激增自然带来了养兵费用的激增。“三冗”泛滥成灾，使宋王朝形成两大弊病，一是生产萎缩，国家财政空虚，“积贫”总是极为严重；二是军事制度败坏，国防力量薄弱，对辽、西夏的侵扰无能为力，“积弱”问题相当突出。于是，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诸如，王伦起义、陕西饥民起义、湖南瑶民起义、河北的王则起义等。宋王朝在内乱不止的同时，边境地区又接连受到外患的困扰：仁宗（赵祯）、神宗（赵顼）时宋与西夏重启战端，辽国又趁机要挟。宋朝养兵百万，使田无可耕之民，国储不足，赤字增加，竭民赋租，但在强敌临境时，国家却无可战之军，不得不岁输金帛，苟且偷安，最后只好用金币去买边境地区暂时的安宁。宋王朝的“冗兵”所造成的积贫积弱的情况，在我国国防史上实属少有。执意求和，丧权辱国的历史教训

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针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严重局面，曾先后提出了一些变法的主张。然而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昏庸和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势力的干扰、反对，使所有变法图强的主张和行动都归于失败。此后，宋朝的统治者更加腐朽，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人民无法忍受宋王朝的残暴统治，到宋徽宗（赵佶）宣和初年，终于爆发了东南地区的方腊起义和京东地区的宋江起义。宋王朝虽然镇压了这些起义，度过了一场政治危机，但无法阻挡东北地区女真族的兴起和南进，逃脱不了北宋政权灭亡的命运。

女真族原名黑水革末革曷，很早以来就居住在今黑龙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及长白山一带，即所谓白山黑水之间。在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后，黑水革末革曷改称女真，其中直属于契丹国的称熟女真，不属于契丹的称生女真。生女真中的完颜部后来强大起来，其首领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5年建国称帝，国号曰“金”。金在灭辽后，控制了东北和华北的广大地区，兵锋直指宋王朝。

辽亡后，金人成为宋王朝的直接威胁，但朝廷对此却毫无戒备。公元1125年，金军南下侵宋。在金军严惩威胁下，宋王朝统治集团分裂成“降走”和“战守”两派，由于统治者执行了投降政策，给人民造成了难以言状的灾难。

宋钦宗（赵桓）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军在攻宋都城开封后，把宋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及后妃、宗室、朝官3000余人一起俘虏北去，开封的金帛、宝物、文物等也被洗劫一空，宋王朝在北方的统治遂告结束，史称“北宋”。“北宋”沦亡后，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初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即位称帝，改元建炎，号宋高宗，后又将都城迁往江南杭州，史称南宋。

赵构即位后，继续使用其父兄的投降政策，重用投降派人物，并频繁地派遣使臣，携带奇珍异宝赴金求和，表示愿以黄河为界，与金平分疆土，以求得一时的苟安和享乐。但是他也慑于广大爱国军民坚决抗金、反对投降的义愤，被迫起用了当时政权中“战守派”的代表人物李纲、宗泽等人。

李纲出任宰相后，继续坚持反对朝廷求和投降的政策，决心整顿朝政，刷新政治，收复失地，振兴宋室。他力劝高宗还都开封，重兴社稷；他加紧进行抗金战争的部署，在调整两河防务部署的同时，还积极推荐并支持抗金老将宗泽担任京师开封府尹，恢复社会秩序，加强备战和守备，迎接宋高宗还都。但是，宋高宗赵构并不想真心抗金，在一群投降派的围攻、陷害下，他罢免了入相仅75天的李纲，废除了李纲所规划的一切备战措施，使两河郡县很快沦入敌手。

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底，金军在毫无抵抗的形势下，兵锋指向扬州。高宗从扬州先逃到镇江，再逃往杭州。高宗逃到那里；金兵就追到那里。金军到达杭州未能擒获高宗，遂兵分两路，一路追捕高宗，一路在杭州一带大肆虏掠抢劫后北返。当金军北返至镇江时，被宋镇江守将韩世忠打得惨败。金军10万大军被围困在黄天荡达48天之久。后因内奸与金军勾结，使金大军得以逃脱，在途中又遭宋将岳飞部的追杀，损失十分惨重。黄天荡一战，沉重地打击了金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南宋军民的抗金斗志。

宋高宗在金军撤走后，回到杭州，依旧花天酒地，不思收复国土，振兴宋室。他与秦桧打得火热，在金人奸细秦桧的诱导下，再次开始了投降苟安的活动。于是，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之间再次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抗金民族英雄岳飞，就是这一时期的南宋抗战派的杰出代表。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在南宋军中，他是一位身经百战，年轻有为，战功卓著，威震敌胆的抗金名将。宋金战争以来，他素有收复失地，救民水火，振兴宋室的宏愿，曾数次上书反对投降求和。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金太宗死后，扶植伪齐的粘罕在金朝贵族内部的优势急转直下，而挞懒却在这场内讧中崛起，他废掉伪齐皇帝刘豫，决定将原为伪齐统辖的河南、陕西交还南宋，与宋议和。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在南宋政权内引起了极大反响。“主战派”反对与金议和，主张乘机全面反攻，收复失地。但高宗却认为多年盼望的“和议”有希望了。岳飞坚决反对与金“议和”，坚持抗金的鲜明态度，加深了他与投降派之间的矛盾。在岳飞率部抗击金军，取得重大胜利，并继续扩大战果的关键时刻，高宗、秦桧为了讨好金人，重开和议，解除了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大将的军权，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

岳飞虽然死于错君权奸之手，但他反对投降，坚持抗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忠烈的民族气节，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敬仰和传颂。

宋代统治阶级的腐朽与黑暗，并不能掩盖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和科技文化的蓬勃发展。水利的开发，生产工具的兴革，使宋代的生产力大大超过了前代。宋代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造就了沈括、毕昇等一大批科学家与发明家，带来了军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中国在世界科技史上的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就是在宋代发明的，火药和指南针也是在宋代得到了重大的技术突破。尤其是火药的日臻完善和运用于军事，使我国的兵器制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冷兵器的一统天下开始被打破了。宋代在军事技术发明上取得的重大成就，对后来中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元朝的国防措施

公元1271年，由蒙古贵族统治者忽必烈（按：即元世祖）在南进灭宋的过程中建立了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蒙古族在唐朝时期被称为“蒙兀室韦”，生活在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东南一带。约在公元8世纪以后开始西迁，进至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今蒙古国鄂嫩河和克鲁伦河）流域游牧，后来先后臣服于辽国和金国。在11～12世纪，蒙古族人还是分散在大草原上以氏族血缘关系聚集的若干大小部落。其牛有蒙古部、克列部、塔塔儿部、蔑儿乞部、斡亦刺部、乃蛮部、翁吉剌部、汪古部等。这些部落也被称为“鞑靼”，这是因为塔塔儿部曾经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就取其谐音“鞑靼”，作为蒙古各部的共同称呼。这些部落的人，都过着游牧生活，又兼营狩猎，从小就生长在马鞍马之间，以弓箭骑射见长。后来到了蒙古部统一了这些部落之后，“蒙古”一名就成了统称。

元朝疆域广大，其领土东北至鄂尔库次克海，北至西伯利亚大部，西至新疆，西南至西藏、云南，南至印度河流域，东至于海，横跨欧亚两洲。这就是《元史）记载的“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至辽左，南越海表”的元朝版图，较之汉、唐盛世的疆域还要辽阔。

元朝建立后，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掌管全国军务。在地方设行省，并使历来由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统治的一些地区，如云南、西藏等，统归于中央政府，还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将西沙、南沙群岛隶于湖广行省，重建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蒙古部孛儿斤氏贵族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在长期的部落战争中，利用蒙古各部的矛盾，各个击破，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他搜罗将才，严格训练本部兵马，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公元1194年，他借金朝进攻塔塔儿部之机，乘机出兵，一举打败塔塔儿部。以后又与克烈部的王罕合军击败札木合。公元1203年，铁木真与王罕决裂，大战于土拉河（今蒙古国布尔根省东边境上），王罕败亡。至此，铁木真战胜了克烈部这个当时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部落之一，创造了统一蒙古的条件。公元1204年，铁木真又削平了乃蛮部。经过长期征战，1206年，铁木真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实现了统一。在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至大沙漠，北达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蒙古历史上第一个军事奴隶制国家。铁木真作为各部的共主，在斡难河河滩召开的各部首领会议上，被推选大汗，尊称“成吉思汗”（按：“成吉思”是强大、巩固的意思，“汗”就是皇帝的意思）。

蒙古统一以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开始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公元1209年蒙古军进攻西夏。西夏战败，纳女求和。畏兀儿（今新疆）人慑于蒙古的军威，于公元1201年就遣使归顺，使蒙古的统治扩大到了畏兀儿。公元1218年，蒙古军攻灭了西辽。为了反抗当时占据中原的金朝对蒙古的残暴统治，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就把兵锋指向金朝，开始不断发动地对金朝的战争。公元1214年，蒙古军围攻金的中都（今北京），金军大败，金宣宗将公主嫁给成吉思汗，并将国都迁往开封。此时蒙古军已经占有了黄河以北地区，成吉思汗遂于公元1219年亲率20万大军举行了蒙古军的第一次西征。因为蒙古军只有木华黎率偏师经略华北，使金朝苟延残喘了20年之久。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西征回师途中，乘胜灭亡了西夏。是年，成吉思汗病死于今甘肃六盘山，其第3子窝阔台继任大汗。从公元1235年到1244年，窝阔台派遣拔都、贵由、蒙哥等率蒙古军进行了第二次西征。在此期间，窝阔台联合金的世仇南宋王朝，于公元1233年南北夹击，大举攻金。公元1234年，金哀宗放弃都城开封，逃往归德（今河南商丘县南），继而又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至此，金亡。中国由几个政权割据的局面，转为蒙古与南宋的对峙。与此同时，蒙古西征大军在攻占莫斯科等地后，正欲乘胜挥师西进，继续扩张战果的时候，却传来了窝阔台薨毙的噩耗，蒙古军旋即回师。

公元1251年成吉思汗第4子拖雷之子蒙哥继任了大汗位。公元1253年至1258年，蒙哥大汗派遣其弟旭烈兀率军进行了第三次西征。蒙古军先后进行的这三次大规模西征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以蒙古地区的和林（当时蒙古的都城，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的哈尔和林）为中心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大汗国。

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后，1235年，便对南宋王朝展开了全面的军事进攻。蒙哥即大汗后，对南宋采取了迂回战略，亲率大军进攻四川，又在公元1235年派忽必烈率10万大军征服了云南。此后，又招降了吐蕃（今西藏），控制了西南地区，从西南方向对南宋形成了大包围的态势。公元1260年蒙哥大汗死后，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多伦附近）即蒙古大扦位。忽必烈是成吉思汗之孙，与蒙哥大汗是同胞兄弟，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声名赫赫。公元1271年，忽必烈废除“蒙古”国号，建立了元朝，公元1272年迁都寺都（今北京），公元1279年，元军对退守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海中）的宋军发动最后进攻，南宋遂亡，中国复归统一。蒙古统一和整个中国的统一，对于巩固中华民族，推动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有伟大贡献的著名帝王；他们巩固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利益的治国治军思想和策略，给后人留下了有益的借鉴。尤其是他们建设强大国防的方略，为历代政治家所推崇。

元朝统一中国后，面对辽阔的疆域和众多的民族，特别是在国家刚刚统一，政局尚不完全稳定的情况下，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加强中央对各地的控制避免再度分裂割据，忽必烈采取了招贤纳士，广采众议，改革蒙古旧制，建立了元代大一统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制度。

元朝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辅佐皇帝发布政令。设枢密院掌管全国军事。设御使台，负责对官员的监察。在中央政权之下又有各自的派出机构，分别负责各地和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与中央官制相适应的是在各地设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以行省分治天下的制度是元朝统治者通过中央加强对各地方、各民族统治的创举。创行省制度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改革，这些行省初步奠定了明清两代乃至今天中国省区的规模。省作为地方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行省作为中书省派出的常设机构，是元朝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同时也是一级军事机构。行省本身是军政一体的。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军政事务分别由所属的不同机构管理，军民分治。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非常重视对边远地区的统治，通过各种军政机构对这些区域进行管辖。云南地区自南北朝以来一直处于割据状态。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朝政府在云南设行省，将其并入版图。公元1253年，蒙古军攻入吐蕃，使西藏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元朝政府在西藏设立了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下设若干万户府，征收赋税，屯戍军队，进行军事、行政管理。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元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军事巡察机构），管理澎湖、台湾。另外，还通过军事机构控制了天山南北、蒙古高原等广大的东北、西北地区。这些制度的建立，使历来由少数地方政府统治的边陲重地。归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强化了中央集权。对于边疆、海防地区的开发与防务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13世纪初到元朝建立，强大骠悍的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率领下，以飓风般的速度和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欧亚大陆。蒙古统治者在军队的建设上颇下了一番功夫，建立了以维护统一和对外扩张为目的的军事体制。可以说，元代国防是以向外扩张为其基本特征的。

元朝军队按任务的不同，区分为宿卫和镇戍两种。宿卫军包括怯薛军。待侍卫亲军，是皇帝掌握的中央禁军。镇戍军是归枢密院调遣的军队。元朝统一中国和建立国家防卫，正是建立在这两支军队的基础之上。亲军和怯薛军都是中央的卫戍部队，但在职责上怯薛军负责皇帝安全，掌管皇宫的防卫，一般不外出作战。亲军作为皇帝掌握的常备精锐部队，预物屯于京师和周围腹里地区，平时屯田和担任京师与腹里的镇戍任务，战时就集中出征。

元朝政府在全中启蒙军队，担任地方镇戍。这些镇戍军根据士兵的民族成分的不同，区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四类。“蒙古军皆国人”，是元军的主力。在长期的战争中，蒙古军的有生力量消耗很大，军队不断扩编，后来在蒙古军的组织中，也包括了部分色目人。全国统一以后，一部分蒙古军留下来镇戍中原，大部分士兵加到草原休养，仍然保持着战时传檄集合，平时散归各部的战略状态，一旦有事能很快集中出征。在镇压东北、西北的叛乱中，北疆的蒙古军为维护统一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元军的编组沿用成吉思汗的做法。当初，成吉思汗为了使军队成为打不散的钢铁集体，并便于指挥掌握，按10进位的方法把军队编制起来，使蒙古军能够成功地运用各种战术战胜敌人。元朝建立以后，沿袭了蒙古的习惯，对汉军、新附军等也按10进位进行编组。随着军队体制的完善和稳定国防的需要，元朝政府以重兵镇戍要地，探扼边陲。采取“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的战略布局，强固边防，稳定内地，互相制约。在内地，被称作宿卫军的怯薛军和侍卫亲军，布置在京师及周围地区，据幽燕，锁太行，扼燕山，塞山海，制居庸，北连朔漠，南控江淮，将统治中心捍卫其中；在边地，则有镇戍军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元朝的防御重点主要在北方，东北、西北地区更是重兵把手，形成了一条从西南斜向东北的屏蔽中原的防线。这条防线东以和林为支撑，西以巴尔库山、博格多山为依托，中央以北山和戈壁为天然屏障。在防线之后的中央纵深地带，又配备了15万人的战略预备兵力，并依靠中原雄厚的经济实力，多路对这条防线进行补给，遏止外敌和叛军向南进犯。

公元1272年（至元九年），忽必烈迁都北京，兴建了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汗之城”元大都。这样，以北京为据点，凭借太行、燕山山脉和黄河防线，内可探扼华北平原，雄势中原河山，通过一些天然峡谷形成的交通孔道联系经略东北大平原和蒙古高原；又可凭险据守，防范北方入侵。以此为基地，向南拓展疆土。所以，以北京为统治中心的战略思考，在国防上意义十分重大。忽必烈较之以往蒙古统治者占领北京后大掠一通就撤兵北去的做法，确实要高明得多。

元朝的兵役制度，因地区、民族、贫富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蒙古地区，实行军民一体的全民皆兵制度，这是蒙古民族的传统做法。元制规定，“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随着战争的发展，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也在被征服的地区征集兵员，补充自己的队伍。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征服金、宋，开始征发汉族人为兵，于是就开始有了“汉军”和“新附军”。被征服地区的技术人才，一般被编入称为“匠军”的特殊队伍。

元朝建立后，实行征兵基础上的世兵制，一旦被征为军人，这家就成为军户，家口、财产都注明在军籍之中，由官府盖印入册，不再更改，父死子继，兄亡弟承，世代为兵。如果军人病死或阵亡军中，100天或1年后再由家人补入。家中贫困，无力服兵役者，则由数家合并，采取抽丁的办法，10人或29人出一丁为兵。在元朝，当兵是一种封建义务，军户出军，没有假期。出征或远戍的士兵有时可以回家一年或数年，到期归营，否则论罪。元代的军户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保证了军队有比较稳定的兵员，并且由于军费中很大一部分由军户自己承担，因而维持了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而且国家的负担又不至于过重。据统计，在宋元战争中，元朝仅在其控制的北方150万户中，就动员了20万人的军队，平均7户就出军1人。而在控制的南方，有1100余万户，军队79余万人，约15户到20户出军1人。这说明，军户制与募兵制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

统一中国之前，蒙古军在对外征战时，摧毁对方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摧毁对方的经济潜力，最大限度地掠夺财物，供己所需。每攻占一地，总是将对方的牲畜、粮秣、乳酪和其他财物收集起来，作为军需之用，如用不完就运回储备起来，留作备用。后来，蒙元军队每征服一地，工匠免死，将他们召集起来制造武器装备，又集中地吸取其他民族的技术之长，不断地增强了军队的战力。蒙古军队能纵横驰骋欧亚两洲，所向披靡数十年，很大程度上得利于这种取用于敌，以战养战的策略。

蒙古统治者十分重视广泛吸收利用科技成果，制造坚船利器，为战争胜利服务，这是他们高于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地方。在对外战争中，蒙古统治者很注意掳掠被征服者的器物和工匠，以补充自己，并实行奖励政策，以高官厚禄鼓励发明创造。所以，蒙古族的生产虽然落后，但兵器却有很快的发展，并且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随着兵器的革新和进步，蒙古军也由单一的骑兵，发展成为具有步军、炮军、弩军，以及工兵、匠兵、水军等多兵种的军队。和历代封建王朝相比较，元朝当局更加注重屯田和马政。在前代屯田的基础上，元朝的屯田有了新的发展，分为军屯、民屯和部分军民合屯。军屯是军事体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民屯是军屯的辅助部分。元朝建国之前，蒙古统治者主要根据战争需要设置军屯，没有形成专门的制度。元朝建立以后，元朝政府制定了具体的屯田制度和政策。当时，屯田遍及全国。军屯的土地，主要是因战争破坏而荒废的土地，军屯归各级军事机构掌管，民屯属于大农司宣徽院和各行省掌管。马政建设，对于“以弓马之利取天下”的蒙古族来说，更为重要。元政府开始设立专门机构群牧所，以后几经变动，成立了隶属于中书省的太仆寺，在全国设立了14处官府的牧场。

元朝，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是最为活跃的时期。由于大一统局面的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陆路、海运、漕运的沟通，使得中国的对外交往更为频繁。元朝政府采取开放政策，与周边的高丽、日本、交趾、缅甸等国家和地区都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西方的许多国家也有密切的关系。元朝统治时期，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庶的国家，声威远播欧、亚、非三洲。然而，在元朝的对外关系中，不仅有友好往来，互得互惠，还有政治强权和军事强权的内容。元帝国的国防策略在多数时候不是稳定周边防卫，而是主动四面进攻，以谋求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大元帝国虽然在当时盛极一时，但深深埋藏着各种危机。尖锐的阶级矛盾支援着这个庞大封建王朝的根基，元朝后期政治、经济、军事的腐败，又为自己的覆灭添加了催化剂。公元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发展壮大的朱元璋集团，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命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大军20万北伐，攻占大都。元顺帝携后妃、太子和一部分王公大臣仓皇北逃。至此，元朝遂告灭亡。明朝的国防建设

明朝自公元1368年立国到公元1644年为清所灭，在中国历史上共经历了276年。其国防建设经历了前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

自朱元璋开国，经惠帝、成祖、仁宗、宣宗，约67年，是明代国防建设的前期，也是它的兴盛时期，政治修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富国强。自英宗即位，经代宗、宪宗、孝宗，约70年，是明代国防建设的中期，也是它的衰退期。在这一时期，贵族官吏日益腐败，政局也开始动荡，财政危机加深，武备松弛，边境动乱，国防趋于衰弱。自明孝宗后，经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约130年，是明朝国防建设的后期，也是它的腐朽时期。在这一时期，皇帝沉溺于声色犬马，矫饰雄武，不理朝政；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国家财政崩溃，农民起义的战争此起彼伏；武备松弛，“南倭”侵扰，“北虏”南犯，边患纷起，国防虚弱不堪。明朝的国防事业，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发展生产，富国强兵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为了巩固政权，消灭元朝的残余势力，统一南方，抗击倭寇，迫切需要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但是，当时百姓经过战乱，已相当困乏，为了减轻国家和农民的负担，又能达到“强兵足食”的目的，朱元璋在发展社会生产的同时，又下令让军队“屯田自食”，史称“军屯”。由于实行军屯，到永乐时，“东自辽东，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大兴屯矣”。军屯政策不仅解决了军队的自给问题，减轻了国家和人民负担，而且对恢复社会生产，富国强兵，巩固国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把冶铁技术和火药运用于军事，军队普遍装备了火枪、火铳，以及悬挂腰间、举手可放的千里铳等，是明朝国防建设的一大特色。明朝当局还注意对外来技术的汲取和引进武器的仿制与改进。明成祖朱棣时，将从西方引进的神机枪炮，配备给神机营，一边训练，一边仿制。公元1521年，又引进佛朗机炮；万历年间再引进红夷大炮。这些枪炮与中国传统的枪炮相结合，性能有了改进。工部与和地方相继开设枪炮生产场地，生产了数十种上千万件火枪、火铳和部分大炮。火枪、火铳普遍装备给步兵营。火炮装备给神机营，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炮兵营。明代火器的发展，达到了我国古代火器发展史上的高峰，军队中冷兵器和火器的比例，不断发生变化。至明中叶，已是“京军十万，火器手居其六”了。明朝兵器制造业的崛起和发展，使明朝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编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除了拥有传统的步、骑两个兵种外，出现了战车和炮兵两个新兴的兵种。明朝造船业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工业部门，明初的造船业，居于世界的先进水平。永乐初年，当局命福建都司造海船137艘，可见当时造船规模之大。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集中反映出当时中国造船业的先进水平。郑和最后一次出海共乘坐大船63艘，其中最大的船只长444丈，宽18丈，可容2000人，其他各船也可容纳四五百人。船上有航海图、罗盘等。郑和“下西洋”，虽非执行作战任务，但反映了明代造船业的发展和明代水军海上作战能力。明朝的水军，较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战斗力也有了相当的提高。

明代北方的边境斗争不断，前中期主要是抵御亡元势力鞑靼、瓦剌的内犯，后期主要是防备和对付新兴起的后金（清）军队的南下。在东南沿海地区，则经常遭受“倭寇”的严重侵扰。这种情况，当时称之为“南倭北虏”。“南倭北虏”是明朝的大患，几乎贯穿了明王朝的始终。明初，全国总兵力约180万左右，后因战事增多，兵力也有增加。永乐中期，全国兵力达到280万左右。为了抵御南倭北虏的进犯，明王朝统筹布局，量敌用兵，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点、线、面有机结合，实边固防，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国防体系。明王朝的国防措施主要有：设立卫所，修建长城

为巩固边疆和内地的重要地区，明朝建国初期，即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便下诏实行卫所制。一般以5000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1120人为一个千户所，长官为千户；下辖10个百户所，长官为百户，百户之下，有总旗2，小旗10。每总旗辖5小旗，每小旗领军士10人。洪武年间，全国陆续设置了17个都司，3个行都司和1个留守司。全国共设内外卫所约329个，守卫千户所65个。为抵御倭寇，洪武年间就开始在沿海设置卫所，建立水军。至明中期，在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已分别建立卫所54个，千户所127个，巡检司230个，烽堠墩1338座，有效地防御了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的入侵和骚扰。

明王朝军队的精锐，都集中在京师附近。洪武帝朱元璋时，在南京的京军就有约20万左右，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因首都置于国防前线，遂成立了“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合称京军，设“七十二卫，军士不下百万”、“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京军由皇帝委派亲信宦官担任各营提督，直至公元1425年（仁宗朱高炽洪熙元年）“始命武臣一人总理营政”。京军主要任务，如发生战争，则以其为主力，再由外地卫所抽调部分军队作为辅助力量。永乐时期成祖朱棣数次率军北征，都是以京军为主力。平时则轮番训练京卫及外卫班军军官，具有训练中心的性质。

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是举世瞩目的古代军事建筑。明朝为了防御鞑靼、瓦剌等北方部族的南犯，先后18次重新加修长城。它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全长12700多里，横过千山万水，组成了一道巍峨森严的防御屏障。其工程规模之大，建筑技巧之高，超过了秦始皇以后的任何一个朝代。明代长城不仅集历代长城之大成，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工程体系完整。明代长城一般分为镇城、路城、卫城、关城、堡城、城墙、敌台、烟墩等不同等级、不同形式和不同用途的建筑。主要地段的墙上，增筑垛口、守墙、敌台（有空心和实心），与墙外的偏坡、挡马墙、堑壕、烽墩和扼制路口、关口的塞堡连为一体。有的墙段还筑有支墙，便于策应和出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墙身为主体的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二是墙身更加巩固。除板筑（土墙）、木墙（少量）外，还有石砌墙和砖墙，用石灰色缝。砖墙为明长城特有，主要在张家口至山海关段，辽东地区也有一些这样的砖墙。明代长城的特点是，战斗设施完善；管理体系严密；情报系统简便适用。就情报而言，敌人来犯时，烽火台（烟墩）白天烧烟，夜间放炮：1烟1炮为100人左右，2烟2炮为500人左右，3烟3炮为500人以上。千里之外，几小时便可以敌人来的情报送到京师。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及时采取战斗准备，防御“北虏”的南犯，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设重镇于边陲，组建精兵集团以利机动作战

明代基本上沿长城一线设防，东起辽东的山海关，西至甘肃的嘉峪关，在如此漫长的边防线上，如“处处设防，则无所不备，无所不寡”，兵少则无用，兵多则费财力，不胜负担。同时，一处溃防则处处紧张，且敌警往来驰报。易误战机。所以，明王朝根据敌骑活动的特点，在敌人必犯的要道、要地设镇驻重兵，将帅可机动用兵。全线设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九镇”（又叫“边堡九镇”）。“九镇”分别为：辽东镇，治所在今辽宁辽阳；蓟州镇，治所在今河北省迁西县三屯营；宣府镇，治所在今河北宣化；大同镇，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太原镇，治所在今山西偏关县；绥德镇，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后移至榆林；宁夏镇，治所在今宁夏银川；固原镇，治所在今甘肃张掖。“九镇”设置始于洪武时期，完成于嘉靖年间。“九镇”作为一个整体，前有外三卫：大宁卫，治宁城；开平卫，治多伦；东胜卫，治托克托。外三卫为九镇中坚部的外围要地。“九镇”后有内外三关：内三关为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屏障京师，防维边塞；外三关为雁门关、宁武关、偏关，固山西而联全陕，以卫京师。“九镇”分地防御，各负责一个防区。“九镇”的重点在蓟州，并重辽东和宣府，所谓“东臂辽东，西肘宣府，使藩垣巩固，门庭无觊觎之隙”。“九镇”的实际兵额约40万。这正是以“九镇”为重点，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点、线、面有机布防的结果。

依托长城，分设要点，划片防守是必要的，但“分兵把口”有被动不足之处。明将谭纶、戚继光等有鉴于此，提出组建一支火器、车营、骑营、步营、辎重营相结合的精兵集团，以便实施机动作战。根据他们的建议，明朝任命戚继光负责组训一支装备火器的、以车营为主并兼有骑营、步营、辎重营的精锐之师，与城守结合，机动作战，巩固边防。万历时，已建成车营12个，有精兵10万，使设防更趋完备，达到了“方为完策”的要求。这样，明代的国防就形成了一个卫所和长城相依托，精兵机动与城守有机结合，第防与陆防兼备，即可抗倭，又能防虏的防御体系。

为了实现国内各民族的统一，发展同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内部秩序与和平安宁的外部环境，使人民安居乐业，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明王朝采取了内修战守，睦邻自固，“以德怀之，以威服之，德威并施”的卫国安邦方略，并采取加强经济文化交流的政策，争取周边地区的安定。对国内的各少数和民族，根据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在东北，明政府在黑龙江入海处的特林地方设奴尔于都司，管辖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策河，南至日本海的地区。同时派军队戍守，定期轮换。驻军多时达3000人，少时不下500人。在西北畏兀尔族、回族、蒙古族聚居的地方设置卫所，管辖甘肃嘉峪关以西，西至罗布泊，西北至巴尔库山，西南至柴达木盆地地区。畏兀尔族人善于经商，来往内地贸易，与汉族经常往来。畏兀尔居住的地区也有不少汉族人，他们与西域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着祖国的边疆。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办法，设置了乌斯藏、朵甘卫等行政机构，管理西藏事务，中央和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比较稳定，西部边防也很少有战事。在苗、彝等少数民族居住院地区，明朝廷以少数民族上层为土官，规定少数和民族交纳的赋税可以折纳水银、朱砂等矿产。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元朝对外政策的教训，认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故制定了既不“倚中国富强”，“无故兴兵”，也坚决反对外国扰边、侵略的睦邻自固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朱元璋在位的31年间，征兵遣使30次对邻近的12个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在此期间，也有17个国家135次访问中国。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即位不久就派使者访问了安南、朝鲜等9个国家。第二年（公元1404年），又派使者访问了10个国家。同年8月，“令吏部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以加强与各国的贸易往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公元1403年，又命郑和出使西洋、南洋和印度洋各国，进行友好访问，宣扬大明声威，同时开展和平贸易。

明朝不侵略别国，也不允许其他国家侵略中国。早在明朝建立之前，“倭寇”就侵扰高丽，接着又骚扰我沿海各地，从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以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地。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就两次遣使日本，希望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往来，要求日本制止“倭寇”对国国沿海地区的骚扰。由于当时日本幕府控制不了“倭寇”的骚扰活动，明王朝便下令禁海，采取积极防御的海防措施。

明朝后期，由于政治集团的腐朽，国力减弱，海防松弛，倭寇入侵、骚扰加剧。公元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马剌加（今译为“马六甲”后），控制了海上交通，垄断了南洋贸易后，即到中国沿海活动。公元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佯言商船遇险，请求在澳门晾晒货物，遂进入澳门，并在澳门修城筑屋，据为其殖民地。继葡萄牙殖民者入侵澳门后，西班牙殖民者于公元1628年，也侵占了我国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的势力兴起，于公元1607年首次入侵广东沿海。公元1624年，明朝派兵收复澎湖，大败荷兰殖民者。荷兰殖民者败走台湾，但是由于明军未能穷追到底，从此，荷兰殖民者就霸占了我国宝岛台湾，并且复占澎湖。

明朝后期的政治腐败既激起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也为努尔哈赤向明朝的进攻提供了条件。努尔哈赤死后，其第8子皇太极即位，于公元1636年称帝。改国号清，改族名为满族。由于明王朝政治的腐朽和国防实力的削弱，在内忧外患和农民战争的风暴中，于公元1644年宣告灭亡。清朝的国防政策

公元1644年5月2日，清军在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引导下大举入关，攻占北京。10月1日，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从沈阳迁都北京，开始建立全国性的中央政权，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

清朝前期，因为有亡明势力和割据势力的存在，又存在着沙俄的东进和西方殖民者在沿海的侵犯，当局重视武备，注意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先后取得了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收复雅克萨，征服准噶尔的胜利，制止了分裂，抵御了外敌入侵，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建立起疆土辽阔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到了清朝后期，由于当局重内轻外，“防民甚防寇”，政治昏暗，财政拮据，国防废弛，军队腐败，内乱外患不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纵观清朝的国防建设，大体有这样一些作为：平定“三藩”之乱

清朝在建立之初，是利用明朝的降将镇压农民起义军、消灭明朝的残余势力，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统治的。之后，清政府即有功的明朝降将去镇守南方。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尚可喜被封为平南王，守广东；耿继茂（耿仲明之子）被封为靖南王，守福建；合称“三藩”。由于“三藩”势力不断发展，日益影响着清政府的统治，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统一，成为清王朝的心腹大患。因此，康熙帝于公元1671年（康熙十二年），下令撤藩。平西王吴三桂闻讯，遂于当年11月发动叛乱，并自封“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为欺骗群众，他打出“复明”的旗号，拥立明崇祯帝第3子为帝，年号“周启”。吴三桂发动叛乱后，率部攻陷湖南，兵指湖北夷陵和江西吉安。吴三桂起兵后，耿精忠（耿继茂之子）和尚之信也相继发动叛乱。吴三桂等反叛后，康熙帝力排众议，坚决削藩。“三藩”之乱历时8年，波及10省。削藩战争的胜利，使国家避免了一次大分裂，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抵御外侮。统一宝岛台湾

公元1624年，荷兰和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乘明王朝政治腐败、边防松弛之机，出兵霸占了我国宝岛台湾。公元1647年，荷兰打败西班牙，独占了台湾。荷兰殖民者对台湾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公元1661年4月，郑成功率军2.5万人，战船数百艘进军台湾，郑军在台湾人民配合和支援下，经过8个月的苦战，打败了荷兰殖民军，结束了荷兰殖民者对台湾38年的统治，使台湾胜利地回到祖国的怀抱。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立即着手于台湾的整顿和建设，建立地方管理机构，整顿军纪，实行屯田，减轻人民负担。郑成功死后，其子孙继续占据台湾，名为反清，实质上已成为一个封建割据势力。公元1683年，康熙帝以施琅率水师进占彭湖后，台湾的郑氏集团被迫投降，清军遂进占台湾宝岛，完成了祖国的大统一。清朝廷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隶于福建省。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后，经济、文化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收复雅克萨

清初，沙俄侵略者被我国富饶的东北所吸引，在其兼并西伯利亚得手后，即向我国东北地区伸出了侵略的魔爪，公元1643年7月，派遣武装匪徒侵入我黑龙江流域。在遭到我国的达斡尔等少数民族的反击后，于1646年6月从海路逃回雅库克。公元1649年3月，沙俄军队再次沿黑龙江入侵，但在清军的打击下，溯江窜逃，退到呼玛河口筑堡固守。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春，沙俄军队又在我黑龙江和松花江上游窜扰。清政府派兵几次进剿，消灭了入侵者，收复了侵略者所盘据的雅克萨城，拆除了呼玛尔堡。公元1658年，另一批来自叶尼塞斯克的哥萨克殖民者也入侵黑龙江上游的石勒喀河流域。他们在尼布楚强筑涅尔琴斯克堡，实行军事占领。清政府在胜利结束了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争后，经过几年的紧张准备，清军3000人于公元1685年6月23日，兵临雅克萨城下。沙俄侵略者在清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走投无路，被迫出城乞降，雅克萨遂告光复。清军随后也撤回瑷珲，清军撤军后，沙皇侵略军又卷土重来，于公元1685年8月再犯雅克萨。沙皇侵略军的侵略行动，再次震动清政府。康熙皇帝于公元1686年3月6日再次命令清军收复雅克萨。7月18日，清军进抵雅克萨城下，在劝降未能奏效的情况下，开始攻城。在清军的攻击下，俄军多次冲出城外，企图突围，均被清军赶回。俄军困守孤城，饥寒交迫，加之当时坏血病流行，处境日益困难。在清政府坚决的军事打击下，加上正确的外交斗争，沙皇政府声明请求停战，并派大使前来同中国进行边界谈判。清军在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后，因政府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俄争端，遂于公元1687年8月全部从雅克萨撤回到瑷珲、嫩江一带。至此，历时两年的中俄雅克萨之战遂告结束。

雅克萨战争是清军在自己的领土上，为保卫国家的领土，打击沙俄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正由于雅克萨战争的胜利，才迫使沙俄政府接受谈判条件。历史证明，国无防不立，没有强大的国防实力，侵略者是不会老老实实地坐在谈判桌前认输签约的。“康乾”时代，是清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其国防建设和国防实力最为辉煌、最为强盛的时期。但是，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清朝社会的各种矛盾趋于尖锐，社会的发展同西方世界逐步拉开了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的统治者却盲目乐观，抱残守缺，不思开拓进取，这一时期也就成了清王朝、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处于“落日辉煌”的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清王朝的国防日渐衰弱，并逐步走上了任人宰割的历史道路。

戍边与卫国战争

春秋初年，东迁洛邑的周天子，虽然在名义上保留着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实际上其势力已经一落千丈，其直接统治的地区日趋狭小，根本号令不了其他诸侯。在这种“礼崩乐坏”的形势下，一些诸侯国就乘机脱颖而出，觊觎和争夺霸主地位，其中地处中原腹心的郑国，虽然迟至西周后期才分封立国，但由于其开国君主郑桓公为周厉王的幼子，与周王室关系亲近，因而一直为周王室所倚重，被委以为王室卿士，主持周室中枢大政。加上郑桓公当年将国内民众由关中地区迁到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带，占有了四通八达的天下形胜之地，的以国势蒸蒸日上，很快就成为诸侯列国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

郑庄公即位后，凭借国力强盛，又身为周室权臣的有利条件，竭力扩充领地，侵伐诸侯，进一步增强了郑国的实力。在军事外交上，他的主要策略和手段是，拉拢齐、鲁两国，打击和削弱卫、宋、陈、蔡四国，并灭亡了许国，造就了“小霸”的局面。

随着政治、军事实力的增长，郑庄公对周王室的态度也越来越变得倨傲不羁，不把王命再放在眼里。这样一来，周郑之间的矛盾就变得尖锐起来，葛之战正是这种矛盾的产物。

早在周平王在位时，周郑之间就互不信任，发生了“周郑交质”事件，即周平王的儿子作为人质留在郑国，郑国的公子忽也做为人质住到周都洛邑。到了周桓王即位后，更反感郑庄公的专横跋扈，于是将国政交给虢公，后来甚至干脆剥夺了郑庄公的卿士地位，并把郑国的部分土地收为己有。郑庄公恼羞成怒，从此不再去朝觐周桓王，两国矛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周桓王不能容忍郑庄公的无礼犯上行为，是于便于公元前707年秋天，亲自率领周军和征调来的陈、蔡、卫等诸侯军大举伐郑，一场大战终于在中原地区爆发了。

郑庄公闻报周室联产军倾巢而来，便统率大军进行迎击。很快，两军相遇于葛。为了赢得决战的胜利，双方都赶紧调兵遣将，布列阵势。周桓王将周室联军分成三军：右军、左军、中军，其中右军由卿士虢公林父指挥，蔡、卫军附属于其中；左军由卿士周公黑肩指挥，陈军附属于内；中军则由桓王亲自指挥。

郑军方面针对周室联军这一布阵形势和特点，也相应作了必要而充分的部署。他们将郑军也编组为三个部分：中军、左拒（拒是方阵的意思）和右拒，郑庄公及原繁、高渠弥等人率领中军，祭足指挥左拒，曼伯统率右拒。准备与周军一决雌雄。

交战之前，郑国大夫公子元针对周室联军的组成情况，对敌情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他指出，陈国国内正发生动乱，因此它的军队没有斗志，如果首先对陈军所在的周左军实施打击，陈军一定会迅速崩溃；而蔡、卫两军战斗力不强，届时在郑军的进攻下，也将难以抗衡，先行溃退。鉴于这一实际情况，公子元建议郑军首先击破周室联军薄弱的左右两翼，然后再集中兵力攻击周桓王亲自指挥的周室联军主力——中军。郑庄公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

另一位郑国大夫高渠弥鉴于以往诸侯联军与北狄作战时，前锋步卒被击破，后续战车失去掩护，以致无法出击而失利的教训，提出了改变以往车兵、步兵的笨拙协同作战方式，编成“鱼丽阵”以应敌的建议。所谓“鱼丽阵”，其特点便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即将战车布列在前面，将步卒疏散配置于战车两侧及后方，从而形成步车协同配合、攻防灵活自如的整体。郑庄公是一位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统治者，所以高渠弥的这一战术建议，也被他所采纳了。

会战开始后，郑军方面即按照既定作战部署向周室联军主动发起猛烈的进攻：“旗动而鼓”，击鼓而进。郑大夫曼伯指挥郑右军方阵首先攻击周室联军左翼的陈军。陈军果然兵无斗志，一触即溃，逃离战场，周室联军左翼即告解体。与此同时，祭足也指挥郑军左方阵进攻蔡、卫两军所在的周右翼部队，蔡、卫两军的情况也不比陈军好到哪里去，稍经交锋，便纷纷败退。周中军为溃兵所扰，阵势顿时大乱。郑庄公看见后，立即指挥原繁的中军向周中军发起攻击。祭仲、曼伯所分别指挥的郑军左、右方阵也乘势合击，猛攻周中军。失去左、右两翼掩护协同的周中军无法抵挡郑三军的合击，大败后撤，周桓王本人也身负箭伤，被迫下令脱离战斗。

郑军的指挥者见周师溃退，十分振奋。祝聃等人遂建议立即追击，扩大战果，但为郑庄公所拒绝。他认为，“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于是战场便这样沉寂了下来。郑庄公这么做的含义是，周天子地位虽已今非昔比，但其威望犹在，不可过分冒犯，以致引起其他诸侯国的反对。为此，当晚他还委派祭足去营慰问负伤的周桓王，以缓和与周王室的尖锐矛盾。葛之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郑国的胜利使周天子在政治上的威信扫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从此消亡。军事上，“鱼丽阵”的出现，使中国古代车阵战法逐渐趋向严密、灵活，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战术的革新和演进。长勺之战

长勺之战，是春秋时期齐、鲁两个诸侯国之间进行的一场车阵会战，也是历史上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一个著名战例。

鲁国，当时据有今山东西南部地区，都城断阜（今山东曲阜），它较多地保留了宗周社会的礼乐传统，在春秋诸国中居于二等地位，但与齐国相比，其疆域和国力均处于劣势。齐国，是姜太公吕望的封地，辖有今山东东北部地区的广大地域，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那里土地肥沃，又富渔盐之利，太公立国后，推行“因其俗，简其礼”、“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举贤而上功”、“修道法”、礼法并用等一系列正确政策，因而经济发达，实力雄厚，自西周至春秋，一直成为东方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

公元前686年，齐国宫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动乱。齐襄公的堂弟公孙无知杀死襄公，自立为君。几个月后，齐臣雍禀又杀死了公孙无知，这样，齐国的君位便空置了起来。当时流亡在外的公子小白和其兄公子纠都想乘机回国继承君位，于是就发生了一场争夺君位的斗争。结果，公子小白捷足先登，率先入国抢占了君位，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桓公。而公子纠则时运不佳，在这场权力争夺中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其重要谋臣管仲也被罗致到齐桓公的手下，后来成为齐桓公霸业的重要奠基者。

鲁国在这场齐国内部斗争中，是站在公子纠一边的，并公开出兵支持公子纠回国争夺君位。但在乾时一战，损兵损将，大败而归。鲁国的所作所为，导致齐、鲁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齐桓公本人对此更是耿耿于怀，不肯善罢甘休，这终于酿成了长勺之战的爆发。

公元前684年（周庄王十三年）春，齐桓公在巩固了君位之后，自恃实力强大，不顾管仲的谏阻，决定兴师伐鲁，以报复鲁国一年以前支持公子纠复国的宿怨，企图一举征服鲁国，向外扩张齐国的势力。

当时在鲁国执政的鲁庄公，获悉齐军大举来攻，决定紧急动员全国的力量，同齐军一决胜负。就在鲁庄公准备发兵应战时，鲁国有一位名叫曹刿的人认为，当政者庸碌无能，未能远谋。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家遭受齐国军队的蹂躏，因而入见庄公，要求参与战事。曹刿首先问庄公，依靠什么同齐国作战？

鲁庄公回答说，对于衣物食品之类的东西，总是要分赐给臣下，不敢独自享用。

曹刿指出，这样做不过是小恩小惠，不能施及全国，民众是不会出力作战的。

鲁庄公说，他自己对神明是很虔敬的，祭祀天地神明的祭品从不敢虚报，很守信用。但曹刿认为，对神守点小信，未必能感动神明，神也是不会降福的。

鲁庄公说，他自己对待民间的大小狱讼，虽然不能做到明察秋毫，但是必定准情度理地予以处理。

曹刿听了后说，这倒是尽到了君主的责任，为老百姓办了好事，具备了同齐国决一胜负的基本条件。为此，他请求随同鲁庄公奔赴战场，鲁庄公允许了他这一请求，让他和自己同乘一车前往长勺。

鲁军根据齐强鲁弱的客观形势，在长勺（今山东曲阜北，一说莱芜东北）迎击来犯的齐军。两军都摆开了决战的阵势，待布阵完毕后，鲁庄公准备传令擂鼓出击齐军，希望能够先发制人。曹刿见状赶忙加以劝止，建议庄公坚守阵地，以逸待劳，伺机破敌。鲁庄公接受了曹刿的建议，暂时按兵不动。

齐军方面因为自恃强大，求胜心切，凭其优势兵力，主动向鲁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它接连三次的出击都在鲁军的严密防御之下被挫败，未能达到先发制人的作战目的，反而造成自己的战力衰落，斗志沮丧。曹刿见时机已到，便建议庄公果断进行反击。庄公接受了他的意见，传令鲁军全线出击。鲁军遂鼓勇而进，迅猛地杀向敌人，冲垮齐军的车阵，大败齐军。庄公见到齐军败退，欲挥军发起追击，被曹刿所劝阻。曹刿下车仔细察看了一番，发现齐军的车辙的痕迹紊乱；又登车远望，望到齐军的旗帜东倒西歪，判明了齐军确是败溃，这才建议鲁庄公实施追击。庄公遂下令追击齐军，一鼓作气，将齐军赶出了鲁国国境，鲁军取得了长勺之战的最终胜利。

长勺之战是齐桓公争霸斗争史上一次少有的挫折，也是鲁、齐长期斗争中，鲁国取得的一次罕见的胜利。这次战争，对齐桓公调整完善自己的争霸战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楚泓水之战

泓水之战，是春秋时期宋、楚两国为争夺霸权，于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初冬时节，在泓水（涡河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柘城间，东南向流入淮河）地区进行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因思想保守、墨守成规而导致兵败的一个典型战例，

春秋时期，在中原地区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去世后，各诸侯国顿时失去了一匡天下的领导人，成为一片散沙。齐国因内乱而衰，晋、秦也有各自的苦衷，暂时无力过问中原。这样，长期以来受齐桓公遏制的南方强国——楚国，就企图乘机进入中原，攫取霸权。素为中列国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其北进势头引起中原诸小国的忐忑不安，于是一贯自我标榜为仁义之主的宋襄公，便想凭藉其为公国、爵位最尊的政治地位以及领导诸侯平定齐乱的余威，出面领导各诸侯抗衡楚国，以继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并进而伺机恢复殷商的故业。

但是，宋国当时的国力远远比不上楚国，宋襄公这种不自量力的做法，造成宋、楚间矛盾的高度激化，楚国对当年的齐桓公是无可奈何的，但对付宋襄公却是游刃有余，所以它处心积虑要教训宋襄公，结果终于导致了泓水之战的爆发。

宋襄公专心致志地要争当盟主，虽然雄心勃勃，毕竟国力有限，因此只能单纯模仿齐桓公的做法，以“仁义”为政治号召，召集诸侯举行盟会，藉以抬高自己的声望。可是他的这套把戏，不仅遭到诸小国的冷遇，更受到楚国君臣的算计。在盂地（今河南省睢县西北）举行盟会时，宋襄公拒绝事前公子目夷提出的多带兵车，以防不测的建议，而是轻车简从地前往，结果被“不讲信义”的楚成王的军队捉了起来。楚军押着他乘势攻打宋都商兵（今河南商丘县），幸亏太宰子鱼率领宋国的军民进行顽强的抵抗，才抑制了楚军的攻势，使其围攻宋都数月而未能得逞。后来，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成王才将宋襄公释放回国。

宋襄公遭奇耻大辱后，既痛恨楚成王的不守信义，更愤慨其他诸侯国见风使舵，背宋亲楚。他自知军力非楚国之匹，暂时不敢主动去惹犯它；而且先把矛头指向臣服于楚的郑国，决定兴师讨伐，以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挽回自己曾为楚俘的面子。大司马公孙固和公子目夷（宋襄公的庶兄）都认为，攻打郑国会引起楚国出兵干涉，劝阻宋襄公不要伐郑。可是宋襄公却振振有词为这一行动进行辩护：“如果上天嫌弃我，殷商故业是可以得到复兴的。”执意伐郑。郑文公闻讯宋师大举来攻，立即求救于楚。楚成王果然迅速起兵伐宋救郑。宋襄公得到这个消息，才知道事态十分严重，不得已被迫急忙从郑国撤军。

公元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冬，宋军已返回宋境。这时，楚军却在经陈国继续向宋国挺进。宋襄公为阻击楚军于边境地区，屯军泓水以北，以等待楚军的到来。当楚军从泓水南岸开始渡河时，鲁国的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有先机之利的情况，建议宋襄公把握战机，乘楚军渡到河中间时挥军予以打击。但是，宋襄公却断然拒绝了公孙固的建议，从而使楚军得以全部顺利渡过泓水。楚军渡河后开始布列阵势，这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但宋襄公仍然没有接受。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鸣金击鼓，下令宋军向楚军发起进攻。可是，为时已晚，弱小的宋军哪里是强大楚师的对手，一阵厮杀，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重伤，其精锐的禁卫军（门官）全为楚军歼灭。他本人在宋军溃败后，靠公孙固等人的拼死掩护，才得以突出重围，狼狈地逃回宋国。

泓水之战后，宋国的众多大臣都埋怨宋襄公实在糊涂。可是宋襄公本人并不服气，并且振振有词为自己的错误指挥进行辩解。说什么“君子不重伤”（不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捕捉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等等。第二年夏天，宋襄公因腿伤过重，带着满脑子的陈旧用兵教条死去了，他的争霸主的夙愿，也就烟消云散了。

泓水之战的规模虽不很大，但在中国古代国防史上却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色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正寝，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国防斗争方式正在崛起。宋襄公无视这一情况的变化，在泓水之战中拘泥于陈旧兵法的教条，遭到悲惨的失败。这正如《淮南子》所说的那样：“古之伐国，不杀黄口，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总而言之，在泓水之战中，尽管就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处于相对的劣势，但如果宋军能凭恃占有泓水之险这一先机之利，采用“半渡而击”灵活巧妙的战法，先发制人，还是有可能以少击众，打败楚军的。遗憾的是，宋襄公奉行“蠢猪式的仁义”（毛泽东语），既不注重实力建设，又缺乏必要的指挥才能，最终覆军杀身。诚为天下笑。

泓水之战的结果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晋楚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于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此后，晋国遂“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最先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不已，霸业遂告中衰。这时，处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就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并在泓水之战中挫败了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治水之间的广大地区，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心国家。

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在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带的晋国也兴盛了起来。公元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执政后，对内修明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崇俭省用，整军经武；对外高举“尊王”的旗帜，争取与国，从而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

晋国的壮大和崛起，引起了楚国的严重不安。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日趋尖锐。而围绕对宋国的控制权问题，终于导致了这一冲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求援。而泓水之战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这时看到晋国的实力日增，也就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维护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并想借此来扼制晋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而晋国也不甘心长期局促于黄河以西一带，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等多国联军进攻宋国，围困宋都商丘。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救。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天赐良机，力主晋文公出兵。但是，当时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有侧背遇敌的危险；况且楚军实力强大，正面交锋也无必胜把握。正当晋文公踌躇犹豫之际，狐偃进而向晋文公提出建议：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救宋国，这样就坚定了晋文公出兵的决心。战略方针确定后，晋国君臣随即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将原来的两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并任命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贵族官吏出任各军的将领。

准备就绪后，晋文公遂于公元前632年1月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卫国，很快占领了整个卫地。接着，晋军又向曹国发动攻击，三月间，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今山东定陶），俘虏了曹国的国君曹共公。

晋军攻打曹、卫两国，原来的意图是想引诱楚军北上，然而楚军却不为所动，依然全力围攻宋都商丘。于是宋国又派门尹般向晋告急求援。这就使得晋文公感到进退为难：如不出兵驰援，则宋国力不能支，一定会降楚绝晋，损害自己称霸中原的计划；但若出兵驰援，则原定诱使楚军于曹、卫之地决战的战略意图便将落空，且己方兵力有限，在远离本土情况下与楚军交战恐难以取胜。为此，晋文公再度召集大臣进行商议。先轸仔细分析了形势，建议让宋国表面上同晋国疏远，然后由宋国出面，送一份厚礼给齐、秦两国，由他们去请求楚军撤兵。同时晋国把曹、卫的一部分土地赠送给宋国，以坚定宋国抗楚的决心。楚国同曹、卫本来是结盟的，如今看到曹、卫的土地为宋所占，必定会拒绝齐、秦的劝解。齐、秦既接受了宋国的厚礼，这时便会抱怨楚国不听劝解，从而同晋国站在一起，出兵与楚国作战。晋文公对此计颇为赞赏，并且立即予以实行。楚成王果然拒绝了齐、秦的调停，而齐、秦见楚因不给自己面子，大为恼怒，便出兵助晋。齐、秦都是当时的大国，他们放弃中立立场，使得晋、楚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楚成王看到晋、齐、秦三大国结成联盟，形势明显不利于己。就主动把楚军撤退到楚国的申地（今河南南阳），并命令戍守过榖邑的大夫申公叔侯迅速撤离齐国，要求令尹子玉将楚军主力撤出宋国，避免与晋军冲突。他告诫子玉，晋文公非等闲人物，不可小觑，凡事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知难而退。但是子玉却骄傲自负，根本没有把楚成王的劝告听进去，仍坚决要求楚成王允许他与晋军决战，以消弥有关他指挥无能的流言，并请求楚成王增调兵力。楚成王优柔寡断，同意了子玉的决战请求，希冀他侥幸取胜；但是又不肯给给子玉增拨充足的决战兵力，只派了西广、东宫和若敖之六卒等少量兵力前往增援。

子玉得到了楚成王增派的这部分援兵后，更加坚定了他同晋军作战的决心。为了寻找决战的借口，他派遗使者宛春故意向晋军提出了一个“休战”条件：晋军撤出曹、卫，让曹、卫复国，楚军则解除对宋都的围困，撤离宋国。子玉的这一招显然不怀好意，实际上是要让晋国放弃争霸中原、号令诸侯的努力。但晋文公棋高一着，采纳了先轸更为高明的对策：一方面将计就计，以曹、卫同楚国绝交为前提条件，私下答应让曹、卫复国。另外扣留了楚国的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来战。子玉眼见使者被扣，曹、卫叛己附晋，果然恼羞成怒，倚仗楚、陈、蔡联军的兵力优势，气势汹汹地扑向晋军，寻求战略决战。

晋文公见楚军向曹都陶丘逼近，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诱敌深入，先发制人，遂下令部队主动“退避三舍”，撤到预定的战场——城濮（今河南濮城）一带。晋军的“退避三舍”，实际上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着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便于同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激发晋军将士力战的情绪；先据战地，以逸待劳等等。从而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晋军的主动后撤，楚军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跷，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刚愎自用的子玉却认为这正是聚歼晋军，夺回曹、卫的大好时机，挥兵跟踪追击晋军至城濮。

晋军在城濮驻扎下来，齐、秦、宋诸国的军队也陆续抵达和晋军会合。晋文公检阅了部队，认为士气高昂、战备充分，可以同楚军一战。楚军方面，决战的准备也在积极进行之中。子玉将楚军和陈、蔡两国军队分成中、左、右三军。中军为主，由他本人直接指挥；右翼军由陈、蔡军队组成，战斗力薄弱，由楚将子上统率；左翼军也是楚军，由子西指挥。

公元前632年4月4日，城濮地区上空战云弥漫，晋、楚两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战车大会战。在决战中晋军针对楚中军较强，左、右两翼薄弱的部署态势，以及楚军统帅子玉骄傲轻敌、不谙虚实的弱点，采取了先击其翼侧，再攻其中军的作战方针，有的放矢发动进攻。晋下军佐将胥臣把驾车的马匹蒙上虎皮，出其不意地首先向楚军中战斗力最差的右军——陈、蔡军猛攻。陈、蔡军遭到这一突然而奇异的打击，顿时惊慌失措，阵脚大乱，楚右翼就这样迅速被歼了。

接着，晋军又采用“示形动敌”，诱敌出击，尔后分割聚歼的战法对付楚的左军。晋军上军主将狐毛，故意在车上竖起两面大旗，引车后撤，装扮出退却的样子。同时，晋下军主将栾枝也在阵后用战车拖曳树枝飞扬起地面的尘土，假装后面的晋军也在撤退，以引诱楚军出击。子玉不知是计，下令左翼军追击。晋中军主将先珍、佐将柳溱见楚军中了圈套，盲目出击。便立即指挥最精锐的中军横击楚左军。晋上军主将狐毛、佐将狐偃也乘机回军夹攻。楚左翼遭此打击，退路被切断，完全陷入重围，很快也被消灭了。子玉此时见其左、右两军均已失败，大势尽去，不得已下令中军迅速脱离战场，才得以保全中军。楚军战败后，向西南撤退到连谷，子玉旋即被迫自杀。城濮之战就此以晋军获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结束。越灭吴之战

公元前482年的越灭吴之战，是春秋末期位居长江下游的两个诸侯国吴国和越国之间进行的最后一次争霸战争。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之间进行了长期的的战争。吴、越战争自公元前510年开始，持续至公元前475年，历时共35年，中经吴伐越的携李之战、越伐吴的夫椒之战、笠泽之战和姑苏围困战，最终以公元前482年的吴灭亡越国这次战争而告结束。

公元前514年，阖闾登上了吴国王位，即任用逃亡到吴国的原楚国贵族伍员（伍子胥）和齐国的孙武，改革内政，“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扩充军队，加强战备，并制定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战略方针。其时，定都会稽（今浙江绍兴），据有今浙江北部地区的越国，领土狭小，人口稀少，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楚为联越制吴，积极扶植越王允常，从而使越力量迅速壮大。公元前510年，吴国进攻越国，两国争战就此展开，双方你来我往，开始了长期的拉锯战。

公元前506年，阖闾率军攻楚。次年春天，允常乘吴国内空虚，出兵袭击吴都姑苏。吴王急忙抽兵回救，允常自知力不能敌，遂在大掠之后主动撤兵而还。公元前496年，允常病死，子勾践即位。吴王为“南服越人”，遂乘勾践新立之机，率军攻越。双方对阵于携李（今浙江嘉兴县西南）。勾践见吴军容严整，组织敢死队连续几次发起冲击，均被吴军击退。在此情况下，勾践迫使犯了死罪的囚徒，列为三行，持剑走到吴军阵前，一起举剑自杀。吴军将士被这一疯狂举动所震慑，纷纷拥上看个究竟，吴军阵势因而大乱。越军乘机发动突然袭击，大败吴军。阖闾本人也受伤不治而死，临终前再三叮咛儿子夫差：“必毋忘越！”

夫差时刻牢记杀父之仇，日夜练兵，积极备战，准备出兵攻越。公元前494年春，越王勾践得知夫差准备攻越的消息后，不听大臣范蠡的劝告在准备不充分的形势下，决定先发制人，出兵功吴。夫差尽发吴国精兵，迎战于夫椒（今江苏苏州西南）。吴军同仇敌忾，奋勇冲击，越军不敌，损失惨重，只剩下5000人退守会稽山。吴军乘胜追击，占领越都会稽，并进而包围了会稽山。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大夫范蠡提出屈辱求全，主张用卑辞厚礼向吴求降，如若不允，就由勾践亲自去吴国做人质。勾践采纳了这一建议，一面准备死战，一面派文种去向吴王求和，并用美女、财宝贿赂吴太宰伯喜否，要他从中斡旋，劝说夫差允许越国作为吴的附属国，并声明如吴国不许，则越将破釜沉舟，与吴血战到底。伍子胥认为争霸中原不如灭越有利，并看出越国君臣卑辞厚礼的背后所隐藏的野心，因而坚决主张彻底灭越，否则，必将纵虎归山，养痈遗患，“今不灭越，后必悔之”。但夫差急于北上同齐争霸，认为越国既已投降，便名存实亡，不足为患。因此答应越国议和，率军回国。

越国经此一战，元气大伤。为安抚民心，勾践下诏罪己：“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并下令“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把国内事务分别托付诸大夫负责管理，便带着范蠡等人去吴国给夫差当奴仆。勾践在吴国忍辱含垢，历尽艰辛，终于骗得夫差的信任，于3年后被释放回国。

勾践归国后，决心复国灭吴。所谓“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争取民心，选贤纳谏，让文种治政，范蠡整军，建立贤馆，礼遇收罗各方面人才。改革内政，减轻刑罚，减免赋税，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奖励生育，增加人口。在军事上，筑城立廓，修缮被战争破坏的都城训练部队，厚赏严刑，扩充兵员。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结齐、亲楚、附晋、厚吴”的方针。不断送给夫差优厚的礼物，表示忠心臣服，以消除他对越国的戒备；送美女西施、郑旦给他，使他沉溺女色，分散精力；贿赂吴臣，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并离间吴国内部，挑起其大臣不和；破坏吴国的经济，用高价收买吴国的粮食，使其内部粮价高涨，造成供应困难；采集良材，选派巧匠，送给夫差，促使其大兴土木，消耗人力、物力。上述措施，收效显著，壮大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争取了各国。越国力量大为增强，发兵伐吴所缺乏的只是时机问题了。

在越国上下一心、励精图治、为复仇雪耻而磨刀霍霍时，吴国却日趋腐败。夫差因胜而骄，奢侈淫乐，穷兵黩武。调用大量人力物力建造姑苏台，不分昼夜同西施在上面狂欢作乐。同时，急于以武力威胁齐、晋，称霸中原。公元前489年，进攻陈国，次年攻鲁，慑服了附近的小国，为北进中原开辟了道路。

夫差又征调大批民工构筑邗城，作为北上基地，开凿邗沟，沟通江淮，以利军运。为导吴北进中原，使之与晋、齐、楚为敌，造成乘虚袭吴的机会，勾践向夫差大献殷勤，让文种率万名民亻夫协助吴国开凿邗沟，以推动夫差北上。

公元前484年，夫差听说齐景公已死，决定北上伐齐，联合鲁军，击败齐军。战后，太差更加骄横，认为只要最后压服晋国就可取得中原的霸权，于是约定晋定公和各国诸侯在公元前482年七月七日到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行前，夫差对太子友提出应防备越乘虚而入的劝谏置若罔闻，认为中原霸权唾手可得，不可坐失良机。因此自率精兵3万空国远征，北上黄池，只留下太子友等人率老弱病残1万人留守姑苏，勾践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公元前482年的六月十二日，勾践调集越军4.9万，兵分两路，一路由范蠡率领，由海道入淮河，切断吴军自黄池的归路；一路由大夫畴无余等为先锋，勾践自率主力继后，从陆路北上，直袭姑苏。吴太子友率兵到泓上（今江苏苏州近郊）阻止越军进攻。他感到精锐部队已全部北上，实力不足，主张坚守待援。但吴将王孙弥庸轻视越军，不听调遣，擅自率5000人出战，击败越先头部队后，更加骄傲轻敌。二十二日，勾践主力到达，发起猛攻，将吴军包围聚歼，并俘虏太子友等。接着挥师进入姑苏。此时，夫差正在黄池与晋定公争当霸主，听说越军袭破姑苏，惟恐影响争霸，一连杀掉7个来报告情况的使者，以封锁这一不利于己消息，并用武士威胁晋国让步，终于勉强做了霸主，然后急忙回国。但是，由于姑苏失守的消息已泄，军心动摇，夫差感到反击越军没有把握，便派人向越求和，勾践也因实力不足以灭吴，允许和议，撤兵回国。

夫差向越求和后，由于征战连年，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内空虚，一时无力反击，就息民散兵，企图恢复力量，待机再举。而越国却利用缴获的资财充实了自己，提高了战胜吴国的信心。公元前478年，吴国发生空前的饥荒。勾践认为，大举伐吴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在经过充分准备后，于三月率军出征，进至笠泽（水名，今苏州南）。夫差也率领姑苏所有的部队迎击越军。吴军在北，越军在南，双方隔水对阵。黄昏时，勾践在主力的两翼派出部分兵力隐蔽江中，半夜时鸣鼓呐喊进行佯攻，以调动敌人。夫差误以为越军两路渡江进攻，连忙分兵两路迎战。勾践乘机率主力偃旗息鼓，潜行渡江，出其不意地从吴军中间薄弱部位展开突击，实行中央突破。吴军兵败溃退，越军乘胜扩张战果，挥戈猛追。吴军一败再败，退守姑苏，越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战术，企图困毙吴军。吴军被围于姑苏达3年之久，终于势穷力竭，突围逃到姑苏台上，但旋即又被包围。夫差企图效勾践当年之故伎，卑辞求和，然而此时的勾践却非20年前的夫差，为免纵敌贻患，勾践断然拒绝了夫差的请和，夫差走投无路，被迫自杀，吴国遂亡，越挟灭吴的余威渡淮北上，与诸侯会盟。终于成就了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梦。

吴越战争，双方经过长期较量，一波三折，富于戏剧色彩。范蠡与西施的故事，代代相传，佳话千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催人振奋；夫差因胜而骄，纵敌贻患，处安忘危，最终身败国亡。这些，都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宝贵教训。齐、魏桂陵、马陵之战

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战国中期齐、魏两个诸侯国之间的两场著名战争。当时齐国的杰出军事家孙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孙武“避实而击虚”、“攻其所必救”、“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动敌”的作战指导思想，采取“围魏救赵”、“批亢捣虚”、“减灶诱敌”等高明战术，在桂陵和马陵地区，先后击败实力强大的魏国军队。这两场战争对于结束魏国在中原地区的霸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战国时期战略格局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后，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段干木等人，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在政治上，基本废除了世袭的禄位制度，推行因功授禄的政策，建立起比较清明、健全的官僚体制。在经济上，改变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井田旧制，“尽地力之效”，抽“什一之税”，创制“平籴法”，兴修水利，鼓励开荒，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军事上，加强军队建设，推行“武卒”选拔制度，重视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通过这些改革，魏国迅速成为战国初期最为强盛的国家。魏惠王即位以后，继承文侯、武侯的霸业，继续积极向外扩张。魏国的勃兴和称霸，直接损害了楚、齐、秦等其他大国的利益，引起这些国家的普遍恐惧和忌恨，其中尤以齐、魏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

齐国自西周以来一直是东方地区的大国。公元前356年齐威王即位后，任用邹忌为相，改革吏治，强化中央集权，进行国防建设，国势日渐壮大。面临魏国向东扩张的威胁，它积极利用赵、韩诸国与魏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展开了对魏国的激烈斗争。

桂陵之战（公元前353年）就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发生。当时，赵国为了摆脱魏国的控制，进而达到兼并土地，扩张势力的目的，赵成侯于公元前356年在平陆（今山东汶上）和齐威王、宋桓侯相会结好，同时又和燕文公在阿（今河北高阳北50里）相会。赵国向依附于魏国的卫国发动战争，迫使卫国屈服称臣。于是魏国便藉口保护卫国，出兵包围了赵国国都邯郸，强行攻打。赵与齐有同盟关系，鉴于邯郸局势危急，遂于前353年遣使向齐国求援。齐威王闻报后，遂召集文武大臣进行商议。丞相邹忌反对出兵救赵，而齐将段干朋则认为，不救赵既会失去赵国的信任，又会给齐国自身造成麻烦，因而主张救赵。但他同时又指出，以当时的战略形势来考虑，如果立即出兵前赴邯郸，赵国既不会遭到损失，魏军也不会消耗实力，对于齐国的长远战略利益来说是弊大于利。因此，他主张实施使魏与赵相互削弱，而后“承魏之弊”的战略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先派出少量兵力南攻襄陵，以牵制和疲惫魏国。待魏军攻破邯郸，魏、赵双方均师劳兵疲之际，再予以正面的攻击。段干朋这一谋略显然有一石三鸟的用意。第一，南攻襄陵，牵制魏军，使其陷于两面作战的窘境；第二，向赵表示了援助的姿态，信守盟约，维持在平陆相会时所建立的两国友好关系，帮助赵国坚定其抗魏的决心；第三，让魏、赵继续互相攻伐，最后导致赵国遭受重创、魏国实力削弱的结果，从而为齐国战胜魏国和日后控制赵国创造有利的条件。

段干朋的这番谋划，完全符合齐国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因此为齐威王欣然采纳。齐威王决定以部分军队联合宋、卫，南攻襄陵，主力暂时按兵不动，静观事态的发展，准备伺机出动，以求一举成功。

当时，魏国的扩张也引起楚国的敌视。因此，楚宣王便乘魏国出兵攻赵、后方空虚的时候，派遣将军景舍率领部队向魏国南部的睢、涉地区进攻。而西边的秦国也不甘寂寞，先后发兵攻打魏的少梁、安邑等要地。这样，魏国实际上已处于四面作战的困难境地。幸亏它的实力十分雄厚，主将庞涓又决心破赵，不为其他战场的局势所动摇，因而一直勉力维持着邯郸方面的攻势。

魏国以主力攻赵，两军相持一年有余。当邯郸形势危在旦夕，赵、魏两国均已非常疲惫之时，齐威王认为出兵与魏军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正式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统率齐军主力救援赵国。

田忌计划直奔邯郸，同魏军主力交战，以解救赵围。孙膑不赞成田忌的这种硬碰硬硬的战法，提出了“批亢捣虚”、“疾走大梁”的正确策略。他说：要解开乱成一团的丝线，不能用手硬拉硬扯；要排解别人的聚殴，自己不能直接参加进去打。派兵解围的道理也复如此，不能以硬碰硬，而应该采取“批亢捣虚”的办法，就是撇开强点，攻击弱点，避实击虚，冲其要害，使敌人感到形势不利，出现后顾之忧，自然也就解围了。孙膑进而分析道：现在魏、赵相攻经年，魏军的精锐部队悉在赵国，留守国内的都是一些老弱残兵。根据这一情况，他建议田忌，应该迅速向魏国的都城大梁进军，切断魏国的交通要道，攻击它防备空虚的地方。他认为，这样一来，魏军必然被迫回师自救，齐军就可以一举而解邯郸之围，同时又能使魏军疲惫于路，便于最终击败它。

田忌采纳了孙膑“批亢捣虚”的建议，率齐军主力向魏都大梁攻击前进。大梁，是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魏军得到齐军大梁挺进的消息，不得不以少数兵力继续围攻邯郸，而由庞涓率主力急忙回救大梁。这时，齐军已将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一带）作为预定的作战区域，准备迎击魏军于归途。魏军由于长期攻赵，兵力消耗很大。加以长途跋涉，士卒疲惫不堪，面对占有先机之利、以逸待劳、士气旺盛的齐军的截击，顿时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遭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其时，它所占领的赵国土地，也就得而复失了。

战国中期，魏国的实力要胜过齐国一筹，其军队也比齐军强大，所以荀子说过：“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然而，齐军终究在桂陵之战中重创了魏军。原因无他，就是齐国战略方针的正确和孙膑作战指挥艺术的高明。在战略上，齐国适宜地表示了救赵的意向，从而使赵国坚定了抵抗魏军的决心，拖往了魏军；及时对次要的襄陵方向实施佯攻，使魏军陷入多线作战的被动处境；正确把握住魏、赵双方精疲力竭的有利时机，果断出击。在作战指导方面，孙膑正确地分析了敌我情势，选择适宜的作战方向，进攻既是敌人要害部位、又是防务空虚的国都大梁，迫使魏军回师救援，然后以逸待劳，乘隙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战，一举而胜之，自始至终都牢牢掌握住主动权。另外，主将田忌虚心听取意见，从善如流，也为孙膑实施高明作战指导，夺取胜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至于魏军的失败，也在于战略上未能掌握诸侯列国的动向，长期顿兵坚城，造成将士疲惫，后方空虚，加上作战指导上消极被动，让对手牵着鼻子走，在桂陵之战中被打得溃不成军。

齐、魏马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42年。这一年，在桂陵之战中遭到严重失利的魏军，又向它弱小的兄弟之邦——韩国发起了进攻。韩国自然不是魏国的对手，危急中遣使奉书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一如当年那样，召集大臣商议此事。邹忌依然充当了反对派，不主张出兵，而田忌则主张发兵救韩。齐威王征求孙膑的意见，孙膑便侃侃而谈地讲了自己的看法：既不同意不救，也不赞成早救，而是主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即首先向韩表示必定出兵相救，促使韩国竭力抗魏。当韩处于危亡之际，再发兵救援，从而“尊名”、“重利”一举两得。他的这一策略为齐威王所接受。

韩国得到齐国答应救援的承诺，上下人心振奋，竭尽全力抵抗魏军进攻，但结果仍然是五战皆败，只好再次向齐求救。齐威王抓住魏、韩两军皆疲的时机，任命田忌为主将，田婴为副将，率领齐军直趋大梁。孙膑在齐军中的角色，一如桂陵之战时那样：充任军师，居中调度。

魏国眼见攻韩胜利在望，又是齐国从中作梗，其恼怒愤懑之情自不必说，遂决定放过韩国，转兵指向齐军，目的是想好好教训一下齐国，省得它日后再同自己捣乱。

魏惠王待攻韩的魏军撤回后，即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率雄师10万之众，气势汹汹扑向齐军，企图回齐军一决胜负。这时，齐军已进入魏国境内纵深地带，魏军尾随而来，一场鏖战是不可避免了。仗该怎么打？孙膑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他针对魏兵强悍善战，素来蔑视齐军的实际情况，正确判断魏军一定会骄傲轻敌，急于求战，轻兵冒进。根据这一分析，孙膑认为，战胜貌似强大的魏军完全是有把握的。其方法不是别的，就是要巧妙利用敌人的轻敌心理，示形误敌，诱其深入，尔后出其不意地给以的致命打击。他的想法，得到主将田忌的完全赞同。于是，在认真研究了战场的地形条件之后，定下减灶诱敌，设伏聚歼的作战方针。

战争完全按照齐军的预定计划进行。齐军与魏军刚一接触，就立即佯败后撤。为了诱使魏军进行追击，齐军按孙膑预先的部署，施展了“减灶”的高招，第一天挖了10万人煮饭用的灶，第二天减少为5万灶，第三天又减少为3万灶，造成在魏军的追击下，齐军士卒大批逃亡的假象。庞涓虽然曾与孙膑受业于同一位老师——鬼谷子先生，可他的水平却要与孙膑相差一大截。接连3天追下来以后，庞涓见齐军退却避战而又天天减灶，便不禁得意忘形起来，武断地认定，齐军斗志涣散，士卒逃亡过半。于是，他竟丢下步兵和辎重，只带着一部分轻装精锐的骑兵，昼夜兼程地追赶起来。

孙膑根据魏军的行动，判断魏军将在日落后进至马陵（今山东郯城一带）。马陵一带道路狭窄，树木茂盛，地势险阻，实在是打伏击战的绝好处。孙膑就利用这一有利地形，选择齐军中1万名善射的弓箭手在提前埋伏于道路两侧，规定到夜里以火光为号，一齐放箭，并让人把路旁一棵大树的皮剥掉，在上面书写了“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的字样。

庞涓的骑兵，果真于孙膑预计的时间进入齐军的预先设伏区域。庞涓见剥皮的树干上写着字，因为看不清楚，就叫人点起火把来照明。字还没有读完，齐军便万弩齐发，给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魏军顿时惊恐失措，四散溃逃。庞涓智穷力竭，眼见败局已定，遂愤愧自杀。齐军乘胜追击，前后歼敌10万余人，并俘虏了魏军主帅太子申。马陵之战以魏军的惨败而告终结。

马陵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场典型的“示假隐真”、欺敌误敌、设伏聚歼的成功战例。齐军取得作战胜利，除了把握救韩时机得当，将帅之间密切合作，正确预测战场和作战时间外，善于“示形”、巧设埋伏乃是关键性的因素。所谓的“减灶”是这场战争中“示形”的主要方式。它实际上就是孙子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以及“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等“诡道”原则的实战体现。

桂陵、马陵之战对齐国和魏国产生了完全不同影响。这两场战争从根本上削弱了魏国的军事实力，从此就开始走下坡路，最终丧失了在中原的霸权；而齐国则挟战胜之威，力量迅速地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东方数一数二的强大诸侯国。燕、齐济西、即墨之战

济西、即墨之战，是战国中期燕、齐两诸侯国之间在齐国进行的两场战争，对这两个诸侯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战国中期，齐、秦两强东西对峙，较弱的燕国与齐是近邻。燕王哙于公元前318年让位于燕相子之，以致太子平与子之因争夺王位而发生内乱。于是，齐宣王于公元前314年乘机攻燕，在50天之内攻下燕都蓟（今北京），杀燕王哙和子之。但由于齐军在燕国大肆烧杀抢掠，燕国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各诸侯国也准备出兵救燕，齐军被迫撤退，燕太子平即位为王，即燕昭王。燕昭王登上王位后，广招贤士，改革内政，发展生产，积极准备报齐破国之仇。公元前301年齐宣王死，王即位。齐滑王在位期间，南攻宋、楚，西击三晋，连年征战，国力日耗。燕昭王想乘机攻齐，但从燕国的土地、人口和经济条件看，燕远不如齐国，单凭燕国本身的力量，不可能战胜齐国。面对这种实际，燕将乐毅和燕相苏秦提出了争取各国，孤立齐国；并怂恿齐国灭宋，以加剧它与各国的矛盾，尔后联合各国，大举攻齐的战争方略。燕昭王采纳了乐毅和苏秦的这一策略，并积极创造条件付诸实施。

为了实现政齐报仇的目的，燕表面上臣服于齐，并派苏秦入齐，进行离间活动，取得了齐王的信任。齐国被燕表面的屈服所迷惑，放松了警惕，对燕不加戒备，甚至还把用于防御燕国的军队，也从齐、燕边界全部撤到齐国的腹地。公元前288年10月，秦约齐王同时称帝，结成联盟。燕再次派苏秦至齐进行离间活动，劝说齐王撕毁齐、秦盟约，废除帝号，而后伺机灭宋。王果然被打动，于12月废除帝号，转而与各国合纵攻秦，迫使秦国“废帝请服”。齐王取得攻秦胜利后，又经过三次战争，灭掉了宋国。邻近齐国的宋国，土地肥沃，生产发达，其大商业城市定陶的巨大税收，尤为齐、秦、赵三国所垂涎。宋为齐所灭，不仅加剧了齐同秦、赵各国的矛盾，也对韩、魏、楚形成严重威胁，因此导致了齐与各国的矛盾异常尖锐。燕利用这种形势，积极活动，终于和各国结成攻齐联盟。

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合乐毅为上将军，统率燕、秦、楚、韩、赵、魏六国的军队攻齐。齐王骄傲自恃、忘乎所以，开始并未料到燕国会联合诸国攻齐，及至发现燕军已攻入齐国时，才匆忙任命触子为将，率领全国军队主力渡过济水，西进拒敌。双方兵力各约20余万，在济水之西（今山东高唐、聊城一带）展开决战。齐军由于连年征战，士气低落。齐王为迫使将士死战，以挖祖坟、行杀戮相威胁，更使将士离心，斗志消沉。结果，当联连军进攻时，齐军一触即溃，遭到惨败。触子逃亡不知下落，副将达子收拾残兵，退保都城临淄。此役即所谓“济西之战”。

齐军主力被消灭后，秦韩两军撤走，乐毅派魏军南攻宋地，赵军北取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进入淄。齐军主力被消灭后，秦、韩两军撤走，乐毅派魏军南攻宋地，赵军北取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自率燕军向临淄实施战略追击，继续追歼齐军，并攻占了齐国的国都临淄。齐王被迫出逃至莒（今山东莒县）。此时，楚顷襄王为分占齐地，便以救齐为名，派淖齿率兵人齐。齐王幻想借楚军力量抵抗燕军，便委任淖齿为相。淖齿在莒地杀掉了齐王，并夺回了以前被齐占去的楚国淮北之地。乐毅攻克临淄后，采取布施德政、收取民心的政策，申明军纪，严禁掳掠，废除残暴法令和苛捐杂税。然后兵分五路，以彻底消灭齐军，占领齐国全境。左军攻取胶东、东莱（今山东半岛），右军沿济水南进阿、鄄（今山东沂南至日照一带），后军沿北海（今山东临淄东北沿海一带）出击，攻占千乘（今山东青州东北），中军占领临淄以镇守齐都。燕军仅在6个月的时间，就攻取了齐国70余城，只剩下莒和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两城未被攻克。

公元前283年，齐臣王孙贾等杀掉淖齿，立齐王之子法章为齐襄王，守莒抗燕，并号召民众起来抵抗。乐毅又重新调整部署，集中右军和前军攻莒，左军和后军攻即墨。即墨军民在守将战死之后，共推齐宗室田单为将，坚守抗燕。莒和即墨，成为齐国当时坚持抗燕的两个坚强堡垒。燕军围攻莒和即墨一年未下，乐毅遂改用攻心战，命燕军撤至距两城9里的地方设营筑垒。并下令凡城中居民有出来的不加拘捕，有困难的予以赈济，以争取齐民。如此相持3年之久，两城依然未被攻下。此战即所谓即墨保卫战，或曰即墨之战。

即墨为齐国较大的都邑，地处富庶的胶东，靠山近海，土地肥沃，财物丰富，有坚固的城池和一定的人力用于防守。田单被推举为将后，为挽救危局，除大力开展争取人心的工作外，还将所带的族兵及收容的残兵7000余人，及时加以整顿和扩充；又亲自带头构筑城防工事，加固城墙，浚深壕池；将族人、妻妾编入军营参加守城。由于田单与将士同甘共苦，致使即墨军民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决心为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奋起抵抗燕军。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惠王即位，惠王早在做太子时就对乐毅不满，且对3年攻齐不下又有怀疑，田单乘机派人入燕，进行间谍活动，宣扬说：乐毅借攻齐为名，实际想控制军队，在齐国为王，所以故意缓攻即墨。如果燕国另派主将，即墨指日可下。燕惠王果然中计，派骑劫代替乐毅。乐毅被撤换，不仅使田单少了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且使燕军将士愤慨不平、军心开始涣散起来。

骑劫到任后，即一反乐毅的做法，对即墨实施强攻。由于齐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仍未能奏效。田单为了进一步激励士气，诱使燕军行暴，便散布谣言说，齐军最怕割鼻子、挖祖坟。骑劫果然中计，将城外挖掘齐人的坟墓，将被俘齐军的士兵割掉鼻子放回。即墨军民看到燕军的如此暴行，个个恨之入骨，愤怒异常，纷纷要求同燕军决一死战。与此同时，田单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工作。他先命精壮甲士全部隐伏起来，以老弱、妇女登城守望，使燕军误以为齐军少壮已伤亡殆尽，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然后派人向燕军诈降，燕军信以为真，一心坐待受降，更加麻痹松懈了。

此时，田单觉得反攻时机已经成熟，便收集了千余头牛，在牛角扎上锋利的尖刀，身披五彩龙纹的外衣，牛尾绑上渗透油脂的芦苇，并在城脚挖好几十个洞，直通城外；又挑选了5000名精壮勇士，扮成神怪模样；令全城军民备好锣鼓以便出击时呐喊助威。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在一天夜间，点燃牛尾上的芦苇，驱赶1000多头火牛从城墙洞中向燕营猛冲狂奔，5000勇士随之杀出，全城军民擂鼓击器以壮声势。一时间火光通明，杀声震天。燕军将士从梦中惊醒，仓惶失措，四出逃命，死伤无数，骑劫在混乱中被杀身亡，围攻即墨的燕军主力彻底溃败。田单奇袭获胜后，立即大举反攻。齐国民众痛恨燕军的暴动行，纷纷响应，帮助齐军打击燕军，很快将燕军逐出国境，收复沦陷的70余城。

济西之战，乐毅采用诱齐攻宋策略，形成了天下攻齐的有利形势。在作战中又抓住强弱已经发生变化的有利时机，乘胜追击，直捣齐都，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而齐王自恃强大，穷兵黩武，四面树敌，落入燕国圈套而不自知。当五国联军攻齐时，仓促应战，过早地集中主力与强大的联军交锋，因而惨败，几致亡国。而在即墨之战中，齐军却能先坚守后反攻，最终一举击败燕军。齐军的胜利。一是因为即墨有一定的防御条件；二是燕军攻占坚城的力量不足，准备也不充分；三是齐将田单采取有效措施，取得了即墨军民的支持。四是田单善施奇谋妙计。他先施反问计，借敌之手除去了最难对的乐毅，又针对骑劫警惕性不高，燕军士气不振的弱点，以诈降手段造成敌人错觉，使之麻痹松懈。然后实施夜间奇袭，出其不意地击破围攻即墨的燕军主力，打胜了反攻初期的关键性一仗，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在齐国民众的支持下，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打败燕军、恢复齐国的光荣胜利。秦统一六国之战

秦国从公元前236年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用了十多年时间，相继灭掉了北方的燕、赵，中原的韩、魏，东方的齐和南方的楚等六个诸侯国家，结束了自春秋以来长达500余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统一的国家。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既是战国末期最后一场诸侯兼并战争，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场封建统一战争。

战国时期，经过长期诸侯割据和兼并战争，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弱小国家被消灭，中国境内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诸侯大国，史称“战国七雄”。这一局面的形成，既是春秋以来兼并战争的结果，也是中国统一的前奏。为增强国力，统一全国，“战国七雄”都相继展开了富有国强兵的变法活动。魏国任用李悝变法，楚国起用吴起变法，赵国有赵武灵王的改革，但最有成效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改革，国力逐步强盛。从秦孝公到秦。王政的100多年间，秦国国力更加强盛，在军事制度方面实行按郡县征兵，完善了军队组织，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士卒勇猛，车骑雄盛，远非其他六国可比。在军事策略上，秦国也改变了劳师远征的战略，采用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相继攻灭了西周、东周，攻占了韩国黄河以东和以南的地区，设置太原、上党、三川三郡，领土包括今陕西大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和四川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史书记载，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险，东有崤函之固”，在地理位置上进可攻，退可守；“战车千乘，奋击百万”，军事力量远胜于其他六国。秦国的这种优越的战略优势，为其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山东六国的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政局很不稳固。各国之间长期战争，实力消耗，国力被削弱。六国面对强秦的威胁，虽然屡次合纵抗秦，但在秦国连衡策略下被先后瓦解而失败。他们时而“合众弱以抗一强”，时而“恃一强以攻众弱”，无法形成稳固统一的抗秦力量，给秦国各个击破以可乘之机。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铲除了丞相吕不韦和长信侯集团，开始亲政，并周密布署统一六国的战争。李斯、尉缭等协助秦王制定了统一全国的战略策略。秦灭六国的战略有两个内容，一是乘六国混战之际，秦国“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秦王政采纳了尉缭破六国合纵的策略，“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从内部分化瓦解敌国。二是继承历代远交近攻政策，确定了先弱后强，先近后远的具体战略步骤，李斯建议秦王政先攻韩、赵，“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这一战略步骤可以概括为三步，即笼络燕齐，稳住楚魏，消灭韩赵，然后各个击破，统一全国。在这种战略方针指导下，一场统一战争开始了。

公元前236年，秦王政乘赵攻燕、国内空虚之际，分兵两路大举攻赵，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帷幕。秦国经过数年连续攻赵，极大地削弱了赵国实力，但一时无力灭亡赵国，于是转攻韩国。公元前231年，秦军攻占韩国的南阳。次年，秦内史腾率军北上，攻占韩国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俘虏韩王安，在韩地设置颍川郡，韩国灭亡。

公元前229年，秦大举攻赵，名将王翦率军由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出井陉（今河北井陉县），端和率军由河内进攻赵都城邯郸。赵国派大将李牧迎战，双方屡有胜负，陷入僵局，相持一年之久。后来赵王中了秦的反间计，撤换李牧，由于临阵易将，赵军士气受挫，失去了相持能力。公元前228年，王翦向赵国发起总攻，秦军很快攻占了邯郸，俘虏赵王迁，其残部败逃，赵国灭亡。

秦国在攻赵的同时，兵临燕境。燕国无力抵抗，太子丹企图以刺杀秦王的办法以挽回败局。公元前227年，燕丹派荆轲以进献燕国地图为名，谋刺秦王政，结果阴谋暴露，被秦国处死。秦王政以此为借口，派王翦率兵攻打燕国，秦军在易水（今河北易县境内）大败燕军。次年10月，王翦攻陷燕国都蓟（今北京市），燕王喜与太子丹率残部逃到辽东（今辽宁辽阳市），苟延残喘，燕国名存实亡。

秦国灭掉韩赵、重创燕国以后，北方大部分地区已为秦有，只有地处中原的魏国，孤立无援。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率军出关中，东进攻魏，迅速包围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秦军引黄河水灌城，攻陷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

早在秦军攻燕都时，秦国已把进攻目标转向楚国。公元前226年，秦王政问诸将攻楚需要多少兵力，老将王翦认为楚国地广兵强，必须有60万军队才能伐楚，而李信则说只用20万军队就能攻下楚国。秦王政以为王翦因年老怯战，没有听取他的意见，遂派李信和蒙恬率军20万攻伐楚国。公元前225年秦军南下攻楚，楚将项燕率军抵抗。秦军开始进展顺利，在平舆（今河南汝南县东南）和寝（今河南沈兵县东南）击败楚军，进至城父（今河南宝丰县东）。项燕率军反击，在城父大败秦军，李信败逃回国。公元前224年，秦王政亲自向王翦赔理，命他率60万大军再次伐楚，双方在陈（今河南淮阳县）相遇，王翦按兵不动，以逸待劳，楚军屡次挑战，秦军不与交战，项燕只好率兵东归。王翦乘楚军退兵之机，挥师追击，在蕲（今安徽宿州市）大败楚军，杀楚将项燕。次年，秦军乘胜进兵，俘虏楚王负刍，攻占楚都郢（今湖北荆州市），设置郢郡，楚国灭亡。

五国灭亡后，只剩下东方的齐国和燕赵的残余势力，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率军歼灭了辽东燕军，俘虏燕王喜，回师途中又在代北（今山西代县）俘获赵国余部代王嘉，然后由燕地乘虚直逼齐国。齐王建慌忙在西线集结军队，准备抵抗。公元前221年，秦军避开西线齐军主力，从北面直插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在秦国大兵压境的形势下，齐王建不战而降，齐国灭亡，秦灭六国的战争遂告胜利结束。

秦统一六国战争的胜利，是由于秦国在战争中战略战术运用得当。秦王政在位时期，国力富强，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供应战争。在战略上处于进攻态势，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相继灭掉诸国。在战术上，秦国执行了由近及远，先弱后强的方针，首先灭掉了与其毗邻的弱国韩赵，然后中央突破，攻燕灭魏，解除了北方的后顾之忧。最后消灭两翼的强敌齐、楚，这种战术运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具体战役中，秦国运用策略正确，如在灭韩、赵的战争中，根据具体情况，而不是完全机械地按“先取韩以恐他国”的既定方针，而是机动灵活，赵有机可乘则先攻赵，韩可攻则灭韩。灭楚战役是在检讨了攻楚战争失利后，根据楚国实力，集中优势兵力而取胜的。攻打齐国避实就虚，出奇制胜。相反，六国方面势力弱小，在战略上又不能联合，各自为战，根本不能阻挡秦国的进攻，战争中消极防御，被动挨打，以至一个个被秦国灭亡。钜鹿之战

钜鹿之战，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中的起义军同秦军主力章邯部在钜鹿地区（今河南省平乡县西南）进行的一场战略决战。这场战争发生在公元前207年，即秦二世三年十二月。起义军在这次战争中，以无比英勇顽强的气概，正确适宜的作战指导，一举歼了秦军的主力，扭转了整个战争局面，对于灭亡秦王朝的腐朽统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六国，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在秦王朝建立以后，因为对人民实施残酷的剥削压迫，赋役繁重，刑政暴虐，使得“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汉书·贾山传）），全国出现“褚衣塞路，囹圄满市”的恐怖局面，这就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就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是年九月，项梁、项羽和刘邦相继在吴中（今江苏苏州）、沛县（今属江苏）等地聚众起义，被秦所灭亡的六国旧贵族也乘机起兵，出现了天下反秦的形势。

秦王朝统治者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进行了垂死的挣扎。在天下兵戈四起的情况下，秦朝当局，调动军队，镇压农民起义，其中最为凶悍的一支便是由少府章邯统率的军队。它作为秦军的主力，与农民凶狠拼杀，首先镇压了陈胜、吴广起义军，旋即又击灭了齐王田儋、魏王咎等武装势力，接着又调转兵锋，扑向项梁等人率领的楚地起义军主力。经过几次各有胜负的拉锯战后，章邯利用项梁小胜后轻敌麻痹的弱点，发动突然袭击，大败楚军于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并阵斩项梁，使起义军遭受到一次重大挫折。

章邯在取得定陶之战的胜利后，也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以为“楚地兵少不足忧”。遂移兵北上，攻打赵国。赵军将寡兵微，非秦军之对手，数战不利，赵王歇遂被迫放弃都城邯郸，退守钜鹿。章邯率军乘胜逼进，他命令王离率20万大军将钜鹿团团围困，自己亲自带领20万大军屯驻于钜鹿以南数里的棘原，并在那里构筑甬道（两侧有土墙的通道），直达钜鹿城外，以供应王离军的的粮秣。企图长期围困钜鹿，困死赵军，并伺机拔城，彻底平定赵地。这时赵将陈馀虽从恒山郡（今河北石家庄一带）征得数万援兵，进驻钜鹿北边，但因慑于秦军人多势众，不敢直接驰援钜鹿，对秦军采取避而不战的做法。这时，赵钜鹿守军兵少粮缺，形势十分危急，于是只好遣使向各路反秦武装紧急求援。

楚怀王接到赵王歇、张耳等人的求援文书后，即如集部下将领进行商议。大家认为，尽管楚军自定陶战败后元气大伤，但若不及时救赵，章邯灭赵得手后就会移师南下攻楚，从而使得反秦武装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同时，秦军主力胶着于河北地区，这造成了关中空虚，也给反秦武装提供了乘隙进关灭秦的机遇。鉴于这一分析，楚军统帅部遂果断地作出战略决策：任命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统率楚军主力5万人北上救赵，以伺机歼灭秦军主力。同时，派遣刘邦率军乘虚经函谷关进入关中，伺机攻打咸阳。这一战略部署的着眼点在于两支军队互相配合，双管齐下，使秦军陷于两线作战、顾此失彼的被动局面，以收一举灭秦之效。

公元前207年秋，宋义率军北上救赵。他对和秦军进行决战存有胆怯畏惧心理，抵达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后，即停止前进，一连驻扎了46天。项羽规劝他迅速进兵，同赵军里应外合，一举击败秦军。然而宋义则想保存实力，乘秦、赵相斗，坐收渔利，故拒绝了项羽的正确建议。他挖苦项羽说：“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并威胁项羽不要抗命不听从指挥。与此同时，宋义还日日置酒高会，寻欢作乐，并亲自赴无盐（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大摆宴席，送其子出使齐国为相，以扩展个人势力。当时适逢天气寒冷多雨，士卒冻馁，苦不堪言，宋义的做法引起了将士们的不满。性格刚烈的项羽更是觉得忍无可忍，在再次据理力争未被采纳后，他火冒三丈，遂激于义愤，趁早晨入帐进见之机，当场诛杀了宋义。诸将拥护项羽的所为，拥戴他为假（代理）上将军。楚怀王见事态已经如此，便正式任命项羽为上将军，由他率军北上救赵。

项羽在取得了楚军的指挥权后，率部于12月进抵漳水南岸，立即以英布、蒲将军率2万人为前锋，渡过漳水（一说黄河），切断秦军运粮的甬道，分割了秦将王离与章邯军之间的联系，使王离军陷入缺粮的困境。接着，项羽本人亲自率领楚军主力渡河跟进，并下令全军破釜沉舟，规定每位将士只带3日干粮，以显示全军上下一往无前、义无反顾，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他在命令所部“破釜沉舟”之后，立即挥师进至钜鹿城下，将秦将王离部团团包围，以雷霆万钧的气势，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向敌人猛扑过去。楚军将士们奋勇死战，“无不一以当十”，“呼声动天”，将王离麾下的秦军杀得溃不成军。章邯率部援救，也被楚军将士击退。项羽指挥楚军连续作战，不给秦军以喘息的机会，九战九捷，终于大败秦军。那些交战伊始时，恐惧秦军如虎而作壁上观的诸侯援军，这时见楚军胜局已定，也乘势冲出壁垒，参加了对王离军的围攻。这场大战的结果是，秦将王离被俘虏，秦军副将苏角身首异处，另一名副将涉间走投无路，被迫自焚而死。楚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钜鹿之围遂解。项羽在钜鹿之战中所表现的杰出的指挥才能和一往无前的英勇气概，使各路诸侯无不为之震慑和敬重。这时他们便一致拥戴项羽为诸侯上将军，统一指挥所有集结在赵地的军队。项羽受命后，即率军对败退中的章邯余部实施战略追击。

秦将章邯在秦军兵败钜鹿之后，据守棘原与项羽对峙，并派别将司马欣向秦朝廷告急求援。然而这时秦朝廷内部早已分崩离析，不但没有抽调兵力援助章邯，反而追究其战败的罪责。这使得章邯进退失据，计无所出。无奈之下，他秘密遣使向项羽求和，未获应允，只好准备退兵。项羽乘章邯狐疑不定之际，及时派遣蒲将军率部日夜兼程渡三户津（古漳水渡口，在今河北磁县西南），切断秦军的退路，他尔后亲率主力与秦军激战于汗水（漳水支流），再次大破秦军。至此，章邯完全成为瓮中之鳖，不得已率其20万大军在洹水南岸的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向项羽无条件投降，钜鹿之战遂告结束。

钜鹿之战，是秦末农民大起义走向胜利的关键性一战。它一举歼灭了秦军的主力，为刘邦乘虚入关、彻底埋葬秦王朝的统治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场大战，从根本上决定了整个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命运，影响极为深远。楚汉成皋之战

成皋之战，是秦末农民起义战争中的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即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围绕战略要地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而展开的一场决定汉、楚兴亡命运的一场争夺战。这场战争从公元前205年（汉高帝二年）的5月开始，一直打到公元前203年（汉高帝四年）8月，历时两年零三个月左右。在这场成皋之战中，刘邦及其谋臣武将们，注意政治、军事、经济多方面的配合，将正面相持、翼侧迂回和敌后骚扰等策略加以巧妙运用，调动、疲惫、削弱，最后战胜了强敌项羽，从而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一个成功战例。

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反动统治后，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急剧的变化，这就是起义军首领项羽和刘邦为争夺统治权而展开长期战争，历史由此进入了楚汉相争的时期。在楚汉战争初期，刘邦处于劣势地位，但他富有政治远见，注意争取民心，招揽军政要才，因而在政治上据有主动地位。在军事活动方面，刘邦善于运用谋略，巧妙利用矛盾，做到示形隐真，乘项羽东进镇压田荣反楚之际，暗渡陈仓，占领战略要地关中地区。尔后又联络诸侯军56万袭占彭城，端了项羽的老窝，成为项羽强有力的对手。然而在袭占彭城之后，刘邦满足于表现上的胜利，置酒作乐，疏于戒备。而项羽一接到彭城失陷的消息，即亲率精兵3万从齐地赶回，乘刘邦毫无戒备的时机，发起进攻，夺回彭城。刘邦溃不成军，仅带骑兵数十名狼狈逃脱，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吕雉也成了项羽的阶下之囚。

彭城之战，使刘邦主力遭到歼灭性的打击，楚军乘胜实施战略追击，一些原来追随刘邦的诸侯这时见风使舵，纷纷背汉投楚，形势对刘邦来说十分不利。不过刘邦毕竟是一位强者，为了扭转不利的战局，改变楚强汉弱的态势，他果断采纳谋士张良等人的正确建议，在政治上争取同项羽有矛盾的英布，重用部下彭越、韩信，团结内部力量；在军事上制定了据关中为根本，以正面坚持为主，敌后袭扰和南北两翼牵制为辅的对楚作战方针。

前205年（汉高帝二年公元）5月，刘邦退到荥阳一线收集残部。这时，刘邦的部下萧何在关中征集到大批兵员补充前线，韩信也带部队赶来与刘邦会合。刘邦的汉军得到休整补充后，实力复振，将楚军成功地遏阻于荥阳以东地区，暂时稳定了战局。荥阳及其西成的成皋，南屏嵩山，北临黄河，汜水纵流其间，为洛阳的门户，进入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五月起，汉、楚两军为争夺该地展开了一场扩日持久的争夺战。交战之初，刘邦即按照张良制定的谋略，实施正面坚持、敌后袭扰和翼侧牵制的作战部署，以政治配合军事，以进攻辅助防御，游说英布倒戈，从南面牵制项羽后方，从而有力地迟滞了项羽的进攻势头。与此同时，刘邦让萧何治理关中、巴蜀，巩固后方战略基地，派遣间谍进行活动，以分化瓦解楚军。

刘邦的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牵制楚军、巩固后方的积极作用，但是正面战场的形势依然不怎么乐观。项羽看到刘邦的势力的有增无减，十分不安，便于次年春调动楚军主力加紧进攻荥阳、成皋，并多次派兵切断汉军的粮道，使刘邦的部队在补给上发生了很大的困难。五月间，项羽大军进逼荥阳，形势日趋危急。这时，刘邦采纳张良的缓兵之计，派出使臣向项羽求和，表示愿以荣阳为界，以西属汉，以东归楚，但遭到项羽的断然拒绝。刘邦无奈，只得采纳将军纪信的计策，由纪信假扮作刘邦，驱车簇拥出荥阳东门，诈言城中食尽，汉王出降，蒙骗项羽，而自己则乘机从荥阳西门逃奔成皋。项羽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勃然大怒，烧死纪信，率兵追击刘邦，很快攻下了成皋，刘邦仓皇逃回关中。

刘邦从关中征集到一批兵员后，打算再夺成皋。谋士辕生认为这不是善策，建议刘邦派兵出武关（今陕西商南东南），调动楚军南下，减轻汉荥阳守军的压力；同时，让韩信加紧经营北方战场，迫使楚军分散兵力。刘邦欣然采纳这一计策，率军经武关出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南叶县）之间，与英布配合展开攻势；与此同时，韩信也率部由赵地南下，直抵黄河北岸，与刘邦及荥阳汉军互相策应。汉军的行动果然调动了项羽军的南下。这时刘邦却又转攻为守，避免同楚军进行决战，而让彭越加强对楚后方的袭击，彭越不孚所望，进展迅速，攻占了要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直接给楚都彭城造成威胁。项羽首尾不能兼顾，被迫回师东击彭越，刘邦乘机收复了成皋。6月，项羽击退彭越后，立即回师西进，对刘邦发动第二次攻势，攻占荥阳，再夺成皋。并继续西进，进至今河南巩县一带。刘邦仓猝北渡黄河，逃到小修武（今河南获嘉东），在那里刘邦征调到韩信的大部分部队，以支撑危局，增强正面的防御。刘邦深知项羽的厉害，这时便命汉军一部拒守于巩（今河南巩义西南），一部屯驻小修武，深沟高垒，不与楚军交锋。同时派韩信组建新军东向击齐，继续开辟北方战场。又命刘贾率领2万人马从白马津（今河南滑县北，旧黄河渡口）渡河，深入楚地，协助彭越，扰乱楚军后方，截断楚军粮道。彭越得到刘贾这支生力军的支援很快攻占了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等17座城池。彭越、韩信的军事行动，给项羽侧背造成严重威胁，迫使项羽临行前，告诫成皋守将曹咎说：小心坚守成皋，即使汉军挑战，也千万不要出击，只要能阻止汉军东进，我15天内一定击败彭越，然后再与将军会师。项羽很快收复了17座城池，但没有能够消灭彭越的游军，它继续在威胁楚的后方。

公元前203年（汉高帝四年）10月，刘邦听取谋士郦食其的建议，乘项羽率军东去之机，反攻成皋。守将曹咎开始还遵照项羽的告诫，坚守不出，但是经不起汉军连日的辱骂和挑战，一怒之下，率军出击。刘邦见激将法奏效，便运用半渡击之的战法，大破曹咎所部楚军于汜水之上，曹咎兵败自杀，汉军乘机再夺成皋，并乘胜推进到广武（今荥阳东北）一线，收敖仓积粟以充军用，并在荥阳以东包围了楚将钟离昧部。项羽听到成皋失守，大惊失色，急忙由睢阳带领主力返回，同汉军争夺成皋，与汉军对峙于广武，欲与刘邦决一雌雄。可是汉军依据险要地形，坚守不战。双方对峙数月，项羽无计可施。这时适逢韩信攻占临淄，齐地战事吃紧，项羽不得已只好派龙且带兵20万前往救齐，这就更加减弱了正面战场的进攻力量。到了11月，韩信在潍水全歼了龙且的部队，平定齐国，使项羽的处境更趋困难。几个月后，楚军粮食缺乏，既不能进，又不能退，白白地消耗了力量，完全陷入了被动。这时，汉军韩信部已经破魏，破赵，降燕，平定三齐，占领了楚的东方和北方的大部地区，完成了对楚的战略包围。彭越的游军则不断扰乱楚军后方，攻占了昌邑（今山东金乡西）等20多座城池，并多次截断楚军的补给线。英布所部在淮南也有所发展。项羽腹背受敌，丧失了主动，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双方强弱形势已发生根本的变化，项羽见大势尽去，遂被迫与刘邦议和，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尔后引兵东归。成皋之战以汉胜楚败而告终。

成皋之战，是楚汉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仗。它使楚汉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项羽的失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刘邦把握时机，采纳张良建议，于公元前202年（汉高帝五年）10月，乘项羽引兵东撤之际，实施战略追击。12月，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南）合围并大败楚军，项羽突围后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北）。公元前201年（汉高帝五年）2月，刘邦称帝，建立汉朝，重新统一了中国，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西汉平定七国叛乱之战

西汉当局于公元前154年所进行的平定吴楚七国叛乱的战争，是一场反对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的战争，对于西汉政权的巩固与经济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后，为巩固统治，借口清除叛乱，杀掉在楚汉战争时期分封的异姓诸王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同时，他又认为秦朝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使皇室陷于孤立，于是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并立下“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企图用家族血缘关系来维持刘氏的一统天下。他所分封的同姓王，有齐、燕、赵、梁、代、淮阳、淮南、楚、吴等。这些王国的封地，竟达39郡，占西汉整个疆土的大半，而皇帝直辖的才有15郡。为防止诸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规定除诸封国内的经济由诸王支配外，王国的傅、相等官员均须由皇帝任命，法令由朝廷统一制定，军队由皇帝调遣，借以限制诸王的权力。但西汉所封的诸王国，国大民众，随着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财富日增，势力日强，逐渐形成割据状态，朝廷与诸王国间的矛盾便日趋尖锐起来。

汉文帝即位以后，深感诸王对朝廷的威胁日益严重，决定采纳太中大夫贾谊和太子家令晁错的建议，一方面把诸王的一部分封地收归朝廷直接管辖，一方面在诸王的封地内再分封几个小诸侯国，以分散削弱诸王的权力，同时，还把自己的儿子刘武封为梁王（封地在今河南东部），控制中原要地，屏障朝廷。诸侯王不甘心自己的力量受到削弱，纷纷反对。当时反对最强烈的是吴王刘濞。吴王的都城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北），辖有豫章（今江西地区）、会稽（今苏南和浙江地区）等郡，封土广大，财力富足，他利用这些优越的经济条件扩张势力，蓄谋夺取朝廷大权。

景帝即位以后，诸王国的势力发展到了同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景帝接受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继续推行削藩的政策，先削减楚、赵及胶西三王的封地。因而，引起诸侯王的强烈不满。吴王乘机纠合楚王、胶西王、齐王、菑川王、胶东王、济南王、济北王、赵王等各王国，准备进行武力反叛。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朝廷下令削夺吴会稽、豫章两郡，吴王便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首先起兵，并派人通知闽越、东越出兵相助。但由于齐王悔约背盟、济北王为其部下劫持不得发兵，故实际参加叛乱的仅为七国。一场史称为七国之乱的反对统一的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吴王反汉后，先杀尽朝廷在自己封国内所委任的官吏，然后聚集亲信，商议进兵之策。大将军田禄伯请求率兵5万循江淮南和长沙，入武关直捣长安，吴王唯恐大权旁落，拒绝了这一建议。青年将领桓将军对吴王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因此建议挥军急速西进，沿途不要攻城掠地，迅速抢占洛阳的军械库和敖仓粮库。并凭借洛、荥山河之险，会合诸侯。这样，即使不能西取长安，也还是占据了夺取天下的有利地位。否则，如行动迟缓，一旦让汉军抢先进占梁、楚一带，势必招致失败。这一避短用长、速据关东战略要地的主张，也遭拒绝。之后，吴王亲率20万军队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并力向梁进攻，又派出小部队潜赴崤（今函谷关南）、渑（今渑池）之间，侦察关中汉军情况。在渡淮时，一面派兵袭占下邳（今江苏邳州南），向北攻城掠地；一面遍告诸侯，提出这样一个行动计划：由南越兵先攻占长沙以北地区，再西趋巴蜀汉中；越、楚、淮南、衡山、济北诸王会同吴军西取洛阳；齐、笛川、胶东、胶西、济南诸王与赵王先攻占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地）、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再入临晋关（今陕西大荔东），或与吴军会师洛阳；燕王北取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后，再联合匈奴南下，入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直取长安。这一战略构想的意图是：以诸王国的军队分东、南、北三个方向合击关中，吴楚主力先占荥阳，与齐赵军会师，攻占长安。

景帝在获悉七王叛乱后，先是采取姑息政策，杀掉晁错，并恢复诸王封地，企图以此平息战乱。直到这一政策失败后，才决心迎击叛军，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率36将军东攻吴楚，另派郦寄攻赵、栾布攻齐，并以窦婴屯于荥阳，监视齐、赵叛军动向。这一作战部署的着眼点是：分兵箝制齐、赵，集中主力打击反汉的重要力量吴、楚两军。

周亚夫受命后，即提出：“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也就是暂时放弃梁国的部分地区，引诱并牵制吴、楚军队，达到守梁以疲敌的目的，这一建议被景帝采纳。周亚夫率军由长安出发，准备会师洛阳，后接受部下意见，改变进军路线，迅速由蓝田出武关，经南阳抵达洛阳，抢占荥阳要地，控制了洛阳的军械库和荥阳的敖仓，并派兵清除了崤、渑间的吴楚伏兵，保障了潼关、洛阳间的交通补给线和后方的安全，顺利实现了第一步作战计划。然后，周亚夫率军30余万东出荥阳，进抵淮阳，针对吴、楚锐气正盛，难与正面交锋的实际，遂引兵东北；屯于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让梁王坚守梁地，阻止吴兵西进。同时派兵奇袭淮泗口（今江苏淮阴县西泗水入淮之口），截断吴军粮道。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楚联军向梁进攻，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一战，歼灭梁军数万人，遂乘胜西进，梁军退保睢阳（今河南商丘南），被吴、楚联军围攻。梁王数次派人求援，周亚夫按兵不动，直到吴、楚攻梁受到相当消耗后，才将主力推进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在吴、楚四面围攻的形势下，梁一面竭力固守，一面组织力量不断出击，袭扰吴军。吴、楚联军久攻睢阳不下，西取荥、洛的企图无法实现，退路又受到威胁，乃调转兵力进攻下邑，寻求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深沟高垒，坚壁不战。吴、楚军求战不得，派部分兵力佯攻汉军壁垒的东南角，转移汉军注意力，以主力强攻西北角，这一声东击西的企图被周亚夫及时识破。当吴军进攻东南角时，他加强了西北角的防御，粉碎了吴楚军的进攻。

吴楚联军号称数10万，既遭顿挫于睢阳，又不得逞于下邑，进退维谷，加上饷道被切断，粮食不继，在粮尽兵疲、士卒叛逃、士气低落的情况下，不得不撤兵西走。周亚夫乘机挥军追击，大破吴楚联军。楚王兵败自杀，吴王仅率数千人乘夜向江南逃窜，企图依托东越垂死挣扎，但东越王慑于汉军压力，诱杀吴王。喧嚣一时的吴楚叛乱，历时仅3个月便完全失败。

当吴、楚联军向梁进攻时，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四王在胶西王的指挥下，举兵西进围攻齐王临淄，经过3个月激战，被栾布击败。赵王刘遂联络匈奴，企图西入长安。当郦寄军进攻时，龟缩邯郸，凭城固守，汉围攻7月不克。栾布在消灭四王之后回师同郦寄合力进攻，引水灌城，城破后赵王自杀。至此，汉赢得了平定七王叛乱战争的彻底胜利。

在这次平叛战争中，汉军抢占关东战略要地荥阳，控制南北要道，首先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造成了东阻吴楚、北拒齐赵、屏蔽关中的有利态势。然后以一部箝制齐赵，而把吴楚作为主要打击目标，并根据楚军剽轻、吴军精锐的客观情况，采取了“以梁委之”，吸引和消耗吴楚联军，乘敌疲弊而后击的正确作战方针，最终各个击破，迅速平定了七国之乱。反观吴楚等七国，为了维持诸侯割剧而发动战争，破坏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朝流和人民的意愿。七国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各怀鬼胎，步调不一，缺乏统一的计划和指挥。叛乱初期所提出的分进合击，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包围关中，先取荥、洛，会师长安的构想，由于各诸侯国或临时背约，或轻易改变，或屯兵观望而化作泡影。吴王既不听田禄伯、桓将军的进军之计，又忽视了对粮运要道的设防，孤军一路，全力攻梁，结果顿兵坚城，贻误战机。随着主动权的丧失，最终失败的命运也就成为必然。昆阳之战

昆阳之战发生在公元23年（更始元年），这是东汉末年的绿林起义军为推翻王莽政权所进行的一次战略性决战，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这次决战中，刘秀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以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法，一举全歼王莽的主力，敲响了新莽王朝覆灭的丧种，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东汉末年，政治腐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危机四起。外戚王莽利用这一形势，玩弄权术，夺取政权，建立新朝。但王莽上台后“托古改制”的做法，不仅没有使情况有所起色，反而导致阶级矛盾更趋激化。广大民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纷纷揭竿而起，以武力反抗新莽的统治。一时间农民起义的烈火燃遍了黄河南北和江汉地区，新莽王朝完全处于众叛亲离、风雨飘摇的境地。在当时众多的农民起义军队伍中，以绿林、赤眉两支声势最为浩大。他们在军事上不断打击新莽势力，并逐渐向王莽统治腹心地区推进。新莽政权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拼凑力量进行垂死的挣扎，农民起义进入了最后的进攻阶段。昆阳之战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公元23年（新莽地皇四年）初，绿林军各乘王莽主力东攻赤眉起义军，中原地区空虚之际，迅速挥军北上，在泌水（今河南泌阳境）击灭王莽的甄阜、陈茂所部，势力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绿林起义军在胜利进军的形势下，开始萌生了建立政权的要求，于是在是年2月间，推举汉室后裔刘玄为帝，恢复汉制，年号更始。更始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农民起义进入新的阶段，王莽的政治、军事各个方面日益趋于被动。更始政权建立后，即以主力北上，围攻战略要地宛城（今河南南阳）。为了阻止王莽军的南下，保障主力展开，更始政权另派王风、王常和刘秀等人统率部分兵力，乘敌严尤和陈茂军滞留于颍川郡一带之际，迅速攻占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北）、郾县（今河南郾城南）等地，与围攻宛城的主力形成犄角之势，为下一步进击洛阳，与赤眉军会师以及经武关西入长安，最后消灭王莽政权创造有利的条件。

王莽对更始农民起义军的战略动向十分不安，于是就慌忙改变军事部署，将主力由对付赤眉军转而对付更始军。公元23年（新莽地皇四年）3月间，王莽派遣大司空王邑和司徒王寻奔赴洛阳，在那里征发各郡精兵42万，号称百万，南进攻打更始军，企图以优势的兵力与农民军进行决战，一举而胜，以确保宛城，安定荆州，保障长安、洛阳的安全。是年5月间，王邑、王寻率军西出洛阳，南下颍川，在那里与严尤、陈茂两部会合，并迫使先期进抵阳关（今河南禹县西北）的更始军刘秀部撤回昆阳。尔后，继续推进，迫近昆阳。

当王莽的42万大军逼近昆阳时，昆阳城中的更始军仅有八九千人。如何对付气势汹汹的强敌，更始农民军意见开始时并不统一。有的将领认为，敌我兵力众寡悬殊，不易取胜，主张避免决战，化整为零，先回根据地，再图后举。但刘秀则反对这种消极做法，主张集中兵力，坚守昆阳，迟滞、消耗王邑军的兵力，掩护主力攻取宛城，然后伺机破敌。这时，王邑的先头部队已逼近昆阳城北，在这紧急关头，诸将同意了刘秀的建议。决定由王凤、王常等率众坚守城邑，另派刘秀、李轶等率13骑乘夜出城，赶赴郾县、定陵一带调集援兵。

王邑、王寻等人统率新莽军蜂拥抵至昆阳城下，将昆阳团团围困。这时，曾与绿林军交过手，深知其厉害的严尤向王邑建议说：昆阳城易守难攻，而且更始农民军主力正在宛城一带，我军应当绕过昆阳，迅速赶往宛城，先击败更始军在那里的主力，届时昆阳城即可不战而下。然而王邑等人自恃兵力强大，根本听不进这一建议，坚持先攻下昆阳，再进击更始农民军主力。王邑等人动用全部兵力列营百余座，猛攻昆阳。并傲慢地扬言：“百万之师，所过当灭，当屠此城，躁血而进，前歌后舞，岂不快耶！”

王邑指挥其40余万大军，轮番向昆阳城发起进攻，并挖掘地道，制造云车，企图强攻取胜。昆阳守军别无退路，遂依靠城内人民的支持，合力抵抗，坚守危城，多次击退王邑军的进攻，予敌人以很大的消耗和挫折。严尤眼见昆阳城屡攻不下，己军日趋被动，遂再次向王邑建议：“围城必须网开一面，使城中守军逃出一部分到宛阳城下，去散布恐怖情绪，以动摇敌军的军心，瓦解敌军的士气。”可是刚愎自用的王邑依然不予采纳。

刘秀等人抵达定陵、郾县后，说服不愿出兵的诸营守将，于公元23年（新莽地皇四年）6月1日率领步骑万余人驰援昆阳。刘秀亲率千余援军步骑为前锋，在距王邑军二、三公里处列成阵势，准备接战。王邑、王寻等人自恃兵力雄厚，骄妄轻敌，只派出数千人迎战。此时，王邑军久战疲惫，锐气早已丧失殆尽，这就为更始军击破它提供了有利的机遇。刘秀率众奋勇进攻，反复猛冲，当场斩杀王邑军数十人，取得了初战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士气。

这时，更始起义军主力已攻占宛城3日，但捷报却还未传到昆阳。刘秀为了鼓舞全军士气，动摇敌人军心，便制造了攻克宛城的战报，用箭射入到昆阳城中；又故意将战报遗失：让王邑军拾去传播。这一消息一经散布，昆阳城中的守军士气更为高涨，守城更为坚决；而王邑军则由于顿兵昆阳坚城，久攻不下，且闻宛城失陷，士气更为沮丧。胜利的天平开始向起义军这一边倾斜了。

刘秀在取得初战胜利后，又善于捕捉战机，乘敌人士气沮丧和主帅妄狂轻敌的弱点，精选勇士3千人，出敌不意地迂回到敌军的侧后，偷偷地涉过昆水（今河南叶县辉河），向王邑大本营发起猛烈攻击。此时，王邑等人依旧轻视汉军，未把刘秀放在眼里，同时又担心州郡兵失去控制，遂下令各营勒卒自持，不准擅自出战，由自己和王寻率领万人迎战刘秀的冲杀。然而，王邑这一做法造成严重的恶果；在刘秀所率的精兵的猛烈进攻下，王邑手下的万余人马很快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阵势大乱。可诸将却又因王邑有令在先，谁也不去救援，致使王邑军败溃，王寻也做了刀下之鬼。昆阳城内的守军，见敌军主帅已脱离部队，敌军阵势已乱，遂乘势出击，内外夹攻，杀声震天动地，打得王邑全军一败涂地。王邑军的将卒们见大势已去，遂纷纷逃命，互相践踏，积尸遍野。这时又恰遇大风飞瓦，暴雨如注，氵蚩水剧涨，王邑军涉水逃跑而被淹死的不计其数，使得水为之不流，只有王邑、严尤等少数人狼狈逃脱，窜回洛阳。至此，昆阳之战就以更始起义军歼灭王莽军主力，并尽获其全部装备和辎重的辉煌胜利而结束了。

在昆阳之战中，王莽军的兵力有42万人，而更始起义军守城和外援的总兵力加在一起也不过2万人。然而在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军竟能取得全歼敌人的辉煌胜利，这决不是偶然的，总结其要旨，大约有这么几条：政治上，反抗王莽暴政统治，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军事上，起义军实施坚守昆阳，牵制敌人，调集兵力，积极反攻的正确做法，严重迟滞了王邑军的行动，消耗了它的实力，牢牢地掌握了战场攻守的主动权。在作战指导的具体运用方面，起义军敢于拼杀，士气高昂，又善于利用敌军的弱点，攻心和军事进攻双管齐下，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积小胜为大胜；并且能够把握战机，选择敌军指挥部为首要进攻目标，将其一举捣毁，这为敌军群龙无首，最终也就难逃失败的命运。

昆阳之战，是绿林、赤眉起义中对王莽政权的的决定性一战。这场战争，因为歼灭了王莽赖以维持统治的军队主力，为起义军胜利进军洛阳、长安，最终推翻新莽统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东汉王朝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东汉王朝的统一全国之战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在公元25年～36年所进行的统一全国的战争，是利用新莽政权被农民起义起义推翻后各地群雄并起、中原无主的有利时机，以武力进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先后镇压了各地的起义军，兼并了割据一方的群雄的一场进步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刘秀夺取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在血泊中重新建立起了封建统治秩序。由于这场战争在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这场战争经历了平定关东、攻占关中、并陇灭蜀等几个主要阶段，堪称为我国古代封建统一战争中的一个范例。

绿林、赤眉大起义在推翻了新莽王朝的反动统治后，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阶级和历史局限，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这样，整个中国就依旧陷于混战的状态。然而人民渴望平息战乱，恢复安定的生活，所以统一全国，重建社会秩序也就成为历史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刘秀顺应历史的潮流，开始了统一全国，恢复刘家天下的战争活动。

刘秀出身于南阳豪族地主集团，政治资本雄厚，个人又具有敏锐的政治才能和丰富的军事韬略。绿林、赤眉大起义爆发后，他和他的兄长刘寅一起，打着“复高祖之业”的政治旗号，在舂陵（今湖北枣阳东）一带起兵，汇入农民起义的洪流。在推翻新莽统治的斗争中，刘秀多有贡献，尤其在昆阳大决战中，刘秀的杰出指挥，为起义军赢得决战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后来，起义军内部发生内讧，导致其兄刘寅被杀，在这危急关头，刘秀忍辱负重，巧与杀兄仇人相周旋，终于重新取得更始帝刘玄等人的信任，得到前赴河北（黄河以北）独当一面的机遇。这一转折，对刘秀来说具有关键意义，从此他就一步步走上逐鹿中原，并吞天下的胜利之路。刘秀率部进抵黄河以北后，以复兴汉室为号召，先后镇压了铜马、高潮、重连、尤来、大枪、五幡等部的农民起义军，并将农民军中的精壮收编到自己的队伍之中，扩充自己的实力。待羽翼丰满后，刘秀公开与更始政权决裂，于公元25年（更始三年）高南（今河北柏乡）即皇帝位（光武帝），沿用汉的国号，并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不久，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刘秀称帝后，虽然基本控制了中原（今河南、河北大部和山西南部）的要地，但是仍处于各种武装势力的包围之中。这时，东有青州的张步，东海的董宪，睢阳的刘永，沪江的李宪；南有南郡的秦丰，夷陵的田戎；西有的公孙述，天水的隗嚣，河西的窦融，九原的芦芳；北有渔阳的彭宠。此外尚有赤眉等农民活动于河水（黄河）南北。刘秀根据当时的形势，采取了“先关东，后陇蜀”，先集中力量消灭对中原威胁最大的关东武装势力，再挥师西向的战略决策，并针对割据势力众多而分散的特点，采取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公元26年（建武二年）春，刘秀命大将盖延，率5万军队，进击直接威胁京师洛阳的刘永集团。盖延兵分两路，夹击、进围刘永于睢阳（河南商丘南）。数月后城破，刘永逃奔谯县（今安徽亳县）。汉军乘胜追击，占领了沛、楚、临淮等三郡国（约今河南周口、商丘，江苏徐州，安徽阜阳、宿县地区）的大部地区，并击破了刘永的部将苏茂等人所率的3万救兵。次年，刘永复据睢阳，刘秀命大司马吴汉及盖延再次出击，围城百日，刘永粮尽突围，兵败被杀。公元29年，汉军全歼刘永余部于垂惠（今安徽蒙城），从而消灭了关东地区的最大割据势力，解除了对京师洛阳的最大威胁。

刘秀在以优势兵力进击刘永集团的同时，也派军队进攻氵育阳（今河南新野北）的邓奉和堵乡（今河南方城）的董沂。公元27年春，汉军岑彭部迫降董沂，击杀邓奉。尔后，汉军消灭南阳刘玄余部，进击秦丰。秦丰坚守黎丘（今湖北宜城西北），被困两年始降。在此期间，占据夷陵的田戎曾率兵援救秦丰，但被岑彭击败，汉军攻占夷陵，使之成为日后西进的战略要地。

在基本平定了南方地区后，刘秀采取“北守东攻”的战略方针。在派遣耿弇、朱祐等入河北，向渔阳彭宠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东方的割据势力。公元29年春，彭宠在汉军进攻面前，节节败退，结果引起内部分化，部将杀死彭宠，汉军遂占领渔阳，统一了燕、蓟地区。同年夏，刘秀亲征东海郡（今山东郯城）的董宪，将其大破于昌虑（今山东枣庄西），董宪退保郯（今山东郯城北）。汉军吴汉部跟踪追击，攻占郯城，全歼董宪主力，董宪逃往朐（今江苏连云港南）。是年秋，刘秀遣其大将耿弇进击张步，攻占祝阿（今济南西）、钟城（今济南南），诱杀其大将费邑，夺取了济南郡（今山东济南）、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张步为挽回败局，倾全军号称20万反攻临淄，耿弇以城为依托，诱敌开进，然后出动奇兵迂回袭击张步军，连战皆捷，张步逃至剧（今山东昌乐西），走投无路，被迫降汉。公元30年初，吴汉破朐，击杀董宪。接着，汉军又在舒（今安徽庐江西南）消灭独据一方自立为天子的李宪。至此，汉军在短短的4年中，将关东地区各个割据势力全部铲除。关东地区的统一，有力地巩固了东汉政权，为刘秀而后击灭隗嚣、公孙述，夺占陇、蜀，赢得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从事关东统一之战的同时，刘秀也展开了镇压赤眉农民起义军的行动。早在绿林军攻占洛阳的时候，赤眉军的势力也进入了中原地区。其首领不满于更始政权，另立一帜，与以绿林军为主体的更始政权相抗衡。公元25年秋，赤眉军攻入长安，推翻了更始政权。公元26年秋，占领长安的赤眉军因粮秣不继而西出陇东寻求出路，但结果为当地割据势力隗嚣所击败，只好折回关中。他们击走乘虚盘据在那里的邓禹军，重新控制了长安。由于后勤保障仍未获得解决，赤眉军再度陷入饥馑，并为地方豪强武装所包围。不久，被迫放弃长安，引兵东归。刘秀为一举扑灭赤眉军，决定凭借崤、函险道，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对赤眉军实施截击。为此，刘秀调兵遣将，改任冯异为主将，取代邓禹，急速西进，抵华阴（今陕西华阴西）阻击赤眉军，同时命令侯进、耿弇部集结，准备会同进剿。

冯异在华阴阻击赤眉军60余天后，于公元27年初东撤至湖县（今河南灵宝西北）与邓禹部合兵。不久赤眉军进至这一带，与汉军相对峙。邓禹邀功心切，迎战赤眉军。赤眉军先佯败，后反攻，大败邓禹军，邓禹仅率24骑逃回宜阳。冯异率军相救，也被赤眉军击败。冯异逃至崤底，收集散兵和当地豪强武装数万人，继续对赤眉军作战。双方在崤底进行了一场大战。战前，冯异先派一部分士卒化装成赤眉军，潜伏于道旁。战斗开始后，冯异以少数兵力诱赤眉军进攻，再以主力相拒，待赤眉军攻势减弱后，突发伏兵出击。赤眉军因无法辨认敌我而阵脚大乱，溃退至崤底，8万余人投降。接着，刘秀亲率大军，与先期部署于此的侯进、耿弇部会合，拦截折向东南的赤眉军余部于宜阳（今河南宜阳西），予以全歼，赤眉军首领樊崇等十余万人投降。至此，刘秀终于将延续10年之久的赤眉农民起义扼杀在血泊之中。

刘秀在镇压了赤眉起义军，削平关东群雄之后，西图陇、蜀，统一全国，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当时，窦融据有河西，隗嚣占据陇西，公孙述割据巴蜀。刘秀根据形势，制定了由近及远、稳住窦融、先陇后蜀、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将兵锋指向隗嚣。公元30年初夏，刘秀正式发起了攻陇战役。遣耿弇等7将分兵进攻陇坻（今陇山，陕西陇县西北）。隗嚣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挫败了汉军的攻势后，刘秀暂时转攻为守，命大司马吴汉赴长安组织兵力，以资策应。同时争取河西窦融出兵相助，使隗嚣腹背受敌，并让马援煽动隗嚣部属及羌族酋长附汉。隗嚣见处境危急，遂向公孙述称臣，联蜀抗汉。公元31年秋，隗嚣得西蜀援兵后，亲率3万大军进攻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另派一部进攻开县（今陕西陇县北），企图夺取关中，但为汉军冯异、祭遵部击败。隗嚣的冒险出击，造成后方的空虚，为刘秀乘虚蹈隙、直捣陇西提供了契机。公元31年春，刘秀派遣来歙率2000人出敌不备，伐木开道，迂回奔袭，占领陇西战略要地略阳（今甘肃庄浪县西南），隗嚣大惊，即遣重兵数万进击来歙，企图夺回略阳。来歙与将士顽强坚守，迫使隗嚣顿兵挫锐于坚城之下，有力地牵制了隗嚣的主力。刘秀把握战机，及时派吴汉、岑彭、耿弇、盖延诸将分兵进击陇山，占领高平（今宁夏固原），自己则率关东大军亲征隗嚣，所到之处，隗嚣的部队土崩瓦解，隗嚣本人败逃西城（今甘肃天水西南）。汉将吴汉、岑彭跟踪而至，兵围西城数月。隗嚣大将王元率西蜀援兵赶到，才救出隗嚣，共奔冀县（今甘肃天水西北），汉军也因粮尽撤兵。之后，隗嚣虽然重占了陇西大部，但实力已遭重创，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了。公元33年（建武九年）初，隗嚣病死，部下立其次子隗纯为王，继续割据一方。刘秀采纳来歙建议，再次发兵攻打陇西。来歙、冯异诸将领兵沿渭水西进，击破西蜀援军，进围落门（今甘肃武山东北）。公元34年秋，终于攻破落门，迫降隗纯。历时4年的陇西之战遂告胜利结束。

陇西平定后，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就成为刘秀实现统一大业的最后一个障碍。刘秀决定乘胜扩张战果，继续对公孙述用兵。他针对公孙述东依三峡、北靠巴山、据险自守的军事部署，制定了水陆并进、南北夹击、钳攻成都的作战方略。派大将岑彭、大司马吴汉率荆州诸军由长江溯江西进，命大将来歙率陇西诸军出天水，直逼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地区，相机南进。公元35年（建武十一年）春，岑彭军再克夷陵，突入江关（今四川奉节）蜀军田戎部退出三峡，入保江州（今四川重庆）。同年夏，北路来歙军击败王元诸部，占领河池、下辨（今甘肃成县），乘胜南进。在公孙述派人暗杀了来歙的情况下，北路汉军改由马成所指挥，继续策应南路主力的行动。岑彭率部进抵江州后，见江州城坚不宜强攻，遂留冯骏率部监视田戎，他自率主力北上，攻占平曲（今四川西北）。汉军的进展，极大的震动了公孙述，他急调王元军南下增援，集结重兵于广汉（今四川射江南）、资中（今四川资阳北）一带，保卫成都。又命侯丹率军2万屯守黄石（四川江津境），阻击汉军，策应王元。岑彭根据敌情的变化，也适时调整了部署，分兵两路进击蜀军。一路由臧宫率领，进据平曲上游，攻打蜀军王元、延岑部；主力则由他本人率领，取道江州，溯江西上，攻占黄石，击败侯丹军。接着，倍道兼行，疾驰1000公里，攻克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并出精骑闪击蜀之腹地广都（今成都南），逼近成都。成都市，偏师臧宫溯涪江而进，袭击蜀军，歼敌万余，迫使王元部投降，延岑败逃成都。

公孙述困兽犹斗，又派人刺杀了岑彭，使汉军暂时退出武阳，但这并未能挽救其覆灭的命运。汉军人材济济，岑彭遇害，吴汉即接替他统领伐蜀诸军。公元36年（建武十二年）初，吴汉率部进抵南安（今四川东山），在鱼腹津（今四川东山北）大败蜀军，继而绕过武阳，攻取广都。其他各路汉军进展也很顺利，冯骏军攻占江州，臧宫军连克涪县（今四川绵阳东）、绵竹（今四川德阳北）、繁（今四川新都西北）、郫（今四川郫县）等城。吴汉在攻取广都后急于求成，率2万将卒孤军深入，直抵成都城外几公里处立营。公孙述招募敢死之士，攻打吴汉。吴汉受挫，入壁坚守，闭营3日不战，夜间突然撤走，与部下刘尚会合于江南。次日晨合力大破蜀军。此后，吴汉与公孙述交兵于广都、成都间，汉军屡战屡胜。是年冬，吴汉又与臧宫会师于成都近郊。公孙述大势尽去，遂孤注一掷，贸然反击汉军，派延岑击臧宫，自率数万人攻吴汉。吴汉以一部迎战蜀军，待其疲惫困顿后，指挥精兵数万突然出击，大破蜀军，公孙述负重伤身亡。次晨，势穷力竭的延岑举城投降。至此，刘秀彻底平定巴蜀，取得了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统一全国，对于中华民族的进步发展，对于社会的进步，国防的巩固，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卓越军事才能和所执行的方针和策略，对于我们今天的国防建设事业，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晋灭吴之战

公元279～290年的晋（西晋）灭吴之战，是一场统一全国的战争，也是一场强者消灭弱者的战争。当时，晋虽然具有各方面的优势，但仍经过长期准备，精心策划，严密部署，终于迅速取胜。但是，弱小的吴国面对强敌，反而轻敌大意，毫无有效全面的防备措施，结果一败涂地。

公元263年，司马昭挥军灭蜀，使司马氏的势力进一步加强。公元265年秋，司马昭病死，其子司炎嗣相国、晋王位，继掌魏国朝政。是年冬，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登皇位（即晋武帝），建国号曰晋（史称西晋），改元泰始，都洛阳。这样，魏灭蜀、晋代魏，变三国鼎立为晋与吴的南北对峙。

司马昭曾有灭蜀之后3年就灭吴、平天下的设想，但灭蜀后，因师老民废，又缺乏灭吴所必不可少的一支强大水军，灭吴之举暂停。司马氏转而采取措施整顿内部，如任用贤能，废除苛法，减免赋役，劝课农桑，兴修水利，以此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经济，加强实力。司马氏还特意厚待归降的蜀国君臣。如封刘禅为安乐公，后来还征用诸葛亮孙诸葛京“随才署吏”，其他蜀国降臣封侯者有50余人，以此稳定巴蜀之众，示意东吴，收买吴国人心。晋代魏后，晋帝司马炎又遣使与吴讲和，作缓兵之计。但与此同时，司马炎却抓紧时间，开始作进攻吴国的军事准备。

公元269年（晋泰始五年），晋武帝（司马炎）以羊枯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今湖北襄樊）。羊祜是极力主张并参与密谋灭吴的主要大臣之下，他曾在襄阳与东吴名将陆抗对峙，善施恩惠，如主动送还吴军俘虏、吴国禾麦、吴人射伤的禽兽等，使“吴人翕然悦服”，北宋归降者不绝。迫使陆抗只得采取“各保分界，无求细利”的方针，不敢贸然行事。另一方面，羊祜率部众又练兵，又生产，提高晋军的战斗力，使晋军由“军无百日之粮”变为“有十年之积”。羊祜死后，继任者杜预，继续练兵习武，屯积军粮，加紧备战。公元272年（泰始八年），司马炎以王氵睿为益州刺史，密命他制造大船，训练水军“为顺流之计”。王氵睿遂着手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晋王朝的一支强大的水军，在长江上游逐渐地建立起来。

正当晋朝国力日盛，积极准备平吴的时候，江东的孙吴政权却是每况愈下。早在孙权晚年，由于赋役苛重，吴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已有所发展，社会矛盾加剧。晚年的孙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搞得朝臣人不自安。孙权死后，围绕即位和权力问题，引发了一连串的宫廷内争和帝位更迭，进一步加剧了吴国的混乱。及至吴元兴元年（264年），孙权之孙乌程侯孙皓被迎立为帝后，情况更加不可收拾。孙皓昏庸无道，即位后尽情享乐，好酒色，兴土木，搞得吴国“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人民揭竿而起，朝臣离心离德。孙皓对西晋的威胁，毫无戒心，有时也派兵攻晋，但多因草率而无功。他迷信长江天险可保平安，从未认真在战备上下功夫。名将陆抗觉察到晋有灭吴的意图，曾不止一次上书要求加强备战，他还预见到晋兵会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特别要求加强建平（今湖北秭归）、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西陵峡口）的防守兵力。王氵睿在蜀造船所剩碎木顺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